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稳定的心理现象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个体稳定的心理现象，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心理学概念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人的心理是以不同的形式能动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活动。人的心理活动包括有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心理过程和个性。

一、人的心理过程就其性质与功能来说，可以分为认识过程、情绪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三个方面。

认识过程这是指人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为了弄清客观事物的性质和规律而产生的心理现象。感觉、知觉、记忆、想象和思维等心理活动，在心理学中统称为认识过程。

情感过程这是指人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所引起的人对客观事物的某种态度的体验或感受。“愉快”、“满意”、“热爱”、“厌恶”“欣慰”、“遗憾”等心理活动，在心理学中统称为情感过程。

意志过程这是指由认识的支持与情感的推动，使人有意识地克服内心障碍与外部困难而坚持实现目标的过程。

认识、情感和意志都有其自身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但是，它们不是彼此独立的过程。情感和意志过程中含有认识的成分，它们都是由认识过程派生出来的；情感与意志又对认识过程发生影响，它们是统一的心理活动中的不同方面。认识、情感、意志过程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被统称为心理过程。

二、个性心理

个性心理是每个个体所具有的稳定的心理现象。它扬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两个方面。个性倾向性是决定个体对事物的态度和行为的内部动力系统，是具有一定的动力性和稳定性的心理成分。个性倾向性是个性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相关的心理活动起着支配和控制的作用。

个性心理特征是个体身上经常表现出来的本质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它主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其中以性格为核心。

1．人的心理现象主要包括（D）。

A．认识过程和意志过程B。意志过程和情感过程

C．认识过程和情感过程D。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

2．人的认识，情绪和情感过程，意志过程统称为（B）

A个性心理B心理过程

C心理现象D个性倾向性

3．心理学是研究（D）的科学。

A．心理过程B。心理状态

C．心理特征D。心理现象

4.下列心理现象中属于认识过程的是（C）。

A情绪B需要C想象D兴趣

5.个性心理特征的核心是（C）

A能力B气质C性格D需要

篇2

关键词：童话情结 健康发展 积极影响

儿童离不开童话，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安徒生说没有童话的童年是不幸的，童话为儿童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精神摇篮，使儿童体验到了童年的快乐。儿童时期形成的童话情结影响儿童的健康发展。童话里的情绪情感，可以丰富青少年的情绪情感体验，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一、对于童话情结的解读

精神分析认为情结是由一些被意识压抑的意念（即无意识的思想、感情、知觉、记忆等）所组成的具有类似核心作用的复杂的心理现象，它往往是由个人情绪经验中的一个重大伤害而产生的[1]。童话伴随着人的童年，许多人都是读着童话长大的。童话的世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童话里的人们爱憎分明。成人的世界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没有简单的真与美，青少年的情感在原有的认知模式里受到了挫折，这使他们的童话情结得以唤醒。

如果说情结仅仅是由一种挫折经历造成的，那是片面的。情结也有一种稳定情感的持续作用，它能唤醒人的无意识情感。童话情结也是一种情感情结，它的作用就是唤醒人们潜意识中追求美好的情感需求以及集体潜意识中的幸福感。童话情结产生于个体外部和内部的现实冲突中，这里说的个体外部是指青少年成人后的现实世界，而内部的现实世界是指青少年形成于童年童话及在此基础上的情感认知。因此，可以这样界定童话情结，它是以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为基础，由于早期的童年情感经验和现实世界的冲突形成的，以丰富的、幸福的、美好的童年情绪情感体验为核心的，能够为人的情感体验提供持续稳定的动力并具备唤醒作用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

二、童话情结对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作用

童话情结作为一种能够为人的情感体验提供持续稳定的动力和唤醒作用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童话情结可以使青少年充满爱心

童话情结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和自主性，它给青少年的情感提供原动力。出于童话情结，青少年会感动于鸟语花香；青少年会对弱者产生同情，对残者产生悲悯情怀；面对大自然神奇，青少年会产生无限的向往和感动，这些都得益于童话情结的原始情感。童话要传达的永远是关于爱的主题，爱亲人、爱朋友、爱大自然，除此之外，还有悲悯的情怀，对弱者的同情等。在童话的世界里，人与自然是和谐的，青少年可以与动物对话，可以与蓝天白云为伴。童话里的真、善、美以及单纯和简单生活模式，可以为读者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提供参考和借鉴的模型。这样，以童话里的情感教育为依托的认知教育就有了强大的情感支撑。

（二）童话情结可以促使青少年寻找幸福感

幸福感与物质、教养、文化、年龄、社会角色、人格、自我意识等有一定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会对人们的要求和定位不同，因此，人们对幸福感的感知和要求以及定义也是不同的。Democritus 和Epictetus认为，并不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件决定了他们是否感到幸福，而是人们对事件的解释决定了人们的幸福感[2]。现代人的幸福感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由一种信仰危机造成的，此外也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性别、年龄甚至基因有关。看完一部反映亲情或友情的电影、文章之后，青少年会感动得泪流满面，他们会忽然有很强烈的幸福感，就好像一种久违的童年气味唤起了他们很多美好的回忆。童话情结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的完整个体，其核心内容是情绪情感体验，有时它就像一个开关控制着青少年的情感生活。有的青少年情感丰富，就会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伤怀；而有的青少年情感迟钝，他们对任何景物和场景都显得麻木。童话情结唤醒了青少年潜意识中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使之成为他们的意识，由于有了意识，他们才能感知，才能理解，才能发现自己的需求，找到通向幸福的道路。其实，童话情结一直都以幸福的情绪情感体验对抗着外部的情绪情感世界，当这种对抗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像挫折情结一样爆发，此时青少年感到不幸福，才会意识到自己对幸福的需求，才会去寻找幸福，这样才有可能找回幸福感。

（三）童话情结可以促使青少年平衡自我与现实的冲突

美国每年都有大量的不仅适合儿童也适合成年人观看的童话电影、电视剧上映，其收视率之高是其他节目无法可比的。这些电影、电视剧里除了儿童的纯真以外，更多的是英雄般的冒险。其整个剧情讲述的是被青少年丢失的童年的成长经历。现实世界的矛盾，在童话的世界里被夸大地发生和解决了，青少年在那里可以体验到一种解决冲突的轻松和愉悦，这种情感能够使现实世界中的冲突得以缓解。这样一来，青少年就不用那么痛苦地调节本我和现实的冲突，超我也得以放松和休息，在童话的世界里人达到了和谐的状态。

（四）童话情结可以提高青少年的意志力

意志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原动力影响着人的情感世界，但是这种意志的成长需要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内在的精神动力为基础。童话情结起源于集体潜意识，以丰富的情感情绪体验为核心，它对意志的原动力作用是强大的。青少年的意志离不开他的情感体验，青少年的情感体验决定了他的意志水平。而童话情结影响了青少年的直觉思维方式，丰富了青少年的感知觉，加深了青少年情感体验的深度和广度。

参考文献：

[1]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张倩，郑涌.美国积极心理学介评[J].心理学探新，2003（3）.

基金项目：信阳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课题编号：2011GGJS―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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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25.性格

性格是个体对现实具有评价意义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性格是个性中比较稳定的、独特的、起核心作用的心理特征。

性格与气质

区别：

（1）从生理基础上看，气质以人的神经活动的特性组成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为生理基础；性格是神经类型的特点与后天形成的暂时神经联系的“合金”。

（2）从稳定性上看，气质的变化较慢，可塑性较小；性格的可塑性较大，环境对性格的塑造作用是明显的；

（3）从评价方面上看，气质无好坏善恶之分；性格有好坏善恶之分。

1.人们在各种认识心理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的性格特征是（C）。

(A)性格的态度特征(B)性格的意志特征

(C)性格的认知特征(D)性格的情绪特征

26.知觉

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的整体的反映。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对感觉信息整合后的反映。

人的知觉过程是一个有组织、有规律的心理活动过程。这些规律主要表现为知觉整体性、知觉选择性、知觉理解性和知觉恒常性，它们保证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一、知觉的选择性

篇4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的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知觉、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它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响到其他国家。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密斯等人对1979年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的文章作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归因及态度和态度改变，论文达50篇以上；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以及认知过程，达40篇以上。

篇5

幸福心理学。中国文化。文化契合。辩证思维．

幸福不仅是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美好梦想，也是个人的向往。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追求幸福始终是人们永恒的目标。在当今中国社会，幸福感正在成为中国人努力提高的社会素质的一个指标。“人们的‘尊严’和‘幸福’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了‘有尊严、幸福的生活’，这确实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幸福不再是中国人看不见的愿望，人们不再含羞于表达甚至掩饰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不再刻意呈现“坎坷累累的伤者形象”幸福是谈论幸福、表达幸福、享受幸福。幸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个人愿望，也是中国社会乃至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个人与社会不断适应、关系塑造、利益共享的现代化进程中，幸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个人愿望，也是中国社会乃至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松树已逐渐消失被赋予强烈的价值观。西方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幸福，并以如何实现人的幸福、善良和有意义的生活为核心理想。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将西方积极心理学引入我国，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幸福获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陈永涌等人（2019年）认为“努力建设一个积极的社会，从而建设一个具有民族心理健康的中国，实现可持续的民族幸福。”[2]邢占军等人（2019年）认为“人们生活中符合人类社会属性的各种社会条件已成为提高幸福感的重要来源。”[3]一些学者专门讨论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流派的幸福观。例如，吴晶等人（2019年）认为”道家的幸福观（主要指老子和庄子）中对幸福的追求体现在对道的理解上。和顺应注重提高精神生活的内在质量，幸福生活表现为和谐的精神生活。”[4]张方玉（2010）认为，“儒家的幸福观是一种可以生活在贫困和满足中的道德幸福。道德主体的道德精神在快乐主体的快乐体验中起着关键作用。”[5]必须肯定的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很好地促进了中文背景下的快乐心理学探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研究应该避免简单地借用西方的幸福感量表，用看似标准化的建模思维来理解人们的幸福心理。要避免陷入文化盲区的困境，应从文化契合洋为中用的角度进行创新和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辩证思维的引进和应用。

。“心理学不仅研究疾病、弱点和伤害，还研究力量。治疗不仅是纠正错误，而且是建立正确的东西。”[6]积极心理学与包括规范伦理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保持着密切联系，还对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在发展初期，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任务是围绕“幸福”这一核心问题，构建整个学科概念的支撑群体。一般来说，这些概念群属于人格范畴中的心理素质。“幸福”和“美德”是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应该具有道德属性的内容。快乐的个体应该通过德性表现其内在的心理活动，即高尚的精神道德，以符合道德标准的方式完成各种行为目标和情感体验。积极心理学的重点是通过德性培养德性，促进个体的快乐。

，表现出心理学研究的道德或价值中立。对于“幸福”和“美德”的理解，传统心理学往往从道德属性以外的主观感受角度，将“幸福”定义为享乐的物质消费或以需求为导向的精神满足，将“美德”定义为对外界或他人的功利性主观判断。积极心理学致力于向人们展示“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它不仅帮助个体避免心理障碍，而且试图促进个体在生活中获得幸福。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追求积极的健康，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活动和性格等行为的道德判断，应该有规范的评价标准，其中道德判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积极心理学无法克服和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核心概念极化的思维困境和价值推理是否恰当的命题。

以Wong（2011）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积极心理学很有必要进入第二波即2．0版的积极心理学的发展阶段。[7]它主要认为对未来预期的乐观倾向比悲观倾向更符合幸福的方向。乐观代表活力，悲观则代表衰败。因此，在价值取向上，乐观主义象征着舒展的精神和积极成果，而悲观主义则象征着一种压抑的心态和消极的结局。这些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无疑是肯定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上述效应并不是相应的无限线性定律，而是存在相应的有限边界。当乐观倾向表现为过度内向的自我关注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过度主导的自我驯化以及结果中过度重视自我依恋时，个体容易错误估计行为倾向，做出不正确的行为选择，而价值期望对功能表现的乐观倾向往往产生相反的结果，陷入盲目认知的困境。相反，当悲观主义倾向不会使个体过度抑郁，而是刺激个体敏锐地审视环境和自身，增强他们改善现实的信心时，暂时情绪的“乌云”也可以起到警示和促进更好行为的作用。虽然表面上的幸福可以直观和间接地感受到，但真正的幸福生活需要直接的体验。快乐是活动过程的产物，也是行动的结果。它需要被发现、发现和创建。在达到、体验和实现幸福之前，可能还有“误导”和“偏离”的相反效果。心理惰性和误解、认知偏差和扭曲、情绪冲动和隐藏在普通人中容易发生和重复。从个人的直觉感受来看，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情况。积极的心理表现似乎正常的、正确的或优秀的一段时间可能不是真正的结果，甚至会适得其反，产生负面影响。同样，也有另一种可能，一些通常是负面的、模糊的或消极的心理表达并不完全是“一无是处”。当个人沮丧、沮丧、痛苦或暂时悲观时，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应对，那真的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一个人身处逆境，但心理敏锐，意志坚强，行为大胆，激发出斗志，那么看似不愉快的心理状况也可以是“蒂芙尼早餐”和“顺势而变”，最终摆脱心理范围的弱势端，表现出积极稳定的心理素质。积极心理学在个体提升、探索、发现和创造幸福的特定生命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定义“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同时，上述对积极心理学的定义也难免引起空间争议。从概念上讲，积极心理学不能绕过许多概念，如“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幸福二元划分的实质性冲突在于差异化的价值判断：主观幸福感似乎有较多的负载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元素，价值属性较弱。而心理幸福感似乎更显著地体现在深层次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它可以展示人类灵魂的高度，丰富幸福状态的内涵。

积极心理学对心理现象属性的界定标准不够成熟和充分。积极心理学的内外批判力量主要指向核心概念“极化”趋势对学科发展的不利影响。积极心理学核心概念的学术进展需要澄清认识论意义上的基本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包括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它具有“区间”的存在场和“边缘”的缓冲区，积极属性的维持和转换依附于生活场景，如何准确界定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界定积极程度的概念边界共生的程度，即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整合与转化，是复杂生活事件的具体过程。在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区间和共生的程度问题、心理现象互补的解读问题之后，如何准确地掩盖心理现象因此，对于如何准确设定心理现象的解释度，协调核心概念与基本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平衡，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解决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积极心理学在不同文化社会中不断完善、成熟和提升，而且有助于

从根本上说，心理现象属性的划分标准在效果的普遍衡量中存在一些适用性争议。在对属性进行了不完整和准确的划分后，如果我们进一步赋予极化的价值负载描写、赞美积极的心理表现为带来一定的利益，这是一个必然的目标和选择，或者修正消极的心理表达在认识论上，上述两种情况将导致积极心理学概念体系的固化甚至僵化，整个学术话语和解释形式将很容易滑向“极化”的境地

在整个民族的幸福中，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持续的价值观始终真正体现了对“融合才会幸福”的坚定理解。以大我幸福的核心理念为指导，中国文化一直鼓励知识和行动的统一，言行的一致性，提倡绅士风度，提倡家庭和国家的感情，不仅肯定了集体层面在快乐的场合中强烈而沉重的情感宣泄和仪式呈现，但也认可了个人在自己的得意中恰当的快乐表达。虽然内向内省的中国绅士文化并不过分提倡夸张的肢体语言叙述，但它也重视利用积极事件的情感力量来强化个人幸福体验。“大我”的幸福观具有更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也是中国民族团结完整、文化传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我”的幸福不是消灭“小我”的存在。中国最高的文化辩证思维州将“无我”视为“大我”。无我是大我。它并不意味着个人身份、个性特征和个人自由的消失，也不意味着忽视个人幸福。“大我”的幸福观也重视个人幸福的累积效应，通过回味和庆祝重要时刻和事件的激励意义来获得满足、鼓舞士气和增强幸福感。除了满足个人内在需求外，个人幸福感还需要考虑群体的整体秩序和利益。虽然对每个人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文化心理学的核心层面，中国文化提倡奉献幸福的元素。当然，这种奉献不是文化强制的最低要求，但文化灌输的应有意义。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它也被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人内化为行动。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使“大我”成为现实幸福观不仅为个人的自我归因设定了灵活开放的空间，也为社会的利益设定了必要的限度，这种互补互补的生活智慧体现了“大我”幸福观的独特魅力由中国文化设定。

。“中国人的幸福更多地受人际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影响。他们也强调精神充实。精神满足是幸福的重要内容。”[9]顺势而为比逆势而动更容易成为人们活动的首选策略在强大的人际关系面前，自我的最佳选择是适应的环境，而不是相反。个人改变其强大的关系网络以满足自身需求或偏好的机会很低，成本也很高。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个人本位主义色彩，幸福感也强调属于个人的某种性格个体，存在于微观个体单位中，由个体拥有和掌握。自我是一切生命的核心，一切思想、思想和活动都应该为自我服务。相对于自我感知的独立性，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并不占据首要地位或起关键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与他人隔离并生活在一起封闭的生活，但个人往往从自我感觉和判断的角度有选择地建立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关系对个体幸福起着工具性作用，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进行具体的建构和调整，因此，在西方文化中，自我的内在属性是决定幸福感的核心因素，表现出动力的力量。个人在环境中奋斗是获得和感受幸福的唯一途径。一般来说，

的中国人幸福观并没有太强的个人主义。个体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人密切相关和依附。关系自我是所有思想、思维和活动的核心要素。自我与亲密他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随着关系的不断渗透，这种身份边界变得越来越弱，进而融入到更广泛的群体意识中。虽然个体并没有完全迷失在对外关系的社会交往中，但构建自我的“蒂芙尼早餐”更为重要。在自我结构中，文化对自我的单向渗透远远超过对文化的自我反思。通过对文化的服从和对他人的妥协，可以建立强大的自我价值观。关系幸福感可以加强团队团结，降低内部活动成本。当然，它也客观上造成了个体幸福的条件依赖。在日常生活实践、语言叙事和社会系统的具体表现过程中，这些关系型自我价值观将充分活跃，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范式。中国文化强调人与文化的自然融合。合力思想是中国文化日常生活的智慧。文化不是强迫个人被动地前进。文化促使个体以灵活的力量以团结合作的基调面对总体和平的趋势，个体也体验到生活的幸福。个体幸福具有文化规律。违背文化价值观或文化期望，不可能成功地到达幸福的另一面。个人自由或自主的状态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然后生动地表现出同化的文化和心理习惯。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与个人幸福感是一致的。“拥有高度社会支持的个人感受到更积极的社会氛围，更有可能积累积极的社会能量，因此他们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有希望，他们越能促进个人社会福祉的改善。”[10]尽管文化，作为一种柔性力量，表面上并不强迫个体被动存在，但本质上，个体社会意义的正常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模式中的价值观和行为共识的影响。文化所确立的认知视角、态度、动机和行为方式实际上塑造了个体的心理习惯。中国文化体现了“韧性”的情感训练，不坚持单方面的“唯积极论”，不追求极端情绪化的“狂欢”，不放纵张扬，不把痛苦的情感视为“恶魔”，逃避千里。中国人民一向尊重“荣辱不惊”，认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结果都有一定的价值。积极的情绪当然是好的、愉快的和令人振奋的，但也应该加以防止。”乐极生悲”，保持警惕，更加谨慎。没有必要去看谈虎色变“当遇到负面情绪时。适当的反应可以转化为鼓舞人心的动力和逆境的崛起。

。自我独立动机明显弱于社会化动机。个人幸福感不是用个人的“索取”和“独占海盗”来表达的，而是取决于这种关系中积极因素的实现程度。当个体在积极的社会关系中成功地实现自我时，幸福就成为这种状态的自然结果。相反，即使个人因为满足狭隘的兴趣体验而感到快乐，这种“幸福”也可能被社会观念排斥和谴责，成为社会秩序中不可接受的内容。西方文化的幸福主题主张社会个人成就薄弱，自我原子化的积极状态是幸福的源泉和主要内容。所有阻碍实现弱势社会个人成就和原子化自我积极状态的消极力量都是不快乐的推动者和制造者。这种“纯粹”式的幸福服务于个人，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鼓励的个人追求和人生使命，也不是社会所肯定和鼓励的。这样的个人成功在核心价值层面没有长期立足点，由此产生的个人幸福也将被视为自私和不完整。社会秩序或部分社会秩序下的个人幸福是可靠的、有意义的和公认的，因为这种个人幸福不仅满足个人目标，而且更明确地符合非原子人际利益，维护网络相关个体的共情和团结。它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主流幸福观。中国文化价值观普遍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中优秀的个人应该具有灵活和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以多种灵活的方式应对外部任务。擅长察言观色，准确识别和理解他人内心世界。同时，他们应该以温和的个性而不是张扬，巧妙地表达自己的目标和要求，追求利益，避免偏执。在敏锐应对关系网络的体验中，自我的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塑造，促使个体形成强烈的利益群体归属感。即使一个人在群体中遭受最低程度的社会排斥，他也会在生活中清晰地展现自己的“失败”，进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中国社会交往的网络关系要求个体自觉地关注和考虑他人的感受、期望或兴趣，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以实现和维护整体秩序。

。这一过程还必须涉及对相关概念的深入解释。鉴于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活动，我们应该从表面上关注“蒂芙尼早餐”转向辩证地确立“蒂芙尼早餐”，从静态固定的属性开始到流动丰富的属性，从对立的坚守判别到重构主体。心理力量的复杂性和悖论性在于其灵活性。有人直觉地认为，某一心理状态的概率所导致的短期结果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短期内很可能有一个小的概率偏差，另一种是短期内的负面结果可能在长期内产生积极影响，相反地辩证地推进幸福心理学核心概念的准确定位，可以放弃“极化”和“固着”的思维。它的价值还在于解释幸福的灵活性而不是机械性，创造机会而不是判断，体验幸福的间隔而不是两个维度。另外，它需要关注不同性质的心理力量在对抗的过程中，它可以处于一个相对动态稳定的“张力”范围内，也就是说，它可以激发和推动个人发挥“主体性”的功能，适当辐射和保持不同的心理力量，争取优势地位。事实上，极化中的非此即彼思想模糊和否定了这段时间段两端的心理属性。因此，应该创造相应的条件，使两端的心理属性能够相互“融通共生”，而不是“水火不容”。它们往往密切相关。在表面对立与排斥中始终存在相互依存的转换空间。一杆到底的“固着”思想与辩证立场是不相容的。辩证立场不仅打破了灵活性上的机械歧视，而且摆脱了对心理属性的静态观察，创造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共生关系中的机遇，从外在的对立发展到深层次的提升，有效地展示了幸福心理学“关系式”和“发展式”的学术取向。简单地区分和分类心理属性是不靠谱“命题”的一种简化做法，这可能导致使用各种方法来保持和保持“证明”的准确性的习惯“命题判断，甚至附加过多的价值判断，使相应的分析工作停滞甚至偏离方向。有必要对心理属性辨证的命题进行判断，这也是后续研究的初始阶段。辩证命题判断并不具体判断心理力量的性质，而是在仔细判断自然表现的同时，特别注意发现自然转化的机会，有能力在合理的时间间隔内判断“反转”的原始命题，并在仔细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判断，明确幸福心理学核心概念、表面形态和深层功能的统一目标。

。西方文化提倡个人权力。个人往往从最现实的利益表达出发，跨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直接面对神圣的权威。每个人都以“被命运选择”为信仰，强化自己的能力、意义和价值，并将其奉献给自己的绝对权威。社会关系只是一个平台。接受自我和忠实实践“命运选择”是个人幸福的最真实状态。然而，服从社会秩序和遵守社会目标是中国幸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体在调节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自我平衡是一种重要的幸福能力。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深深地凝聚了团结、完整、和谐的价值观。一体化中的民族团结观念在现实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比个人获得局部利益更为重要。如果个人有限的观念不能服从群体的安排，就很难和不稳定地达到预期的效果。暂时的个人满足感只是个人利益的短期实现，而不是幸福的本质。“变化的概念使中国人对人和事有一种开放和流畅的理解……换句话说，人会根据情况而变化。”[11]在精神层面，幸福总是放在对密切相关的“他者”目标的满足上。因此，在生活中，有些人会因为盲目而固执地向往和追求“最后一顿饭”的幸福而迷失方向，感到幸福遥不可及，却加深了生活的烦恼和精神的负担。空虚的幸福是不存在的，纯粹的幸福是难以长久的。寻找幸福的真谛是指在获取人生意义或某个人生目标的过程中，一种自然的、附加的情感体验。

，甚至可能会在道德维度上提升一定程度的文化压力，加强对幸福的比较批判，创造价值利用虚假的幸福感，错误地贬低所谓缺乏幸福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和道德标准。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体现在幸福观上，其中蕴含着相对主义独特的内涵。在心理状态的比较判断过程中，中国文化所提升的幸福感并不是基于实在化的物质指标和欲望，也不是基于“蒂芙尼早餐的成功和影响。被困在实在化的量化标准中”而“蒂芙尼早餐”的感官展示，很容易滑向幸福生活的另一面，让幸福的目标成为“负担”因此，促进幸福的重点应该是突出相对主义的生命价值，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绽放自我进取的精神，以冷静的态度接受各种生活，中国文化幸福观的价值优势也体现在传播过程中表达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强调通过合理适度的社会比较和比较，审视人们完成人生义务和责任的程度，从而使人们的幸福目标在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上实现一些人试图以追求和实现幸福的名义缩小这一差距，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有时不仅幸福失败，而且差距还会扩大，更多的失望会自发产生。个人生活环境的社会观念往往会产生影响，这无形中确立了对幸福的追求f绝对幸福作为生活范式，甚至成为社交焦虑。然而，这种社会观念的追求幸福往往以某种抽象的形式存在，这使得它在幸福的概念、实现幸福的途径和体验方面缺乏明确具体的内容。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在中国文化中，幸福从来不是用个人拥有的绝对客观条件来衡量的，也不是他们僵化的衍生物。客观的“完美”并不等同于主观的“幸福”，主观的“幸福”并不一定需要客观的“完美”。对更美好未来的期待不需要通过面对现实情况来完成，也不需要总是纠结在一起，或者在完全消除对现实的不满之后为了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而放置。

。周围的特定环境需要确保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身体免于饥饿和寒冷，心理免于孤独，处境免于危险。上述需求得到越充分的保证，个人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就会越强。为了获得更大的幸福，人们需要不断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大限度地占有和使用物质，充分规范和落实法定权利，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保障的程度和覆盖面。只有社会全面进步，人们才会有更强的生活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人类进入国家的根本目的无疑是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国家中，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理解和解释，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选择幸福作为共同生活的理想幸福的文化要素体现在个人与社会、实践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中。幸福必须包含积极的情感状态。它向丰富多样的外部世界开放。因此，幸福可以是普遍的。幸福体验的程度存在区间差异，但幸福感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体验必须植根于现实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背景之中，在这种环境中，必须生动地演绎出适合与不适合的复杂表现。由于制度力量的强大作用，幸福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文化品牌。

的幸福体现在一种愉快的精神状态和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第二，情感。以目标实现为中心的思想取向将幸福视为个人性格和精神转化的反复锤炼，并将幸福融入到自我完善成就的实现中。以过程愉悦为中心的思想取向将幸福视为对自我完善成就的偏好个人情感和精神消费，并将幸福嵌入破碎的自我等级评价中。无论幸福功能的分类指向何处，幸福的主观状态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在认知方面，个人应该认同自己的幸福的合法性和意义感WN生命，为价值维度奠定了基础，以识别自己的生命之美。情感上，个人基本上应保持积极的心理感受，即内心体验与生活意义的总体方向相一致，并结合自助和帮助他人。依靠卓越的认知和情感力量，建立有序可控的生活节奏，打造强势的行走方式动态循环。一般来说，虽然生活中的事情可能是一茬接一茬甚至是应接不暇，但知识和能力的提高可以帮助个人获得健康的生活，不断丰富的积极情绪也可以帮助个人获得前进的动力。通过“胜人一筹”，更突出的创新意识，“百折不挠”更具弹性的心理韧性，“海纳百川”更开放的体验接触，必将使个人面临更多的机会，争取更多的资源，更接近幸福的状态。幸福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应以中国人朴素的生活智慧为基础，探索中国社会巨变中人们心理生活属性的情境定位、潜在功能和动态转换，遵循中国悠久文化的真实内涵，而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优势，在当代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建立个体自我调节的和谐平衡，是幸福能力的重要概念。在追求和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与个人幸福一致。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民族精神孕育了独特的幸福观，倡导“大我”，体现“关系”，宣传“合力”，支持“蒂凡尼早餐”，并已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具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是社会团结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已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的营养之源，人民是源远流长的强大精神动力成长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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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姚若松、郭梦诗、叶浩生。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社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希望和孤独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杂志，2018（10）。

篇6

一、情感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情感是人对现实对象和现象是否适合人的需要和社会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态度与内心体验。当客观事物以一定方式影响人的时候，人就会进行认识并产生相应的态度和体验，表现出赞同或反对、愉悦或愤怒等特征。总的来说，情感是人的感情、内心体验、需要、愿望、价值追求等一系列心理现象的统称。国外学者提出“情感智慧”的概念，认为情感不仅仅是认知性的，也是一种智慧，是对获取知识、解决问题、成功与否、社会生活幸福与否产生重大影响的智慧。

新课程目标中的“情感”不仅指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还包括爱、快乐、审美情趣等丰富的内心体验。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校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培养道德的、理性的、审美的、高尚的情感，情感就是道德信念、原则性和精神力量的血肉和心脏。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只能养成伪君子的枯燥无味的语言。”积极的情感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巨大动力，它可以提高人的认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观察力、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发展；同时，强烈、稳定的情感本身是一种强有力的意志动机，可以增强人的信心和力量，坚定人的意志。

在语文教学中，情感方面的课程目标是要引导学生通过课堂教学和课题研究活动，了解我国的语文资源状况和不同时代出现的好作品，以及与语文有关的社会问题，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增强振兴中华、改变祖国面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语文知识的介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等。

二、态度

态度是具有复杂成分的心理现象，是主体对客体对象所持有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由认知、情感和意向3个因素构成，其中情感因素是态度的核心成分。态度不是生来就有的，它的产生以个体价值观为内参照系，社会规范为外参照系，经过顺从、认同、内化而形成。态度一旦产生就有一惯性，成为性格、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个体、群体和社会产生影响。从学生的角度看，态度目标是一种特殊的学习认知类型，不仅有认知问题，还有情感问题与意志问题，是学生形成各种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途径。

新课程目标中的“态度”不仅指学习态度、学习责任，更是指乐观的生活态度、求实的科学态度、宽容的人生态度。态度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能有乐观、积极进取、敢于求实创新的人生观，热爱生活、学习、工作，热爱自然、社会，对社会有责任感、义务感，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等。态度教育对学生有终身的价值，积极的态度使个体倾向于选择正面信息，促进判断、理解，产生良性的情绪体验，能排斥或能客观分析负面信息，从而促使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健康情感的形成；其次，积极的态度促使个体敢于正视现实，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以及生活中的不愉快经历，对成败进行正确归因，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再次积极态度具有催生创造和完善自我的价值。研究表明，许多高成就者具有优良的态度，他们充满自信、乐观敬业，敢于面对失败，勇于承担责任，善于与人合作，视压力为挑战，勇于探索创新。

三、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人们在处理普遍性价值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包括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其中理想、信念、信仰是最深层次的价值观。情感、态度、价值观都属于人的意识范畴，情感、态度属于人的心理领域，价值观属于更高层面的社会意识领域，是理性认识的核心部分。价值观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和法制观念等意识的高级形态。

篇7

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 心理 比较

课 题：该成果为北京市财政专项（PXM2012_014202_000191 北京城市学院学生成长与发展辅导体系建设创新性研究）的成果。

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针对大学生就业心理困扰的论述比较丰富，但更多的是围绕职业生涯规划及宏观层面的讨论，对微观心理现象的关注仍然较少。笔者在“大学生就业双选会”做现场心理咨询工作，对学生所反映出来的共性心理现象进行归纳整理并加以分析，希望能够对广大的学生及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老师提供一些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学生真实案例

学生：老师，我是学计算机的，我不想做计算机的工作，我觉得太辛苦了，女孩子不适合做那个工作。

老师：哦，那你希望做什么工作呢？

学生：我想做行政助理类的工作，跟人接触的工作，不想天天坐在那里对着计算机。

老师：那很好啊，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是最好的，那就去做吧。

学生：我其实觉得挺矛盾的，行政类的工作我投了几个公司，工资才2000多元，多的才3000元，而且听说就是一两年后也不会涨很多。

老师：嗯

学生：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班好多同学都签了，编程类的工作，现在就挣4000多元，再过2年，就能挣七八千呢。

老师：嗯，那你的困扰是什么呢？

学生：我想，如果我现在做行政，挣那么一点钱，在北京的生活费又很高，到时候我能租的房子，我的生活状态，可能和他们就不一样了。

老师：嗯

学生：二三年以后，他们在专业领域里都是越做越好，挣得也会很多，但是我做行政，不一定能做到行政主管，就是做到了，工资也没有干技术工作高。而他们只要技术好，工作就很稳定，到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太不行了。我现在很犹豫，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所以找了好久都没有想好到底找什么，一会想做行政、一会想做技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这个同学原本清晰的职业规划，因为与其他同学的比较，导致长期对未来的迷惑及工作方向迟迟不能确定，当然也会给情绪带来一些影响。

因此，笔者旨在讨论就业过程中“比较”心理现象可能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原因及应对方法，从而达到促进学生科学择业的目的。

二、对学生可能产生的影响

1.择业上的盲目从众

“比较”心理的存在可能会让毕业生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从而显得盲目。因为可比较的方面有很多，例如薪金、福利、晋升机会、学习机会、职业前景、办公环境、公司文化等等。而一个工作很难满足一个人所有的工作价值观，那么不管他获得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跟别人比较，让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在长期反复的比较中，个体会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从而难以做出科学的、理性的职业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从众现象的出现就顺其自然了。从众是指个体在群体的影响和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自我保护行动。近年出现的公务员热、考研热、考博热、出国热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毕业生择业上的从众现象。

2.对自己难以进行深入探索

当“比较”心理出现的时候，学生更多地关注他人的优势、能力、机会，让自己焦虑紧张，不能静下心来深入地探索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经常会拿自己的缺点和他人的优点比较，并忽视掉自己的优势能力。有人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例如，有些人在某个行业中表现平平，但是在其他的行业却可以很出色。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独特的能力，只要把这种能力找出来，并找到适合它的地方，它就能够得到发挥，从而体现自己真正的价值。

3.影响职业满意度及职业潜能的发挥

心理学家罗圭斯特和戴维斯（Lofquist & Dawis，1984）提出明尼苏达工作适应论。“他们认为，当工作环境能够满足个人的需求时，个人会感到内在满意，而当个人能够满足工作的需要时，个人能够达到外在满意。当个人能够同时达到内在和外在满意时，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协调，个人的工作满意度会比较高，在该工作领域也能持久地发展”。

当学生处于“比较”的心理状态时，可能不对自己进行深入的分析，加之对自己认识不足，选择了社会上公认的所谓的好工作，但是并不是适合他的，或者他并不适合工作的要求，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学生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从而影响工作表现，造成流动性大，影响职业发展方向、速度及职业满意度。

4.“比较”心理可能造成就业难

在“比较”中，学生失去了对现实的客观判断，高不成低不就，不能理智地选择，导致错过就业机会，成为就业困难的学生。

三、“比较”心理现象产生的原因

1.教育的因素

（1）教育过程中的排名制度，重点校、重点班制度。从小学开始，长期采用分数排名的方式进行选拔以进入高一级的学校，还有重点学校制度、实验班等。学生一直在比较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他们习惯了比较，通过比较来明确自己的身份。

（2）相关指导课程效果不足。近年来高校竞相设置就业指导中心，开设《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课程，但是在咨询中经常会遇到学生说：“工作怎么找？”“简历怎么写？”“面试时，考官会问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我们问他们学校是否开设了《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课程及就业政策讲座时，大多数学生的答案是肯定的。

（3）学校就业指导对就业心理重视不够。学校的就业指导教育更多是侧重就业技巧方面，就业心理教育、就业心理辅导相对不足，个性化服务难以实现。在咨询的过程中，很多学生看到“就业心理困扰、心理发展”时很困惑，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可以怎么用，可见学生对就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现象不了解，也没有准备，那么应对起来就会更加困难。有些学校尽管建立了就业辅导室，但是人员的知识结构、辅导技巧等仍需要大力提高，同时也存在对就业咨询和就业宣传不足的现象。

2.自我意识的因素

（1）自我同一性水平低。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d.Erikson）提出人格发展的八阶段理论。他认为青年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自我同一性。按照他的理论，在进入大学前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工作应该基本完成，但是根据我国实际的教育情况，自我同一的建立往往是在大学阶段完成。自我同一性的具体内涵是指“青少年的需要、情感、能力、目标、价值观等特质整合为统一的人格框架，即具有自我一致的情感与态度，自我贯通的需要与能力，自我恒定的目标与信仰。所有这些人格特性整合而成为随时间、条件而相对稳定的整体。”自我同一性水平低会导致学生在寻找工作时不稳定，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并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2）自我认识不足。毕业生要想做出符合自己的决策是一个复杂的事件，首先需要对自己的个性特点、心理品质、兴趣爱好、能力特长及自己拥有的现实的资源等有相对客观的、清晰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不足，会导致就业的期望过高或者过低，对自己适合和适合自己的领域和岗位的选择和确定出现困难，盲目地与他人比较。

3.缺乏自信

在咨询过程中，像引例中的学生，对自己的能力特点和目标有清晰的认识，知道做什么会更让自己开心并能够做好。但是学生由于对自己能力及判断的不自信，担心几年以后，自己的生活及工作境遇会比选择做专业技术的同学差，从而不能做出选择，造成拖延。

4.缺乏承担责任的能力

有很多同学既对自己的能力特点有清晰的了解，也对自己的未来发展的路径有深入的思考，但是在做决定的时候依然会出现难于决断的现象。他们既没有学会如何做决定，同样也没有足够的心理能量来承受选择之后的结果，于是总是通过和别人的比较来判断自己做得对不对。但是比较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决策总是迟迟不能做出。

5.社会压力

毕业生包括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他们的年龄大概在22岁到26之间，不管男生和女生，按照社会习俗，他们除了要尽快找到所谓的好工作之外，还要结婚、生育，还要背负双方家庭对他们职业发展的期望，还有自己的职业理想，自己选择的工作将会带来的未来生活的物质及精神生活水平等等。这些重大的问题，对于刚刚准备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是很大的压力，面对这些压力，他们会更加地小心谨慎，和他人的比较，尤其是身边的同学、朋友的比较就应运而生了。

6.社会文化影响

（1）社会文化的影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我们社会中经常用来平衡自己心态的话。其实这也是整个社会民众缺乏自我意识的表现。个体的生活应该主要在其内在的体验，我们需要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都可以过得快乐幸福，过得有意义。社会地位的获得、薪金收入的水平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但它不是生活的全部。

（2）社会舆论的影响。个体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尤其大学生还没有真正的迈入社会，对社会生活充满渴望和畏惧，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难免会犹豫，会需要其他人的建议。这时候家长、亲戚、朋友、熟人、媒体、网络等等对好工作，对成功的诠释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判断，从而认为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好工作，做到什么才是成功，社会对权利和金钱标榜，也会让他们迷茫。

四、如何避免就业中的“比较”心理

1.正确看待“比较”心理现象

（1）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感受，它表明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表现得更好，有更好的发展，这正符合了罗杰斯的自我实现的假设。

（2）有这种心理并不是羞耻的事情，重要的是利用这种心理的出现分析自己、了解自己，帮助自己做出科学的择业决策。

（3）对自己现状的不满足感，往往提供了我们进步的动力。

2.大学生需要提升自我认识

大学生要想科学地、理性地择业，就要不断地探索自己，尽可能多地了解自己。

（1）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思考以下问题：我能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我擅长做什么？外界给我提供了怎样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我可以做好什么？这几个问题可以用来帮助毕业生梳理自己的职业选择。

（2）可以与亲朋好友进行沟通，通过他人的眼睛和感受来了解自己。

（3）在职业生涯规划课中自我探索部分，老师会带领同学们做一些活动，做这些活动是进行自我探索的有效方法。

（4）可以做信度、效度都较好的职业测评、心理测评，通过测量结果思考认识自己。

（5）也可以到学校的就业咨询室进行咨询或心理咨询室进行咨询。

（6）阅读相关的书籍也是很好的方法。

3.提升自信，悦纳自我

毕业生既要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情，又要有“沧海一粟”的普通人的平和。每个人都不可能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每个方面上超越别人，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总有人在某一方面超越自己。这就需要毕业生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能够看到他人的优点并努力学习以提升自己，同时能够接纳自己的缺点，并与之和平相处。当我们对自己感到满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平和地接纳比我们优秀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真实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4.客观地认识自己

现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身能力的限制，每个人都有他的能力特长，同时也有能力短板，因此不要要求自己什么都要做得与其他人一样；二是，客观的现实社会中，没有十全十美的工作满足我们所有的关于工作的价值观，我们必须要学会与现实妥协，并能够在现实的条件下，综合多方面的考虑做出相对正确的决定。

5.加强就业心理方面研究

我们以“就业心理辅导”为关键词在国图网站上搜索，只有两本专著，而且其更多的涉及职业生涯规划及宏观层面的讨论，缺乏实用性和指导性。有关“就业心理辅导”的论文也存在相同问题，甚至有学校把“就业心理辅导”用来保证学生平稳离校的手段，笔者认为这已经不再是就业心理辅导的初衷。因此，加强就业心理辅导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是促进学生有效应对就业时心理困扰的必要举措。

6.加强课程建设

课程是高效地推广就业心理教育的重要手段，它可以覆盖到全体学生，并系统地传递在就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心理困难及应对的方法。当学生事先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有所准备时，再遭遇到此类问题，受到的伤害就会减小，因此课程建设是重要的、急需的工作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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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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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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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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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档案的内容和建设方法

1.1 个人成长经历。个人成长经历的内容通常包括个人的一般资料，如年龄、文化、出生地、家庭情况等；个人成长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件记述等；个人的自我描述等。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酌情添加其他内容。

1.2 官兵认知特征。认知特点的考察对于一些技术性强、训练淘汰率高的岗位尤其重要，可以帮助提高训练效率，减少训练中的失误。认知特征比较稳定，随时间变化不大，测量结果具有长期的参考价值。

1.3 官兵个性特点。建立这一部分档案可了解个体的个性特点，如，气质类型、性格倾向等，为军事管理、军事任务分配提供依据。由于个性特点相对稳定，测量结果在一到两年内参考价值较大。常用的个性测验工具有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测验（16PF）和艾森克人格测验（EPQ），推荐使用16PF作为个性评估工具。

1.4 官兵训练学习的动力状况。官兵训练和学习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训练和学习的动机不强。动机是构成人类行为的基础，只有具备了较稳定的学习动机，才能保证学习不断地进行。

1.5 官兵社会交往状况。如果一个人的社会交往出了问题，容易导致其产生退缩、孤僻等社交障碍，严重阻碍个体的正常心理发展。军队强调集体生活，非常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这方面内容的档案，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矫正那些不擅与别人交往的官兵。

1.6 心理健康。建立这一部分档案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为日常军事管理和心理健康保障提供依据。一般而言，16PF（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和EPQ（艾森克人格测验）的结果，就可以提供一定的心理健康状况信息。这类测验需要在没有明显和个体利益相关目的的条件下进行。

1.7 建档记录。本部分内容至少应当包括：施测时的目的，组织建档和测量时机，参加建档的人员，组织测量的方法，使用的测量工具和选择理由，个体测验时的特殊表现等，建档人员还应根据当时的总体印象对结果真实性进行评价，用百分制记录在档案中。

2 建立官兵心理档案存在的困难、解决途径和过程

心理测验结果的真实性受被测者影响比较大，为获得更加真实可靠的心理测验结果，要注意：①控制测验对象，组织同质人群参加同批测验，不同质人群应分批建档，一般来说，自上而下建档会有更好的效果，可消除上级人员的好奇心，避免对其下级的干扰。②控制测验环境，避免测验中受测者的相互影响和无关人员影响。集体测评一次人员不应超过100人，且座位不宜相距太近，避免相互干扰。用投影方式呈现问题时，切换速度要适当，应先快后慢，并须考虑受测人员的阅读理解能力，避免无关人员的走动、巡查或指导。③应选择适当的测验时机。一般来说，在被试者熟悉环境前完成的测验真实性较好。④心理健康测验应在与个体利益无关或明显对个体有利的目的下进行。⑤对个体来说，测验结果具有私密性，在某些利益相关的测验条件下个体可能会有保留。如果测验结果可能影响个体利益，建议先进行能力测验，紧接着进行个性测验和心理健康测验。⑥考虑到心理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心理测验结果具有时效性，需要及时更新才能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⑦加强建档过程的记录，这对心理档案的使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制定建立官兵心理档案的原则

建立官兵心理档案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科学性原则。对心理现象的把握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遵循严格的操作程序，对测量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2.系统性原则。测评工具选择和使用保持一致性。3.发展性原则。随时补充、调整和更新，把能反映官兵最新心理变化与状况的资料及时充实到官兵心理档案中去。4.保密性原则。官兵不愿意公开、不利于官兵心理健康发展的和违反心理咨询工作原则的心理档案内容必须严格保密。5.教育性原则。把建立官兵心理档案视为教育培养官兵的一个重要环节。6.经济性原则。在建立心理档案的过程中，力求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获得最大的效果。

4 官兵心理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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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学生 心理辅导 引导性评价学习负担过重，再加上社会上一些不健康因素的影响，学生产生心理障碍。中国人比较含蓄，孩子们不好启齿问青春期的有关问题，大人也不好正面对孩子们谈青春期知识。我们应正视问题，关爱学生，创造健康环境，实施健康教育，开展积极向上的教育活动，帮助学生健康度过青春期，身心健康地成长。

一、认识中学生

青少年学生正在经历人生重要的“青春期”，他们的行为有时像“暴风骤雨”，常常出现两极交替现象，有时是孩子，有时争做大人，生物性与社会性时常冲突。现在的青少年性成熟早，是心理断乳期，是人生中事端发生高峰期（12―18岁）。人们往往只注意现代社会孩子们很幸福，物质生活的富有，大人们的关爱，社会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忽视了现代社会给孩子们以极大的不公，暴力、恐怖、、黄色书刊网页、单亲、独生子女、就业难等时时影响、侵害他们。

上述因素都使学生心理健康出现一些问题，产生心理障碍。家长、老师们都应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现象，采取积极态度、科学方法以关爱、以辅导。

二、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个体在多种环境中保持良好的心理效能，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不断调整内部心理结构，渐次提高自己的心理发展水平，完善人格特征。

心理健康的人应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真诚、公正、谦虚、宽容，尊重他人；与人友好，善交往，帮他人，帮人成功，自己高兴；有正确的自我观，善于自处，悦纳自己，接受自己，不目空一切，不夜郎自大，不妄自菲薄；有健康的情绪，喜、怒、哀、乐正常；对人、对事、对社会、对人生持积极的心态。

教育行为心理学化，教育过程才是完整的。发达国家已经把教育步入心理学化的过程。把心理学转化为教育是教育的大课题，我们应特别关注学生的“情绪智商”，那么只有心理学化的全面体现和落实，教育过程才是完整的。

三、心理辅导

人是要成功的，社会需要健康人、成功者。学校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成功者、健康人，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在创始人看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智力和体力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按这一观点，人类特性应是自由、自主地活动，人的身体活动、心理活动应均衡健康发展。

教育先行，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对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是现代学校必须做的，也是应做好的。

1.营造环境

应为学生营造充满师生共同愿景的人文环境，创造“主动、探究、合作”的课堂教学环境。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应是真诚、幸福、向上的。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多方面地为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善于发现他们，真诚尊重他们，科学提升他们。

（1）给学生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往前走；（2）给学生一个时间，让他自己去安排；（3）给学生一定的条件，让他去锻炼；（4）给学生设计问题，让他去找答案；（5）给学生一个困难，让他去解决；（6）给学生一个机遇，让他去抓住；（7）给学生设计冲突，让他们去讨论；（8）给学生竞争对手，让他们去竞争；（9）给学生权力，让他们自己去选择；（10）给学生出题目，让他们去创造；

“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去追求”。“知心姐姐”主持人卢勤说：让孩子们树立“我能行”的观念。教师应积极诱导学生真正成为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人，积极主动地学习，轻松愉快地学习，把课堂还给学生，在教学中运用“主动、探究、合作”的教学原则。主动是学习的品质，探究是途径，合作是形式。并通过学生对教育教学过程的直接参与，为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还可以在班集体生活中，为学生提供发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在集体发展的过程中，促使学生处理好个人成功与他人成功、集体成功的关系。

2.引导性评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评价进入结果认同时期，进入“个体化评价时期”，被评价者最大限度地接受评价结果，就是评价的最大效益。协商、沟通、理解、让步、合作、提升；个体化―因材施教，因人掌握，因人辅导。

评价：关注个体的处境与需要，促进个体价值的实现，激发人的主体精神，而不是分数及分数的准确性。

注意评价的语言，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学生的自尊心向早上梅花瓣上的露珠，太脆弱，太易掉下来。老师和家长一定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学生的自尊心。

3.特殊关注

（1）健康度过青春期。教师、家长帮助学生健康度过青春期，理解他们“长大不容易”，帮他们解决“成长中的烦恼”。

体育锻炼。体育锻练能增强学生体质，形成合作，形成毅力品质，对人生充满希望。学校开展积极的体育活动。过集体生活，学会合作，让学生在磕磕碰碰中长大、走向成熟。让学生管理班级，管理宿舍，组织活动，体现自我，提升自我，懂得我在集体中的作用、位置，集体对我的重要。

（2）学会考试。中学生在整个六年的学习过程中有太多的考试，考试是现在中学生绕不开的教育行为，特别是重大的中考和高考。把考试作为一种教育行为，一种积极的教育行为，让学生正确对待考试，学会考试，在考试中学会做人、诚实、自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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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乐演唱艺术的表现手段是声音,其完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多器官、多部位的协调配合来完成,这种协调配合主要通过大脑皮层的调控来实现,其核心问题是歌者对自己的心理状态的调控。“怯场”是一种反常的心理现象,是由一系列反常的心理和生理过程引发的。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客观环境的改变和思想负担的加重。这里的环境主要指表演场地(如舞台、考场等)以及观众、评委及现场气氛等。从生理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怯场”发生的一般机制:临场时演员感受到环境的变化后若不能及时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就会产生一种恐惧紧张、不自信、踌躇犹豫的情绪反应和心理状态,在中枢神经系统形成特有的兴奋,这种兴奋的程度很强,超过了该演员的控制能力时,由大脑皮层发出的歌唱以及想象进入角色的指令就受到紧张兴奋中心的强烈干扰,于是指令的传达变形,原有的经长期练习形成的自动化的条件反射的固定联系(动力定型系统)也被打乱,破坏性的效应就无情地出现了。

    造成歌者心理紧张焦虑、干扰各器官协调平衡工作、从而导致“怯场”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各方面又相互作用和影响,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根据教学、演出的实际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原因。

    1.客观环境的改变:除了上文论述的表演场地(如舞台、考场等)以及观众、评委及现场气氛等客观环境因素外,还包括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方法与态度对学生歌唱心理的影响。例如,教师若用粗暴、挖苦、讽刺的语言训斥学生,学生就会把上课、考试、演出看作是一种“酷刑”,一提起演唱,心理上就会出现难以抑制的习惯性紧张。

    2.歌者对演唱技能技巧的掌握不到位:在教学实践中,有的学生基本功训练不够扎实,到了考试或演出时就会紧张的不得了,不是怕气息上浮,就是怕声音出不来;有的学生学习方法不当,只偏重于发声练习的训练,而忽视技能技巧与实际歌唱的结合;还有的学生仅仅注意某些乐句或高音的练,、而对要演唱的歌曲缺乏整体性的把握,以致造成演唱时心里无数、紧张恐惧。

    3.缺乏自信心:演唱中信心与技术同样重要。没有信心或信心不足,都会产生紧张、焦虑、恐惧的情绪,影响演唱水平的发挥。缺乏自信心的原因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本上1和2中论述的因素,因为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当、技能技巧掌握不到位或歌曲准备不充分,歌者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担心,害怕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自己没有把握,不能肯定,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久而久之,自信心水平会越来越低,每次演唱都会觉得心惊胆战、焦虑不安。

    4.动机不当:声乐动机中的表演动机最为重要,如果没有它,即时给予歌者再多的刺激,也不使其产生后继的声乐演唱活动。然而,声乐表演动机并不是越强越好。心理学实验证明,过弱或过强的声乐演唱动机均不能引导出最佳的演唱效果,只有适度的、合理的演唱动机才是最恰当的。而且,演唱动机不应过于注重个人得失,因为这样的动机易导致演唱时杂念太多,心思过重,心情紧张,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唱之中去。

    5.个性因素:气质和性格是个性心理特征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气质更多体现了人格中的生物属性,而性格是在一定气质类型的基础上,受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家庭教养方式和背景以及学校教育环境和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后天形成的,更多的体现了一个人个性的社会属性,因此性格是个性的核心部分。心理学界一般把人的气质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和抑郁质。而性格的内向、外向型之分,准确地说是根据人的上述四种气质类型来确定的:多血质和胆汁质的气质类型一般对应外向型性格特征,而粘液质和抑郁质则对应内向型性格特征。一般来说,内向型性格者表演时出现“怯场”的可能性比外向型者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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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年学生；逆反心理；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6-0051-01

一、青年学生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

青年学生中逆反心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利，现象?原因在哪里?笔者通过对268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是历史的原因。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千百年来，在这个封闭稳定的温床上产生了一整套思想观念。如对上司既不满又奉承，对强者既嫉妒又羡慕，对弱者既同情又欺凌，对恶者既仇视又容忍，对自身既清高又自卑等等。当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之后，这些思想观念并不随着母体的消失而消失，而是潜存下来，根深蒂固。再加上我们的教育没有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出现了教育环境中的历史一贯制与社会结构变异的矛盾，从而产生了先进社会制度与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不相适应的现象。

二是观念的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各种社会思潮乃至生活方式都被介绍到中国来。这些大量的信息，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引起不小的震动，给我们古老的国度增添了不少活力。但是也应看到，这些信息中夹杂着不健康的因素，也给人们的思维带来副作用，有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使人心理上发生了倾斜。

三是宣传内容与方法的失误。宣传内容与现实脱离或自相矛盾，朝令夕改，也令人产生逆反心理。近些年来，我们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忽视了对青年学生的正面引导，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也对青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起到了催化作用。

四是青年学生自身的原因。青年学生自身原因是逆反心理产生的决定因素。人进入青年期，各种生理机能基本发育成熟，在心理上正处在心理断乳期，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又因独立不彻底，增强了对社会的批评性，不管是来自家庭的还是来自社会的教育，都使他们愤愤不已。

二、纠正青年学生逆反心理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