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外贸依存度;财产性收益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央政府高瞻远瞩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确保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措施,然而情急之下的启动只是应急之举,从战略角度看,注重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经济学家对于大国应该有不同于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经典的研究,斯密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凭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多样的优势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业,在此基础上再加强和国外经济联系就能大大加强其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的“自然禀赋”远远优于欧洲各国奋力打造的欧洲统一货币区和欧盟等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钱纳里的研究结论显示:大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应该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政策内向性越强,其经济发展就越趋于封闭经济的发展模式。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因为资本短缺,应该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的话,那么在中国具有一定资本积累、银行存款不断上升的今天,就应该不失时机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充分挖掘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二、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25,616亿美元,30年增长了124倍,同时外贸依存度也从9.74%提高到58%,2005年这一指标曾高达70%。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全球平均外贸依存度为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为51%。显然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而且曾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9%。而且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启动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引进外资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初由于资金短缺,政府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从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出现存差开始,到2008年我国金融机构存款已突破20万亿元,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继续如饥似渴地引进外资,势必产生对国内金融机构放贷的“挤出效应”,并严重影响国内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当前必须逐步取消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绩考核,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国内的优惠政策,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优化国内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必然会加大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一旦世界经济出现“风吹草动”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一方面应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的多元化;一方面在外贸依存度逐渐回归的同时,积极挖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潜力,努力做到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协调。

三、优化国内需求结构

逐年增长的进出口总额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促进了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经济腾飞,但是这种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资源高消耗为手段、以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发展经济学曾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迁往落后国家,能在短时间内对落后地区的经济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落后地区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向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收敛的契机,在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否则这个黄金时期过去后,落后地区会由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涨价而陷入经济衰退。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成功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层次经济实现了飞跃,从而跃过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相反,中国企业长时期陶醉于廉价劳动力创造的利润空间,没有动力消化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自主创新,因此面对生产要素上升和美国次贷危机,企业纷纷倒闭。

面对始于2007年底的经济衰退,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起到了不俗的成效,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刺激消费和扩大投资,如政府4万亿资金投资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上,不仅能对经济增长起到强有力的拉动作用,而且以后能长时间内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经济规律表明,如果不能将投资最终转化为消费,必然会导致生活过剩、债务增加和经济萧条。

市场经济下,消费是经市场认可后进入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最终环节,投资虽然具有拉动经济发展和增加GDP的作用,但却没有进入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也就是说,由投资带来的产品量的增加,有可能转化为最终消费,也有可能不能被消费环节接受。如果投资形成的产品不能被消费环节接受,就会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债务增加和经济萧条。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就是在外需锐减而国内需求又没有及时跟上而造成的产能过剩,说明我国启动经济的主导思想应该更多地落脚于消费,使投资服从消费。所以,如果盲目地以出口导向和投资刺激经济增长都会导致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

四、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所面临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初期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家专注于研究储蓄、资本积累和投资的重要原因,在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下,收入分配必须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由于这一阶段,投资的主体是国家和企业,这也是居民收入分配增长速度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1984年以来,我国GDP资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有时高达4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与这种高资本形成相适应,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必然重资本、轻劳动,这也是我国长期来城市居民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报酬下降的主要原因。1979～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6%,而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7%,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6.9%。1991～2005年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41.4%,同期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从21.9上升到29.6。2007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仅占当年GDP的15%,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持续上升,已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12%上升到现在的27%。因此,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大幅上升相当程度上是以居民收入下降为代价。

由于中国贫富分化悬殊,基尼系数已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目前的国内消费需求情况是:有钱的不消费,想消费的没钱;另外,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改革增加了居民的储蓄谨慎动机。如果说中国过去的高储蓄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形成的勤俭节约美德使然,那么现在的高储蓄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不敢花钱的结果。

五、有效启动消费需求的相关建议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关键是增加居民的劳动性收入。目前,中国最终消费对扩大内需的贡献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收入有限,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8月,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20万亿元,人均拥有量为1.5万元,扣除收入不均等因素,大多数居民的储蓄远不足以支付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支出。

本文强调初次分配过程向劳动力倾斜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国家税收和资本所有者。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实际增幅为6.3%;农民人均收入为2,528元,实际增幅为10.0%,而2007年和2008年的政府税收增幅分别为31.3%和30.5%,资本在初次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应该逐渐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家税收、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所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凯恩斯消费函数表明,决定消费的因素有自主性消费、消费边际倾向和收入,其中自主性消费决定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消费边际倾向随着居民财富的增长而下降。将收入转化为消费的关键是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而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是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家税收、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所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因此,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途径在于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和国民收入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将目前财富两极分化的哑铃型社会结构调整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结构,必须改革目前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农民和普通市民的收入水平。为此,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累进制税率对高收入者进行征税,然后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对低收入者进行补偿,以便在降低基尼系数、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提高社会的总福利。但很难把握这种劫富济贫经济政策的均衡点,因为随时都有可能降低高收入者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我国现行经济发展阶段调整居民收入关系和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提高低收入者水平,使低收入者不断向中等收入群体转移,进而形成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中坚力量,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层的雏形,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自动稳定器”。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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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局

（20__年10月8日）

按照__局长在总局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有关要求，水务局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了7月26日总理在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完善政策，明确任务，狠抓落实，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的讲话精神，并及时与省发改委、水利厅、水利部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探讨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投资走向，结合垦区水利基本建设实际，认真分析了宏观调控政策对垦区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尤其是对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大中型项目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垦区水利基本建设进展情况

经过五十多年的开发建设，目前，垦区水利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64.8亿元，建成堤防2828.53公里，水库153座，建筑物7.3万座，排灌站173处，机电井54222眼，万亩以上灌区43处，治理涝区99处，拥有喷灌机8943台。实现堤防保护耕地74.7万公顷，水库总库容10.3亿立方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24.3万公顷，涝区除涝面积137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4万公顷，喷灌设计面积14.9万公顷。已初步建成了防洪、除涝、灌溉和水保四大工程体系，提高了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垦区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垦区目前正在建设的国家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有三江平原治理工程，松、嫩、黑干流防洪工程，国境界河防护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等。其中，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已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全线达到20年一遇标准。垦区已完成了太平湖、西江、青石岭、南阳河、双峰5座大中型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清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在实施中。目前正在建设的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有新建的绥滨、八五九灌区工程，兴凯湖、查哈阳、江川三座大型灌区的续建配套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其中新建的绥滨、八五九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3163万元和8999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47.7和14.3。兴凯湖、查哈阳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5657万元和10503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12.4和39.9，江川灌区20__年刚刚列入国家计划。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已完成投资3044万元，解决8.53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占垦区存在饮水安全问题人口的12.6。垦区当前各项水利基本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

垦区目前正在积极争取有望近期列项实施的大中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是“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工程”和以“三江平原‘两江一湖’沿岸大中型灌区项目”为主要内容的地表水灌区工程。“三江平原”地区全省规划骨干工程总投资36.17亿元，其中梧桐河、嘟噜河、挠力河、七星河、倭肯河、穆棱河以及同抚大堤防洪工程投资6.15亿元，垦区约2亿元；续建大中型涝区22处，投资12.19亿元，垦区约8亿元；灌区工程7处和排蓄灌工程56处，投资10.3亿元，垦区约4.48亿元；试验站网投资0.73亿元，垦区约0.25亿元。垦区地表水灌溉项目共拟新建、续建大型灌区17处，尚需骨干工程概算投资73.64亿元。其中呼声很高的“两江一湖”灌区9处，骨干工程投资57.63亿元。这些工程完成后，可达成设计灌溉面积1204.2万亩，其中新增水田面积562.8万亩，旱田喷灌面积44.3万亩；改善水田面积591.6万亩，旱田喷灌面积5.5万亩。灌区建成后，预计年可增产粮食55亿斤，同时还可在非灌溉期为210万亩湿地及保护区进行生态补水，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均十分显著。

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精神

九洪水以后，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国债资金的支持，全国的水利基本建设投入增长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垦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先后建设完成了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太平湖等5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一大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也取得了快速进展。20__年，国家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走势，将实行多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尽管国家对水利作为重点投资领域的地位不会改变，但中央水利年度投资规模已经减少，水利投资的重点更加集中到南水北调等一些国家大型项目上。

这次总理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讲话精神，主要解决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仍然过多，[此文若不是在文秘站 站出现，那均为抄袭。欢迎举报]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但预计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不会因此而大规模削减，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第一条就是要继续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抓好秋粮生产，力争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要想做到这些是离不开水利基础设施支撑的。但是，目前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要恢复到“十五”时期前三年的水平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水利部矫勇副部长今年来垦区检查工作时提到，这几年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投入年年在减，“十五”时期后两年比前三年平均每年减少了83亿元。根据水利“十一五”规划需求和现有的中央投资规模测算，中央水利投资比“十五”期间每年将减少近100亿元。除了人畜饮水项目投入可能有一定增加外，明年其它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可能还要再减少一点。

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对垦区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

（一）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解决“三农”问题，为垦区水利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垦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重视粮食安全，增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对于以服务农业生产为主要任务的垦区水利建设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保障。

（二）国家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减缓了垦区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一是水利基本建设投入难以满足垦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垦区当前处在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经济快速发展，职工安居乐业，粮食总产已突破了200亿斤大关，正在向300亿斤迈进。按照垦区现有的土地面积和耕作水平，要实现粮食总产300亿斤的目标，增产的主要措施就要靠大型地表水灌溉工程的实施。大型灌区建设的投入大，必须依靠国家的扶持和投入，而按照目前国家的投入水平，要完成垦区大型灌区的建设目标是遥不可及的。

二是自筹资金筹集困难，一定程度影响了工程的顺利实施。目前国家实行的投资模式是骨干工程中央和地方按照1：1的比例投入，即国家投入1元钱，地方就需要自筹1元钱进行匹配，共同完成骨干工程建设，配套工程则全部由地方自筹资金完成，即基本形成中央和地方1：2的投入比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规模大、投入高，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仅仅依靠收益农场是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资金筹集任务的。目前的状况是上项目要钱时，硬挺着拍胸脯，可是要干活时配套资金却难有着落，影响了工程工期，造成了工程款的拖欠，上级验收难以过关。自筹资金困难已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垦区水利工程的实施和垦区在上级机关的信誉。

（三）水利投资体制政出多门，难以完全协调一致。

国家现行的投资体制中，大量的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包含在农业综合开发、标准良田、扶贫、土地整理等项目中，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由于各部门对项目立项、设计、施工等环节的要求不一、标准不一，形成有些项目管理粗放及与水利总体规划不符或重复建设的问题，影响了资金效益的正常发挥。

四、针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做好前期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面对国家当前的投资形势和垦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们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的前提下，[此篇范文为文秘站 作者呕心呖血之作（）-未经过文秘站网站同意转载此文均为抄袭后果自负]更加重要的是把水利勘测设计的前期工作做好。目前，我们已组织完成了《黑龙江垦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近期实施规划》、《垦区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规划》，协调省水利设计院、农垦设计院开展了《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可行性研究报告》、《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规划》、等前期工作，为垦区有更多的工程在国家立项做了充分的准备。近期要重点做好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争取能够早日立项实施，增加国家对垦区的投入力度。

二是抓紧建立政策保障，形成稳定的资金筹集渠道。按照当前的投资模式，三江平原项目和两江一湖项目上马后，按“十五”时期的投入水平，每年投入2亿元，则农垦每年就需要自筹1亿元匹配资金，1亿元配套资金。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树立垦区在上级机关的良好信誉和形象，便于更多的争取项目和资金，建议总局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继续推广建三江分局加大自筹力度，每亩地提取10元钱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典型经验，研究探讨水利建设分级负担，水利建设基金收取，鼓励民营资本、外资、金融资本和大中型工商业以BOT、TOT等方式或其他方式投资建设经营水利项目，有效调动广大职工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早日建立起符合垦区实际且不走形式和摆花架子的水利建设资金筹集渠道。

篇3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政策

一、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波峰和波谷是经济周期的转折点；或者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周期曲线是围绕斜线FE上线波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发生在实际GDP相对于潜在GDP上升（扩张）或下降（收缩）的时候。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如图1所示的A点和E点）。然而，顶峰也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收缩。收缩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收缩的最低点称为谷底（如图1中C点）。当然，谷底也是经济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经济进入上升阶段。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在扩张阶段，即CE的阶段，是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益活跃的阶段。此阶段，市场需求旺盛，订货饱满，商品畅销，生产趋升，资金周转灵便，经济发展处于较为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而收缩阶段，即AC的阶段，是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日趋紧缩的季节。这时，市场需求疲软，订货不足，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畅。企业在供、产、销和人、财、物方面都会遇到很多困难。经济发展处于较恶劣的外部环境中。

二、经济周期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界，很多学者试图解释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20世纪50—60年代，菲利浦斯曲线理论流行，其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是：当高失业率的时候可以减少通货膨胀，当高通货膨胀时可能降低失业率。20世纪60—70年代，更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菲利浦斯曲线是否能正确放映两者的关系，特别是弗里德曼，受“时间一致性”观点的影响，他认为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时间一致性的基本观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所指定的政策要有一个前提量的选择，这些政策能够影响居民的消费、厂商的投资预期。目标常常不能够真正实现，陷入决策制定者的悖论。“时间一致性”揭示了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经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的问题，从那时这种概念就逐渐变成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重要理论和依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图2所示，原本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为ABCDE，其中BC段为衰退期，CD段为萧条期，DE段为复苏期，EF段为繁荣期。如果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保持一致，那么在经济周期本身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周期每个阶段将会加速发展，使得经济周期由ABCDE变为A1B1C1D1E1，使得原本的经济周期变短，而且新经济周期的波动较原有的波动更大，不利于稳健的宏观环境的形成。

另一方面，我们假设原有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为A1B1C1D1E1。由于宏观政策的实施到产生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我们假设宏观经济政策从实施到产生效果的时间为一整个经济周期的四分之一时间，也就是说，当我们在A1B1段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B1C1段发生作用，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效应，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滞后性会对经济周期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冲抵作用使得经济周期的整幅变小，使得经济总体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影响，但是会减少某些时期的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参考文献：

篇4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大多是各说各话

近来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在这场辩论中，参与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各说各话，并没有真正的对话。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三个不同但又紧密相连的大问题经常被混在一起讨论。这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大问题是：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制度变革。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只是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只是一个产业政策水平上的问题，不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而中国目前是需要紧缩政府投资，还是继续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最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要更依赖民营经济还是继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是个制度问题。

但是，这三个大问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首先，产业政策的成败确实受制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约束。相比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则较少受制于产业政策。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受制于制度体系。比如，因为中国的特定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压缩政府主导投资的实际效果经常会大打折扣。

最后，制度变革肯定是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核心基础。

因为对上述三个大问题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没有明晰的认识，故参与产业政策的多种观点都是各说各话。

比如，对产业政策全盘否定的观点基本上是以制度变革为出发点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瓶颈是计划经济思维，而将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这等于是混淆了制度变革和产业政策。

还有一种观点主要是以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切入点来批评某些对产业政策的质疑，但其中关于要坚持资本投入的讨论避开了资本投入是由政府主导还是由民间资本主导（且不说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继续）这个核心问题。此外，这种观点也完全没有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制度约束。

有的观点则基本只聚焦于产业政策，几乎完全避开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这样的讨论尽管有益，但是却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最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不讨论制度变革，而多半停留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如此，中国的经济学界对关乎中国长远未来的根本问题几乎全然没有贡献，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永远都不是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一点亚当・斯密就讲得很清楚了，可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好像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澄清对产业政策的一些误读和迷思

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一个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主要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如果学界和政策界把“产能过剩”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则是一种误读。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致是“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这其中包含了宏观经济政策，也包含了一部分制度变革。但是，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解和执行中，确实有可能犯了将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当成了制定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的错误。另外，“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约束似乎考虑得不够多，这也有可能影响“供给侧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

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显然受制于其制度体系。而学界和政界完全不考虑制度变革，只是想从技术水平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度瓶颈，这将是本末倒置。换句话说，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约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瓶颈问题，产业政策就更不能了。

因此，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肯定是正确的方向，它和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并不矛盾，关键是具体的制度变革的推进。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初步完成，且中国的工业生产效率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变革都还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中国的制度变革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来促进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同样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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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形势；通货膨胀；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从2008年爆发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资实体经济，以期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拉动经济，提升总需求，从而确保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的增加。然而，这些旨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亦包含着某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亦将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加速物价水平上升。

就业与通胀控制，历来是宏观经济中的一道两难题目，特别是当前经济危机仍未过去，欧洲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市场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将引起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加以重视，笔者以为，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高度进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胀和失业的内在联系，从而确保将两项指标控制在可接受区间、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拉动社会总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二、当前通胀与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新的宏观经济政策，力求扭转或减轻经济危机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保就业、保增长。然而，随着最初的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效果过去，各国却不约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现通胀与失业率“双高”的现象，陷于被动局面。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虽然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业，忽略对通胀的治理

危机发生后，各国面对经济衰退，生产下滑的局面，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经济、保障就业的政策，对于通胀的控制有所忽略，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就是时至今日，63.4% 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 2% 的经济缓慢增长与 6% 的高通胀水平、9% 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双高”局面。这一方面说明由于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大，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偏重于解决就业问题，放松对通胀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国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

2.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抑制了总需求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社会总需求的前提条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不难观察到，但凡具备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社会的需求总量仍然能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社会公众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不明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公众的支出计划变化幅度较大。这是因为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标，忽视长期发展

针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一些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见效快的模式，这一现象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近期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显现无疑：为了获取足够的票数，取得竞选与连任的胜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团更加倾向于采用见效快、时间短的经济政策，从而忽略了长期的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造成数年之后，政策的负面影响浮出水面的恶果。

三、协调通胀与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1.从长期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而经济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的结构组成，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而当前部分国家为了应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为来保障就业，从而导致在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困境。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2.科学决策，将通胀和失业率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多年的经济研究表明，通胀与一定程度的失业率，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剂，也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充分认识到这两个数据的真实含意：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失业率则是一项指标，用于衡量就业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彻底的消灭或者长时间的压制都是不现实的，宏观政策的制定目标应当是将这两项数据控制在可控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3.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公众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期也将影响公众的支出计划，因此，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仅能够有效的释放公众的购买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即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的境进，或者处于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两高”局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公众依然敢于消费，从而推高了社会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发展，促进新的就业岗位的诞生。因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虽然从数据层面难以表明其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但由于它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能忽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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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预期　博弈　政策制定者　公众　宏观经济政策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资者信心崩溃。如何树立“比货币、黄金还贵重的信心”，已成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实际上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最初实体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显著恶化，只是由于虚拟经济的波动拖累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整体经济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动，大周期”。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据IMF统计，美国抵押贷款和相关证券规模不足1.4万亿美元，已将全球经济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见，金融经济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来则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经获批的救市方案金额已逾4万亿美元，救市规模已远远大于次贷规模，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联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驱散次贷危机的阴影，达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显，金融危机期间负向波动被金融市场缺陷和人们的悲观预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机并从中摆脱出来，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关键要治疗公众的悲观预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机，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场缺陷和心理预期在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传导机制，才能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1、国外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市场缺陷――市场信息不完全导致的预期偏差角度间接描述了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费舍尔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认为，经济繁荣阶段由于微观主体乐观预期导致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基于悲观预期的“债务清算”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危机爆发后企业为清偿债务而廉价销售使净值下降，引起利润水平下降甚至破产，进一步导致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心理预期是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以及经济周期都与之有关。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在经济萧条时期被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放大，导致企业净值降低，外部融资困难，从而使得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危机进一步加剧。米尔顿从委托一问题的逆向选择出发，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微观主体中锻行的行为：负向冲击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贷资金将减少。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挤兑危机”和“流动性困境”，采取压缩自身信贷规模、规定更加严格的信贷合同、催还企业贷款和提高信贷实际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的可贷款规模减小，成本上升。投资急剧减少，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

2、国内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心理预期角度论述了微观主体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刘骏民，许圣道等认为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传导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虚拟经济是以心理为支撑的价值系统。其独特的定价方式与人们的预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由于现代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恐惧和从众心理决定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注定了虚拟经济具有过度波动性和敏感性。刘春航，张新指出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下，心理预期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心理预期来间接影响投资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对各种宏观政策信号作出及时地反应，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心理预期在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传导过程中起了推波助谰的作用。

三、治理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大部分研究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危机时都忽视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张选择明确的扩张财政政策。辅以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甚至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期间当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再也不会使利率下降，进而不会使投资和产出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从而主张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治理衰退。货币主义学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认为。应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经济出现什么情况。央行都应保持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以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实：危机期间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经典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公众能够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做出合理预期，事先估计扩大货币供给带来的物价上升，从而在物价上涨之前。工人就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从而导致雇主因为成本增加而放弃扩大生产的打算，因此货币政策失效。但是。在这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和就业压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资的动机和谈判筹码，结果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同时利率下降，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从而最终导致企业因为投资成本降低而扩大雇用人数，扩张生产，提高产出水平，即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从逻辑上讲，扩张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恢复最有效，扩张货币政策则对恢复虚拟经济最有效，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继而拖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衰退是因，实体经济衰退是果。如果只重点治理实体经济衰退，而虚拟经济仍未恢复的话，实体经济还是会被虚拟经济拉入泥沼。所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树立投资者的乐观心理预期，有利于恢复虚拟经济进而使整体经济复苏。

四、一个简单博弈模型

在上一节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一个两阶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来论证和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机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众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基于市场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政府通过发送各种信息或信号――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企业和家庭观测到信号后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政府根据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再重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在详细描述博弈模型前。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函数：

1、企业产出函数：

式中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u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为

公众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b0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产出的作用。这个产出函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意料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影响产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数：

这个收益函数的含义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使“产出低于目标水平的损失”与“宏观经济政策松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声誉损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有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收益函数中的权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关心失业或产出增长更甚于通货膨胀，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干预，所以在金融危机时期，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以获取较低的失业水平或较高的产出水平，即。

3、企业的收益函数：

企业收益函数告诉我们企业总是试图正确预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在时他们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具体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公众(企业和家庭)；

Ⅱ　政府类型：凯恩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Ⅲ　博弈顺序：

a　自然赋予政策制定者某种类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众发出选择紧缩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

b　公众形成对第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c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预期，其后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第一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d　公众观测到(但不能观测到政策制定者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然后形成对第二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e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然后选择第二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两阶段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告诉我们：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能够明确判断出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因而他们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程度与政策制定者实际实施的宏观政策能都达成一致，从而不会形成悲观预期，能够做出与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较快走出危机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只能够观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现行政策，而无法观测到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即不知道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在悲观预期和风险厌恶的双重约束下，公众可能减少投资，因而不利于经济恢复。为了让公众明确自己的类型。政策制定者在实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时，可以通过突破以往尺度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表明自己的类型，使公众相信政策制定者会继续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直至经济复苏。从而有利于提振公众信心，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复苏起来。

五、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因为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接受并主动配合。

(一)金赫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依然有效

对实体经济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使消费者对未来更加明朗，减弱谨慎动机，提高消费倾向；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使投资预期收益率大于投资成本而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而言，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公众信心恢复。有利于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又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莫迪利安尼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进一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带来积极影响，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从经济周期中恢复过来。

(二)政策制定者辟递政策信号的明确性套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机期初选择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利于化不完全信息为完全信息，从而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便于公众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树立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在表明自己的危机治理态度后，要保证按照态度传递的信号制定政策并严格执行，以向公众巩固其在危机中的积极态度，从而有利于经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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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替代融资

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国内和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但已经有学者关注相关内容，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连，一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量对宏观经济政策很敏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开支，对进口商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刺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个过程和国际贸易也是紧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增加，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商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会将生产资源转向国内，一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相反情况，如果一国消费需求减少，国内生产商会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情况改善。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这引发了贸易怎么依赖金融市场的问题。传统上说，金融危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题，而不是贸易方面的；同时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贸易在全球商业周期中如何扮演传输渠道的角色。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者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并且在使用联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国际银行问题，自从2008年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兴趣。论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国向国际银行市场开放，本国能否从中获利，并且怎样依赖国内市场结构。假设贷方是异质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显示，FDI能提高利润（常用的人存贷款利差的净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时，当地竞争使银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许国际银行通过收购国内高效率银行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会导致国内竞争下降，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响市场上次有效率银行的基础上，最有效率银行会提高自身利润来转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允许跨境贷款的替代选择可以使国内借款人受益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并且不会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负作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提高的是效率还是不稳定性；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放形式，论文得出的结论对当前这些争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主题，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在相关文献中，最有力的结论之一是国际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作用。国内投资是资产积累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实证研究贸易和FDI能否提高国内投资总水平。研究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基于国际和国内投资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国的投资总水平。文献显示，贸易和FDI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对投资水平的作用依赖于国家已存机构的复杂程度。在人力资本和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贸易不利于国内投资，而FDI有积极作用。在机构发展成熟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贸易比FDI发挥更有利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国家决定货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顺序提供政策建议。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在中间投入的影响，用新凯恩斯模型重现和解释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该论文的关键创新点是引入更丰富的垂直结构，顺序联系——三级垂直结构，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进的贝叶斯统计估计模型参数，结果显示模型成功重现了体现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商业周期时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现了在商业周期中，提高跨国贸易结果的经验观测值，这个结果对许多假设不太丰富的模型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该文献为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传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见解。

在金融危机中贸易量下滑严重，在“大衰退”中产量下降明显，然而贸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们怀疑，金融市场混乱导致产量下降的同时引起贸易量剧烈下降，人们也怀疑企业贸易活动与金融市场关联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机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水平数据验证后一种假设。论文的一项贡献是为公司应对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约束带来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如果危机前金融状况比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替代融资的能力——用贸易信贷融资替代外部金融融资——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在金融脆弱性给定的情况下，替代融资能力差的公司销量下降的多。论文为金融异质性和公司为应对危机选择融资渠道替代带来的后果给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视运用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用财政政策代替已经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颁布“购买国货”的条款，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费在国内而不是进口商品上，这些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运用财政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贸易和财政理论数据创建模型，确定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应该排除进口。研究发现，一方面，购买国货条款可以消除传统外部性，在由国内纳税人确定的成本水平，财政支出对国外生产者有益；另一方面，购买国货的财政政策会提高成本，因为消费者不能购买比国内商品便宜的外国商品，这会降低整体消费和福利水平。文献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效地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企业基于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定价行为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典主题。不同的定价策略影响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家间的传导，相反地，货币制度的性质可以跨市场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过分析法国出口商向EMU国家出口商品时的定价行为，研究欧共体内的金融与货币联盟（EMU）对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影响。该文献发现，EMU对价格离散有显著影响：相对于EMU以外的欧洲地区，转变成单一货币时减少的价格离散大约是出口价的1%。作者运用高度分散的数据研究公司异质性的作用，数据显示采用欧元对大出口商的定价惯例有重要影响。当把异质性考虑在内采用单一货币时，减少的跨市场价格离散比例更大，相对于非EMU地区达到4%。因此，对于传统争论，是否应该采用统一货币加强市场整合并减少偏离一价定律，文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过研究广延边际对金融摩擦和国际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参与国际贸易货物的范围。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信贷紧缩会减少贸易量，后者是每种货物的贸易量。从理论上讲，论文创建了随机动态模型，把贸易理论中的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约束的报关决策，固定和沉没成本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元素；信贷限制的金融约束，信贷基于企业价值以及由此预期到的企业利润。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没有的固定和沉没成本，模型显示，出口商为获得每单位利润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贷款。较高的贷款利润率意味着金融约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约束的冲击。关于为什么金融冲击对贸易影响特别大，模型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徐松，戴翔.宏观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M].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05.

[2]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FDI in banking sect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BER Working Papers 01/2010.

[3]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Yu-Bo Suen，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Modelling27（2010）254 261.

[4]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Vertically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mpact factor： 0.76）.01/2010；21（2）：198-216.

[5]Brahima Coulibaly，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Trade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2008-09global financial crisis，History of Finance Journal 07/2011；DOI：10.2139/ssrn.189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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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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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分歧最多、争论最为激烈，这也说明了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在客观上存在局限性：

2、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以稳定经济运行的目标难以实现。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通过逆风向而动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会实现稳定生产与就业的政策目标。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因为时滞的存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以及人们经济预测能力的局限，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使经济运行更不稳定。

3、关于政府是否应平衡其预算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债务会增加未来纳税人的负担，因而预算赤字会造成居民储蓄减少，平衡预算则意味着更大的居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通过控制债务占国民经济的比率或增加速度，可以保证预算赤字不影响经济。

4、这些争论与分歧不仅说明了宏观经济理论自身的缺陷，而且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客观存在的内在不稳定性，不可能通过政府宏观经济干预加以消除。因为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起到缓解经济危机和熨平经济波动的效果，但未能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也就不能消除诸如高失业率等宏观经济问题。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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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间一致性 理论贡献 启示

一、时间一致性理论简介及其主要观点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针对动态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时发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普遍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两位学者通过以经济政策与经济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主要参考因素建立了一个两期模型进行分析，并据此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政策的理论观点，并在两人1977年发表的论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中就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时间一致性理论的提出为动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贡献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时间一致性问题是指由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无法完全达到预定政策效果的问题，换言之，即是指政策实施的结果由于受到政策时滞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无法达到预定目标，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的状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经济学者提出是否能通过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来增强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终达到一种帕累托得以改进的状态。他们的理论认为即使在一个公认的社会目标函数的规划下，政府相继抉择政策也不能使社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原因在于当一个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发现其初始制定的最优政策变得不再是最优时，若赋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机会，政府一般会重新选择和调整最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就出现了时间不一致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每一期实施的政策实际上并未达到最优。在此分析基础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经济实现完全竞争和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为目标的最优经济政策后，这些最优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会因为时间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优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在一开始制定经济政策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防止因为政策的不断改变而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避免刺激市场的波动情绪和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因此，基普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基于相机抉择。

二、时间一致性理论贡献和方法论贡献

一方面，该理论的提出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该理论的分析过程成功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对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时，通过将政府和个人作为两个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动态影响，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的观点，动态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对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还会对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并分析自己的相关决策对政府未来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影响下，若政府根据相机抉择的思路制定政策，当经济个体在动态决策分析思路的引导下发现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时，政府在以后做出类似的决策时可能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极大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政府在这个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为普通参与人对待的，通过对政府和理性经济个体的决策行为的动态分析为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奠定了更为合理的微观基础。目前，以基于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实证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会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启示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正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同时更要兼顾稳定大局等综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和参考时间一致性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分析、抉择以及有效运用进行指导，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质上，在我国许多政策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府决策非一致性势必会导致经济个体形成不稳定的预期，从而造成政策实施的效果被削弱。实践证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质上是政府和经济个体之间的一场博弈，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时效性和经济个体对政策的反应共同决定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弱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经济个体采取相应对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综合权衡各方因素，保证决策科学，尽量避免“朝令夕改”，这样可以使政府的信誉得到提高，有助于经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尽管时间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该理论也并非完美，它强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则会导致过分依赖某种规则，缺乏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应对经济活动中突发事件的能力，无法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时间一致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中我们应在遵循按照单一规则制定政策的原则上，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增强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贡献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4，(12).

篇11

Abstract： In theory， macroeconomic has an impact on the stock market through transmission mechanism， resulting in the connected effect. The article mainly used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o set up the VEC model.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 on the trend of the stock market has been analyzed deep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croeconomic policie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stock market. However， the notabl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variables is related to the sensitiveness of the stock market to policy variables， lag phenomenon， the length of the observation time and market volatility.

关键词： 宏观经济政策；股票市场；VEC模型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stock market；VEC model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017-03

0 引言

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形态之一。当股票市场的运行出现异常的现象时，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股价的波动？如果能，又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影响股票市场？这个问题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而目前我国对股票市场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处于调整与适应中。因此，笔者认为对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影响股票市场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1 理论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通过对投资者信心与股票价格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整个股票市场，本文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和产出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1.1 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基本手段，通过财政税收、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国债政策等手段影响社会总需求从而促进社会总供求平衡。

若政府对个人减税，相对于增加了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收入，投资者信心增强，会增加对股票的投资，股票市场会走强。若政府对企业减税，会提高企业的盈利，使得企业股票价格出现上涨。因此，改变税收会影响股价的波动方向。

1.2 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中经常通过调整基准利率改变市场利率以及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手段改变货币供应量来调控货币市场，从而对股票市场产生直接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增加，或者利率下降，资金面变宽松，流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增多，引起对股票需求的增加，促使股价上升。同时，银根宽松，有助于企业融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企业盈利增强，股价进一步上升。

通货膨胀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较为复杂。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上市公司为了股东利益不受损，有可能会提高股息收益率，从而引起股价上升。而通货膨胀率过高又会引起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股价下跌。总的来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对股票市场有正向作用，不在这一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将会引起股市低迷。

1.3 对外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对外经济政策包括出口补贴、进口限额、汇率波动等。以汇率为例，若人民币汇率上升，将对出口企业有利，不利于进口。一方面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盈利，这些企业的股票价格将会上升；另一方面，贸易差额增大，社会总需求增加，股票市场走强。

1.4 产出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会改变整个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产出水平提高，将会增强投资者对整个经济形势的信心，从而提高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投资，股票价格将会上涨。同时经济景气的预期会提高企业的产量，企业盈利增加，进一步促进股票市场走强。

2 实证分析

2.1 建立VEC模型 本文选取1996年1月至2013年2月各月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银行间7天内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R，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S，经济景气指数中的一致指数X以及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综合指数月平均指数SH，SZ时间序列的对数值进行分析。为了对沪市与深市进行对比分析，把数据分为样本1与样本2。

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所有序列的1 阶差分形式全是平稳序列。采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样本1、样本2都各自存在一个协整向量，都应在各自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的误差修正模型即VEC 模型。

2.2 脉冲响应分析 以建立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图1-图5给出了时间为40个月，沪深两个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一单位（1%）正向冲击的响应曲线。图中实线代表沪市的脉冲响应曲线，虚线代表深市，横轴代表响应时间。

从图1，2可以分别看出当宏观经济政策引起通货膨胀增加或货币供给量M2增加后，沪深两市的股票都有上涨的趋势；两者对沪深两市的瞬时作用都在第5个月左右达到最大；之后，两者瞬时作用开始减弱；但长期来看，对沪深两市都有持续的正向作用。比较来看，通货膨胀，货币供给量对沪深两市的冲击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但对深市的整体冲击更大，而通货膨胀对沪深两市的冲击作用在数量上大于货币供给量M2，在当月反映来说，沪深两市对货币供给量的响应更迅速。

由图3可得，利率增加后，沪深两市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很小幅的增长；之后很快就开始大幅的下降，利率增加变为较大的负向作用，说明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从长期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增加的冲击的响应没有减弱，而是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冲击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对深市的长期冲击更大。

图4说明在汇率上升后，沪深两市在短期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降；之后开始大幅的上涨，汇率上升的作用由负向转为正向，反映了汇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长期来说，汇率上升的正向作用没有减弱，最终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深市的反应时滞更长更强，而最后的正向作用较弱。

图5中的LNSH，LNSZ对LNX冲击的响应曲线可以替代反映产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当产出增加后，沪深两市有一个很微弱的正向反应，之后开始走低，并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反应基本一致，但深市长期反应更强。

综上，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基本符合理论分析，不同的是，实证中可以发现一些政策如利率，汇率等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同时，不同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本文中，深市就比沪市更为敏感与剧烈。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产出对股票市场的长期影响并不完全符合理论分析，可能与我国金融制度，金融系统传导机制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2.3 方差分解 表1与表2分别列示了货币政策、各宏观经济变量与上证综指，深证综指的方差分解结果。通过方差分解，不仅可以进一步掌握各考察变量被自身及其它变量的解释程度，还可以考察不同变量对沪深两市变动的贡献度。

由方差分解表可见，LNM2对上证综指对数值LNSH，深证综指对数值LNSZ的方差的贡献度在短期与其他变量的贡献度相比变得十分微小；LNCPI的贡献度较大。货币供应量，产出效应起到的作用较小。而从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因子的贡献度出现了变化，产出变量对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变量的影响。

3 结论

从理论角度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的波动具有一定影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产出水平都会在一定水平上引起股价变化，股价变动方向与政策调整方向有关。

从实证研究中可以基本印证理论分析。从协整分析中看，各政策变量与股票市场指数变动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从脉冲响应函数中看，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与理论分析中股价变动方向基本一致，但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从方差分解来看，货币供应量，产出效应起到的作用较小，通货膨胀作用较大，但从长期来看，产出变量贡献最大。对比沪深两市分析可得，不同地区股票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趋势相同，但程度存在差异，本文中深市的敏感性强于沪市。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变量产生影响的显著程度并不相同，与股票市场对政策变量的敏感度，时滞现象，观测时间长短以及市场自身波动性有关。

参考文献：

[1]寇明婷，卢新生.SVAR模型框架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股票价格波动——基于1998～2010年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8）.

[2]臧微.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对股票市场收益及波动性的影响[J].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12月（中）.

[3]王曦，邹文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冲击[J].统计研究，2011，28（12）.

[4]胡金焱，郭峰.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非对称影响研究*——基于不同市场态势的实证分析[J].理论学刊，2012年8月第8期，总第222期.

[5]胡龙.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总第145期.

[6]余澳，李恒.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影响的有效性分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总第180期.

[7]封婷.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分析[J].财会通讯，2011（5）（中）.

[8]王维，王晓元，赵红翠.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国外资，2012年3月下，总第261期.

篇12

关键词　房地产　经济周期　宏观经济政策　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房地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与生活条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在最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加明显，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使主要的能量来源。而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逐渐落实，房地产业的发展会更加趋于理性，会在暂时的低调发展之后，迎来更为健康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契机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房地产业具有较大的价值基础、消费者的需求逐渐的以刚性形式出现，加之其附加值较高，特别是在十之后，我国的城市化、城镇化的步伐会明显加快，这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机会。房地产业因其产品的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和众多相关行业的关联性，长期以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这一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特殊的产业周期。房地产经济周期是波动性的，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含义与特征

（一）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含义。

房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的发展周期，传统的产业周期一般要经过初创期、上升期（发展期）、稳定期和衰退期（蜕变期）　。但是，与传统的产业周期相比，房地产业的经济周期更倾向与经济发展周期。因此，对房地产业来说，其经济周期往往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萧条或低谷阶段。在这一阶段，初始时期房地产的价格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部分楼盘的楼价开始急剧下跌，甚至会下降到物业原值或建造成本之下，市场交易量也会随之明显减少，市场观望情绪严重；而当萧条阶段发展到中期，房地产的价格会出现局部的暴跌，成交量继续萎缩，随之而来的是与房地产有关的纠纷开始大量出现；可是当萧条阶段发展到后期，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而这更增加了市场的负面情绪，房地产的泡沫被继续挤压。而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开发成本和房地产的正常需求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房地产行业开始走向平稳，向经济复苏和上升阶段迫近。

2、复苏与上升阶段。在该阶段，房地产在初始时期的供给超过需求，房价和租金的水平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楼价已经完成了下跌的过程，并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回升的迹象已经出现；而在复苏的中期，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购买者逐渐增多，开始带动了期楼的销量。但是由于此时建筑成本与楼价都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交易量的增加幅度并不明显。但是，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迹象已经十分明显；而当复苏阶段发展到后期，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加速出台，为房地产业走向新一轮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3、繁荣阶段。房地产业不会长期的在低水平徘徊，当其发展到繁荣阶段时，宏观经济的扩张步伐进一步加快，消费者对房地产的需求进一步上升，市场的交易量明显增加，新建楼房的空置率逐渐下降　；此时，更多的房地产商和中介机构开始大量介入，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同时增加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逐渐的出台一系列的限制炒楼的政策措施，楼价继续高涨的后劲开始略显不足，泡沫达到了最大，新增房地产投资数量明显下降，房地产业的衰退或者萧条就在眼前。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特征。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并且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国民经济的需求旺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房地产的发展就会较为旺盛，一般处于上升期或者繁荣期，否则，将会出现衰退的迹象。因此，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1）土地具有不可再生性，房地产价格从长期看是处于一个增长趋势之中的；（2）在增长型的经济体系中，经济社会的供给与需求在长期趋势上呈现上升模式，并且新一轮的循环峰顶往往高于上一次的水平，而在衰退中则正好相反；（3）在房地产的景气阶段，房地产开发商和贷款银行的过度乐观通常会使房地产供给的速度超过需求速度，在不景气的阶段则正好相反。

二、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分析

（一）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消费品价格、收入水平、政策法律以及对市场预期的变动等，这些因素都会促使房地产需求总量受到影响。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也会在技术、劳动、资金管理等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而供求总量和结构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房地产经济都需要进行调整，继而引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

（二）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些都是具有明显周期性质的宏观政策因素，在短期内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这是因为，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　。此外，还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等随机因素。

三、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一）改善房地产产品的供应结构。

针对目前的住房供应体系结构仍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极不平衡的情况，要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严格控制别墅供给，适当降低偏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建设比例，提倡建设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发挥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主导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规模，切实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合理引导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

（二）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价格。

价格是房地产经济领域中尤为突出的一个因素，而且它对行业内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的影响，运用价格规制对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作为宏观调控部门，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经济行为做出评估，以判断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而借助政府的价格评估与指导，有助于使房地产商品价格回归理性，维护行业和市场秩序。

（三）规范土地政策。

在对待房地产发展的问题上，需要通过对土地市场监测分析，总结一定时期我国土地市场运行的总体情况和态势。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建立土地市场快速反应机制提供科学依据。而且还要规范土地市场，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和坚决打击，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遏制由于土地投机而导致的地价上涨进而引发房价快速上扬、房地产投机增加的局面。

四、结束语

房地产业的发展要符合市场需求，要与相关行业进行有效的关联，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现阶段，由于房地产需求稳中有升，房地产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空间增大，但是由于引入了强劲的国外竞争对手，新增的市场需求及原有的市场份额有被国外同行抢占的可能，对国内同行来说，竞争压力增加，而作为弱势企业的弱势项目来说，对手的强大和增多，将使其更显弱势。因此，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和实践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建井一处）

注释：

闫新红，艾燕.　论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现代商业，2009（1）：249-251.

王正才.　我国宏观经济与房地产经济.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11）：27-28.

刘昕玮.　新经济形势下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理性思考.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109-110.

宋志勇.　房地产经济周期与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审视.　特区经济，2009（7）：287-289.

篇13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中国证券市场＇96回顾与＇97展望高级研讨会。

1996年，中国股市在经历了3年“熊市”之后，迎来了久违的“牛市”。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虽入“牛市”但问题尚多，相关各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学界、业界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更是处于迷茫时期。

作为今天“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的雏形，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于1997年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96回顾与＇97展望高级研讨会”，打开了我国学术界系统研究资本市场的大门。与会专家及当年会议的主题报告对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并对199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走向以及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这里，我们将再现当年会议主题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感受11年前的中国资本市场。

1996年是中国证券市场大丰收的一年，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伴随着指数的增长，市场规模得到了迅速而有效的扩张，投资者队伍迅速增加，心理素质日益成熟，投资者行为正在回归理性。于此同时，市场监管和运行机制的规范化水平有所提高，政府着力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规范。监管市场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所存在的不足，为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运行和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必要的法律保障。

＇96中国股市的阶段性特征

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呈现出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是从1996年3月至10月中旬。这期间，上证综指从550点左右上涨到900点附近，深圳成指从1000点左右上涨到3000点附近。其主要特征是优质股领涨，投资者有一定的风险意识，收益与风险处在相对均衡的状态。因而，这一阶段的指数成长基本上是正常的，合理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合理成长阶段或理性投资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996年10月中下旬到12月中旬。这期间，上证综指从900点附近猛涨到1250点以上，深证成指从3000点附近猛涨到4500点以上。其特征是爆炒个股、恶炒垃圾股，投资者风险意识极度淡薄，其指数的成长带有很强的投机性，泡沫成份急剧增多。我们把它称之为泡沫产生阶段或过度投资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1996年12月中旬开始，到1997年1月中下旬。由于受到政府强有力的干预，这一阶段的最初6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从1250点附近下泻到900点左右，深证成指从4500点的历史最高位狂泻到3000点左右，跌幅之深、跌势之猛，实属罕见。其主要特征是绩优股和含权股微挫，垃圾股暴跌，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但风险意识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这一阶段的指数下调带有明显的非市场色彩。我们把它称之为强行灭泡阶段或强行整理阶段

＇97中国股市展望

总体判断：跨年度的“长牛”发展格局

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从1996年开始进入一个跨年度的“长牛”发展格局，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

一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成长阶段，而且这种经济的高成长性与以往相比，具有更多的结构色彩和质量特征。

二是中国高成长性的经济，已开始越来越依赖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发展，为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雄厚资本支持，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显重要。

三是中国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体系中最年轻的市场形态，也是最有活力的部分，因而，其成长率快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成长率，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

我们认为，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上述特征和内在趋势的准确把握，无论是对投资者，还是对研究者、市场宏观监管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进中求稳：＇97发展主基调

1997年是中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充满希望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在1996年政策的基础上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宏观经济运行也将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的条件下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当然，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将会有所调整。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通货膨胀。199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仍要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重要的位置，但不能不考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较少失业。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持续增长和减少失业应当成为1997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二是，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会有进一步微调。其主要表现在，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货币供给量和信贷规模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存款准备金率也会有所降低。

三是，由于1996年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实现了“软着陆”，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趋于良性。在这样的条件下，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将快于1996年，有可能达到11％－12％。国民经济较高速度的增长为189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宏观背景。

四是，规范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些重要法规和措施，有望在今年出台。

篇14

一、中国经济陷入“活乱”循环引发的思考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从微观经营机制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打破，其中主要的手段是放权让利使政府的计划权力削弱和分解，国家财力向企业和家庭部门转移，经济增长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逐步形成，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经济改革进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矛盾。产权改革滞后，国有企业问题无法解决，银行治理结构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干预的能力仍然很强，社会资源的动员和配置还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体制转轨不完全和市场规则不完全的制约，经济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

我国经济的冷热和“活乱”循环，表面上看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问题，实质上反映出内在体制性症结。反经济周期性的宏观调控具有短期性、周期性特征，只能解决经济总量平衡等问题，并不具有解决体制性问题的能力[1].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既是市场经济运行周期性危机的要求，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条件。由于中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体制特别是投融资体制还具有很强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特征，一些投资没有产权约束，货币政策很难调节市场机制，影响消费和投资，维持经济自主增长。货币政策很难确保我国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积极财政政策会放松国有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强化国有企业和银行依赖国家承担风险的意识；强制性控制财政支出、强制性控制信贷投放和强制性压制非国有经济的扩张会导致旧体制的复归。如果不解决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和“活乱”循环难以避免。

二、国有企业功能财政化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和宏观调控改进的关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在改革国有企业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政府先后采取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股份制等措施，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目标不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不正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只能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必须承担国家政策性负担，不可能成为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此，衡量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财政化[2].

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职能应集中在提供纯公共产品、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上[3].政府履行上述经济职能，有些需要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实现，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普遍现象。就连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也特别注重建立并经营一定数量的服务于国家经济职能和实现宏观经济政" 策目标的国有企业。显然，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应注重也更容易建立并经营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实现国家经济职能。政府应当从国民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不仅要经营有关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更要经营私人不愿进入或无力进入的社会公益、国防工业和高新技术等行业。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具有财政化功能。

1.国有企业具有生产公共物品的功能。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使私人厂商不愿意生产。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动机，企图使用他人可能会生产的公共物品。因此，国防、灯塔、市政建设、道路养护、街道照明、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直至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的社会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政府建立经营国有企业直接生产公共物品是必要的。另外，在自然垄断产业中建立经营国有企业，将垄断收入收归国有，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提高社会效益。

2.国有企业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国有企业是以国家财政为后盾的，因而它们有能力承担一些有巨大风险的投资，并通过这些投资消除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瓶颈，例如，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国有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国际经济中那些难以进入的领域，可以迅速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3.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宏观经济的功能。政府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来增加社会总需求，如在经济衰退时期强制国有企业增加投资，安排更多人员就业，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可以要求国有企业放弃利润，限制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降低产品价格以降低物价水平；强制国有企业在不同地区布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强制国有企业停产和转产，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为保证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拍卖、租赁、国家所有权债权化等方式将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国家可以集中有限的财政资金搞好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使其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

三、国有企业改革、企业信贷硬约束与国家宏观调控改进

财政收入水平决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大小，也决定了国家创办经营国有企业的数量。按照这一原则，我国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的数量必须大大减少，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必须民营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成功。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后，银行与企业成为拥有独立财产的法人实体，就会自动地在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互利互惠、诚实守信的基础上进行借贷活动，建立起真正的信用制度，产生真正的金融市场[5].政府不必也不能够通过信贷计划强制银行提供企业的资金，“杀贫济富”的银行经营原则会形成企业信贷硬约束；政府也不必为了企业的生存对借贷的价格即利率进行严格的行政管制，利率可以由资金供求关系来决定。

一个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可以使货币政策发挥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我们在今后宏观调控中少用行政手段，主要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货币政策可以很好地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银行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借款，由此影响到总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资产组合的改变和基础货币或银行储备的需求，进而影响物价稳定；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实际工资或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劳动就业；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进出口价格和外国货币资产的需求，进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利率市场化是国家宏观调控改进的核心和经济运行最终摆脱“活乱”循环的关键。利率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资金的价格，既是由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同时又调节着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作为一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杠杆，具有反应灵敏、制约力强、作用面大的特点，它既是连接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的桥梁，又是联系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纽带，它通过调节储蓄、消费和投资的流向、流量，达到以资金流引导实物流，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利率市场化可以加速我国金融深化，逐步消除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抑制，建立一个能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服务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利率市场化也可以为非国有企业提供一个宽松的投融资环境，解决我国非国有企业资金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问题，非国有企业可以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技术改革，可以继续发挥非国有经济部门支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以后，那些成本过高或净生产率大大低于平均利润率的低效率企业将会在均衡利率水平下将被逐步淘汰而自动退出市场，而只有那些净生产率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高效率企业才有能力在均衡利率水平下获得更多的资源以不断扩大生产或投资规模，这会大大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益。凡是利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利率水平能够反映资金稀缺程度，经济运行较容易调控，经济发展也较平稳；而利率由政府严格管制、利率水平不能够反映资金稀缺程度，经济运行较难调控，经济发展总会出现大起大落。

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财政化、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后，可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能够充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决定了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手段之间传导机制的性质和可能影响的" 程度，进一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实际效果。这套制度包括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制度、税率税种和税收征管制度、货币发行和中央银行制度、金融体系的内在组织结构、基本的会计统计制度、政府的财政金融监督制度等等。如果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很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的变量之间就会有稳定的统计相关性，可以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选择的科学性，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具有如下特点：政府财力有限和机构膨胀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财力在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流失十分严重，削弱了政府调控经济可以运用的财力；负责宏观调控的中央政府部门的改革和政策职能的建设严重滞后，加上缺乏互相之间的监督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的选择错过了很多最好的时机，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财政金融政策仍然不能摆脱过度集中和缺乏法治的倾向，特别是在金融监管的问题上，很多政策出台背离市场经济的原则，用的是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干的是拍脑袋的事，结果损害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一个稳定的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可以解决货币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选择失当、政策出发点同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背离、决策过程的时滞太长、政府官员渎职和滥用职权等等问题，改进国家宏观调控改进，使经济运行最终摆脱“活乱”循环。

参考文献：

[2]刘振彪。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功能财政化[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3]睢国余，蓝一。企业目标与国有企业改革[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