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状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市场状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89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24亿人，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48%；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近5391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5%.

与去年年底相比，从城市数量看，增加了27个城市；从人口规模看，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个百分点，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比重上升了7个百分点。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总体而言，2002年全国89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1.从全年总体状况看，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求人倍率为0.79.分季度看，其求人倍率从2002年一季度的0.73升至四季度的0.89.

2.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格局基本稳定。

2002年监测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1.9%、27.2%和70.9%，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就业需求格局基本稳定。与2001年相比，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上升了1.6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需求在原比重较大的基础上基本持平。

3.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占据主体，制造业需求有较大增长。

2002年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为32.4%、21.7%和19.8%，三者合计约占总需求近3/4.

与2001年相比，三大行业需求增长了7.9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长幅度最大，增长了4.2个百分点，其次是社会服务业，增长了2.3个百分点。

4.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两者所占比重之和约为61.9%.

与2001年相比，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增长了7.8个百分点；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需求比重仅占12.6%，与2001年相比，下降了3.1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私营及个体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用人需求的呈现上升态势；而国有、集体企业的用人需求呈现出逐季下降的趋势。

5.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两大类职业的需求比重和求职比重分别是69.2%和59.1%.

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关系相对缓和一些，其求人倍率分别为0.9、0.85和0.7.

6.在所有求职人员中，下岗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69.1%，是求职主体。

其中，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5.9%，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0.1%，其他失业人员占12.5%，下岗职工占10.6%.其他类型的求职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占21.2%.

与2001年相比，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的比重增长了8.8个百分点。分季度看，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增长幅度较大的是就业转失业人员和新成长失业青年，分别增长了7.5和6.7个百分点。

7.分文化程度看，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主要集中在高中文化程度。

从需求看，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41.9%，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22.5%，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需求比重为35.7%；从求职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5.2%，大专以上学历者占了总求职者的28.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比重为26.2%.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单位的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从供求状况对比看，除硕士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以外，各文化层次的劳动者均处于求职人数大于需求人数的状态。具体而言，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86；高中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81；大专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67；大学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 0.77；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1.26.

8. 从技术等级看，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主要集中在职业资格五级、职业资格四级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篇2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 就业

劳动力市场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大环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和效果。目前我国处于二元经济转换，同时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包括劳动力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机制配置的机制转变。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蔡(2008)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打破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神话。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及其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他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陆铭、蒋仕卿(2007)将1996年视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第一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在第二阶段，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失业人数与职工数量之比，以及其他人口与职工数量之比在1997年之后也同步上升，这也反映出了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其他人口数量与职工数量之比的快速上升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些观点在众多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得到了验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5年初分析得出 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超过了900万人，预测2005年就业矛盾将会比2004年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1)长期性就业压力依然过大。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要求就业的总规模每年在2500万人左右，而新增就业机会不足1000万人。(2)2005年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将对就业增加形成短期压力。(3)大学毕业生大规模集中释放将继续加大就业供需矛盾。据统计，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212万，初次就业率仅为50%左右，2004年高校毕业生达到280万，到6月底平均签约率为60%，再加上2005年毕业无法就业的学生，累积的就业矛盾越来越大。总之，2005年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5%预期目的实现有相当的难度。

而2005年底的报告否定了上述2005年经济增长率回落的预测，验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使2005年的就业形势有所改善，但就业增长不足的问题仍很突出。2005年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达11102.7万人，比第1季度增加130.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58.4万人。但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其他主要指标而言，就业增长明显偏慢，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同比仅增长1.4%，GDP增长的就业弹性只有0.15。工业企业就业增长稍快一些，但相对于上年同期也有所回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增长缓慢将会制约未来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农民在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偏少，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蔡，都阳(2005) 考虑到“十一五”期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根据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水平，以及就业弹性的变化范围作为分析的基础。对这一时期劳动力供求关系作出了判断，认为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将逐步减轻，相对于“九五”和“十五”期间，创造就业需求的压力减轻。但是，“十一五”初期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期，就业形势仍将严峻。劳动保障部专题小组(2007)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继续存在，需求稳中有升；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加大，劳动者素质技能不适应问题更加突出;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矛盾在不同地区出现，虽属局部现象，但短期内难以消除。

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7年底调查显示2007年就业增长形势良好。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62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0%，创下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以来同期最好水平。预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将突破1200万人。城镇净增就业量将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1011万人,比上年增加32万人。这得力于经济增长的快速平稳增长，也与积极就业政策的逐步落实密切相关。并预测2008年，我国的就业增长形势依然较好。目前，尽管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有放慢的迹象(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增长有所放慢)，但工业企业就业增长一直会保持6%以上的较快增长态势，预计2008年这一趋势会延续。利用就业弹性预测方法，预计2008年城镇净增就业量将达到1032万人，新增就业岗位继续突破1200万个。2008年，城镇就业增长的目标可设定为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人，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

综上所述，整体看来，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参考文献：

[1]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8):10-17

篇3

89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24亿人，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48%；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近5391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5%.

2003年二季度全国89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1.从总体情况看，受“非典”疫情影响，本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根据89个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所采集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信息，二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177.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劳动力约200万人，求人倍率 约为0.89.

与上季度相比，求职人数减少了29.5万人，下降了12.8%，招聘人数减少了20.1万人，下降了10.2%.由于求职人数的下降幅度高于岗位需求，导致求人倍率略有上升，上升了0.03.下图显示了2001年一季度至2003年二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变化情况。

“非典”疫区城市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54%、40.9%、26.7%和17.9%；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石家庄、包头、北京，分别下降39.6%、38.2%、38%和10%.

2.第三产业由于受“非典”疫情的影响较大，二季度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第二产业下降幅度较小。

二季度89个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1.8%、32.3%和65.9%，仍然保持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结构。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分别下降了1.8和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则分别上升了2.1和3.6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减少了16.8万人，下降了12.6%.第二产业减少近2.3万人，下降了3.8%.

“非典”疫区城市中，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下降明显。其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天津，分别下降51.9%、39.2%、19.4%和18.6%.

3.受“非典”疫情的影响，二季度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呈现下降态势，但对制造业用人需求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

从行业需求看，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为30.2%、26.9%和17.3%，三者合计约占总需求的74.4%.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分别下降2.9和1.6个百分点；社会服务业则分别下降了0.3和0.8个百分点；而制造业依然呈现上升态势，分别上升了2.1和4.4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下降幅度较大，分别比一季度减少了11.8万、4.2万人，分别比一季度下降了18%和11.9%.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也相对有所下降，比一季度减少了1.46万人，比一季度下降了21.2%.

“非典”疫区城市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三大行业的用人需求下降较大。其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广州，分别下降51.9%、36.8%、36.5%、21.1%和18%；建筑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石家庄、包头、北京，分别下降92.2%、51.8%、48.8%和26.9%；社会服务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天津、石家庄、太原、北京，分别下降65.5%、64%、41.5%、32.6%和15.9%；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太原、石家庄、包头、北京、广州、天津，分别下降59.6%、48.5%、42.5%、36.8%、14.1%和11.6%.

4.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二季度企业用人需求减少，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用人需求出现下降趋势。

从用人单位看，企业用人占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达92.3%，其中，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多数，两者所占比重之和约为63.8%.

总体而言，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企业用人需求略有下降，其中，与上季度相比，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分别下降了2.5和0.4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企业的用人需求比一季度减少了20.07万人，平均下降幅度为10.9%.其中，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分别减少了9.8万和8.4万人，分别比一季度下降了18.7%和11.9%.

“非典”疫区城市中，企业的用人需求下降较大，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54.9%、40.5%、21.1%和18.1%.

5.劳动力市场中供求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受“非典”疫情影响，商业和服务业人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下降幅度较大。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既是需求主体又是求职者主体，两大类职业的需求比重和求职比重分别是71.8%和65.6%.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各类职业的需求变化幅度较大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商业服务人员，前者分别上升了1.5和7个百分点，后者则分别下降了0.4和4.5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用人需求减少了8.5万人，下降了11.1%.从求职总量看， 与一季度相比，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求职人数减少了9.4万人，下降了12.2%.“非典”疫区城市中，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其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广州，分别下降55.9%、38.9%、17.7%和13.2%；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包头、石家庄、北京，分别下降53.5%、43.6%、31.7%和7.9%.

6. 各求职人员类别中，失业人员仍然占主体；求职人员中，新成长失业人员、就业转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在所有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所占比重达58.9%，其中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5.9%，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0%，其他失业人员占13%；下岗职工占9.2%；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占24.4%.

从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减少17.6万人，下降幅度为36.2%，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减少约5万人，下降幅度为11%，就业转失业人员减少10万人，下降幅度为16.2%；下岗职工减少2.5万人，下降幅度为11.9%；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1.6万人，下降幅度为3.2%.

7.劳动力市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从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的要求来看，88.4%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40.2%；从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来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7%.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大专和大学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其中，大专分别下降了0.7和5.7个百分点，大学分别下降了0.4和2.7个百分点。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

与上季度相比，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分别下降了0.5和0.3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分别下降了6.9和1.3个百分点。硕士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

从供求总量看，与上季度相比，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共减少了近6万人，下降了16.2%；求职人数共减少近8万人，下降了15.7%.

与去年同期 相比，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共减少了近10万人，下降了25%；求职人数共减少近20万人，下降了32%.

以上变化主要是由于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一些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的招聘会临时取消，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供求比例出现下降。

“非典”疫区城市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太原、天津，分别下降77.2%、44.8%、31.7%、28.6%、11.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66.8%、51.4%、29.6%和14%.

从供求状况对比看，除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求人倍率大于1外，其余均处于求职人数大于需求人数的状态，求人倍率小于1.求人倍率较高的是硕士以上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求人倍率分别为1.14和0.98，其余文化程度高中、大专、大学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86、0.79和0.81.

8. 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看，用人需求和求职者群体主要集中在职业资格五级、职业资格四级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其所占比重合计均占总体的38%左右。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结构基本一致。

篇4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失业；就业弹性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篇5

【关键词】高职教育；劳动力市场；适切性；路径选择；预测模型

【作者简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兵川，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工资是由与某一特定专业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工资总和测量的，由该产业部门总从业人员分配。就业机会可看作是由相关职业从业人员与失业人员分享的某产业部门的岗位份额。根据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当某类职业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地位时，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规范、升迁机会多，相应的渴望进入该劳动力市场从事该职业的人员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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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工作搜寻；知识失业

［中图分类号］F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013-03

1 文献综述

根据谭崇台（2008）的定义,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雇用单位拒之门外,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受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较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率更低,而知识、技能和专长又是相对稀缺的,受教育者还是不免沦为失业者,形成知识失业的状况。

而根据徐林清（2008）的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指的是受外在因素和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的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虽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可能是多元的,但为简化处理,通常以二元结构对劳动市场的分割加以概括,从而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两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福利条件好,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即收入低、福利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承认。

关于知识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系,在众多已有文献研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以扩展的工作搜寻模型为框架,分析了当前我国知识失业的成因,发现知识失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造成的；靳卫东和高波（2007）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公务员的真实收入要高于第一市场的出清工资水平,这使得第一市场的平均工资较高,形成了知识失业现象；杨世杰（2009）认为大学毕业生自愿失业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短期内会“理性”选择自愿失业。

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已经成为学界认可的知识失业的重要成因之一。但是其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知识失业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除去以上提到的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的研究外,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以下笔者对C. Simon Fan，Oded Stark在其论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educated unemployment”中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移民与知识性失业关系的模型进行“中国化”修正,从微观角度分析中国由于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造成的知识性失业,希望能做出有益的补充。

2 模型

2.1 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已有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割,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ZW（]这种分割可以是由于地域,也可以是制度等因素。比如中西部农村为二级劳动力市场,东部沿海城市为一级劳动力市场。[ZW）]。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其他因素等的限制,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本文中主要指来自落后地区即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毕业大学生）才能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首先作出以下基本假设：

（1）大学毕业生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待遇的分布充分知晓。

（2）大学毕业生的每一次搜寻都是各自独立的。

（3）大学毕业生依据待遇水平高低来判断是否接受厂商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一旦接受，工作契约立即生效； 若拒绝,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没有回溯性。

（4）大学毕业生是风险中立者，在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决定其是否接受工作。

同时假设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2.3 模型分析与结论

由以上数理分析中的（5）（9）两式可得,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概率成正相关关系。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潜在的失业率就越高。

此结论与逻辑的机制是一致的：当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工作时,其对于获得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预期便越高,便越是愿意接受等待失业,而非在二级劳动力市场接受自己认为不如意的工作。当今,随着交通条件、制度限制等的改善,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高,毕业生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在使更多大学生实现了离开欠发达地区进入相对发达地区生活工作愿景的同时,也导致了更高的知识失业率。

由（7）式可得,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越大,知识失业问题越严重。

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差距越大,意味着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回报越高。毕业生便愿意承担更大的等待失业的成本争取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根据基本假设(4),可以通过风险与回报的关系来解释,即收益越高,相应的风险成本越高。

3 政策建议

第二,加强经济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总体的就业率,降低包括知识失业u在内的整体失业率。教育与经济发展要相适应,否则易造成知识失业。经济发展的低速是造成知识失业和其他种类失业的最根本原因。为了确保教育的良性发展,要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这个外部的大前提,使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提高就业的层次和水平,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减少知识失业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

第三,减少甚至取消制度性的人才流动限制,消除“一次定终身”的找工作尴尬,改善基本假设(1)的状况。加强就业制度改革,废除一些束缚人才流动的制度,比如城乡户籍制度,创造一个易于人才交流的宽松环境。消除两类市场之间的制度,从而降低两类市场之间的转换成本,是吸引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重要措施。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束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各种身份等级制,淡化城镇常住户口优先就业和对非城镇户口限制就业的政策取向,最终实现劳动者凭身份和职业资格证书即可参加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就业新格局。二是取消大学毕业生流动就业的各种限制。按就业市场化的要求加快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对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取消大学和接收单位的派遣指标和用人指标的限制,特别是非公有制单位招用毕业生的指标限制,废除对毕业生的不合理收费政策,促进毕业生自由流动。三是制定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相关政策。如为大学毕业生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和担保；对于那些以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要按照有关规定,在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和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向全社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覆盖速度,统一社会保障的标准；推行保障社会化,从根本上彻底打破统一劳动力市场所必须跨越的“社会保障壁垒”,为大学毕业生跨地区、跨行业就业解除后顾之忧。

第四,从大学生自身角度,要建立合理的收入预期,树立广义的就业观,通过降低其保留工资Wc降低知识失业。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收入预期与实际状况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正受着就业市场压力的调整。市场调整着他们的收入预期,使之逐渐趋向理性。另外,与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还偏低,市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行为与意愿的调节作用还不够。所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地调整他们的收入预期。

4 结 论

本文从微观的工作搜寻模型角度解释了由于劳动力二元市场分割造成的当今大学生知识失业的状况,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机制,得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现实状况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同时需要指出本文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其中模型的适应性有限,仅仅能够解释来自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失业现象,要进一步更全面地解释知识失业,仍然需要对模型进行拓展,这也是笔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李群.中国人才发展量化分析与预测［J/EB］.中国人口信息网，［2004-12-27］http：//省略.cn/yjwxyjwx_detail.asp？id=4006.

［2］麦可思研究院. 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4］靳卫东，高波.“知识失业”条件下的教育投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7（2）.

［5］杨世杰.“知识失业”现象的经济学解析及其对策［J］. 生产力研究，2009（3）.

［6］宋爱忠.当下中国知识型失业透视―――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为例［D］.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03.

［7］王春鸽.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LMS）及其就业影响［J］. 中国集体经济，2003（5）.

［8］赖德胜，田永坡. 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J］. 经济研究,2005（11）.

［9］C. Simon Fan，Oded Stark.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educated unemploy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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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流动；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1]刘丽，任保平.中国四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2）：49

篇8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1-0057-04

非正规就业指没有签订正式雇佣关系的就业形式，它与正规就业相对应，包括各种不规范的用工：未签订正规劳动合同、临时雇佣、非全时工及劳务派遣工等。国内外对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非正规就业对经济与就业的影响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两个方面。研究普遍认为，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非正规就业会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但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社会保障状况却令人担忧，非正规就业成了收入低、不稳定、社会保障低、工作环境差的代名词。事实上，基于社会公平原则，低报酬、低保障的非正规就业不是国家鼓励的长远就业目标，也不是大多数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理想选择。但为何非正规就业能够在我国快速发展？现阶段非正规就业有何新特点？其成因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非正规就业的新特点

从2010年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长沙、武汉等多个地区多种类型的企业进行的调研看，近年来我国非正规就业呈现以下新特点：

（一）城镇非正规就业呈持续快速增长趋势

近年来，我国非正规就业规模一直呈快速增长趋势，截至2010年末，非正规就业人员已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力军。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数分为被《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在册和未被统计入册两大部分，被《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在册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数为城镇就业人员数中的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之和；未被统计人册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数由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与正规就业人员数（除去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之外的单位）相减得到。由于1990年以前我国城镇非正规部门主要是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到1990年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才开始逐渐向城镇转移，非正规就业规模才得以迅速扩大，所以数据推算从1990年开始。

由表1可看出，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占的比重，均呈持续快速增长趋势。21年问，我国非正规就业绝对规模由1990年的2984万人增长至2010年的2l920万人，增长6倍多，在劳动力市场Ff，的比重也由17.5%增长至63.2%，年平均增长速度达6.3%。与非正规就业相反，正规就业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一直在不断缩减，其绝对规模由1990年的14057万人降至2010年的12767万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重由82.5%降至36.8%，年平均降幅3.8%。

（二）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非自愿性”

从事非正规就业是劳动者“无奈的”选择。与一些发达国家非正规就业出于避税、追求工作时间弹性、自由等动因不同，我国的非正规就业主要源于正规就业门槛高和就业者由于自身弱势，不得不选择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的岗位通常无法满足非正规就业人员对安全、尊重及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他们的就业仅仅是为了满足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

（三）非正规就业人员以城镇下岗失业职工和进城务工农民等群体为主

目前，我国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组成比较复杂，有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毕业学生、自由职业者及退休职工等，毕业学生、自由职业者和退休职工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及农民工是非正规就业的主体。

（四）非正规就业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获得再教育机会少

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调查中，40%左右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是初中学历，20%左右是小学学历，高等学历（大专及以上）所占比例不足9%，他们从企业和社会中获得的再教育机会也较少。低教育程度决定了非正规就业人员只能从事体力劳动。

（五）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松散、不稳定

我国的非正规就业大多集中在零售业、餐饮业、家政业、物流业等服务行业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劳动力流动性很强，企业生存周期短，雇员与雇主间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短，劳动关系十分不稳定，非正规就业人员随时面临失业风险。

（六）非正规就业群体报酬较正规就业群体显著偏低

被调查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普遍反映自己的工资收入低于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中同工不同酬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在某些行业二者收入竟相差10倍以上。以本课题组调研的一家二级城市的商业银行为例，其普通正式员工（正规就业者）平均月薪达到1万元以上，而临时工（非正规就业者）的月薪仅为1000元左右。

（七）非正规就业群体缺乏基本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工作环境差

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员一般能获得较充分的社会保障和较好的工作环境，但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的社会保障及工作环境却无法得到相应保障，相当一部分人员没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医疗保险，工作环境通常较差。

二、我国非正规就业增长的原因

近20年来，非正规就业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比重已超越了正规就业，成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指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正规就业，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非正规就业。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包括高收入、充分的社会保障、稳定的劳动关系、较高的人力资源禀赋、较多的培训机会等；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恰恰相反，其特征是收入低、社会保障欠缺、工作不稳定、培训机会少等。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是，非正规就业规模与比重快速增长，正规就业规模与比重均在下降，反映出我国非正规就业增长是由某些影响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推动着我国劳动力不断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

（一）社会剩余劳动力增加是非正规就业增长的基础

由于经济结构变革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一部分为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与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下岗职工，另一部分为城镇化加速从而转移到城镇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相比，次要劳动力市场机制能较充分地发挥劳动力资源配置作用，对劳动力吸纳能力与容量远大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原来在正规岗位就业的剩余劳动力迫于失业压力，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他们有强烈的愿望进入条件更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但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进入门槛较高，提供的正规就业岗位也非常有限，所以他们只能在非正规岗位就业。两大部分的剩余劳动力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成为非正规就业增长的基础。

（二）低成本是企业雇佣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原始动力

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由于知识水平低、不具备专业技能、多从事简单的体力工作，非常容易被资本或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所替代，所以我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弹性远远高于主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供给充分，劳动力价格远低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工资弹性非常大，致使企业在雇佣员工时更愿意通过次要劳动力市场雇佣低成本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以降低其他要素投入，将雇佣非正规就业劳动力作为企业的低成本竞争策略。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低成本雇佣是其参与竞争的主要手段。在国际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形下，企业依靠低成本用工获利成为其雇佣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原始动力。

（三）非正规就业劳动力自身素质限制了就业机会的选择

调查显示，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不高，其中初中水平及小学水平比例最大，达到63%。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素质低决定了他们成为就业的弱势群体，只能获得报酬较低的职位。虽然提高自身素质有利于获得更高的职位和待遇，但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投资会受到来自投资回报方面的制约，次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较低。较低的回报率会降低非正规就业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而其较少的人力资本积累反过来又制约了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力素质低，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从事简单的依靠体力的生产和服务工作。

三、促进我国非正规就业良性发展的对策

虽然非正规就业增长在短时期内为我国带来了一些益处，但长远看，也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因此，应采取相应措施，改变非正规就业增长模式，促使非正规就业良性发展。

（一）改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降低社会剩余劳动力规模

我国存在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在失业后不愿进入条件不好的次要市场就业，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想进入主要市场中又阻碍重重，造成两个劳动力市场均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就导致我国非正规就业规模持续增长现象的出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我国国情有关，仅靠劳动力市场本身很难消除分割状态，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干预和规划。首先，要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劳动力分割的局面，实现城乡就业机会和待遇平等。其次，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消除人为设定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与就业歧视，保护所有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再次，消除地区壁垒和行业壁垒，扩大劳动者就业选择范围，形成统一的人力资源大市场。政府只有采取有力措施才能淡化两个劳动力市场的界限，减少剩余劳动力规模。

（二）转变企业低成本竞争模式，促使非正规就业岗位待遇“正规化”

依据马歇尔派生需求定理，如果提高了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劳动需求的工资弹性就会降低，劳动力就越不容易被其他生产要素替代。因此，为了提高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待遇和工作稳定性，必须降低其需求弹性，这可通过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考察高收入和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发现，企业参与竞争依靠的是技术进步，而不是降低劳动力工资。因此，我国企业在经济转型时期要把握机遇，逐步转变低成本的竞争模式，通过增加技术投入来代替低成本劳动力的投入，同时创造出更多高层次的就业岗位，实现非正规就业者劳动力待遇的提高，促使非正规就业岗位待遇“正规化”，向“正规’’就业岗位看齐。

需要注意的是，直接通过将非正规部门岗位“正规化”来提高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待遇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因为直接将非正规部门正规化，往往会损害最贫困阶层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利益，使这些劳动力失去就业机会，并且非正规部门正规化也会导致非正规就业名不符实，丧失其活力和优势。所以，努力提高非正规就业岗位待遇的“正规化”是比岗位“正规化”更优的选择。但仅仅从企业方着手转变竞争模式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往往使某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所以，政府必须从法律与政策角度介入其中，督促企业与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改善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及工作环境状况，使非正规就业者实现与正规就业者同样的就业条件。

（三）提高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素质，增强其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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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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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劳动力市场 城市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 城乡统一

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不统一，会制约完整体系功能的发挥，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成本增大，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屏障。经济欠发达的山区梅州，怎样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影响，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呢？本人试图为求解这一现实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理性思考。

一、梅州市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国有企业减员难

国有企业要减亏、扭亏、增效，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减员，即企业由于生产经营条件和状况的变化，缩减生产规模或实行改组，相应地，就要求过剩劳动者从企业中正常地“退出”。然而，“减员增效”的实践，除了企业对少数违法乱纪的职工进行辞退、以及实行提前退休外，真正意义的、实质性的减员收效甚微。

2.城乡分割问题严重

城乡分割主要指劳动力市场在运作机制上的制度性城乡分割，即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在市场交换中未建立起统一的规则，因而二者在就业方式上仍然存在种种制度性壁垒。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城镇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吸收招用叫就业，一般相应地建立了比较稳定和规范的劳动关系，而农村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吸收招用叫打工，基本上未相应地建立起正规的劳动关系，更谈不上享受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在统计失业率时，仍仅仅考虑城镇这一块。

3.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

由于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搜寻、处置成本及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且使城乡各类小市场彼此处于封闭半封闭状况，造成各个城乡劳动力市场，其覆盖半径无法获得应有的延伸和拓展。

4.国有企业改革缺少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

国有企业在劳动力市场引入的改革中，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保证，没有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体系。当一些国有企业面临亏损、破产等情况时，产权重组、就业重组过程中释放冗员就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配套和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而受阻。加上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不利于劳动者劳动效率乃至企业效率的提高，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

5.城乡户籍管理的制度刚性和政府行为不规范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行政性控制虽有所松动，但由于制度刚性和路径依赖的不利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政性控制仍然存在。特别是传统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与有差别的城乡福利保障制度的惯性影响，导致即使已经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无法顺利转变成永久性迁移的市民。

二、完善梅州市劳动力市场的对策

为更好地促进梅州市劳动就业和经济发展，大力培育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连锁市场，为全面缓解城乡就业矛盾、稳定就业局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笔者认为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作好失业人员信息管理工作

认真开展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劳动力资源的调查预测，并对各大产业的发展概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力的需求做出科学预测，在清楚劳动力供需的基础上，建立起劳动力供需的动态模型，为培育全梅州范围内统一劳动力市场提供现实依据。重点抓好失业人员、高素质人员以及空岗信息的收集登记，努力做好就业信息服务工作。

2.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劳务协作

拓宽就业渠道，加强与深圳等发达市的劳务协作关系，搞好劳务输出工作。推动两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务合作。强调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更新择业观念，鼓励他们自谋职业，靠自身努力开辟就业门路。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同时将市内就业与市外就业结合起来，在妥善安排本地就业的同时，注意将有求职需求的人员输送到外地就业，增加就业空间。另外，加强政府的扶持，政府应该真正作到落实鼓励失业人员自主创业优惠政策，并在税收、土地、用工等方面给予优惠，不断深入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和现有市场的需求情况，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再就业环境，建立更加有利的制度条件，真正发挥上为政府分忧，下为下岗职工解难的桥梁作用。

3.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首先，加强内部管理，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逐步实行梅州市统一规范的业务流程和服务标准，公开服务承诺，加大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专业培训，逐步实行持证上岗，提高梅州市职业介绍服务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其次，对现有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及其服务机构进行电脑联网，以畅通劳动力供需信息的传输渠道，并切实做到信息资源共享，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交流、传播与咨询工作，发挥信息的引导作用，为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提供优良的信息服务。同时在降低信息搜寻处置成本，优化劳动力供求信息传输手段的前提下，逐步延伸现有劳动力市场的覆盖半径，重点扶持县乡两级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建设，使之成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有形载体和可靠基础。

4.完善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各项运行规则和制度

加强对农民工的基础管理，实行农民工就业登记与企业招工的报备制度，失业登记与社会保险登记制度，劳动合同管理制度以及农民工的档案管理制度等；加快建立劳动力市场管理与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与之相应的信息统计网络体系。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将农民工就业管理与服务的基础信息，包括就业与失业状况、流动状况、劳动合同、工资、社会保险等信息，全部纳入数据库和网络管理，实行城乡管理一体化。同时，要尽快建立城乡就业管理与服务的组织体系，城市公共就业管理和服务体系，要将对农民工的就业管理与服务纳入工作轨道，延伸到社区。强化劳动执法，加大处罚力度，形成对包括企业用工在内的劳动力市场全方位的监督和监管体系。

从总的来说，今后政府劳动部门的职责是不断提供使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有序运作的制度框架，并把主要精力用到综合运用法制、经济和信息的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社会失业率和规范市场行为上来。通过以劳动力供求信息为主导，以劳动力市场为载体，以促进就业为目标，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完善服务功能，规范运行程序，统一服务标准，依托劳动力市场做好下岗、失业职工的就业服务工作，引导梅州市劳动力实现跨区域、跨行业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为更好地促进梅州市劳动就业和经济发展，大力培育发展梅州市各县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连锁市场，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为全面缓解城乡就业矛盾、实现稳定就业局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严维石.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上海管理科学，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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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现代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各种问题，以及非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所表现的一些社会现象，我们都可以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找到答案。

1.大学生就业问题

大学生就业难是伴随着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逐步显现的。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大学生毕业人数以每年20%的增长率进入到了快速增长时期，已由2003年的212万增长到2009年的611万。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并不乐观。从历年公布的数据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保持在85%左右，在不考虑就业率水分的情况下仍有15%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这些往届未就业的毕业生又会对新一届毕业生的就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很多学者和社会人士指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属于“自愿性失业”：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因为不能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而主动放弃了一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宁可为了能够在大城市、大企业谋得一个职位而争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到欠发达地区或是中小企业工作。这也就暗含着指明，如果大学毕业生肯接受较低的工资，肯到中小型企业就业，肯到中西部地区工作，那么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一观点初次听来似乎不无道理，但是认真思考之后发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远非如此简单。首先，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那些与工资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均可归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范围。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中，较低的收入水平，模糊的发展前景以及渺茫的升迁机会是每一个有所追求的大学生所不能接受的。其次，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看，四年的大学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值是巨大的，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也是巨大的。如果毕业后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也没有继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可能，那么通过最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就可以理解大学生的选择。另外，由于人力资本是在不断投资的基础上得到积累和增值的，大学毕业生一旦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很可能因为得不到学习和培训的机会而使得其所具有的人力资本逐渐退化，丧失了原本具有的知识和能力，这时如果再想另寻工作就更加困难了。

正是这种劳动是市场的分割以及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的障碍，使得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良好能力素质的大学毕业生更加偏向于到主要劳动力市场找工作，而较少地考虑次要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短期的收入和待遇，更重要的是决定着他们长期的发展和生活的质量，甚至是对婚姻、家庭以及子女的影响。考虑到这些，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好坏无疑是今后事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就导致了许多大学生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到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现象。

2.劳动力市场歧视与收入差距问题

劳动力市场歧视是指那些具有相同能力、教育、培训和经历并最终表现出相同的劳动身产率的劳动者，由于一些非经济的个人特征引起的在就业、职业选择、晋升、工资水平、接受培训等方面的不公正待遇。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包括工资歧视、就业歧视、职业歧视和人力资本投资歧视等。正常情况下，虽然劳动者在生理特征和能力水平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但只要可以在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自由流动，从而获得与自身价值相匹配的劳动收入，就可以基本保证获益的公平性。但是，由于排斥的存在，一部分群体总是难以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而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反之，一些特殊群体却总是占据着“主要劳动力市场”而尽量避免自己滑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得劳动者或劳动者群体在就业及工作过程中遭受着种种歧视，从而很难突破市场的天然屏障进入另一个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这种分割反过来又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使得对不同劳动力市场对其劳动力特点有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和标准。

所以，劳动力市场歧视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这种相互影响导致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难以逾越，从而使得处于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在收入水平、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明显且不断加大，造成了当今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

3.高等教育改革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一直以来都广为关注，其费用由过去的免收学费，到如今的每年5000元左右，以及研究生教育中公费比重的大幅削减，更是引发了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些人认为学费太高，导致一部分学生上不起大学；有些人则认为学费太低，应该进一步提高学费。其实这两种声音都不无道理，学费降低与提高的问题实质上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正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

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是脱离贫困，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微薄的收入，使得这些人或者不具备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或者有了机会也难以负担高昂的学费。得不到高水平的教育，脱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如此循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态将永远得不到改善。所以，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应该降低高等教育所需的费用，让更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是，如果从效率的角度考虑，降低学费之后高等教育的质量将难以保证，人们为了保持人力资本优势也许会选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这可能会引发劳动力市场的重新分割，到头来不仅高等教育失去了其人才培养的意义，也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种种问题。

4.社会保障问题

作为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剂”，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的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也存在着分割的现象：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享有社会保障并且保障水平较高，而对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来说，几乎没有或者是只能享受水平很低的社会保障。我国的各项保障制度发展与完善大都经历了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三个阶段，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群体的保障制度最为完善，保障水平较高；而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群体往往是最晚得到保障且保障水平最低的群体。即便在今天，我国的社会保障已实现了制度上的全覆盖，那些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们的生活状况仍然让人担忧。

现实生活中，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们往往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妇女、残疾人、农民工等，他们更多地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这种分割所具有的“遗传性”而没有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和机会，他们才是作为社会安全网与稳定器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应真正帮助和保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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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参与率；分配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B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状况。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个人的劳动力供给选择，并最终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劳动参与率。

一、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

1. 年龄、性别因素

从性别上看，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远低于男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地承担了家庭中子女的抚育责任和更多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上劳动力雇佣方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普遍大于男性。随着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许多适合由女性从事的职业逐步出现，才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异中，两者之间相差的程度还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的人群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偏好和不同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各不相同。

2. 教育发展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企业发展和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市场竞争的激励，企业对人才所具备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当今社会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竞争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这就推迟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降低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增大，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3. 收入增长因素

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劳动者单位就业收入的增加会加大闲暇的机会成本，从而诱使一些原来没有加入就业队伍的人开始选择工作，促使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来说，收入因素将会是决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这种影响就是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会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队伍，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体现出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收入的增加对个人劳动力参与抉择的影响是相反的，这两种效应对个人影响的强弱将最终影响个人参与劳动的决策，从而影响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

4. 产业结构因素

在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例也决定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各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带动了这些发达国家总体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

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体现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映出人们参与劳动的状况。它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因此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可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劳动力参与率，都表明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相应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男性人口还是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仅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近些年来，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劳动力参与率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不仅如此，由于教育机制的不合理，应试教育体制的实行使得许多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合理，劳动力总体素质相对较低，劳动力素质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造成了失业率偏高与劳动力参与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形成了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二、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成因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状，是由我国的工资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决定的。

1. 工资收入偏低，扩大了家庭对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起飞和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点较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参与社会劳动来维持家庭生计，从而扩大了家庭向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2. 投资市场不完善，劳动收入仍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目前投资市场尚不成熟。中国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进行个人投资理财时仍然较为保守谨慎。在这样的投资环境和背景下，我国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资为主，劳动收入仍然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这就加大了人们对劳动市场的依赖性，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

3. 就业关联型社会福利政策增加劳动者就业意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就业、工资、福利三位一体的政策，劳动者只有就业，才能享受公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措施。在农村，虽然实行大病医疗保险项目，但是农民自己分担的份额仍然较大，并且小额医疗费用无法报销。这种福利措施与就业状况相关联的制度，无疑加大了劳动者参加工作的意愿，促进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4. 教育观念较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还较低

我国虽然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在农村，失学问题更为严重，且女生的失学率高于男生。这就直接导致了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不仅如此，在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大多没有接受必要的职业培训，这就使得参与劳动的劳动者素质仍有待加强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许多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5. 工资与工龄挂钩，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目前我国在计算工资水平时，由于普遍与工龄挂钩，因而人们往往选择提早就业以增加工龄，提高个人工资水平。在这样的工资政策中，许多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加大了就业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之中，使得就业情况更为严峻。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使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但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企业不顾规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这不仅造成劳动力素质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

6. 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显现，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龄参加劳动来维持生活。这就使得许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门，二次就业。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虽然可以为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却挤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三、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的措施

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总体偏高。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对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国失业率高的现状，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1. 完善投资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合法非劳动收入

目前，我国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投资收入尚不能成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过完善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治理投资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从而增强居民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减少对劳动收入的依赖，降低劳动力的参与率。

2. 调整工资政策，工资与绩效、能力挂钩

与工龄挂钩的工资政策使得劳动者往往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对工资政策实行调整，将劳动者薪酬与劳动者业绩、能力相挂钩，鼓励劳动者提高绩效，并自觉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这种与业绩、能力相挂钩的新的工资体制，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对劳动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励也能延长劳动者受教育的时间，从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缓解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

3.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50%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长此以往，将积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质劳动力，对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的提升产生不良影响。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而劳动者素质偏低，劳动者素质不能达到岗位的要求。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岗位却空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通过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农村青少年失学的状况，并且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进行必要的上岗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总体素质。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推迟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据测算，如果延长教育年限，使劳动者的就业年龄由16周岁推迟到18周岁。今后几年我国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万新增劳动力就业。不仅如此，这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做出更为理性的劳动力参与决策，通过劳动者自身进行理性选择来调节劳动力市场的盈缺情况。

4. 完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是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参与者人数较多，加大就业压力。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年龄为16～60岁。如果我们延迟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同时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龄，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劳动力参与率。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严格的控制，并通过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严格控制劳动力的就业年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就业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 调整完善福利政策，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减弱福利制度与就业状况的关联性，从而使得福利政策对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减小。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员再次走出家门，二次就业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员“老有所养”，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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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重劳动力市场 非正规就业 社会保障 互制 互促

一、问题的界定

(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从整体上看被划分为二元双层的结构：一元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另一元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在这个二元市场中，每一元又分为两层：城市劳动力市场分为正规部门(一级市场)和非正规部门(次级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分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四级市场)和非农产业部门(三级市场)[1]。本文研究的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一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分别对应着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正规部门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条件稳定、安全性好、生产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较多；非正规部门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安全性低、管理差、升迁机会少。从产业分布来看，这些非正规部门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的传统服务业和建筑业；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它们主要分布在个体、私营经济中；从企业技术水平来看，这些部门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2]

(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把非正规就业称作“灵活就业”。所谓“灵活就业”，就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完全按照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工厂制度基础上的就业规则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3]从我国灵活就业者的身份看，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三是个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多从事临时工、季节工等劳务活和建筑、装修、安装劳动，或保安、保洁、绿化管理、饮食摊点、家政服务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四是部分富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白领职位，如自由撰稿人、网站管理员等。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主要由前三类人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因为第四类人虽也属于灵活就业人员，但是具有人数较少、经济收入较高、有较强的维权意识及能力等特点，使得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处于劣势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低技能就业的成员。

二、我国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原因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所作的《关于我国灵活就业情况的统计分析》中指出：截至2003年底我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总量约为4700万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18％左右。有专家预测在未来的发展中，该数量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另据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工资处的《北京市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的调查报告》显示：从被调查的349户非公有制企业的用工状况看，企业从业人员中属于企业正式城镇职工的只占50．46％，非正式职工占49．56％，具有临时工性质的人员，大致为正式工的95％。[4]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5]:

1．体制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始终游离于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各种保障制度以外，农民的身份制约着他们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只能以准入门槛相对较低、雇佣形式较灵活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就业。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体制性分割是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的延伸。

2．经济上的原因。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受雇于个体、私营企业，非正规就业发展迅速；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倾向使正规部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而我国非正规部门劳动密集的特点正好满足了技能水平相对低的劳动力的就业。

(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低，大多未纳入法定社会保险。根据中国统计公告，2001年城镇就业者为23940万人，而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只有10630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44．4％，由于正规就业参保率高，由此说明在非正规的灵活就业群体中大多数人并未参加养老保险，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就更少[6]。

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原因：一是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正规部门就业与社会保障直接相连的就业政策，法律只对从业于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从业于企事业单位的合同制劳动者享有相关社会保障权益作出了规定，而忽略了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权益二是由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灵活就业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双方中明显居于弱势；三是由我国非正规就业的载体所决定的，当前我国的非正规就业大部分是在个体和私营企业中进行的，用工规范并不健全；四是由于非正规就业者本身的维权意识较弱，他们在与雇主建立劳动关系时并不要求享有社会保险权益，同时就业的不稳定性使其对参加社会保障缺乏兴趣。此外外，从非正规部门的企业角度来看，社会保险费用的费率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偏高，使得它们没有能力参加社会保险。

三、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制关系

我国目前双重劳动力市场的格局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之间产生了一种互制的关系：

(一)双重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1．大量非正规就业者的存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都是基于正规单位和正规就业形式设计的，费用的征缴、待遇的支付等各个方面都不适合非正规就业者；2．大量的下岗职工对社会保障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大批下岗职工离开再就业服务中心后从事灵活就业，面临着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问题。对于这部分参保后又断保，而自身没有足够愿望或能力续保的人，如何对其社会保险权益进行维护，是社会保障的管理部门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由于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状态和收入底数难以掌握，加大了家庭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调查的难度，为城市低保、失业保险和就业扶持等相关保障工作增加了难度；3．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现状给社会保险基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缴费人数的减少加剧了现行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基金缺口，如果不适时将这些占就业人口相当比例的灵活就业者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基金在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浪潮面前将更易陷入危机；4．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益的不对等，损害了社会保

障制度的公平性，使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贫困和维护社会和谐的目标无法实现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将加剧我国的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制约了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有效的缓解了城乡就业压力，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有利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机会，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有利于就业的市场导向机制的形成，适应了经济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平抑失业率、减轻经济周期的影响、保持就业局势稳定的作用。然而，由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现状，制约了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和有序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割性与歧视性有许多不良后果1．加剧了我国双重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和对立，使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加困难，不利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2．导致劳动力一旦从正规就业转入非正规就业，就会失去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保障，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加大，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从而出现供给过剩和失业现象，从根本上说，这几年我国出现的失业高峰就是一级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增大的结果；3．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无法享有社会保障权益，造成了双重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不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实际上无法进行公平竞争，阻碍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四、如何实现由“互制”向“互促”的转化

从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国家的经验看来，社会保障制度与双重劳动力市场之间应是一种良性的互促关系：一方面，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增加了就业人数，在社会保险缴费增加的同时，降低了失业保险金和低保的支出，减轻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危机，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另一方面，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双重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都纳入了保障系统，保证了他们参与社会竞争机会的公平，通过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解除后顾之忧来维护劳动者竞争过程的公平，并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着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有利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流动，促进了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之下，实现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由“互制”向“互促”的转化，使它们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发展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采用多管齐下的方针：

(一)转变观念：1．政府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非正规就业不仅是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劳动者就业的突出特点，也将是一种长远发展趋势，有效解决这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不仅可以体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而且有利于促进其就业。改变传统的社会保险必须依托用人单位的观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解决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同时，转变重生活保障、轻就业扶持的观念，改变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下岗职工的政策侧重于生活保障，而对于通过政府补贴(特别是社会保险缴费补贴)来扶持和促进他们再就业的政策措施不到位的现象，2．用人单位方面。要转变由于缺乏硬性约束，就可以不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观念，转变单纯将为员工缴费看作是企业负担的观念，而应认识到这本是企业的应尽义务，另外，享有社会保险权益的员工免除了后顾之忧，更敢于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生产率，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广大灵活就业人员不再以储蓄作为防范风险的唯一方式，更加愿意当期消费，也促进了企业的生产。从长远看，对企业的发展是有益的；3．员工个人方面。由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过量，处于劣势的劳动者只求有一份谋生的工作，而不敢提出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本应享有的社会保险权益，这使得用人单位更不会主动提出为员工缴纳保险费用。灵活就业人员自身要树立维权意识，在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时，要积极寻求解决渠道。

(二)国家应尽快出台规范次级劳动力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硬性约束，保障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用人单位之间的公平竞争，并颁发全国性的政策，保证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关系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政府应制定对灵活就业群体的优惠扶持政策，对下岗职工和其他生活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采取政府补贴部分社会保险缴费的办法推动他们参保、续保，促进其就业；同时积极探索有利于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优惠政策。

(三)在制度的制定上，要考虑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不固定、工作岗位和地区不固定等特点，对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费率、缴费年限、缴费方式及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等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如非正规就业者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缴费基数，其缴费年限可以适当缩短一些，缴费费率可比正规就业部门的从业者低一些，在享受保险给付时，需达到规定的连续缴费年限(非全日制劳动者应按累计工作小时数计算并折合)，该缴费年限可以低于正规就业的缴费年限，其享有的统筹部分可以是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统筹部分的一定比例。[7]另外，应对不同的社会保险险种作出不同的规定。

(四)改进管理方法，加大管理力度，提高管理能力 1．管理的方法要进一步改进完善。要充分考虑到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者的劳动关系和工资收入不稳定、很多劳动者无用人单位依托的情况，将过去管理服务只面向用人单位的做法改为既面向用人单位、也面向劳动者个人； 2．加快信息网络建设，为管理工作提供信息技术的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日益增多、工作岗位变换日益频繁的情况给劳动者社会保险关系的变动、接续和管理的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尽快搭建社会保障的信息平台，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逐步实现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在地市间、省市间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联网与信息共享，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技术基础； 3．改进服务手段。在有条件的地区，职业介绍所、人才交流中心等都可作为社会保险的代办机构，为灵活就业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代办机构发展缓慢的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从优化服务的角度着眼，如设立专门的服务窗口，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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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数据看，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二季度增速较一季度回落了0.2个百分点；出口、投资、消费的增速均出现回落，投资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消费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出口增长为10.4%，回落8.0个百分点。

7月16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他指出，从国内外实践看，经济运行出现一定波动，有客观必然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今年要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速7.5%的目标，我们面临不小的挑战。但正如总理所说，“对此，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但也要付出许多努力。”

信心同样来自数据。从数据看，当前企业盈利状况已经企稳，同时就业市场仍然整体保持景气。这为进一步推行结构调整措施提供了政策优化配置空间。

尽管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但是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却稳步上升，劳动力市场总体仍然供不应求。人保部2013年3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求人倍率为1.10，达到2001年有数据以来的历史最高值。

而从就业市场结构来看，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劳动力错误匹配日益加剧。劳动力市场的错误匹配，指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职位的空缺，但同时在另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失业的情况。

这会导致我们不得不面临两个负面影响：从局部的劳动力市场来看，大学本科及大专学历求职者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企业的职位空缺，导致生产能力无法充分实现，而作为较高学历的求职者，其积累的较高人力资本也无法转化为生产能力，资本、劳动力由于不匹配而同时面临闲置，对潜在产出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新增的人力资本难以转化为现实的供给能力。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进一步影响经济稳步增长。

为了提高潜在增速，我们的结构调整应该注意以劳动力、资本的优化配置为目标之一。优化资本的优化配置，必须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利率、汇率制度的改革，发展成熟的金融中介机构和市场。

而优化劳动力，尤其是激活目前闲置的人力资本、释放其生产能力方面，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其一，从产业结构层面来看，鼓励和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发展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信息技术、教育、研发、创意产业、环境保护、地质勘查等行业，这将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的就业。但目前的情况恰恰是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

其二，改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状况。我们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种制度性分割，即就业制度分割和社会保障制度分割。

具体来说，就业制度分割的情况包括：户籍制度、具有保护性的地方就业政策、从农村或西部地区向城市或东部地区转换工作面临较大的进入成本和离去成本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则包括：不同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社保制度存在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