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数字化管理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食品安全数字化管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屠宰加工企业可追溯系统与企业原有生产管理系统进行了有效结合，将溯源标签条码与ERP数据相对应，实现每一头猪的原料来源(原料地区、客户)、加工过程(白条、红条或分割品)和相对应的数字流向(宰前均质量、宰后级别、胴体质量、白条质量、红条质量、分割前质量)相统一，加工后产品的入库、出库、流向均有可追溯信息。屠宰加工企业在实施可追溯的一个特点是，受制于技术实施的影响，对于某一产品，如猪胴体，如果实施了可追溯，则生产的所有该类产品都具有可追溯性，并且具有相同的深度、广度和精确度等可追溯性能，不存在“一厂两制”、对某一产品选择性实施可追溯的现象。企业实施可追溯的收益类别与可追溯的三大性能的要求如表3所示。

1食品安全风险管理

1.1责任定位可追溯系统具有向前追溯性，对于生产过程中所检测出的不合格产品，可以有效地追溯到原料来源。屠宰加工企业L生产中，生产与品质检测同步进行，但是，部分理化检测指标，如莱克多巴胺、盐酸克伦特罗采用酶标仪检测，取样送检90min后才能出结果，进行检测同时，生产线上的猪肉胴体，继续加工，待检测完成后，若有疑似不合格产品，则快速找到相对应的猪胴体，进行复检并进行相应的处理措施。在产品出厂后的流通过程中，通过行车记录仪和相关的温度控制措施和数据收集设备，也能够有效地对物流所产生的责任进行定位，保障产品的品质。

1.2产品召回可追溯系统同时具有向后追踪性，一旦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场，企业能够利用可追溯系统将不合格产品快速予以召回，确保不合格的食品较少进入消费环节和尽可能减少产生的危害，召回速度和精确性是影响食品安全风险发生时的危机应对和处理成效的主要因素，快速的应对可减小赔偿的损失，以及其他连带的责任，召回对可追溯信息的深度和精度要求较高，对宽度要求较小。

1.3品质预测可追溯系统已经从食品出现问题时通过查询追溯信息定位，发展到通过系统建模、预测食品品质等。食品品质预测对于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追溯宽度要求较高，目前企业实施可追溯处于初级阶段，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实现品质预测功能。在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之下，通过企业实际生产中所产生的全数据，构建供应链动态条件下的品质预测模型，更好地防患于未然，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实现食品供应链过程中品质预测与控制，提高食品安全水平与供应链透明度，主要货架期预测模型所示。

2生产加工过程管理

2.1原料结算目前屠宰企业普遍采用宰后结算法，屠宰企业L的生猪原料宰后检测合格、等级认定完毕，方可财务结算。结算所需要的数据包括猪胴体、猪头、猪皮的质量，以及相应的质量指标，如猪胴体的评级。这就要求生产线上连续作业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区分每一批次或每一独立供应商的原料，其中由于猪胴体由于涉及评级，其可追溯精度为0.5头猪。质检完成后，企业对合格的原料进行结算，对不合格的产品进行相应的处理，如对瘦肉精检测超标的猪进行销毁，可追溯体系与公司信息化管理的融合，实现了生产过程监控、宰后结算依据等功能。

2.2生产测算产品出率和生产过程损耗是企业生产测算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产品出率是衡量投入产出比的重要指标，在屠宰企业L中往往用均重进行衡量，由于不同的品种的原料，对产品的出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为实现供给与原料采购的平衡，这个环节必须靠生产测算中的产品出率来保证，例如4号肉的出率、板油的出率等。生产测算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损耗测定，例如红条修割过程中的损耗、碎肉的产生等，以及在加工过程中的损耗，包括预冷损耗、库存损耗、物流损耗，都需要依靠可追溯所产生的信息进行测算和分析。

2.3物流管理生鲜猪肉经过物流运送才能达到销售地点。在物流运送过程中，物流车厢温度波动、运送的距离都会对产品的品质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追溯对物流过程中的温控措施，结合GPS定位，达到物流过程中的控制，在可追溯的进一步的发展中，可追溯系统将把产品的环境因素更好地结合到物流管理中，达到对产品的全面管理。

2.4库存管理由于生鲜类产品库存过程中损耗较大，猪胴体损耗约为0.6%/d，因此库存量的多少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屠宰企业根据订单确定原料收购的种类和数量，按照订单生产相应的白条、红条和分割产品，产品又分为鲜品和冻品，可追溯的性能越高越能够保障生产过程中的原料和产品的对应性相对较高，尽可能地减少库存的数量和库存的时间，最大程度地减少损耗，同时库存量和库存时间的减少也能够保障产品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消费者，从而保障产品的质量。

3技术创新与经营决策

3.1产品研发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生存，不同的加工工艺对产品的出率和质量都产生较大的影响，企业内部的可追溯系统和生产管理系统的结合，对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进行了有效的管控和数据积累，对于不同的操作方法能够有效的分析，通过可追溯系统获取的市场数据研发新产品、对原有的产品加工方法进行工艺改进，优化生产方案。

3.2市场分析不同的销售地区、不同的市场渠道，如商超、批发市场和专卖店等，所销售的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具有差异性，三大市场渠道由于所针对的消费群体不同，对产品的需求具有偏好性，通过可追溯系统可以深入分析在时间序列上分析不同地区、不同市场需求，进而达到优化生产配置提高订单量的作用，同时根据不同市场的需求，反馈产品信息。

3.3利润测算

由于价格的波动，不同产品组合对企业的整体利润产生较大的影响，价格的波动包括原料价格的波动和产品价格的波动，原料价格的波动又包括各产地的不同价格和不同品种生猪的价格，合理的原料组合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利润，这就需要提供相对完备的不同原料品种的出率数据库，和现场生产实时数据，进一步比较两者的匹配度，导入价格后达到有效预测利润。

二、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企业建立可追溯系统不仅能够通过事后追查与召回、事前预测与控制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同时能够有效推动企业内部的数字化管理，在生产加工过程管理、技术创新与经营决策等方面均有潜在的收益。可追溯的数字化管理对可追溯的精确度要求较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可追溯系统功能由最初的食品信息记录查询逐步转向集成多种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技术，这对可追溯宽度亦提出更高的要求，通过大数据技术，可追溯系统能够为质量安全管理人员与监管部门提供辅决策支持，可追溯系统功能从简单信息记录向数字化管理、智能化决策支持拓展是其发展趋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1)政府部门应大力支持企业建立可追溯体系，并通过可追溯体系实现企业内部安全管理、外部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

(2)企业建立可追溯体系应充分考虑其在数字化管理方面的作用，系统设计时应充分与企业的实际生产相结合，做好整体性的规划。

篇2

北京倍肯集团姚世平总裁应该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社会企业家了。作为国内顶级的临床检验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的倡导者，经过整整20年行业砺练，姚世平无疑在公共卫生领域闯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创新之路，“誓做公共卫生领域商业及服务模式创新的引领者和推动者”，这是姚世平所率领的倍肯集团的明确定位和始终不渝的愿景。

“前10年，我们经营的是传统产品，走的是传统经营模式，历经2003年的转型后，我们从提品到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紧紧贴近社会，为老百姓服务，社会效益非常显著。”20年波诡云谲的市场经历，姚世平将之浓缩为短短的一段话。看似平淡却饱含深意，在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姚世平那种不断探索将商业与公益完美结合的创新精神。

创新模式 盘活基层

2003年的非典，不仅是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分水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倍肯公司的分水岭。

作为创建于1993年的一家公司，倍肯公司与国内众多的医疗器械公司一样，走上了一条贸易的道路。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姚世平，对于国内医院检验技术及装备情况了如指掌，公司创造之初，他就立志要从国外选择一些具有独到技术的产品进行，帮助提升国内的检验技术与水平，同时也能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紧密贴近用户需求，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 使倍肯公司终于在国内的医疗器械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企业的规模日益壮大。

2003年，非典肆虐全国，一次偶然的回乡经历深深地震动了姚世平，也由此掀开了倍肯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转型。

“非典暴露出了我国医学和公共卫生存在巨大的隐患。我的老家在江西农村，乡镇卫生院条件简陋，如何预防疾病，如何控制疾病，农村在这一块几乎是空白，我们一直在大城市推广业务，实际上基层才是最需要我们的。”回想那次经历，姚世平至今记忆犹新。

非典后，国家加大对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力度，查缺补漏，各种援建项目纷纷上马，姚世平积极参与。在一线调研中，他发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譬如有些地区政府为乡镇卫生院配备了500毫安X线机，但由于装机必须改造电压，增加相应的防护设施，乡镇卫生院做不起，只有闲置。

“我们感到很心痛，国家花了那么多钱，设备却在睡觉，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还是未能得到解决。”尴尬的现实无疑刺痛了姚世平，他在设想是否能够找到一条既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又能促进企业发展的双赢之道。

“基层医疗机构人才匮乏，没有专业的化验员，检验数据、检验业务管理无法与临床对接。企业的服务无法送到基层，很多企业的服务站多建立在省会城市，一旦企业的服务跟不上就会造成设备用不起来，检验项目开展少、甚至开展不起来的恶果；农村也没有好的物流渠道，试剂配送难问题突出。”这是制约基层医疗机构的三大障碍，也是姚世平2005年调研攻关亟需解决的三大难题。

凭借多年累积的专业技术和行业经验，结合周密细致的调研分析和超强的研发能力，倍肯终于将基层数字化实验室的整体解决方案研发成功——“基层数字化整体化验室”，找到了破解三大难题的方法，即以基层临床检验能力的整体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为基础，由中标企业提供完善配套服务，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度，为区域医疗信息化、远程医疗和居民健康档案建立奠定了基础，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看病能力。

2007年下半年，这套富有想象力的基层检验整体解决方案，在河南汝南县建立了20多个整体化验室进行试点。在运行期间，倍肯基层化验事业部团队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进行持续改进，服务模式日臻完善。

几年间，姚世平和他的倍肯团队，在全国7个省、2个自治区、1个直辖市共17个地区建成了近千家整体化验室，其中吉林省90%的乡镇卫生院都统一建立了“基层数字化整体化验室”。

2009年，“基层数字化整体化验室项目”经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评估论证，列为面向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推广适宜装备技术“五年十项”计划的头号项目进行重点推广。

“与上级、同级医疗机构之间信息互联，检验结果互认，避免重复检验，这样能减轻病人看病的花费，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业内专家的评价说，“倍肯数字化整体化验室”探索出一条真正助力政府解决“小病不出基层、合理利用医疗资源”的高效道路。

助力军需 深耕民生

创造力与洞察力，这是戴维·博恩斯坦认为的社会企业家所必备的能力要素，也是常在姚世平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特质。

2008年汶川地震后，数万军队驰援四川，救援工作虽然取得了众多的突破与成绩。但作为检验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姚世平发现救援中的化验工作缺憾甚多。“有什么技术和办法能够帮助医院和军队能在急救状态下快速获得检验的结果呢？”

通过与第三军医大学、301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等机构合作，依靠自身多年积累的专业技术、经验与研发力量，同时借鉴国外成熟的干化学技术，姚世平带领倍肯团队设计、研制出了以野战（应急）快速检验系统、野战（应急）快速检验车、野战（应急）快速检验背囊为主干的系列装备。这一创举，填补了我军在现场检验装备领域的空白，改变了我军现场检验工作装备展收时间长、检验速度慢、环境适应差、后勤压力大的现状。自2009年起，倍肯野战（应急）快速检验系统已在部队小批量试装，并且经过了多次实战检验。在“和平天使2009”中-加联合勤军演，2010年海地地震救援、玉树地震救援、世博会安保、2011年中国-印尼联合卫勤军演等各种救援、军演及其他活动中，均发挥了出色的卫勤保障作用。

2008年，倍肯集团参与了北京奥运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负责供应食品安全检查设备，姚世平发现了现有食品监管体系中不尽完善之处。

“国家投入很多高水平的检测设备进行检测，但是它们主要是在发生问题之后才会起到作用，那么在发生问题之前是否有一个很好的技术手段进行前期发现呢？”姚世平表示，要想实现这样事前的监管目的，就必须将智能化的监管手段迁移到基层。

奥运会后，姚世平率领倍肯团队研发推出了“食品安全检测监控网络整体解决方案”，方案由“信息化食品安全管理平台”和“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体系”组成。“信息化食品安全管理平台”可以帮助政府建立区域内的食品安全数据库、供应商信用管理、原材料溯源体系和食品安全信息体系，能有效支持食品安全应急反应机制和预警机制的运行，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

篇3

[关键词]医疗处方；二维码技术；数字化管理模式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4.100

[中图分类号]R197.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4-0-02

0 引 言

医疗处方是病人就诊过程中由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开具的书面性文件，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给药名称、药品剂型、计量、用法等详细信息，是药剂师和患者调配药品的依据。国家对处方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其具有法律、技术和经济责任。我国的法律对处方的管理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但在实际的运行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如，普通病人难于鉴定处方开具者是否具有处方权；处方具有一定的区域局限性，处方往往只在病人就医的单位内部使用；在药店购买处方药不用或不完全遵照处方，处方药随意出售现象严重；处方真实性难于鉴别；职能部门监管难度大等诸多问题。目前，处方在形式上分为手写处方和电子处方两大类，电子处方是网络技术和信息化技术发展的产物，对医院信息化的管理的具有较好的效果，但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随着医药分家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实现处方科学、系统地使用和监管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维码是计算机图形技术与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医疗处方采用二维分布的黑白图片进行图形化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相比于一维条形码，其在存储量、保密性、可追踪性、校验修复性和成本等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也被广泛应用于物品追踪、安全保密、证件管理、报表等各个方面。二维码集信息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识别技术于一体，对管理的数字化水平、管理流程的优化、管理的效果和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已成为应用型研究的热点，如二维码支付应用、二维码食品安全追溯等。本文重点关注了二维码在处方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形式，进而解决目前处方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 采用二维码技术的医疗处方数字化管理模式

采用二维码技术的医疗处方数字化管理系统是基于现代网络技术的公共服务性的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政府或企业通过组建“云计算”网络中心服务平台，实现二维码处方的信息化管理，对处方以二维码的形式进行生成、组织、存放和管理。二维码处方的相关使用者（医生、病人、药品销售单位、政府监管部门及药品生成单位等）通过网络终端（PC或智能移动设备）与管理中心进行网络通信，进行处方的真实性核查、处方内容核对、处方药销售和处方使用监管等各项相关活动。

医生针对病人的具体情况，通过申请二维码生成带有二维码的电子处方，一方面将其上传至二维码处方管理中心，另一方面将带有二维码的纸质处方交由病人。病人可以通过手机等智能网络设备扫描二维码获取处方的详细信息（如处方当前的状态，处方开具者的详细信息，处方相关药品的信息，药品销售信息等），在购药时将带有二维码的处方交由药品销售单位。病人还可以通过用户回执功能，将二维码处方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上传给二维码管理中心。药品销售单位通过网络化终端扫描二维码，自动与管理中心通信，对处方的真实性和时效性进行核验，如果真实性、时效性没问题，根据处方内容将药品销售给病人，同时将销售药品的详细信息（药品名称、药品量、药品销售时间等相关信息）上传至管理中心进行管理。药品生成企业通过网络终端上传和查看药品相关的信息。政府医药监管部门是整个系统的组织与建设者，通过与管理中心交互获取二维码处方运行过程中的监管统计数据和报警信息，进而对医生、药品销售单位和药品生成单位进行相应的管理，如图1所示。

2 采用二维码技术的医疗处方数字化管理的关键管理问题分析

2.1 模式的运营

采用二维码技术的医疗处方数字化管理系统，其本质是提供给医生、病人、药品生成及销售单位的公共平台，政府医药监管部门是系统的主要提供者，也负责体系的运营活动。从管理的角度，医生管理、药品生产管理和药品销售管理是政府医药监管部门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其工作的电子化管理，是电子政务的内容。因此，政府医药监管部门是数字化管理模式平_的直接投资建设者，负责整个模式的运营与管理。

医生与患者诊疗活动的开展依托于医院信息系统，药品销售依托于相应的电子商务平台，药品生产企业依托于企业信息化系统（如ERP），三者相互独立，各自为政。要实现二维码处方数字化管理模式的运营与管理，必须实现其与医院信息系统、药品销售电子商务系统和企业信息化系统的接口化对接，设立接口模块，设计对接协议和数据传输格式，在运营与管理上实现处方业务的一体化。

2.2 数据管理

二维码处方的数字化管理是集二维码处方的生成、输出、查询、使用和注销的全程性业务链条，整个链条的正常运转依赖于相关数据的科学组织和管理。

首先，相关数据库的建设。辅数据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执业医生数据库。执业医师是处方开具的权力方，只有在执业医生数据库登记注册的医生才有权力申请二维码并开具处方，其相应的数据为结构化数据，因此，可采用关系数据库系统进行组织与管理。②药品及生产单位数据管理。药品是处方的直接对象、生成单位是药品的提供者，是处方业务链条的基础信息保障，可基于结构化的形式采用关系数据库进行数据管理。③药品销售单位数据管理。药品销售单位是二维码处方的直接使用场所，涉及处方内容的实现，是业务链条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药品销售单位的管理包括药品销售单位的注册和资质数据管理，其实现同样要采用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由主数据库完成业务链条执行过程中相关数据的管理。相关信息要记录业务执行过程中每一步产生的数据，做到来源正确、有理有据、格式统一、传递流程完善与严格控制时效，并能够实现互相印证。同时，业务链条数据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其数据量随时间的推移会异常庞大，因此，需要关注大数据管理技术的实现。采用列表式数据库的技术取代关系数据库技术其将在分布并行计算、网络化存储、时效计算、数据备份等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次，二维码处方数字化数据管理平台的选择。基于“云计算”技术的网络化中心平台具有远程访问、建设成本低、功能拓展灵活、数据存储量大等不可替代的优势，已成为数据管理的必然选择。

2.3 数据监控与分析

二维码处方管理中心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基于数据库、模型库和知识库的二维码处方相关数据的监控和分析是管理中心的重要任务。

数据监控。①认证性数据监控，主要是指对医生、药品销售机构和药品生产机构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实时认证。医生注册、登陆到管理中心平台首先要通过执业医师数据库调取相应的医师资格信息并进行资格审查。同樱对药品生产和销售单位注册时要进行资质的审查和备案，在登陆时进行数据认证。②处方数据完整性监控。国家对处方的格式、内容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处方数据的完整性监控就是在二维码处方生成时，依据相关的规定对处方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核查，内容不完整的处方是不能开具的。③处方时效性数据监控。医学处方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时效性，一般处方的时效性在1～7天之间，超过期限的处方应停止使用并进行停用原因的调查。在处方的二维码中可以加入时间信息，在管理平台通过时效数据计算处方的时效性并给出明确说明。④处方运行过程数据监控与数据完善。二维码处方是一个过程化链条，每一步操作都会生产相应的数据信息。尤其是病人在药店买药时，所购药品的名称、产家、药量等信息数据都需要纳入相应的处方数据库进行管理。⑤药品分布与库存监控。药品分布与库存监控主要针对药品销售和生产单位，药品的分布和库存信息会随着处方的使用而不断变化，通过处方的销售统计和实时库存核查，实现对药品生产销售行为的规范和监管。

数据分析。二维码处方管理系统的数据分析以系统内各个管理相关数据库生成和存储的数据为依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探索性分析和验证性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提取有用的信息并形成分析报告，服务于系统的各个用户，这也是管理模式的质量保障性支持。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医生为中心的数据分析，分析以医生为主体进行展开，如医生的常用处方统计学分析，医生处方开具的效率分析，医生处方的应用效果分析等；以二维码处方为中心的数据分析，如处方应用流程分析，失效处方分析，处方效果分析等；以处方药销售为中心的统计分析，包括药品销售热度、药品库存等数据分析；针对政府职能部门监管职能的数据分析。

3 结 语

采用二维码技术的医疗处方数字化管理模式，将先进的二维码信息处理技术应用到医疗处方管理的全过程的目标是构建二维码处方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处理平台体系。本文从管理模式的系统组成入手，就系统功能和数字化业务流程进行了系统分析，同时针对模式运营、数据管理、数据监控的重点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内容顺应了医疗信息化管理建设的要求，致力于解决现今处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国家医药分家改革的关键时刻，研究内容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夏保京，王少清.慢性病管理学[M].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14.

[2]PA Braveman，C Cubbin，S Egerter，et al.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What the Patterns Tell Us[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0（1）.

[3]G Ellrodt，DJ Cook，J Lee，et al.Evidence-based Disease Management[J].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1997（20）.

篇4

关键词：电子政务；信息中心；监管平台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2)06-1444-02

先来看一个近期的社会热点：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领域内的大量负面新闻可谓触目惊心，无良商贩对于经济利益的追逐已远超道德底线的约束，而政府监管的缺位则在另一方面助长了整个食品行业的不良风气。

以食品监管为例，目前整个食品行业被细分为生产、流通以及餐饮等环节，分别由质监、工商以及食药监等职能部门实施监管，由于食品行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环节交错、业务穿插等现象，且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又承担着各项其他职能，势必造成了重复监管、监管盲区、标准多重、力度不足等混乱现象并存的局面。监管主体在履职过程中通常所采用的资质审核、抽样检验等手段往往都只能停留在形式层面，无法对食品原料、生产工艺、保存条件等核心要素实现全覆盖、全周期的有效监管。

面对此的困局，在政府整体架构暂时无法实现大调整的约束下，亟需通过升级手段、整合资源、协调力量、深化内涵来快速提升监管的成效。基于此，在国家层面构建起标准统一、应用广泛、融合度强、接入便利、安全可靠的信息平台则是当务之急，更是信息化建设走上新台阶的基础工作。

1政府信息化建设的现状与突出矛盾

经过数十年的建设，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说已完全地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枝末节。但随之而来的是：信息化建设因缺乏统一规划与协调而产生了功能重叠、信息孤岛等诸多不完善之处。

沿用食品安全监管的例子，各级各类监管方大多都建立了各自分散的信息系统，也有部分地方政府针牵头开发了跨部门、跨职能的专用系统来实施监管操作。但从系统运行的效果来看，分散系统的层级、需求、标准不尽统一，且没有实现数据共享与联动，造成了“各监各管、互不通气”的局面，使得政府在整个过程中忙于协调、留有盲区；而专用系统则普遍存在信息来源不畅、更新维护不易的情况，直接体现为响应缓慢、成效不显著。此外，信息系统在监管过程中通常只是对“证照、资质”等“硬件”进行审核，对于“原料追溯、工艺规范”等“软件”则有所忽略，而“风险预警”则更是无从下手，这都使得目前的监管系统只是“看起来很好”。

食品安全监管只是政府众多职能之一，政府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整体提高应当体现在“民众生活更便利、经济发展更顺畅、监管行为更有效、政府运行更透明”之上，当前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于：数据采集方面，普遍缺乏标准统一的建设性规划，各部门都建立起了标准各异、功能重叠的基础数据库，导致公众负担大、政府效能低；信息运用方面，缺乏行之有效的分析型应用，应用的开发局限于工作流、数据仓储等方向，这都表现为信息化仅停留在初级的存储、调阅等层面，对于数据预警、决策支持等中高端需求则难以满足。

2国家信息中心的建设构想与职能设定

我们期待着这样一种社会生活：每个人自一出生，便拥有一个唯一且终生不变的“身份识别载体”，个人基础信息也将被及时采集并不断得到更新，以自然人为节点的社会公民体系实现了全数字化，在给公众服务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能有利于维护社会运行的安全稳妥；每个经济体在存续期间也只需到政府“专职登记部门”进行“一口式”基础信息采集，其他各职能部门在取用基础信息后再根据专业分工来开展工作，这在提高了行政服务效能的同时也能在统一的平台上建立起跨部门、跨职能协作的综合监管体系。

无论是经济体还是自然人，只要持有唯一的“身份识别载体”便能通行于各机构之间，免却了重复登记信息、办理证件的繁琐操作，也便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全覆盖的信用体系。我们更可以将“基础信息采集与运用”发展为类似供电、供水等形式的“公用事业服务”，逐步设立起集约化、规范化的信息服务体系。

基于这样一种期待，我们提出了建设国家信息中心的构想。其主要承担了“基础数据采集”、“信息安全仓储”、“身份登记甄别”、“协同监管平台”、“社会运行分析”等主要职能。

基础数据采集方面，根据社会活动参与者的属性不同将其分为“自然人”和“经济体”，在建立起标准化登记规范的基础上将全 社会的信息登记职能进行统一归集。基于此，社会公众与政府间形成了单一的“信息交换接口”，既提高了基础信息采集的高效性和便利度，又保证了数据更新的协同性和准确度。

信息安全仓储方面，可依照信息可公开程度分类设置安全仓储等级并配置相应的安全策略，政府各部门可根据各自的职能分工来取用相关基础数据，政府向公众公开的信息也可以存储于此并实现统一。

身份登记甄别方面，将各类认证、许可、资质以及其他各类基础信息集中于“身份识别装置”中，以此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卡（证）通”，在社会公众和政府两方面都能获取信息化带来的便利。

协同监管平台方面，可充分发挥数据集中、操作协同的优势，辅以专业化的监管应用程序，就能打造出协作化的联动监管平台。例如我们可将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货物流、资金流、以及票据流等要素进行汇集后纳动监管范围，税务、外汇、运输、央行等部门便能够据此开展协同监管。

社会运行分析方面，可将目前国家统计与调查等部门的职能进行融入与扩展。在“现有”的基础信息之外，由专职部门报送企业经营状况等不便公开的信息，经统一的平台分析后了解到社会运行状况，因统计口径不一而造成“数据打架”的现象也将不再会发生，相应的工作效能更会得到全面提升。

在有了整体构想并对具体职能进行初步设定后，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实体机构来进行实现，这就引出了“国家信息中心”的概念。通过此机构的牵头，我们可以让社会生活更便捷、公众服务更高效、政府工作更透明，这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提升生活品质、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目标所在。

3国家信息中心的运行架构

国家信息中心覆盖了信息的收、存、用等多个方面，可依据具体的分工来设定相应的机构与权限，我们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层面：数据采集、信息仓储、信息交换、联动分析。

数据采集层是国家信息中心的基础层面，承担着最为基本的信息收集等职能，具体包含了数据采集、身份甄别等模块。我们拟将数据采集层的工作节点延伸到最基层，将采集终端设置于各地的行政服务中心内，既保证采集工作的全面覆盖，又为采集对象提供了操作便利。相比目前，本数据采集部门实质上是整合了公安户籍管理、各职能部门中的信息登记等职能，形成“一口登记”的模式，各部门也由基础信息的“采集及使用者”转型成为纯粹的“使用者”。

数据采集层中的另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颁发、更新以及核实身份识别载体。所谓身份识别载体，就是用以存放自然人、经济体基本信息，并可进行身份甄别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介质，这与目前正在使用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较为类似。各类纸质证书的存在则仅被保留其象征意义，换言之就是不再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信息仓储层是国家信息中心的关键层面，承担着全社会海量信息与数据的归集和存储职能，覆盖了策略调用、数据贮存等方面。在部署过程中，我们可采用这样的模式：全集中式的存储-分区域化的备份-省级的落地映像。数据仓储实现的全集中给信息的有效使用带来了很大程度的便利，也对信息调用的反馈效率及存储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信息交换层是国家信息中心的核心层面，承担着各类数据与信息的交换互通职能，是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在根本上提升效能、实现联动之层面。信息交换层的部署模式则可与仓储层相类似，对效率、安全、成本等要素需进行综合考量。

联动分析层是国家信息中心的精髓层面，是对各类社会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后予以充分利用的平台。我们可在此开发出各类监管应用，运用数据全面、平台统一等优势，对整体社会运行情况实现有效分析与掌控。

4预期的困难及挑战

国家信息中心在构建、运行过程中势必会遇到来自于各方面的困难与挑战，我们可进行初步的预判：

对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而言，其关注点集中于职能设定、职责划分以及信息自等领域，如果上述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各类关系得不到厘清的话，国家信息中心即使建成也将只是增加了一个机构而已，无法充分发挥“集约化处理”的预期效用。

要进行格外强调的一点就是“信息自”的问题。我们在推进政府信息共享、作业联动的过程中很早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不涉及本部门专业的基础信息，各部门既不愿意把自己掌握的信息共享出去，也不乐意使用其他部门提供的信息。只有打破这种观念、体制上的束缚，再明确基础信息“公属共用”的性质，方能理顺“国家信息中心”与其他部门之间“采集者”与“使用者”的关系。

与此同时，各单位中承担同质性工作的“信息登记部门”则将面临着机构整合、人员调整、职能重构等一系列的举措，这也将给政府整体的管理架构带来全新的要求。

篇5

在《梦先生与梦夫人》全球首演的舞台上，法国著名舞蹈家玛丽-克劳德・彼得拉加拉及其搭档朱利安・德鲁奥，难掩激动心情，一遍又一遍牵手走向幕布前致谢。久久难平的掌声，不仅是在表达对精彩表演的敬意。

它的精彩之处在于全方位融合了虚拟现实技术。舞者在虚拟的桌边不断拉扯，鲜艳的果实从翠绿的树枝上粒粒掉落，巨幅立体字从女舞者口中喷涌而出，大面积男舞者的重复形象，表现陷入现实桎梏中难以挣脱。舞蹈家灵动的肢体语言与虚拟技术之间不断融合、分离中，舞台剧打破连贯的故事情节，用支离破碎、夸张荒诞的视觉效果，表现两个人游走于内心自由与现实束缚的人生状态。

这部剧取材于欧仁・尤内斯库（Eugene Ionesco）多部作品并进行了二次创作，他的戏剧始终表现“人生荒诞不经”的主题，并坚持探索科学、技术与艺术的交互对戏剧舞台所带来的创造力。玛丽和朱利安，正是尤金・尤奈斯库这一想法的践行者，他们对舞台效果、艺术表达的创新保持高度热情。

自从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欧仁・尤内斯库的女儿玛丽・尤内斯库，舞蹈家玛丽和朱利安就一直希望把尤内斯库的作品搬上舞台，但他们很快也意识到，源自剧作品的画面是营造超现实主义不可或缺的元素。为了向《秃头女高音》和《犀牛》的作者致敬，他们的创作持续了一年时间，不断进行头脑风暴、反复试验和排练，但始终难以达到理想中的舞台效果。

当两位舞蹈家考虑是否还要坚持创作，他们认识了达索系统数字实验战略副总裁梅迪・塔尤比（Mehdi Tayoubi）。塔尤比向他们展示了达索系统软件的工作程序与原理，几乎是一拍即合，把工业软件的应用拓展到艺术领域，就能用逼真的3D效果呈现出一个假想的世界，从而创建出一种新的戏剧语言。这对达索系统而言是从未有过的经验，但塔尤比决定试一试，“我们总是在寻找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创新应用。”

魔法盒诞生

达索系统的3D技术原本运用于大型工业制造工程，而现在，一个特殊的创新团队成立了，一帮工程师开始帮助两位舞者重新“翻译”剧本。当白幕布拔地而起，投影机表现身体的动作，用3D配合画面实现过去难以实现的动作，因为有3D技术的参与，舞者实现了很多超出想象的动作。而这样的跨界合作，使得艺术家与科学家一直处于一种相互发现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超出预期的效果。

艺术总监盖尔・佩兰在达索系统工作了12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设计和创建绘画、插图、照片、电影、视频剪辑、3D动画、网站和视觉通信工具等。在《梦先生与梦夫人》中，他创造了整体场景视觉效果和部分服装。而虚拟现实技术与实时交互设计，则由贝努瓦・马里尼负责――一名工程师并获得了艺术硕士学位，1999年加入达索系统数字体验战略部，曾监制过无数次交互式3D体验项目。

“对我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说，看到我们的3D技术能够在舞台上同样有突出表现，能在表达细腻的情感、激绪反应和增强表演效果上发挥作用，非常激动。”塔尤比说。

3D虚拟技术在舞台上的应用是灯光应用领域的又一个突破，和其他灯光艺术一样，它最大的难点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制作时，需要精确地进行定点设计、编写代码，把虚拟现实的场景、道具与舞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融合起来，实现因地制宜和因景而动，才能有最佳的舞台效果。

有一些场景下舞蹈动作较为复杂，在编排时需要考虑到舞蹈步伐在技术上的呈现节奏，这在两位舞者以往的表演生涯中从未有过。“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编排，好在对于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总能有很多灵感，而在很多场景中，虚拟技术也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玛丽说。

2012年5月，团队进行了第一次动用3D实时测试。“我们用光线照亮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在白幕上，利用光线我们的动作可以非常大胆，可以在投影和白幕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而白影越亮黑影则越深，得以实现非常美的画面。有了幕布投影仪的参与，舞台上的动作无拘无束，充分自由，3D软件和光线是造成动态和谐美的基本元素。这样的环境有利于不受任何限制地模拟各种高难度动作，而这个过程中创造的画面是唯美的。”梅迪・塔尤比说。

2012年10月，在Saint-Maur剧院，团队又进行了第一次实景条件下的尝试，用红外捕捉完全数字化的画面，任何一个肢体动作，任何一个情绪表现，都可以在表演中充分表现出来。

最终，艺术家与工程师共同创作出了一个通用的表现形式：20人组成的技术团队运用6台3D投影仪，以180平方米展示面积的“魔法盒”作为舞台，舞者进入魔法盒，灵动的肢体语言即刻带着观众坠入“先生和夫人”的虚拟梦境中。这一套解决方案就像一款现场体验产品，只需带着魔法盒，从一个剧院搬到另一个剧院，打开、收起，就能够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相同效果。塔尤比说，“你可以重新制造一个产品，我们的3D软件可以帮助你实现想象，这也同时创造了科研和教学的价值。”

达索系统的“梦工厂”

创造魔法盒的达索系统数字创新实验室2005年成立时，达索系统就成为文化界颇有野心的探索者，实验室的合作伙伴与研究人员，几乎都是历史学家、艺术家等，其核心目标就是围绕3D技术重新发现教育、文化、艺术领域创新的方法。目前梅迪・塔尤比正管理该实验室。

实验室也成为动漫行业的帮手。两位极富才华的漫画艺术家，创作一个讲述蒸汽火车和技工的故事，实验室用交互式虚拟3D的方式帮他们呈现出故事插图。这不仅实现了创造者的想象世界，更有助于保存丰富的工业遗产。

它还帮助很多疯狂创想家完成多年心愿。法国建筑师让-皮埃尔・乌丹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出一个真人大小的仿真金字塔，最终论证了他的研究结论――金字塔是由内部向外部建造而成的。

考古学家迪迪埃・布森则打造出了一座横跨5000年的数字“巴黎”――2012年通过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合作，利用3D技术重建了不同历史时刻的巴黎。而由此重建发展而来的一个互联网网站（），先后被评为名列前茅的教育应用。通过网站和应用程序，用户只动动鼠标就能够参观巴黎圣母院。

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逼真显示，得到了大量的高调赞誉，也不断出现在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的产品设计、制造与展示中。在今年巴黎时装周上，设计师朱利安・方尼尔用虚拟技术设计了珠宝，新的设计方法使各种材料的质感、光线折射状态，变得一目了然。而类似搭建“魔法盒”的方式，使得汽车的设计与制造也有全新方式，不仅能利用三维建模软件迅速设计出模型，还可以拿着一个感应式遥控器，放大缩小车模，操控启动杆发动汽车，还能进车调整座椅、打开前车盖和后备箱，检查发动机的工作情况等。

除了设计与制造，虚拟现实技术在推广品牌和产品方面的功力更不可小觑。通过投影把产品功能甚至设计生产过程一次道尽，不必再多做言语描述。无论是大规模、大预算的产品推介或更小的市场活动，运用该技术几乎已经成为广告界的共同特点。从2008年起，越来越多的品牌商开始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品牌活动，比如丰田在阿布扎比的会、Ralpha Lauren在伦敦Bondstreet的演出，即便是法国里昂灯光节这样的大型公众场合的应用也已经非常广泛。

这样的商业文化应用绝不是技术应用的终点，与个人生活相关的实际应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泛。思科和Musion合作的网真视频会议产品，使3D全息会议被使用在大型博览会、企业内部会议，将来也可以在家里使用。家人可以走进任何一间房和你说话，他的形象在互联网超越时间和空间。学校的授课方式也会因此而改变，一个老师面对50多个学生，做一个有完整表情和肢体语言的实时远程讲课。

全息技术还被用于医学图像的3D呈现，包括MRI和CT图片。医疗成像可以使医生在操作高难度手术前，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手术过程，通过3D全息图像判断内部解剖特点，降低手术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