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基本功能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德育基本功能，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促进知识的内化与拓展是健美操教学的课延性认知教育功能。健美操教学隐性教育过程是以教师课堂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认知为起点和发展条件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课后练习，有选择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到俱乐部带操，参加各种形式的表演)，既有利于巩固强化学生课堂上学习的动作，形成动力定型，学以致用;又便于学生了解健美操以及其他领域的相关知识，让学生获得生动的感性知识、实时信息和丰富的社会经验

2 品德养成与行为规范

隐性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延伸，是以德育功能为主要功能的教育形式。主体道德意识向道德行为的转化是一个非强制的渐进的过程。在健美操群体行为模式下，学生通过暗示、舆论、从众机制产生潜在心理压力和动力，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动作，逐步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同时，良好的学习风气、心理素质、审美能力的培养，也需要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养成教育来实现

3 个性的完善与全面发展

培养知识面广、能力强、个性完善、素质全面的一专多能型人才是现代体育教育的目标。通过小集体教学，不仅发挥了隐性教学具有育人环境的开放性、真实性和相对完全性的特长，让学生通过丰富的教学安排、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的学风达到锻炼身体、感悟人生的目的;还可以运用人际交往，舆论引导和教育磨砺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社交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以实现预期的社会化教育要求，培养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能力。

小结

1 健美操教育中的隐性教育对学习者个体的影响过程主要由3个因素组成:一是个体的身心条件和接受机能，二是环境创设与利用，三是学习活动及调控;其保证体系是目标导向体系和教育评价体系;健美操隐性教育的动力要素构成两大系统:一是内在动力系统，二是外在动力系统，它们相互作用对练习者产生影响

2 健美操中的集体教学模式通过自我认知、意识分化、困难磨大砺、情境陶冶、舆论监督、环境暗示、行为模仿、交际学习、J清绪感染等对学生产生隐性教育

3 健美操作为隐性教育的基本功能有:促进知识的内化与领域拓展、品德养成与行为规范和个性的完善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沈嘉祺.论隐性教育[J].教育探究，2002,(1).

[2]赵书山.论高校隐性教育的功能及实施[J].南都学坛，1997,(4).

[3]曾五一周映春.隐性教育在羽毛球专项课中的运用[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9,12.

篇2

【关键词】意识；动机；认知；性格

性格是由心理，即意识决定的，弄清楚意识的基本功能与结构是进行性格分类与解释基础。

一、意识的基本功能及逻辑关系

传统心理学认为意识（心理）具有三种基本功能，一是意志功能，即确立目标并设法克服困难去实现目标的心理功能。意志具有目标指向性，并且为完成任务提供动力，意志功能也就是心理动力功能，也就是行为的动机功能；二是认知功能，即从外界获取、储存、加工、组织信息的功能，包括注意、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推理、解释、决策等过程，认知功能的核心是思维功能；三是情感功能，即产生高兴、愤怒、焦虑、忧伤、同情等情感与情绪的功能。三种功能简称意识的“知—情—意”功能。

传统心理学认为这三种功能是并列的，都是心理的基本功能。笔者认为这三种功能并非并列关系，实际上，情感功能并不是意识的独立功能，而是动机与认知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认知的结果，比如，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担心”和恋人分离的情感与情绪，一是因为我们具有特别渴望和恋人心灵相融合的心理，这是动机的作用，其次，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可能察觉到恋人会离开的信息，然后就在心理想象各种分手的可能，这是认知的作用。结果就产生“担忧”的情感及情绪。因此，意识的核心功能其实只包括动机功能和认知功能两项，所以，性格的核心结构就包括动机结构和认知结构两部分。

二、意识的基本功能与性格决定的基本逻辑

借助于意识基本功能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人的行为及行为特征的基本逻辑，也就是性格决定的基本逻辑了。我们的心理先有某些想法，在想法的驱使下指向了某个目标，于是产生了行为的方向，这就是“动机”。接着我们就会去寻找达到目标的方法与路径，就需要去认知、理解、决定如何行动，这就是“认知”过程。在认知的基础上，我们会产生喜欢、讨厌、忧虑、害怕等“情感情绪”，这些情感情绪的直接支配下决定做或者不做某件事，这就是“行为”。然后在行为中就会表现出不同的习惯与风格，这就是“行为特征”，一个人典型的“行为特征”就是他的性格特征。这个从动机到行为特征的决定逻辑如图2的“洋葱模型”所示。

从心理到行为由四个层次构成，动机与认知构成的心理是行为与行为特征产生的深层原因，是纯粹心理性的；情感情绪则是联结动机、认知与行为的桥梁，情感情绪不仅有心理性的，还有生理的成分，比如，担忧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从心理感受到这种情感，而且我们的表情也能反映出这种情感。正是这些情感与情绪直接推动或阻止我们的行为，所以，情感情绪具有从心理性的动机和认知向生理性的行为转换的推动功能。英语用emotion表达情感情绪概念是非常深刻的，“e”是“推动、促使”的意思，motion则有“运动、行动”之意，因此“e-motion”就是“使…..运动，使…..行动”的意思；生理系统是使行为发生的物理系统，包括神经、体液、内分泌、肌肉、骨骼等子系统，生理系统是纯粹生理的；行为则是心理、情感情绪与生理系统作用的结果，行为必须通过身体的运动才能实施。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一个人的行为与行为特征，也能够感觉出他的情感情绪，但只能推测出他的内部心理。

动机与认知是心理的核心成分，情感情绪是心理到行为的转换桥梁，生理系统是行为实施的物理机构，行为与行为特征则是动机、认知、情感情绪及生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情感情绪不是性格的核心成分，仅仅根据一个人是否容易开心、生气、激动、焦虑等情感情绪是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一个人深层次性格的，因为同样的情感情绪可能是由完全不同动机类型与认知结构造成的。同样，生理系统更不是性格的主要成分，生理系统只是行为发生机械系统。内部心理才是区分性格的核心，由于内部心理包括动机与认知两种核心要素，所以弄清楚它们的结构与性质是性格研究的关键所在。

1.动机。动机之于性格，正如发动机之于汽车，它为行为提供动力。动机是意识的核心功能之一，它是人类行为的动力系统，是行为的原始推动力，也是行为的原因，用通俗的话讲动机就是人们的“想法”。性格之所以复杂，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的想法非常复杂，也就是动机非常复杂。有时候，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做；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的想法就是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其实，过后才知道那只不过是假象而已；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而另一些时候则又是那样的想法。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动机的结构非常复杂，很多动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各种“想法”不是同样重要的，也不是同样清晰的，它们构成了一个结构系统，就像一栋楼房一样，我们的动机也包括层次结构，同时，每层的各种想法还形成了不同的房间结构。

2.认知。如果动机是行为的发动机，那么，认知就像导航系统，负责收集、处理各种地形地貌，并做出判断和路线选择。如同动机一样，我们的认知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习惯或擅长通过观察、动手去认知事务，有的人则习惯或擅长通过想象，利用图像图去认知事物，还有的习惯或擅长利用符号，通过逻辑推理去认知事物。有时候我们用某种认知方式去认识事物，有时候又另一种认知方式去认识事物。每个人的大脑都同时存在多种认知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结构，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详细分析认知的结构与性质。

正是由于人的心理动机与认知结构的复杂性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性格类型。

参考文献

[1]戴维.迈尔斯著，黄希庭译.迈尔斯心理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2]D.M.巴斯著，熊哲宏等译.进化论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Jerry M.Burger著，陈会昌等译.人格心理学[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篇3

【关键词】数控机床;基本功能;方法与技巧

1.前言

数控机床基本功能的调试是机床调试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数控机床厂家的技术人员在用户现场通过设置机床参数来完成，但此类技术并不作为培训内容对用户的维修人员开放。然而，在数控机床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如操作意外等原因造成数控机床部分或全部参数丢失而引发数控机床部分或全部功能丧失的状况却时有发生。若要恢复数控机床的功能，就得求助于数控机床生产厂家，而他们的服务不仅是有偿的，而且也不可能保证随叫随到，这样势必会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对于用户单位的数控维修人员来说，学会数控机床基本功能恢复的方法和技巧，不但可以保障本单位数控机床得以及时修复，而且还可以使数控维修人员能更全面地了解数控机床的控制功能，有助于拓展排故思路，提高日常维修效率。

2.数控机床常用参数介绍

数控机床基本功能的恢复与调试主要包括数控机床参数的设置与数控功能测试这两部分工作，而参数设置是其中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工作。那么，究竟有哪些参数决定着数控机床的基本功能，它们的作用及意义有如何？

2.1 数控机床参数的作用及分类

数控系统的参数在数控机床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完成数控系统与机床结构和机床各种功能的匹配，这些参数在数控系统中按一定的功能组进行分类。例如，伺服轴参数配置数控机床的轴数，各轴伺服电动机参数、速度及位置反馈元件类型及反馈元件参数，串行通信口参数对串行口进行数据传输时的波特率、停止位等进行赋值等等。

下面，就以配备有FANUC 0i-mate-TC数控系统的CK0625数控车床为例，具体介绍与伺服轴及伺服有关参数的意义。

2.2 伺服轴设定参数的意义

（1）1825#参数：各轴的伺服环增益，该参数是用于设定各轴的位置控制环的增益。在进行直线或圆弧插补时，各轴的伺服环增益必须设定相同的值。环增益越大，位置控制的响应速度越快，但是设定值过大，伺服系统会不稳定。位置偏差量会储存在位置累计寄存器中，并进行自动补偿。

（2）1828#参数：各轴移动中允许的最大位置偏差量。在X或Z轴移动过程中，如位置偏差量超过此参数设定值，会出现“某轴超差”报警，并立刻停止移动。如果经常出现此报警，可将该参数设大些。

（3）1829#参数：各轴停止时最大允许位置偏差量。当X或Z轴运动停止时，如位置偏差量超过此参数设定值，会出现“某轴静止超差”报警。如果经常出现此报警，可增大该参数的设置。

（4）1320及1321#参数：各轴正、负方向软限位坐标值，此值是相对参考点设置的，根据机床行程及位置确定，要求正、负限位位于正、负硬件限位开关之内。

（5）1410#参数：空运行速度。此速度为程序模拟运行时各轴的运行速度。

（6）1420#参数：各轴快速运行速度，在自动方式下G00的速度，需根据机床刚度设定，选择适中速度。

（7）1421#参数：快速倍率F0的速度，即选择操作面板上快速倍率F0时的速度。

（8）1422#参数：所有轴的最大切削进给速度。此值为限制值，即在所有方式下，各轴的运行速度不得超过此数值，当速度超过此值时，以此速度为当前进给速度。

（9）1423#参数：各轴的手动连续进给速度，指进给倍率开关在100%时的进给速度。

（10）1424#参数：各轴手动快速运行速度，即快速倍率选择为100%时的速度。系统回参考点时的速度=[1424]×快速倍率，若回零速度过快，可将此值改小。手轮运行速度的上限速度也是此值。

（11）1425#参数：各轴回零的FL速度，回参考点时，各轴先快速移动，碰到减速档块后，以回零的FL速度搜索零脉冲信号。

（12）1620#参数：各轴快速进给的直线型加减速时间常数T或铃形加减速时间常数T1，系统推荐值64（不要轻易改动此参数）。如要改动，应设定为8的倍数。

（13）1622#参数：各轴插补后切削进给的加减速时间常数，系统推荐值同1620#参数。

（14）1624#参数：各轴手动进给加减速时间常数，系统推荐值同1620#参数。

2.3 伺服设定参数的意义

（1）初始化位设定值：系（下转第73页）（上接第71页）统通过FSSB初始伺服参数后显示00001010，若没有初始化过，设定为00000000，重新上电，系统会重新初始化参数。

（2）电机代码：根据实际电机类型进行设置，本装置采用βis4/4000型伺服电机，故应设为156。

（3）AMR：采用标准电机，故设置为00000000。

（4）指令倍乘比：通常，指令单位=检测单位。指令倍乘比为1/2～1时，设定值=1/指令倍乘比+100;指令倍乘比为1～48时，设定值=2×指令倍乘比。

（5）柔性齿轮比N/M：根据螺距设定。设定好螺距再按自动，系统会自动计算柔性齿轮比N/M和参考计数器容量。系统最小指令脉冲为0.001mm/Pluse，且系统计算电机一转时的计数脉冲为1000000个脉冲。计算公式如下：

参考计数器容量=丝杠螺距/最小指令脉冲。

柔性齿轮比=参考计数器容量×指令倍乘比/1000000。

（6）运行方向：从脉冲编码器看，顺时针设定为111，逆时针设定为-111。

（7）速度反馈脉冲数：设定为8192，此参数不可更改。

（8）位置反馈脉冲数：设定为12500（半闭环的系统设定值），不可更改。

3.数控机床基本功能的调试方法与技巧

下面，具体介绍数控机床基本功能从无到有的调试方法与技巧，掌握了这个技能之后，对于由于部分参数丢失所引起的机床对应功能丧失的故障维修就会显得轻而易举了。

3.1 系统参数的配置

系统第一次通电时，最好先做一次参数全清，所谓全清就是将系统所有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即在系统启动过程中，同时按下MDI面板上RESET+DEL键。全清后一般会出现如下报警：

100#：参数写保护打开;

506/507#：硬超程报警;

417#：伺服参数设定不正确;

5136#：FSSB放大器数目少。

注意：在初次调试时最好进行全清，如果只是进行参数的修改，切勿全清！

参数全清后，显示器上将恢复英语显示。若想改成简体中文，则需按照下列步骤操作并设置参数：

（1）在操作面板上选择“MDI”方式，按“OFS/SET”功能键，再按[设定]软键，找到设定画面，将“参数写入”选项设置为1;

（2）按下“SYSTEM”功能键，再按[参数]软键，找到参数设置画面，将3190号参数的第6位设置为“1”，即设置系统语言为简体中文;

（3）警“000请关闭电源”，按操作面板上的“停止”按钮，再按“启动”按钮，重启数控系统。

各表（1―3）提供了与数控机床基本功能相对应的各个参数及其建议值，分别为一般参数、伺服参数、主轴参数及轴设定参数。请按照下列各表的顺序并依据“设定值”一列中提供的值对每个参数进行设定，这样可使我们在机床功能调试过程中少走弯路。在参数设置的过程中，每次遇到提示要求断开系统电源的时候，都说明刚刚被设置完成的参数需要断电才能生效，那么就要对系统执行一次断电再上电的操作，以激活所设参数。

3.2 数控基本功能的测试

分别选择手动连续进给、手动回参考点、手轮、超程检测、MDI、编辑及自动运行等操作，观察伺服轴及主轴的工作是否正常。另外，还要进行各进给倍率开关、急停按钮及手动/自动换刀等测试，用以检查机床是否正常工作。

当功能测试全部完成后，千万不要忘记将配置的所有参数及时做好备份以防再次丢失。至此，数控机床基本功能的调试工作结束。

参考文献

[1]FANUC Oi Mate-TC简明调试手册.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2008，6.

[2]FANUC Oi Mate-TC参数手册.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2008，6.

作者简介：

篇4

关键词：基本药物制度；物流配送；价值工程

1 价值工程与功能分析

1947年Miles《价值分析》一文的发表表示着价值工程的正式诞生，将价值的概念公式化，变成可量化测量的形式，创立了旨在提高产品价值的管理技术。在随后的六十多年里，价值工程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推广和普遍应用，其理论体系和实践应用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根据Miles提出的价值计算公式：

V=FC (V为价值；F为功能；C为寿命周期成本)

从该公式我们不难看出，要进行价值分析，必须先进行功能分析和成本分析。功能分析即通过对功能的研究分析，将价值工程对象的功能进行抽象而简明的定性描述，将其分类与系统化整理。通过功能分析，可以明确功能本质及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帮助价值工程工作者发现不必要的功能，确定变革的着眼点。

功能分析是价值工程的核心与基石，包括功能分类、功能定义和功能整理三项主要工作。

通过功能的属性对功能进行分类，可以帮助认清功能的复杂性与本质。按功能的重要程度，功能可分为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基本功能是产品或服务存在的根本条件，是实现产品或服务的用途与目的不可缺少的，用户必需的功能。辅助功能是为实现基本功能服务的功能，虽没有基本功能重要，但也是不可缺少的。

功能定义是对价值工程工作对象的功能，以简明、准确、科学的语言加以说明与描述，价值工程通过功能定义准确认识产品和服务的本质、确定功能构成，为功能评价奠定基础，为构思创新方案创造条件。

功能整理与功能定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个工作步骤是价值工程明显特点的表现。功能整理是应用系统思想方法，分析产品各项功能之间的关系和功能的逻辑体系，编绘功能系统图。以便掌握必要功能，发现和消除多余功能，可帮助构建基本药物配送商遴选指标体系。

2 基本药物配送相关概念

2.1 基本药物

2009年《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将基本药物定义为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

2.2 基本药物政策的目标

在2009年8月的《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满足公众基本医疗用药需求、实现覆盖城乡具名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为总体目标。

2.3 基本药物配送功能分析

根据基本药物的特点和相关政策目标，不难得出基本药物配送的基本功能。

一是保证配送过程中基本药物的质量，最终保证群众的用药安全。药品与人的生命有直接关系，确保药品质量尤为重要。药品作为商品只有合格品与不合格品的区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同时，药品的高质量性还反应在国家推行多项质量管理制度，以规范药品的研制、生产、流通、使用的行为，实行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确保药品质量。例如，为了保证药品流通过程中的质量，于2000年其开始实行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该规范制定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的基本准则，对药品流通过程中的采购、购进验收、储存养护等环节制定了一整套管理标准和规程，可以有效防止质量事故发生，保证药品质量。GSP的实施淘汰了一大批不符合要求的小企业，同时涌现出一批规模逐渐壮大、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民营配送企业。如果配送企业能够达到GSP的标准，并且严格按照标准执行，那么在配送包括基本药物在内的药品过程中对药品的质量控制就不应该出现问题。

二是保证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配送的及时性，主要是配送企业要在医疗机构发出订单之后及时确认，并且在规定的时限内将药品送达，保证医疗机构不断药。另一方面是配送的广泛性，即要求配送范围能够覆盖到每个参与集中招标采购的医疗机构。我国医药批发零售企业数目众多，行业集中度过低，且以区域性为主，缺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药品的采购、储存、统筹和配送的能力。此外，每个配送企业在产品和配送区域上都有自己的优势，每个企业对品种和地区的选择也有所不同，必须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才能确保公众能够方便、及时地获得适应的治疗药物，从而提高和保障药品的可获得性。

三是保障基本药物配送费用的合理性。基本药物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是确保药品价格的合理性，目前国内均要求生产企业投标时将配送费用计算在内。控制配送费用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配送企业的利益需求，一是百姓最终购买价格。

这三点功能需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保证药物质量和可获得性是基本药物配送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同时也是评判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而配送费用是否合理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两点功能的实现，属于辅助功能。

2.3.1 影响配送过程中基本药物质量的因素

（1）供应商资质。

供应商资质是指供应商供应药物的准入条件，根据相关规定，合格的基本药物供应商应为通过集中招标采购平台确定的生产企业，并且配送企业仅能从中标生产企业处购进药品。

（2）配送企业的配送能力。

配送企业的配送能力用以反映配送企业为医疗机构配送药品的能力，主要指药品运输过程中的破损率。

（3）配送企业仓储条件。

仓储条件是药品质量的直接影响因素，对药品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包括药物储存环境、药品分类摆放情况、设备配置情况。

（4）药品养护能力。

药品储存过程中的养护对药品质量有保障作用，主要包括药物平均周转期限、不合格品处理和药品损耗率等指标。

篇5

Abstract: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quality costs is carried ou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quality cost analysis and process capability; a quantit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optimization method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parameters of the algorithm are provided.

关键词:工序能力;质量成本;方法

Key words: process capability;quality cost;method

中图分类号:TU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2-0054-01

1质量成本系统分析

1.1 产品质量成本产品质量成本是企业为确保规定的产品质量水平和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而支出的费用,以及因为未达到规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而发生的损失的总和。

产品的质量成本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预防成本;第二,检验成本;第三,厂内、外损失;第四,外部质量保证成本。前三类是显见成本,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有形损失,并且必须得到补偿。第四类是隐含成本,是实际发生但并未支付的无形损失。

1.2 产品质量成本关系对于可控成本,通过其增减变动对产品质量的第三和第四类成本产生影响。第三和第四类是结果成本,是因质量达不到既定要求而造成的厂内和厂外损失,它受可控成本的影响。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产品质量水平与质量成本中的可控成本和结果成本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产品质量成本水平与可控成本呈相同方向变化,与结果成本呈现反方向变化。

1.3 质量成本管理的目标产品质量管理,就是通过适当增加可控成本的支出,减少结果成本的发生,实现以“预防为主”的质量管理要求,达到降低总成本的目的。同时,借助成本优化,提高产品质量。

研究产品质量成本的分析方法,是要保证质量成本费用发生的经济性和合理性,处理好质量成本与产品质量、功能等方面的关系,寻求质量成本的最佳值。

2最佳质量成本的确定

2.1 产品合格率与成本关系产品质量的提高会受到一定条件下成本的制约。合格品率的变化会从两个方面影响成本的升降:一方面,合格率的提高,使废次品损失减少,成本下降;同时,由于合格产品增加,也间接影响成本降低,与合格率的增减成反比关系。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合格率,需要更严格的预防控制和检测手段,就会使预防检验费用增加,从而使成本上升。

2.2 最低成本合格率的数学模型设F为每件废品造成的损失,P为不合格率,(1-P)为合格率。则每件合格品负担的损失费用是y1=F•;每件产品的预防检验费用(y2),它在其它条件不变前提下,要同不合格率与合格率之间的比值,即,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的值越高,即合格率越高,y2也越高。用y2=k•表示每件产品预防费用的函数关系,k是y2随合格率与不合格率的比值而变化的系数,它与产品工序加工能力有关。

3工序能力评价

3.1 评价指标统计资料表明,质量数据分布的规律呈正态分布。

①工序废品率。设Tu为产品质量要求的上限标准;Tl为产品质量要求的下限标准;Pu为产品质量超上限标准的废品率;Pl为产品质量超下限标准的废品率;X为产品质量特性抽样值的均值;S为产品质量特性的标准偏差;P为工序或母体的废品率。计算

Ksu= (1)

查标准正态分布表,可求得Pu。

Ksl=(2)

查标准正态分布表,可求得Pl。则P=Pu+Pl。

②工序能力指数。用产品质量要求标准范围(机械制造业中可用公差带表示)与工序的加工精度的比值来反映工序的能力。

当产品质量要求标准范围中心与抽样质量分布中心重合时,其计算公式

CP==(3)

当产品质量要求标准范围中心与抽样质量分布中心不重合时,其计算公式

CPK= (4)

当1≤CP≤1.33时,工序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当CP≤1时,工序能力不足,废品率上升,产品成本上升;当CP≥1.33时,工序能力过剩,产品成本上升。

3.2 工序能力指数与成本的关系系数K可以用来表示,则

P0= (5)

这样,废品率和工序能力以及最低质量成本联系起来,将(5)代入(1)得

Cmin=2 (6)

可根据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确定质量成本控制标准序列。对于价值链系统或整个生产过程的评价,可以用多阶段优化的方法求解,以最小工序能力工序。

4结论

以上对质量成本进行了系统分析,建立了工序能力与质量成本分析的联系,提出了定量的表示和优化方法,提供了有关参数的便捷算法。拓展了质量成本分析的领域和层次,分析研究所定义的参数或变量,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推广。

参考文献:

[1]王又庄,衣延章.质量成本与质量责任会计[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5.

篇6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way of controlling construction energy consumption is lack of sharing and reuse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low-energy construction cases is low. In this paper， the method of ontology is used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energy consumption controlling to express knowledge and cases， and an ontology-case library is established. Traditional way to calculate the object properties' similarity is optimized. The way to control construction energy consumption is given by case searching. An example is used in this model， improving that the model can get the way of controlling construction energy consumption quickly and accurately. This model is advantageous to the sharing and reuse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has str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P键词：本体；建筑施工能耗；案例检索；相似度

Key words： ontology；construction energy consumption；case searching；similarity

中图分类号：TU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1-0198-03

0 引言

建筑施工能耗是指建筑施工企业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为完成单位合格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数量，主要包含建材或构件加工能耗、施工运输能耗和施工过程能耗[1]。传统的建筑施工能耗控制依赖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的经验，难以实现经验的共享和重用[2]。本体能够对领域的知识进行规范化描述[3，4]，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例的存储、共享和重用[5]。因此提出用本体方法对建筑施工能耗控制领域知识进行规范化表示，建立已完工程施工能耗控制本体案例库，在本体案例库中检索与拟建项目相似度最高的案例，借鉴相似案例的能耗控制经验，制定拟建项目的能耗控制措施，实现拟建工程施工能耗的合理控制。

1 建筑施工能耗控制本体模型的构建

1.1 建筑施工能耗的影响因素分析

建筑施工过程中影响施工能耗水平的因素众多，如自然环境的好坏、施工机械的种类与新度、水文地质条件、施工管理水平及工人技术水平的高低[6，7]等。以土方工程为例，挖掘一类土时施工能耗比较低；挖掘四类土时施工能耗比较高[8]。

1.2 建筑施工能耗控制本体的构成

建筑施工能耗控制本体模型采用五元结构CECO={C，R，F，I，A}，在上述施工能耗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结合建筑施工特点，对施工能耗本体建模元描述如下：

①C：概念集合。1）项目信息术语，包括工程类别、参建单位、建设地点等；2）自然环境术语，包括土壤类别、气温、海拔等；3）施工管理术语，包括施工管理水平、组织结构形式；4）施工技术术语，包括施工方案、工人技术水平等；5）述施工机械术语，包括机械种类、机械新度等；6）施工能耗术语，包括施工材料加工能耗、施工运输能耗、施工过程能耗。7）能耗控制措施术语，包括施工前控制、施工控制等。

②R：概念间的分类关系集合，对象属性（Object Properties）关系和数据属性（Data Properties）关系。对象属性表示概念或实例之间的关系，如父类关系（Super Class Of）、实例关系（Instance Of）等；数据属性表示概念或实例与基本的数据类型（int、short等）之间的关系，包括海拔高度、施工过程能耗量等。

③F：函数，概念之间的非分类关系集合，如施工总能耗量=∑分部分项工程量×单位工程量的施工能耗量。

④I：建筑施工能耗工程实例集合，概念的具体表现，如黄土为一类土的一个实例。

⑤A：公理集合，约束概念、属性、实例之间关系的公认正确命题，如“土壤坚硬程度与施工能耗量成正比关系”。

1.3 建筑施工能耗控制本体模型的构建实例

将“建筑施工能耗本体”设为最顶级概念，作为本体结构的根节点，并向下逐层建立子类及实例，应用Protégé4.2构建部分本体模型如图1所示（以土方工程为例）。

2 基于本体模型的案例检索

2.1 案例检索原理

本体模型构建完成后，使用本体模型对低能耗案例进行统一表达，形成本体案例库。拟建项目（即问题案例）出现时，将其与案例库中各案例相似度比对，寻找相似度最高的案例作为最优解案例，输出其节能措施，即可为问题案例的能耗控制提供参考。同时，问题案例作为新案例存储入案例库。

2.2 案例检索方法

案例的属性根据其可否计量分为两类：对象属性和数据属性。对两类属性运用不同规则，确定其相似度、权重，即可得到案例之间的相似度，实现案例检索。

①数据属性相似度。

2.3 实例应用

某基坑开挖工程，基坑挖深5.5m，开挖面积约为151.5m2。根据地质勘探报告，基坑开挖的土壤为黄土，地下水在地面下1.5m，拟采用轻型井点降水法降低地下水位，并用土钉墙对基坑进行支护。土方开挖采用机械挖装，自卸汽车外运，辅以人工挖土与修土。施工场地距离最近的堆土场5.3公里。现需根据已有本体案例库制定相应节能措施。

假设本体案例库中已存入5个案例，问题案例及案例库中5案例的属性如表1所示。

①属性间相似度的计算。

因此选择案例三作为案例匹配结果，调取其施工能耗控制措施作为参考：提高现场管理水平及施工人员素质；对施工机械操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指导；制定施工机械操作规程，出现异常及时排除；保持施工机械清洁，加强保养，及时调整、紧固松动的零部件，降低磨损和破坏。

3 结论

①建筑施工能耗控制领域涉及概念和影响因素众多，本体方法能对其进行清晰和科学的表达，提供规范和统一的描述。

②本体模型和本体案例库的构建，使能耗控制不再简单依赖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的经验，为建筑施工能耗控制I域知识、经验的共享与重用提供基础。

③在本体案例库中进行案例检索，提高了对已有的建筑施工低能耗案例的利用率，对象属性相似度计算方法的改进使案例检索过程更趋合理。

参考文献：

[1]许伟，徐伟，李帼昌.建筑建造能耗分析[J].施工技术，2014，43（16）：74-77.

[2]Hendro Wicaksono， Fabian Jost， Sven Rogalski， Jivka Ovtcharova. Energy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 manufacturing through an ontology represented knowledge base[J]. Intell， 2014， 21 （1）：59-69.

[3]王重洋，邱炳文，龙荣，等.基于本体案例推理与规则推理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研究[J].资源科，2013，35（2）：363-361.

篇7

    (一)纯技术性资本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金融部门利润中的平均利润部分货币经营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为之服务的,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的剂,因而是资本再生产不可或缺的部分,以独立的职能资本形式而存在。“同样很清楚,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作的一种扣除,因为他们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即使只是在债权形式上实现)的价值有关。”[9](359)这种利润和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的利润一样,属于平均利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出现,货币经营等纯技术性的业务为之吸收,一方面为整个资本家的货币机制进行集中性的、专业化的服务;另一方面在营业内部又发生细密的分工,形成相互独立的子部门,例如国内和国际货币的收付、外汇保管和经营、贸易差额平衡、来往账目登记等等。执行这些职能的资本需求量主要是由业务规模和技术条件规定的,是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如果把资本运动分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很显然,只有生产过程才创造出剩余价值,而流通过程只是实现剩余价值。纯技术性功能的资本既不创造剩余价值,也不实现剩余价值,而只是作为它们的辅助。如此,社会总资本的理性分配是,把创造剩余价值以外的资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内,也把为生产和流通提供技术服务的资本量压缩到最低点。由此可见,金融部门中的一部分资本跟货币经营资本处于同样的位置,并靠这种资本实现平均利润。然而,下面要分析的执行其他功能的金融业资本并不是如此。

    (二)借贷资本的利润:平均利润分割出利息转化为金融部门利润金融部门利用它所支配的整个资本(包括自有的和借入的)的一部分来发放贷款、投资股票、购买债券,它们本质上都是债权和债务的形成过程,以获得利息为目的。有价证券的价格和收益也是以平均利息为参考。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把它们归为广义的借贷资本。自有资本又称权益资本,企业可以自由支配,没有偿还期或者说偿还期无限延长。借入资本顾名思义,是通过一定的信用方式筹措而形成的资本。与一般企业不同,金融企业尤其是银行机构,借入资本占银行资本的多数,是创造收入的主要来源。金融部门“它们所分别支配、运营的资本规模,与各自的权益资本相比,比率高达十几倍、几十倍,甚至更高,并不罕见。”[7](270)不同的是,借入资本需要支付利息成本。“如果利息=0,用借入资本经营的产业资本家就会和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处于同等地位。”[9](417)在这一点上金融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是处于相同的地位。借贷资本不管是金融业资本家自有的还是借入的,在借贷功能上面是没有差别的,本身既可以是货币形式也可以是实物形式(比如金融租赁),在回流的时候收回本来的形式并带着一定的利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任何资本都有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金融业资本家放弃了生产利润的机会,把资本“生产利润”的使用权让渡给了职能资本家,因此借贷资本家必须取得一定的补偿。如果把“生产利润”当做借贷资本的使用价值,那么,利息率就是这种使用价值的价格形式,受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利息率首先是由借贷资本的一般供求关系决定的,然后受平均利润制约。当利息率高于平均利润率时,生产中的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会抽出并转化为借贷资本,造成供大于求,利息率下降。同时,高额的利息会像高利贷一样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而摧毁自己存在的基础。而过低的利息又会使金融业资本家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填补借入成本和经营费用,使得借贷资本惜贷,供给减少,竞争的作用迫使职能资本家抬高利息率。所以有利的或者说最优的利息水平是介于借入利息和平均利润之间,贷出利息与借入利息的差额构成了借贷资本的利润。这部分金融业资本家不仅靠自有资本获得利润,也能靠借入资本获得利润。利润水平主要取决于利息水平,而利息水平由市场总借贷规模决定,受平均产业利润限制,但是不参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因此,这种利润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利润,它的高低不是由平均利润决定的。它也正像其他货币资本家的利润一样,是由利息产生的。”[10](187)希法亭在这里说的“绝对意义上的利润”指的就是产业利润。

    (三)而当货币资本家在选择投资产业股和金融股无差异时,它们的预期利润率肯定是一致的。对货币资本家来说,投资于股票资本还是投资于借贷资本,是要进行收益权衡的,需求市场也为争夺有限的货币资本而竞争,结果就会使股票的收益接近于借贷资本的利息,进而获得平均利息,这也说明了股票资本实质也是生息资本。至此,我们注意到了一个问题,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产业利润与平均利息之间会有个差额,由产业资本家(或金融业资本家)获得,并形成企业主收入,在资本化的条件下成为了“创业利润”。事实上,创业利润是对资本家创立产业、组织生产、研发和创新的激励方式,以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为前提,在量上是创造平均利息的资本额与创造平均利润的资本额之间的差额,在质上是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一种形式。希法亭进一步论述到:“创业利润的高低,首先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其次是由利息率决定的。平均利润减利息决定企业主收入,企业主收入按占统治地位的利息率资本化形成创业利润。”[10](190)创业利润,是资本主义利润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真正来源仍然是剩余价值,而不是表面上显现的那种财产再分配。“创业利润的实质是对创业垄断利润的提前支取,其来源具有二重性,最终来源是创新劳动,实现来源是创业资本虚拟定价方式。”[11]“当然,创业利润通常并不以货币形式由创业者收于囊中,其存在形式是:在没有新投资人入伙企业的情况下,不论创业者的资本收益率多高,都只以超额利润的形式存在,不过超额利润中隐含着成功的创业行为所带来的处于潜在状态的创业利润。”[12]虽然股份公司的产品同样服从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的调节,长期来看随着股份公司的推广,金融股份公司的利润与独资企业的利润要趋于一致。但是在信息技术不断提高的环境下,金融部门产品的低成本生产和研发、易创新等特性,可以使金融部门获得稳定的创业利润,从而形成金融部门的超额利润。

    (四)投机利润的掠夺性:金融部门的另一种超额利润金融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机制来保证货币资本家投资有价证券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这种特殊的机制就是证券交易市场,它为货币资本家收回自己的资本提供了可能性。“只有这种市场的形成,才赋予现在对各个人始终都是‘能够实现的’股份资本以完全的货币资本性质。”[10](108)在证券交易市场,除了具有收回投资资本的功能外,还可以低买高卖进行金融投机活动获得投机利润。其他金融市场如利率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它们同样在对冲风险的时候,也留出了投机的空间。金融业投机资本的目标是短期利润,只需资产价格波动,于是它们司空见惯的手法是炒作和资产证券化。对不同原始资产的收益风险进行打包和组合,创造出高收益率的证券公开销售,获得第一次资产价差。新的证券购买者,再一次证券化并重新定价,获得第二次价差。如此过程可以反复多次,造成金融市场繁荣的假象。在理论上初始风险经过多次打包、多次分散,可以得到一步步的稀释,但新的金融工具又有新的风险,并且总的系统性风险在累加中。当风险和价格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投机资产无人接手,后续投机链断裂,市场将会陷入崩溃状态。此时,资产价格急转直下,下降的速度甚至超过上涨的速度。一方面,投机利润由资产价格的价差产生,投机赢家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手获得利润,而投机失败的一方将承担全部的损失;另一方面,市场崩溃之后受冲击的银行等金融储蓄机构无法偿还债权人,这些机构的存款大多数又是来自普通民众。最后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实施的直接救助,更是直接用纳税人的钱替金融业资本家填补利润。金融投机也通常具有以小搏大的特性,即杠杆化,投机者通过负债进行投机,以较小的自有资本获得高额的收益。由此可见,这些投机利润不是任何金融业资本新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只是收入、资本、利润、地租的转移。一部分来源于已经创造的剩余价值,另一部分是来源于未来的剩余价值。金融业投机资本的利润是完全不同于社会平均利润的一种利润形式,但本质上还是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分割。

    金融部门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实证研究———基于美国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数据

    金融部门利润不同于产业利润,而且绝大部分利润不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但是从理论上来讲,以自有资本来计算的利润形式,又必须等于平均利润,通过利润额与自有资本计算得来的利润率也必须等于平均利润率。如果不是这样,资本的投入情况将会发生改变。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资本便从金融部门转移,并在市场中寻找到更高的回报;如果高于平均利润率,则相对较低利润率的资本就会流入金融部门。下面以美国1975-2008年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数据,来考察金融部门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动态关系。用有限定金融公司的利润(率)代替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以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率)代替平均利润(率)。

篇8

1、筹措教育经费及其他教育资源，以保证国家教育发展的需要。

筹措的手段主要有：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确定教育经费的筹集渠道及相应的比例，保障教育经费筹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中保证教育支出的逐步增长；通过各种行政或经济手段吸纳各种民间资金或资源投资教育事业。

2、分配教育经费，配置教育资源。

分配教育经费，配置教育资源的基本依据是国家有关教育法律法规与政策、社会对各级各类教育的需求以及各级各类教育自身的经费需求。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教育经费及其他教育资源的多寡，另一方面取决于教育经费的分配是否合理，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否科学。

3、监控教育经费的合法使用及其他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

篇9

“经济法”这一概念早在18世纪就已经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首先提出，而其真正兴起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于民商法等传统部门法，经济法是一项新兴的法律部门，具有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独特功能。本文着眼于西方经济法起源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在要素，试图通过对其起源地详细分析，得到经济法的基本功能，进而揭示出西方经济法起源与其基本功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1.1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动因

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核心条件之一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正是主张自由竞争的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斯密认为，只要能保证市场充分自由竞争，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利对经济的干预就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事实上，市场失灵似乎才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常态。如1873年后，相继五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加剧了企业的兼并活动，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主要行业无可避免的被一家或者几家超级企业控制，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出现了。这说明垄断、外部经济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的供应不足等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都在证明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存在着客观缺陷。

此外，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还表现在对经济总量无力调节，忽视长期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特点。这一切要求必须借助另一种外在力量去弥补缺陷，而国家干预正是弥补市场调节缺陷的必要手段，正如弗里德曼所说，“自由竞争的存在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这些规则执行的裁定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失灵构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内在需求，而经济法的产生就是为了确保国家干预的合理性与规范性。因此，可以说，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动因。

1.2政府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客观需求

由上文论述可知，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内在缺陷要求国家干预经济，而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和规范性问题又构成了经济法的重要内涵。事实上，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藉此，凯恩斯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理论体系。在面对1929一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凯恩斯主张要依靠国家的干预来刺激有效需求，保证整个社会充分就业状况的实现。战后，英国政府发表的《就业白皮书》(1945年)和美国的“就业法案”(1946年通过)都反映了凯恩斯所倡导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至于上台伊始即遭遇自1929　年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奥巴马政府，更是采取了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干预政策，以至于美国保守政治人物惊呼：　奥巴马要把这个国家推向社会主义!由此也引发了关于政府经济社会职能限度的争论。

国家干预的实现要借助于国家权力机制的运行，而国家权力本身也存在着天然缺陷。例如政府的权利寻租行为、谋私行为以及由于对政府过于依赖而产生的权力膨胀。20世纪70 年代的经济滞胀和经济危机很好的验证了政府的过度干预的严重后果。由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法律体系来监督约束政府的干预行为，厘定政府干预的范围和方式。一方面保证国家干预职能的落实，另一方面也制约国家干预职能的过度行使。正如李昌麟教授认为的那样：“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因此，可以说，政府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客观需求。

2.　经济法的本质内涵及其基本功能

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工具和重要制度载体，应当从单纯地关注市场失灵，转向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均作为自己的调整目标，以保证国家权力作用于市场的及时与适宜。事实上，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那么由上述对经济法起源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经济法本质内涵，一是经济法为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平衡之法;二是经济法为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并举之法;三是经济法-社会本位之法。

基于对经济起源以及其本质内涵的认识，可知经济法具备调节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功能、对市场环境进行规制的基本功能、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功能以及实现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而这四项基本功能也构成了经济法的主体内容。综观现代经济法的内容结构可知，经济法包括了公司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国有企业法律制度、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银行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房地产法律制度、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优抚安置法律制度等。　其中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国有企业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法等凸显了经济法对市场调节机制的修正，是调整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法律规范。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证券法、房地产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凸显了经济法对市场环境与秩序的维护和保障，也是调整市场经济主体行为一系列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的内容体现出了经济法是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平衡之法的内涵。税收法律制度、银行法律制度的等则凸显了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功能，是调整政府干预行为的法律规范，体现了经济法是政府干预和敢于政府的并举之法的内涵社会保险法、有福安置法、劳动保护法等则凸显了经济法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注，凸显了其服务于社会，追求社会公平与效益的立法宗旨，从而也体现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的内涵。

3.　经济法的起源与其基本功能之间的内在逻辑分析

上文对经济法基本内容、基本功能、本质内涵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归结。那么正如本文所提出的经济法的起源与其基本功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通过本文第一、二段的论述，我们就可以得到相关结论，应该说，经济法的起源同时也构筑了经济法的本质内涵、调整范围、主要内容和基本功能。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逻辑纽带。具体的内在逻辑为市场失灵要求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的制度载体是经济法，国家干预的缺陷产生政府失灵，政府失灵需要经济法的规范和约束。故，简言之，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常态存在必然催生经济法，经济法是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之上的国家干预的法律依据。那么，经济法又必须具备哪些基本功能和内容才能与其起源的诉求相匹配呢?这也是本文要揭示的内在逻辑。其所具备调节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功能、对市场环境进行规制的基本功能、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功能以及实现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恰恰与经济法的起源和本质内涵遥相呼应。

篇10

关键词：供电企业；基本技能；现场测试

作者简介：刘祥仁（1960-），男，浙江绍兴人，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绍兴供电公司，工程师。（浙江 绍兴 312000）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06-0202-02

近年来，随着电网的迅速发展，供电企业将生产岗位的技能培训主要集中在新技术、新工艺和高技能的培养上，使最基本的操作技能培训逐渐缺失，同时，生产任务日益繁重和新员工的不断加入等因素，也加大了技能队伍基本功的退化趋势。绍兴供电公司通过检查分析发现，一线员工在执行一些最基本的操作任务时，由于操作流程、操作要领和操作工艺不规范，使设备缺陷增多、操作时间延长、习惯性违章屡禁不止，甚至责任性事故和障碍时有发生。为此，绍兴供电公司以基本技能为切入点，引入以现场测试为核心的培训模式，制订了《生产岗位基本技能测试工作暂行办法》，并从2008年起，在主要生产岗位中开展了两年一轮的现场基本技能测试工作，收到了良好的培训效果。

绍兴供电公司在主要生产岗位所开展的基本技能测试有：变电运行工的倒闸操作、识图、一般缺陷处理，线路运行工的更换熔丝、横担，变压器检修工的渗漏油处理，继电保护工的继电器校验，以及配网营业工的装表接电等等。以变电运行岗位倒闸操作第一轮测试为例，简述开展基本技能培训的思路与方法。

一、性质与定位

倒闸操作是变电运行工最主要的基本任务，须由一名监护人和一名操作人共同完成，具有十分严格的操作流程与操作纪律，稍有疏忽轻则延误用户供电，重则造成误操作事故。测试的目的在于规范监护人和操作人的每一操作行为，提高操作的安全与效率。测试任务应定位在简单而具代表性上，测试过程必须体现严格、细致与公平。

二、测试的组织

为保证测试工作有序进行，公司成立由各有关部门组成的基本技能测试领导小组，下设若干专业组和专责人，变电运行专业小组对倒闸操作项目的主要组织工作有三个部分。

1.制订实施方案

按照安全工作规定，结合公司生产实际，制订为期两年的《变电运行岗位倒闸操作现场测试实施方案》。该方案包括：

（1）测试对象。为体现公平性和针对性，确定对象为已取得副值班员以上资格的值班工，同时对在两年内获得过公司级以上“先进生产工作者”、“安全标兵”称号和获得过公司级以上技能比赛奖项的员工予以免试。

（2）测试场地。按实战训练的要求，确定运行中的变电站为测试现场，且须满足工作安全、运行方式可靠、潮流分布合理、设备完好和具有代表性等条件，其中设备的代表性主要是指涉及的一、二次设备和防误设施等操动方法具有广泛代表性。最后确定测试现场为某110千伏变电站的110千伏线路备用间隔（母线闸刀与母线的连接线已拆除）。

（3）测试任务。按照能反映的基本要领最多、涉及的操动设备最全和重复的动作最少的原则，确定操作任务为110kV某某线由“运行改为线路检修”与“由线路检修改为运行”两种。

（4）安全措施。现场测试严格按设备间隔停电检修的流程管理，应采取的安全措施有：办理第一种工作票、设专职监护人、隔离运行设备区域、制订安全风险预案和配备应急检修人员等。

（5）奖惩措施。方案明确，凡测试成绩进入前十名者，给予岗位工资晋一档的奖励，对于测试成绩不合格者给予岗位工资降一档处理，对补测仍不合格者按公司有关制度实施离岗培训。

2.制订评分细则

作为测试的标准，评分细则按电力系统技能等级鉴定标准和公司系统有关的倒闸操作规定，将“六要八步”要求细化到两个任务的每一步骤中，相应的现场评分表包括了填写操作票、接受操作命令、唱票与核对、各类设备的操作与检查、操作用时、严重违章等20项要素。

3.制作培训录像

专业小组成员在实训基地，分别以监护人和操作人的身份，演示倒闸操作“六要八步”的规范动作要领，并制作成简明的培训录像。

三、实施过程

测试工作共分四个阶段实施。

1.前期培训

在确定现场测试日期后，专业小组将实施方案和评分细则提前两个月下发到各变电操作站，并在局域网上“六要八步”示范录像，帮助全体值班工有充裕的时间，通过多渠道进行自习。同时，要求各变电操作站组织开展现场预测等培训。

2.现场测试

这一阶段时间长、任务重。在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的基础上，从以下三方面力求做到评价的严肃、细致和公正性。

（1）公平性的体现。在组合方式上，由抽签决定操作伙伴与角色、停复役操作任务种类和测试顺序，对于执行复役操作任务的增补验电的单项操作；在现场评分环节，由五名专业小组成员组成评委，对监护人和操作人实行全程环绕式的跟踪打分，最后由五评委的平均分计入测试成绩。另外，还设专人严格分离待测人员和已测人员，封闭评分信息。

（2）场景设置。变电站内运行设备与测试区域严格按运行规程和第一种工作票的要求布置安全措施，测试任务中所有的操作步骤无虚拟的情节。

（3）测试过程。被测人员先集中完成操作票填写任务，再按抽签所定顺序依次开始实操测试。在评委向两被测者交待完运行方式并确认无疑，以接到“调度”预令到监护人向测评组报告操作完毕为实际测试时间，评委自始至终按照标准严格打分并记录扣分原因，其中对接令、设备核对、操作要领、打勾等环节实行加权评分，并将验电、梯子布设和装拆地线作为危险点严密监控。

3.分析与报告

在每阶段的测试全部完成后，专业小组对现场评分表进行全面的汇总和分析，最后形成变电运行倒闸操作基本技能测试类的“三表一单”，即“成绩汇总表”、“违章统计表”、“技术分析表”和《工作报告单》，并分别送公司领导、主管部门和各变电操作站。

4.后续工作

各变电操作站围绕“三表一单”，继续开展补课式培训。专业小组在完成不合格员工的现场补测后，将该轮测试最终结果和考核建议报公司人力资源部。

四、总结与分析

变电运行倒闸操作第一轮现场测试分两个阶段跨年完成，相关的统计数据见表1。

由表1可见，该项目共测试305人，在地点、内容和标准相同的情况下，随机产生的两组被测人员具有不同的测试结果，第二阶段的各项指标明显好于第一阶段，其中平均成绩提高15分以上，完全达到标准的员工占比从12%上升到38%，严重违章人次数由4降为0。这一结果主要得益于第一阶段客观公开的测试报告和与之对应的补课培训。随着第二轮测试的继续进行，测试成绩进一步提高。公司安全稽察组的定期检查与抽查情况表明，变电运行岗位在倒闸操作中的习惯性违章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表1 第一轮倒闸操作基本技能测试统计分析

基本情况 统计数据 主要技术指标 实 绩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应测试人数 200 105 全部满分率 12% 38%

实际测试人数 200 105 操作票满分率 97% 100%

测试天数 7 3 接令满分率 94% 98%

完成倒闸操作步数 8 8 准备工作满分率 89% 95%

涉及设备和装置种类 10 10 断路器操作满分率 94% 98%

要求完成时间（min） ≤20 ≤20 隔离闸刀操作满分率 88% 91%

平均实际用时（min） 19 15 验电接地满分率 90% 97%

测试通过率 90% 98% 核对设备满分率 88% 98%

平均成绩（分） 75.3 90.5 严重违章人次 4 0

五、引发的思考

从2008年至今，绍兴供电公司共完成14个岗位多轮共4102人次的测试培训，使主要生产岗位的基本技能得到了系统全面的规范，也为近年来企业的持续无责任事故打下了基础。由此引发了以下几个思考：

第一，基本技能测试是必要的。对基本操作技能的训练，仅凭上岗前的培训和师带徒的传承方式，往往存在着基础不实、容易蜕化等问题，定期开展针对性的培训与测试，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技术措施。

第二，基本技能测试是持续可行的。绍兴供电公司的测试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和参与，取得双赢效果是基于科学合理的定位、评价方法和考核机制，因此，这样的培训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从变电运行岗位的测试统计表可见，第二阶段的测试成绩，虽比第一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仍没有达到100%的正确规范，诸如闸刀的操作规范性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一状况在其他生产岗位上也同样存在；同时习惯性违章的顽固性、新人员不断加入等因素，更需要这样的机制长期存在，并且必须用创新的理念不断改进测试内容和方式。

第三，工学矛盾的解决。基本技能测试工作面广、量大，必然带来一定的工学矛盾，为此可以从多方面着手将矛盾降到最小程度：一是可以充分利用生产“淡季”组织培训。如安排在“双夏”期间或穿插在工程间隙里进行。二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在确保对关键性基本技能的全员测试前提下，合理确定其他基本技能的项目和测试周期，将重点放在低技能、转岗和新进员工中，就可将测试工作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第四，现场选择与安全。选择在运行环境下进行基本技能测试，最能集中全体人员的精力，最能反映培训对象的真实水平，也最能体现企业培训工作的综合效果，这是实训基地所无法取代的。由此，对类似倒闸操作等项目的培训，首选地点应为变电站。只要严格按照在电气设备上工作的有关规定，缜密布置安全措施，就可达到事半功倍又万无一失的目的。

篇11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a two-stage supply chain including one supplier and one purchaser， establishes a model considering both inventory cost and transportation cost. The two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raditional supply chain and vendor-managed inventory， are analyzed on their logistics cost optimization capabilities under the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conditions.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 logistics cost are same under the 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no matter supplier or purchaser offord transportation cost； vendor-managed inventor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关键词： 供应链；协调机制；库存成本；运输成本；供应商管理库存

Key words： supply chain；coordination mechanism；inventory cost；transportation cost；vendor-managed inventory

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0-0006-03

0 引言

传统供应链和供应商管理库存（VMI）是两种常见的供应链协调机制，每种机制均有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两种情况。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供应链各成员以自己物流成本最优为原则进行决策。这种情况较容易实现，也是供应链常用的决策形式。但供应链某一成员物流成本最优往往会导致供应链物流成本的增加。供应链成员以供应链物流成本最优的原则进行集中决策可以有效地降低供应链物流成本，但这会导致供应链成员间的利益冲突，通常难以实现。传统供应链一般是采购商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向供应商下订单订货。这种方式可以最小化采购商的物流成本但增加了供应商物流成本，不利于供应链物流成本的优化。有学者提出通过供需双方的合作即集中决策建立联合经济批量模型来降低供应链物流成本。Banerjee[1]建立了有限生产率下的联合经济批量模型，买方与供应商通过合作，达到双方独自决策下更大的经济利益；Goyal[2]建立了假设单供应商和单需求方通过契约方式进行协调的联合经济订货批量模型。

供应商管理库存是以供应商管理采购商的库存并承担物流成本，这种协调机制可以有效地降低供应链物流成本。张爱文等人证明了当订货成本比与库存成本比相差比较大时，供应商管理库存可以有效降低均衡价格[3]；Tayar和Ganeshan[4]，Tersine和Banman[5]等人建立了多个订单一次派送的VMI库存模型；Cetinkaya和Lee[6]建立了存货补足和派送的VMI模型；Waller和Johnson[7]，Banerjee[8]，Goyal和Nebebe[9]等人研究了集成库存管理问题，提出了单制造商-单零售商环境下的VMI库存策略；Woo等[10]和Zhang等[11]研究了单制造商-多零售商VMI库存策略；钱芝网借助Arena软件求解了VMI模式下运输成本、库存成本和缺货成本最小的最优订货点[12]；郑等人将TPL引入VMI，研究表明引入TPL能有效降低供应链平均总成本，避免制造商高库存成本和高运营风险[13]。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供应链协调机制不同决策方式的比较分析，不同供应链协调机制的对比研究鲜有涉及：罗兵[14]等人在其固定周期检查派送和存货补足库存模型中定性的比较了VMI相对经济定货批量的优点；赵金实[15]等人比较分析了对传统供应链、寄售、供应商管理库存三种协调机制在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情况下的库存成本优化能力。

本文以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采购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为例，建立同时考虑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的物流成本模型，比较分析传统供应链和供应商管理库存两种协调机制的物流成本优化能力。

1 模型构建

1.1 模型假设

假设单供应商向单采购商供应单一产品，构成一个二级供应链。采购商根据自己的经济订货批量向供应商下订单，供应商则根据订单准备生产。运输成本有供应商和采购商分别负责的两种情况，运输能力无约束。装卸搬运成本忽略不计，不考虑订货提前期。

1.2 模型参数

模型中所涉及到的参数如下：

Q：采购商的订货批量，也即决策变量；

D：采购商的年需求量；

M：采购商一次订货的订货成本；

HM：采购商单位产品的库存成本；

S：供应商的订单转换成本；

HS：供应商单位产品的库存成本；

P：供应商的产品生产速度；

K：一次订货的运输成本；

CM：采购商的物流成本（供应商负责运输成本）；

CS：生产商的物流成本（供应商负责运输成本）；

CTrad，Dec：分散决策的传统供应链总成本（供应商负责运输成本）；

CTrad，Cen：集中决策的传统供应链总成本（供应商负责运输成本）；

C■■：采购商的物流成本（采购商负责运输成本）；

C■■：生产商的物流成本（采购商负责运输成本）；

C■■：分散决策的传统供应链总成本（采购商负责运输成本）；

C■■：集中决策的传统供应链总成本（采购商负责运输成本）；

CVMI：供应商管理库存的物流成本；

CVMI，Dec：分散决策的VMI供应链总成本；

CVMI，Cen：集中决策的VMI供应链总成本；

1.3 传统供应链的物流成本模型

1.3.1 供应商负担运输成本的传统供应链物流成本模型

采购商的物流成本模型为

C■=■M+■H■ （1）

供应商的物流成本模型为

C■=■S+■H■+■K （2）

当采取分散决策时，采购商根据自己物流成本最低的原则决策订货批量Q，即■=-■+■=0 （3）

得Q■=■ （4）

因此，在分散决策情况下，供应链的物流成本为

C■=（M+S+K）H■+■M■ （5）

当采用集中决策时，采购商和供应商根据供应链物流成本最低的原则决策订货批量Q，即

■=-■+■-■+■-■=0 （6）

得Q■=■ （7）

因此，在集中决策情况下，供应链的物流成本为

C■=■ （8）

1.3.2 采购商负担运输成本的传统供应链物流成本模型

采购商的物流成本模型为

C■■=■M+■H■+■K （9）

供应商的物流成本模型为

C■■=■S+■H■ （10）

当采取分散决策时，采购商根据自己物流成本最低的原则决策订货批量Q，即

■=-■+■-■=0 （11）

得Q■■=■ （12）

因此，在分散决策情况下，供应链的物流成本为：

C■■=

（M+K+S）H■+■（M+K）■（13）

当采用集中决策时，采购商和供应商根据供应链物流成本最低的原则决策订货批量Q，即

■=-■+■-■-■+■=0 （14）

得Q■■=■ （15）

因此，在集中决策情况下，供应链的物流成本为

C■■=■ （16）

1.4 供应商管理库存的物流成本模型

在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情况下，供应商负担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供应链的物流成本模型为

C■=■M+■H■+■S+■H■+■K （17）

可以看出，在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供应链物流成本模型下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的最优订货批量Q是相同的，即

■=-■+■-■+■-■=0 （18）

得Q■=Q■=■ （19）

因此，供应链的物流成本为

C■=C■=■ （20）

2 供应链总成本的比较

2.1 集中决策的供应链总成本比较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由（8）式、（16）式和（20）式可以得出：传统供应链在采购商和供应商分别负担运输成本的两种情况下集中决策的物流成本与供应商管理库存的物流成本是相同的，即

C■=C■■=C■

=■ （21）

2.2 分散决策的供应链总成本比较

2.2.1 传统供应链由采购商和供应商分别负担运输成本两种情况的比较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由式（5）和式（13）可得出

■=

■■

由此可得C■

即传统供应链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由供应商负担运输成本能使供应链的物流成本更低。

2.2.2 传统供应链和供应商管理库存供应链的物流成本比较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由式（5）和式（20）可得出：

■=■

所以C■

即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无论是供应商承担运输成本还是采购商承担运输成本，传统供应链的物流成本总要大于供应商管理库存的物流成本。

3 结论与不足

在集中决策的情况下，传统供应链无论是由供应商负担运输成本还是由采购商负担运输成本，其物流成本和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供应链物流成本总是是相同的。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传统供应链无论是由供应商负担运输成本还是由采购商负担运输成本，其物流成本总是高于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供应链物流成本。传统供应链在集中决策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供应链物流成本的最优，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由供应商负担物流成本有利于物流成本的优化，与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供应链相比，不同的供应链协调机制只是改变了供应链上的成员对物流成本的分担比例。

本文的不足在于对运输成本的描述不够准确，在模型中把一次运输的成本看做固定支出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当运输成本对订货批量的变化不敏感时此结论较为适用，当运输成本对订货批量的变化比较敏感时此运输成本的模型则不够准确，结论也不完全正确。此外模型中没有考虑订货提前期、缺货成本以及牛鞭效应等因素。

参考文献：

[1]Banerjee， A. A joint economic lot-size-model for purchaser and vendor [J]. Decision Sciences， 1986， 17（3）： 292-311.

[2]Goyal， S. K. A joint economic-lot-size model for purchaser and vendor： A comment [J]. Decision Science， 1988， 19： 236-241.

[3]张爱文，陈俊芳.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价格效应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2005，1：98-100.

[4]Tayur， S.& Ganeshan， R. Quantitative Models fo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 Boston （MA）： Kluwer Press， 1999.

[5]Tersine， R. J.& Barman， S. Economic inventory/transport lot sizing with quanlity and freight rate discounts [J]. Decision Sci， 1991，22（5）：1171-1179.

[6]etinkaya， C.& Lee， C. Y. Stock replenishment and shipment scheduling for vendor-managed inventory system [J]. Management sci， 2000，46（2）：217-232.

[7]Waller， M.& Johnson， M. E.& Davis， T.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in the retail supply chain [J]. 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 1999，20（1）：183-203.

[8]Banerjee， A. A joint economic lot size model for purchaser and vendor [J]. Decision Sciences， 1986，17（3）：292-311.

[9]Goyal， S. K.& Nebebe， F. Determination of economic production-shipment policy for a single-vendor- single-buyer system [J]. European Jour 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0， 121（1）：175-178.

[10]Woo， Y. Y.& Hsu， S. L.& Wu， S. An integrated inventory model for a single vendor and multiple buyers with ordering cost reduction [J]. Inte 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01，73（3）：203-215.

[11]Zhang， T.& Liang， L.&Yu， Y. An integrated vendor-managed inventory model for a two- echelon system with order cost redu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07，109（1-2）：24-253.

[12]钱芝网.VMI模式下基Arena的最优订货点仿真[J].工业工程与管理，2009，14（2）：21-26.

[13]郑，刘志学，徐彬彬.确定需求下VMI-TPL分销供应链集成库存策略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1，19（4）：76-83.

篇12

关键词:农民工;相对能力;人力资本投资

中图分类号: G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09)10-0106-01

农民工的相对能力是指农民工本身具备的能力与所从事的岗位要求的能力的匹配程度。农村劳动力(包括外出劳动力)虽然内含的人力资本量不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种劳动力高,但从其出生到就业都程度不同地接受过一定的正规教育,而且不同的外出劳动力可能接受了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所以,并非只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才具有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一般表现为人的能力和素质。由于这种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能通过教育、培训、交流以及实践总结等途径来获取,是能够使价值增值的特殊资本。而舒尔茨认为,按照投资类型可以把将人力资本分为五种,即正规教育、在职培训、成人学习项目、就业迁移和医疗保健。

一、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

所谓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和传统的产业工人相比,农民工具有新的独特的、典型的特征:第一,几乎都居于城市就业体系的底层,而且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第二,他们中的多数生活困难。第三,他们的流动性大,却又难以向上流动。总体而言,农民工无论从制度、能力,还是从市场地位看,都属于弱势群体。而目前农民工人力资本低下的严峻现实,一方面难以满足城市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会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进而延缓我国城市化步伐。为了缓解农民工人力资本低下的现实问题,笔者将从政府、农民工自身、用人单位三个不同的投资主体角度,分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分析:

(一)个人投资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主要集中表现在教育水平、职业技能状况、工作经历经验等方面。一般地,一个人教育程度越高,通常会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加上其本身拥有较好的人力资本存量,学习能力强,因此就业竞争中相对有利,而教育水平低的人却处于不利地位。农民工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地位,就需要不断提升以教育水平为中心的竞争力,从而加大这方面的投资。而根据示范效应,如果一部分人因为提高教育水平而增加了社会收入,提高了社会地位和竞争力,那么就会引起更多其他的农民工仿效和跟进,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平,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长期这样就可以形成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良性循环的局面。

(二)用人单位投资

传统意义上,用人单位只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追求经济利益,不会主动加大对职工的人力资本投入。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现代企业多数会在注重企业发展利益的同时,主动考虑把员工的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企业的发展才能长久。因此,用人单位增加对职工的人力资本投入也就可能成为一项长期的措施了。而随着国家对“农民、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视,财政加大对企业在职培训的扶持和补贴,特别是对农民工,更是前所未有。那么企业就会通过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一方面增加其技能种类,提高工作熟练度和职业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没有付出多大的投资成本,因为有各种国家政策的照顾,包括缓缴社会保险费,培训补贴,吸纳富余人员补贴,税收优惠,政府奖励基金等。而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下,政府更是把就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对于促进就业的投入也是空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更要加大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入,一方面是争取政府优惠政策的长期支持,另一方面,这也是人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机遇,一旦此时留住了人才,保存了人力资源,就相当于保持了金融危机后重新分配市场的有利位置。

(三)政府投资

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带来社会经济效益,政府投资主要体现在政策和财政上。对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繁荣,以及公民社会文化、道德素质提高等目标的追求就成为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动机。

政府投资主要体现在稳定农民工就业岗位。对生产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要引导其与农民工开展集体协商,采取灵活用工、弹性工时、组织培训等办法,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同时,加强失业预防和调控,稳定农民工岗位。强化农民工培训的组织实施。各市、县要继续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资金投入,改进培训方式,提高培训效果。各部门要加强协作,加大实施力度,继续做好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计划、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星火科技培训、雨露计划等培训项目的实施工作。

二、小结

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元化是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的根本。在农民工人力资本形成过程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三方投资主体应该有各自投资重点的选择,三方投资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从而使各种有效资源积极进入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领域。

参考文献

篇13

关键词：资本品进口；资本与技能互补；相对工资差距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3—0023—11

一、引言

根据赫克歇尔一俄林一萨缪尔森（H-O-S）理论，中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会通过产出和价格效-应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中国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则通过生产替代效应减少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降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而缩小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出现工资均等化趋势。然而，在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裕的中国，H-O-S理论所预测的相对工资差距缩小并未完全成为事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中国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和工资不断上升，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比例从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6年的2.06，2007年之后虽然有所下降，但200%2010年相对工资差距仍然处在1.78左右的较高水平。H-O-S理论不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相对工资差距作出合理解释，其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机制和产出效应并不是国际贸易影响劳动力需求和工资的惟一渠道，国际贸易还通过技术溢出、资本与技能互补等机制引起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和工资的变动。

技能偏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差距的重要机制。国际贸易通过技能偏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喻美辞，2012a）。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对于解释中国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现象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如果资本与劳动力技能互补，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相对需求将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不断增加，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将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中国是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是资本品净进口国，资本品进口是中国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因此，资本品进口将引致资本积累并通过资本与技能互补机制提高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扩大相对工资差距。本文将基于资本与技能互补机制，探讨资本品贸易对中国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针对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是主要原因。然而，围绕贸易自由化通过何种机制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学术界存在着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效应。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国际竞争，为了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会进行防卫型技术创新（Defensive Innovation），出现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从而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Wood，1995：Thoenig和Verdier，2003）；二是国际技术溢出和知识学习效应。通过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等，贸易自由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接触并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由于学习技术知识是技能偏向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Pissarides，1997；潘士远，2007；喻美辞，2012b）。三是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贸易开放后，随着国际资本设备价格的下降，发展中国家从国外进口更多的机器、设备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由于资本与劳动力技能的互补性，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与进口的资本、设备相匹配，从而导致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Acemoglu，1998；Krusell等，2000）。

Griliches（1969）最先提出了资本与技能互补性假设，认为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而言，熟练劳动力与资本具有更强的互补性，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将不断提高，而非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将不断下降，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将不断扩大，这一结论已得到美国制造业数据的验证。许多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不平等现象均可以由资本与技能的瓦补性得到解释（Lindqusit，2005）。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验证，资本积累至少通过两种途径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不平等：一方面，由于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资本投资和积累将会提高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新的机器设备通常伴随着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从而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Acosta和Gasparini，2007）。Pavnik（2003）对智利的研究发现，由于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资本品进口在相对工资差距扩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Mazumdar和Agnoli（2004）对秘鲁的研究以及Akay和Yuskel（2009）对加纳的研究表明，资本积累和资本与技能互补是解释熟练劳动力工资上升和工资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Yasar和Paul（2008）对土耳其的研究指出，资本品的进口和计算机的使用增加了生产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提高了土耳其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这意味着土耳其的资本与技能也是互补的。

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已得到了一些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支持，为解释相对工资差距的形成和扩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在中国是否显著存在，对中国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是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仍留有空白。而且，从已有的研究结论来看，资本与技能互补是一种瞬时现象还是长期现象，这一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深入探讨。另外，目前的大多数研究仅仅从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的角度研究相对工资差距的形成，忽视了劳动力的相对数量效应和相对效率效应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中国是资本品净进口国，资本品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中国的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贡献。随着中国资本品进口的扩张和国内资本的积累，资本与技能互补性在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与技能互补现象是瞬时的还是长期的？对中国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相对工资差距有何影响？等等，这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尝试采用更科学的方法客观地测算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第二，运用中国的连续时序数据和协整检验法实证检验资本品进口和国内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与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并关注互补现象的长期性；第三，将相对工资差距的变动分解为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相对数量效应和相对效率效应三个部分，在控制后两个效应的前提下实证检验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及其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三、中国资本品贸易和相对对工资差距现状

（一）中国的资本品贸易

根据BEC国际贸易商品分类准则，所有对外贸易的商品根据其最终用途将分为三个基本的部分：资本品、中间投入品和消费品，每个部分的具体分类及代码如表1所示。代码为41和521的商品是资本品，代码为111、121、3、31、322、42和53的商品是中问投入品，代码为112、122、522和6的商品是消费品。

按照BEC分类准则，表2统计了1995-2010年中国的资本品贸易、消费品贸易和贸易结构状况。从资本品贸易来看，资本品进口从1995年的337.51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260.7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0.15%；资本品出口也增长迅速，从1995年的177.0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680.7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8.24%。在资本品贸易中，机械设备进出口贸易占较大比重。从消费品贸易来看，1995-2010年间，消费品贸易也保持稳定增长速度，消费品进口和出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0.17%和15.13%。比较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可以发现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品，出口的主要是消费品。从贸易结构来看，除2008年和2010年以外，中国的贸易结构均小于1，表明中国的资本品/消费品的出口比率小于资本品/消费品的进口比率，中国是资本品的净进口国。如果一国是资本品净进口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资本品的进口将会导致本国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资本品价格的下降进一步导致投资成本下降，必然会放大贸易的效率收益，资本积累将会发生（Mazumadar，1996）。因此，资本品进口对于中国的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的相对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技术水平（或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之间工资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目前的研究对中国工资差距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问、不同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大多认为贸易开放加剧了中国的工资不平等。本文研究的相对工资差距主要是指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平均工资之比，这个比率反映了熟练劳动力高技术能力或教育程度的超额回报，因此又被称为技能溢价。国际上对熟练劳动力的划分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按教育程度来划分，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为熟练劳动力，其他为非熟练劳动力；另一种是按工作性质来划分，不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即非生产性工人）或者白领工人为熟练劳动力，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即生产性工人）或者蓝领工人为非熟练劳动力。本文采用前一种划分方法，认为受过高中及以上（包括高中、大专、大本、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是熟练劳动力，初中及以下（包括未上过学、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非熟练劳动力。

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做出具体统计，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的衡量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腾瑜、朱晶（2011）按照工作性质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进行了区分，认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是熟练劳动力，用科技活动人员的平均工资表示熟练劳动力工资，用从事非科技活动人员的平均工资代替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从而计算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这种衡量方法忽略了熟练劳动力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即高层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虽然他们从事的是非科技活动，但是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工资收入也较高。因此，按照受教育程度划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是一个较好的办法，据此我们计算了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首先按照受教育程度将各个国民经济部门的熟练程度进行界定，然后以各行业的历年平均工资分别乘以各行业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所占比重后相加，分别得到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类行业的平均工资，再将二者相比即可得到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关于国民经济各行业不同学历层次劳动力所占比重，《中国统计年鉴》在2001年之后才有统计，本文运用相应数据，按照此方法计算了2001—2010年中国的相对工资差距。1995-2000年的相对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Xu和Li（2008）的研究成果。图1描述了1995-2010年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变动趋势。

篇14

关键词： 电视购物 东方购物

电视购物（TV Shopping），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集宣传、组织销售为一体的社会商业活动”；具体而言，就是指“借助电视这样一个平台，通过电视的艺术手段，生动详细地宣传、推销商品，观众可以通过电视屏幕上显示的联系方式进行电视预购、银行转账、电子付费等，卖方将商品通过物流配送达到消费者手中的便捷销售方式”。

在上述概念的表达之外，从电视购物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还可以看到：1982年，世界上首家电视购物公司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创办。接下来的卅年间，被称为“零售业第三次革命”的电视购物，在全球范围拓展开来，并于1990年代中期出现在我国电视屏幕上。时至今日，虽然伴随着政策监管与社会舆论的诸多质疑与非议，但是电视购物作为中国广电产业的第三大收入支柱（另外两个是广告与有线网络），它的地位与作用决不能为业界、学界所忽视。

不能忽视，那又该如何重视呢？纯粹道德、伦理层面的评说、指摘，或者规制、政策层面的解读、研判——在笔者看来，已然汗牛充栋，但却隔靴搔痒。它们解决的只是“应然”层面的问题，而在“实然”层面却难有突破。于是，笔者在此结合特定案例（东方购物），就其展开质化调研（主要是访谈与观察），以期进入动态、具体的生产情境，从而对电视购物的本质、机制、功能做出初步的阐释，并基于此，在转型中国与媒介化社会的大格局中，审慎反思若干可能出现的问题。

电视购物的本质

在新媒体、全媒体、媒介融合等趋势性话语及其实践中，电视，作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形态，总似尴尬与被动。但正如一位资深业者所说，“所谓新媒体，不应该仅仅是指互联网媒体，重要的是能够从自身定位出发，探索实现新型媒体功能”。如果把这句话放入电视媒体的讨论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对其定位与功能的重新认知，将再造出另一块阵地、另一份生机——电视购物，就是这样一块阵地，这样一份生机。

根据笔者所获数据，SMG旗下的东方购物在2009年的销售总额是28亿元人民币，2010年达到了50亿元。先来看28亿，在2009年，东方购物以此成为中国电视购物行业的销售冠军，位列其次的是快乐购（21亿），排名第三的是此前几年的“老大”橡果国际（19亿）；再来看50亿，SMG全集团2010年总收入是110亿元，这也就是说，东方购物占据了集团近五成的收入——诚然，数据在很多时候不能反映“真实的故事”。不过，从访谈中，笔者发现，虽然自豪于这些“漂亮的数字”，但SMG相关高管也清晰认识到“我们不追求纯粹的利润率增长，相反，利润率的下降才是当前目标。当利润率的增长超过一定数值时，我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回馈消费者与供应商，提升服务体验，并非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样或许才是一种健康、透明、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基于上述数据与话语，先来探讨一下电视购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以及，究竟为什么？

首先，在一个媒介化社会的大格局中，民众的消费兴趣、习惯及行为，很难脱离媒介—社会的架构。媒介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渠道开拓他们的各种能动性（其中就包括消费能动性），并通过这种开拓获得利好。这种利好，既有社会效益层面的，也有经济效益层面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利好，必须是相互的。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荧屏里无数的“一锤子买卖”以及“忽悠总动员”已经使得电视购物与观众之间利好的相互性岌岌可危。而东方购物等机构正是因为看清了“究竟是什么”的本质，从而走向了良性的互动发展道路。

其次，电视购物，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媒体行为。于是，在销售收入、收视效果的量化诉求之外，更要多问几句“观众为什么要通过电视来买东西”、“电视台为什么要通过节目来卖东西”。如果买东西买回了牢骚，卖东西卖完了口碑，那么，这种买卖行为的意义在哪里？当然，前文已经强调过，不能只从“应然”层面提问、回答。可是，“实然”层面的思考如何进行呢？以笔者通过观察，“设身处地”是一种并非终极却可不断修订的法则。比如，在东方购物，有这样几个细节：为了让呼叫中心（call center）普通员工有更好的工作状态，没有将办公楼层设在一楼，而是特意放在三楼，为的是阳光好、空间感足，让这些处于比较底层、进行简单重复工作的员工有一种“被认同感”，他们的这种“被认同感”将直接通过电话传递到观众一端；而为了让观众放心购物且安心收货，东方购物在上海地区的送货员都选用本地人，在不同区域也会固定人员，这样送货与被送货的人之间关系建构，在语言使用（上海话）和熟悉程度上就更加到位——无论是接线员与送货员，这里都体现出一种“设身处地”的意味。

节目生产的机制

电视购物的主要承载，还是节目。但对于购物节目的理解与解释，不能只停留在荧屏上，而要有意识地进入到荧屏背后，探究其具体的生产机制。在一定的媒介—社会情境中，如若从机制的视角切入阐释，那么，就要观察“有方法的过程”，也要知晓“有过程的方法”。

电视购物的节目生产，与常规节目的生产不同。在与东方购物部分业者交流时，笔者获得的一个印象是“既是电视台的，又不是电视台的”——很多节目线的工作人员，都是从电视台传统岗位过来的，他们会有一种先天的归属感与认同；但由于做的是购物内容（大部分还是直播），节目随时与作为潜在消费者的观众发生着实打实的商品关系，于是，一种公司意识、销售思维也在具体的生产情境中弥漫。

在东方购物的频道驻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SMG演播中心），这里的生产节奏比一般节目稍快一些。650 m2、400 m2、250 m2三个演播室每天录制、搭拆景的频次很高。特别是自2010年4月，东方购物频道正式开播（之前是占用兄弟频道的某些频段）以后，直播大幅增长，每天超过10个小时。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需要在实时状态下展示、测试产品，这里就有两个在机制层面的有趣细节：其一，正是因为实时，所以可能会出现意外，比如有产品会因为种种原因（并非质量问题）产生不理想的实验效果，可能也就直接播放出来了。但若细想，这种小概率的意外，其实正好反映了节目、节目中产品的真实与可靠。因为，在某些直销类电视片中，电视观众看到了太多完美、乃至超越完美的荧屏呈现；其二，也是因为实时，感兴趣的观众会打电话进来，向接线员具体询问某产品的某些指标、属性。这时，接线员就会通过耳机把观众“所惑”报告给主持人，接着，在现场的主持人要就观众“所惑”进行有针对性的“解惑”。

除了主持人要解决把产品“说得明白”、“展示明白”的问题，一档购物节目的幕后团队更要把产品“拍得明白”——在具体的制作环节，东方购物自2004年创办以来，通过六年多的时间，从自己摸索入门到学习合作方韩国CJ的整套模式（format）再到根据本地观众进行二度调改……在今天，同样一件产品，上海区域推出时，可能会夹杂几句上海话或者“上海普通话”；而在其他区域推出，可能就会针对当地习惯，在话语表达、展示重点方面做一些微调，比如在成都，若涉及到烧菜环节的展示，那就要多放油与辣椒。

电视购物节目，必须具有充分的观众意识。这里的观众意识，与其他的常规节目不同，并非体现在收视率等抽样指标上，而更多地体现直接的购买行为上。为了做此次调研，笔者也较长期地收看了上海东方购物频道的节目，就发现：除了主持人、模特以及产品自身的展示，若干热心观众（前提是真实的热心观众，而不是“托儿”）也愿意上节目“现身说法”，告诉电视机前的其他老百姓，某款产品用起来究竟怎么样。在与业者的交流中，笔者也了解到，目前的购物节目一般还没有带现场观众，以后还会在这一方面拓展空间。

社会功能的实现

在传统意义上，媒介组织及其生产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告知（to inform）、教育（to educate）以及娱乐（to entertain）方面。电视购物的社会功能，最显而易见的是售卖功能（to sell）的延展。不过，基于笔者的调研，可以发现：在其社会功能的具体延展中，还有若干有质感的细节值得思考。

首先，在商品的售卖之外，更有一种理念层面的引领。比如在东方购物卖出名气的“双立人”牌刀具。上节目之前，这一品牌由于昂贵的价格，基本上难以打开中国市场。但通过东方购物的平台，强调了“现代家庭刀具分类使用”的生活理念。这种生活理念，在节目中通过具体而微的诸多环节得以展示，深入心中。又因为电视购物的价格相较市场上更便宜，“双立人”逐渐在销售方面得到利好。类似的案例，还有面包机、无烟锅等。那么，从东方购物的角度来看，通过这些具体的产品，它也逐渐在观众心中变成一位生活理念及方式的媒介引领者，而非简单的商品售卖者。

其次，东方购物通过多年的生产实践，成为一个与中高档商品良性互动的传播平台。除了黄金、房产、汽车、裸钻等大宗商品之外，在东方购物，更常见的是数码产品、家庭用品等方面的中高档品牌。一方面，它通过几近严苛的QC（质量控制）部门与每周举行的产品评鉴会，挡住了只是廉价诉求乃至信息“注水”的商品，只留下了具有品质保证的商品；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东方购物的严格筛选，能够留下的商品在售卖时先天拥有了一种观众信任度。而这种观众信任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产生一种微妙的广告效应。于是，良性的互动产生了：由于拥有一定的广告效果，上节目的品牌在价格方面又会让出一定的空间（或者是其他形式的优惠、送礼）；而价格空间的出现，自然又会让观众更加认可东方购物这一平台及其中售卖的商品。

再次，由于东方购物逐渐通过合资公司与落地牌照的方式，在全国其他区域开播节目。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公认“上海货，质量好”的思维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得以延续（事实上，目前在东方购物平台热销的许多产品，在其他平台上也卖得很好）。于是，基于电视购物的一种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互动，也在荧屏上通过看节目、打电话、买卖商品得以达成——这一特殊的传播效应，目前虽不明显，但具有持续关注的意义。

最后，由于东方购物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顾客管理系统，拥有300万顾客的实名数据。这些数据，除了对媒介组织节目生产及业务拓展具有极大的助益之外，还能够与社会经济大环境相互对比、分析，并详尽获知广大民众的消费兴趣、习惯及行为模式。如若进一步开发此间的潜力，电视购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形态，就不只是“在电视上卖东西”而已，或将会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与社会经济大势之间一道通畅的“信息走廊”。

若干问题的反思

SMG副总裁张大钟认为：东方购物，在接下来十年中将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的销售总额；在整个中国，电视购物将很快超过有线网络，成为广电行业的第二大收入支柱；而放眼全球，在整体走向疲软（欧美大型电视购物公司出现倒闭、变卖资产情况，台湾东森出现负增长）的产业环境下，中国大陆的市场潜力极大，将可能成为“世界电视购物大国”。

笔者将上述话语看作是一种“理想愿景”，事实上，东方购物也已经建构起一套与全球其他同业不一样、走中高端路线的“中国模式”。但是，毕竟我们还在通往愿景的路上，所以应该对若干问题做出学理反思。在文末，简要提出若干反思问题。

首先，上海的案例在全国是否能够成功复制？众所周知，上海这座城市，在社会、文化、媒介等方面的前沿性，特别又在商业、金融、消费习惯等方面的领先度，让东方购物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身处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任何媒介组织，它的节目、产品必然会受到大格局与具体环境的影响，而非简单的商业或节目模式复制。

其次，电视购物的观众是“女性、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初高中教育程度群体、个人月收入在1401～2600元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和以家庭主妇为代表的无固定职业群体观众所占的比例较高”[10]。那么，如何使爱上网购物、不爱看电视的年轻观众建立电视购物习惯？或者说，如何让他们建立在电视购物主导的全媒体平台上的购物习惯？

再次，目前中国的电视购物，在生产机制及传播形态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购物节目的模式、类型，主持人的专业性、名望，各种电视化手法的使用，特别活动的创意，观众参与的深入……都还有待提升。

最后，电视购物如果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零售渠道。那么，它与国内外经济格局、企业生产行为的互动是否能够更加深入？以及，当面对不利局面的时候，又能否拿出恰切的应对措施？

以上的反思问题，并不全面，也没有“应然”的答案。唯有通过具体情境、具体时期的审慎思考与务实践行，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或部分完成“理想愿景”。

[注释]

[1]本文为国家广电总局2009年度重点项目“中国电视购物发展与政策监管”的成果之一。

《2010中国电视购物行业研究咨询报告》，中研普华咨询公司。

同2。

牛文文：《卷首语》，《创业家》创刊2周年特刊。

根据笔者与SMG副总裁张大钟的访谈，2010年12月24日。

SMG与韩国CJ家庭购物株式会社在2004年合资成立上海东方希杰商务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前者占51%。目前的股权情况发生了变化，SMG占45%，韩国CJ占30%，同方股份占30%（按2010年数据）。

东方购物生产的节目，可以在本地的东方购物频道（24小时），外埠的南京信息频道、成都每日购物频道（24小时）、成都影视文艺频道、杭州生活频道、昆明经济频道、甘肃经济频道、苏州图文购物、无锡图文购物看到（按2011年数据）。

根据笔者与SMG副总裁张大钟的访谈，2010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