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变化精选(十四篇)

篇1

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产生的目的是为企业获得融资，使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以促进宏观经济更好的发展。自从1976年罗斯提出APT理论以来，宏观经济变量与风险一起成为了影响股票市场的因素，使得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有了理论依据。从此，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关系就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股票市场的发展壮大不仅增强了资本市场的活动能力，一定程度上也将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对各个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再由宏观经济变量反作用于股票市场而起到循环作用。而政府采取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也是基于这样的作用机制来对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进行调节。因而，在目前情况下对我国的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是否存在关联性进行深入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世界上所有的新兴证券市场都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宏观调控的干预，中国股票市场作为一个发展仅有二十余年的新市场，更是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但是，国家对股票市场的宏观调控不能盲目的进行，要实行有效的调控措施，对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必须有明确的了解。由于宏观经济变量众多，且与股票市场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因此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的作用机制比较复杂。本文以实证的方式，通过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建立模型来研究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以及存在怎样的关联性。

二、文献回顾

Chen等（1986）在APT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他们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变量通过影响贴现率成为股市风险因素之一，还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Grange（r1981）提出了协整分析理论，为检验宏观经济变量与股市的关联性提供了的另一种方法。Fama（1990）用多因素模型证实了美国经济中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率对股市收益率有显著的影响，并指出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是通过影响实体经济增长来对股市产生作用的。Benranke和Kuttne（2004）利用VAR方法，考察了未预期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有影响，但货币政策的变动只能解释部分股票价格的变动。钟小强（2008）利用VAR模型和协整理论对于货币政策对股市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股指和货币供应量、利率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同时货币供应量是股指的格兰杰原因，利率不是股指的格兰杰原因；相对于利率，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影响更大。孙云玉（2009）采用2000—2007年的数据分析中国股市价格波动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市价格对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影响程度不同，M1对股市价格影响最大，但反过来股市价格则对M0影响最大，对M1仅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三、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市场关联性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本文将以股票定价理论为基础，分别从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产生的影响和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这两个方面进行简要的理论分析，为实证分析提出相关的理论假设奠定基础。

（一）股票定价理论

作为资本市场理论的核心内容，股票定价理论经历了从传统理论向现论转变的过程。传统股票定价理论主要指稳固基础理论，其基本思想是，股票具有内在价值，它是股票价格稳固的基点，股票价格决定于内在价值。股票价格总是围绕其内在价值而上下波动的，当股票市价高于其内在价值时，就出现卖出机会，反之亦然。传统的定价理论着重于价值发现功能，即从企业角度入手考察股票价格决定因素。现代定价理论则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更多地考虑到投资者的现实情况，即投资者往往不是投资于一种股票，而是投资于由多种股票形成的组合。现代股票定价理论的代表人物Markowitz在1952年发表了《证券组合的选择》一文，他根据统计学上的均值、方差和协方差等指标，将单个股票和股票组合的收益和风险进行量化，将复杂的投资决策问题简化为收益-风险（期望值-方差）的二维问题，给出了投资者如何通过建立有效边界，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最优投资组合，以实现投资效用最大化的一整套理论，即现代证券组合理论。

（二）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产生的影响

股价的波动取决于预期的未来现金流的波动性、未来贴现因子的波动性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而未来现金流、贴现因子直接受企业层面实体因素的影响，如企业的盈利能力、资本结构、营运杠杆、管理水平等；企业的实体因素又受行业因素、宏观经济基础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实际利率、汇率与进出口等）及宏观调控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影响。因此，股价的变动因素取决于上述经济实体变量及相关政策变量，股指的变化也应由这些变量的变化所决定。如图1所示所有因素都是通过作用于供求关系而影响股票价格。

（三）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

股票市场作为一种日益重要的投资方式，其在筹集资金、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优化资源配置这三方面对宏观经济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消费、投资、货币政策和汇率等渠道来产生作用的：（1）股票价格一般被认为是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具有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股票市场对GDP的作用主要通过股票市场的消费和投资两个渠道来推动。（2）股市市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股市价格波动改变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从而对货币供应带来冲击，并推动货币供应的存量和结构发生相应变化。（3）股票市场对汇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股价上升还将增加国内投资者的财富，增加货币需求，推动国内利率的上升，而国内利率的上升还将进一步刺激资本流入，使本币升值，汇率上升。

（四）研究假设

综合已有的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并且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具体到我国的经济来说，这种影响也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由于影响机制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与我国股票市场的自身发展特点密切相关。本文关于宏观经济变量和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关联性实证分析的理论假设如下：

假设1：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正相关消费、投资和进出口都是总产出的组成部分，它们增加表明国内总需求增加，并决定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公司利润也随之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任何增加，都会影响国内公司现金流同方向变化。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股票价格也会同方向变化。因此，股市表现和国内市场总值，甚至和消费、投资、进出口之间应存在正向关系。

假设2：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和通货膨胀率成负相关通常认为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非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之间就会存在一种反向关系。如果通货膨胀使产品售价上升，导致公司利润增加，从而使公司现金流增加且这种增加是同步的，上述关系可能不再成立。因此，通货膨胀和股票价格存在一种不十分确定的负相关关系。

假设3：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和利率正相关一般假设名义利率和价值模型的无风险利率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因此名义利率的变化将会使资产价格向相反方向运动。因为利率降低一般使投资者要求贴现率下降，在预期股利不变的条件下，股票的内在价值将会上升。

假设4：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关系不确定从长期来看，股市上涨根本动力应该是经济增长和企业营利能力的增强。但在短期内，资金是股市的物质基础，资金的流入流出是造成股市涨跌的直接因素。当货币供应增加超过民众因经济增长及支付习惯和制度等变动引起的需求增加时，市场利率会下降，就会存在部分资金流入股票市场，从而提高股市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当股市扩容有限时，股价将上涨。可见，货币变动领先于股价变动，且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但同时货币供给增长会刺激经济增长，会使企业现金流增加，从而提高股票价格。可是货币供给增加有可能导致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而使资产价格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这样，股价指数和货币供给应该反向变化。综上所述,货币供给和股票价格变动方向更应该由经验证据来决定。

四、宏观经济变量与中国股票市场关联性的实证分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市场的关联性进行考察，主要遵循如下步骤：首先进行数据来源和变量的选择，之后进行单位根检验，并以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构造VAR模型进行结构分析，最后从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角度来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1998年1月至2009年9月的月度数据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数据均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大智慧系统软件、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官方网站。由于月度数据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因此，为了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本文用X-n的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调整，得到剔除季节因素的数据。

（二）变量定义

本文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综合指数（SZ）作为股市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于是年度数据，很难得到月度数据，故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将采用工业增加值（GYZJZ）来代替GDP；货币供应量本文采用M2来反映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用某一具有代表性的物价指数比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反映通胀情况；利率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中间目标之一，本文选用的是实际贷款利率并选6个月贷款利率作为短期利率的代表，以5年期贷款利率作为长期利率的代表；汇率本文选用外汇储备（WHCB）作为汇率指标。

（三）实证检验

大部分有关宏观经济的模型，都是利用经济理论来建立变量之间关系的联立方程模型。但是，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等式的左端又可以出现在等式的右端，这使得估计和推断更加复杂。为解决这些问题，产生了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来建立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就是本章所采用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向量自回归模型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对宏观经济变量这一时间序列的相关分析具有较好的预测和解释能力。由于宏观经济中包含有许多的变量，无法明确的知道每一个变量是如何影响股票市场的，故本文将他们拆分开来进行研究。

1.GDP、投资、储蓄、消费、对外贸易与股票市场关联性的研究。本节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有工业增加值（GYZJZ）、储蓄额（CXE）、社会消费总额（SHXFE）、固定资产投资（GDZCWCE）、进出口额（JCKE）。（1）单位根检验。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以及VAR模型的构建是要求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故本文要对所选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取的检验方法是ADF检验。由表1可知，我们所选取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2）VAR模型的建立。建立VAR模型前也要先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本文参考了LR（极大似然比值）、SC值、AIC值，结合实际情况，选取滞后一阶的VAR模型。由运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上证综指拟合的方程拟合优度为0.90，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89，说明模型拟合的还算是比较成功的。得到上证综指与宏观经济变量的数学公式：SZ=0.85*SZ（-1）-0.005*CXE（-1）+0.02*GDZCWCE（-1）-0.23*GYZJZ（-1）+0.44*JCKE（-1）+0.15*SHIXFZE（-1）+25.53由上述公式我们可以看到，上证综指与自身前一期的指数成正向变化，与固定资产完成额、进出口额、社会消费总额的前一期值成正向变化。固定资产完成额的增加，表明实业投资的增加，实业投资与股票市场投资是相互促进的，实业投资的增加必然会带动股票市场的发展。进出口的增加，则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使得企业的利润增加，同时使得企业的股票价格上扬。而消费的增加，一方面使得企业的销售增加，另一方面消费还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两方面的作用都将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体现在股票价格的上扬上。上证综指与工业增加值的前一期变化成反向变化，在本期的关系中也是负向相关，这与我们前期理论分析结论有些出入，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本文用工业增加值来替代GDP，替代性可能不够。第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轨道与国外的股票市场很不一致。我国股票市场起步较晚，起步原因较特殊，而且还有中国股市自身特有的特点，这使得我国的股票市场的有效性不是很强，导致股票价格会经常出现异常性的波动。

（3）Johansen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我们依然选用特征根检验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见表2：

这说明上证综指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是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的。同时也说明了宏观经济变量之间也是存在着长期的相互关系的。这从另一方面为我们前面的理论假设中提到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传导影响股市提供了实证支持。协整方程式如下：SZ=1.49CXE+2.90GDZCWCE-5.38GYZJZ+12.97JCKE-2.005SHXFZE从上述公式中得出，长期储蓄额的增加，使得货币供给增加，更多的资金进入股市，让股市资金充足，促使股价上升，因此股价与储蓄额是正向波动的，这和我们前面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期的增加，意味着社会大环境的良好发展，增强股票投资者的信心，从而给股票市场良好的信号，使得股票价格上涨，这也和我们前面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进出口额的增加表明我国对外贸易的良好发展，同时也表明国家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这至少对外贸企业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外贸企业的发展，也会带动其他的提供原料和销售的上下游的企业的发展。企业基本面发展良好，反映在企业股票上，促使股票价格上升。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消费的增加会使股票价格下降。其可能原因为，消费的过快增加会使物价上涨过快，产生一定的通货膨胀和投资心理恐慌，从而对股市产生不利影响。

（4）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上述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见表3。由表3可知：工业增加值可以单向格兰杰引起上证综指的变化，社会消费总额的变化也可以单向格兰杰引起上证综指的变化。同时，上证综指可以单向格兰杰引起进出口额的变化。固定资产完成额和进出口额与上证综指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上证综指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是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不仅宏观经济变量会引起上证综指的变化，而且上证综指也会反作用于宏观经济变量。最终我们可以发现，这五个变量可以同时格兰杰引起上证综指的变化，这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假定相吻合，即宏观经济变量可以通过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来共同对股票市场产生作用。

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与股票市场关联性的研究。货币政策指标、财政政策指标和汇率是代表宏观经济政策的传统指标，建立它们与股票市场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分析，可以更详细的了解宏观经济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本小节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有货币供给（M2）、财政收入（CZSR）、财政支出（CZZC）、外汇储备（WHCB）等。

（1）单位根检验。由表4可知，上述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说明这些数据是符合我们进行协整检验的要求的。

（2）VAR模型的建立。建立VAR模型前，要先确定滞后阶数。这里还是采用LR似然比和SC值、AIC值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考虑，选取一个较合理的滞后阶数。这里我们选取滞后一阶的方式来构建VAR模型。其方程式为：SZ=0.8352SZ（-1）+0.006CZSR（-1）+0.048CZZC（-1）-0.317WHCB（-1）+0.0169M2（-1）-2310.5由上面的公式我们也可以发现，上证综指仍旧受自身前一期的影响。同时，短期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变化均会引起上证综指正向的变化。但从长期来看，财政收入的过多增加可能会不利于股市的发展，这和财政收入的来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国债，税收的增加，加重了企业和投资者的负担，减少了资金供给，长此以往，对资本市场将产生不利影响。

M2将引起上证综指的同向变化，这和我们前面关于货币供给量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货币政策的预期效应、资产组合效应和内在价值增长效应都体现了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将引起上证综指的正向变化。短期外汇储备将引起股票市场反方向的变化。外汇储备虽然有利于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但是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量已经过量，故而它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这也和我们的理论是基本一致的。

（3）Johansen协整检验。对上述VAR模型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上述的模型中存在着协整关系。这说明了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我们将上证综指的协整方程式列出，详细地分析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SZ=-1.24CZSR+4.03CZZC+2.17M2-26.74WHCB由上面的协整方程式，我们可以得到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和我们分析VAR模型时提到的一样，财政收入的系数在长期协整关系式中变为负数，即财政收入的增加，长期而言是不利于股市的。其余的变量的系数都没有改变正负。这说明，在长期中，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符合我们的理论假设的。

（4）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需要分析这几个宏观经济变量与股价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从表5中可以看出，外汇储备的格兰杰引起上证综指的变动。而且，这些变量还能同时格兰杰引起上证综指的变动，说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不但可以单方面影响股票市场，而且可以综合起来对股票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表5格兰杰因果检验同时我们也看到，上证综指不能格兰杰引起财政政策变量的变化，不能格兰杰引起货币供给量和汇率的变化。反过来看这也说明了就中国股市而言，汇率与股市是汇率导向模型的传导机制。股票导向的传导机制，在中国还没有成熟的条件形成，股票市场对汇率的影响作用还没有发挥作用。股票市场不能对货币供给量产生影响，这也和我国的实际国情有关，一般认为货币供给量是受中央控制来调节宏观经济的。

篇2

关键词：股票价格；宏观经济；成本收益核算；贷款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5-0008-04

一、理论综述

针对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问题，前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部分西方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股票市场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上。M，Friedman曾指出，股票市场影响货币需求的途径和机制体现在四个方面：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交易效应和替代效应。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和交易效应会增加货币需求，替代效应则会减少货币需求。而另一些学者则主要关注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匮乏，而且国内研究多偏重于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与供给的影响。易纲、王召(2002)和余元全(2004)基于经典的IS-LM模型，从宏观上分析了股票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机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2002)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票价格的上涨会使货币流动性有所增强。此外，还有党芳(2004)，张笑冰(2007)，贾炜、蔡维、樊瑛(2007)等人在我国货币需求和股票价格的实证研究关系的问题上做过实证研究。

然而，上述关于股票价格变动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都是以传统的经济学存量流量模型为基础进行的。本文试图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下，基于企业成本收益核算模型，对股票价格影响宏观经济的机理进行解释，重点关注股票价格变化对贷款的影响，最后用我国的股票市场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二、基于企业成本收益核算的收入流量模型

在传统经济学流量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对企业成本收益的核算，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反映企业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核算模型。

篇3

我演讲的内容有四点：第一，对当前形势怎么看；第二，今后的经济走势；第三，当前有什么问题；最后，我对当前的宏观政策和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做一个分析。

经济形势错综复杂 在低谷中缓慢爬行

2013年的中国经济没词儿形容，我给大家编个词，叫“错综复杂”的一年。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走了一个倒s形的路线，先是五年的稳定向上增长，然后世界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增长从高位14.8%降到了6.6%。此后进行4万亿投资、货币发行，又使中国经济增长从6.6%上升到12.1%。此后我们又用了宏观调控，把中国经济增长从12.1%保到去年第三季度的7.4%，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低谷状态。

什么叫低谷状态？我给大家总结了几句话：第一，当前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第二，当前经济增长在低谷缓慢爬行，没有看见上升的趋势；第三，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第四，主要指标出现明显下滑；最后，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十开完之后，全国人民都开始做中国梦，认为经济会欣欣向荣，可以出现大发展，没想到，这个梦做了半截醒来了，经济增长没有往上走，开始往下滑。

从需求结构看，当前在需求结构里面，投资增长放缓，消费增长远远低于往年。化妆品消费增长也低于往年，高档的烟酒、高档的酒店餐饮、汽车消费全部下降，就连最近的房地产市场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幅也开始下降，当前的消费市场是2007年以来的最低程度。

从出口结构看，出口量出现明显走低。尤其从5月份以后，出口出现了负增长。6月份，全国出口增长是负的3.1%。

从供给结构看，目前最大的变化是制造业，我们化妆品有些也搞制造。制造业连续二十几个月增幅在减小。在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份之间增长最高，达到20.7%，此后在波动中下降，去年下降到最低8.9%，然后12月、1月、2月有所上涨。但是最近5月、6月又开始下降，6月份又下降到8.9%，跟去年第三季度划等号。

另外宏观经济增长，考察工业增加值里面的PMI（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在6月份也下降到50.1%，贴近了收缩期（扩张期和收缩期的分界点为50%）。当前生产指数、新订单、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供应商配送时间等都是下降的，社会用电量和货运用电量增幅也都在下降。

经济增长将缓慢上行 但无强力回升因素

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十几个季度出现趋势性回落，本轮经济周期的低谷在去年第三季度到达底端，此后中国经济增长又在低谷滑行。下半年，我的预测是，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出现缓慢上行，但是没有强力回升的因素。

从升的方面看，当前国内外环境中存在着把中国经济增长向上缓慢拉升的因素。

从国内看，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扩内需、防止经济下滑的措施。

第一，货币政策。2012年，国家向市场投放的货币是6万亿，十召开的前一个月，央行在公开市场上通过逆投逆回购连续八次投放超过1.1万亿，还有三次下调准备金率，两次降息。

第二，投资政策，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加快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力度。从去年6月份以来，国家为了刺激消费，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对14类家电补贴刺激消费、为了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公布了新36条，同时又公布了具体细化鼓励民营产业进入垄断行业的40条措施，叫打破弹簧门，拆掉玻璃门等。

从国际看，国际各大经济体也在纷纷支持经济增长。去年6月末，欧盟27国峰会，允许欧元区稳定基金7800亿欧元直接向银行抽支，发行1200亿欧元去刺激经济。美国去年9月、12月，连续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是增加货币。韩国去年6、9月两个月向市场投放货币14万亿以上韩元。

日本9月、10月、12月连续向市场增加投放货币31万亿日元，折合3930亿美元。安倍政府上台之后又提出刺激经济的计划，日本央行行长上台后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将它的基础货币在今后两年翻一倍，从140多万亿日元扩大到270万亿日元。

另外，巴西、印度、俄罗斯、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也纷纷降息、发行货币。

所以，当前世界经济在今后一段时间会出现两个变化：第一，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长会好于上半年，第二，这种好带来的代价是通货膨胀的风险会加剧。分国家看，美国会继续延续温和复苏，日本会保持弱回升势头，欧洲会徘徊在衰退边缘。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压力，比如中国。

同时，挑战也存在。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要想快速上升比较困难，有几个因素在制约。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强，温和复苏比较缓慢，特别是世界的供求结构在深入调整，导致中国的外需疲软，出口低迷。

第二，货币政策从过去的偏松苗头走向中性或者收敛，会影响经济增长。

第三，房地产调控也会影响经济增长。今年2月份以来，国五条颁布，全国一些大中城市开始落实国五条，提出三项政策。第一，差别化贷款；第二，限二进三；第三，目标价，不能超过天花板价；第四，对二套房增收交易税20%。这样房地产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快的增长，这样也会影响经济增长。

第四，化解产能过剩。今年国务院中央经济会议在产业政策上把化解产能过剩，淘汰、重组、兼并两高一低产业作为一个重要政策，也会把经济增长中粗放部分给挤掉，影响经济增长。

从上面判断，我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在7.5%到7.8%之间，不会太高，但是跌不破7%。中国经济当前即使是在7.5%，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如果达到7.5%，今年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9万亿美元，是美国的60%，是日本的1.4倍以上。

需求结构难调整 短期内消费难有大的上升

当前，中国经济主要有四大问题。

第一，要关注需求。需求有投资、消费、出口。从内需讲，当前我们国家正在调整结构转型，让消费快一点，让投资慢一点。但是当前遇到的问题是需求结构难调整，投资冲动依然强烈，短期内消费难有大的上升。

1 我们的投资跟中国的体制相结合，决定了中国的投资最容易发动。投资是少数人决策，集中投放，短期就要见效，这跟我们现有的中国体制正好结合，适合领导的胃口。政府换届、十二五规划往往都在后三年，每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投资开始加速，这叫有动力，有体制，还要有空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投资有空间。中国那么多的地方政府想建高铁、轻轨，经济一下来，投点资就上来，所以大家放心，中国经济跌不了，不会跌到像美国、欧洲那样。

2 消费在短期内难有大的上升。为什么呢？消费上不起来与我们的体制有关，我们的体制有利于投资、储蓄，不利于消费。第二季度央行对50个城市2万户居民调查显示，老百姓有钱以后，82%的人愿意储蓄，愿意投资，只有18%的人愿意消费。

从宏观上看，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是在不断地向政府企业倾斜，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搞投资。在经济运行中，国民财富是由三个主体分，政府、企业、老百姓。政府企业拿的钱越多越有利于投资，老百姓拿的钱越少就越不容易消费。因为消费的主体永远是老百姓。过去15年，老百姓跟政府企业相比拿的财富比重在下降，目前在世界上，中国居民在分割的财富里面的份额是最低的国家。发达国家目前国民财富里面有74%分给了居民，发展中国家有68.7%分给了居民，中国只有53.4%分给了居民。这样带来的问题，消费主体拿的份额少，肯定不利于消费。政府和企业拿得多肯定有利于投资，所以才有中国的投资大干快干，超豪华建设。

从微观上看，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在不断向高收入群体倾斜，有利于高收入者储蓄，储蓄等于投资加进出口。这是过去11年城乡居民按照五等份法，按照五个阶层分配收入。分配收入的结果是，我们的收入是向高收入群体倾斜，高收入群体占的份额越来越多。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低收入群体边际收入倾向高，每增加一百块钱用于消费的倾向高，高收入群体边际储蓄倾向高，每增加一百块钱用于储蓄的倾向高，这样带来的结果，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群体倾斜，高收入的群体把钱存起来。

所以中国经济不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上都出现结构性矛盾。想消费的人没钱，不想消费的人有钱。储蓄在过去11年坐的是高铁，突飞猛进。2000年储蓄是12.38万亿，到今年六月底，全国储蓄超过100万亿，世界最高。第一，外汇储备超过3.5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第二，政府和机关、集团储蓄多；第三，老百姓储蓄也多。消费从2000年的3.9万亿增加到20万亿。消费坐的是牛车，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问题。所以，中国要想实现中国梦，到本世纪的中前叶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让中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当前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占中国人的40%，这些人没有能力消费。

第二，实体经济回落，当前实体经济回落，困难加大。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难，外需不足，订单减少、产能过剩、成本上升、融资困难，服务缺乏，这是目前的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制造业、实体企业的社会地位在下降。现在这个社会，社会地位上升有三个行业：公务员、金融家、房地产商。所以我建议大学取消、工厂关闭，保留两个企业，制造印钞机的企业和钞票印刷厂，然后，给每人发一个印钞机，回家印钞票就完了。问题是中国有希望吗？中国的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高，核心在我们体制。

第三，金融行业，投资金融风险在上升。

第四，通胀压力在增大。近期虽然通胀无忧，但是在今后几个季度要关注，因为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在加大，世界纷纷都在放货币，会引起世界大宗产品涨价，中国是大宗产品进口国，它会顺着产业链影响中国价格，这是要考虑的。

宏观政策：宽财政加稳货币

最后，宏观政策走向。总理最近多次表明，今后中国的宏观政策依然是实施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组合，宏观政策的目标是在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调控的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是防通胀。我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理解，下半年中国的宏观政策可能是宽财政加稳货币。

第一，财政政策体现在宽。1.营业税改增值税，转型加快，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扩大，转型加快。到年底，营业税改增值税完成之后，企业向国家少交1200亿。2.今年安排的财政赤字比去年大，1.2万亿，比去年增加4000亿。3.财政增加支出之后，结构要优化，向农业、保障住房、社会保障、节能环保、重大设施、小微企业、新兴产业、服务业等倾斜。4.国家下半年会增加对民生的补贴规模，刺激消费。此外，财政部宣布，8月1日开始取消和免征对企业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二，货币政策体现一个中字，叫中性。上半年我们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下半年我们认为货币政策是中性政策。现在看，上半年我们的货币政策发行频率是15%以上，下半年不会有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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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变化 商业银行 利益相关者 影响 建议

随着社会的进步,判断一家企业是否成功,不再单纯用简单的财务指标来衡量,而是要同时兼顾客户、股东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面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商业银行必须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变化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够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按照一般的理解,企业利益相关者通常包括政府、社会、股东、客户、员工、债权人、供应商等等,考虑到银行的特殊性,我们选择客户(银行债权人即存款人,也属于银行客户范畴)、股东和员工作为银行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代表,并把客户分为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含事业单位客户),分析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它们各自的新特点和新需求,并分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个人客户需求多元化,需要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个人及家庭财富不断增加使得代表资产和财富的商品需求快速增长,理财和投资需求不断提高。从众多银行针对高端客户推出私人银行业务,到日益多元化的理财产品和消费手段,商业银行在满足财富不断增加的个人客户消费需求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应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缺少个人金融产品区分度,产品研发“跟风”;缺少风险定价手段,风险管理能力落后;缺少基于生命周期的客户关系管理,造成客户信息资源分散和浪费,这些问题都需要商业银行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积极应对。为此有以下建议。

1、加大对个人银行业务未来发展亮点领域的创新力度。个人银行业务的增长潜力和利润空间对于中国本土和外资银行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各类商业银行应充分考虑到自己的竞争优势和所处的经济环境,把握好这些机会。要依据国内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需求特征构建包括债券、货币、股票投资组合、复合型结构化产品等在内的不同层次的理财产品,做到灵活多样,覆盖风险偏好各异的投资群体。

2、根据不同客户、产品建立不同理财渠道和处理流程,加大风险管理力度,扩大理财手段和消费方式。针对目标客户对于销售渠道不同的偏好程度,比较不同渠道的有效性,不断提升银行核心渠道的作用。用全局的视角来看待客户关系管理,最大化的吸引和保留客户,从而实现交叉销售、升级销售的机会,促进新产品推广,增加销售收入。

3、利用信息技术和人才队伍支持银行业务发展。围绕“信息技术如何为银行提供业务支持”来搭建商业银行的IT系统构架,用以满足银行数据的集中、客户信息文档的处理、计算和存储能力的共享,并充分利用数据挖掘等技术支持客户细分、决策及产品研发,为提升自身的分析水平和能力提供切实帮助。

二、企业客户需求复杂化,需要综合化解决方案

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金融需求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发生了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样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与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公司机构等批发性客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这就要求银行能够提供量身定做的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二是脱媒化。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优质大企业客户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越来越多,除了银行贷款外,还可以通过股权、债券、资产证券化等直接融资方式进行融资,这些融资方式成本较低,对银行贷款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大。三是市场化。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兴起和外资银行的进入使银企双向选择空间更加充足,客户需求和银行应对客户需求由过去“一一对应”发展到“一对多”和“多对一”,趋向市场化。根据企业客户上述新变化,商业银行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应对。

1、实行差异化服务,抓住现有优质客户。考虑成本因素,商业银行没必要对所有客户均提供同样的金融服务,而应根据客户对银行贡献度大小,充分利用自身有限的金融资源,以最有效的个性化服务为优质客户提供差别化服务,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要,赢得客户满意,培育自身的高价值忠诚客户群体。

2、关注新兴行业和新型企业,不断挖掘新的优质客户。在深化现有优质客户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应积极主动地争取发展新的优质客户,对成长性较好的新兴行业和新型企业,从一开始就与之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巩固合作关系。加大对新兴客户群的拓展力度,分享这些企业快速成长的成果,是新形势下公司客户策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3、满足优质客户金融需求,构建新型银企关系。构建新型的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银企关系,必须依赖于商业银行自身的业务品种和技术手段,依赖于商业银行对优质客户需求的响应能力。针对各类优质客户的金融需求,商业银行应当设计个性化的服务方案,把能够满足优质客户需求的新旧金融产品“打包”,一揽子地提供给优质客户,并通过签订银企合作协议等方式把银企关系固定起来。

三、股东要求日益提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新的形势下,商业银行投资者或者说股东跟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一是股权结构更加分散化和多元化。大部分商业银行均已完成股份制改造和上市,成为公众持股公司,这使得其股权结构进一步分散,并导致不同类型的股东利益日益多元化。二是股权流动性和开放性增强。在银行股权市场上,中小投资者更注重买进卖出银行股票,从中赚取每笔交易的差价,而忽视了银行的长期绩效,这就导致商业银行股权流动性和开放性进一步增强。三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更加制度化和公开化。上市公司要定期公布经营业绩,并及时披露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这就使得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渠道更多,而且更加制度化和公开化。四是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相比于其他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有强大的分析能力,更注重发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对公司治理参与也更加深入。因此,银行要比以前投入更大的努力,来满足股东们不断提高的要求。

1、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银行各项经营活动的核心目标和价值基础。股东价值的增加,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净资产(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的增加,二是银行股票市值的提高。前者要求银行提高经营效益,不断增加当期盈利和累积盈利;后者要求银行具备良好运作和未来发展潜力,给证券市场投资者以良好的预期,导致银行股票的市场价格上扬。实际上,各类考核评价指标,最终的出发点都是为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因此,要积极探索和建立各种围绕以效益为核心的内部考核和评价指标,把所有的工作都真正放在追求效益上来。

2、进一步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制度。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董事会承上启下,是联系股东和公司高管层的枢纽部门。特别是随着股权多元化发展,董事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未来董事会的建设要平衡各方利益,一方面要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避免内部人控制;另一方面要提高董事会的效率。

3、发挥机构投资者作用,建立和提高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透明度。根据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和资本雇佣劳动观点,可以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发挥其在公司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股份制商业银行治理框架应当保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与银行有关的全部重大问题,通过建立完善的报告制度和信息流动制度,及时准确地提供银行风险变化信息,推动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完善。

四、让员工满意,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

在当前我国银行业人才,特别是熟悉我国金融政策环境法律知识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外资银行业务的急剧扩张,致使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核心员工大量流失。统计数据显示,在一般行业中一般工作人员的流动率为9.1%,专业技术人员为13.1%,技术主管为10.1%,中层管理人员为10.1%,高层管理人员为6.4 %。相比而言,银行从业人员的流动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一般工作人员的流动率达10.7%,专业技术人员达20.2 %,技术主管达20.7 %,中层管理人员达13.3 %。员工的流失,对中资银行发展形成了很大的限制,是中资银行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综合反映,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

1、加强银行战略管理,制定银行长远发展目标,在员工中间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凝聚力。中资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没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形成发展过程,所以一般非常缺乏文化上的凝聚力。因此,中资银行企业文化的形成可能更需要一种从上到下的推动建设过程来形成。企业文化是银行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多数中资银行所缺乏及亟待加强建设的,需要自上而下长期建设,才能形成适合银行情况的良好企业文化。

2、进行岗位梳理,明确岗位目标,做好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员工知识能力培训。新的经济形势要求,银行的经营方式和营利模式将发生巨大改变,理财、衍生品交易、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将逐渐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这些知识不能仅仅依靠以前经营经验的积累获得,必须通过系统的培训才行,要注重扩大员工培训的覆盖面,增强员工培训的针对性。

3、要建立适合中资银行的绩效考核体系。传统上,中资银行考核主要依据行政级别进行,工资水平的高低、占用资源的多少基本上是和行政级别进行对等。由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和缺乏财务成本基础数据,中资银行绩效管理仍处于较落后的水平,必需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要适当缩小中、外资银行之间收入差距,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目前存在不小的收入差距,如果不将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还是难免员工流失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张强、刘彦、武次冰:利益相关者行为对商业银行业绩影响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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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仿射模型;泰勒规则;风险溢酬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7-0040-03

一､问题的提出

利率期限结构也称为收益率曲线，刻画的是相同风险水平下，利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收益率曲线的位置和形状随时间而改变，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利率水平和利差(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之差)均不相同。下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反映了美国1990―2001年之间处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收益率曲线的变化。那么推动收益率曲线动态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呢?潜在因素(1atent factor)是一种解释。潜在因素(变量)不能被直接观测到，但可以从债券价格中推算出来。作为这类文献的代表，Litterman和Scheinkman(1991)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把影响利率期限结构动态的三个主要因素命名为平行因素(1evel factor)､斜度因素(slope factor)和曲度因素(curvature factor)。平行因素影响所有期限的收益率，斜度因素决定了收益率曲线是陡峭或是平坦，曲度因素影响收益率曲线的弯曲程度。这种解释在理论上不能令人满意，利率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利率期限结构作为不同到期期限利率的组合，自然也不能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用通过统计技术产生的､不可观测的潜在因素来解释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变化显然缺乏经济理论支持。于是，一些研究者开始着手设计包含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模型，用可观测的宏观经济因素来解释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这类模型被称为宏观-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s)。宏观-金融模型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应用价值。对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测一直是金融实务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利率期限结构是固定收益证券和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的基础，也是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在模型中加入可以观测的宏观经济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因此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1美国1990-2001年收益率曲线的变化

数据来源:引自长城证券研究报告《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比较研究》

二､宏观-金融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基本结构――离散形式的仿射模型

Ang和Piazzesi(2003)､Bernanke， Reinhart和Sack(2004)以及Rudebusch和Wu(2004)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模型结构，即离散形式的仿射模型。简单地说①，仿射模型将零息债券的对数价格视为状态变量(向量)的仿射函数②，而状态变量的演进由一个向量自回归模型决定，即: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仿射模型作为宏观-金融模型的基本结构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Duffle和Kanl1996提出的仿射模型是应用最广泛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模型具有坚实的微观金融学基础，被称为利率期限结构研究的“载重马车”workhorse model。以仿射模型作为基本模型结构使宏观一金融模型具有很强的理论支撑。第二，仿射模型能够十分方便地接纳宏观经济变量。仿射模型对状态向量中的元素并无特别设定，因此这些元素既可以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latent factor，也可以是可观测的宏观经济变量。Ang和Piazzesi2003将状态向量中的元素分为两组，一组包括两个由主成份分析法得到的宏观经济变量――通货膨胀因素和真实经济活动因素，另一组包括三个潜在变量。Bemanke，Reinhart和Sack2004以宏观经济变量及其滞后值作为状态向量中的元素，潜在变量被排除在外。状态向量元素的灵活选择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便利，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

三､宏观经济变量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的途径――短期利率和风险价格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宏观经济变量作为状态向量中的元素影响利率期限结构，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模型结构上的描述，从经济理论上说，宏观经济变量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的呢答案是短期利率和风险价格。

1､宏观经济变量对短期利率的影响

短期利率是连接微观金融视角和宏观经济视角的关键点。从微观金融视角来说，短期利率是其他各期限利率的基本构成成份，因为长期利率是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未来短期利率的平均值，即

从宏观经济视角来说，短期利率是中央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通过调控短期利率来实现其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目标。如何分析宏观经济变量对短期利率的影响泰勒规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Taylor1993a使用理性预期模型，通过对7个工业国家数据的模拟分析，发现利率规则最有利于中央银行保持产出与物价稳定，这里利率规则是指根据产出和物价水平与目标值之间的差距来调节利率的货币政策规则。Taylor1993b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代表性利率规则，并证明这一规则很符合1987年至1992年美国联邦资金利率的走势，这一规则被称为泰勒规则，其表达式为④:

2､宏观经济变量对风险价格的影响。

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与持有短期债券相比，人们在持有长期债券时往往要求获得一定的额外收益以补偿自己承担的风险，这部分额外收益就是风险溢酬。因此在4式中，长期利率表示为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未来短期利率的平均值。风险溢酬与宏观经济状况相关联，例如，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值往往较高，因此要求的风险溢酬也较高;相反，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人们要求的风险溢酬相对较低。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风险溢酬被分解为两个部分:风险价格和风险数量。风险数量由随机扰动决定，风险价格则取决于模型的设定。宏观―金融模型设定风险价格为状态变量的仿射函数:

这里Λt，表示风险价格，Λ0是一个七维常数向量，Λ1是一个k×k矩阵。当状态向量中的元素包括宏观经济变量时，宏观经济变量将通过风险价格､进而风险溢酬影响利率期限结构。

四､宏观―金融模型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利率期限结构的宏观―金融模型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在利率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内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逐渐增大，如何进行有效的利率风险管理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利率风险管理首先需要计量自身利率风险的暴露程度，这离不开对利率期限结构未来走势的估计。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模型很多，宏观―金融模型以其简洁的模型结构和坚实的经济理论支撑无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2､在金融衍生产品定价中的应用

衍生品市场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金融衍生产品在国内的推出已经有了时间表。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离不开利率期限结构，几乎所有的定价公式都包含无风险利率。在经典的布莱克一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中，无风险利率被假设为一个常数，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放松这一假设就需要对利率期限结构进行估计，宏观―金融模型在此可以得到运用。

3､在货币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应该指出的是，宏观经济因素与利率期限结构的联系是双向的，宏观―金融模型侧重研究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同时也有另外一类文献侧重研究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宏观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文献显示，对利率期限结构进行分析，可以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和实际产出变量，从而为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这一理论成果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运用，英格兰银行的通货膨胀报告从1994年开始定期公布根据利率期限结构推导出来的预期通货膨胀率，而美联储1996年决定把利率期限结构作为一个重要的先行经济景气指数并定期公布长短期利差的变动。既然宏观经济变量对利率期限结构存在影响，货币当局在利用利率期限结构所提供的信息时就有必要区分哪些信息是和已知的宏观经济信息相重合的，哪些信息是宏观经济变量未能揭示的，这个方面宏观―金融模型恰好可以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Ang，A.，Piazzesi M. No-Arbitrage Vector Autoregression of Term Structure Dynamics with Macroeconomic and Latent Variabl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May. 50(4)pp. 745-787

[2]Bemanke，Ben S.，Vincent R.Reinhart，and Brian P.Sack. Monetary Policy Alternatives at the Zero Bound:An Empirical Assessmen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PP.1-78.

[3]Duffie，D. Kan，R. A Yield-Factor model of interest Rates. Mathematical Finance，6:PP.379-406

[4]Litterman，R.，Scheinkman，J. Common Factors Affecting Bond Retuns. Journal of Fixed Income1: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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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中国；房地产经济；变化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2011年2月末国家出台限购政策(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住房)。同期，住建部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签订《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完成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务。其目的在于调整房地产供应结构，增加供应种类，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使房地产行业进入一个较健康的发展道路。

2011年5月，发改委下达指令，《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的通知，从此商品房项目实行一房一价制度。两个月后限购政策升级，部分二三线城市被纳入其中，并采取限购、限价双行线，与此同时国务院要求个地方政府拟定房价调控目标，并对全国70个大中城市进行房价监管。

2012年4月3日，博鳌亚洲论坛“债务危机：衰退的导火索”分论坛讨论，经济学家、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在分论坛上发言：调控短期化的问题在于：需求调控往往压抑下一阶段供给，反而会给以后房价带来上涨压力；而调控政策频繁多变，也会带来市场剧烈波动，从而影响正常的投资和消费。因此，今后房地产调控的方向在于坚持调控不动摇，同时尽快跳出‘短期化’怪圈，构建一个有利于房地产行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国家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如“一房两证”、“购房绿卡”、“限价令”等，给我国房地产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我国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

首先，国家宏观调控促进二线城市房地产发展。中商情报网发表了一则数据，关于“2012年1-13周中国部分城市楼市成交量同比变化”，其中主要包括深圳、杭州、天津、南京、成都、广州、背北京、苏州、上海、重庆等房地产高集中区城市。各城市与2011年1-13周相比，深圳同比下降25.73%，杭州下降41.23%，天津下降54.34%，成都下降41.18%，北京下降27.52%，而苏州与重庆分别上升84.62%和20.05%。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促使一线城市的成交量有所下降，加强二线城市的市场发展。

其次，宏观调控平衡购房价格。一线城市购房价格较高，使得人们的购房力较弱，大多人们都成为“房奴”，所以国家必须出台政策来遏制一线城市的价格。促进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又可降低人们的购房压力。从上述成交量上可以看出，一线城市由于价格普遍偏高，导致楼市成交量的下降。

第三，宏观调控稳定房地产市场投资。由于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房地产商在二线城市投资开发房地产，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仍保持着高速发展的趋势。中国房地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北等经济发达地区，其中华东地区所占份额最大。2009年，华东地区房地产投资额占中国总投资额的35.7%。华东地区房地产投资份额最大，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人口众多，房地产需求旺盛，进而拉动该地区房地产投资。

二、房地产开发商层面的反应

首先，早期宏观调控下，房地产商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房地产呈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期。早期的房地产开发商在中国市场中分得很大的一杯羹，很多人因从事房地产开发而暴富。

人民网“强国论坛”中，在4月2日，发表了一则帖子“全国开发商囤地16万公顷，需要30个月来消化”，一季度多家大型房企密集融资，体现出房企在2012年对于资金的需求仍然有较大的规模。同时，2011年房企资金回笼的情况与预期有一定差距，在今年继续调控的大形势下，房企也不免对今年的资金回笼形势产生担忧。

其次，现今宏观调控的房地产商仍能继续稳定发展。根据“2012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测评成果会”的结果，恒大确实是2011年楼市中的一匹“黑马”。作为2011年覆盖城市最多的房地产企业，恒大累计开发城市多达103个，成为全国布局最广的开发企业，2011年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额803.9亿元。销售面积1219.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4.7%，成长速度惊。国家出台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管理”与“供给”的需求点，提供小型户房和保障性建设，促使我国房地产事业的供需稳定。

第三，宏观调控促进房地产商改变市场策略。我国房地产开发从“高房价”中获得了许多的利润，如我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呈现“高涨幅”的状态，则会使房地产经济存在不安全、高风险的潜在危机，一旦爆发则很难收拾。所以国家必须进行宏观调控，从根源上使风险降调最低，规避泡沫经济，稳定市场的根基。

三、房地产消费者层面的反应

首先，消费者关注楼市价格。购房者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会时刻关注楼市价格和银行信贷政策的变化，中国的“高房价”促使许多人群成为房奴一族。

2011年，CPI 涨幅呈扩大趋势，存款准备金利率，利率不断上调。自今年3月起，CPI 涨幅均在5%以上的高位，3月、4月分别为5.4%和5.3%，5月更是达到5.5%，创近两年新高。为抑制通货膨胀，今年上半年，央行每月上调一次存准率，共计6次，每次0.5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准率达到历史高点21.5%；央行还分别在2月和4月加息0.25个基点，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25%，商业贷款利率为6.8%，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4.7%，10月以建行为首各大银行纷纷再次上调贷款利率，首套房贷利率最低上浮至基准利率的1.05倍。申请贷款者如果希望尽快放款，则需要主动上浮利率至基准利率的1.1倍。

其次，宏观调控下消费者的心理变化。购房者随着楼市的价格居高不下，而逐渐的清醒自己的头脑，跟风式购房和刺激性购房的现象也逐渐的降低。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在国家调控政策下，房地产市场才能保持健康、稳定和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薇.我国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下的变化[J].管理学家,2011(0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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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本次论坛是由韩国Money Today报社The Bell主办、融资中国联合主办的“2016 The Bell China Conference”。The Bell Conference在2012年首次成功举办，本次举行论坛为第五次。论坛每年参加人数规模达500多人，包括韩国政府有关人士、三星、现代、LG、SK等大型集团高管、重点金融机构高级人员等在韩国具有影响力的人士。韩国主办方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找出中韩两方实际性的合作以及投资机会，特别是让韩国企业/投资者深入了解中国各行业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以及合作/投资机会。宋清辉演讲分为四个部分，以下内容是前两部分：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来自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很高兴在韩国首尔与大家相识，我演讲的标题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新兴领域合作机会》。

第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稳中有忧

2016年2月份，2015年中国GDP为6.9%这个数字披露之后，可能包括在座的各位韩国经济界、商界同仁都感到了恐慌，虽然这种恐慌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数据只代表过去。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6.9%的GDP成绩单还是很不错的，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1975年GDP总值为3016.63亿元，而2015年GDP总值为67.67万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这40年里我国GDP上涨了233.33倍，年复合增长率为14.49%，这种高超增速几乎没有几个经济体能打破。

虽然资本市场的一些投资人士总是将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指标，但中国政府不会再片面追求GDP的具体增速，只要在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大势没有改变，他们都认为属于健康的经济形势。

韩国的有些同仁可能有时候不会密切地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但或许会关注中国的A股。目前，中国的A股里面的一些上市公司已基本上涵盖各行各业，因此中国A股上市公司业绩情况可能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整体面貌。我们从A股上市公司2015年年报和2016年一季报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整体上属于回暖态势，中国经济正在企稳复苏。

具体而言，第一点，A股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情况较为乐观。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增速，已由2015年第三季度同比的-11.8%提升至第四季度的-11.1%，再提升至2016年第一季度的-1.9%。第二点，传统行业发展乏力，新兴消费行业快速成长。以文化、旅游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行业的发展成为经济新亮点。文化传媒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旅游、酒店行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27.6%。第三点，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经济表现突出。互联网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达105.66%。第四点，新能源汽车业绩开启“快跑”模式。新能源汽车行业在2014年增长的基础上再次获得较大突破，2015年净利润增长147.83%。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中国“十三五”期间，中央国家机关一半公车将是新能源汽车。

在中国宏观经济企稳的背后，还有一些隐忧。2016年第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收入与利润的回升与净资产收益率（ROE）持续下降的矛盾则说明，中国的企业正通过不断的资产扩张来维持收入与利润的增长，但是资产扩张的效果是边际递减的，因此始终无法带来盈利能力的同步提升。据清晖智库统计，2015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及2016年第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整体ROE分别为10.1%、9.8%和9.1%，呈逐步下降的走势。若剔除金融企业，2016年第一季度平均ROE则会突然降至6.5%，与发达国家10%左右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经济弱复苏的背景下，ROE的回升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A股ROE的回升需要有效地去产能和通过改革带来效率的提升。

5月19日我从中国大陆来到首尔之后，在与韩国商界同仁交流的过程中，我发觉韩国商界同仁对刘易斯拐点、亚洲主要国家结构调整方面的问题有很深的理解。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我谈一下自己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

显而易见，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显端倪，主要表现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枯竭和沿海用工短缺等方面，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进入刘易斯拐点后，中国的经济奇迹可能会结束。我认为，中国经济遭遇刘易斯拐点之后，传统增长模式或会难以为继，传统制造业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并对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带来一些挑战。当然，刘易斯拐点危中有机，它会倒逼转型升级。在转型压力下，中国各级政府正在采用土地、财政、税收等手段，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例如鼓励企业加快信息化自动化的发展，利用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等。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亚洲主要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模式上有何特点：

首先是日本偏向于满速度，但是对经济的冲击却比较慢，效果不太理想。日本的国内形势很复杂，脆弱的“安倍经济学”亦难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衰退趋势，若日本不能够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日本的结构性难题就仍然存在，结构调整也成为安倍经济学的成败关键。

其次是韩国偏向于激进的模式，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不确定性也比较大，例如韩国出口减少、经济萧条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较大。我认为，韩国的结构调整要想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劳动改革、就业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调高经济增长的预期。

最后是中国的结构调整起到明显的效果。中国政府把增长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并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向中高端方向进行结构调整，例如大力发展服务业，新经济的增长在明显加快等。当前中国“新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从体量来看，尚无法动摇传统经济的支柱地位，对传统经济、旧动能的改造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仍对传统经济“情有独钟”，他们在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的双重惯性之下可能会重新加大对传统经济的扶持，而放弃对“新经济”应有的支持。

各位可能都知道中国有一个热词，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到底怎么改，可能是大家感兴趣的两个问题。中国政府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解决的深层次的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而不是政府调结构。

首先，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一个公式来描述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内在的含义是：政府通过用强力改革的办法去推进结构调整，减少低端和无效的供给，扩大中高端和有效的供给，藉以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通过重组整合使其退出市场，使供给体系能够更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中国经济当前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个性化、高端化、多样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中国供给侧出了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中国的国民来国外旅游的时候，热衷于“爆买”化妆品、奶粉、净化器等等，而中国国内生产的钢材每斤价格与大白菜差不多，与此同时，特钢却需大量从国外进口，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前行的一个重大包袱。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国有“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方式，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次，供给侧改革到底该怎么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工程。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为了短期内刺激经济的手段都只会让经济昙花一现，只有扩大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需求，从“病根”入手慢慢调养生息，才能促进中国经济有条不紊地健康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怎么改，在中国国内依然是很宽泛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五大任务可以简称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是中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对僵尸企业的处置，化解房地产库存，防控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和补充供给短板等具体方面。

简而言之，供给侧改革就是对症下药，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一个重心，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变革的重点正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对中国经济“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都具有重要影响。

关注中国经济较多的韩国同仁可能会发现，自1981年以来，中国政府有过很多类似的提法，最近三年的分别是：201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新经济”；2015年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4年则提出了“引领经济新常态”。不同提法的共同核心都是创新和提高社会效率，同时，每年的提法对中韩投资者来讲也是该年度的投资机会。

第二、中国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投资机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的五大任务分别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供给侧改革投资机会而言，也可以从这五大任务里面去寻找。五大任务中，去产能被放在了第一位，可见其重要程度。

去产能使得煤炭、钢铁、化工、有色、建材等行业并购机会增加，并购重组使得行业集中度大幅度提高，企业利润提升。供给侧改革将是2015年、2016年的政策主线，其中化解过剩产能是重中之重。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借鉴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产能去化过程中的经验，胜算率较大。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入深水区，去产能的不利影响也正在显现，例如就业市场压力增大，农业户籍人口的失业率上升，短期失业人员比重较大。据清晖智库统计，2016年第一季度用工需求量萎缩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加工制造业、能源行业、快速消费品行业、大型设备/机电设备/重工业等，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足，用工需求同比降低10%左右。

去库存可以有效地降低房地产企业风险，中国的房地产仍有较大的投资机会，房地产仍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会持续很长时间。中韩两国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不良资产处置基金和商业地产并购基金的形式，关注中国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带来投资机会。当前，中国许多传统行业处于周期底部，不良资产和商业地产存量资产的周期性机会已经显现。中国的去库存举措已经见效，房地产市场回暖较为确定。

机会总是与风险相伴。去库存过程中的最大风险，就是货币过度放松和区域性资产价格泡沫。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措施，如实施限购等，但事实上，靠楼市限购降房价很难，因为楼市限购增强了投资者的心理上涨预期。2015～2016年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房价仍大涨，并有蔓延至中国二线城市的趋势。

去杠杆有助于互联网、医药医疗、新材料、休闲服务等新兴领域的投资机会脱颖而出。根据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现状，潜在的投资机会主要来自于股权融资领域的新兴业态。与此同时，去杠杆也有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高杠杆延续了2015年股市高杠杆和2013年非标高杠杆的态势。债券市场杠杆高企引起监管层注意，监管不确定性较大，一旦去杠杆趋势形成，可能引发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和估值下跌的压力。

降成本被列为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它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改善它们的投资意愿，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活力。也只有让微观主体有活力，经济才能获得更加持久的发展动能。对投资而言，降成本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投资机会：第一，降成本可以改善企业盈利状况。第二，降成本将催生巨大的原材料替代和新增需求，从而给上游企业提供发展机会。

补短板就是给供给侧改革做“加法”，即针对中国当前供需失衡，补足供应短板和进行产业升级的现状，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增加有效供给。一只木桶到底能装多少水，要看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木桶效应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是决定中国经济整体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目前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却面临着一方面低端产品大量库存积压，一方面芯片、大飞机等高端核心技术能力却相对缺乏的困境，严重的供给结构失衡日益凸显出来，亟需通过扩大有效供给不上这块短板。

不仅如此，跟民生紧密相关的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短板现象也特别突出。由于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务供给不足，不但老百姓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孩子们还面临着上学难的问题。对中韩资本而言，中国国内的医疗、养老、教育、高科技、影视传媒等行业投资机会值得关注。因为中国的这些短板已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中韩资本联手是在造福人民。

韩国在国土面积上仅仅与中国的一个江苏省相差无几，却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韩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发达的国家之一，制造业占据着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三星、LG、SK、现代汽车等让“Made in Korea”丝毫不逊色于“Made in China”。贵国的造船、汽车、电子、化工、钢铁等领域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随着不断崛起的中国制造业和复苏中的日本制造业的双重“夹击”下，韩国制造业发展、增长乏力，面临着竞争力下滑的巨大挑战，亟需寻找新的发展战略。当“中国制造2025”与“制造业创新3.0战略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度融合时，中韩合作一定能成为中韩两国国企业共赢的大舞台。

中国广阔的市场值得在座的韩国同仁期待。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已经把创新驱动上升到国家战略，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2013年起，中国政府就从资金、政策等方面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投入。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国的最大投资机会就集中在七大新兴产业。与此同时，“中国制造2025”未来升级潜力非常巨大，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2025”才刚刚开始。例如工业机器人市场，与工业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韩国、日本和德国差距很大，不足三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可见中国市场仍有巨大潜力。

篇8

关键词：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增长路径；结构变化；拟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4-0036-06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外经济环境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经济运行先后几次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转换。为调控经济过热和避免经济衰退，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从紧、适度从紧、适度宽松、稳健和积极之间进行了多次相机抉择和组合。鉴于此现实，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的走势近年来很有可能发生结构变化。因此，运用一种科学准确的结构变化检验方法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的增长路径进行考察，对于研究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和经济各环节的内在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在时序列的增长路径结构变化的相关研究中，一个循环依存的问题使得已有检验结果值得商榷：一方面，趋势方程中回归残差项是平稳还是单整序列会直接影响结构变化的检验结果；另一方面，判断时序列是否平稳的单位根检验又需要获得结构变化存在与否的信息。这样，时序列的结构变化检验与残差单整性检验互为条件，相互依赖。因而，准确地判断经济变量增长趋势是否发生变化，要求寻找一种不依赖回归残差平稳性特征并具有良好功效的内生结构变化检验方法。

鉴于此问题，Perron和Yabu（2009）[1]提出一种拟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quasi-FGLS），由于该方法提出的检验统计量在残差为I（0）和I（1）时的极限分布非常接近，使得检验结果在残差项自回归形式和结构变化同时未知的情况下仍然可信。

考虑到近十几年来我国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本文运用Perron和Yabu（2009）提出的quasi-FGLS方法对1995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走势的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检验。与以往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结构变化的诸多研究不同的是，大多数已有研究其基本出发点是应用或者修正结构突变单位根以检验时序列的单整性，侧重于把结构变化作为单位根检验的先决条件，对结构变化的判定也依赖于回归残差的平稳性这一问题讨论较少（例如，Li，2005[2]；栾惠德和张晓峒，2006[3]；滕建州，2006[4]；Liang和Teng，2006[5]；聂巧平和冯蕾，2008[6]），而本文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走势的结构变化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独立于回归残差的是否平稳的假定，克服了以往检验中存在的回归残差平稳性与结构变化循环依赖的问题，结论更稳健。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结合现实对实证结果加以分析比较，从而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决策和重大事件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作用，并对经济运行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研究。

二、检验模型设定

随机变量的生成过程如下：

yt=x′t？鬃+ut

ut=？琢ut-1+？淄t（1）

？淄t=d（L）et

令T表示样本量，t=1，2，…T，et～iid（0，？滓2），解释变量xt和待估参数？鬃为r×1向量，-1

以下三种模型代表结构变化的三种不同情况：

模型I：仅漂移项存在结构变化。x=（1，DUt，t）′，？鬃=（？滋t，？滋1，？茁0）′，令T1表示结构变化发生的时间，t？燮T1时，DUt=0，t>T1时，DUt=1。此时，检验为H0∶？滋1=0；

模型II：仅趋势项存在结构变化。xt=（1，t，DTt）′，？鬃=（？滋0，？茁0，？茁1）′，t？燮T1时，DTt=0，t>T1时，DTt=t-T1，此时，检验为H0∶？茁1=0；

模型III：漂移项和趋势项同时发生结构变化。xt=（1，DUt，t，DTt）′，？鬃=（？滋0，？滋1，？茁0，？茁1）′，此时，检验为H0∶？滋1=？茁1=0。

三种模型的原假设可以统一表示为矩阵约束形式：H0∶R？鬃=？酌，R为q×r矩阵，？酌为q×1向量，q为约束个数。

？琢的估计值■可以通过如下回归获得：

■t=？琢■t-1+■？灼i？驻■t-1+eik（2）

滞后阶数k根据AIC准则确定，然后进行FGLS回归：

（1-■L）yt=（1-■L）x′t？鬃+（1-■L）ut

由于？琢=1时，Wald检验统计量的极限分布不服从？字2分布，Perron和Yabu（2009）用如下方法构建？琢的超有效估计量：

■=■ ifT1/2■-1>11 ifT1/2■-1？燮1（3）

用■S作为的估计值进行FGLS回归并可证明，三个模型的Wald统计量均服从？字2分布。

针对？琢的最小二乘估计量存在向下的偏误问题，Roy和Fuller（2001）提出如下偏误修正估计量：

■M=■+C（■）■a（4）

C（■）=-■ ■>？子pctLPT-1■-（1+m）[■+？琢2（■+10）]-1 -10

其中，■？琢为■的标准差，■=（■-1）/■？琢，m是系数向量？鬃的行数，Lp=（p+1）/2，p为ut自回归的阶数，a1=（1+m）T，a2=[（1+m）T-？子2pct（Lp+T）][？子pct（10+？子pct）（Lp+T）-1]，？子pct为？琢=1时■的极限分布的分位数，在结构变化位置已知（未知）时，取？子0.95（？子0.99）。

根据式（3），计算偏误修正估计量■M的超有效估计量■MS，然后使用如下quasi-FGLS方法对？鬃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计算Wald统计量WRQF（？姿1）。

最后，在结构变化位置未知的情况下，按照Andrews（1993）[7]和Andrews和Ploberger（1994）[8]的做法，构建结构变化检验统计量：

Exp-WRQF=logT-1■exp■WRQF（？姿1）（5）

？姿1=T1/T，？撰={？着？燮？姿1？燮1-？着}，？着=0.10。

Perron和Yabu给出了该统计量的临界值，其在残差项为I（0）和I（1）时非常接近，因此，根据该统计量得出的结构变化检验结果不受残差平稳性的影响。

上述检验可概括成如下步骤：

（1）对给定的结构变化，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围绕结构变化的退势处理，得到残差■t。

（2）运用最小二乘回归估计式（2），得到？琢的估计值■并计算■=（■-1）/■？琢。

（3）根据式（4）对■值进行修正，得到偏误修正估计量■M。

（4）构建？琢的超有效估计量■MS：

■MS=■M T1/2■M-1>11 T1/2■M-1？燮1

（5）运用■MS进行quasi-FGLS估计，得到系数估计向量■，根据不同模型和ut的不同形式构建相应的WRQF统计量。

（6）在结构变化未知的情况下，对所有可能的结构变化时点重复上述步骤，从而构建Exp-WRQF统计量，对结构变化进行判断。

三、变量指标、数据来源及实证检验

（一）变量指标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10个有代表性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①，即：GDP、人均GDP、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人民币贷款余额、实际工资总额、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名义工资总额和就业人数，运用上述方法对这些变量在199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期间②的结构变化进行检验。构建指标之前，先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首先用X12方法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季节调整；然后采用定基CPI指数对除名义工资总额外的其他季节调整数据进行平减以获得各变量的实际值，进入模型分析的是各时序列的自然对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GDP、CPI、储蓄存款余额及贷款余额来自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最终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就业人数和名义工资总额均来自高校财经数据库③。

（二）Quasi-FGLS结构变化检验

首先在同时考虑均值漂移和趋势变化的情况下（模型Ⅲ），对选取的10个变量进行实证检验（见表1）。检验结果显示，有8个变量的Exp-WRQF检验统计量至少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结构变化的原假设，这8个变量分别是：GDP、人均GDP、就业人数、名义工资总额、实际工资总额、储蓄存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表明这些变量的增长路径同时发生了均值漂移和趋势变化。

对于在模型Ⅲ下不能拒绝原假设的其余两个变量：贷款余额和进出口，本文进一步运用模型Ⅱ进行检验（见表2）。其中，进出口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意味着该变量的增长路径仅在趋势项上发生了结构变化。最后，使用模型Ⅰ对仍不显著的贷款余额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实证表明，除贷款余额外，其余9个变量均在样本期间内发生了结构变化。

对于存在结构变化的自然对数值yt，可以通过下列回归方程得到其拟合值并计算结构变化前后的潜在增长率（参见，Li，2005[2]；Perron和Yabu，2009[1]）：

yt=■+■t+■DUt+■DTt+■t=■t+■t（6）

■t即为yt的拟合值。结构变化以前，yt的潜在增长率为时间趋势项t的系数■，结构变化后，潜在增长率转变为t和DTt系数之■和■。表1和表2在给出结构变化检验结果的同时，也给出了结构变化前后相应的潜在增长率和平均增长率。

四、结果分析

（一）储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

储蓄存款余额的结构变化发生在1997年第4季度，观察图1，结构变化发生前，我国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增长率保持在25%以上，1994年更是高达41.5%；结构变化之后，该增长率出现明显回落，除2008年，其他年份均低于20%。

理论研究中，很多学者通过动态无效（Dynamic Inefficiency）理论对一国储蓄的适度规模进行考察，当一国存在过度储蓄，即储蓄率超过了资本积累的黄金率（golden rule），经济运行是动态无效的，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时期，1980年至1997年，我国储蓄存款的年均增长率为32.91%，大大高于城乡居民个人货币收入的递增水平和GDP的增长步伐。高储蓄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但巨额的储蓄存款也会对消费和投资造成挤占，制约经济的良性循环。袁志刚、何樟勇（2003）[9]运用黄金率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为减少过高储蓄带来的资源浪费，使更多的资金流入投资领域，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央行运用利率杠杆以期分流储蓄，于1996年下半年开始了连续六年的降息。在这个过程中，政策效果逐步显现，表现为自1997年年末开始，我国储蓄存款余额的路径发生偏离，潜在增长率由之前的5.37%降至3.14%，增速放缓。与储蓄存款不同的是，检验结果显示，我国贷款余额的增长路径自1995年以来并未发生，在此期间，无论是国内的宏观调控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均未能改变其走势，潜在增长率在整个时期为3.12%。1997年之前，储蓄存款的潜在增长率（5.37%）高于贷款的潜在增长率（3.12%），而结构变化发生后，二者基本持平（3.14和3.12%），这表明，尽管以利率为调控工具的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的影响有限，但通过改变储蓄存款的增长路径，使储蓄存款与贷款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增长状态。

（二）固定资产投资、GDP、人均GDP

高储蓄率是决定高投资率的关键变量，储蓄存款的持续增长带动了投资规模的扩大。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变化出现在2000年第4季度。在经历了1994年到1996年典型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之后，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缺陷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由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转变的迹象开始显露。为了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我国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并于1999年将促进投资需求较快增长作为五个重点经济工作之首。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刺激政策使我国很快走出危机阴影，表现为自2000年第4季度起，固定资产投资的路径变化，发生向上偏移。数据表明，2000年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由两位数上升至三位数，到2003年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增速过快问题。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成为拉动GDP增长的重要动因。检验结果显示，GDP的结构变化出现在2005年3季度，结构变化前，GDP指标的季度潜在增长率为2.06%，而此后该增长率升至2.96%。与GDP相同，人均GDP的增长路径于2005年3季度发生水平跳跃，但是，通过计算发现，其潜在增长率在结构变化后不升反降，由之前的3.01%降为2.36%，增速放缓。我们认为，尽管2003年以来我国就业人数保持持续增长，但这种增长一方面是生产发展的真实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政策导向的结果，人力资源未能充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使本文中代表劳动效率的人均GDP（GDP与就业人数的比值）的潜在增长率在结构变化后出现下降。同时GDP与人均GDP在结构断点前后潜在增长率变化的非一致性也说明我国经济目前仍是依靠增加劳动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而非依靠提高效率的集约型增长。

（三）就业和消费

就业人口和消费的增长路径在2002年第4季度同时出现向上的结构变化，二者的潜在增长率分别由之前的-1.23%和2.08%上升至之后的1.76%和3.47%，而这种同步变化正是就业与消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形式。一方面，就业的增加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而这又将推动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另一方面，消费水平的提高也会带动市场容量的扩张，这种扩张通常以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来实现，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由于城乡分割就业体制的弊端在90年代后期逐渐显露，城乡统筹就业政策于2000年应运而生并被明确纳入“十五计划纲要”，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推动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就业人口增加，也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成熟，使劳动力资源配置逐渐向市场化转变。在就业改革措施的冲击下，加之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有力保障，自2002年年底，就业人口的增长路径无论在水平截距上还是趋势上均出现显著提高，形成偏离原有走势的新路径。

1997年6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10月，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经济运行显现出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趋势，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已由通货膨胀开始转变为通货紧缩。为了走出通货紧缩，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1998年至2002年间，我国逐步形成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其核心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升居民消费倾向。围绕这个目标，我国政府出台了多方面的政策组合，主要包括扩大劳动力市场容量，增加就业从而提高居民购买能力和通过连续降低存贷款利率来鼓励个人消费信贷等政策。消费刺激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拉动了消费的增长，并对消费者信心指数起到了提振作用。尽管此后爆发的非典对第二季度的居民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但由于非典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且政府及时采取了稳定经济的举措，损失有限。根据检验结果可知，消费刺激政策的效果在2002年第4季度集中显现，使我国实际居民消费的增长路径向上转变，潜在增长率由之前的2.08%上升至3.47%，此后的“非典”疫情爆发并未能改变这种新的增长路径，而仅使得居民消费围绕该路径发生暂时性波动。

（四）进出口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后，我国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出口竞争力受到一定冲击，出口增速滑落。面对严峻的外贸形势，我国加大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力度，以维持和扩大已有的市场份额。首先，在出口商品结构上做出调整，实行“科技兴贸”战略，重点扶植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等重化工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迅速上升。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一国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条件取决于该国的进出口产品是否具有足够大的需求弹性，因此，贬值并不一定增加出口。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使我国出口产品中需求弹性小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比例提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出口相对价格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提高出口退税率，并进行外贸体制改革，赋予各类企业进出口权。1998年下半年，符合一定条件的私营企业被允许从事自营进出口业务。由于私营企业出口更富有活力，使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和出口竞争能力得到提高。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和外贸体制改革，给我国出口的恢复和增长带来契机，从本文的检验结果可知，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和外贸体制改革确实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表现为自1999年二季度起，实际进出口总额的增长路径发生改变，潜在增长率由0.70%骤增至5.36%，而这种变化主要是出口增速提高的结果。

（五）名义工资总额与实际工资总额

名义工资总额的结构变化出现在2001年第2季度，稍晚于实际工资总额的结构变化时点2000年第3季度。结构变化后，二者的潜在增长率大幅提高，分别由之前的0.97%和0.82%上升至3.86%和3.16%。工资总额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政策引导的结果，即深化工资货币化改革的结果。1992年，我国开始进行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中央于2000年要求进一步深化工资制度改革，使职工收入更加货币化。这种深化改革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来实现的，如住房补贴货币化，医疗保障货币化、职工补贴津贴货币化等，隐性工资逐步显性化，使名义和实际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路径先后偏离原有的趋势，增长速度较先前出现显著提高。

五、结论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多次调整的现实，本文采用Perron和Yabu （2009）提出的拟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我国199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的10个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增长路径的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除贷款余额外，GDP、人均GDP、储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实际工资总额、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名义工资总额和就业人数的趋势方程均存在结构变化，潜在增长率出现明显改变，但这种变动有增有减。

通过对结构变化时间的分析和变化前后增长率的比较，本研究发现，我国的就业制度改革，上世纪90年代末的消费和投资刺激政策，工资货币化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和科技兴贸战略对宏观经济各方面产生了有力冲击，使大多数经济和金融总量的增长路径发生偏移，从而出现结构变化[10]。在这些变化中，就业和居民消费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因此在政策调控上应注意二者的协调发展。检验结果同时显示，我国经济目前仍是依靠增加劳动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而非依靠提高效率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近年来就业的持续增加是生产发展的真实需求和国家政策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力资源未能充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使得就业人口人均GDP的增长率在结构变化后不升反降。

作为时序列的趋势方程是否存在结构变化的一种检验方法，拟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检验法有其特有优势，该方法构建的检验统计量在残差为平稳和单整序列时具有非常接近的极限分布，适用于在趋势方程中残差项自回归形式和结构变化同时未知的情况下的结构变化检验，故本文得到的结论更加稳健。

注释：

①10个变量的选取参考梁琪和滕建州（2006）所使用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

②由于名义工资总额在1995年第1季度至1996年第三季度的数据缺失，本文的名义工资和经物价平减得到的实际工资的样本数据为1996年第4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

③我们获得的CPI数据是月度同比指数，月度定基CPI数据根据倒推环比法并使用月度同比指数以及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的月度环比指数得到，然后根据月度定基CPI计算季度CPI。

参考文献：

[1]Perron P，Yabu T. Testing for Shifts in Trend with an Integrated or Stationary Noise Compon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2009，（27）：369-396.

[2]Li X M. China’s economic growth：what do we learn from multiple-break unit root tests？[J].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5，（52）：261-281.

[3]栾惠德，张晓峒.中国人口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基于结构突变理论[C].经济学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2卷，第1辑.

[4]滕建州.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平稳性的再思考[J]. 统计研究，2006，（10）：55-60.

[5]Liang Q，Teng J Z. Unit roots and structural breakpoints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time series[J]. Frontier Economics in China，2006，（4）：537-559.

[6]聂巧平，冯蕾.考虑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程序研究——基于“新息异常值模型”的Perron检验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9）：139-151.

[7]Andrews D W K. Tests for Parameter Instabil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with Unknown Change Point[J]. Econometrica，1993，（61）：821-856.

[8]Andrews D W K，Ploberger W. Optimal Tests When a Nuisance Parameter Is Present Only Under the Alternative[J]. Econometrica，1994，（62）：1383-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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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发展转变；经济调整

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与公众社会生活需求有着密切联系。而经济的宏观调控则是政府为了保证经济平稳发展所采取的政府行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宏观调控都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管理手段。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经济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方式更加灵活，成效也更为显著，尤其是在经济体制的转变中更为突出。

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历程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有过若干次重大调整，其中有经济扩张政策，也有一定程度的紧缩调整。宏观调控政策较为多样，譬如在财政政策制定中的货币宽松政策，利用利率调整拉动内需等，这些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调控效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03年，国家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紧缩调控，调控形式较为特殊。从2003年起，国家进入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与前些年所实施的扩张政策相比，其作用更加明显，并出现经济过热发展的端倪。这一变化促使国家再次对财政实施紧缩调控。本次调控与以往经济宏观调控有一定区别，由于国家的经济运行环境极其体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本次调控政策的实施更具特殊性。从本世纪初开始，国家相继对钢铁、建材等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调整，通过调整避免了社会经济的大起大落，使经济发展形式更为多元化，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的稳定。2004年，政府针对经济环境特色提出了“双稳健”发展模式，提出了货币与财政两个领域稳健发展的重要性。该政策的实施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客观发展需求相适应，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此后，国家多次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二、国际金融机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发生转变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我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以“两防”为目标，以此防御经济发展过热和通货膨胀。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家经济形式随之变化，政府提出了“一保一控”的宏观调控目标，也就是保持社会经济的稳步增长，同时还要控制物价的过快增长。2010年11月，国家出台新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当中突出“保字当先”目标，也就是一保障社会经济处于平稳增长势头。这一新政策的变化，顺应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潮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保证作用。

从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看，主要涵盖了经济增长、保障社会就业、维持物价稳定、平衡国际收支等多方面内容，其中经济增长是其主要目标。只有保证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保障物价保持在稳定水平，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增强经济发展信息方面来看，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看法直接影响力企业投资额度，如果不具备乐观的发展信心，银行将会紧缩贷款，公众的消费能力会下降，市场经济会更加萧条，国家经济的发展将处于停滞期。所以，在经济发展难题较多的环境下，更需要建立起公众信心。中央在拉动国民内需的工作中，推出了十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首先就是要激活国民的经济信心。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式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经济下滑问题严重，这些外部环境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不但对国内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对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样具有良好推助作用。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与实施力度有所转变

在当前宏观政策调控中，改变了以往产业领域的竞争，将财政扶持重点定位于基础建设、文教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这一转变体现出经济政策改革与科学发展观的有机融合，体现出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共性。在宏观调控力度上更具全局性，政策实施较为密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不但行动迅速，而且执行得力，各项措施得以稳步落实。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配套性政策相继出台，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增强。

（三）推进方式发生转变

以往国家在经济政策推行中主要以渐进式为主，侧重于与经济环境的优化与完善。而在新的宏观调控政策中，政府则以“强力推动”方式促进各项经济政策落实，目的在于利用更短的时间看到政策实施成效，及时把握时机。这些变化说明，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对成熟的推进方式，政策的针对性更为明显，灵活性不断提高，以此避免经济市场出现大起大落。

三、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一）有利于市场资源的高效配置

现阶段，国家宏观政策的转变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科学发展观的相应要求，表明国家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决心。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不但对国民经济增长有利，同时还有利于构建起更稳定的经济结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于提高经济环境的发展后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在深化改革的同时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宏观调控有利于市场资源的高效配置，为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二）有利于突出经济增长中的人本理念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是政府解放思想、稳抓机遇的具体体现，显示出我国政府在严峻的发展形势下强大的经济驾驭能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执政为民，将广大群众作为社会发展的依靠，在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上突出了造福民生的特点，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引导性和前瞻性，增强了政府对各项经济风险的防御能力。

（三）宏观经济调控收效显著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体现在体制结构的变化中，有利于经济保持高位增长。同时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产业调整，社会产业结构更加均衡，促进了城乡人口解构调整，增加内需强度，有利于消费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新消费动力。

四、结语

国家经济的发展受国内外环境的交互影响，经济波动更为明显。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发挥，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市场环境，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动力，以此促进国家经济的平稳转型，构建更稳定、更灵活的经济发展环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曾学文，金三林.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J].农村金融研究.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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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 管理 创新 分析

引言

由于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竞争越来越来激烈。而且新科技的飞速发展，全球产业结构不断出现新的调整和变化，国内经济环境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新环境和新变化，要不断完善管理手段，创新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科学地提高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应对国际国内经济新变化，走在世界前列，提升综合国力。

一、宏观经济管理创新性的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社会化大生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这也是世界经济的一种常态。社会化大生产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国民经济各部门联系越来越紧密，企业与产品之间生产要素流通的愈来愈快，仅靠市场对经济四个环节的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能够协调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利益，实现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创新宏观经济管理可以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下对企业和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解决，从而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稳定的环境。

（二）有利于弥补市场缺陷

虽然在宏观经济管理下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近些年来市场竞争激烈，恶性竞争不断出现，市场环境收到冲击，市场秩序出现紊乱、新科技产品充斥市场但相关管理标准和准入制度缺乏等一系列新的现象。市场在调节经济时往往是滞后和被动的。借助网络和媒体的力量进行创新行管理有利于弥补市场缺陷，强化管理力度以及舆论影响力。在传统的经济、法律以及政策手段上进行创新也会使宏观经济管理简便易行，为市场和社会所接受[2]。

二、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性理念和对策

（一）创新性理念

1.目标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是政府所要达到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理想目标，决定着管理的内容和工作方向，也是评价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最重要的依据。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工作非常重要。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也要随之变化。经济过热时以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经济下滑时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观察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目标首先是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然后再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另外，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年上升，居民消费行为渐趋成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加快，合理控制投资增长速度成为保持平衡的关键。

2.主客体创。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本质是政府组织机构。对管理主体创新就是对政府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创新。组织创新就是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改革政府职能和工作效率。主要在监管市场运行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保持政企分开、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权责一致，明确部门分工和职能分配，加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调整专业经济部门，创新执法监管方式，可适当发展社会中介组织[2]。还要尽量降低工作成本，以最少的部门和人员完成既定工作，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及对市场新变化的敏感度，提高服务质量。

3.管理手段创。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是政府采取的所有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手段，包括软件方法、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硬件方法有各种传媒和网络等。对管理手段的创新决定着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发挥的水平和管理能否收到成效。

（二）新形势下宏观经济管理

1.经济管理规范和准绳。新形势下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离不开法律，法律是一种规范和准绳，任何创新性手段的使用都离不开法律的依据和约束，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强化法律地位是最重要的前提。但是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也可以适当的借助其他管理方式进行创新，以适应新的需求。这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2.管理手段创新。主要是利用网络和高科技产品，进行电子化政府建设，加快政府管理的网络化，建立政府网站并进行专业化管理，推进宏观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3]。将政府工作透明化和人性化，对宏观经济管理实现智能化管理和高效管理。

3.创新性对策--平衡积分卡。由于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中存在着诸如机构庞大、冗员、运行成本过高、盲目投资公共项目等问题。这些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中也不乏存在，对宏观经济的协调和管理是一种阻碍。引入平衡积分卡制度，能够有效的进行政绩评估。而且平衡积分卡涉及到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多方面的转变，它对管理组织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作用。

三、结语

宏观经济管理是对一个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能力和对经济调控能力的考验，是保证一国经济有效运行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下飞速发展。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国内经济市场复杂多变的情况，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创新管理观念和管理手段，借助媒体和网络，建立“电子化政府”，明确职能部门职责，将政企分开，并提高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工作素质，为我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毛伟.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性研究[J].现代商业，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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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报道要有正确的宏观意识

过去，宏观经济被认为和普通生活有相当的距离，随着经济的发展，百姓经济生活范围的扩展(如个人理财渠道的增加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调整等对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在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宏观经济报道不再被看作仅仅是政策的宣传，而是要将宏观经济政策、重大经济事件切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去进行报道，在报道中做到有宏观思维、宏观意识。宏观思维和宏观意识是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对经济报道尤为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经济事实的感受和宏观经济报道之间是有差别的，经济事实在生活中是复杂且零碎的，而宏观经济报道的责任则在于把读者感受到的复杂、零碎的经济生活变成全面的、整体的，即是从全面和整体的高度，向读者解释他所感受到的复杂、零碎的经济现象，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例如，200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受多方面影响，各地的物价普遍上涨较快，老百姓在生活中都在抱怨物价变动，这种感受表现在每个人身上却又是零碎的、不全面的，仅以个人感受为限。究竟物价的形势是怎样的?这就需要用宏观经济报道来回答，宏观经济新闻要从整体上报道物价，说明物价形势，以及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记者必须要掌握宏观情况，从宏观层面作出判断，进行报道。宏观经济报道既要回答人们遇到的问题，又要告诉读者一些个人感受之外的宏观信息，有效地引导舆论，发挥媒体的作用。

当前的宏观经济报道存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宏观意识，而是对宏观意识的误解，导致了宏观意识和百姓的日常感受成两条平行线运行，造成宏观经济报道落入普通人看不懂，专业人士又不屑于看的现状。创新宏观经济报道必须要有正确的宏观意识，正确的宏观意识在宏观经济报道中表现为整体性和层次性两个方面。整体性是指记者擅长从各个方面认识事实，报道新闻。在重大选题的报道中，比如当国家重大经济发展政策出台时，要从整体的角度，从各个层面来选择题目，保证政策阐释的完整。另外，整体性还指记者在报道一个事实时，把它与同类事物联系起来，通过纵向比、横向比，当作一个整体来认识。例如，2004年中央出台了新的“一号文件”，是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经济日报》刊发了《走东南西北话农民增收》系列报道，通过东南西北4个村庄的变化，来探讨农民增收问题。2005年、2006年中央又相继出台两个“一号文件”，也都是关于“三农”工作的，在解释这些新政策时，该报组织了“建设新农村四地重访”，让记者回到两年前报道的4个村庄“回头看”，在对比反差中报道主题自然而然就凸显出来，很好地阐释了相关的“三农”政策。层次性简单说就是记者既要深入实际，又要能“跳出来”：一个是能站在更高层面上看事实，翻开报纸我们经常能看到宏观经济报道往往变成了简单的政绩罗列，引起了读者的反感，原因就在于记者没有站到一个带有全局的高度，以生动事实回答普遍面临的问题。另一个是从更高层次看细节，采访细节是报道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记者必须擅长观察细节、认识细节，分析细节背后的意义，这都需要有正确的宏观思维意识。

转变宏观经济报道方式――宏观经济报道“微观化”

宏观经济报道的微观化是经济报道贴近读者的需要。而通过微观来反映宏观，也可以充分发挥地方综合性日报的特长，做好经济报道。我们说当前宏观经济报道应该抓住当今经济体制转换的时代特点，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要与体制转型直接联系起来。由于经济现象大部分在微观领域，因此宏观经济报道应从具体的经济现象抽象出一般的道理，要以小见大，由现象到本质，由微观视角透视宏观问题。

宏观经济报道很多都是关于经济政策的调整等方面的内容，多是由数据和现象组成，而最终能给读者留下印象的只是一些故事，首先记者要善于发现故事，即从微观上来观察、体现宏观经济变化。例如2006年9月，《钱江晚报》刊发了一组关于杭州人居住幸福感的主题报道，通过生活幸福感的变化来表现经济发展带给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么一组反映宏观社会的报道却通过杭州人关于幸福生活的一个个故事串联而成，读来饶有趣味，让读者在具体的故事中感受政策的变化、经济的开放等宏观调整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变。其次，记者要会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数字在经济新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宏观经济报道中数字的运用却落入了一个过于专业化的地步，如何将这些数字转化为一个个可以感知的故事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个专有名词很多人都听说过，却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指数对普通人生活的真实意义，《钱江晚报》在2003年就为解释这一专业术语组织了一组《我们钱包的真实价值――新财经时代解读》，通过解读故事让读者知道数字是怎样说话的和指数是怎样反映我们钱包的厚薄的。

创新宏观经济报道的写作角度

当前地方综合性日报宏观经济报道所遭遇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也是写作的刻板枯燥、程式化造成的。必须要改善宏观经济报道的写作方式，才能提高宏观经济报道的传播效果。首先，应该让经济报道跟着人走，通过人来反映经济问题。现在宏观经济报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通篇新闻稿不见人，都是记者在大段地叙述，让读者觉得乏味。改善的途径可以将经济报道中的数据尽可能渗透到事情和人物的言行当中，让读者从人物的活动和语言中发现、掌握经济运行规律，这才是成功的宏观经济报道。例如：美联社记者Vivian Marino在报道退休人员财务问题时并没有直接阐释国家相关政策的不足，而是通过一个名为Richard Walters的60岁老工人在退休之后又四处奔波找工作以维持生活的真实事件，以此来反映退休金不足以维持退休人员日常生活开支这一社会普遍问题。整篇报道以Walters找工作的艰辛，将问题逐一展现出来，引人入胜。这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能因为强调宏观经济报道内容的深度而忽视了人的作用，经济生活是人的经济生活，在报道过程中应注重引入相关的人物表现。

其次，学习《华尔街日报》的“钻石体新闻”，钻石两头尖中间大，该报的经济报道之所以被称为“钻石体新闻”，是因为这类报道开头均是关于普通人的生活情景，具有穿透力，很容易将读者引导到他们熟悉的情景中，然后由这样的生活故事转而讲述一种新的经济现象。结尾再次进入另一个相近的生活场景，与开头首尾呼应。读者只要想到这类生活场景，就会想到这类情景说明的经济现象。其写作特点就是“感性――理性――感性”。宏观经济报道应该学习这种写法，让读者明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宏观调控给日常个人经济生活带来的变化。

可喜的是，当前地方综合性日报都已经意识到宏观经济报道在读者日常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党报的宏观经济报道正在力争走出刻板的程式化政策宣传，都市报和晚报也在加大宏观经济报道的分量，力求满足读者的经济生活需求。

(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创新报纸经济报道服务广西建设的研究”成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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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经济纺织业风险

一、宏观经济变动与纺织业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宏观经济的变动导致纺织业产值的变化，可用纺织业增长弹性来表示。增长弹性表明宏观经济变动对纺织业产值变化的影响程度或纺织业对宏观经济的敏感性，其计算公式为纺织业增长弹性系数＝纺织业产值增长率／GDP的增长率（我们用GDP的增长率表示宏观经济的变动）。如果该弹性系数较大，说明纺织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反之相关度低或不相关。以下我们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分析两者的相关性。

1.定性分析。西方经济理论研究表明，社会（消费者）对不同行业的弹性不一样。对生产“奢侈品”的行业来说，随着经济增长加快、居民收入增加，人们的对该行业的产品需求就会加速增长，从而该行业得到快速发展，比如近年来我国海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而对生产“必需品”的行业来说，虽然经济增长带来人们收入增加，但并不能促进该行业更快发展，比如食品行业，因为收入增加一般不会导致人们吃更多的食物。一些行业对宏观经济变动的反应程度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变动对纺织业的影响居于中等水平。因为纺织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虽然社会对纺织产品消费的收入弹性没有像其他奢侈品那么大，但是相对于农业、食品、零售等行业的弹性系数应该是较大的。由于我国纺织业有近三分之一的产量都是出口的，世界市场是我国纺织业产品的重要销售市场，因此，我国纺织业的发展和波动也较大程度地取决于世界经济与市场的波动和变化。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可以将纺织业对宏观经济的增长弹性定位为中等。

2．定量分析。纺织业的运行状况与宏观经济变动的相关程度可以通过比较纺织业产值与相应年份的GDP的波动状况做大致的判断。我国近年GDP和纺织业产值的数据见图1。

由图1可知，纺织业的运行趋势基本与GDP的趋势保持一致，1980年～1997年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纺织业产值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阶段；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整个宏观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同时，我国纺织业由于对外部市场较为依赖，使得我国1997年以后的两三年里纺织业产值增长乏力，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从2001年起，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带来的外部市场的进入机会，使得我国纺织业重新回到了加快增长的阶段，2005年～2006年继续保持这一增长的趋势。

以下是把1980年～2006年GDP与纺织业产值用SPSS软件进行简单相关分析（Pearson），结果说明见图2: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76;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GDP与纺织业产值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宏观经济变动状况

GDP是衡量宏观经济总量变化的一个好指标。我们可以通过二十几年GDP增长的数据来分析我们的宏观经济变动。

由图3、图4可知，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见表2。

按宏观经济变动分析，上一轮经济周期在2000年达到谷底，之后经济增长向上回升，最近两年增长速度放慢，但仍处在高速度增长状态。

三、纺织业受宏观经济变动影响的风险判断

从纺织业对宏观经济变动的反应程度，以及宏观经济趋势两方面综合判断，未来纺织业的发展将保持较快的速度增长。但是最近几年我国纺织业又处于国际纺织品贸易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例如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世界纺织品贸易市场的重新分配；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纺织品反倾销事件增多；当前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纺织业的发展面临一些不利因素和不确定性等，因此我国纺织业发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综合上述分析，就宏观经济变动对纺织业发展的影响来看，我们认为纺织业受到宏观经济变动影响的风险定位，可以定为中等，见表3。

参考文献:

[1]科罗赫等著曾刚等译:风险管理[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2]窦祥胜:宏观经济风险探析[J].经济学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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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中国经济周期 宏观调控 灵活性

经济周期实质上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体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偏离与调整的过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都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在沿着其总体发展趋势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表现出周期性的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有时发展地很繁荣，有时又会出现低迷现象，经济在其总体发展趋势中，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一、经济周期的简要解释

1825年，英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对经济周期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给经济周期下了此定义：“经济活动水平的一种波动，它形成一种规律性模式，即先是经济活动的扩展，随后是收缩，接着是进一步扩张。这类周期随着产量的长期趋势进程而出现。”从经济学家们的描述中，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经济周期：经济活动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并不断重复的现象就是经济周期。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运行阶段与历次宏观调控措施回顾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存在着争议。一般根据经济增长率的“谷—谷”划分法，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阶段划分为：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10-至今。

（一）1978-1981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运行速度猛增、财政赤字较为严重、外贸赤字出现及外汇储备接近于零，此即第一轮经济过热。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调控措施：搞好整体平衡；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抽紧银根，大力减少货币投放和各项贷款；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

（二）1982-1986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经过1982-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能源、交通、通信和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出现短缺和价格的快速上涨。因而，1982-1986年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针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政府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措施：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银行借贷规模、控制自筹投资、加强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等；同时，政府还采取了管理和监督检查物价、对信贷进行全面检查等措施。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职能。

（三）1987-1990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87年为上个经济周期的恢复期。1988年我国实行的价格改革引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热潮。伴随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挤兑风潮，从1988年9月到1991年年底，我国进行了为时三年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主要集中在1988年和1989年，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加强调控物价；加强控制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缩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四）1991-199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后，我国经济开始迅速启动起来，步入高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金融秩序混乱。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注意到信贷和投资过快扩张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199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提出了有关调控措施。1993年6月，国务院提出了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央行于1993年5月、7月分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3年12月，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自1994年开始，财政出现赤字后向银行透支不再被允许；1995年1月、7月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5年、1996年继续实行双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这次调控的最大特点是政府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特别是通过充分运用利率政策调控经济取得了很好的调控效果。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通过发行国债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这一时期是政府配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阶段。

从1998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国内供求关系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变，通货紧缩与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对此，宏观调控措施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

（五）2000-200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到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我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和一些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较快增长，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安排。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货币政策特别是公开市场操作在调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呈现出过快增长的特点，一部分行业出现了投资过剩，经济出现局部过热，通货膨胀日渐加大。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政府于2004年年底将宏观调控措施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向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变，以此避免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过度攀升。

2006年，全球各类资产大幅度上涨，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也随之上涨，流动性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的首要问题。此外，旺盛的消费需求也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另外，由于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强劲的出口势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2007年和2008年我国经济再次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因此，反通胀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同时，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于次年蔓延至全球范围，形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我国外部需求显著收缩，国内失业比例增加，加上全球通胀压力开始缓解，通缩风险同步增加，我国经济面临着刚刚“降温”又急需“升温”的境况。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可能面临的经济下行趋势与通货紧缩，2008年11月，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确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货币政策由“从紧”到“适度宽松”，显示出在多种的调控目标面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变化更具有灵活性。

到2009年，我国各项经济数据全面下降，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一起下降，并且降至了近十年来的一个相对低点。但在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2009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有所起色。而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在其带动下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三、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分析

“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美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罗斯科·庞德的这则名言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法律应当并且必须具有稳定性，但其稳定性是一种相对稳定性，而不是绝对的，法律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政治、经济、人们的价值取向等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唯有这样，法律才是有价值的法，才是“活”法，才是“良法”。笔者将此界定为法律的动态性，即法律的灵活性。经济法的灵活性在一国每轮经济周期发生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则更能充分体现经济法的这一灵活性。

（一）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界定

如前所述，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即：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此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的职能。

（二）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在经济周期中体现的特征

1.变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经济周期阶段发生的背景既有“市场失灵”问题，亦有市场虽处于正常状态，但市场经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

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在我国市场经济出现缺陷时，国家当然要伸出“国家之手”，调整相关的宏观调控法规和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和健康状态，此时，宏观调控法便相应地呈现出了变动的特征。

另外，“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国家针对每次经济周期产生的背景“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对策”对其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这也体现出了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的特征。

此外，即使市场处于正常状态，但这一时期的市场仍然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此时，国家不需也不应时时刻刻对某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应该以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前提，若市场经济形势发生了改变，则国家的宏观调控法也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又呈现出变动的特点。

2.扩张性和回复性

一方面，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国家运用公权对私权的一种干预。政府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极易走向专制，从而就成为了破坏市场的“利维坦”。因此，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潜在的扩张性的特征，这种扩张性会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市场出现“失灵”现象，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公权的扩张，对那些在市场经济形势正常时不应干预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此时宏观调控法律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是为弥补市场缺陷而“扩张”，是为了使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和正常化。

对于所述第一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一定要加以控制，使其回复到“原貌”。这时，宏观调控法就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征。而对于上述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限制，也需要对其加强控制，这是因为国家干预也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风险。如果对国家干预不加以控制，任由政府无限制地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就会导致出现新的市场缺陷，使市场再度失灵”。所以，对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也同样需要控制，使其回复到干预前的“原状”，因而从这个层面讲，宏观调控法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点。

3.相对稳定性

虽然每一经济周期运行阶段所呈现的特点和暴露的问题不尽相同，与此相对应的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不相同，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宏观调控法在具有动态性特点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具有动态性，但从细微处具体来看，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法律才促使宏观调控法持续、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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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经济学、统计学基础上，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完善起来的。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出了更多挑战。面对新的情况，如何从统计学知识体系来渗透经济分析方法，并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问题来探讨其发展趋向，对于提升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科学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关键问题

从概念上来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经济学、统计学知识体系基础上，以统计知识为核心，围绕经济学知识进行研究和分析。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也经历了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以计划经济为主时期，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利用数理统计和模型分析，来完成对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优化和平衡。同时，借助于政府统计系统，从国民经济运行相关数据分析中，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研究，改进下一阶段计划经济重大问题。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了基础数据，但是，对于统筹兼顾、优化管理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管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从我国统计学发展历程来看，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概况的讲，主要是围绕国民经济主要经济指标来展开，如利用国民经济账户、投入产出、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平衡表等，从各个核心部门、核心指标、核心统计体系中来分析国家、产业的发展状况，减少经济危机的发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借鉴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计划经济管理理论，同时借鉴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理论思想，完善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方法，逐步实现了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在以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为特征的第三阶段，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将实际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特别是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的关联，大数据环境下数据的可比性，统计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实效性等。

一、宏观经济统计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概念研究

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主要依托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包括经济循环理论下的宏观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以及各类标准、统计分类等内容。宏观经济统计，从概念上理解为从宏观上来探讨经济运行过程及结果的统计测度理论和方法。从统计范围来看，主要从经济活动中来获取统计数据，包括各类经济活动的信息整理、也包括各类统计部门设计的用于统计实际数量的调查资料。统计学是依据统计学理论，运用统计学方法来对各类经济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如利用抽样调查来进行统计分析，以实现对样本总量的推断；在获取相关统计数据内容时，常用的统计方法有分类法、关联统计法、变化率统计法、总量统计法、结构统计法等。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使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独立性和地位更趋重要。概括来讲，经济统计分析从统计方式、统计数据上来全面认识经济获得，并从有效分析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统计数据的测度方式及搜集方法，与传统的调查方法，如普查、抽样调查、统计报表相类似，在现代经济统计中，增加了软统计内容，如抽样问卷、心理量表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宏观经济统计基础上，利用统计学理论和方法，以实证经济分析来处理统计结果。从概念上来看，广义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包括的经济活动较多，不仅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内容，还有其他与国民经济管理相关的统计分析。微观来讲，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从经济问题的统计分析研究中，来构建统计分析模型，并从统计分析变量或指标中探析统计数据所反映的结果。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研究

1.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包括宏观经济学目标、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和宏观经济统计目标三项内容，对于宏观经济学目标，主要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象，如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等建立均衡统计分析，从国民收入分配统计分析中来构建各项统计指标，如产业结构统计分析、经济周期统计分析、知识经济发展与创新统计分析、消费-投资需求分析、通货膨胀统计分析等等。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主要从宏观经济运行体制及组织结构上，围绕国家经济社会重大战略开展统计分析。如创新型国家经济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城镇化区域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宏观经济统计目标主要从国家统计、部门统计、行业统计、区域统计等层次化统计数据基础上来开发，围绕社会创新、政府管理、科学研究等内容展开统计方法创新。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问题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政府统计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归结为制度化的统计分析工作，另一方面表现为专题型或问题型统计分析工作。在制度化统计分析工作中，围绕政府统计调查指标体系，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及结果中来搜集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并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综合表现上来剖析主要问题和成功之处；对于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对执行效果进行对照分析，并从存在问题中来提出应对建议。如国家统计局和各下属统计单位，每年要对上一年度的统计工作进行汇报，以经济分析白皮书形式进行综合。制度化宏观经济分析工作，能够从社会生产、市场供需、收入分配、金融市场化、国际收支等多方面进行呈现，既有动态指标，也有近期、中长期发展趋向分析。宏观经济专题统计分析具有灵活性和变化性，主要是围绕不同时期的经济工作，从经济问题中来展开针对性调查统计分析。其特点表现在：一是对所研究的问题或专题具有较深的研究；二是多采用多重调查方法来实现对专题问题的全面分析，如抽样调查、软实力调查、问卷调查等的综合使用；三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统计分析能力，特别是用网络化平台技术来弥补传统调查方法的不足，改善数据质量等。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研究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具有多样性，针对不同问题，有搜集数据、整理数据方法，也有针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还有基于统计描述和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总的来看，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工作，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提升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不同领域所涉及的统计方法具有交叉性。但对于宏观经济分析中动态经济分析、静态经济分析、比较动态经济分析、比较静态经济分析方法所反映的经济学问题，能够从全面质量管理方法中体现目标、过程、方法、绩效、因素等统计描述信息，改善统计分析的应用实效性。主要常用的方法有因素分析法、指数分析法、弹性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应用回归分析法和多元统计分析法等。对于不同经济变量体系的描述，根据经济运行过程及数量特征，从所选定的指标变量上来进行估计，包括推算、核算和估算等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是基于统计分析应用，从构建基本逻辑架构中来分析客观存在的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活动中各经济关系之间存在动态性，需要从经济分析的聚类、因子分析等方法中，运用分层回归、分位回归以及协整分析方法来转换，以促进对各项分析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和反映。同样道理，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中，面对大量微观性数据，如何发挥统计变量测度及过程变量特征分析优势？实践中常用统计系统描述方法，将系统分类及归纳至分位、分层、立体、动态的复杂系统中，从探索各关系变量及因素之间关系上来进行描述性分析。如在人口普查以及经济普查中，对于各类模拟系统方法的运用，主要从各因素的顺序识别和组内方差缩小、组间方差扩大上来实现动态过程的科学推断，提升核心主体的统计分析精度。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趋向研究

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应用来看，当前社会环境下面对更多挑战，其主要研究方向有以下几点：一是做好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的重要决策导向研究，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从海量数据分析中来挖掘科学的信息资源，来优化和辅助市场化竞争、产业竞争及区域、国际间的竞争需要。哈佛大学加里·金（GaryKing）提出“信息革命背景下，对于海量数据资源的统计分析，将席卷商业界、学术界和政界”。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精细化测量行为研究，从经济领域、商业领域来拓宽延伸，以促进社会发展；二是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机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关键期，从协同政府、行业、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角度，以政府公共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来完善社会发展科学管理水平，从中长期发展政策分析中来进行科学谋划和实施。对于统计信息平台中的活动、业务、行政记录、财务信息等资料，要按照统计数据的统一化要求进行科学转换，增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决策科学化能力；三是强化创新型国家建设统计分析工作，围绕国家创新能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展要求，从国家科技政策制订，到各项经济统计工作的实施，都应扎实推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经济建设中的核心和驱动地位；四是构建高端化的产业结构统计分析模型，围绕我国全面转型过渡期的产业结构现状资料，从构建“三高一低”产业结构高端化统计目标入手，加大对信息化金融产业的创新，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强产业辐射及带动作用，优化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进程转移；五是注重金融统计分析，完善我国金融管理体系，提升金融管理效率。在建设金融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上，发挥统计手段来全面跟踪和优化我国货币政策服务环境，挖掘金融数据，加大金融风险监测和防范；六是注重宏观经济空间统计分析，依托大数据时代数据集中化平台，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创造有利环境，实现大数据的共享、合作和协同发展，真正实现大数据的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赵彦云,周芳.试论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统计改革发展新模式[J].教学与研究，2014(01).

[2]侯福忠.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J].现代商业，2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