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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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化网络；品牌治理；治理规范；治理方式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6006802

1引言

随着品牌价值内涵及来源的探讨逐步深入，学科间理论的融合，品牌价值研究从消费者视角及利益相关者视角共同肯定了品牌消费者及更为广泛的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社会化网络环境凸显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建设中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品牌治理相关理论研究开展时间尚短，企业品牌建设实践中的品牌治理行为也未提炼成为系统的品牌治理理论，因此，根据社会化网络的特征，从现有零散的研究中进一步解构品牌治理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对于品牌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主要概念内涵确定

2.1社会化网络

伴随互联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渗透，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社会化网络、社会网络、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等概念及内涵进行解读，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社会化网络界定为借助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搭建起网络虚拟社会，同时由此实现真实社交联系的扩大化与虚拟社交关系的真实化后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集合。即社会化网络是强联结与弱联结、虚拟社交与真实人际关系共同融合所呈现的社交关系形态。

2.2品牌治理

目前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治理定义分别是“品牌治理是对品牌及利益相关者进行管理”，以及“品牌治理是对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创的机制和制度进行设计，保障品牌控制权共享基础上各方的权、责、利对等”。王彦勇融合以上两种观点，认为品牌治理是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建条件下，通过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保障合作过程有效、公正与合理运行的制度安排。本文结合社会化网络的特征，将品牌治理视为对品牌、利益相关者及网络关系而进行的多层面、全过程的品牌价值共创管理。

3品牌治理构成要素分析

从品牌所有者企业的视角出发，本文将品牌治理概念的结构按思想基础、制度规范、治理对象及范围，以及关系处理方式这四个层面，将品牌治理划分为：品牌治理文化、品牌治理规范、网络关系、治理方式。

3.1品牌治理文化

品牌治理中的治理文化是指企业具有品牌共创的意识，以及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理念和行为导向。品牌治理文化代表着企业具备品牌价值共创所需的素质和基础。

企业的品牌共创意识，意味着企业认可内外部合作者在本品牌价值创造中的贡献作用，将合作者作为品牌价值的重要来源，将品牌合作作为品牌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式。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传统，意味着企业以开放的心态开展合作，倡导构建品牌共建合作网络，在品牌共建的合作中吸收不同观点进行合作创新，并在遇到问题时积极处理分歧，降低合作成本。因而合作的文化是品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品牌治理开展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3.2品牌治理规范

治理规范是围绕品牌开展的，对品牌共建网络及其他品牌利益相关者进行关系处理所依据的准则。关系治理理论研究认为，得到明确规定的制度和无形规则均能有效协调成员关系。品牌治理规范中，明确的制度主要作用于在品牌价值共创过程中联系紧密、合作关系相对稳固以及范围相对明确的品牌共建网络成员及组织间，本文以品牌治理中的关系处理内容为依据，结合网络治理机制的划分，将已被制度化的品牌治理规范归纳为：品牌共建合作者遴选规范、激励约束规范、决策协调规范和利益分配规范。而根据关系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处于隐性状态的无形规则以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为主，它们在品牌价值共创依赖的多边网络和相对松散的关系网络中作用明显。

3.3网络关系

依据“网络特征优势”理论的思想，将品牌共建网络结构称为网络关系，综合Granovetter提出的节点间交互频率标准和Yang提出的社会关系亲疏远近标准，将品牌共建网络成员的网络关系分为强网络关系和弱网络关系。社会网络理论表明，强关系依存于联系紧密但范围较狭窄、涉及节点较少的关系网络，而弱关系则形成松散的社会网络，在参与者数量和网络所涉及的信息量范围方面具有优势。

品牌共建网络成员间通过互动积累关系资本形成强关系，使得节点之间相互了解程度、合作方式和节点状态都相对稳定。这种情感契约有助于形成成员间高度的内聚性与行动协调性。而弱网络关系成员各自所在主要领域存在差异，彼此间交互频率较低、品牌合作基础均较弱，与强网络关系成员相比，在未经干预的自然状态下难以集中于品牌建设。但从弱网络关系的整体结构角度出发，根据Granovetter的阐述，弱网络关系具有网络规模、网络范围和网络异质性方面的优势，因此经有效引导能为品牌价值共创提供数量、类型和途径丰富的资源及信息传递，能够通过提供不同于源自强网络关系的异质性资源和信息，从而贡献于品牌价值共创。

3.4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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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力及其构成要素

领导活动是在一定客观环境制约下，为实现组织某一特定的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的一个创造性实践过程。领导者作为领导活动的主体，在一个组织内可以对个人和集体施加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就是现代管理学上的“领导力”。

（一）领导力的涵义。领导力是作用于领导资源配置过程的力量，是指组织的领导者在确立的组织目标与发展方向下，引导和管理组织全体成员及其相关方，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力和影响力。不难理解，组织的领导作用就是其“领导力”所产生的效率和结果。

（二）领导力的构成要素。研究者过去常把领导力作为领导者的自身能力内容来看，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包含创造力、容纳力、智源力、影响力、心健力、学研力、团队力、沟通力这八项个人特质，但都还没有将其上升到“领导力”概念上来。

王革非在研究企业决策者时，站在了领导力的角度，对决策者的领导力加以解构。将领导力拆分为思维力、决策力、想像力、创新力、执行力、变革力、预测力、评估力、结构力、控制力、沟通力、学习力等十二个构成部分。

本文认为领导力发展至今，深受领导力的作用特征影响，因此在上述对领导力研究的基础上，将领导力的构成要素归纳为战略决策力、权威力、评估力、沟通力、学习力和创新力六个要素。同时，对比传统组织，现代组织领导力的作用特征的内涵有所扩大。本文认为，在现代组织中，以上六个要素还不足够，还应引入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

二、现代组织领导力的作用特征

组织中领导力的作用特征包括内部作用和外部作用，内部作用包括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评审改进创新，外部作用则包括公共责任和公益支持。

过去的传统组织忽略了领导力的外部作用特征，认为领导力有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和评审改进创新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管理体制的健全，本文认为现代组织（包括公共组织）面临的环境发生改变，其作用特征不仅限于内部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可决定组织形象的外部作用特征上。现代组织的领导力对内起着传统组织领导力的作用，对外则起着公共责任和公益支持的作用。

公共责任是指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组织在产品、服务和运营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包括对环境保护、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产品安全、公共卫生的影响和风险。组织的这一影响使领导力要担负起公共责任，发挥公共作用。因此要履行公共责任、恪守诚信经营等道德规范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分析产品、服务和运营中当前和未来对环境保护、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产品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已经或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公众隐忧，为此采取积极措施。

同时，现代组织要求领导力发挥公益支持的外部作用，引导组织为社会做贡献，关注回报社会。组织积极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可使组织员工在这样的氛围中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激发员工的主动性，提高效率。

现代组织通过外部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可以赢得声誉和组织的认同；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为组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帮助组织保持生命力，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现代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新组合

受作用特征的影响，现代组织的领导力构成要素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领导力新的构成要素组合，认为领导力由传统的领导权威力、战略决策力、沟通力、评估力、学习力、创新力这六个要素和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构成。

（一）传统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传统组织强调领导力的内部作用，本文将受配置领导资源、治理组织、评审改进创新影响的传统组织领导力构成要素归纳为领导权威力、战略决策力、沟通力、评估力、学习力和创新力六个要素。领导者借助建立在领导者品格、才能、知识等因素上形成的权威力来配置领导资源；战略决策力和沟通力是治理组织所必须具备的领导力构成要素。战略决策力分析环境、制定目标；沟通力有利于良好的组织内、外环境的形成，有利于决策的实施；领导评估力、学习力、沟通力、创新力是实现评审、改进创新作用的领导力构成要素。评估力包括领导者对员工、组织事务的正确评估；学习力是领导力的保障，促使领导者建立学习型组织，培养组织的学习气氛；包括技术、思想意识、文化精神上的创新力，是使组织持续发展的最根本推动力。

（二）新领导力构成要素——社会责任力。随着现代组织的发展，其关注点已不同于传统组织。传统组织重视领导力对内部的作用，现代组织更加注重领导力对外部的辐射作用。在外部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组织要获得持续竞争力，就必须以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人类生存质量为目标，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所以，本文在传统领导力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责任力这一新要素，认为现代组织的领导力由七个要素构成。

社会责任力使现代组织的领导力，对社会承担起了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包括公益责任、道德责任、教育责任和环境责任。它会促使领导者自觉维护组织信誉，要求组织诚实守信，并关注回报社会。同时，还会引导组织为社会做贡献，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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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2-106-2

1 智慧政府治理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智慧治理研究背景

针对智慧治理这一新兴概念，经过了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不断地探讨，人们对智慧治理的认R也逐渐深入，专业部门认为，将智慧治理应用于通过一国的城市信息系统，对城市中的公共建设和相关服务进行划分、管理、资金投入和结合运行。智慧治理通过网络把安置于城市中的智能化机器串联成物联网，实现物理化城市感知，其中还应用了云计算技术对所得信息进行研究分析，实现数字与物联网的结合，对小至城市大至一国运行的各个部门进行智能响应支持，智能治理就是将数字城市加上物联网。

1.2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1.2.1 缺少专项性、完整性

在针对智慧政府治理方面，由于相关专项性研究不足，信息资源少的原因，造成相应研究人员视野不够宽广，关注面只是“管中窥豹”，只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情况，如在研究中仅仅表明了政府处于什么地位与发挥怎样的作用，或浅显地展示智慧政府运行方式，这样对智慧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就还不够完整。

1.2.2 研究不够深入

学者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整个智慧政府系统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视野，但需注意的一点是，不足在于仅仅基于对知识进行介绍，将共同点对比，而未展开研究与叙述，造成了虽然视野较大但是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出现。

2 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2.1 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用能力

一国的发展应该在经济上体现出来，经济有了稳步发展，才有继经济发展成果使社会均衡。应在社会区域内，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然后将其高效利用，实现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满足社会民众在经济需求意外的对社会的需求，让其合理地运用社会资源。这种治理能力包含着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以及相应的途径和手段，若不能制定公共政策应对国家社会经济稳步增长，无法推进社会均衡发展步伐，则这个政府便是不负责任的。

2.2 维持税收及财政收支平衡能力

税收与财政支出的问题涉及一国是否可以稳定发展，对待基础性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税收可谓是一国经济的重中之重，税收若流失犹如大出血，在队公共财政收入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不公现象，国家对此绝对处于零容忍，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防止税收流失的情况出现，税收问题也可以衡量出一政府在经济治理能力方面的能力。就公共财政收支平衡方面而言，政府首要问题就是决定能稳固本国经济发展的财政收支结构，避免财政流失。

2.3 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对比过去的世界交流，现今世界各国间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也趋于一体化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在技术与资本方面比一般国家在更早已经开始积累，进而这些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水平与信息资源，所以占尽优势，后发国家看见差距也纷纷迎头赶上，就这方面而言，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也是良性的竞争，有益于解决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如何有效地避开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去真正借助这样的趋势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3 智慧政府治理结构与模型

3.1 支持智慧治理的技术支撑

3.1.1 数据提供平台：云计算

云计算属于分布式计算，是一种服务并且实现管理的平台，它的特点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资源共享中心获取需要的资源，十分便捷。在建设国家信息化道路中，可以利用此技术，将统一要求通过规定的信息机制将政务信息集中至云计算平台中，实现信息在政府间的自由流通。云计算平台通过资源共享来服务，共享分为P2C（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共享），C2C（客户间共享），P2P（供应商之间共享）这三种共享方式。

在共享的过程中要注重政府信息的安全性，云系统数据中心需要实时监控以外信息外泄，以及注重建设平台的成本，形成一个整体无须再单独建立平台，这也是云平台的优点，比较节约资源。如图所示为云计算平台结构图（图1）。

3.1.2 算法支持：大数据

大数据来源于庞大的数据，十分广泛，数据大到轻松超出传统方式下的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就好比全世界互联网一天所产生的数据总数可达800EB，需要用1.69亿张光盘才够存储这样庞大的数据。大数据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将数据瞬间捕获并进行直接处理，避免了数据压力又提高了决策效率。大数据还具有多样性，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多样的数据结构。海量的数据所包含的价值是无穷的，但是巨大的数据不代表都是有用的，很多无关信息导致数据厚度不足，所以需要将获得的数据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

3.1.3 物联网技术

早在2010年，国家总理就提出过物联网相关信息，认为物联网通过大量的信息传感设施把所有东西与网络连接，进行实时通信，实现智能化网络，物联网建立于互联网基础上而不仅是互联网，而是超出互联网的延伸网络。物联网具有全方面感应，将物体接入网络与智能化处理三个特征，达到通过识别利用各种二维码或传感器立马获取相关信息，将信息进行共享，再智能决策与调控的目的。

3.2 政府智慧治理的实现途径

3.2.1 完善相应法律，提供智慧治理保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对隐私保护造成了威胁，互联网因为随时随地的特点令隐私所具有的地域和时间保护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性，虚拟网络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不那么虚拟了，用户所具有的IP地址其实就包含着客户的个人信息。我国较其他起步较早国家的信息安全防范方面还不够完全，所以需要完善与新增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是要实事求是，也要注意解决好新老法律的冲突。

3.2.2 注重l展信息产业，稳固智慧治理根基

对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要注重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在扶持企业时要加强推进创新体制，投资以鼓励企业创新，提升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高素质人才与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相关战略，对于新技术研发成果需要及时进行专利的申请，保护好研究工作，并且鼓励技术研发，设立相应研究基金，奖励有贡献的个人与企业。

3.2.3 鼓励全民参与，建立良好政民关系

政府要积极做到将数据公开化、透明化，应及时通过互联网将公共数据信息，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政府，了解政府执行的公共事务，使民众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治理工作，通过互联网，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应该逐渐转化为以用户为中心点，加强互动，由封闭状态逐渐变成多元化的政府，不仅需要信息技术还需依靠各界力量，才能实现治理的目的。

3.3 智慧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

3.3.1 治理观念和方式面临的挑战

虽说长期以来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下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的特点即集中、统一化，这体现的是政府的权力统一与全能性，但是出现一些地方官员管权主义较重，对民众态度比较冷淡的现象，他们应对新兴事物接受较慢，信息处理能力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通常靠以往的经验凭个人就做出了决策，没有经过实地调查，这样就无法了解全面的状况，也无法很好地解决公共事务。

3.3.2 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治理实施过程中有极大可能涉及关于隐私的问题，但由于大数据时代缘故，隐私恰好都隐藏在了日常生活信息中，一旦民众的隐私遭到泄漏，那么会大面积地触动民众的神经，造成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与恐慌，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怀疑态度与不配合工作的行为。出现这样的危险状况，说明国家政府相应的保障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对当前的政策法规做出改变，改进法律以及颁布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在享受大数据时代的便捷性同时，更应兼顾政府与民众信息的安全，处理好民众与国家间的关系，这也是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

4 总结

2013年至今，我国的智慧治理城市已经达到150个，总体看来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要素是政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在智慧政府治理中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起到推动发展作用。政府已初步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影响与智慧治理的巨大价值与回报，通过智慧治理理论进行对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若想要达到智慧政府的目标，需要政府内部的转变与联合各界力量共同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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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优化；系统整体观；整体功能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2-001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提高政策效能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研究”（ 11AZZ004）。

作者简介：王亚茹（1993-），女，山东淄博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自国家治理体系进入学者的视野以来，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众说纷纭。学者们主要就国家治理w系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衡量依据以及优化策略等方面进行论析，观点难免产生分歧。如何建构一个兼容性的分析框架，以消除或缓和学术观点的对立和冲突，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与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此，本文拟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出发，将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加以考量，探究其内部构成主体及其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有机整合，以期丰富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有学者从制度构成的视角将国家治理体系视为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综合性制度体系。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四个方面。[1]与之相类似的，周平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2]俞可平从政治学的角度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可分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即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3]

还有学者将国家治理体系看作是一个涉及主客体、各层级、各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燕继荣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包括利益诉求的输入、决策以及政策的输出。通过完善这一过程，可以体现治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和民主原则等。[4]部分学者则聚焦于治理主体与客体的多元互动。蔡文成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相融合的多元系统。它是某种纵向和横向互动的立体系统，打破集权国家自上而下模式的单向度运动，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系统；国家治理体系是动态与静态相统一的发展系统，超越传统国家体制僵化封闭的制度惯性。[5]郭强认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色就是多主体、多客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打破国家治理上的主体割裂、客体割裂，特别是领域割裂、部门割裂、上下割裂、地域割裂、阶层割裂、职业割裂、民族割裂等，实现政权、政党、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等主体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实现各层级权责匹配，实现各领域多面一体，整体观照、综合治理，实现主客体之间系统耦合。[6]宣晓伟基于社会分工理论探赜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理念与制度设计。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国在其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目标影响下，为治理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等制度安排和具体技术手段的综合体系。[7]

就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这一命题而言，学界存在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江必新、惠、唐皇凤等学者基于制度优化的视野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其中，江必新将制度优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之一，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过程。[8]在江必新的论证思路基础上，惠又强调了国家治理主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的重要性。[9]唐皇凤将制度优化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治理主体多层化、多元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结构分权化、网络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手段文明化与治理技术现代化。[10]其二，辛向阳、竹立家等学者从价值追求的视阈出发来考察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问题。辛向阳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不仅要着眼于符合时代潮流的基本制度，还应强调国家治理的组织架构应以现代化治理理念为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国家治理体系的外设氛围应是廉洁的、风气纯正的。[11]竹立家推崇的是法治与民主的价值理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理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根本上将是一个政府职能合理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明确，公共权力不错位、缺位或越位的科学而严谨的治理范式；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依据人民民主原则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12]其三，何增科、魏志勋等学者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何增科等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立的基本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各类治理主体的专业分工，与此同时，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商沟通网络高度发达。[4]与何增科对多元治理主体的强调不同的是，魏志勋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应始终以政府为权威主体，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实质上是行政体系的自我重造，其直接目标即是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13]

就当前学界研究成果来看，我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体，不仅需要制度设计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同样也需要对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及优化的研究主要从国家治理宏观层面、顶层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而对于相关治理主体诸如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如何增进治理优化，如何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来阐释治理主体的优化重组以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从原有的“全能性政府”的一元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体的分工，各个治理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那么国家治理很容易出现“碎片化治理”。各治理主体的作用力和着力点不一致，无疑会造成国家治理的恶性状态；同时各主体功能领域界限不清，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主体应该构建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实现整体功能的最大化来增进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

二、系统整体观的方法论意义

系统整体观是系统科学的重要观点之一，贝塔朗菲（Bertalanffy）在创立系统科学的过程中，对其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他看来，新生的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到处都冒出了有机体和组织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科学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组织的一般理论”。[14]他把整体性作为组织系统的核心性质，“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解释这些现象不仅需要通过其构成部分，还要研究各部分之间联系的总和。有联系的事物的总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体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系统”。[15]也就是说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者简单相加，系统整体功能是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特质。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系统整体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它与相关理论进行对比，如结构功能理论等等。

结构功能理论的基本信条是，社会惯例和社会制度都可以从它们在维持更大的社会体系中发挥功能的角度进行阐释。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从结构与功能以及二者的相互联系出发，深入分析了有关社会系统的一系列重要理问题。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联结，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此外，社会整体的存在处于平衡状态之中，其各组成部分虽然发生变化，但经过自我调节与整合，仍会趋于新的平衡。结构功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之所以能够保证自身的存续，应归结于它始终满足四种功能性条件，即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实现功能（Goal 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潜护功能（Latency）。他进而指出，社会系统按照这四种功能的发挥可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社会系统。[16]可见，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侧重于整个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功能的发挥。若以该理论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强调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功能的发挥。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研究着眼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优化选择，“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系统诸要素或各部分之间按一定的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确定的相互构成关系和作用方式，它们之间具有较为确定的稳固联系和明显的序列层次关系，这就决定了社会系统的相对不变性和秩序性。”[17]与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系统稳定性、秩序性不同的是，系统整体论在关注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有序关系的同时，更加强调各子系统功能作用的合力，即整体功能的发挥。然而，我们还必须明确，系统整体观指导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又不同于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造成的“碎片化”治理困境的有效回应。英国学者希克斯（Hicks）指出，“碎片化”治理在功能上会导致部分之间相互转嫁问题和成本、项目与目标冲突、重复建设、缺乏沟通和公共服务等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整体性治理力图解决或避免的。[18]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政府改革不仅造成整个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系统部门化、破碎化，而且使得公共部门的权威社会化、分散化。随之带来的后果则是政治和行政领导逐渐丧失了调控、干预和获取信息的途径，缺乏合作与协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和效益。[19]整体性治理作为对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反思与修正，其核心主张是通过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内外组织之间的相互协作达到以下目标，“排除相互拆台与腐蚀的政策环境；更好地使用稀缺资源；通过将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聚合在一切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向公众提供无缝隙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公共服务。”[20]可见，整体性治理着力于“政府内部结构和部门之间的功能整合，力图将政府横向的部门结构和纵向的层级结构有机整合起来”。[21]整体性治理是以责任与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政府在提升整体责任感的同时，其职能应回归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的核心目标是“使政府的功能进行整合，以便有效地处理公众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而不是在部门和机构之间疲于奔命”。[22]整体性治理的组织结构包括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层级结构与横向功能结构，以及横向功能结构之间协调发展。政府的组织架构与形态体现为治理层级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以及公私部门的整合三个维度。不难看出，整体性治理所倡导的理念与机制创新始终是围绕政府这一治理主体而展开的。就治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系统整体论主张的则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各主体各司其职，最终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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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务成本；评价指标；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22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受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商务成本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变动发展趋势，对企业投资决策和政府招商引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投资决策、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商务成本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目前，国内对商务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商务成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的界定；第二，商务成本的测量与评价；第三，商务成本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研究；第四，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第五，商务成本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和实证比较研究；第六，商务成本与城市发展研究；第七，商务成本对策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内研究文献的借鉴，旨在对商务成本的这几个研究方面做一个概括和总结，以便对商务成本有个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并对商务成本的应用和应对策略做一个梳理。

一、商务成本的内涵和构成要素

（一）商务成本的内涵

对商务成本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中期《财富》杂志对全球最佳商务城市的排名，此后日本和英国的研究机构和咨询公司开始开展了对商务成本与投资环境的调查与研究。我国的学者从2001年起从对区域经济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的研究，开始导入商务成本的概念，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们对商务成本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清晰的认识。

关于商务成本的界定，一些学者认为商务成本是绝大多数企业为了维持生产而发生的最小范围的费用（傅钧文等，2003；张卫等，2004）；有学者认为商务成本是经济主体在商务活动中为获得经济资源和服务,或为出售产品和服务,必须与他人或社会进行交易活动而发生的耗费（李峰等，2004）；一些学者认为商务成本是企业在开办期和持续期所产生的各种费用的总和（潘飞，2005）；一些学者把商务成本定义为典型企业在生产经营时所面临的、除与技术差异相联系的成本因素以外的综合成本（蔡玮，2007）。总之，不同的人由于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对商务成本的界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本文认为商务成本的内涵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来考察，其中广义商务成本是指投资者和企业在商务活动中所发生的外部交易成本总额，即企业总成本扣减制造、开发、转卖、管理等企业内生性成本之外的余额。狭义商务成本指区域商务成本,是指投资者和企业为完成各类交易活动而支出的与所在地(行政区域)相关的成本总额。狭义商务成本的界定必须强调“主体依存、商务依赖、属地相关和边界有限”，这里主要是针对狭义商务成本的研究。

（二）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

对商务成本的内涵认识不同，对商务成本构成要素的划分也众说纷纭，不同企业的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和侧重点也不同。根据狭义商务成本的内涵，本文认为，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包括要素成本、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其中要素成本是企业获取各种资源（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技术、信息等）的耗费；营业成本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即在企业属地的谈判、交通、运输、广告、中介、渠道建立与运行、服务、外部培训与咨询、公关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制度成本包括显性制度成本与隐性制度成本，前者表现为企业税费的负担水平，后者则指企业商务活动由于间接受到属地的政策法规、行政效率、市场准入与规范、权益保障、商业诉讼等的影响而为此承担的交易成本；其他成本是指除上述成本之外的企业属地所特有或偶然发生的费用与支出，如社会治安和文化兼容性等。

二、商务成本的测量与评价

（一）商务成本的测量

商务成本的测量是指通过建立商务成本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和计算商务成本水平。由于商务成本各要素的衡量标准不统一，对商务成本的测量主要是对其构成要素分别评价的基础上对商务成本的总量测量出一个绝对值，所以对商务成本进行评价包括对总量指标和层次指标分别评价。国内学者对商务成本的测量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法：（1）社会调查方法，即通过向企业或专家进行函询或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地区商务成本的综合评价。这种市场导向方式能够获取第一手资料，却难以规避由于被调查者的主观意愿、行业背景和知识水平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研究结论偏差和认识的误导。（2）统计分析法，即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库，得出区域商务成本的综合评判和横向比较。鉴于该种方法客观公正和资料可得性高的优点，学者将之视为一种主流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我国一些城市或区域经济地带（北京、“长三角”、深圳等）的商务成本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由于对其构成要素的看法不同，对商务成本的测量指标也不相同。由于不同的行业和企业对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的需求强度和敏感性不同，各指标的权重也不相同。

（二）商务成本的评价

测量出商务成本的大小就要对商务成本进行评价，对商务成本的评价要结合商务成本的特点。相关研究指出持续递增的商务成本会影响城市或区域竞争力的持续提升，而理性科学地降低商务成本必须关注于商务成本的结构要素和特点，并注重区域商务收益的提高。商务成本的特点和评价分析如下：

1. 商务成本是一个相对概念，其高低没有绝对标准，企业要结合自身情况对商务成本做出评价。商务成本是一个与企业的主观体验和判断密不可分的概念，不同企业对商务成本的理解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对商务成本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施放等，2006）。

2. 商务成本是企业在分析发展前景前提下进行未来决策所考虑的机会成本，这意味着商务成本是企业作出在某地区投资决策，或持续经营决策所承担的潜在和现实的成本支出。如果企业潜在经济收益（机会收益）和溢出效益不能补偿商务成本（机会成本），或企业无法有效转嫁商务成本，企业将通过选择商务活动和选择投资地加以回避。相反，如果商务成本很高，但是收益更高，那么企业和投资者依然会选择投资或持续经营。

3. 商务成本的悖论特征。单纯的成本观不足以正确认识和评价商务成本，商务成本存在悖论特征：

第一，主体悖论。商务成本对企业而言是成本，对政府而言则更多表现为收益。企业为其商务活动承担商务成本，自然期望它越低越好。但是，诸如土地增值、税费则构成政府的收入来源，较高的商务成本在增长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却提高了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主体悖论导致政府对商务成本的演变态势存在着“两难选择”。

第二，功能悖论，商务成本演变所表现出的“聚集效应”和“挤出效应”存在着消长关系。一方面，商务成本低有利于吸引投资，加速资本和各类要素的集聚，比如一些地区发生的产业集群就是与该产业相关的属地性商务成本较低的结果；另一方面，较高的商务成本则可以挤出和淘汰低端产业，从而加速产业的转移与扩散，推动产业的调整和升级，并缓解低端产业对土地、能源和环境的压力。因此，商务成本是“双刃剑”。

第三，产业悖论。不同产业对商务成本的评价存在着相悖的结论。由于不同产业的要素需求结构、要素密集度和商务活动支出结构不尽相同，而商务成本不同的构成要素的变化方向和速率也各有差异，因此，一些产业（例如房地产业）认为该区域商务成本高居不下的同时，另一些产业（高技术产业）则会感到该地区商务成本较低，具有比较竞争优势。换言之，商务成本结构的动态演变，对于不同产业，乃至企业之间具有不同的风向指示。因此，考察商务成本一般意义上的上升和下降并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

第四，构成要素发展悖论。要素成本和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及其他成本此消彼长，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下要素成本相对较低，政府因控制着较多的资源往往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市场体系不完善，因此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及其他成本极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要素成本刚性上升，则会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和法律体系，导致这些成本显著降低（蒋海霞，2009）。

三、商务成本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研究

目前，对商务成本的发展变化趋势的研究已经逐渐增多，出现了很多对诸如长三角、北京、深圳的实证研究和各区域的商务成本比较研究。

（一）要素成本的变动和趋势分析

对要素成本的分析主要是指对劳动力、土地、房屋成本的变动与趋势分析，近年来的调查和研究显示各要素成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各组成部分和各地区的成本变动幅度又各不相同。（1）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包括职工年平均工资、单位有效产出指数，即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众多参考文献和文件都显示职工年平均工资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相比之下，单位有效产出指数变动幅度较年平均工资相对小。当然，还存在结构性变动的问题，如科研人员和高技术人员工资变动与基层工人的工资变动幅度和趋势不同，对企业的影响也是不同的。（2）土地、房屋成本。土地与房屋的成本主要通过对土地使用权交易价格、房屋所有权交易价格、房屋使用权租赁价格进行衡量，目前各城市的土地与房屋价格逐年上升，其中房屋销售价格上涨最快，这对土地依赖比较强的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二）营业成本的变动和趋势分析

营业成本中比重最大的是交通成本和服务成本，而水、电、煤等的价格虽然也有上升，但是收费标准比较刚性，目前影响最大的是交通成本。一些大城市市内路况不佳、交通拥挤，停车费用高昂等问题突出，造成了营业成本的上升。另外，培训费用和广告费用作为营业成本的组成部分也存在上升的趋势。

（三）制造成本的变动与趋势分析

制度成本分为两类，一是以企业所承担的税费负担比例表征的显性制度成本，二是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绩效对区域内商务环境的影响而使企业间接或潜在支付的隐性制度成本。（1）显性制造成本。税费比重作为显性制造成本受到广泛的关注，由于各地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税费负担比重会相对降低。（2）隐性制造成本。隐形制造成本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政府审批与管制指数、政府服务能力指数、法制健全程度指数、市场发育程度，也表现出逐渐减低的趋势。

（四）其他成本的变动与趋势分析

其他成本主要指社会治安和文化兼容性，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越好说明政府保护私有财产和人民安全的能力越强、商务成本越低，而文化兼容性好对吸引外资非常有利。相比较而言这两种因素都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东部沿海地区，如长三角等表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此外，东部沿海对教育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比中西部高。

四、商务成本的应用

（一）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产业结构亦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以及个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它主要受需求结构、资源供给、科学技术、国际经济关系等的影响。由商务成本的产业悖论，商务成本是一把双刃剑，较低的商务成本有利于吸引外资，促进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较高的商务成本，又能促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还能缓解低端产业对资源、土地和交通的压力。不同的产业、甚至同一产业的不同行业，对商务成本各构成要素的需求强度和敏感性具有显著差异（黄晓莉，2008）。商务成本中的要素价格上升主要是因为需求增加而供给不足引起的，而又引起对今后需求的相对较少，对要素价格比较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就会逐渐退出。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的降低又会吸引那些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从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二）商务成本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狭义商务成本是指与属地相关的成本，对评价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和投资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投资总收益左右着投资者的区域选择，而投资总收益取决于投资环境中的商务成本和收益的比值，根据成本收益理论，成本越小收益越大则利润越大，适度治理商务成本、扩大单位投资收益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企业衡量投资环境主要是衡量商务成本和这些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两个重要的项目。企业生产率和外资企业数量与城市人口、人均GDP和运输成本有关，可以说商务成本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商务成本对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也具有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商务成本对城市和区域的投资有重要影响，但是各城市的投资回报率与综合商务成本乃至要素成本、营业成本等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性。

五、商务成本治理对策

由于商务成本是一个相对考察量，对商务成本的治理不能盲目要求降低，一味强制性的降低其绝对值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有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商务成本的上升，关键是分析投资本身的收益与产业集聚、市场规模等所带来的增额收益，是否大于商务成本的增加值。日本的研究证明地价与工资在企业对小城市的投资上起负相关作用，但在企业对大城市的投资上起正相关作用，因为大城市强大的市民购买能力和大规模多范围的产业集群会给商家带来更多的回报①。政府在商务成本的治理中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同时也要重视市场和企业的作用。

（一）企业应对商务成本策略

对于企业而言，应首先要分析商务成本下的收益，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投资或持续经营，否则根据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设，企业就会选择退出。当选择投资和持续经营时，也要在现有收益下最大限度的降低商务成本。

（二）政府应对商务成本的策略

市场在调节商务成本中的要素成本等硬性成本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调节商务成本主要是对营业成本、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的调节。（1）对营业成本的调节。对营业成本中的水、电、煤等能源的调节要结合不同的地区资源，对高能耗产业进行节制，大力弘扬节能减排。对低能耗和公共服务产业实行优惠政策。对于交通运输成本，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征收各种交通税费。（2）对制度成本的调节。政府在制度成本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制造成本与政府行为直接相关，因此，政府致力于降低制度成本，真正扮演好服务的角色。首先要制定合理的税费政策；其次，对于隐性成本应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公务员素质、制定合理的政府绩效考核政策、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等。（3）对其他成本的调节。加强教育、文化、法制建设，降低其他成本的支出，对政府来说任重道远，需要政府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国内有些学者还单独列出了“中国特色成本”,即国内企业的公关成本和很多不能拒绝的会议成本（刘永东，2008），因此，还要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和亲民亲商建设，充分发挥各种非赢利性组织的作用。

注释：

① ［日］经济企划调查局.平成6年地域经济报告［R］．1994.

参考文献：

［1］潘飞.商务成本的因子分析研究［J］．财会通讯，2005（12）：24-26.

［2］ 波，李文静.长三角商务成本演变与产业分布格局调整［J］．特区经济.2009（5）：43-45.

［3］ 傅钧文，金芳，屠启宇.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商务成本比较研究［J］．社会科学,2003(5)：14-18.

［4］ 张卫.2003年沪、苏、浙、闽、鲁、粤五省一市商务成本评价报告［J］．浙江统计，2004（11）：13-15.

［5］ 蔡玮.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模式选择［J］．苏州大学学报.2007（1）：25-28.

［6］ 李峰，赵曙东，安礼伟.集聚经济、商务成本与FDI的流入：理论分析与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证据［J］．经济学研究.2004（5）：12-17.

［7］ 李安定.商务成本：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J］．经济纵横,2007（11）：34-36.

［8］ 凌定胜.“长三角”商务成本的变动趋势与比较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8（14）：43-45.

［9］ 傅永军，盛靖芝.上海商务成本问题探索［J］．上海经济，2003(11)：43-45.

［10］ 安礼伟，李锋，赵曙东.长三角5城市商务成本比较［J］．管理世界,2004(8)：28-36.

［11］ 谢安俐. 商务成本浅析［J］．科技创业月刊,2004(12)：63-64.

［12］ 蒋海霞.杭甬温三城市的商务成本分析及调控对策研究［J］．经济工作,2009（5）：94-95.

［13］ 于春晖.商务成本与上海新一轮发展［J］．上海管理科学，2003(3)：6-8.

［14］ 李锋.商务成本比较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03(增刊)：472-476.

［15］ 陈建军，郑瑶.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商务成本比较研究［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5(1)：62-67.

［16］ 施放.关于降低城市商务运行成本的对策研究［J］．软科学.2006（3）：86-88.

［17］ 黄晓莉.商务成本变动对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J］．经济论坛，2008（19）：4-7.

［18］ 吴炎太.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8（9）：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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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治理 治理结构 高管薪酬 薪酬粘性

一、公司治理机构给高管薪酬带来的影响宏观分析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许多上市公司内部薪酬制度都被人们视为有机薪酬的组合体系，根据不同特征来明确项目，薪酬构成包含高管基本工资、年终奖以及各种福利等。通过对高管工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比较多，但是也可以从中寻找规律对其进行总结归纳。可以将所有影响因素分成直接因素与间接因素两种，直接因素包含高管人员自由处置权以及个人人力资本构成要素，人力构成要素又包含了高管人员是否接受过高等级教育及其个人的社会人际关于与整体工作能力等，管理经验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此外还包含高管人员的聘用期限、个人身体条件与个人持股比例。上市公司的间接因素对其影响也比较大，主要影响方面包含公司规模、公司近年来的绩效、公司发展前景、公司董事会持股比例以及税收政策等。另外还有外界因素的影响，包含上市公司所在地理位置、公司未来成长空间以及公司在市场上的分布率等。

二、上市公司规模大小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上市公司规模的大小将会直接影响高管薪酬水平，并且也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最为关键的点。通常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那么高管所能掌握的财力资源与社会人力资源也就越多。在这一前提下，高管所需要应对的经营问题以及管理问题会变的更加复杂，所以对高管个人综合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应的个人报酬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且薪酬的提升和公司规模扩张是有正向函数关系的。从近年来的实际调查数据来分析，如果站在全球的视角来分析该问题，那么美国公司最高职位的经理人个人收入与企业规模扩张直接的规律也验证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上市公司如果比同行业别的公司规模大10%左右，那么高层的薪酬大约会提升2%。

三、上市公司业绩好坏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与上市公司规模的大小相比，公司的经营业绩显然是更加重要的，并且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的微妙复杂。从报酬绩效契约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便可以发现，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个人薪酬通常情况下都是和公司的经营业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这一点上可以分析发现，公司经营业绩如果产生变化，那么经理人的整体次薪酬水平也必然会跟着产生一定的变化，这一变化可能是向上的，也可能是向下调整的，这一原理是符合高层激励性报酬制度原则的一种表现。

四、上司公司所有权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公司的所有权虽然不能直接影响公司高管个人薪酬，但是公司所有权会影响到公司的规模以及经营业绩变化，从侧面影响了高管的薪酬以及高管薪酬构成结构。童金昌情况下，和所有者主控型市场相比，这一结构模式下的公司规模及其变化会明显大于经理人主导控制的上市公司，所以高管薪资待遇水平的变化也比较大。

五、上市公司股权合理性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主要体现在双方面。首先是股权集中程度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受到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其次，有关股权构成的问题虽然在强调不同形式下或者是集团分别持股标准来界定，但是从目前我国各大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体现于国家股东以及法人股东身上，通过多方调解来保证合理配置。

六、上市银行公司策事会的管制强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通常清下，董事会内部管制强度与上市公司内部规章制度都会影响到公司高管的测薪酬，并且属于主要影响因素。不难发现，比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某些上市银行公司规章制度相对严格的话，其高管人员薪酬往往会低丁一些规章制度更加宽松和弹性的公司中同样岗位的高管人员。

七、结束语

通过分析企业高管薪酬和公司治理结构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可以发现，公司治理结构当中存在的部分约束条件并不会随着高管薪酬的增长而对其进行限制，反而还会推动高管薪酬不断上调。不论是国企还是上市企业还是一般公司，都必须要结合风险控制理论来限制高管的高价年薪，将人们群众的利益提升到更高处，维护人民的利益。换而言之，从社会的人均收入角度以及公司内部工作人员薪酬角度来分析，也应当限制高管年薪，使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避免因为天价年薪影响普通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贫富差距愈演愈烈。需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未来利用公司治理结构，结合相关监督机构与管控机构来限制企业高管薪酬，让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东清，张聪聪.高管薪酬粘性的公司治理因素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3，11（20）.

[2]毛洪涛，周达勇，王新.薪酬委员会在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中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2002-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投资研究，2013，04（04）.

[3]孙长江，孙牧文.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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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意产业　产业环境　创意城市　构成要素

一、创意产业的界定和特征

(一)学术界的观点

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Creative Industry Task Force，CITF)把创意产业定义为“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和才干，通过开发和运用知识产权，具有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潜力的产业”。凯夫斯(cayes。2004)从文化经济学角度定义创意产业，并力图构建新的创意产业的文化经济学。他认为，创意产业提供给我们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霍金斯(Howkins，2006)从专利授权角度出发，认为创意产业主要包括著作权(CoPy-fight)、专利(Patent)、商标(Trademark)、设计(Design)等四项产业，并由此形成了智慧财产。因此，创意产业可界定为：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本质是用创意资本投入把所有产业联系在一起。

(二)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的观点

截至2008年底，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关于创意产业内涵与外延的提法，依据名称划分成三种：一是以英国政府定义为基础的“创意型”，比如创意产业是以创新思想，技巧和先进技术等知识和智力密集型要素为核心，通过一系列创造活动，引起生产和消费环节的价值增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广泛就业机会的产业：二是以美国政府定义为代表的“版权型”，比如版权产业是生产和分销知识产权的产业，包括所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产业；三是中、韩等国的“文化型”，比如文化产业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二、产业环境的重要性研究

首先，企业外部环境历来是战略管理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Daft(1988)提出企业外部环境或许比其它因素对组织结构、内部过程及管理决策影响更大，并进一步将企业外部环境中的一般环境细分为科技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其次，和生物体一样。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Moore(1993)首次提出和定义了“企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这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的企业组织与个人形成的经济群体”，企业所处生态系统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任何一个企业都应与其所处环境共同进化(co-evolution)，塑造一个开放、抵抗力强的生态系统。企业生态系统由企业及其环境构成，这些环境包括企业、政府、供应商、顾客、股东等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所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等。

最后，C00ke(1992)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是“企业及其机构经由以根植性为特征的制度环境，系统地从事交互学习，并由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eture)和商业创新(Business Innovation)两个关键维度构成。根据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的观点。企业是环境的产物，创新环境是培育创新和创新性企业的场所，区域创新网络正是这样一种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区域治理结构。

三、关于创意产业环境构成要素研究

国外学者很少直接涉及创意产业环境的构成要素的讨论，但是他们对创意城市产生因素和条件的研究，对本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英国经济学家汤姆・坎农提出。未来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将更主要依靠人的创意和创造力来推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创意的思维和理念将渗透到城市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这类城市称为“创意城市”。本文在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就创意城市产生因素或条件展开讨论。

(一)急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环境

Peter Hall(2000)通过对比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维也纳、1870―1910年间的巴黎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得出高度保守、极其稳定的社会，或者所有秩序已消失殆尽的社会都不是产生创意的地方。拥有高度创意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旧秩序正遭受挑战或刚被的城市。

(二)三因素说、“3T”理论与“3S”学说

首先，Hospers(2003)归纳出非稳定状态(Instability)、集中性(Concentration)和多样性(Diversity)是创意城市形成的重要因素。第一，越是在危机、冲突甚至动乱的时期，越容易出现创造性成就，因此。非稳定状态是引发创意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第二，由空间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能够带来人们信息交流和社会交互所必需的集聚效应，使得城市中创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这只是“创意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第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行业的艺术家相互交流，各个门类的创意设计和信息相互渗透，互相提供机会，形成了互相共生和竞争，多样性为创意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和动力。

其次，Florida(2003)以传统模型为基础。提出构建创意城市的关键要素是“3T”理论：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度(Tolerance)。但Glaeser(2004)认为Florida的“3T”理论是一种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而且Florida关注的是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一些工业化城市，但就全美国来说，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人们喜欢居住在阳光充沛的地方，而且人们的确喜欢那些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Cm-centered Cities)。Glaeser坚持真正有效的是“3S”因素，包括技能(Skills)、阳光(Sun)和城市蔓延(Sprawl)。

(三)四活力与七要素说

Landrv(2000)强调城市的活力和生命力(Urban Viabili。ty and Vitality)是创意城市的主要测量指标。包括经济活力、社会活力、环境活力以及文化活力等四个方面。他进一步指出创意城市的基石是：①人员质量；②意志与领导素质；③人力的多样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机会；④组织文化；⑤地方认同；⑥都市空间与设施；⑦网络动力关系。

部分国内学者也从创意城市产生因素的角度，对创意产业环境的构成要素展开讨论。如盛垒和杜德斌(2006)对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中国的上海、香港、台湾等国际著名创意城市进行了对比研究，归纳出创意城市产生的七个条件：①发达的创意产

业；②密集的创意阶层；③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④宽松开放的创意氛围；⑤众多知名的大学；⑥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⑦完善的制度结构。

四、小结

第一，创意产业的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当前经济发展的本质特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商品的个性化需求和文化诉求势必越来越高，经济必然要产生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创意产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创意经济。这种创意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满足人们的个体和文化需求方面，另一方面也体现为，社会经济的任何一个产业，通过引人合适的创意，其附加价值就会大大提高。

第二，创意产业是通过“越界”促成跨行业、跨领域重组与合作的全新产业。创意产业已经超越一般文化产业，更加强调文化产业与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的融合和渗透。任意一种创意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通过重塑传统产业结构来完成价值实现。

第三，创意产业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创意产业首要特征就是人的创造力，因此，创意产业可定义为那些具有一定文化内涵，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并通过科技的支撑作用和市场化运作可以被产业化的活动的总和：创意产业是依靠人的创造力、技巧及天赋。来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形式。

第四，创意产业的基石是文化。按照创意性质和文化应用的区别把创意产业分为两个大类，即通过赋予历史文化某种新的内涵。从而给予产品或服务以艺术想象力的消费性创意产业；以及探索适合本土文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创新，或者企业经济体制、管理模式应用创新的生产性创意产业。由此可得，每个创意工作者都可以在植根文化的基础上将个人对产品的理解和创意冲动倾注于创作中。所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地位由此奠定。

第五，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意产业存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创意产业是一个智力密集型产业，创意存在于技术、经济和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由于创意知识在转移中不具备排他性，因此，必须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够创造财富。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意产业将面临任意仿制、随意复制的混乱局面。失去利益的保障，也就没有了创意的动力，整个行业都将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危机。

通过对上述5个特征的归纳，不难发现，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经济环境、合作氛围、人力资本、文化基石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支撑，而这些要素都是创意产业发展的环境要素。所以。研究者提出：

(一)产业环境的重要性表现在企业与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企业外部环境理论、企业生态系统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均强调企业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必须将环境和企业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企业适应和塑造环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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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创业环境；概念；构成要素；评价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难题”早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除了依靠农村市民化、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等非农措施增收外，农民自主创业已成为重要途径之一，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农村创业环境是指农民在创业过程中影响其创业活动的农村周边环境和农村背景环境，具体包括农村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对农民创业的服务环境等。它对于提高农民创业成功率、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具有关键作用。笔者对近期国内外有关农村创业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发现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村创业环境概念研究

作为创业环境的一种类型，农村创业环境的内涵也是随着一般创业环境概念研究的深入而逐步发展的。Child（1972）把创业环境看作是企业自身感知的“客体”。Aldrich和Pfeffer（1979）则把创业环境看作企业必须去适应的一系列外部条件。GoegrineFogel（2001）把创业环境描述为在创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组合。GompersandLerner（2003）提出创业环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环境，其中包含规范的制度、规制的制度和认知的制度。

池仁勇（2002）把创业环境定义为“创业者周围的环境，是创业者及其企业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由创业文化、政策、经济和技术等要素构成，是多层面的有机整体。张玉利、陈立新（2003）认为“创业环境是在创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组合”，包括“影响人们开展创业活动的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要素”和“获取创业帮助和支持的可能性”两个方面。

孙红霞等（2010）指出，创业环境会对创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农村周边环境和农村背景环境会对农民创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包括农村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自然风光）、社会环境（社会资本、乡村治理、文化传统）、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商业网络、信息通信技术）等的综合影响。Fuller-Love等（2006）认为，制约农民创业的主要因素就在于农村环境本身，解决农民创业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应针对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制定不同的农村创业政策。

二、农村创业环境构成要素研究

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即能够为创业者及创业产生一定影响的要素，这些要素的状况反映了创业环境的状况。Fogel（1994）提出创业环境由五要素构成：财政支持；非财政支持（如提供服务）；创业技能及一些商业技能；社会经济条件；政策及创业活动的程序。ScottShane（2003）认为创业环境包括三个方面：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GEM（2005）报告中提出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或创业环境的条件包括九个方面即：金融支持、政府项目、政府政策、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务环境和有形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文化和规范。这也是学界迄今为止对创业环境比较权威的一种要素划分，被运用于不同类型的创业环境的分析评价当中。

罗新阳（2009）根据要素组合模型和GEM模型的研究成果结合农村特点，把农村创业环境系统分为五个子系统，即经济支撑系统、服务支撑系统、培训支撑系统、文化支撑系统和环境支撑系统，并且设计了这五个方面（12个类型）26个指标在内的农村创业环境的指标体系，每个子系统被分配的权重为20%。其中，经济支撑系统具体包括收入增长带动创业（33.3%）、投资活跃失去创业（33.3%）、经济增长拉动创业（33.3%）；服务支撑系统包括金融支持创业（33.3%）、政府服务创业（33.3%）、其他服务创业（33.3%）；培训支持系统被细分为教育鼓励创业（50%）、职业培训鼓励创业（50%）；文化支撑系统被细分为文化鼓励创业（50%）、宣传鼓励创业（50%）；环境支撑系统被细分为人为环境（50%）、自然环境（50%）。每个子系统的各个方面都设计了具体的测评指标。

三、农村创业环境评价研究

农村创业环境评价是指研究者通过设定一系列评价标准和方法，对某一区域内的农村创业环境进行调查分析，给予综合评价和建设性意见。目前，农村创业的相关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更多地是借鉴其他类型的创业环境研究，再根据农村的特定条件重新设计一套系统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Dana（1987）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创业环境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那些不限制创业者，且为他们提供税收及其他激励政策，同时给予培训咨询服务的国家，新创企业的存活率越高。

GeorgineFogel（2001）以对280家匈牙利中小企业的实际调查为依据，以政府政策和规程、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和管理技能、对创业资金支持和对创业的非资金支持作为5个一级指标，设计了28个二级指标建立评价模型，研究认为外部环境对初创企业的生存和成长有很强的影响力。

目前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由英国伦敦商学院和美国百森学院提出的GEM模型，它已被运用于对不同类型的创业环境的分析中。钱子健等（2010）在对浙江绍兴地区农村创业环境调查中所运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就是从农村实际出发，参考GEM模型设计出来的。他们依据所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设计了一套22个封闭式问题和3个开放式问题构成的调查问卷。根据创业环境的五个方面条件，选择绍兴市100多名来自各县市区相关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最后还分别从这五个子系统对该地区农村创业环境进行了优劣势分析，同时给出了总体评价及改善创业环境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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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规制模式的建构

要建构一套行政规制模式，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素齐全问题，包括确立行政规制的功能、价值、依据、范围、对象、主体、方式、过程、结果和监督救济等，然后要解决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保证诸构成要素相互匹配，避免出现“短板”。

就其实质而言，建构行政规制模式是一个试图发现并改变规制关系主体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比率的过程。行政规制的法律设定不仅会影响规制对象的行为选择，还会影响规制主体的行为选择，通过保证规制主体行为选择的理性来推动规制对象行为选择的理性。就其形式而言，建构行政规制模式是一个制造出一种主次分明的主体关系的过程。要从事实上或者假想中一片混沌的社会现象中建构起一套轮廓清晰、取向明确的行政规制模式，就必须遵循某种取舍标准，首先建构一系列对立的范畴，诸如规制主体与对象、公益与私益、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等，然后再进行优先性排序，例如公益优先于私益、规制对象服从规制主体、公共选择取代市场选择等，通过承认一些变量和拒绝一些因素、强化部分变量和弱化部分变量的方式，建构起一个错落有致的行政规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类似于韦伯所谓的确立“理想类型”的过程。

建构一种行政规制模式，就是试图通过可预期的法律之治来解决社会行动的不确定性问题，这是一个依托现实创造未来、客观见之于主观、努力将法治价值融入社会事实之中的过程，是一个有风险的试错过程，存在着各种可能造成行政规制模式不合理的隐患。这主要包括：或者是模式的构成要素残缺不全，例如缺乏绩效评估；或者是模式的诸构成要素之间不匹配，例如权责不对称；或者是对成本/收益比率产生非理性的制约与激励，例如诱发行政规制的设租、寻租；或者是对模式变量的取舍不当、甚或挂一漏万，例如行政规制的理论模式容易因追求模式的纯洁性和可控性而将经验、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拒之门外；或者是在制造模式局部强弱对比的过程中因过分夸张而顾此失彼、甚或本末倒置，例如因片面强调行政规制的命令———服从性从而变异成权力本位。

传统规制模式及其危机

所谓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就是一种以国家为轴心的行政规制模式，它有可能滑向两个极端：在一个方向上对应于全能政府，主张更广、更硬、更加直接的行政规制，将维护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当作法律的主题；在相反的方向上对应于夜警国家，主张更窄、更软、更加间接的行政规制，将法律的功能定位为控制权力和保障自由。大多数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上。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尽管在两个极端形态上形成鲜明对比，但这并不影响二者分享一些共同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它们殊途同归：

一是对抗性。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制造大量泾渭分明的对立范畴，这就使得一种非此即彼的对抗关系昭然若揭，它集中体现为规制主体与规制对象之间的对抗性，将公益与私益关系机械地理解为此涨彼消。二是单向度。行政规制主体是指令的发出者，行政规制对象是指令的接受者，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命令———服从关系。三是国家垄断。行政规制的依据只能是“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创制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硬法规范，行政规制的主体只能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行政规制过程只能是一个单一的权力行使过程，国家在行政规制中居于单中心的垄断地位。四是封闭性。就其主体而言，行政规制过程对规制对象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往往是封闭的；就其评价机制而言，行政规制过程对规制对象和观察者、评价者往往是封闭的；就其据以决策的信息和知识而言，行政规制往往只对单一来源开放，以逻辑排斥经验或者因经验排斥逻辑，不同知识之间不能兼容。五是形式主义。行政规制过程被似是而非地假定为“绞肉机”式的执法过程，重视的是形式合法性而非行政绩效，注重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强调对上负责而非满足公众诉求。

这种与国家管理主义范式契合的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因为公共治理的兴起而越发地不合时宜，危机四起：一是行政规制的目标与手段关系出现断裂，单一的命令———服从方式不足以有效满足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促进公共福利的社会需求。二是行政规制的形式合法性背离实质正义，法律似乎得到实施，但公共安全并未随之出现；或者虽然维护了公共秩序，但公民自由并未因此得到维护和拓展。三是理论、制度与实践三者之间的各自为战，合乎逻辑的规制理论没有能力指导法律制度安排，法律设定的规制“效力”难以转化为规制实践的“实效”，规制实践的经验教训在规制理论中得不到应有的反映，这就造成了行政规制理论的自说自话，行政规制制度安排的一厢情愿和行政规制实践的各行其是

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带来严重的规制失灵问题。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强制性规制收效甚微，规制目标经常落空。此外，还诱发权力滥用，设租、寻租屡禁不止，经济领域的过度规制和社会领域的规制不足并存，行政规制存在着结构性失衡，行政管理的越位和错位与公共服务的缺位和不到位并存。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行政规制的初衷主要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那些因行政规制的挤占而致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会发生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的双重失效。

行政规制模式的重构

这种过时的行政规制模式之所以会四面楚歌，主要在于两方面的致命性缺陷：一方面是对行政规制嵌于其中的外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认知上存在着严重缺陷，明显滞后于公法、体制、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科学技术以及自然环境等影响行政规制供求关系要素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是行政规制模式内在安排对外在约束条件反映上存在着严重缺陷，在确立行政规制的范围、对象、依据、主体、方式、结果等构成要素时，深受国家管理主义理念的支配，不能适应公共治理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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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士官学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

根据总部颁发的《军队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规定》对于深化实践教学的指示，提出了要完善实践教学机制，做到有实施计划、有活动主题、有考核要求、有保障方案。要建立一批相对稳定、类型多样的实践教学基地，不断丰富实践教学内容。目前士官院校的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已经起步，但往往形式较为单一、过程简单，组织保障还缺乏系统性，这些成为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有效实施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现地教学的体系构建。

一、现地教学的概念

以往政治理论课课外教学实践活动，统称为实践教学，而这里讲的现地教学与实践教学是有区别的。实践教学是与理论教学相对应的，是指在课堂理论教学之外，与课程内容相联系的，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并且由教师主导的教学活动。而现地教学，现地教学是由实践教学发展而来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实践形式，现地教学是由教师在现场作全程指导，在实践各个环节中，引导学生深入参与，使学员反复体会深入理解实践活动意义的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实践教学形式。

二、士官政治理论现地教学

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能够较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求实精神，提高学生的交流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运用理论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提升综合素质整体的目的。

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是以培养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的士官人才为目标，以中国化最新成果为中心内容，以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为基础，以各门课程重点内容为依据，以问题设置为牵引，以参观考察为手段，以社会实践为主体的教学形式。这一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需要参与、组织现地教学的各方面和各个环节共同发力，形成合力育人机制，是各构成要素有机结合的结果。

三、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体系的构建

现地教学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运行中各组成要素既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又要协调配合，构成实践教学体系的总体功能。士官政治理论现地教学体系的具体构成要素包括：实践教学活动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管理体系、保障体系好评估体系等要素。

（一）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目标体系

目标体系是现地教学需要达到的人才培养的目标，起指挥和引导作用。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的目标体系的构建，应以士官人才培养目标为主线，以士官基本素质、岗位需要为牵引进行。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体系，应以提高学员政治素质为指向，以中国化最新成果为中心内容，着重提升士官学员政治行为能力和道德行为能力，帮助学员坚定政治信念，牢固法纪意识，明确职责使命。

（二）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现地教学的内容是实践教学目标任务的具体化。构建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内容体系，必须科学统筹各门政治理论课程现地教学活动。通过相关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合理配置、相互配合，构建达成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目标的有效内容体系。按照士官各门政治理论课的内容进行整体设计，结合现地教学基地特点，构建各门课程相互配合、合理互补现地教学体系。

（三）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管理体系的构建

管理体系是指管理机构、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的总和，它在整个体系中起到调控作用。首先，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活动需要教学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组织实施，管理机构必须做到责任分工到人、明确具体任务。其次，要建立现地教学科学的管理制度，明确各个环节、方面的组织协调责任人，明确实施计划方案，完善现地教学基地，掌握整个现地教学过程，确保现地教学顺利进行。再次，管理机构和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实施管理活动，落实现地教学计划，确保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监督教学过程以及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四）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保障体系的构建

保障体系是由教员队伍保障、资金保障和实践基地保障等条件组成，它是影响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首先，有效的现地教学离不开科学指导、合理引导的教员参与。在开展现地教学前，教员必须交代本次现地教学的目的意义和相关背景；在现地教学现场，及时引导学员有序进行，分别深入讲解具体内容；在活动结束，引导学员升华理解和认识并对活动的情况进行客观讲评。其次，现地教学活动必须有合理的资金保障。最后，现地教学活动必须建立一批说服力强、形式新颖、贴近学员、有利组织实施的教育教学基地，特别注意长期保持联谊关系，为现地教学提供全力支持。

（五）士官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过程与效果评估体系的构建

效果评估体系是评估现地教学过程和效果的制度，是信息反馈的主要渠道。要全面评估现地教学的过程和效果，必须从教员和学员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对教员组织实施开展现地教学的各个环节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包括现地教学的授课过程是否科学、是否体现教学目标，是否妥善开展教学组织。对学员参与现地教学的过程和效果的客观评估，应作为评价课程教学效果和教学改革的客观依据之一。

在完善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的过程中，必须紧紧扣住培养目标，重点应放在构建合理的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评估内容，健全政治理论课现地教学评估指标体系上，配合科学的管理、保障和评估，不断提高现地教学质量效益。

参考文献：

[1]俞仲文.《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实戏教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2]黄焕初.《“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的目标与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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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体系；系统化构建

[中图分类号] D230 [文献标识码] A

The Building of an Assessment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of Higher Education

YANG Yeping， WANG Liying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s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ssessment of teaching is a key link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a key pattern for monitoring the teaching effect. However， at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urrent assessment system for the course is not good enough in terms of scientific nature， long term effect and integration.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system could help increase the teaching effect. As a result，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hierarchy， and openness should b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building the system. To promot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eaching staff should solve current problems for the system by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assessment system and upgrade assessment patter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ory course， assessment system， systemization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育。教学考评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和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形式，对教学过程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引导、规范和促进作用，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的构建是提升教学实效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内容。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体系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断对课程考评进行改革和创新，逐渐完善考评体系，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但还是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1.缺乏科学的考评体系

科学的考评体系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对教学效果的检验和教学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自身课程特点对考评体系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大多还停留在经验层面，没有规范化的标准，不能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考评体系。

第一，缺少对考评的系统化研究。系统性是事物的基本属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评也不例外，科学的把握其系统性，可以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和教学的质的飞跃。然而，现实中相当多的理论课教师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只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将考评的各个方面简单堆积，缺乏对其全面、深入、系统化的研究。

第二，缺少对考评体系构成要素的合理分析。考评目标、考评内容、考评方式、考评标准等作为考评体系的构成要素，其在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自身的运转特点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析，也没有弄清各要素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致使考评体系的整体属性和功能得不到最好的发挥。

第三，缺少对考评体系的开放性研究。考评体系也具有开放性，它与外界环境相互联系，需要通过不断吸收外界的有利因素来促进自身的发展，然而很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能根据外界因素的变化及时更新和改进考评目标、考评标准、考评内容等，致使考评体系出现明显的封闭性和滞后性，影响了教学效果的提升。

2.缺乏长效的考评机制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考评过程中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注重将理论内化为学生的实际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没建立起与时俱进的长效考评机制。

第一，考评过程缺乏连续性。在传统的考评中，学生可以依据教师的教学特点，准确地估计出教师的考评时间，甚至是考评内容，进而在具体的某一时间段上采取积极的应对行为，熟记概念和原理等理论性的内容，利用这种机械的、被动的方式顺利通过考评。

第二，考评要素缺乏关联性。现阶段的考评体系中，各要素从设立到应用，都只是从要素本身出发，单纯地对学生某个方面进行考评，而忽视了各要素间的相关性和考评体系的整体性，各要素的最大考评效能难以发挥，不能真正评价学生。

第三，考评监督保障机制缺乏有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虽然得到学校的重视，但是学校还没真正从课程设置的价值本源出发，为课程考评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保障机制，更没有科学规范的评定和验收程序，没将其作为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无法全面客观地考查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过程、学习效果，无法解决“考核标准的直观性与学生思想品德的隐蔽性之间的矛盾”[1]，达不到将学生认知外化为行为的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难以提升。

3.缺乏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考评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实践性，然而在考评过程中却出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和实践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制约了教学效果的提升。

第一，实践内容没有融入考评理念。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过程中仍然存在重知识、轻能力的落后现象，教育者并没有意识到考评是教育的手段与过程，过多的将关注点落在结果上，而忽视了学生平时表现和进步，使学生处于消极的被评价地位。

第二，考评目标的设置上缺少实践内容。现行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目标虽有对实践考评的设置，但大都流于形式，淡化实践性，制约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实践能力的增强，失去了考评目标的导向性作用，不能真正实现课程教学目标。

第三，考评内容的选择上缺少实践内容。教育者虽在考评内容的选择上已经考虑到理论内容与实践内容的同等重要性，但在实际的考评中，由于实践教学模式未完整的建构起来，仍然存在缺少实践内容考评的现象，削弱了教学实效性。

第四，考评方法上缺少实践手段。理论型考评仍是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的主要手段，学生平时的实践表现和道德行为没能很好的融入到考评中，致使考评成绩与平时品行表现不一致，考评结果缺乏全面性、公平性、真实性、准确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考评体系构建的原则

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有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教师教学工作的开展，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其构建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整体性原则

考评体系是一个由处于不同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考评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统一体，应从其整体性出发去认识考评体系和处理考评体系建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弄清考评体系在整体上呈现的新属性和功能，使“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新的力量。”[2]是考评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可以使教育者正确认识和处理考评体系中各要素间的联系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联系，揭示考评体系的特性，挖掘体系的深层规律，实现体系整体功能的优化。

2.层次性原则

考评体系内部的考评要素具有不同的属性、规律、功能，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为此，考评体系的建设应遵循层次性原则。教育者要分清考评体系内在的层次，发现不同层次上的共性规律与个性规律，尤其要注重对考评体系各层次上的质的差异性的研究，利于把握考评体系的本质，从宏观到微观都能科学、合理地规划考评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实现功能最优化。

3.开放性原则

系统的开放性体现的是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与传递的关系。[3]它是维持系统良性生存的重要途径。考评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系统，需要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信息交换与传递，吸收有利因素，及时调整自身的结构，依据现实需要不断更新考评理念、考评方法、考评内容等，以适应社会、学校和学生的需要，真正发挥考评体系的作用，从而提升教学质量。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体系构建的新路径

教育工作者应从新的角度构建科学的、系统化的考评体系，以克服传统考评中存在的问题，提升教学实效性。

1.构建科学合理的系统化考评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评体系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教育者应用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思维工具，将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揭示其整体特性和内部各组成要素间的联系与运行规律。

第一，科学分析考评体系的构成要素，明确其地位与功能。对考评体系内部各要素的分析是科学认识考评体系的前提，其主要包含：考评理念、考评目标、考评主体、考评原则、考评内容、考评方法、考评标准、考评过程、考评保障机制九部分，他们共同推动考评体系的合理运转。每个考评要素自身是一个系统，有各自特殊的属性与运行规律，在考评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存在很大差异，必须要充分挖掘各要素的运行规律，进行合理设置。

第二，理清体系内部各要素间的联系，保障考评体系良性运转。考评体系功能的最优化受其内部各组成要素间关系的影响。教育者应明确考评目标、原则、主体、方法等各要素间的具体关系。如考评目标引领和调控整个考评体系，考评标准规范考评过程，考评保障机制维护考评体系各要素和整体正常运行。可见，考评体系内部各要素间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的良性运行是考评体系合理运行的重要保障。

第三，注重吸收外部有利因素，促进考评体系发展。考评体系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其必须通过鉴别与筛选不断吸收外界有利因素，才能促进体系自身的有序发展。为此，教育者在考评中要不断吸收相关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行为学等）的优秀成果，可以将其应用于考评内容、方法的选择，考评原则的设立，考评过程的监测等。还可以引用当今先进的数据分析与综合技术，收集和整理考评对象的具体信息，预测考评对象的动态等，为考评服务，使考评体系朝着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2.建立科学的长效考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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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组织资本；组织资本评价；构成要素

1、组织资本的内涵

在理论上，马歇尔（Marshall，1961）最早提出关于组织资本的概念，他认为“资本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于知识和组织中”，并把企业组织归结为非物质的财富，应当在生产要素中增加“企业组织”一项。之后关于组织资本的内涵，概括而言，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研究：

（1）知识信息角度。Prescott和Visscher指出“知识和信息是企业的一种资产，因为知识和信息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我们把这一企业的资产称为组织资本”（Organization Capital，Prescott/Visscher，1980）。鲍・埃里克森和杰斯帕・米克尔森认为知识和信息是组织资本的基本源泉。邸强、唐元虎、张超（2005）认为组织资本实质上是体现在个人和组织中的显性及隐性知识的集合。

（2）资本角度。Tomer（1987）在其《Organizational Capital： ways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and welfare》中指出组织资本是“一种体现在组织关系、组织成员以及组织信息的汇集上，具有改善组织功能属性的人力资本”。Edvinsson和 Malone（1997）认为组织资本是人力资本的具体化、权力化以及支持性的基础结构，也是一种组织的能力。张刚（2000）认为组织资本是一种根植于组织关系之中，由企业投资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关系所形成的资本形式，把组织资本看作一种关系资本。邓康林，向显湖（2009）将组织资本的内涵定义为不依赖于个体存在，内含于组织中的实现共享的资源或资产。

（3）功能角度。Baruch Lev和Radhakrishnan（2004）认为“组织资本由企业的实践、政策等组成，可以使企业获得长久的竞争优势”。王晨和茅宁（2004）认为组织资本是潜伏于各类资产之下，将企业价值网络的资源相互联系进行价值转化和创造的组织无形资源和能力。

（4）形成过程角度。Atkeson和Kehoe（2002）认为“组织资本是企业特有的随着产出生产出来的，并且是嵌入在组织中的资本”。冯丹龙（2006）认为组织资本是依赖特定的组织和社会交往模式，通过长期组织学习和工作实践积累形成的，存在于个体、团队和组织之间，企业员工共同创造的编码化或部分编码化的组织技术知识、管理知识、能力和价值观。谢德仁（2002）指出“组织的知识结构并非参与组织的个人知识的简单加总，而是有机地互补、整合学习与创新，其中包括创新出组织知识，形成组织文化，进而创造出所有个人所不具有的组织资本。”赵顺龙和陈传明把组织将其成员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转化为组织共享的资源或资产，从而为企业创造利润这一现象称为组织资本。

通过上述可发现，从不同的角度对组织资本的内涵进行研究，其内涵也不尽相同，但都认为组织资本是存在于组织中的，与组织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有关的组织特有的，且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的资本；而且都认为组织资本是不依赖于个人存在的一种无形资本，组织资本是不能转移和复制的。

2、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的研究在各个层面取得不同突破。纵观国内外，学者们对组织资本构成要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能力层面。Evenson和Westphal（1995）概括了组织资本的一些具体成分：组织的操作能力、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徐笑君（2004）认为组织资本包括战略型组织资本、管理结构型组织资本、文化型组织资本、技术型组织资本和营销型组织资本五种组织能力。

（2）制度流程层面。Fernandez et al（2000）认为，组织资本包括规范与指导纲领、数据库、组织惯例等。Brynjolfsson（2002）认为，组织资本主要是由技巧、组织结构、流程、文化和其他的无形资产集合而成。Baruch Lev和Radhakrishnan（2004）认为组织资本由企业的实践、政策等组成。

（3）系统层面。Barney（1991）认为组织资本包括企业的正式报告结构，正式和非正式的计划、控制和合作系统，以及企业中、企业和环境之间非正式的关系。Dzinkowski （2000） 主张组织资本包括管理程序、信息系统与网络系统三个方面。

（4）资本层面。Edvinsson和Malone等人将组织资本分为流程资本（Process Capital）和创新资本（Innovation Capital）。杨磊，陈静（2010）认为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是由企业内部的群体性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组成的。张钢在（2000）提出组织资本的三个构成要素分别是战略资本存量、结构资本存量和文化资本存量。刘海建，陈传明（2007）把组织资本分为权力资本、规则资本和知识管理资本三个方面。邓康林，向显湖（2009）既包括企业知识库、标准、文档资料等信息类组织资本，又包括产权与治理机构、组织流程、组织制度等流程类组织资本和价值观、组织惯例、文化氛围等文化类组织资本。刘人怀，龙先东（2007）认为组织资本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创新资本。

基于上述研究可知，从不同的层面研究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其结果也不尽相同。虽然关于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众说纷纭，但也有其共同点。所有观点都认为组织结构是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而且大部分观点都认为组织文化也是组织资本的组成部分。

3、组织资本的评价方法

适合企业的组织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并且有利于企业长期的良好发展。因此，如何对一个企业的组织资本进行评价是尤为重要的。纵观国内外学者对组织资本评价方法的研究，主要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张钢（2000）通过企业战略存量、组织结构存量与企业文化存量三个维度来衡量企业组织资本存量的大小，进而评价组织资本。

（2）Prescott和Visscher（1980）通过评价员工个人信息、群体信息和其特有的人力资本对企业组织资本进行评价，认为有关员工和任务特征的信息是厂商的一种资产。因为这些信息影响着厂商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并且与产品一道生产出来，所以厂商拥有的员工个人信息、群体信息和其特有的人力资本就是其组织资本的体现。

（3）Chowdhry&Gramaise（2003）从企业默会知识（或内部语言）对企业产出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理解并测量组织资本。在企业开始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非正式工作惯例、便利的技术术语以及一套来自过往合作经验记忆的语汇形成内部的默会知识，这是一套共同的内部语言。

（4）组织资本的会计计量方法：试图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赋予一个用货币术语表示的价值。组织资本的会计计量方法有：Tobin-q法、列夫（Lev）的估价模型、美国西北大学Kellogg商学院的NCI研究所提出了无形价值计算方法（calculated intangible value， CIV）、人力资源会计、人力资产会计、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等。

（5）组织资本的价值管理测量方法：试图通过给出指标使企业管理者们更深入地了解企业的无形资产。组织资本的价值管理测量方法有：包括：斯堪迪亚智力资本导航器（Skandia Navigator）、平衡计分卡（Balance Score Card， BSC）、ICM模型、智力资本指数（IC Index）、无形资产监控者等。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目前对于组织资本评价的研究还不是很多，

现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企业的员工信息和知识存量进行研究，进而评价企业的组织资本。具体而言，对于组织资本的评价的研究不是很多，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方法。

参考文献：

[1]Prescott Edward C.； Michael Visscher. Organization Capita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88）.

[2]Edvinsson ；Malone.Intellectual Capital：Realizing Your Company's True Value by Finding Its Hidden Brainpower.1997.

[3]徐笑君，智力资本管理――创造组织新财富，华夏出版社，2004.

[4]景莉.智力资本与公司价值.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5]张钢.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组织创新.科学研究，2000年第1期 .

[6]邱强，唐元虎，张超.组织资本形成机制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年第7期 .

[7]邓康林，向显湖.公司财务管理的新视野：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1期.

[8]赵顺龙，陈同扬.企业组织资本略论.学海，2003年第3期.

[9]赵顺龙.基于企业文化的组织资本形成研究.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 .

篇13

【关键词】城市文化软实力 内涵 构成要素

作为城市综合实力的两大形态之一，城市文化软实力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由于其功能发挥的间接性与隐性特征，使得人们长期忽视这一实力的存在而过于关注经济硬实力的增长。实际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发挥确不显见；然而当城市进一步发展并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城市在诸多领域出现竞争时，城市文化软实力对经济发展的倍增作用便会得以逐步彰显。因此，随着国内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与城市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学界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迅速兴起。而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终究无法回避对其概念与构成要素的科学揭示。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渊源及内涵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源自国际政治领域国家层面的软实力概念，是该概念在城市发展层面上的微观衍生与具体应用。

国家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的，后又不断梳理、扩展并完善而成的。约瑟夫·奈将国家的综合实力分解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部分，指出硬实力是一种借助军事、经济等物质力量强制别人做其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与之对应的“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三个来源：文化、政治价值以及对外政策”。①

奈氏的软实力理论将国际政治领域中一直存在却又潜于无形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制度政策等方面“软力量”的较量明晰并理论化，从而激起世人关于软实力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国内学界对之研究的极大兴趣。国内学者王沪宁1993年在《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实力》一文中最先使用软实力概念，之后国内对软实力的研究迅速展开。与国外相比，国内学界更为强调文化在软实力中的核心地位与根本作用，把软实力主要归结于文化实力。

随着在城市间综合实力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人们对软实力认识的深化与丰富，国内学界对文化软实力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倍增效应日益关注，于是有学者进一步将文化软实力从国际关系领域的国家层面类推到国内区域竞争领域的城市层面，从而衍生出城市文化软实力概念。

自城市文化软实力概念提出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界定。当前学界主要是通过列举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或其资源基础的方式对其进行界定的。例如，张卫海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特色、精神气质以及市民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它虽然是一种隐性的力量，难以具体衡量比较，但可以通过城市的精神面貌、文化事业的繁荣程度、广大市民的文明素养以及城市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状况体现出来。”②

而吴玲则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就是指城市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延续力、创新力、向心力、认同力、生命力和凝聚力以及在对外交往中产生的感召力和辐射力。”③这种通过列举构成要素或其资源基础来界定城市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方式，当然无法揭示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本质内涵，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尚处于探索前进中的新兴学科的尴尬与无奈。

鉴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终究是源于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家层面软实力的概念，本质上不过是该概念在城市层面上的衍生与映照，因此，我们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界定就自然要以奈氏的软实力概念为原本，以其精神内核与逻辑脉络为依据。那么，我们就应把城市文化软实力定义为：城市文化软实力是指城市通过诉诸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方式，激发和吸引城市内外的积极因素自愿参与城市建设以达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能力。这一能力实际上由对内、对外两部分构成：对内激发市民创造激情并发挥其聪明才智；对外树立良好城市形象并争取域外生产要素。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关于城市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的研究，不仅可以提供比较城市间文化软实力强弱的衡量依据，更能够有效指导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方向。因此当前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成果也较为丰富，但见解各异。借鉴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从其表现层面来看应涵盖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即文化整合力、社会凝聚力、人口素质力、政府公信力、城市辐射力。

文化整合力。所谓文化整合力是指不同文化间相互吸收、融合而在形式与内容上逐渐趋于一体化的力量。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不同文化区域与文化习惯背景下的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必然造成一个城市地域内各种文化间的激烈碰撞与相互交织，这也必然造成对原有城市主流文化的严重冲击以及诸多社会矛盾的出现，从而阻滞城市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而文化整合力能够将城市内各种文化进行有效整合并纳入到城市主流文化之中，加强市民间的沟通、理解与信任，有利于城市和谐的实现。文化整合力的发挥主要通过制度与文化的两种手段来实现。

社会凝聚力。所谓社会凝聚力，也称社会内聚力或社会向心力，是指基于共同的观念与目标而促使社会共同体及其成员在行为上产生协同性与合作性的力量。任何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繁荣发展都需要以强大的凝聚力作为基础与前提。而一个城市社会凝聚力的取得，追根究底源自于城市先进而合理的政策制度，源自于廉洁而高效的政府治理，源自于复杂社会关系的及时而正确的梳理，也源自于城市特色文化的深沉感召，并由此实现民众团结、组织和谐、社会公平与城市稳定。

人口素质力。所谓人口素质力，是指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人口素质综合状况而在社会功能上展现的力量。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人口素质在城市竞争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地位日益凸显。从城市内部来说，良好人口素质所蕴育的智力资源，能够推动城市由物本经济向人本经济的转变，有利于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良好人口素质所提供的道德环境，能够提升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职业情操，打造高效工作效率，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良好人口素质所具有的公民素养，能够有效提高市民参政议政的能力与水平，有利于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良好人口素质所展现的城市形象，能够产生对内部民众的凝聚力以及对外部资源的吸引力，有利于城市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发展。

政府公信力。所谓政府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基于对政府执政能力与履职情况的普遍信赖而产生的认同力与信服力，它是形成内部社会稳定发展、对外塑造良好区域形象的重要基础。政府公信力作为民众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主要来自于民众对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对政策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的认可程度，对政府施政的效率与廉洁情况的认可程度等。高度的政府公信力不是靠政治强力与过度宣传获得的，它需要通过良好的行政行为与合理的社会体制来成就。良好的行政行为与合理的社会体制，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消除或及时梳理社会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能够切实保障社会机器的正常、高效运转，从而对内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对外塑造良好区域形象、吸引域外资源，推动城市发展。

城市辐射力。所谓城市辐射力是指城市对周边区域的综合影响力与发展带动力。它既是一个城市内在素质、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的综合反映，也是该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向城市外的自然挥洒与自然表达。强大的城市辐射力不仅有助于本地经济的向外拓展，而且能够吸引外部生产要素的向内流入。从现实情况来看，城市辐射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气质为基础，以文化产业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努力打造经济强市，为城市辐射力的提升提供深厚的硬实力支撑；二是城市形象的塑造。要在正确定位城市形象的前提下，将城市形象的塑造纳入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战略部署之中，借助各种媒体资源的宣传，努力提高城市的影响力。

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不可能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它需要岁月的积淀与镌刻，需要长期的挖掘与整理，需要更多的深入思考与精力投入。然而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在硬实力影响逐渐式微的背景下，由文化整合力、社会凝聚力、人口素质力、政府公信力、城市辐射力等构成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与决定力量。我们必须通过发掘和整合城市文化软实力资源，充分发挥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功能与效用，不断影响、推动并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作者分别为辽宁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鞍山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张国祚：“张国祚和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4日。

②张卫海：“城市竞争背景下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内涵解析”，《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13年第1期。

篇14

农村创业环境是指农民在创业过程中影响其创业活动的农村周边环境和农村背景环境，具体包括农村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对农民创业的服务环境等。它对于提高农民创业成功率、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具有关键作用。笔者对近期国内外有关农村创业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发现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村创业环境概念研究

作为创业环境的一种类型，农村创业环境的内涵也是随着一般创业环境概念研究的深入而逐步发展的。Child（1972）把创业环境看作是企业自身感知的“客体”。Aldrich和Pfeffer（1979）则把创业环境看作企业必须去适应的一系列外部条件。GoegrineFogel（2001）把创业环境描述为在创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组合。GompersandLerner（2003）提出创业环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环境，其中包含规范的制度、规制的制度和认知的制度。

池仁勇（2002）把创业环境定义为“创业者周围的环境，是创业者及其企业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由创业文化、政策、经济和技术等要素构成，是多层面的有机整体。张玉利、陈立新（2003）认为“创业环境是在创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组合”，包括“影响人们开展创业活动的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要素”和“获取创业帮助和支持的可能性”两个方面。

孙红霞等（2010）指出，创业环境会对创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农村周边环境和农村背景环境会对农民创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包括农村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自然风光）、社会环境（社会资本、乡村治理、文化传统）、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商业网络、信息通信技术）等的综合影响。Fuller-Love等（2006）认为，制约农民创业的主要因素就在于农村环境本身，解决农民创业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应针对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制定不同的农村创业政策。

二、农村创业环境构成要素研究

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即能够为创业者及创业产生一定影响的要素，这些要素的状况反映了创业环境的状况。Fogel（1994）提出创业环境由五要素构成：财政支持；非财政支持（如提供服务）；创业技能及一些商业技能；社会经济条件；政策及创业活动的程序。ScottShane（2003）认为创业环境包括三个方面：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GEM（2005）报告中提出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或创业环境的条件包括九个方面即：金融支持、政府项目、政府政策、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务环境和有形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文化和规范。这也是学界迄今为止对创业环境比较权威的一种要素划分，被运用于不同类型的创业环境的分析评价当中。

罗新阳（2009）根据要素组合模型和GEM模型的研究成果结合农村特点，把农村创业环境系统分为五个子系统，即经济支撑系统、服务支撑系统、培训支撑系统、文化支撑系统和环境支撑系统，并且设计了这五个方面（12个类型）26个指标在内的农村创业环境的指标体系，每个子系统被分配的权重为20%。其中，经济支撑系统具体包括收入增长带动创业（33.3%）、投资活跃失去创业（33.3%）、经济增长拉动创业（33.3%）；服务支撑系统包括金融支持创业（33.3%）、政府服务创业（33.3%）、其他服务创业（33.3%）；培训支持系统被细分为教育鼓励创业（50%）、职业培训鼓励创业（50%）；文化支撑系统被细分为文化鼓励创业（50%）、宣传鼓励创业（50%）；环境支撑系统被细分为人为环境（50%）、自然环境（50%）。每个子系统的各个方面都设计了具体的测评指标。

三、农村创业环境评价研究

农村创业环境评价是指研究者通过设定一系列评价标准和方法，对某一区域内的农村创业环境进行调查分析，给予综合评价和建设性意见。目前，农村创业的相关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更多地是借鉴其他类型的创业环境研究，再根据农村的特定条件重新设计一套系统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Dana（1987）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创业环境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那些不限制创业者，且为他们提供税收及其他激励政策，同时给予培训咨询服务的国家，新创企业的存活率越高。

GeorgineFogel（2001）以对280家匈牙利中小企业的实际调查为依据，以政府政策和规程、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和管理技能、对创业资金支持和对创业的非资金支持作为5个一级指标，设计了28个二级指标建立评价模型，研究认为外部环境对初创企业的生存和成长有很强的影响力。

目前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由英国伦敦商学院和美国百森学院提出的GEM模型，它已被运用于对不同类型的创业环境的分析中。钱子健等（2010）在对浙江绍兴地区农村创业环境调查中所运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就是从农村实际出发，参考GEM模型设计出来的。他们依据所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设计了一套22个封闭式问题和3个开放式问题构成的调查问卷。根据创业环境的五个方面条件，选择绍兴市100多名来自各县市区相关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最后还分别从这五个子系统对该地区农村创业环境进行了优劣势分析，同时给出了总体评价及改善创业环境的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