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本思维原理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中医基本思维原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思维方式；中医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R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8-0034-01

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指出：“我们所观察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 这里“探索问题的方法”指的就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着医学研究的角度和视野，支配着医学研究的思路，制约着研究方向，内在性的决定着研究成果的性质和水平，对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先导作用[1]。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医学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认识才逐步明确，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是系统论的，从发展水平来看是朴素的，尚未达到现代系统论思维方式的水平。中医学朴素的系统论思想，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其主要内容体现在它的六个基本原理（非加和原理、元整体原理、功能性原理、有机性原理、有序性原理、自主性原理）中，下面就从中医系统论的六个基本原理认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1非加和原理

该原理是从只存在于“人”的整体层次，不能分解为机体的各部分的内容或其相加和角度出发，来解释精气神、阴阳、藏象、经络、“证”等内容。

2元整体原理

该原理指出中西医学具有不同的整体观看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西医学是“合整体观”，中医学是“元整体观”，即西医认为“部分”是产生决定“整体”的原因，而中医认为“部分”是由“整体”产生和决定的；西医重视“部分”，而中医重视“整体”。 如下图所示：

整体（果）产生、决定反作用部分（因）整体（因）产生、决定反作用部分（果）

[西医学“合整体观”][中医学“元整体观”]

3功能性原理

该原理指出中医学注重功能性病变，重视阴阳失调、气机失调和正邪相争；相对而言，西医较为重视器质性病变，重视局部的组织结构的病理改变。

4有机性原理

该原理又称联系性原理。该原理认为中医学是“关系中心论”，认为健康的本质是“关系”（阴平阳秘）正常，疾病的本质是“关系”（阴平阳秘）不正常。

5有序性原理

该原理指出人是典型的耗散结构，有如下特征：①人的机体的稳定是高有序度上的稳定。②人的机体的有序稳定是靠耗散物质、能量建立和维持的。③人的机体的有序稳定在热力学上是非平衡的。该原理的重点在于正确认识到“阴平阳秘”不等于“阴阳平衡”：人体阴阳的运动变化反映着生命过程中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转化。①在热力学上，阴、阳的任何一方，其自身都不能是平衡的。“阴平”是“阴藏精”过程流的最佳，“阳秘”是“阳化气”过程流的最佳，都是远离平衡的。②阴与阳之间的关系更是不能平衡的。阴与阳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转化，形成“互根、互用、互生、互化”的相互关系，这些都是以阴与阳之间的非平衡为前提的。另外，“阴平阳秘”作为人身的健康态，它不只是“稳定”，更重要的是“有序”，且“稳态”是其外在表现，“有序”是其内在本质。故“阴平阳秘”是阴阳统一体的“非平衡有序稳态”。“阴平阳秘”这一最佳状态的“失调”有两种基本情况：①“失稳”但不“失序”。此时阴阳运化能力仍强，有序度没有改变，故虽有偏离但“阴阳自和必自愈”，往往不药而愈。②“失序”必致“失稳”。这是“失调”的较重状态，此时阴阳的运化能力失常，机体有序度下降，进一步恶化会发展到“阴阳离绝”，这种“失调”必须通过调理和治疗才能恢复正常。

6自主性原理

该原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阴阳自和必自愈”。“阴阳自和必自愈”首见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原文58条指出：“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可见，“阴阳自和”是机体所固有的调节阴阳的消长、平衡，以及进行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及过程。“阴阳自和”是“必自愈”的前提条件[2]。“自”不表示“自身”而意为“理当”、“自然”。《说文》：“和，相应也。”五声和而后悦耳，五味和而后适口，故“和”是适合，和谐，是恰到好处之意。和，是治疗的目的。在疾病过程中，机体本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修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自愈”趋向。从《伤寒论》中的自愈证来看，都是以“阴阳自和”为前提的[3]。“阴阳自和”论的要害不在“和”，而在“自”。它所解决的已不是什么健康态的问题，而是阴平阳秘这种有序稳态的健康态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它的回答是，阴平阳秘这种“和”的健康态不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控制作用形成，而是由阴阳本身的内在矛盾运动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自和”，不是“他和”。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并非人体被动地被损伤的结果，而是自主性地反映过程。因此，中医治疗疾病的中心环节是依靠、调动、发挥机体固有的抗病祛病的机制和能力，治病的本质并非“治愈”，而是“自愈”。

人的机体是通过自我复制、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组织起来的“自组织”系统，人是靠机体固有的调节能力进行自主性调节。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中医学指出的“阴阳自和必自愈”与现代的诸多理论精巧吻合：《从现代系统理论探讨张仲景“阴阳自和”观》一文从“物理统一场论”和“现代非线性系统理论”来解释“阴阳自和”[4]。《“阴阳自和必自愈”新解》一文对“阴阳自和必自愈”的解释是“顺势疗法”，即不直接针对病因和病灶产生特异性的治疗作用，而是作为外加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作用于机体的“中介”或“气化”过程，推动机体的自组织，即顺势调节，因势利导。并指出阴阳自和在时间方向上不可逆[5]。现代系统自组织理论揭示出，一切自然系统都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和过程，即在自然条件下，自己走向有序化，并建立和保持有序稳定。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耗散导致有序”，协同学指出“协同导致有序”，超循环理论指出“超循环导致有序”，这些理论均揭示了自然系统普遍的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它像“一支看不见的手”，能把环境提供的条件有选择的进行利用，组织为系统自身，提高系统的有序度，保持特定的有序稳定状态。

经过20多年的挖掘总结研究，发现中医学系统论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形成科研和临床诊治中的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根据已有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是：非加和观、元整体观、功能观、联系观、有序观、自主观。现代系统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医学里已经以朴素的形式体现出来，印证了中医学的思维是朴素的系统论思想之说。

参考文献

[1]祝士讷.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1.

[2]梁华龙.伤寒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24.

[3]纪立金.伤寒析变[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5.

[4]张敬文.从现代系统理论探讨张仲景“阴阳自和”观[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9(5):34-36.

篇2

袁·路易斯·维韦斯（Juan Luis Vives）与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借鉴性与局限性。

摘要：本文通过引入社会工作理论的概念与分类，重点向大家介绍袁·路易斯·维韦斯（Juan Luis Vives）与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社会工作理论，旨在与大家分析探讨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的反思性，为国内社会工作理论发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袁·路易斯·维韦斯；简·亚当斯；社会工作理论

1. 社会工作理论的含义

社会工作理论是阐述社会工作是什么的理论，旨在阐述社会工作中所运用的各种理论及本质、功能与目标的一整套体系，用于描述和解释社会问题，也用于预测变化（张威，2012）。

2. 袁·路易斯·维韦斯和简·亚当斯的社会工作理论

2.1袁·路易斯·维韦斯（Juan Luis Vives）及其理论

袁·路易斯·维韦斯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怎么缓解穷人的困境”，他关注穷人生活状况，并对如何改善其生活提出具体建议，同时也考虑教育和道德生活。其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他相信伊甸园和原罪，认为所有的苦难和贫困都是不可消除的，都是上帝设定好的。

劳动与助人是人们尊崇爱上帝、爱他人的信条，劳动是人的天然的属性，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劳动，通过教育阻止人们的不道德行为。

帮助穷人的工作是有计划、有目的的采取措施，缓解穷人的困难。但是穷人要获得救济也必须符合3个条件，即所有穷人必须劳动、济贫根据个体情况区别对待、教育他们有道德的生活。

2.2简·亚当斯（Jane Addams）及其理论

简·亚当斯将社会问题和工业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她强调运用“非科学”的直接融入的方式与社区居民建立亲密的、互动式的、持久的直接交流的方式，形成一种平等的而非专家指导性质的关系（Specht，1988：35）。简·亚当斯坚持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是使受歧视和抛弃的人拥有新的生活，并站在社区居民的立场上，发挥社区居民自身的文化创造力，改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

2.3两者理论之比较

两位理论家都是在社会工作领域内外思考社会的问题与自己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2.3.1 联系

第一，都重视被助者的需求。袁·路易斯·维韦斯把救助视角放在了被助者身上，注重特殊生活困难的物质支持，帮助方式是否合适应该从受助者的生活状况、需求来总结得出适合的经验。简·亚当斯为首的定居救助运动深入到城市贫民区开展对穷人的帮教活动，对城市贫民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她把穷人当做自己的朋友和邻居，根据穷人具体需要来提供帮助。

第二，都认为助贫工作应对穷人及其子女进行教育。袁·路易斯·维韦斯提出为了有效的防止贫穷，阻止穷人的不道德行为，就要教育他们有道德生活、教育他们劳动的价值，使贫穷生活得到缓解。简·亚当斯则是在开展定居救助运动的过程当中，直接帮助了一部分城市穷人，特别是贫困人家的孩子，使他们免于沦为社会无用之人而获得正常的社会生活。

第三，在帮助穷人的过程当中，都促进了政府的改革。袁·路易斯·维韦斯将“关于帮助穷人”的理论献给当时的Brugge市政府，政府在后来的济贫工作中很多措施源自袁·路易斯·维韦斯提出的如何改善穷人生活的具体建议。简·亚当斯（Jane Addams）在推动定居救助运动的同时，建立少年法庭，促使州政府于1903年颁布了《童工法》，推动了美国各级政府制定了一部保护下层劳动人民的进步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进步。

第四，他们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路易斯·维韦斯信奉上帝仁爱的信条，济贫工作也是为了使人们受教育并做好人，即尊崇上帝与爱他人，当时济贫工作也有教会来承担。宗教理想是简·亚当斯社会理想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提出宗教理想要以人为本、以实用为本，这种宗教思想一直伴随着简·亚当斯及其定居救助运动的整个过程。

2.3.2 区别

首先，两者对贫困者的看法不同。袁·路易斯·维韦斯认为人类的所有苦难和贫穷都是原罪，是自然的属性，贫困不能被消除，只能通过有效的方式得到缓解。这种看法也可能导致他对穷人采取蔑视的态度。

简·亚当斯却认为，贫困是由于社会问题导致的，贫穷是可以消除的，因而坚决的站在反贫困的立场上。在其倡导的定居救助活动中，也反对那种对穷人采取蔑视态度和责怪穷人道德缺陷的做法。

其次，两者救助工作的范围与内容不同。袁·路易斯·维韦斯只是关注穷人的生活，而且只对愿意参与劳动的人进行救助，即资助与要求。简·亚当斯关注所有的人，对救助的对象却没有要求。

再次，简·亚当斯更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并明确提出解决社会问题时要用到社会工作。

3. 两种理论的影响

3.1积极影响

袁·路易斯·维韦斯“关于帮助穷人”的思想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阐述如何进行济贫工作的理论，为后来的济贫工作提供了很多借鉴。其中的许多措施，至今在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中运用，是社会工作理论重要来源之一。

简·亚当斯的社会工作理论明确的定义了社工的目标和职业地位，即为解决工业课题作准备的职业；由她所倡导的定居救助运动给美国社会甚至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公正与社会意识、人权、和平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推进社会公正所采取的政治行为也越来越被人类所接受。

3.2存在的局限

两种理论由于时代的原因，都有局限性。袁·路易斯·维韦斯认为贫穷是自然的，是为了衬托富人的存在和穷人的贫穷是因为不道德的行为，忽视了社会环境的因素，他向往美好的、仁爱的、和谐的社会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简·亚当斯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理论以社会问题视角来审视社会，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是为解决工业问题做好准备，使受歧视和被抛弃的人拥有新的生活，这种救助模式只注重在问题发生之后所采取应对问题的办法，对怎样预防问题的发生缺乏足够的解释，因此，她倡导的定居救助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

4. 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启示

以上两种理论启示我们，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现状，或者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或者是总结社会经验而提出来的，这些理论无一例外的都离不开当时社会生活。因此，社会工作的反思性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中要时刻总结和反思，厘清工作当中的问题、困难，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反思性社会工作要求工作者对工作的过程负责，而不是对工作结果负责。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至今，社会工作者被普遍认为是能够帮助案主解决问题的人，使部分社工怀疑自己的能力以及案主恢复的能力，最终导致自己也陷入自卑的困境。因此，对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教育，一定要注意社工是对过程负责，而不是对结果负责。

应该加强社会工作对社会政策的影响。不断的争取政府方面的支持，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威，《社会工作理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2年秋季

[2]王金虎，《论美国城市的定居救助之家运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3期，2000年5月）

[3]童敏，《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寻与实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4]张淑华，《美国社会改革家简·亚当斯的和平主义思想探析》，泰山学院学报第33卷第4期，2011年7月

篇3

对《中医基础理论》（简称中基）初学者常常感到深奥难懂而无所适从，其固然与古奥的文意、抽象的内容以及独特的思维方法有关，但囿于单一而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其主因。因此，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有必要采用中医临床验案、图示、启发式提问以及专题讨论等多种教学手段，将抽象、古奥的内容具体化、形象化，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中医知识的兴趣，快速地建立中医思维方法，培养中医学表述方式以及综合创新能力，为中医学后期教学打下扎实的基本功。

1 巧用验案 激发中医学习兴趣

中医理论源于临床实践，又不断在临床实践中完善。根据学习的“先感知、后理解、再巩固、终运用”这一基本心理过程，中医的感性知识只能从临床中来获得，如传统中医学习的“家传”、“师授”等教学模式，就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中医早期教育中的重要性[1]。然而，现代中医高等院校的早期教学，采用的是西医院校的基础理论为主的教学模式，纯理论的传统教学法，易造成课堂气氛沉闷，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笔者基于目前中基课程的纯课堂教学设置，结合传统中医教育的“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特点，采用中医临床验案教学，通过模拟临床，在激发专业学习兴趣的同时，强化教学效果。如在讲解“阴阳学说”时，利用学生求知心理，借养生案例设问。如时值冬令，家有一男性长辈，年届花甲，意欲进补人参（红参）。该老人患有宿疾（高血压），刻下头晕耳鸣时作，腰膝酸软，大便干结，时伴有面红目赤，急躁易怒，失眠多梦。舌红少津，脉弦细数。试问能进补否？留下悬念的同时，开始阴阳学说内容的展开，在阐述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时，以上述案例为引子，来加深学生对阴平阳秘的生理状态及阴阳失调的病理变化的理解，并运用阴阳学说来确定治疗原则、分析归纳药物的性能后，学生往往能自行产生答案，即该老人系“阴虚则热”的虚热证，治当滋阴潜阳，而红参性温味甘，属阳，故不宜补之。由此点出阴阳学说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自然也就能领会“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景岳全书》）的意义所在。当然，案例教学的设计，应切合教学目标，力求浅显易懂，把握好恰当的教学时间。

2 借助图示 强化理性知识感知

中基课程以较强的理论性和叙述性为特点，传统教学往往采用板书兼口述、以“经”释义等形式。然而，对于一些过于抽象复杂的概念、原理以及具有独特思辨性的理论，如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经络学说等，采用纯文字及文言性用语的教学形式，易产生单调、枯燥、生硬的教学效果，也难以使学生快速地理解、记忆、掌握。故可借助多媒体等图示手段进行辅教。如在授完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后，可借用太极阴阳图，对阴阳对立制约、互根互用、交感与互藏、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等涵义、意义，进行直观性阐释、小结；又如，在用阴阳学说阐释人体生理、病理状态时，借用黑白柱状图，来表示在机体生理阈值范围内的阴平阳秘的生理状态及偏离阈值范围的阴阳偏盛、阴阳偏衰等病理状态，从而强化学生对阴阳学说理论的直观性感知。借助图示法可突出事物的本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使抽象枯燥、复杂难懂的理论变为具体、直观、形象、简约，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具有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但也必须认识到，中医理论体系的独特性，决定了其高度抽象、整体、动态、思辨的特性，不能单纯地用直观式图示教学来表达，因此，在设计图示教学时，须防止过于直观而影响理性认识的深入。

3 启发式教学 建立中医思维方法

教会学生运用中医思维方法，是学习和理解中医基本理论的入门途径，也是其后深入研究中医学的必要手段[2]。通过课堂上“教”与“学”之间的问答形式，理顺授课内容中的逻辑轴线，是开启并建立中医思维方式的主要手段。在讲深、讲透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学会从宏观的角度观察事物，用哲学的思维去分析研究，逐步形成中医思维能力，最终达到能自觉地运用比较、演绎、类比、司外揣内、试探和反证等中医具体思维方法。例如，在讲授藏象学说，阐述“藏”、“象”的字面含义及其基本概念后，提出藏与象之间的关系如何？让学生思考。又如在讲授心的主要生理功能及与形窍志液的关系后，留下“试用中医诊察‘心主血脉’功能的方法，阐述藏与象之间关系”的思考题，让学生讨论。通过教学互动，逐渐使学生对中医基础理论从感知到理解、巩固，进而能自觉运用、分析，从而能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医基础理论的精髓，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

4 专题讨论 培养专业综述能力

教育社会学认为，教学过程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采用“满堂灌”式授课，忽视了学生主体地位而影响教学效果。根据教学设置，中基本科教学中开设了讨论课，这为强化学生主体地位，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及表述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基讨论课中，根据阶段教学目标，注重思维方法的横向性引导及强化训练，选择分述于不同章节的内容而形成的讨论专题：如人体津液代谢包括哪些生理过程？主要与哪些脏腑有关？各起何作用？等等。在引导学生主讲后，指导学生在解析题意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阐述，并将相关内容前后加以联系、分析、比较，最后得出结论。此外，文言用语是中医学表述的最大特点，由于中基课程中大量的术语是直接沿用古代文献，如“肝失疏泄”、“小肠泌别清浊”等，故在教学中，除要求学生通过文字表象，掌握术语含义，从生理、病理角度把握深层的内涵外，还注重中医文言表述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运用中医专业术语进行表述，使他们能够自觉、准确地运用中医的表述方法。

总之，中医基础理论是构筑中医药学的基石，而中基课程的授课教师不仅是中医初学者的启蒙者，更是专业动力的激发者，合理地运用各种有效教学方法于中基教学中，才能为中医后期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5 参考文献

［1］吴鸿洲,程磐基.古今中医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12）:10-13.

篇4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转贴于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 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阴中有阴， 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 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　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 “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 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 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转贴于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显然，以形而中论作为哲学反思并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外化表明，中国哲学是时空对应和中的方式性的形而中论，比较之下，西方哲学是时空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形而上学” ，所以，不能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 形式、概念和范畴阐解对应和中的方式性哲学命题、方式、概念和范畴。“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表明，形而中论的方式性能承诺和推定形而下论的形式性，以此显示出形而中论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历史将表明，形而中论哲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的主导性哲学。由于这一论题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将另文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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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思维是以系统论为指导的思维模式。而系统论虽然产生于当代西方社会，但其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并影响着中医理论的发展方向。从系统论的4个基本原理（整体性原理、联系性原理、动态性原理、有序性原理）入手，分析系统思维在《黄帝内经》中的具体体现，从而说明古人研究中医之时已经运用系统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研究此，旨在探索古人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并希望能为今天中医的研究提供一点思维方式上的启示。

关键词：思维方式；系统论；黄帝内经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3-0487-03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atic Thinking in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DING Bao-gang， MENG Qing-ga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Systematic thinking is a thinking style that 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ystem theory. Although system theory is originated in modern west society, its ideology had existed in China in ancient times and affec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in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from the angle of system theory's four basic principles, which are holism principle, relativity principle, dynamic principle and orderliness principle. Then it shows that the ancients applied systematic thinking to stud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accomplished lots achievements.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thinking style of the ancients in studying TCM and give some inspiration to thinking style in TCM study.省略。

思维方式是人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所形成的认识事物、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是该历史时期人们相对稳定的思维格局或思维定势，影响和导引着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1］。系统思维主要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对事物进行分析研究。而系统论作为一种研究系统特性和规律的科学理论，虽然产生于当代西方社会，但其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并且早已被应用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如农业、军事、政治、医学等。中医学作为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毫不例外地采用了具有系统论思想的思维方式。基于此，自古至今中医学的理论处处渗透着系统思维的内涵。明确提出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思维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在1980年给卫生部中医司吕炳奎司长的一封信中提到：“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2］。纵观历代中医著作，系统思维犹如一树奇葩，早已贯穿于中医发展的始终。

1 系统论的基本原理

系统论作为系统思维的理论模式，其基本原理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整体性原理、联系性原理、动态性原理和有序性原理。分而言之，其主要内涵可简单概括为：①整体性原理指的是系统的整体属性不是各部分属性的简单加和，而是大于各部分属性之和，并且具有各部分所不具备的某些属性，这是系统内各个部分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②联系性原理主要是指系统内部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特性，它揭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内在原因；③动态性原理指的是系统在内外条件的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趋向并保持在特定的目标值上，揭示了开放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走向并保持一种稳定目标的特性规律；④有序性原理指出有序化是系统自组织和进化的内在本质［3］，体现了开放系统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进而保持和恢复平衡状态的特性。系统论的这4条原理各有特点，又彼此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系统所具有的基本特性。

2 系统思维在中医研究中的体现

几千年来，历代医家在利用中医为人们解除病痛折磨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又一部辉煌的著作。这些传世经典，不仅凝聚着他们一生行医中理论和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渗透着他们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推本溯源，《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中医理论奠基之作，是历代医家研究中医的必读之书，书中不仅汇聚着《内经》以前古人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亦是《内经》之后医者研究中医的理论源泉和思维方式之典范，故研究《内经》，可窥历代医家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

2.1 研究对象 古人研究生命规律，除了研究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精神情志等的内在变化规律外，还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认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而且“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把人看成自然变化的产物，认为外界的一切变化都会对人体产生相应的影响，故同时还研究与人体息息相关的环境、时间等的变化，比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气候变化、节气变更等等。因此纵观《内经》全文，可以看出古人把研究对象定格为一个内有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精神情志等相互作用，外有地理环境、社会变迁、时间推移等相互影响这样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复杂生命系统，而研究这样的一个复杂系统，必须要有相应的思维方式来支撑，而系统思维就是其中之一。

2.2 研究内容 《内经》包含的内容涉及哲学、生理学、病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物候学等多学科知识，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而这些复杂的内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交叉，共同构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庞大系统。通过对具体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人已经运用了系统思维，对人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与联系性：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的联系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而发挥出各部分不具有的整体功能，比如在生理状态下，五脏系统中的心系统是由心脏、经脉、气血津液等的有机组合及其他脏腑的配合才发挥出其主血脉和主神志的作用，这些作用是部分所不具有的；二是人体是形神的统一体，形与神在生理上相互联系，在病理上相互影响。《灵枢・天年》：“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指出人是形神的统一体，有形无神或有神无形都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病理状态下，神的变化可影响形体的状态和功能，如《素问・疏五过论》：“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以及《素问・举痛论》：“怒则气逆，甚则呕血，飧泄，故气上矣。”分别讲了神志的异常变化可以消耗精气，损伤形体或使气机逆乱；同样形体的变化也可影响神的状态，如《素问・八正神明论》：“血气者，人之神”指出气血是神的物质基础。《素问・调经论》：“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说明气血的充足与否会产生不同的情志变化趋向。而人体的这种整体性离不开联系性的作用，同样联系性也离不开整体性的配合，故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挥出各自相应的功能和系统的整体功能。

（2）人与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人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与其他万物一起共同构成大自然这个整体。大自然的各种变化（包括时间和空间），必然会影响作为大自然一部分的人类的状态。在构成大自然的各个要素中，对人的生存具有最直接影响的是其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由于人无时无刻不在与周围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交换，因而人体自身状态的发展势必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同时人类的活动也影响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这也就是古人所讲的“天人相应”。人体运行自身这个小系统同时，又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描述了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人们不同的体质，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多发病和治疗方法，说明自然环境对人体的生理状态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人又是社会中的人，故人又与社会环境构成一个整体，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发展的各种状况紧密相连。社会的安定与动乱、富裕与贫穷等状况以及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等等都会对人体造成影响，比如《素问・疏五过论》：“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就讲了作为社会因素之一的地位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此这就要求中医大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在诊治疾病时，应该本着整体和联系的观点“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

（3）人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性：大自然的昼夜更替和四季轮回，产生了万物的寤寐与生长化收藏。人作为大自然的产物，其生理和病理状态亦必受此影响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由盛转衰的变化趋势和随着昼夜四季的更替而呈现盛衰的交替变化两方面。首先，人体会随自身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由盛转衰的生理状态，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讲了男子从八岁到八八，女子从七岁到七七，精气的盛衰变化及其对人生殖功能的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讲：“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指出了人在四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在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衰老状况。其次，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还受时间变化的影响。大到一年四季，小到一日的每个时辰，人体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讲了四季变化的特点及人们养生方式的变化，旨在使人体顺应四时变化而调节身心，以达到健身防病的最佳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盛，日中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讲了一日之中阳气的盛衰变化与昼夜晨昏的变化相应，人体的生理状态亦随之而变，反之则会产生疾病。《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则讲了在疾病状态下，随着一日之中阳气的不同盛衰变化，出现了正邪之间的胜负变化，故人体的状态亦随之而变。由上可见，人体每一时刻的状态都有变化，都在随着昼夜更替、四季轮回及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不同的生理或病理状态，体现了人体状态的动态变化性。

（4）人体状态的有序性：大自然的阴阳晦明和五运六气等的变化，使得整个大自然处于一种有序状态，而人作为大自然的一份子，其生理状态势必亦受这些变化的影响，从而使得人体处于一种与大自然同频共振的有序状态。如《灵枢・口问》：“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讲了人随昼夜更替而处于睡眠与清醒的有序状态；《素问・六微旨大论》：“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亢则害，承乃制。”人与自然相应，运气的变化必然影响人体的状态，使人体与自然一样皆有生有克，这样方能保持人体功能活动的最佳状态。另外，人体状态的有序性还受自身系统的调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体先天具有维持有序性的机制，主要表现在通过阴阳的对立制约和五行的生克制化来维持人体各种功能的动态有序性。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指出了阴阳之间的互根互用关系，并以此来维持人体的平衡状态，同时在该篇中也指出：“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指出了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人体的五脏、五体、五志等皆与之相应，并依此维系人体脏腑、情志等的平衡性；二是通过各种后天的调节方法，或自身精神的调节，或外界药物等的干涉，调动人体的自愈机制，使人体保持健康有序状态或使之从疾病状态向健康状态转化，即从无序到有序，从阴阳失调到阴平阳秘的状态转变，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恬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及《灵枢・本藏》：“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都说明保持精神的安静与调和，可以使人体正气充足、脏腑安宁，从而保持一种阴平阳秘的有序状态；再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栗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指出在疾病状态下，可根据疾病不同的发病阶段和部位，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使人体恢复健康有序状态。因此，人体无论是随自然变化的自动调节，还是借助于后天各种方法的配合调节，都揭示了人体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趋于有序性的特性。

3 系统思维是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之一

由上分析可见，《内经》从把研究对象设定为人体这一复杂生命系统，到对具体的内在变化及其与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等生命规律的描述，都渗透着系统思维的内涵，反映了古人早已运用系统思维来研究中医，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说明系统思维适合中医自身发展的需求。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曾说：“生命是宏观的，但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用微观层次的规律不能解释宏观现象。两个层次之间的差异是由自组织机制造成的”［4］。指出了微观层次的规律不适合宏观现象的研究，而中医则偏重于对宏观现象的研究，故研究中医须用宏观层次的规律，而系统思维就属于思维方式上的宏观层次。我国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说过：“中医与西医一样，正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但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5］。指出了在中西医的现代化进程中，研究中医必须走自己的路，而系统思维就是在思维层面上研究中医的道路。因此，无论是古人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研究中医所取得的成就，还是近现代著名专家、学者的远见卓识，都证实了系统思维在研究中医中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综上所述，系统思维是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 李东海,林少健,李勇.从东西方文化差异谈中医思维方式的培养［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7,15（6）:417-418.

［2］ 吕炳奎.对当前中医工作中几个问题的看法［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1（4）：1.

［3］ 祝世讷，陈少宗.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