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必须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掀起一场思想解放革命

回顾改革开放20多年的兵团经济和社会发展，尽管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和发展。但是思想陈旧、观念落后还比较严重，改革尚不到位，理论、机制、制度、科技创新能力弱，经济低层次循环和效益低下等问题的存在，根源仍然与思想解放程度低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全兵团的思想解放并没有完全实现与全国的同步，总体上落后于全国。主要表现为：原有利益格局没有彻底打破，新的利益格局难以形成；改革局限在某些局部和少数行业上，广度和深度比较有限；市场经济机制建立缓慢，旧的生产关系仍然在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总体上经济发展低层次、低效益的特征比较明显。

解决认识上存在的差距，必须要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在全兵团掀起一场思想解放革命。应该充分认识思想解放的必要性，寻找差距、寻求突破、实现大解放。

二、全面认识兵团特殊性，自觉发挥其优势

一是使命特性。兵团担负着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屯垦戍边的基础性任务是发展屯垦集团的实力，以此来保证戍边的实现。如此，兵团实现自身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是最基本的要求和最基础性的任务，也是完成使命的惟一途径。

二是组织特性。兵团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其组织结构、组织形式独一无二，组织的严密性、纪律性和运转的灵敏性非常高。它有利于充分运用各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发挥各种组织形式的特点，多方位地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运作；有利于组织社会化生产，适应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易于形成经济发展的层次性和多样化；便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弹性。

三是集团特性。兵团具有明显的集团化优势。其开拓市场的一致性、经济内部的互补性、区域分工更细更明确、经济计划的针对性、政策和舆论及投资的引导等等，都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是经营特性。兵团的规模化经营，是又一大优势。兵团由于其特殊性，决定了这种优势比较符合市场竞争的需要，有利于在某个行业或某几个行业形成比较优势，有利于集中力量做大做强，有利于优势资源的集中转化。

五是管理特性。兵团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这必然易于统一思想、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易于形成步调一致，达成同心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加强对投资“二重性”的研究，充分发挥导向作用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投资的拉动，没有投人很难有产出。但是同样的投资，投入的领域、产业不同，产出就不同；同样的投资，投入同样的领域、产业，支持的环节不同，产出也不同。这就是投资的“二重性”(投资的需求和供给)在起作用。

兵团的经济处在成长阶段，保持一定投资规模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单纯追求投资数量，更要注重投资质量上的提升。投资质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二重性”的衔接程度。对全国而言，政府投资要逐步退出竞争领域，但兵团企业方面的职能决定了不可能退出对竞争领域的投资，况且兵团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与全国企业相比不在一个档次上，竞争领域仍然需要大力扶持。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国家支持其基础设施或非生产性建设，是为其减轻了投资压力；对于兵团而言，过度地争取国家投资搞基础设施或非生产性建设，是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通常国家投入的是引导资金，使用国家投资意味着必须有相当规模的自有资金配套。而国家投入的领域有相当一部分在非生产领域，不是兵团当前必须要解决的投资问题。如此就引发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制约兵团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投入来解决的瓶颈问题，得不到必要的投入；另一方面兵团的自身积累随着国家引导资金投到了非生产领域中。

篇2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 增长极 点轴 山东德州

1.德州区域地理位置

德州北依京津，南靠济南，西接石家庄，东连渤海湾，处在渤海湾经济圈之内，是华东、华北两大经济区的连接带，有着“南北借力、东西逢源”的地缘优势。自古就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京沪、德石、济邯和在建的京沪高速铁路、德烟铁路在此交汇，京福、济聊、青银高速公路穿境而过，5条国道、14条省道纵横交错，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是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城市，京沪高铁，太青客运专线贯穿京、津、冀、鲁、苏、皖、沪等省市，是连接京津冀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的经济大动脉，它将以“交通高速”缩短地区之间的“经济距离”，加速区域之间经济要素的流动与整合，推动区域之间经济联动，协作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发展的高速铁路交通，必然又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德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确定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为：“强化轴向骨架生长，构建指状城镇空间”，最终形成“一带两翼”的城镇空间格局。

2.增长极分析研究

德州处于中国四大开发区之一的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圈内，也处于“黄蓝”开发经济开发规划区内，作为两大经济区域交界覆盖区，德州具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发展动力。

德州的位置恰恰处于两个增长极的极点之间，分别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北京和黄河经济开发区的中心城市北京。也正是因为德州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才使得德州容易在两大经济圈内处于“凹陷区”，使得德州在经济发展上出现空洞，其存在的问题也是发展的契机，产生的“虹吸效应”可以让我们在此受益。所以，在此可以看出地理区位给德州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3.“哑铃模式”下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

德州目前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处于京津唐的环渤海经济圈并距离沪宁杭的长三角经济圈也较近，两大经济圈的交界和边缘区域使得德州有承接经济转型的机遇和优先条件。但是由于德州都不属于经济圈内发展优势凸显的增长极，无疑在此中间成为了一个塌陷区，以京沪高铁为轴线呈现出“哑铃模式”。

在外生因素上看，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使投资者都愿意将自己的资金投向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利润的地方。北京、上海是我国一线城市，而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城市，在整个华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可以说都是具有最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厚的投资利润，因此能够吸引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将经济落后地区的储蓄转化为首都、省会这些发达地区的投资，相比之下最为地区的德州由于经济基础落后和投资收益率低，资本外流，致使资本积累逐渐减少，资本日趋短缺和枯竭，任何现代化的产业都难以起步。

从内生因素上看，德州市自身的人力资本、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建设等软件和硬件上还存在一些缺失，与京沪等一线城市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和漏洞，和京、济、沪完备的资源优势和条件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强烈的吸引力，将德州周边乃至本地区的人力、资本吸引到这些较为发达的区域。落后地区就是服务这些增长极点城市的角色，经济图强规划让位于政治大局意识延缓了发达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之间进行协作的快速发展。因此，这些地区的“空吸”现象一定程度上也是行政力量作用的结果。

所以针对上述问题和情形，我们应该提出和制定相应的建议对策，以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国家应该加大对增长极周边的投入，具体来说可以加大对周边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使德州逐步具备较高的产业承接能力。如对开发区的投资建设，招商引资，修建更加便捷的交通设施等。

第二，转变观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减少地方政府的过多干预，使市场更开放，从而以一个更加包容的城市来吸引更多周边乃至更高更远的产业、资源的转移。政府的过多干预不利于要素的流动，从而影响企业的升级，不利于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所以，政府适当地引导和促进市场要素的流动则起了较大的作用。

第三，加强德州高新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太阳能作为新型能源，在全国也处于发展阶段。作为太阳能的龙头企业，皇明公司则起到了巨大的带头示范作用。所以，政府应支持和鼓励这些高新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做好接收增长极地区转移产业的准备，另一方面发展地方产业鼓励支持当地企业，积极引导当地企业“走出去”。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提供适合的岗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正方.德州产业配套天津滨海新区的现状及建议[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0，（3）：40-41.

[2]李广涛，王辉.山东省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研究——以德州市为例的实证分析[J].中国市场，2007，（39）：25-26.

篇3

2010年8月10日,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萧琛在西宁省委党校做了“知识经济低碳时代:‘十二五’展望――新时期青海改革调整规划机遇挑战”的专题报告。受到省政府机关领导与各方人士的好评。现应组织方和《青海学刊》的约请,并根据演讲记录,整理文论如下。

“十一五”乃至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其一,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孕育了发展从量变向质变跨越的拐点。经过连续8年12%以上的增长,目前青海省生产总值每年以百亿元的规模增加,财政收入以十几亿、二十几亿元规模增加。其二,工业化进程持续加快,奠定了产业由初级向较高层次转型的基础。2000年到2008年,全省三次产业结构比西部大开发战略第二个十年的政策措施正在制定,必将为青海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机遇。在制定出台了支持青海等省藏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意见后,党和国家正在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第二个十年的政策措施,正在酝酿推动藏族聚居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

自然变动和政策机遇都说明,青海正在酝酿进入一个经济加速发展、产业加快转型的新的关键阶段。立足省情实际,在科学分析我省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具有青海特点的科学发展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青海省委已经提出了跨越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统筹发展,也即“四个发展”的新战略。

确立多元化发展战略、进一步重视开发青海旅游产业。

推动“四个发展”,探索符合青重由15.2∶41.3∶43.5演变为11∶55∶34,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0%提高到46.6%,支柱和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明显,新兴产业快速兴起。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39.2%提高到2008年的41%。其三,要素投入结构持续改善,形成了发展要素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的格局。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资本、资源、技术和人才等要素进一步积累,尤其是推进资源综合开发的一些重大科技攻关不断取得实质突破,重点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和集成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为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科技支撑。一些大型企业包括央企加快进军青海,一些世界五百强企业也开始将目光投向青海,出现了可喜的现象。

低碳时代、“十二五”和第二轮西部大开发

进一步提供新契机

气候变暖、低碳时代的到来,虽然对资源加工业带来挑战,但也为青海提供了难得的独到的机遇。青海是生态大省,由于降雨不足、气温偏低,植被繁茂和水土保持的难度都比较大。前些年,青海湖的水域面积一直在缩小,而近些年,面积却在扩大;就植被而言,气候变暖也给青海生态带来许多积极因素。

海实际、具有青海特点的科学发展新思路和新模式,必须科学分析和总结发展经验,特别要正视青海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单一、对外开放水平低、能耗水平高等现实问题,促进单一资源指向型战略向资源指向型和市场指向型相结合的多业并举的多元化发展战略转变,在青海现有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之上,坚持以市场导向为前提,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不断调整和优化发展思路,促进青海经济发展速度、经济总量与经济运行质量的同步提升,推动青海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走上绿色发展、跨越发展的新路子。

具体讲,在世界经济重建,中国经济重心西移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生态、低碳、新能源、ICE、智能物联网等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也应当重视开发青海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尤其是在青藏铁路贯通之后,中国西部旅游产业必将成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新亮点。而青海是这个旅游网的中心结点地带。旅游产业可以带来的不仅是大量的(外汇)收入,而且可以带来大量的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理念。对于青海人力资源平均水平的升级意义深远。为此,必须注意提升“青海旅游品”的“质量”,增加其“规格品种”。此外,鉴于青海旅游季节性很强等难点,建立有弹性有系统的接待基础设施这一点,也值得在新时期大力探索。

三驾马车”共动经济增长,正确认识“净出口负拉动”现象

一个地区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常是由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共同发力形成的。从青海经济30年的发展过程来看,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贡献率,而同期大多年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表现为“负拉动”(贡献率为负值)。尤其是西部大开发的10年来,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达78.1%、69.5%,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47.6%,表明青海经济增长呈现典型的“两轮驱动”。

如何看“两轮驱动”?

一方面,应当认识到,这与青海深居内陆腹地等客观条件有关,所暴露的是青海吸引外资的产业发展环境和产业配套能力较弱,外贸行业实力不强,经济发展外向度不高等问题。从长远来看,青海作为一个欠发达省份,如果仅仅依靠投资、消费“两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不能够充分有效发挥“三驾马车”的拉动合力,青海经济很难实现跨越发展。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就一国范围而言,各经济组成部分都有其稀缺的经济功能或者说比较优势,而对于这种特色资源的定价,不同的经济体往往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平均化拨款、提高上游水价、提高生态贡献“负税”,等等,都是十二五 期间值得关注的新课题。换言之,依靠国家财政,争取更多资源、力保更大贡献,是青海人义不容辞的伟大使命。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仅要注意“中间需求”,而且要注意“最终需求”。多年来青海经济快速增长是在能源资源大量消耗基础上实现的,缺乏长远、持续的资源和环境支撑,突出表现为资源消耗大、能耗高、产业结构低度化、环境退化、受不确定的外部因素影响明显势产业为主的经济增长点,以及以西宁和格尔木为主的区域增长极。

篇4

【关键词】一行三会 金融监管

一、绪论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发展至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无数次改革中，最终形成了现下以中央银行为主、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并行的“一行三会”模式。然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变化都意味着未来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只增不减。我国金融行业混业程度逐渐加深，金融监管的不足却体现在监管法制建设、运作体制建设与一行三会协调配合等多个方面。危机后的我国纵使金融改革成绩值得认可，但仍需要一个健全的、协调性更强的金融监管体系。本文以防范未来金融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稳定为目标，对英国在次贷危机后的改革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对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模式的发展路径提出建议。

二、我国现下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一行三会”的形成

我国市场经济的金融监管体系历程分为发展初期、发展中期、稳定发展时期和成熟时期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91年，改革开放后我国一步步恢复和设立了四大国有银行并实现了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在此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核心，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组织体系基本形成。而在1986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赋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职责，主要是为了保证国有银行对政府政策的资金支持。但监管手段的落后与风险防范机制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融混乱与宏观调控失灵。

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到1997年，证监会、保监会的成立承接了证券和保险行业的监管，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一系列法规的出台，确定了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的监管地位，最终形成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分业监管模式。

第三个阶段是 1999年至2002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我国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不得不推出更加细化高效的监管措施，逐渐形成最基本的监管体系。除了细化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的分业监督体系并通过撤销省级机构以加强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外，还通过取缔海南发展银行等一批不良金融机构、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以处理风险暴露问题。

最后的阶段是2003年后金融监管改革成熟时期。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人民银行将银行业的金融监管职能转交给银监会，“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系正式形成，其中人民银行负责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规划，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工明确。

（二）金融监管体系缺乏分工和协调机制

（1）“三行一会”的内部协调机制。当下我国金融业总体依然是分业经营和监管，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专业性和效率性更强。但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后，企业效益在其发展目标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再加上资金实力充足，便逐渐显示出混业趋势。监管进行时，一行三会各司其职，而对规定中尚未界定的风险类型置若罔闻。再加上四家金融监管部门的目标不能同意，尽管协调机制需求迫切，却没有一个机构能担起全局掌控的大任，比如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存在监管领域上的重合与目标上的差异，却从未出现过明确的协调机制条文来处理冲突问题。尽管在2003年修订后的《人民银行法》建立了包括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但这一制度只具备协商功能，没有致力于推出过功能性、规范化的文件。

“一行三会”致力于实现各自领域的高强度的细化监管，但我国当下金融行业在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发展日新月异，机构合并和业务重组等模式也为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提供更多可能性，分业监管出现了许多金融监管空白。比如依靠网络的电子支付工具至今没有全面的金融法规对其监管。现有的政策政策措施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互联网金融业务，而且缺乏针对性，政策的推出存在滞后性；此外从国外引入的金融产品，如次贷衍生产品，和国内金融创新产品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比如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持有美国次级抵押债券在次贷危机就让其资产蒙受损失，足见我国的金融监管政策更新跟不上金融发展速度。

（2）“三行一会”与外部金融机构的协调机制。除了内部沟通的欠缺，“三行一会”还存在与监管对象的联系问题。由于属于国家机关，四家机构在权本位思想影响下难以实现监管服务并行的理念，比如银监会有校正金融机构非合规行为和协助金融机构遵守监管要求的职责，但由于缺乏和监管机构的良性互动，在监管进程中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使得监管效率很低。

同时对外资银行在国内分支和母公司的监管、存在问题。金融风险存在关联性，为了有效防范国外金融机构的风险传入对我国经济体系造成的影响，时刻关注这些金融机构状况、加强并拓宽信息沟通的渠道与效率，也是监管部门的职责之一。

（三）金融监管体系缺乏对多元化金融的监管

篇5

关键词：财政体制；县域经济；影响；改革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0-02

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主要是指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按照税种的不同把税收收入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从而确定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收入来源。具体到县一级，又因各省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管理体制，但分税制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以辽宁省为例，现行的财政体制仍然是以分税制为基础，同时在2010年省政府又对省与县之间的财政体制进行了一定调整。主要内容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收分配体制基本不变，但在省与县之间，将原来属于省县共享税种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全部下划为县级收入，同时县需要向省上解税收以保障省级财力。为了弥补县级财力不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央到省、市均给县安排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资金。此外，还有各种收入增量返还等奖励措施，用以激励县级政府大力增加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方面则是通过明确划分事权来确定支出范围，县级事权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事务管理等事项，近年来又增加了社会保障、失地农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等事权。县级政府要利用现行体制下取得的财政收入来为上述事权买单。

一、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总体上看，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既存在很大的促进作用又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

1.分税制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分税制财政体制壮大了财政收入规模，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体制激励作用明显，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现行财政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来源，激励地方大力开展经济建设，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提高税收规模。例如辽北某县从本世纪初提出“税源经济”的理念，通过发展陶瓷、绿色食品加工、风力发电、轻工家电、牛产业、通用航空等实体经济培植税源，使县域经济和地方财政收入驶入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8.6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313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2000年的0.38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7.8亿元。

二是收入结构不断优化，地方财政实力逐步增强。分税制财政体制确立了以税收收入为主，非税收入为辅的的收入结构，上例中的辽北某县通过加大对税收收入的征管力度，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实现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同时把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控制在80%左右，提高了收入质量，增加了地方可用财力。

三是转移支付调节了地区间收入差异，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分税制体制下从中央到省、市均给县级安排了大量转移支付资金，有效促进了县级发展。本世纪以来，辽北某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连年高于预算收入，财政自给率在最低的年份仅为38%左右，在最高的年份也没有超过70%，大量的教育、科技、卫生、文化、农田水利、植树造林等项目均靠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给该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

2.分税制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在体制上未能更多让利地方。首先从整体上看，中央在分税制中占大头，地方占小头，而在地方收入中按照省、市、县的层级层层递减，县级收入处于占比最小的地位。这就造成了财力高度向上级集中，县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支持才能保证财政正常运转。其次从税种划分上看，税源集中、稳定性强的收入大都划为中央和省级收入，而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增收潜力小的税种则属于县级固定收入。

二是在共享税种分配上划分比例不合理。例如在工商税收中县级分配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比例均较低，而营业税则达到了70%。但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县级主要支柱财源应为实体工业，所产生的主要税收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主要存在于服务业中，而县级受城镇化程度、人口规模等因素影响，服务业远不如城市发达，营业税税源十分有限。此种分配方式，造成了县级政府辛苦招商引资，企业落户带来的税收却大部分被上级拿走的尴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三是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县域经济发展路径。在现行财政体制中，涉土四税全部属于县级收入，而以土地出让金为代表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是县级财力的主要来源。县级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选择增加涉土税收的发展路径，这也就形成了“土地财政”、大力发展房地产行业等状况，造成了许多县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负担沉重，商品房库存高企等问题。

四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县级虽然处于收入分配的最末端，但其事权却一样不少，并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最主要的支出事权包括供养全县行政、事业在职及退休人员，保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保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支出，供养五保、低保等优抚人员，弥补企业养老保险缺口等。对这些事权，县级概括称为刚性支出。而在这些支出中还有许多“上级出政策、下级配套资金”的支出项目，例如义务教育的“普九达标”，在上级出台政策后县级只能自行投入资金进行校舍改造，形成了沉重的“普九债务”，再比如公检法公用经费达标、调整工资标准等均由县级政府安排资金，造成了县级财力紧张，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

五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不科学。一方面转移支付缺乏固定约束，分配规模往往由上级说了算，一直以来饱受诟病的“跑部钱进”就是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的体现。县级财政部门也往往是把向上争取资金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不仅牵扯了大量精力而且存在一定的权力寻租隐患。另一方面转移支付的构成不够科学，近年来县级财政收到的转移支付资金多为有固定用途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少有可以自主安排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这就造成了县级财力难以集中，想办的事情受财力制约往往办不成。

六是县级财政状况没有得到明显好转。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政府本身分配的财权就少，2006年中央又全面取消了农业四税，导致县级财政更为艰难，而乡镇一级更是处于收不抵支的局面。为保证乡镇正常运转，县级往往还要负担乡镇的工资、运转等支出，再加上各类刚性支出，公建支出等，使财政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现行财政体制下的收入规模，仅能保证县级的必要支出，即所谓的“吃饭财政”，不足以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投入。为了筹集经济社会发展资金，部分县级政府近年来进行了大规模融资，造成了负债率攀升，债务负担沉重，而几年之后的今天，偿债支出又占用了大量县级财力，使本来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二、对现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培植税源，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也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扭D县级财政状况，提升县级财政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

对现行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应当遵循有利于增加县级财力，有利于激励县级政府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有利于县域发挥自身发展优势，有利于保障县级基本服务，有利于化解和防范财政风险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下改革建议：

一是要财力下沉，增加县级在分税制中的分配比例。具体包括将消费税等中央税种转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给予县级一定的分成；提高县级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中的分成比例；合理划分总分机构税收归属，将石油、电力、通信等大型国企所属的县级分支机构所产生的税收划为县级收入。使县级拥有较为优质、稳定的税源，增加县级财力保障水平。

二是要调整涉土四税的分配。在给予县级一定财力补偿的情况下，中央和省可以在涉土四税中享有一定的分成。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中央及上级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力，另一方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盲目发展“土地财政”的冲动。

三是理顺财政投入关系。当前财政体制下，县级政府负担的事权过多，刚性支出压力大，制约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可以考虑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由中央及省对县级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进行直接投入。在降低地区间的差异，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解放部分县级财力，促进县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

四是规范转移支付制度。一方面要提高转移支付的刚性约束，规范转移支付的安排流程，降低上级在转移支付过程中的随意性。另一方面要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方便县级依照自身发展优势自主支配专项资金。可以考虑在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放宽专项资金使用限制，例如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允许县级打捆使用转移支付资金等，这样更加有利于县级政府依据自身产业发展目标安排资金，集中更多的财力快速促进产业发展。

五是帮助化解政府债务。当前政府债务沉重成为了制约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量财政资金用于还本付息支出，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投入。上级财政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并不是简单的代为偿还，而是首先解决偿债负担重，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可以考虑由上级财政部门出资对县级到期债务及高利息债务进行置换，待县级财政状况好转再逐渐偿还给上级财政。一方面减轻当前的偿债支出压力，另一方面减少利息支付，节约财政资金。

六是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按照我国“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管理原则，县级政府虽有本级财政的管理权，但税收管理的权力却较为弱化。在现行体制下，国税局为中央直管单位，地税局为市管单位，从行政隶属关系上说，税务部门并不属于县级政府序列。县政府对税务部门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也较低。这就导致了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税务部门与县级政府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有些强化税收征管的政策由于难度大、成本高往往难以执行，造成地方税款的流失。今年，中央充分向基层下放各类管理权限，辽宁省的工商、质监等部门均已完成下放，可以考虑在今后的改革中下放地税管理权，进一步理顺县级税收管理体系，更好的凝聚全县力量做好财税征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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