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的发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理论的发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它既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又是人类创造绿色财富的经济。绿色经济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崭新阶段，它既包含着物质文明，又包含着非物质文明，是物质文明与非物质文明的有机统一体。

绿色经济的内涵延伸了对经济大系统全面创新与效率最大化的内容和要求，它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绿色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绿色经济的主旨是服务于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的，偏离了这一目标来讨论绿色经济毫无意义。因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人们对经济利益不断增长的追求。一个社会只有当它能使大部分人的福利有所改善时，经济发展的目标才能够实现。

(2)绿色经济始终强调经济发展的生态化。绿色经济始终把环境与生态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明确指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生态环境与资源的永续性。因此，绿色经济追求的不是简单重视自然资源的价值，而是从动态上强调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代际公平。

(3)绿色经济努力追求高层次的社会进步。绿色经济不仅仅追求经济发展，而且追求人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进步。绿色经济认为，社会进步不仅包括生产和分配的体制改革，而且国民财富的分配除了要求公平，还要有益于教育、健康、就业。另外，绿色经济理论认为，环境保护应成为社会的自觉行为，其目的在于预防、恢复或补偿由于经济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损失。

(4)绿色经济是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绿色经济不仅包含了绿色，即包含了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的内容，以及以人为本，以发展经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为核心，保障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平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内容，又包含了经济的内容，即以最小的资源耗费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只不过与传统经济学不同，是建立在绿色、健康、更有效的基础上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永续利用和保护的效率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

二、绿色经济涵盖了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绿色经济与循环经济虽然在5R，即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绿色生活、环保选购、重复使用、多次利用、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万物共存等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但绿色经济的内涵还包括了以人为本、以科技手段来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分配的内容，即在社会公正和效率最大化方面兼顾，并以科技手段实现资源代换，在动态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

从另一方面来看，有的经济学家把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同一事物看待。绿色经济内涵虽包括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就像绿色经济涵盖了循环经济的内容一样，但两者还是有许多原则上的区别：

首先，可持续发展论是从全体人类和社会利益来维护人类利益的。而绿色经济则是传统经济学的扬弃者，绿色经济既要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又要使个人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一致。

其次，绿色经济作为一种文化，是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而经济可持续发展则是强调以社会公平为主要目的，虽然可持续发展论也论及机会平等，但其重心强调的是结果公平。

正是绿色经济效率优先的机制，才使得它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这种机制会推动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有效利用资源、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绿色财富。

三、绿色经济理论的实践

(1)绿色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的源泉。绿色消费所产生的需求会大大刺激绿色生产，加快绿色经济的发展。绿色消费有三层含义：一是提倡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

(2)绿色技术与绿色生产。要进行绿色生产必须拥有先进可行的绿色技术，这包括几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生产技术系统的运转对生态系统的消极影响很小或有利于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二是指产品技术系统功能的发挥以及报废后的自然降解过程对生态系统的消极影响甚微;三是单元技术在产业技术系统中的应用可明显减轻和部分消除原技术系统的生态负效应;四是可以实现物质的最大化利用，尽可能把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

篇2

关键词：安全视角；循环经济；传统经济；经济发展模式；立法分析

一、引言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危及人类自身安全的五大问题。尽管国内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但在片面追求增长率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也未能避免上述五大问题的出现，情况甚至更为严重。

中国人大常委会审阅（第三次）了“循环经济法草案”，并将其改名为“循环经济促进法草案”。这表明该法的通过将指日可待，这无疑是中国解决上述问题并追求经济循环持续发展途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同时这也只是起步，对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基于安全和立法角度的严谨思考依旧十分必要。

二、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对传统经济理论安全性的挑战

（一）从循环经济的概念内涵看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下，按照清洁生产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封闭流程，必将导致传统线性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安全发展模式。

（二）从传统经济学面临的安全挑战效应来看

1、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力求社会安全持续发展。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定，它只重视经济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对其他人包括后代人的社会利益、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安全问题基本不予考虑，这就在理论上助长了经济当事人在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过程中的不可持续行为，对全社会的安全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而循环经济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它要求经济当事人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的耗费及环境污染问题，保证社会的安全持续发展。

2、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模式，谋求资源的安全耗用。资源配置模式的传统代表是“帕累托最优”，它寻求在给定资源配置条件下既能让某些人比原有配置下得到更多福利而又不损害其他人福利的最优资源配置模式。在现实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自然生态资源在以循环利用为标准进行配置时，“帕累托最优”理论受到了致命限制，可以通过分析传统经济的物料流动模式（如图1）来解释这种局限的致命性。由图1可以看出，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和部门之间物质供应是一个线性开放系统，他们的食物链条呈线性非封闭状态。在这种模式中，物质与能量流动的方向是单一的“下流式”的，没有实现物质的封闭循环，其结果必然是资源致命地不断减少和废物致命地不断增加。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实行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的资源配置策略，其物料流动模式（如图2）中引入了“分解者”（即对“废物”和副产品等进行处置、转化、再利用等的企业，如废物回收公司、资源再生公司等），这样一来废物会明显减少。对于系统内成员分解不了的废物，则由更大的循环系统的其他成员利用作为资源，并生产出系统内其他企业的原料，就可以维持系统与环境的相容性，还可以实现物质循环的封闭，避免传统经济先天不足导致的发展失衡，从而为经济的安全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3、循环经济挑战传统经济的“效用”和“效率”理论，寻求生态安全。传统经济学的精髓就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寻求实现经济效用最大化的途径，但往往忽略甚至极大地损害了生态效益，二者关键在于取得合理的平衡，可以借用图3来进行分析。由图3可以看出，如果片面地强调经济效益，追求“效用最大化”，会使得F移向F″，生态效益降低；如果片面地追求生态效益，将使得F移向F′，经济效益降低。由此可见，任何单一目标的抉择均会引起对应目标的负效应，从而不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循环经济效益，必然导致严重失衡。传统经济往往过分强调个体、短期或局部效益的最大化而导致整体，长期或全局的低效率。而这种整体和全局在长期和未来可持续发展机会的失去，最终也将导致个体的终结低效。与此相反，循环经济在局部或短期内不一定能确保最优，但却为长期或整体的高效留下了生存空间，使得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因而是高效率的，其高效率带来高安全性。因此，无论从循环经济的概念和内涵看，还是从传统经济学面临的安全挑战效应来看，整个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

三、安全约束下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立法的必要性

从国外的循环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德国走的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工业实践到法制巩固推广的发展之路；日本是从整体到具体、从目标法制化到实践部门化的发展之路。二者都充分利用了法律在实现循环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考虑，中国循环经济正处于由倡导、理论探讨向实践全面推进的时期，参照国际经验，中国现阶段十分需要从国家实际出发，研究并解决循环经济所面临的理论发展和法制建设问题。

（一）循环经济模式作为一种主动的社会变革，对法律具有特殊的依赖性

现代社会已经步入法制文明时代，生产行为己被纳入整个法律框架之中，原有法律体系对非循环型社会体系的承认，是进行循环型社会和循环经济建设的法律障碍。没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创新，循环经济社会的建设就会增加突破法律障碍的社会成本，从而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只能是个别现象，而难以在全社会进行推广。探索循环经济模式的成果需要用立法的形式巩固下来，才能从法律制度的形式提升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执行力度，从强力措施的角度推行循环经济成功模式。只有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不断巩固社会改革的成果，才能提高全社会参与循环经济模式的积极性，从社会成本上减少对循环经济模式的阻力。

（二）循坏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有其自身法律体系的结构要求

国外循环经济模式日益呈现出社会性的产业理念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形势，其对社会的调整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因此更需要对这种结构体系之间进行明确的法律线条区分。从循环经济模式的建设情况来看，循环经济所要求的法律是作为整个社会得以遵从和坚持的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律制度，其地位等同于部门基本法，但又具有跨部门法的特征，表现为依据宪法性文本与部门法律法规之间的“链条”，起到指导多个部门法律法规的作用。

（三）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看，循环经济立法有其自身价值与必要性

德、日两国不同的循环经济建设方式均表明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系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原则提供指导性原则的作用，又为具体部门法律法规改革提供了指导，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基本法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发挥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系统的法律约束和保障作用，有助于在法律的强力作用下推进循环经济建设。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据保守估计，中国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占GDP的2.1-7.7%，因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5-13%，两者之和大约为GDP的7-20%，也就是说，每实现1万元GDP，大约需要造成700-2000元的不必要损失。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环境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是以环境要素资本来支撑和推动的，这必然加大了经济增长的投入成本。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势在必行。

四、安全约束下循环经济理论发展及立法的经济学破解

国际国内的形势要求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中国目前的循环经济立法还只处于萌芽阶段，法律、法规对循环经济的规定零散而可操作性弱。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吸纳经济学和安全发展理念，制定一个整体的框架和规划，确立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制定操作性强的循环经济基本法规，完善各项配套立法。

（一）以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经济理念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

循环型社会要求保证环境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防止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要求国家调节环境社会关系的活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并具有普遍效力。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应计划和推进循环社会政策的实施时以此为目标。再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让企业和公众都有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参与意识，并自觉地循环利用社会资源、保护环境和相互监督。

（二）以安全的发展观为循环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

安全的发展观，其重大创新就在于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内涵，解决了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明确了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改变了过去单纯只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观，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基础，以区域、城乡、集体与社会统筹发展为内涵，以国内外相统筹为手段，实现安全稳定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出路。因此，开展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安全发展观的理论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三）以法律法规的指导性作用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通过法律法规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相关产业政策应强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保护，以利于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应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系统地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原则，建立以循环社会为目的的、以区域性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为保障的社会激励体系。

五、结论

总之，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变革，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基于安全考虑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更需要在遵循循环经济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建立完整配套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Oughton C. The regional paradox: innovation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2(27).

2、王炜.循环经济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

3、刘学敏.循环经济挑战现代经济学[N].光明日报,2004-02-10.

4、黄贤金.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与政策体系[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黄英娜等.循环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学基础[J].环境经济,2004(8).

篇3

哈罗德—多马模型及资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转贴于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本文由收集整理移及升级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转贴于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经济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主导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要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办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延长产业链，并争取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垄断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污染环境。旅游业季节性明显，且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可以惠民，但难以富民。

篇4

[关键词] 循环经济 农业 可持续发展

当前，农业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如何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经济的良性循环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循环经济理论对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如下探讨。

一、农业循环经济理论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一些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当前，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趋势。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之后不断深入。

农业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农业系统，把农业清洁生产、资源及其废弃物综合利用等融为一体，使农业生产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中。农业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多种产业的组合性、资源利用的立体复合性、废弃物循环的生态性、技术体系的复杂性及经济运行的社会性。农业循环经济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在这个不断进行的循环中要求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能得到合理和持久地利用，在环境方面要求低污染甚至无污染,达到环境与人类农业生产的和谐,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农业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农业发展模式,其根本目的就是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该模式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能够从根本上消除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

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进入现代农业后，一些生产活动导致了农业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农业资源枯竭、经济效益下降等现象。这些问题如若不及时解决,将会严重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运用循环经济原理与方法将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原因在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在资源方面,可通过立体种植、资源的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及短缺资源的代用等措施节能降耗和节流开源,实现农用资源的合理利用,延缓资源的枯竭;在生态环境方面,可通过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减少农业污染的产生、迁移、转化与排放,降低整个农业生产活动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农业推行循环经济是推行工业循环经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性的基础环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可行途径,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农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行性

农业与自然生态环境具有紧密相连、水融、密不可分的特点，因此农业生产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能够很容易地实现物质循环,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农业发展循环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另外,农业产业系统是由种植业系统、农产品生产加工业系统、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系统、农产品消费系统所构成,这些系统之间相互依存、密切联系、协同作用,具有整体性特征,而这正是循环经济所要建立和强化的。也正是农业产业结构的整体性特征决定着必须推行农业产业协调发展,发展循环经济。

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当前，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主要表现为我国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植物激素等化学药剂，重用轻养、水土流失、乱占耕地、工业三废污染严重等，这些因素不仅污染了农业生态环境、造成土壤板结、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导致农产品中重金属、化学农药残留量、硝酸盐等有毒有害物质大大超标，严重危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安全。另外，农业可持续发展还面临着科技落后、认识不足、投入不足、管理不到位等制约因素。

四、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措施

1.强化农业生态环境建设

首先，要治理点源和面源污染。点源主要是指乡镇和村办企业的污染源；面源污染主要是指农药、化肥、塑料覆膜等造成的污染。当前，要关闭农村小造纸、小化工、小冶炼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企业，消除污染源。同时，利用生物和人工技术防治病虫草害，大幅度提高水肥利用率，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有效减少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其次，要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要切实保护好耕地，注意用养结合，抓好秸杆还田和绿肥种植，利用腐殖质保持土壤肥力，合理轮作，降低土壤养分消耗，促进养分平衡和积累。再者，要加强绿化。当前，应合理利用各种土地资源，大规模植树、造林、种草，发展农田林网，减少裸地面积。同时要加强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草场改良，防范旱、涝、风、沙等自然灾害。

2.建立健全适应发展循环经济的农业管理体系

(1)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规程和相关体系。德国于1996年10月颁布了《循环经济法》，该法立法宗旨是促使更多的物质资料保持在生产循环圈内，值得我国借鉴。当前，我国应首先按照循环经济农产品标准，制定农产品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建立健全相关标准体系、执法体系和监督体系等，条件成熟时再颁布一部关于规范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法规，做到有法可依。(2)健全相关保障和激励及补偿政策。由于循环农业无法增加外源营养要素投入，一般会减产，因此，必须从政策上倾斜、资金上支持、技术上指导，以提高农民发展循环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对循环农业生产区制定优惠信贷、减免税费、直接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农民从事循环生产，从而实现农业、生态和经济的有机结合。(3)完善检验检测体系。把农产品检验服务,包括一般检验服务和为健康、安全、分级或以标准化为目的而进行的特定农产品检验服务,以及检验检测研究等,作为一般性政府支出，纳入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另外,在循环农业产区、农产品经销市场和出口环节,制定农产品免费检疫检验制度,提高市场竞争力。

3.健全农业循环经济科技支撑体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农业循环经济追求的目标是高效益、无污染、再循环利用，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更多地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建议采取如下措施:(1)注重农业科技开发。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强新技术、新材料的开发及应用，优先发展先进、适用的关键技术，如:绿色耕种技术、节水灌溉技术、配方施肥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农林牧品种遗传改良技术、“绿色”化肥技术及其他现代高科技环保生物技术等。另外，要借鉴吸收国外电子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同步辐射技术等先进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2)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在能源方面，日本特别注重风能、太阳能、地热资源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我国也应大力发展农业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技术，利用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能等，既能实现节能，又有利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3)完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系。①要推广农田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严格控制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大力推广使用生物农药;②要推广农业生产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技术，采取秸杆堆肥还田，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农用地膜回收利用等措施，减少农业生产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③要广泛开展农业实用技术的技能培训。

4.广泛开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宣传教育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政府支持和帮助，更需要广大农民的自觉参与。因此，政府应通过各种媒体加大宣传农业循环经济的力度，把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内容，引导农民自觉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农业生产方式，把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废弃物再利用等与发展循环经济密切相关的活动逐步变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让广大农民真正树立起现代农业的系统观、经济观、价值观、生产观、消费观，真正意识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5.加大农业循环经济配套设施建设

在投资方面，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大、外部经济效益显著，所以各国政府历来都重视对农业基本建设的直接投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例如，以色列政府承担了改造和开发沙漠、兴修水利设施的投资;韩国政府则直接投资修建农村道路，以及供水、供电、通讯系统和农村社区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借鉴国外经验，我国政府首先应继续抓好大型水利工程、农田水利设施等建设，建设一批旱田节水灌溉、水田标准化等基础设施项目，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其次，要加大农村通讯、信息、市场和气象服务等投入力度,为农业生产创造良好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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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

一、社会主义非公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界提出了诸多非公经济发展理论，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生产力落后论”、“生产力多层次论”、“资本主义补课论”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论”。

1.“生产力落后论”

这种理论认为，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落后，因此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沿着这种理论追溯下去，当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之后，则不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了。这是典型的“养猪理论”，养猪是为了吃肉，先把猪养肥，然后宰了，吃猪肉，这种理论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当做某个历史阶段的事情，显然是错误的，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就是,个体私营企业主担心政策的变化性，如果回到老体制，政府会第，没收其财产，于是不再追加投资，不利于非公经济的长远发展。

2.“生产力多层次论”

认为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是多层次的，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所以要允许非公有制存在与发展，这种理论把不同层次生产力与不同的所有制机械地相匹配，落后的由个体来经营，稍微先进一点的可以办私营经济，更先进的就办公有制经济，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我们虽然不能设想所有地区、产业、部门的生产力都处在同一水平，然而并不是说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就与非公有制经济相匹配，或者先进生产力就能对应公有制经济，从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力的变革，将导致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个体小规模经济只能采用落后生产工具的说法失去了意义，其实有很多非公有制企业已经装备先进的生产设备，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水平，这一点和国有企业是相同的，生产工具本身并不带有公私性质。

3.“资本主义补课论”

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经过，1956年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中间跳过了资本主义阶段，因此需要“补课”，对资本主义改造不是不对，是太早了，应该补课，补课完成之后，再消灭。按照这个理论，生产力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总要被消灭，所以这种理论也是错误的。

4.“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论”

这种理论认为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天然与市场经济兼容，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与市场经济互为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反之亦然。如果我们不在所有制方面进行大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一句空话，如果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必须有多种所有制，其中包括多种非公有制和各种各样的混合所有制。这是非公经济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

二、十七大有关所有制改革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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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消费经济始终作为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单元而备受学者重视。1776 年，批判总结近代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国富论》出版问世，作者亚当斯密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的和终点，消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消费决定个人的效用水平，因而与社会福祉紧密关联。在亚当斯密之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过社会观测而主观判定消费多少取决于实际收入，消费随收入增长而增长，收入增加量高于消费增加量，这一表述被称为消费基本心理法则，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石。20 世纪40 年代，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解构美国19 世纪的国民消费和收入数据，发现长期消费和收入的比重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边际消费递减趋势只存在于短期状况下。1926 年，从反思凯恩斯消费经济理论出发，美国经济学家费雪认为消费取决于人一生各期的收入和利率水平，消费的贴现值等于收入的贴现值，消费者究竟选择寅吃卯粮还是量入为出取决于其不同时期的消费偏好;1949 年，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消费是当期收入、消费习惯、周围人消费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函数、消费习惯带来的消费惯性被称为棘轮效应、效仿周围人消费水平的行为称为示范效应。

经济学家莫迪格里亚尼从费雪的跨期消费选择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人倾向将一生的收入高峰和低谷进行转移以平滑消费，这就是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继续补充可以持续到未来的收入能够增加消费、暂时性收入为消费者提供储蓄和借贷便利的永久收入假说罗伯特霍尔认为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能够成立的条件下，消费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因为理性预期会使消费者不断修正消费水平，只有意外事件才会导致消费大起大落，而意外事件是随机的。然而，随后的一系列实证检验证实，消费的随机波动性远小于现实的收入变动影响，更符合实际的消费模型有待建立。

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以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为代表的新消费经济理论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同。预防性储蓄理论指出消费者倾向于在不确定情况下谨慎消费，以额外储蓄来应对不确定情况的发生、效用函数对消费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流动性约束理论是指消费者由于收入较低而不能或很难通过金融手段来获取消费能力的现象，消费者的消费数量不仅是其收入的函数，同时也是其现有资产规模的函数，资产规模越小，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就越大，通过借贷和提取金融资产来补充消费能力缺失的难度就越大。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由于和现实消费行为契合较强，具有普遍的政策实践研究价值。

二、中国社会消费率变化趋势

从宏观层面考察一国经济的实际消费状况，可选的较为适宜的指标是最终消费率，即一国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终消费率还可以区分为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率。我国1978 年改革开放至2014年全社会的最终消费率变动情况。整体而言，我国社会最终消费率在近三十年呈现出整体下降的发展态势，而将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区分来看，近三十年政府消费率始终保持在15% 左右，波幅相对稳定;居民消费率则连年走弱，从1978 年接近50%到2014年不足40%，消费体现出的国进民退现象十分突出，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是我国全社会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1978-2014 年，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1992 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开始超越农村居民消费率，至2014 年，城镇居民消费率29.40%，农村居民消费率8.52%，城乡间巨大的消费水平差异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整体走低，即广大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连年疲软导致我国社会居民消费率的整体低下，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有区分的经济发展政策在消费传导上已经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城乡经济总量问题得到缓解的同时，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全社会对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差异的政策关注较为迫切。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理空间划分来看，最终消费率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同样显示出不均衡状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最终消费率从1998 年至今始终徘徊在45% 左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最终消费率则分别从1998 年的57%、64% 回落至47%、52%，降幅均超过10%。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程度实现了同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定国策在这些地区持续酝酿福利;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政策存在的局限和低效，同时中部崛起战略政策也具有国土空间经济发展差异日渐扩大的无奈性质。

三、居民消费率低下的原因

首先，在预防性储蓄和储蓄目标层面，我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率走势差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走势差异的最终原因在于预防性储蓄的抑制。如图3 所示，我国国内储蓄率近三十年来持续攀高，在国民消费和储蓄习惯之外，体现更多的是居民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担忧，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不完善、不充足的社会现实使得落后地区居民无钱可花、有钱不敢花，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造成了这种高储蓄和消费压抑的现象。

其次，在收入层面，我国居民消费率整体低下的重要诱因是不断增加的社会收入差距和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2015 年，我国官方统计的社会基尼系数高达0.462，说明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人群，由于同等条件下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富人，造成了社会总体消费量的低下;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我国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不断增加，但这是建立在挤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的，这种扭曲的收入配置格局导致居民缺乏具备实际支付能力的消费意愿，相对较高的恩格尔系数也使得非生存类消费很难得到有效提升。

最后，流动性约束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在对消费经济理论历史演变进行总结时，笔者提及了金融发展落后引起的流动性约束。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本土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和消费金融理念的进步都与快速攀升的GDP总量出现了脱节，消费信贷的不完善使得居民的跨生命周期消费很难实现，国外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对策

(一)从解决高储蓄比率入手

首先，要降低我国社会畸形高企的全民储蓄率，提升居民的劳动及财产性收入非常必要。一方面，提升我国居民劳动收入占比要依靠政府激励结构的转变，努力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发展，在我国全社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客观现实面前，以能者多劳、劳者多得的劳动收入分配思想替代事实上还广泛存在于国企和偏远地区的大锅饭收入分配方式，促进民营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提升房地产以外的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以金融财产性资产重构以活期、定期储蓄为主的僵化储蓄格局。

其次， 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也是从收入方面降低高储蓄率的有效措施，这同时也是我国十三五时期消费经济改革的重点领域。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农副产品定价机制应尽早提上日程;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不应局限于城镇，而应实现全民共享;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应充分考虑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政府和企业部门应降低一次收入比例，藏富于民，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提振消费经济。

最后，解决居民高储蓄率的关键还要仰仗完善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在十三五计划中，国家要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城镇职工医疗基本保险、城镇居民医疗基本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应共同推进、共同对待;在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方面，要在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上，为之创造获取劳动收入的经济环境;在对待全国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和充足性方面，以多渠道引进和多角度监管确保资金的及时和有效利用。

(二)从解决流动性约束入手

深化消费金融制度改革是解决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流动性约束的主要发力点，通过完善我国目前的个人征信体系和在落后地区进行小微消费金融改革，居民跨时期消费的财富平滑作用才能得到有效发挥。从我国消费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角度来看，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消费金融改革已经具备了一定成效，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使得小贷、短贷等个人信用消费日渐成熟，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对于部分中部城市而言完全具备借鉴意义。当然，解决流动性约束要建立在居民增收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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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反托拉斯法；经济理论；市场经济

反垄断法是经济学家较早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领域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法律经济分析现象，经济理论对有“经济宪法”和“自由企业大”之称的反垄断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历史最悠久、制度比较完善、反垄断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家。即便是欧盟的竞争法有其独特性，但也多有向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学习之处。本文试图对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一、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历程

反托拉斯法作为美国政府调控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手段，其产生、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政治背景、价值观念、利益博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曲线。在这个历史曲线中，尤为明显的是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可以说，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背后都有经济理论的支撑。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的不同特征，可以将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早期自由竞争理论与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形成

由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理论强调自由竞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自由竞争促进公共福利。垄断损害经济效率。垄断与竞争是对立的两极，竞争的高效率意味着垄断的低效率。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促使经济趋于均衡。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也同样主张自由放任。在这些经济原理的直接影响下，随着工业迅猛发展之后的企业组织规模扩大所引发的经济集中和产业垄断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畏惧、担忧，并最终导致了以民粹主义运动为表现形式的反垄断立法浪潮。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法》，1914年国会制定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三部法律构成美国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主体。

在自由竞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实践表现出对“竞争者的保护”，通过对原子式企业的保护达到维持市场竞争局面的目的，因此对巨型企业和企业合并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恐惧。有两个典型案件能够反映这种执法指导思想：一个是北方证券公司案，阻止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大铁路公司的合并；另一个是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案，法院最终将标准石油公司拆分为34个独立公司并且明确相互间董事不得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谢尔曼法》颁布实施的早期，围绕国会制定《谢尔曼法》的目的、作用的理论争议是非常复杂的，法院对《谢尔曼法》的适用也是模糊的。实际上，美国反垄断法实施的不同时期，都不会出现一种单纯的、整齐划一的执法和司法局面，某种经济理论和执法理念起主导作用仅仅是相对而言。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不同时期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二)凯恩斯主义与本身违法原则

1936年，反映凯恩斯主义思想基础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本出版。凯恩斯主义一改传统经济学放任主义的思想，强调政府干预在市场稳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为现代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罗斯福政府开始对经济生活全面干预。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经济理论，为后来的哈佛学派兴起进而从微观经济学层面倡导市场垄断规制提供了前奏。从1936年到1945年甚至到里根政府前期，美国实施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影响。

在立法上，1933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先后制定了几部比较重要的反垄断法案，它们主要包括《罗宾逊一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of 1936)、《米勒一泰丁法》(miller－tydings act of 1937)和《惠勒—李法》(wheeler—lea act of　1938)。《罗宾逊一帕特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条款的适用范围，详细列举了所禁止的价格歧视行为，因而也被为“反价格歧视法”。《米勒一泰丁法》通过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允许转售价格维持，保护小零售商，以达到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的目的。《惠勒—李法》主要是修正《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把企业虚假广告纳入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范畴，由此扩大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广告行为的审查。从以上几个法案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立法立足于把更多的反竞争行为纳入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干预主义倾向。

在司法上，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本身违法原则虽然在一些判例中出现，比如密苏里州船运协会案和美国诉联合交通协会案，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仍然在交替使用，法院态度还处于徘徊状态。1927年最高法院在特伦顿陶瓷公司案中对本身违法原则的阐释，虽然可以说是对该法律适用标准的一个经典梳理，但是这一原则的地位还没有得到确立，直至1940年最高法院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中才正式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提高或者左右价格的协议是违法的，不管由此产生的价格是否合理。最高法院还给本身违法原则增加了部分新的内容，例如，虽本身没有采取价格联合行为，但实际上具有固定价格的目的或者产生固定价格后果的联合，均视为本身违法。此案除了阐述本身违法原则的核心思想外，第一次使用了“本身违法”这一反垄断法适用的经典词语。

(三)哈佛学派与结构主义

伴随着20世纪40年代哈佛学派的兴起，结构主义在美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反托拉斯法进入一个相对更为严格的历史时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哈佛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用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范式加以概括，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在这一单向的因果关系中，市场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哈佛学派认为，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市场进入壁垒，其中市场进入壁垒是核心变量。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执法机关运用scp分析范式，先后对很多大企业发起“肢解行动”，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典型案例有美国铝业公司案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典型案件是布朗鞋业公司案，法院对此案的态度是：“效率不能构成辩护，而且显示兼并会带来的效率正可被用来攻击兼并，理由是小的对手将因此而陷入不利境地。”最高法院在随后的几个合并案件中仍然持续对布朗鞋业公司案的态度，并逐步确立了“结构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合并规制实体标准，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反托拉斯的严格程度。

结构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立法上也有所体现，《塞勒一凯弗维尔法》与《哈特－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就是最好佐证。《塞勒一凯弗维尔法》对《克莱顿法》第7条进行了修改，补充规定购买资产作为企业并购方式之一，从而扩大了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范围。《哈特—斯科特一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创设了企业合并前的申报程序，要求合并各方在完成特定交易前须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进行申报，加大了政府对大企业合并的事前控制。两者都是结构主义在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对整个反托拉斯法实施产生普遍性影响。

(四)芝加哥学派与行为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出现了芝加哥学派的兴起。芝加哥学派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回归，倡导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强调效率是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因此，被称为“效率主义学派”。该学派侧重对企业行为的分析，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如果市场集中是由于企业的效率提高从而逐步扩大市场份额的结果，那么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度集中的，市场绩效也是好的。第二，市场竞争过程是一个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适用“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从长期看，在没有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没有政府法规限制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过程是有效的，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虽然市场会失灵，但政府干预也同样会失灵，因此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由于国家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缺陷不断暴露出来，人们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开始理解并普遍认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法在70年代初开始逐步由传统的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在这个阶段，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提起的针对支配地位企业行为的诉讼，除少数例外，大多以失败告终。最高法院在大陆电视公司诉gte西尔代尼亚公司一案的判决中，将纵向非价格限制纳入合理规则分析的范围，推翻了10年前施维恩案确立的非价格垂直限制的本身违法性。最高法院特别引用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强调对经济效果的分析，为评价托拉斯行为提供了合适的基础。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案的态度转变和处理结果也充分反映了反垄断执法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向。

在企业合并问题上，80年代对合并指南作了两次修改，最明显的变化是市场结构逐渐由“决定性因素”转变为“参考性因素”，大大放宽了相关市场的边界。1982年至1986年间，向司法部提交的5万件合并申请遭到明确反对的只有81件，许多在以前很可能遭到反对的合并都得到批准。

(五)新产业组织理论与反垄断综合执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在美国达到顶峰时，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使得产业组织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学术界通常也把这些采用了新方法的研究统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不是被动地对给定的外部条件作出反应，而是试图以策略行为去改变市场环境，影响竞争对手的预期，从而排挤竞争对手或阻止新对手进入市场。市场结构和绩效是企业博弈的结果，并取决于企业间博弈的类型。这样，哈佛学派scp范式就被打破，而代之以在逻辑上循环和反馈的市场结构与厂商行为的互动关系。虽然新产业组织理论也认同效率作为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但该理论对效率的分析不同于芝加哥学派，采用更加动态的策略行为分析模型取代芝加哥学派的静态的价格一产出分析框架。新产业组织理论运用非合作博弈模型实现了对限制进入定价、默契合谋、广告、产品扩散、技术创新、设置进入壁垒等策略行为的动态分析，对各种复杂交易现象的动机和效果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新分析模型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学家开始找到对丰富多彩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方法，使得现行的产业组织理论更加具体化、复杂化和贴近于市场现实。

柯达诉图像技术服务公司案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该案的关键问题是，柯达公司在主设备市场上没有市场优势，其在维修服务和零件市场上能否形成垄断力。最高法院首次较大篇幅地运用博弈理论、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等新产业组织理论进行分析，强调用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来代替对市场现实的细致分析是危险的。柯达一案标志着最高法院对芝加哥学派的分析方法和观点产生了质疑，并且确立了一个新的原则：在法庭审判中有必要对策略行为加以详细分析。自此，大企业的策略行为开始受到反托拉斯当局的认真对待，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和概念得到了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和法院的采用，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也从前一时期的过于宽松逐步转向温和的干预。无疑“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鼓舞了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起对支配性企业的检诉案件，但是反垄断规则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一时期的反托拉斯执法还特别关注国外企业的竞争、国际卡特尔行为，甚至在反托拉斯执法中优先考虑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外部因素，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波音与麦道合并案汹’就是典型案例。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波音与麦道的合并，根本原因在于波音公司有欧洲空中客车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政府分析企业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已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从全球市场进行分析，还要考虑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和保护本国企业的问题。

二、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相关性的评论

从美国反托拉斯法及其相对应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的指导作用，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与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范式具有正相关性。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分析方法在反垄断法的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反垄断实践需要“经济理性”提供一种经验支持。经济学家及其经济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体制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第一，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使竞争成为治理经济的优位机制。整个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法与主张政府对经济广泛介入的政策艰难地共存。经济学家在辩论中通过阐述压制竞争措施的代价，来告知人们竞争的相对优势。第二，经济学知识在反托拉斯执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前半叶，人们在法院的判决中很难发现经济学的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影响开始增强。今天，随着经济学观点在法学的日益渗透、司法对经济学理论明确且广泛的倚重以及经济学家在政府反托拉斯机构中的地位上升，经济学和法学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制度化了。

从总体上看，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和司法实践与经济理论分析的融合越来越紧密，反托拉斯实践变得更具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经济学的参与和经济逻辑的引进，推动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实践走向成熟，也代表了反垄断实践的一个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评析美国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发展历程的影响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时，要认识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理论是特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整合的反映和结果。之所以出现不同经济理论主导不同时期的反托拉斯法律实践，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理论是衍生物，需要密切关注经济理论背后所隐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同时也表明，反托拉斯法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传统竞争意识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或者部门法)而言，它更具有强烈的社会特征，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各方面的综合反映。比如，《谢尔曼法》的出台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既有美国早期反抗英国王室的特许经营而形成的反垄断传统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出自于对早期自由竞争理论的信仰，信守小企业和农场的存在才是代表独立和平等的产业组织形式，进而认为经济集中会影响政治民主，要把经济分散化作为政治民主的保障。然而，这些经济理论和思潮都是在美国内战后工业飞速发展、社会出现商业巨头和滥用市场支配力的大环境下才进一步进发出来的，由此共同促成了《谢尔曼法》的制定。此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执行，经历了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和综合执行等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适用上的摇摆、徘徊与交叉，时而严格时而松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情况出现了变化，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执法指导思想和执法方式，适用不同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因此，惟有从经济理论与社会现实交互作用的视野去分析和理解，才能认清经济理论生成的原因及其在反托拉斯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

2.经济理论要指导或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首先，经济理论自身的多样及繁复使得法官和执法人员都面临着判断与选择的问题。美国反托拉斯经济理论经历了早期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产业组织经济理论等几个阶段，而这些理论发展过程并非一种单向的“历时性”或“替代性”更迭，更多的是“共时性”的存在。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联邦执法机构和一些司法判决将经济效率作为合并分析的主要组织原则，但这一定向被批评为弱化了立法历史和最高法院早期合并先例中对有关经济、社会及政治分权的强调。在效率考量构成了合并分析主流的今天，平民主义仍然可以并确实影响着对特定交易的评估。“”这说明了经济理论发展及其适用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行，而是一种交叉存在。因而，不难理解哈佛学派理论虽然已不是主流，但其合理成分仍然与芝加哥学派、新产业组织理论共存，成为“后芝加哥时代”反垄断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多种经济理论的共存，选择问题就成为反垄断立法与执法过程中的首要问题，而选择的过程往往要受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也受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前见”和“偏爱”影响，这些都造成反垄断实践的不确定性，增加反垄断法的不可预见性和复杂性，从而呈现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实践指导的“漂浮不定”。其次，复杂的经济模型和数理分析工具增加了法官和执法人员依据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增加了执法和司法成本。再次，经济理论多以假设作为立论前提，初始假设条件的细微变化都足以导致有关结论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使得经济理论的运用多变且难以把握。因此，要让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反垄断法实践，至少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要设计出一种能够将复杂的商业行为准确地定性为促进竞争或者违反竞争的分析方法。二，将这些方法表达为适用于执行机构和法院的规则，并且给商业机构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定商业策略的基础。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启示

作为反垄断经济学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中的经济理论运用情况，对于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反垄断法治实践，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实践中，我国已在反垄断法及相关配套规定中借鉴了美国一些反垄断经济分析方法。如2009年5月24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规定了界定相关市场采用替代分析方法以及假定垄断者测试分析思路，充分借鉴了美国《横向合并指南》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但是，仅仅借鉴反垄断执法中一些概念和具体分析方法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挖掘反垄断法发展与经济理论交互影响背后所蕴含的机理，借鉴其发展历程所折射出来的一般原理和最新成果。从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的交互关系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和可资借鉴之处。

1.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理论立基于市场实践，是市场实际运行的理论衍生物。经济理论在美国反托拉斯政策中的大量运用，反映出了美国在反托拉斯法律实践中重视市场的理念，而不是简单地用政府干预去取代市场。即使是用反托拉斯法去干预市场，其目的还是在于构建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经济学的渗透对于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经济分析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减少了寻租活动渗透到政策中来的可能和空间。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主要就是围绕如何科学和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改革虽有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障碍与“瓶颈”逐渐显现。究其原因，是政府、市场、企业三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晰，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规范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反垄断法领域表现为产业政策偏多，在一些领域产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是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直接参与了市场的建设、培育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形成了政府干预过多而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负效应。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政府转变职能提出了迫切要求。虽然在某些领域还需要政府扶持和培育市场，但更为关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实现从市场建设者到市场监管者的转型。我国一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公共产品等原因造成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预，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经济法，就是市场干预之法。我们认为，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就需要政府干预，而且政府干预也会失灵。因为政府干预需要成本；政府干预所依赖的信息也并非完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流失对政府来说同样难以避免；政府干预过多还会出现寻租问题。在市场和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失灵的情况下，似乎应该对比两者孰轻孰重之后，再做理性的选择。然而，放在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思维和惯性仍然强大、经济改革目标是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形势下来考虑，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应当强调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因为政府不是干预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国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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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内部将宏观经济管理看作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管理与支持体系，是市场经济获得长期发展和持续成长的基础。在业界宏观经济管理被理解为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利用宏观的调控措施（银行利率、行业补贴、就业政策、法律规范等各种形式），以宏观的层面对市场进行运行方式和管理手段的调节，进而实现市场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法律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工作。宏观经济管理既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管理工作，同时也是以社会平衡发展为中心的控制工作，对于从宏观上约束、规范、促进市场经济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宏观经济管理的演进历程

宏观经济管理发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二战后世界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建设时期，在经济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开始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分析，这是对战争的反省，同时也是对金融体系世界层面上的重要反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谈判过程中，西方国家看到了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价值，开始告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说，最终形成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广泛认同，进而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经过60多年的发展，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在宏观经济管理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发展，避免了多次经济领域的世界性灾难，这使得宏观经济管理得到全面地认可，进而确定了宏观经济管理的价值和功能。在美国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世界看到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价值，在主体经济领域人们对宏观经济管理已经取得了共识，认为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要想获得高效、稳定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全面的宏观经济管理，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全面开展和运行来实现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与发展作用。

3宏观经济管理中更好地体现对市场经济发展价值的措施与方法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宏观经济管理，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无法自发消除垄断，市场不能够完全体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不能有效地处理外部经济的问题，市场调节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等。我国的企业为了创造出更大、更多的经济利润，于是纷纷引进国外的最新技术、最新设备，并且加大产量和发展的步伐，以便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占领市场，盲目生产，这样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结果，而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非常严峻，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贸易壁垒，因此，应该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完善和提高，才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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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哲学；经济思想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论在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文章将利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将西方经济思想的转换，从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库恩“范式”理论概述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著作中，库恩定义“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这一定义得到其他学者们的认同，并且在归纳了库恩在不同场合关于“范式”的多元解释的基础上，重新将“范式”定义进行了整合，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没有达成一致，各种学说争论不休。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在该科学领域逐渐有一种学说得到公认，这时便形成了该学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标志着该学科进入了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在学科的发展时期，学者们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存在怀疑和争论，而只是争论和修正自己对范式的理解。在学科发展的后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的发展、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变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可供研究者调整自己观点的余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有范式已很难解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这时便出现了范式危机。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常规经济学过程的持续和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解释，使原有范式理论的解释力下降，从而出现了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范式危机的出现蕴涵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动态的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库恩认为：整个科学发展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动态模式的周期运动规律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科学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必然有其自身产生、积累、发展、消亡的过程，即科学革命。简言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即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

二、从范式转换看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却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考察，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年轻学科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经济理论革命，分别由亚当斯密（1776年）、大卫李嘉图（1817年）、约翰穆勒（1848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和凯恩斯（1936年）发起。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体现了库恩的范式转换思想，从而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分为了三个经济学范式：前古典经济学范式、古典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范式。

（一）前古典经济学范式

前古典经济学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古希腊是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探讨商品、货币、贸易和生息资本等问题。而古罗马则将希腊人的经济思想发展成为一些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财富或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些直觉的观点和经验的论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经济学含义的价值形成问题。形成于这个时期末的重商主义学派把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但这种定性的规范是以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为根据的。他们认为经济体系中只有农业生产才会创造和产生财富，而其他部门都不会创造或形成价值，因此重农学派主张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此种经济范式在欧洲历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统治时代非常兴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对逐渐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加以规范。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

1、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不认同重农学派的价值观。他认为重农学派的观点太过狭窄，不应该将当时已日益重要的工业生产排除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农学派的观点，用比农业生产宽阔得多的逻辑外延来界定“劳动”概念并分析经济体系的价值形成。亚当斯密认为，凡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都会形成价值，所以财富的产生不单单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也不局限于工业生产，甚至不局限于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他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视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时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创建了经济学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围绕斯密自由主义范式继续发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成熟，大卫李嘉图把经济学抽象为一种工具，既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体系，同时也走向了只注重逻辑推理的极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体系中的庸俗成分也获得了发展，并逐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密范式不断面临来自现实的诘难。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历史学派都先后对斯密的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大卫李嘉图最早采用了理性逻辑演绎法，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他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合理成份，抛弃了亚当斯密把消耗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二元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商品的价值构成问题，从而破除了“斯密教条”，此外他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之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又通过分配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劳动价值理论，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

（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也称为现代经济学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穆勒、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

约翰穆勒代表的经济学范式。从1820年到1830年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他的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能否以它为基础解释资本利润的存在及其合法性。争论的结果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及其学派的解体。大卫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西欧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动向。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论的基础即劳动价值论已经遭到置疑，从中得出的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巴师夏和约翰穆勒经济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并逐渐转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约翰穆勒坚持，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不但要有对经济世界中基本范畴的抽象，更要确定各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产生混乱。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亚当斯密提出的但却缺乏系统论证的观点，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并用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备，论理更加充分。

（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范式

继约翰穆勒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完全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对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个最为全面的总结和综合，开创了当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河。他强调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在此基础上，马歇尔综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调和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理论重新整合到“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完成了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他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上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此后，西方古典经济学就沿着马歇尔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发展。直到美国制度学派开创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由于“反常”反复出现而又未能被消化，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经济理论范式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曾经的范式，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第二，工资刚性。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第三，市场无法自动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

从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经济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的，着重考察总体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它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取代了旧的经济范式。

三、经济学中新经济范式替代旧范式的条件

范式危机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学的范式转换革命即将到来。考察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在理论林立、观点纷争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时期，能够脱颖而出最终上升为新范式的理论观点大都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新的经济范式取代旧的经济范式必须能够为经济学新的常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并更加优越，使经济学的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第二，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只有能够有力地解释经济现实，并据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三，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实践进行总结，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知识形态和思想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相适应，这是因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发生在经济学思想的开放性逻辑层次上的。

从经济学发展演变历程看，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着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性进展，通过对经济命题的完整阐述和科学推理，证明经济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性，使之符合逻辑发展进程。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必将面临更大挑战，唯有通过加强以范式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经济哲学的研究，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促进经济哲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九海.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探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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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长极理论的提出

经济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抑或不平衡增长大论战的产物。佩鲁最早提出以“增长极”为标志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部门，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在空间的某些点上集聚，于是形成了增长中心或增长极。它们会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即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虽然涉及产业和企业的不平衡发展，但最终归结为城市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并且强调聚集和吸引效应，扩散效应，以及地理、区位和中心优势。

2.增长极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总体上看，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还有两大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发展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不置一词；二是将发展极建筑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弥补了这二方面缺陷。

(1)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的或积累的因果关系”原理，即“累积的地区增长和下降”理论，并使用“回波”和“扩散”的概念，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极)对其他落后地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因此而形成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论，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经济和增长极理论。

(2)赫希曼的“边际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认为，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还是后向联系产业，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

(3)布代维尔的“地理性增长极”理论。布代维尔把增长极概念从抽象的经济空间发展成具有更广泛的区域范畴，将地理学中的“增长中心”这一地理空间概念引入佩鲁增长极，并正式提出“区域发展极”概念。认为创新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主导产业中，而主导产业群所在的城市就是增长极，它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腹地的发展。

3.增长极理论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至今，增长极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向新区域经济理论的渗透。在向新区域经济理论渗透的过程中，很多理论推动了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①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②新经济空间(场)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大空间是自然空间和经济空间的总和，内含各种事物,具有广泛性、叠加性、波动性、联系性和相互包容性；③地域集群理论，该理论指出增长极定位的原则是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④核心-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发展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阻碍核心区本身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的扩散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核心、之间的差距将逐渐缩小，空间经济将呈现一体化格局；⑤点轴理论，该理论更加强调非均衡发展、区位优势和区域效应，凸现凝聚力、协同力、聚集效应或规模效应，以及多种生产要素的互补，并力图打破僵化的行政区划的约束。

(2)向新产业空间理论的渗透。这里讲的新产业主要是指高科技产业，在向新产业空间理论的渗透的过程中，诞生的主要理论有孵化器(创新中心)理论和“粘胶效应”理论。孵化器(创新中心)理论强调：新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崛起和繁衍是新兴区域发展的重要标志，政府应通过各种措施和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孵化环境和生长机制，用以降低创新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开发成本，提高新兴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为防止新兴增长极或增长中心资金、企业和人才外流的“空沿化”和“空壳化”，“粘胶效应”理论应运而生,同时衍生为四种类型的粘性区域：一是马歇尔或意大利式工业区；二是舵轮式工业区；三是国家拉动式工业区；四是卫星式工业平台区。

西方增长极理论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演衍和有力的经验验证，日臻成熟。它尽管有某些缺陷和局限性,但仍

不失之为发展区域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之一，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增长极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1.合理选择增长极。增长极要能够完成区域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中与输出，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产生聚集经济效果。通过极化和扩散作用，增长极不仅要促进自身发展，产生“城市化趋向”，并且以其吸引和扩散作用进一步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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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 发展剖析 演进路径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绝对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代表著作《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 社会各微观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 进行专业化生产， 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最终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这种交易活动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时，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产生了， 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成本或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 绝对优势既可以是自然形成的， 也可以是后天获得的， 每个国家都具有其适宜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条件， 进行专业化生产后其生产成本较低， 彼此交换产品对参与交换的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

（二）相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本国所需的所有商品， 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产品， 通过国际贸易， 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 贸易各国都可以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思想。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比较优势既存在于绝对优势的最大优势里， 也存在于绝对劣势的最小劣势中。以相对比较优势为基础， 世界各国进行产品贸易将使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都获益。

（三）要素禀赋学说。

20世纪上半叶，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 世界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异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必要条件， 因此，赫克歇尔-俄林学说被称为要素禀赋学说。由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优势来自于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认为相互依赖的多种生产要素的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源泉，因此要素禀赋学说是对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相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和补充。

（四）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产生问题上提出了与传统理论迥异的观点， 他们认 为， 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本国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过去政策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国际贸易是由规模报酬递增所驱动的。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其产生的原因不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 而是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国际分工。

（五）新兴古典学派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它真正统一考察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做出了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理论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虽然分工前没有优势或劣势， 但由于其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在投入不变时，其产量大于分工前，这就是内生分工优势理论的思想。

二、从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浅析经济学动态演进路径

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 经济学理论的沿革和发展有着其内在的必然联系， 存在着理论发展的必然路径。

（一）对假设条件进行修正和改进。

不同学派的比较优势理论之间， 观点和假设存在着很多差异， 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深入分析这些理论的观点和假设， 能明显看出其间的传承印记。亚当斯密认为财富增加依赖于劳动分工，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都增加财富， 国际贸易的产生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大卫·李嘉图则在国家之间生产函数不同、消费者偏好相同的假设下，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上解释了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影响。其后，赫克歇尔、俄林进一步在分析中加入资本要素，得出要素禀赋不同引起了商品相对价格的不同， 引发了国际贸易。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 迫于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性的压力， 细化和推进假设条件的设置是导致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

亚当斯密从绝对技术差异和分工优势角度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从技术相对差异上分析了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则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差异入手， 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将导致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差别。之后，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等人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角度切入， 提出新贸易理论。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学派则将流行的交易费用概念引入比较优势分析， 着重研究了内生分工优势。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前后的发展历程可知， 新学派的理论都是对旧学派理论的完善， 是引入新理论和新分析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的过程， 学者们相继提出了新的比较优势源泉或影响因素， 使得比较优势理论研究从分工前扩展到分工后、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交换、消费领域的各个环节中， 推动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三）在实践检验中发现问题推进理论体系的改革。

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过程中， 对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学说的实证检验，里昂惕夫之谜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反响， 这种争论反过来促使了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每一理论的成立和成熟都需要经历实践的考验， 亦有众多经济学家活跃在对著名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检验当中。实践检验的结果若与理论预测一致则说明该理论可以成立， 而一旦理论与实践检验出现差别则新的研究宣告开始。

（四）理论沿着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方向推进。

人们在对比较优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考察中， 关注的焦点已从先天性的资源禀赋等因素逐步转向分工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创新、人力资本配置等后天性因素， 已从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动态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延续了众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这也标志着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这一研究动向为理论研究者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保持动态的研究意识和思维将有利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结合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从中我们可以找出经济理论动态演进的几条一般规律。所以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口。

（一）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

假设条件是经济学理论得以建立的前提， 是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 假设条件如何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的研究深度和论证的可信度， 甚至可以决定理论的发展前景。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起点， 若能在假设条件设置上有所突破， 则很可能揭开新理论的面纱。面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 研究者们可思考该理论的假设条件是否具有足够的抽象性和简洁性， 足以研究到复杂现象的本质。同时， 更要考虑该组假设条件是否存在继续深化、细化的可能性， 从而推进研究的准确性和理论论证的严密性， 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

（二）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

论证体系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 经济学理论的科学价值最终取决于该理论论证体系是否严密， 论证内容是否严谨。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 可尝试在论证体系上寻求突破。研究者可思考， 该理论的论证内容是否存在继续深挖的空间， 可更换角度从新视角分析老问题。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并不是一件简易的事情， 这需要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创新的思维模式， 然而， 一旦在论证体系上有新的进展， 则可能是突破性的、历史性的。

（三）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是经济学理论论证的重要环节。实证研究是通过实践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可靠方式，利用最新的理论、技术以及越来越简便实用的计量软件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从检验的结果中辨别理论真伪， 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但同时， 研究者们也应保持适度， 切忌滥用、迷信实证研究， 陷入实践检验的沼泽中。

（四）从动态化的视角深化理论研究。

动态化体现在推进研究时， 从假设条件、论证体系、实践检验等方面全面立体的改进， 同时也体现在从动态的视角上， 采用动态的分析方法深化理论研究。研究者可以用动态演进的视角分析现有理论， 思考该理论是否沿袭了从静态分析到比较静态， 再到动态分析的方向发展。同时， 还可考察现有理论在整个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位置， 判断是否存在继续动态化发展的可能。只要找准了理论所处的现实阶段， 从动态化的视角分析问题， 研究者就能找到理论的前进方向， 开拓理论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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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生经济增长；知识专业化；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52-02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研究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在这四个要素中，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他指出，一般知识能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内在经济效应，使率先使用知识的厂商获得垄断利润。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知识不仅本身的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带来递增收益。他认为知识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默认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新源泉。他认为，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超过物质积累的作用而处于支配地位，研究和开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他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加速积累，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国际贸易可以使落后国家引入新技术来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引入新技术节约资源，把节约下来的资源用于新投资，这样就可以迅速发展经济，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卢卡斯把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卢卡斯模型）。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因素引入索洛模型，认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他还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得：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学校教育，使人的智力和技术得到提高，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边干边学来提高人力资本。这一理论拓宽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为缺乏教育经费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找到了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方法。

除了研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内生因素以外，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还通过探索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了一系列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阿施尔、巴罗等人的研究成果。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与发展，它标志着体现外生技术变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技术进步、“边干边学”、知识积累、人力资源、政府支出等新问题的研究，从而解决了经济学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内生经济理论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目前还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但它从不同的分析角度，不同的分析模型，来解释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如下五类模型。

（一）AK模型

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将生产函数的关系式表述为Y=AK（A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K代表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和公共设施在内的广义资本）。这一模型揭示了产出与资本存量的线性递增关系，否定了资本收益递减的假定。在Y=AK模式下，经济是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各国经济不会出现增长的极限问题，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新古典理论遗留下来的增长极限的问题。

（二）知识的外部效应与“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论文中指出，经济增长除考虑劳动和资本两个因素外，还应加进第三个因素即知识。他认为，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可以实现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知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要在知识上进行投资。同时，知识具有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知识的运用具有共享性即非竞争性，这也是实现收益递增的关键因素。

（三）R&D模式

罗默在他的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指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是专业化的投入，即研究和开发部门（R&D）。他指出，专业化的投入是一种需要特别付酬的活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实际上是厂商旨在获取垄断利益的有意识活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是由技术的非竞争性与排他性决定的。用于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源的投入决定着经济率的高低。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增加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源投入。

（四）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卢卡斯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具有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引入模型，提出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模型。他通过建模得出的结论是：人力资本积累决定着经济增长率。因此，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应集中人力物力生产和出口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产品。

（五）阿罗的“干中学”模型

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在技术进步之上。企业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会逐步积累起有效的生产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阿罗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除了脱离生产岗位到学校学习外，还可以在工作中以积累经验等方式获得。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湘南地区是指湖南的南部地区，包括郴州、衡阳、永州三个市。湘南地区地处湖南的南大门，位置得天独厚，战略地位重要，区位、资源、产业优势突出。当前，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及湖南发展的大环境，都给湘南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促进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不仅取决于人们掌握知识的总体水平，还取决于人们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湘南地区应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一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对偏远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村教育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提高城乡整体受教育水平；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整合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建设一批公共实用技术培训基地。以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专业为纽带，以需求为导向，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链条深度融合，优化专业设置，提高职业教育水平；三是广泛开展在职培训。加强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提高职工队伍技能水平；四是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倡导终身学习观念，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全体公民素质。

（二）开发人力资源，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湘南地区应以各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导向，推动人力资源开发。一是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在引进聘用理念上，坚持以需求为导向，讲求成本、注重效益。在引进聘用方式上，坚持市场配置为主，重点引进本地区的重点产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积极探索选聘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加快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现念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二是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体系。完善职业技能评定办法，实行职业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完善人力资源中介机构服务，规范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组织行为，引导人力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

（三）坚持自主创新，加快科技进步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湘南地区要立足本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围绕特色产业、重点产业发展，大力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郴州为例，要依托有色金属资源优势，尽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制定和完善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相配套的制度，构建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双向运行机制，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上来，以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外溢效应，是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有效平台。湘南地区应利用国家和省里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一是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洼地。要主动策应国家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湖南省实施的“湘南大开发”战略以及承接产业转移“34条”政策，把湘南地区打造成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在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中抢占先机。二是加大承接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设立承接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基金，加快构建现代物流平台，推进以物资储备、商业配送、海关监管、集装箱中转、保税业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物流园区建设。三是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质量。要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增强产业转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要依托综合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依托区位、交通优势，积极承接市场在外产业转移；依托产业优势，积极承接配套产业转移。

（五）推进制度创新，增强发展活力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作为一种支配经济活动并决定经济效率的重要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改革政府机构。一是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办事行为，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和行政效率；二是健全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主要是完善政策法规制度，营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律环境；三是规范市场发展环境。主要是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陶静，梁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对中部崛起的启示[J].决策与信息，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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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反托拉斯法；经济理论；市场经济

反垄断法是经济学家较早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领域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法律经济分析现象，经济理论对有“经济宪法”和“自由企业大”之称的反垄断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历史最悠久、制度比较完善、反垄断经济学最为发达的国家。即便是欧盟的竞争法有其独特性，但也多有向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学习之处。本文试图对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一、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历程

反托拉斯法作为美国政府调控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手段，其产生、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政治背景、价值观念、利益博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曲线。在这个历史曲线中，尤为明显的是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可以说，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背后都有经济理论的支撑。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反托拉斯法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托拉斯法治实践的不同特征，可以将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早期自由竞争理论与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形成

由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理论强调自由竞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自由竞争促进公共福利。垄断损害经济效率。垄断与竞争是对立的两极，竞争的高效率意味着垄断的低效率。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促使经济趋于均衡。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也同样主张自由放任。在这些经济原理的直接影响下，随着工业迅猛发展之后的企业组织规模扩大所引发的经济集中和产业垄断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畏惧、担忧，并最终导致了以民粹主义运动为表现形式的反垄断立法浪潮。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法》，1914年国会制定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三部法律构成美国反托拉斯法律体系的主体。

在自由竞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实践表现出对“竞争者的保护”，通过对原子式企业的保护达到维持市场竞争局面的目的，因此对巨型企业和企业合并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恐惧。有两个典型案件能够反映这种执法指导思想：一个是北方证券公司案，阻止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大铁路公司的合并；另一个是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案，法院最终将标准石油公司拆分为34个独立公司并且明确相互间董事不得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谢尔曼法》颁布实施的早期，围绕国会制定《谢尔曼法》的目的、作用的理论争议是非常复杂的，法院对《谢尔曼法》的适用也是模糊的。实际上，美国反垄断法实施的不同时期，都不会出现一种单纯的、整齐划一的执法和司法局面，某种经济理论和执法理念起主导作用仅仅是相对而言。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不同时期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二)凯恩斯主义与本身违法原则

1936年，反映凯恩斯主义思想基础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本出版。凯恩斯主义一改传统经济学放任主义的思想，强调政府干预在市场稳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为现代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罗斯福政府开始对经济生活全面干预。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经济理论，为后来的哈佛学派兴起进而从微观经济学层面倡导市场垄断规制提供了前奏。从1936年到1945年甚至到里根政府前期，美国实施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凯恩斯干预主义的影响。

在立法上，1933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先后制定了几部比较重要的反垄断法案，它们主要包括《罗宾逊一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of 1936)、《米勒一泰丁法》(miller－tydings act of 1937)和《惠勒—李法》(wheeler—lea act of　1938)。《罗宾逊一帕特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扩大《克莱顿法》中关于价格歧视条款的适用范围，详细列举了所禁止的价格歧视行为，因而也被为“反价格歧视法”。《米勒一泰丁法》通过承认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贸易法”的主要原则，允许转售价格维持

，保护小零售商，以达到禁止大企业通过倾销方法排除中小企业的目的。《惠勒—李法》主要是修正《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把企业虚假广告纳入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范畴，由此扩大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广告行为的审查。从以上几个法案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立法立足于把更多的反竞争行为纳入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干预主义倾向。

在司法上，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本身违法原则虽然在一些判例中出现，比如密苏里州船运协会案和美国诉联合交通协会案，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仍然在交替使用，法院态度还处于徘徊状态。1927年最高法院在特伦顿陶瓷公司案中对本身违法原则的阐释，虽然可以说是对该法律适用标准的一个经典梳理，但是这一原则的地位还没有得到确立，直至1940年最高法院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中才正式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提高或者左右价格的协议是违法的，不管由此产生的价格是否合理。最高法院还给本身违法原则增加了部分新的内容，例如，虽本身没有采取价格联合行为，但实际上具有固定价格的目的或者产生固定价格后果的联合，均视为本身违法。此案除了阐述本身违法原则的核心思想外，第一次使用了“本身违法”这一反垄断法适用的经典词语。

(三)哈佛学派与结构主义

伴随着20世纪40年代哈佛学派的兴起，结构主义在美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反托拉斯法进入一个相对更为严格的历史时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哈佛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用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范式加以概括，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在这一单向的因果关系中，市场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哈佛学派认为，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市场进入壁垒，其中市场进入壁垒是核心变量。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执法机关运用scp分析范式，先后对很多大企业发起“肢解行动”，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典型案例有美国铝业公司案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典型案件是布朗鞋业公司案，法院对此案的态度是：“效率不能构成辩护，而且显示兼并会带来的效率正可被用来攻击兼并，理由是小的对手将因此而陷入不利境地。”最高法院在随后的几个合并案件中仍然持续对布朗鞋业公司案的态度，并逐步确立了“结构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合并规制实体标准，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反托拉斯的严格程度。

结构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立法上也有所体现，《塞勒一凯弗维尔法》与《哈特－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就是最好佐证。《塞勒一凯弗维尔法》对《克莱顿法》第7条进行了修改，补充规定购买资产作为企业并购方式之一，从而扩大了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范围。《哈特—斯科特一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创设了企业合并前的申报程序，要求合并各方在完成特定交易前须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进行申报，加大了政府对大企业合并的事前控制。两者都是结构主义在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对整个反托拉斯法实施产生普遍性影响。

(四)芝加哥学派与行为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出现了芝加哥学派的兴起。芝加哥学派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回归，倡导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强调效率是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因此，被称为“效率主义学派”。该学派侧重对企业行为的分析，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如果市场集中是由于企业的效率提高从而逐步扩大市场份额的结果，那么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度集中的，市场绩效也是好的。第二，市场竞争过程是一个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适用“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从长期看，在没有人为的市场进入限制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没有政府法规限制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过程是有效的，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保证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虽然市场会失灵，但政府干预也同样会失灵，因此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由于国家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缺陷不断暴露出来，人们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开始理解并普遍认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法在70年代初开始逐步由传统的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在这个阶段，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提起的针对支配地位企业行为的诉讼，除少数例外，大多以失败告终。最高法院在大陆电视公司诉gte西尔代尼亚公司一案的判决中，将纵向非价格限制纳入合理规则分析的范围，推翻了10年前施维恩案确立的非价格垂直限制的本身违法性。最高法院特别引用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强调对经济效果的分析，为评价托拉斯行为提供了合适的基础。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案的态度转变和处理结果也充分反映了反垄断执法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向。

在企业合并问题上，80年代对合并指南作了两次修改，最明显的变化是市场结构逐渐由“决定性因素”转变为“参考性因素”，大大放宽了相关市场的边界。1982年至1986年间，向司法部提交的5万件合并申请遭到明确反对的只有81件，许多在以前很可能遭到反对的合并都得到批准。

(五)新产业组织理论与反垄断综合执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在美国达到顶峰时，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使得产业组织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学术界通常也把这些采用了新方法的研究统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不是被动地对给定的外部条件作出反应，而是试图以策略行为去改变市场环境，影响竞争对手的预期，从而排挤竞争对手或阻止新对手进入市场。市场结构和绩效是企业博弈的结果，并取决于企业间博弈的类型。这样，哈佛学派scp范式就被打破，而代之以在逻辑上循环和反馈的市场结构与厂商行为的互动关系。虽然新产业组织理论也认同效率作为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但该理论对效率的分析不同于芝加哥学派，采用更加动态的策略行为分析模型取代芝加哥学派的静态的价格一产出分析框架。新产业组织理论运用非合作博弈模型实现了对限制进入定价、默契合谋、广告、产品扩散、技术创新、设置进入壁垒等策略行为的动态分析，对各种复杂交易现象的动机和效果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新分析模型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学家开始找到对丰富多彩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方法，使得现行的产业组织理论更加具体化、复杂化和贴近于市场现实。

柯达诉图像技术服务公司案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该案的关键问题是，柯达公司在主设备市场上没有市场优势，其在维修服务和零件市场上能否形成垄断力。最高法院首次较大篇幅地运用博弈理论、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等新产业组织理论进行分析，强调用简单的经济学理论来代替对市场现实的细致分析是危险的。柯达一案标志着最高法院对芝加哥学派的分析方法和观点产生了质疑，并且确立了一个新的原则：在法庭审判中有必要对策略行为加以详细分析。自此，大企业的策略行为开始受到反托拉斯当局的认真对待，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和概念得到了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和法院的采用，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也从前一时期的过于宽松逐步转向温和的干预。无疑“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鼓舞了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起对支配性企业的检诉案件，但是反垄断规则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一时期的反托拉斯执法还特别关注国外企业的竞争、国际卡特尔行为，甚至在反托拉斯执法中优先考虑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外部因素，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波音与麦道合并案汹’就是典型案例。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波音与麦道的合并，根本原因在于波音公司有欧洲空中客车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政府分析企业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已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从全球市场进行分析，还要考虑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和保护本国企业的问题。

二、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相关性的评论

从美国反托拉斯法及其相对应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的指导作用，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与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范式具有正相关性。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分析方法在反垄断法的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反垄断实践需要“经济理性”提供一种经验支持。经济学家及其经济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体制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第一，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使竞争成为治理经济的优位机制。整个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法与主张政府对经济广泛介入的政策艰难地共存。经济学家在辩论中通过阐述压制竞争措施的代价，来告知人们竞争的相对优势。第二，经济学知识在反托拉斯执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前半叶，人们在法院的判决中很难发现经济学的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影响开始增强。今天，随着经济学观点在法学的日益渗透、司法对经济学理论明确且广泛的倚重以及经济学家在政府反托拉斯机构中的地位上升，经济学和法学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制度化了。

从总体上看，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和司法实践与经济理论分析的融合越来越紧密，反托拉斯实践变得更具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经济学的参与和经济逻辑的引进，推动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实践走向成熟，也代表了反垄断实践的一个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评析美国经济学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发展历程的影响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时，要认识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理论是特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整合的反映和结果。之所以出现不同经济理论主导不同时期的反托拉斯法律实践，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理论是衍生物，需要密切关注经济理论背后所隐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同时也表明，反托拉斯法不仅仅是个法律

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传统竞争意识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或者部门法)而言，它更具有强烈的社会特征，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各方面的综合反映。比如，《谢尔曼法》的出台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既有美国早期反抗英国王室的特许经营而形成的反垄断传统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出自于对早期自由竞争理论的信仰，信守小企业和农场的存在才是代表独立和平等的产业组织形式，进而认为经济集中会影响政治民主，要把经济分散化作为政治民主的保障。然而，这些经济理论和思潮都是在美国内战后工业飞速发展、社会出现商业巨头和滥用市场支配力的大环境下才进一步进发出来的，由此共同促成了《谢尔曼法》的制定。此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执行，经历了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和综合执行等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原则适用上的摇摆、徘徊与交叉，时而严格时而松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实情况出现了变化，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执法指导思想和执法方式，适用不同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因此，惟有从经济理论与社会现实交互作用的视野去分析和理解，才能认清经济理论生成的原因及其在反托拉斯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

2.经济理论要指导或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首先，经济理论自身的多样及繁复使得法官和执法人员都面临着判断与选择的问题。美国反托拉斯经济理论经历了早期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产业组织经济理论等几个阶段，而这些理论发展过程并非一种单向的“历时性”或“替代性”更迭，更多的是“共时性”的存在。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联邦执法机构和一些司法判决将经济效率作为合并分析的主要组织原则，但这一定向被批评为弱化了立法历史和最高法院早期合并先例中对有关经济、社会及政治分权的强调。在效率考量构成了合并分析主流的今天，平民主义仍然可以并确实影响着对特定交易的评估。“”这说明了经济理论发展及其适用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行，而是一种交叉存在。因而，不难理解哈佛学派理论虽然已不是主流，但其合理成分仍然与芝加哥学派、新产业组织理论共存，成为“后芝加哥时代”反垄断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多种经济理论的共存，选择问题就成为反垄断立法与执法过程中的首要问题，而选择的过程往往要受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也受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前见”和“偏爱”影响，这些都造成反垄断实践的不确定性，增加反垄断法的不可预见性和复杂性，从而呈现出经济理论对反垄断实践指导的“漂浮不定”。其次，复杂的经济模型和数理分析工具增加了法官和执法人员依据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增加了执法和司法成本。再次，经济理论多以假设作为立论前提，初始假设条件的细微变化都足以导致有关结论失去赖以立足的基础，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使得经济理论的运用多变且难以把握。因此，要让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反垄断法实践，至少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要设计出一种能够将复杂的商业行为准确地定性为促进竞争或者违反竞争的分析方法。二，将这些方法表达为适用于执行机构和法院的规则，并且给商业机构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定商业策略的基础。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启示

作为反垄断经济学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反托拉斯法治实践中的经济理论运用情况，对于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反垄断法治实践，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实践中，我国已在反垄断法及相关配套规定中借鉴了美国一些反垄断经济分析方法。如2009年5月24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规定了界定相关市场采用替代分析方法以及假定垄断者测试分析思路，充分借鉴了美国《横向合并指南》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但是，仅仅借鉴反垄断执法中一些概念和具体分析方法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挖掘反垄断法发展与经济理论交互影响背后所蕴含的机理，借鉴其发展历程所折射出来的一般原理和最新成果。从美国反托拉斯法与经济理论发展的交互关系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和可资借鉴之处。

1.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理论立基于市场实践，是市场实际运行的理论衍生物。经济理论在美国反托拉斯政策中的大量运用，反映出了美国在反托拉斯法律实践中重视市场的理念，而不是简单地用政府干预去取代市场。即使是用反托拉斯法去干预市场，其目的还是在于构建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经济学的渗透对于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经济分析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减少了寻租活动渗透到政策中来的可能和空间。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主要就是围绕如何科学和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改革虽有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障碍与“瓶颈”逐渐显现。究其原因，是政府、市场、企业三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晰，缺

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规范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反垄断法领域表现为产业政策偏多，在一些领域产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是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直接参与了市场的建设、培育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形成了政府干预过多而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负效应。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政府转变职能提出了迫切要求。虽然在某些领域还需要政府扶持和培育市场，但更为关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实现从市场建设者到市场监管者的转型。我国一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公共产品等原因造成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预，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经济法，就是市场干预之法。我们认为，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就需要政府干预，而且政府干预也会失灵。因为政府干预需要成本；政府干预所依赖的信息也并非完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流失对政府来说同样难以避免；政府干预过多还会出现寻租问题。在市场和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失灵的情况下，似乎应该对比两者孰轻孰重之后，再做理性的选择。然而，放在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思维和惯性仍然强大、经济改革目标是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形势下来考虑，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应当强调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因为政府不是干预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国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

2.要明确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美国反托拉斯的目标虽然几经反复，但效率作为最主要的目标最终被确立起来了。新产业组织理论对效率的评价标准和分析路径与芝加哥学派尽管不尽一致，但是他们对效率作为反托拉斯法最主要目标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效率范式”内部的纯粹技术性的差异。从逻辑上讲，只有把效率作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经济分析方法才有用武之地，因为效率可以量化，可以通过经济分析获得确认，而像公平、自由之类的抽象目标，无法通过经济分析获得结论。国外历史上曾发生过不考虑经济效率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它们给经济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一点对反垄断法后起的中国来说，尤其值得注意。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是，国有企业经过30年改革才初显效率，甚至有些经济绩效的取得不是由于企业自身生产效率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提高的结果，而是由于其占有稀缺资源的优势而取得的。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远未达到效率显著的境地，200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这样讲，中国企业竞争力总体不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效率作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那么反垄断法的意义何在?我国反垄断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不难看出，我国反垄断法承载着公平、效率、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四重价值目标。也许从理论上分析，这些价值目标可以协调一致，但放之于实践，其矛盾与冲突就很快显露出来：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企业效率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冲突甚至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等等。面对这些冲突，反垄断法能够承受这么多的价值目标吗?会不会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为了保持法律的周延性和完整性，在立法上也许可以设置多重价值目标，但从实践运行的角度和更加理性的视角，务实的选择应当是突出一种价值目标。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应当突显效率这一目标。也许反垄断法规定的其他价值目标可以兼顾，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等价值目标也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这些目标主要由其他法律来保障。正如波斯纳所言：“没有任何理由用反托拉斯法来达到与效率无关甚至对立的目标，比如促进小企业群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无论如何有什么内在价值都不能在反托拉斯的原则和程序框架下实现的目标。”

3.要培养法经济学人才。“徒法不足于自行”，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专业的执法和司法人员。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反垄断法具有更加明显的“空缺结构”，这是由垄断问题的复杂性和经济社会的变动不居性所共同决定的。反垄断成文法相对开放的特征，要求反垄断执法人员和法官发挥“拾遗补缺”的能动作用，以填补法律空白。经济分析方法既是一种分析判断企业行为是否具有反垄断效果的恰当方法，也是一种填补法律空缺的手段。而要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反垄断实践之中，要求执法者和司法者不仅要具备反垄断法律知识，还要掌握经济学专业知识。正如理查德·维思(richard whish)所言：“竞争法是关于经济与经济行为之法，对其从业人员来讲，掌握相关经济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反垄断法已出台多年，但是由于紧缺具备专门经济学知识且又通晓反垄断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反垄断法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在美国，不仅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从事反垄断研究，而且像波斯纳、博克这样的经济学家还被任命为联邦法院

篇14

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信息系统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乔治·斯蒂格勒和肯尼斯·阿罗为代表。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下的选择。由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任何决策都要在不确定性下进行，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完全理性只是理想假设，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得到帕累托最优解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通过对现实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研究发现，决策者的信息是不充分、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下市场是缺乏效率的，常常出现市场失灵。囚徒困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总体看来是最糟的，个人理性导致集体不理性；柠檬市场使得劣质商品驱逐优质商品。这两种现象都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确定性下的选择与结果也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同一选择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同一结果也可能得自不同选择。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不确定性和不对称信息为基础，研究如何通过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决策者双方的经济行为。

从广义上说，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弈论都属于微观信息经济学范畴，核心是研究信息不对称下的败德行为、逆向选择和委托—问题。信息经济学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提出通过设计合适的制度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避免市场失灵。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分支，通过对传统假定的修改，不仅解释了很多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在实际中更有着广泛应用。

二、实验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从此实验经济学诞生。他认为应该用会犯错误的有限理性人取性经济人假设，以数理统计作为工具，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的有效性。弗农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证明了市场参数完全可能影响均衡产出的收敛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复杂经济现象实验成为可能，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验研究结果使得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开始转向以有限理性为假设基础，经济学主流理论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此外，实验方法也被大量运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研究当中，促进了这些理论的快速发展。

实验经济学认为，由于所分析的是人的行为，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必不可少，现实中的人也并非一直是理性的，非理性会使得人的行为不同。因此，对经济理论进行实验会使得数据结果呈现概率分布状态。实验经济学考察的是被实验者选择行为的报酬总合占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比率越高证明相应的理论模型更加可靠，实验经济学通过对比率的比较分析，探讨怎样把理论和理论模型加以改进。实验经济学根据对比率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对暂无现成理论的情形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并加以分析验证。以有限理性分析为前提的实验经济学，对现有理论有效性地分析和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是以实证方法来做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发生了重大变革。

三、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科斯在《企业的性质》《社会的成本》中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交易成本的，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决策者是通过市场还是企业配置资源取决于两者成本的比较，产权的安排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取决于能否降低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建立在行为人的基本假设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既有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又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非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利他主义、意识形态、自愿负担、爱、团结等因素都对人的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由于环境太复杂、行业太多、分工太细、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人对环境的认知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在信息不完全下，行为人会有机会主义倾向，不会做出最优选择，是有限理性的。

正如资本家不关心企业行为是否污染了环境，只是关心通过降低工人工资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具有盲目性，人的行为不一定理性。针对传统经济人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在弥补传统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由于人的行为受制度和非理性因素影响，制度又是不断变化演进的，经济学理论不会一成不变永远适用，经济理论也要随着制度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产权等制度方面的合理安排能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密不可分，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今经济理论界和社会中的影响的很巨大。

四、神经元经济学

神经元经济学又叫神经经济学、脑袋经济学，它是研究大脑及大脑怎样思维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科学事实及其概念强调人的有限计算能力、利他心和环境怎样影响人的经济选择行为，神经元经济学则通过对大脑活动事实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也可以看作是新型的实验经济学。源于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神经元经济学早期研究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怀疑，更多地是对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实证，因此得以与经济学相结合。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动物行为与人类一样也有自主过程，同样具有情感，正如恐惧可以躲避危险，感激、同情可以促进合作。长期的演化把这些对生存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感和行为的联系固化在神经系统当中，成为本能，在面临相似场景的选择时会再次唤起指导决策。行为决策并未完全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而是一个情感机制。威廉·詹姆斯认为，人之所以比动物更有智慧是人类的本能更加多，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比一般的动物得以变得更加精致和复杂，具备了更强的计算能力和情感。

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分析和研究，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实验得出人类具有“趋社会性”的结论，由于人类共同情感中的同情心、责任心、羞愧、感激、公平正义等情感因素的作用，个体的选择并不仅仅出于自利，通常还要顾及他人或集体利益，传统的自利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对人类偏好和行为的解释是有缺陷的，“趋社会性”会使人不只考虑私利，还会维护正义、道德，其对促进合作效率、维护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神经元经济学不仅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重大贡献，更是对理性范式提出了挑战和修改。

神经元经济学认为人的决策方式分为理性和情感两种方式，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分析范式。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对镜像神经元和神经系统自我激励工作原理的分析，正在逐步揭开偏好的本质秘密，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也是社会科学通过实证研究不得不过的必由之路。

五、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以马克思为思想前驱，广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凡勃伦，狭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使得演化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演化经济学把西蒙的有限理性说作为自己理论框架的基础，并借此对新古典经济学加以批判。马歇尔曾说，经济学的真正科学化应该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通过分析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强调用动态的眼光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在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很多创新往往是没有目的的。演化经济学指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众多非串谋个体选择行为的复合效应无法预测；个体决策能力与要解决的困难可能不匹配，存在能力——困难缺口等。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认为行为人决策时目标要具有模糊性，能够在结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时加以修正，遵循意外原理。演化经济学把有限理性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通过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来了解技术进步、行业变迁及技术的创新，最终解释经济如何演化。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和制度的变迁都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可逆的。

演化经济学关注变化，传统经济学关注静态均衡分析。演化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时间和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变迁要求经济理论不断调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重大的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制度方面在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在中国研究演化经济学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六、行为经济学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共同研究了直觉信念心理学和选择理论，通过对西蒙有限理性说的考察，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的理论基础上，通过研究系统性偏差他们得到了有限理性的图谱，他们发现，系统性的偏差会使人的选择不同于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创了行为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模型出发，他们做了三方面的研究：（一）不确定性条件下，行为人采取的判断偏差和启示法；（二）前景理论，用于解释如何进行风险选择和在风险选择中规避损失；（三）框架效益及其在理性经济人模型中的运用。

卡尼曼认为人的认知分为推理和直觉。推理需要经过深思熟虑，需花费精力；直觉不需要花力气去思考和计算，想法会自发在脑海中呈现。在经过系统地研究后卡尼曼指出，虽然心智会对人的精神及行为提供监控，但比较松散，大多数思维和行为都是直觉性的。研究发现，相比花费精力思考取得结论，人们更习惯满足于直觉判断的结论。

直觉的特性是能自发进入人的大脑，卡尼曼把这种自发进入大脑的心理内容称为可感知性。通过研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现有些特性确实相比其他的要更容易被感知。卡尼曼把这些无需费力思考就能自发产生的特性称为自然评价，例如，尺寸、距离、响亮程度、相似度、因果倾向、惊异度、情感强弱、情绪及刺激评价都容易被感知，均是自然评价。

基于以上的心理学知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通过对不确定性下的人的判断研究发现，在不确定性下判断的复杂任务被人们使用有限数量的启发原则简化为判断活动了。这些启示法虽然通常很有用，有的时候也会引发系统性的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