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法律意识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个人法律意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尊敬的集团领导：

针对此次党委组织总结剖析个人法律、制度及规则意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报，我在公司合同签订法律约束方面认识不足，法律意识淡薄，常让我的同事与上级给我指正。

在青岛小镇前期的队伍选择上没有听从董事长的祝嘱咐没按照制定严格执行，给公司造成很大损失。

篇2

关键词：法人；独立责任；有限责任；法律人格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087-02

引言

《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第37条规定，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一，依法成立；第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第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第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受法律条文影响，我国法人制度往往把是否独立承担责任视为一个团体是否具有法律人格的标准。对此规定，本文认为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法律人格的存在并不能导致法人责任独立，独立责任并非法律人格的确定标准。

一、“独立责任”、“法律人格”之内涵

（一）独立责任之内涵分析

什么是独立责任？《民法通则》并没有对36、37条之基础命题——独立民事责任进行阐释。占据学术主流的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为“责任限制说”，指法人以其拥有的财产为限独立对外承担责任，即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第二种为“责任区分说”，其含义为独立责任是法人具有独立人格的逻辑结果，但它并不必然决定着法人创办者及其成员的责任状态，法人独立责任并不否认法人成员与法人共同对债务承担责任，而仅仅决定着法人能够对其行为负责，即法人有责任能力。

考究《民法通则》的立法背景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路径。《民法通则》的起草者设立法人制度的初衷，尤其是设立国有企业法人制度，是让国有企业自负盈亏，也就是说，国家不对国有企业所欠的债务承担责任，让企业自己来承担责任，国家和企业的责任分开。法人独立责任由此诞生。

由此可见，法人独立责任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有限责任制度，“独立承担责任”包括三层意思：第一是国家不承担国有企业法人的财产责任；第二是它的主管机关或者从属单位不承担它的财产责任；第三是它的成员不承担财产责任。“责任限制说”顺应立法者本意，符合法律解释的历史原则。《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法人独立责任即法人以其自己所有的财产对外独立承担责任，也即意味着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而非指法人自己能够对其行为负责，法人有责任能力。“法人独立责任”是基于法人这一独立实体得出的结论，而“有限责任”系从法人成员的角度而言的，独立责任与有限责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法律人格之内涵分析

自然人具有法律人格毋庸置疑，那法人呢？法人的法律人格由何而来？学界普遍认为，法人的本质学说有三种，即拟制说、否认说和实在说。如今实在说中的组织说取代了拟制说而成为通说。组织体实在说认为，法人并非社会中的有机体，只是法律上的组织体。也就是说，法人，就是适于权利义务主体的法律上的组织体。由此而言，法人这一特殊的民事主体，其法律人格，只是拟制的技术人格，不同于自然人的人格。

二、国内、外关于法人独立责任与法律人格的立法考察

（一）国外相关立法考察

统揽大陆法系各国，其将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归入法人之列，这表明“承担独立责任”并非是法律人格确立的标准。如《日本商法典》第54条规定：“公司为法人”，第53条规定：“公司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三种”，第80条规定：“公司财产不能偿还公司债务时，各股东负连带清偿责任。”再如，《德国民法典》将法人分为社团、基金会、公法法人，虽然《德国商法典》并不承认两合公司、无限公司的法人资格，但从大量法院判决来看，无限公司、两合公司都应该最终被作为法人来理解。另,《法国民法典》第1842条规定：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法国商事公司法》第23条规定：简单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具有合股公司股东的地位。

英美法系国家在此问题上也有明确的态度：英国法律规定，根据其成员承担的责任不同，公司被划分为无限责任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承认公司的法人资格。在美国，自1985年《统一有限合伙法》第二次修正之后，法律也承认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的法律人格。而1994年《修正版统一合伙法》规定普通合伙之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之普通合伙人须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法人并不都能独立承担责任。

那反过来，是否承担独立责任的都是法人呢？目前，德国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将非法人社团区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非营利性社团一般无法律人格，其成员仅负有限责任。而营利性社团有承担独立责任的情况。

通过对各国立法例及判例学说的比较研究，我们已经从正反两面论证了法人独立责任的承担和法律人格的获取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法人并非必然为独立责任的承担者，非法人团体同样可以承担独立责任。

（二）国内立法现状

事实上，与《民法通则》第37条反映出的“法律人格以独立责任为前提”相反，新《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定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规定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些规定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我国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篇3

身负刑案案底，给胡红岩带来无尽的麻烦：报考公务员，被警察带走调查；参加环评工程师考试，被铁路公安拦截……这样的日子，胡红岩已经熬过了5年，她自己说，“像是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以后会怎样，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有案底的胡红岩并没有“犯过事”，她自己明白，警察也明白，然而，就这样一件似乎明明白白的事情，却因为假“胡红岩”真实身份信息的缺失，就一直搁置了起来，也损害了胡红岩的正当权利。

这一切，不排除相关部门不作为的因素，比如，既然胡红岩的指纹和DNA比对结果证明这是不同的两个人，为何不尽快删除强加于胡红岩名下的不实记录？既然刑案实行办案人员终身负责制，那为什么办案人没有积极协调处置？据最新信息披露，郑州市公检法三家已经在沟通此事，相信在舆论关注之下，这个挣扎了多年的胡红岩，或许会尽快讨得一个说法，重新开始生活。

而在个案之外，也需要放开视野，检视一下这个社会究竟还有多少个胡红岩？

当然，像胡红岩这样遭遇“戏剧性巧合”的情形或许罕见，但是，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而导致公民利益受损的情况，却并不鲜见。中国银联日前利用大数据分析向社会安全提醒称，电信诈骗案、盗窃银行卡、非法套现、冒用他人银行卡、网络消费诈骗形势依然严峻，其中超过90%是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引致，其已成为犯罪的主要源头。可见个人信息保护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除了像胡红岩这样“人在家中坐，案从天上降”的事件之外，其他诸如被冒名办卡透支、银行账户钱款不翼而飞、个人名誉无端受损等等，屡见不鲜，至于一般的各种骚扰、推销电话、诈骗短信等，则已成标配。据推测，目前我国网络非法从业人员已超150万人，相关产业市场规模已达到千亿元级别，形成了一条信息需求、盗取、交易等一条完整的黑色链条。

与疯狂的盗取、交易相对应的，则是孱弱的个人信息保护与麻木的监管。此前有报道披露，公民个人信息可能被盗取的渠道与环节实在太多了，胡红岩自己始终想不通身份信息何时、如何泄露。其实，她曾在外读书多年，与社会有着不少接触，无论是学校、车站、银行，还是外卖等等，只要是有收集个人信息权力的机构，均有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一环。

篇4

一、商法的定义、特征、调整范围及其与公法的主要区别

在探讨BOT特许协议的相关问题之前,我们先结合相关理论来看看什么是商法,商法具有哪些特征,它的调整范围有哪些,以及它与行政法等公法有什么主要区别。

商法,又称为商事法,是指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调整商事关系,实际上就是调整基于商事关系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所谓商事关系,大体上说,就是一定社会中通过市场经营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商事组织关系,二是商事交易关系。商事组织就是人们为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而结成的经济实体。商事交易就是商事组织以及其他人在市场领域从事的各种经营活动。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商行为则是指适用商事法律规范的营利行为。

商法的原则主要有:1、强化企业组织原则(提高企业素质、完善企业结构);2、提高经济效率原则(产权的保护、信用的维护、交易的便捷);3、维护交易公平原则(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强行主义);4、保障交易安全(公示原则、外观法则、严格责任、对善意买受人的保护)。

至于商法与公法的主要区别则非常清楚。商法本质上属于私法的范畴,十分重视主体平等和当事人意思自治,所以有别于以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为主导的经济法。但是,也不能忽视商法与经济法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对商事关系的调整作用,以及体现这种作用的制度和规则进入商法。经济法是公法,体现国家的主动干预。商法是商事主体之间追求利润的活动,主要是商事主体自己的意思表示起作用,是私法。但是,作为国家对外没有这么表示,在教学和研究领域是可以这么说的。公法就是国家以国家的意志为核心,就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公法的特征。私法,就是平等协商的关系,当事人可以讨价还价的。行政法就是公法,你不能讨价还价,比如处罚措施,我们商量一下,给我们什么处罚。这就是公法的内容。因此,商法和经济法的关系就是如此。

二、BOT特许协议的争端及它们的特点。

BOT协议是由一系列相关的协议、合同所共同组成,其中以BOT特许协议为主要协议,因此,一直以来人们探讨的有关于BOT的内容也基本都以探讨BOT特许协议为主。

与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或私人之间的合同争议相比,结合相关专家学者的论述,笔者较为同意,BOT特许协议争端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争端主体。与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或私人之间的合同争议不同, BOT 特许协议争端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是有差别的。国家是国际公法上的主体,而个人或法人则是被视为私法上的主体。如何处理这种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主体之间的争端,就会遇到许多独特而复杂的问题。(1)

、争端客体。BOT 特许协议争端一方面会涉及到投资者在东道国境内的财产权或契约权利、外汇自由汇出等权利;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东道国对本国境内的BOT 项目的管理权,有时还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的权利和公共利益,同时还可能涉及到东道国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国际义务。由此可见BOT 特许协议争端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广泛,且通常关系到双方的重大甚至根本利益,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贸易争议。(2)

、争端引起的国际争端。BOT 特许协议争端虽然通常发生在东道国和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但常常把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母国政府卷入其中。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母国往往会借口行使外交保护权而介入争端,对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干预,乃至实行单方面经济制裁,使私人同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上升为国家之间的争端,引起国家间的冲突,使BOT 特许协议争端政治化、复杂化。(3)

二、BOT特许协议争端法律解决商法适用之个人观点

、从争端的主体上看,笔者认为,在东道国与投资方签订BOT特许协议时应是以一种类似于、而且在法律上应当看作是一般法人(所不同的是,东道国政府经营的是一个国家)的身份进行的,因此,当时东道国与投资方是两个平等的法人之间的经济行为。适用法律,就应当有在法律事实发生时各方主体所具有的法律身份及双方间发生的法律关系。而不是以事后的“事实分析”去否认相关协议签订时各方的事实身份以及法律的明文规定,这同时是对法律的一种尊重,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很显然地,在BOT特许协议的签订过程及其目的看来,协议签订双方之间的关系在协议签订当时正是一种一定社会中通过市场经营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这就是一种商事关系。对于外国私人投资者的商主体身份,相信没人是质疑的,首先他们的企业本身就是商主体的一种。其次,如果投资方是多个企业或企业与私人联合组成投资主体的商事组织行为也是可以确定投资方在签订BOT特许协议时的商主体身份的,这几乎是毋庸质疑的。

至于东道国政府,笔者认为,东道国政府引用BOT模式建设相关项目正是为了充分利用外资来减轻自己相关财政支出的压力,在BOT模式的运行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从相关建设成本方面去考虑的。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东道国政府这种利用BOT模式的行为是一种商事交易行为。作为商事交易行为实施者,在商事交易的过程当然地得扮演商主体的角色,而不论其在其他时候是以何种角色出现。

所以,笔者得出的个人观点是,适用商事法律去解决BOT特许协议上的争端是BOT法律适用应有的最根本的途径。

、从争端的客体上看,笔者认为,由于政府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即其具有双重身份。权利的获得总伴随着义务的承担,因此,东道国政府在获得上述第二种身份的同时,就同时地承担了保护国家利益的义务。由于BOT都涉及到在BOT特许协议签订时所无法估计到的事情的发生,从而影响到东道国使用者的利益,有时甚至直接涉及、影响到东道国的国家利益(如战争等特别时期),这时,东道国政府就必然地得权衡本国的国情和投资方利益两个方面,对其行使价格决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监督权,由此又影响到了投资方的利益的实现。这也是投资方在签订BOT特许协议时最为关心和担心的问题。

对于

当东道国政府对投资方的相关投资建设的项目在协议经营期限行使价格决定权以、管理监督权等行政干涉时,投资方应如何得到法律的保护问题也是历来关于BOT法律适用问题争议最大的一点。笔者认为,出现上述情况时的法律适用问题其实主要是适用商事法律,还是适用行政法的问题。从第一点的分析中,笔者已经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个人主张:适用两个平等的法人之间的法律去解决BOT特许协议上的争端是BOT法律适用应有的最根本的途径,即主张以相关的商事法律为解决的最根本的途径。这是BOT争议法律解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当出现上述特殊情况时,笔者认为,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允许东道国政府在“以保护国家、公众利益为唯一前提下、”“在合理范围内”、“与经营方协商后”作出“必要的”相关政策的调整,而此时,经营方有义务配合东道国政府的合理的行政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的相应的争议可适用行政法律,否则应坚持适用商事法律(比如东道国政府违反上述几点强调的前提作出的行政决策,并较大地影响到了经营方的利益时)。、从争端引起的国际争端看,由于这涉及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的利益问题,所以相关的问题也也BOT法律适用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笔者认为要很好地看这个问题,就首先得看什么是国际法及国际法的主体有哪些。

篇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总政治部保卫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有力打击了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体上看，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是好的。但由于执法观念、执法水平、执法标准等方面的原因，在办案质量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办案程序违法，收集、固定证据不及时、不全面，对案件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等，导致实践中一些刑事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严重影响了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是造成办案超法定期限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进一步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有效打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执法为民的观念，充分认识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重要意义

    办理刑事案件是公检法机关的法定职责，确保刑事案件办案质量既关系到准确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关系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乃至国家的形象，责任重大，绝不能掉以轻心。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司法为民、执法为民的工作要求，充分认识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重要意义，切实把好刑事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维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公正形象，维护司法公正。

    二、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严格依法办案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分别履行侦查、检察、审判职责，每个阶段的工作都关系到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因此，要本着对刑事案件办案质量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遵守法律、法律解释、司法解释和有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的每一个环节，在案件事实、证据、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从严、从细、从实地办理每一起案件。

    要把查明案件事实与遵守法定程序联系起来，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有关管辖的规定，避免因管辖混乱造成案件久拖不决；严格依照规定收集、审查、认定证据，避免出现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绝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案件存在的疑点、矛盾的证据以及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等，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认真、及时进行核实，保证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对应当办理换押手续的，办案机关必须及时依照有关规定办理换押手续；因法定事由需要延长、重新计算办案期限的，办案机关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要依法将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对于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评定，应当根据全案事实、证据、程序和适用法律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单纯以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或者定罪率作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

    三、公安机关要依法全面、及时收集证据，确保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的程序，严把案件侦查关，全面、及时收集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重或者罪轻等涉及案件事实的所有证据。有条件的单位，可以采取同期录音、录像等有效措施固定证据。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应当提请批准逮捕。对于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没有逮捕必要的，侦查终结后可以直接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批捕后的侦查工作和退回补充侦查工作。对于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或者要求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的，应当按照要求及时补充证据或有关材料；确实无法补充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明确，法律手续完备。对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应当继续进行侦查工作；待查清案件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后，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公安机关要积极推行侦查人员旁听案件制度，从所办案件的法庭审判中检验办案质量。

    四、人民检察院要全面审查案件，确保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全面、正确掌握逮捕条件，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经审查符合法定批捕条件的，依法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对调查取证和适用法律提出意见，公安机关应做好证据的全面收集、审查和固定工作，确保案件依法及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和直接受理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认真进行审查，严把案件起诉关。审查后，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符合不起诉条件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应当提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和目的。对于经过两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补充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帮助。

    五、人民法院要严格依法办实，确保案件最终得到公正处理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开庭审判，除因法定事由延长审理期限的以外，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在庭审过程中，要对证据仔细核实，认真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意见，查清案件事实，确保案件最终得到公正处理，严把案件审判关。

    人民法院要根据已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准确适用法律，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依法作出认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对于经过查证，只有部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要就该部分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和判决；对于查证以后，仍然证据不足，在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内无法再行收集充分的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除人民检察院提出补充侦查建议的以外，应当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对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加强业务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办案人员的业务水平

    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是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重要因素。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办案人员的业务培训，必要时可以采取联合培训的方式，逐步使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经常性地组织疑难、复杂案件和新类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研讨、庭审观摩、办案质量评比等活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应当认真总结办案经验，共同提高办案水平。

    七、建立、健全工作联系机制，加强相互配合和制约

    为切实保障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加强相互之间的配合，公检法机关之间应当建立、健全工作联系机制，如联席会议制度、信息通报制度等，加强业务上的交流。同时，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应当及时沟通，互相支持。对不批捕、不起诉、判决无罪及二审、再审改判的案件，相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公检法机关之间既要各负其责，又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把好刑事案件的质量关。

    八、严格执行办案质量责任追究制度

    对于故意违反法律和本通知的规定，或者由于不负责任，严重影响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