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回应型政府 回应 合作共治 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66-05

回应(response)，即回答、答应或响应，是所有社会形态及其政府运作模式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谋求政府与社会间稳定、和谐关系的基本方式。无论何种政府，作为公民的政府、社会的政府，都应程度不同地回应社会。当代社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对政府治理模式、治理过程、治理效果提出了新要求。着眼于改善政府治理，提高政府的回应性与回应效能，有必要研究和把握回应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内涵和特征。

一、理论基础

“回应型”一词最早出现于当代西方法学理论中。对回应型政府问题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后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公共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学者罗西瑙(J.N.Rosenau)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著述中，把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他强调，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无须依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其主体也未必是政府。之后，有关治理的论述不一而足，大多论述了相似的思想。虽然治理理论还不很成熟，其基本概念也还比较模糊，但它十分清晰地赋予了治理(govemanee)与统治(government)的不同涵义。如果说传统政府理论认为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自上而下的统治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的话，那么，公共治理理论的主要发展则是强调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间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及其双向互动、相互影响的必要性。治理更多地是一个社会作用日益明显、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影响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单向度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安排，而主要通过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协商，共同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府权力运行向度，凸显了社会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总之，从根本上说，公共治理理论，其实就是研究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府如何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或共同解决公共问题，以达到治理的良好状态，即“善治”。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目标。 “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回应，是善治的基本要素。没有对政府回应性问题的研究，就难以研究善治问题；研究回应型政府建设问题，才能从理论上阐明，如何在不断提高并确保政府回应社会的自觉性、稳定性、有效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的善治。因此，回应型政府问题，理应成为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样，公共治理理论也为回应型政府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是回应型政府的重要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在有关政府回应社会的问题上，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虽然具体观点不尽一致，但就通过改革，建设全方位服务或回应社会的责任政府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美国学者奥斯本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时概括的政府再造的十个方面，其中一条就是，要建设“顾客驱使的政府(customer-driven govemment)――满足顾客而不是官僚制度的需要”。虽然其中的企业化政府改革原则有其局限并受到了批评，但其“顾客驱使的政府”的理念，蕴含了对政府正确、及时回应社会的要求。。引新公共服务理论则更进一步：相对于政府而言，“公民不只是顾客，他们是‘所有者或主人”’，政府显然更须无条件地回应公民或社会。新公共服务理论倡导以结果、以竞争为导向，使政府的每一项资源投入、人员活动、公共服务的提供等，都能真正符合社会需要，使社会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得到“无缝隙”服务，形成真正体现以民为本、“服务，而不是掌舵”的“无缝隙政府”，建立起政府与社会间信任、合作共治的关系，以确保政府的回应性。在这里，新公共服务理论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政府服务范畴，由“顾客”扩展到了“公民”，更强调政府回应社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总之，比之于传统的政府理论，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都有一个重要共识：政府不应是权力的惟一所有者，而应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创造机会或条件，将公民个体利益，整合成社会公共利益，并完整地加以回应。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同样是研究回应型政府问题的理论指导。

还应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本质上也要求，政府必须具有对于社会的回应性，政府应不断提高其回应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制度属性，在更高的层面上要求建设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能够全方位回应社会的责任政府，在尽可能满足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利益、政府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无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回应型政府问题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基本内涵

迄今为止，在中国学术界，尚无对回应型政府内涵的权威界定，专门的研究文献较少。尽管有学者提出了“回应型政府”的概念，甚至还进行了公共治理视角下政府回应问题的分析，但还存在明显不足。首先，已经提出的“回应型政府”的概念不系统、不明确，过于笼统；其次，近年来，包括从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角度，对回应型政府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尚未从体制建构的角度来阐述体现对政府自觉、稳定、有效、可持续回应社会要求的回应型政府的内涵，有着明显的视角局限。认真梳理中外学者对政府回应和政府回应性等概念的研究成果，对准确把握回应型政府的内涵是必要的。

关于政府回应和回应性问题的研究，散见于中外学者有关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为科学界定回应型政府的内涵打下了基础。尤其是中国学者俞可平在介绍、研究治理和善治理论的过程中，在强调政府的回应性作为善治的基本要素的同时，阐明了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定期、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促进了回应型政府内涵的明晰化。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责任性的延伸”。回应型政府，首先是责任型政府，表现为政府的一种责任性(accountabmty)，强调政府公务员及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没有或不适当地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能和义务，就是失职，或者说缺乏责任性，也就无所谓回应型政府。

可见，回应型政府的内涵要素至少应包括：回应型政府的价值理念；回应型政府的基本责任；回应

型政府体制或机制的特点；回应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可以认为，所谓回应型政府，就是以公共治理为理念，以解决公共问题、社会问题为责任，具有自觉、稳定、可持续的回应性和回应机制，以及有效回应社会所需的回应力，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的治理模式。显然，与作为过程的“政府回应”和作为特征的“政府回应性”不同， “回应型政府”实质上是一种治理模式――政府用怎样的运行模式来行使其对于公共事务或社会事务的治理职能，是确保政府回应性稳定有效、政府回应力可持续提高的体制性安排，是对传统政府管制体制下政府对社会集权式管理的革命。

应该指出，政府回应是政府对于社会的回答、答应或响应，更多地是反映政府对于社会诉求的倾向性态度；政府服务，更多地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诉求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回应型政府是有别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前者是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模式；后者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前提下的政府对于社会的管理模式。当然，这种区别毫不影响两者之间紧密的、难以分割的联系，它们在价值归属上是一致的，都着眼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质量的提升。回应型政府治理理念的确立，可以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更好的价值导向、目标体系和基本条件；回应型政府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可以使政府更好地实现其服务性职能，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基础。准确把握回应型政府的科学内涵，对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有益的。

三、基本特征

研究回应型政府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是在回应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之上，对其内涵的进一步解读。回应型政府要体现公共治理的理念，具有稳定、自觉、可持续发展的回应性和回应机制，以及回应社会所需的回应能力，并有效履行解决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的职责，就应体现以民为本、服务导向、合作共治、及时反应、依法治理的特征或属性。

(一)以民为本

政府回应的本质，就是回应公众利益，处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这也是回应型政府的主要要求之一。“(P64)在传统政治学者看来，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主要通过选举投票和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来实现。但在实践中，由于长期形成的官僚体系对于社会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和公众不得不依赖这样的政府官僚体系。所以，官僚体系对社会需求反应的时效与质量，直接决定了在政府回应社会的过程中，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优劣。这一关系的优劣，是政府体现其回应性、回应能力、回应的稳定性或可持续性的晴雨表。显然，以民为本的政府，才能建立起优良的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罗伯特・B・登哈特指出，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政府机构要求在进行服务时要保持最高的效率：另一方面，公共组织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必须反映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期望”。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迪马克(M，Dimock)等公共行政学者就建议， “顾客满意标准在政府运作中的运用应当与企业中的运用一样广泛开展”。这实际上可视为政府须“以民为本”的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初步表达。然而，对这一观点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批新公共管理理论学者强调，“受顾客驱使的政府”应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这是对传统政府体制缺乏回应性的批评，也是对回应型政府须以民为本的又一重要提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批评和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应服务于公民而不只是顾客的观点。登哈特夫妇在《改革政府》中关于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的建议后指出，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登哈特夫妇转述了金和斯蒂弗斯(King and Stivers)《政府属于我们》中的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政府是属于其公民的，应将公民置于首位，政府强调的重点不应放在为政府这艘航船掌舵或是划桨上，而应放在建立明显具有完整性和回应性的公共机构上。这就十分清晰地阐明：既然政府本来就是属于公民的，就必须无条件地回应社会诉求，就理应成为以民为本的回应型政府，向公民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总之，以民为本是回应型政府最基本的价值观和动力源泉，从而也是回应型政府的首要特征。

(二)服务导向

以民为本的逻辑结果，是对回应型政府须以服务为导向的要求。持续至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实质上是从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转型运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体现的就是一种公共服务精神。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对将政府服务对象看成顾客提出批评的同时，十分强调的就是服务。对此，登哈特夫妇在转述格伦・科普的观点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认为为顾客服务的驱动力是利润动机：只有顾客得到了满足，他们才会以指定的价格去购买这种产品或服务；为公民服务的驱动力是责任约束：鉴于政府所提供的公民所需的产品或服务的购买，因其常常是通过税收付费而不具有自愿性，所以“这就给政府造成了一种特殊的责任，即它不仅要使其直接的顾客满意，并以一种高效率的方式运作，而且还要提供其公民所需要的服务”；为作为主人的公民服务的驱动力则是利害关系：对政府而言，“顾客正在等着见我们”有别于“主人正在等着见我们”。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按照他们出现的顺序，以尽可能礼貌的、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对每一个人的需求或偏好作出回应，在结束这笔交易时，也就结束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政府所服务的是主人，每一个主人都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有利害关系。政府不仅要关注、服务每一个人的自身利益，而且必须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并为公共利益的实现与社会进行持续的对话。

总之，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顾客驱使的政府”对公民顾客身份的界定，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下“公民导向的政府”或“主人的政府”对公民主人身份的认可，都从不同角度表明，政府必须像企业对于顾客、仆人对于主人，以服务为导向，全面回应“顾客”或“主人”的需要。这说明，对政府以服务为导向的要求，有着广泛的理论基础。以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才能体现以民为本的要求，更为负责、有效地协调各类社会利益主体的关系，解决各类公共问题和社会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才能成为回应型政府。

(三)合作共治

公共治理理论深刻揭示了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对善治的重要性。俞可平在总结善治问题时强调，“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有效的管理”就是“两者的合作过程”。一方面，政府须积极扶植和支持社会组织的自主管理，努力为社会力量的发育创造条件，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要积极与政府配合，及时向政府反映社会成员的意见、要求，及时提出合理建议，在与政府合作过程中，积极帮助政府，使政府的回应性和回应力得到稳定、有效、持续的强化和提高。善治离不开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

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扬弃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当代社会所要求的政府与社会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也强调了政府与社会间合作的重要性。它强调，“诸如公

正、公平、回应性、尊重、授权和承诺这样的理想，不是否定而常常是超过了那种把效率作为政府工作惟一标准的价值观”，政府对社会的回应方式应进行彻底变革。传统的政府是通过说“是的，我们能够提供那种服务”，或者说“不，我们不能提供那种服务”，来回应社会、公众的种种需求。而新公共服务理论则要求，经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公共管理者，应该不只通过说“是”或者“否”来回应公民的需求，而应该说诸如“我们先来一起想想该怎么办，然后再来付诸实施”。在具有积极公民权的社会里，公务员不仅将日益扮演一种调解、中介、申说、裁判的角色，而且将以促进、当经纪人、协商以及解决冲突的技巧，取代管理控制的方法。

公众、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平等主体，在融入政府治理过程中，实现合作共治，一方面，可以在克服政府垄断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基础上，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回应一参与”的良性互动，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误读、甚至挪占公共利益，提高和确保政府回应社会的自觉性、稳定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可以以公共治理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者的身份，于事前、事中、事后参与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推动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实现善治的过程中挖掘政府回应的最大潜能；同时，可以更好地集中民智。改善公共决策，提高政府回应能力。总之，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有利于促进以民为本、服务导向的政府回应机制的建立，是形成回应型政府体制的重要基础，是回应型政府的核心要求和主要的运行特征。

当然，强调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强调政府对社会主体力量的尊重和发挥，不能忽视或否定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将西方学术界对“没有政府的治理”模式的探讨，㈣与现实“有政府的治理”实践等价齐观。一方面，罗西瑙等人的“没有政府的治理”的设想，主要是就国际政治而言的，他本人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另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是所论证的国家消亡后的理想状态，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即使是在国家消亡的理想状态下，社会也仍然需要“非国家机构的政府”的治理。可以认为，回应型政府职能实现的过程，是伴随国家权力向社会逐渐回归的过程，一方面。离不开政府和社会两个合作主体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治理秩序的持续、有效供给，政府仍然是回应型政府治理模式的主导方面。

(四)及时反应

顾名思义，回应型政府要求政府对于社会诉求，不能不(回)应，也不可久拖不(回)应，而必须及时、有效地予以回应，否则，就是失职，就不能称之为回应型政府。政府及时反应社会诉求，强调的是政府对于社会的回应必须快速，否则，就难以及时；必须有效，否则就“不到位”。“快速”，是指在回应社会的有效期内，政府要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对社会提出的、需要政府予以解决的问题，给予积极响应，并在与社会积极合作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有效”，是指政府回应社会的方向有效――政府帮助社会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符合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向；内容有效――政府具体解决问题的内容符合而不偏离社会基本或主要的价值或需求；时间有效――政府在解决问题所要求的时段内解决准确反应社会诉求的问题。当然，就时间的有效性而言，不是说解决问题的速度一定是越快越好，而应该是“正当其时”。总之，快速、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是对回应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及时反应是回应型政府主要特征之

(五)依法治理

回应型政府要求建立一个与威权和绝对统治相对的政府，即负责、有限的政府，而法治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 “法治”(rule of law)是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雪在其代表作《英宪精义》中提出的，现已成为普遍原则：政府和公民或社会在法律上负有相同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的特权，政府和公民或社会都必须守法。所谓依法治理，指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必须依法进行，否则，政府对于社会的回应，就难以有体制和机制的保证。首先，政府必须守法，即政府参与治理的过程只有依法进行，才能使以民为本、服务导向的基本理念、与社会合作的治理方式、对社会需求予以及时反应的基本要求，具有法制保障和刚性约束。其次，公民或社会必须守法，即公民或社会参与治理的过程必须依法进行，才能确保其在有序参与的基础上，向政府表达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使得政府能够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予以及时反应。总之，“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没有善治”。依法治理是治理和善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使政府回应制度化、体制化的基本保证，因而是回应型政府的又一重要特征。

总之，以民为本、服务导向、合作共治、及时反应、依法治理，既是回应型政府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又是形成和保证政府的回应性，回应的体制、制度，回应的目标、速度，回应的数量、质量等方面不可缺少的因素。把握这些特征，对于更好地理解回应型政府的理论脉络、基本内涵，厘清建设回应型政府的基本思路，其启示一定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与现实，2002，(1)。

[2]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美]戴雏・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4][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美]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M]，汪大海，吴群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李伟权，“互动决策”：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机制建设[JJ，探索，2002，(3)。

[7][美]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项龙，刘俊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8][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管理、政治和法律顾问的途径[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9]李传军，管理主义的终结――服务型政府兴起的历史与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篇2

关键词 治理理念；背景；内涵

一、治理理论提出的背景

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它始终都是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1989年，世界银行在描述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地用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新的内涵。在有关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具权威性。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到，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治理不是规则体系，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单向的，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这些特征使治理与传统的政府统治或管理存在本质的不同。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了阶级统治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统治的独立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行政权力迅速扩张，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物的组织工具。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结果开始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开始，人们提出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重塑政府。但他们在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灵，同时也看到了政府的失灵。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的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大，“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正式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在这种背景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使公共管理真正成为社会的联合行动。

治理理论主导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应是多元化，政府从集权走向分权是必然的。通过行政分权将权力下放给非政府组织，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来，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服务质量。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得它们在社会管理中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由非政府组织独立行使或它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内涵阐述

“治理”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89年世界银行报告中。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现在逐渐发展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广泛的理论。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各方面对于治理不同的解读都是希望政府要积极转变治理公共事务的方式，通过授权和分权的形式，鼓励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笔者认为治理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合作管理。其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1）多元化治理。治理理论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它认为管理社会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不一定是政府，社会上还有些志愿性的或属于第三部门的机构，如志愿团体、非政府机构、社会企业、社区互助组织，它们运动在负责维持秩序、参与社会事物的管理与调节，形成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治理的局面的领域内。（2）互动性治理。传统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统治以行政命令为核心机制，权力运行以政府为中心，是自上而下的。在这种运行模式下，社会是权力受侵者，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治理的互动性，主要指的是权力运行的方向是双向互动的，是基于共同目标的各行为主体互动的过程。（3）网络化治理。治理的核心是信任合作，以此为基础形成合作网络。这个网络以多中心为特征，网络的各个结点就是组织之间的共同的目标。在共同目标的指导下，各个对象参与管理，实行自我管理，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的管理网络。

以治理理念为指导的当代西方管理改革，既弥补了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也反映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西方公共行政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同西方国家共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之中，同样要应对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挑战。对于治理这一公共行政新理念，我们不能漠然视之，应认真研究，积极借鉴，以改进我们的行政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同时，又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切不能照搬照套，操之过急，要研究其应用于我国行政管理的适切性。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

[2]杨雪冬.要注意治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01（9）.

篇3

管理是指政治统治者的地位保护盒阶级压迫功能逐渐淡化,代之以将行政权力主要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执行过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管理则是这一意志的执行。对于什么是治理,许多机构和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协会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总和,多种多样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办法。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是对立的或各异的利益彼此时应,也可以是人们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治理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治理是有许多不具备明确的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它灵活的反映着多样活的规章制度甚至个人态度,以上定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2 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3 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利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合伙伙伴关系。

4 国家的主导角色。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国家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二、善治的内容

！ 善治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这是治理理念和相关机制建立并运用到实践中所导致的良好的绩效。它应该是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技校,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性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经济效果主要是指通过治理直线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地福利。而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小郭,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个国家而言,职责意味着国家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去的稳定而快捷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提升,社会和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

三、公共治理的内容

篇4

关键词：国家审计；国家治理；免疫系统；辩证关系

一、绪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中国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应该立足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能力提升。在履行政府对人民负有的各项职责的过程中，国家审计是一个关键性要素，它代表国家行使审计监督职能，是国家经济运行的“免疫系统”，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促进政府改进管理和决策、加强监督和增强责任心。

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关键在于深化国家审计职能，正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本文从国家审计及国家治理的内涵上入手，进一步分析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辩证关系，将深化国家审计职能与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期得到一些有意义的

启示。

二、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内涵

（一）关于国家治理的定义及其内涵

国家治理是以国家执政机关为主体、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通过一系列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的对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多元化多向度的协同治理。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是属于政治学领域的概念，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统治的必然选择和转型升级；

二是既体现国家统治的阶级性，也体现公共治理的社会性；

三是既体现国家执政机关治理的强制性，更体现国家执政机关与公民社会治理的协同性；

四是注重引进现代企业治理的相互牵制与相互制衡的先进理念和科学模式，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二）关于国家审计的定义以及在国家治理框架内新的内涵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应当体现国家从统治到治理转型的全新内涵。一要实现国家审计的转型升级，实现国家审计工作创新发展。二要体现国家审计的社会性，提高审计工作的开放度和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三要加强国家审计的柔性监督和行政指导。四是加快国家审计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免疫系统”功能。

根据国家治理赋予国家审计的全新内涵，国家审计可以理解为审计机关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下，依法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评价经济责任，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宏观调控、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立性经济监督和服务活动。

三、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及其角色定位

只有弄清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界定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框架内的角色定位，从而科学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框架内应有的治理作用。

（一）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治理中，国家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具有独立性的更高层次的综合监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国家治理内生的、不可或缺的组织细胞。

（二）国家治理的发展决定着国家审计的发展

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因此说，国家治理的发展进程决定和制约着国家审计的发展进程，始终对国家审计起主导作用。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必定要在国家治理的框架内开展工作，必须要服从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大局。当国家治理对国家审计的需求发生变化后，国家审计必须主动调整跟进。

（三）国家审计对完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审计通过发挥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在不断完善国家治理，进而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国家审计是强化公共受托责任的监督机制；二是国家审计为国家治理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及时、客观、可靠的信息；三是国家审计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调控杠杆；四是国家审计是提高经济效率效益的重要工具；五是国家审计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

四、创新审计管理和审计发展，使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加强审计监督功能，建立健全审计结果问责制度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1.完善审计问责制度，一是从“问责无序”向“问责规范”转变。

2.加大审计结果公告力度，促进审计成果转化利用。

（二） 完善审计职能，积极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推动作用

1.积极开展效益审计，考察政府绩效和责任。

2.搞好与宏观管理有关的专项审计调查，评估宏观经济政策。

（三）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增强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和宏观

意识

为适应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审计机关必须建立一支知识全面、结构合理的审计人才队伍。随着审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审计事业的发展，对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它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良好的审计专业技能，还应该是各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审计人员还必须具备宏观思维的能力，能够结合审计工作为决策部门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建议。

当前，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安全运行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惟有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和理解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审视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审计有效参与国家治理，促进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并寻求国家审计自身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随学深.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哲学关系辨析.审计月刊，2012年第8期.

[2]别必爱.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丰富内涵.审计月刊，2011年第11期.

[3]刘家义.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审计学会第三次理事论坛讲话，2011：7.

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本质；研究；发展

DOI：10.15938/ki.iper.2017.01.012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61-0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素质高低关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的发挥。反思研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利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阐释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本质的理解以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现状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含义界定。就现有研究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涵理解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定义的沿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先天素质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适应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比较稳定的品质。[1]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定义又基本沿袭传统教育学意义上关于教育者素质的定义，将其视为教育者在先天素质基础上的经由后天社会实践锻炼，所型塑的品格和能力。显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之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共享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一般规定性，也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含义该如何界定，应该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核心命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质的理解，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定位、价值确证。就其实质而言，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内在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社会公共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生成性的相对稳定的品质和能力。

第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容构成。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同质性亦很明显。现有研究基本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德、识、才、学、体”等方面展开，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信仰坚定的者、学养丰厚的专家、言行一致的楷模、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2]有学者指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容构成中，“教育科研能力是基本层面，创新精神是重要内容，人格魅力是必要方面，道德风范是核心内容”[3]。还有学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结构视为“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由基本素质、共有素质、主体素质和核心素质等四个层面组成”。一般性体现为：身心素质、广博的教育科学知识、基本教学科研能力及基本价值观念。特殊性表现为：精通理科学知识的主体素质、坚定信仰的核心素质。二者构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素质’”。[4]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复杂多样，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社会思潮，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多元，思想价值观念复杂多样。这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新情况、新问题，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提出新要求、新内容，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话语权（龚萱2015）、正确的历史意识（朱哲，薛焱2015）、“底线思维”（吴艳东2014）、理论转化能力（梁妙荣2014）、媒体素养（倪娜2016）等。总的来说，学者们根据教师的素质、能力结构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需要来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容及其结构，基本涵括了思想政治素质、知识文化素质、教学科研素质、身心素质等方面。但现有研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容的类别划分、内在联系、整体结构的分析还较粗混，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实践、职业境遇和师生之间价值观交往的视域观照。

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发展现状。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有下降趋势、创新动力和能力欠缺、社会实践活动素质不高、师德素质受现代社会生活冲击”[5]。也有学者从教师素质开发角度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存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观念滞后、教师数量相对不足、教师职称结构有待改善、学历结构需进一步优化、教师培训缺乏规划和制度保证”[6]。此外，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受社会环境、教学科研压力和个体素质能力差异等影响，这一群体在政治定位和职业定位之间的角色期望、角色地位、角色行为冲突问题凸显[7]，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已成为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应该说，上述分析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发展现状，对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是有意义的。

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策略。现有研究依循教师素质的具体内容构成，来探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政治、师德、文化、科研、能力、身心等方面素质的具体策略。近年来伴随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培养取向”，[8]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的题中之义。有学者认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需要“树立专业化发展意识；实行教师准入制度，加大专业化培训力度；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声望”[9]。其目的在于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从单一型到复合型，从职业型到专业型，从主导型到引导型，从知识传授型到信息分享型，从灌输型到渗透型的现代转型”[10]。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就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具有自足性的社会空间”“现代性政治的实践形态”和“高度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成教师的实践智慧。“在教育理念上，从‘观念意识’的理解、传授，转换为‘社会空间’的建构”“将思想政治理论化作穿透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现实地参与社会公共实践活动”。[11]这种理解凸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现实性、思想价值观念的能动性和师生交往的社会性，为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质说明与意义理解奠定了基础。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建设既要注重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还应落实于师生的交往实践、教师现实的生活世界及其职业幸福感。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主要困境

其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本体论探究不足。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涵的界定是一种教育学意义的移植，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特有的理念立场和社会空间，未能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特质。结果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独特内涵、内容结构、功能作用、意义价值、培养问题的分析仍然混沌不清、机械空泛。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践活动的“主体条件、内在根据和潜在能力”[12]的素质如何内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如何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格结构等关键问题依然不明。原因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其所是”的本体论探究不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师生在思想领域展开的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生成平台的独特精神性政治交往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只有回归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澄明基础上，才能开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完整的人”、思想政治教育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丰富内涵和独特气质。惟其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体与本质、结构功能及其与社会的关联互动才能在教师的职业实践、生活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变革情势中得到深入理解与把握。

其二，现有研究侧重于依附性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主体及其主体性不彰。由于无视或遮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立场、视域、思维习性与社会生活实践，现有研究执著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之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功能定位。虽然它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强调十分必要，但却是一种外在为它的依附性说明和功能性论证。素质问题之于教师的人性表征、社会本性的说明、人的劳动本质的确证缺乏经验说明、意义理解与实践批判。马克思曾言：“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3]而现有解读之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外在的、“超尘脱俗”的，是被注解的。它漠视了作为素质主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生存感受性、职业信念和思想观念领域的价值交往。缺乏对教师素质培养的主客体、内外因素、主客观条件、环境资源以及教师安身立命的时代、社会与生活情境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体验与意义理解。甚至值得追问的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能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的代言人。尤其，置身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如何以“一种自觉的职业姿态”，从“教育理念、手段方法、载体等方面回应从独白到复调的社会条件转换”，达致“课堂即社会”的理论教学生活化与“社会即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化的统一与平衡[14]。它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置身于鲜活的社会公共生活实践与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在知识、思想、价值观念交汇交融与选择博弈中实现个体素质的知情意信行的相互转化与一体生成，从而确证自我的主体地位和主w性品格。

其三，现有研究呈现出主客二分的静态化模式，欠缺社会、历史与实践的统一视域。有学者道出教育研究中的素质问题现状：“一是论者习惯于给出实践指令，既无逻辑推理，也无实证调查，也非自身经验的凝练概括。二是此种实践指令的句式常常是只管呼吁不管干，只是一种无主语的祈使句：‘要如何如何。’”[15]应该说，类似问题同样存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现有研究的碎片化的条块分割和独断性的话语论断，未能生动有效地再现教师的社会实践与生活情境以及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独特面貌，也未能抽象出教师素质的一般规律。一是研究视野较狭隘，欠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主体由以生成发展的实践场域、社会历史环境、共同体生活等社会条件的考察与分析。现有研究常先预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地位与功能、素质现状的好坏优劣，然后各取所需地裁剪教师素质的不同片段、方面和环节。不难预见，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育人、改造社会的能动作用与公共性品格遭到遮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开放性、发展性与实践性等维度归于凝固。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认识基本裹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发展的宏大论域中，欠缺实践与历史相统一的视域，未能深入触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形成发展、作用实施的动力机制。由于隔绝于师生交往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发展实践，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现状素描仍然是一种外在化研究，教师素质的丰富内涵未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联中得到诠释。三是认识的直观性、主客二分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与社会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或者被割裂，或者被线性地加以关联，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混同，素质含义、内容与素质培养之间的简单对照，结果很可能导致“素质灵性的丧失、素质本质的迷失、素质整体性的撕裂”[16]。

其四，研究的学理性不强、研究方法单一，欠缺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论观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核不仅在于教师掌握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在于教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提供专业的知识涵养、自足的理论阐释和能动的社会建构作用。因此，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应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题中之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生发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域。它理应关照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离开人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论的借鉴，我们很可能既难以窥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全貌，也难以在实践中生成、优化教师的素质结构，更难言培养“完整的人”。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趋向

其一，继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具有教师素质的共性，还应有区别于其他教育者的独特个性。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既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点，也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针对性的重要抓手。因此，我们要在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与本质的深入理解与把握中，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价值观互动生成场域中的意识形态掌控力、理论阐释力和实践建构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深化、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质内涵、内容结构、价值作用、路径培养等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把握。

其二，强化研究的理论性、实践性与社会性。现有研究多以政策文件和政治实践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与理论论证，经验性明显而理论性不足、之于人的规训意味浓郁而实践解放气质不够，结果造成研究的同质性、扁平化。未来，我们不仅要继续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独特内涵、内容构成，还要深入阐释素质的内在结构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联、素质发展的动因、素质功能作用发挥与效果测评、素质培养优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我们发挥理论学科的理论支撑作用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解题功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人与社会紧密结合的课题。它既要回应时代社会历史变迁，更应厚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镶嵌于教师现实的生活场景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生活世界，在师生思想价值观念交往互动的生活世界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与实践。同时，还要加强学术研究与行动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观察、实验、问卷、访谈、比较等方法，增强研究的科学性、直接性和可感性。

其三，树立整体观念，生成、绽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丰富内涵。现有研究欠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社会实践性的宏观把握，而宏观把握的缺失，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具体内容及其动态生成发展的深入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它关涉教师素质系统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教师素质系统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之间的实践互动，以及教师素质培养主体、培养体系、评估测评体系等。因此，构建整体视域，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存在、整体性优化和整体性发展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它需要我们从理论、实践和社会现实的多维层面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与差异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理想性与现实性、客观性与实践性等关系结构及其张力研究，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深入研究与实践把握。

参考文献

[1] 练庆伟，董玉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发展的定位[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2）：70.

[2] 王雪凌.试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基本素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1）：18.

[3] 张雷声.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构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2）：22.

[4][5] 吴坚强，舍娜莉.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5）：59.

[6] 蔡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开发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72.

[7] 周海燕，赵星星.思政理论课教师双重角色定位的冲突与化解[J].高校教育管理，2012（3）：73.

[8] 邓纯余.基于专业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论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172.

[9] 佘双好.积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化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09（3）：54.

[10] 彭小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现代转型[J].教育评论，2011（6）：63.

[11] 章维慧.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践智慧及其生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54-55.

[12] 袁F仁.论人的素质[J].社会科学辑刊，1993（5）：21-30.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8.

[14] 金林南.从独白到复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论辩式教学探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7）：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