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的概念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法治文化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文化体制；精品意识；基层观念

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287-01

一、改革创新，激发剧团活力。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艺术表演团体发展的需要，衡水市评剧团对内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在内部人事管理上，打破现有的编制和用人审批程序的限制，根据剧目和工作需要，实行全员聘用制。在现有编制范围内，确保少量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业务骨干为长期固定员工外，其它人员均以剧目、剧组需要确定用人条件和标准，通过公开考核后，根据剧目和时限确定聘用期限，并签订聘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等费用。采取“户口不转、关系不转、双向选择、能进能出”的方式，面向社会招聘了一批热爱评剧事业的优秀青年演员，充实了新生力量，提高了演出阵容和演出质量。在内部分配制度上，打破大锅饭，做到能者上、庸者下，高职低聘、低职高聘，充分体现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彻底改革“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工资分配对现编制内在职职工保留档案工资，全团以业务能力、贡献大小为依据，实行内部考核三个等次定级制，根据工作需要，或按月、按季，或按演出周期，通过专家考核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式确定考核等次，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而激活了内部机制，充分调动了广大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演职人员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全团呈现出一种“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二、打造精品，拓展演出市场。在实行内部改革的同时，在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面向市场，谋划打造精品剧目，为剧团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历时三年，精心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林秀贞》，先后在天津、石家庄等地进行了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赢得各级领导、业内专家的好评和广大观众的热捧，并荣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该剧已成为衡水的一张精彩靓丽的文化名片。该剧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在审美方面，努力营建剧目与当代生活、与当代社会阶层审美，相互交融的文化生态。把注意力集中在戏曲现代题材和思想内容的倾向，在充分探索成熟的艺术经典的同时，积极寻求多渠道的营销途径，谨慎处理好精品创作与世俗风格的协调，为市评剧团精品创作开辟了崭新的思路。剧团始终秉承精益求精的文化艺术追求，不断推出新的剧目，谱写评剧艺术发展新的辉煌篇章。

三、扎根农村，服务广大群众。当前、富裕起来的农村观众，对精神生活有了越来越高的需求、而这些观众很难欣赏到城里高水平的戏剧演出，为此，剧团坚持走基层群众路线，常年坚持送戏下乡。下乡演出是剧团的家常便饭。在农村集镇表演和在固定的影剧院有着天壤之别。三天一个点，五天一个台，随时要卷起铺盖走天下。剧团流动性很大，每逢外出演出，全团出动，装车拆车，装台拆台，人人都是多面手，人人都有一颗热爱评剧事业的火热的心。

篇2

〔论文摘要〕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运用“现代化范式”对中国法学进行了总体性批判。邓正来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判定是极为妥贴的,但是他在总体性危机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却是一种虚假的必然性。造成这种虚假必然性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法学的总体性危机中蕴涵着繁复的问题,邓正来经由对“现代化范式”批判而达致的对中国法学的批判,是对这一繁复性问题的简约化处理。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在对苏力、梁治平、张文显等人设定的“范式”概念质疑的同时,对“范式”这一概念作了较为宽泛的理解,将之界定为“中国法学中若干不同的理论模式或彼此冲突的理论模式所共同信奉的且未经质疑的一整套或某种规范性信念。”〔1〕邓正来认为,中国法学由于受这种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支撑“现代化范式”支配,从而表现出一种总体性的“现代化范式”危机。在我看来邓正来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判定是极为妥贴的,但是,他在总体性危机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建立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必然性,这是因为“现代化范式”批判中蕴涵着极为繁复的问题,而邓正来对这一繁复性问题进行了简约化处理。

一、“法学现代化”概念的歧义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明确宣示,“本文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所依凭的主要是西方论者对现代化理论及其预设所做的批判以及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中的种种观点。”〔2〕具体到对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中国法学批判时,对法律的普适性、中立性和客观性的严重质疑,运用的主要也是西方批判法学的理论。〔3〕因此,邓正来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主要是经由西方现代化批判理论达致的。

确实,邓正来为了获得对现代化概念的同质性理解,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毋庸置疑,那些由西方论者依其视角及其问题而产生出来的各种现代化理论,一俟在心智层面上为中国论者作为潜在的思想“范式”接受下来,就必定会脱离其‘母体’并依其自身的逻辑而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说,正如福科所谓权力依赖知识的建构又会产生与它相符的那种知识一般,‘现代化范式’既依凭中国论者发现西方的知识之建构而得以确立,同时又致使中国论者在其支配下生产出各种变异的有关中国的现代化知识。”〔4〕在此,我们发现邓正来并没有对基于发生学意义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在中国产生变异的现代化知识之间可能具有的巨大差异进行区分,更没有廓清此种差异的理论意义,而是径直地用同质性取代或遮蔽了此种差异性。这种做法,表面上在为其论证提供便捷的同时,实际上将导致论证的不足。

具体而言,邓正来在对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进行批判时,之所以作出“法律多元”的论述进路与“现代法趋向”的论述进路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紧张或冲突这一判定;〔5〕之所以作出苏力所认定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是“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裁减”或“切割”,是与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暗合这一判定;〔6〕之所以作出“本土资源论”与“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比它们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而且也更为根本这一判定。〔7〕实是因为在邓正来的认识中,现代化这一概念是一个必须加以捍卫的始终保有同质性的概念,而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性。“而苏力所关心的,归根到底,则是如何以‘时间’为代价、更好地‘融合和转变’传统的民间法为现代的国家法。显而易见,作为‘本土资源’的民间法,在苏力那里只是在移植法律尚未完全有效的情形下而确立起来的一种补充性‘资源’,亦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彻底改变且移植法律日趋完全有效的情形下可以彻底放弃的那种‘过渡性’资源,是一种在根本上已经被前设了在知识上与‘现代国家法’平等而在价值上却不如‘现代国家法’的资源。”〔8〕显然,邓正来之所以要批判苏力的现代法取向,是他对现代化概念做了同质性的理解。

同样,邓正来在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进行批判时,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辩异过程中将中西方辩异这一比较意义上的参照转换成评价意义上的判准这一判定;〔9〕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辩异以后对中国“文化类型”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这一判定;〔10〕之所以作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受“现代化范式”支配而为中国的法律发展或法律改革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这一判定,〔11〕究其原因,仍然是因为他捍卫始终保有同质性的现代化概念,而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由此也就忽视了梁治平“法律文化论”中“内在视角”的独特性。“内在视角”的独特性在于,“首先,它要求我们从一个社会的内部去看问题,要求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发展脉络,尤其是这个社会在其漫长历史中经常遇到并且感到困扰的种种问题,看这些问题与法治诉求之间有或可能有什么样的联系。其次,因为强调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重要性,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不简单把‘传统’视为‘现代’的对立物而予以否弃,也不把任何名为现代性的事业都看成是对传统观念、制度的全面剔除和取代。为此,我们需要有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的眼光,不只是从现在看过去,也学会由过去看现在。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内在视角还要求我们改变以往所习惯的自上而下看问题的方式,尝试着自下而上地了解和看待这个世界。”〔12〕“内在视角并不预设任何一种形式的二元对立,无论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还是内部与外部的对立,更不会将善与恶,正与邪的意义赋予这类对立。同样,内在视角并不预设某种认识论上的优势,按照种族或者文化来划分观点或者观点的正确性。”〔13〕梁治平对他的“法律文化论”所做的这番阐述足以说明,他并不是如邓正来所认定的那样,要在中西法律文化类型之间作出优劣的比较后,以西方“文化类型”为判准,从而将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简单地强加于中国。

二、现代法治基本价值的去存

邓正来为了将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转换成“现代化范式”危机,采用了并始终捍卫着同质性的现代化概念。由此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集中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四大理论模式特别是“本土资源论”与“法律文化论”的批判中,由于缺乏对这些理论中所包含的现代化差异性的洞见,从而摒弃了由于这种差异性而体现出来的法治现代化的合理因素;二是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作者在经由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而达致的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批判中,尽管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问题束”进行问题化表现出很强的诉求,但是由于没有理清问题化这一知识活动与法治现代化之间的合理关系,从而把法治现代化这一问题悬置起来。

作者在批判“权利本位论”时指出,“实际上,‘权利本位论’之所以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归根结底便是因为‘权利本位论’是一种关于现代法律及其时代精神的法学思考,而这在张文显那里,乃是因为‘权利本位论’就是‘权利作为现代法哲学之基石范畴的理论表达。’当然,‘权利本位论’者也都认为,现代社会乃是以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为其构成要素或必备条件的,所以现代社会将呈现出个体性、多元性、合理性和契约性等本质特征。”〔14〕在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指出,“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于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司法的品质;”〔15〕在此,我们发现,现代法治精神在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究竟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作者并没有给出较为清晰和系统的回答,而只是从否定意义上将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与中国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分离开来。

“法治社会中的主要价值有‘自由’、‘正义’、‘权利’、‘法律’、‘规则’、‘程序’等。这些价值的基本趋向大致是抽象、非人、外在及怀疑人性的,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种种表现(除自由外)。”〔16〕“根据现代法治主义的各种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通过某种民主程序订立的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并且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在形式和实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精神,不仅对于个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于任何违宪的政府举措及法规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等方式方法予以纠正,以保障每一公民的尊严、自由、权利、社会正义以及法律体系的安定性。至于哪种具体的制度模型更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要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而定,不可一刀切。其实现代法治构思本来早就包含了多元化的契机。但是,如果曲解法律秩序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连上述最基本的共性目标本身也不予认同的话,何必玩弄概念游戏,侈谈什么现代化的法治!”〔17〕这些论述表明,现代法治虽源于西方,但是在一些基本理念、价值方面,却可以构成所有意图实现法治的国家的共性目标。可是邓正来将这些共性的目标切换成了他所认为的大词,以及不切合中国实际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18〕这一前提性命题假使成立的话,那么,邓正来的对“现代化范式”批判的方法,若不是对这一前提性命题的否定,就是因为应然和实然的混淆,而回避了这一问题。

三、“知识系统”的开放性及其矛盾境地

正如邓正来所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并不只是就事论事地对中国法学发展过程中几个既有的理论模式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也不是仅仅对作为总体的中国法学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事实上,我旨在揭示和批判的乃是某种特定的‘知识系统’(在本文中乃是指在1978年至今的26年中的中国法学这一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19〕基于对这种知识引进运动的否弃,邓正来要求我们从“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立场,“亦即努力使知识重新获致它本应具有的那种批判性力量,那么一方面我们就必须对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知识生产制度及其赖以为凭的结构进行检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对西方论者就何种人类秩序及其制度更可欲这样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的理论解释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有关中国或人类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20〕

“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21〕自从西方以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始,西方现代化包括法治现代化的经验和知识就逐步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理解自身历史、现实乃至于设计未来的极其重要的知识资源。而这种前见的形成并非如邓正来所认定的那样,是中国法学论者集体无意识的结果,相反,带着“前反思性”的立场思考和建构中国法学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假如在我们的认识里,中国法学论者具有理性判断和鉴别能力这一前提成立的话,那么,西方法治现代化的知识是以其比较优势被中国法学论者接受的。“用法治等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现实甚至设想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研究的结果。”〔22〕在中国以封闭的状态存在时,有着自己的以儒学为主的知识系统,但一旦这一知识系统向西方开放后,就意味着中国自己的知识系统与西方现代化知识系统之间的比较和竞争,而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为概念系统之间的竞争。

“概念系统作为文化的最基本的内容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知识体系;各概念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为表里的有机联系。如果接受某个概念系统中的某个范畴,必然会导致接受该概念系统中相应的概念范畴;儒家如果接受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则意味着迈出了走向自由主义的第一步,必然会进一步接受诸如法治、合法性、、财产等概念。”〔23〕如此,则中国原本固有的知识系统就存在着认同危机,处于弱势地位,而西方现代化知识系统就处于强势地位。所以,中国法学论者接受西方现代化知识,并不是邓正来所认定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固有的知识比较贫乏。“儒家学说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基本上是非常抽象、高度概括的概念。这类概念作为哲学探讨的范畴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是,却无法把它进一步制度化、具体化。”〔24〕可见,西方现代化法治知识,不但占据着解释力上的优势,而且占据着制度设计上的优势。显然,邓正来在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没有很好地协调甚至没有意识到知识系统的开放与认同危机这一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J〕.政法论坛,2005,(1):10.

〔2〕〔3〕〔4〕〔14〕〔15〕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J〕.政法论坛,2005,(2):32,35-36,34,21,41.

〔5〕〔6〕〔7〕〔8〕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J〕.政法论坛,2005,(3):63,69-70,55,67.

〔9〕〔10〕〔11〕〔19〕〔20〕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J〕.政法论坛,2005,(4):59,62,66,69,71

〔12〕〔13〕梁治平.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88,89.

〔16〕〔22〕〔23〕〔24〕於兴中.法治与文明秩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9,15,77-78,81.

〔17〕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也谈对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反思〔J〕.战略与管理,第48期.

篇3

关键词：法；法治；传承

有太多的法学家试图对法这个字进行全面的定义，可惜“法”力无边，至今还不能完美的阐释这个奥妙无穷的“法”字。“法”虽未曾完美阐释，我们却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它无处不在的身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法”只是一个我们抽象出来的概念，但由“法”出发，落实于法治却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实实在在的目标。法治的概念无论从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认为是社会的完美状态，但随之而来伴随着一丝困惑：中国的法治，究竟该怎么走，它会采取何种方式去发展？

一、法治学说

法治该怎么走，现在有诸多观点，笔者认为主流上应当为三种：第一种是权利本位说；第二种是部门法论者的法条主义；第三种是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

第一种权利本位说。权利本位是一个西方背景下的理想，权利这个名词对于国人来说本身是一个舶来品，对权利的定义用中文语境来说很难与西方概念完全一致，比如权利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权利的限制有哪些，以及在不同文化上权利是否有所不同？从理想主义角度来看，权利本位是完美的，可完美的是理念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环境不同，很多可能知道法治，但对权利究竟是什么却非常陌生。举个例子，每个人有独立平等且自由的权利，但实际上父母和孩子权利天然是不可能对等的，父母有更多的义务，孩子更多的是权利。在笔者看来权利本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应尽量在实践中贯彻权利，但是不能迷信权利，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注意培养深厚的法治土壤，而不是去树立概念上的空中楼阁。

第二种是法条本位，这个可能跟九十代的法律万能论有一定关系，但是根据任何一本现有的法理学教材来说，法律不是万能的。法治如果光靠法条去实现，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法条主义是法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那第三种是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说，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基本上是立足于我国的现状，这一学说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以及中国本身发展法治所存有的社会基础。这一学说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就是该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国乡土社会和商业社会交叉的复杂状态有所忽略，简单的说：乡土社会的文化浸入到了城市，但是城市的文化是商业的，所以城市里有它各种文化混合的一面，不能一概论之。

综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法治应该是在传承中进化的。有人或许会有反驳，中国法律的框架以及诸多的概念不都是移植的么？甚至连法治这个词本身都是西方过来的，怎么在传承中进化？是的，我们现在所应用的法律概念、框架基本上都是舶来品，可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华法系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历史的惯性却一直影响我们到现在。

二、法治的本土化原因

法治正如同我比喻中所说的橘子一样，它一方面要考虑自己吸收的是什么，另一方面它要考虑自己立足的土壤是什么？前者衡量法律移植的优势，后者比较传统的影响。

笔者将进行分块论证我国法治需要在传承中进化的原因，分别是思维模式、风俗习惯、人性。

（一）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是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及其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大都是以经验式为基础的，我们喜欢于历史中寻求经验，一般不进行逻辑或者创新思维。按照普通思维，我举一例，比如法官断案是按照逻辑三段论进行推理的，而逻辑三段论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段构成，一般来说有严格的顺序编排，但是现实往往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的。我国的法官总是先从小前提入手，即所谓的事实，先事实审再法律审。不管大前提设置的多么完美，如果小前提没办法解决的话，逻辑是成立不了的。实践操作中，为了让事实确立，我国法官往往会先导入经验在进行逻辑上的配套，小前提才可能成立，所以在中国从事法律，有点类似于英美法系，逻辑是要为经验服务的。另外一种经验告诉我们，从事法律，需要拥有本土的经验，当这片土壤上有着它独特的文化厚度，逻辑虽然可以拿来用，但很多事情都不是光靠逻辑可以成功的，所以本土经验往往占有巨大的市场。

（二）风俗习惯

乡土中国是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整个乡土都是熟人，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是经验，几乎一个人存于世上的一切都是经验式的。中国有这种文化在里面，它不好的一面需要吸收优秀的制度去逐渐改进，它好的一面却需要加以传承。我国由于是成文法国家，法律界曾经有些忽视自己最为宝贵的习惯法，不过近来逐渐引起了重视，学界也产生了一批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进一步探索风俗习惯的问题，国家的权力很大，但也有其延伸不及的地方，这个欠缺地带在乡村中非常明显，但是乡村仍然需要治理，怎么治，村干部来治。村干部是来自于本土的，他处于本土这个熟人社会，在利益的衡量中，他会偏向于熟人社会，因为他没有升迁的希望，而且他必须生活在乡土中。经验告诉他，怎样处理本土产生的纠纷，才能更大程度的维持本土的秩序与平衡，所以在乡村中，一个深得人心的村干部是公正的化身。苏力教授曾说在涉及乡村的案子，聪明的法律人就会去寻求村干部的帮助，并做出在法律范围内的让步，这样即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尊重了乡土的习惯。

（三）人性

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由的，但自由是受限制的。这种限制最为重要的一面即是法律，人性有雷同，法律却不同，为什么？关键在于两者出发点或者基础是不相同的。

西方关注的是神的世界，所以他们的思想充满了神性，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几乎是信仰上帝中西方人的共识，如若没有这种神性基础，笔者认为人人平等是不可能存在于人性的。神性化的理念，往往存在于最完美的理想化中，没有神性的渊源就没有平等的概念，这个渊源来源于人们深刻的信仰。相对于西方，国人更为关注的是人的世界，所以我们的思想充满了伦理，而伦理的出发点是伦理纲常，而不是人人平等。伦理纲常因为有群臣父子的理念也就无法包涵人人平等，它更多关注与人人的和谐相处，讲究秩序的稳定，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发展出了一整套伦理观念，并让这一套理念与法律水融，影响直至现在。当然西方也有伦理，这种伦理同样贯彻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他们的伦理没有发展出更为完整的与法律融合的模式，纵观西方法律历史，西方法律有一定的伦理观念掺杂其中，却不是以伦理观念作为法律的哲学基础。

三、法治本土化反思

分析了法律本土化的原因，就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律价值和西方的有相同的地方，有相同却侧重点不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笔者不反对西方法律的引入，但反对整套西方法律价值体系的引入，我国的法律理想不是西方的法律理想，两者背景不同，基础不同，若强要模仿，总是会产生水土不服，其花费的成本较为巨大。

如若引进西方的法律，还要注意的是，这是一种被吸收了的理念，是积淀在我国本土法之上的，法律制度引入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排除法律工具化的思想，工具可以采取拿来主义，而法律则不行，法律在性质上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工具。很多人会误解我们拿西方的法律制度来用，法律可以被移植，就是一种工具，工具化的法律是危险的，因为它不被信仰嘛，而法律是要被信仰的。

篇4

一、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发展观念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

文化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文化的现实存在及其基于人类的自觉审视所形成的文化理论贡献告诉我们，文化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性存在[2]。而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则决定人们既不能抛弃民族文化也不能僵守民族文化，既不能排斥外来民族文化也不能简单地拥抱外来民族文化，应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在当代国内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潮流中，以扬弃的方式通过与优质文化的融合，保证文化的先进性。这就决定了我国对当代法治文化的态度：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对待法治文化，即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必然形成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法治文化发展观。近年来，人们对法治文化产生了不同解释，但多数是单维度甚至宽泛的解释，难以形成对法治文化的全面把握，如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价值追求，是一个法治国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是人们的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精神[3]。也有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具有或应有的文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4]。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蕴涵着法治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其中观念意识与价值取向是法治文化的内核，而生活方式是法治文化的外层[5]。按照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认知逻辑，可以在法治文化众多的理解中梳理出对法治文化认知的共识：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法治文化包括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本体维度、结构维度三个维度的内涵。从法治文化的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是人类长期以来以法治为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及社会以法治为运行方式的历史积淀，是以法治为对象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不同地域、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凝聚成该地域或民族所特有的法治文化系统，从而形成带有民族性的、多元的法治文化。同时，在历史的发展以及不同法治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法治文化的变动不居、吸收异质的发展规律。从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考察，法治文化表现为以法治为重要因素的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法律活动中，影响人、制约人的法律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它为法律人格的塑造提供标准、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指引。像对文化的理解一样，对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的理解可以引申出对其功能维度的理解，即法治文化是法治的根源，是法治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人们所具有的关于法治的心态、意识、观念、认同标准影响着法治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法治状态。从法治文化的结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可分为内隐的和外显的两种不同层次，有学者称之为隐性法治文化和显性法治文化。其中，隐性法治文化包括基本概念、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价值追求。显性法治文化包括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行为和法律设施[6]。体现为意识、观念、精神、价值的内隐的，作为一种无形的、深层的、稳定的法治文化，其处于核心地位并对人和社会产生显著、久远的影响。关于法治文化的具体分析有利于人们对法治文化内涵形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为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拨开迷雾：不能只着眼于西化的法治理论，应通过多维度的考察确定法治文化建设的方向。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法治文化观念的养成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观念，以此指引法治文化建设的行为。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陷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凸显我国法治观念的偏差，缺乏对法治的整体认识。因此，应通过对法治的正确、理性认识，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特别是通过对内隐的法治文化的正确培育，进而影响外显的法治文化。因此，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如何理解法治？是否坚持西方的法治？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法治？

（一）法治的检讨

当前，我国部分人仍然坚持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观点，秉持西方的法治文化立场，其在对待法治的问题上，总是以西方关于法治的认识标准来检验我国的法治建设，这样自然得出我国的法治建设不理想甚至还没有法治的结论。特别是对西方法治的肯定是建立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的基础上，而我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因为被否定而消失，尤其是强势的“官本位”因素并未被消除，这导致西方法治在我国出现困境。因此，检讨对法治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从以往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来看，观察者多是以法治为立足点，通过法治看法治，根据与西方达成共识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民主等法治要素观察法治，符合法治要素的就是法治国家。事实上，以上做法限制了对法治的认识视野。在魏德士看来，观察者从一个立足点出发，观察周边事物，通常唯独没有看到该立足点——因为他自己正是立足在这一点上。只有改变立足点，才能观察到原来的立足点并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原有的观察结果[7]。所以，应该突破法治的藩篱，寻找恰当的立足点来看待法治。而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及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问题又回到人身上，一切活动围绕人来展开，法治也不例外。当把视角转到人本身时，可发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精神生活的丰富再到心灵获得慰藉。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法治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已经推向全世界并且被冠之以普适的方式，但这只是一种强势输出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更不是最佳的方式和唯一的方式。首先，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世界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法治文明。一个民族或区域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其对人的全面发展方式的选择也不可能相同。任何一个民族或区域都可以结合自身的传统形成其人的全面发展方式，而不是简单化一，否则就违背了文化多元性的特质，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相背离。其次，西方对法治的选择不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上的，或者说不是建立在人的自身修养提升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动荡、战争、征伐、掠夺过程中的选择，所以不能理解为是最佳的选择。这种选择以一种纯理性的方式维持了一种社会秩序，但由于忽略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因而缺乏稳定的基础。对于这种状况，昂格尔一针见血地揭示：法治就像生命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只是在恶劣环境中作出最佳选择的尝试[8]。法治是对社会秩序衰落的一种反应，它把人变为机械规则的附属，用冰冷的权利义务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和谐，它忽略社会的丰富多彩和个体的不同，把所有的一切都整齐划一，而且，最危险的是，它可以成为统治集团以社会的名义追求某种政策目标的工具[9]。再次，就法治本身而言，也是不确定的。对此，夏勇先生在《不能遗忘的文明》中提出了质疑：一是法治究竟指什么？是哲学王之治、神袛和理智之治？还是法律主导、法律面前平等之治？等等。二是用以为治的“法”是什么？国家的实在法、自然法、天法还是神法？三是法律权威的观念到了什么时候、什么程度才能被看做一种合格的“法治思想”[10]？如果理解为良法之治，那么何为良法？其标准是什么？是否法达到了良法的程度？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如何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法治？按照发展的观点，法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这意味着法治不存在完美的程度，又如何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不是法治呢？以上问题值得深思。最后，法治并未实现其内在要求。法治的共识是以良法至上的方式保障人权、制约公权，法治应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所谓法治国家并没有实现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人权常常被蹂躏，法治也没有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当代社会所存在的动荡、罢工、恐怖活动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在承认西方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西方法治所带来的现代性的贫困：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生态的恶化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11]。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对法治盲目崇拜，应将其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由于只是作为一种方式，就不能孤芳自赏，而应理性地对待其他方式，不能带着傲慢或偏见对其他方式横加指责。同时，这种方式应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样有完善的需要，而不能只强调现代西方的法治标准。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观念的形成

当我们把法治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时，我们应对法治形成怎样的看法？从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应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维度来判断，即结合法治是否能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慰藉来判断。由于上述法治的非至善性，而人们又选择法治之路时，就需要对法治作出更宽容的解释。如此，对法治形成这样的认识：法治以道德或宗教对人的自身修养提升为基础，以多元为特征，以法律为社会秩序的主要规范手段，通过人善性的提升与法律的结合实现公权的合理规范和私权的合理保障，并通过解决多种社会冲突的途径维持社会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

第一，法治因素中包含着道德或宗教。姑且不论法治具有道德基础或宗教基础，也不论及法治对道德和宗教的确认。单从法治的实践讲，法治是单纯地依靠法律调节社会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践行法治的显著表征在于遵守法律，人之所以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自身的强制性，还取决于人自身的内在约束：人具有遵守法律的内心确认。而这又是道德或宗教对人不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改造之使然。不否认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阻碍性，应肯定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驱动力。西方的宗教传统不但催生了自然法中核心的正义、权利等观念，更重要的是，其所体现的以大爱为核心的基本伦理对心性的提升促使人性向善，并在法律符合宗教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形成法律的信仰。我国所具有的道德传统更是重视对人性向善的改造，但由于狭隘的法治观念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法治存在冲突，特别是在“五四”前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导致我国急于效仿西方而批判我国传统文化。该选择使国人只是追求市场而淡化了自我心性的提升，从而造成了人性的冷漠，也难以实现对法律的遵守。这表明，法治并不能只理解为法律之治，而是以法律为核心的治理。法治也应当包含道德或宗教等要素，法治的实现需要宗教或道德的支撑。以宗教或道德特别是道德实现人性的向善、人格的完善，以善性推进法律的良性和法律的遵守。可见，民主法治所表现出来的文明与宽大，既有赖于制度，又得力于人性的善良。事实证明，民主法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必须以政府官员、人民大众的相当的道德水准和政治品性为前提[12]。

第二，法治具有多元性，法治并不只是西化的法治。法治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法治的多元性，这说明法治建设甚至是西方法治不可能整齐划一。事实亦如此，承继古希腊罗马思想的西方现代法治在英国历经几百年方始确立，随后辗转存在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法治发展体现着分殊与异同，都是在保持着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法律至上、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的基础上根据各国的国情走着截然不同的法治之路，彰显着法治的多元性。因此，西方法治的推广是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强加的结果，并不是必然的选择。即使推行西方的法治，仍然存在选择何种西方法治的问题。各国都可以在坚持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的基础上，践行适合本国国情（包括传统文化的扬弃）的法治。法治形态的多元化促使各国可以实施多形态的法治。此外，法治内容的多元化还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现代人们都趋向于“法治是民主”的观点，法治建设必须实行民主。但民主并不存在单一的理解，于是人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模式的民主。二是保障人权是法治的核心。但“人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能说达到了某个标准就是实现了人权，就是践行了法治。三是对于制约公权来讲，它应当是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状况下的产物，即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状况下，对人民理论下本属于人民（公民）的公权掌握在国家手中，若与公民脱离，极易造成对公民的侵害，因此应通过法治的形式给予制约。但在国家、社会、市民三位一体的社会状况下，权力的掌有者也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制约意味着自己对自己制约，是一种逻辑的悖论，此时就不应当强调制约公权，而应是合理规范公权。

第三，法治意味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存。法治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一种方式，目的在于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的慰藉。所以，对符合达成以上目的的能解决纠纷的方式，就应该是可取的。这就意味着，法治并不只是依赖法律、法院来解决冲突，因为在只依赖法律和法院来解决的狭隘法制观念下，容易形成依赖一种程序性的操作及理性的法律达成一种结果，并不意味着社会冲突真正得到解决，这在我国尤为甚。当前有一些国家谋求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社会冲突，这不仅解决了法院诉累的问题，而且为探寻彻底解决社会冲突提供新思路。人的全面发展目的的实现除了以法律、法院解决社会冲突，更应强调“应天理、顺人情”，即法治应考虑伦理社会的现实性、大众的正义观和情感。基于此，实施法治意味着可以通过自行和解、调解、仲裁等途径来解决社会冲突，可以在法律之外凭借道德、人情解决社会冲突，但此做法应要弱化人际关系的负效应。要知道，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削弱法律，法律仍然是核心，只是不能一味依赖法律而已。上述体现了法治的宽容，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狭隘的法治观的一种突破。依上述观念所形成的法治文化，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是恰当的。进行这种法治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实现法治建设的进化，突破当代法治的困境，朝着人的理想境界迈进。

三、建设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进路

通过破解法治的困境而形成的法治文化观，在顺应文化理论的语境下，就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指引：不能只认同西方的法治，不能只依据法律来实施法治。而应在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进行我国的当代法治文化建设。即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扬弃，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法治因素，吸收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先进文化，以此建设我国的法治文化，推进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精髓

钱穆先生说：“只有凭仗中国民族，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历史，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问题。”[13]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生生不息的延续与光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模式，自然蕴涵着影响力和文化力。我们不可能在的背景下就一国的法治进行建设，这个建设的过程必然地与传统及现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因某些腐败而全盘批判，也不能因西方文化的压力而对其加以否定。我国传统文化应该在内在创造性的转化中实现超越与进化，完成与现代性的契合，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支持。而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应通过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并结合现代性的因素来进行。传承是指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把能够成为法治构成要素的因子——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合理采用，成为现代法治的构成部分。对于过时、陈旧的传统文化理当对其进行批判或废除，而对于那些体现现代思想的传统文化则应该合理采用，并让它继续发挥作用，成为法治的组成部分。而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要求，人的发展必须“内外兼修”。对内而言，就是通过心性的修炼达到人性向善；对外而言，就是通过外在的约束规范人、促进人的发展。心性的修炼就是道德的培育，因此，我国传统文化中优良法治因素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道德的关注。我国“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辉先生认为，道德是“良心”与“德行”的统一，是必然要表现于外的社会行为，必然要影响社会并受社会制约[15]。重视道德，加强道德修养，提升人的善性，并以此善性的社会影响力，才能保证良法的实现和对法律的遵守。如果没有人的内心向善，在人性恶的状况下制定出良法仅是一种理想，而仅靠法律本身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守法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道德与法律具有天然的契合，现代法治所依托的自然法思想实质上是道德的法律表达，法律之初是具有道德基础的。道德的属性及重要性决定了法治文化不能把道德排除在外，我国也有学者提出法治文化应是法律和道德的二元文化[16]。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道德基础，或者说，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道德氛围。一直以来，我国都重视道德，强调通过道德修身自省，这凸显了德治的社会发展特色，以期通过人心灵的纯化促进人的发展。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依赖道德”[17]。尽管道德教化所倡导的等级秩序、君权思想、“官本位”思想已不可取，但道德所期望的以身作则、集体主义、舍生取义等当然有着积极的因素。所以，应当通过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汲取其中的积极因素，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系统。而如何实现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传承，则有赖于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仁”为逻辑起点，具体体现为德治和民本思想[18]。所以，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就是道德教化的实现。应当说，传统儒学与道德是具有同一性的，与现代法治理念也具有相融性。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礼法结合”等内容，一是表达了对德的追求，强调每个人都修行仁德，以便实现德这种发自内心的规范，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二是体现了法治所要求的人本思想，具有与法治的理性的一致性：就价值取向来说，都应当是爱人、肯定人、尊重人，保护人的权利。儒家思想具有与现代法治暗合的诸多因素，并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仅就西方而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通过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的结合，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新的思想和理论，即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在西方被视为“天赐的礼物”，成为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19]。基于现代法治所依据的思想和理论来源于儒学，那么，我国在建设法治文化的过程中更应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思想。传承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弘扬道德精神，同时结合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是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

（二）吸收他国先进法治文化

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除了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应考虑对他国（主要是西方）先进的法治文化的吸收。在穗积陈重看来，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一切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唯有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20]。因此，我国传统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之际，需与西方法治文化中之先进文化相融构，排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现代法治建设的阻碍和危害，促使先进法治文化的形成。吸收并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代国家的一种选择，其形成过程历经几百年。最初彰显的是限制王权的特质，并最终历经启蒙思想的洗礼，形成了现代西方法治文化。总体而言，现代西方法治文化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契约精神。包含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在内的民主意识、反映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设计等诸多方面。但西方现代法治文化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是历经古希腊、古罗马的道德观、自然观及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观，并在基于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对神治的理性批判过程中所培育的，是西方特有的地理、民族等要素的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所以，西方现代法治文化是西方的，虽然可为其他文化所借鉴，但不能代表其具有普适性甚至唯一性而为我国全盘吸收。目前，很多人把西方法治文化看做一种强势文化，甚至主张单维进化论，这是不可取的。他们之所以认为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并依此主张一种单维的进化论，这实质上既是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结果，也是落后国家对西方国家强盛的一种盲从表现，更是落后国家基于本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所带来的消极效应所造成的。导致以上结果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把多元存在的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看成是完全对立，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两个体系。殊不知，作为文化，必然有其文明的成果，有着文化沿袭的积极因素，或是真正的传统理念精神，而不同文化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对话和交融。所以，把西方法治文化作为一种单维文化是不现实的。尽管西方法治文化所包含的现代因素因迎合了现代社会的需要并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甚至实现了在全球的强势推广，但这未必是一种合理、成功的选择。基于“泛西方化”的选择给非西方社会（拉丁美洲地区，西亚、北非及南部非洲地区）带来的社会动荡、秩序混乱乃至多发的法治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证明[21]。就西方法治文化本身而言，同样有着不能全盘西化的因素。首先，西方国家对法治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在西方法治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立宪主义和议会主义，出现了不同的民主模式和权力制衡模式，导致了英国、美国、德国等不同的法治实践。其次，西方法治文化中呈现出一种理性对道德的沦丧[22]。西方现代法治实现之初，是道德与理性合力的结果，是通过用理性标识道德、以理性涵盖道德、凭理性提升道德得以实现的。但法治实现以后，或许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利益或金钱的一种追求使然，其抛弃了作为法律基础的道德，不再强调法律的正义性，只强调法律的实证主义，以冰冷的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权威，并因而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最后，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种发展的文化，是变动不居的。从西方最初对法治的认识到现在对法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这也给全盘西化带来了困难。基于此，西方法治文化作为一种对现代社会适应的结果，总体上是一种先进的文化，但不是唯一的文化。基于西方的土壤所形成的西方法治文化是不可能带有普适性的。对于西方先进法治文化，我们当然可以学习、效仿，但不能盲目接受。对西方法治文化的理性吸收，应主要是接受适应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包括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在内的法治精神及体现这些法治精神的人权、民主等观念，至于如何弘扬法治精神和落实人权、民主等观念及如何设计相关的制度，则依赖于我们对法治的全新的诠释及前文提及的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

篇5

摘 要：法治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法学家或者政治家们提出的法治的概念各有不同。试从法治的概念及发展历史来简要探讨一下法治的价值追求，明确了人文关怀是法治的本质价值，并着重探讨了法治价值的本源和法治的永恒主题。

关键词：法治；价值追求；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1-0237-01

法治概念从西方文化中发展而来，其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深远。如今普遍于社会思潮中的法治的观念多以西方文化为阐述的背景。我国也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在我国这样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家要实现“法治”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从理论上来讲，除了理清法治的构造，法治的特征，法治的条件之外，还应注重对法治的价值追求的探索。只有认清治国中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才能更好的采用治国方略。

价值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法学理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通常解释为“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的概念，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本身……价值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或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和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想要’做什么的观念。价值是内在的主观概念，它所提出的是道德的、伦理的、美学的和个人喜好的标准。”任何人类的造物都是人类一定价值的载体，法治也不例外，总是凝聚着人类对国家、社会的愿望，以及对自己的生活境遇和生活质量改变的希求。在人类寄予法治的所有愿望中，获得自由和权利处于核心位置。

1 法治的含义

其实在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和法学史上，直接定义法治的并不多见。因为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不是恒久不变的。所以对其做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相同，不可能有同一语境下的法治概念，但法治本身的根本性质和价值追求却是一样重要的。

笔者认为，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物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治国理论、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其核心内容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

2 法治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几乎与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含义的同一时期，先秦法家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法家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中国当时儒家的“礼治”、“德治”而提出，并没有将其视为“法治”。

在西方，“法治”这一术语最早由古希腊雅典“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提出。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法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法治国的方案。柏拉图之后，其学生亚里士多德明确主张“法治应当优先于一人之治”，他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法治的内涵作出了精致而完美的解释。以至于后来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学者对法治的理解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在探讨法治的时候，仍然将“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和“良法”作为法治的应有之义。

法治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人类文明和法理念的发展历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对自身关怀的增加，法律的作用不断增强，于是法治的概念产生并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及以后的时代里，人们更多的仍然将法治视为统治者实施更好统治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人们对法的遵守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即慑于法的威力而被动遵守法律。而中国先秦法家所提出的“以法治国”更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如今，各国学者在吸收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含义的同时，也开始探询法治更为根本的东西，也即法治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

3 法治的价值追求

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从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和肯定，从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来，人们不再束缚于君主的强权政治与特权之下。这种人文精神孕育了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法律至上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法治构成要素。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类一直致力追求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也即法律至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从法律获得普遍服从的角度来讲，法律至上应该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统治者服从法律，在如今的国家形态下，即政府及管理者服从法律；另一个方面则是人民服从法律。如果没有政府及管理者对法律的服从，而这种法律也不能称其为是至上的法律。法律至上并非是法便至上，笔者赞成“恶法非法”论，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法律的制定本身就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因此法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法律至上最重要的是保证法律高于权力。统治机构既是制定法律的权威也是执行法律的权威，因此在法治国中，统治机构的权力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法律应该是最高权威而非统治机构。即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行政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而干涉人民的生活。统治机构代表着权力，虽然法律经由这种权力而产生并具有强制力，但是这种权力在赋予法律以强制力以后也应该服从于这种法律的强制力，否则法律的强制力便是不完整的，也谈不上进行法治。

法律的出现本身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因此法律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法治的最根本价值则该是人文关怀，即对人类本身的关怀。而人文关怀中最核心的内容便是人文精神，它是人文关怀的直接表象，并且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文精神便占据着各国思想家思考的一部分。有学者将人文精神的要点概括为：

（1）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思想人格。

（2）高扬人的价值，否定神和神学对人的束缚。

（3）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在肯定人欲的合理，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湮没。

（4）谋求个性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

（5）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和认识领域的强制服从。

根据早期自然法思想，法即代表着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现今的以人为本，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不断增加，而这种关怀更是体现在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中。从根本上来讲，法律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也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工具，而人才是最终极的目标与关怀。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公平、正义、权利，都需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从而赋予了宪法以最高的权威，因为宪法是这些人类基本权利的载体。可见人类其实是用法律来实现对自己的终极关怀的。

法治并不是单纯治人，是法所反映的人类人文精神的需要。在法治建构中，人并非法的对立面，人永远是目的，法永远是人的方式和手段。当法律的制定和运作的全过程反映人类人文精神的需要时，法律的至上性便成为这种人类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法律成为最高权威，才能保证人类的基本权利不被践踏，也才能保证人类得以实现对自身的关怀。因此，从法治所要实现的本质目标上来看，都是为了使人类获得更为根本性的发展，而人文关怀便成其为法治的本质性的价值追求。法总是体现一定自由，而以法铸造而成的法治，自由又无疑是它永恒的主题。所以法治无论是从制度方面还是从精神方面而言，自由既是它产生的根源，又是它始终关怀的目标。

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如果说法治作为社会文明中的成果，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种理性选择，那么法治除经济因素外，人文关怀是其重要的精神动力。法治并非单纯的规则之治，更多应将其视为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这样也才能克服法律规则本身的僵化与死板。由于法治内在的本质的价值是人文关怀，则法治所反映出来的法律规则便必须成为至上的，这样才能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也使法治得以实现。当法律至上以人文关怀为背景时，也便成为一个灵活的而表征着所有善的正义的法。只有确定了法治的价值追求，才能使法治化的道路向着明确而光明的方向前进。因而法治，无论作为一种制度方式，还是作为信念存在都是自我完善的需要，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人类的一种关怀方式。

参考文献

［1］L.亨金.权利时代［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

［2］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