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辩论概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法庭辩论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分解法庭辩论的内在涵义

辩论权利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之一，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总则”和“开庭审理”章节都有明确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当中主要体现在总则部分。《行政诉讼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由此可见，法庭辩论是行政案件庭审的必经程序。审判实践中出现的“行政案件不存在辩论程序”或者“行政案件不需要辩论程序”的提法是不确切的。 所谓分解法庭辩论，就是指在肯定法庭辩论为必经程序的前提下，在庭审过程中不单独设立辩论阶段，将辩论内容肢解，分散体现在事实认定、行政程序和适用规范性文件问题的质辩过程当中，以充分展示质辩混合的审理特点，彻底揭示案件争点和争点中的焦点，避免重复辩论，最大限度地发挥庭审应有的功效。

二、分解法庭辩论的可行性

《行政诉讼法》是我国三大诉讼法当中唯一对庭审程序包括辩论程序未作明确规定的程序法。《行政诉讼法》第43条至第53条规定了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合议制度以及庭审前的准备工作等，第54条规定了不同的判决方式，中间关于开庭审理程序立法空白。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但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或“必须”，是“参照”而不是“依据”或“依照”，由此可见，该解释的规定一定程度上隐含了行政案件庭审程序包括辩论程序的不确定性和有限度的自由拓展空间。况且《民事诉讼法》第12章第3节的规定以及第127条的规定是否意味着“民事案件法庭审理过程中必须单独设立辩论程序”、“法庭调查必须前置于法庭辩论”，其本身值得商榷。

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相关司法解释不仅对分解法庭辩论未作禁止性规定，而且根据条款理解，事实上赋予了合议庭在此问题上的有限度的自由拓展空间。分解法庭辩论从法律角度是可行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当前我省行政审判实践中主要参照的省高院《行政案件审判操作规程》的规定中得到印证。省高院《行政案件审判操作规程》全文没有引用“法庭辩论”的概念，但在不同审理阶段规定了“事实证据的举证、质证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可以进行辩论；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质证、辩论；行政程序问题进行质证、辩论”，实际上隐含了不再单独设立法庭辩论、法庭辩论内容分解的框架。虽然该《规程》同时又要求在当事人最后陈述之前要“逐一询问当事人对案件处理有无新的意见”，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法庭辩论有质的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行政审判方式改革中的一种中和性规定，至多只能是补充辩论性质的内容，而不能成其为独立辩论阶段。

从诉讼原理上来讲，分解法庭辩论不仅不会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而且能够使当事人或其人更加清晰自己的辩论思路，更加充分发表自己的辩论观点，更加有可能展示自己的辩论技巧。

三、分解法庭辩论的必然性

行政案件当中的法庭辩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对单项事实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展开辩论；2、对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是否足以认定行政事实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行政事实展开辩论；3、对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展开辩论；4、对被告适用规范性文件是否准确展开辩论；5、对被告提供的证明其已经履行相关程序的单项程序证据“三性”及证明力展开辩论；6、对被告行政程序是否合法展开辩论；7、对被诉行政行为依法应予撤销或维持等展开辩论。当然，法庭辩论还应包括个案当中的受案争议、起诉期限争议、处罚公正性争议等等。

对法庭辩论的内容问题，首先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对单项事实证据和程序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力、对规范性文件效力的质辩是否属于法庭辩论内容？笔者认为是肯定的。对事实证据、程序证据的证明“三性”及证明力、对规范性文件效力的质辩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质”，二是“辩论”。质辩双方首先可以通过对质方式确认证据的形式状态、取得方式、待证事实等，然后提出对证据是否符合证据“三性”及证明力大小问题的看法并充分发表自己的理由。在当事人提出看法并加以解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争论。因此，证据质辩既是事实调查的过程，又是认定事实问题和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法庭辩论过程，是调查和辩论的混合过程。审判实践过程中，有些人将证据质辩理解为“对质辩认”或“对质辩解”，在证据质辩时，只要求当事人陈述“有无异议”、“哪些异议”，不许可当事人解析理由，不许可质辩双方展开辩论，这是对证据质辩的曲解，是人为割裂调查、辩论的做法。然而，证据质辩过程中，调查内容和辩论内容是不可能人为厘清的。

对法庭辩论的内容问题，其次需要明确的是，原告的诉词和被告的答辩是否属于法庭辩论的内容？笔者认为也应当是。一方面，原、被告在诉辩阶段，对被诉行政行为事实证据是否充分、适用规范性文件是否准确、行政程序是否合法提出自己的主要观点，这本身就包含事实问题辩论和适用法律问题辩论的内容。另一方面，原告提出诉讼请求，是原告展开辩论的开端，是原告作为“正方”立论的诉讼环节。反之，被告提出答辩请求，是被告作为“反方”反驳原告观点并同时确立辩点的诉讼环节。在之后的各审理环节，双方对事实认定、适用规范性文件和行政程序问题的质辩过程，就是双方以充分的论据来论证各自论点、抗辩对方论点的辩论过程，至最后陈述结束辩词。这样，才能解释法庭辩论的逻辑结构和庭审架构的内在缜密性质。 由此可见，法庭辩论从当事人双方的诉辩开始，至最后陈述结束，贯穿于庭审的各个环节。单独设立辩论阶段，从理论上是无法解释法庭辩论的逻辑性和庭审架构的。从审判实践来看，单独设立辩论阶段，就必然要将所有辩论内容包括对诉讼请求的辩驳、对证据的辩驳等，一揽子纳入法庭辩论当中。只有这样，才能称其为调查和辩论完全分离，但是这样必然导致当事人在证据质证时只能作出“有或没有异议”的机械陈述，这当然是极其荒谬的。法庭辩论不仅应当分解而且事实上已经分解。

四、分解法庭辩论的可塑性

我省行政审判实践中主要参照的省高院《行政案件审判操作规程》的规定，体现了庭审的调查与辩论混合特点及不单独设立法庭辩论、辩论内容分解于各庭审环节的精神。主要体现在：1、《规程》全文没有引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概念；2、没有单独设立调查阶段和辩论阶段；3、对事实证据、适用规范性文件、行政程序问题当事人可以分别进行质证辩论。《规程》规定的庭审架构总体科学合理，是我省行政审判实践中必须参照执行的，但有几处内容笔者认为仍值得商榷。

其一，《规程》第35条规定了原告、第三人可以对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进行质证、辩论。笔者认为，事实证据的质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单项事实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问题的质辩；另一方面是对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能否足以证明行政事实或者说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是否充分、确凿问题的质辩。因此，在事实证据质辩阶段，庭审中应适当提示当事人双方就后一方面的内容展开充分辩论，《规程》当中亦应当作出明示。尤其是在根据不同案件情况，举证、质证采取逐一举证、一证一质的情况下，如果不予适当提示，当事人就会自然按照法庭设置的庭审架构局限于单项证据的“三性”和证明力问题进行质辩，而在此后的审理环节，由于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就没有合适的环节就上述后一方面的问题充分发表质辩观点。

从《规程》关于适用规范性文件问题和行政程序问题质辩的规定来看，对适用规范性文件是否准确、行政程序是否合法，《规程》规定当事人可以展开质辩，那么与此相对应，事实认定质辩问题亦应作出明示，而不应笼统地提示为事实证据的质辩。

篇2

关键词:律师;豁免权;法庭;辩论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65-04

长期以来,由于法律规范在保护律师执业豁免权方面的缺位,中国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直面临巨大的风险,成为律师行业挥之不去的阴影。2007年10月28日修订,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律师法》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改善中国律师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

“豁免权是一种不受某种后果约束或不受某种法律规范管辖的状态。”[1]在罗马法中,享有豁免权的人,即不受法定义务约束之权利主体。作为一种法律上的特权,豁免权乃是法律赋予某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外交人员、人大代表)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因职务需要所为之特定行为免受法律责任追究之权利。具体到律师行业,此类豁免权是律师豁免权。根据中国现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豁免权仅指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体而言,就是指律师在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正当职业之需要而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中国《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根据此一法律条文,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从权利享有的主体来看,应当对该条文里的“律师”作广义理解,将其扩大解释为包括法律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人或辩护人。有学者认为,律师执业豁免权的主体是指实施律师职业活动的人员,即必须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实习律师或实习期满取得律师执照的律师 [2]。这似乎忽视了《律师法》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立法初衷,也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符。法律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乃是为了使得作为当事人合法利益维护者的人或辩护人,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所顾虑,充分发挥其职能而免受非难,即使出于职业正当需要不得已而损害第三人的权利亦可得免责。基于此种价值,狭义上的律师较之于其他人或辩护人并没有获得法律优先保护的特殊性与正当性,法律理应对两者一体保护。另一方面,从司法现状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的特殊国情,现实中实际从事法律事务的法律工作者群体的规模远远大于所谓真正的律师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这个群体的保护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其二,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权利内容看,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辩护意见既包括刑事责任的豁免,又包括民事责任的豁免。在刑事案件中,由于被指控人往往被采取了某种刑事强制措施,处于丧失人身自由的羁押状态,难以真正实现自我辩护的目的,再加之现代法律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得律师辩护成为维护被控告人合法权益不可或缺之途径。然而,现实中律师辩护权长期以来都得不到保障,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辩护律师都不得不面临随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威胁,基于此,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迫切、最核心的无疑是律师刑事责任的豁免。而律师民事责任的豁免问题,则关系到法律对律师自由辩护权的保护与对公民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人在法庭这个特定空间出于职业需要,在为正当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情境下发表的言论难免会对他人隐私权等人身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法律不应因保护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而造成对律师言论自由进行不当限制,当然,亦不应容许律师滥用言论自由损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所以,现行《律师法》第37条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所包括的民事责任的豁免,应以不超出一般社会容许限度为标准,防止律师滥用法庭辩论豁免权。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理论基础 ①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法理基础

1.权利来源。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并最终源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直接的权利基础在于律师辩护权。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首要目的在于保障律师辩护权,使得律师在辩护当中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敢于据理力争,无所顾虑。因此,律师辩护权并不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权利,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是第一性的权利,律师辩护权则是第二性的权利 [3]。律师辩护权依附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就此而言,律师豁免权的正当性,最终决定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由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利是被指控人最核心的权利,在整个刑事辩护制度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价值,“从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为保护被追诉人(被控告人)的合法权利服务的。”[4]因此,律师法庭辩论权具有结实的权利基础。

2.权利性质。首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有派生性。从权利来源上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从属于律师辩护权,并随律师辩护权的产生而产生,随其消亡而消亡,不具有独立性;从权利行使的目的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保障律师辩护权的顺利实现,具有价值目的上的依附性。其次,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不可放弃、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当事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剥夺律师的此一权利。此外,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还具有法定性,为中国现行《律师法》第37条所明确规定。

3.权利的必要性。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必要性有二:其一,律师辩护权天然就存在被侵害的威胁,特别是来自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历来深受职权主义的影响,其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社会效益,强调有效地惩治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刑事辩护职能被错误地看成迅速处理案件的一种障碍,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对辩护权持排斥态度,甚至将律师辩护看做是对控制犯罪的一种障碍。因此,为保护律师辩护权免受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规定律师相应豁免权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其二,考察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辩方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当无异议,被控告人由于如前所述的特殊境遇,其权利的维护全然仰仗于辩护律师,“如果律师因为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司法机关对抗,而随时都有可能因对方启动追诉权而使自己沦为被追诉者,那么没有一个律师会去与司法机关对抗,也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担任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这样的后果只能是刑事案件的辩护形同虚设或者没有辩护,显然,现代的刑事诉讼已经不能容忍这种倒退。”[5]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经济分析

任何法律除了追求正义、公平等价值以外,效率的价值亦不可忽视。经济学作为研究法律的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在对《律师法》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问题上,亦可发挥重要作用。“ 律师职业不同于官方法律职业,它具有业务性,即其所从事的是一种业务活动而非职务活动。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有偿的,表现为一种等价交换关系。” [6] 市场经济下的律师,无不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的目标,这显然符合经济学有关理性人的理论预设,而现代国家中司法系统的运行也当然要求追求效率价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律师豁免权规定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经济人考虑成本―收益。律师在选择做刑事辩护人时,自然会将成本纳入考虑的范围。沉没成本是首先应当考虑的。所谓沉没成本,就是指已经投入而又无法收回的成本 [7]。一名律师在成长过程中因受教育所支付的巨额费用,构成了律师执业的主体沉没成本。同时,律师选择做刑事辩护人的机会成本亦不可忽视,即律师在选择为被控告人辩护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了去作其他民事案件或非讼案件的机会。由是观之,律师的成本本来就不菲,倘若在辩护过程中没有豁免权的庇护,随时背负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包袱,就意味着律师的总成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高昂的风险成本,再加之律师根本无法预知何时将被检察官追究控诉,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身风险之预期成本大大增加。如此一来,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激励必然会随之减小,担任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也就会受到抑制。

同时,如果缺乏对律师豁免权的制度性保障,市场激励机制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司法不公。前面已经分析了律师在刑事案件辩护中的成本相当高昂,根据均衡理论,在市场条件一定、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接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趋向于越来越少,原来的均衡不断被打破,继而对被控告人来说,聘请律师的价格就会随之不断上涨。在律师费愈加高昂的情境下,自然只有少数经济富裕的被控告人才请得起律师,而一般的被控告人就只能自我辩护。概言之,不保障律师豁免权,将导致律师总成本大大增加,导致律师费用的居高不下,导致只有富人才请得起律师的现象。如此一来,司法公正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已。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比较法分析

“律师制度有其本土性的一面,即要求律师制度必须要适应本国的政体、司法制度及相关意识形态,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律师制度又有国际性的一面,即要求各国律师制度相互接轨。”[8]中国现行《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律师制度相衔接,顺应了法治发展之时代潮流,正如学者所言,现行《律师法》的出台是中国法律国际化的一个产物 [9]。

赋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对律师的豁免权作了专门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法国1881年7月29日实施的《刑法典》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蔑视法庭的诉讼”。此外,德国、荷兰、卢森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均规定了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此观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目前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但同时也都被予以一定的限制。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

1.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边界。在肯定律师享有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同时,有必要明确此豁免权的边界,以防止权利的不当膨胀和滥用。现行《律师法》第37条同时在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从内涵方面,现行《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适用的例外情形作出了规定,即律师发表的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不属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范围。这里的限制主要集中在辩护内容的合法性,既包括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也包括他人的正当权益,具体表现为:一是律师在辩护发言时不能攻击国家的根本制度、危害国家安全;二是不得恶意诽谤他人;三是在辩护发言时不得侮辱法官、扰乱法庭秩序。不难看出,现行《律师法》对例外情形的立法规定属于概括性限制,在适用上具有相当的弹性,然而也存在标准过于模糊的弊端,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用来架空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因为究竟何为危害国家安全,扰乱法庭秩序到底怎样才算严重,均有含糊之嫌。

从外延方面,现行《律师法》从三个维度对律师的此项豁免权进行了限定:在行使权利的形式上,仅限于庭审中的口头、书面言论,而不包括律师的具体身体行为;在时间上,仅限于庭审当中,而不包括侦查和审查阶段;在空间上,仅限于律师在法庭这个特定的空间,而不包括法庭之外。从这些限制上足以看出立法者的审慎,该规定也因此而成为现行《律师法》实施一年多来众多律师、学者所诟病之处。

2.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困境。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虽然已为现行《律师法》所明确规定,然而质疑之声自始未曾中断,悲观者不乏其人,抱怨其不够彻底之人有之,怀疑其现实效果之人亦有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在适用上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法律困境,这集中体现在关于现行《律师法》第37条的规定如何与现行《刑法》第306条之间协调的问题。

现行《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可能使得现行《律师法》保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效果大打折扣。该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亦被律师界戏称为律师伪证罪),具体包括三种行为:一是毁灭、伪造证据;二是帮助当事人共谋毁灭、伪造证据;三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不难看出,前两种行为特征均相对明确,至少在内容上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规定,不仅在内容上含混不清,易被混淆乃至滥用,欠缺实体法上的确定性,而且在程序上大大加剧了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这对于本来就极其脆弱的律师辩护不啻为雪上加霜!而且,该条款以律师作为特定主体,“本身就明显带有对律师行为特别规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色彩,在实践中极易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成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 [10] 面对随时都可能因《刑法》第306条而成为被控告人的现实威胁,中国现行《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制度应该重构。

四、中国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构建

1.观念层面。任何权利在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转化的过程当中,都是以观念上的转变为先导的。中国司法实践中历来残存着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国家公权力机关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自居,习惯性地俯视甚至藐视其他私权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司法人员首先应当转变权力本位的观念,同时必须认识到,赋予律师一定的豁免权,“并非是给律师什么逃避法律制裁的特权,而是为了给律师职业提供可靠的保障,使其放开手脚进行执业活动,这不仅有利于专门机关公正处理案件,也有利于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11]另外,就律师自身而言,也应当树立良好的职业伦理观念,加强自身约束,不能利用自己专业优势玩弄法律,恣意滥用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置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他人正当权益于不顾。

2.制度层面。应当构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立法律职业互通制度。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由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内的法律人所构成的团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具有高度同质性,他们有着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因而他们在根本上应当是统一、协作的关系,而非彼此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所以,法律职业者彼此之间应互相理解和尊重,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良好的功能性协作。然而现实中由于中国司法干部和律师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存在共同的职业背景,导致法官、检察官对律师往往缺乏职业认同,甚至滥用公权力对其人身进行打击报复。有鉴于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要想真正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有赖于从根本上建立中国法律职业互通制度,以避免和减少来自这些部门(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报复和打击。”[12]

3.法律层面。法律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正确对待现行《刑法》第306条,这关系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终能否实现。对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一方面,从实体内容上看,需要对该条文本身作出一定的修改。其基本思路为,对律师伪证罪中的引诱作限制解释,指利诱,即以利益引诱,而不包括以诱导性发问的方法使证人改变证言 [3]。因为如果将引诱性发问纳入引诱范围之中,辩护人在法庭辩论中不得不考虑因言获罪之忧患,从而战战兢兢,畏首畏尾,无法充分为被控告人的权利行使辩论权,甚至使整个法庭上的控辩双方愈加失衡。另一方面,在《律师法》与《刑法》适用顺位上,宜采纳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律师法》。在牵涉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保护与律师伪证罪的认定上,将《律师法》视为对《刑法》在不违背刑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朱金明,钟静怡.论建立律师豁免权的法律保障机制[J].福建法学,1997,(2).

[2]马秀娟.论律师执业豁免权[J].西部法律评论,2008,(4).

[3]陈兴良.为辩护权辩护――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J].法学,2004,(1).

[4]田文昌.刑事辩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129.

[5]徐家力,徐美君.让司法公正不再残缺――在立法中应确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J].中国律师,2002,(2).

[6]陈兴良.为辩护权辩护――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J].法学,2004,(1).

[7][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4版[M].梁小民,译.北京:北大出版社,2006:298.

[8]尹鸿伟.从新律师法看律师职业豁免权[EB/OL].,最后访问时间:2009-09-12.

[9]王晶.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解决途径:第2卷[J].法商论丛,2009:144.

[10]支果.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律师豁免权探析:第20卷[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5,(1).

[11]马秀娟.论律师执业豁免权[J].西部法律评论,2008,(4).

[12]岳文婷.论中国律师职业豁免权的构建[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12).

On Lawyer’s Right of Immunity on Court Debate

――The new “Law Law”Perspective

PENG Dong-fang

(Hunan Dong-Fang-Ming Law Firm, Shaoyang 422000, China)

篇3

【关键词】 检察监督；量刑；程序公正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74-02

一、刑罚与量刑的基本内涵

在当下的语境中，刑罚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仍属绝对必要的一种制度。因此，古往今来无数学者对刑罚及刑罚的裁量进行了不断的探究，但不幸的是，一个广泛且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刑罚”概念并不存在。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刑罚应包含以下五方面特征：第一，刑罚必须包含痛苦或通常被认为不快的其他后果；第二，刑罚必须是因为违犯法律规则的违法行为而施加；第三，刑罚必须是因违法者的违法行为而以某一实际的或假定的犯罪为对象；第四，刑罚必须是由违法者以外的其他人有意地实施；第五，刑罚必须是由被违法行为所违反的那一法律制度所确定的某一权威来施加与执行。也正如有学者所言，刑罚是由司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对违反法律的人适用的法律规定的痛苦。如前所述，虽然必须承认国家对犯人的“刑罚权”，但国家恣意行使或滥用刑罚权则是绝对不允许之事。

量刑（Strafzumessung）,又称为刑罚的裁量，是指法官依照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根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和证据，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对被告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为应对具体个案的差异，各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往往有一定的弹性幅度空间。因此，法官如何具体量刑，对被告的影响程度往往很大。对此有学者认为，“宣告刑对被告人而言是个生死决定。”这既说明了量刑的重要性，也点出了量刑的不确定性。

二、检察官的职责与量刑公正的基本要求

检察官在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中扮演者极为重要的角色。欧洲理事会成员国部长会议2000年第19号建议《检察官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作用》中写到：“检察官是公共权力机关，他们代表社会和公共利益，在法律规定了对违法者的刑事制裁时，确保法律的执行，同时考虑个人之权利与刑事司法制度之必需的有效性。”这意味着检察官既执行法律，又监督法律的实施。检察官必须遵守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维护个人的权利，另一方面是保证刑事司法制度所必需的有效性。

国际检察官联合会于1999年4月23日通过的《检察官职业责任准则和主要权力义务准则》对检察官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也提出新的要求：“……（检察官）应毫无畏惧、不受利诱或毫无偏见地履行他们的职责。特别是：无偏倚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保持不受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公众或媒体的压力所影响，而应当只考虑公众利益；注意所有有关的情况 ，不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还是不利……”

三、检察官量刑建议权与量刑公正的积极探索

量刑建议权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有不同的行使方式。在大陆法系国家，量刑建议是比较普遍的做法，检察官拥有求刑权，由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在公诉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环节。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传统上把这种量刑视为一种法律的适用，法律的适用被视为法官的权力，检察官没有求刑权。但是，随着公诉制度的发展，大部分国家的检察官都在审判阶段提出量刑建议。当然各国提出建议的内容不同，有具体的刑罚，也有量刑幅度。

2008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2010年2月，高检院公诉厅制定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一)关于量刑建议的法律性质

关于量刑建议是否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目前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权的一部分，公诉职能既包括指控犯罪职能，也包括诉讼监督职能，因此量刑建议自然具有对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的属性，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关于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

《指导意见》第三条对可以提出量刑建议的案件范围作出了规定。从目前司法实践情况看，多数地方规定适用于所有案件，也就是对任何提起公诉的案件都可以提出量刑建议；有的地方是规定些例外情形，如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涉外案件以及适用法律严重分歧的案件可以不提出量刑建议；有的地方明确列举可以提出量刑建议的案范围，如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在此范围之外的则不能提出量刑建议。

（三）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

量刑建议的内容，即检察机关就量刑问题提出的应判处的刑种、刑期、执行方式等内容。从各地试点情况看，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提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即在法定刑幅度内提出有一定幅度但又小于法定刑幅度的量刑建议；二是提出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即明确提出应判处的刑种及确定的刑罚；三是提出概括性量刑建议，即不明确的量刑意见，不提具体的刑种和幅度，仅在书中指明量刑时应予适用的法律条款，或者只提出原则性意见，如建议法庭依法惩处或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从各地情况看，笔者认为多数地方是提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绝对确定的建议不宜作为一般的建议方式。

（四）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

关于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作法：一是在书中提出；二是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提出；三是在公诉意见书中提出；四是区分不同情形。笔者认为，在书中提出量刑建议并不恰当。在法庭审理之前，检察机关不能准确判断庭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提起公诉时提出的量刑建议可能不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而书作为法律文书的一种，具有严肃性与稳定性，提起公诉后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如果量刑建议在书中载明，在法庭审理时却需要调整，这就使问题复杂化。所以，量刑建议的提出形式应区分不同情况而定：对于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席法庭的简易程序案件，应当制作量刑建议书；对于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的案件一般应制作量刑建议书，被告人认罪的简单轻微案件，也可以在公诉意见书中提出量刑建议。

（五）量刑程序与法庭审理程序的关系

法庭审理中量刑程序的设置从实践做法和理论观点看，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在法庭审理中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中分别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二是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按照“先定罪、后量刑”的顺序，将量刑部分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在定罪程序后单独进行；三是法庭调查阶段不明确区分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的调查，而在法庭辩论阶段分定罪问题的辩论和量刑问题的辩论两个阶段；四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可以先调查犯罪事实，后调查量刑事实；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也可以先辩论定罪问题．后辩论量刑问题。

上述第一种方式，容易使法庭审理复杂化，而且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庭审理程序不一致，故不可取，实践中也仅是个别学者组织的试点中有此种做法。至于第二、三种做法，由于定罪问题和量刑问题有时可以分开，有时不能截然分开，如果一律要求法庭调查区分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的调查，法庭辩论区分定罪问题和量刑问题的辩论，或者一律要求法庭调查不区分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的调查，而法庭辩论分定罪问题和量刑问题，未免过于机械，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也不可取。实践中，多采取第四种做法，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定。

参考文献：

[1]熊选国.《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与“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4.

篇4

关键词:模拟法庭;教学法;法学教育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治国方略之一,这为法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对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使学生真正懂得法律的精神实质和内涵,不仅需要对他们进行法学理论知识教育,还要给他们提供司法实践的机会。因此,模拟法庭教学法的推广在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是必然选择。

一、模拟法庭教学法的概念和意义

所谓模拟法庭教学法,是指在法学教育过程中,为了提高学生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精选典型案例,由学生来扮演审判人员、书记员、当事人、公诉人、诉讼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法警等诉讼参与人员,来模拟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整个活动过程,从而提高学生的法律综合素质和教学质量的一种实践性教学方法。通过多次指导模拟法庭教学,笔者认为,在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模拟法庭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能力

在教学中如果只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地听教师讲课,就很难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没有参与教学性实践活动,只是听取一些理论知识,没有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要想培养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必须让学生参与教学性实践活动。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直接模拟参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案件的审理,可以通过调查取证、法庭辩论、分析案情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等培养和提高其法律逻辑思维能力。

2.模拟法庭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收集、审查、判断和认定证据的能力

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认定是认定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以及确定案件事实的决定性阶段,是整个诉讼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审判组织分析能力和业务素质水平的集中体现。只有正确地收集、审查、判断和认定证据,才能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学生通过参与模拟法庭的实践,可以掌握怎样收集、审查、判断和认定证据的方法,从而为他们将来从事司法实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3.模拟法庭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制作法律文书和进行法庭辩论的能力

在模拟法庭教学中,学生要学会制作状、答辩状、反诉状、辩护词、裁定书、判决书、上诉状等法律文书。特别是模拟法庭辩论,它是模拟法庭审理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程序,也是模拟法庭教学过程中最能检验学生法学理论掌握和运用水平的一个环节。学生通过制作法律文书、进行法庭辩论,使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示,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

4.模拟法庭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案情及解决案件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教师仅在课堂上传授法学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法学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法学教育应当紧密联系立法和司法实践。模拟法庭教学法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司法实践的环境,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能够与司法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学生在审理案件的活动中体验法官、检察官、原告、被告、律师、证人等角色的真正含义,通过经历一个案件的完整审判过程,学生不仅能够学会查明案件事实、审查判断证据和正确适用法律等知识与技能,缩短所学法律理论知识与司法实务的距离,而且还可以培养和提高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分析案情与解决案件实际问题的能力。

5.模拟法庭教学法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搞好模拟法庭教学,指导教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指导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而且还要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通过进行模拟法庭教学,教师能够了解学生学习掌握法律知识的程度和分析解决案件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发现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有利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教师若能一些案件,经常接触司法实务,就更有利于搞好模拟法庭教学。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教师容易开拓出新的科研领域,从而使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都得到大的提升。

二、模拟法庭教学法包含的主要工作内容及应注意的问题

模拟法庭教学法看似简单,但要搞好却很不容易。笔者认为,要想搞好模拟法庭教学,指导教师需要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并应注意一些相关问题。

1.精选案例

精选案例是模拟法庭教学法的基础环节,案例选择是否恰当决定着模拟法庭教学的成功与否。教师要根据自己所教的课程精选民事、刑事或行政方面的案例,最好挑选在社会上较有影响,对学生有教育意义,内容不太复杂,有可辩性,有书面证据、物证、证人等,能够公开审判的案例。比如,笔者教的是民事诉讼法课程,在进行模拟法庭教学时,就精选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捐助”方面的典型民事案例。通过进行民事案例模拟法庭教学,学生既学到了有关社会捐助这方面的法律知识,熟悉了民事诉讼法律程序,又受到了深刻的思想道德教育。

教师可以从自己承办的案件中挑选案例,也可以到法院、律师事务所去挑选案例,还可以挑选律师辩论大赛中的案例,甚至由学生通过网络来挑选案例。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教师在挑选案例时,切忌挑选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等不能够公开审理、争议性比较大、不属于教学内容、与学生所学法律知识相脱节的案例。否则,就达不到模拟法庭教学效果。

2.挑选角色

进行模拟法庭教学,需要挑选多名学生来扮演法庭中的各种角色。笔者每次开展模拟法庭教学时,全班学生都非常踊跃地报名参加,这就面临着模拟法庭组成人员的挑选问题。笔者的经验是,先确定好案例和模拟法庭中需要扮演的角色,譬如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法警、原告、被告、诉讼人、证人和鉴定人等,然后让学生申请扮演角色,最后从报名的学生中通过面试择优选用。

挑选角色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挑选学生时一定要结合实际,根据学生的特长来安排角色。审判长是模拟法庭中的主角,在模拟法庭中起着主持和控制的作用,因此一定要挑选在班里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强,在学生中有威信的班干部来担任。教师一定要鼓励学生报名参与,切忌仅靠指定就确定由谁来扮演模拟法庭中的角色,这样会有损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在做好角色选择的同时,也要安抚和调整好没有被选上的学生的思想情绪。

3.准备材料

学生要根据案情和自己在模拟法庭中担任的角色来准备好法律文书和有关证据材料。譬如,审判长要准备法庭审判提纲、裁判书等诉讼材料,民事案件的原告要准备状、证据等诉讼材料,被告要准备答辩状、证据等诉讼材料,诉讼人要准备词,证人要准备证人证言等诉讼材料。同时,还要有人负责准备开庭审理时用到的法袍、法槌、律师袍、国徽等物品。

准备材料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教师不要让学生对着准备好的庭审材料“照本宣科”,一定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自己去准备开庭时的有关诉讼材料,这样才能加深学生的印象,达到动脑与动手、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效果。

4.组织排练

模拟法庭教学中,教师一定要组织好学生按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进行排练,对于在排练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教师要及时纠正。学生要熟悉法庭审理的全部程序,教师最好组织参加模拟法庭的学生观看庭审录像或者带领学生去法院让他们亲身感受庭审实况。同时,教师要帮助学生分析案情,指出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

组织排练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模拟法庭教学进行得如何与学生排练的认真程度密切相关。教师要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认真进行排练,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以保证效果。切忌态度不端正,使得模拟法庭排练流于形式。

5.开庭审理

开庭审理是进行模拟法庭教学最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需要学生像演员一样进入角色,各项活动都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1)在开庭三日前,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

(2)应将模拟法庭布置得与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一样,场内悬挂国徽,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原告、被告、诉讼人、证人等标牌要摆放整齐,法官组学生要穿法官袍,律师组学生要穿律师袍,以营造一种神圣、庄严的法庭氛围,让参加模拟法庭的学生进入“实战”状态。

(3)开庭审理前,指导教师要组织学生提前进入模拟法庭参加旁听,点评教师也要提前入座,法警要进入模拟法庭维持法庭秩序,书记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宣布法庭纪律,然后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4)开庭审判各个阶段的全部工作,都要让学生自己去完成。

开庭审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这一阶段,即便是学生出现一些错误,指导教师也千万不要打断学生的发言中止开庭审理程序,以免影响学生的思路、情绪和状态。

6.教师点评

教师点评是指教师对学生在模拟法庭中的各方面的具体表现所作的总结性发言。笔者认为,教师点评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点评教师要由模拟法庭中审理的案件相关专业的教师来担任。譬如,民事案件要邀请民商法学系的教师,刑事案件要邀请刑事法学系的教师,行政案件要邀请行政法学系的教师等。如果能够邀请到人民法院民事庭、刑事庭、行政庭的法官来进行点评则更好。

(2)点评教师既要指出模拟法庭审理的案件在实体方面存在的法律问题,如案件争议的焦点以及案件的主要事实、证据、定性、法律适用等,又要指出在程序方面存在的法律问题,如审判长对法庭的控制,当事人举证、质证,法庭的辩论等。

(3)点评教师既要肯定学生的优点,对在模拟法庭中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表扬和鼓励,又要指出学生在模拟法庭中表现出的不足之处并给予纠正和指导。

(4)点评教师一定要对学生在模拟法庭中的错误和不足提出完善、合理、全面的意见,以便学生能够及时改正和弥补,起到总结和提高的作用,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姚建涛,杜庆贵.关于模拟法庭教学的若干问题[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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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警察出庭作证；可行性；作用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41-01

一、关于证人的概念

在英美法系的证据理论中，证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泛指一切向法官提供口头证词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人，包括案件的当事人(被告人与被害人)以及鉴定人即所谓的专家证人。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只排除了法官和陪审团在所承审的案件中的证人资格，而警察则应与普通证人一样出庭作证。在大陆法系国家，证人一般是指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当事人陈述和鉴定结论被视为单独的证据种类，因而当事人和鉴定人也就不被当作一般意义上的证人，但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并不排斥警察在一定情况下出庭作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按照这一规定，对证人也应作宽泛的解释，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作为证人。不过，我国刑事诉讼法把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以及鉴定结论都规定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因而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鉴定人都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证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规定警察应当出庭作证。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可行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警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是极其平常的事实，但是在我国这一制度还处于试点状态，仅有少数案件有警察出庭。有学者援引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回避的规定反对警察出庭作证，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冲突。首先，警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只是在刑事案件中负有特定职责而已，因此，他们如若不执行职务，而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对亲眼目睹的案件事实作证是毫无疑问的；其次，警察亲见犯罪的概率毕竟是比较小的，大多数情况下其并未目击犯罪事实，那么他作为行使侦查权的主体，对案件的侦查过程最为清楚，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和询问。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警察出庭作证作出明确规定，但其第157条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由于勘验笔录由警察等侦查人员做出的，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排除警察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都规定了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传唤或通知警察出庭作证，并且由于它们都是在现行刑事诉讼法施行之后才颁布实施的，可以看作是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正。

通过上述对警察出庭作证可行性的分析，笔者认为警察出庭作证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警察作为普通证人出庭作证，这就是指警察和其他公民一样就其所见事实在法庭上予以口头陈述，此时其不再承担侦查职能；另一方面，警察作为“警察证人”出庭作证，这里的“警察证人”系援引其他学者的称谓。笔者认为“警察证人”又分为两种情况：1.警察对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证明。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自首、立功等表现及其具体情况如何，只有警察在侦查的过程中才能知晓，当然应当由他们以证人的身份对相关情况作出说明；2.警察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证明。

三、警察出庭作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吸取域外刑诉法的长处，努力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并吸收了直接言词原则、法庭辩论原则等诉讼原则，使我国的相关规定更加合理。笔者认为，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能够促使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助于更新诉讼理念，理顺诉讼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安机关拥有强大的职权，可以对公民进行逮捕、询问等侦查措施；在与法院的关系方面，公安机关只负责将侦查完毕形成的案卷材料提交人民法院，对后续的审判工作等则很少过问，而不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警察是法庭的奴仆”，警察的工作不仅仅是侦查，而且还有法庭上的辩论和作证。因此，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使得被告人可以在法庭上与之平等对抗，不仅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还能改变以前我国审判中出现的“先定后审”的不正常现象，使得刑事诉讼真正由“侦查中心制”转为“审判中心制”。

（二）有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和法庭辩论原则。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证据必须经过法庭的口头质证才能用作定案的依据，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收集的大量证据是认定案件的主要根据，但是目前我国却采用书面形式以单位的名义将公安机关的证据在法庭上展示，当事人难以对其进行辩论和质证。

（三）有助于提高证人的出庭率。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十分低下（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证人出庭率不足5%），其主要原因是公众法律意识低下、害怕受打击报复、出庭得不到合理补偿等，如若建立完善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让警察在出庭制度上起到带头表率作用，使公民看到出庭作证对整个诉讼过程的重大作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则会极大提高我国的证人出庭率，对法治化的进程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有助于解决非法取证问题。目前我国的侦查实践中还存在不少刑讯逼供、非法扣押等不合法的取证手段，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使得警察的取证行为在法庭上公开，接受控诉方和有着丰富法律知识的辩护律师的质问和争论，那么非法的取证手段就会暴露出来，因此就可以督促侦查机关采取合法手段收集证据，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会提升警察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五）有助于确立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要求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主要依靠控辩双方的推动，法官只居中起到裁判的作用，而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却被形象的比喻为“公安机关做饭，检察机关端饭，人民法院吃饭”，意味着侦查过程对案件起着决定性作用，庭审只不过是走过场，对定案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那么，一旦建立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把侦查机关当作与被告方同等地位的一方当事人与之平等辩论，就可以充分发挥被告方的积极主动性，由其推动诉讼过程的进行，最终实现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转变。

参考资料：

[1]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3]王超.警察作证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篇6

简易程序，是指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所适用的，比普通程序相对简单的审判程序。它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仅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案件。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特点是：第一，只适用于刑事案件的第一审程序。第二，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第三，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必须是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第四，简易程序是对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相对简化。第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中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一）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2003年3月1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对此作了更具体的规定。

1、对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公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②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③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理或者单处罚金。

2、按照管辖的规定，该类案件属于公诉案件，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权力归属人民检察院。故法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要以人民检察院同意或者建议为必要条件。人民检察院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在起诉时书面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所谓同意，是指人民检察院起诉时未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而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而人民检察院接受人民法院的建议。

（二）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包括侮辱、诽谤案，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侵占案。

（三）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包括：故意伤害（轻伤）案；非法侵入住宅案；侵犯通信自由案；重婚案；遗弃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侵犯知识产权案；以及属于刑法分则第4、5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应当注意：以上三类案件中，第一类属于轻微的公诉案件，第二、三类属于自诉案件。无论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时，都必须具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一条件，案情应当相对简单，社会危害性较小，无须进行专门的侦查工作。如果案件属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或者证据不充分的，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

（四）人民法院对于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可能判处免予刑事处分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三、简易审判程序的特点

简易程序作为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简化程序，具有以下特点：

（一）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不是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刑事案件一律或者必须适用独任审判。但对于绝大多数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二）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被告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和辩护。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的，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互相辩论。

（三）简化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1、简易程序简化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刑事诉讼法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3、根据《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院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4、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辩护人可以不出庭，但应当在开庭审判前将书面辩护意见送交人民法院。

（四）简易程序在必要时可变更为普通程序。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变更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即简易程序在必要时得变更为普通程序。

应当注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可以由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但是一经确定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转换为适用简易程序。原因在于：第一审普通程序是法律设置的相对完善的正当程序，具有排他性。

2、根据《刑诉解释》第229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现以下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情形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并按照公诉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①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②公诉案件被告人应当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③公诉案件被告人当庭翻供，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④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充分的；⑤其他依法不应当或者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

人民检察院未派员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决定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

3、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按普通程序的审理期限重新计算。

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3日内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上述材料后5日内按照普通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法定要求，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关材料。对于自诉案件，即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按照自诉案件审理程序审理，并且由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化时，原起诉仍然有效，自诉人不必另行提起诉讼。只要人民法院将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判的决定通知自诉人即可。

四、简易程序的决定适用和审判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决定适用程序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对于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经检察长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

1、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在提起公诉时，连同全案卷宗、证据材料、起诉书一交移送人民法院。①人民法院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②人民法院认为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

2、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①人民法院认为案件需要适用简易程序，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10日内答复是否同意。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②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3、自诉案件，应当审查是否有明确的被告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否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或者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凡审查符合条件的，决定适用简易程序。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分别通知人民检察院、自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通知可以用简便方式，但应当记录在卷。

（二）简易程序的审判程序

1、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以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外，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

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独任审判员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 ，应当查明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然后依次宣布案由、独任审判员、书记员、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诉讼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并告知各项诉讼权利。

3、独任审判员应当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有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辩护。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4、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当庭宣判，并在5日内将判决书送达被告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5、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自诉案件，自诉人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并自行辩护。自诉人应当出示主要证据。被告人有证据出示的，审判员应当准许。经审判员准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自诉人及其诉讼人进行辩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将普通程序中的许多程序予以简化，惟独被告人最后陈述这一程序未予简化。被告人可以就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所适用的法律以及对法庭的请求进行陈述。被告人作最后陈述后，人民法院一般应当庭宣判。

篇7

一、具体做法

（一）调查分析近十年我院八类刑事案件的处刑情况，1999年至2008年我院审结的八类刑事案件共277年，涉案人数392人。其中交通肇事案44件44人，故意伤害案78件78人，抢劫案21件44人，盗窃案87件155人，案11件11人，寻衅滋事案25件29人，诈骗案8件14人，敲诈勒索案3件6人。对上述犯罪人员的处刑情况如下表：

（二）制定量刑基准。通过分析这八类案件的处刑情况，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并根据最高院的两个试行文件，制定我院《量刑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共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为总则，第

灵台县人民法院近十年刑事案件处刑情况一览表

罪名案件数量刑格处刑

人数量种（幅度）处刑

人数所占

比例缓刑所占

比例

交通肇事44件44人＜3年34人拘役11人32%5人45.5%

6个月＜2年23人67.6%14人60.9%

3年＜7年10人3年＜5年10人100.0%7人70.0%

故意伤害78件89人宣告无罪11人12.4%

＜3年52人管制10人19.2%

拘役22人42.3%12人54.5%

6个月＜3年20人38.5%14人70.00%

3年＜10年31人3年＜5年21人67.7%

5年＜10年10人32.30%

＞10年6人10年＜12年4人66.70%

12年＜15年2人33.30%

抢劫21件44人＜3年17人管制5人29.4%

拘役3人17.6%8人66.70%

6个月＜2年9人52.9%

3年＜10年21人3年＜5年19人90.5%

5年＜10年2人9.50%

＞10年6人10年＜12年5人83.30%

12年＜15年1人16.70%

盗窃87件155人＜3年106人罚金9人8.50%

管制8人7.5%

拘役12人11.3%8人66.70%

6个月＜3年77人72.6%53人68.80%

3年＜10年35人3年＜5年27人77.1%

5年＜10年8人22.90%

＞10年14人10年＜13年14人100%

11件11人＜5年10人6个月＜5年10人100.0%

＞5年1人5年＜7年1人100.0%

寻衅滋事25件29人＜5年29人管制4人13.8%

拘役9人31.0%5人55.60%

6个月＜5年16人55.2%8人50%

诈骗8件14人＜3年11人6个月＜3年11人100.0%

＞3年2人3年＜5年2人100.0%

敲诈勒索3件6人＜3年6人拘役1人16.7%

6个月＜3年5人83.3%

二章为分则。1、总则部分主要以刑法总则为依托，对指导分则适用的原则规定作了量的相对细化。在最高院的试行文本中，规定的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幅度过大，大量存在着减少基准刑百分之几十以上或以下的弹性规定，这些规定依然使得法官在量刑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我院在制定《量刑指导意见》过程中，对这些情况都作了细化。如将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80%；对有犯罪前科的，确定为增加基准刑的20%；被害人有一般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10%—20%。2、在分则部分，我院《指导意见》所细化的内容是法律、司法解释中的一些量刑细化的点，是法定的，即为量刑起点或量刑基准。比如我院《指导意见》分则中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盗窃价值1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300元，增加基准刑的20%，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盗窃价值为2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500元，增加基准刑的10%。这些规定在遵循两个试点文件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通过对量刑调节幅度的进一步细化，确定了适用实际情况的基准刑，这不仅强化了最高院指导意见的可操作性，也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有效的规范。

（三）将量刑引入庭审程序。在试点阶段，我院首先将最高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基本精神向全体刑事法官作了传达，并组织全体刑事法官对两个试行本进行了讨论，在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后，让全体刑事法官高度认识到量刑试点工作的意义，并积极将规范化量刑引入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中。

1、规范了庭前准备程序，庭前向公诉机关送达量刑情节提示书，并交换意见，由公诉机关提交量刑情节建议书，明确被告所犯罪刑的法定刑幅度，并确定对被告人有影响的量刑情节。在向被告人，辩护人送达书副本时同时送达量刑提示书，并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释明法律法规及本院规范量刑指导意见对相应罪名的基准刑规定。

2、规范了庭审控辩程序，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庭审调查程序，把庭审调查程序分为定罪事实调查和量刑事实调查两个阶段，在庭审中的定罪事实调查结束后，由审判长宣布进入量刑事实调查阶段，根据量刑情节提示书的规定，由控辩双方提供证据，分别归纳陈述被告人有无量刑情节，量刑情节的轻重、法定还是酌定，并且控辩双方均可对对方归纳的情节表示异议。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法庭辩论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案件事实和性质进行法庭辩论，第二阶段对案件中有无量刑情节或有异议的量刑情节进行辩论，由公诉人先发表量刑建议书，然后公诉人、辩护人可就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是否适用缓刑等展开相互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可能对被告人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或者控辩一方提出中止量刑辩论的，法院可以决定是否中止量刑辩论或休庭，待查明情况后再恢复量刑辩论。

3、重视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被告人陈述作为庭审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实践中，法官却很少告知被告人可以就哪能些内容进行陈述。为了保证立法目的的实现，无论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的案件，都应当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即被告人可以就案件事实、证据、罪名和量刑等问题进行陈述，其对量刑有最后请求权。

（四）将量刑过程写入法律文书。为确保规范化量刑合理、公正地开展，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应当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和被告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和辩护意见，并做详细地记录。合议庭在合议时，对控辩双方的量刑建议和请求的评议情况，采纳结果，也应记入合议庭评议记录，在裁判文书中充分阐述采纳与否的理由及依据，以增强量刑的公开性，避免法官判糊涂案、关系案。对不能在判决书中细化的量刑规范，应在宣判后进行释疑（答复），并附量刑理由书，量刑评议表，做到一案一书一表。

二、初步成效

（一）揭开了量刑工作的面纱，深受社会好评。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开展，使“神秘”的量刑工作得到了有效规范，进一步增强了量刑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地避免了暗箱操作的现象，同时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逐渐显现。大量案例和数据表明，量刑规范化的改革所追求的量刑均衡效果已初步实现。而量刑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程序适用于庭审程序中，通过审判人员对量刑事实的查明、量刑辩论的引导、量刑问题的评议分析，及判决中的量刑说理，更加增强了量刑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有效地消除了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暗箱操作”的误解和疑虑，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公诉机关、律师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二）量刑活动日益规范，审判质量显著提高。1、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我院量刑活动得到了日益规范，审判人员量刑意识日益增强，量刑能力日益提高。通过对试行文本的学习，刑事法官对基准刑的概念和其确定方法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量刑步骤，并能根据不同量刑情节，合理调节基准刑，规范的量刑意识逐步取代了以往的经验估堆，植入了审判的各个环节，量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2、量刑规范化试点后，在庭审中允许控辩双方对量刑发表意见，有助于人民法院作出客观公正的量刑决定，强化了人民法院量刑权的重要性，更有助于提高控辩双方对量刑结果的认同度，以量刑不公为理由的上诉、抗诉案件整体减少，刑事审判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三）树立了司法权威，实现了社会公正。不论是最高院出台的两个试行本，还是我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都使得量刑规范化工作有据可查，公正均衡的量刑，公开透明的程序，进一步维护了司法的权威性，打消了人们对刑事审判量刑的顾虑，严密细致的量刑规范进一步确保了量刑的公正性，充分地保障了被告人以及被害人对刑事量刑的知情权、辩论权，确保了社会公正，体现了罚当其罪，罚当其刑的理念，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存在的问题

（一）规范化量刑还需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大宣传，逐步推行。有的刑事法官对于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深刻地认识，而试行本的有关内容并不一定与本院的实际完全切合，协调好这些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当事人甚至律师人不了解，解释比较困难，尤其是当事人素质较低，一时难以适应、难以操作，或辩护人对量刑建议的幅度过大，这些都于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不利。

（二）在量刑实体上，现有文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个别案件基准刑确定方式，幅度变化有不合理之处（例如，贪污案件中，数额不好认定）；量刑调节幅度，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难以掌握，还需进一步规范、明确；财产刑中对罚金数额如何量化等成为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的“瓶颈”，影响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四、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转变观念，加强舆论宣传，促使规范化量刑精神深入人心。首先，从试点工作的情况来看，规范化量刑的确对规范法官裁量权，解决罪刑均衡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于此次改革，审判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对于量刑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应该在试点工作中不断探索完善，要认真吃透两个试行文件的精神，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保障，确保规范化量刑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继续加大于规范化量刑工作的宣传力度，优化量刑公开的外部环境，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涉及面广，不能由法院一家唱独角戏，特别是量刑程序的规范与完善需要多个部分的配合。我们建议通过联席会、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及律师之间的协调沟通，征求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建议，在各行其职的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解释、说理工作，充分调动诉讼各方参与人的积极性，为量刑程序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篇8

一、具体做法

（一）调查分析近十年我院八类刑事案件的处刑情况，1999年至2008年我院审结的八类刑事案件共277年，涉案人数392人。其中交通肇事案44件44人，故意伤害案78件78人，抢劫案21件44人，盗窃案87件155人，案11件11人，寻衅滋事案25件29人，诈骗案8件14人，敲诈勒索案3件6人。对上述犯罪人员的处刑情况如下表：

（二）制定量刑基准。通过分析这八类案件的处刑情况，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并根据最高院的两个试行文件，制定我院《量刑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共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为总则，第

灵台县人民法院近十年刑事案件处刑情况一览表

罪名案件数量刑格处刑

人数量种（幅度）处刑

人数所占

比例缓刑所占

比例

交通肇事44件44人＜3年34人拘役11人32%5人45.5%

6个月＜2年23人67.6%14人60.9%

3年＜7年10人3年＜5年10人100.0%7人70.0%

故意伤害78件89人宣告无罪11人12.4%

＜3年52人管制10人19.2%

拘役22人42.3%12人54.5%

6个月＜3年20人38.5%14人70.00%

3年＜10年31人3年＜5年21人67.7%

5年＜10年10人32.30%

＞10年6人10年＜12年4人66.70%

12年＜15年2人33.30%

抢劫21件44人＜3年17人管制5人29.4%

拘役3人17.6%8人66.70%

6个月＜2年9人52.9%

3年＜10年21人3年＜5年19人90.5%

5年＜10年2人9.50%

＞10年6人10年＜12年5人83.30%

12年＜15年1人16.70%

盗窃87件155人＜3年106人罚金9人8.50%

管制8人7.5%

拘役12人11.3%8人66.70%

6个月＜3年77人72.6%53人68.80%

3年＜10年35人3年＜5年27人77.1%

5年＜10年8人22.90%

＞10年14人10年＜13年14人100%

11件11人＜5年10人6个月＜5年10人100.0%

＞5年1人5年＜7年1人100.0%

寻衅滋事25件29人＜5年29人管制4人13.8%

拘役9人31.0%5人55.60%

6个月＜5年16人55.2%8人50%

诈骗8件14人＜3年11人6个月＜3年11人100.0%

＞3年2人3年＜5年2人100.0%

敲诈勒索3件6人＜3年6人拘役1人16.7%

6个月＜3年5人83.3%

二章为分则。1、总则部分主要以刑法总则为依托，对指导分则适用的原则规定作了量的相对细化。在最高院的试行文本中，规定的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幅度过大，大量存在着减少基准刑百分之几十以上或以下的弹性规定，这些规定依然使得法官在量刑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我院在制定《量刑指导意见》过程中，对这些情况都作了细化。如将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80%；对有犯罪前科的，确定为增加基准刑的20%；被害人有一般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10%—20%。2、在分则部分，我院《指导意见》所细化的内容是法律、司法解释中的一些量刑细化的点，是法定的，即为量刑起点或量刑基准。比如我院《指导意见》分则中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盗窃价值1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300元，增加基准刑的20%，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盗窃价值为2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500元，增加基准刑的10%。这些规定在遵循两个试点文件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通过对量刑调节幅度的进一步细化，确定了适用实际情况的基准刑，这不仅强化了最高院指导意见的可操作性，也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有效的规范。

（三）将量刑引入庭审程序。在试点阶段，我院首先将最高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基本精神向全体刑事法官作了传达，并组织全体刑事法官对两个试行本进行了讨论，在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后，让全体刑事法官高度认识到量刑试点工作的意义，并积极将规范化量刑引入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中。

1、规范了庭前准备程序，庭前向公诉机关送达量刑情节提示书，并交换意见，由公诉机关提交量刑情节建议书，明确被告所犯罪刑的法定刑幅度，并确定对被告人有影响的量刑情节。在向被告人，辩护人送达书副本时同时送达量刑提示书，并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释明法律法规及本院规范量刑指导意见对相应罪名的基准刑规定。

2、规范了庭审控辩程序，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庭审调查程序，把庭审调查程序分为定罪事实调查和量刑事实调查两个阶段，在庭审中的定罪事实调查结束后，由审判长宣布进入量刑事实调查阶段，根据量刑情节提示书的规定，由控辩双方提供证据，分别归纳陈述被告人有无量刑情节，量刑情节的轻重、法定还是酌定，并且控辩双方均可对对方归纳的情节表示异议。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法庭辩论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案件事实和性质进行法庭辩论，第二阶段对案件中有无量刑情节或有异议的量刑情节进行辩论，由公诉人先发表量刑建议书，然后公诉人、辩护人可就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是否适用缓刑等展开相互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可能对被告人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或者控辩一方提出中止量刑辩论的，法院可以决定是否中止量刑辩论或休庭，待查明情况后再恢复量刑辩论。

3、重视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被告人陈述作为庭审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实践中，法官却很少告知被告人可以就哪能些内容进行陈述。为了保证立法目的的实现，无论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的案件，都应当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即被告人可以就案件事实、证据、罪名和量刑等问题进行陈述，其对量刑有最后请求权。

（四）将量刑过程写入法律文书。为确保规范化量刑合理、公正地开展，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应当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和被告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和辩护意见，并做详细地记录。合议庭在合议时，对控辩双方的量刑建议和请求的评议情况，采纳结果，也应记入合议庭评议记录，在裁判文书中充分阐述采纳与否的理由及依据，以增强量刑的公开性，避免法官判糊涂案、关系案。对不能在判决书中细化的量刑规范，应在宣判后进行释疑（答复），并附量刑理由书，量刑评议表，做到一案一书一表。

二、初步成效

（一）揭开了量刑工作的面纱，深受社会好评。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开展，使“神秘”的量刑工作得到了有效规范，进一步增强了量刑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地避免了暗箱操作的现象，同时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逐渐显现。大量案例和数据表明，量刑规范化的改革所追求的量刑均衡效果已初步实现。而量刑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程序适用于庭审程序中，通过审判人员对量刑事实的查明、量刑辩论的引导、量刑问题的评议分析，及判决中的量刑说理，更加增强了量刑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有效地消除了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暗箱操作”的误解和疑虑，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公诉机关、律师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二）量刑活动日益规范，审判质量显著提高。1、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我院量刑活动得到了日益规范，审判人员量刑意识日益增强，量刑能力日益提高。通过对试行文本的学习，刑事法官对基准刑的概念和其确定方法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量刑步骤，并能根据不同量刑情节，合理调节基准刑，规范的量刑意识逐步取代了以往的经验估堆，植入了审判的各个环节，量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2、量刑规范化试点后，在庭审中允许控辩双方对量刑发表意见，有助于人民法院作出客观公正的量刑决定，强化了人民法院量刑权的重要性，更有助于提高控辩双方对量刑结果的认同度，以量刑不公为理由的上诉、抗诉案件整体减少，刑事审判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三）树立了司法权威，实现了社会公正。不论是最高院出台的两个试行本，还是我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都使得量刑规范化工作有据可查，公正均衡的量刑，公开透明的程序，进一步维护了司法的权威性，打消了人们对刑事审判量刑的顾虑，严密细致的量刑规范进一步确保了量刑的公正性，充分地保障了被告人以及被害人对刑事量刑的知情权、辩论权，确保了社会公正，体现了罚当其罪，罚当其刑的理念，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存在的问题

（一）规范化量刑还需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大宣传，逐步推行。有的刑事法官对于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深刻地认识，而试行本的有关内容并不一定与本院的实际完全切合，协调好这些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当事人甚至律师人不了解，解释比较困难，尤其是当事人素质较低，一时难以适应、难以操作，或辩护人对量刑建议的幅度过大，这些都于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不利。

（二）在量刑实体上，现有文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个别案件基准刑确定方式，幅度变化有不合理之处（例如，贪污案件中，数额不好认定）；量刑调节幅度，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难以掌握，还需进一步规范、明确；财产刑中对罚金数额如何量化等成为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的“瓶颈”，影响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四、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转变观念，加强舆论宣传，促使规范化量刑精神深入人心。首先，从试点工作的情况来看，规范化量刑的确对规范法官裁量权，解决罪刑均衡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于此次改革，审判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对于量刑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应该在试点工作中不断探索完善，要认真吃透两个试行文件的精神，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保障，确保规范化量刑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继续加大于规范化量刑工作的宣传力度，优化量刑公开的外部环境，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涉及面广，不能由法院一家唱独角戏，特别是量刑程序的规范与完善需要多个部分的配合。我们建议通过联席会、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及律师之间的协调沟通，征求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建议，在各行其职的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解释、说理工作，充分调动诉讼各方参与人的积极性，为量刑程序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篇9

    刑事审判当庭认证问题是目前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作者分析了当庭认证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阐述了在刑事审判中实行当庭认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就刑事审判当庭认证制度的具体内容和相关保障措施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刑事审判  当庭认证

    一、当庭认证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当庭认证是随着近年来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1997年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用控辩式的审判方式取代过去纠问式审判方式后出现的新问题。纵观刑事审判实践，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当庭认证的实施现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当庭认证的思维模式还没有根植于所有刑事审判法官的头脑之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刑事审判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没有实行当庭认证。某法院就法官的认证方式问题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研所获得的一组数据就可见一斑。在所有的有效问卷中，选择“使用当庭认证”的只占2%；选择“通常使用当庭认证，少数情况下使用庭后认证”的占29%；选择 “通常使用庭后认证，少数情况下使用当庭认证”的占50%；选择“使用庭后认证”的占19%.[①]二是认证时，有的法官心里没底，不知如何认证，形不成内心确信，拿不出认证的意见，认证功能无法发挥。三是存在对当庭认证理解绝对化、片面化、简单化、机械化现象。四是影响庭审的严肃性和流畅性。认证时，有的法官在法庭上过多地交头接耳交换意见，使法庭审理显得不严肃；有的多次休庭合议，使庭审过程显得凌乱，拖延诉讼时间，增加诉讼成本。五是有的法官在当庭认证时造成了控辩双方与法官的直接对抗。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司法理念上的守旧。新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和无罪推定原则，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刑事法官还没有完全从旧有的纠问式庭审方式和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认证时主观臆断的问题仍然存在。二是有的刑事法官的业务素质和驾驭庭审的能力与当庭认证的要求不相适应。三是现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当庭认证的规定不明确具体，审判实践中缺乏必要的当庭认证的标准和规则，法官在认证时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严重制约了当庭认证工作的正常开展。这是导致当庭认证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制约当庭认证应有功效充分发挥的主要原因。四是认证主体多元化为当庭认证设置了障碍。但在我国的司法体制中，认证的主体除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之外，还包括审判委员会这样一个判而不审的认证主体，而且对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还必须执行。因此，对经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的案件，其最终的认证主体实际上是审判委员会，而在未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之前，不论是合议庭还是独任审判员，均不可能对案件证据进行当庭认定，否则先作出的认证结论就有被审判委员会作出的认证结论所推翻的可能。

    二、在刑事审判中实行当庭认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于刑事审判应否实行当庭认证的问题，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从强化庭审功能，增加审判活动透明度的角度出发，主张应当实行当庭认证；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庭认证是改革的误区，是不可行的，这种作法不符合诉讼程序规律，不符合合议制度，影响庭审的严肃性和流畅性，极容易造成控辩双方与法官的直接对抗，实践上难以操作，而且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实行当庭认证。 值得注意的是，持前一种观点的多是“纸上谈兵”型，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多数恰恰是从事刑事审判实践的法官。[②]笔者认为，存在这种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当庭认证在刑事审判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

    1997 年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后，我国已经用控辩式的审判方式取代了过去纠问式的审判方式。强化庭审功能、增加庭审活动透明度，以公开促公正是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内在要求。控辩式审判方式要求实行当庭认证。控辩式庭审方式确立了控辩双方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对控辩双方的要求是有证举在法庭，有理讲在法庭，而控辩双方对于自己或者对方提出的证据经过质证后能否被法庭采纳来作为定案的依据，自然都期望法庭能够尽可能当庭作出裁断并说明理由。对于法官来说，在法庭上对控辩双方所出示的证据以及质证的意见，再也不能无动于衷。我们现在实行的控辩式庭审方式是吸收对抗式庭审方式而形成，与此相适应，也应当借鉴当庭认证制度来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的采证模式，否则，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控辩式庭审方式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刑事审判当庭认证是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庭认证也是审判方式改革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指导思想，即：以法律为依据，以保障裁判公正为目的，以公开审判为重心，以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为内容，大胆实践，勇于实践，努力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制度。因此，在刑事审判中实行当庭认证是符合这一指导思想的。

    刑事审判实行当庭认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促进审判公开，保障司法公正。当庭认证是控辩式审判方式司法公正和执法透明度增强的要求，对于改变先定后审、审判走过场以及法官控审不分的旧审判方式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在控辩双方举证质证之后当庭认证，既体现了人权保障诉讼价值观的影响，又完成了庭审方式的根本转变。认证的结果往往是法院据以定案的依据，认证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庭审成功与否和实体判决公正与否。实行当庭认证，才能有效保障有证举在法庭、有理讲在法庭真正落到实处，可以增强诉讼民主性，增加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以保证诉讼的公正性。也有利于巩固和完善控辩式庭审方式，推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发展。

    第二，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强化庭审功能，充分发挥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能作用，从而有效避免庭审流于形式。当庭认证使证据通过庭审固定下来，使法庭调查目的得以实现，为法庭辩论提供基础，有利于证据运用整体效能的发挥，使新刑诉法确立的当庭举证、质证规则得到维护。如果只有当庭举证、质证，而没有当庭认证，当庭举证、质证就必然会失去意义。如果不当庭认证，证据不能通过庭审固定下来，就难以达到法庭调查的目的，法庭辩论就会失去基础和前提，就会造成整个庭审各阶段的功能得不到真正有效发挥。如果不实行当庭认证，必然导致有的法官产生依赖思想，处事不果断，甚至拖延审限，从而制约法官素质的提高，影响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办案效率的提高。而实行当庭认证，必然要求法官要有敏捷的思维判断能力、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娴熟的审判技能。因此，在刑事审判中实行当庭认证，既有利于发挥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能作用，又有利于推动法官业务素质、审判能力的提高。

    第三，有利于排除非法证据，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有利于对社会公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当庭认证在理论界和审判实务界已成为共识。当庭认证制度具有重大价值，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它，努力实践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对当庭认证制度已作了肯定。1999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也指出：“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能够当庭认证的，应当当庭认证”。

    三、刑事审判当庭认证制度的具体内容

    当庭认证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之所以争议较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具体、合理的当庭认证的标准和规则，不同的人对当庭认证有着不同的理解所致。“审判程序规则中，至关重要的是开庭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而这恰恰是我国程序法中的薄弱环节。”[③]因此，要建立和完善当庭认证制度，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制定当庭认证的具体规则。在此，笔者大胆提出一些设想以求教于同仁。

    （一）当庭认证的含义

    目前，刑事审判当庭认证还没有一个法定的概念。笔者认为，刑事审判当庭认证应是指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法官对经过当庭举证、质证后的证据进行审查、核实、判断后，当庭对证据能力（即是否采纳问题）、证据的证明力（即是否采信问题）进行认定的一种诉讼活动。

    随着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采用当庭认证方法公开审判案件的形式已不同程度地得到推广和普及。但是，我们也应该理性地看到，决不能过分强调当庭认证，要正确把握当庭认证的实质含义，以免走入误区。

    1、刑事审判当庭认证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刑事审判认证的唯一方式。尽管当庭认证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同，但案件是千差万别的，案件不同、审级不同、审理案件的法官不同，认证方式也必然会有所区别。在审判实践中，一些重大、复杂、疑难以及新类型案件往往是不可能当庭宣判的，有的还得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这些案件都苛求实行当庭认证实属不太可能，对这些案件往往需要定期宣判，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裁判认证。即使是当庭宣判的案件实行了当庭认证，也应当在裁判文书中体现和固定，并成为定案根据。因为当庭认证是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口头进行的，如果不在裁判文书中说明，也容易导致误解和非议。因此，当庭认证是不能替代裁判认证的，要把所有案件全部做到当庭认证是不现实的。

    2、对当庭认证的理解不能绝对化、片面化、简单化、机械化。在审判实践中，有的观点认为当庭认证就是法官在法庭调查阶段对证据能力（即是否采纳问题）、证据的证明力（即是否采信问题）当即或者当场进行认证。这种理解是狭隘的，这不是所有案件都应该做到、都能够做到的。当庭认证并不仅限于当即认证、当场认证，还应当包括其他方式。我们应当抛弃这种孤立、片面认识问题的方法，要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当庭认证问题，对当庭认证从广义上进行理解。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官对证据采纳与否当即或者当场进行认定当然是当庭认证，但是在当庭宣判前，法官对经过法庭举证、质证的证据经评议后在拟定的判决书里对证据采信与否进行认定并在当庭宣判时予以阐明，也应当理解为是当庭认证。作这种理解的当庭认证是可取的，也是应当大力提倡的。

    在法庭调查阶段对证据能力（即是否采纳问题）进行当庭认证是可行的，但是在普通程序案件中对证据的证明力（即是否采信问题）需要经过合议庭评议就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后才能作出认定，是根本不可能在法庭上当即或者当场作出认定的。因为这是违反法庭审判认识规律的，实践中也是难以操作的。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往往相互矛盾，有时要经过控辩双方补充证据材料，甚至是法官进行必要的庭外调查以后才能作出最终认定。对方不反驳的证据不一定就是真的，对方反驳的证据也未必就是假的，证据的真假及证明力的大小只有在对全案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由法官经过分析、判断并认真评议后才能作出认定。有些证据可能看起来是真的，对方也提不出充分有力的反驳理由，但在法官庭外调查过程中却可能证明其是虚假的，如果法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当场就作出了认定，那么在经过庭外调查以后就不得不推翻以前的认定，导致法庭审判出现反复；有些案件还必须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如果法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当场就作出了认定，也有可能发生法官在法庭上当场认证的证据被审判委员会否定的现象，从而影响法庭审判的严肃性。

    （二）当庭认证的目的

    在刑事审判中，对于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以及法庭自行调查核实收集的证据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后，法官进行当庭认证所要解决的应当是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证据能力问题，即什么样的证据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资格，才可以被法庭接受为证据。二是证据的效力问题，即被法庭采纳后的证据实际能起到什么样的证明作用，能否证明案件事实。前者实际上就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后者则是指证据的证明力问题。

    （三）当庭认证的适用范围

    由于刑事案件是千差万别的，所有案件都实行当庭认证是不现时，也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下列情形应当实行当庭认证：

    1、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因为这两类案件事实都比较清楚，情节比较简单，因果关系也清楚，在开庭审理前法官能够了解案件的全部证据材料，法律规定一般应当当庭宣判。如果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没有出现法定的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或者不符合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方式的情形的，那么无论是对证据能力还是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当庭认证都是能够做到的。

    2、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其它案件，如果是当庭宣判的，那么对证据能力以及证据的证明力都应当进行当庭认证。如果是定期宣判的，则应当在法庭调查阶段对证据能力进行当庭认证。

    （四）当庭认证的阶段

    根据当庭认证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笔者认为，刑事审判当庭认证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在法庭调查阶段对证据能力问题进行当庭认证；第二阶段是在当庭宣判阶段对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进行当庭认证。这两个阶段的区分可以概括为形式上的当庭认证和实质上的当庭认证，可以有效解决不合格证据进入法庭拖延诉讼的问题，也能明确法官当庭认证的具体内容。这两个阶段是绝对不能颠倒的。对证据能力问题进行的当庭认证应当在法庭调查阶段完成，而对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进行的当庭认证则只能在当庭宣判阶段进行。

    证据能力问题即证据的资格问题，必须在法庭调查阶段解决，否则随后进行的法庭辩论就没有基础，没有目标，从而失去意义。这一阶段必须要对经过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是否采纳进行认定，这是一种程序性的认定。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包括证据的真假（即证明力的有无）和证明力的大小问题，是对案件事实进行的实体性的认定，必须是在已经解决证据资格问题的前提下，在充分考虑控辩双方法庭辩论意见的基础上，待合议庭评议后才能解决。有观点认为应当在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之间设立独立的认证阶段，必须在法庭对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和证明力问题都进行当庭认证后才能进入下一程序。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如果在法庭调查阶段就对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进行了当庭认证，就会限制甚至剥夺控辩双方对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和大小问题，实际就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问题发表辩论意见的权利，极容易造成控辩双方在法庭辩论时对法官产生不满与误解，甚至与法官产生对立情绪，与法官产生直接对抗，从而影响到法官居中裁判的地位，影响到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实践中这也是不可行的。如果此时由审判长在法庭上不经评议而迳行认定势必会违反有关合议庭评议的规定。如果由合议庭成员当庭评议后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评价，这么做既违反了评议情况应当保密的合议规则，又使得法官不得不经常在法庭上窃窃私语、交头接耳，使得庭审多次被打断、不得不多次停顿，显得非常不严肃、不庄重，从而影响庭审的流畅、有序进行，影响庭审效果，损害法庭的权威和尊严。

    在审判实践中，有的观点将当庭认证分为一步认证和两步认证。一步认证是指法官对证据的认定过程不分为采纳和采信两个阶段，而是一次性完成对证据能力和证据效力的认定。两步认证则是指法官对证据的认证过程分为采纳和采信两个阶段，分别完成对证据能力和证据效力的认定。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对于案情简单、证据较少、法律关系比较明确的案件就可以在当庭宣判阶段实行一步认证，而不必生搬硬套非要按照两个阶段来进行认证。

    （五）当庭认证的标准

    前文已经阐述，当庭认证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别解决两个不同的问题，因此认证的标准也就不可能完全一样。形式上的当庭认证要解决的是证据能力问题。如果让所有证据都不加鉴别地进入诉讼程序，势必浪费诉讼资源，既耗时又低效，甚至误导、妨碍法官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判断。因此在这一阶段应当具体规定证据采纳与否的法定情形和理由，使法官在认证时有规则可循。笔者认为，这些规则应当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合法性规则。刑事诉讼法对各种证据的合法要件包括收集的主体、程序、方法、手段及证据形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二是关联性规则。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要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联系。形式上的当庭认证就是对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即具有证据资格，可以宣布采纳为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证据是没有证据资格的，应宣布不予采纳。实质上的当庭认证要解决的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其认证的标准就应是证据的客观性。判断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是一个复杂的分析推理过程，必须通过法官对证据的内心确信和理性推理才能得出结论。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61条规定：“对证据调查的结果，由法庭根据它在审理的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心确信而决定”。[④]

    （六）当庭认证的主体

    当庭认证的主体应当是法官是勿庸置疑的。在简易程序案件中自然就是独任审判员，在普通程序案件中当庭认证的阶段不同，其主体也应有所不同。形式上的当庭认证解决的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其认证的标准是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这些只需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即可作出判断，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法官，特别是对于审判长来说，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如果在这一阶段赋予审判长直接认证权，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当庭口头评议、书面评议、休庭评议，就可以消除法官在法庭上交头接耳、有损法庭庄严的现象，也可以保障庭审不致停顿，维护庭审的流畅、有序进行，确保庭审效果。众所周知，在英美等国，案件事实是由陪审团决定的，法官只决定证据是否可以采纳，但证据的证明力则只能由陪审团来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审判长认为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因此，在这一阶段不经合议庭评议而由审判长直接认证既是可行的，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实质上的当庭认证解决的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其认证的标准是证据的客观性。而对证据客观性的认定就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解决的是案件的实体问题，是需要通过合议庭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评议后才能作出认定。因此这一阶段当庭认证的主体只能是合议庭。

    （七）当庭认证的方式

    对于当庭认证的方式，有的观点认为当庭认证就是一证一认，即逐一举证，逐一质证，逐一认证。这种理解是及其片面的，逐一认证只是当庭认证的一种形式，此外还有分组认证、综合认证以及三者相结合认证等多种形式。在审判实践中，不能刻意强调哪一种认证方式，各有不同的适用时机和场合，应该将三种认证方式灵活并用，因案而异，因证而异。这样，才能既保证认证质量，又提高认证效率。

    逐一认证是指对经控辩双方当庭质证的证据逐一审查认定，并说明采纳或者采信与否及其具体理由，主要适用于案情简单、证据较少、法律关系比较明确的案件。分组认证是指将能证明某一事实的有一定关联的数个证据归纳为一组，每一组证据质证完毕之后，相对集中予以认定，并说明采纳或者采信与否及其具体理由，主要适用于案情比较复杂、证据较多、几组证据之间独立性比较强的案件。综合认证是指待全案所有的证据全部质证完毕以后，根据证据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综合分析判断，予以统一认证，主要适用于案情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在形式上的当庭认证阶段比较适宜采用逐一认证或者分组认证的方式，而在实质上的当庭认证阶段则比较适宜采用综合认证的方式。

    四、相关保障措施

    任何法律制度的运行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措施予以保障。为了保障刑事审判当庭认证制度的实施，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和完善以下保障措施：

    1、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制定一套严密、具体、合理的当庭认证的标准和规则，统一认识，统一操作模式，使当庭认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切实采取措施提高法官素质，严把审判长、独任审判员资格关。当庭认证制度的实施，要求法官要公开认证并说明具体理由，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具有丰富的法律文化知识，而且还必须要有较强的逻辑分析判断说理论证能力和娴熟的驾驭庭审的能力，对独任审判员特别是对审判长的要求就更高。

    3、真正还权于合议庭，充分赋予合议庭应有的审判权限。要做到当庭认证，就应当充分发挥合议庭在案件审理中的作用，坚决摒弃司法活动中的行政化色彩，彻底废除院、庭长个人审批决定案件裁决的传统做法，严格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强化审判监督，待条件成熟时废止审判委员会制度。只有这样，当庭认证制度才会具有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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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辩方的辩护技巧以后我们不难看出，辩方的确法学知识扎实，对比公诉方，更是体现出逻辑能力强，辩论技巧丰富，知识准备充足。但作为一名法律职业者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不难发现其实在辩方的辩护中，出现了很多诡辩，类比不当，逻辑形式错误，缩小扩大范围等基本辩论常识错误，接下来，笔者就从辩护人具体语句择取几段和大家仔细分析一下。

第一：辩护人：“不能因为有人用菜刀杀人了，就说菜刀公司有罪。不能因为说有人用电脑犯罪，那就说电脑公司犯罪，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社会必定大乱！”此类比极其不当，人用菜刀杀人，菜刀是一个静止的工具，工具是中立的这没错，但快播不仅仅是一个静止的工具，法律赋予了其规避视频的责任，快播若没尽到自己的责任，就是其不对。比如法律规定a物必须无危险性，可是有人用a物的危险性来犯罪了，就是a物的责任。用静止物来类比有法律责任的物，是辩方的第一个混淆的类比。

第二：辩护人：“公诉人一直在很激动地问快播为啥不会转型？这个与常识相悖！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是没有标签的，没有良性和恶性的。我们手机天天都能收到诈骗信息，为什么中国移动不转型？”我们来分析一下：技术无恶性没问题，但是如何使用技术就有问题，比如核能没问题吧，但是用核能参与战争就是有问题的。快播的技术是没恶的，但是快播是有使用好拦截视频的技术的责任，快播的错不是错在技术，而是没有尽到使用好拦截视频的技术的责任，公诉方控诉的是快播没有用好自己的拦截技术，而辩方偷换成了技术本身，所以这是有偷换概念的。

第三：辩护人：“快播起到了拦截视频的责任，一年打掉4000多个网站，而国家打黄一年才200多个网站。”辩护人在用对比告诉大家，快播起到了责任。但是我们细细想一想，一个公司是否起到法律规定责任，应该如何评价，应该是从结果来评价，比如举个例子，国家规定一瓶水无菌量必须是百分之2以下，某企业只做到百分之5，担其辩成某国企只有百分之七，以证自己尽到了责任。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所以快播是否尽到责任，应从结果来看，不是对比，在这里辩方又偷换了比较的方法。

谁也不会想到，2016年中国互联网开年第一案竟是这样的开局。目前，快播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是否违法犯罪，如何定罪量刑，都应交由法庭来裁决，在法律范围讨论。被告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是公民的权利，律师的辩护也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职责。可问题是，在庭审现场公诉人的表现也许真的不够好，但不能因为辩论精彩就混淆了是非黑白，也不能因为转发的人多就占据某种“道义”高地。

事实是什么呢？无论是在快播被调查的阶段，还是庭审前后，有不少网民承认通过快播获取视频这个事实，认为尽管有很多播放软件可用，但选择快播就是因为它“无法替代”的作用。快播在几年中，因侵权等原因多次被处罚。当然，在审判中这些能否作为证据采用，是法律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道理上需要厘清的一点是，面对这些，如果仅靠几句“精彩”辩词就说“快播不黄”，岂不是掩耳盗铃？面对这些，如果不加谴责反而视而不见甚至同情，岂不是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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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北政法大学高度重视民法课程在法学学生研习中的基础性作用，开设了必修与选修相结合，从基础理论课到案例研习课等不同层次的民法学课程，为民法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西北政法大学最初开设的案例型教学课程为民商事案例评析。后来，该课程逐步演进为案例研习课程，课程的人数也由原来200至300左右逐渐压缩降低至50人左右。目前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推行使得学校民法小班授课日益成为现实，进一步为民法案例教学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二)西北政法大学倡导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民法研习风气，倡导并支持教师积极投身法律实践活动，锤炼了教师的法律技能，也为教师开展案例教学提供实践支撑与积累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师中很多都是法律事务所的兼职律师(还有一些教师兼任西安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有着丰富的从事案例处理及诉讼的经验，并在律师实务及工作中积累了大量有切身体会而且生动、具体的典型案例。典型案例的积累使民商法学院的教师能够有的放矢地针对实务问题进行案例教学及司法实践经验的传授。此外，西北政法大学积极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实务部门联合，推行了选任青年教学担任法官、检察官及其助理的制度，进一步为青年教师积累司法实践案例进行案例教学创造了实践条件。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下设有民商事判例法研所，专门从事民商事案例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并广泛联系法院与检察院等司法实务部门，组织实践调研及典型、疑难案例的探讨等活动，为案例教学的展开创造了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平台。

(三)西北政法大学在教学中注重民法的实践导向，开展多层次、多方式、多参与的民法案例教学，全面注重提升学生的法学素养及应用能力

在民法基础课程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刚刚接触民法，对民法的理论及司法实践均比较陌生的特点，我们注重针对学生的特点采取相对简单的编写性案例来启发学生的思考、激发学生民法学习兴趣、传授学生法律思维方法并锻炼学生应用民法基本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初步能力。在民法教材编写方面，韩松研究员主编的《民法总论》与《民法分论》教材中都针对相关民法问题撰写了大量的民法案例，以便学生能够从理论到实践以及从实践到理论的相互对应，避免出现抽象地向学生灌输民法理论的倾向。案例教学法具有和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从而组合生成新的教学方法的优势。案例教学法根据其实际应用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可以细分为案例实例列举论证教学法、案例评析教学法、案例讨论教学法、案例模拟实务教学法以及案例实训教学法。案例实例列举论证教学法是指在传授理论的同时，应用短小精悍的案例对理论进行讲解或者进行论证，对民法的基本理论进行说明以增强学生的理解及应用能力。案例评析教学法是指通过对一个或者几个民法案例进行评析，讲解案例的分析过程及分析思路，让学生通过学习来学会民法思维的应用。案例讨论教学法是指在学生掌握了民法案例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后，让学生通过分组讨论等方式来进行案例学习，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协作、法律思维与法律应用能力。案例模拟实务教学法是指让学生通过模拟法庭辩论等案件处理的实际过程并从中学习。案例实训教学法是指让学生在课余时间直接实际参与教师正在处理的案例过程中，与教师平行参与案件的相关处理工作，并让其通过与教师实际处理结果及文件的对比来学习相关案例处理的实际技巧。目前各类案例教学方法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教学实务中都在被不同程度的采用，笔者将结合自己从事民法学及合同法理论与实务的授课实际探讨案例教学法在民法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效果。

二、案例教学在民法基础课程教学中对学生能力提高的状况实证分析

(一)我们开展了民商事案例的收集整理及理论分析工作，采取一定的形式进行案例呈现，全方面提升学生的技能

案例教学的展开，需要有丰富的案例资源储备。目前大量的法律案例节目为视频案例的收集提供了条件。笔者与学生一起搜集了《中国法庭》、《律师说法》、《今日说法》、《法律讲堂》、《经济与法》等节目相关中的民商案件的视频案例，并对相关案例采取视频方式进行呈现，引导学生对相关民商事法律问题、诉讼实务法律问题及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同时，笔者与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等律师事务所合作开展了具体实务案例的整理及总结工作，对具体实务案例进行分析整理，为民法教学积累实证案例素材。在案例的整理中，我们以民法法律关系为基础对相关案例进行分类处理，将涉及相同法律关系或者案由的案例归为一类。在案例教学中，笔者往往会同时要求学生对一类案例进行视频观看、诉讼文书及判决文书阅读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例如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多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笔者会要求学生观看并阅读一组案例，在此基础上针对民间借贷纠纷中的举证及证据认定问题、高利贷问题、涉及刑事案件中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等问题进行思考。

(二)在民法学基本理论学习过程中，案例教学法可以作为传统讲授教学法的补充，达到引起学生的兴趣、思考，深化学生对民法基本理论的理解与掌握的目的

民法学是法科学生重要的必修课程，但其高度概念化、抽象化、逻辑化的特点往往会让初学者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学生理解与应用民法学的知识必须要将其还原为现实的生活原型，让学生从现实的视角来理解复杂而抽象的民法概念与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民法理论的应用。目前西北政法大学法学本科生的民法学总论课程一般在一年级下学期开设，学生们在此以前一般仅仅学习过法理学导论、宪法等法学课程，对法学基础知识掌握不多，也缺乏相应的民法生活经验积累，在这种背景下更需要进行案例说明论证，增加学生的感性积累并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娓娓道来，如同讲故事一般让学生将民法学基本理论与具体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愉悦的生活中感受无处不在的民法的非凡魅力，对于学生建立起对民法乃至法学的兴趣至关重要。案例是导入民法课堂基本知识，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学习与思考的重要手段。在民法基本理论教学中，通过民事案例进行导入可以达到更好地引起学生兴趣、好奇心，甚至思考与质疑的目的。例如笔者在讲解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时，通常会给学生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设案例:一位富有的老妇人与一只狗相依为命，老妇人在临死之前留下遗嘱，死后将其名下一千多万财产全部赠归狗所有，问该狗可否成为千万富狗?如果不能，老妇人可以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达成心愿?该案例引导学生对权利能力概念的思考，因为狗不具有权利能力，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所以不能成为千万富狗。同时，第二问启迪学生去思考法人制度构造的实际应用。实践证明，通过该案例导入自然人权利能力等教学内容，很容易达到教学目的。在确认成果掌握阶段，举出恰当的实际案例(司法考试案例)并通过提问、回答及追问的方式进行交流，可以达到巩固教学成果并深化相关理论问题的效果。

(三)案例教学法不但可以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提升学生表达、协作及其理论研究方面的能力

针对实际案例，学生需要掌握寻找案件争议关键点，并就案件争议关键点进行法律分析与相关观点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的案件处理方法。《中国法庭》具体运用了这一案件的处理方法，展现了法庭审理的具体过程并且通常伴有专家点评，适宜于作为案例教学入门材料。在合同法理论与实务的课程中，本人一般会要求学生利用课上及课后的时间观看《中国法庭》的若干案例，逐步掌握寻找案件关键点，并对关键点进行法律分析的案例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面向实践逐步加深。此后，本人会先后给学生呈现一些真实发生的法院判决案例，让学生研读法院判决的事实经过及其相关关键点分析，在此基础上写出案件问题的评论，最后得出结论并与判决作比较。如果在就案例的相关观点出现争议后，就展开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探讨争辩，由学生最终评选出一个恰当的观点，再由教师进行评析。“教师在评述各组答案之后，或者给出自己的答案，或者仅只指出学生观点的错误及不足之处，并提示学生继续思考与探究”。民事案例的特点使民事案例教学可以很好的和小组教学相结合，甚至可以实现辩论教学。民法分论课的学习过程，本人鼓励学生自己或者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案例，分析该案例的争议点及其法律关系、制作幻灯向其余同学展示并讲解该案例，最后由教师对该案例进行补充与评论。在案例教学中，让学生分小组去寻找案例，讨论案例，并作成幻灯片去讲解自己采集到的感兴趣的案例，这可以全面锻炼学生团队协作、法律思维分析、口头表达等能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相互之间的认同度。在此以后，教师针对学生讲解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评议、补充，更能加深学生的印象，有利于学生更加清晰全面把握问题的关键及分析思路。现实的民事案例中正好有原告及其人、被告及其人、法官等不同的角色，而且不同的角色还需要撰写不同的法律文书，参加到法庭辩论的不同阶段。因此，通过案例的提供要学生扮演相关角色投入辩论中就顺理成章。在案例小组教学及其争辩的实际中，本人在课堂中采取了将教室的位置划分为原告及人组、被告及其人组、法官评议组，每一组在教室位置固定的方法，固定学生的身份及其思维视角，让学生长期从一个视角进行思考，长期强化同一职业的思维方式。“案例教学更接近法律实务，在教学的互动中更能仍学生们接触到与学习到法律实务中的各种技巧与方法，这将促使他们更快地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去，无形中也增加了他们的竞争力。”实证课堂展示，在案例的小组讨论及辩论中，学生的思维力、独立性、创造性及集体认同性都得到了发展。

三、结论

篇12

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这一体现“民告官”特色的法律在证据的方面有其独立特殊性；此篇论文从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及对证据的要求、如何在庭审中进行质证以及非法证据大排除三个方面对证据的采用规则进行阐述。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方面：首先阐述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事实根据，另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法律依据，并以“确凿、充分标准”作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其次是阐述了原告亦应承但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证据的要求方面。首先阐述了提供的证据必须是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取得的证据。其次阐述了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其职权范围和是否滥用职权也是需要提供的证据。在行政诉讼案庭审如何进行质证的部分着重阐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举证、质证交叉进行，一证一质，充分体现辩论式开庭的审理特点。二是原被告应对质证证据的证明力展开充分的辩论。三是原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争议较大的，应要求证人当庭质证。四是让原告充分行使质证权。最后一部分是非法证据的排除，着重阐述了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内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这四个方面之一不合法，就构成非法证据，不予采纳，排除在定案证据外。

关键词：行政诉讼

证据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目标，不仅对立法、行政执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对司法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这一体现“民告官”特色的法律在证据的方面有其独立特殊性，现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浅析如下。

一、 政诉讼举证责任及对证据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及对证据的要求作出了规定，主要是：

（一）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诉讼中原告和被告的举证责任及判别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关于证据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关于举证责任实行的是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和民事诉讼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与国外的举证责任制度也存在着不同点。下面，结合这些不同点，对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进行粗浅的分析。

1、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源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但因为两种诉讼程序性质、形式和特征存有诸多不同，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原则，以“举证责任倒置”为特例。例如《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特殊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医患纠纷的举证。

而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据此，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原告并不因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例如，某县一啤酒批发店被该县卫生监督部门罚款，其罚款的原因是该批发店销售了质量不合格的啤酒。该批发店不服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将该县卫生监督部门告上法庭，被告、原告对所销售啤酒的质量是否合格举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被告败诉。这是一个典型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案例，此判决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其判决是有理有据的。这是因为：首先，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法行政，严格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不能恣意妄为、凭空裁决；其次，本着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当被告不能证明其行为有事实根据时、就要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以防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遭受违法行政行为的损害。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事实根据，另一方面要求被告提供法律依据。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问题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即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谁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谁举证”的原则。其理由：一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与其诉前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要求相吻合。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要求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建立在持有充分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基础之上，应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合法程序。既然如此，那么在行政机关作为争议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后，理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正确性；二是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可以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宪法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管理权时同样也要依法办事，否则行政机关将会被推上被告席，承担败诉的结果。所以，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可以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三是行政机关掌握国家权利和强大的资源，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更能节省社会成本；四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有助于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控诉权。虽然在诉讼中，原、被告地位平等，但在诉前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是～种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被管理相对人常处于被动地位。同时，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在这中情况下，再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显然不公平。

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告负举证责任，但并不是所有行政诉讼案件都由被告举证，被告的举证责任只在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范围内承担举证责任。如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确认，需要由被告举证，因为这是一个合法性问题，被告必须举出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以证明其行为合法；但对于侵权行为是否存在、该侵权行为是否造成损害、损害与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损害的范围和程度如何等问题，则不是合法性问题，对这类问题应本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还有，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能提出某些反驳或者指控，例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出于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动机，因而构成滥用职权，对于这些指控被告否认，那么原告就有义务举证，如举不出证据，其指控就不能成立。其实被告负举证责任，从实质上看与“谁主张，谁举证”是异曲同工的。行政诉讼是审查被告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无论是被告给予原告行政处罚，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还是拒绝向原告颁发许可证等，均是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违法，原告不具备某种条件或资格。总之，这些都是被告的主张。因此，被告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向法庭表明其主张是有事实根据的。假如它不能举证予以证明的，法庭就推定其主张不能成立。

既然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那么被告的举证应达到何种程度呢？通常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确凿、充分标准”，即行政机关向法庭提供的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凿、充分”的程度。《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一个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是“证据确凿”的。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规定：“经讯问查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受处罚的，应当做出处罚决定。”也就是说被告在举证时，所举的证据（做出具体行为的证据）必须是“确凿、充分”的，才能不承担败诉的后果。否则，就承担败诉的后果。但我国还有不少法律根据具体情形规定了特定的证明标准。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交通事故车辆。这里采用了一个“需要”的标准。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合理怀疑标准’财，行政机关只要按法律规定的合理怀疑标准去举证即可，这一般都是在紧急情况或调查的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性的强制措施。

2、原告亦应承但一定的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原告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是否承担举证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1）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2）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3）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权而造成损失的事实（4）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从以上规定可以肯定地说，原告在行政诉讼中也承担举证责任。但这个举证责任是有限制的，不是对所有的主张都负举证责任，我个人认为原告只对上述4款负举证责任。其中对第1款学术界有分歧意见且行政诉讼法》第41条已经规定，此不属举证责任，只是起诉的条件。但笔者认为此条应属原告举证责任，其原因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即当事人对其主张所提供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起诉的条件之一就是“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那么这里的事实依据也就是举证责任之中的事实依据，所以说把起诉的条件算做原告的举证责任较为恰当。其实原告的举证责任除《若干解释》第27条第（2）款的不作为案件外，对第（l）、（3）、（4）款规定要求原告举证的就是原告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且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是明显地超出诉讼时效。因此，原告只要证明和行政机关之间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且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就足以。当然，对不作为的案件要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目前，老百姓“不知告、不愿告、不敢告”的现象很普遍，且大多数人则对“民告官”持怀疑态度。所以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上，应当尽量考虑方便原告的起诉。通向法院的门槛不能设置太高，对原告在起诉时的举证责任不能要求太严。通常，原告的证据只要达到“稀明”的标准就足够了，即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要表面上成立，“大概如此”即可，法院不必需要也不应当作实质性的审查。

（二）行政诉讼庭审中对证据的要求。

1、出示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取得的证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司法解释中的两个条款。即第3条：在诉讼中，被告及其诉讼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第60条1项：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因此，被告收集证据，一般应在做出行政行为之前的行政程序中进行。该规则不约束原告、第三人。这就说明，行政机关在作出某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先取得实施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充分证据，然后才能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如果证据不足，行政机关即不能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即使作出，法院也可以判决撤销。可以说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取得的证据，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起着决定的作用。行政机关举证不在于多，而在于所举证有无证明力。庭审法官应引导行政机关向法院出示、宣读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收集的证据。对于庭审时间长短，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审判实践证明庭审法官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当庭举证、质证、论证、辩论的完成，必须提高庭审效率。庭审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单位时间内把“事”做的更多更好。如果庭审法官对被告举证稍加指导，就有充分的时间对有证明力的证据进行质证，让原被告双方就质证的证据展开充分的辩论，保证质证效果。如果遇到被告出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收集的证据，庭审法官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庭上出示什么证据是当事人的权利，法院对证据怎么认定是法院的事；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在庭上应出示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不能把法律规定了没有证明力的证据在庭上出示、宣读，庭审法官发现这种情况应予制止。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作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在被告一方，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其出庭人员是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国家工作人员或专业律师，庭审法官只要对被告举证加于指导，是完全可以保证被告举证质量的，只在这样才能保证质证效果，为法院分析判断证据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此讲到被告应重点出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 前所收集的证据，并不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后，行政机关就不能收集证据。《行政诉讼法》第34 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被告经法院批准，仍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对这些证据的范围行政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经法院准许可以收集证据，这些证据的范围是有限的，法院的“权”也是有限的。如果法院可以允许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补充任何证据，法院并以此为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就不能在行政诉讼中得到体现，这条法律基本原则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被告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1、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2、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人民法院也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权允许被告向原告或其他人收集证据或补充证据。因此在庭审中，主审法官应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出示或宣读具体行为作出之前所收集的证据。

2、提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和程序证据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将普遍性规范适用于特定的人、事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事实性行政行为和程序性行政行为，程序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的某种 实体行为作出以前履行先行程序的行为。主审法官在法庭调查开始后，在被告举证之前，应要求被告向法院说 明证据的基本情况和应证的事实。 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出示、宣读或介绍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据，即法定程序举证，如行政文书送达回证、告之笔录、审批程序表格等。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因违反法定程序而被撤销，因此行政诉讼中被告必须提供具体行政行为程序 合法的程序性证据。其次被告应向法院出示、宣读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依据。具体行政行为的每一个事实要件，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就是空中楼阁。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是否有证据支持。因此，行政机关向法院出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是行政诉讼举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是“程序”、“实体”并重，所以在要求被告出示这方面证据时，也应同样对待。

3、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范围大、条文多、专业性强，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这些规范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就是审判人员对这些规范也了解不够。所以，法律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应向法院提供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庭审时行政机关必须当庭出示，宣读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并当庭质证。 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中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 、法律层级排列有序、其法律效力依次递减，因此在庭审时，审判人员应要求被告重点出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其次是地方性法规，再其次是行政规章

4、提供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其职权范围和是否滥用职权的证据。

行政诉讼中，如果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法律规定明确，原被告双方无争议，则被告不需要提供此类证据。如果原告提出行政机关超越职权范围行使职权或滥用职权，庭审法官应指导被告提供行政机关是在职权范围内使权力没有滥用职权的证据。

二、行政诉讼案庭审如何进行质证

行政诉讼中的质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质证是指被告在开庭出示证据后，由原告当庭辨认，提出异议；广义的质证是指在庭审法官主持下，由被告出示、宣读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后，由原告辨认，向被告询问，提出反证，双方进行辩论等方式证明其证据效力的一种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法对质证未作明确规定，行政诉讼如何质证，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行政诉讼案件定案的证据，必须是经法庭质证的证据。法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正是贯穿当事人的质证过程。由此可见，行政诉讼中，质证是行政庭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行政案件庭审行政审判人应怎样把握好质证这一环节呢？ 怎样进行质证呢？笔者谈谈下列意见。

（一）行政案件举证、质证交叉进行，一证一质，充分体现辩论式开庭审理方式特点。行政诉讼的质证是伴随着行政机关的举证而产生的， 原告对行政机关证据的质证以行政机关的举证为前提，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在被告一方，因此行政诉讼的质证与民事诉讼的质证有所区别。民事诉讼的质证一般采用 一证一质法、分类质证法、综合质证法三种质证方法。行政诉讼的质证笔者赞同采用一证一质法，即将被告所举的证据和法院调取的证据由原告逐一质证，提出反证，双方展开充分辩论。这样能使法庭辩论贯穿于庭审始终，充分体现辩论式开庭审理方式的特点。如果行政案件的质证采用分类质证法或综合质证法，其结果是被告不断地在出示、宣读证据，原告为记清楚每一证据埋头记录，旁听者也记不清诸多证据是为了证明什么，原告对此证据是什么态度，主审法官也无法对证据进行当庭论证，因此行政诉讼的质证采取一证一质是比较科学的。

（二） 原被告应对质证的证据的证明力展开充分的辩论。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举证后，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提出异议，双方对质证证据的不同意见，是在质证过程中双方展开充分辩论，还是在法庭调查结束后，法庭辩论阶段由原被告双方辩论。现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笔者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即在质证过程中，原被告对质证据展开充分辩论。 原告对证据的质证过程也正是庭审法官对证据的证明力的判断过程。如果双方不对质证的证据展开充分的辩论，审判人员是无法分析此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更无法对此证据的证明力进行正确判断。无论是被告所收集的证据还是法院所取得的证据，都可能存在某些不真实、不合法的成分。 有的可能与案件没有直接联系，只有让原被告就质证的证据展开充分的辩论，让原告提出反证，双方质证，才能使事实的真象越辩越明，才能使法官正确判断证据的证明力。 如果质证时，双方辩论意见都留到法庭辩论阶段提出，往往会出现原被告当事人对证据证明什么张冠李戴，双方互相纠缠不清，不利于法官判断证据的证明力，还会无限延长开庭时间。因此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原被告就质证的证据展开充分的辩论是提高庭审效率的一个重要举措。

（三）、原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争议较大的，应要求证人当庭质证。在行政诉讼中，证人证言是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一种常见证据，行政机关用证人的证言这种证据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存在。当行政管理相对人对事实持否定态度，双方争议较大时，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类案件，庭审时应要求证人当庭质证。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被告出示证人证言的真伪，证人作证的背景，证人与本案有无利害关系，证人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行为能力等等，庭审法官是不可能完全知晓的。不排除有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找证人补证或诱导证人作证的情况。因行政诉讼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法院审判人员必须高度重视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进行严格审查，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所涉及到的证人应要求其出庭当庭质证，这样有利益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利于判断证人证言于的证明力，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证人怎样出庭质证，笔者认为应注意几点：一是原被告双方对事实无争议，仅对具体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合法争议较大的，证人不必出庭作质证，以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 二是证人不能听庭。证人听庭会使证人作证带有倾向性，不利于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三是证人出庭之前， 庭审法官询问当事人要求证人作证是为了证明什么事实。证人出庭后应先让证人陈述事实后，再根据作证情况有条件地允许双方当事人发问，以免当事人诱导证人作证。

（四）让原告充分行使质证权。行政诉讼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不同，行政诉讼主体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拥有大量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行政机关处于主动和优越的地位。 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能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往往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量。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首先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在行政诉讼中法庭辩论开始后，如果原告对被告所举证证据提出异议，作为主审法官就允许原告对不清楚地方向被告发问，提出自己的反面意见，提出反证，再双方展开辩论。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在被告一方，如果被告举证责任完成被告就胜诉。因此原告必须尽最大努力阻止被告举证责任的完成，从而使原告在行政诉讼中处于有利地位，原告阻止被告举证责任的完成，大多是通过质证来完成的。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质证更体现为一种诉讼权力。为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庭审法官在庭审时，应让原告有充分“说理”的机会，让原告充分 行使质证权，这样才能体现“公平原则”。

三、非法证据的排除

目下，学术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不外狭义与广义两种。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只所以不合法，是因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内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这四个方面之一不合法，而造成证据不合法；狭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由于法定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用不正当方法收集证据材料，而致证据不合法。我们应从从实证法的角度平息广义说和狭义说的纷争，确切地界定“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内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为《行政诉讼法》）第31条规定：“证据有以下几种：（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证人证言；（五）当事人的陈述；（六）鉴定结论；（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该条文规定了行政诉讼证据的七种法定形式，不具备该七种法定证据形式的皆为非法证据。该规定完全可以说明证据的形式不合法即构成非法证据。

（二）《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该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比较该两个条文，我们可以发现，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无权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人民法院却有此权限，因此，我们认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显然深刻影响着行政诉讼中的证据是否合法。所以，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不合法即构成非法证据。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认定为被述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二）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这一规定显然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不合法即构成非法证据。

（四）、证据的内容不合法，显然构成非法证据，这是证据法常识，此不详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内容，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这四个方面之一不合法，就构成非法证据。进一步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就是符合上述条件的非法证据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不予采纳，排除在定案证据外。

引用参考文献资料目录：

1、 江必新：《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3月9日。

2、 刘莘：《依法行政与行政立法》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第94页。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

3、 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篇13

刑事诉讼法是一门实践操作性极强的课程，为了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参与程度，培养学生实践导向的法律思维和法律职业素养，增强学生对刑事诉讼法规范的实际运用能力，文章主要研究针对刑事诉讼法课程的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情景模拟教学方法”，辨析其与“模拟法庭实验教学方法”“诊所式教学”的关系，明确其功能和特征。第二部分研究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中的案例设计。第三部分探讨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中如何与目标对象进行交流和互动。第四部分分析情景模拟实践的主要内容。第五部分讨论如何对情景模拟教学方法模式下的学生成绩进行考评。

关键词：

情景模拟；教学；刑事诉讼

引言

刑事诉讼是专门司法行政机关在诉讼当事人、其他参加人的共同参与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过程。刑事诉讼法该门课程就是向学生展示这些司法行政机关、诉讼参加人在一个固定的时空、场所，如何进行法定的程序工作；以及设置这些法定的程序背后的意义。在传统的以讲授式教学为主的课堂当中，学生刚开始接触程序法，难以了解到程序的重要性和意义。大量的程序法以及程序法解释等法律性规范构建出的略显繁琐的刑事诉讼程序，会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而以实践或者虚拟的实践为导向，引入法学的职业教育，会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和法律共同体的认同感。“在法学教育认识上的分歧和悖论实际上反映出法学教育中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二重性，即法学教育的职业技能性和学术研究性”[1]我国不少学者发现了该问题，有学者提出应当设置专门的模拟法庭课程和加强校内外模拟法庭竞赛。[2]有学者提出了诊所式教育与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相一致，是实现法学教育目的的良好的手段。[3]但总的来说，第一，诊所式教学偏重于真实参与，难以在课程中普及。第二，我国目前对模拟教学模式的研究集中在“模拟法庭模式”上。第三，缺乏类型化研究。因而，文章专门就刑事诉讼情景模拟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情景模拟教学方法概述

（一）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之概念

辨析情景模拟教学的概念对法学教育来说比较陌生，在实践法学教育领域，更常见的是“诊所式教学”或者“模拟法庭教学”。根据弗兰克•S•布洛克的观点，“诊所式教育”是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通过学生积极地参与法律程序的不同方面来教学。它常被称作“通过实践学习”。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机构称为法律诊所。[4]“模拟法庭实验教学”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担任和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接近真实的法庭场景下，严格依照现行法律规定，进行案件审理和判决的一种教学方式。[5]而“情景模拟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灵活地调整教学形式，通过设定特殊场景，对学生的身份进行假设，模拟现实中该场景该身份的人可能会面临的任务和挑战，要求学生对问题进行解决。该教法属于虚拟的实践性教学方法。[6]同为实践教学方式，“诊所式教学”倾向于真实的程序参与，包括法律援助，参与办理真实的案件，参与程度较高，但同样由于条件较高，普及较难。“模拟法庭”通过虚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案例，让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角色，尽管由授课老师指导，方式仍旧较为单一，难以让学生更深层次的体验法律职业。而“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尽管是虚拟的实践教学方法，却更为全面的让学生体验整个司法实务过程，不仅限定于模拟法庭，包括证据调查、律师会见、检察员审查、庭前会议等多种情景模拟，通过录像视频、访谈、座谈、听审等多种方式，事先进行对目标对象的了解和模仿，从而加深学生对角色扮演的法律共同体体验程度。

（二）情景模拟教学方法的功能和特征

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具备以下功能：第一，提高学生对课程教育的参与度。情景模拟方法与传统点对面授课模式不同，学生从案例遴选开始，到与目标人物的互动、程序操控等环节，全程参与课程设置。第二，体验式教学，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情景模拟教学方法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学生对目标对象的学习和模仿，带入目标对象的身份，操控和参与程序，体验职业共同体的身份。第三，以实践为导向，培养学生法学思维和法学职业素养。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属于实践性教学，以实践为导向，学生在虚拟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实战能力。情景模拟教学方法有以下特征：第一，设计虚拟的或者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案例作为背景，情景模拟，要求学生进行有目标性的带入。第二，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之前，对目标对象进行学习和模仿，这一过程应当实践性的进行互动，包括视频、座谈、访谈、讲座、听审等方式，以了解目标对象。第三，学生通过带入目标对象，操控程序进行，进行体验式学习。对设计好的背景案例情形下，模仿并带入目标人物，开始角色饰演，运用专业知识进行操控程序。第四，成绩考评以过程考评为主，引入目标对象的第三方评价机制。情景模拟教学法不仅仅以结果为导向，重视过程考核，并引入模仿对象的第三方考核，真正与实战接轨。

二、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之一

刑事诉讼法课程案例设计对于刑事诉讼法课程案例设计，主要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尽可能的丰富背景案例。在一个案例当中，尽可能涉及多个角色、丰富内容、涉及多个法律和事实的争点，涉及多项证据。第二，如何提高学生在遴选背景案例时的参与程度。设计和遴选背景案例，需要意识到该案例在教学和实践上的意义，这是教师的工作，但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模拟教学的积极性，应当尽可能多的设计和遴选热点问题，提供多个选项，让学生做选择，可以细分为四种案例设计：

（一）导引模拟案例定位：课程开始前，将本章重点内容设计成虚拟案例，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站在司法实践的立场上，代入当事人、诉讼参加人、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学习。设计标准：1.切合本章重点内容；2.具有真实性，引起学生的关注；3.多元化主体角色代入，使得学生能够站在各种诉讼主体和司法行政机关，理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内容和价值。

（二）经典案例解读定位：在重要刑事司法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制度问题上，详细遴选各国具有代表意义的经典案例，进行详细分析和比较，加深学生对原则及制度的理解。案例遴选标准：1.涉及重要刑事司法原则和关键刑事诉讼法制度；2.在各国具有重大影响，具有确立规则或者改变规则的地位；3.可以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互印证。

（三）社会热点案例追踪定位：通过对近年来有关刑事诉讼制度的社会热点案例介绍和追踪，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和法学思维，引导学生适用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思考。案例遴选标准：1.有关刑事司法制度；2.在社会上引起广发关注；3.适合学生进行讨论和思考。（四）模拟法庭和审前会议案例设计及遴选定位：刑事诉讼审判程序课程讲授之后，遴选案例，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法庭和模拟审前会议，让学生代入情景和角色，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案例设计及遴选标准：1.案情设计便于学生模拟控辩双方收集证据；2.法律问题具有争议，便于学生就法律和事实主张进行法庭辩论；3.角色设计繁简得当，有足够的开展空间，由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也不至于过于繁琐，流于形式。

三、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之二

目标交流与模仿学生进行情景模拟之前，应当已经学习过情景模拟相关的刑事法律制度，并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有参照性依据。因而，除了配套的课程进度之外，设计学生对角色的了解和参照原型工作，也至关重要。考虑带领学生进入公安、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进行访谈和听审，对自己需要模拟的对象有一定的参考性了解。这一部分主要针对通过哪些渠道和方法能使学生掌握刑事法律制度和模拟对象。

（一）辩护与制度———辩护律师讲座与访谈定位：学生以律师的角度思考刑事司法中的辩护与制度。目标人物选取：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从事刑事司法辩护的律师。方式方法：1.目标人物讲授。讲述其辩护和过的具有典型性案例，在收集证据、会见、法庭辩护、职业风险及保障等问题上，予以介绍司法实践内容。2.学生进行方法交流。就目标人物从业以来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刑事辩护技巧，及律师职业的行情进行交流。

（二）审查制度———检察人员讲座与访谈定位：学生以检察官的角度思考刑事司法中的公诉制度。目标人物选取：地方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的人民检察官方式方法：1.目标人物讲授。讲述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的科属分工，检察院工作职能，公诉科的职务以及检察官在司法实践当中如何进行审查和支持公诉。2.学生进行方法交流。就目标人物从业以来我国检察机关的变化、检察人员的工作方式、检察院内部职能分工进行交流。

（三）庭审程序———听审与访谈定位：学生以法官的角度思考刑事司法中的庭审制度。目标人物选取：地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审判长方式方法：1.听审。通过学生到地方人民法院听取刑事公诉案件审理过程，现场进行学习和模拟。2.学生进行方法交流。就目标人物庭审方式、庭审准备、庭审技巧等问题进行交流。

四、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之三

情景模拟实践情景模拟实践是根据刑事诉讼课程的进度组织学生设置不同的情景进行模拟。包括但不限于：1.调查和收集证据；2.报案和立案制度；3.审查制度；4.审前会议和证据交换；5.模拟法庭等。主要内容如下：

（一）制作诉讼文书定位：学生熟悉并亲身制作书、答辩状、判决书等司法文书，培养学生归纳事实、适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设计要求：1.格式符合不同诉讼文书的规范要求，语言规范有逻辑性。2.案件事实表达清楚，明确具体，重点突出。3.主张明确，合理可行。4.主张理由充分，引用法律准确，事实理由清楚，证据分条别类。方式方法：1.实例模仿学习。刑事司法文书主要包括书、公诉词、辩护词、判决书四类。在进行情景模拟实践之前，首先需要为学生准备基础知识，让学生模拟学习刑事司法文书的制作。2.板块化、格式化诉讼文书。根据刑事司法文书的类型和特点，将刑事司法文书板块化，固定其写作格式，由学生就具体内容进行填充。3.根据模拟教学进程，有针对性的制作诉讼文书。随着情景模拟教学的进程，根据证据收集、审查、辩护、审前会议、模拟法庭的阶段，由负责角色带入的学生有针对性的制作诉讼文书。

（二）主持和参加审前会议定位：学生了解审前会议的功能、流程，掌握确定争点、固定证据、证据交换的技巧，为庭审工作做准备。设计要求：1.审前会议的情景模拟设计应当帮助学生了解审前会议在确定争点、固定证据方面的功能。2.审前会议的情景模拟设计应当适合控辩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帮助学生了解证据交换中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证据交换来从对方手中收集证据。方式方法：1.情景模拟设计，背景案例设计见上文。2.分组：

（1）法官组：审判员1人。工作：召集控辩双方，住持庭前会议，询问回避问题，管辖权异议问题，调查非法证据排除，组织证据交换，确定争点，固定证据。

（2）公诉组：检察员2人，被害人1-2人。对管辖权异议问题、回避问题提出意见，固定证人出庭名单，参与证据交换。

（3）辩护组：被告人1-2人，辩护律师2人。申请会议和管辖权异议，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固定证人出庭名单，参与证据交换。

（三）组织模拟法庭定位：熟悉审判程序操作和实体法律知识运用，锻炼法律实践技巧和创造性思维，培养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7]设计要求：1.案情设计便于学生模拟控辩双方收集证据。2.法律问题具有争议，便于学生就法律和事实主张进行法庭辩论。3.角色设计繁简得当，有足够的开展空间，由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也不至于过于繁琐，流于形式。方式方法：1.情景模拟设计，背景案例设计见上文。2.分组：

（1）法官组：合议庭3人，书记员1人。工作：主持审判流程、进行裁判、制作判决书。

（2）公诉组：检察员2人，检方证人2-4名，被害人1-2人。工作：制作公诉书、公诉意见，收集并提交证据，证人出庭作证，被害人做出陈述。

（3）辩护组：被告人1-2人，辩护律师2人，辩方证人2-4人。工作：制作辩护词、辩护意见，收集并提交证据，证人出庭作证，被告人进行供述与辩解。

五、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之四

成绩考评情景模拟教学方法的成绩考评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授课模式在考评指标、考评形式、考评内容上具有所差异。该考评方法重视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刑事司法程序的实际操控，法律职业素养。主要依据“法律推理思维”“刑事司法程序掌控”“发现事实”“适用法律”“法律辩论”“司法文书制作”六个维度指标，通过情景模拟实践和书面考核的方式，引入教师和第三方考评机制，对学生的法律思维、实际操作、法律职业素养进行考评。其具体考评方法如表1。

六、结束语

刑事诉讼法是一门操作性极强的应用学科，传统的讲授-演示式的教学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对刑事司法程序的设置功能和意义，在司法实践当中如何适用刑事司法规则难以把握。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基础上，以实践或虚拟的实践为导向，设计情景模拟，引导学生有意识的学习和模仿目标对象，代入情景中运用刑事司法制度解决法律问题，进行实战演练，帮助学生体验刑事司法程序，培养学生法学思维能力和法律职业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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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立.试论法学教育目的与诊所式法律教育培养目标的一致性[J].湖北社会科学，2007（2）.

[4]彭锡华.法律援助式诊所有关问题研究[A].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C].2001.

[5]陈学权.模拟法庭实验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2.

[6]刘佳.情景模拟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J].长春大学学报，2012（7）.

[7]刘晓霞.模拟法庭[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0-12.

篇14

何家弘（以下简称何）：从广义上说，质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律允许的质证主体对包括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采取询问、辨认、质疑、说明、解释、咨询、辩驳等形式，从而对法官的内心确信形成特定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狭义的质证，主要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的对质、核实等活动。

如果将质证理解为广义，对现在的情况来说，意义不是很大，我认为目前采用狭义的质证概念更有实际意义。

您认为质证的本质是什么？

何：我认为，质证的本质特征在于“质”，即对证据的质疑和质问，而且这种“疑”和“问”都带有当面对抗的性质。虽然在质证的过程中可能要对证据进行辨认、说明和解释，但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质证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质证虽带有审查证据的性质，但并非所有对证据的审查都属于质证。对本方证据的审查不属于质证的范畴，从中立角度对证据进行的审查也不属于质证的范畴，只有从对立的角度对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才是质证，才体现了质证的本质特征。

仅对对方证据提出不同的看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质证。但是，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这种做法却相当普遍。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质证似乎仅仅是对被告人的讯问，再加上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辩论。这种质证往往会流于形式，失去其本来的意义。质证是指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律人（在刑事诉讼中包括检察官）在审判过程中针对对方举出的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质证是诉讼双方反驳和攻击对方证据的重要手段，也是帮助和影响法官认证的重要途径。

从中立角度对证据进行的审查不属于质证的范畴，从对立的角度对证据进行质疑、质问才是质证。那么，公诉人进行质证是否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相矛盾？

何：检察机关从整体上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在法庭调查中，一部分检察人员在行使公诉职能，他们在法庭中代表国家、代表人民对犯罪行为进行追诉，此时他们的角色不是审判监督的角色，而是代表诉讼一方进行质证。

在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角色有一个转变过程。比如在批捕阶段或起诉前审查证据时，检察人员不能先入为主、从对立的角度片面地进行审查，而是从中立的角度对证据的真实性、有罪和无罪证据等内容进行审查取舍，即使经审查批准逮捕或决定起诉，此时体现的仍然是审判监督的职能。

法官对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提出疑问是否属于质证？

何：质证的主体应该是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律人。我认为法官不是质证的主体。在审判过程中，质证当然要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但法官的主要任务是“听证”，主要职责是保障质证的公正和有序。虽然法官在必要时也可以对证人、鉴定人等提出问题，但那是审查证据的需要，是法官行使审判权的需要。法官是从中立的角度，而非对立的角度提出问题，虽然从外在形式上看可能表现为对一方证据的询问。另外，如果说法官应该对审判中出现的错案负责，那也是因为其认证失误，而不是因为质证失误。

在此还有必要指出，侦查人员对于自己收集到的证据也要进行审查，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可以提出疑问，但是他们的行为也不属于质证，他们不是质证的主体。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并未规定应在哪一具体阶段提出质证，有的当事人在法庭辩论阶段又重新提出对对方证据的质疑，要求进行质证，是否允许？

何：我认为，质证一般应在法庭调查阶段进行，如果在法庭辩论阶段又重新提出对对方证据的质疑，要求进行质证，这种情况一般不应允许，因为在法庭调查阶段已经给予了质证的权利和机会，如果没有进行质证，就认为其放弃了这一权利。但针对我国目前规定的还不是很严格，可由法官作出裁断，如果法官认为对这一证据重新质证是必须的，对判断案件确有重要意义，则可以决定恢复法庭调查、进行质证。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双方讯问、质证，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这是否说明，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何：上述规定是指质证是庭审中必经的一个程序，只是强调证据只有在给对方当事人以质证的机会、让对方可以行使其质证的权利后才能被采信。但如果对方没有异议，不对其进行质证，当然不能因为没有经过对方质证而不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上述法律规定中，有的提到“经过双方质证”。这不是指双方都对某一证据进行质证，而是强调双方都有质证的权利，一方的证据应当经过对方的质证，强调质证的相互性。所以即使在一方未出庭的情况下（比如在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中，公诉人可以不出庭），另一方仍可对对方的证据进行质证，不过此时未出庭一方的证据应由书记员或其他人来出示。

刑诉法第四十七条中只提到了证人证言。有人据此认为，质证的对象仅包括言词证据，不包括实物证据。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何：我认为，质证的对象不应仅限定为言词证据，而应包括诉讼法规定的全部七种证据。首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没有把质证局限在言词证据的范围内。另外，《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事实提供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应经对方辨认，互相质证。”

其次，在司法实践中，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所有类型的证据都可以成为质证的对象。诚然，针对不同种类的证据，质证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针对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言词证据来说，质证的基本方式是质问或交叉询问。针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来说，所有的证据都是有人来收集的，所以质证时除了对证据的内容或特征提出质疑，还包括对收集、提取、保管、提交、检验、鉴定该实物证据的人进行的交叉询问。因此，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检查人等出庭接受对方当事人或律师的交叉询问，是实现质证目的的重要保障。

对所有的证据都应给予对方质证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证据必须一一经过直接质证。考虑到诉讼成本的问题，有的证据可以通过间接质证或其他方式来进行质证。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是否需要进行质证？

何：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是对当事人以外的人，比如庭审旁听人员，进行保密，一般不是针对双方当事人而言。但如果这一证据确实需要对方予以保密，则需要当事人一方进行利益比较，看在诉讼中获得的利益是否超过泄露后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如果损失可能太大，则只能放弃该证据。如果必须出示该证据，可进行适当处理让对方只看到与诉讼相关的内容而不影响其保密性或者让对方当事人及法律人签订保证不泄露该秘密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协议。总之，只有将证据给对方以质证的机会，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不能认为该证据需要保密而不让对方质证。

公证文书需要质证吗？

何：公证文书已具有公信力，法官一般可以直接认定该证据，而不需经过质证，而且有的公证文书直接申请强制执行，未经过庭审，当然更没有质证的问题。

在质证时，主要质疑对方的证据是否合法、真实吗？

何：证据资格是质证的基本内容或首要内容。对证据资格进行质证，主要是对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提出质疑。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性，当然不具备证据资格。不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自然也不能进入诉讼程序。例如，《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做证人。”另外，证人应该是自然人，因为证人必须具备独立地凭借自己的感官感知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单位作为一种机构并不具备这种自然能力，因此单位不具备证人资格。与此类似的是，被害人陈述中的被害人也应是自然人，如果某单位受到了损害，派单位代表出庭作证，此时该单位代表的陈述就是被害人陈述，该陈述是该自然人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对他人感受的描述，也是对该案件的个人感受。

证据的真实性是质证的主要内容。对于具备证据资格、获准进入诉讼程序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仍然可以对其真实可靠性提出质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从证据的来源质疑证据的真实可靠性；第二，从证据的内容质疑证据的真实可靠性。例如，对于一个鉴定结论，诉讼对方可以提出如下质疑：检材来源是否可靠；检材是否受到污染；鉴定使用的方法和仪器是否科学；鉴定结论与该鉴定所依据的科学原理之间有无矛盾等。前两者属于对证据来源的质疑；后两项则属于对证据内容的质疑。

关于质证的法律规定中需要完善哪方面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