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传承精选(十四篇)

篇1

我真的想您了，传承生命之绿，我脱下了冬天厚重的帽子和御寒的棉衣，轻轻松松在斜风细雨中到处寻找你的笑容，您知道吗？前些天，在我每天出入的台阶缝隙里，在那一簇藜蒿上，发现您瘦弱的身影。我高兴得像一个烂漫的孩子，俯下身体，认真端详着那最初的绿色。我知道，您是生命、是春天的形象大使，您是带着彩虹与梦想走进我们的世界，走进我们的生活，世界因为有您而精彩呀！我曾经借着开拓的理由用砍刀，深深伤害过您呀，今天想起，我真的深深愧疚，我不敢轻易原谅自己，请您用丰满的枝条惩罚我形而下的身体还有我形而上的灵魂吧！我的母亲…

绿呀，我的母亲，您是点亮生命的星星之火，没有您，哪来如火炬般绽放的娇丽花朵，在您的面前我们永远幼稚，我触摸到了您高尚的额头，因为那里有高尚的思想。看过您的人，心灵也会干净的，想过您的人，灵魂更加圣洁，当人类把利剑悬在头顶的时刻，人类都保持着沉默，那被黑暗覆盖的世界的知觉靠你的触手来复苏。一片绿叶，就是春天的故事，一树绿色，就是无尽的恩情，一遍绿色，就是生命的永恒空间！

当我犯错时，朋友，你可以鞭挞我的身体，但是请你不要谩骂我的人格，因为我的灵魂是被母亲之绿渲染过的，是母亲给我的色彩，我善良的心中到处是绿叶红花。所以我拥有思想，拥有了甜蜜的生活，拥有了生命的绿色。朋友，不要人在风景里，忘记了根本，还记得我要的是葫芦的寓言吗？你真的只要葫芦是吗？为了你可爱的葫芦，你不要忘记孕育果实的绿叶呀！朋友，当你乔迁新居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最初的祖母绿，不要忘记带走生命最初之绿呀！不要把母亲丢在孤独的老屋里呀！这样你的灵魂永远也得不到安宁，上帝也不会原宥你的！

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山村老母亲，含辛茹苦守寡抚养儿子长大，供儿子上大学，儿子很努力，毕业后工作也特别优秀，十年下来成为银行行长，娶了城里媳妇，生了孙子。儿子多次想接老母到城里，可媳妇不同意。母亲就是母亲，理解儿子的难，编许多借口不去城里。钱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媳妇嫌钱少，借丈夫职权之便，揽钱搞工程，买股票，亏了再借，借了还亏……丈夫坐牢了，媳妇卷着剩下的钱财，借着为儿子前途着想的理由，连看一眼男人的时间都没来得及带着儿子远渡美国。那目不识丁的可怜老母，徒步走了一个月到劳教所看儿子，儿子当时泪声俱下，跪在老母面前说：“母亲，你一个字都不识，怎么找到这儿的？”母亲捧着儿子的脸说：“孩子。心中有盏灯永远不迷路……”多么伟大的母亲，那是绿的胸怀，那是绿对根的情结呀！

篇2

关键词： 花儿；民间生命；学术生命；官方生命；生命传承

中图分类号：J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54-04

“文化是活的生命体，一旦失却了生长、生命，文化就至多是一种遗存。”[1]花儿是流行于大西北的一种高腔山歌，是回、汉、东乡、土、撒拉、保安等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歌形式。由于原生态花儿的漫唱场所一般是山间野外，故又称“野曲”。焉耆花儿是由青海、甘肃等地西迁的回族同胞带入新疆、发展于新疆的一种民间文化。焉耆花儿的本源艺术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展示了其自然生命即民间生命的生动魅力，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条件下，焉耆花儿还获得了其新生生命：官方生命和学术生命。花儿的民间生命、官方生命和学术生命所共同展示的张力与向度形成了花儿的生命传承机制，花儿的生命传承因之而欣欣向荣。

一、花儿的民间生命及其传承

花儿也称“少年”。花儿的民间生命就是指原生于山野并传唱于劳动群众之间而形成的生命。

（一）花儿的民间生命之源：“情感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人类只要生存一天，就有喜怒哀乐，就需要情感交流。一旦情感压抑、郁积，就需要宣泄，而歌唱是抒情最简便有效的方式。”[2]花儿的灵魂是真情，花儿漫出的婉转悠扬本质上是花儿歌手情感的漫流，撕心裂肺响彻云霄的花儿高腔其实就是情感的泄洪。当这种压抑、郁积的真情在没有道德约束的荒郊野外宣泄时，凝情聚爱的花儿便像决堤的洪水绽放在了音乐的空气中，给人以极具感染力的馨香。因此成熟的花儿歌手一般年龄都比较大，因为没有对人生的感悟，没有对情感的深刻体验，花儿的本源便是贫乏的，花儿的原动力便是虚弱的。特别是爱情受过挫折的花儿歌手的花儿更动人，因为他们的歌声中流淌着自然的悲情，与其说他们唱的是原生态的花儿，倒不如说他们释放的是原生态的真情实感。他们原汁原味的自然放纵唤醒了人们压抑在潜意识中的鲜活野性，我们因此而被感动。具备了“情真”这个特质，花儿便自然成了传唱者表达爱情、感慨爱情的主要媒介，这就是花儿的主要内容，是爱情的终极原因。原生态花儿的传唱者多为劳动群众，除了表达爱情之外，花儿还在劳作之余被用来纾解身心、针砭时弊，这类花儿处于爱情花儿的边缘，其情感性较之爱情花儿要平淡一些，但其韵味依然毫不逊色。

（二）花儿的自然流播：花儿的自然流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花儿产生的同时，流播应运而生。从微观角度讲，花儿的自然流播开始于唱家优美动人的唱腔，深化于听众对花儿内容与目的的了解，完成于听众习唱而成为花儿唱家。这种浸润式流播的结果，是花儿歌手的成倍增多与地域的拓宽。从宏观角度讲，经商、人口迁徙以及战争等都促进了花儿的飞播，形成为花儿飞区。飞区的花儿再通过浸润式流播，融合当地文化后再发展成新的花儿。因为情与爱是不分人群的，所以花儿也被劳动群众之外的人群所接受，今天唱花儿的人不乏知识分子就是明证。因为情与爱是不分民族的，是人类的共性，因此花儿的传播也自然就打破了民族的界限，用民汉双语演唱的“风搅雪”花儿，其实就是民族花儿歌手将用汉语演唱的花儿本民族语言化的尝试。可见，花儿的自然流播是跨行业、跨地域、跨民族的，这是花儿的民间生命的自然传承。

（三）走下神坛的花儿会：西北的花儿会源于丰产巫术，它借助神灵取得自己的合法性存在。远古花儿会是民众纵情的合法场所，后来发展成为歌会，因其会址在野外，故可称为“野外花儿会”。焉耆花儿已不再与神灵联系，它走下神坛演变成了每年三月的焉耆花儿会。每到这一天，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各地的人们都来倾听各族花儿歌手唱花儿。除此而外，焉耆县人民群众在人民广场自发组织花儿角，民间花儿歌手在此相互交流，一展风采。他们既娱乐了听众，又传承了花儿。焉耆县各地群众“尕摩托骑上，焉耆城里到了”[3]前来听花儿学花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回族花儿歌手马生龙，每到节假日、闲暇时期，都会在自己家亲手沏上“阿妈的盖碗茶”，组织家庭花儿会，前来唱歌听歌的群众各个民族都有。焉耆花儿的花儿会已走出了宗教阴影，变成了俗花儿，其会场也拓展到了公众聚集的广场和私人家庭。花儿的民间传承渠道在此得以拓宽。

凝情聚爱、情真意切是花儿的灵魂；底蕴各异、因人发挥是花儿的表现；载情而动、借人而走、聚而成会是花儿的民间生命成长的规律，也是花儿生生不息地传承的原始动力。自然流播、野外花儿会、家庭花儿会组成了花儿的民间生命传承机制，它保证了花儿的民间生命传承。

二、花儿的官方生命及其传承

花儿的官方生命特指改革开放后政府因对花儿文化的挖掘、保护和发扬而新生的生命。以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成立为始，政府对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保护、研究、开发工作全面启动。国务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下发后，焉耆花儿的官方生命得以鲜活，其官方传承也日益强盛。

（一）政府对花儿文化的挖掘：自2005年以来，焉耆县人民政府专门成立工作机构，安排专人做花儿文化的普查工作，负责花儿文化的挖掘与整理，深入挖掘整理民间花儿，“白牡丹令”、“黑眼睛令”、“尕马儿令”、“溜溜儿山令”、“黄花姐令”、“二梅花令”等曲牌被挖掘整理了出来，建立起了焉耆民间“花儿”曲库。与此同时，焉耆县人民政府也开始了对花儿歌手的挖掘，通过举办群众“花儿”演唱会，邀请全县民间花儿歌手参加比赛。回族花儿歌手马生龙、韩生源，苗族杨丽玲，维吾尔族努尔买买提，汉族扬帆、屈阳光、薛秀璋、唐仕荣、闫梅等民间花儿歌手脱颖而出，整合后的民间花儿歌手队伍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了一批花儿文化传承人，有自治区级马生龙，自治县级严冬花、闵双、马永龙、杨莉玲、唐仕荣、牛雨婷、努尔买买提、杨静、韩永明、闫梅、买军等，焉耆“花儿”文化的挖掘机制建立了起来。

（二）政府对花儿文化的保护：按照县委县政府制定的《传承人管理办法》、《花儿传承保护发展的办法》等文件，自2006年起，焉耆县加大了花儿文化的经费投入，先后建起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和博雅影视文化城，改扩建10个乡镇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站，成立焉耆花儿艺术团（县级）和艺术队（乡级），选送花儿艺人外出学习，对优秀民间花儿歌手予以奖励，出版焉耆花儿电子音像制品，积极申遗。通过这些努力，很多优秀花儿爱好者被吸收到了艺术团和艺术队中，他们的创作水平和演出技能得以提高；花儿艺术团在努尔肉孜节、等民族节日里为各族群众演出；焉耆花儿也已成功列入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焉耆花儿的核心区永宁镇先后被自治区文化厅命名为“民族民间艺术之乡”，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回族花儿）之乡”。焉耆“花儿”文化的保护机制建立了起来。

（三）政府对花儿文化的传播：除举办花儿歌曲比赛外，焉耆县还每两年举办一次花儿艺术节，已演出了102场次文艺晚会，打造出了大型歌舞剧《情满开都河》、具有焉耆特色的花儿歌曲《阿妈的盖碗茶》、反映改革开放成果的《请到焉耆来》等民族艺术精品；将部分花儿改编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廉政歌曲，创作了花儿题材音乐快板、舞蹈节目等等；编创了一套花儿健身操，举办了4期培训班，组织进行了全县花儿健身操大赛；实行“走出去”战略，积极参加县内外大型演出，2011年，焉耆花儿艺术团代表巴州到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进行文化交流，2012年，焉耆花儿艺术团赴库尔勒庆祝巴州第十七个石油节；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大力宣传花儿民族文化，促进焉耆花儿的流播。焉耆花儿文化的传播机制建立了起来。

政府的努力贯穿整个政府文化行为的始终，它通过花儿文化工作者的组织、安排、再创作以及花儿歌手的演出从而形成了花儿的官方生命。花儿官方生命运动建立的挖掘机制、保护机制和传播机制促进了花儿官方生命的传承，这也是花儿的民间生命传承的政治保证。

三、花儿的学术生命及其传承

花儿的学术生命是指由活跃于学术系统中的花儿题材和进入教育系统中的花儿课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员的相关活动所共同形成的生命。

（一）学者笔下的花儿：关注花儿，研究花儿，源于知识分子对劳动群众的尊重与对其文化的自觉。近现代花儿的学术生命始于1925年北京大学《歌谣周刊 》82号上刊登的袁复礼关于花儿介绍的文章《甘肃的歌谣——“话儿”》， 40年代初，张亚雄出版了花儿研究的专著《花儿集》，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评论西北花儿的著作。1989年郗慧民《西北花儿学》问世。1986年王沛的《河州花儿研究》出版，1992年他再创的《河州花儿》一书中，提及焉耆花儿。2000 年出版的《新疆回族传统花儿》展示了新疆回族花儿的全貌及其传播情况。2008年8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武宇林专著《中国花儿通论》，其中有专章专门论述新疆花儿。在焉耆本地，关注花儿的学者有齐尚明、朱华等人。现任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学院音乐系主任的朱华老师在其读研期间发表的《关于新疆焉耆花儿的调查报告》一文专门论述焉耆花儿，开了焉耆花儿专题研究之先河。2011年底焉耆花儿集《开都河流韵》一书问世，焉耆花儿的研究步入了正途。

（二）大学音乐课程中的花儿：从整个西北地区来讲，2010年西安音乐学院计划把西北花儿列入学科建设规划；2011年宁夏大学音乐学院安排以《花儿十讲》为主题的系列教学活动；2012年青海省文化馆与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签订花儿进校园合作协议，由青海省花儿理论研究专家、花儿演唱艺术家为大学生们授课，培养高素质花儿艺术人才；著名“花儿王”朱仲禄先生的弟子、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君仁教授经常在教学中论及花儿。从新疆本土来看，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学院音乐系的学生也经常会听到朱华老师激情漫唱的焉耆花儿；近年来，中共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党校焉耆分校也把学唱花儿列入了科干班、中青班课程。新培养的干部接受花儿文化，成为他们日后深入基层、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的文化纽带。2012年，花儿歌曲《阿妈的盖碗茶》被确定为科干班班歌。这样，乡土文化以各种方式登上了大雅之堂。

（三）花儿进入中小学课堂：焉耆县教育局从保护发展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经常聘请花儿歌手到中小学校讲课。从2006年开始，焉耆花儿被纳入到中小学日常教学中，焉耆县第一中学音乐教师闵双就是著名的花儿歌手。县职业中学开设了花儿演唱培训班，定期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培训。县第一小学创办了“少年花儿艺术培训班”，每周开设花儿教学课程，并通过培训发现花儿演唱人才。在课堂上，老师经常就花儿的灵魂、历史渊源、传承等问题对学生进行讲解，让学生了解民俗文化知识，同时结合第二课堂，通过兴趣教育等方式，让中小学生学唱花儿。此外，“花儿幼儿园”也在县城成立。这些重要举措对于传承与发展花儿意义重大。

花儿的学术生命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正义，贯穿于整个国民教育系列，形成了学生演唱者、教师、教授、学者这样一个学术人才队伍，这使得花儿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基础上，又有了各类文献的记录与传播，从而保证了花儿学术生命的传承。

花儿的民间生命、官方生命和学术生命的运动及其互动形成了花儿的生命传承机制，这一机制保证了花儿生命的传承。花儿根植于民众土壤之中，直接反映人民的心声，表露人民的真情，它不会像流行歌曲那样稍纵即逝。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快，花儿的流播进入了加速度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花儿的表现方法、保护、传播进入了多元时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使政府沿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路子迈进，政府对花儿文化的重视使花儿的合法性身份得以认同，学界的关注提高了花儿的品位。就这样，一般只在野外漫唱的野曲下了山，进了村，入了户，进了城，上了“学堂”，还扎根在了书本中，成了政府的“座上宾”，摇身一变脱胎换骨成了雅唱，花儿的命运已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些保证下，只要人间还有真情，只要人们对生活还继续有感悟，花儿就能够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不管世事如何沧海桑田，花儿总会在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长河里流淌向前；不管尘世如何纷乱复杂，花儿总会在中华大地被人们“漫起”。总之， 花儿的传承在国家重视文化发展的今天是乐观的，因为花儿的传承是生命传承，花儿的生命是顽强的，花儿的生命传承机制已经健全，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花儿是大西北之魂，花儿与大西北同在。

参考文献：

[1]高兆明.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问题[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10）：3.

篇3

一、传统音乐研究专家主旨发言

赵宋光的《有关岭南文化的若干思考》从岭南音乐文化研究现象出发，观照岭南自然地理、文化地理，清晰地勾勒出岭南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田青的《民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当下民歌挖掘、传承、保护中的种种现象为切入点，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冯明洋的《流行文化风潮中的岭南音乐》回顾了多元一体的岭南音乐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提出在现阶段全球性流行文化风潮中的岭南音乐文化建设，需要大音乐观、大文化观、大岭南观等理念引领。周凯模的《岭南音乐研究的方法学探索与实践》提出了音乐人类学视角的岭南音乐研究方法学理论。蓝雪霏的《地缘亲缘剪不断，闽粤音乐理还乱》从闽粤地理关系到闽粤历史民俗关系，以丰富详实的田野工作资料，分析论证了闽粤传统民歌的内在关系。李幼平的《广州南越王墓的音乐考古学观察》提出了“将音乐文化遗物归置于相关遗迹中进行综合考证研究”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基本原则。罗艺峰的《“汉藏——南岛文化丛”与华南玎族乐器起源的拟测》以人类学对“汉藏——南岛文化丛”的研究成果为理论认识基点，考证了由这种乐器演奏的萨佩音乐与中国疍民疍歌的内在关系。陈雅先的《探索中前行——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的岭南传统音乐舞蹈研究》阐述了以地域传统音乐舞蹈研究为切入点，树立高校服务地方文化引领学科发展理念，并形成了学科研究特色及教育特色。

二、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主题交流

（一）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陈天国、苏妙筝的《潮州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宝库》介绍了多年潜心研究“潮州音乐”的成果，认为潮州音乐不只是地方性乐种，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宝库。仲立斌的《“延续传统”还是“开拓创新”——粤剧“申遗”后的思考》，刘泽梅的《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等，均对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遗产传承中关于“延续传统”或“开拓创新”的问题进行反思。

（二）岭南传统民间音乐田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在探索岭南音乐田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显示出近年来岭南传统民间音乐研究者扎实有效的田野工作方法，陈雅先的《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声音景观探究——基于景观生态学视野的田野与案头》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以学科交叉的思维方式，解读潮州大锣鼓民间音乐活动，提出建立于潮汕民间民俗活动所形成的音乐声音景观是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珍贵声音景观。潘妍娜的《民俗空间中的当代潮州大锣鼓——对于潮州市意溪镇下地段和磷溪镇埔涵村“营老爷”活动的比较性考察》，李萍的《潮州民间音乐“传统”与“传承”一瞥——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2012潮州民间音乐考察纪行》，黄燕的《民间客家山歌主体音乐行为的考察与分析》等田野调研报告，蕴藏了丰富的岭南民间音乐活态存在信息，不仅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资料，还提出了岭南传统音乐传承与保护的有益见解。

（三）岭南传统音乐美学研究

刘瑾的《世俗与超越——论广东音乐的休闲文化特征与价值》从休闲文化理论的视角，提出广东音乐所具有的诗性文化特质。万钟如的《论广东音乐的非民间音乐属性》研究表明，成熟期的广东音乐具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所有特征，即它的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巫宇军的《“客家筝”美学思想探微》通过对罗九香等老一辈“客家筝”演奏家的演奏意识分析中，得出了“客家筝”由演奏向审美意境进行理论归纳和提升，并反过来用以指导实践的客家筝派风格。郭永青的《泷州歌艺术特征略论》解析了泷州歌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四）岭南传统音乐历史及其流变研究

孔义龙、曾美英的《从单件青铜乐器看岭南早期文化传播》从岭南青铜乐钟的编制和性能上对岭南地区早期乐钟展开研究，认为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礼乐文化至少经历了岭外传入、吸收融合与独立发展三个阶段，并初步探索了先秦时期岭南、岭北的文化异步的发展态势。李英的《外江戏在粤东的生发与演进》，刘德波的《广东传统乐舞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范晓君、李琳的《赣南传统采茶戏音乐对现代粤东采茶戏的影响——以〈乌云下的歌声〉为例》，董学民的《潮剧音乐的融合及变异——以对高腔的吸收为例》，杨艳的《东莞沙田疍民与咸水歌探究》，李维路的《沙湾广东音乐发源地的历史渊源及保护措施》，均通过对岭南传统音乐不同乐种发源的历史渊源考证、音乐特点分析，解析岭南传统音乐结构的发生变化，由此引申出岭南传统音乐融合、变异的特点。

（五）岭南传统音乐资源的课程转换研究

居文郁的《传承优秀文化遗产，开拓粤乐文化空间——回顾开设〈广东音乐〉选修课25周年》提出“传承”的核心和关键在于选择有代表性的乐种传承人，并根据传承人的演奏，整理出科学、准确、简便、实用的专业演奏谱。同时，将“无形化”的活态遗产通过“有形化”的方式记录保存下来，使之成为不断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依据。邓兰的《职业院校与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刘宏伟、陈秀清的《中小学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实践研究报告》，施绍春的《潮州大锣鼓锣鼓经鼓垒教学探索》，魏石成的《广西艺术学院本土民歌传承人培养机制考察》均立足音乐课堂，以提高民族民间音乐课堂教学的实效为出发点，在探索课堂教学实践如何渗透传统音乐文化方面做出有益尝试。

三、岭南民间乐社工作坊

“岭南民间乐社工作坊”是吸引与会代表眼球的一个亮点。

（一）岭南传统音乐三大乐种“私伙局”展示

会议邀请了岭南传统音乐三大乐种（汉乐、潮乐、粤乐）的三个“私伙局”（民间乐社）到研讨会现场，展示“私伙局”活动。这三个乐社分别是：“羊城广东汉乐团”、“黄埔区潮乐社”、“番禺区沙湾镇翠园乐社”（粤乐）。这三个乐社成员的年龄在50至70岁之间，大多是退休人员，“羊城广东汉乐团”由广东客家人组成，演奏了《迎宾客》（中军乐）、《怀古》（弦丝乐）等传统汉乐；“黄埔区潮乐社”以潮籍潮乐爱好者组成，演奏了《柳青娘》、《寒鸦戏水》等传统经典潮乐；“翠园乐社”以广州当地人为主，演奏了《娱乐升平》、《旱天雷》、《雨打芭蕉》等经典粤乐。这些乐社每周聚会，以自娱自乐为目的演奏岭南传统音乐，每个乐社均掌握了大量的岭南传统音乐曲目。工作坊演出不仅彰显岭南民间音乐的艺术魅力，也创造了使与会代表近距离接触民间乐社的机会。

（二）硕士研究生田野工作成果“潮州大锣鼓”游行锣鼓表演

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创新。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倡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应深入社会实践，积极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由该院研究生袁静静司鼓表演了潮州大锣鼓。研究生通过向潮州民间音乐传承人采集、学习锣鼓经，产生了有社会文化价值的毕业论文选题，为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承创新”做出了贡献。

结 语

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学术研讨会围绕“传承创新”的思想碰撞，产生了丰硕成果，体现在：

（一）重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历史的研究

历史是起点，其被研究和认识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待于被超越和延伸，掌握和梳理前人积累下来的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历史的研究，使我们在“传承创新”时不会忘记应立足于传统，只有在立足于传统的同时开创新意，才能使岭南传统音乐得以更广泛传承。

（二）重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现状的研究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岭南传统音乐文化，也存在着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消化和利用，对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现状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高等音乐教育应通过对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现状研究，守望民族精神，坚持自身的文化主导权，保持民族音乐文化自信。

（三）重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的高校传承研究

通过本次研讨会，建立了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师生及与会代表能够通过学术研究引领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创新，并且利用岭南传统音乐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契合新的时代精神和学科要求。

（四）对岭南传统音乐文化活态存在现状采取辨析的态度

篇4

许多老一辈都记得,北京胡同里独轮水车那吱扭作响的声音。解放初期,这种水车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推车人肩挎绳绊,两个水槽分搭在车轮的左右,上面架着两个木水筲。1949年,北京南城龙须沟地区作为第一批实验地区安装了公用水站,拉开了普及供水的序幕。那时给水是定时定点,一到时间,龙头一开,居民都拿着水票排队来打水。

1967年,北京城区安装水站2677处,城区用水普及率达到99.96%。但是,百姓吃水还是用肩挑手提,有的甚至到百米之外的街巷站去接水。1973年,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自来水公司陆续将公用水站分期分批改装接入到各户院内,百姓不出院就可以喝上甘甜的自来水。

现如今,自来水管道已经接入千家万户,居民足不出户,拧开龙头就能流出自来水。

我们每天使用的自来水,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风雨。

因火得水

在北京历史上,没有建成城市自来水设施之前,城区的居民都通过自打的土井,取用浅层地下水。光绪11年(1885年),北京城内外已有土井1245眼,但多数水质咸苦且不符合卫生标准。

有趣的是,当年建自来水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让老百姓饮用,而是为了救火。

一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忽然一个小太监来报,京城某地发生了火灾。平时,百姓都把水存在家里的大水缸中,救火的时候拿着盆和瓢去泼水,根本不管用。当时京城连起了几场大火,百姓损失惨重。这事惹得慈禧太后非常恼怒,就向袁世凯询问防火良策,袁世凯答曰:以自来水对。

当时,欧洲、日本和美国都已经有了自来水,一些受维新思想和洋务运动影响的人士已经认识了自来水。光绪34年(1908年)3月,清农工商部大臣熙彦、杨士琦上书奏请兴建自来水设施,迅即获得批准。这拉开了北京自来水业的序幕。

“创办自来水行业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当时我们的自来水建设全部是外国引进,可以说是‘八国联军’。”40来岁的刘老师在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工作多年,对自来水的历史颇有研究。

在最初的40年里,我国自来水业命运多舛,步履蹒跚,在艰苦的环境中惨淡经营。经历了晚清、北洋、日伪统治、国民政府等时期,我国的供水事业一直发展缓慢。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北京的供水设施仅有东直门1座水厂、29口补压井、364公里供水管线,日供水能力5万立方米,供水范围依然是市区繁华地区。当时的用水人口60余万,城区供水普及率29.5%,大多居民生活困苦,喝不起自来水,虽然水厂近在咫尺,却只能“望塔止渴”。通过自挖土井或用压水机取用浅层地下水,还有一些赤贫之家则是取用住地附近池塘、河流等地表水。

一项光荣的任务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自来水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仅北京的供水能力就增长了近六十倍。

1949年春天,北平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检修股接受了市总工会交办的一项光荣任务――制作开国大典用的国旗旗杆。当年参加过这项工作的5个人夜以继日,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完成了一根由三节钢管连接、底部直径10英寸,顶端直径2.5英寸、近30米长的国旗杆。

“你看现在旗杆是笔直一根,原来的旗杆是下粗上细,用钢板联接,在外表打上银粉。”刘老师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也只有天天跟管子打交道的自来水厂能够承担这个任务。

清朝北京水厂建设及其所铺设的管道,奠定了京城供水体系的初步格局。北平和平解放后,自来水公司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迅速恢复修建第二水厂(安定门水厂),为京城200万人解决用水问题。当时自来水公司组成了30余人的修建队,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修建工程。不仅对初建的所有供水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修,修复了被炮击的9口水源井动力线路,还对送、配水机泵进行了大修,冲洗了输配水管道等。

1949年5月1日,第二水厂正式投产供水。此后,又先后新建了第三、四、五、六、七、八水厂、长辛店水厂、城子水厂、南口水厂、田村山净水厂、丰台水厂。

“60年代那会儿,工程队的办公条件很简单,只有队领导的屋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柜子,电话都是两个屋同使一个,摇把儿的。”一位北京自来水厂的老员工回忆起他刚参加工作的情景。那时全部的电器设备就是一个高音喇叭、一支话筒、一台手摇唱机和一台扩大器。工作条件也很艰苦,一般材料各班用三轮蹬,自己的工具自己带。工程队有句顺口溜:安装工人三件宝――小绳、铁锹、大洋镐。“有自行车的还好些,没车的员工只能扛着家伙挤公交车去干活。”

在艰苦的环境下,我国的供水事业日益发展,在工艺、技术、管理、水质检测等方面逐渐达到国际现代化水平。

20世纪70年代,北京市区日用水量猛增。1972年,供水高峰期间降压供水长达75天,日亏水15万立方米,供水形势十分严峻。1974年,国家投资了1.5亿元兴建第八水厂。该厂位于亮马桥,水源地选在地下水丰富的牛栏山潮白河畔,打了18组机井。从水源地抽出的水通过输水管线送到孙河加压站,对原水加氯消毒,加压后通过输水管线送到配水厂,进行补氯加氨,然后通过机泵将水送入管网。1979年、1981年、1982年,第八水厂三期工程先后竣工,日供水能力42.9万立方米。建成了一次取水、二次加压送水、三次配水的京城最大的地下水水厂。

1986年建设的北京第九水厂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地表水厂,也是设备最先进、水质最优良的现代化大型饮用水水厂之一。它的日供水能力达150万立方米,占北京市区供水能力的“半壁江山”,从根本上缓解了北京缺水的紧张状况。在自来水的处理工艺上,第九水厂除采用了加药-混凝―澄清―过滤常规水处理工艺处理,还采用了活性炭吸附,再经氯化消毒的深度净化工艺,进一步将水中的涩、嗅、味以及各种有机质去除掉,最后将生产出来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清水,送入城市配水管网。

在增加市区供水能力的同时,城市供水管线的铺设力度也不断地增大。北京的管线从解放前夕的364公里,迅速上升到1999年的6042公里,平均每年增长110多公里,相当于新中国建立前40年每年平均铺设的12倍。

利民生,便民用

自来水业是普惠于民的城市建设事业,以“既利民生,尤便民用”为宗旨。

回顾当年自来水公司刚成立时,自来水并没有真正地流进千家万户,而是在公共水站由水夫看管,先灌进水车里,再送到各家各户。市民向公司购买“水筹”后,凭水票到水龙头处购水。每张水票合0.25枚铜元,可以买一挑水,使用期限为一年。“拿一个铜子儿,就可买两张票,拿一张票就可取一挑水。”刘老师经常听一些来自来水博物馆参观的老人讲过去买水的故事。

科技发展为提高供水服务水平贡献了不小的作用。例如查水表。过去,每家每户用水交费由住户轮流查表收费,很多居民都对此颇有微词。现在,高科技手段取代了传统的查表方式。2003年,北京自来水集团开始使用有线远传水表、无线远传水表、电力载波远传水表和IC卡水表取代传统水表,逐步实现“查表不入户”。为了方便居民交水费,除了由银行、邮政局等网点代收水费外,也有小区开始实现了POS机自助缴水费,居民不用到银行排长队交水费了。此外,营销缴费账务处理系统的升级改造,使用户通过网上银行划拨、电话交费,逐步实现了“交费不出门”。

随着时代的进步,供水也开始步入高科技和数字化时代。供水管网堪称“城市的生命线”。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地下供水管网,自来水集团以科技为先导,强化管网管理,应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构建了快速抢修联动机制。

1991年,北京自来水集团“城市自来水配水管网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运行。1995年,管网的基础数据全部输入微机。这套系统的应用,使绘制管线图、统计各种数据由过去的人工变为微机管理,其工效分别提高8倍和200倍以上,并能代替人工制订事故关闸方案,使关闸更加及时,每年减少漏水损失达68万立方米。

2004年,北京自来水集团在“城市自来水配水管网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对系统进行升级改造,研制开发出“城市给水管网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即GIS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供水管网信息资料与其他系统资源共享。同时,为配合此系统,还建立了一套GPS卫星测量和定位系统,为快速进行闸门定位、查找被掩埋或无明显参照物的管网设备提供技术支撑,也为快速及时抢修赢得宝贵时间。

为了保障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时发现管网事故隐患,北京自来水集团2006年引进“帕玛劳管网漏水监测系统”,在北京城市中心区和奥运场馆周边供水管线上安装了3700个“电子眼”。通过监测压力大小,将信息传输给应急抢修指挥中心,迅速调度。

自来水简史

1875年,上海建成中国第一个自来水厂――杨树浦自来水厂。

1898年,天津开始筹建自来水厂,并于1899年开始供水。初期供水区域包括英法两租界内洋行比较集中的地区。

1908年,慈禧太后批准农工商部的奏折,在京师筹办自来水公司,名为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

1910年,京师自来水公司正式向北京市民售水。

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引滦入津工程。

1993年1月18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确定每年的3月22日为“世界水日” (World Water Day)。

2002年,中国国内第一家整体实施中外合资的自来水公司上海浦东威望迪自来水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新区正式挂牌成立。

2002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2006年12月,国家标准委和卫生部联合了经过修订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13项生活饮用水卫生检验方法国家标准,于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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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英格兰的回传之痛

常回传试试确实不行，应该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在荷兰队对英格兰队的友谊赛之后，可以去问问费迪南德怎么看待回传的。我想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在本方前处理危险球的机会，他肯定卯足了劲开出大脚，如果非要在这记大脚上加上一个距离，他肯定希望是，一万米。

很明显，在英格兰足球的历史上，希望大脚开出一万米的球员绝对不止费迪南德一位：1986年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遭遇阿根廷，阿根廷队在一系列短传渗透之后，皮球弹到英格兰弧顶，面对来球，英格兰后卫霍奇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凌空回传，于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在此背景下得以诞生，1994年世界杯预选赛，英格兰客场挑战圣马力诺，英格兰后卫皮尔斯刚开球就选择了回传门将，可是因为力量不足，皮球被对方前锋瓜尔迭里截下，圣马力诺因此在第9秒钟收获了世界杯预选赛史上最快进球； 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英格兰碰上法国，比赛临近尾声，英格兰中场杰拉德在本方后场一脚凌空回传，法国前锋亨利“心领神会”，截下皮球直闯迫使英格兰门将詹姆斯犯规，主裁吹罚了点球，法国队从而神奇逆转了比赛；2008年欧洲杯预选赛，英格兰客场死磕克罗地亚，结果英格兰后卫内维尔回传的皮球成功“躲过”门将，将克罗地亚送入欧洲杯决赛圈……

虽然英格兰足球屡屡制造的回传大戏让人震惊，但仔细想来，这种情况其实容易理解。从刚开始看球的那一刻起，我就听说英格兰足球的标签是“长传冲吊”和“高举高打”，皮球多在上空飞来飞去，而英格兰球员的身材又普遍高大，所以他们总能抢到第一点，然后接应到头球的其他英格兰球员伺机发动实质性的进攻。

于是，回传便自然成为这种进攻手段的极佳方法：中后场球员一直在倒球，倒得对手心神不宁，只差使出偷师国足的“断子绝孙脚”，此时后卫一脚关键性的回传，门将的小宇宙突然爆发，迎球开出一记大脚，己方的高中锋争下头球，跟上的球员从而顺势射门或者组织突袭。

但这只是曾经的情况，随着英超联赛的日益国际化，各支英超球队的打法也渐渐向技术流靠拢，传统的英式高中锋如今已难寻踪影。问题是回传还在继续：中后场球员一直在倒球，倒得对手心神不宁，此时后卫一脚关键性的回传，门将的小宇宙突然爆发，迎球开出一记大脚，不料矮中锋争不下头球，对方球员得球后发起快速反击。而更大的问题随之到来：球员老是长传，前场球员却老是争不到球，进攻端有心无力，防守端有气无力，被对手一阵紧逼，还是觉得回传门将比较靠谱。

习惯是最难改变的东西，况且英格兰足球的回传习惯属于历史遗留产物。另外，英格兰人的性格因素也是他们迷恋回传的关键，早听说过，英格兰人素来以刻板形象闻名于世，就算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也得先送上一句“What rs the weatherlike today?”，这样的人会固执到迷信当初令自己受益的打法。

当然了，你也可以说是英格兰人的绅士风度导致他们迷恋回传，毕竟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内敛、温和，还有……谦让――像开头提到的内维尔。

回传不简单

回传是比赛中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一位后卫一生中的回传次数肯定比射门还多。可是国际足联却为这样一个简单的技术动作颇伤脑筋，以至于不得不修改比赛规则。

在早先的足球比赛中，门将可以直接用手接住本方球员的回传，但这样的规则显然存在诸多弊端：首先是不利后卫防守意识和技术的提高，对方前锋一紧逼，你就一门心思将皮球回传给门将，从而频频浪费锻炼自己防守能力的实战机会；其次是令足球比赛的观赏性大打折扣，球迷按了八个闹钟只为半夜起床看一场巅峰对决，结果不幸看到一场“绝对疯癫”，双方球员玩命比拼自己的回传成功率，最后双方门将并列当选该场比赛最佳，理由是接球成功率都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百，实在难分伯仲。

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足联忍无可忍了，觉得足球比赛再这么回传下去。速度就赶上太极拳了，于是在1992年修改比赛规则――禁止门将直接用手接住本方球员的回传。

我想，国际足联的这个决定或许也跟1990年世界杯有关，众所周知，那届世界杯值得留恋的就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除此以外，充斥在人们眼前的只有各队的保守。这么消极的场景当然不是国际足联愿意看到的，所以1990年世界杯成为了最后一届门将可以直接用手接住本方球员的回传的世界杯。

有趣的是，在这届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上，英格兰后卫再度奉献了一记在意大利人看来是质量上乘的回传，忧郁的巴乔投有犹豫，抓住机会破门得分，最终意大利队以2：1力克英格兰，获得了季军。

默契回传

种种事实表明，简单的回传会衍生出许多复杂乃至不利的情况，既然如此，国际足联当初为什么不干脆禁止球员回传呢?

可见回传在足球比赛中仍然有它的特定作用：――是如同早期的英格兰队一样，球队拥有一位实力出众的高中锋，回传也是一种进攻手段；二是用回传向对手展示自己的镇定和冷静，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发动进攻，就先将节奏放下来，把皮球回传给门将，从最底线开始观察对手的排兵布阵，如果碰到心急的对手，几脚回传说不定还能让他们心浮气躁，继而暴露出弱点；三是回传是后卫与门将的重要配合，后卫通过回传了解门将的站位和接球习惯，门将通过后卫的回传了解后卫回传的时机和技术运用，久而久之，后卫与门将之间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默契配合。

但上面这一切的前提在于：球员回传的时候不能出现失误。容易想象的是，回传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动作，假如一位职业球员还能在这上面栽跟头，则普遍就是心态惹的祸。比如漫不经心的回传，比如无所事事的回传。比如麻木不仁的回传……心态惹祸，技术出错，于是回传出的皮球要么绵软无力地滚向门将，要么恰到好处地。送给”对手。总之门将差不多只能在身后的球门里捞出皮球。

所以说。有时候通过一脚回传即能看出这个球员是否全身心地投入比赛。

关于回传在技术环节上应该注意的问题。我想任何一个踢过球的人都清楚：力道要不大不小，以低平球为宜，而且皮球行进的直线不能落在球门的范围内，得稍微偏一些，不然门将一个不小心踢空了，待到回头望球时，球在门中笑，不仅如此，后卫回传之后应该迅速往边路拉扯，以此制造出门将传球或开大脚所需要的球场宽度。

说了这么多，那么，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些球员的回传技术是特别好的呢?有的――比如我们中甲的青岛海利丰俱乐部。在本月初对四川队的联赛中，他们不顾距离遥远，屡次在中圈附近疯狂起脚“回传”门将，而皮球又“恰好”不会吊人大门，这种将简单的回传升华到颇具观赏性层面的打法。实乃百年难得一见的回传技术，令我万分感动。

当今足坛的回传达人

斯科尔斯(英格兰/曼联)

斯科尔斯是英格兰式中场的最典型代表：先回撤接应本方后场球员的传球。然后马上回传，或者向左右两侧分球，最后转身跑位，寻找进攻良机。所以，斯科尔斯被誉为“英超最难盯防的中场”，作为一个中前卫，他没有粘球和控球的习惯和喜好，对手没理由在他身上过分纠缠。当然了。毕竟传出的是安全球，斯科尔斯的传球成功率自然也高得惊人。

卡里克(英格兰/曼联)

斯科尔斯的回传是战术体现，而卡里克的回传就是明哲保身，甚至，作为一名后腰，他的回传可以屡次直接传到门将福斯特脚下，实在是够彻底的。

德尼尔森(巴西/阿森纳)

巴西人德尼尔森当初为顶替维埃拉而来到阿森纳，后又因顶替弗拉米尼而成为主力，虽然他的数据很漂亮，什么传球成功率、抢断次数等等都属英超一流，但一个巴西人如果最喜欢的技术动作是回传和横传，那么他的数据再漂亮也会被球迷诟病――而且他还是一个需要在关键时刻体现进攻才华的中前卫。难道身边有了法布雷加斯，中场的组织和调度就不关你什么事了?

篇6

作者复原了逼真的时代场景

清秋子是近年来蜚声文坛并活跃于网络的著名作家。本书以宏大、深刻、公允的历史观作为主线，鲜活地复原了那个时代的逼真场景与历史人物命运。

清秋子先生聚焦西汉初年这段云谲波诡的历史，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汉家天下》的恢宏长卷，一共包括七部，内容涵盖西汉王朝前期的崛起历程，从“萧何月下追韩信”事件起，至霍光专权止。第一部《楚汉争锋》描绘了刘邦、项羽两大集团中的多位典型历史人物，细微刻画他们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从而使历史现场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现代的复活。小说刻画人物，是在错综复杂的楚汉战争中穿行的，各有侧重，繁简得当，通过人物的命运沉浮，搭建起了古代战争的宏大场面，深刻挖掘了历史进程中的人性、权谋与正义性诉求。在兼顾人物描写和历史场面描写上，作者调配得当，巧为设计布局，情节十分引人入胜，使得古代故事中融入了现代意义。

第二部《刘邦定鼎》讲的是：刘邦消灭了对手项羽之后，称帝并定都长安，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刘邦起自民问，目睹秦王朝暴政速亡的结局，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正确治国方略，开创了大一统帝国的稳定局面，深得民心。王朝初建后，刘邦为巩固皇权，维护安定，先后剿灭并废除了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扶植刘氏子孙为诸侯王，立誓“非刘姓而为王，天下共击之”。还着力刻画了刘邦、吕后与韩信的诸般争斗与谋略，也表现了吕后与戚夫人之间围绕立储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再现了严酷的政治权力之争，情节惊心动魄。

作者独特的语言叙事方式使历史人物活了起来

读这两部书，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人物的鲜活、叙事结构上出神入化以外，最令人赞叹的是作者的写法――章回体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呈现方式。

《汉家天下》从“楚汉争锋”这一段历史开始写起，作者用古风犹存的语言形式表现了那一段金戈铁马的风云史。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刘邦、项羽两大集团中的多位典型历史人物，细微到他们的性格、事迹和内心世界，使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表现，以贴近读者的文字予以生动描绘，从而使历史现场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现代的复活。

本书作者在司马迁给出的史料基础上，大大发挥了他独到的文学想象力，通过他独特的语言叙事方式，使得刘邦、项羽及一大批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活了起来，读起来不失古韵，又特别酣畅淋漓，痛快过瘾。可以说，《汉家天下》里面的人物，到了这部书里，有了血肉，有了音容笑貌，有了清晰可感的动态形象。

作者驾驭小说结构的功力令人赞叹

本书令人不忍释卷的原因，还有作者用章回体来驾驭小说结构的功力。楚汉之争期间，战争频仍，许多战役的线索本来就错综复杂，如何将这些事件逐个讲清楚，又不能让事件淹没了人物，作者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艺术而巧妙。对于多场战争的描绘，详略得当，各有侧重；多条线索并行不悖，有始有终，没有偏废了某条线索或让某条线索一支独大。作者经过精心的结构布局，使人物性格在战争场面中逐步延伸展开，直至揭开人物的内心世界。

小说刻画人物，也是在错综复杂的楚汉战争中穿行的，通过人物的命运沉浮，搭建起了古代战争的宏大场面，深刻挖掘了历史进程中的人性、权谋与正义性诉求。

篇7

关键词：革命精神 革命老区 传承

一、革命老区人民对革命精神传承现状

革命老区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间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传承革命精神的工作是老区人民的一项基本工作，是一代代人必须做的工作。现阶段革命老区人民的传承工作以初见成效，红色旅游得到大力发展，推动老区经济发展。大多数老区人民对传承工作表示基本满意，也能带着孩子积极参与其中。于此同时社会不断发展，革命精神在我们生活是否还存在，在调查中发现以下几点问题。

二、革命老区人民在革命精神传承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老区人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很少经常性对孩子进行革命精神教育

调查显示，大多数老区居民还是初高中文化水平，文化水平偏低使得对孩子进行革命精神教育意识不强烈，很有可能忽视了孩子的革命精神教育。而革命精神教育对孩子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提倡老区人民积极对孩子进行革命精神教育。

（二）传承革命精神方式老套，效果一般，吸引不了当代年轻人

老区人民通过红色旅游、观看教育片、购买此方面书籍、亲友口述等方式对孩子进行革命教育。可以看出革命精神传承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这些方式不乏有些老套，现在多数的孩子对新事物比较感兴趣，如果能通过新的方式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这样对传承革命精神无疑不是一件好事。

（三）老区人民在传承革命精神上花费较少

在调查的老区居民在对孩子的革命精神教育费用上，大多数家庭花费在1000元以内，大于1000元的占极少数。老区人民在传承革命精神上花费较少，这是可能因为传承的意识还不够强烈，或者不愿意花费太多在这方面，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四）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没有同步

在与老区居民交谈中发现，老区在革命精神传承方面没有组织相关活动把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在很大一部分孩子只能接受到单方面的社会教育或者家庭教育。孩子在学校接受传承教育，在家庭或者课外中得不到实践，或者是孩子在家庭中接受传承教育，而学校只学习文化知识。两种教育没有有效结合在一起，达不到传承的最佳效果。

三、完善革命老区人民对革命精神传承的几点建议

（一）多途径、多样化传承革命精神的宣传措施

首先，注重宣传内容的整体性。例如将宣传内容制作成纪录片或者影视片，着重以不同的主题和主体内容来进行革命精神的再现。从宣传的形式上讲，从思想上对参与红色旅游的成员进行概念整理，积极利用多种媒体、多种手段瞻仰先烈。

其次，拓宽宣传对象的范围，把整个社会容纳其中，不同的政治面貌有不同的革命精神概念，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制定不同的宣传方案。

（二）创新革命精神教育方式

通过调查发现，现在的家庭对孩子的革命精神教育主要通过红色旅游和亲友口述。这种方式单一的教育模式迎合不了现在孩子的思维，不能吸引他们的兴趣。

首先，作为家长应积极从小培养孩子的革命精神，通过看相关影片传输革命的意识。待孩子长大一些可以通过参观革命遗址，真实感受革命的意义。中小学校应定期带领学生参观纪念馆，并在课上穿插红色文化知识，传承革命精神。同时应积极培养中小学生对革命精神的兴趣，从利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进行革命精神教育。如校园红歌比赛、小小解说员、节假日联系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组织纪念活动等。将红色精神教育和知识性、趣味性和生活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极大的提高中小学生的爱国情怀。

其次，革命精神提倡“艰苦奋斗，不断进取”，这种精神对于大学生创业是很有帮助的。各地高校可以开展关于革命精神的主题讲座，使大学生对红色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通过家长们的耳濡目染加上学校的系统教育使得孩子们获得丰富的革命文化知识。

（三）稳定、高速的发展经济，加大革命老区建设投入

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革命老区的经济相对我国大多数城市还是比较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老区的环卫设施、休息设施、导识系统、特色景点宣传、遗址保护尚未落实到位，有些旧居遗址处于比较薄弱的保护状态，被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现。

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政府投入力度。首先要加大对红色景点的资金投入力度，主要包括对景点的维修、文物的修缮，重要建筑的保护和维修。其次是安装闭路监控系统，完成对红色景点重点区域的监控，并配备专职和流动安保人员。最后是要完善游览服务设施，购置游览车、分设垃圾桶、配备环卫人员、公厕的修建等，并且做好景点的环境监督，制作有当地革命精神特色纪念品，以物质形式推动革命精神的传播与发展。我们应该深刻的了解到只有老区发展好了，人们才更好地宣传老区，更好地传承革命精神。

（四）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双管齐下

制定和健全政策，构建革命精神教育的长效机制。首先，革命老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科学规划、整合、开发当地的革命精神教育资源、形成全方位革命精神教育的格局，彰显当地红色精神教育的特色。其次是要着重发挥家庭育人、学校育人的有效作用。家长和学校要把孩子的文化教育与人格精神的培养教育，意志品质磨练有机结合，加强革命精神的培育，学校要将革命精神教育和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相结合，以增强革命老区红色精神教育的力度和效果。最后特别要注重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使得红色精神教育具有切实有效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黄细嘉 龚志强 宋丽娟.红色旅游与老区发展研究[J].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8）.

篇8

摘 要： 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是我国革命时期重要的精神文化组成部分，是民族思想觉醒和文化觉醒的号角，也是重要的战时文化资源。本文重点对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进行了探讨，并从作品、精神和文化等方面分析了其传承价值。

关键词： 赣南苏区 红色音乐 传承途径

引言

赣南地区是革命红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因其产生的特殊性而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革命时期大量的红色歌曲在广大的士兵和平民中传唱，并赋予当地民间音乐革命内涵和战斗的意志，歌颂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赣南苏区红色歌曲的出现，是中国革命音乐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赣南苏维埃音乐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种以民歌为载体，赋予红色内涵的歌曲成为当时革命的号角，刻画了一幅幅苏区战斗、生活画面，是推动革命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赣南苏区红色音乐在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与形成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是我们党早期革命斗争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深厚的精神内涵和浓厚的地方色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战斗、发展的历史见证。赣南苏区红色歌曲具有易于传唱的艺术特点，蕴含着坚定的斗争意志和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二十一世纪，随着现代音乐的兴起，特别是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流行音乐的兴起，赣南苏区红色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将面临挑战。如何传承赣南红色音乐文化不仅是音乐文化选择的问题，而且是音乐文化价值传承的重大问题。

一、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产生的背景

任何民族的音乐都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从古代歌谣到今天的赣南客家山歌，是赣南客家儿女生活劳作的艺术再现，表达了客家儿女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生活在两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赣南人民逐渐产生了革命的萌芽，整体表现出了思想和文化的觉醒，为苏区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1929年初，和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进入赣南、闽西并形成了赣南、闽西的武装割据，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特定的时代背景产生了特定的音乐题材。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广大赣南苏区军民以民歌为载体，并赋予革命生活的内涵，创作出数以万计的“红歌”，以此讴歌他们舍身追求的革命真理和火红的战斗岁月。这些“红歌”在形成时就融合了赣南客方言体系、文化风俗和人文情感，是赣南地域文化为母体的战地文化，因此，赣南红色音乐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昂扬的斗争意志。

不同时代的歌曲有不同的特点，不同地域的歌曲有不同的风味。客家先民在当地进行劳动的时候，会运用曾在中原时的民歌形式抒发自己的情感。当革命的种子在这里萌芽时，在原来民歌的基础上加入当地的音乐元素，就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具有思想积极、内容广泛、形式自由的艺术特点，为记录革命时期的艰苦岁月，培养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土壤。赣南苏区的红色音乐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优秀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是民族精神在革命时期的延续、丰富和发展。对苏区红色音乐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创新和民族凝聚力为特征的精神财富和优秀传统的传承。

二、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的传承途径

文化传承是一个庞杂的动态文明体系，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文明形态的同构。赣南苏区的红色音乐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传承的特殊因子，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特殊基因――红色基因。赣南苏区的红色音乐文化的传承，需要官方和民间的文化互动，才能更好地得以传承发展。

（一）作品鞒

赣南红色音乐的核心作品主要创作于红色革命时期，但其音韵、节拍、曲调大多是从民间山歌小调等简单创作模式中衍生而来。“红军打来晴了天，红色歌谣万万千”。红色歌谣（包括民歌、小调、童谣），是当地军民战斗生活的艺术结晶，是红色革命文化的珍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解放的人民以真挚、火热的情怀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他们以行动支持革命，他们以歌声宣传革命，赣南客家山歌焕发新的活力。“哎呀嘞――山歌来自兴国城，句句唱来感动人”，在当时中央苏区，兴国山歌是最著名的。在革命战争中兴国山歌得到升华，被赋予新的生命和新的内涵，兴国山歌从“苦情歌”发展为红色歌谣。苏区音乐扎根于客家文化土壤之上，又秉承革命主流意识的强烈愿望，很快就生根发芽，急剧成长壮大。

革命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苏区红色音乐的发展，特别是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要把革命故事，歌谣作为材料，开展宣传教育活动”。1933年《红色中华》号召苏区军民“努力地把苏区工农群众的苏维埃生活的实际，为苏维埃政权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事迹，以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在文艺的形式中写出来”，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像“苏区干部好作风”、“十送红军”、“分田歌”、“土地革命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十劝我郎当红军”等红色经典。这些红色经典秉承革命主流文化，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合革命与地域文化，以崭新的内容宣传革命、支持革命，曾产生“一首山歌三个师”的惊人效应。1934年1月6日《青年实话》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苏区歌谣“在格调来说，是极其单纯的，然而它是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它是广大民众所欣赏的艺术”。红色歌谣就像一部革命史册，记载着苏区军民的英雄业绩，至今仍引为传唱。

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音乐更是以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美声、民俗、通俗及少儿歌曲等都以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使红色音乐更现代化、艺术化。然而，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财富，苏区红色音乐历史并非断代史，其艺术形态并非红色革命年代所特有，传承痕迹鲜明。

（二）精神传承

赣南苏区红色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距今已近一个世纪，这种特色艺术资源既有我国革命时期精神文化的特殊属性，又有浓郁的赣南民间艺术特色。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艺术内容，都融入了赣南客家儿女朴素的愿望和对革命理想执着的追求，是苏区人民革命情感的艺术化表达，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具有强烈的传承特征。传统音乐强调的是音乐和现实的联系，表达一定的政治意图，和平时期的音乐往往是安乐和谐的，多表现出生活的意愿。社会动荡时期的音乐作品往往表现出悲怨和反抗。赣南苏区红色音乐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艰苦岁月中的爱国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此，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就具备了传承的精神内核。

在和平年代，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红色音乐则表现出生活化的一面，开始以一种轻松愉悦的面貌走进人们生活中，这与古代的儒家音乐思想不谋而合，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将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越发浓烈。而且在当代和平社会，红色文化不断地柔化它的斗争性，提升它的教育意义。红色音乐所孕育的爱国、执着、坚定、乐观的精神则被越来越多地利用到德育中，表现出红色音乐文化在不同v史时期不同的特殊意义。这种精神的传承是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传承的精髓所在。

（三）文化传承

红色文化因为产生的时代、地域等人文环境不同而有别于传统的精神文化，不仅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还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红色苏维埃政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就是当时的先进文化的代表，这种先进文化与赣南苏区民间文化交汇融合，产生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苏区红色音乐文化。以这种经过革命化改造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为母体，孕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日益开放，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红色文化既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发展和丰富，又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前提。因此，我们既要坚守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大力弘扬孕育红色文化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等精神的红色文化。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会遵循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说音乐是一种动态的文化的话，那么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则是充满历史动感的特殊文化。中国“苏区音乐”与生俱来的政治学属性，天然地赋予了“苏区音乐”相得益彰的传播学义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只要有“苏区音乐”活动的存在，其传播形式就一定自上而下地开展，其传播效应一定是自下而上地反馈。虽然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已经消失，但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却凸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结语

邓小平同志曾说：“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人民对那段艰苦岁月深刻描述和不屈战斗意志的表达，是当时文艺工作者和苏区人民共同智慧的结晶。不仅有较高艺术价值，更蕴含人文价值和的现实教育价值。但因为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以赣南客家方言为母体，虽然特色鲜明，但广泛传播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容易形成“文化孤岛”现象。所以，对于苏区红色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则需更多的文艺工作者从更高的角度对它进行诠释和弘扬，而不是将它看作完成历史使命的艺术存在。红色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关系到未来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审美价值观选择的重大社会问题，是保障未来文化发展的先进性的重要历史积淀，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任何一种文化只有不断传承和创新才会有活力和生命力。因此，传承赣南苏区红色音乐文化既要体现出作品、精神和文化的传承，又要结合时展的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改革和扬弃，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传承形式与内涵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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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革命传统文化；地方特色；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1-0003-05

文化是产生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认知体系，高校肩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大使命。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文化具有历史印证、文明传承、政治教育等价值，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内容。高校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必须传承和创新具有地方特色的革命传统文化，才能为青年学生构筑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宜宾学院以川南区域革命传统文化为基础，在传承和创新地方革命传统文化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动了校园文化建设和地方文化建设发展。

一、革命传统文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地方特色

革命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程，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政治信仰导向性和地方文化特征。因此，在新时期充分发扬革命传统文化，需要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并在传承与创新革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彰显地方特色。

（一）革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形态

1、革命传统文化的内涵

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创造的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追随者、建设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从而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现实形成的一种推动社会、民族向前发展的特有的精神反映。具体来讲，革命传统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深层内涵。

首先，革命传统文化是以近现代中国国情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创造的优秀民族文化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凝结出的文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其次，革命传统文化吸收了以“爱国、敬业、奉献、拼搏、牺牲、艰苦奋斗、民主、公正、创新”等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蕴，与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高度吻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价值形态，保留和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髓，同时主动吸收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与世界先进文明积极融合和统一，实现文化的世界交流与交融。

最后，革命传统文化在不同时期外化为亿万群众在各条战线上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及人生追求，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起着深入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革命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引领时代文化的源动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2、革命传统文化的形态

革命传统文化具有物质、精神、理论三种表现形态。革命传统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等，主要包括重大革命事件发生地旧址、纪念碑、烈士陵同、领袖故里、陈列展览场馆等历史遗迹、遗存。这些有形的革命传统文化渗透着深厚的革命历史文化内涵。

革命传统文化的精神形态属于革命传统文化的核心层次，指的是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回忆录、故事传说等载体中所反映和提炼出的革命精神。这种形态的革命传统文化是抽象的、内在的，是物质形态的精神内核，也是革命传统文化中最持久、最具生命力的部分。

革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态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者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理论成果的总和，是精神形态的具体化、显性化，是物质形态的升华和抽象，它是革命传统文化教育、学习、研究的理性材料。

革命传统文化是物质、精神和理论这三种形态的有机统一体，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全面认识其内在的深层含义，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精神力量。

（二）革命传统文化的地方特色

法国心理学家塔尔德认为。人对文化的内化遵循由内及外的规律，即先吸收本土文化，后接纳外地文化。这种先后关系反映了人们对地方文化的偏爱和固守。因此，地方文化是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主要手段。地方文化要长期发挥这样的作用，必须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地方文化的内涵：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使地方文化总是充满生命力和吸引力。

按照塔尔德的理论，在大学生中开展革命传统文化教育，要使之内化为大学生的精神信仰，必须结合地方区域文化载体挖掘地方文化特质，使革命传统文化转化为地方文化内容，为大学生所喜闻乐见并耳熟能详，为学生熟悉而获得高度认同，才能在大学生中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地方高校作为地方区域的最高学府，是知识的殿堂，是地方知识群体的汇集地，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的文明建设之灯塔。直接影响和引领地方文化和文明进程。地方高校在打造革命传统文化的地方特色过程中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一是突出革命传统文化本土化。地方高校利用大学生熟知和认同地方文化的先天优势，将革命传统文化赋予地方文化载体，以地方案例去映射革命传统文化的博大内涵和深刻影响。比如说，爱国主义可以赋予地方革命先烈、地方革命遗址、地方革命活动；奉献精神可以赋予地方杰出人士；服务精神可以赋予地方行业精英。在深入研究地方革命传统文化典型及其特点过程中，采用最适合地方文化特征的形式对其进行重点打造和宣传，使之成为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浓缩与精华。从而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二是突出地方革命传统文化时代化。说，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何为发扬？对于地方高校来讲，就是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革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加强对地方文化的开发、培育和巩固，既提炼地方文化中蕴含的革命传统精神，又为地方文化融入新的时代内容，使高校成为一个革命传统文化浓郁、时代精神强烈的文化载体，积极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从而真正发挥高校传承与创新革命传统文化的功能，推动高校教育理想的实现。

三是彰显地方革命传统文化教育价值。高校倡导崇尚真理、弘扬正气、追求卓越、关怀人类的大学精神，大学的精神文化是无形的，它在影响大学师生具有较高的民族精神、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方面与革命传统文化教育的出发点、落脚点高度一致。都是通过文化无声无息的浸润来弘扬和坚守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促进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树立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舆论和风气，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方面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

二、地方高校传承与创新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优势与责任

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推进以革命传统文化为导向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思想保证，也是一所高校综合实力的精神底蕴。可以说，高校能否传承和弘扬地方革命传统文化是彰显其文化特色和衡量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标志。作为地方高校，宜宾学院具有因地制宜地挖掘、整理、传播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优势与责任，树立起了地方高校传承创新革命传统文化的标杆。

第一，地方高校是地方区域文化教育中心，在本土人文、地理和文化资源的研究与传承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地方高校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为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新和研究提供智力支撑。地方高校可以培养一批长期在地方生活和成长起来的文史专家，他们热爱这片沃土，熟悉地方文化发展的历史及特点，有强烈的家乡人文情怀，在挖掘和传承地方革命传统文化方面有丰富的生活积淀和强烈的内生动力。也可以建立革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地方近现代中国革命过程中涌现的优秀革命志士。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向学生传承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教学阵地。

第二，地方高校在传承与创新地方革命传统文化方面拥有丰富的资源。地方高校在传承与创新地方革命传统文化方面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川南区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宜宾市辖有8县2区，其中有9个县（区）是革命老区。因此，宜宾学院拥有丰富的地方革命传统文化资源，可以为大学生提供了解家乡革命斗争历史的生动材料。在党的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宜宾涌现出了孙炳文、郑佑之、卢德铭、李硕勋、赵一曼等革命英烈，地方党组织领导了三次抵制帝国主义商品的“仇油运动”，领导了宜宾县农民抗捐斗争，领导了反对烟厘捐的屏山县农民围城运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在宜宾获得进一步发展，建立了南溪县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兴文县红军游击队、汉王山农民武装、长宁县游击支队等，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剧专内迁江安县、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内迁李庄镇，使宜宾成为抗战大后方文化中心；涌现了宜宾抗战剧团、宜宾商会抗敌晨呼队、学生抗日宣传队等组织。解放战争时期，宜宾组建了中共川南地方工作委员会、中共宜宾中心县委等党组织，组建了岷江纵队、越溪支队、横江纵队等武装，组织了泥木石工人为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长宁县群众抗丁活动等群众斗争。从1919年到1949年。宜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立了地方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坚持武装斗争，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宜宾无数共产党人、革命先烈和优秀儿女，为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和全国人民一道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新中国灿烂的黎明。他们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为宜宾学院传承地方革命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第三，地方高校肩负着传承与创新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责任。有学者指出，“引领文化是大学的重要功能”。引领文化就是要发挥高校在创新与发展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引领作用。还有学者指出，“大学是创新的沃土，创新是大学的灵魂。”因此，高校在引领地方革命传统文化发展中还必须要肩负文化创新的责任。在物质主义盛行、精神交往虚化的后现代背景下，高校必须要引领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创新，才能激发大学生对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兴趣，从而重塑大学生的精神信仰。因此，地方高校要主动融入地方传统文化，全面体验地方区域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其精神实质、物化载体、发展走向，并结合地方经济、人文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修茸整合其物质形态，重塑精神体验和思想教化氛围。宜宾学院为了切实肩负起创新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责任，做到了：一是深入研究和挖掘川南区域在近代涌现出来一批为同为民的救国义士和民族英雄的奋斗精神，整理他们的事迹材料，在校园内塑造他们的雕像，配合地方政府修建革命英烈的故居、展览馆、陈列室，完善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物质形态；二是深入挖掘和整理宜宾人民在近代的革命斗争活动、事迹、遗址，编撰成脍炙人口的故事和读本，完善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态：三是从本土英雄人物和革命事迹中提炼本土革命传统文化，以及在地方革命传统文化激励下形成的改革开放、锐意进取、包容奋进等时代精神，完善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精神形态。这些优秀文化成果对于引导大学生爱国爱校、刻苦学习、奉献国家与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促进地方革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精神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发展革命传统文化，必须促进地方革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有机融合。

（一）促进地方革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的重要性

校园文化是高校发展的灵魂，革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革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合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革命传统文化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文化载体，将革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高校校园文化就有了灵魂与方向。就有了反映时代要求并得到青年认同的主流价值观。

高等学校坚持以革命传统文化为导向，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涌现出一批有理想、有信仰、有作为的时代青年，必然会展现出高校紧跟时代、追求卓越、生机盎然的校园文化素质。

地方高校可以实施深入挖掘地方革命传统文化借以提升校园文化、从而打造学校特色文化氛围的战略决策。宜宾学院为大学生编写了《奋斗者的足迹》励志读本，开办“奋斗者足迹”的系列讲座，深入介绍了近代宜宾的一批早年志出乡关、舍身报国的革命先驱的奋斗精神。一批建国后潜心科研、为国为民的学术大师的奋斗精神，改革开放后在革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批领舞时代、勇立潮头的政商精英的奋斗精神。这些精神成为了校园文化的主流，成为激励学生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动力源泉。可以说，宜宾学院正在形成的“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也由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助力。

（二）促进地方革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的途径

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近年来，宜宾学院在促进革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的实践中，高度重视发挥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引领作用。

第一，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革命传统文化是先进的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链接革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宜宾学院大力推进包含着革命传统文化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于引导学生了解历史、认识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宜宾学院广泛开展地方革命传统文化讲座，定期举办科学与人文论坛，大量开设哲学社会科学类通识选修课程，对学生进行经常性的地方革命传统文化教育；宜宾学院还设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历史与哲学研究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抗战大后方文化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对地方革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这些措施推动了宜宾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

第二，发展多元文化，促进不同文化和谐共存发展。在这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文化的大融合也是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宜宾学院聚集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多民族学生，他们是各地各族文化的传播者，成为校园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地方革命传统文化与多元校园文化的融合，可以促进各种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仅丰富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也促进了宜宾地方文化与全国优秀文化的交流。宜宾学院还通过外国留学生的座谈、讲座使国内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派出教师去国外访学深入研究和认知外国文化，让教师和学生在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的导向下，对中外文化进行深入交流与对比，从而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并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

第三，充分发挥校园内文化传播载体和媒介的作用。地方革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合需要借助媒介，校园内的校报、杂志、广播、电视台、校园网、宣传栏，以及文艺表演、青春歌会等都可以将地方革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很好的链接起来。可以开辟《红色影院》构建校园红色影视文化，以“五四”青年节、国庆节等节日为载体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等。这些媒体的引导和交互作用，既有效地构造了一个地方革命传统文化网络，又增强了校园媒体的吸引力，提升了育人效果。

篇10

[论文摘要]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不仅体现出一种家庭伦理思想，同时也体现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怀，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人类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体现。祭祀祖先是对生命的追思意识，孝养父母是对生命的爱敬意识，生儿育女、以期传宗接代是对生命的延伸意识，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展示出来，这也是儒家孝道文化独特魅力所在。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1](p307)当人们谈论儒家孝道思想的时候，往往最容易想到子女孝敬父母、关爱父母，其实，儒家孝道思想不仅局限于子女对父母的孝养，还包括其他两个层面的内容，即崇拜、祭祀祖先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是对过去生命的一种追思；对父母的尽孝则是对现在生命的珍视与关爱；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对未来生命能够得以延续的一种期望，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古代社会，人类的生命正是通过在这三个环节中的不断流动得以传承与提升。孝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2](p31)，生命意识则是儒家孝道思想的本质。

一、生命的追思意识

孝道思想中对祖先的祭祀是中国人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是人类亡而不死的生命意识，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孝是人类一切社会行为的根本准则，是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起点，故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纲也”(《吕氏春秋·孝行览》)。孝字是一个会意字，早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孝”字，孝字结构具有双重特征。从象形角度看，该字上半部是“老”字，表示祖宗、先辈的意思；下半部是“子”字，表示子女、晚辈的意思。从会意角度看，孝字则是“老”字与“子”字的组合，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生命意义：“老”扶“子”头，“子”承“老”身，这一结构既可理解为“子”是“老”的拐杖，有责任、义务对“老”的生命进行赡养和照顾；又可看作“老”用饱经生活沧桑的手掌抚摸着“子”的头，向晚辈托付生命传承的责任，传授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法。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蕴，故《尔雅·释训》解释道：“善父母为孝”；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从子，子承老也。”“孝”的文字结构向我们展示了“孝”所具有的最原始、最质朴的意蕴，尽管这只是一种萌芽状态，但构成了整个孝文化的生长点。正是通过对“老”和“子”这种原发性的生命关系的延伸和提升，才形成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孝文化。

人类与其他一切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能够自觉用意识的力量去维护生命，在人类早期，人就开始思考自身的存在和生命本源问题，从而产生了对生命本源重视的意识，这种观念则体现在人们对祖先崇拜以及祭祀的活动中。

西周金文中的孝观念大多数表现在对祖先的祭祀活动中，祈求祖先保佑子孙后代，其崇拜对象并非健在的父母，而是先祖。当时出现的孝字，也多与祖先祭祀活动有关，如《追簋》中有“用享孝于前文人”(《三代吉金文存》9．5)，《酒诰》中有“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文侯之命》中有“追孝于前文人”(《尚书·文侯之命》)等，句中无不包含此种意义。祖先崇拜的出现固然是由多方面心理因素造成的，但感念生命的由来、感激祖先赋予生命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他们知道：“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礼论》)，“无先祖焉出?”(《大戴札记·礼三本》)，“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效特性》)。由于生命是从祖先那里传承而来的，我们先人所拥有的生命来之不易，所以人不能忘祖，“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礼记·祭义》)。人们祭祀祖先，就是要表达对祖先赋予我们生命的崇敬、感激和追思之情。“我们从思想的观念来看，人的最高生活目标就是生命，尤其在古代社会，举凡一切人能赖以生存的都被人视为最高价值所在，而当人智对自我主体有更深刻认识时，对生命之源，生命所从出之所，必生敬慕感念之情而加以祀之。”[3](p71)从这个意义上说，祖先祭祀与崇拜的行为，是孝道思想一种追本溯源的情结，核心是对生命来源的追思。

孔子虽主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他谈论孝不是承继周人只注重对祖先的追思，而是延续春秋的新思想，他将孝还原为人对祖先、父母的真实情感，为孝找到了现世个体存在的生命依据。在回答宰我问“三年之丧”时，孔子指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这是从生命追思的角度对“三年之丧”的合理性作出说明：我们生下来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难道在父母去世时，不应该守丧三年作为回报吗?可见，“三年之丧”并不神秘，它不过是人们真实情感在生命意义上的具体体现。孔子还曾经有言：“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人除了吃饭外，最重要的就是办丧礼和祭祀鬼神了。但孔子所认为的丧礼并不仅仅是一个礼节仪式的问题，他的重点在于内心感情在丧礼中的表现。在林放问他礼之本时，他的回答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对祖先祭祀的重视当与古人祖先崇拜的观念紧密相关。由此追溯孝观念产生的文化心理根源，我们不难发现，孝观念与祖先崇拜是直接关联的。祖先崇拜观念不仅使古代中国社会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进而由氏族制发展到宗法制，它还深刻地影n向了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钱穆先生说：“儒家的孝道，有其历史上的依据，这根据，是在殷商时代几已盛行的崇拜祖先的宗教。上古的祖先教，演变出儒家的孝道；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儒家的孝道，又维系了这个古老的宗教。”[4](p51)这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祖先崇拜观念与孝道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祖先崇拜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孝道观念是对生命的一种追思。

二、生命的爱敬意识

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不仅是在敬宗祭祖的活动中去体悟生命、感念生命，去追思生命来源，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珍惜和爱护正在存有的生命，把对先人生命的幽思化为一种现实的生命意识，生命的终极关怀也相应地转化在现实的伦理生活中，在现实中以爱心对待父母、以养心敬重父母，甚至在此基础上善待自己。

孝道思想的爱敬意识主要表现为对父母的关爱，孟子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意思是说孝的至高点没有比尊亲更高的孝行为了。换言之，尊敬父母就是最高、最大的孝。荀子也曾说：“能以事亲谓之孝。”(《荀子·王制))这也是说能够奉养自己的父母，就是孝。可见，孝首先是赡养父母，诚如《孝经》所云：“夫孝，始于事亲。”关爱父母、孝敬父母，对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年龄逐渐增大，子女因父母能够高寿而感到高兴、喜悦；同时父母在世的生命也在日渐减少，子女则因父母年迈而产生忧虑、恐惧。子女应当珍惜父母这一有限的生命，尽可能地去延长。当然，对父母的孝敬、对父母生命的延长，在物质层面上的赡养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关怀，孝敬父母的实质在于爱、在于敬、在于尊重。孔子在论及孝敬父母的时候也多侧重于发自子女内在的真情实感。如：“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孔子弟子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就意味着孝敬父母在物质层面上的满足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此基础上更要对父母有恭敬之心。“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中庸》)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就是说，孝顺父母是有原则的，孝敬父母要常常反问自己对父母尽孝是否是真心实意，如果对双亲不是诚心诚意，也就谈不上是孝顺父母了。从外在形式来看，孝敬父母的行为要严肃庄重，要合乎于礼：“生，事之于礼；死，葬之于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纪孝行章》)从内在情感来看，孝敬父母要怀有真诚的态度和真挚的感情，要“笃于亲”，只有心里对父母有笃诚的亲爱之情。才能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才能做到对父母“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总之，对父母的孝行具有不同层次和境界，但核心是尊敬，诚如曾子所言：“其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

同时，孝道思想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还表现为对自我的关怀、珍爱。“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身体不仅是自己的生命的承载体，同时也是父母生命遗留下的身体，是父母生命在我们身体中的延续。善待自我、重视自我就是对父母乃至祖先生命的保全。“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也。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也。”(《礼记·祭义》)“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身，是伤其本。”(《礼记·哀公问》)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为了自身安全，不登高，不临深，不处险地，“游必有方”。当然，伤风败俗、违科犯禁的行为更不能去做，以达到“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礼记·祭义》)的境界。

孔子的弟子曾子临死时对他的弟子们说：“启予足，启予手。”(《论语·泰伯》)让弟子们看到自己的身体是完整的，没有损伤，并以此感到欣慰。曾子说，自己在生活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分注意不使自己的身体受损伤，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受之于父母的，其中承载了从祖先传下来的生命。曾子等都认为，受之于父母以完整的身体，应该以完整的身体还给父母，才能使父母的生命也得以延续，这是孝道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涵。“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作为一个生命体，自己的身体肯定是过去生命的承载者，生命是通过这一有形物质而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人对自我存在、自我生命的重视，正表现人对生命的崇高敬意。因为人的生命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无限地往上追溯则来自天地，故人对自我生命的敬意就好比对父母、对天地的敬意一样。”[3](p24)。在当时家族观念流行的社会背景下，强调对自身的珍视、爱惜，体现出对家族生命传承的责任和意识。

三、生命的延续意识

祭祀祖先、孝敬父母、保全自身只是孝道思想中的一个阶段，只有让家族的生命力不断延续下去，才是最大的孝。“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曾子大孝》)孝道思想体现出入的生命意识，从祖先到父母，从父母到自己，从自己到自己的后代，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传宗接代的延续中得到流动、生生不息，从而也实现了人们对于生命有限的遗憾而追求永恒的一种价值取向。父母的生命传续到／自己，如果不能继续延续下去，那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无子为其绝世也”(《大戴札记·本命》)，正是这种思想的明显体现。生命总是在代代相传中得以延续，这也是人类有限生命对无限生命的一种追求。以关爱生命、重视生命为内容的孝道思想，正是这样的一种生命价值观。这种生命价值观既表现为渴望生命延绵不断的传递，又表现为追求生命价值的不断升华。

因此，要想获得生命的延续，实现生命的永恒，就不得不考虑传宗接代问题。生命的延续是通过家族延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样，家族生命的传承与家族的兴旺发达的价值观念就联系起来了，婚姻便成了人们生命延续的一件大事。“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男女结婚就成了传承祖先生命的一项重要内容，生儿育女成为保持家族生命兴旺的重要手段，是人生至关重要的责任。孔子说：“父母生之，续莫大也。”(《孝经·圣治章》)只要每一代人都承担起传承生命的重任，家族生命就会枝繁叶茂，万代不竭。

从人的自然生命本性来说，任何一个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暂时的，生命传承不仅表现为绵延不断的自然和生物意义的传承，更表现为对家族生命的物质传承和文化传承乃至精神传承(包括家业、家风等)，而后者是一种更有意义的价值传承。家族生命价值的物质传承的基本要求是守住家业，家族生命价值的文化传承的基本原则是传承良好的家风。孔子在回答孟懿子问孝时说：“无违。”孔子还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具体说来就是要继承先祖基业，保持先辈的风范。“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中庸》)不能很好地传承家风或没能守住祖宗基业的人，往往被认为是不肖子孙而遭贬斥，这充分表现了孝道中所蕴含的生命的物质传承和价值传承的双重内涵。

从个体对家族生命的传承上来说，个体仅仅维持祖先遗留下来的基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继承祖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要使家族生命在维持前辈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使整个家族生命意义得到辉煌发展，生命传承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如果想使整个家族生命得到传承，其出发点便是立己身。“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使自己的地位身份能够确立是传承生命最重要的一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孝”。“立身行道”的内涵是丰富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诚如孔子所担忧的那样：“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论语·卫灵公》)如果一个人在经过立德、立功、立言等三方面的努力，能够使自己垂德后世、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最终实现超越短暂而有限的生命，获取人的永恒的生命价值。这一超越，从个人角度而言，既获得了现实生活的幸福，又实现了自身生命价值，体现了人生的意义；从家族角度而言，既可光宗耀祖、彰显其亲，还可以进而福荫子孙；从社会角度而言，可以报效国家，有益于民众。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妙手著文章。如果达到了立德、立功和立言的完美结合，那么就意味着圆融了生命的意义，体现了生命的价值。这样，也就达到了孝的新境界，实现了传承家族生命和完善自我生命的统一，真正实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不朽。

结语

儒家思想是一门“生命的学问”[5](p127)。因此，儒家其中的孝道思想也就不仅表现为一种家庭伦理思想，更是蕴涵了人类关于自身的生命意识的思想和学问。人类对生命意识增强和促进生命的不断延续是祖先崇拜流行的必然结果，祖先的形象庄严、高大既然反映出一个宗族生命力的强盛、繁荣，子孙为了保持祖先的形象就要努力发展本族的生命力。孝“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人文性宗教，反映了中国人生命不息，文化绵延不断的历史意识和终极价值理想”[6](p25)。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活动，在缅怀祖先的时候，更融人了对先人生命的追念，感恩祖先给予自己生命。赡养父母、尊敬父母，珍惜父母从祖先所传承下来的生命。同时，也要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生命，把爱护自己的生命列为孝的出发点，是因为这生命直接来自父母。生命存亡的意义主要不是对自己个人而言，而在于这关系着祖先生命形象的存在和完整。即自己的生命既然是以祖先为代表的宗族生命合力的一部分，为了宗族生命力的强大，自己就得保重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自然而然地推理：为了宗族的壮大，让祖宗生命能够永久地延续下去，生命个体就必须要担负起努力生育后代的责任，以便给本族增添更多的物质意义上的生命；同时，正是由于这些物质生命的存在，承载了整个家族的精神生命，使得这种生命得以传承。否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族生命的延续受到阻碍，不仅因此而违背宗族群体的生存精神，也将会被视为是世间最大的罪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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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穆。中国文化导论[a)．文化危机与展望(下)[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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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加深对高校体育教学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的认识，促进文化因素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渗透与融合，本文就针对高校体育教学的文化因子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策略。文章首先分析了高校体育教学的民族文化因子、生命文化因子和审美文化因子，然后又自此基础之上，探讨了有助于高校体育教学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策略，希望对高校体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能够有所启发。

关键词 体育教学 文化因子 高校体育 应用策略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关键，而对于高校教育来说，文化传承与创新不但是其至关重要的本质功能，同时也是现代高校教育的重要使命，这一点对于高校体育教育而言亦是如此，高校体育教育同样要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服务。但是综观现阶段我国高校体育教育教学的现状却可以发现，多数高校在组织开展体育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只重视身体教育的层面，而却忽略了在身体教育之外，体育教育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类行为和特殊的文化现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忽略了高校体育教育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让所组织开展的体育教育教学活动成为了一种没有文化灵魂的工具性教学行为。而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利于我国高校体育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鉴于此，为了加深对高校体育教学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的认识，促进文化因素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渗透与融合，本文就针对高校体育教学的文化因子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高校体育教学的文化因子

一是高校体育教学中的民族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地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起源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发展过程中衍生发展出来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符号亦是如此，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专属的民族文化，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映射和反映。所以，高校体育教学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之一，其也在方方面面蕴含和反映着我国的传统文化。例如：近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将太极拳、马王堆导引术等引入了高校体育教学之中，而在太极拳和马王堆导引术等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中，就蕴含和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再如，内蒙古地区的部分高校中开设了摔跤和骑马等体育运动的教学，而在摔跤和骑马等运动中则反映了蒙古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格。由此可知，高校体育教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因子，是传承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二是高校体育教学中的生命文化。之所以说，高校体育教学中蕴含着生命文化这一文化因子是因为，首先，所有的体育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基于人的生命活动而开展的，依托于生命文化而存在，这一点对于高校体育教学来说也不例外，高校体育教学不可能脱离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文化而存在，否则就会丧失其教育的本义，而反过来生命活动和生命文化作为影响体育教学的基础要素，其对高校体育教学的质量与成效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其次，高校体育教学从多个方面展示了生命文化。人的生命包括了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三种主要的表征形态，高校体育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不但能够引导学生去认识生命、感受生命、尊重生命，向学生展示自然生命这一最原始、最简单的表征形态，促进学生自身生命的发展，同时还能够通过各种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精神追求、生命意志和社会关系，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生命的意义，促进学生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发展。所以说，体育运动从本质上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文化，意大利著名的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生命力的完满发展和生命力的可能性”，生命教育是教育中的应有之义，因此，在开展高校体育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同样应注意关注生命教育的重要性，注意生命文化在体育教学中的渗透与融入，体现生命教育的价值，实现生命教育的回归。

三是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审美文化。体育运动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元素，例如：体态美、精神美、服饰美等等，具有非常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与此相对应的，高校体育教学也因此呈现出了多重审美文化特征，不但能够通过高校体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让学生感受美、体会美，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还能够通过对学生个体形态锻炼和精神气质的熏陶，实现审美学生的审美追求。

二、高校体育教学文化因子的应用策略

首先，要注意理清文化与教育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念引入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之中。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教育的本质功能和重要使命，而教育则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途径，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要实现高校体育教学中文化因子的有效应用，就必须要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念引入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之中，通过改革来促进高校体育教学的转型与发展。其次，要重视高校体育教学内容文化性的充分挖掘与展现。教学内容不但是高校体育教学中文化的表面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承载体，只有将高校体育教学内容的文化性充分的挖掘与展现出来，让高校体育教学中的文化因子具备了更加感性的表现形式，并通过工具性的操作以外在的形式展现于学生面前，才能够更好的实现高校体育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最后，要注意文化传承手段的合理运用。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文化的传承既可以通过语言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肢体符号来进行传播，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任课教师应根据文化特质和教学实际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和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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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是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见证，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文化遗产。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物化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并最终取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鲜活而生动的历史见证。红色文化传承的方式有很多，如学校教育，影视作品等，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教育方式，红色旅游寓教于乐，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有效的途径。通过红色旅游使广大国内旅游者对“革命圣地”慕名而来，在游览、观光革命历史遗迹、遗物，聆听导游员讲述英雄事迹、革命故事时接受红色文化教育，红色文化就会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得到强化。按照人对事物的认知规律，知之深方能爱之切，即“情感”产生于“认知”之后。通过对革命战争的思考，从而在圣地净化了灵魂，同时获取一种的精神力量，潜移默化于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红色旅游是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红色旅游载体的物质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纪念地、旧址、遗址、纪念碑、陵园、故居、纪念馆、惨案遗址、历史遗产等。“旧址”类载体文化内涵丰富且时间长，虽然分属全国各个根据地、解放区，但是正好可以从这里感受到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多端、革命道路的曲折和环境条件的艰难，可以亲自感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的奋斗历程。“遗址”类载体具有强烈的视觉直观性和心理震撼性，可以明显感受到战争的惨烈程度。“祭奠”类载体文物资料丰富，适合观瞻，在这里能够净化心灵，缅怀先烈，坚定信念，为社会主义事业奋发图强。红色旅游的载体承载了丰富而厚重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是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资源和支撑，也是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的实质性载体。

在当今全球化、经济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文化因素在区域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元素，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实力提高的重要战略资源。因此，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红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显得尤其重要。在红色旅游的大潮流和背景下，作为红色旅游的灵魂和核心，红色文化是以真实反映革命历史，向人们传递这些红色文化遗存所承载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无疑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红色旅游是一项实施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的伟大工程，红色旅游是一项抢救、挖掘、保护和展现红色文化资源，提升红色文化遗产的品位，扩大红色文化遗产的震撼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建设工程。

发展红色旅游，传承红色文化的规律

红色旅游资源中凝结了丰富的红色文化，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其传承红色文化的功能，弘扬红色文化。红色旅游有着极其重要的红色文化传承功能，必须掌握红色文化传承的规律，才能更好地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

当前，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应运而生的红色文化，其价值是红色文化存在的根据，是红色文化生命力的标志，也是红色文化传承的前提条件。作为主流文化，红色文化的传承必须深挖红色文化的内涵，提升红色文化的品质，感受红色文化的精神。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红色文化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见证；在当代传承红色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提，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有利于推动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党的自身建设。文化内涵能体现红色文化的本质要求，是红色文化重要的价值体现，是红色文化传承最重要的价值内核。

一个民族要想振兴，必须以文化觉醒为先导，并依赖于先进文化的繁荣。政府主导是主流文化传承发展的动力和一种保障机制。无论在社会发展的任何历史时期进行文化建设，都必须重视国家政权和政策的作用。红色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相伴相随，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就选择了红色文化，继承了红色文化，创造了红色文化，创新了红色文化。可以说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文化，是代表中国先进阶级的先进文化，也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其中包括成熟进步的政治主张和经济发展的战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责任有义务要传承红色文化，因为它不仅会主导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还决定着各个时期的民族凝聚力的强弱。红色文化作为一种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文化，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及民族凝聚力和改革创新为鲜明特质的红色文化，更加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进行广泛深入的传播，才能更好地彰显其科学内涵和发挥它的应有价值。

在红色文化的传承中，红色文化可以各种方式将革命战争年代的情感体验、情感共鸣传达给当代人，引导和帮助人们实现这种转化。社会教育的方式很多，红色旅游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有效方式，通过让人们在革命纪念地现场或者看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实物等，进行感官刺激，再由进行导游讲解，激发人们产生回忆或者联想产生情感共鸣。同时必须研究游客的心理需求，依据心理学上知、情、意、行的规律，注重游客的利益诉求，满足游客的心理需要，开发符合游客需要的旅游产品，达到情感共鸣的目的。还有其他方式如红色经典影片、纪录片等，以高度的视觉、听觉刺激和情感触动，将人们置身其中共同感受和体验，从而发人深省产生认同。

当代，文化离不开媒介的助力。大众传播是大众文化的载体，是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策划者、实施者和推动者。为了增强红色文化传承的有效性，必须以主流媒介为主，整合各种媒介资源，构建立体的红色文化优势媒体传播网络平台。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应该承担起传承红色文化的社会责任。同时充分组合运用互联网、手机等媒介作为传播红色文化的媒体，和大众传媒一起成为红色文化传承的主渠道，引导国民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进一步发展红色旅游，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承

红色文化是红色旅游的核心和灵魂，要发展红色旅游，就必须要挖掘红色文化内涵；传承红色文化是红色旅游的主题和目的。红色旅游是红色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

在红色旅游的发展过程中，红色旅游规划对红色文化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红色文化传承强有力的支柱和动力。红色旅游资源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就是要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展示红色文化，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社会教育作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可以扩大红色文化震撼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对红色文化创新的过程和途径。通过对红色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结合游客心理、需求和审美，将凝聚红色精神的物质载体打造成人们喜闻乐见的，既有历史感、又贴近生活的有震撼力的红色旅游产品，使红色旅游目的地更具有经典性、思想性和时代感，从而激发人民奋发向上，积极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中去。

红色旅游景区是红色文化的承载者和展现地，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包括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红色旅游景区红色文化的传承要在空间上营造红色文化氛围，在内容上丰富红色文化内涵，在服务上强化红色文化元素，尊重、还原、活化红色历史，提升红色旅游质量，方能达到有效传承红色文化的目的。首先，要加强红色旅游景区“硬件”建设。红色旅游景区要打造红色旅游精品，不断创新展陈内容，加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完善景区配套设施。其次，要以红色旅游景区服务为载体，传承红色文化。红色旅游就是红色文化的洗礼经历，红色旅游服务是红色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作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者，红色旅游企业、红色旅游服务和管理人员都有传播红色文化的责任和义务。在服务的各个环节中，都应传承红色文化。

要做好红色旅游营销就要掌握红色旅游市场的特点和知晓红色旅游者的需求，遵循红色文化传承的基本规律，辅之以活性载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让红色旅游者亲自去信服的事实面前感知，最终让旅游者达到情感共鸣，最终传承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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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语传媒；红色文化传承；途径；人才培养

红色文化是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今天，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感染力，同时，为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做出贡献，利用英语媒介作用，传承赣南红色文化势在必行。英语国际地位的确立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英语作为人类交流的一种重要工具，是一种信息流通的媒体，也是传播者与受传者共有共享信息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双向的，相互的。赣南是一块富有优良革命传统的红土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赣南人民在开创苏维埃革命运动实践中，留下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孕育的光荣革命传统，奠定了赣南在中国红色文化中独特和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利用英语媒介作用，研究传承赣南红色文化的途径，旨在传承赣南红色文化，促进人才培养，增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长期以来，对红色文化的概念众说纷纭，但近几年来，学界对红色文化的界定更为明确。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红色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根据文化形态学的理论，可分为：物化文化层，表现为遗物、遗迹、遗址等革命历史遗存与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堂等纪念场所；制度文化层，包括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具体体现在各种决议、规定、命令等政策与法规中；精神文化层，包括革命精神、革命文艺等。而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结构的核心层次，它是国家经济、政治的反映，体现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同时又具有重大的价值导向、思想阐释、道德规范及平衡社会等作用。精神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红色文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积淀孕育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利用英语媒介作用，传承赣南红色文化有助于推动红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助于丰富革命传统教育和创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也是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第一，利用英语媒介作用，传承赣南红色文化是时展的必然趋势。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要思考如何使中国下一代的历史责任感更强，人生目标更加明确，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使之成为懂得如何走正确的路，做正确的事，愿意服务大众、贡献社会、报效国家的人。红色文化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以其所蕴含的魅力、厚重的革命精神和文化历史内涵在素质教育中有着独特作用，有助于培养下一代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爱国情操，红色文化已成为素质教育的新平台和新课堂，进行着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使我们在接受了红色文化洗礼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树立起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更明白所要担负的历史责任。作为素质教育的一种新模式，红色文化、素质教育与英语教育相结合必然符合教育发展规律，顺应时展的趋势。第二，利用英语媒介作用，传承赣南红色文化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要发挥多元载体的文化传播作用，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必须借助外语的媒介作用，有效传播赣州红色文化，这恰巧符合赣州市长冷新生提出的全面加快推进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宏伟目标：即赣州将建成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的目标。当今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科学引领下，红色文化俨然成为“中国梦”逐步实现的重要软实力。传承红色文化，不仅有利于大学生成长成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还有利于增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第三，利用英语媒介作用，传承赣南红色文化是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正如周运清部长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是我国大学的历史使命” 一文中指出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都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当代大学应该摆脱纯粹功利性，甚至是工具主义理性困惑，在走出象牙塔，融入时代的发展潮流的同时，更牢记民族的使命，文化的重任。同时，更应自觉地认识、领悟和把握自身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责任。这个历史责任，是不可能由大学某一个学科来完成的，大学里每一个学科都肩负着这个历史使命，当然，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在承担这个责任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主人，更应加强民族文化的传承。

二、利用英语媒介作用，传承赣南红色文化的途径

（1）利用英语课堂，传承赣南红色文化。一方面，随着“全民英语”时代到来，教育界从幼儿园到各大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开设了英语课程。英语学习不仅仅是学习单词、语法和西方文化，更应该将中国的特色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英语学习为学生传播红色文化奠定了语言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地球村”的形成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社会上各个领域倡导学英语，从出租车司机到企业员工都不同程度地去学习一些日常英语。因此，各类英语培训机构、培训学校、辅导班等大量涌现，以满足学生学习英语的需求。此外，学校要加强红色文化英语教育课程建设，各地学校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把英文版红色文化资源教育列入课堂教学计划，全面加强地方红色文化教育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培养，真正做到红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作为英语老师，将英文版赣南红色文化引入教学，让学生感性地体验并指导学生思考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的指导思想、方针、路线、政策、目标以及实践的成功与失败，有助于学生正确理解，接受从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来的这些理论，坚定学生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传承红色文化。

（2）利用旅游标志语，传承赣南红色文化。随着国际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形成，跨国旅游日益频繁。赣南旅游资源丰富，红色旅游资源富集，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体，红色故都，人民共和国的摇篮，留下了众多的革命遗址和战场遗迹。客家文化地位独特，是客家人最早的集散地和最大的聚居地、发祥地、中转站，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摇篮。宋城文化底蕴深厚，是宋代全国36大城市和44大经济中心之一，荟萃了以宋文化为特征的诸多文物古迹。自党的十七大以后，尤其是 2011 年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发展红色旅游，传承红色文化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显重要。传承红色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地位毋庸置疑，有利于开发更加巨大的旅游市场，提升赣州红色旅游的知名度， 扩大赣州红色旅游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依靠英语媒介，在旅游景点配以中英文标志语、中英文景点介绍、中英文宣传画册，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赣南红色文化，传承赣南红色文化，使赣州走出江西，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3）利用网络平台，传承赣南红色文化。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在信息产业高度发展，并且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今天，网络成了最好的传播媒体。网络，给信息带来了强大而有力的传播途径，并且大大缩短了信息和接收的时间，便于人们自主学习、交流信息以及传播文化。只要将赣南红色文化的中英文版本传入自己的QQ空间、博客、微信、微博等网络交际平台，网友立刻就能看到相关信息，并转载转发，顷刻之间，该信息在上网一族之间广泛地传播开来。全国各地的网民都会利用此平台交流分享信息，各取所需。人们在网上输入自己想要的信息关键词，搜索一下，大量相关信息就会呈现眼前。只要网络上有关于赣南红色文化的各种语言版本，即使足不出户，人们也可以在网上学习交流赣南红色文化，这有利于赣南红色文化的宣传和传承。

文化具有引领风尚、凝聚人心、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功能和作用，红色文化是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今天，利用英语媒介作用，传承赣南红色文化是时展的需要，是赣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需要，更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理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海波.论红色文化传播的价值和策略[D].江西师范大学，

2009.

[2]幸城.论红色资源在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中的运用[J].江西师

范大学学报，2010（6）.

[3]张春丽，刘继斌，佟连军.中国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J].国

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6（4）.

篇14

关键词： 变速箱；轴承；纯电动汽车；新能源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推广和普及以相关技术的日趋成熟，纯电动汽车的研发重点已经从动力性，经济型逐步向舒适性（NVH），轻量化等方面转移。作为纯电动汽车的关键部件--变速箱，在设计过程中也更加注重其噪音水平，结构紧凑度等指标。同时，变速箱动力输入装置的变革--即由传统的发动机改变为电动机，也对变速箱内部传动部件尤其是轴承的选型开发产生了的深刻影响。本文针对较为常见的前置前驱车辆横置变速箱内部轴承选型进行讨论。

1.轴承结构类型的确定

变速器常用轴承包括深沟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滚针轴承，圆锥滚子轴承等。这些轴承具有各自的特点，需要根据具体应用情况选择。

1.1输入轴轴承结构类型

纯电动汽车变速箱输入轴转速较高，通常峰值转速可达12000-15000rpm，@一点与传统车差距较大，传统车发动机峰值转速一般低于7000rpm。同时对轴承传动精度，噪音水平要求较高。所以轴承结构类型以深沟球轴承为主要考虑，深沟球摩擦因数小，极限转速高，噪音小，成本低。主要用于承受径向载荷的场合，也能够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 另外，为了改善高转速下离心力的影响，可选用一些轴承厂家专门为高速运转设计的采用非金属保持架的长寿命深沟球轴承。

1.2输出轴轴承结构类型

传统车变速箱输出轴通常采用两个面对面安装的圆锥滚子轴承传动。圆锥滚子轴承虽然承受复合载荷的能力优于深沟球轴承，但由于是分体式轴承，装配时需要预紧，对装配质量控制要求很高，在使用过程中，轴承发热也比较严重，通常都要设计专门的油路对其进行强制。对于纯电动汽车来说，为了改善噪音水平，降低轴承发热以及提高装配工艺可控性。笔者选型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深沟球轴承。需要注意的是，选用深沟球轴承必须对轴向极限载荷进行校核。空间允许的条件下，也可以考虑轴承并联成组安装；或通过调整传动齿轮参数以抵消一部分轴向力等方法改善轴承受载状况。详见参考文献2。

1.3主减速输出轴轴承结构类型

主减速输出轴结构，传递转矩，转速等状况与传统车基本相当，可以沿用传统车方案设计只进行必要的使用寿命校核即可。由于主减速输出轴轴向载荷较大且难以通过设计使轴向载荷得到分担或抵消，所以主减速输出轴轴承类型仍以圆锥滚子轴承为主要考虑，布置方式上为2个轴承面对面布置，由于两个轴承的轴向载荷不同，所以两个轴承的规格可以不同，但从成本，装配质量控制等方面考虑，规格也可以相同。

2.轴承尺寸的确定

轴承的尺寸包括内径（d），外径（D），宽度（B）等，其中内径是首先确定的且是后续选型的主要依据。其他外形尺寸则需要根据载荷，转速，轴系中心距等参数综合确定。

2.1输入轴轴承尺寸的确定

首先要根据变速箱输入峰值转矩确定输入轴最细处花键部分直径，一般按照下面的经验公式汽车变速箱输入轴花键部分直径d（小径）可按下式初选：

式中：K=4.0-4.6，经验系数；Memax--驱动电机输出峰值转矩；

考虑到轴承的装配性，轴承内径尺寸应大于上述尺寸进行选择。

2.2输出轴轴承尺寸的确定

变速箱输出轴可参考变速箱输入轴类似的方法估算和初选轴径，但要注意考虑传动比的影响：

式中：i1--1档传动比；

考虑到轴承的装配性，轴承内径尺寸应大于上述尺寸进行选择。

2.3主减速输出轴轴承尺寸的确定

如上文所述，主减速器部分无论从结构形式还是传动参数方面都与传统车相当，可以直接借用对应的传统车方案而不必重新开发。

3.轴承极限转速的确定

滚动轴承转速运行速度有一个极限，即极限转速。纯电动汽车变速箱轴承选型时，轴承的极限转速应根据驱动电机的峰值转速确定。

3.1输入轴轴承极限转速

变速箱输入轴一般直接通过联轴器与驱动电机输出轴连接，故：

n1max=nemax

式中：n1max--变速箱输入轴轴承极限转速；nemax--驱动电机输出峰值转速；

3.2输出轴轴承极限转速

变速箱输出轴与变速箱输入轴以固定传动比传动，故：

n2max=n1max/i1

式中：n2max--变速箱输出轴轴承极限转速； i1--1档传动比；

3.3主减速输出轴轴承极限转速

主减速输出轴与变速箱输入轴以固定传动比传动，故：

n3max=n2max/i0

式中：n3max--主减速输出轴轴承极限转速； i0--主减速比；

4轴承载荷的确定

轴承载荷按照载荷的作用方向分为轴向载荷（Fa）和径向载荷（Fr）两种。按照载荷的作用状态分为基本额定动载荷（Cr）和基本额定静载荷（C0r）。轴承的选型以基本额定动载荷为主要依据，通过计算得出的轴向载荷和径向载荷，需先经过换算转化为当量动载荷（P），然后作为依据与轴承选型表中的基本额定动载荷对照选型。

4.1输入轴轴承载荷

轴承的载荷来自于齿轮传动，所以首先应对输入轴齿轮进行受力分析，求解出齿轮作用力即圆周力（Ft），径向力（Fr）和轴向力（Fa）三个分力，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αn--法向压力角；β--螺旋角；d--分度圆直径；

然后根据材料力学公式求出两个轴承位置的支座反力并确定轴向载荷和径向载荷，进而通过换算确定当量动载荷。

4.2输出轴轴承载荷

变速箱输出轴上有两个齿轮，要分别进行受力分析。其中与变速箱输入轴啮合的齿轮受力与4.1节中计算数值相同只是方向相反。与主减速输出轴啮合的齿轮在受力分析时应注意圆周力的计算公式变更为：

4.3主减速输出轴轴承载荷

主减速输出轴上有1个齿轮，齿轮受力与4.2节中数值相同只是方向相反。

5轴承验算

5.1轴承轴向极限载荷验算

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载荷的能力有限。 所以变速箱输入轴和输出轴轴承须验算轴承的轴向极限载荷，详见参考文献1。

5.2轴承寿命验算

通过上述选型计算，可初步确定轴承规格。根据汽车的里程寿命要求（一般按30万公里计算），结合上文求得的轴承载荷数据以及轴承的额定载荷参数进行变速箱轴承寿命的验算，具体过程见参考文献2。由于轴承的实际运转状况非常复杂，所以轴承寿命的验算还需结合同类产品应用经验以及整个生命周期内使用工况综合考虑。

纯电动汽车变速箱轴承使用寿命的主要关注点在变速箱输入轴和输出轴轴承上。一方面由于动力源的改变，导致整个生命周期内轴承平均转速上升，必然会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轴向载荷的存在也使轴承的工作状态更为恶劣和复杂。所以对于变速箱输入轴和输出轴轴承的使用寿命要重点校核。对于主减速输出轴轴承，如果是沿用传统车轴承方案，且其运转工况与传统车轴承近似，一般均可满足使用寿命要求。

参考文献

[1]《滚动轴承的分析方法》 万长森 机械工业出版社.

[2]《变速器》 高维山 人民交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