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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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化网络；品牌治理；治理规范；治理方式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6006802

1引言

随着品牌价值内涵及来源的探讨逐步深入，学科间理论的融合，品牌价值研究从消费者视角及利益相关者视角共同肯定了品牌消费者及更为广泛的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社会化网络环境凸显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建设中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品牌治理相关理论研究开展时间尚短，企业品牌建设实践中的品牌治理行为也未提炼成为系统的品牌治理理论，因此，根据社会化网络的特征，从现有零散的研究中进一步解构品牌治理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对于品牌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主要概念内涵确定

2.1社会化网络

伴随互联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渗透，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社会化网络、社会网络、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等概念及内涵进行解读，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社会化网络界定为借助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搭建起网络虚拟社会，同时由此实现真实社交联系的扩大化与虚拟社交关系的真实化后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集合。即社会化网络是强联结与弱联结、虚拟社交与真实人际关系共同融合所呈现的社交关系形态。

2.2品牌治理

目前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治理定义分别是“品牌治理是对品牌及利益相关者进行管理”，以及“品牌治理是对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创的机制和制度进行设计，保障品牌控制权共享基础上各方的权、责、利对等”。王彦勇融合以上两种观点，认为品牌治理是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建条件下，通过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保障合作过程有效、公正与合理运行的制度安排。本文结合社会化网络的特征，将品牌治理视为对品牌、利益相关者及网络关系而进行的多层面、全过程的品牌价值共创管理。

3品牌治理构成要素分析

从品牌所有者企业的视角出发，本文将品牌治理概念的结构按思想基础、制度规范、治理对象及范围，以及关系处理方式这四个层面，将品牌治理划分为：品牌治理文化、品牌治理规范、网络关系、治理方式。

3.1品牌治理文化

品牌治理中的治理文化是指企业具有品牌共创的意识，以及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理念和行为导向。品牌治理文化代表着企业具备品牌价值共创所需的素质和基础。

企业的品牌共创意识，意味着企业认可内外部合作者在本品牌价值创造中的贡献作用，将合作者作为品牌价值的重要来源，将品牌合作作为品牌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式。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传统，意味着企业以开放的心态开展合作，倡导构建品牌共建合作网络，在品牌共建的合作中吸收不同观点进行合作创新，并在遇到问题时积极处理分歧，降低合作成本。因而合作的文化是品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品牌治理开展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3.2品牌治理规范

治理规范是围绕品牌开展的，对品牌共建网络及其他品牌利益相关者进行关系处理所依据的准则。关系治理理论研究认为，得到明确规定的制度和无形规则均能有效协调成员关系。品牌治理规范中，明确的制度主要作用于在品牌价值共创过程中联系紧密、合作关系相对稳固以及范围相对明确的品牌共建网络成员及组织间，本文以品牌治理中的关系处理内容为依据，结合网络治理机制的划分，将已被制度化的品牌治理规范归纳为：品牌共建合作者遴选规范、激励约束规范、决策协调规范和利益分配规范。而根据关系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处于隐性状态的无形规则以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为主，它们在品牌价值共创依赖的多边网络和相对松散的关系网络中作用明显。

3.3网络关系

依据“网络特征优势”理论的思想，将品牌共建网络结构称为网络关系，综合Granovetter提出的节点间交互频率标准和Yang提出的社会关系亲疏远近标准，将品牌共建网络成员的网络关系分为强网络关系和弱网络关系。社会网络理论表明，强关系依存于联系紧密但范围较狭窄、涉及节点较少的关系网络，而弱关系则形成松散的社会网络，在参与者数量和网络所涉及的信息量范围方面具有优势。

品牌共建网络成员间通过互动积累关系资本形成强关系，使得节点之间相互了解程度、合作方式和节点状态都相对稳定。这种情感契约有助于形成成员间高度的内聚性与行动协调性。而弱网络关系成员各自所在主要领域存在差异，彼此间交互频率较低、品牌合作基础均较弱，与强网络关系成员相比，在未经干预的自然状态下难以集中于品牌建设。但从弱网络关系的整体结构角度出发，根据Granovetter的阐述，弱网络关系具有网络规模、网络范围和网络异质性方面的优势，因此经有效引导能为品牌价值共创提供数量、类型和途径丰富的资源及信息传递，能够通过提供不同于源自强网络关系的异质性资源和信息，从而贡献于品牌价值共创。

3.4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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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力及其构成要素

领导活动是在一定客观环境制约下，为实现组织某一特定的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的一个创造性实践过程。领导者作为领导活动的主体，在一个组织内可以对个人和集体施加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就是现代管理学上的“领导力”。

（一）领导力的涵义。领导力是作用于领导资源配置过程的力量，是指组织的领导者在确立的组织目标与发展方向下，引导和管理组织全体成员及其相关方，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力和影响力。不难理解，组织的领导作用就是其“领导力”所产生的效率和结果。

（二）领导力的构成要素。研究者过去常把领导力作为领导者的自身能力内容来看，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包含创造力、容纳力、智源力、影响力、心健力、学研力、团队力、沟通力这八项个人特质，但都还没有将其上升到“领导力”概念上来。

王革非在研究企业决策者时，站在了领导力的角度，对决策者的领导力加以解构。将领导力拆分为思维力、决策力、想像力、创新力、执行力、变革力、预测力、评估力、结构力、控制力、沟通力、学习力等十二个构成部分。

本文认为领导力发展至今，深受领导力的作用特征影响，因此在上述对领导力研究的基础上，将领导力的构成要素归纳为战略决策力、权威力、评估力、沟通力、学习力和创新力六个要素。同时，对比传统组织，现代组织领导力的作用特征的内涵有所扩大。本文认为，在现代组织中，以上六个要素还不足够，还应引入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

二、现代组织领导力的作用特征

组织中领导力的作用特征包括内部作用和外部作用，内部作用包括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评审改进创新，外部作用则包括公共责任和公益支持。

过去的传统组织忽略了领导力的外部作用特征，认为领导力有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和评审改进创新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管理体制的健全，本文认为现代组织（包括公共组织）面临的环境发生改变，其作用特征不仅限于内部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可决定组织形象的外部作用特征上。现代组织的领导力对内起着传统组织领导力的作用，对外则起着公共责任和公益支持的作用。

公共责任是指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组织在产品、服务和运营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包括对环境保护、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产品安全、公共卫生的影响和风险。组织的这一影响使领导力要担负起公共责任，发挥公共作用。因此要履行公共责任、恪守诚信经营等道德规范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分析产品、服务和运营中当前和未来对环境保护、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产品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已经或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公众隐忧，为此采取积极措施。

同时，现代组织要求领导力发挥公益支持的外部作用，引导组织为社会做贡献，关注回报社会。组织积极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可使组织员工在这样的氛围中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激发员工的主动性，提高效率。

现代组织通过外部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可以赢得声誉和组织的认同；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为组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帮助组织保持生命力，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现代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新组合

受作用特征的影响，现代组织的领导力构成要素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领导力新的构成要素组合，认为领导力由传统的领导权威力、战略决策力、沟通力、评估力、学习力、创新力这六个要素和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构成。

（一）传统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传统组织强调领导力的内部作用，本文将受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评审改进创新影响的传统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归纳为领导权威力、战略决策力、沟通力、评估力、学习力和创新力六个要素。领导者借助建立在领导者品格、才能、知识等因素上形成的权威力来配置领导资源；战略决策力和沟通力是治理组织所必须具备的领导力构成要素。战略决策力分析环境、制定目标；沟通力有利于良好的组织内、外环境的形成，有利于决策的实施；领导评估力、学习力、沟通力、创新力是实现评审、改进创新作用的领导力构成要素。评估力包括领导者对员工、组织事务的正确评估；学习力是领导力的保障，促使领导者建立学习型组织，培养组织的学习气氛；包括技术、思想意识、文化精神上的创新力，是使组织持续发展的最根本推动力。

（二）新领导力构成要素——社会责任力。随着现代组织的发展，其关注点已不同于传统组织。传统组织重视领导力对内部的作用，现代组织更加注重领导力对外部的辐射作用。在外部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组织要获得持续竞争力，就必须以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人类生存质量为目标，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所以，本文在传统领导力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认为现代组织的领导力由七个要素构成。

社会责任力使现代组织的领导力，对社会承担起了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包括公益责任、道德责任、教育责任和环境责任。它会促使领导者自觉维护组织信誉，要求组织诚实守信，并关注回报社会。同时，还会引导组织为社会做贡献，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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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2-106-2

1 智慧政府治理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智慧治理研究背景

针对智慧治理这一新兴概念，经过了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不断地探讨，人们对智慧治理的认R也逐渐深入，专业部门认为，将智慧治理应用于通过一国的城市信息系统，对城市中的公共建设和相关服务进行划分、管理、资金投入和结合运行。智慧治理通过网络把安置于城市中的智能化机器串联成物联网，实现物理化城市感知，其中还应用了云计算技术对所得信息进行研究分析，实现数字与物联网的结合，对小至城市大至一国运行的各个部门进行智能响应支持，智能治理就是将数字城市加上物联网。

1.2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1.2.1 缺少专项性、完整性

在针对智慧政府治理方面，由于相关专项性研究不足，信息资源少的原因，造成相应研究人员视野不够宽广，关注面只是“管中窥豹”，只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情况，如在研究中仅仅表明了政府处于什么地位与发挥怎样的作用，或浅显地展示智慧政府运行方式，这样对智慧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就还不够完整。

1.2.2 研究不够深入

学者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整个智慧政府系统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视野，但需注意的一点是，不足在于仅仅基于对知识进行介绍，将共同点对比，而未展开研究与叙述，造成了虽然视野较大但是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出现。

2 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2.1 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用能力

一国的发展应该在经济上体现出来，经济有了稳步发展，才有继经济发展成果使社会均衡。应在社会区域内，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然后将其高效利用，实现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满足社会民众在经济需求意外的对社会的需求，让其合理地运用社会资源。这种治理能力包含着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以及相应的途径和手段，若不能制定公共政策应对国家社会经济稳步增长，无法推进社会均衡发展步伐，则这个政府便是不负责任的。

2.2 维持税收及财政收支平衡能力

税收与财政支出的问题涉及一国是否可以稳定发展，对待基础性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税收可谓是一国经济的重中之重，税收若流失犹如大出血，在队公共财政收入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不公现象，国家对此绝对处于零容忍，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防止税收流失的情况出现，税收问题也可以衡量出一政府在经济治理能力方面的能力。就公共财政收支平衡方面而言，政府首要问题就是决定能稳固本国经济发展的财政收支结构，避免财政流失。

2.3 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对比过去的世界交流，现今世界各国间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也趋于一体化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在技术与资本方面比一般国家在更早已经开始积累，进而这些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水平与信息资源，所以占尽优势，后发国家看见差距也纷纷迎头赶上，就这方面而言，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也是良性的竞争，有益于解决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如何有效地避开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去真正借助这样的趋势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3 智慧政府治理结构与模型

3.1 支持智慧治理的技术支撑

3.1.1 数据提供平台：云计算

云计算属于分布式计算，是一种服务并且实现管理的平台，它的特点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资源共享中心获取需要的资源，十分便捷。在建设国家信息化道路中，可以利用此技术，将统一要求通过规定的信息机制将政务信息集中至云计算平台中，实现信息在政府间的自由流通。云计算平台通过资源共享来服务，共享分为P2C（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共享），C2C（客户间共享），P2P（供应商之间共享）这三种共享方式。

在共享的过程中要注重政府信息的安全性，云系统数据中心需要实时监控以外信息外泄，以及注重建设平台的成本，形成一个整体无须再单独建立平台，这也是云平台的优点，比较节约资源。如图所示为云计算平台结构图（图1）。

3.1.2 算法支持：大数据

大数据来源于庞大的数据，十分广泛，数据大到轻松超出传统方式下的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就好比全世界互联网一天所产生的数据总数可达800EB，需要用1.69亿张光盘才够存储这样庞大的数据。大数据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将数据瞬间捕获并进行直接处理，避免了数据压力又提高了决策效率。大数据还具有多样性，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多样的数据结构。海量的数据所包含的价值是无穷的，但是巨大的数据不代表都是有用的，很多无关信息导致数据厚度不足，所以需要将获得的数据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

3.1.3 物联网技术

早在2010年，国家总理就提出过物联网相关信息，认为物联网通过大量的信息传感设施把所有东西与网络连接，进行实时通信，实现智能化网络，物联网建立于互联网基础上而不仅是互联网，而是超出互联网的延伸网络。物联网具有全方面感应，将物体接入网络与智能化处理三个特征，达到通过识别利用各种二维码或传感器立马获取相关信息，将信息进行共享，再智能决策与调控的目的。

3.2 政府智慧治理的实现途径

3.2.1 完善相应法律，提供智慧治理保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对隐私保护造成了威胁，互联网因为随时随地的特点令隐私所具有的地域和时间保护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性，虚拟网络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不那么虚拟了，用户所具有的IP地址其实就包含着客户的个人信息。我国较其他起步较早国家的信息安全防范方面还不够完全，所以需要完善与新增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是要实事求是，也要注意解决好新老法律的冲突。

3.2.2 注重l展信息产业，稳固智慧治理根基

对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要注重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在扶持企业时要加强推进创新体制，投资以鼓励企业创新，提升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高素质人才与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相关战略，对于新技术研发成果需要及时进行专利的申请，保护好研究工作，并且鼓励技术研发，设立相应研究基金，奖励有贡献的个人与企业。

3.2.3 鼓励全民参与，建立良好政民关系

政府要积极做到将数据公开化、透明化，应及时通过互联网将公共数据信息，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政府，了解政府执行的公共事务，使民众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治理工作，通过互联网，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应该逐渐转化为以用户为中心点，加强互动，由封闭状态逐渐变成多元化的政府，不仅需要信息技术还需依靠各界力量，才能实现治理的目的。

3.3 智慧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

3.3.1 治理观念和方式面临的挑战

虽说长期以来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下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的特点即集中、统一化，这体现的是政府的权力统一与全能性，但是出现一些地方官员管权主义较重，对民众态度比较冷淡的现象，他们应对新兴事物接受较慢，信息处理能力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通常靠以往的经验凭个人就做出了决策，没有经过实地调查，这样就无法了解全面的状况，也无法很好地解决公共事务。

3.3.2 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治理实施过程中有极大可能涉及关于隐私的问题，但由于大数据时代缘故，隐私恰好都隐藏在了日常生活信息中，一旦民众的隐私遭到泄漏，那么会大面积地触动民众的神经，造成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与恐慌，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怀疑态度与不配合工作的行为。出现这样的危险状况，说明国家政府相应的保障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对当前的政策法规做出改变，改进法律以及颁布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在享受大数据时代的便捷性同时，更应兼顾政府与民众信息的安全，处理好民众与国家间的关系，这也是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

4 总结

2013年至今，我国的智慧治理城市已经达到150个，总体看来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要素是政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在智慧政府治理中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起到推动发展作用。政府已初步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影响与智慧治理的巨大价值与回报，通过智慧治理理论进行对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若想要达到智慧政府的目标，需要政府内部的转变与联合各界力量共同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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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优化；系统整体观；整体功能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2-001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提高政策效能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研究”（ 11AZZ004）。

作者简介：王亚茹（1993-），女，山东淄博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自国家治理体系进入学者的视野以来，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众说纷纭。学者们主要就国家治理w系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衡量依据以及优化策略等方面进行论析，观点难免产生分歧。如何建构一个兼容性的分析框架，以消除或缓和学术观点的对立和冲突，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与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此，本文拟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出发，将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加以考量，探究其内部构成主体及其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有机整合，以期丰富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有学者从制度构成的视角将国家治理体系视为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综合性制度体系。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四个方面。[1]与之相类似的，周平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2]俞可平从政治学的角度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可分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即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3]

还有学者将国家治理体系看作是一个涉及主客体、各层级、各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燕继荣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包括利益诉求的输入、决策以及政策的输出。通过完善这一过程，可以体现治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和民主原则等。[4]部分学者则聚焦于治理主体与客体的多元互动。蔡文成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相融合的多元系统。它是某种纵向和横向互动的立体系统，打破集权国家自上而下模式的单向度运动，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系统；国家治理体系是动态与静态相统一的发展系统，超越传统国家体制僵化封闭的制度惯性。[5]郭强认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色就是多主体、多客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打破国家治理上的主体割裂、客体割裂，特别是领域割裂、部门割裂、上下割裂、地域割裂、阶层割裂、职业割裂、民族割裂等，实现政权、政党、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等主体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实现各层级权责匹配，实现各领域多面一体，整体观照、综合治理，实现主客体之间系统耦合。[6]宣晓伟基于社会分工理论探赜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理念与制度设计。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国在其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目标影响下，为治理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等制度安排和具体技术手段的综合体系。[7]

就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这一命题而言，学界存在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江必新、惠、唐皇凤等学者基于制度优化的视野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其中，江必新将制度优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之一，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过程。[8]在江必新的论证思路基础上，惠又强调了国家治理主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的重要性。[9]唐皇凤将制度优化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治理主体多层化、多元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结构分权化、网络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手段文明化与治理技术现代化。[10]其二，辛向阳、竹立家等学者从价值追求的视阈出发来考察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问题。辛向阳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不仅要着眼于符合时代潮流的基本制度，还应强调国家治理的组织架构应以现代化治理理念为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国家治理体系的外设氛围应是廉洁的、风气纯正的。[11]竹立家推崇的是法治与民主的价值理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理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根本上将是一个政府职能合理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明确，公共权力不错位、缺位或越位的科学而严谨的治理范式；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依据人民民主原则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12]其三，何增科、魏志勋等学者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何增科等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立的基本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各类治理主体的专业分工，与此同时，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商沟通网络高度发达。[4]与何增科对多元治理主体的强调不同的是，魏志勋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应始终以政府为权威主体，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实质上是行政体系的自我重造，其直接目标即是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13]

就当前学界研究成果来看，我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体，不仅需要制度设计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同样也需要对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及优化的研究主要从国家治理宏观层面、顶层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而对于相关治理主体诸如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如何增进治理优化，如何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来阐释治理主体的优化重组以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从原有的“全能性政府”的一元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体的分工，各个治理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那么国家治理很容易出现“碎片化治理”。各治理主体的作用力和着力点不一致，无疑会造成国家治理的恶性状态；同时各主体功能领域界限不清，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主体应该构建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实现整体功能的最大化来增进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

二、系统整体观的方法论意义

系统整体观是系统科学的重要观点之一，贝塔朗菲（Bertalanffy）在创立系统科学的过程中，对其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他看来，新生的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到处都冒出了有机体和组织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科学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组织的一般理论”。[14]他把整体性作为组织系统的核心性质，“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解释这些现象不仅需要通过其构成部分，还要研究各部分之间联系的总和。有联系的事物的总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体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系统”。[15]也就是说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者简单相加，系统整体功能是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特质。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系统整体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它与相关理论进行对比，如结构功能理论等等。

结构功能理论的基本信条是，社会惯例和社会制度都可以从它们在维持更大的社会体系中发挥功能的角度进行阐释。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从结构与功能以及二者的相互联系出发，深入分析了有关社会系统的一系列重要理问题。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联结，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此外，社会整体的存在处于平衡状态之中，其各组成部分虽然发生变化，但经过自我调节与整合，仍会趋于新的平衡。结构功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之所以能够保证自身的存续，应归结于它始终满足四种功能性条件，即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实现功能（Goal 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潜护功能（Latency）。他进而指出，社会系统按照这四种功能的发挥可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社会系统。[16]可见，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侧重于整个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功能的发挥。若以该理论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强调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功能的发挥。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研究着眼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优化选择，“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系统诸要素或各部分之间按一定的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确定的相互构成关系和作用方式，它们之间具有较为确定的稳固联系和明显的序列层次关系，这就决定了社会系统的相对不变性和秩序性。”[17]与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系统稳定性、秩序性不同的是，系统整体论在关注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有序关系的同时，更加强调各子系统功能作用的合力，即整体功能的发挥。然而，我们还必须明确，系统整体观指导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又不同于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造成的“碎片化”治理困境的有效回应。英国学者希克斯（Hicks）指出，“碎片化”治理在功能上会导致部分之间相互转嫁问题和成本、项目与目标冲突、重复建设、缺乏沟通和公共服务等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整体性治理力图解决或避免的。[18]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政府改革不仅造成整个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系统部门化、破碎化，而且使得公共部门的权威社会化、分散化。随之带来的后果则是政治和行政领导逐渐丧失了调控、干预和获取信息的途径，缺乏合作与协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和效益。[19]整体性治理作为对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反思与修正，其核心主张是通过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内外组织之间的相互协作达到以下目标，“排除相互拆台与腐蚀的政策环境；更好地使用稀缺资源；通过将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聚合在一切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向公众提供无缝隙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公共服务。”[20]可见，整体性治理着力于“政府内部结构和部门之间的功能整合，力图将政府横向的部门结构和纵向的层级结构有机整合起来”。[21]整体性治理是以责任与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政府在提升整体责任感的同时，其职能应回归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的核心目标是“使政府的功能进行整合，以便有效地处理公众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而不是在部门和机构之间疲于奔命”。[22]整体性治理的组织结构包括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层级结构与横向功能结构，以及横向功能结构之间协调发展。政府的组织架构与形态体现为治理层级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以及公私部门的整合三个维度。不难看出，整体性治理所倡导的理念与机制创新始终是围绕政府这一治理主体而展开的。就治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系统整体论主张的则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各主体各司其职，最终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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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务成本；评价指标；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22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受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商务成本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变动发展趋势，对企业投资决策和政府招商引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投资决策、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商务成本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目前，国内对商务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商务成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的界定；第二，商务成本的测量与评价；第三，商务成本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研究；第四，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第五，商务成本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和实证比较研究；第六，商务成本与城市发展研究；第七，商务成本对策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内研究文献的借鉴，旨在对商务成本的这几个研究方面做一个概括和总结，以便对商务成本有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并对商务成本的应用和应对策略做一个梳理。

一、商务成本的内涵和构成要素

（一）商务成本的内涵

对商务成本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中期《财富》杂志对全球最佳商务城市的排名，此后日本和英国的研究机构和咨询公司开始开展了对商务成本与投资环境的调查与研究。我国的学者从2001年起从对区域经济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的研究，开始导入商务成本的概念，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们对商务成本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清晰的认识。

关于商务成本的界定，一些学者认为商务成本是绝大多数企业为了维持生产而发生的最小范围的费用（傅钧文等，2003；张卫等，2004）；有学者认为商务成本是经济主体在商务活动中为获得经济资源和服务,或为出售产品和服务,必须与他人或社会进行交易活动而发生的耗费（李峰等，2004）；一些学者认为商务成本是企业在开办期和持续期所产生的各种费用的总和（潘飞，2005）；一些学者把商务成本定义为典型企业在生产经营时所面临的、除与技术差异相联系的成本因素以外的综合成本（蔡玮，2007）。总之，不同的人由于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对商务成本的界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本文认为商务成本的内涵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来考察，其中广义商务成本是指投资者和企业在商务活动中所发生的外部交易成本总额，即企业总成本扣减制造、开发、转卖、管理等企业内生性成本之外的余额。狭义商务成本指区域商务成本,是指投资者和企业为完成各类交易活动而支出的与所在地(行政区域)相关的成本总额。狭义商务成本的界定必须强调“主体依存、商务依赖、属地相关和边界有限”，这里主要是针对狭义商务成本的研究。

（二）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

对商务成本的内涵认识不同，对商务成本构成要素的划分也众说纷纭，不同企业的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和侧重点也不同。根据狭义商务成本的内涵，本文认为，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包括要素成本、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其中要素成本是企业获取各种资源（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技术、信息等）的耗费；营业成本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即在企业属地的谈判、交通、运输、广告、中介、渠道建立与运行、服务、外部培训与咨询、公关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制度成本包括显性制度成本与隐性制度成本，前者表现为企业税费的负担水平，后者则指企业商务活动由于间接受到属地的政策法规、行政效率、市场准入与规范、权益保障、商业诉讼等的影响而为此承担的交易成本；其他成本是指除上述成本之外的企业属地所特有或偶然发生的费用与支出，如社会治安和文化兼容性等。

二、商务成本的测量与评价

（一）商务成本的测量

商务成本的测量是指通过建立商务成本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和计算商务成本水平。由于商务成本各要素的衡量标准不统一，对商务成本的测量主要是对其构成要素分别评价的基础上对商务成本的总量测量出一个绝对值，所以对商务成本进行评价包括对总量指标和层次指标分别评价。国内学者对商务成本的测量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法：（1）社会调查方法，即通过向企业或专家进行函询或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地区商务成本的综合评价。这种市场导向方式能够获取第一手资料，却难以规避由于被调查者的主观意愿、行业背景和知识水平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研究结论偏差和认识的误导。（2）统计分析法，即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库，得出区域商务成本的综合评判和横向比较。鉴于该种方法客观公正和资料可得性高的优点，学者将之视为一种主流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我国一些城市或区域经济地带（北京、“长三角”、深圳等）的商务成本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由于对其构成要素的看法不同，对商务成本的测量指标也不相同。由于不同的行业和企业对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的需求强度和敏感性不同，各指标的权重也不相同。

（二）商务成本的评价

测量出商务成本的大小就要对商务成本进行评价，对商务成本的评价要结合商务成本的特点。相关研究指出持续递增的商务成本会影响城市或区域竞争力的持续提升，而理性科学地降低商务成本必须关注于商务成本的结构要素和特点，并注重区域商务收益的提高。商务成本的特点和评价分析如下：

1. 商务成本是一个相对概念，其高低没有绝对标准，企业要结合自身情况对商务成本做出评价。商务成本是一个与企业的主观体验和判断密不可分的概念，不同企业对商务成本的理解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对商务成本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施放等，2006）。

2. 商务成本是企业在分析发展前景前提下进行未来决策所考虑的机会成本，这意味着商务成本是企业作出在某地区投资决策，或持续经营决策所承担的潜在和现实的成本支出。如果企业潜在经济收益（机会收益）和溢出效益不能补偿商务成本（机会成本），或企业无法有效转嫁商务成本，企业将通过选择商务活动和选择投资地加以回避。相反，如果商务成本很高，但是收益更高，那么企业和投资者依然会选择投资或持续经营。

3. 商务成本的悖论特征。单纯的成本观不足以正确认识和评价商务成本，商务成本存在悖论特征：

第一，主体悖论。商务成本对企业而言是成本，对政府而言则更多表现为收益。企业为其商务活动承担商务成本，自然期望它越低越好。但是，诸如土地增值、税费则构成政府的收入来源，较高的商务成本在增长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却提高了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主体悖论导致政府对商务成本的演变态势存在着“两难选择”。

第二，功能悖论，商务成本演变所表现出的“聚集效应”和“挤出效应”存在着消长关系。一方面，商务成本低有利于吸引投资，加速资本和各类要素的集聚，比如一些地区发生的产业集群就是与该产业相关的属地性商务成本较低的结果；另一方面，较高的商务成本则可以挤出和淘汰低端产业，从而加速产业的转移与扩散，推动产业的调整和升级，并缓解低端产业对土地、能源和环境的压力。因此，商务成本是“双刃剑”。

第三，产业悖论。不同产业对商务成本的评价存在着相悖的结论。由于不同产业的要素需求结构、要素密集度和商务活动支出结构不尽相同，而商务成本不同的构成要素的变化方向和速率也各有差异，因此，一些产业（例如房地产业）认为该区域商务成本高居不下的同时，另一些产业（高技术产业）则会感到该地区商务成本较低，具有比较竞争优势。换言之，商务成本结构的动态演变，对于不同产业，乃至企业之间具有不同的风向指示。因此，考察商务成本一般意义上的上升和下降并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

第四，构成要素发展悖论。要素成本和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及其他成本此消彼长，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下要素成本相对较低，政府因控制着较多的资源往往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市场体系不完善，因此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及其他成本极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要素成本刚性上升，则会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和法律体系，导致这些成本显著降低（蒋海霞，2009）。

三、商务成本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研究

目前，对商务成本的发展变化趋势的研究已经逐渐增多，出现了很多对诸如长三角、北京、深圳的实证研究和各区域的商务成本比较研究。

（一）要素成本的变动和趋势分析

对要素成本的分析主要是指对劳动力、土地、房屋成本的变动与趋势分析，近年来的调查和研究显示各要素成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各组成部分和各地区的成本变动幅度又各不相同。（1）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包括职工年平均工资、单位有效产出指数，即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众多参考文献和文件都显示职工年平均工资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相比之下，单位有效产出指数变动幅度较年平均工资相对小。当然，还存在结构性变动的问题，如科研人员和高技术人员工资变动与基层工人的工资变动幅度和趋势不同，对企业的影响也是不同的。（2）土地、房屋成本。土地与房屋的成本主要通过对土地使用权交易价格、房屋所有权交易价格、房屋使用权租赁价格进行衡量，目前各城市的土地与房屋价格逐年上升，其中房屋销售价格上涨最快，这对土地依赖比较强的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二）营业成本的变动和趋势分析

营业成本中比重最大的是交通成本和服务成本，而水、电、煤等的价格虽然也有上升，但是收费标准比较刚性，目前影响最大的是交通成本。一些大城市市内路况不佳、交通拥挤，停车费用高昂等问题突出，造成了营业成本的上升。另外，培训费用和广告费用作为营业成本的组成部分也存在上升的趋势。

（三）制造成本的变动与趋势分析

制度成本分为两类，一是以企业所承担的税费负担比例表征的显性制度成本，二是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绩效对区域内商务环境的影响而使企业间接或潜在支付的隐性制度成本。（1）显性制造成本。税费比重作为显性制造成本受到广泛的关注，由于各地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税费负担比重会相对降低。（2）隐性制造成本。隐形制造成本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政府审批与管制指数、政府服务能力指数、法制健全程度指数、市场发育程度，也表现出逐渐减低的趋势。

（四）其他成本的变动与趋势分析

其他成本主要指社会治安和文化兼容性，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越好说明政府保护私有财产和人民安全的能力越强、商务成本越低，而文化兼容性好对吸引外资非常有利。相比较而言这两种因素都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东部沿海地区，如长三角等表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此外，东部沿海对教育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比中西部高。

四、商务成本的应用

（一）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产业结构亦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以及个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它主要受需求结构、资源供给、科学技术、国际经济关系等的影响。由商务成本的产业悖论，商务成本是一把双刃剑，较低的商务成本有利于吸引外资，促进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较高的商务成本，又能促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还能缓解低端产业对资源、土地和交通的压力。不同的产业、甚至同一产业的不同行业，对商务成本各构成要素的需求强度和敏感性具有显著差异（黄晓莉，2008）。商务成本中的要素价格上升主要是因为需求增加而供给不足引起的，而又引起对今后需求的相对较少，对要素价格比较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就会逐渐退出。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的降低又会吸引那些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从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二）商务成本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狭义商务成本是指与属地相关的成本，对评价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和投资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投资总收益左右着投资者的区域选择，而投资总收益取决于投资环境中的商务成本和收益的比值，根据成本收益理论，成本越小收益越大则利润越大，适度治理商务成本、扩大单位投资收益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企业衡量投资环境主要是衡量商务成本和这些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两个重要的项目。企业生产率和外资企业数量与城市人口、人均GDP和运输成本有关，可以说商务成本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商务成本对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也具有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商务成本对城市和区域的投资有重要影响，但是各城市的投资回报率与综合商务成本乃至要素成本、营业成本等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性。

五、商务成本治理对策

由于商务成本是一个相对考察量，对商务成本的治理不能盲目要求降低，一味强制性的降低其绝对值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有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商务成本的上升，关键是分析投资本身的收益与产业集聚、市场规模等所带来的增额收益，是否大于商务成本的增加值。日本的研究证明地价与工资在企业对小城市的投资上起负相关作用，但在企业对大城市的投资上起正相关作用，因为大城市强大的市民购买能力和大规模多范围的产业集群会给商家带来更多的回报①。政府在商务成本的治理中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同时也要重视市场和企业的作用。

（一）企业应对商务成本策略

对于企业而言，应首先要分析商务成本下的收益，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投资或持续经营，否则根据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设，企业就会选择退出。当选择投资和持续经营时，也要在现有收益下最大限度的降低商务成本。

（二）政府应对商务成本的策略

市场在调节商务成本中的要素成本等硬性成本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调节商务成本主要是对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的调节。（1）对营业成本的调节。对营业成本中的水、电、煤等能源的调节要结合不同的地区资源，对高能耗产业进行节制，大力弘扬节能减排。对低能耗和公共服务产业实行优惠政策。对于交通运输成本，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征收各种交通税费。（2）对制度成本的调节。政府在制度成本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制造成本与政府行为直接相关，因此，政府致力于降低制度成本，真正扮演好服务的角色。首先要制定合理的税费政策；其次，对于隐性成本应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公务员素质、制定合理的政府绩效考核政策、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等。（3）对其他成本的调节。加强教育、文化、法制建设，降低其他成本的支出，对政府来说任重道远，需要政府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国内有些学者还单独列出了“中国特色成本”,即国内企业的公关成本和很多不能拒绝的会议成本（刘永东，2008），因此，还要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和亲民亲商建设，充分发挥各种非赢利性组织的作用。

注释：

① ［日］经济企划调查局.平成6年地域经济报告［R］．1994.

参考文献：

［1］潘飞.商务成本的因子分析研究［J］．财会通讯，2005（12）：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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