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艺的传承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茶艺的传承，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通过会话、作出指示、传授知识、分享重要观点等传播行为创造着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并不断地对它进行维系和修正，而却不自知。就像麦克卢汉说的那样:“就像鱼并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媒介构成了我们的环境，并维持着这种环境的存在。”传播通过语言和其他的符号形式，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周遭环境。

城市文化的传播现状

城市文化的内涵包括了三个层次:一是城市的物质文化，又称表层的城市文化，它是通过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由可感知的有形物质文化组成;二是城市的行为文化，又称中间层文化，它是在法律规章、管理制度、城市形象、行为准则、典礼仪式、组织领导方式以及其他行为方式中所体现的精神因素;三是城市的精神文化，又称深层的城市文化。

然而在城市化及现代化的发展中，许多城市都是以牺牲城市的文化功能为前提条件的。以武汉为例，武汉江汉路的百年老街就因为修建地铁的原因走在了存亡的边缘，这是城市物质文化层面的毁坏。然而，面对快速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整个文保系统都显得有心无力，以武汉市为例，几乎所有的古建筑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被列入到文物行列，而老房子归当地房产局管理，1986年开始，武汉市文化局陆续将一批老建筑列入保护范围，但二十年来也不过只公布了103处具有相当艺术和历史价值的老建筑，仍有大部分不够级别的老建筑散落城区，进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逐渐淹没。更可怕的是，有许多挂牌的文保单位，也依然逃脱不了被拆除的命运，比如2004年市级文保单位武昌鄂园，曾经是来汉住过的地方，依然被拆除，没有人问责。

高度城市化的现代城市也牺牲了城市文化的生态多样性，也就是中层的城市文化。最初的古代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乡村文化传统仍延续在城市空间中，用芒福德的话来讲就是“城市在联合村庄、城堡、圣祠、市场的同时，还继续依托了村庄的道德基础:在日常的共同任务中愉快劳动、相互协作，以及在饮食、生育、祭祀供奉方面的共同习俗”。而现代城市则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与乡村社会隔离开来，使自身的精神要素与文化生产越来越单调和机械，这是现代大都市人的精神日益麻木、心灵日益空虚的重要原因之一。武汉的民众乐园便是这种文化多样化泯灭的最好注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步伐加快，整个社会都变得浮躁和焦虑，当年民众乐园中戏剧百业花团锦簇般的繁华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商业中心和写字楼，而随之消失的还有那许多代表着武汉城市文化的种种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

城市文化物质层面和行为层面所遭到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了城市的精神文化。城市中的浮躁和焦虑侵蚀了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变得功利和麻木，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再去谈论文化，正如德国学者乔治•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所说:“它(大都市)把所有的人格与品质都简化成一个问题:‘值多少钱?’”可是，文化尽管不直接创造财富，但由于它直接关涉到人这个根本性的环节，因而不仅是人性最高与最后的目的，同时也是城市文化功能的终极意义所在。由此可知，现代城市的解体与危机，其根源就在于文化灵魂的隐匿;而要拯救当今正在沉溺的城市，真正地实现城市化的内涵，首先需要拯救的也是城市文化。

尽管媒体进入城市研究的领域时间不长，但是在文化研究中，大众媒体从来都不曾缺席，甚至常常站在被众多学者关注的位置。摒弃过去稍显功利和机械的“传递观”，用新的“仪式观”来审视城市文化传播的现状，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城市文化传播方式，让城市化为城市文化的传播铺路，让城市文化的传播对物化的城市化的进程进行补充和丰富，这是需要我们探讨的内容。

用“仪式观”看城市文化的传播

城市文化研究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说过，在经历过各种变化之后，整个城市的环境获得了生机活力:它把整个人类精神世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阶段都连成一气，同时又不丢失城市的总体形式。

这实际上就是传播的“仪式观”所描述的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们行为的文化世界。居住在同一座城市中的人们，分享着相同的城市历史，拥有带着城市传统烙印的多样化行为方式，他们的脑海和心灵中根植着同样的城市精神文化，而城市文化的传播实质上就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受众作为旁观者，加入到了媒体所描述的城市文化的场景之中，这样的描述能够为整个城市生活提供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能够保持城市的精神文化发展脉络，不至于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浮躁氛围中丢失了城市的总体形式、破坏了城市的生机和活力。

(一)巩固城市对文化的贮存功能

人类进化要依靠文化积累，而文化手段则首推文字和城市。当我们的城市环境被日益破坏，当城市对历史的延续被打断，媒体，作为城市的记录者，必须利用文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让受众不再和自己城市的历史擦肩而过，而是营造出一种城市历史纵深感，让受众们重新认识并置身于自己城市的历史脉络之中。

以武汉为例，媒体首先要致力于保护武汉的城市物质文化，如古建筑群，老街巷等，用文字、影像等对它们的历史，也是整个城市演进的历史进行记录和讲述;除此之外，媒体自身还必须转变身份，提高自己的都市意识，从记录者和介绍者变成组织者和参与者、从事后的问责变成事前的预警、从被动地记录变成主动地保护，形成一种媒体和舆论的合力，并以此推动城市物质文化的保护。

比如为修地铁拆除江汉路一事，武汉多家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相关报道，引起了广大武汉市民的高度重视，市民们在各种媒体的报道和讲述中重新认识了身边的这条百年老街，真正地融入了街道所代表的城市历史之中，对这条街道，或者说是武汉的城市历史文化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也正是因为此，还建方案迫于压力而作了修改，同意对部分有代表性的建筑物进行原址原貌还建。也许对于拆除整条江汉路来说，这一点点坚守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媒体和文字至少还是一种可以坚守的力量，是一个管道，一种希望。如果武汉的媒体多一些城市文化的意识，多挖掘武汉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遗迹，让武汉市民对自己的城市有更多的了解并且为此而自豪，那么城市对文化的贮存就有了整个社会作为后盾。

(二)恢复城市对文化的流传功能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正在使得现代城市逐渐失去特色，成为钢筋、水泥、大面积玻璃的庞大杂合物，城市之间的相似性越来越大，而市民的“家园”意识越来越小。商业广告催生的消费主义，大众媒体构建的流行文化，极大地破坏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磨平了不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别，城市化更是加快了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标准化”。

媒体要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去挖掘和关注武汉的人文风俗习惯，从武汉市民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方式、娱乐消遣方式等入手，将正在逐渐消失的民间艺术形式、民间习俗、老行当、老一辈的生活娱乐方式、饮食习惯等，重新展现在市民眼前，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并且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挖掘，将他们传承下去。比如武汉的“过早”、轮渡、那些老字号的店铺以及方言等，这些都是构成武汉城市文化的支柱之所在，将他们在媒体上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展现，不仅仅能帮助武汉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保持文化形态和生活行为形态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持武汉自身的人文风俗特点，能够让武汉市民形成文化认同感，不至于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失去前进的方向。

(三)培育充满个性的城市文化，重塑城市文化灵魂

易中天在《读城记》中提到:“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也不乏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

篇2

【关键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穿插艺术

一、适当穿插故事，重视理论实际联接

作为教学方式的一种，穿插式教学最主要的还是要围绕教材内容处理教学内容。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可以适当穿插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或者历史典故，对学习内容做以全方面多角度的介绍。教师可以借用历史典故，穿插和政治教学内容相关的故事，将道理蕴含在事物中，引导学生思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在讲解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这一知识的时候，教师要引领学生了解商品的起源。可以给学生讲解古代人们没有货币的时候，互相之间交换劳动和多样化的产品，这其中被交换的劳动和产品也是商品的一种。在教师向学生讲述原始人互换猎物的时候，学生对这部分知识内容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对商品含义的理解也就更加深入。

二、结合自我实例穿插，引发共鸣感受

在高中政治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结合自身的实际事例，向学生讲解想要表述的道理。这种现身说法的实例穿插的教学方法的应用，能够抓住学生想要了解教师的心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有因为是实际发生在教师自己身上的事情，表达解释起来真实感更强，更具说服力，能够使课程内容深入人心。在学习“实践是检验认知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部分知识内容的时候，教师给学生讲解自己在大学时期参与学生会竞选过程中发生的实际事例。在当时竞选之前，学校组织所有参选学生集体进行一次校外活动，这项活动是需要学生组成活动小组进行社会调查集体进行，对于当时都处在竞争学生会成员位置的学生们来说，都想要重点展示自己的能力，一开始互相之间都不沟通，也不进行实践研究，只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内容，理论知识做自己的研究报告。直到第一次整体检查的时候，组织人员告知所有成员的报告内容都过于强调理论化，缺乏实践支持，很多理论不具备真实性。这之后所有的学生才开始重新进行社会调查，展开实践研究，所得出的理论也符合检查的要求。教师向学生讲述自身的亲身经历，让学生认识到实践操作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加强实践操作，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作用。

三、结合情景穿插，实现重点突出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适当穿插一些情景模式，可以有效强化学生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和感受。教师可以根据社会关注的经济和民生热点问题，选择学生身边发生的新闻构建新闻情景，组织学生思考研究，将这部分思考所总结的知识内容结合政治课程的相关内容，强化学生的理解吸收。另外教师还可以运用一些轻松的方式构建情景穿插，新的教育环境下的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强，教师可以通过歌曲穿插引发学生的活跃思维，提升学生的学习激情。教师可以选择一些和政治课程内容相符合的歌曲穿插到课堂教学当中，这样不仅能够使知识更加通俗易懂，也使课堂充满趣味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比如可以通过《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向学生介绍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具体状况以及所取得的蓬勃发展的重要成就，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另外教师还可以选择一些影片资料通过多媒体教学工具播放给学生观看，让学生更加了解相关的知识内容，比如可以通过短片展示目前世界各地多样性的文化和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式，这样直观的视觉冲击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教学中“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传播”的课程内容。这样讲思想教育和教材内容相结合的穿插教学方法，既能够自然生动的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吸收，又能完善基本的教学目的。

四、适当穿插点拔，实现恰当指导

教师想要完善穿插教学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效果，就要学会在教学中适当的进行点拨。点拨要重视对政治课程中的中的重要内容进行，要强调要点，重视难点，以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疑惑为根本目的。虽然点拨穿插所用的时间不多，但是对在学习理论性较强的政治学科的学生来说，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讲解“真理和谬误是相伴而行”的这部分知识的时候，教师要重视对“相伴”的解释，要重点强调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真理和谬误可能是共同存在的，二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错误是允许出现并且极有可能存在的。在这部分知识的教学中，教师不需要细致解释两者的其他性质和关系，只需要对“相伴”这一特殊属性进行解释就可以解答学生的学习疑惑，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内容，实现政治学习高水平的提升。

五、即时巧妙穿插，实现自然提升

高中政治课程的理论性和科学性的特性决定了其不易理解的特质，教师在开展教学的时候要重视利用身边的事物穿插教学，强化学生自然地理解知识内容的能力。比如在学习“商品的含义”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教师可以拿起身边的黑板擦，粉笔问学生是不是商品，学生回答是，接着问原因，引导学生说出这两件物品包含人类的劳动，并且是通过交换所得的商品的定义；之后教师再问学生呼吸的空气，接受的阳光是不是商品，学生回答不是，这就是对商品含义理解的进一步巩固。

除了用身边事物穿插教学之外，自然引入穿插也是政治课堂上穿插教学的重要形式，也就是教师可以根据所教授的内容的进行状况，适当引入符合其教学发展形势的穿插内容，加强知识的传授质量。比如在讲授“人生观和价值观”这部分知识的时候，教师应该先带领学生明确书本上对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定义，然后可以带头说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接着让学生思考他们想要确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怎样的。这样在教学中自然地融合，能够在完善对学生思想政治课程内容教育的同时，给学生人格发展以争取的引导。

结论

在高中政治学科教学当中运用穿插艺术最关键的就是要保证适度适当，切记随意穿插，切记胡乱穿插，切记不合时宜的穿插，切记内容不符的穿插。要围绕教学内容，根据中心要点，有选择，有重点，有目的的穿插内容完善教学，要保证穿插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准确性和严密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会穿插艺术的作用，实现政治教学效果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何朝云；；浅析高中政治小组合作教学的有效策略[J]；新课程学习（中）；2011年05期

篇3

由于茶壶供不应求，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有业者透过转口贸易引进紫砂陶土，以灌浆或拉胚方式仿制型态神似的“台湾紫砂壶”，甚至仿潮汕壶的作法在外观喷上朱泥浆；也有陶艺家以陶土拉胚后上釉烧制“陶艺壶”，两者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市场，可见当时台湾茶艺的盛况。

其实台湾早在日据时代，苗栗与莺歌就有茶器的产制，代表人物为客籍杰出艺术家吴开兴，只是品项与数量甚少，无法形成气候。

1974年，蔡晓芳首度以各界惊艳的“宝石红釉杯”，开启台湾现代茶器创作的序曲。此后即不断接受各界如陆羽茶艺中心等委托，制作出系列经典茶器。1978年～1985年日本茶道更慕名来委托制作专用器物，以青瓷、青花与釉里红为主。1984年接受台北故宫博物院委托，为新设之“三希堂”研制茶具后，“晓芳窑”更是声名大噪。

陶艺界普遍尊为“当代台湾官窑主人”的蔡晓芳大师，从传统中创新火候，无论器形或用釉均堪称无出其右。他所烧制的红釉、冰裂瓷、仿汝窑等所呈现的色泽，无论圆润玉肌的娇黄、深沈饱满的血红、翠绿欲滴的碧，甚至粉青与豆青的朴实内敛、温润如玉等，将陶瓷的生命力鲜明地呈现。尤其有别于景德镇制器从拉坯、绘画、烧制完全分工，各司其职，蔡晓芳则是从土质的选择、筛选到造型、釉彩、烧窑等，全部一己之力完成。作品不仅深受高人士的青睐，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对其推崇有加“造型优美、用色精准、高雅古致，感受中华文化内敛的人文神韵”。

1938年出生于台中清水的蔡晓芳，早年曾远赴日本研习，1975年在台北创设“晓芳窑”至今。以本身的艺术天分与稳扎稳打的学习功夫，淋漓尽致地呈现中国陶艺的风华，并有感于近年台湾茗茶文化已深具特色，但茶具的品项却显不足，因此以多年对宋瓷的研究为基础，开创出一系列深具人文品味与美学内涵的汝窑茶器，之后更发展出许多单色釉茶具，如乳黄、牙白、定白、天青、铁斑等系列。

人称阿万师的曾财万，则是不同于宜兴传统拍身筒或挡胚工艺，全然以拉胚创作出无数经典紫砂或朱泥壶的佼佼者。作品从炼土、养土、构图、拉胚、修胚、烧制皆亲力亲为，显示他对土、火、艺三者结晶的最大坚持。已故宜兴壶大师顾景洲曾于1993年赴台拜访，两人合制一把“壶艺缘”，壶身由阿万师现场创作。顾老则亲自题词并书画落款，两岸壶艺大师的共同创作，在当时也带动了一股养壶赏艺风气。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市场上一片宜兴壶天下中，开启台湾壶创作风潮且独领的则是人称“阿亮”的壶艺家陈景亮。缘于自己喜欢喝茶，当时宜兴壶却是价昂稀少的奢侈品，认为买宜兴壶还不如自己做。不过他也意识到，宜兴壶已经发展了数百年，后人不太可能超越。因此发愿做台湾壶，希望“台湾壶的风格可以融进中国文化里，能够和宜兴壶互相辉映”。从29岁开始(1984年)，陈景亮全心投入，至今已是国际公认的壶艺名家，其作品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以及欧美韩日等知名博物馆都有典藏。

不过陈景亮近年“正常”的茶壶却少有创作，而以超写实的技法用陶做了许多树枝与枕木，而且每一截栩栩如生的树木枯枝居然都可以泡茶，让实用壶提升至观赏壶的境界。

篇4

关键词：夷陵地区采茶山歌；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J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9-0174-01

一、夷陵区采茶山歌的传承现状分析

采茶山歌是夷陵区山歌中的瑰宝，尽管其历史悠久，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的传承现状不容乐观。

（一）茶歌传承过程中后继无人

以前，人们生活条件艰苦，娱乐活动很少，老一代的茶农在茶园劳动时经常以歌为乐、以歌会友和对话，茶歌便由此产生并传承下来，但如今很多山区的年轻一代茶农外出打工，加之受到流行音乐的影响，对传统的茶歌几乎没有传唱的兴趣，而老年一代的歌手也年岁已高，以致于茶歌在传承过程中后继无人，很是令人担忧。

（二）现代生产模式改变了茶歌的传承环境

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先进的劳动生产力，以前的茶园以手工作业为主，每当播种或者采茶季节人们都成群结队的上茶山集体劳作，茶歌便伴随着人们最原始的劳动生活产生并传播，而现代的茶园都采用现代机械化作业，所需人力在逐渐减少，从种茶、制茶和售茶都是一条龙服务，现代生产模式改变了茶歌最原始朴素的生存环境，阻碍了茶歌的传承和发展。

（三）缺乏专门的茶歌传播和推广途径

夷陵区虽然以山区乡镇为主，但因为离宜昌市中心城区不远，相对来说经济发展比较快，当地政府往往只注重发展经济忽略了对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视，加之该区分布的少数民族很少，几乎很少有一些传统的民族节庆活动，茶歌在当地严重缺乏专门的传播和推广途径。

二、新形势下传承和发展夷陵区采茶山歌的构想

（一）加强对采茶山歌的采集和收录工作

采茶歌主要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流传下来，很多民间艺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不会记谱和收录，这样导致一部分采茶歌正在逐渐消亡，所以必须组织专业的民间音乐工作者进行田野工作，找老一代的民歌手，采集和收录采茶歌。曾经在1986至1988年间，国家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起组织全国各地民间音乐研究机构收录和采集各地民歌，并分省份出版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在湖北卷集成中收录了十九首宜昌市夷陵地区的采茶山歌，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该地区的采茶山歌收录成册。所以采茶山歌的收录和采集工作已经势在必行，必须收录成册才能让其永久相传。

（二）成立专业的茶歌培训班，培养新一代茶歌手

目前，夷陵地区的茶歌手主要是以出生于三、四十年代的老人为主，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茶农中偶尔会出现几个会唱茶歌的，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中几乎没人会唱，这样茶歌的传承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最好的办法是成立专门的茶歌培训班，请会唱茶歌的老人口传心授，培养一批新的茶歌手，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样才能保证茶歌不至于失传。

（三）建立合理的宣传和传播渠道

要传承和发展茶歌就必须加大推广和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晓茶歌，为其继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首先，可以通过电台、电视等各种媒体宣传夷陵区茶歌，通过制作茶歌专题节目，播放各类采茶山歌，让受众熟悉其曲调和旋律。其次，可以借助学校音乐课堂，推广采茶山歌。当地教育机构可以自己组织编写具有本土特色的音乐教材，加入一些宜昌市夷陵区采茶山歌的作品，给当地学生提供一些采茶山歌及采茶文化的学习机会，让新一代也能了解该地区的采茶山歌文化。最后，组织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活动推广采茶山歌。可以组织山歌节等民间活动，组织当地群众集体传唱采茶歌，调动其对民间音乐的兴趣。还可以借助一些茶叶推销的商业活动，表演采茶歌，让各地商家不仅了解了本地区的茶叶也知晓了茶文化。

（四）传承的同时，不断的创新

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的采茶山歌虽然旋律优美质朴，但是表现形式显得单一，如果要让现代人接受传承，就必须适应现代社会潮流的发展，融进一些现代元素。一方面可以保留原有的采茶歌基本曲调和框架，加入现代的配器和新词进行包装。另一方面，以采茶歌为基本主题素材，加强新民歌创作。宜昌地区的新民歌创作在我国是比较成功的，夷陵地区的茶歌同样也可以作为新民歌的素材进行二度创作，形成新一代的茶歌四处传唱，让该地区的茶歌能真正走向全中国乃至世界。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课题，项目编号：2010b213

参考文献：

[1]李沁遥，廖婷.茶歌探源[J].农业考古，2004，05：7-8.

[2]黄允箴.论“采茶家族”──一首“采茶歌”的流变[J].中国音乐学，1994，02：10-11.

篇5

关键词：音乐艺术；古琴；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理论；现状；调查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

施咏教授的《弦外之音――当代古琴文化传承实录》就要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是他在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工作期间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也是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成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又一部有关古琴文化传承及现状的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专著。我认为这是近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建设方面一项重要收获。所以，不揣自己对古琴艺术的无知，不顾忌自己对当今古琴传承保护缺少调查研究，仍非常高兴给这部专著写几句感想。

本来古琴艺术申遗成功，已经大大推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对古琴的关注，推动了琴乐的表演、传播，也有力推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相关书籍的出版。例如，近年陆续出版了介绍古琴及其演奏的多种教材，出版了有关古琴历史、文化的多种研究成果，以及吴文光先生《神奇秘谱乐诠》这样的古琴曲打谱释读的专著，还有收有六朝后期至清末民初142种谱集所见载琴曲谱的30卷本的《琴曲集成》大型的古琴资料汇编，也终于由中华书局出齐了。又如，以涉及古琴艺术方方面面的申请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而言，仅我近年有幸审读或应邀参与相关答辩问题的，就有十几篇近20篇，可见青年一向古琴的学术目光之殷切，他们的成就也颇令人欣喜。可以说，我国古琴艺术的发展和保护、传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令人振奋的阶段。

施咏先生的研究，也许属于姗姗稍后来者，但在这百花竞放的场景中，却因别具风致，一定能够脱颖而出。

2010年11月下旬在江苏徐州中国中国矿业大学举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我初次听到施咏教授介绍他有关古琴艺术保护的部分研究成果，当即感到非常有价值。例如，他从传播学出发，探讨了古琴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代武侠小说中的文学传播，探讨了古琴在唱片、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中的传播及所产生的偏误现象，他既探讨了古琴的网络传播概况和特点、古琴网站的类别与功能，还总结了琴乐传播的“模糊性、反传播性与多层综合性”三大特点，还提出多种传播手段相互交织相融、多层综合、多元并存，成为当前琴乐传播的发展趋势，共同推动古琴文化在当代的传播和发展。

尽管只是简短的介绍，但让人立马感到他的研究视角非常新颖，体现出他研究意识的独特性。

不由得想起唐代大史学界刘知几有关史学研究者所必须具有的几项重要条件的阐述。按刘知几字子玄，著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代表作《史通》，他提出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必须具有“才”、“学”、“识”这三种基本条件，即所谓的史家“三长”。

据《旧唐书》刘知几本传记载：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才，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左木右便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①

这里所说的“才、学、识”应如何理解？今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认为：所谓“史才”，指修史的才能，主要指历史编纂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也包括其他的历史观点。②

也有的学者认为“才、学、识”，其实大体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文、史、哲学，是从事史学以及其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必备的基本素养。

“才、学、识”三者，虽各有作用，但相互联系非常紧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三才之中，识尤为最重要。例如，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便在《通志・总序》中强调：“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明袁子才《续诗品三十二首・尚识》也说：“学如弓弩，才如箭簇，识以领之，方能中鹄。”

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认为识不可无，认为识也是才、学并重或相辅，因为识力就是洞察力、鉴赏力、判断力的别名，是以“学力”为其根本的。但他在《谈艺录》五一《七律杜详》中，还是强调指出：“识”固为先，“识曲听真”，方得为“具眼”。认为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发覆破的”的洞察力、鉴别力。

当今盛行的史学理论中，也有类似的强调。学者们指出，虽然史料或史实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真实的史料当然是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前提，所以史料对历史学的重要，甚至有傅斯年先生“史学便是史料学”③的说法。但是，史料或事实本身，毕竟并不能自行给出一幅历史学家所悬之为鹄的历史构图，也不能自行给出任何理论来。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乃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幅历史构图，但这幅图画最后是由历史学家的思维和想象所构造出来的，任何理论也总归是人的思想的产品。如果同样的史料和史实就能自行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只要根据一致同意的史料，历史学家就不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了，也不会一代一代的学者们来重新认识、研究历史，重新写作新的历史著作。所以，何兆武先生指出：对历史学的形成（即根据史料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累。④

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中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观点，也正体现着对历史研究者“识”的强调。

我认为，才、学、识不仅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条件，也可以说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识”既是认识、辨识、识别、认知的能力，也是见识、理解、洞察、意识，是研究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识”包含着康德所说人类认知的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全过程，也贯穿在人类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再到实践无数往返的全过程。以历史研究为例子，从具体史料的选择、辨识，到史料确认后对它们做出的解释，对史料所反映的史实的认知，都离不开“识”。这些工作，有的是纯科学的，或“完全科学的”，或是技术性的，但有的则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贯彻始终。此外，如何兆武先生《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指出，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外，还有“第三个方面”即史家对人性的探微，这也是一种史家应该具备的见识和意识。⑤

由此看来，史家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识”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广泛和深邃的，一代人一代人不断进行的历史研究、学术研究，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一代一代人认识不断发展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一代一代人不断获得新的认知和新的体会的结晶。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才、学的重要。推动史学进步的力量来自四方八面，史学大师王国维就认为学术史上的新突破，往往来源于新的发现，新材料。但甲骨文等这些导致学术突破的新材料，其价值和意义的揭示，不也需要目光如炬的王国维先生那样的远见卓识，才能揭示出其所埋伏蕴涵的重要价值吗？

施咏教授在其古琴调查的课题研究中，反映了他尤为突出的“才”、“学”、“识”三者的良好结合。正是很好地结合了传播学和历史学方法，又迅速网罗捕捉了许多新的传媒，以及网络上出现新动向，为我们考察研究古琴艺术遗产的保护传承，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新视角。

全书分为“实践调查”与“理论思考”上下篇两大部分。上篇由七篇分调查报告组成，通过对梅庵、广陵、虞山、浙派、蜀派、金陵、中州等七个琴派下的近三十个琴社、琴馆的古琴保护传承现状的实地考查，逐一调查了各琴社的生态发展环境、运行机制、相关流派琴乐的保护现状；以及相关琴人的琴乐理念、保护实践措施等。下篇则从理论层面对当代古琴的传播（类别、功能、特点、偏误）、传承（方式、组织结构、对象、技巧）、保护（问题与对策）以及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这一研究不仅体现了他的学力、才华，也的确体现了施咏教授的敏锐观察力，体现了他独到的学术眼光新颖的学术见识，由此我们看到一个青年学者已经具备了今后不断取得学术进展和突破的各种有利条件。

“山僧未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虽然未及从容细读施咏先生的全部文稿，也没有那么广泛的学识来评述他的所有心得，但通过对他的研究课题的点滴了解，我已感到它所拥有的分量和价值，也多少能看到他在博士后工作站期间合作教师刘承华教授的身影。相信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认真阅读本书，一定大有收益，能够得到种种启示。同时，加深自己对古琴艺术这一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立体的了解认知。

著名学人先生晚年，曾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他认为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世纪，指出我们已经错过来自西方启蒙时期“人的自觉”，不能再错过当今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之下的各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文化自觉”。我们每一个中华文化的传人，有必要不断提升自己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参与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传承弘扬，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事业，多一分担负，多一份贡献。施咏教授的努力，也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好的范例。

施咏教授正“富于春秋”。作为一位“70后”的年青人，已经获得各级学位，并被南京艺术学院聘为正教授――他已经建筑起了继续前进的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衷心祝贺他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即将出版问世，同时也期待他今后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创造更新的业绩。（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新唐书》本传则简称刘知几云：“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②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页。

③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