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的发展精选(十四篇)

篇1

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推进农业机械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基础工程。农业机械化，是指运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装备农业，目的在于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不断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实践证明，农业机械化能够推动农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

农业生产的全程机械化促进全面实现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趋势，同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机械化，既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又能延长产业链，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推进农业机械化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运用，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能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农业要增效，农民要增收，就是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创收。农业机械化不仅可以保证主导产品增值。机械化的发展可提高农产品质量。农产品质量的好坏，直接涉及到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强弱，倡导绿色农业、无污染农业。

二、走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机械化道路

推进农业机械化，既要遵循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又要从国情出发，选择符合实际的发展模式，走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道路。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方式实现农业机械化，是由其客观的资源条件和历史背景决定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人均耕地多，走的是大规模机械化的路子；欧洲土地规模适中，走的是中等规模集约机械化的路子；日本、韩国走的是小规模精细机械化的路子。我国推进农业机械化，必须处理好农业机械大规模生产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农机跨区作业开辟了一条小规模农业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生产的现实道路。在总结农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各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利用农作物收货的时间差，组织开展联合收割机跨区机收作业，及时农机作业供求信息，并出台了跨区作业的车辆、机具免征过桥过路费等政策，受到农民欢迎和机手拥护，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举措，不仅大幅度提高了联合收割机利用率，降低了作业成本，提高了购机者收益，而且满足了农民对机械化收割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了机械化收割水平。目前，跨区作业已从小麦机收扩大到小麦机播和机耕、水稻机收和机插、玉米机收等环节。可见，我国农业机械化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推进以跨区作业为代表的农机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和产业化，扶持、发展、壮大各类农机服务组织，促进农机共同使用，有效配置农机资源，提高农机利用率和效益。

三、把握好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原则

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已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各类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农机作业合作社、农机股份公司、农机协会等新型农机服务组织不断涌现。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农业机械化，应把握好以下原则：

坚持服务“三农”的根本宗旨。走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必须把农民作为主体，同时发挥政府的扶持、引导作用，想方设法解决农民“买得起、用得好、有效益”的问题。将促进农业不断增效、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把握粮食生产这条主线，组织好农业机械化生产，搞好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

坚持“因地制宜、经济有效、保障安全、保护环境”的发展原则。找准制约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薄弱环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重点地区、重点作物、重点环节的机械化发展上进行突破，以点带面，稳步推进。东部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和有条件的农垦区，应在继续提高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的基础上，将农业机械化生产范围拓展到外向型农业、城郊型农业和观光农业，率先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中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应重点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大做强粮食产业提供农业机械化支持；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产品机械化、草原建设和草场改良机械化，提高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

坚持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普及应用。采取技术攻关、试验、示范等措施，促进基础性、关键性、公益性农业机械的科学研究和先进适用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通过政策引导，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支持产学研结合，鼓励根据不同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需求，研究开发先进适用、安全高效的农业机械。

篇2

关键词：微生物农药；发展；前景

尽管化学农药在当今农业害虫防治和保证产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安全绿色食品的呼唤以及化学农药的过量使用所引起害虫对农药抗性的发展，使得生物农药在当前农药市场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青睐，所以有权威人士预测21世纪将是生物农药的世纪。

1 微生物农药的发展及种类

1.1微生物农药的发展 由于人们在在饲养益虫（如家蚕、蜜蜂等）过程中，发现某些微生物能使益虫生病致死，因而想起利用这些病原微生物（包括真菌、细菌、病毒、微孢子虫等）以及利用这些微生物发酵所产生的抗素来防治害虫。当时人们对化学农药的过分依敕以及对微生物农药的认识不够，直到本世纪60年代，由于化学农药暴露出来的某些端和害虫抗药性的发展，才使得微生源杀虫剂的研究迅速发展，目前己有多种微生物农药得到推广和使用。

1.2微生物农药的种类 微生物源农药包括农用抗生素和活体微生物农药两大类。

1.2.1农用抗生素类 是由抗生菌发酵产生的具有农药功能的次生代谢物质，它们都有明确分子结构的化学物质。现己发展成为生物源农药的重要大类，用于防治真菌病害（如井冈霉素、多抗毒素）、细菌病害（链霉素、土霉素）、螨类（如浏阳霉素）、广谱杀虫抗生素（如阿弗米丁）。

1.2.2活体微生物农药类 是利用有害生物的病原微生物活体作为农药，以工业方法大量繁殖其活体并加工成制剂来应用。按病原微生物分类的有真菌杀虫剂（如白僵菌、绿僵菌等）、细菌杀虫剂（如苏云金杆菌、芽孢杆菌等）、病毒杀虫剂（如核多角体病毒、颗粒体病毒等）、微孢子原虫（如防治蝗虫的微孢子原虫）、真菌除草剂（如鲁保一号）。

2 微生物杀虫剂的特性

2.1杀虫机制独特，具有传染性。如细菌和病毒主要从口腔进入虫体繁殖，真菌主要穿过害虫体壁进入虫体繁殖，消耗虫体营养，使代谢失调，或在虫体内产生毒素杀死害虫。

2.2与常用的药剂无交互抗性，一般不易使害虫产生抗药性。

2.3选择性强，不伤害天敌。

2.4对人畜毒性很低，无残留、不污染环境。

3 微生物农药的发展趋势

3.1应用其衍生物 如美国Merck公司通过化学方法对阿维菌素结构进行改造得到了伊维菌素，英文名称ivermectin和埃玛菌系，伊维菌素明显改善了对人畜的急性口服毒性，埃玛菌素则扩大了杀虫谱和提高了杀虫活性，防效提高了1～2个数量级。上海市农药研究所利用生物和化学相结合的方法开发了ivermectdin并投入了生产，该所与中国农业大学应用化学系进行了埃玛菌素的开发，形成了阿维蓖素系列农药。

3.2与其他药剂混配，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扩大杀虫谱。

3.3通过改变制剂的剂型以降低其成本、减少有机溶剂的污染，增强贮运安全性。

4 微生物农药的使用现状

尽管生物农药在我国己有50多年的历史，但始终没能形成规模产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化学农药的过分依赖，而对生物农药的认识不够，加之使用生物农药较化学农药成本高、见效慢，而且农民使用之后生产出来的绿色产品在市场上并没有明显的价格优势，更加抑制了农民使用购买生物农药的积极性；另外农民还没有形成环境保护的意识，多数情况下，消灭同种害虫的生物农药比化学农药价格高，一些农资部门认为生物农药价格高，农民不认，不好卖，所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生物农药产业化的推进速度。

5 生物农药的发展动态及展望

5.1在国际市场上 由于欧盟2003年12月31日的农药禁令，320种包括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在内的农药在欧盟市场上将禁止销售，而且将涉及到含有以上化学成分残留的的农产品的进口。这样就给生物农药让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5.2在国内需求上 我国是生物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据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正式生产生物农药品种约40种，生产企业近200家，产量约10万吨制剂，使用面积约4亿亩次。2005年，中国各类生物农药的总需求量达到14.5万吨，总销售量额约为8～10亿元。中国Bt杀虫剂只占市场份额的2%，棉铃虫病毒杀虫剂占0.2%，农用抗生素占9%，植物源农药占0.5%。今后10年内，生物农药将取代20%以上的化学农药。中国生物农药市场需求量很大。因此，未来生物农药发展潜力巨大。

篇3

[关键词] 农业生产业；发展模式；思路构建

[中图分类号] F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3-0014-03

Abstract： With the pilo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d circul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y of moderate scale gradually has been carrying out. The agricultural means of production， capital goods input， crop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gradually have developed in the intensive direction.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model should build arou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by means of modern agriculture value network. The government should transform and strengthen the service consciousness and function， improve peasant quality to change the petty farmer idea，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strengthe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e the land circulation mode and path.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ment model， thought construction

一、引言

我国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经营的模式一直作为农业生产的主流，如果将小家庭看做小企业的话，从化肥和种子供应到种植收获到生产销售等构成了传统农业链条中的主要活动，也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活动，自产自销的小农意识在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率等方面显示出其滞后性。

我国农业生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其体系建立是附在农业产业价值链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和经营体制的发展将会与农业生产业发展相互作用，并不断促进农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农业与生产业的融合，因此，基于农业产业价值链体系下的融合式分工构建我国农业生产业体系是非常适合和必要的。

二、农业产业价值网络构建

迈克尔・波特在1985年提出了企业价值链的理念，价值链描述了企业的价值是通过形成一个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一系列基本作业和辅助作业组合形成的，在其分析过程中，生产业渗透到了每一个制造型企业的价值链环节，通过渗透，在其整个生产过程中提供了五个相互关联的投入。波特教授[1]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厂商的各种活动，包括设计、生产、销售、配销与支援等。每个活动皆有助于提升其相对的成本地位，并可做为创造差异化的基础。价值链为分析此类竞争优势来源的系统化方法，将厂商的活动分解为数个策略上的相关活动，以便了解成本行为与现有及潜在的差异化来源。

波特教授[2]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任何的产业价值链都是由一连串价值活动所构成的，企业价值链乃附属在这个体系之下。产业价值链是了解整体产业竞争优势的工具，从价值链的角度来思考成本、速度、品质、服务等竞争的概念，以获得生产体系和上、下游活动过程中最紧密配合，使企业能够降低成本或使客户能够获得更好的服务或产品，从而创造了差异性的价值，而产业价值链的每个价值活动都牵动最终客户所获得的产品或服务。

基于产业价值链的理论和思想，结合农业生产方式的主要活动，构建农业产业价值链。农业基础设施、生产资料、金融和信息服务、科技人员服务、农技服务作为农业的辅助活动，贯穿整个农业基础活动过程。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农业基础活动是创造利润的主要来源，而农业辅助活动主要是由政府进行提供的各类服务以及基础设施投入，其本身是服务于农业生产加工过程的，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辅助活动与基本活动是不相分离的，因此，辅助活动本身是不单独创造利润的。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在一系列农业政策的引导下，如农村土地流转、农业经营体制转变、农业组织模式创新等，农业生产业伴随着其专业化程度逐渐深化，逐渐从农业生产的基础活动中分离出来，形成辅助活动，辅助活动一方面仍然全面渗透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活动中，促进农业基础活动的利润增长，另一方面辅助活动由于其自身的专业性和外部性逐渐凸显，其本身也能够促进利润增长。

进一步分析农业产业价值链的基本活动，每一个业务过程内部其实都包含着不同的活动以及存在自身的条，进一步分析其内部链条，有助于分析农业生产基本活动创造利润过程以及研究如何实现农民增收。以我国农产品流通环节为例进行分析，我国农产品流通环节链条长、环节多、组织化和信息化程度低。小农意识所导致的农民无组织分散状态，很难获得充分的能够引导生产加工以满足零售市场需求的信息，在多环节的农产品流通链条中，农民的市场主导能力、谈判能力都非常的弱，农产品的销售价格、销售数量、销售地、等级认定等方面都不取决于农民，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农民仅停留在生产加工环节，而流通环节农民是无法也是没有能力参与进去的，换句话说生产加工环节是农民收入和利润的终点，虽然农业产业链在产后环节继续延伸，但是农民无法从高昂的附加价值中获得丝毫的收益和利润。此外，由于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滞后，农产品生产加工也仅停留在初级产品加工环节，农民所获得的利润也仅仅是获得产品加工的劳务费而已，因此，我国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起始点就发生在产地市场初级产品采购环节，如果将初级产品在流通环节的税费、损耗等因素转嫁到农民身上以及产地市场分散农民之间的无序竞争，那么在农产品产地市场采购的价格可能还会更低，因此农民所获得的收入显然更低。

现代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现代农业应该是包括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在内的农业产业链的整体概念。现代农业产业价值链很难是单一的生产模式链条，在产业价值链理论的分析视角下，运用融合式分工的思想，将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进行融合，将农业与旅游、休闲、科教、体验、创意、生态、绿色健康等充分融合起来，会产生新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提高农业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加工产业链条也逐步向两端延伸，产前通过科技进步等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品质，产后通过精深加工、包装、品牌、设计、营销推广等增强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进一步提升了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的附加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不同链条之间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也将会逐渐渗透。

三、以农业经济组织为中心的组织模式构建

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重视农业产业链条和农业生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发展的直接目的是农业产业价值链的发展，根本目的是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最终目的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对于“三农”的作用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和确权制度、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农民组织化形式和组织程度等方面。

我国农业生产业发展模式应该建立在以农业组织化程度为主导基础上，核心围绕和服务农业组织。以家庭为中心的分散的经营方式以及小农经营的思想意识将会滞后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随着土地流转和确权制度的试点和推行，适度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步推行，农业生产资料、农业资本品投入、农作物生产加工等逐步向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以农业组织为代表的协会、股份公司等多种形式或是组合形式在整个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中发挥着主导和核心作用。农业生产业只有在农业组织载体中才能发挥最大的功能和作用，才能更加具有效率。而小农户在生产资料、农业资本品投入等内部化和分工内部化导致了小农户生产资料投入等无法达到效率最大化，而且农业科技服务、农技、农业专业人员、农业信息化等利用化程度低或是利用成本较高，从而使小农户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处于从属位置，因此，专业化农业组织是实现农业生产业发展以及发挥农业生产业作用的必然路径。

在整个农业生产业体系中，农业生产业自身专业化，同时相互之间互相影响和作用，协同发展。比如，农产品质量追溯服务、农产品销售和营销、农业金融、农业物流、远程农技服务需要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农产品销售、农业生产资料等需要农业物流作为支撑；农业金融的作用体现在农产品物流、销售、农业信息化、农技服务等各个服务业的领域；科技平台建设是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基础。

作为整个农业生产业模式建设的外部影响因素，科学技术和知识水平决定了农业生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程度，因而影响着相应的生产业体系建设；土地流转制度会直接影响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小农意识的转变，土地流转制度和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会直接影响农业产业组织程度，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和其体系的构建。

农业生产发展模式主要在农业组织化程度基础上进行构建。每一个农业生产业本身也是服务于现代农业产业价值网络的每个环节。农业产业价值网络的每一个环节或是整个链条都会由多个或是一个、形式相同或是不同、规模大或小、影响力强或弱、结构紧密或分散的农业产业组织构成，不同的农业产业组织会选择不同的农业生产业形式，当然农业生产面向和服务程度也会因农业产业组织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比如，农业金融可能会更多服务于规模较大、结构紧密而影响力强的农业组织；农技推广可能更愿意同规模化运行的农业组织进行合作；农超对接模式中，大型超市更愿意同农业科技园区、产业园区、种植大户、农业组织合作；农产品质量和追溯服务以及标准化服务在农业组织中更容易实现。

四、农业生产业发展模式的条件和基础

随着商品化、专业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民在农业生产产前和产后参与性在降低，在两端所承担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农民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的谈判能力在弱化，出现了“假种子、假化肥”、“谷贱伤农”、“种植技术落后”等问题，其根源是在小生产方式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症结出现在我国农业生产业发展的条件和基础还不够成熟，缺乏稳固和坚实的载体，而解决问题的核心就是农业组织创新建设和有效实践。

（一）转变和强化政府创新服务组织的职能

1.转变农民固化保守的思想意识。在传统农业种植方式下，农民就需要会种地，换句话，农民仅需要在产中环节发挥出农民自身的实力和专用性，但是在农业市场化、信息化、专业化的背景和趋势下，现代农业要求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过程都需要专业化，这对于传统种植方式下的农民是非常大的挑战，而且即使在产中环节，农业种植方式转变，良种化运用、病虫害防治、化肥和农药等中间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运用、土地微量元素的最佳配置等等。最重要现实是首先转变农民在传统农业种植方式下的保守思想意识，促使其积极地通过认可、接受、学习、传播等形式向着现代农民的方向发展。因此，政府就需要发挥引导和激励作用，可以通过培训、宣传、教育、实验、指导等，培育新型农民，自觉学习，从而接受新型种植技术、良种化技术等，培养农民逐渐成为现代农业重视方式下的会种地的新农民。

2.转变服务意识、创新服务职能。一是政府职能倾向于对于国家农业政策的深刻理解和积极贯彻执行，维护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市场秩序，引导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二是多渠道、多层次对农业生产全过程进行服务，特别是对于农业而言相对专业化不强的产前和产后环节，比如，保证良种、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严把质量关、强化监督关、流动检测关等，通过引进来和送出去的方式，积极引导和开拓农产品销售渠道等；三是强化农业公共服务建设，如加强农业水利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及推广、农村金融和保险支持等；四是扶持、引导、培育农村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发展；五是政府要做好各职能部门功能的衔接、协调和整合，以指导和服务为主旨，充分发挥涉r部门的服务职能。

（二）积极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商品化、市场化、专业化会逐渐使个体农民失去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原有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农民需要专业的合作组织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链条中发挥农民的平等地位，提升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地位，减少虚假信息对农民利益的损害，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对于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可能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农业生产业需要专业的合作组织从而发挥其最大的服务效能，如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良种化的推广、农业市场信息、农业金融、农产品物流等，降低了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能够更好地覆盖农业全产业链条，避免了分散农户搜寻信息、筛选信息的成本，培养专业性强的适应农业现代化的新型农民；农业需要专业的合作组织能够便于形成专业化，整合资源，引导农民走市场化、商品化之路，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以迎合市场需求。

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迎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适应农业发展实际情况而成立的社会化组织，合作形式上可以是农村集体组织、专业农民协会、各类农业合作社、乡镇企业、村办企业、民营服务实体、产供销一体化实业公司等；合作模式可以是“工厂+基地”、“专业协会+农户”、“服务组织+农户”等。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生产业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投入。对于农业基础建设大项目要进行综合治理，充分利用好水利资源，保证农业生产的水利要求；农业物流发展需要的是流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建设，合理进行区域化分工，发达的运销系统保证农产品实现“从田间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市场信息包括价格信息、销售渠道、供需情况等是农户最关心的信息，加快通讯和网络建设，市场信息系统形成全覆盖，农户可以通过媒体、协会、各类通讯手段等途径能够接收到实时信息，降低种植风险和成本。

（四）创新土地流转方式和路径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也是农民创收的根本。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从农民利益出发，不断随着农民人口的减少和农民城镇转移而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力推进鼓励农地转租和股份化为重点的土地规模化的法制体系建设，保障农民的土地配置权与收益权。以土地规模化作为基础，才能够更好地保持土地资源可持续的利用能力，鼓励规模化、防止碎片化，鼓励长期利用，同时保护农民利益和环境生态；才能够建立与科研院所的农业技术的合作，更好地实现农业科学技术的结合和推广；才能够实现专业化的流程分工，根据土地适用性规划产品品种，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实现农业与终端市场的直接对接，建立现代化的农产品供求与流通贸易体系，更好地实现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互融合，发挥农业规模化效应；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在农业产业链上更加具有话语权，同时能够营造产业集群效应，促进地方性、区域性的农业生产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篇4

关键词：梅州;生态农业;立体农业;丘陵山区;农业产业化

一、引言

2002年，梅州市政府提出实施“开放梅州，工业梅州，生态梅州，文化梅州”的“四个梅州”的发展战略，进一步确立了“生态梅州”成为梅州未来发展的主基调。经过10多年探索，梅州农业取得了巨大成绩，生态农业结出了丰硕果实。如今，只要到过梅州，就会赞叹这里山很绿，水很清，空气净，天很蓝。我们正享用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所带来的红利。在生活环境日益得到重视，雾霾问题受到广泛关注，食品安全人人关心的今天，反思梅州大力推行生态农业，确实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事实。

二、梅州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梅州地处广东东北部，是南岭山脉南侧，粤东丘陵的一部分。自然与人文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山多地少，人多地更少的客家人聚集区，农业的发展，确实需要依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式，全力发展生态农业，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促成农业可持续发展。拥有客家独有的人文背景，更奠定实施生态农业良好的社会基础。

（一）形式多样的自然条件

1. 土地资源

梅州土地面积15835.7km2，其中丘陵面积占56.6%，山地面积占24.3%，平原面积只占13.7%。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平原、岗台地、丘陵地、低山地和中山地等土地类型齐全。地处韩江上游，五华河、宁江、程江、石窟河和汀江等几条支流分布，盆地呈串珠状分布，灌溉条件较好。

土壤自然成土母质主要是花岗岩、砂页岩和紫色砂页岩。其中花岗岩成土分布面积最广，占山地土壤的55.8%以上。这类土壤土层深厚，富含钾，是造林和种植果树较好的土壤条件。缺点是土壤结构疏松、酸性重，植被破坏后容易水土流失。砂页岩成土的山地土壤占山地土壤的35.5%。这类土壤土层浅、贫瘠，石质较多。只能零散生长耐旱、能浅土生长的马尾松和一些生长能力特强的本地树种。紫色砂页岩成土的山地土壤占6.7%。这类土壤富含磷、钾，适宜发展多种经济作物，但岗台地多，土壤养分容易流失，利用不好会产生严重土壤退化问题。

2. 气候资源

梅州市地处中、南亚热带过渡带，光、热、水的条件良好。年平均太阳辐射量在460～510MJ/m2之间，夏秋季多，冬春少。年平均日照时数在1785～2065小时，冬春季少、夏秋季多，南部多、北部少，盆地多、谷地少，低丘多、高丘少、山区谷地更少。年平均气温为20.6～21.4℃。最冷1月，月平均气温11.1～11.3℃，最热7月，月平均气温28.3～28.6℃。年平均≥10℃的日数283～318天，有效积温为6850～7598℃，年无霜期304～326天。雨季长，降雨量丰富。年平均降雨量1442～1784mm，雨日在140天以上。70%集中在4-9月。受地形影响，降水分布呈山地多、平原少，迎风坡多、背风坡少。全市光照与水热条件配合同期。多样的地形地貌，促成多样的小气候环境，非常有利于特色农业的发展。

3. 生物资源

梅州属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植物种类繁多，植物资源丰富。高等植物超过2000多种，其中可作为材用植物、药用植物、芳香植物、油脂植物、纤维植物等经济植物达几百种。主要水果有柚、橙、柑、龙眼、荔枝、橄榄、杨桃等几十种。其中富有盛名的优质品种有金柚、蜜柚、龙眼、细核荔枝、香榄、无核芒果等。茶叶有单丛茶。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番薯、玉米、小麦、芋头等。经济作物有水果、烤烟、甘蔗、花生等。

（二）独特的客家人文背景

梅州是“客家之都”，是客家人聚集地区，也是客家地域文化的核心之地。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对客家人文特征做了很好阐述。

1. 道法自然的生活方式

传统客家人，“靠山吃山”。 “客人家庭，除掉兼营各业外，又必兼养一二牛猪，若干鸡鸭，或狗猫等类。秋收完后，各家必酿些米酒，以备一年饮用。他们真可说是自给人家。”可以看出，客家人长期居住人多地少的山区，利用家庭种养和合理配制，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生产，自给自足满足日常生活。其实，透过传统客家人居住的围龙屋，从屋内建制，到居住环境周边的农作选择和搭配，取之方便，用之自然，就能很好展现客家人道法自然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

2. 兼顾各业的文化传统

传统的“客人家庭，很奇怪的就是同一家内往往兼营农工商学仕兵种种不同业务。他们度的是在家庭生活。一家中，普通总有多少田地，耕植的工作，大体由妇女或一二居家力练的男子任之。农隙无事，则在家从事普通工业，如织布制扇。或其他手工艺。农和工，简直分析不开;二三比较精明的男子，则往往于所居县邑，或国内各地，或南洋群岛，经营工商各业，就是资本短绌，没一定商店，也必展转负贩，奔走谋生。其一二比较聪明的子弟，则必令其读书成名，或叫他游宦各地，或操其他专门职业。”尽管客家人有“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但面对客观生存环境，“以商入仕”也是次优的选择。所以在历史上，富商入仕名人不少，比如张弼士。正是由于客家人一直以农为本，兼顾其他，只要有机会拥有土地使用权，就会想方设法提高土地生产率，靠农致富，依农强家。

3. 勤劳开放的生存态度

“客家是最喜勤劳的民系，无论男女，皆以勤劳为做人唯一本义，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广义的）的青年男女，虽就有钱有势，在客家社会也没人看得起的。” “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在家勤劳和男性出外从业，也有别于其他汉人民系。“他们苟不幸罹着穷困的境地，往往能出人意表，运其过人的气力与精神，负担普通汉人所不易胜任的劳役，种田也好，做工也好，做买卖也好，当兵也好，只要可以维持生活，他们都能甘之如饴，勤之不辍，劳而无怨。”正是由于客家人的吃苦耐劳，扎实肯干，积极进取的生存态度，创造出近现代海外华侨及社会各界客家人突出的成就。

三、因地制宜形成的农业生产模式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梅州市实施了“希望在山”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农业的综合开发。2002年，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建设的原则，根据气候资源和地形等自然条件的近似性，把梅州全市划分为6个生态农业综合开发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在土地承包农户和农业企业配合下，利用生态农业示范点，逐步形成了林果结合，以果促农;果草结合，以草兴牧;种养结合，以养促种;农工结合，以工补农等，逐步形成了循环利用，搭配有效的生态农业。今天，走进梅州，常常可见山顶林木葱笼，山腰果实飘香，山下稻禾茁壮，低处鱼肥水美的景象。为此，介绍如下几种比较成熟的农业生产模式。

（一）“粮-畜”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分布在韩江上游及各支流所冲积的串珠状盆地地区。由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光照条件好，属于大面积的耕地保护区。尽管现在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劳力不足，但有些愿意投身农业的农民利用土地承包或流转，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生产。保护的耕地采用大面积、大规模、机械化种植二季优质杂交水稻，冬季蔬菜或烤烟轮作。住家附近择地修建一定规模的养殖场，禽畜废料生产沼气作为家用燃料，沼液沼渣还田。

（二）“林-果-畜”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适合地势较高，坡度较平缓山坑谷地，山下有溪流取水，风化土层较深厚的地方。布局采用山顶保留原有植被，补种松树或竹，增加植被覆盖，防止崩塌和水土流失。山腰建梯形台地，种植优质水果，如金柚、慈橙、香榄等，果林下种植牧草，园内放养鸡鸭，坡下建养猪场，禽畜粪堆积发酵，沼气用作家用燃料，剩余废料供日常施肥和冬季果树填肥之用。

（三）“林-果-粮-畜”模式

这种模式适合规模比较大，处在盆地与丘陵过渡带或谷地较宽阔的地方，园内有溪流或河流取水，适合多种农作物配套综合生产。布局采用丘陵山顶植树，防水土流失;山腰及山前种优质水果和建养殖场，肥沃的长期保水的农田种植优质水稻，沼气用作家用燃料，沼水浇地肥田，沼渣用作冬季果园填肥之用。

（四）“林-药（茶）”模式

这种模式适合一些山高、雾大、多雨的山区或某些具备优质南药、茶叶生长的小气候环境。针对高价值南药和优质茶叶的生产要求，园区周边做好植被覆盖，加强水土保持，营造南药和茶叶良好的生产环境，保证南药和茶叶的生产质量。

（五）“林-果-粮-畜-鱼”模式

这种模式适合耕地面积较大，园区拥有盆地、丘陵低山和开阔的平原地带，根据土地本身优势，结合农产品的生产要求进行综合开发，形成完整的、纯农生产的、山区立体式的生态农业。布局采用丘陵山顶种树、山腰山前种果、长期保水农田种粮、盆地低洼处挖塘养鱼、园内搭舍养殖等，合理布局，功能配套，土地综合利用，废物循环利用的农业生态生产。

（六）“林-茶（果）-旅”模式

随着生态农业发展和精致农业引入，梅州不少企业加大农业投入，逐步建成森林覆盖很好、茶园或果园布局合理、精致农业生产规范、适合开展观光旅游、具有一定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农庄或农业产业园区。结合梅州全面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与各大自然与文化景点联结一起，构成广东最热门旅游线路，愉悦旅客，展现客家山区和生态梅州独特的魅力。比如5A级国家旅游景区雁南飞和4A级国家旅游景区雁鸣湖，都是林茶果旅结合在一起的优秀案例。在发展生态农业，突出农副产品高质量的同时，有效推进农区的环境建设，把观光农业与生态农业结合起来，大大拓展了梅州旅游的生态品质。

四、生态农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

经过10多年的生态农业建设，全面系统实施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梅州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一）因地制宜，逐步改善山区农业的产业结构

梅州是广东重要的山区农业市。由于自然条件和区位因素，很早就定位好自身农业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提出了“生态梅州”的发展战略。根据梅州2013年统计年鉴提供的材料，从2000年到2012年，在粮食产量有所保持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总产值86.33亿元增加到253.79亿元;农业增加值从56.02亿元增加到157.17亿元。造林面积、水果产量、茶叶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已授牌的农业龙头企业个数从0至373个。农业产业结构有了很大改善。逐步形成农林牧渔并举，农业综合开发区域扩大，农产品商品率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增强，山区现代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协调综合，逐步建成农工商旅相结合的产业体系

对于梅州来说，发展好农业将直接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从21世纪始，采用政府主导，农民参与，企业加大投入，重视农副产品品牌建设，推动农产品商贸营销。如梅州金柚，现已成国内优质农产品，名扬海内外。对优质生鲜水果，注意冷冻储存，延长保鲜期，运用分选包装和快捷货运，减少运输和销售损失。如平远慈橙，设立“采摘节”，规范鲜果分选包装和订单包送，大大提升销售质量。合理采用提取、淹制、干制等生产工艺，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比如金柚，推出饮料、柚皮果脯等农副产品。梅菜、萝卜苗等利用干制技术，提高干鲜品质。协调农工商旅，促成以农为基地，以农产品为原料工业生产，伴随现代物流，依靠优质农副产品品牌，打造富有特色的土特产，整合旅游与观光农业，形成富有梅州特色的产业发展体系。

（三）合理资源配制，增加现代农业的生产效能

梅州山多、森林覆盖率高，丘陵、盆地、小地形、小气候多种多样，为农业发展提供多种多样的环境资源和农作物生长条件。政府利用自然资源的调查，合理规划，合理配制，合理布局，引进优质适应梅州种植的农作物，指导农民进行规模化生产，这不但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率，也突出了山区农业良性发展的自然与社会效能。 比如种植高价值南药，针对其对光照、气温、水分和土壤等条件要求，因地制宜，加大技术引导，扩大规模生产，提升生产品质。经济林木，比如速生毛竹，指导农民选择山地坡度和土层深浅，做好冬笋、春笋挖留和竹林密度控制，增加成年竹与其林下经济作物生产配制，大大提高了毛竹的经济效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促进了山区环境的良性发展。

（四）重视环境建设，促成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009年，梅州开始打造“广东文化特色旅游区”品牌，提出“休闲到梅州，享受慢生活”口号，梅州的旅游业有了飞速的发展。为了农业能够协同旅游业共同发展，梅州市政府要求所有经济发展都必须从加强环境建设开始，建设宜居环境，发展宜居经济，促成绿色崛起。作为农业，影响面最广、关系最复杂的产业，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是梅州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所在。为了更好利用本地农业生产资源，积极采用订单农业和精致农业，提高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益。结合梅州重视旅游产业开发和追求“慢生活”，从农业生产准备、过程和结果上，做到以生态为出发点，以环境友好为发展方向，确保过程安全、质量安全和环境安全，打造绿色生态旅游品牌，促进优质生态环境形成和发展的可持续。

（五）引进精致农业，提升农业的发展质量与水平

梅州市委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实施“一园二特带动一清”的产业发展战略。其中“一园”就是全力推动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二特”就是发展文化旅游特色和特色家居城乡;“一精”就是精致高效农业。2010年5月，经国家农业部、国台办批准，设立“广东梅州梅县台湾农民创业园”。随着“农民创业园”规划出精致高效农业示范区、特色家产品加工生产区、休闲农业区等功能区设立，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给梅州农民和农业发展做出很好的示范作用。如今，利用土地流转和承包，出现大力发展精致农业势头，让更多农民愿意参加土地承包合作社，从农产品的种子选用、生产过程的技术控制、肥料配比，农药施用、水分供给到采摘技术，严格规范和管理，提高了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了土地的利用价值，推进了梅州农业现代化的水平。

参考文献：

[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2]孙博，巫春华主编.客商文化与产业发展[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3]陈章和.廖运生主编.生态梅州建设的战略思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 梅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梅州调查队[M].梅州统计年鉴2013.

篇5

生猪生产是我市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猪肉又是城乡居民的主要副食品。抓好生猪生产，保持合理的价格水平，对稳定市场供应、满足消费需求、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建立我市促进生猪生产的长效机制，提高我市生猪的自给能力，保持市场肉食品的有效供应，确保生猪生产健康稳定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4号）和《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国发〔20*〕22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扶持我市生猪生产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合理布局，规范管理

（一）鼓励和引导生猪生产发展。各县、区，市直各有关部门要提高对生猪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全面落实“菜篮子”行政领导负责制，认真编制生猪生产发展规划，按照国发〔20*〕22号文有关“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的规定，正确处理好发展生猪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积极推进生猪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和现代化，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有条件的农民和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生猪生产。

（二）依法规范养猪场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要求，对现有养猪场进行整治和规范，扶持其健康发展。凡符合建设沼气工程条件的养殖户应全部建设沼气池并使用沼气，推广养殖业和种植业相结合、猪—沼气—鱼塘或猪—沼气—果树（农作物）相结合的生产模式，鼓励养猪场（户）充分利用鱼塘、农田等消纳养殖废料废水，推行健康养殖、生态养殖和标准化生产。新办养猪场或经整治的养猪场应具备如下条件：

1.有与其饲养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场所和配套的生产设施；

2.有为其服务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

3.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防疫条件；

4.有对畜禽粪便、废水和其他固体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的沼气池等设施或者其他无害化处理设施；

5.猪场的选址要距离居民区和饮水水源1000米以上（饲养存栏量在20头以下的散养户除外）。

养猪场主应将养猪场的名称、养殖地址、品种和养殖规模等，报养猪场所在地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取得畜禽标识代码。

（三）合理安排畜牧业生产用地。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安排畜禽养殖用地，按照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立的养猪场用地按农业用地管理。

二、增加投入，落实经费

（一）大力推进养猪场的沼气工程建设。各级政府要鼓励和扶持有条件的养猪场（户）兴建沼气池，对经验收合格的沼气池实行补贴。具体是：把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资金列入各级财政预算，每个户用沼气池（6—8M3）由市财政补助1300元，县、区财政补助700元（享受省级财政建池补助的农户，由市财政补助700元，县、区财政补助500元）；规模化养猪场兴建大中型沼气池（80M3以上），市财政一次性补助3000元（享受省级财政建池补助的不再给予补助），县、区财政适当给予补助。力争在“*”期间，使生猪存栏量保持在5头以上的农户基本普及沼气池并使用沼气；非禁养区内生猪存栏量保持在100头以上的养猪场，原则上都应兴建大中型沼气池。

（二）落实能繁母猪补贴政策，稳步推进母猪政策性保险。为保护能繁母猪生产能力，根据省财政厅、农业厅《关于印发<20*年广东省能繁母猪饲养补贴实施方案>的紧急通知》（*财农〔20*〕260号）精神，20*年，我市能繁母猪补助的地方配套资金（40%）由市、县（区）财政按5：5的比例负担，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同时，按国务院要求稳步推进母猪政策性保险。

（三）足额配套生猪重大疫病免疫经费，保证生猪生产安全。按国务院、农业部和省农业厅的有关要求，对口蹄疫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实行免费强制免疫。疫苗费用全部由中央财政，省财政，市、县（区）财政按比例分担。市、县（区）财政要按上级有关规定足额配套生猪重大疫病免疫经费。

（四）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根据国发〔20*〕22号文有关“各地要增加投入，加快良种猪场建设，提高良种覆盖率”的规定，为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各级财政要增加投入，加快完善原种猪场建设，提高良种覆盖率。市财政视财力情况每年安排适当的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原种猪场、种猪扩繁场的发展。

三、加强领导，促进生产

（一）把发展养猪业摆上重要位置。各级政府要把扶持养猪业持续健康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生猪生产发展规划，并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各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规划、指导、管理、监督、协调、服务的职能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共同促进养猪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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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引言

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看，循环经济在农业方面强调的比较少，主要是应用在工业生产方面。农业发展是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保护好农业的生态环境，既有利于农业的远期发展，也是我国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农业中实行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可以有效地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经济模式。

一、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

我国农业经济的循环发展，并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科技化，主要还是采用传统的农间作业方式与现代科技的相结合，实现节地、节水以及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在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应用比较成功的是珠江三角洲种桑养蚕―养猪―养鱼的良性循环模式，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传统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其他地区也有相关成功的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山东的玉米收获与秸秆综合利用的发展模式、浙江的“无水层灌溉水稻技术以及上海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模式，都是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1]。这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涌现，有效的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节省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

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需要

1.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我国农业生产现状的要求

我国农业发展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科技的相关应用，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生产总量大幅度增加。但是，在农业的发展的过程中，相应的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过多的使用农药、化肥造成土壤的营养价值下降，农业机器使用产生的废气污染以及农药残留对食品的危害等。这些不好的因素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要求。

2.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适应我国国情的需要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来说，比较的匮乏，而且我国的农业人口比较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相对比较的严重。这种有限的资源以及农业人口较多的不和谐关系，直接制约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经济时刻面临着考验。因此，必须改变以往的农业经济发展套路，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才能够保障我国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农业经济的合理发展。

三、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四个原则

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思考”的四个原则。在这四个原则中，首先要做好减量化，这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原则。它要求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再利用原则，就是要求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农产品的生产，尽可能多的使用人们所购买的东西。再循环原则，就是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将废弃物重新返回工厂进行相关的提炼，并将提炼物应用到新的产品中。再思考原则，就是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总结与思考，找出更多的有利于农业循环发展的路子[2]。

四、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方向

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上，我们应当遵循一定的思路进行农业经济的发展。首先，应用循环经济的运作规律，来防治农业点源和面源污染；其次，要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经济的工业化，实现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为此，在以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道路上，我们应当坚持以下方向进行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1.传统农业朝着工业型大农业发展的方向发展

我国的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大部分还是采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科技化的应用较少，因此在以后的循环经济发展道路上，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农业工业园建设的问题上，主要做好农副产品与加工企业的聚集，使相关的农副产品在指定的加工企业进行封闭式的生产，从而减少环境的污染[3]。

其次，在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园区的建设上，做好场地的选择以及实现农产品的清洁生产，从而保障农副产品的食用安全。

2.传统农业的理念实现向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效益的统一

目前，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是比较大的，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必须进一步的强调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效益的统一，实现农业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3.加强农业经济发展节约成本、增加收益的新路子

我国目前的农业经济主要是粗放型的农业，在以后农业发展道路上，必须实现粗放型的农业向精准型的农业发展。这就要求要不断的调整农业结构，促进优势农业的发展；加强测土配方平衡施肥技术的使用和推广，采用滴灌技术；在农业经济的建设上，，不断的进行集约种植并发挥其优势，从而提高规模效益。

五、结论

总之，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我国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增加农业经济产量以及加快农业经济发展补发的必然选择。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改变传统农业理念，特别是要通过政府的作用，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为农业经济的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同时，在加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面对新问题、新现象，要及时的总结经验和采用新的方式方法进行处理，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任正晓，艾平.农业循环经济概论.中国经济出版社[J].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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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清洁生产；发展对策；我国

中图分类号 X3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08-0398-01

农业清洁生产是指可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又可以合理利用资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农业技术和科学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其实质是在农业生产全过程中，通过生产和使用对环境友好的绿色农业化学品（化肥、农药、地膜等），改善农业生产技术，减少农业污染的产生，降低农业生产及其产品和服务过程对环境和人类的不利影响。农业清洁生产是一种高效益的生产方式，既能预防农业污染，又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农业生产存在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耗竭、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并且仍然延续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农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立足环境和资源优势，率先实现农业的清洁化生产，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生产增长方式的改变和农民生态观念的转变，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农业生产工业化和经济生态化的必然途径，是21世纪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切入点，大力推进农业的清洁化生产，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强化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

要从整体预防的环保战略高度，将农业清洁生产纳入各级农业部门重点工作，建立相应的考核和协调机制，制订符合地区实际的农业清洁生产规划。通过对当地农业污染状况的分析，制订实施农业清洁生产的实施方案，明确指导思想、任务目标、重点工作、主要措施和进度安排。各级环保和农业部门要加强对农业清洁生产实施工作的监督管理，从源头推动农业清洁生产。

2制订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通过制订当地农业清洁生产条例，完善农业清洁生产相关产业的财政、金融扶持政策、税收减免优惠政策、风险分担政策等，在节水、节药、节肥、节能、节地以及资源循环再利用等方面实行减免税的政策扶持。政府要把增加农业清洁生产科技投入作为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的重点，加强农田病虫害的预测预报体系、测土配方实验室建设和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建设，提高先进适用技术成果的转化率和到位率。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大户等投资主体参与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推广、培训和服务，形成多渠道、多元化投融资体系[1-2]。

3加快建设农业清洁生产各项体系

制订农业清洁生产的认证管理、评价指标、技术支撑体系以及相应的农业投入替代品及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体系、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及其清洁化生产链接技术体系、农产品质量和土壤安全监测技术体系、产地环境修复和地力恢复技术体系、农业信息化技术体系6个子技术体系，制订节水、节药、节肥、节能、节地以及资源循环再利用等方面的标准，使农业清洁生产向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工厂化发展。重点突破农业清洁生产关键共性技术，综合应用节水、节药、节肥、节能、节地等可持续农业技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系统体系。

4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农业清洁生产

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状况以及土壤类型、污染种类和污染程度，在不同类型地区选择农业生产条件较好、适宜开展农业清洁生产的区域，如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农业科技示范园、绿色无公害（或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等，优先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建立一批污染物排放量少、资源利用率高、经济效益显著、环境清洁优美的农业清洁生产示范典型区域，带动农户全面实施清洁生产，推动清洁生产工作由点到面开展。

5政府应加强源头监管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引导及指导

要对生产农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和饲料添加剂的厂家进行约束，从源头上加强管理。要求厂家必须标识清楚准确，不得添加违禁成分，并逐步引导生产厂家规模化经营，改变目前小、散、乱的现状。农民是农业生产者。一方面，农民并不了解使用的化肥、农药、农用薄膜是否含有害物质，是否符合国家要求；另一方面，农民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是为了增产增收，要求他们科学准确地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和饲料添加剂等，在当前仍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减少农资产品的污染要做到以下2点：一是只有杜绝不合格农药、化肥等产品流通，才能确保农民使用符合国家要求的产品；二是通过政府强化宣传、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科学用药、施肥的意识。只有将农业清洁生产技术贯穿生产全过程，才能真正把农业清洁生产落实到行动上。

（下转第400页）

（上接第398页）

6政府应加大宣传推广和教育培训的力度

强化农业清洁生产的宣传推广和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加强农民的素质教育及农业技术培训，使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科技文化水平，营造全社会推进农业清洁生产的良好氛围。强化对基层农技人员的在岗培训，提高农业清洁生产推广队伍水平。重点培训村干部、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到村任职大学生等农村发展带头人，农民植保员、防疫员、水利员、信息员、沼气工等农村技能服务型人才，种养大户、农机大户、经纪人等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实现农业科技与农民需求紧密对接。通过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建立农村低碳生活方式传播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使农业生产者真正成为农业清洁生产的示范者[3-4]。

7参考文献

[1] 徐鸿道.关于推行农业清洁生产的几点建议[EB/OL].（2007-03-13）[2012-02-03].china. com. cn/2007linghui/2007-03113/ amten-7954303.htm.

[2] 薛桂芝.关于推进我国农业清洁生产的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1）：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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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展背景近年来,浙江省休闲观光农业快速发展,已形成了一个新兴而又效益显着的农业产业,对促进全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显着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休闲观光农业、农家乐产业内容和经营模式类同的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农庄常常某一时段游客爆满,而大部分季节则游客稀少,经营内容以一两种果蔬采摘为主,内容单一。个别县市利用良好的生态条件,吸引城市老年居民休闲度假,夏季客人较多而春秋季节客人稀少。总体而言,产品内容不够丰富、经营模式单一、经营理念层次不高的问题普遍存在,需要探索新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和发展途径。除了休闲农业的发展以外,浙江省现代农业的整体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以养生农业的理念指导发展现代有机农业,提升无公害绿色食品生产也有较大的空间。浙江省在有机茶、有机中药材等生产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产品也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欢迎;无公害蔬菜生产、畜禽和水产养殖也有较好的基础,但离养生农业对有机产品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养生农业的发展将促进果蔬、水产、畜禽生产更多地向有机农业的方向发展,从而整体提升农产品的安全水平。浙江省发展养生农业一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巨大的消费需求。近年,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和全社会老龄化现象的日益凸显,城市老龄人口延年益寿,白领阶层和中产阶层调整心理、恢复生理和体力的需求日益增大,对提升休闲观光农业发展也有迫切需求,养生农业的萌发为休闲农业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和途径。

    2涵义与建设重点

    2.1涵义养生农业是通过优良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配以有机或无公害农产品和必要的功能食品,以及适度的农业劳动和乡村健康运动,以实现调养恢复、提高消费者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为目的的农业经营模式。一般以休闲农业、农庄为载体。目前养生农业处在起步阶段,相信随着这一产业形式的不断发展,其内涵会不断丰富,定义也会更加确切。

    2.2养生农业的建设重点根据养生农业的基本内涵,一个地区或农庄要发展养生农业,重点应该开展生态环境建设,能提供绿色有机的鲜活农产品、膳食调理、理疗等保健服务。生态环境建设。生命离不开环境,良好的环境是养生的基础。养生农业区或养生农庄首先要选择或营造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要加强绿化造林工作,增加森林覆盖率。要进行整体的绿化设计,将不同成长性和树冠特征的树种合理搭配,营造宁静的氛围、绿色的视野、悠闲的节奏,农区或农庄要有适度的空间,休闲娱乐的项目要符合悠静的总体需求。国人的养生以静为国粹,宁静的环境可以调整游客的心态,宁静的心态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方面和健康力量的来源。心理影响生理,特别是一些慢性、功能性疾病游客,身心处于宁静的环境之中,对于恢复身体健康将是十分有益的,有时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即便对于短期的观光游客,特别是城市长期处于激烈竞争中的白领,获得宁静的环境和调整心态也是十分有益的,而养生农庄、养生农区应该是最能获得这种生理和心理调适的地方。提供绿色、有机的鲜活农产品。养生农区或农庄要尽量提供有机或至少是无公害的农产品,尽量做到能常年提供现采的果蔬产品,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提供直接食用的蔬菜和水果产品。部分农户也可以在提供生鲜蔬菜上进行专门化的研究和开发,如西餐中的蔬菜沙拉,营养价值高、口味鲜美,对于提高身体素质也有利。功能食品是具有营养功能、感觉功能和调节生理代谢功能的食品,如乌骨鸡、蜂类产品、鲜食型铁皮石斛等;有些食物具有一定的营养或调理功能,却不是人体所必须的(如多糖类有机物);有些什么营养价值也没有(如低聚糖),却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调节身体节律,延缓衰老,养生农业经营者可以根据中医药学的原理加以挖掘。以养生农产品生产为宗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以有针对性地从事某一类功能食品的生产,形成养生农业产品生产区,如果山水生态环境优越,就可以发展成养生农业经营区。提供膳食调理。膳食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普通的膳食主要是补充能量和营养物质,以保障人体的新陈代谢。药膳则是一种特殊的营养和能量补充物质,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调理人体机能和生理的功能。对于部分有慢性病和功能性疾病的旅游消费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药膳,将是十分有益的。大部分的药膳具有辅助治疗的功能,特别是滋补药膳,对于身体虚弱的游客和康复者,适量食用后对恢复身体机能往往有比较明显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中药材中可以用作滋补食品和食疗药膳原料的达500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植物产品。四川省的一些中药材主产地区,有些企业专门从事企业化的药膳原料生产销售,并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值得借鉴。浙江省不少山区、半山区县市均有种植药用作物的传统,而且地貌多样,生态环境优良,若有针对性地引导建设一批骨干养生农庄,并与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机结合,形成适当的利益共享机制,则完全有可能建成有规模上档次的养生农业区,不仅能造福当地百姓和休闲度假消费者,对于区域经济也将有积极的贡献。提供理疗等保健服务。养生农业作为休闲农业的高级阶段和发展形态,其产业属性上也同样具有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复合性,为确保养生农庄的健康发展,适量提供保健服务是必须的。养生农庄的保健服务可以参考中医理疗保健的思路和经营模式,在一个农庄内辟出适当的面积和建筑,聘请有执业资格的中医理疗师,提供推拿、针灸和其他健身服务,以及有规则的运动训练等,丰富养生农庄的经营内容,逐步发展则可以成为某些农庄服务和经营特色。目前,许多城市白领由于长期使用电脑和处于长期的竞争压力之下,颈椎病、肌肉劳损和一些慢性疾病比较常见,养生农庄可以通过提供推拿、针灸等理疗服务来加以缓解和治疗。虽然,农庄不是医疗机构,但可以提供辅助治疗,同时还可以解决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篇9

我县农业生产潜力很大：一是土地后备资源丰富，现有宜农荒地30多万亩；二是人均占有耕地较多，适于大中型农业机械联合作业，发展农业机械化潜力很大；三是中低产田较多，提高单产的潜力很大。

克东农业生产的现状：一是水资源短缺，水土污染严重。我县属半干旱地区，春季十春九旱，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植被恢复缓慢，农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而且水体受化肥、农药、农膜白色面源、点源污染严重，加剧了水危机。二是水利设施不足，防洪排涝能力低，全县仅有三个大型水利塘坝且都属病险水库，急待消险加固；三是农业组装配套技术不到位，财政投入不足。我县农业组装配套技术不到位，粗放耕作，掠夺经营的增长方式仍然存在，导致农业产量低，综合效益不显著。特别是农业推广制度不健全，目前农业事业单位受国家机构改革的影响，基层农技人员面临分流、转岗的冲击，出现了“网破线断”的现象，乡镇农技推广工作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新的农业技术和科研成果推广就难以到位，影响了粮食安全。四是农民科技素质低，干群生态经济意识弱?。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障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施农业粮食安全的前提，而提高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又是实现三大前提的基础。而全县农民中初、高中的比例还很低，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加之部分农户欠收，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向城市务工经商，在家务农者多为老叟和妇女，导致粗放耕作，广种薄收。由于劳动者素质差，干群生态经济意识弱，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粮食产量难以持续提高。五是大中型农机严重不足，全县现有大型农机保有量还不足100台套，而且很多农机年久未进行过更新，更新速度缓慢，不能满足规模化农业生产的需要；四是受气候条件制约，种植结构比较单一，全县目前还是主要以大豆为主，其他作物的种植比重仍然很小。

为了尽快扭转我县农业生产基础薄弱、结构单一、循环不良的现状，我个人觉得克东农业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建立促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投入保障机制

增加农业投入，是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县域经济的迫切需要。必须不断开辟新的农业投入渠道，逐步形成农民积极筹资投劳、政府持续加大投入、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扩大补贴范围和品种。扩大农机具购置补贴规模、补贴机型和范围。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

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思路要本着发挥比较优势原则，促进农产品品种改善和质量提高，增加科技含量，以增加经济效益为根本，并注重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要紧紧把握飞鹤乳业落户克东的有利时机，做大做强全县畜牧业，大力发展青贮种植，实现以农养畜，以畜补农的良性互补。

三、加快农业基础建设，提高农业的设施装备水平

大力抓好农田水利建设。要把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作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加快大型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完美配套和节水改造工程，尤其是抗旱水源建设。切实提高耕地质量。强化和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规模。合理引导农村节约用地，切实防止破坏耕作层的农业生产行为。加大整治力度。按照田地平整、土壤肥沃、路渠配套的要求，加快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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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油是城乡居民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抓好油料生产，对于稳定食用植物油市场、满足消费需求、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油料生产效益偏低，农民种植积极性下降，全国油料种植面积持续下滑，产量徘徊不前，国内食用植物油产需缺口不断扩大。当前，加快恢复发展油料生产、保障市场供给任务十分紧迫。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抓好油料生产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采取综合有效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油料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促进油料生产发展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明确油料生产发展的基本原则、目标和任务

（一）基本原则和目标。油料生产和供给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同时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满足需求的不断增长。发展油料生产要避免与粮食、棉花争地，把重点放在主攻单产上，同时要调整品质结构和区域布局，着力培育东北及内蒙古高油大豆、长江流域“双低”（低芥酸、低硫苷）油菜、黄淮海榨油花生以及特色油料等优势产业带。力争到2010年，我国油料种植面积比*年扩大6%左右，总产量增长14%左右。

（二）主要任务。一是适当恢复种植面积。长江流域扩大冬闲田油菜种植面积，东北及内蒙古地区通过合理轮作等适当恢复大豆面积。二是努力提高单产。通过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到“*”期末，油料单产比*年提高6%左右。三是大力改善品质。要加强新品种选育，大力推广高产高油新品种，到“*”期末，使油料含油率平均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四是积极开发特种油料。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芝麻、胡麻、油葵、油茶、油橄榄等作物生产，加强生产管理，提高单产水平。

二、加大油料生产扶持力度

（一）扩大大豆良种补贴规模。继续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种植高油大豆实行良种补贴，补贴规模由目前的1000万亩扩大到4000万亩。同时，要完善操作办法，提高良种覆盖率和种植水平。

（二）设立油菜良种补贴项目。从*年起，在长江流域“双低”油菜优势区（包括四川、贵州、重庆、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江苏、浙江），实施油菜良种补贴，中央财政对农民种植油菜给予每亩10元补贴，鼓励农民利用冬闲田扩大“双低”油菜种植面积。各地在实施油菜良种补贴时，要注意避免粮油争地，影响粮食生产。

（三）建立对油料生产大县的奖励政策。为调动主产区发展油料生产的积极性，从*年开始，中央财政将综合考虑粮油生产情况，统筹研究对油料生产大县与产粮大县的奖励政策。

（四）加快油料生产基地建设。为促进我国油料生产发展，“*”期间国家将增加油料生产基地建设投资规模，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大豆产区、长江流域油菜产区建设一批生产基地，重点改善良种繁育和农田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提高油料综合生产能力。

（五）开展油料作物保险试点工作。为降低油料生产风险，稳定农民种植收益，国家逐步将油料作物纳入农业保险范围并给予保费补贴。各地要积极支持保险机构开展油料作物保险业务，鼓励和引导农户投保。

（六）促进油料产业化经营。积极引导一批生产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油脂加工企业，在主产区建立原料生产基地，与农户签订产销订单，开发低芥酸菜籽油、优质豆油、花生油及其他精深加工产品。积极支持“企业+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继续扶持各种形式的产销衔接活动，大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努力提高油料生产组织化程度。

三、加强科技支撑能力建设

（一）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增加油料作物“种子工程”等项目资金投入，积极推进国家油料作物改良中心建设。加快大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择优支持油料品种培育与产业化，推动优质油料新品种繁育及其产业化示范工程建设。加快高产、优质、高效、多抗的新品种培育，加强相关配套技术集成创新，加快建设油料作物育种技术平台和新品种产业化基地。

（二）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加大农业科技入户项目对油料主产区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广油料重大技术和优良新品种。重点推广高油大豆、“双低”油菜、高产花生新品种，加快普及大豆密植、油菜轻简栽培、花生地膜覆盖等技术，分品种建立高产示范展示区，实现良种良法相配套。各级农业部门要制订工作方案，加强技术培训，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指导，帮助农民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三）提高生产机械化水平。坚持农机与农艺相结合，积极支持油料播种、收获机械研究和开发，结合机械作业调整油料品种选育目标，推进油料生产机械化，切实解决油料生产劳动强度大、费工费时问题。进一步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项目资金规模，支持发展油料生产机械化，抓紧启动重点油菜产区全程机械化工作试点。

四、完善大豆和食用植物油市场调控

（一）健全大豆和食用植物油储备制度。进一步完善大豆及食用植物油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体系，适当扩大大豆和食用植物油的中央储备规模，并择机分步充实储备库存，充分发挥储备吞吐作用，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大豆油料生产能力，保证国内市场供应。鼓励大型国有粮油加工企业适当增加商业周转储备，由国家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具体承储企业和承储数量，政府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支持。

（二）建立油料和食用植物油产销预警体系。加强油料及食用植物油信息分析和预警，建立准确、可靠的基础数据采集系统，及时生产、进口、流通等信息，引导生产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各地要强化油料和食用植物油产销形势分析，开展定点跟踪调查，准确上报生产、购销、库存等相关数据，搞好信息引导工作。

（三）培育油脂、油料期货市场。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功能，稳定企业和农民生产收益，促进油料产业健康发展。在已有大豆、豆油、菜籽油品种的基础上，增加棕榈油期货交易品种，尽快挂牌上市，支持国内油脂和油料生产、加工、贸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交易。支持有关期货交易所在产区和物流集散地设立期货交割仓库，面向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运销大户和农民开展期货知识宣传和培训，引导企业和农民利用期货交易进行套期保值。

（四）控制油料转化项目。进一步制定扶持国内油料和食用植物油相关产业政策，坚持食用优先，严格控制油菜转化生物柴油项目。从紧控制油料和食用植物油出口。

五、科学引导社会消费

严格执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签的标识》，统一大豆产品标识，要求列入标识目录内的大豆产品必须按照规定在醒目位置显著标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采取多种途径，引导市场消费行为，实现优质优价，促进国内油料生产。加强宣传引导，合理食油、用油，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减少浪费。

篇11

1 转变思想观念，积极开展外销平台和农产品产业化项目扶持

1.1 提高农业产业化认识

结合阿勒泰地区种植结构特点，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充分认识农产品市场开拓和加工转化的紧迫感。在农业生产实际调查和指导中，及时发现和解决农产品市场化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各种展销会和外地发展产业化好的县、市交流与学习，从传统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有效转变观念，用现代市场经营理念重新定位各项工作，谋划发展。将工作重点的转移，积极培育标准化生产基地的同时，提高现有农业市场开拓能力和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推动当前农业由生产型向市场经营型转变、基地建设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产业层次由农产品初级加工型向精深加工型转变。

1.2 搭建外销平台与项目支持

阿勒泰地区在2010年华东和华南地区进行农副产品外销市场调研基础上，确定了上海、广州建立营销平台，重点做好以上海为重点华东地区市场开拓工作。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展销中心成功举办名、优、特及深加工农产品宣传推介月活动，此次共有5家企业组织50多个产品参加宣传推介月活动。其次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项目，上报农产品加工、乡镇企业扶持及乡镇企业园区建设项目18个，其中已获审批12个，争取自治区财政扶持资金346万元，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围绕市场需求，因地制宜扶持和发展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优质农产品与种植基地建设

2.1 发展适宜本地特色产业

围绕阿勒泰地区粮油及特色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重点推进小麦、玉米、油葵、打瓜、甜菜、花芸豆等农作物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积极开发我区戈壁土地资源，做好沙棘、大芸、枸杞、戈宝红麻等戈壁沙生植物的开发和人工栽培，做好黑加仑、晚熟哈密瓜标准基地建设。在产品上走无公害、绿色生产和加工，基地培育与产品绿色认证作为阿勒泰地区区域特色主导产业产品认证重点，特别是地理标志产品申报和特色产品保护力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截至目前，全地区已获得1个地理标志农产品、9个无公害农产品、6个绿色农产品的认证。农产品认证的种类、数量有所增加，全区已有产品基地6670/hm2。

2.2 培育地区农业品牌

为地区培育和打造一批具有鲜明新疆优势特色农产品知名品牌，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名牌产品，树立品牌品质形象，培育著名商标，新疆名牌1个，新疆农业名牌2个。今年为了加快地区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本地农产品品质和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实现并提升当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和占有率，积极支持多家企业创建新疆农业名牌产品工作。

3 发展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3.1 积极开展培训，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我发展意识

每年举办1～2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班，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制度的制定、到管理、运行，进行系统科学地培训。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已举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班15期，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500人（次）。扶持本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积极争取自治区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扶持资金500余万元，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30个。

3.2 做好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形成良好的服务机制

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员队伍建设，以县乡农经部门为依托，培养100余名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员。制定出台了《阿勒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员工作职责》。县、乡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员依托当地主导产业和特色农牧业，加大村干部、致富能手和种养大户等农村带头人的培养，引导他们积极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管理。通过以上具体措施的落实，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230家，发展合作社成员6 000余名，带动当地农牧民1.59万户共同致富。

4 抓住国家支持新疆发展、支持农业农村建设大好机遇，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综合服务工作

4.1 编制好阿勒泰地区农业产业化整体发展规划

要科学规划品牌，立足阿勒泰地区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发展主导品牌，优势品牌，整合如：青河“青格里”商标，实施一牌多品，推进品牌共享。以突出地域优势资源特色，加快地区农业品牌定位，积极做好名优特及精深加工农产品品牌规划。形成以小浆果、冷水鱼、戈宝红麻深加工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和打造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深加工农产品优势品牌、特色品牌和知名品牌，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名牌产品，通过市场树品牌品质形象，通过品牌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4.2 强化农产品基地建设，为企业创建农业品牌打下良好基础

积极推动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工作，鼓励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协会申请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政府增加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基地建设资金的投入。支持地区企业参与国家、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申报，创造条件，争取国家和自治区政策、资金支持。以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及种、养基地为依托，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原料基地，充分利用已有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14个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为企业创建农业品牌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4.3 积极组织本地企业，参加农展会

积极做好北京交易会、成都交易会、上海展示会。在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开辟农副产品外销市场，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各种展会、洽谈会及信息平台，主动出击，招引一批国内大企业集团参与地区产业化经营，高起点、高水平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尽快形成一批产业关联度大、技术装备水平高、经济实力雄厚、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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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农业生产力 发展理论

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取得的巨大进步。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研究仍停留在政治解释层面,偏重于农业生产关系变革和具体方法的研究,没有全面论及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本文根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生产力发展历程,进行论述。

一

建国初期,中国农业处于不发达阶段,面临着生产工具简陋,市场化程度低,农业科技和教育水平低下,农民人口多文化落后等局面。中国共产党为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制定、完善和落实了各项政策措施,为农业生产力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成功地恢复国民经济。

1949-1952年间,党从三方面促进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恢复和提高。首先,领导完成了大陆范围内的运动,解放了农民生产力,并强调中要“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在农村发展劳动互助和合作供销事业；其次,提出并实施了保护农民土地、财产、劳动所得及合法利益,奖励劳模,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提倡农业科研,奖励生产和发明创造等各项政策。再次,提出政府在资金、物资、价格、税收等方面对农业生产的扶持政策。如：向农民发放用于购买农具、耕畜、肥料、农药、良种等生产资料的贷款,开展群众性的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耕作技术和垦荒等运动。党承担了领导农业发展的任务,要求干部学习农业技术,总结区域性的农业生产经验,即使先进技术和耕作方法也要试验后再逐步推广；党的基层组织要充分认识农业的地域性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多强调自下而上,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照顾到小农经济的条件、群众文化水平、地区差别、气候差别等等条件的限制”[1]（6,106,128页）,防止领导中出现盲目性、自发性和“一刀切”的偏差。这些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政策要求的实践,为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年间中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48.5%[2]（77页）,主要农产品生产获得大幅度增长 ,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恢复性的提高。

二

党在确保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下,为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的矛盾,采取了既定的农业社会化方针,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党强调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为“保证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技术作物在每年都有必要的增加”[3]（3页）,在开荒、修水利和合作化三种选择办法中,党认为“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4]（238页）,其他增产措施在合作化后更为见效。因此,提出的“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思路,导致了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新变化,党把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希望寄托在农业集体生产之上。

党虽然认为合作化与机械化和其他技术改造“是引导我国农业生产不断进步的道路”,但由于工业对农业提供技术和设备的能力有限,机械化“只能在个别的局部的范围内试办”,农业只能进行初步的技术改良,要用合作社的规模经营来“发掘农业的潜在力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3]（7页）。党提出了合作社发展生产的许多措施,如：勤劳生产,厉行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实行“以增产粮棉为中心的方针”,兼顾其它经济作物；合理利用土地,集体劳动要适合农业生产特点,合理地调整劳动组织,生产队“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适宜”；农业技术改革必须根据群众自愿的原则,推广先进的增产经验；合作社的生产计划,“必须服从国家经济计划和政策的指导”[1]（608,724 ,725 页）等。这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主张在农业集体组织中通过改良生产技术、改革经营管理制度以发展农业生产力观点的体现。

党在偏重农业生产组织改造的同时,做出了以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和化学化为内容的农业技术改造的政策选择。党在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与物质能量循环投入增长两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政策,确立了以农田水利建设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建设、物质能量投入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与农业机械动力的增长的农业技术发展战略。

党根据上述思路,领导农民开展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植树造林、积造农家肥和化肥、推广先进农具等群众运动,至1956年全国共新建及维修渠、塘1400多万处,造水井500多万眼,抽水机27万匹马力；农业生产技术初步改进,至1956年全国建成拖拉机站32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14230个,畜牧兽医站 2257个,牲畜配种站545个,新式农具站207个。大量的劳动积累,使农业自然生产力要素的质量和生产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

同期,党开始对农业科研和推广的领导工作。首先,将农科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科研单位,增加了农业科研力量。到1957年底,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发展到414个,科研人员已达8900多人；国家于1950、1956年编制了全国农业科技发展规划,标志着我国农业科研走上了统一部署、全面发展的时期；还以互派考察团、专家、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互换种质资源和科技资料,学术会议等方式与前苏联和东欧、亚洲一些国家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部分国外优良品种在国内得到推广。其次,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以在东北建立以马拉农具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为开端,逐步建立国家兴办、政府领导、农业行政部门主管、区、乡级推广站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再次,推行了在北方黄淮地区改一年一熟为二年三熟,南方单季稻改双季稻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耕地的复种指数,改变了农民的种植习惯；在华北、西北、东北等地推广盐碱良、蝗虫防治和测报技术,改造了大面积的盐碱地、红黄壤,千年蝗害得到有效控制。

党的发展农业生产力政策实践,促进了1950年代前中期我国农业的高速发展。到1957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24.8%,年均递增4.5%,粮食总产量增加年均递增3.5%,人均占有粮食达306公斤[2]（125-126,127页）,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三

农业合作化完成后的1957年,党认为依靠集体组织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就能有大的跃进,提出了粮棉产量以年均8%、10%以上速度递增的高指标,规定了包括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积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开辟肥料来源,改进使用肥料的方法、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土壤、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改进耕作方法、消灭病虫害、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等10多项增产措施,实行了党对农业生产的绝对领导,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发生了重大转折。

是年冬天,党开始以群众运动方式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实践,用大兵团组织农民投入大量劳动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深翻改土、积肥及“车子化”、“轴承化”等运动。次年,把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农业增产措施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推向了全国。在这场改革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的 “热潮”中,党再次拔高了原定的高指标,把人的主观意志被夸大到了极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昌盛,高产卫星层出不穷。并乐观地预言了农业将在几年内实现农业水利化和机械化,应该“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以期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实行“农业以粮为纲”的生产方针来获得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

时期,党领导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方法,可概括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其主要表现是：一、“一大二公三平四调”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产生活工具集中,否定了按劳分配和评工记分,挫伤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降低了农业集体劳动的效率；二、以浮夸风、高产卫星、相互竞赛来拔高农业生产指标；三、以“拔白旗”的方式,解决遵循农业生产规律的“落后”现象；四、以干部试验田的个别经验为标准,无条件地普遍推广。由于这些不正确的农业领导方法,最终使丧失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动力,导致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大倒退。1962年与1957年相比, 粮食产量由19505万吨减少到16000万吨,棉花由164万吨减少到75万吨,油料由420万吨减少到200万吨。三年“”的失败,改变了等人的公有制程度越高、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念。1959年党开始纠正领导农业生产的错误,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安排的社员喂养家禽家畜、恢复自留地制度、鼓励社员把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零星树木仍归社员私有等措施,“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5]（15,224页）。党认为增加产量的“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6]（235,236页）等。党还在1962年决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集体经济管理体制,要求全党全国“尽可能地支持农业”,把支持农业、支持集体经济放在首位,以便“发展农业生产,并且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更好的条件”,要提高机械化和增加化学肥料,国家制定支援农业计划和采取农业技术措施时,“都必须经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有计划地提高农业的投资比重,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事业和企业,“在财政上可以给予必要的补贴”,国家“应该主要地通过经济的办法来取得农产品”；强调农村集体经济“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合理安排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生产质量好的农药,整顿、充实和提高种子站、技术推广站和畜牧兽医站的技术推广工作,办好拖拉机站和机电排灌站,使现代的农业技术设备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依靠中央的集中领导和群众的集体智慧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

党在调整时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主张,仍然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根本路线指导下提出的,党强调“必须有中央的统一政策,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5]（619,620,621,622,624,625页）,这些看似正确的适应农业生产特点,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业产量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政策是党视为解决困难的临时措施,实质上就是从集体退到单干,致使无法统一组织生产,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也会发展,应加以纠正。这说明党把农民坚持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改变集体生产经营方式看作是农民落后性的表现,堵塞了在集体内部依靠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整个时期,党继续着原定的农业技术改造路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农业技术改造,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如,整治大江大河,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发展交通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降低农资、农药零售价格,提高农副、土特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受灾社队农业税,实行增产不增税,把增产的部分收入用于扩大再生产等支援、稳定和保护了农业发展；发展农业科学教育和农村教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业科研教育网络和技术推广体系；发展农用工业,生产了大批农业机械,拉开了全面进行农业技术改造的序幕。1978年与195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651倍,机耕面积增加了298倍,机灌面积提高了53.8个百分点,农村用电量由0.5亿度,增加到253.1亿度,化肥施用量增加112倍,机种、机收等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科技化程度有重大提高。1970年代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27.66%。

但由于农民缺乏生产劳动和运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积极性,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导致了国家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比较缓慢,农业经济效益呈下降趋势,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实践没有取得全面成功。

四

20世纪80年代迄今,是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发展成熟阶段。党针对过去领导农业生产和技术改造中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和严重的主观主义倾向”问题,总结了违反自然和经济规律的教训,改变了树立先进典型、以“农业学大寨”运动方式、扣政治帽子、行政压制、形式主义等手段推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领导方法。党认为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多方面受着自然条件的制约”,领导农业要采取“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并且由群众当家作主”的原则。1985年党明确提出对农业的计划管理“将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领导转变到主要依靠经济手段”,1993年《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的颁布,标志着党实现了领导农业生产力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党确定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是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党赞同了农民包产到户的理性选择,领导和推进了家庭承包制的实践。党首先强调合理承包土地,“能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并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又针对农业丰收后“卖粮难”问题,主张“实行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购销体制和价格政策,以调动商品粮生产区和粮农种粮的积极性”,在1984、1998年分别以政策和法律形式将承包期分别延长15年和30年,认为家庭经营“在统分结合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容纳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以后也没有必要改变,赋予了农业家庭承包制在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中的长期历史地位。党认为在人多地少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下,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判断农业生产力是否发展的标准。家庭承包制解决了农民的经济民主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再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二）党根据领导农业技术改造的经验和现状,提出了“发扬传统农业所具有的精耕细作、节能低耗、维持生态平衡等等优点”,“吸收现代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农业技术改造方法,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是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工具并举,人力、畜力、机电动力并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技术措施相结合”,既依靠科技,又“取决于广大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党认为农业可以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成为知识密集的产业部门,农业生产力发展要“走投资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因此,党强调农业科研要结合农业生产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科技攻关,领导和推进了农业科技体制的改革,“积极培育优良品种,扩大良种播种面积,推广各种优良的耕作制度、耕作方法和栽培技术”；利用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架构农业教育、科研与农民、政府与农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1980年代党强调要形成以县级为中枢、乡级为纽带、村级小组为基层的推广网络,在农村实施了“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和“燎原计划”。1990年代以来,党实施了对农口“五站”的“三定”工作,以立法形式保障了农技推广工作的开展；实施了科教兴农战略,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农业科研在高产多抗、杂种优势利用、细胞工程、基因工程育种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农业科技进步已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在产业发展中提高农业生产力

1、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党始终坚持把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力视为解决粮食问题、社会问题的钥匙。1979年党认识到粮食同经济作物的生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提出“要正确地、完整地贯彻执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改变过去重视粮食种植业、忽视经济作物种植业和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的状况,主张农业生产“保持合理的生产结构,建立良好的大农业生态体系,就能取得综合发展的效果”。到1984年实现了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把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总播种面积的76.5％左右,经济作物14.5%左右的比例水平。1990年代以来,党认为中国农业已经发展到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农业“要适应市场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优化品种结构”[7]（147,98,109,368,177,644,721-722,228,184,180,643,56,148,971页）,要依靠科技进步来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实现农业生产结构的内涵调整。为此,党提出通过优化农作物品种、发展畜牧水产业和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三个环节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保护和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结构积极性；强调要正确处理和发挥“比较优势与发展粮食生产、政府引导与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与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把农业产业化经营视为“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途径”；以入世为契机,调整农业结构,“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8]（733,747-748,766页）。党关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政策的实践,实现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农产品供求关系由全面短缺转为相对充裕。

2、提高农业市场化水平

党认为“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在农村“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85年终止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迈出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1987年决定将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由农民自主选择。1990年代,党认识到在农业范围内无法全部解决分散的家庭小生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矛盾的深层次问题,要逐步理顺工农业产品之间和各种农产品之间的合理比价,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逐步缩小‘剪刀差’”,发展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必要的储备调节制度,1998年进行了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的改革,标志着中国农业发展走向了市场化的不归之路。党也认识到了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产业”,“市场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的客观规律,要解决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又符合国情的农业调控保护机制的两难问题。党总结了农民的实践,确定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分散生产与统一市场的矛盾,小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的矛盾,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坚持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至今,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农村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这是党主张农业生产力在市场中发展的基本观点。

3、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支持农业生产力发展

党认为增加农业投资在财政支出中的份额是改善农业基础薄弱、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1979年党提出提高国家对农业投资比重,地方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农业和农用工业,要“增加化肥、农药、农用塑料和各种除草剂的生产”等政策。1984年后,党提出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农业生产力发展战略,再度重视农用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力发展提供应有的技术装备。如：扶持和加强农机工业,优先供给化肥生产所需的原料、能源,增加农药、农膜、柴油等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实行化肥、农药、农膜专营政策,“加强监督,防止不正之风,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继续实行合同定购粮与平价化肥、柴油和预购定金‘三挂钩’的政策”,从生产和流通方面搞好农用生产资料供应。1990年代,党更强调“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支持”,市场经济下切不可放松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建设,把“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农用工业的发展”作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确立了国家对农用工业实行投资倾斜和其它扶持政策,农用工业发展既要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量,又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通过减少中间环节、缩小批零差率,降低流通费用和加强农资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等措施“解决化肥、柴油供给不足、价格过高的问题”；加快农药新品种研制开发,“增加农膜原料产量,调整农、地膜用料结构,开发新品种。改进大型农机具,加快发展中小型农机具和农产品加工机械”[7]（286,724,916,1160,920,60,541,599,720,1011,1243页）；“大力发展饲料工业,优先发展饲料添加剂,提高配合饲料入户率”,“不断开发复合高效、环境保护型的新肥料品种”[8]（396,718-719页）；粮棉主产区通过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走增加生产与增殖转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办法来促进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四）尊重自然规律

党总结了以往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教训,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力要利用自然条件和潜力,强调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因地制宜,讲究实效”,要根据生产需要和资源条件,在农村发展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水利化。农业水利化建设要区别自然地理的不同情况,“能引则引,能蓄则蓄,能提则提,逐步发展喷灌”。农业开发要按照“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渔则渔”,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与水土保持相结合。因地制宜、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经济效果被党确定为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原则。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可收兼顾并利之效”,“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有利于保持适于农业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1990年代党提出了“加强资源培育和森林保护,抓好防护林体系建设和治沙工程,改善生态环境”[7]（48, 66,560,726页）,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是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途径”。农业生产“使用生产资料、采用生产技术、选择生产方式,都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破坏生态、牺牲环境、危害健康”,“发展粮食生产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8]（450, 733, 891页）。党的以农田水利建设为核心的农业生态环境建设,采取有计划、分步骤的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政策,发展林果和畜牧水产业,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五

尽管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属于国家管理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力的范畴,其实践必须与农业生产的现实条件结合,农业生产力发展还包含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但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问题上探索与实践与当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党就经营制度、生产技术、发展环境和发展农用工业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实现了中国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取得了世人公认的农业发展成就。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也完善成熟起来,构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解决农业问题的成功经验。

（一）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经历了三代领导集体围绕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主题,进行艰辛探索的过程。第一代领导集体把作为解放农民的措施,用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了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农业体制,发展农业生产力。党认定农业经营制度由个体到集体的转变,“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得到解放”,“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9]（717页）,揭开了中国当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序幕。曾提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0] （256页）的观点体现了党发展农业生产力把制度和技术改造相结合的要求,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改造道路却把制度演变放在优先地位,这就颠倒了制度和技术变迁的顺序。党虽然把解放生产关系放在首位,把扩大生产规模作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导致了农业经营组织的不断升级。党以集体组织动员农民在增加土地数量,提高土地质量,改善灌溉系统,增施化肥,改良作物品种等方面,为发展农业生产力进行了艰苦努力。我们认为,第一代领导人在七十年代前对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可贵探索,未能真正找到一条好路子,方法不对,其突出表现在化时期。其原因在于党注重了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但忽视了生产工具为主的农业劳动资料是决定生产力性质、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素,忽视了农业生产关系变革是由物质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希求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规模农业,以取得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高速度。党在农业生产力发展思路上的这种认识,决定了党在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上倚重于农民之间关系的调整,未能高度重视与农民利益攸关的分配关系的调整,反而强调政治挂帅、精神鼓励,损失了农民的物质利益,挫伤了农民生产劳动积极性,降低了农业技术进步的功效。

第二、三代领导集体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找到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基本方法。党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发展获得持久的内在动力。党提出并实施了系列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现实而科学的方法,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邓小平提出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11]（17,355页）,勾画出了我国农业长期发展的体制模式。他强调了农业机械化、管理、多种经营、商品经济、集体收入等提高是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条件,指出“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并认为“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12]（315—316页）。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途径和正确方法,提出并解决了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农业生产各种要素的协调问题,体现了尊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是对第一代领导集体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农业生产力科学发展观的表现。

（二）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在理论与实践中得到进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

我们看到,党在五十多年的理论和实践中,一贯强调改善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条件,强调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帮助支持问题,也要求领导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时要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等,但这些政策在1980年代前后却导致了相反的实施效果。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力是农民通过生产活动获得农产品的能力,农民是农业生产力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具有生命力的动物和植物是农业的劳动对象,农业生产工具和自然环境是农业的劳动资料。农业生产力最根本的特点是由动植物的生物特点所派生的,具有对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依赖性、季节性,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交织性,生产工艺过程的特殊性,劳动资料的使用特性和农民知识结构和劳动时间的特殊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党在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时必须把握并综合协调上述特点。从党对这些因素和特点的认识和判断来看,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经历了探索、调整和完善的过程。1980年代前,其实践效果不好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实现上述因素的协调功能及农业领导方法上的失误。而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党的领导方式和综合农业生产力发展因素功能协调的结果。因此,1980年代以来党关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正确观点就是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理论形态。调动和保护农民积极性、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在产业进步中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推进农业市场化发展,建立农业保护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组成部分,也是党对中国传统农业重视天地人协调经验的继承。

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演进体现了党对农业领导方式的改进,体现了党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理论品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代表了中国农业发展观的进步。坚持和实践1980年代以来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将继续引导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现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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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云文选（1949—1956）[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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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中央卷[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8]李文学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9]著作选读：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建国以来文稿：第5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篇13

南方山区地形上的特点是西高东低，西部分布着高山高原，中部山原和盆地交错，多山地。逐渐过渡到东部的低山丘陵。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历史上南方山区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大体来说，东南山区比中南、西南山区开发得早，到宋元时期进入大开发阶段，以塘堰为主的灌溉水利广泛兴修，明清时继续发展，这部分内容本人已有专文作了论述。①而中南、西南山区虽然开发的历史也很悠久，但开发的范围有局限，规模也不大，明清时才进入大规模开发期，不仅开发丘陵冈地，高原山地亦都有不同程度的开发，同时兴修了许多农田水利工程，扩大了水田面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南、西南山区降水量丰沛，除秦岭山地和云南省北部年平均降雨量为500—800毫米外，其余地区一般皆在800—1200毫米以上。鄂湘川粤大小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桂黔滇岩溶山区虽然地表水不多，但地下水蕴藏量大。然由于降水分配不均，加上山区坡陡流急，溪水易涸易涨，使农业生产常遭干旱洪涝的威胁，故要发展生产就需兴修水利。然而山区地形复杂，地势起伏急剧，垂直变化显著，地貌复杂多样，水热条件各异，致使兴修水利不易。明清时南方山区各地因地制宜，采用多种形式和设施利用水资源，发展农田水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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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基金课题“明清南方山区开发研究”的论文之一。

①本文范围只包括中南、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内容参见拙作《明清东南山区的灌溉水利》一文，载《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一、明清南方山区农田水利的发展

(一)湖北丘陵山区和陕南山区

湖北东、西、北三面环山，地貌分属鄂北岗地、鄂东低山丘陵和鄂西山地三部分，中南部为江汉平原。鄂北岗地和鄂东低山丘陵开发历史悠久，今南漳、宜城一带在秦汉时分别修了长渠和木渠，引蛮河水灌田，渠道沿途还与陂池相连。此两渠历代皆有维修。唐宋时鄂北和鄂东开垦加快，塘堰修筑渐多。如崇阳县在唐宋时筑有华陂、石枧陂、白泉陂等。宋代在枣阳县建平堰，引水渠道跨山涧9处，号称“灌田十万顷”。明清时除维修原有塘堰外，还兴建了许多小型塘堰。如明前期麻城县有灌溉塘堰1477口①。黄陂县水利亦较发达。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3称：“按黄以陂名，而河塘陂堰以万计是利灌溉。”万历《襄阳府志·水利》载全府有陂塘堰湖共1182所，万历时比原额新增168所。该府宜城县的长渠、木渠明清时多次维修，清光绪时长渠灌田4000顷，木渠灌田3000顷，加上东西两山水田，总计有水田11000顷，丰收年能收粘稻百万石之多③。湖北中部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州等明清时大量利用泉水灌溉。京山县位于大洪山山麓地带，泉水丰富。雍正《湖广通志》卷76称：“京山县地远多山泉，民引泉为机，堰水为业。”还利用温泉灌溉稻田，“其收数倍”③。钟祥县利用猪龙池等泉水灌溉农田百余顷，县西又有5泉灌田甚广。荆门州北20里有南泉，灌田千顷④。

鄂西山区山大林深，以往开发不够，人烟稀少，明清时期才有了较多的开发。北部荆襄地区，明前期进入的流民达百万之多，为了加强管理，成化十二年设置郧阳府，其时开垦荒田达143万亩⑤。清代人口增加更快，嘉庆年间郧阳府人口比明万历时增加近8倍，荒地继续得到开垦。山农主要种植旱作物，但在山间平坝和河谷平原也兴修水利，发展水稻。如郧县“近郊多平原，水田产稻颇佳。”以县西北30里的武阳堰、县北5里的盛水堰最巨，二堰修建年代悠久，历久沦废，明弘治中知府胡伦主持修复。清康熙十七年又修盛水堰，灌田百余顷⑥。另有横塘堰等十余处，各堰皆灌溉下种百余石之田⑦。郧西县“山岭之下，多成平坝”，于是在溪水上筑堰引水灌田。如洪武初在县西北15里筑千工堰，灌田干余亩⑧。清道光时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载郧西县有20多堰，“每堰下种百数十石”，产稻较多。故《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谓：郧西“居民开成水田，连迁逾陌，故其产谷较胜洶阳、山阳诸邑。”竹溪县“川原乎旷，溪流潆洄”，清代有官堰等17座，各堰多的灌溉二三百石田，少的亦灌溉数十石田。水田风景“绝似江乡”，故其米谷之饶，“洵阳、白河客民亦借资焉”⑨。房县“平原膴膴，溪流清漪”，以潵潵堰最大。明万历中知县朱衣修筑此堰，“凿石为斗门，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为管(涵管)七十余”，以时蓄泄，灌溉上中下畈稻田万余亩⑩。又有白土等18堰，每堰溉百石数十石田不等。同治《房县志·水利》称：“郧属六邑惟房犹号裕米之乡，而稻田灌溉惟恃塘堰。”竹山县虽“山势陡窄，鲜膏沃之地”，但县西宝丰一带稍平衍建有安河堰等十数处，各堰灌溉数石数十石田。保康县因山高谷深，水田较少，然亦建有十数处堰，所产稻谷可供县城之用⑾。此外郧阳府东面的均州，在明初建石板滩蓄水堰，灌田数百顷，万历中知州王家业又主持修治，清中叶时效益仍大⑿。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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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弘治《黄州府志》卷3《惠政》。

②光绪《宜城县乡土志》卷4《物产》。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3《湖广二》。

④《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2、352。

⑤《明宪宗实录》卷167，成化十三年六月。

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9。

⑦《三省边防备览·民食》。此山区稻田面积以种计，大约一亩地合下种市斗4升，合仓斗6升7合之数，见同治《房县志》。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9。

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⑩王世贞：《潵潵堰斗门门碑》，载乾隆《房县志·艺文》。

⑾《三省边防备览·民食》。

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8。

南恩施地区为崇冈峻岭，林深箐密的山区，明代清初，这里多数为土司属地，大部分地方“土广人稀，荒山未辟”，开发程度很低，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建施南府后，“流人麇至，穷岩邃谷尽行耕垦。”主要种植包谷等旱作物，但在“山行平旷处，皆开田种稻”①，开始兴修农田水利。如雍正末张冲知来凤县，“导浚水源，设甬道(凿山开成的渠)滋灌溉”，使城西南之地成为膏腴水田。恩施县亦引九渡溪水灌田②。

鄂西地区明清虽有较多的开发，但水利兴修仍然有限，农业以旱作物为主，水田约占耕地的十分之一二。

陕南山区地貌属秦巴山地。除汉中盆地开发历史悠久，水利自古较发达外，其余地区到明清时期才得到真正开发。开发大体是从东向西。从河川原地到丘陵低山，直至高寒山地。商洛、安康与郧阳地区接邻，明代前期亦是广大流民的流寓之所，因流民的入籍，明成化时升商县为州，增置商南、山阳二县，又划洛南、镇安辖于商州。清前期大量流民再次进入秦巴山地，山区进一步得到开发。

商州有丹水流过，下通汉江，清代多次整治航道，疏凿险滩以利水运。史称：“丹水自燕脂关东流过说法洞，绕州城南，又东至张村铺、商洛镇、龙车寨，经流二百里，两岸随地皆可开渠”③。水利的发展还与擅长种水田的流民迁入有关。《三省边防备览·民食》谓：“商州，……湖北武黄、安徽潜六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军糈之资不劳外境。“但商州除本州水利较好外，其余的县只有一些小渠堰，各渠堰一般灌田才数十亩，所以水田很少，主要种植包谷等杂粮。

安康地区明代称金州，万历十一年改为兴安州，乾隆四十七年因流民的大量迁入，“户口较前增至数十倍”，遂升为府。清代府属以“汉阴、平利水利为最，安康次之”。汉阴县沿月河作渠数十道，灌田2万2千余亩．清末时有官渠堰19处，民间私堰不下数百处，灌田数十万亩④。平利县有坝18处，引水灌田约四五万亩⑤。安康县主要在恒河上筑堰，位于龙口的名千工堰，康熙五十六年于龙口南七里更筑一堰名永丰堰，两堰共灌田千余亩，至乾隆时灌溉面积扩大到万亩⑥。另外紫阳县、洶阳县清代水田亦有发展。道光《秦疆治略》卷65称：紫阳县“境内四面皆山，依山之麓除沟窄水陡者，余悉开成稻田，引水灌溉，旱潦咸收。”洵阳县“居民因势开堰，虽无官渠，而稻田极多”⑦。

汉中盆地四周都是山县，明清时始兴修水利。南面的宁羌州(今宁强县)，嘉靖初知州李应元“以山民不知水利，特凿七里堰引水灌田千余亩，获利甚饶。民自是争相仿效，凡山间平地有水之处概成良田”⑧。清代嘉庆时宁羌约有渠田万亩。西面的略阳县嘉靖《县志》记载；县境四面皆有稻田，东路两河口一带至小寨西溪止，南路道岭子一带至铁佛寺止，西路横现河至今竹坝石门河止，北路小八度一带至五行三川止。水稻业的发展必然建有相应的水利设施。东面的定远(今镇巴县)清代有堰渠多处，灌溉稻田约二三万亩，以九军坝产稻最美。然总的来说，该山区堰渠仍少，故《三省边防备览》称；“讲民食，留(坝)、凤(县)、宁(羌)、略(阳)、定(远)、洋(县)均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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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来凤县志》卷8。

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51。

③雍正《陕西通志稿》卷40《水利二》。

④民国《陕西通志稿》卷60。

⑤《三省边防备览·民食》。

⑥雍正《陕西通志稿》卷40，民国《陕西通志稿》卷6。

⑦民国《陕西通志稿》卷59。

⑧光绪《宁羌州乡士志·政绩》。

(二)湖南丘陵山区

湖南北面为洞庭湖区，东、南、西三面环绕山地，中部以丘陵岗地为主，红层盆地和灰岩盆地沿河呈串珠状排列。洞庭湖区和湘、资、沅、澧下游地区开发最早，后来又向四水中游丘陵岗地发展，唐宋时期中部丘陵地区修建了不少大中型塘堰工程，明清时堰更加发达，还大力设置筒车、龙骨车等灌溉农田，周围山地亦兴灌溉之利。

在湘江流域：明清时丘陵地区普遍讲究水利。如宁乡县于明成化间由民谢崇玺等修太阳坝，号称“灌田万顷”(实荫田5千亩)。清代“自乾隆戊戌旱后，凿井挑塘筑堰蓄水，点滴不肯轻泄，沿河两岸横江叠坝驾筒车汲灌，又有手挽曰手车，脚踏曰脚车，随田高低用之”①。清代时祁阳县在湘江支流祁江、烟江、清江、白河、白水、三江等河流“两岸，居民因势乘便堵筑堰坝，兼用筒车引水灌田不下数十万亩．”其他小涧支流皆足以资蓄泄，还凿有众多池塘，“塘田为最多，堰田次之”，塘田面积超过了堰田。故称“祁阳宜稻，农皆水耕”②。零陵县在明代由知县陈福山“修筑堰塘溉田二百余顷，民赖其利号曰陈公堰”⑧．湘东山地和南岭山地明清时随着大量开发山田亦兴建多种水利设施。清代平江县“重梯作垄”“半岭凿塘”④。醴陵等县“多山田，皆资于陂泽池塘灌溉，惟近河设筒车以荫”⑥．邑中陂塘不下5百余处⑥。攸县因有陂堰灌溉，多种植早稻，早稻收获后再种大豆、荞麦，形成一年两熟制。山上多开成梯田，种植一季稻⑦。郴州不仅修筑陂堰塘坝，还有“筒车之处动以千计”⑧。桂阳州“山顶上皆田，而顶上多泉，并无旱暎之忧”⑧。永州府明代山田增多．成化中扬崇任知府，“境内山田多旱，崇亲视渠堰，连岁有秋”⑩。清代时更“勤于垦荒，山麓皆治”，“垦山为陇，列植相望”。道光《永州府志》卷5载该府水利：“永明(今江永县)、江华皆赖有陂水，永明之陂五十，其水田较多，江华之陂十有四，其水田较少。……新田山丛地狭，然其南十都为陂五十，其北四都为陂二十有七，大半取资于潭山之春溪，故邑小而税额多。于永明至八属，山田可通笕引泉者，每种旱稻。法类区田。取水艰者，纯种包谷及杂粮，其用力也少，其收获也逸。”该府山田已多于平田，“郡境山田十之七，水田十之三。”山田多筑陂引溪河、泉源之水灌溉。

在资、沅、澧流域：明清时除偏僻的湘西一些山区外，多有兴修水利的记载。在资水流域，明洪武二十七年工部委官主持修筑邵阳县铁塘陂、代陂等⑾。北面的新化县筒车灌溉普遍，在12条资水支流“沿岸，民设筒车壅坝水激之使自环转，挹水以灌田”⑿。在沅水流域，明弘治间虞球任辰州府通判，“见高田水涸禾苗易涸，亲诣田间，相视水道．令民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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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宁乡县志》卷8《风俗》。

⑧嘉庆《祁阳县志》卷4引旧志。

⑧雍正《湖广通志》卷45引(明一统志》。

④同治《平江县志》卷1《《赋役》。

⑤嘉庆《醴陵县志》卷4《水利》。

⑥民国(醴陵县志．水利》引旧志。

⑦顺治《攸县志》卷18《农事》。

⑧嘉庆《郴州总志》卷5。

⑨赵宗文：《教绥民多垦水田论》，同治《绥宁县志》卷36。

⑩正德《湖广图经志书》卷13。

⑾隆庆(宝庆府志》卷3《山川》。

⑿嘉靖《薪化县志》卷2。

陂塘潴水，民受其利”①。该府溆浦县早在三国时已开辟序溪(即溆水)一带良田数百顷，成为宜稻之地。明清时水利更加发达。明成化三年当地民覃希纯筑干工坝，灌区起湖田坪迄茅坪村袤三十余里，坝以石筑，至二十一年才成，“引射龙湾水灌田四万有奇。”清同治《溆浦县志》称“邑水利大矣”，所筑工程有球(即圳、渠)、有堰、有塘。除建平塘外，还修筑山塘，“因山为池，于两山中凿池使深引泉注之，而塞其口为堤使厚而坚，用以潴水。”如杉木塘等7个塘皆如此筑成，类似今之水库。山区的陂在溪流上筑坝，主要作用是壅水，而山塘在山谷中筑坝，能蓄积更多的水，山塘的增多说明山区水资源得到更多的利用。上游的沅州府水利亦较好。明万历末蔡心一知麻阳县，“麻阳多石田苦无水，心一相地势筑陂堰凡四十余所”②。清代乾隆《沅州府志·水利》载：麻阳县有塘堰130余所，芷江县有塘堰泉134所，黔阳县有106所。该府水利设施多样；府境之水“资以溉田者有二：曰山溪、曰洞泉。壅溪曰堰，引堰之水而入田者曰圳，亦有障堰而蓄水者日陂，通泉曰渠，刳木引渠之水而入田者曰枧，其凿地而潴水者曰塘，举具*[奭=斗]塘之水而入田者曰斛，转轮激水曰车陂，亦曰车堰。”以陂塘堰之利最大。澧水流域的澧州水利也有较多发展。如明成化间俞晝以御史出判澧州，大筑陂堰，“灌田可万顷”③。然而在永顺府、乾州厅、永绥厅和凤凰厅一带，史称“苗地山多田少，种稻谷者无几，俱种杂粮于山坡”④，还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塘堰沟渠很少，筒车和水车亦稀少。南部的靖州“荒山甚多”⑤。水利亦不发达。

(三)四川丘陵山区

四川西部属青藏高原，以牧业为主，东部为四川盆地，以农业为主。盆地在龙泉山以西为川西平原，中部为方山丘陵山，东部为平行岭谷区．盆地四周围绕着海拔1000—3000米的山地。明代之前四川主要在川西平原兴修水利工程，南起乐山。北到绵阳的水田农业区秦汉时已形成。其余地区多山丘，唐宋时得到较快开垦，但多开成畲田种植旱作物，只沿河两岸引水种稻，南宋时川中始修筑梯田植稻。明代人口和耕地均未超过唐宋盛期，开垦记载较少，但农业技术有所提高，在川中、川东丘陵区多有兴修山湾塘堰的记载。清代四川人口大增，大量开垦山丘地，提倡兴修水利，山丘区水利有了较快的发展。

明代川中的合州(今合川)、中江、遂宁、富顺、井研等州县都有兴修塘堰的活动。合州在明洪武时修筑塘堰150处⑥．中江县于成化二十年由知县王皋主持兴修陂塘⑦。遂宁县在嘉靖时太史杨名撰有《劝农亭记》，称“陂塘沟港潴蓄水利各宜及时用功浚治”等语⑧。积极倡导水利。富顺县北10里的朱家堰，为明代创置⑨。在井研县，嘉靖时知县萧溥筑高滩、潺泊二堰，其后知县杜如桂兴建塘堰更多⑩。川东明代时只有部分地区水利发展较快，如成化四年唐博知巴县，“相地筑塘堰凡百有七十所，巴人赖之”⑾。在江津县，“明嘉靖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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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雍正《湖广通志》卷46。

②乾隆《湖南通志》卷105《名宦》。

③雍正《湖广通志》卷46《名宦志》。

④乾隆《乾州志》卷4。

⑤同治《绥宁县志》卷36。

⑥万历《合州志》卷1《陂塘》。

⑦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⑧乾隆《遂宁县志》卷2。

⑨光绪《叙州府志·水利》。

⑩光绪《井研县志·建置》。

⑾道光《广西通志辑要》卷4 。

令杨元吉劝农修塘堰车闸五百七十五座”①。又正德《四川志》记载：长寿县有堰47座，塘1283口；涪州有堰153座，塘1363口；丰都县堰4l座，塘253口；忠州堰116座，塘162口；新宁县堰11座，塘127口。而其余州县水利兴修甚少。

“蜀自明季兵燹之后，户口凋残八九。”清初在四川施行奖励垦殖的政策，吸引大批外省穷人如楚陕闽粤之民迁入四川，形成移民湮没土著的现象。康雍时四川弃荒地已得到垦复，乾嘉时进入大量扩殖山丘的阶段，同时积极修筑梯田，发展农田水利，促使旱地改成水田，水田移上山丘。

川中地区，在岷江及支流沱江流域，雍正十三年井研县令黄光灿令民在旁田隙地掘陂塘蓄水，共掘塘千余区②。仁寿县于乾隆三十二年筑成古佛堰，灌溉华阳、彭山、仁寿3县田14 000亩③。资阳县“县属水田全藉塘堰以资灌溉，其用力少而成功倍者惟筒车为最。”咸丰《资阳县志》载有塘堰26座，而筒车堰仅资溪上就有96座。清中期内江县有堰共158所④。以上是资州的水利情况。嘉定府塘堰亦多；同治《嘉定府志·水利》载所属犍为县为堰共45所，其中新建24；塘8l所，其中新建19。荣县有堰187，塘1768，其中新建739。威远县有塘642，其中新建253。在嘉陵江流域，以绵州、潼川府发展塘堰较多。绵州在乾隆中开翥鹤堰，灌下游山田数万亩；嘉庆十七年修治涪翁堰。灌田l万亩；还有史君堰，亦灌田l万亩⑤。潼川府的三台县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由熊绵及其子熊升龙先后建成惠泽堰，灌溉潼绵二属田16 500余亩⑥。嘉庆十五年至二十年知县沈昭兴倡捐修复永成堰，计可灌田2万亩⑦。射洪县在乾隆二十五年由县令何辰主持修广寒堰，堰坝用石砌成．石缝熔铁汁灌之，溉田3千亩⑧。光绪《蓬溪县志》卷11载县内有堰沟241条，堰塘165所，其中聚星堰由知县刘善源筑于同治十年．遂宁县西南有广济堰，康熙五十八年知县施士狱修筑，乾隆二年改建成石堤，约灌田万亩。县东北有永济堰，乾隆九年知县田朝鼎倡修，在射洪嘴溪水上筑堰，灌溉杨渡坝田2万余亩。乾隆时全县共修堰130余处⑨。乾隆七年尤秉元知乐至县，劝民开沟筑堰。道光时统计乐知全县有堰共444所⑩．乾隆二十一年安岳县令江伍圆谕民修筑堤堰，共建塘堰2126处⑾。潼川府一带是四川有名的少水干旱区．清代努力兴修水利，较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川中其他州县，清代亦多有兴修水利的记载。繁不胜举。

川东地区；长江从该区中间穿过，低山与谷地平行相间排列，故“川东一带率皆田高河低，不便引水作堰”⑿。清代时努力克服地形困难，发展塘堰和水车灌溉，其中以重庆府水利兴修最多。在巴县，雍正元年开宋家沟南北堰，灌田约万石⒀。乾隆时知县王尔鉴倡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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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江津乡土志》卷1。

②光绪《井研县志》卷4《建置》。

⑧光绪《资州直隶州·水利》。

④嘉庆《内江县志》引旧志。

⑤同治《直隶绵州志》卷lO《水利》。

⑥民国《三台县志》卷2《堤堰》．

⑦光绪《潼川府志》卷4《堤堰》。

⑧嘉庆《四川通志》卷23《堤堰》。

⑨乾隆《遂宁县志》卷3《水利)。

⑩道光《乐至县志》卷11《水利》。

⑾道光《安岳县志》卷6《堤堰法》。

⑿道光《江北厅志》卷2(水利》。

⒀民国《巴县志》卷2《塘堰》。

利，“巴之堰。指不胜屈，巨者182，旧塘587，新塘1719”①在永川县，乾隆十九年单思迈知永川，筑堰300，塘数百处。乾隆以后，“堰倍于前，塘数十倍于前，合计堰700余，塘2800余处，水利从此大兴”②．在江津县，乾隆十九年邑令王政义、二十九年黄正澄先后奉文陆续新修渠堰97道，开筑新塘238口，补修陂塘157口，并修淤塞陂塘87口．三十年全县计有塘堰1154口，三十年以后新添塘堰不下1500③。在涪州(今涪陵县)。嘉庆间筑橘子董大堰，灌田数千亩，道光初又筑散水坝、马滩河堰，效益亦大④。有的县清代时塘堰少，就架设龙骨车灌田。如定远县，“定邑无堰，春水稍迟，民皆用龙骨车引水层叠逆上数十丈”⑤。夔州府的开县、万县，清代亦发展灌溉种植水稻。“夔府产稻之乡首开县，次万县。”水稻多种在平坝地区。开县沿东溪两岸用筒车灌溉沃田数百顷，县西的临江市又有水田数百顷⑥。“万(县)临大江多溪河，里甲塘堰之数不可胜计。其地大半山田而为腴米之乡”，小塘尤多达5千余⑦。又奉节县在乾嘉间，里人王天成相度地宜，傍山修堰，引九眼龙洞泉水，逦迤六七里，名七里堰，沿岸开田二千余顷，约出稻谷干余石⑧．此外清代时该府一些平坝地区排水不畅，因此进行了排涝工程．如奉节县南岸齐峨山坝地，巫山县坪垄坝和大宁县(今巫溪县)羊乔坝，四周为山环绕，溪流从暗洞排水于外，由于山地开垦后水土流失加重，使消水洞出现淤寒，清代多次进行疏浚工程。

川北、川南地区：川北水利多数地区从清代始兴。如龙安府石泉县：“民业山，唯种荞麦充粮”，乾隆中石泉知县姜炳璋，“因教以注水作堰法，民遵行之，始知有水田利”⑨。保宁府的阆中县。嘉庆二十四年。川北道黎学锦在城东北2里筑石坝．开通济渠，以灌负郭田；又制筒车引江入渠，济冬春之不足，“环阆旧无堤堰，兹渠成而水利始兴”⑩。东面大巴山区，“连山叠巘，绝少平原”。清代“巴(今巴中)属之民多楚黔流徙，善于开垦土山，无石则旋绕挖作水田，故梯田甚多。”乾隆时在南江县北大坝地方，筑坝开渠，营治稻田⑾。光绪《太平县志·风俗》称；“昔为老林，今虽多半开垦，然地气高寒只宜洋芋包谷，低处依山凿田引水作堰，故种稻者三，种杂粮者七。”可见川北地区清代多有开垦，还修筑梯田引水种稻。但因山多而高，粮食作物还是以旱作为主，主要在低处及平坝地方兴修水利。经营稻田。川南叙州府在清代也有开发，各州县多兴修塘堰灌溉，以宜宾、南溪修建较多。其南溪县合堰，光绪间修，可灌田万余亩，又有海棠堰，灌田6000余亩。此外兴文县除修堰外，还架设筒车灌溉，架筒车的河称之为水车河。因叙州府为四川边地，清代设屯兵守戌，屯兵亦从事开垦活动。雍正八年胡漪任雷波厅卫守备，令民开垦田畴，教以播种，又在北门外修筑堤堰，引龙洞泉水，灌溉大坝田数千亩，此处“初犹土也”，是种植旱作物的，兴水利后改种水稻⑿。川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清代水利亦得到发展。如乾隆元年改酉阳土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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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巴县志》卷2《水利》。

②道光《永川县志》卷2，光绪《永川县志》卷2。

⑧光绪《江津乡土志》卷1，民国《江津县志》卷l。

④同治《涪州志}卷1，民国《续修涪州志》卷3。

⑤道光《重庆府志》卷1《山川》。

⑥《三省边防备览》卷9(民食》。

⑦同治《万县志》卷9《地理志》。

⑧光绪《奉节县志》卷8《水利》。

⑨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⑩道光《保宁府志》卷9《堤堰》。

⑾《清高宗实录》卷733，乾隆三十年三月。

⑿光绪《叙州府志》卷6《水利》。

酉阳直隶州，开发加快，乾隆十五年李光爽任酉阳州，“教民辟荒菁，兴水利”①。之后新修了一系列塘堰。该州秀山县巨丰堰筑于乾隆三十二年，永丰堰筑于嘉庆二年；黔江县据道光六年统计，旧有蓄水塘114口，新开塘58口，旧有堤堰101道，新修堤堰62道②。泸州的九姓乡是土司地，清代康熙初长官司吏目黄飞龙修土地岩大堰，灌田千亩；乾隆十三年长官司任户烈修得用堰，灌田5百余亩；嘉庆十六年长官司任清修太平堰，长15里。灌田6百余亩③。彝藏少数民族聚居的宁远府，原来多利用天然溪泉灌溉，清后期在官吏的提倡下亦修堰兴利。咸丰《冕宁县志》卷5称：“前此资挹尚少，近由官吏倡导渐多砌堰。”

明清时四川水利最发达的地区仍为川西平原，其他山丘区水利明代主要发展川中、川东塘堰水利，清代时四川各山丘区水利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山丘区地形起伏。修筑的塘堰规模小，灌溉面积仍然有限。清代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大力提倡种植水稻，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但四川气候冬干春旱，水稻插秧时期往往缺水，为了克服塘堰灌溉的不足，于是从雍正乾隆起开始推广“冬水田”种植制度。冬水田在秋季收获水稻后，即收蓄雨水，以备翌年春季插秧之需。冬水田实是一种大面积上的蓄水工程。冬水田田塍一般高1尺左右．但汇集径流多的地块，往往筑有2—3尺高的田塍。此类冬水田称为囤水田。它在春季可供附近二、三亩干田整田插秧需水．其放水后仍可种植一季稻谷。清代四川由于梯田开辟增多，冬水田在山丘区分布很是普遍。《三省边防备览·民食》谓：川东“楚粤侨居之人善于开田，就山场斜势挖开一二丈三四丈。将挖出之土填补低处作畦，层垒而上，绿塍横于山腰，望之若带，由下而上竟至数十层，名曰梯田。山顶不能作池则就各层中田形稍大者深耕和泥不致漏水。作高塍二三尺，蓄冬水以备春种之用。如平地池塘，然其泥脚深颇能耐旱．”道光时王培苟讲；四川“江流不经之处，甚多山田，层累而上，山上可种稻，遍山皆稻田。直至山顶，层层如梯”④。山田修筑水利工程不易，但“山田蓄积冬水亦可种稻”⑤，因此清代四川的梯田多发展成冬水田。冬水田“分散蓄水，分散用水”，弥补了山丘区塘堰等水利工程有限，分布不广的缺陷，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四川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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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四川通志·政绩)。

②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4规建志。

③光绪《泸州九姓乡志》卷1《山川》。

④邬庆时：《听雨楼随笔》卷5。

⑤嘉庆《眉州属志》卷9《风土志》。 (四)粤桂丘陵山区

广东丘陵山区最早开发的是一些交通要道地。宋元时期由于中原人口的南迁开发加快，兴修水利的记载增多。明代“以中州谪戍之民填实岭表卫所，于是州县城廓之民大都非百粤之旧”①。当时主要开发珠江和韩江三角洲，但山丘区在地方官的倡导下亦有水利兴修的活动。清代一再颁布鼓励开垦山场荒地的政策，于是粤东山丘区普遍得到开发，各地皆修筑陂塘堰坝，并引泉架车灌溉农田。

粤北山区：南雄州在明洪武年间修筑保昌县陂塘9所，始兴县陂塘7所。之后永乐、成化、嘉靖年间皆有修筑②。清代所筑陂塘更多，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间，南雄知州罗含章倡捐并督民新建水陂13座，修复14座，新开塘97口，共溉田2．1万多亩③。道光时程含章在南雄“尝开陂塘五十有三矣”④。韶州府乐昌县在洪武二年由知县索彦胜筑官陂，灌田百余顷，清代顺治时改建为石陂⑤。据万历《广东通志》卷27统计，韶州府共有陂塘圳泉457处。西面的连州在明代永乐间筑阳山县黄村陂、连陂、中峒陂、大陂、朝头陂等；景泰间又筑龙板陂。粤北山区自然条件差，水利的兴修使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得以改善。

粤东山丘区：明代因经济发展的需要，新设置了许多州县，如和平县、长宁县(今新丰县)、永安县(今紫金县)、连平州、饶平县(治下饶)、大浦县、平远县、镇平县(今蕉岭县)等。这些山区州县或多或少都有水利兴置。如饶平县嘉靖时有陂38所，但和平、永安、长宁等山邑“作渠导水不藉陂塘”，而是“沿长溪作转轮车取水上渠，其渠大小五十余所”⑥。西边的河源县水利以圳为主，“往往以一圳而灌数十百顷，无忧于旱也”⑦。粤东的嘉应州(治今梅县)水利也好。有蒿窟湖在州西南7里，周2里，深7尺，水利甚溥，开有39圳引湖水灌溉；新菴塘，塘周1150丈，溉莆心、杨古状、白土三乡田；五官塘，明正德中筑，溉州东南沿山田3千余亩，康熙三十三年又修。又长乐县(治今五华县西北华城)清代所筑水利工程较大，如周琯圳，位于县南50里，县人周琯所凿，泉流30里，灌田万余亩⑧；镰子角树拦土陂，道光二十一年乡人凌华倡建，灌田千余石。可见粤东水利在明清时得到较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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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德庆州志·提封志》。

②嘉靖《南雄府志·提封志》，嘉靖《始兴县志·陂塘》。

③道光《广东通志》卷119。

④程含章《与所属牧令书》，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38。

⑤同治《乐昌县志》卷3《水利》。

⑥万历《广东通志》卷34，万历《惠州府志》卷6。

⑦乾隆《河源县志》卷10《水利》。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6。

粤西山丘区：肇庆府和罗定州有西江从它们境内流过，水利条件较好，开发也早，明清时继续发展。据万历《广东通志·水利》载：肇庆府新兴县有陂6，其中筑于洪武间的有云区陂，灌田60余顷；罗马陂，灌田40余顷；观登陂，灌田70余顷。景泰五年又筑黄莫陂，灌田120余顷。上代已建明重修的陂有马菴陂，灌田100余顷；社墟陂，灌田500余顷。康熙《肇庆府志·水利》载山区县的陂数：新兴县陂7、阳春县13、恩平县10、广宁县19、封川县16、开建县31陂共灌田300顷、德庆州13陂(其中5陂筑于明代)共灌田702顷。以上陂灌溉面积都较大。又据《嘉庆一统志》卷448记载，德庆州还有新村塘等13所塘，皆修于康熙年间。罗定州于明万历五年升泷水县置，领东安(今云浮县)、西宁(今郁南县)二县。此二县“层峦叠障”，多徭僮之民，万历五年设县后，闽广之人多移籍于此，开垦田地兴修水利。早在弘治二年翟观知泷水县，已“辟荒田九百顷，凿水圳四十八”①。以后万历十四年，西宁知县林致礼又开东、西圳，“凿山通圳，绕郭东西数十里”，灌田百余顷②。清康熙《罗定州志·陂塘》载：州有陂27，其中四寺陂最大，灌田15 106亩；东安县有陂36；西宁县有陂10，还有东、西两圳。高、雷、廉(今属广西)等府除雷州半岛为台地平原地貌，宋元时已大力开发水利，明清时水利较发达外，其他地区山深土旷，明清时才真正得到开发，尤其是乾隆后山场荒地开垦迅速，但由于“山岗硗瘠者居多”，“无泉源可资灌溉”，水利兴修仍是不多。据万历《广东通志》记载，高州府共有陂塘163所，另有障田的堤岸和圩岸27条，但无大规模兴修水利的活动。廉州府弃地更多，水利处于初创阶段。如嘉靖间张岳守廉州，“广为陂池，教民稼穑，当时田畴之利开于公者十常八九。”府志载有8个陂塘为张岳倡筑。然清初，因“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当地人民仍“未谙引灌之法”，即使近水之地亦只垦辟成“地”，种植旱作物，而未垦成水田。之后地方官积极倡导水利，如乾隆时知府周硕勋特雇工匠造水车作示范，督臣班第又制造水车分发到合浦县试演。还募江南熟习农业之人来廉州府城附近开成水田50亩以为倡率，乡民于是得知水田营治之方法，重视耕种水田，乾隆十九年合浦县共承垦水田3 640亩③。以后廉州府修筑陂塘、堰坝渐多，水田也渐增多。道光《廉州府志·水利》称：“迄嘉庆至今种田之法更为精密，凡海匡以及坡地皆可插秧，即岭蛹淡田多以灰粪培植，故其收成视常有加。”道光《钦州志·舆地》亦称：“前此不粪不耘，今则先冬犁田以晒雪，当春进粪以插秧，……附山者凿沟筑坝，在原者凿井开池，近水者制车造桔或引灌。”由于讲究水利、施肥和精耕，因而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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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广西通志》卷250。

②康熙《罗定州志·陂塘》。

③道光《廉州府志》卷11《水利》。

海南岛山地台地区：海南岛沿海多台地，中部有五指山和黎母岭。琼山县因临近雷州半岛，地形又较平坦，故首先得到开发，宋元时即修有渠塘水利。明代水利扩大到沿海四周的台地。因“琼郡田多倚山垦辟”，故其水利设施大多具有山丘区的特征。正德《琼台志》有较详的水利记载，以琼山县水利工程最多，有26处，其中迈容车坝，“绝溪筑栅作水车升水灌田千余顷。”此水车应为筒车之类。其次是崖州有17处，其中椰根陂、湳乙沟、水南沟、桶井、达陇沟、埋鹅陂皆各灌田100余顷，仰重沟灌田200余顷。其他州县如澄迈、临高、定安、文昌、会同、乐会、儋州、昌化、万州、陵水等都有陂、塘、沟(渠)、坝、泉等水利。而儋州有几处水利效益较大，如大江，源自沙锅岭，蜿蜒百余里入海，沿江两岸皆截流作堰，架车灌田千余顷；湳丹坝，元末酋长陈荐观疏通泄于大江，明正统二年县丞何晖复筑坝，灌田干余顷。又德义泉、那细泉皆灌田百余顷。岛中部的黎族多居住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熟黎地多水田”①，黎境河流四布，引水至为便利。有谚云：“东路槟榔西路米，盖郡东界田不及西界，故荒年多取充给于西，西界田不及黎田，故河下每日米船多出黎村”②。清代在海南推行招农垦荒政策，大陆移民在嘉庆后大量迁入海南岛，部分移民深入山区，开辟山地。同时黎族所居的山区亦进一步开垦，多辟为稻田。张庆长《黎岐纪闻》称；黎族“依山涧为田，脉厚而水便，所获较外间数倍。”水利多取自然之水灌溉。

广西除郁江流域平原外，其余地区广布山地丘陵。明清时开发加快，明代采取招民开垦、移民屯垦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清代仍实行鼓励垦辟的政策，尤其是雍正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外省人口得以大量移入广西，还迁入到桂西少数民族居住区，把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开来。由于努力垦殖，广西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清初为733万亩，嘉庆时增到920万亩。在地方官员的倡导下，山地丘陵区兴建了不少陂塘堰坝水利工程。

桂东北山地：明洪武年间先后两次大修桂林府兴安灵渠，恢复了漕运的畅通，并可“溉田万顷”③。永乐、成化间又修筑。清代修浚灵渠达10多次。灵渠是明清时广西的重点工程。府南的阳朔县灌溉也较好。康熙《阳朔县志·田土》中将“田”分为四类，皆有灌溉设施。文中说：“陂田，平畴沃壤得水最先，涝旱无忧；车田，平畴沃壤枕近河旁田，因车激水，潦旱无忧；山田，高原峻垄凿水通亩，常忧旱魃；坑田，山径之间因泉垦地常忧涝。”该县小河甚多，故以筑坝成陂引水和架筒车提水的水田占多数。而府北面的全州明代时开发还不够，到清代时才渐开垦。康熙时“耕作既久，林蓊渐尽，山原旷土，遍布垦种，……无复昔日枭獍之虑。”康熙《全州志·水利》载：本州有陂塘35座，所属灌阳县有塘坝陂32座。全州还多泉水，灌田甚多。平乐府的富川江、荔浦河一带宋代已利用此两江水灌溉田畴，明代因江水泛滥，“两江左右弃田万余顷”，嘉靖间广西参政曾存仁“召民佃作，且度其受水多寡为石堤以备旱潦”④。清代荔浦县还在濒江之地筑坝架车灌田。有山国之称的富川县清代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方式引灌农田，“西山流高借势开渠灌溉为冲田；其流远崖高者筑堰灌水为坝田；东山泉涌分流灌溉为井田；平冈汙泽筑堤蓄水留坝以时泄润为塘田；至若江流岸高堰水不及则塞坝激水架筒转车以灌润为车田；又有高旷之处垦种稻谷旱禾，乘春多雨早种早收，无雨则或用斗戽或用桶吊或用桔槔”⑤。此外恭城县、平乐县、永安州(今蒙山县)等多利用溪河筑坝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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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历《广东通志》卷70《外志》。

②正德《琼台志》卷7《水利》。

③《明史》卷88《河渠志六》，此处“顷”应为“亩”。

④嘉庆《广西通志》卷250。

⑤乾隆《富川县志》卷1《水利》。

桂东南山地丘陵：该地明清时努力兴修水利发展水稻生产．如梧州府的怀集县(今属广东省)明嘉靖间在怀溪南倡筑僮家陂，万历末被水冲坏重筑，灌田百余顷。万历十年还凿石开圳引天马山泉水灌田。乾隆《广西通志·山川》载怀集县有41个陂塘。该府容县在嘉庆年间修筑的思登陂、李家陂、水源陂、石村陂皆灌田百余顷以上。同时期苍梧县在江水上筑陂架车灌溉者有6处，共灌田400余顷，另外还有10陂①。乾隆《梧州府志·水利》称：“梧郡田壤多倚山距河亟需水利，故灌溉之术农民百计讲求，甃砖以引之曰圳，架竹通之曰笕，树栅畚土以潴之曰陂。”郁林州(今玉林县)水利亦较好。明洪武二十七年凿郁林州北流、南河二江灌溉②。清后期有水灌溉的农田所占比例较高。光绪《郁林州志·陂坝》载：“郁林州田亩有陂坝水灌溉者谓之陂垌，无水溉者谓之旱垌。旱垌十之六，陂垌十之四。”即灌溉面积占田亩总数的40％。与其他山区州县相比，这一比例是较高的。南宁府的横县在明代水利就不错，农田中多塘池，还引溪涧水灌溉。嘉靖时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载：“吴浙农家甚劳，横之农甚逸。其地皆山乡，有田一丘：则有塘潴水，旱则决塘窦以灌。又有近溪涧者，则决溪涧，故横人不知有桔槔(水车)。”城内还设有鱼塘360口。府治宣化县(今南宁市)亦多有水利兴修。明嘉靖十五年至十六年，知府郭楠先后重修铜鼓陂(永乐二年筑)、川山陂、龙门陂三大陂塘，灌田共300余石③。清康熙间知府赵良壁又带领民众于天瀑江筑堤堰壅水灌田④。

桂西山地丘陵：以往开发不够，明清时才得到较多开发，兴修水利记载渐多。桂西又多壮、瑶、苗等少数民族，这一时期土司州县也兴修了一些水利。思恩府“初仅八百余户”，“瘴雾昏塞，薄午始开”，经明代开发后，“今治四野宽旷，轩豁秀丽”，“江水既通，商货辐凑，益比内地矣”⑤。清·道光时李彦章治思恩府，“于郡南之江上，大开水田，试种早稻，求是种而栽焉。盖自道光八年始，自是郡中既得再熟，种者渐多。”并制造水车，取水灌溉⑥。该府宾州(今宾阳县)明清时水利修筑较多。永乐三年州判王成美督筑新官陂，溉田2000余亩。万历十一至十三年，知州饶敬承于州城南的室水上堆石筑堰，建闸6座，以激水灌田，并疏浚水道30里，以便通航。万历《宾州志·陂塘》载：州有陂66，塘4；所属上林县有陂35，塘3。府南武缘县清代时在8条河溪上筑堰架车，共灌910顷农田⑦。太平府的崇善县“山石绵延，巉崖险窍”，明正德时土官赵琯筑崇善水陂，嘉靖时又修。嘉靖二十七年知府周允又筹修平峒水陂。庆远府宜山县于乾隆十五年借司库银2 400两，给各垦户以为工本，在县城东南20里的洛潢河筑坝修堤，到乾隆十九年，“兹堤坝石工俱已告竣，实丈得可垦田六千二百余亩”⑧。然总的来说，桂西开发程度比桂东低，水利兴修也有限。

明清广西水利发展的特点，我们可据嘉庆《广西通志·山川》的水利工程统计数作些分析。据统计广西(不包括廉州府)共有水利工程1 179处(包括郁江流域平原的藤县、平南、桂平、贵县共55处)，其中河溪沟307、湖潭20、陂堰548、塘池121、渠圳5、井泉105、江河筑堰架车条数73。这些统计数字虽然不完全，但仍可看出广西水利的特点：①因广西山丘分布广泛，为了拦蓄河溪水灌高田，多在河溪上修筑陂堰，成为重要的灌溉设施。②广西河流众多，集雨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37条，其余小河小溪更多，这些自然河溪水资源得到了颇多利用。③广西泉水和岩洞地下水丰富，引泉或凿井出泉灌溉很是普遍，井泉数量约占工程总数的10％。④明清广西筑堰架设筒车灌溉发展很快，20多个县都有此设施，广布在桂中、桂东南、桂西南地区。筒车设置在坡陡流急的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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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广西通志》卷117。

②谈迁：《国榷》卷10。

③嘉庆《南宁府志》卷3《陂塘》。

④嘉庆《广西通志》卷118《山川》。

⑤苏浚：《广西郡县志》，《粤西文载》卷11。

⑥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早稻之法》。

⑦嘉庆《广西通志》卷117。

⑧《清高宗实录》卷455。

(五)云贵高原山区

云、贵地区高原山地分别占两省总面积的94％和95％。明清以前开发不够。云南惟滇池、洱海坝子一带农业水利较发展，而广大山区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人烟稀少，耕作山田多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贵州省建制较晚，到明永乐十一年才设立行省，建省前经济发展缓慢，水利只兴修了少量的陂塘。明代在云贵地区大量设置屯田，移民开垦。云南明代屯田最多时曾达126万多亩，占全省在册总耕地面积的42．5％。故正德《云南志》称：“云南屯田最为重要，……今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偏列于原野。”贵州设有20卫，共有屯田95万余亩。明代兴修水利多与屯田有关。清代移入云贵的汉民更多，水利兴修也更多。

云南高原山区：明代主要在滇东南盘江流域兴修水利．滇东高原盆地(坝子)和湖盆众多，著名的如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等，明代皆进行了治理利用，如浚凿尾闾、整治河道以排泄洪涝水，修筑堤坝，开挖渠沟以灌溉农田(滇池水利不在本文范围)。阳宗海位于云南府宜良县西35里，湖周70里。明代建有汤池渠和文公渠两项水利工程。县西北引湖水的旧汤池沟，“广不盈尺”，灌溉面积很少。洪武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为了满足屯田灌溉的需要，发卒15 000人，由同知王俊率领，从阳宗海北端“因山障堤，凿石刊木”，开凿6里长的汤池渠，下接大城江，再入铁池河(南盘江)，“其流袤三十六里，阔丈有二，深称之”①。灌溉宜良坝子治农田数万亩。之后嘉靖年间，由临元道文衡督修，又建汤池渠的扩建配套工程文公渠。先在县北江头村大城江上，修筑一座拦河低坝，又于坝上游开渠至宜良县城下，长70余里，沿途筑水硐(涵洞)72所，“溉军民田二百余顷”②。文公渠也是利用阳宗海作水源。

抚仙湖在澂江府城(治今澄江县)南10里，周300里，西南面有隔河与星云湖相通，星云湖周长80余里。明代除利用两湖水灌溉农田外，重点是治理两湖出口河道海口河(又名清水河)，先疏浚河道，又在南北两条流入海口河的山沟牛舌箐和梅子箐两岸建石坝，使山水循轨顺行，避免砂石壅塞海口，于是湖水得以畅泄，减轻了湖滨农田的洪涝灾情。

异龙湖位于临安府石屏州治东2里，周150里。异龙湖灌溉效益颇大，“计湖上下两旁灌田三百余顷”③。但沿湖农田常遭洪患，需进行治理。明嘉靖年间石屏知州“治海口，建六闸”，对湖尾间海口河进行整治，筑坝设闸控制湖水的蓄泄。在异龙湖水排入泸江处，隆庆和万历年间进行了疏浚筑堤等整治工程。

杞麓湖，位于通海县城北3里，湖周长150里，地跨通海、宁州(今华宁县)、河西三州县，湖周围有农田约90 000亩，半数需赖其灌溉。明代对入湖溪河进行疏浚，筑堤拦蓄山水成湖池，以对山洪起缓冲作用。又对湖水的唯一出口落水洞(排水暗河)进行疏挖，使湖水顺利泄入南盘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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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显：《汤池渠记》，正德《云南志》卷29。

②康熙《宜良县志·山川》。

③乾隆《石屏州考》卷1《舆地志》。

④参见《珠江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8月。

明代滇东高原除利用和治理湖泊外，还在南盘江的支流上筑坝，引水灌溉。重要的有交水上的天生坝、交水坝，白石江上的陆凉新坝，泸川的永惠坝，弥勒州的构甸坝等。天生坝位于曲靖府沾益州城北5里交水上(南盘江上游干流)，明天启间总兵杨禄筑，开有东西二渠，“城南北三乡八伍二铺田亩咸资灌溉，合州水利莫广于此”①。交水坝，位于沾益州城东南10里，亦是在交水上筑坝，起初为土坝易冲毁，宣德十年曲靖千户梅用“率军构木凿石为坝”，建成拦河的木石坝，并增筑石闸，灌溉农田百余顷②。陆凉新坝，位于今陆良县城东的白石江中，明天启年间创筑，清雍正年间在其下游10里处重新修筑，故称为新坝，有13孔闸坝，灌溉22个村寨农田，成为南盘江上最大的拦河闸坝工程。永惠坝，位于广西府(治今泸西县)西4里泸源洞处，即南盘江支流泸川的伏流河段至岩洞出露处。万历二十二年知府陈忠主持兴修，坝的两岸开挖两条渠道，附近田地成为膏腴之地③。构甸坝，位于广西府弥勒州城南80余里，建于万历四十三年，工程包括在伏流地下河水出露处的龙潭哨、黑龙潭和巴甸溪(今甸溪河)上的三座拦水闸坝，并开有上、中、东、西4条渠道，灌溉竹园坝子30 000多亩农田④。

明代滇西高原也有一些水利工程，以洱海地区水利最好(不在本文范围)。洱海东南云南县明代所修陂坝灌溉效益较大。如景泰年间，云南县巡行副使周鉴等倡修宝泉坝(今名游峰坝)，位于县城西北20里，可积水御旱。县东南45里有荒田陂渠。嘉靖间分守参政石简倡议筑陂凿渠，灌溉县东南平壤千顷。县东北lO里又有品甸陂，嘉靖二十二年修复，又新兴坝、段家坝等也皆为明代建⑤。楚雄府的姚州(治今姚安县)有坝淜近20处，“潴水以灌田”。以大石溯最大，多次修筑。崇祯间知府孔元德又筑丰乐溯，聚水溉田岁增谷千余石⑥。

清代云南主要在雍正至乾隆时期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雍正三年至九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督促各州县修建水利：如云南府嵩明州嘉丽泽开挖新河排水。涸出田地10 000余亩；宜良县在被淹洼地开河5道排水；临安府泸江水因流入岩洞泄水受阻。进行凿石疏河筑坝等工程，解除了田庐被淹之患；建水州疏导李浩寨山泉开成大渠灌溉农田等。又临安府之阿迷州、蒙自县，曲靖府之寻甸州、宣威州、澈江府，楚雄府之镇南州，东川府，武定州之禄劝县，大理府之云南县、浪穹县，永昌府等皆有水利工程的兴修⑦，从而促进了水稻业的发展。后据雍正十一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的调查，前此滇中已兴水利工程有70多处，工程形式有凿源泉，浚河身，筑坝闸，开堰塘，设枧槽，架水车，筑堤埂，开河尾及分支流等⑧。乾隆二年。一直在滇任官职的张允随撰《论云南水利》一文，论述了云南多山条件下水利工程的特点。

明清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居住的一些山区，农业耕作技术有了进步，亦注意兴修农田水利。如开化府多壮族、苗族，康熙六年改流设府。府境泉水多汇聚形成龙潭，康熙七年引府西异龙潭水灌田，之后府境龙潭有65所皆被利用来灌溉农田⑧。临安府多哈尼族、彝族，清代时辟山开成梯田，引水灌溉种稻。光绪《云南通志稿·风俗》载：“临属山多田少，土人依山麓平旷处开作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磴名日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杓数里不绝。”可见滇南少数民族居住区开辟梯田引水种稻已有相当的规模。在普洱府傣族居住的景洪地方，明清时开有多条水渠灌溉稻田，管理制度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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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沾益州志·水利》。

②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③乾隆《云南通志》卷19。

④乾隆《弥勒州志》卷13、卷25。

⑤《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8。

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80。

⑦鄂尔泰：《兴修水利疏》，乾隆《云南通志》卷29。

⑧陈宏谋：《请通查兴修水利状》，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06。

⑨《嘉庆一统志》卷488。

贵州高原山区：明代贵州建省后，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官吏的主持下兴建了一些塘堰工程，清代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继续发展。

明代在黔北和黔东南有少量水利兴修。如今遵义地区余庆县明代为余庆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改置县，建立城池，招抚汉苗开垦田地，始相水势之高下，修筑雷公、赤土、正官三堰，引堰水入沟灌田，订有修浚用水制度①。在黔东南都匀府，明代都匀司指挥胡纲在府城北2里筑堰，引水灌城西诸田，后人称此堰为胡公堰②。

清代地方官员积极倡导水利，如康熙时石阡府郡守罗文思作《堰说》、《塘说》、《塘法》、《坝法》等③，促进了山丘区水利的发展。清代贵州所修水利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分布在贵阳、安顺、都匀、镇远、思南、石阡、思州等府及仁怀厅，共有堤堰、陂塘、沟渠、井泉47处，其中镇远府城西63里的平安陂，“土人引水溉田数干亩”。天柱县东有龙塘，灌田百余顷，岩头坝灌田1 200亩，博皮寨坝灌田9 900亩。实际上清代贵州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远超以上记载数。如天柱县康熙年间就已筑成大小水坝36座，灌溉面积达8 910亩，此外还有清水江、北门江、西江、白水冲以及龙泉、龙塘等天然水资源可资灌溉④。清代灌溉工具亦多有改进，努力设置筒车、木槽等设施灌溉农田。如黎平府、平越州等有水轮(筒车)，“大者极六十幅，高者径极三丈，筒多者极二十四筒”⑤。思州府西北80里有养苗溪，源出岩洞，中有巨石障流，土人筑木槽引以灌田⑥。乾隆《黔南识略》卷1载贵阳府依据水利状况将田分为“滥田”、“水车田”、“堰田”、“冷水田”、“塘田”、“井田”、“乾田”、“梯子田”、“腰带田”等，采用多种水利设施灌溉农田。遵义府也运用多样水利措施发展灌溉⑦，水利搞得较好。

然而贵州高原有70％以上的地表为喀斯特地貌，山原和丘原经地表河流的侵蚀及地下水流的溶蚀，大部分地表崎岖不乎，坡陡石多，地表缺水比较普遍，这给兴修水利造成诸多困难和不便，与其他地区相比，明清时贵州的水利化程度较低。

以上分别对中南、西南山区明清时的水利发展作了综述。水利的发展对这些地区农业生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山区有其特殊的地形、气候、水文条件，因此山区农业生产亦具有特殊性，这又影响和制约了水利的发展。转贴于 二、明清南方山区的水利与农业生产

南方山区在明清时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表现在垦殖的力度上，不仅河谷平坝和山间盆地开垦得几无旷土，还大力开垦山坡地，努力修筑梯田，把梯田从浅山区推进到深山区，梯田多种植水稻，水稻生长离不开水，于是梯田就与水利事业相互促进发展。由于山区多山的地形特点，形成了山区独特的“立体农业”，而水利的发展也受立体农业的影响和制约。明清南方山区水利的发展使灌溉面积大为增加，因而使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增长，促进了山区各业的发展，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山区的面貌。然而由于山区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水利和农业的发展各地很不乎衡，这对今天的农业生产还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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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蒋深：《三堰考》，康熙《余庆县志》卷8。

②民国《都匀县志稿》卷4。

③康熙《贵州通志》卷17。

④康熙《天柱县志·山川》。

⑤光绪《黎平府志·食货志》，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农具》。

⑥康熙《贵州通志》卷6。

⑦道光《遵义府志》卷16。

(一)水利与山区梯田的开辟

南方为了开垦丘陵山地，很早就对山坡地采取“层蹬横削”的方法，修成一层层如阶梯式的田，以种植水稻。南宋范成大《骖鸾录》中正式有了“梯田”一词的记载。宋元时梯田在南方的江西、福建、浙江、皖南、湖南、四川、一广东等丘陵山区有了广泛的发展，明清时修筑更加普遍。南方梯田多种植水稻，故多修筑成水平梯田。梯田能起保水、保土、保肥功用，从而减轻了水土流失。梯田的发展促使山区水利设施有了增加，为更多地利用山区水资源创造了条件。从以往开发不够的西南山区进行考察；清代已在四川的川东、川北、川南深山区筑有梯田。川东梯田有不少为楚粤移居之人所开，清后期所开梯田更多。石硅厅“于高山竣岭上随其高下曲折而垦之围有稻田，远望若阶梯，然俗名曰螃田”①。光绪《大宁县志》载：县西南“倚山为田大不盈丈，重叠而下，俗名梯子田。”川北巴州“荒山老林尽行开垦，地无旷土，梯田层矗”②。万源、广元等地亦皆有梯田。川南叙永厅、屏山县、雷波厅等山地多辟为梯田。梯田主要利用“山高水高”的泉水和山水灌溉，或者在田中蓄积冬水供翌年春季插秧之用。人称云南省“东西迤数千里，重崖复岭坡陀漫衍无一平区，农田皆依山开筑塍隰层叠，随山高下，谓之梯田”③。武定州禄劝县有“拖梯也，去城二十里居旋匠村上流，地无半坦倚山为田，田如梯形因以得名”④。就是在滇南临安府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河流两岸亦开成壮观的梯田。故乾隆《滇南闻见录·地部稻田》称：“山田层级而下，如梯形，泉水流注，最宜于稻。”贵州北部遵义府、思南府的低山丘陵和中山下部坡地多被开辟成梯田种稻。如道光《思南府续志》称：“谷雨前后山间梯田趁雨而犁，取淤泥培田塍，俾水不泄。”之后贵州开垦的梯田更多。咸丰时吴振械《黔语》云：“黔山田多，乎田少，山田依山高下层级开垦如梯，故曰梯田。畏旱，冬必蓄水，曰‘冬水’，水光成罫，山颠俯视，如万镜开奁也。地势稍宽阔处宜用塘堰，可救旱。”梯田可就地蓄积雨水和径流，地块稍大的还可修筑塘堰工程。这样灌溉更有保证。从上述可知清代时西南地区梯田及其灌溉面积有较大发展，南方其他地区明清时开辟梯田，引水灌溉种稻就更加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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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石硅厅新志·风俗》。

②道光《巴州志》卷1。

③齐学裘：《闻见续笔》，光绪《云南通志稿》卷241。

④王清贤：《谢刺史宗枋传》，乾隆《禄劝县志》卷8。

(二)水利与山区的立体农业

由于山区地形地貌错综复杂，高山与深谷纵横交错，形成了独特的立体气候类型。例如在同一山体，山下河谷是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半山腰是温带，到了山顶则是寒带气候了。同时，土壤、水资源等也呈垂直的地带性分异，因而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呈垂直方向上的差异，构成山区的“立体农业”，这既影响到水利工程的分布，也决定了水利设施的多样性。

由于水稻喜热喜湿，因此稻田多分布在山区的河谷平原、山间盆地和低山丘陵地区，这些地区水资源丰富，灌溉、防洪除涝等水利工程亦主要兴建于此。而中、高山坡地则主要种植旱作物，发展经济林和畜牧业，很少兴修水利。如道光《(四川)城口厅志·风俗》载：“山多田少，高坡陡岭皆为开垦，春种夏耘秋获，高低气候不齐成熟各有早晚。低处田宜稻种不一，地宜御麦俗名包谷种亦不一。田则依山泉溪涧筑堰灌溉，少池塘水车之利。以豌葫豆大小麦油菜为小春，春种春末夏初收，连稻谷岁二登。半高处田宜冷水谷，地宜包谷。最高处无田，地宜洋芋荞麦种皆不一，岁止一登。……高处穷民悉以洋芋为食，外来就食者亦颇多。居老林者以木料木器为利。”道光《(广东)广宁县志》卷12称：“农有二类：在山者为山农，种旱禾、种蓝靛、种姜、种瓜、种薯芋，或高山有泉涌出，亦有山田而可艺稻者。耕水田者为平地农，止以种禾为事，岁两熟，俗呼两造。”水田的灌溉设施：“其灌田也。多藉陂水，当山峡溪涧累石障水以资荫注。间有田高于水者，则作车系筒旁，设木槽车轮，因水激荡施转如环，其筒下则平，能贮水上，则所贮之水，倾入木槽，因而顺流灌田，一车之利可及数十亩。又邑中之田，多在山峡无围基之筑，岁或旱潦被害恒轻”。邻近的封川县将田分为6类：洞田、山埇田、梯田、高埌田、低水田、地面。“洞田者，村落之田也，陂泽灌之。山埇田者，山沟之田也，山水灌之，皆不受旱。梯田者，山顶之田也，高埌田者，山坡之田也，皆不能筑陂，常苦旱。低水田者，濒江之田也，地面者，水滨余地也，皆畏水”①。由于地势的差异，使水资源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水利设施亦随山区地形地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修筑，可见山区的立体农业对水利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是很大的。

明清时随着垦殖范围的扩大，山地的比例增大，于是开山种植杂粮及林竹者增多，平田水稻在开垦初期增加迅速，之后开田种稻渐减少，即是说山区开垦由于地势的限制，在进入开垦山地阶段后，旱作物的比例将会增大，兴修水利也将更加艰巨。因此，山区的农业优势适于多种经营，既要努力开垦田地，增加粮食产量，还要因地制宜。发展林副业和畜牧业。

(三)水利与山区的粮食生产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及大量外地流民的移入，使南方山区得到迅速开发，而努力开垦土地发展粮食生产是这一时期山区经济的首要之事。水稻由于适应南方高温多雨的自然条件，加上产量高，口味好，因此山区各地积极兴修水利，扩种水稻，推行旱改水，并努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如湖北荆襄地区，以往“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田十之九”②。明代成化之后，大批流民进入荆襄地区定居，他们“依山而居，编竹葺茅以代陶，凡男插秧，击鼓而歌，悉力耕山，野无旷土。”清代更努力兴修水利种植水稻，据不完全统计，嘉庆时郧阳府有灌溉设施的水田约有20万亩，总水田面积若以耕地的十分之一，计有50万亩，而明代洪武时该地区的总耕地数才15万多亩③。又如四川川东明清之前水田较少，清代由于农田水利和冬水田的发展，水田大量增加。如新宁县(今开江县)在清后期，“泽农居十分之七，故以水为要，秋收后遇雨即蓄之，谓之关冬水，阡陌注满望若平湖。其傍山麓与高阜处名曰螃田，同时亦潴水”④。该县水田已占到农田总数的70％。广西、广东、云南等省雍正乾隆年间多有地方官员劝垦水田、督修水利之举。广西由于人口相对较少，稻田面积扩大后粮食自给有余，东可以运往广东供民用，西可以调到云南作军粮。湖南除湘西外，其他山丘区水稻业很发达。如永州府永明县塘堰水利发达，稻米生产多，其桃川乡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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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封川县志·舆地》。

②同治《郧阳志·风俗》。

③天顺《襄阳郡志》卷1。又《三省边防备览》卷9称“郧阳亦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嘉庆时郧阳府有耕地494万余亩。

④同治《新宁县志》卷3。

米每年输到梧州、佛山不下万石①。该府“祁阳县农务，全在稻田，凡山头地角，稍有可垦者，无不开辟”②。稻田多赖有发达的灌溉事业，仅在河流上筑堰坝。兼用筒车灌田就达数十万亩，还开有众多的池塘，灌溉面积超过了堰田。可见水稻种植与水利兴修是相互促进的。在云南北部因为降雨量偏少，还引水灌溉旱作物。乾隆《丽江府志·风俗》载：“十二月……农人引水灌麦”。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对旱作物也注意灌溉。

据近人分析：贵州遵义附近有灌溉之水田与无灌溉之水田，每亩稻谷产量相差达40％③。明清时情况应相同。可见兴修水利是山区粮食稳产增产的一有效途径。

(四)水利与山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明清时南方山区由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各个地区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从水利的发展程度看也是如此，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是山区粮食生产的基地，兴修水利最多，有些地区还成为商品粮输出区。如湘中丘陵盆地水利发达，出产粮食也多。丘陵低山地区坡度较缓，海拔不高，明清时也得到很大开发，为了发展水稻生产，努力开辟成梯田，引山溪水、泉水及蓄积径流灌溉。如川中丘陵地区明清吋大力开发，兴修众多塘堰发展水稻生产。但有一部分梯田因无灌溉设施，是为雨养田，也称为雷鸣田，灌溉缺乏保障，降雨少时往往改种旱作物，成为梯土。在丘陵、低山的中上部，因水利条件差。旱地分布的面积仍较大，这一状况在南方山区是很普遍的。又中南、西南地区有许多中山、高山分布，除河谷地带外，这些地区垦殖的山地以旱坡地为主，几无水利设施，甚至有些山地只适合发展畜牧业和林业，如湘鄂西山区、川西高原、桂西北山地、黔西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等明清时虽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但经济仍较落后，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区仍流行刀耕火种的粗放经营。总之，明清时南方山区因各地的地形地质、气候状况、水土资源、开发程度、经济条件、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水利的兴修是很不平衡的，这使山区各地的差距进一一步拉大，并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结构和布局，甚至对今日的农业生产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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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永明县志·农事》。

②宣统《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永州府》。

③民国《遵义新志·土地利用》(任美锷撰)。

DEVELOPMENT OF WATER-CONSERVANCY WORK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MING-QING PERIODS

篇14

论文关键词：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总值

一、引言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援、政府的扶持以及农民自身的努力。而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破解农业经济发展瓶颈的物质基础。科学研究和分析国家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规律，对于完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丰富农业经济发展理论、优化和调整财政农业支持结构、提高资金管理和使用效率、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国内外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如张元红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波动与农业生产波动具有明显的同步性；魏朗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西部各省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06。二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如Antle在估计一个单方程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学研究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力；李焕彰、钱忠好的研究则表明，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加大科研投入和基本建设支出有利于提高财政农业支出的效率。另外，也有学者同时研究财政农业支出总量及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如陈灿煌在著名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共同研究得出的C-D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利用1980-2005年我国政府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GDP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农业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刘笑萍则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结构作了定性分析，认为中国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与国外相比具有较大差距、投资结构与方向仍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以上相关研究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时间跨度不同，尽管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为本文深入研究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本文将运用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定量地回答1990-2008年期间，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文采用EViews6(计量经济学软件包)的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回归分析法，研究中国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依存关系，检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并实际测量出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数据采集方面，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0-2008年年度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表1），所有数据均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其中，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是指国家主要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等方面的财政农业支出，而农业生产总值则是包括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表11990-2008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年份

国家财政农业支出

农业生产总值

年份

国家财政农业支出

农业生产总值

年份

国家财政农业支出

农业生产总值

1990

307.9

7662.1

1997

766.4

23788.4

2004

2337.6

36239.0

1991

347.6

8157.0

1998

1154.8

24541.9

2005

2450.3

39450.9

1992

376.0

9084.7

1999

1085.8

24519.1

2006

3173.0

40810.8

1993

440.5

10995.5

2000

1231.5

24915.8

2007

4318.3

48893.0

1994

533.0

15750.5

2001

1456.7

26179.6

2008

5955.5

58002.2

1995

575.0

20340.9

2002

1580.8

27390.8

1996

700.4

22353.7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