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风险事件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安全风险事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食品安全；公众风险感知；风险沟通

中图分类号：F74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3-00-01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瘦肉精猪肉、苏丹红鸭蛋、染色馒头、塑化剂风波等等，这些食品安全事故无不牵动公众神经。食品安全话题已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公共议题。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媒体关于食品安全的报道铺天盖地，人们质疑政府监管力度不严，谴责商家唯利是图，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越来越高。公众要求获得知情权，采取维护食品安全行动，甚至引发社会骚动，这一问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公众作为食品消费的主体，他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程度对化解食品安全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公众是如何看待食品安全面临的风险呢？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是什么？如何针对公众的风险感知采取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呢？这是研究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解析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入手，把信息来源、流动渠道与放大的风险“信号”联系起来，提出政府、媒体、公众自身采取风险沟通策略的建议，旨在降低公众风险感知、缩小危害程度，恢复正常状态，对今后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食品安全事件公众风险感知因素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频发的危机事件引起不少学者和公众对风险社会的关注，食品安全事件也是在这种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倍受瞩目。为什么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甚至造成恐慌心理呢？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风险感知的过程。感知过程是人类对外界环境和事物通过感觉器官、信号传递等所产生的一系列情绪变化、认知等心理过程。感知过程主要分为一般感知和风险感知两种过程，当人类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便形成风险感知。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判断、评价、态度和认识。食品安全事件感知过程是个人和社会沟通的产物，这一过程与以下因素直接相关。

1.自身特征。自身特征包括个体的知识文化水平、认知与评价，信任水平等。在知识水平方面，如果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专业知识了解的比较全面，他能客观地感知事件结果，辩证的看待和评价风险事件造成影响以及做出适当的行为反应。还有，在认知上，个人的感知、思维等能力是有限的，容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认知出现偏差。公众风险偏差来源于专家科学的风险评估与自身价值观的风险评估的差异。公众对生产企业和政府的信任水平也会影响其对食品安全感知程度。研究发现，韩国公众对政府的卫生检查结果不信任，对食品制造商和消费者保护机构信任度低，会提高公众的风险感知，引起公众恐慌（Meera Kim，2003），可见，信任水平对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非常重要。

2.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包括了家庭、参照群体、社会团体等行为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对个人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带来的外部影响力。Hornibrook，McCarthy& Fearne（2005）通过对牛肉市场的研究，对各种信息源的信息按重要性进行排序，首先是过去经历、家人和朋友推荐，其次是质量保证信号、包装、店员推荐、商品标识，最后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等，该研究认为消费者主导的信息最重要，厂商主导的信息其次，政府和媒体主导的信息最差。这可能对政府、媒体的不信任有关。

3.知觉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控制包括了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政府采取的监管措施等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其中，政府措施是影响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公众认为风险事件容易得到政府的控制，风险感知就会降低。Brewer and Rojas（2008）对美国消费者的研究发现，公众认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措施越是有力，越是容易相信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评定的动物产品的安全性，从而越是放心食用。由此表明，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有效性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与购买行为。

三、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放大与风险沟通

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事件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呢？这就是风险的社会放大。风险社会放大理论认为风险事件与社会、文化、政治、心理等相互作用，它可以放大或缩小某个事件所形成的风险和潜在威胁，其所产生的作用不仅是事件本身特征所决定的，也是由公众风险感知以及其它机构和群体的反应所决定的。提出风险社会放大理论的目的是解释风险感知和风险沟通的动态变化过程。风险信息经过风险符合传递给个体和社会放大站会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增加或减少风险信息容量，并突出信息的某些方面，使得公众风险感知发生变化。其中个体放大站，如知识文化水平、认知、信任等因素影响着风险信号的放大或缩小；社会放大站如政府、媒体、专家等会影响风险信号的放大或缩小。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说明了风险感知在风险沟通过程中会发生变化。

风险事件的属性是通过风险符号来描述的，采取何种沟通方式将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变化。风险沟通最初致力于调和政府、企业界、科学界和公众之间关于风险问题日益激化的矛盾，通过各种沟通方式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一种新的伙伴和对话关系形成。食品安全风险沟通，简单的是指政府相关部门及时有效地（借助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方式）与大众进行有效沟通，争取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合作。此观点更多强调的是单向沟通，在社会民主化的发展下，双向沟通是必然趋势，这也给政府和媒体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没有采用风险沟通策略去应对，恐怕又会引发一场新的危机。可见，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社会放大与风险沟通策略是密不可分的。

四、食品安全事件风险沟通策略

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风险感知会受到个人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环境下，风险信息的传播在所难免，而风险沟通是一条转危为安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降低风险感知可以从风险沟通策略着手，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公众自身、新闻媒介、政府职能部门应该积极进行风险沟通，才能有效地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增加政府公信力。

1.公众自身沟通策略分析。公众可以通过生活经历、知识水平或者其他社会因素的信息传播和解释等能力来辨别风险，从而降低风险感知。知识水平的匮乏和个人辨别能力的不足使得公众加大了风险感知，造成盲从和恐慌。人们比较迷信专家，只要是专家声称可以解决的风险一般不会引起公众恐慌，但是当专家声称事件不明原因、可能存在未知风险时，公众的风险感知提高。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不同专家充斥不同的声音，公众无法对风险信息加工选择，模糊混乱，公众对信息产生疑虑，觉得风险超出自己辨别能力，加大了风险感知，就会被错误信息误导，出现非理智行为。如果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相关知识了解的较为全面，客观的选择风险信息，就能理智看待和评价食品安全风险事件对社会和自身造成的影响，从而做出理性的行为反应。因此，除了加强个人科学素养和知识文化水平，培育风险意识和参与科普活动外，还需完善公众风险辨别理解力，纠正错误的风险信息，这样才能从容理智地应对风险。

2.媒体信息沟通策略分析。媒体是当代社会的主要信息媒介，它可以提高社会能见度，让公众获得更多的知情权，获得风险信息并寻求对策。媒体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过度报道与公众的积极关注会产生快速的风险社会放大效应，严重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不少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过度报道、传播不完整或是混淆事实，公众在对风险加工过程别关注致命风险信号导致公众理解偏差，造成食品安全问题无处不在，个人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错觉，使得人人自危，风险放大，甚至产生次生危机，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香港澳门奶粉抢购风，海外奶粉代购风为主要表现。媒体可以建构风险、掩盖风险，还可以解释风险。媒体传播适度的风险信息，并解释信息，可以引导公众减少恐慌，提高风险承受能力，降低风险感知。因此，媒体沟通的方式对风险感知的放大与减小具有重要作用。媒体应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帮助公众理解并解释风险信息。在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前可以与专家学者合作，告知风险的相关信息；在危机爆发期，注重传递公众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风险之害的信息，听取公众风险和安全诉求；在危机发生之后，把宣传重点放在预防工作上。

3.政府风险沟通策略分析。政府公信力是遏制风险社会放大效应的有效手段。在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事件时，政府只有采取质量保障、监管措施、建立信息透明机制的风险沟通策略，才能重塑公共威信，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携手人民群众，共同应对当前危机。首先，政府应该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细化食品行业标准，把监管细节贯穿到生产、加工、存储、运输、销售的各个环节中。定期抽检食品，对问题企业进行处罚并曝光企业名单、产品目录，向公众提供详细的食品检测情况。此外，还需建立信息透明机制，它是提高政府公信力、恢复公众对食品安全信心的重要手段。如果政府沟通不及时、不到位，信息传递不顺畅，公众知情权受到限制，就会提高风险感知。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建立食品质量监控数据库，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正式渠道及时、系统的向公众公布数据，客观报告最新出现的情况。并建立双向沟通渠道，公众除了可以随时查询相关信息外，还可以提出疑问，政府相关人员需要及时给予答复，使公众充分了解情况，形成良好互动，体现了对公众需求的政治回应。同时欢迎群众举报，共同参与，协助解决与风险有关的冲突，并逐步恢复对政府信心。

参考文献：

[1] Meera Kim，Hyochumg Kim. Consumer attitudes and acceptanc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n Korea， Consumer Sciences incorporating Home Economics[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2003（12）：701-712.

[2] Hornibrook S A， McCarthy M， Fearne A.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risk： the case of beef purchases in Irish Supermarke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2005，（10）： 701-715

[3] Brewer M S， Rojas M.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 issues in food safety[J]. Journal of Food Safety， 2008（28）： 1-22.

[4]张乐.食品安全与健康恐慌：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探析[J].汕头大学学报，2008（6）：67-71.

篇2

【关键词】不安全事件 空管 风险管理

对于任何交通运输行业来讲，安全是其永恒的主题。空管管理过程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会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可以说，空管的安全现状对整个航空系统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1.空管的相关概念

空管全称是空中交通管制，就是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控制和检测飞机的飞行过程，保证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的安全以及飞机能够按照预定好的路线飞行，并到达指定位置。

空管的管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雷达管制。雷达管制就是雷达管制员通过雷达所显示的信息，来了解本管制区域内所有航空器的位置及状况。这种管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各航空器彼此间的间隔，并且能够使管制人员在指挥过程中由被动变为主动，因而整体上提高了航空器在飞行过程中的安全，使航空器能够高效、有序的进行工作。另外一种管制方法就是程序管制。程序管制不像雷达管制那样，需要精密的雷达监控设备，程序管制只需要地空通话的设备。这种管制方法就是通过通话设备，管制员了解飞行员所在位置及各航空器之间的位置关系，由此了解空中交通状况以及变化的趋势，并向飞机放行许可，进而指挥空中交通。程序管制这种方法也可在雷达失去相应效应时候使用，以便在雷达出现故障过程中依然能够指挥空中交通。

2.我国空管风险因素及现状

2.1空管风险因素

空管风险因素多种多样，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因素：人为因素、组织管理因素、恶劣环境因素及设备因素。如图：

2.2我国空管管理现状

我国空管风险管理虽然已经初见成效，但是目前还存在许多状况。首先，我国未建立风险管理理念体系。这导致空管风向管理过程中很难实施相应的对策以及方法处理不安全事件。其次，我国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过程中导致运行机制落后，监督机制不完善。然后，风险管理责任体系缺失，问责制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全员责任体系很难到位。最后，风险管理人才匮乏，技术设备落后以及对信息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3.对我国目前空管风险管理现状的建议措施

空管管理涉及到航空器的安全飞行以及人员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状况，所以必须对空管风险管理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以保障航空器的正常运行。

3.1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在空管风险管理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培养员工对空管风险管理的整体认识，使其意识到空管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在空管风险管理工作人员的选用上，要注重人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并且还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于出现问题的员工要严厉惩罚，给以教训并能够让其他人员引以为戒。同时，空管管理是一门与高新技术联系紧密的门类，空管管理人员要定期更新设备及技术知识，可以邀请国内外优秀专业人员对管理人员进行知识宣传教育，确保管制员的整体素质。

3.2建立空管风险管理的相关原则及制度

目前我国并没有形成有关空管风险管理的相关原则以及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这导致空管风险管理过程中不能依照有效、正确的规范进行，使得各个管理系统整体处于一个各自分离，不成系统的状态。建立空管风险管理的相关原则，例如从实际出发原则、精确原则等，使得管制员的工作的时候能够依照有关原则进行。同时还可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将各项内容依规范条文的形式展现与众人面前，提升其强制性。这样就能够使整个空管风险管理能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并形成一套机制，保障空管风险管理工作的正常、有序、高效进行。

3.3建立相关责任体系

我国空管风险管理中并无有明确的责任体系，这就导致一些人心里存在侥幸心理，不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这就需要建立严格的责任体系，可以实行分工负责制，就是每个人在各自领域管理各自事项，哪一环节出现问题，主管人员就可以就其相关部门进行惩罚。这样在员工心里就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管理目标，做起事来就能够有重点、有主次。

还应该制定相关的风险等级表，对于处于何种等级下的责任实行相应等级的处罚，做到奖罚分明。

3.4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

针对我国空管风险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状况，有关人员可以查询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引用，使之变成符合我国现实的管理方法。主管人员可以要求员工定期出国考察学习，并为其出国考察学习提供相应的条件。这样员工个人提高了知识能力，同时也能给我国相关管理方面带来优秀的管理经验。

4.结语

空管作为航空器能够安全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和作用。虽然我国空管风险管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只要正视这些问题，并采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使其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不断的为我国航空事业提供更优秀的服务。

参考文献：

[1]何世明.浅谈风险管理在空管指挥工作中的应用[J].华章，2011，17（24）：97—98

篇3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品陆续送到该实验室，其中包括国家级、省级还有基层的样品。伴着跳动的火焰、器皿轻触的声音，吴平谷等实验人员描绘着复杂的曲线，以纸笔完成原始记录。

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夏季，风险监测的任务量与日俱增。监测设备夜以继日地开动，实验人员白天黑夜地加班。

这是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末，每千人口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本量要达到2件，有着5000多万人口的浙江省，样本监测量一直排在全国前列，计划在2013年年底，每千人风险监测样本量要达到0. 5件，但这距离国家目标，还有4倍之遥。

当下，中国的每一个省份都在推进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国家卫计委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共设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点1196个，覆盖了100% 的省份、73%的地市和25%的县（区），并启动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建设试点项目。

2013年7月4日，据财政部网站消息，中央财政下拨2013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1亿元，专项用于支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建设项目。覆盖全国的监测体系，如今囊括肉、蛋、奶，应形势之需，还将网购食品等新品种逐步纳入监测名录。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自2010年推进之后，究竟有何作为？面对三聚氰胺、塑化剂、“地沟油”等层出不穷的食品有害因素，监测体系以何种方式，降低其带来的健康风险？监测体系本身又面临怎样的困境，带着这些疑惑，本刊记者近日探访了国家级、省级等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机构。

监测项目不是越多越好

吴平谷2000年大学毕业来到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赶上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萌芽阶段。

实验室简陋，最初的监测项目很简单，只有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和微生物的监测。“全省只有四五个人在参与风险监测，因为监测项目过少，一年只能获取几百个数据。”吴平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当时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一个在全国16个省份以课题形式展开的项目，由科技部和卫生部立项，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地域分布及各地实验室能力组成项目组。不少地方疾控中心并不愿意参加风险监测项目，理由是条件有限。

“其实关键是资金有限，刚开始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是无偿监测。”吴平谷说。

以课题形式进行几年后，风险监测演变为卫生部的行动计划。“风险监测的规格升级后，全国一年整体投入达到两三百万元，但是，分配到每个省也就5万至10万元左右，监测种类仍非常有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蒋定国告诉本刊记者。

截止到2009年，食品中化学物污染物监测在17个省份展开，微生物监测在22个省份进行。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真正纳入政府工作范畴，是在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以后。该法要求卫生部每年制定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也要制定相应方案。

2010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在全国31个省份正式展开。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宁的办公室，记者注意到一份“2012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其实就是2013年正在监测的对象）。监测计划包含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食源性致病菌、食源性疾病等五大项。监测指标有100多项，包括铅、汞、砷等等。

“监测的项目并非越多越好，还得考虑实际监测能力。”李宁说，每年的监测计划都会适当调整。卫生部首先征询各部委以及各省的意见，所有意见汇总到国家风险评估中心，形成最终的监测计划。

“黑名单”制定的速度赶不上违法的速度

各方纷繁复杂的意见，最终能否纳入监测计划，依据的还是优先监测原则。敏感人群的食品如婴幼儿食品以及老百姓消费量大的食品都是重点。

优先监测的项目中，引人关注的还有一些易滥用添加剂的食品，以及非法添加物。日前，已经公布的食品中非法添加物和易滥用食品添加剂“黑名单”有6批，涉及非法添加物64种、易滥用食品添加剂22种。

谈及“黑名单”的出炉过程，李宁从技术层面给出了解释。一类是依据市场上已经被媒体曝光发现的品种，这一类在黑名单的名录中占到50%以上；一类经由全国各地监管人员发现的线索去判定，国际范围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偶尔也会成为线索。

到现在为止，公布的最后一批黑名单是“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李宁说，未来可能陆续新的黑名单，非法添加剂已经成为监管重点。“我们想努力扩大黑名单，依据此名单，让监管部门加大监管的力度。但是难就难在黑名单制定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违法分子制造非法添加剂的速度。”

2010年至今，全国监测了44万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样本，获得300万份数据。李宁坦言，通过这一监测体系查出来的问题很多。有些会向社会公告，进行相关食品产品的召回，比如伊利的汞问题。但是有些健康风险不是很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会在监管部门内部进行处理、消化。

“毕竟地方政府不愿意制造恐慌，已经处理好，把风险去掉了，就不对外公开了，比如南方一些地区食品中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其实监测体系发挥不少作用，具体不好对外说。”一位不愿具名的食品安全监测机构负责人告诉本刊。

一个逐级上报的系统

婴幼儿奶粉、熟肉制品里是否含致病菌、蛋类蔬菜类有无化学污染物……这些纳入食品安全监测范围的内容通过怎样的过程，才能确认发现并公之于众？这一过程往往是秘而不宣的，其中涉及的不仅是专业监测机构，也有各级政府的作为。

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本刊记者注意到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向全国每一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机构开放，各机构可以通过密码进入到这个数据库。数据库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县一级的机构。“县一级监测能力不行，主要负责采样，监测至少在地市一级。”蒋定国说。

在技术层面，各食品安全监测机构可以实现均等化的信息上报。但现实中，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仍是一个逐级上报的系统。

各级监测机构会按要求向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送监测数据，如发现问题，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辖区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后者向卫生部和省级政府报告。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地方政府报告的同时，也会及时向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输送监测数据。“一旦发现覆盖几个地区的系统性风险，中心就会报卫生部，进行紧急会商、沟通，去年的伊利婴幼儿配方奶粉汞含量异常，今年的贝因美奶粉事件等都在监测计划范围内。这类事件要及时发现苗头，汇报后消除风险。”蒋定国说。

598家“哨点医院”

我国对于传染性的疾病已经形成较好的上报传统，“而对于非传染性疾病，则是从2010年才开始建立报告制度。”李宁说。以搜集信息和数据为目的的全国食源性疾病（包括食物中毒）报告网络自2010年开始建立，最为欣喜的变化，就是强化了食源性疾病中异常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的报告制度。

异常疾病与异常健康事件报告制度是由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触发而形成的。婴幼儿肾结石的病例早在2008年2、3月份已在一些地区出现，均未引起重视，直到7月才从甘肃报到卫生部。

上述报告制度与医院体制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医生不仅要看病，发现异常病例还要有及时报告的意识。医生报给当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报给当地行政部门，同时也报给卫生部。若觉有必要，随即启动流行病学调查。

从2010开始，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体系在每省设立了10家“哨点医院”，2013年要求每省至少有30家。目前，全国共有598家“哨点医院”参与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但覆盖范围仍很有限。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推广监测点已不存在技术难题，却有着不可避免的观念障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培训医生参与监测的课堂上常常听到抱怨：临床已经很忙碌，哪有时间去分析异常病例；异常病例的概念不好划定，无法判断。

李宁坦言，“异常病例”很难定义，有时就是凭医生的敏感性，发现一例就上报一例，如果疾控中心从不同医院或地方，收到类似病例有3例，就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食源性疾病的监测点，现正在从省市推广到县一级基层，只能依靠行政命令。”蒋定国认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报告制度，首先还是需要各级行政部门来协调，如此医院和疾控中心才会配合好。

目前的食物中毒病例的上报率依然是令人担忧的。“本来想统计每年有多少起食物中毒、多少人中毒等信息，为整体预防做信息准备。目前设定好了，结果根本实现不了。大家都不报，我们掌握不到确定的信息。”李宁表示，地方政府对于食品安全中毒事件的上报，还是颇有忌讳，怕影响政绩。

监测机构尚待扩充

因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公众舆论高度关注非法添加剂的监测，而在国际范围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中，微生物污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则是多数国家首要的食品安全问题。

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设置主动监测网络，一度监测到某批次的香瓜在某几个地区出现污染问题，及时研究判断，发出预警，阻止其销往其他几十个州府，从而避免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爆发。

在中国境内，当下的监测重点也已转向主动监测。随着物流的发展，包括食物中毒在内的食源性疾病通常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呈现分散式爆发，通过主动监测网络，可以把信息汇集在一起，通过临床症状、实验室检验加流行病调查三种手段结合，提前判断、预警一些大范围的食品安全事件。一般跨省的监测结果，由国家疾控中心来判断预警，省内的监测结果，由省疾控中心来判断预警。

因主动监测体系对专业技术性要求高，2012年启动后，每省只有10家医院有条件参与其中，多数县级医院还没有条件实现。

主动监测体系需要极大的物资、设备投入，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以九龙治水的方式，归工商总局、卫生部、农业部多家管理，一度陷入资源重复浪费的窘境。2013年3月，随着大部制改革，主要监测体系的整合有了新的可能。目前食药总局正在和卫计委讨论如何合力监测。

主动监测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监测机构的扩充成为必然。国外多由第三方机构参与，因为它们更具公正性。国内现在主要还是依靠隶属于部门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监测机构。“我国第三方机构起步晚，力量比较弱，规范性较差，主要是认证不完善。要形成一定规模，还需要一个过程，也许20年左右能发展起来。”蒋定国说。

目前国内的食品安全监测网络体系并不包括第三方机构。第三方难以参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收费较高，而风险监测目前多是在行政命令下操作，利润过低。

“曾有多家第三方机构申请参与政府监测任务，但这些机构对于某一样本中一个指标的检测费就要收取几百元，而疾控中心等事业单位检测十个指标，才收几百元。”李宁说。

东部地区的纠结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针对一个样本，花费基本就在千元左右，而风险监测中所用仪器特别是大型仪器以进口居多，购买、维护等费用之高，更是令不少西部地区疾控中心负责人咂舌。

“海南、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监测条件之差，超出想象。”蒋定国回忆，前几年去海南时，在省一级的实验室里，场地拥挤到连小型仪器都没有足够空间摆放，而涉及食品中化学污染物监测最基本的设备如液相磁谱、气相磁谱全都没有。

因为条件差到基本的监测项目几乎无法开展，2010年开始，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陆续以每年一个多亿的投入，试图改善西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硬件缺失的局面。经费下达后，最终以县为单位，依据人口来划分拨款额度。除去设备投入，中央还为西部地区的每个省份每年提供200万至300万元左右的监测经费。

在国家的这笔投入中，东部九省市并没有纳入。“针对东部九省市，国家的态度是只给政策，不给经费，毕竟东部的条件比较优越，浙江、广东等地的实验室条件比国家风险评估中心还要好。”李宁说。即使没拿国家一分钱，像浙江这样的东部省份，每年提供给国家的监测数据量都在前列，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都是超额、超量完成。

然而，东部九省对于中央不同的投入力度并非心服口服。蒋定国在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培训中，时常听到山东、福建省份的风险监测负责人抱怨经费缺乏。

即使在外界看来条件优越的浙江省，也觉得经费投入“有苦难言”。浙江省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章荣华表示，东部虽然比西部发达，但是经费预算的要求更高，如果原来没有列入项目的，要增加一个项目预算都非常困难。而且政府对于食安风险监测这项任务的内涵不是很清楚。直到现在，浙江也没有常规的食品安全监测经费做保障。

2000年以来，浙江省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费用基本依靠课题费或项目费来解决。“明明需要的是食品中污染物的监测经费，但只能通过别的项目科研经费来调节，打球。用于食品营养研究的工作经费，也会匀出一部分用于监测。”章荣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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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轨道交通工程；地铁建设；安全管理；安全风险管控

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与技术力量、施工管理经验不足的矛盾逐渐凸显，从而给工程质量安全带来巨大压力。国内一度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多发，重大事故时有发生，给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1 安全风险管控是天津地铁建设安全管理核心

随着天津市地铁1、2、3号线的开通运营，天津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再次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发展期。目前，地铁5、6号线和1号线东延线处于全面开工建设阶段， 2015年底4号线、10号线也即将开工建设，地铁在建里程近140公里，工程质量安全压力巨大。天津地铁集团秉承“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安全是地铁建设生命线”的管理理念，重视安全、关注安全，始终把安全视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天津地铁集团在多年安全管理经验基础上，引入安全风险管控的理念和方法，进一步理清管理脉络，完善管理体系和制度，明确责任目标，严格技术措施落实和责任考核，坚持把安全风险管控列为项目管理核心工作，紧紧围绕风险管控组织地铁建设，有效降低安全风险事件发生机率，确保地铁建设安全受控。

2 安全风险管控内容核心

2.1 加强机构建设，完善管理体系

地铁集团建立监管与实施分离的组织机构管理体系，通过组织机构建设，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专职管理队伍健全、管理脉络清晰、责任明确的安全风险管控体系。地铁集团组建专职安全管理队伍做为安全监督管理者，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标准，进行安全监督管理；各项目管理中心做为实施层是安全管理落实者，是安全管理主责部门，是安全管理行为主体，行使安全管理职责；两者相辅相成、责任分明，实施层承担直接责任，监管层承担监督管理责任，形成监管与实施分离的管理格局。

同时地铁集团在指挥中心建立监控平台，完善全覆盖安全管理网络，完善自上至下的落实和监控管理体系，以之为核心开展安全风险管控。以监控平台为依托，覆盖全过程管理环节，形成完整有效的监控管理循环，用技术手段对建设风险实施监控管理。

2.2 加强机制建设，完善管理制度

为切实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地铁集团制定了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完善集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从风险源辨识论证、方案评审、盾构机安全评估、条件验收、领导带班、责任划分、责任追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确保实现制度全覆盖、管理无漏洞的目的，以满足高强度建设、网络化管理的需要，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管理制度体系。重点突出了以下五方面：

1）目标管理。认真组织专家论证，深入梳理风险源，建立风险源台帐，明确风险源管理目标。项目开工前针对风险源制定相应管理措施，建设过程中做实风险目标管理。

2）责任管理。针对风险源台帐目标，明确管理部门及具体责任人，把安全压力自上而下传递下去。形成“管理者必须知道可能会出哪些事故，心中有数”的良好局面，管理有的放矢。

3）措施管理。目标清晰，责任明确，进一步健全管控措施。技术方案专家论证把关，开工前进行条件验收，过程中落实风险管理监督。

4）高强度检查。针对风险目标及具体责任人，采用例行检查、抽查、暗查等方式，形成高强度的检查态势。每月、每季进行全覆盖检查，平时进行抽查和专项暗查。同时抓好整改，确保检查工作有实效。

5）严格考核。根据考核评价管理制度，每季度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进行全面考核评价，通过批评、通报、约谈上级领导、书面通知上级单位、经济处罚、红黄牌警告等措施，有效保证了制度良性运行。

2.3 加强硬件建设，完善监控管理

天津地铁已进入高强度建设关键阶段，对安全风险管控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待建立长效化的信息监控管理机制，为建设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地铁集团通过梳理在建工程风险管理目标、升级系统平台、明确责任界面等，建立了“全时段、全覆盖”的风险预测、预控、预警、应急处置的信息化安全监控管理平台，实现信息化管理。监控平台投入运行以来起到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实现了功能多元化目标，建设成为集“可视化监控、安全风险管理、实名制监控、文明施工监控、应急处置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监控管理平台。监控平台的核心是：一个中心、七项功能、四支队伍。

1）一个中心。在地铁建设指挥部建立监控管理控制中心，项目管理中心建立管理分中心，实施两级监控预警管理。

2）七项功能。实现了基础资料管理、数据统计分析、预警响应处置、重点项目施工视频监控、应急处置、文明施工监控、实名制管理七项功能。

3）四支队伍。建立了监控管理团队、第三方监测队伍、专家团队及应急抢险队伍。

2.4 加强技术体系建设，完善风险源管理

地铁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理，绝不是孤立的管理行为，它涉及到规划、设计、施工准备和施工过程管理。既是纵向的全过程管理，又是横向的全面管理，同时又与工况条件、地质条件息息相关。基于以上认识，地铁集团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安全风险管控体制。

为此，地铁集团在项目设计和施工阶段分别开展安全风险调查与评估，汇总形成风险识别清单，请专家论证把关，并有针对性地从技术和管理上制定控制措施。建立专项方案论证制度，对重点工程、重点部位、关键环节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建立开工条件验收制度，对深基坑开挖、盾构始发接收、联络通道施工等重要环节先条件验收后开工；建立安全风险分析日例会制度，每天对风险源施工部位安全风险状态进行评估，及时解决险情。地铁的安全问题很大程度是技术问题，只有把技术问题吃透了，不打折扣地落实到底，才能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因此，重点做好前期工作，开工前把各种风险吃透，措施制定好，再请专家论证把关，为安全风险管控奠定坚实的基础。

2.5 完善实名制管理，提升施工人员素质

为加强施工现场人员管理，确保主要施工管理人员与投标人员一致，提高地铁建设管理人员素质，地铁集团对参与地铁建设的监理、施工及第三方监测单位实行实名制管理，确保地铁建设管理人员现场管控能力。

1）技术措施。在现场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对监理、施工及第三方检测单位主要管理人员进行实名制管理。人脸识别设备通过网络与监控中心监控平台连接，纳入监控中心统一管理。

2）管理范围。监理单位总监、总监代表、安全总监、监理组长；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安全副经理、总工、项目副经理；第三方监测单位项目经理、总工、项目副经理。

3）管理成果。监控中心每天对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第三方监测单位主要管理人员进行考勤统计，确认其是否在施工现场，形成实名制考勤日报表。

4）考核管理。监理、施工及第三方监测单位主要管理人员当月考勤报到不足22天，予以黄牌警告；连续两个月考勤报到不足22天，予以红牌警告，并通报批评；连续三个月考勤报到不足22天，要求中标单位更换该管理人员，并依据合同对中标单位予以经济处罚。

2.6 加强教育培训工作，提升施工人员素质

地铁集团定期组织具有丰富施工管理经验的专家人员对各参建单位人员进行培训，提升参建人员自身素质。对天津市及地铁集团有关安全管理制度，施工重点环节与管控要点，现场的施工特点、作业环境、危险区域等加强培训，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与施工现场相结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通过培训不断提高地铁参建人员的安全质量管理水平，使参建人员了解、熟悉施工现场的安全质量要求，落实安全质量管控措施，规范行为，消除隐患，全面提升了地铁建设安全质量管理水平。

2.7 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完善应急管理

1）应急队伍建设。随着地铁5、6号线和1号线东延线的大范围开工建设，紧紧依靠施工单位处置险情，已不能满足需要，地铁集团以抢险经验丰富、实力过硬、诚信可靠的施工单位做依托，组建专业抢险队伍。抢险队人员全天候坚守现场，险情发生时能够立即出动，参与应急处置。

2）应急管理。所有风险源均制定了应急预案，如基坑开挖施工、盾构掘进施工、联络通道开挖施工等。预案简洁实用，通过培训考核，让所有参与者明白险情发生后应该做什么。以不通知抽查演练为手段，不做“应急演戏”，真正做“应急演习”，切实起到锻炼队伍、提高抢险人员熟练程度的目的。

3）健全应急响应体系。应急关键是响应，为此，地铁集团建立了集团地铁建设应急响应责任体系。每个项目均明确了应急响应责任人，当接到预警或出现险情时，由其负责上报和响应，如险情上报中断，该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完善的响应体系，为预警和应急处置奠定了坚实基础。

4）应急与监控联动。应急队伍隶属于监控中心管理，当监控中心发现或者接到险情报告后，立即通知应急抢险队，抢险队第一时间出动开展应急处置。应急管理与监控中心联动，尽可能压缩应急响应时间。

3 安全风险管控落实

3.1 坚决执行风险台帐管理

风险台账管理是天津地铁集团在原有管理制度基础上，总结了2、3号线管理经验，推出的一项安全管理措施。在工程开工前，地铁集团组织有关专家和各责任单位对地铁车站、区间的风险源进行识别、风险等级划分、专家论证、确认，形成了风险源清单台账。在风险源施工条件验收前，结合周边环境的变化，再次对施工环境、盾构区间进行调查、走访和区间物探，对原有风险源和风险等级进一步确认和调整，制定相应管理措施和预控措施，并聘请相关专家进行论证、把关、签认。针对不同等级的风险源，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均确定一名责任人，承担日常的管理责任，并承担安全事故责任。地铁集团每周组织专家和参建单位召开风险源管控例会，对在施风险源进行分析研究，针对问题制定工作措施，保障重要环节科学组织，确保安全。通过风险源台帐管理，解决了“可能会出什么事？谁来管？怎么管？”三个问题，做到了目标明确、责任明确、措施明确，确保风险源施工安全可控。

3.2 严格落实风险管控目标

地铁集团建设管理中心建立风险源台帐，每个风险源均制定管理目标，明确具体责任人，制定处置措施。风险源管理目标是安全管理的核心，必须实现三个明确：

1）明确目标。各岗位、各部位、各级管理人员，都熟知自己工作范围的安全隐患，知道应该管什么，知道自己管辖范围会出什么安全事故，从而完善安全管理目标体系。

2）明确责任。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岗位安全责任，知道出了事该负什么责任，承担什么后果，带着压力管理安全、尽责任，健全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3）明确措施。各级管理人员经过培训，熟知自己的岗位制度规定，知道应该如何去管，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管，完善了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的落实。

3.3 严格风险管控重点环节管理

天津地铁集团总结天津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经验，广泛征求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社会专家、高等院校等方面意见，制定了轨道交通工程重点建设环节质量安全管理办法加强风险管控。重点侧重于施工现场管理，目的是进一步细化天津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管理。共分七部分，内容包括：工程现状调查、工程勘察、风险分级标准、车站深基坑施工、盾构始发与接收施工、盾构掘进施工、联络通道施工等共计87个重点管理环节，对各环节均明确了具体要求。地铁建设各方紧紧围绕以上重点管理环节进行风险管控，收效明显。

3.4 严格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

隐患排查治理，已成为天津地铁常态化的风险管控管理机制。根据地铁集团安全管理制度要求，每日施工作业前，施工单位要按照安全技术专业或者工种进行施工现场隐患排查，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做到立即消除，不能立即消除的，排查人要悬挂禁止施工作业警示牌，并立即报告项目经理。项目经理要组织整改，消除安全隐患。未消除安全隐患的部位及其影响的区域不得施工作业，未消除安全隐患的设备、设施不得使用，推动“零”隐患施工。

通过施工单位每天排查，监理单位每周排查，地铁集团每月排查，对隐患狠抓整改落实，确保隐患整改到位，有效遏制了安全事故。同时推动创先争优活动，推荐安全风险控制到位、文明施工管理水平高的项目，开展现场观摩活动，充分发挥了示范工程的带头作用。

3.5 严格落实安全考核管理

安全风险管控必须明确责任，落实责任，严格考核。天津地铁集团制定了天津地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考核评价管理办法。每月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进行考核评价。好的单位通报表扬，差的单位通报批评。每季度召开安全质量总结会，评选出“安全质量先进单位”，年终评选出“年度安全质量先进单位”，给予物质及荣誉鼓励，起到了积极的带头引领作用。

4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是一个巨大繁杂的系统工程，随着建设规模不断增加，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风险和施工难度随之加大，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工作的突出问题也随之明显。

天津轨道交通建设在新形势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天津地铁集团在管理中实行安全风险管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⑴《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GB50652-2011）。

⑵住建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建质[2010]5号）。

⑶天津建委《天津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重点建设环节质量安全管理实施细则》2013.6.17

⑷《天津地铁集团安全质量文明施工管理文件汇编》2014.5。

篇5

关键词：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66-03

城市是人口、产业、资源经济最密集的场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使得城市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迅速集聚的社会生产要素给城市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使城市作为特殊的承灾体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公共安全的风险因素，其危害程度和范围也不断增加。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言，现代社会正处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之中，现代社会的风险超过了人们的控制能力。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的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的“非典”疫情、2014年的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以及2014年年底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等都给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城市的脆弱性，风险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完善城市公共安全防御体系势在必行。而作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重要手段的风险评估，对于识别城市存在的风险因素、评估风险等级、提出对策、进行风险控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公共安全及其风险评估

公共安全是指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产、生活的安全。随着我国城市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城市公共安全是指由政府及社会提供的预防各种重大事件、事故和灾害的发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的基础保障[1]。这意味着城市公共安全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公共安全是由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政府不仅要建立各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责任制，也要根据城市公共安全的特性制定公共政策，维护公共安全;另一方面，城市公共安全是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保障，它的保障对象是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城市建设既是集聚财富的过程，也是集聚风险的过程[2]。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因素既有传统安全风险因素也有非传统安全风险因素。传统安全风险因素包括自然灾害风险、技术灾害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和公共卫生风险。随着城市的发展，除了传统风险，城市越来越多地面临非传统安全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因素包括金融安全风险、信息安全风险、恐怖袭击风险、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和突发风险等。为了实现对各类灾害事故的有效控制，保障城市居民的各方面安全，必须完善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而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评估尤为重要，它是实现有效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指对城市进行风险评析，通过风险辨识发现城市潜在的危险源，对城市危险源进行分析预测，评估其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从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范、降低和消除风险，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在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进行分析时，主要考量城市的脆弱性和可承受性两个方面。

二、现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分析――基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分析

（一）上海外滩广场踩踏事故回顾

2011年起，黄浦区政府、上海市旅游局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连续三年在外滩风景区举办新年倒计时活动。鉴于在安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可控因素，黄浦区政府经与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广播电视台协商后。于2014年11月13日向市政府请示，新年倒计时活动暂停在外滩风景区举行。2014年12月9日黄浦区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决定，2015年新年倒计时活动在外滩源举行。事发当晚20时起，外滩风景区人员进多出少，大量市民游客涌向外滩观景平台，呈现人员逐步聚集态势。22时37分，外滩广场东南角北侧人行通道阶梯处的单向通行警戒带被冲破以后，现场值勤民警竭力维持秩序，仍有大量市民游客逆行涌上观景平台。23时23分至33分，上下人流不断对冲后在阶梯中间形成僵持，继而形成“浪涌”。23时35分，僵持人流向下的压力陡增，造成阶梯底部有人失衡跌倒，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拥挤踩踏事件发生，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3]。

（二）现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是指对城市公共安全进行风险评估的机构和制度，包括评估主体、评估内容及指标体系、评估方法、评估程序、评估结果五方面内容。上海在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方面起步较早，到目前为止已建立起以公安局和民防局为核心的城市风险管理系统。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风险评估机制的运行如下：

第一，评估主体。上海由市公安局为主的社会安全体系全面负责应对和处置各类突发性社会安全风险。2004年9月30日上海启用市应急联动中心在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中发挥应急指挥和快速联动的作用。2005年上海成立应急管理委员会，下设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上海目前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主要是以市委、市政府为主导，在“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下牵头组织各区县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在2014年年底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外滩新年倒计时活动风险评估由黄浦区旅游局进行，而现场风险评估工作主要由黄浦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及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进行，通过现场影像数据信息由指挥中心指挥员报送黄浦区公安分局领导及市公安局领导，从而对现场公共安全风险进行粗略评估。

第二，评估内容及指标体系。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对城市潜在的风险源的数据信息汇总分析，判断其性质、危害程度及影响区域，对其分级分类，从而做好充分响应准备，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和升级，减少危害损失。上海市把危及城市公共安全的灾害事故分为19类25种，每种又细分为一般、重大、特大三个等级。由市公安局编制的《上海市密集人群拥挤事故应急处置预案》按照人群密集公共场所事故的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将人群密集公共场所事故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并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在踩踏事件中，应急指挥中心及公安局主要是对外滩广场的人流量进行评估，由于并未制定外滩活动应急预案，对于外滩公共安全的风险评估主要依赖于现场观测数据信息，并根据人流量密度评估现场安全风险，判断是否需要加派警力引导人群疏散。

第三，评估程序。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主要程序是风险源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估。事态出现恶化端倪时，报警信息迅速汇集到指挥中心，传送至各区域指挥中心，并及时向上级指挥中心和行政领导报送进行风险评估。黄浦区指挥中心根据视频摄像头、数据采集终端以及语言通信终端等获得信息并上报现场数据信息，黄浦区公安分局及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上报信息进行紧急分析评估，提醒做好响应准备。

（三）风险评估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一，职能不清与评估主体不明确。任何群众活动之前，都必须要做足风险评估，相关的各委办局、各属地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都要各司其职，承担相应的任务和责任。上海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别成立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和应急管理委员会，应是对活动进行风险评估的参与者之一，但在外滩新年倒计时活动中，却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事件中的评估工作主要由公安行政领导个人评估，缺乏相关部门和专业队伍的参与，相关部门甚至没有发挥作用，部门之间职责不清，仅靠公安部门进行风险防控工作。现有的法制没有明确风险评估主体，形成由“条线部门”主导的各自为政的评估机制。

第二，评估技术落后与方法不科学。国内外对于风险评估的方法很多，当前常用的是突变级数法，但当前评估主体并不具备专业知识水平。目前，国内外对人员拥挤的判别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只限于特征的描述[4]。有规定指出景区、景点室内达到1m2/人、室外达到0.75m2/人，即要启动应急预案[5]。对于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人员拥挤需要科学考察单位时间内和单位地点内人员的流动情况，而不是仅凭对人流的大致主观推测来进行评估。据市民回忆，事发当晚，外滩人流密度高达6人/m2，但这一数据并没有得到指挥中心的准确监测。事发前，黄浦区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并未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风险评估。应对事件的直接做法就是部署警力，却并没有采用科学评估的手段。

第三，风险意识薄弱与知识不足。2014年12月9日黄浦区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区公安分局与市政委等部门做好活动预案。作为活动承办单位，黄浦区旅游局对辖区内重点区域风险评估不足，而黄浦区政府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未检查监督会议具体要求的贯彻落实，也未对可能存在的大量人群聚集做安全风险评估，没有对活动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予以高度重视，缺乏应有认知。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政府及公安局等领导未能及时正确评估人群集聚的风险，知识不足正是一大原因，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无法进行专业评估，导致判断失误，应对严重缺失。另一方面，现有预案及研究成果也存在实践操作性弱的问题。

第四，条块分割与部门协同不够。交通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是人群集散、空间移动、流量管控的关键部门。对于外滩新年活动，地铁、公交、车辆的交通管控都应做好规划评估，这不仅仅是公安局和指挥中心的任务。而对人流的趋向和流动状况，通信技术部门也必须及时将数据信息报送上级相关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部分部门已经完成相关工作，而踩踏事件依然发生，这是因为部门条块分割，协同性不够。

三、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一）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程，规范评估程序

完善风险评估法制建设，依据国家公共安全法制的要求，结合地方特色，针对风险源的特点，构建完整的城市公共安全评估法制体系。对评估程序、运作体制、评估权限等都应有明确和详细的规定。分解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任务，强化任务落实，推动风险评估体系建设。编制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白皮书，强化评估科学性，细化各项评估流程，规范评估程序。同时，要强化执行监督，将风险评估工作寓于日常监管工作中，落实风险防控措施。

（二）加强风险评估技术支撑，更新评估方法

完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形成覆盖全市的信息管理技术平台。建立起公共安全风险数据库及案例库，将历史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在遇到问题时在案例库中检索过去类似案例，对现有风险因素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另一方面，在监测方面，加强监控技术支撑，综合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网络和数字监控等先进技术，建立起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的多功能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技术平台，实现更为准确的风险信息获取，并在全市重要场所设立显示屏、户外广播等安全提示设施。在评估方法上，引入专业团队，与国外先进评估方法接轨，采用专业数据统计和理论方法，建立完善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风险评估模型。

（三）建立公共安全专家评估系统，强化教育培训

多元化评估不仅是科学评估的需要，也是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事件发生时，往往需要决策者在短时间内完成信息评估并迅速做出判断决策，这对决策者的素质和能力要求特别高，而现有决策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学者戚建刚认为，应当以现有的应急工作办事机构为基础，通过增强职权职责、配备专家精英、更新软硬件设施等方面的改革，提高其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和精确性，从而集中、统一、权威、精确、高效地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6]。而对于决策者，应当加强风险评估教育培训，提高管理者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评估能力是预防工作得以贯彻的根本保障。

（四）条块结合，推动风险评估的协同合作

制定符合实际的工作运行流程，建立组织、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机制，保证信息沟通的快速与通畅。协作问题主要来自组织结构因素和现有行政体制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包括结构的静态涉及和组织运行的动态过程。因此对于横向联系的组织设计应当以横向协调与横向制约的方式设计，实行层层协调，采用标准化的协调方式。出台有关职责分工的基本制度，建立协调监督制度，设立协调类工作的量化指标体系，纳入部门和个人的工作考核。

四、结语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和模块化的系统，比一般的组织结构都要复杂。风险评估是做好风险管理的前提和保证，为了保证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必须建立高效、灵活的风险评估运行机制。我国目前公共安全保障基础尚且较为薄弱。本文通过结合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案例对其风险评估机制运行进行分析，从评估主体、评估程序、评估方法等方面分析其中显现的问题，进而探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为风险评估的模型建构、科学分析和实践操作提供研究参考。

参考文献：

[1]左学金，晋胜国.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2]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城市“十一五”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组.城市公共安全与综合减灾应急机制[J].领导决策信息，2004（39）.

[3]上海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全文[EB/OL].人民政协网，（2015-01-21）[2015-05-02].http：//.cn/-

sy/yw/2015/01/21/435259.shtml.

[4]孙超，吴宗之.公共场所踩踏事故分析[J].安全，2007（1）.

[5]北京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安全管理规范（试行）[Z].北京市人民政府，2005-01-24.

[6]戚建刚.风险规制过程合法性之证成――以公众和专家的风险知识运用为视角[J].法商研究，2009（5）.

[7]王绍玉，冯百侠.城市灾害应急与管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8]董华，张吉光，等.城市公共安全――应急与管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9]王振海，陈洪泉，等.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以青岛为个案的分析[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10]张沛，潘峰.现代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Construction of Mechanism of Risk Assessment on Urban Public Saf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mpede at Shanghai’s Bund area

ZHENG Qianqia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0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