法治文化的概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法治文化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文化体制；精品意识；基层观念

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287-01

一、改革创新，激发剧团活力。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艺术表演团体发展的需要，衡水市评剧团对内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在内部人事管理上，打破现有的编制和用人审批程序的限制，根据剧目和工作需要，实行全员聘用制。在现有编制范围内，确保少量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业务骨干为长期固定员工外，其它人员均以剧目、剧组需要确定用人条件和标准，通过公开考核后，根据剧目和时限确定聘用期限，并签订聘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等费用。采取“户口不转、关系不转、双向选择、能进能出”的方式，面向社会招聘了一批热爱评剧事业的优秀青年演员，充实了新生力量，提高了演出阵容和演出质量。在内部分配制度上，打破大锅饭，做到能者上、庸者下，高职低聘、低职高聘，充分体现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彻底改革“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工资分配对现编制内在职职工保留档案工资，全团以业务能力、贡献大小为依据，实行内部考核三个等次定级制，根据工作需要，或按月、按季，或按演出周期，通过专家考核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式确定考核等次，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而激活了内部机制，充分调动了广大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演职人员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全团呈现出一种“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二、打造精品，拓展演出市场。在实行内部改革的同时，在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面向市场，谋划打造精品剧目，为剧团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历时三年，精心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林秀贞》，先后在天津、石家庄等地进行了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赢得各级领导、业内专家的好评和广大观众的热捧，并荣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该剧已成为衡水的一张精彩靓丽的文化名片。该剧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在审美方面，努力营建剧目与当代生活、与当代社会阶层审美，相互交融的文化生态。把注意力集中在戏曲现代题材和思想内容的倾向，在充分探索成熟的艺术经典的同时，积极寻求多渠道的营销途径，谨慎处理好精品创作与世俗风格的协调，为市评剧团精品创作开辟了崭新的思路。剧团始终秉承精益求精的文化艺术追求，不断推出新的剧目，谱写评剧艺术发展新的辉煌篇章。

三、扎根农村，服务广大群众。当前、富裕起来的农村观众，对精神生活有了越来越高的需求、而这些观众很难欣赏到城里高水平的戏剧演出，为此，剧团坚持走基层群众路线，常年坚持送戏下乡。下乡演出是剧团的家常便饭。在农村集镇表演和在固定的影剧院有着天壤之别。三天一个点，五天一个台，随时要卷起铺盖走天下。剧团流动性很大，每逢外出演出，全团出动，装车拆车，装台拆台，人人都是多面手，人人都有一颗热爱评剧事业的火热的心。

篇2

〔论文摘要〕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运用“现代化范式”对中国法学进行了总体性批判。邓正来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判定是极为妥贴的,但是他在总体性危机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却是一种虚假的必然性。造成这种虚假必然性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法学的总体性危机中蕴涵着繁复的问题,邓正来经由对“现代化范式”批判而达致的对中国法学的批判,是对这一繁复性问题的简约化处理。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在对苏力、梁治平、张文显等人设定的“范式”概念质疑的同时,对“范式”这一概念作了较为宽泛的理解,将之界定为“中国法学中若干不同的理论模式或彼此冲突的理论模式所共同信奉的且未经质疑的一整套或某种规范性信念。”〔1〕邓正来认为,中国法学由于受这种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支撑“现代化范式”支配,从而表现出一种总体性的“现代化范式”危机。在我看来邓正来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判定是极为妥贴的,但是,他在总体性危机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建立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必然性,这是因为“现代化范式”批判中蕴涵着极为繁复的问题,而邓正来对这一繁复性问题进行了简约化处理。

一、“法学现代化”概念的歧义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明确宣示,“本文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所依凭的主要是西方论者对现代化理论及其预设所做的批判以及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中的种种观点。”〔2〕具体到对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中国法学批判时,对法律的普适性、中立性和客观性的严重质疑,运用的主要也是西方批判法学的理论。〔3〕因此,邓正来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主要是经由西方现代化批判理论达致的。

确实,邓正来为了获得对现代化概念的同质性理解,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毋庸置疑,那些由西方论者依其视角及其问题而产生出来的各种现代化理论,一俟在心智层面上为中国论者作为潜在的思想“范式”接受下来,就必定会脱离其‘母体’并依其自身的逻辑而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说,正如福科所谓权力依赖知识的建构又会产生与它相符的那种知识一般,‘现代化范式’既依凭中国论者发现西方的知识之建构而得以确立,同时又致使中国论者在其支配下生产出各种变异的有关中国的现代化知识。”〔4〕在此,我们发现邓正来并没有对基于发生学意义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在中国产生变异的现代化知识之间可能具有的巨大差异进行区分,更没有廓清此种差异的理论意义,而是径直地用同质性取代或遮蔽了此种差异性。这种做法,表面上在为其论证提供便捷的同时,实际上将导致论证的不足。

具体而言,邓正来在对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进行批判时,之所以作出“法律多元”的论述进路与“现代法趋向”的论述进路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紧张或冲突这一判定;〔5〕之所以作出苏力所认定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是“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裁减”或“切割”,是与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暗合这一判定;〔6〕之所以作出“本土资源论”与“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比它们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而且也更为根本这一判定。〔7〕实是因为在邓正来的认识中,现代化这一概念是一个必须加以捍卫的始终保有同质性的概念,而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性。“而苏力所关心的,归根到底,则是如何以‘时间’为代价、更好地‘融合和转变’传统的民间法为现代的国家法。显而易见,作为‘本土资源’的民间法,在苏力那里只是在移植法律尚未完全有效的情形下而确立起来的一种补充性‘资源’,亦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彻底改变且移植法律日趋完全有效的情形下可以彻底放弃的那种‘过渡性’资源,是一种在根本上已经被前设了在知识上与‘现代国家法’平等而在价值上却不如‘现代国家法’的资源。”〔8〕显然,邓正来之所以要批判苏力的现代法取向,是他对现代化概念做了同质性的理解。

同样,邓正来在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进行批判时,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辩异过程中将中西方辩异这一比较意义上的参照转换成评价意义上的判准这一判定;〔9〕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辩异以后对中国“文化类型”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这一判定;〔10〕之所以作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受“现代化范式”支配而为中国的法律发展或法律改革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这一判定,〔11〕究其原因,仍然是因为他捍卫始终保有同质性的现代化概念,而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由此也就忽视了梁治平“法律文化论”中“内在视角”的独特性。“内在视角”的独特性在于,“首先,它要求我们从一个社会的内部去看问题,要求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发展脉络,尤其是这个社会在其漫长历史中经常遇到并且感到困扰的种种问题,看这些问题与法治诉求之间有或可能有什么样的联系。其次,因为强调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重要性,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不简单把‘传统’视为‘现代’的对立物而予以否弃,也不把任何名为现代性的事业都看成是对传统观念、制度的全面剔除和取代。为此,我们需要有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的眼光,不只是从现在看过去,也学会由过去看现在。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内在视角还要求我们改变以往所习惯的自上而下看问题的方式,尝试着自下而上地了解和看待这个世界。”〔12〕“内在视角并不预设任何一种形式的二元对立,无论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还是内部与外部的对立,更不会将善与恶,正与邪的意义赋予这类对立。同样,内在视角并不预设某种认识论上的优势,按照种族或者文化来划分观点或者观点的正确性。”〔13〕梁治平对他的“法律文化论”所做的这番阐述足以说明,他并不是如邓正来所认定的那样,要在中西法律文化类型之间作出优劣的比较后,以西方“文化类型”为判准,从而将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简单地强加于中国。

二、现代法治基本价值的去存

邓正来为了将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转换成“现代化范式”危机,采用了并始终捍卫着同质性的现代化概念。由此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集中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四大理论模式特别是“本土资源论”与“法律文化论”的批判中,由于缺乏对这些理论中所包含的现代化差异性的洞见,从而摒弃了由于这种差异性而体现出来的法治现代化的合理因素;二是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作者在经由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而达致的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批判中,尽管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问题束”进行问题化表现出很强的诉求,但是由于没有理清问题化这一知识活动与法治现代化之间的合理关系,从而把法治现代化这一问题悬置起来。

作者在批判“权利本位论”时指出,“实际上,‘权利本位论’之所以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归根结底便是因为‘权利本位论’是一种关于现代法律及其时代精神的法学思考,而这在张文显那里,乃是因为‘权利本位论’就是‘权利作为现代法哲学之基石范畴的理论表达。’当然,‘权利本位论’者也都认为,现代社会乃是以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为其构成要素或必备条件的,所以现代社会将呈现出个体性、多元性、合理性和契约性等本质特征。”〔14〕在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指出,“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于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司法的品质;”〔15〕在此,我们发现,现代法治精神在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究竟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作者并没有给出较为清晰和系统的回答,而只是从否定意义上将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与中国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分离开来。

“法治社会中的主要价值有‘自由’、‘正义’、‘权利’、‘法律’、‘规则’、‘程序’等。这些价值的基本趋向大致是抽象、非人、外在及怀疑人性的,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种种表现(除自由外)。”〔16〕“根据现代法治主义的各种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通过某种民主程序订立的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并且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在形式和实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精神,不仅对于个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于任何违宪的政府举措及法规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等方式方法予以纠正,以保障每一公民的尊严、自由、权利、社会正义以及法律体系的安定性。至于哪种具体的制度模型更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要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而定,不可一刀切。其实现代法治构思本来早就包含了多元化的契机。但是,如果曲解法律秩序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连上述最基本的共性目标本身也不予认同的话,何必玩弄概念游戏,侈谈什么现代化的法治!”〔17〕这些论述表明,现代法治虽源于西方,但是在一些基本理念、价值方面,却可以构成所有意图实现法治的国家的共性目标。可是邓正来将这些共性的目标切换成了他所认为的大词,以及不切合中国实际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18〕这一前提性命题假使成立的话,那么,邓正来的对“现代化范式”批判的方法,若不是对这一前提性命题的否定,就是因为应然和实然的混淆,而回避了这一问题。

三、“知识系统”的开放性及其矛盾境地

正如邓正来所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并不只是就事论事地对中国法学发展过程中几个既有的理论模式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也不是仅仅对作为总体的中国法学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事实上,我旨在揭示和批判的乃是某种特定的‘知识系统’(在本文中乃是指在1978年至今的26年中的中国法学这一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19〕基于对这种知识引进运动的否弃,邓正来要求我们从“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立场,“亦即努力使知识重新获致它本应具有的那种批判性力量,那么一方面我们就必须对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知识生产制度及其赖以为凭的结构进行检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对西方论者就何种人类秩序及其制度更可欲这样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的理论解释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有关中国或人类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20〕

“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21〕自从西方以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始,西方现代化包括法治现代化的经验和知识就逐步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理解自身历史、现实乃至于设计未来的极其重要的知识资源。而这种前见的形成并非如邓正来所认定的那样,是中国法学论者集体无意识的结果,相反,带着“前反思性”的立场思考和建构中国法学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假如在我们的认识里,中国法学论者具有理性判断和鉴别能力这一前提成立的话,那么,西方法治现代化的知识是以其比较优势被中国法学论者接受的。“用法治等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现实甚至设想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研究的结果。”〔22〕在中国以封闭的状态存在时,有着自己的以儒学为主的知识系统,但一旦这一知识系统向西方开放后,就意味着中国自己的知识系统与西方现代化知识系统之间的比较和竞争,而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为概念系统之间的竞争。

“概念系统作为文化的最基本的内容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知识体系;各概念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为表里的有机联系。如果接受某个概念系统中的某个范畴,必然会导致接受该概念系统中相应的概念范畴;儒家如果接受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则意味着迈出了走向自由主义的第一步,必然会进一步接受诸如法治、合法性、、财产等概念。”〔23〕如此,则中国原本固有的知识系统就存在着认同危机,处于弱势地位,而西方现代化知识系统就处于强势地位。所以,中国法学论者接受西方现代化知识,并不是邓正来所认定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固有的知识比较贫乏。“儒家学说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基本上是非常抽象、高度概括的概念。这类概念作为哲学探讨的范畴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是,却无法把它进一步制度化、具体化。”〔24〕可见,西方现代化法治知识,不但占据着解释力上的优势,而且占据着制度设计上的优势。显然,邓正来在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没有很好地协调甚至没有意识到知识系统的开放与认同危机这一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J〕.政法论坛,2005,(1):10.

〔2〕〔3〕〔4〕〔14〕〔15〕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J〕.政法论坛,2005,(2):32,35-36,34,21,41.

〔5〕〔6〕〔7〕〔8〕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J〕.政法论坛,2005,(3):63,69-70,55,67.

〔9〕〔10〕〔11〕〔19〕〔20〕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J〕.政法论坛,2005,(4):59,62,66,69,71

〔12〕〔13〕梁治平.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88,89.

〔16〕〔22〕〔23〕〔24〕於兴中.法治与文明秩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9,15,77-78,81.

〔17〕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也谈对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反思〔J〕.战略与管理,第48期.

篇3

关键词：法；法治；传承

有太多的法学家试图对法这个字进行全面的定义，可惜“法”力无边，至今还不能完美的阐释这个奥妙无穷的“法”字。“法”虽未曾完美阐释，我们却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它无处不在的身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法”只是一个我们抽象出来的概念，但由“法”出发，落实于法治却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实实在在的目标。法治的概念无论从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认为是社会的完美状态，但随之而来伴随着一丝困惑：中国的法治，究竟该怎么走，它会采取何种方式去发展？

一、法治学说

法治该怎么走，现在有诸多观点，笔者认为主流上应当为三种：第一种是权利本位说；第二种是部门法论者的法条主义；第三种是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

第一种权利本位说。权利本位是一个西方背景下的理想，权利这个名词对于国人来说本身是一个舶来品，对权利的定义用中文语境来说很难与西方概念完全一致，比如权利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权利的限制有哪些，以及在不同文化上权利是否有所不同？从理想主义角度来看，权利本位是完美的，可完美的是理念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环境不同，很多可能知道法治，但对权利究竟是什么却非常陌生。举个例子，每个人有独立平等且自由的权利，但实际上父母和孩子权利天然是不可能对等的，父母有更多的义务，孩子更多的是权利。在笔者看来权利本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应尽量在实践中贯彻权利，但是不能迷信权利，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注意培养深厚的法治土壤，而不是去树立概念上的空中楼阁。

第二种是法条本位，这个可能跟九十代的法律万能论有一定关系，但是根据任何一本现有的法理学教材来说，法律不是万能的。法治如果光靠法条去实现，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法条主义是法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那第三种是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说，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基本上是立足于我国的现状，这一学说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以及中国本身发展法治所存有的社会基础。这一学说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就是该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国乡土社会和商业社会交叉的复杂状态有所忽略，简单的说：乡土社会的文化浸入到了城市，但是城市的文化是商业的，所以城市里有它各种文化混合的一面，不能一概论之。

综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法治应该是在传承中进化的。有人或许会有反驳，中国法律的框架以及诸多的概念不都是移植的么？甚至连法治这个词本身都是西方过来的，怎么在传承中进化？是的，我们现在所应用的法律概念、框架基本上都是舶来品，可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华法系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历史的惯性却一直影响我们到现在。

二、法治的本土化原因

法治正如同我比喻中所说的橘子一样，它一方面要考虑自己吸收的是什么，另一方面它要考虑自己立足的土壤是什么？前者衡量法律移植的优势，后者比较传统的影响。

笔者将进行分块论证我国法治需要在传承中进化的原因，分别是思维模式、风俗习惯、人性。

（一）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是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及其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大都是以经验式为基础的，我们喜欢于历史中寻求经验，一般不进行逻辑或者创新思维。按照普通思维，我举一例，比如法官断案是按照逻辑三段论进行推理的，而逻辑三段论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段构成，一般来说有严格的顺序编排，但是现实往往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的。我国的法官总是先从小前提入手，即所谓的事实，先事实审再法律审。不管大前提设置的多么完美，如果小前提没办法解决的话，逻辑是成立不了的。实践操作中，为了让事实确立，我国法官往往会先导入经验在进行逻辑上的配套，小前提才可能成立，所以在中国从事法律，有点类似于英美法系，逻辑是要为经验服务的。另外一种经验告诉我们，从事法律，需要拥有本土的经验，当这片土壤上有着它独特的文化厚度，逻辑虽然可以拿来用，但很多事情都不是光靠逻辑可以成功的，所以本土经验往往占有巨大的市场。

（二）风俗习惯

乡土中国是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整个乡土都是熟人，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是经验，几乎一个人存于世上的一切都是经验式的。中国有这种文化在里面，它不好的一面需要吸收优秀的制度去逐渐改进，它好的一面却需要加以传承。我国由于是成文法国家，法律界曾经有些忽视自己最为宝贵的习惯法，不过近来逐渐引起了重视，学界也产生了一批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进一步探索风俗习惯的问题，国家的权力很大，但也有其延伸不及的地方，这个欠缺地带在乡村中非常明显，但是乡村仍然需要治理，怎么治，村干部来治。村干部是来自于本土的，他处于本土这个熟人社会，在利益的衡量中，他会偏向于熟人社会，因为他没有升迁的希望，而且他必须生活在乡土中。经验告诉他，怎样处理本土产生的纠纷，才能更大程度的维持本土的秩序与平衡，所以在乡村中，一个深得人心的村干部是公正的化身。苏力教授曾说在涉及乡村的案子，聪明的法律人就会去寻求村干部的帮助，并做出在法律范围内的让步，这样即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尊重了乡土的习惯。

（三）人性

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由的，但自由是受限制的。这种限制最为重要的一面即是法律，人性有雷同，法律却不同，为什么？关键在于两者出发点或者基础是不相同的。

西方关注的是神的世界，所以他们的思想充满了神性，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几乎是信仰上帝中西方人的共识，如若没有这种神性基础，笔者认为人人平等是不可能存在于人性的。神性化的理念，往往存在于最完美的理想化中，没有神性的渊源就没有平等的概念，这个渊源来源于人们深刻的信仰。相对于西方，国人更为关注的是人的世界，所以我们的思想充满了伦理，而伦理的出发点是伦理纲常，而不是人人平等。伦理纲常因为有群臣父子的理念也就无法包涵人人平等，它更多关注与人人的和谐相处，讲究秩序的稳定，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发展出了一整套伦理观念，并让这一套理念与法律水融，影响直至现在。当然西方也有伦理，这种伦理同样贯彻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他们的伦理没有发展出更为完整的与法律融合的模式，纵观西方法律历史，西方法律有一定的伦理观念掺杂其中，却不是以伦理观念作为法律的哲学基础。

三、法治本土化反思

分析了法律本土化的原因，就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律价值和西方的有相同的地方，有相同却侧重点不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笔者不反对西方法律的引入，但反对整套西方法律价值体系的引入，我国的法律理想不是西方的法律理想，两者背景不同，基础不同，若强要模仿，总是会产生水土不服，其花费的成本较为巨大。

如若引进西方的法律，还要注意的是，这是一种被吸收了的理念，是积淀在我国本土法之上的，法律制度引入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排除法律工具化的思想，工具可以采取拿来主义，而法律则不行，法律在性质上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工具。很多人会误解我们拿西方的法律制度来用，法律可以被移植，就是一种工具，工具化的法律是危险的，因为它不被信仰嘛，而法律是要被信仰的。

篇4

一、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发展观念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

文化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文化的现实存在及其基于人类的自觉审视所形成的文化理论贡献告诉我们，文化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性存在[2]。而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则决定人们既不能抛弃民族文化也不能僵守民族文化，既不能排斥外来民族文化也不能简单地拥抱外来民族文化，应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在当代国内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潮流中，以扬弃的方式通过与优质文化的融合，保证文化的先进性。这就决定了我国对当代法治文化的态度：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对待法治文化，即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必然形成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法治文化发展观。近年来，人们对法治文化产生了不同解释，但多数是单维度甚至宽泛的解释，难以形成对法治文化的全面把握，如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价值追求，是一个法治国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是人们的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精神[3]。也有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具有或应有的文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4]。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蕴涵着法治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其中观念意识与价值取向是法治文化的内核，而生活方式是法治文化的外层[5]。按照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认知逻辑，可以在法治文化众多的理解中梳理出对法治文化认知的共识：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法治文化包括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本体维度、结构维度三个维度的内涵。从法治文化的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是人类长期以来以法治为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及社会以法治为运行方式的历史积淀，是以法治为对象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不同地域、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凝聚成该地域或民族所特有的法治文化系统，从而形成带有民族性的、多元的法治文化。同时，在历史的发展以及不同法治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法治文化的变动不居、吸收异质的发展规律。从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考察，法治文化表现为以法治为重要因素的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法律活动中，影响人、制约人的法律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它为法律人格的塑造提供标准、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指引。像对文化的理解一样，对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的理解可以引申出对其功能维度的理解，即法治文化是法治的根源，是法治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人们所具有的关于法治的心态、意识、观念、认同标准影响着法治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法治状态。从法治文化的结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可分为内隐的和外显的两种不同层次，有学者称之为隐性法治文化和显性法治文化。其中，隐性法治文化包括基本概念、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价值追求。显性法治文化包括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行为和法律设施[6]。体现为意识、观念、精神、价值的内隐的，作为一种无形的、深层的、稳定的法治文化，其处于核心地位并对人和社会产生显著、久远的影响。关于法治文化的具体分析有利于人们对法治文化内涵形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为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拨开迷雾：不能只着眼于西化的法治理论，应通过多维度的考察确定法治文化建设的方向。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法治文化观念的养成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观念，以此指引法治文化建设的行为。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陷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凸显我国法治观念的偏差，缺乏对法治的整体认识。因此，应通过对法治的正确、理性认识，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特别是通过对内隐的法治文化的正确培育，进而影响外显的法治文化。因此，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如何理解法治？是否坚持西方的法治？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法治？

（一）法治的检讨

当前，我国部分人仍然坚持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观点，秉持西方的法治文化立场，其在对待法治的问题上，总是以西方关于法治的认识标准来检验我国的法治建设，这样自然得出我国的法治建设不理想甚至还没有法治的结论。特别是对西方法治的肯定是建立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的基础上，而我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因为被否定而消失，尤其是强势的“官本位”因素并未被消除，这导致西方法治在我国出现困境。因此，检讨对法治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从以往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来看，观察者多是以法治为立足点，通过法治看法治，根据与西方达成共识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民主等法治要素观察法治，符合法治要素的就是法治国家。事实上，以上做法限制了对法治的认识视野。在魏德士看来，观察者从一个立足点出发，观察周边事物，通常唯独没有看到该立足点——因为他自己正是立足在这一点上。只有改变立足点，才能观察到原来的立足点并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原有的观察结果[7]。所以，应该突破法治的藩篱，寻找恰当的立足点来看待法治。而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及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问题又回到人身上，一切活动围绕人来展开，法治也不例外。当把视角转到人本身时，可发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精神生活的丰富再到心灵获得慰藉。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法治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已经推向全世界并且被冠之以普适的方式，但这只是一种强势输出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更不是最佳的方式和唯一的方式。首先，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世界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法治文明。一个民族或区域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其对人的全面发展方式的选择也不可能相同。任何一个民族或区域都可以结合自身的传统形成其人的全面发展方式，而不是简单化一，否则就违背了文化多元性的特质，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相背离。其次，西方对法治的选择不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上的，或者说不是建立在人的自身修养提升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动荡、战争、征伐、掠夺过程中的选择，所以不能理解为是最佳的选择。这种选择以一种纯理性的方式维持了一种社会秩序，但由于忽略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因而缺乏稳定的基础。对于这种状况，昂格尔一针见血地揭示：法治就像生命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只是在恶劣环境中作出最佳选择的尝试[8]。法治是对社会秩序衰落的一种反应，它把人变为机械规则的附属，用冰冷的权利义务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和谐，它忽略社会的丰富多彩和个体的不同，把所有的一切都整齐划一，而且，最危险的是，它可以成为统治集团以社会的名义追求某种政策目标的工具[9]。再次，就法治本身而言，也是不确定的。对此，夏勇先生在《不能遗忘的文明》中提出了质疑：一是法治究竟指什么？是哲学王之治、神袛和理智之治？还是法律主导、法律面前平等之治？等等。二是用以为治的“法”是什么？国家的实在法、自然法、天法还是神法？三是法律权威的观念到了什么时候、什么程度才能被看做一种合格的“法治思想”[10]？如果理解为良法之治，那么何为良法？其标准是什么？是否法达到了良法的程度？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如何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法治？按照发展的观点，法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这意味着法治不存在完美的程度，又如何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不是法治呢？以上问题值得深思。最后，法治并未实现其内在要求。法治的共识是以良法至上的方式保障人权、制约公权，法治应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所谓法治国家并没有实现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人权常常被蹂躏，法治也没有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当代社会所存在的动荡、罢工、恐怖活动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在承认西方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西方法治所带来的现代性的贫困：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生态的恶化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11]。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对法治盲目崇拜，应将其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由于只是作为一种方式，就不能孤芳自赏，而应理性地对待其他方式，不能带着傲慢或偏见对其他方式横加指责。同时，这种方式应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样有完善的需要，而不能只强调现代西方的法治标准。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观念的形成

当我们把法治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时，我们应对法治形成怎样的看法？从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应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维度来判断，即结合法治是否能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慰藉来判断。由于上述法治的非至善性，而人们又选择法治之路时，就需要对法治作出更宽容的解释。如此，对法治形成这样的认识：法治以道德或宗教对人的自身修养提升为基础，以多元为特征，以法律为社会秩序的主要规范手段，通过人善性的提升与法律的结合实现公权的合理规范和私权的合理保障，并通过解决多种社会冲突的途径维持社会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

第一，法治因素中包含着道德或宗教。姑且不论法治具有道德基础或宗教基础，也不论及法治对道德和宗教的确认。单从法治的实践讲，法治是单纯地依靠法律调节社会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践行法治的显著表征在于遵守法律，人之所以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自身的强制性，还取决于人自身的内在约束：人具有遵守法律的内心确认。而这又是道德或宗教对人不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改造之使然。不否认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阻碍性，应肯定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驱动力。西方的宗教传统不但催生了自然法中核心的正义、权利等观念，更重要的是，其所体现的以大爱为核心的基本伦理对心性的提升促使人性向善，并在法律符合宗教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形成法律的信仰。我国所具有的道德传统更是重视对人性向善的改造，但由于狭隘的法治观念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法治存在冲突，特别是在“五四”前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导致我国急于效仿西方而批判我国传统文化。该选择使国人只是追求市场而淡化了自我心性的提升，从而造成了人性的冷漠，也难以实现对法律的遵守。这表明，法治并不能只理解为法律之治，而是以法律为核心的治理。法治也应当包含道德或宗教等要素，法治的实现需要宗教或道德的支撑。以宗教或道德特别是道德实现人性的向善、人格的完善，以善性推进法律的良性和法律的遵守。可见，民主法治所表现出来的文明与宽大，既有赖于制度，又得力于人性的善良。事实证明，民主法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必须以政府官员、人民大众的相当的道德水准和政治品性为前提[12]。

第二，法治具有多元性，法治并不只是西化的法治。法治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法治的多元性，这说明法治建设甚至是西方法治不可能整齐划一。事实亦如此，承继古希腊罗马思想的西方现代法治在英国历经几百年方始确立，随后辗转存在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法治发展体现着分殊与异同，都是在保持着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法律至上、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的基础上根据各国的国情走着截然不同的法治之路，彰显着法治的多元性。因此，西方法治的推广是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强加的结果，并不是必然的选择。即使推行西方的法治，仍然存在选择何种西方法治的问题。各国都可以在坚持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的基础上，践行适合本国国情（包括传统文化的扬弃）的法治。法治形态的多元化促使各国可以实施多形态的法治。此外，法治内容的多元化还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现代人们都趋向于“法治是民主”的观点，法治建设必须实行民主。但民主并不存在单一的理解，于是人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模式的民主。二是保障人权是法治的核心。但“人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能说达到了某个标准就是实现了人权，就是践行了法治。三是对于制约公权来讲，它应当是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状况下的产物，即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状况下，对人民理论下本属于人民（公民）的公权掌握在国家手中，若与公民脱离，极易造成对公民的侵害，因此应通过法治的形式给予制约。但在国家、社会、市民三位一体的社会状况下，权力的掌有者也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制约意味着自己对自己制约，是一种逻辑的悖论，此时就不应当强调制约公权，而应是合理规范公权。

第三，法治意味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存。法治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一种方式，目的在于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的慰藉。所以，对符合达成以上目的的能解决纠纷的方式，就应该是可取的。这就意味着，法治并不只是依赖法律、法院来解决冲突，因为在只依赖法律和法院来解决的狭隘法制观念下，容易形成依赖一种程序性的操作及理性的法律达成一种结果，并不意味着社会冲突真正得到解决，这在我国尤为甚。当前有一些国家谋求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社会冲突，这不仅解决了法院诉累的问题，而且为探寻彻底解决社会冲突提供新思路。人的全面发展目的的实现除了以法律、法院解决社会冲突，更应强调“应天理、顺人情”，即法治应考虑伦理社会的现实性、大众的正义观和情感。基于此，实施法治意味着可以通过自行和解、调解、仲裁等途径来解决社会冲突，可以在法律之外凭借道德、人情解决社会冲突，但此做法应要弱化人际关系的负效应。要知道，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削弱法律，法律仍然是核心，只是不能一味依赖法律而已。上述体现了法治的宽容，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狭隘的法治观的一种突破。依上述观念所形成的法治文化，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是恰当的。进行这种法治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实现法治建设的进化，突破当代法治的困境，朝着人的理想境界迈进。

三、建设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进路

通过破解法治的困境而形成的法治文化观，在顺应文化理论的语境下，就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指引：不能只认同西方的法治，不能只依据法律来实施法治。而应在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进行我国的当代法治文化建设。即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扬弃，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法治因素，吸收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先进文化，以此建设我国的法治文化，推进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精髓

钱穆先生说：“只有凭仗中国民族，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历史，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问题。”[13]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生生不息的延续与光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模式，自然蕴涵着影响力和文化力。我们不可能在的背景下就一国的法治进行建设，这个建设的过程必然地与传统及现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因某些腐败而全盘批判，也不能因西方文化的压力而对其加以否定。我国传统文化应该在内在创造性的转化中实现超越与进化，完成与现代性的契合，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支持。而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应通过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并结合现代性的因素来进行。传承是指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把能够成为法治构成要素的因子——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合理采用，成为现代法治的构成部分。对于过时、陈旧的传统文化理当对其进行批判或废除，而对于那些体现现代思想的传统文化则应该合理采用，并让它继续发挥作用，成为法治的组成部分。而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要求，人的发展必须“内外兼修”。对内而言，就是通过心性的修炼达到人性向善；对外而言，就是通过外在的约束规范人、促进人的发展。心性的修炼就是道德的培育，因此，我国传统文化中优良法治因素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道德的关注。我国“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辉先生认为，道德是“良心”与“德行”的统一，是必然要表现于外的社会行为，必然要影响社会并受社会制约[15]。重视道德，加强道德修养，提升人的善性，并以此善性的社会影响力，才能保证良法的实现和对法律的遵守。如果没有人的内心向善，在人性恶的状况下制定出良法仅是一种理想，而仅靠法律本身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守法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道德与法律具有天然的契合，现代法治所依托的自然法思想实质上是道德的法律表达，法律之初是具有道德基础的。道德的属性及重要性决定了法治文化不能把道德排除在外，我国也有学者提出法治文化应是法律和道德的二元文化[16]。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道德基础，或者说，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道德氛围。一直以来，我国都重视道德，强调通过道德修身自省，这凸显了德治的社会发展特色，以期通过人心灵的纯化促进人的发展。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依赖道德”[17]。尽管道德教化所倡导的等级秩序、君权思想、“官本位”思想已不可取，但道德所期望的以身作则、集体主义、舍生取义等当然有着积极的因素。所以，应当通过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汲取其中的积极因素，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系统。而如何实现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传承，则有赖于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仁”为逻辑起点，具体体现为德治和民本思想[18]。所以，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就是道德教化的实现。应当说，传统儒学与道德是具有同一性的，与现代法治理念也具有相融性。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礼法结合”等内容，一是表达了对德的追求，强调每个人都修行仁德，以便实现德这种发自内心的规范，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二是体现了法治所要求的人本思想，具有与法治的理性的一致性：就价值取向来说，都应当是爱人、肯定人、尊重人，保护人的权利。儒家思想具有与现代法治暗合的诸多因素，并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仅就西方而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通过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的结合，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新的思想和理论，即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在西方被视为“天赐的礼物”，成为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19]。基于现代法治所依据的思想和理论来源于儒学，那么，我国在建设法治文化的过程中更应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思想。传承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弘扬道德精神，同时结合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是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

（二）吸收他国先进法治文化

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除了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应考虑对他国（主要是西方）先进的法治文化的吸收。在穗积陈重看来，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一切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唯有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20]。因此，我国传统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之际，需与西方法治文化中之先进文化相融构，排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现代法治建设的阻碍和危害，促使先进法治文化的形成。吸收并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代国家的一种选择，其形成过程历经几百年。最初彰显的是限制王权的特质，并最终历经启蒙思想的洗礼，形成了现代西方法治文化。总体而言，现代西方法治文化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契约精神。包含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在内的民主意识、反映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设计等诸多方面。但西方现代法治文化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是历经古希腊、古罗马的道德观、自然观及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观，并在基于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对神治的理性批判过程中所培育的，是西方特有的地理、民族等要素的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所以，西方现代法治文化是西方的，虽然可为其他文化所借鉴，但不能代表其具有普适性甚至唯一性而为我国全盘吸收。目前，很多人把西方法治文化看做一种强势文化，甚至主张单维进化论，这是不可取的。他们之所以认为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并依此主张一种单维的进化论，这实质上既是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结果，也是落后国家对西方国家强盛的一种盲从表现，更是落后国家基于本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所带来的消极效应所造成的。导致以上结果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把多元存在的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看成是完全对立，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两个体系。殊不知，作为文化，必然有其文明的成果，有着文化沿袭的积极因素，或是真正的传统理念精神，而不同文化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对话和交融。所以，把西方法治文化作为一种单维文化是不现实的。尽管西方法治文化所包含的现代因素因迎合了现代社会的需要并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甚至实现了在全球的强势推广，但这未必是一种合理、成功的选择。基于“泛西方化”的选择给非西方社会（拉丁美洲地区，西亚、北非及南部非洲地区）带来的社会动荡、秩序混乱乃至多发的法治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证明[21]。就西方法治文化本身而言，同样有着不能全盘西化的因素。首先，西方国家对法治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在西方法治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立宪主义和议会主义，出现了不同的民主模式和权力制衡模式，导致了英国、美国、德国等不同的法治实践。其次，西方法治文化中呈现出一种理性对道德的沦丧[22]。西方现代法治实现之初，是道德与理性合力的结果，是通过用理性标识道德、以理性涵盖道德、凭理性提升道德得以实现的。但法治实现以后，或许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利益或金钱的一种追求使然，其抛弃了作为法律基础的道德，不再强调法律的正义性，只强调法律的实证主义，以冰冷的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权威，并因而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最后，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种发展的文化，是变动不居的。从西方最初对法治的认识到现在对法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这也给全盘西化带来了困难。基于此，西方法治文化作为一种对现代社会适应的结果，总体上是一种先进的文化，但不是唯一的文化。基于西方的土壤所形成的西方法治文化是不可能带有普适性的。对于西方先进法治文化，我们当然可以学习、效仿，但不能盲目接受。对西方法治文化的理性吸收，应主要是接受适应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包括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在内的法治精神及体现这些法治精神的人权、民主等观念，至于如何弘扬法治精神和落实人权、民主等观念及如何设计相关的制度，则依赖于我们对法治的全新的诠释及前文提及的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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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治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法学家或者政治家们提出的法治的概念各有不同。试从法治的概念及发展历史来简要探讨一下法治的价值追求，明确了人文关怀是法治的本质价值，并着重探讨了法治价值的本源和法治的永恒主题。

关键词：法治；价值追求；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1-0237-01

法治概念从西方文化中发展而来，其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深远。如今普遍于社会思潮中的法治的观念多以西方文化为阐述的背景。我国也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在我国这样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家要实现“法治”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从理论上来讲，除了理清法治的构造，法治的特征，法治的条件之外，还应注重对法治的价值追求的探索。只有认清治国中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才能更好的采用治国方略。

价值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法学理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通常解释为“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的概念，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本身……价值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或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和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想要’做什么的观念。价值是内在的主观概念，它所提出的是道德的、伦理的、美学的和个人喜好的标准。”任何人类的造物都是人类一定价值的载体，法治也不例外，总是凝聚着人类对国家、社会的愿望，以及对自己的生活境遇和生活质量改变的希求。在人类寄予法治的所有愿望中，获得自由和权利处于核心位置。

1 法治的含义

其实在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和法学史上，直接定义法治的并不多见。因为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不是恒久不变的。所以对其做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相同，不可能有同一语境下的法治概念，但法治本身的根本性质和价值追求却是一样重要的。

笔者认为，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物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治国理论、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其核心内容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

2 法治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几乎与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含义的同一时期，先秦法家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法家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中国当时儒家的“礼治”、“德治”而提出，并没有将其视为“法治”。

在西方，“法治”这一术语最早由古希腊雅典“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提出。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法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法治国的方案。柏拉图之后，其学生亚里士多德明确主张“法治应当优先于一人之治”，他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法治的内涵作出了精致而完美的解释。以至于后来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学者对法治的理解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在探讨法治的时候，仍然将“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和“良法”作为法治的应有之义。

法治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人类文明和法理念的发展历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对自身关怀的增加，法律的作用不断增强，于是法治的概念产生并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及以后的时代里，人们更多的仍然将法治视为统治者实施更好统治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人们对法的遵守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即慑于法的威力而被动遵守法律。而中国先秦法家所提出的“以法治国”更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如今，各国学者在吸收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含义的同时，也开始探询法治更为根本的东西，也即法治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

3 法治的价值追求

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从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和肯定，从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来，人们不再束缚于君主的强权政治与特权之下。这种人文精神孕育了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法律至上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法治构成要素。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类一直致力追求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也即法律至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从法律获得普遍服从的角度来讲，法律至上应该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统治者服从法律，在如今的国家形态下，即政府及管理者服从法律；另一个方面则是人民服从法律。如果没有政府及管理者对法律的服从，而这种法律也不能称其为是至上的法律。法律至上并非是法便至上，笔者赞成“恶法非法”论，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法律的制定本身就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因此法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法律至上最重要的是保证法律高于权力。统治机构既是制定法律的权威也是执行法律的权威，因此在法治国中，统治机构的权力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法律应该是最高权威而非统治机构。即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行政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而干涉人民的生活。统治机构代表着权力，虽然法律经由这种权力而产生并具有强制力，但是这种权力在赋予法律以强制力以后也应该服从于这种法律的强制力，否则法律的强制力便是不完整的，也谈不上进行法治。

法律的出现本身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因此法律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法治的最根本价值则该是人文关怀，即对人类本身的关怀。而人文关怀中最核心的内容便是人文精神，它是人文关怀的直接表象，并且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文精神便占据着各国思想家思考的一部分。有学者将人文精神的要点概括为：

（1）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思想人格。

（2）高扬人的价值，否定神和神学对人的束缚。

（3）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在肯定人欲的合理，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湮没。

（4）谋求个性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

（5）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和认识领域的强制服从。

根据早期自然法思想，法即代表着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现今的以人为本，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不断增加，而这种关怀更是体现在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中。从根本上来讲，法律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也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工具，而人才是最终极的目标与关怀。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公平、正义、权利，都需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从而赋予了宪法以最高的权威，因为宪法是这些人类基本权利的载体。可见人类其实是用法律来实现对自己的终极关怀的。

法治并不是单纯治人，是法所反映的人类人文精神的需要。在法治建构中，人并非法的对立面，人永远是目的，法永远是人的方式和手段。当法律的制定和运作的全过程反映人类人文精神的需要时，法律的至上性便成为这种人类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法律成为最高权威，才能保证人类的基本权利不被践踏，也才能保证人类得以实现对自身的关怀。因此，从法治所要实现的本质目标上来看，都是为了使人类获得更为根本性的发展，而人文关怀便成其为法治的本质性的价值追求。法总是体现一定自由，而以法铸造而成的法治，自由又无疑是它永恒的主题。所以法治无论是从制度方面还是从精神方面而言，自由既是它产生的根源，又是它始终关怀的目标。

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如果说法治作为社会文明中的成果，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种理性选择，那么法治除经济因素外，人文关怀是其重要的精神动力。法治并非单纯的规则之治，更多应将其视为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这样也才能克服法律规则本身的僵化与死板。由于法治内在的本质的价值是人文关怀，则法治所反映出来的法律规则便必须成为至上的，这样才能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也使法治得以实现。当法律至上以人文关怀为背景时，也便成为一个灵活的而表征着所有善的正义的法。只有确定了法治的价值追求，才能使法治化的道路向着明确而光明的方向前进。因而法治，无论作为一种制度方式，还是作为信念存在都是自我完善的需要，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人类的一种关怀方式。

参考文献

［1］L.亨金.权利时代［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

［2］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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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信仰；中西法律文化；法治

梁治平教授的《新波斯人信札》一书于2000年4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全书共94千字。凡读过或听说过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一书的人，都会知道本书名的由来。有趣的是我是先读《新波斯人信札》，再读《波斯人信札》，这次是重温《新波斯人信札》。本书共收信札十一封，由五位作者写成。第一至七封信由梁治平写成，第八封信由东岳撰写，第九封信由徐友军撰写，第十封信由齐海滨撰写，第十一封信由贺卫方撰写。本书作者多人，行文风格各异，但大家的思路非常接近，所成各篇，正好互相补充。选择读本书最初是因为书名和形式内容较新颖，后来发现其文字表述也较为通俗易懂，读毕不仅对中国法文化传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引发了一些思考，真是受益匪浅。

一、传统与历史

说到传统，就不能不提历史，不懂传统，你就没法正确认识中国，而不清楚历史，你就弄不懂传统。传统并不就是历史，它只是历史地形成的。

中国的历史确实让人着迷，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揭开的谜。它没有欧几里德几何学，但有许多惊人的科学发明；它不讲焦点透视和黄金分割律，却有无数足以流传千古的艺术杰作；它不曾信奉上帝，但有着千百年一脉相承、深入人心的道德观念。甚至在中国，事事都要受道德支配，没有什么问题不能翻译成善与恶的语言，也没有什么冲突不能借道德手段解决。在这里，道德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官方的，某些道德戒律，要靠政府官吏和国家法律来执行。

人们不仅应了解祖国的传统，更应该尊重它。可喜的是，中国教育一直把传统历史文化教育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小学起我们就开始学历史，至少对中国古今甚至中外历史都颇有了解。相比美国教育，完全崇尚科学教育，而对历史教育不屑一顾，我国这点是值得称赞的。只是我们的教育方式、形式有待改进，应试教育实则为广大学生反感，这大概也是年轻人讨厌历史的原因之一吧。结果使中国人粗略地了解历史，却不尊重它，反而叛逆地去追求外来传统文化。

二、中西法律文化

法等于刑！这便是中国古法的神圣传统。故法不能至上，不能作自由的尺度、权利之保障。它的全部社会功能，不过是令行禁止四个字。这种法，只能是帝王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手段。因此法很难为人们所信仰。

中国古代历史很著名的儒法之争，儒家力主礼治，实则从人心入手，强调教化作用，甚至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与其相反，法家绝不相信礼能够成为社会秩序的支柱，更不相信只依靠教化手段就可治理好国家。他们认为，只有严刑峻法，赏罚分明，才可能国富兵强，立于不败之地。相比之下，我更赞成法家的观点，毕竟一个社会只依靠礼治就想和谐是不太现实的，那只是儒家的幻想。当然法治的同时也应当辅之以礼，二者相结合效果才更佳。

其实，“法治”是中国近百年来有志之士梦寐以求的。可惜传统中国从未有“法治”的观念及事实，因为中国从未有过作为法治前提或基础的公民社会。自古迄近代，中国从未有过独立自主自由的公民身份，从未曾以个人为本体或本位。在那漫长的时代，身份法或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

中西法律文化的相同之处在于，法是一种“社会的有组织的暴力”，此外，法的概念一定与某种秩序有关。而不同之处在于，希腊人之所以把法律看得崇高，甚至创造出“自然法”这样神圣观念来，那是因为希腊的法是与正义、公平、理性和权利这些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法与权利往往是同一个字。中国古代的法律，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与权利的概念无关，它几乎就是刑的同义语。

应当承认，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探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困难在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层性。就传统的法律文化来讲，历代的立法自然反映了一种文化，但一般百姓对法律、法庭、法官等的态度也同样是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举个例子，许多民族古代都有实行审裁法的记载，博学的法学家瞿同祖先生认为这方面“唯一的可能的例外是中国，中国人中找不到神判的痕迹。”

三、法治建设

选择人治还是法治，它在中国知识界成了问题主要原因恐怕在于在中国悠久的传统中，没有过实行法治的历史。关于法与道德，总的来说，法律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精神价值，这是它为什么离不开社会道德的终极原因。法律与道德是相互渗透、彼此依靠的，如果代表至善和正义的道德与代表神圣和公平的法律之间的纽带变得脆弱不堪，更大的社会危机就将临近了。

在当今中国应坚定不移地选择法治，但这最需要的也许是时间。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是创造累积资源。的确，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的确立与基本的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向结合起来，我们的社会真正是在经历着沧海桑田一般的变化。虽然法治的过程有坎坷，也有不尽如人意，但我们应对此抱一种宽容态度，并坚信法治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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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治国的对象是指依法治国的受治者，即法治主体依法所治的对象，它具有复杂性，指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诸方面。

2、一方面，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是法治所治之对象，主要体现为国家公共权力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的功能和作用范围以及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民由此获得利益保障和权利救济的过程，另一方面，国家事务应作为法治的重点，因为依法治国所“治”之“国”，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国家既是由人口、地理环境、民族等因素复合成的地域概念，在此更是意指它的政治意义(state)，政治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以政府机构名义组织而成的政治共同体，二是政治共同体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如前所述，尽管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并非权力的来源和主体，但由于其所处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权力所具有的既能保障人权又能损害国民利益的双重属性，因此，它们应成为依法治国的重点对象。当然，这并不排斥对其他对象的调节与治理，但应有轻重缓急之分。具体而言，依法治国的重心应定位于以权力为基点的权力组织，权力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三大方面。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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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二元认识论；法治；人治；德治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1-122-01

在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治理问题上，古今中外历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理念。任何一种政治理念的生成与生长，都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理想目标相关联，也与其具体的政治实践情景和方式直接关联。因为“人们在构建自己的社会国家秩序时，总是以一定的价值前提作为出发点，总是以一定的理想状态作为自己的判断依据”。纵观人类各个时代，法治与人治，尤其是作为人治表现效果之一的德治，自古就受到政治家、思想家们的普遍关注。由于各自立场、认识上的不同，他们在德治与法治关系问题上一直争论不已。由于历史上人治的种种劣性的暴露，中国学者们特别渴望有一种优于人治的理想社会，因此对法治产生了无限遐想。事实上，由于二元认识论的限制，目前中国人们基本上已经认定法治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认为法治是最理想的或唯一的选择。这种观点本身是具有局限性的，没有认识到从所谓人治、德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其实没有走很远，仍然是从一元的社会走向另一个一元的远非理想的社会。当然也就不利于中国的政治治理。

一、 概述二元认识论

二元认识论作为西方强势文化的局限性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指建立在理性和非理性基础之上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把理性和非理性、个人和集体、法律和宗教、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不仅阻碍了强势文化认识弱势文化的可能性，也限制了强势文化本身的发展。在社会制度上面来看，二元文化认识论把社会分为专治和民主，传统和现代，法治形和德治形的社会。无法想象或拒不承认除了法治形和德治形的社会之外，还会存在着其它类形，比如像宗教形的社会，或宗教文明秩序等等。这样便把多样的现实世界简化成为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而法治文化的强盛便必然意味着德治文化的低劣，选择法治必然摒弃德治。就弱势文化而言，除了遵从强势文化之外似乎别无其它途径。

二、 法治理念概述

法治最初只是一种理想，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明秩序，一种社会框架，而这种社会框架与法治理想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作为一种权威理想，法治激励了不少仁人志士为争取自由、公正而献身。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以法治理想为主导的权威系统，以权利和法律为中心的概念范畴系统，以司法制度为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和以个人权利及法律为依归的文明秩序意识。这样一个法律秩序萌生于古代西方的文化土壤，在近现代欧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后全盛于美国。

法治的主要优点表现在它妥善地解决了人的欲望和人的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法治社会鼓励人们追逐利欲。个人的利欲具体化表现为权利，当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发生冲突时则需要法律来调整。这样从个人的欲望和驱利性转化为权利，再到由法律保护权利，这样一过程实际上是法治的核心内容。然而，法治社会只是世界上若干种文明秩序的一种，它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善，尽管它具有很多优点。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法治社会重视人的智性的开发而忽视了人的秉性中的其它重要的方面，包括人的心性和灵性的培养，它无法滋润人的灵性和心性。

认识到法治的局限性，以一种建设性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法治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不无裨益。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接受法治的同时不应该抛弃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而应该从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中发掘出与法治相适应的文化因素来，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治模式。不仅于此，应该对法治持一种建设性的批判态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不囿于强势文化所提供的唯一选择，努力探索新的可能性，新的模式和新的理想。

三、“德治”与“法治”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在治国基本方略层面上，法治与人治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治国模式。

“德治”，即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社会秩序的国家治理观念和方式，并不与“法治”、“人治”直接相对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的道德规范，“德治”只内在于人治和法治这两种国家的主导模式当中，以促成人治或法制模式的实现，而其自身不能作为单独或者说主导性的国家治理方式而起作用。我国古代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理念和方式长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德主刑辅”，实质上是以道德推论法律在法与道德的关系上常常采取道德主义立场。法治与人治相对立，故法治必然会反对人治所采取的道德主义立场，却并不反对道德或“德治”。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二者范畴不同，但是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虽然“德治”与“法治”两者范畴不同，但在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上，两者都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两者不可或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和道德觉悟。“法治”以“德治”为基础，“德治”需要“法治”为补充与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割裂，更不能只强调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面。只有将“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互补与协调，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治理国家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兆明.制度公正论―变革时期道德失范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余兴中.法治与文明秩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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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是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制度安排、社会秩序构建等要素发展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他法律制度、法制精神在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社会对法律信仰的总和，是人们建立在法律信仰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是全社会对法律的共识性法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一、加强法治文化的重要性

法治文化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组成，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一个内容博大，内涵丰富的大概念，是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发展你的必然产物，是诸多法制文明的综合体现表现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监督等方面。

（一）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提高公民素质的必然要求。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对内是促进和谐的一种保障，对外是可彰可显的法治国家的一种新形象。十七大报告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从“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经历了从中重点宣讲法律文件、法律解释的具体规定到面向公民阐释法律精神，启发抽象化的法律权利意识，从宣扬“法律无情，疏而不漏”到宣传“法律是人民维权的利器”，从倡导公民作一个守法者到鼓励公民成为一个积极的护法者的不断完善、更富成效也更加人文化的过程。这种历程实际上就是从法律制度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内核，从法治体系构建深华到法治文化培育。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法制建设和法治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健康发展。首先，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用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审视、反思立法、执法、司法，切实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法治工作全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其次，要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题。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法治发展的战略思想，把法治发展引入科学发展的轨道。第三，法制建设要做到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法治文化建设本身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 一，因为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和谐社会追求的就是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人类社会是由若干个不同方面，不同组织和个人结合而成的，他需要一系列的规则来维系。这些规则有道德、有纪律、有传统、有习惯，但其中最明确的无疑是法律。而法治文化正体现着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民主法治，必须以法治文化作为思想基础，而和谐社会追求的公平正义，也恰恰是法治谋求的最高理想。法治文化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上，不仅能为和谐社会提供制定蓝图，而且能为人们提供重要的观念，为和谐消除矛盾，提供守法意识。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

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实践过程，必须通过不断地培育、升华，逐步实现由偏重法律知识普及到注重法治精神倡导的转变，实现由偏重政府推进到注重政府推进与民间自觉相结合的转变，实现由偏重法制宣传教育到注重法治实践的转变。凸显公平正义、权利本位、崇高法治的文化取向，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指标，把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六五”普法依法治理的重要任务。

三、当前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治文化建设缺乏基础

当前基层法治文化建设普遍缺乏一定的基础。虽然基层有着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作为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礼法思想对大多数人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封建“人治”、“德治”的观念在一部分人心中还根深蒂固。儒家的礼法思想蕴涵的是人治理念，无法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建设基础。用托马斯潘恩的一句名言改过就是“在人治的社会里，国王就是法律；而在法治的社会里，法律是国王”。同时中国古代法治注重“刑治”与现代的法治不能相混同。现代基层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着诸多与现代法治文化建设不相和谐的问题，但分析这些不和谐问题的深层因素，关键在于还未在基层形成于法治文化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文化基础。

（二） 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和为贵” ，重关系、讲人情的传统和习俗几乎渗透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人情和亲情是社会生活和交往不可缺少的剂，缺少人情的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一样，熟人社会过分发达的人情伦理也有其自身的弊端，特别对现代文明所认同的法治文化更是具有瓦解和剖坏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以情压法”、“以情代法”、“以情乱法”等现象在当代中国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社会公众的普遍心理是，一旦面临讼争，首先想到的不是运用法律维护权利，而是能如何做到息事宁人，如何运用各种方式寻找关系和人情资源。在崇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的同时，人情与法治并非绝对向左，但情之于法需要一定的尺度和界限。所以基层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治文化建设中必须要处理好这种重情轻法的文化传统，引导人们重新进行法律价值目标的选择，逐步培育人们的法治精神和对法治的信仰。

（三） 经济因素的影响

法治文化的形成以发展受制于物质生活的条件和经济活动的发展程度。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相对滞后，造成乡镇文化的贫乏。在农村，大量的农民固守土地，沿袭着传统的 农业生产方式，收入主要来自种植业，参与经济活动的单一性制约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使法制宣传效果不高。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矛盾凸显的重要关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建设法治国家、培育法治文化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具有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需要保持高度敏感与警觉。全面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法律素质，使法治成为全体公民的一种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

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

法治理念和其他文化种类相比，基层法治文化是一项崭新的建设领域，必须坚持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弘扬中华文化，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首先要确立发展的理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尤其是在建设法治型政府、公正司法执法、社会平安和谐、经济法治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等领域，进一步加大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力度，有力推动法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其次，推进法治文化建设重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建设的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其核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三者的有机统一，不可有所偏离。在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同时，还应认识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还出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都有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需要认真去梳理、去探索、去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框架下，不断地去丰富、去探索、去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不断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第三，要强化服务群众的理念“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在利益表达方面，弱势群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素手无策，少数激进的人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寻求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目前，农民工、流动人口、城市拆迁户等社会问题还未到达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我们必须把服务基层、满足需求作为履职为民的宗旨，使工作着力点前移，深入实际生活，及时掌握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缺、所盼，努力做到以法治精神塑造人、以法治信仰引导人、以法治实践提高人、以法治文化熏陶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人的法治意识、法律素质的提升。

最后，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提高人民法律素质是基础。要在发挥好党委和政府在法治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多地注意依靠社会力量来推进法治建设。因此，提高人民的法律素质，激发人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我们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实际情况来看，公民的法律素质现状与法治文化的目标差距还很大，必须继续在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方面下功夫，积极探讨如何在社会法治理念的指导下，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努力将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融入头脑，融入人们的日常行为当中，努力在全社会形成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

（二） 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创新形式，着力营造良好氛围

理论是实践的指导，要把握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由于中国法治文化的缺乏，目前，对法治文化内涵的研究基本都是以西方的法治文化为坐标，所以，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工程中，要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并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同时使之民族化、本土化。

但加强法治文化培育和移植同时要梳理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观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尽管没有西方法治文化中的法治精神，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经历了几千年发展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的，其内容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体现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民族性建设。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利制衡等观念，还要注重中国法治文化的现代性建设。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走上了一条以经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道路，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现代化道路要求用全新的法律规则来保障和维系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塑一种法律主治的现代法治文化，法治文化应以市场经济为根据，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更新，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我国的法治文化建设也要剔除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治思想、特权思想等，形成普遍的自由、平等、公平、民主和权力至上的观念以及信仰法、崇尚法和尊重权利的法治精神和良法主治的现代法治文化。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需要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作支撑，即要创新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所以要借助各类传播载体，改进方式方法，使依法治理特别是法制宣传从过去的灌输式、被动式向感性共鸣、理性思考、自觉接受方向转化。同时，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要采用接近大众、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表现形式，依托各种媒介，如公益广告、手机短信、普法网站，运用图片、文艺节目、法制动漫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增强法治文化的渗透力。

（三） 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着力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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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入手，在分析文化的基础上区分了不同的法治类型，并且总结出二者的区别，目的在于将思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进而为我国的法治提供一种横向上的借鉴。

【关键词】

法律文化；法治；差异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增强，国人更加希望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归属。当我们演绎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的发展路径的时候，越发感到单纯的移植西方的制度并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因此，我们要想很好的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与理念，在整合多元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做到有条不紊，有的放矢。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有句名言：“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或者说是价值问题是任何时代的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武树臣先生将法律文化概括为“法统”、“法体”、“法相”和“法态”，他认为“法统”是法律文化的内核，“法体”则是法律文化的外壳，“法相”是法律文化横截面，“法态”是法律文化的运行状态①。“法统”是贯穿于法律文化体系的核心概念，其所关涉的是法文化的价值核心问题，衡量法律文化的不同类型主要就是依据“法统”的差异而做出的一种界定。根据这种划分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简要分析中西法律文化和法治的差异。

1.西方法律文化与西方法治

纵观西方的文明发展史，它的轴心时代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当时存在两种精神，一个是努斯精神，另一个是逻各斯精神。努斯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是灵魂的自由，它可以说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另一个逻各斯精神是一种理性和秩序的精神，所以在西方又存在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在西方还存在着一次大的变迁即启蒙时代，是一个充分张扬人的个性的人类自我解放方式，人真正作为一个个体在理论上摆脱了政府的压制，摆脱了强者的奴役，而真正地获得了理论上的解放。启蒙时代洛克的自由思想，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等等都在美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其实第一个提出法治国家概念的是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他说道：摆脱不成熟的状态而真正进入成熟状态的标志就在于“人”。所以启蒙时代的精神对于西方法治的塑造是一种奠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法治

2.1儒家人治中国是熟人社会，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人们生活在土质松软气候宜人的中原大地上，孕育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家族秩序和行为规范，这也就是礼。孔子讲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人要按名分行事，名分的不同也是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讲地位，不守礼节就会出现狂妄自大的情况。孔子在回答如何治理国家时都会谈到为政者首先要做到以礼服人，并且要以身作则，他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否根本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够礼贤下士，把自己放到老百姓的位置去替他们着想。所以孔子的人治主要体现在对统治者思想上的崇高要求，他没有过多提及律法在国家中的作用，崇尚“德治”、“人治”而不是“刑治”。

2.2法家的法治到了春秋时期，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韩非子的观点是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要遵守法律。法治是最符合当下的，强调“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这种思想也是法治优先，希望国家制定的严刑峻法能遏制人们犯法的可能，通过重刑对人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鞭策，让臣民都能听话。

3.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之下法治的差异

我们说西方的文化和法治是以个人和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法治和文化，而我们中国的法治和文化实际上是家族本位，以家族为核心的一种文化和法治的运行方式，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也是不同的法治类型。

3.1依附性和独立性的差异人的主体自我意识是人对于自身的价值的认可和独立人格的高扬，我们先来看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进行划分的时候从人的角度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②在第一个阶段，人没有主体性始终处于依附性状态，没有任何个性可言。第二阶段，是独立性阶段，人的独立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人却深深的陷进了对物的依赖性当中。第三个阶段，人的自由得到全面发展的阶段，人摆脱了依赖性完全走向了自由的全面发展的道路。在传统的中国如果按照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模式就属于第一个阶段，在中国传统中儿子依附于父亲、臣下依附于君王，在这个社会中人的独立价值难以得到培育和发展。而在西方，从它立国的基础，立宪的基础和法治的基础都可以看到那种独立和自由，人的尊严至高无上性。所以我们的法治要走向独立，体现对人的尊重。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3.2权力运行机制的差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由此见得，在启蒙圣贤眼中的权力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东西。相对于传统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特点来说,西方社会更强调权力分立的运行模式。立法、行政、司法分属不同的部门，法律的产生是有权主体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因此不会出现像传统中国那样法自权出、朝令夕改的情况。我们传统的时代是一种依附的关系，但是今天，从近代开始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不断地追求一种现代性的法治，在不断的追求一种民主性的法治，在这个路径当中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必须摆脱一系列的对我们的真正的法治国家的建立有阻碍的因素，然后让我们国家的法治真正的得以建立。只有法治才能够保障每一个个体的尊严。而法治就必然让权力有所制约，成为一种良好的运行机制，这是一个根本的切入点。

3.3价值本位的差异性西方的文化它实际上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它的法治价值前提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我国的文化价值的前提家族本位，家族本位有优越性，家庭会很稳定，很协调，但是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忽略对于社会的关怀，我们会忽略对于国家的关怀，家庭本位实际上使得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国家责任感，缺乏一种真正的公民意识。我们今天的中国，应该构建的法治文化的价值本位或者说价值的前提应该是个人和国家的统一，寻求一种辩证的统一，这种辩证法必然既反对个人主义的法文化价值观，也反对国家主义的法文化价值观，而主张寻求一种良好的统一。

4.中西法律文化对我国法治的精神导向

按照马克思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从中国传统的第一个阶段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是一个自由不断获得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精神缺失，在遇到困难时就没有导向，无法引导我们去进行更高的追求，无法从事法治的活动。而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法治活动，才能真正的去促进我们国家法治的实现。现代性法治在西方依然是一个未尽的事业，真正的要求还是要我们去实践，法治是一种行动，如果我们只是旁观法治的过程，而不参与到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那就很难建成法治。而当你真正参与到法治的行动过程中就必须要有精神的在场，用现代性的理念的价值和精神去改造我们的现实，真正建成一个法治的国家。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明固然重要，同时也需要我们逐本溯源，探究文化和法治的深层关系，以求两者的融合和发展。但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改变我们的民族性格，这是没可能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做法。因为很难说中西方孰优孰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可以一味遵循古法，在自己的游戏架构下自欺欺人。我们需要全球的视野，与全球法治接轨、同步。我们既要继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也要放眼世界，吸收西方先进的法治文明精髓。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3]武树臣.中国法律文化大写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199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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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制现代化；法律文化；法律传统

一、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关系的思路把握

(一)法律传统的内涵

法律传统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存在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它与传统法律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法律传统体现了从过去沿袭传承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某种法律精神与法律文化，作为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性因素，它经久不衰，成为现代人们法律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传统法律却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建构的法律制度及所形成的法律规范，是过去特定时间限度内客观存在的法律文化，而在现代条件下它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

(二)法律传统的深远影响

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变化，法律传统逐渐形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深深地扎根于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理、观念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社会成员信仰和认同的载体。所以，法律传统不仅构成了新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起点，影响着当下社会法律发展的各个领域，而且制约着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长期发展进程，有形或无形地左右着该社会法律的未来走向。

(三)对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共通性的探究

从法律的可移植性来看，在法律文明包含着一些一般性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要素，从法律文明的共通性来看，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化的形式之一，彼此间进行相互交流、融合和移植是可能的。因此，既不应忽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要关注它们基于人类共性的相通性，并努力在人类文化的差异中寻求各种可能的互补，最终经由理解和化解而达于会通。法制现代化是以现代法治社会为价值取向的过程，反映了现代法治价值不断扩展的趋势。

二、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融合

(一)和谐价值取向下的纠纷调解机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均倾向于调解解决。由于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减轻当事人以及司法部门的讼累，又可以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产生出对商业交易尤为重要的信任感和减少风险的作用，因而成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社会资本”的宝贵部分。当代中国所独创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1980年9月拟定了《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

(二)通过加强人权的保障。实现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先秦时期文化仍可以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人权包括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和法治精神。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缺乏，而且相当丰富，中国缺少的法治精神。有待于从传统法律文化的人道主义、大同精神催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没有法律权利的概念和法治精神，没有形成人权的概念，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寓含着丰富的道德主义和和谐观念，相信人的理性和判断，尊重人的价值。儒家思想中的人人爱我，我爱人人，道教中的“道”为天地入主宰的思想，佛家呼吁“泛爱众”普渡众生，这些不仅对推进人权。推行守法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够统一和提升人权思想。传统法律文化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提高人们的人权意识。儒家主张道德教化。尤其是对掌权者的道德教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明道德教化的对象首先是统治阶级，然后推及普通老百姓，才会形成推己及人、上行下效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仁”、“礼”、“道”等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与新的时代精神结合，良好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必将能使人权理念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现代法治中建立切实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择其要者必须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尊重。当前，在刑事立法上，采取了罪刑法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改善监狱环境，提高刑事罪犯的服刑改造条件。在民商事立法上，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增加可执行性和操作性强的法律条款，加大对不法商家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弱化弱势群体的举证责任。在诉讼程序上，则强调程序的公正性。在刑事证据立法上，立法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关注，加大律师查阅、介入案件的权利等等。

篇12

【关 键 词】神文化；法治传统；缺失；启示。

【作者简介】张丽娟，河北传媒学院教务处教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张志刚，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处教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原始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发现、发明了很多自然事物、现象和规律，在对这些事物、现象和规律的应用、思考、改进中，形成了知识和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各种行为、习惯、经验的积淀。在这些文化之中，只有一种文化是属于纯粹思想领域的，其他的都属于自然问题或者物质问题。这就是神文化。人类最早的信仰——图腾崇拜，其实是神的最早表现形式，是原始人对“世界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的用行为做出的回答，那就是世界是神的世界，世间万物皆有神掌管，神是世界的主宰。关于神的思考是人类哲学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人类在头脑中出现或者形成神的形象和认识，是人类自我觉醒，开始理性思考的重要标志。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人类开始寻找战胜自然的规律，试图获得一种绝对有用的工具，他们的生存状态正在由最初的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改变。这个过程是一个经验积累和总结的过程。神文化正是这个复杂过程最先的产物，也是人类的第一个思想成果，虽然它包含着太多的非理性因素，充满了迷信的色彩。“当人类从动物界中独立出来，为自己创造出人的世界的时候，人类也创造了一个神的世界。神实际上代表了人对于自然物的一种看法。可以说，正是由于人创造了神和神的世界，它最终完成了同其他动物的分离”[1]。神文化成为人类所有文化的总源头。人们对神的态度影响了对后世各个领域的思想和态度。因此，我们试图探求法治传统时，我们应该首先把目光集中到神文化上，从它开始梳理我们的思路。

一、中国神文化的特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神文化，其体系和内容也是浩繁而深奥的。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到佛教、道教，从自然神到创造神，神的种类名目繁多，除了天神、地神、山神、水神等自然神，还有宗神以及财神、爱神等民间神和行业神，可谓无处不在。神话传说更是将这种对神的信仰代代传承，经久不息。将中国神文化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并从其对中国社会发展、传统文化的影响的角度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它的诸多特点。概括地说，中国神文化的总特点是“半神文化”。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神是人化的神，神与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始终没有脱离人而绝对独立，这一点从我国一直没有形成像西方一样的神学也可以得到印证。

1.神祖共祭。在中国人的神观念中，祖先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对神的崇拜，寻求神的保佑之外，还将祖先置于与神同样的地位加以膜拜，寻求祖先的庇佑。这是中国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在西方哲学和神学中，我们找不到祖先神化、祖先崇拜的现象。对此，马晓宏在《天·神·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造神运动》一书中对其形成过程的理解是：“随着农业生产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自然崇拜被归纳为对天地的崇拜，以及对天地的组成部分——日月星辰和山川河海的崇拜……图腾崇拜和性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另一个内容，随着定居的生活方式发展为祖先信仰。天地祖先信仰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主体，敬天尊祖也就成为古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信念。”[2]平坦的地势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农业经济对气候和土壤的依赖又使得定居成为必然，而定居生活方式的稳定性特点是财产和经验传承的良好的环境和基础，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在心目中建立起对前辈、祖先的爱戴和敬畏，久而久之，演变为精神崇拜。

2.人神合一。在汉语中，“神”的概念单独使用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神仙”一词。“神”是由“申”字转化而来。“申”指的是闪电的形状，由于人对闪电的敬畏，将其引申为“神”，意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易·说卦》中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仙”的意思是具有特殊能力、可以长生不死的人。《说文》中说：“仙，长生迁去也。”可见，“神”的原意指向天，而“仙”指向人，二者本不是同一种事物，正统的“神”的概念中也没有“仙”的意思。中国语言中之所以将“神”与“仙”合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神文化中“人神合一”的特点。中国神文化中的神总是与现实的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神被赋予人的生活内容，或者人被神化。中国人思想中的神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国家，皇帝被神化，称为“天子”；在民间，英雄人物被神化，受到供奉和祭祀，如秦琼、关羽等皆是如此。同时，神也被人格化，神的世界也建立起了和人类社会一样的等级、职位、尊卑等关系和制度。

3.天人合一。中国神文化发展到道教阶段后，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特点。道教的基本精神是自然超脱，主张人修炼得道后可以升天成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思想是自然崇拜的延伸，它将人神合一关系扩大到自然，将天、神、人融为一体，构成了三者合一的格局。天人合一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崇尚无为，把人的诉求引向了自然界，人们在生活中遭遇灾祸和挫折时，不是积极应对，而是消极逃避，意图在自然中寻找精神寄托和出路。道教诸神为道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精神渗透的作用，而且由于道教大量创造人神，使神更具现实性，从而使得它们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人追求和谐秩序的美好愿望，在人际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这种特点造就了中国人含蓄内敛、谦虚谨慎的性格和作风，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4.高度泛化。无论是人神合一，还是天人合一，都在现实当中表现为人们对神高度的精神依赖。这种高度依赖可以从神的广泛存在得到直接的验证。神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无论是真正的神，还是人化的神，都离不开人的创造和设计。但是，中国的造神过程存在明显的随意化，人们造神不是为了单纯的信仰，而主要考虑实用价值。对生产生活具有重要作用的自然物、自然现象可以被尊崇为神，具有某种特殊能力、功绩的人，也可以被尊崇为神。这就使得神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国人处于各种神、仙组成的一个精神世界当中，其影响是深刻而长久的，以至于现代社会中，拜神求仙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二、中国神文化对法治形成的阻碍

神文化对古代中国的影响是广泛而有力的，以至于整个国家的管理都是依靠神的力量才得以实现。古代帝王自称为天子，将自己神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人们基于对神的信仰和敬畏也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模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法律的处境就很艰难。

1.法律的附属性——“礼法”传统。神的观念对于人类，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在中国神文化神祖共祭特点的影响下，人的家族意识非常浓厚和强烈，“家”在古时人们的思想中处于重要地位。据梁治平先生的研究，“古时候的家亦非现代人习见的原子式的小家庭，而是在结构上近乎人类学上所谓氏族的那种依单系家属原则组成的社群。这种我们通常以家族名义的社群拥有广泛的社会职能，其中甚至包括一顶的行政和司法职能”[3]。这种“家”的观念在“国”产生之后，自然的过渡到“国”的概念之中，于是形成了“国家”一词。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样一种“国”概念的最好诠释。与此同时，家族伦理道德规范被引入国家法律规范之中，出现了“礼法”。这种做法深刻影响了中国漫长的历史，其间或有不同的学说或者形式，但是其思想根源一直没有改变。

“礼法”是道德化的法律，在“礼法”状态下，起主导作用的社会规则实际上是道德，法律只是作为道德的补充而存在，其目的不是调整和指引，而是惩罚不道德的行为。从西周的礼法结合，到汉代的德主刑辅，再到清朝“礼教派”和“法理派”“礼法”之争中“法理派”的失败，法律一直未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获得独立的地位。对法律的这样一种定位，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和要求之间存在大量矛盾和冲突，最典型例子就是息讼、畏讼传统。息讼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的，政府为了减少争讼的发生，通过劝谕和做出令人生畏的法律规定对人们的争讼加以限制和阻挠。如此以来，民众对于诉讼就形成了畏惧的心理，最后成为一种畏讼习惯。对于法治而言，畏讼要比息讼的负面影响更大，民众已经从内心接受了少讼、不讼，并不认为这样有何不妥，没有丝毫怀疑。《邱叔山府判录存序》中就说道：“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且因而利之。”

2.法治动力缺失——“人治”垄断。中国神文化的“人神合一”特点，表明神被赋予了一种解决世俗事务的责任和职能。人对神的这种精神寄托反映了人对神的品质和能力的高度信任。但是，这种绝对性的信赖实际上也暴露出人面对世俗事务时的软弱和无奈。这也正是古人缺乏个人意识、自我意识、自由主义精神和抗争精神的突出反映。个人是家族的“个人”，是国家的“个人”，唯独不是个人的“个人”。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就在这种思想中被压抑和束缚。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压抑和束缚，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内在的力量使然，是一种自我约束和限制。主体本身没有自我解放的动力和要求，使得法律由于缺少人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改造而无法具备上升为社会主导规则的动力，而是一直被当作道德的辅助工具。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不可能被信仰和憧憬，法治精神不可能产生。反之，法律被认为是“必要的邪恶”，人们对法律的态度是恐惧和逃避。

法治动力匮乏的直接结果是人治模式处于垄断地位。在宗法观念的思想支撑下，历代王朝借助天和神的力量，推行道德教化，将帝王置于伦理等级制度的最高处，为人治打下了基础。在这样一种社会架构设计下，人们只是义务的主体，只能是被动的服从，而没有权利的概念和意识。对于争议和纠纷，主要通过调解、和解方式加以解决，多忍让，而少争取。这种状况客观上适应了古代社会片面的、极端的、不讲求权利义务观的和谐统治要求，反向维护了人治秩序，为人治的延续提供了助力。这使得传统社会的法律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状态，沦为道德教化的附庸和人治的工具。

3.法律自我构造残缺——传统法律文化的诟病。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为了满足统治的需要，法律必须存在；而另一方面，法律又无法获得独立地位，达至法治状态。这种状况导致了传统社会中法律发育不健全，自身构造存在诸多诟病。第一，法律体系不完善。中国古代的法律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确实存在民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规范，但是一方面从形式上看，这些规范并没有形成独立的部门法，而是统一归于一部律典之中；另一方面，从法律规范的精神来看，民事、行政等规范当中都渗透了大量刑事立法思想。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诸法合体，民性不分”的典型特征，《说文》中就说：“法，刑也。”这种法律体系结构实际上还是应当归因于伦理道德对法律的统摄，可以说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出于德，归于刑”。第二，法律程序设计缺少正当性。法律程序的价值在于使法律保持形式理性，防止法律实施过程中司法权、执法权被肆意行使。法律程序是法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缺少程序构成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反过来，法律也对法律程序本身提出了正当性要求。正当性是法律程序设计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法律裁判结果是否能够实现正义。现代法治下法律程序的正当性需要具备如下特征：一是角色分化，即严格职能划分，各司其职，不得僭越；二是角色制衡，即程序参与主体之间能够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在当事人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相互交涉和辩论；三是注重形式，即所有行为和事实应当有证据证明或履行法定手续；四是必要性，要求法律程序不能为当事人增加不合理的负担，更不能对当事人造成损害。以此为标准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很多法律程序不具备正当性。比如，刑事诉讼中，法官还担负着侦查职能、刑讯逼供、民告官要滚钉板等等。程序的不正当，造成了结果的不正义，也使民众对官员和诉讼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第三，法律职业发展畸形。一是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律师执业群体。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诉讼现象，比如《国礼·秋官》中就说道：“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春秋战国时期的邓析被有的学者誉为“中国古代律师第一人”；到了明清时期，讼师普遍存在，甚至出现了专门介绍诉状写作的《做状十段锦》。但是，这也仅仅是一些现象而已，由于没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再加上官府的重重限制，真正的律师职业并没有形成。二是司法者职业化欠缺。中国古代没有独立行使检察、审判职能的检察官和法官。这些职能都由政府行政长官负担。这使得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司法不但无法独立于行政，而且多受其掣肘。这样的设计正是伦理道德主导法律的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它迎合了政治上家国一体的统治模式，满足了古代中国“绝对和谐”的心理诉求。但是，这种传统对当代中国法制的负面影响却使这种制度的种种弊端完全暴露了出来。

三、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对神的信仰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形成的原生态的思想意识，当它长久存在深深固化于人们头脑之中而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其影响是强大而长久的。神文化的原初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自然与人、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对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去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导向作用。

1.充分认识法治建设的渐进性。传统的改变绝非易事，完全摒弃更是难以做到，这决定了法治建设必将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方面，传统神文化下的道德会在很长的时间甚至一直与法律同时存在，德治与法治也将并行前进；法律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等现象也会存在。 另一方面，法的生命在于运行，如果法律过于超前，与民众心理认知和接受能力相距太远，将使法治陷于欲速则不达的境地。

2.建设本土性法治。中国社会法律意识思想根源决定了我们要建设的法治必然是和西方不同的法治，它不会是完全生硬的、刚性的法治。通过对中国传统神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中很多是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有利的观念和思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去对待它。在立法时注重对谦让、宽容等美德的考虑，避免法律规则过于僵化，也为“德”的传承和发扬留下足够的空间。这种法治才是符合国情和法治建设初衷的法治，才符合秩序、和谐的价值追求。

3.克服人治。传统神文化所衍生的德治和人治都对现代法治建设有阻碍作用，从规则的终极价值——秩序——的角度对比二者，德治之德尚属规则之治，德治对法治还具有一定的辅助和促进作用，而人治则完全是人为之治，是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要弱化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神和神化了的人的崇拜和信仰，必须对公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实现真正的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这样，“人治”便没有了生存空间，促使法律权威的树立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与追求。

注释：

[1]王小盾：《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篇13

近年来，在我军参与的多次国际维和行动，以及联合国授权的军舰护航任务，对我军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树立我军国际形象意义非凡。在这些国际行动当中，我军官兵军纪法纪严明，充分体现出我军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和能力。这便是我国军法文化自觉、自信的最佳典范。另外，在处理、应对突发事件以及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应急能力和法律保障的显著成效，均可勾画出我军法治建设进程的蓝图，充分发挥出军事法律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1加强军事法律文化的教育宣传力度，保证坚实群众基础

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军队代表唐国庆曾在报告中提出:“要依法审理涉军案件，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并建议在增强官兵自身依法维权能力的同时，提高部队的法律服务质量;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建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网络;同时，进一步完善军地涉军维权工作机制。”如此建议措施一方面能够切实保证官兵设法问题的解决，温暖军人军属的心，另一方面能够彰显以人为本的军队法制工作理念，为军法文化达到很好的教育宣传作用。近年来，我军对军队律师制度的建设愈加重视起来，在军队院校以及地方大学扩充大量人才，为军队律师队伍的壮大和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军队律师制度的完善对解决部队设法问题和加强军队法治意识都获得很大成效。通过军队律师的工作实践，不但能够反映出最真实、最贴近官兵实际情况的法律问题，还能通过对官兵设法问题的有效解决，传播军事法律文化，培养官兵的法律信仰。军队律师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任务就是在各个基层部队开展法制教育、法律咨询活动。以授课、案例、问卷、聊天等形式展开对基层官兵的普法教育活动，一方面能够使官兵逐渐对法律知识有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加深官兵的法律意识，树立法律权威。培植当代军人的法律信仰，是法律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伟大的法学家卢梭曾作出对法律信仰最好的概括，即“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心里。”

关于军人的法律信仰，是军人遵守法律的上乘境界，反映为军人对法律坚信和诚服的态度，也是军人对具体法律规范和社会应有秩序的双重信仰。军人法律信仰被称作是信息化条件下增强我军战斗力的新型催化剂，以及我军在贯彻依法治军方针过程中力求构建的精神共同体。当前，军事法文化的建设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军革的条件下，我军法律文化的教育传播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教育宣传。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应是紧紧围绕广大官兵以及整个部队建设展开的。我军的广大官兵乃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基础，培养官兵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实现官兵对军事法律的理性认同，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中心，也是实现依法治军的关键点。着力对军法文化主体深层次的文化启蒙和教育引导，使整个军事法律体系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认知上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并使军事个体将军法置于绝对权威地位。

除此之外，应同时在地方加强军法文化传播，加大教育宣传的范围，促使军地共同配合，建设和发展军事法律文化。军事主体的感情认同，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军事法律，应该作为在特殊时期“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并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得以延续的产物。军事法律文化是一个包含了军事法律思想、军事法律行为以及其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培养军人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理念是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宣传的至高追求。当然，军事法律文化的传播是一项长久、系统的事务，且在细节上纷繁琐碎，内容也时常需要顺应时代、环境变化，方式和途径也要灵活变通，才能符合军事法律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推进国防和军队的整体建设。

2深入军事法律文化理论研究、精神研究，促进军事法律科学化发展

理论支撑是任何一门学科的根基，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应顺应且符合军事实践的发展，重视其理论研究。从理论上更透彻、更深层次地把握军事法律文化的发展规律，以推动现代军法文化的建设。军事法律文化本身应是一个较为“纯粹”的理性范畴。军事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正是要用它来描述和揭示历史积淀的军事法观念在现实军事法律制度面前的作用力，以及促使我们思考如何通过对现存制度的改良去重塑那些古老的观念。

2．1军事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应注重平衡权利义务关系之间的冲突军法从严是传统军事法文化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一直被继承至今，是向来被人所熟知的军事法律原则。但是，这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以军事义务为本位的逻辑起点作为调整军事法律关系的宗旨。军法从严的原则本身是不存在异议的，而对权利义务的平衡理念，是指要在保证军法从严的基础上，注重对军事主体的权利，也就是军人个人权利的维护。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中所述“军事主体”即权利主体的概念是以个人而非群体为归宿的，即便是群体权利的行使，也要以维护个人权利为优先考量;其二，法律应在立法中先赋予个人权利并加以保障，再以此条件作为履行相应义务的前提，因为义务是基于相应的权利而产生的;第三，要提供能使权利得以实现的平台，也就是说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主体只受制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限制，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内容不予干涉，并应给予尊重和保护;与此同时，对义务的设定也必须予以明确。义务的承担和权利的享有是相对应的关系，没有绝对的权利亦没有绝对的义务。绝对的义务是对权利的侵犯，更不得将模糊的义务强加于人。对义务的承担和履行应在法律中得到明确体现和限制，而不是毫无定数。“穿着军服的公民”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军人角色的经典定义。既然作为公民，就该享有其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的同等权利，并不应享受区别于普通公民的特权。当为了国防和军事利益的需要，要求其履行特殊义务时，必定是以军人将自己的一部分公民权利让渡为前提的。由此，作为补偿，当军人权利受到侵犯时，为保护军人的合法权利，就应予以救济，并受到司法的保障。军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是体现军事法律文化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军法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标准之一。当然，随着军事法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对军人权利保护的理念逐渐受到重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当中也不断体现出来，这是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功绩。

2．2注重法律精神的把握，要以民主、公正的法治精神为内容，推进军事法律文化的建设民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确立的制度，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作为我国法治化建设内核的民主法治，其体制上和思想上的民主观念是现代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精神依靠。民主的实现意味着在形式上的一律平等，换言之，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就是建立完善的程序规范以保障民主集中制的公正体现。民主、公正的法治精神是现代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它的实现与我军法治建设民主化的前景紧密相关。只有将此精神落实到我军法治建设的立法、守法、执法的各个环节当中，才能使军事法律为广大官兵所信赖和支持，国防和军队法治建设才能更具生命力。

篇14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 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 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 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 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 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 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 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 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 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 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 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 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 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 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　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