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消费；投资；净出口；扩大消费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8―0010―03

一、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逆转之势

1．长期以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空间有限。一直以来，以高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较大，2005年这一比例曾高达48．6％。高投资率确实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大部分投资还延续着以物质资源投入推动增长的粗放式经营模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中国万元GDP能耗1．43吨标准煤，这一数字是发达国家的3倍～11倍，单位GDP的环境成本居于世界前列。基于对环境和能源问题的重视，以及宏观调控或行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政府会对某些行业尤其是高能耗的传统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政策上的调控，以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因此投资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很大，投资的高增长相应也会受到影响。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在结构调整中增速得到控制，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增幅25．7％，同比回落0．9个百分点。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投资的增长趋缓，其经济带动作用也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2．过度依附出口拉动经济亦非明智之举。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于外需过分依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很高，2004年这一指标甚至高达67％。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已达到1019亿美元，同比增长69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顺差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出口带来的外汇收入已经不再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看到在出口创汇的背后，是以大量低成本低价格的商品为支撑的、中国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低价让渡。如果把本国的经济增长与他国的消费需求捆绑在一起，无疑是将经济增长的主动权人为地添加了一个与他国消费相关的约束条件，难免有作茧自缚之嫌。而且出口易受其他国家经济状况、消费偏好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的可能性很大，从而对国内经济产生连带影响；从国际经验看，靠内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经济往往更为稳定。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这势必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

进入2006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增势趋缓，2月出口同比增长25．5％；进口增速回升，同比增长达27．4％，在近一年来首次超过出口。此消彼长，2月份实现贸易顺差仅为24．5亿美元，比1月大幅减少71．1亿美元。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驱动还有多大空间，这很值得商榷。

3．扩大消费潜力巨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中，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最大。长期来说，消费需求才是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投资的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相应扩大作为承接，就会变为无效增长，甚至造成浪费。在中国，消费需求长期以来恰是最薄弱的环节。居民储蓄率始终居高不下，相对应的最终消费的增长一直低于名义GDP的增长，十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值低于世界水平近20个百分点。

巨大的差距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从消费的内核部分――居民消费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消费的质量和水平会有更高要求，存在很大的增长潜力。在温饱阶段，居民消费的对象大多是弹性较小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增加的比例会落后于收入增加；而随着收入增加，居民消费的对象将逐渐扩充，包括需求弹性高的奢侈品，这样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消费会以较收入更快的速度增长。同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远大于资本形成、净出口所占的比重。这说明相同的增速下，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消费完全有能力成为拉动经济的真正和持久动力。

二、中国最终消费构成现状及对扩大消费的影响

虽然，居民、企业、政府都是消费主体之一，但从各自消费比例来看，居民消费占绝大部分。长期以来，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率一直在80％左右，其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也最大，因此扩大居民消费会对整个消费增长起到很大作用。事实上，近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一直比较慢，落后于名义GDP的增速。这一方面是由于广大居民出于传统的预防需求的考虑而在手中保留大量货币资金，以应付子女教育、婚嫁、个人老年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需要，相对应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一直以较大幅度攀升。另一方面，也是受居民收入绝对水平不高和中国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的消费习惯的影响，处于温饱阶段的居民的消费对象一般来说收入需求弹性较小。2002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长实际上是递增的，这与中国基本进入小康社会的现状相吻合。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和最终消费率的提升都是可预期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也将会越来越大。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国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的比重仅为20％左右，这远低于国际上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这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少，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基础建设投资和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因此，要真正实现消费的扩大不能单纯委任于居民，政府和企业也应该责无旁贷的提供配合，稳定民心和居民的消费预期，使得他们更加“敢”于消费，以带动居民消费部分的增长。

三、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消费

农民作为居民消费主体的绝大多数，有潜力为扩大消费做出贡献。长期以来，农村消费占整个中国消费总量的比重相对农村人口的比重非常小，消费增速低于城市消费，城乡之间消费相距较大。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与城镇居民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呈现一个剪刀差。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消费逐渐超越农村，且差距越来越大。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以农补工，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农民收入较低，可用于消费的基础小，导致占人口总数60％的农村居民在最终消费中占比仅40％的情况出现。

农村人口基数大和低位的消费现状，表明农村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前提是农民收入必须得到切实提高。不论从这个角度考虑，还是从减少贫富差距、解决“三农”问题为出发点，提高农民收入都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继续通过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和优惠力度，切实提高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务工、经商方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方式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增加其可支配的非农收入，并通过他们及其赡养的家庭人口摆脱传统的“温饱型”农村消费方式。只有这样双管齐下，对扩大农民的消费才可能真正起到作用。

四、采取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配合，寻求开发差异化的消费热点

篇2

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建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并且依靠经济的飞速发展来带动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然而，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就必须在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方面加大投入。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诸如生产要素的投入、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本的投入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知识和科技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就知识和科技而言，又都属于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就必须加大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投入。然而，生产要素以及其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和制约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现在的经济增长而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或其他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必须依赖各种要素的共同作用。

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而言，必须要摆脱以前那种单纯的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就能促进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观念。传统而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定义理解为：所谓生产要素指的是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是维系一个经济体国民经济运行以及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基本要素。就学理意义而言，生产要素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按照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企业家。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推荐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进行估算研究，并且着重分析研究生产要素投入、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进而分析前面两个方面与后者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估算要素对其的贡献，就必须有一个可以比对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就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言，最为知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经济增长原因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森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丹尼尔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就业人数及其性别年龄结构、劳动时间、教育年限及教育水平、资本存量、资源配置状态、规模经济以及知识进展。在这七种因素中，他进一步认为知识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而劳动力教育水平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为基本的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也会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公布其成员国的各种生产率数据。因此，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这一国际通用的方法来对我国的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与比较就会更具科学性，并且也在与其他国家相互比较中也更具可比性。在本文所采用的估算方法中，笔者主要采用的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方法。

具体方法是：

假设经济增长的总量生产函数为H，那么就可以将经济增长的增加值表示为各类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运用公式表示，即为Q=H（k1，k2，L kn；l1，l2，L lm；T）（1），在这一公式中，Q表示经济增长的增加值，k1，k2以及L kn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而l1，l2和L lm则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用来表示时间。

假设经济增长中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并且用A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Q=AF（K，L，T）（2）。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以上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中，采用了各方面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科学、准确、客观的分析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做出的贡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衡量过程中也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而是极为复杂和繁琐的，并且对这种衡量在不同的学者看来还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意见。因此，从这层面上讲，对以上估算所采用的数据进行说明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而言，衡量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最为理想的标准就是标准劳动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测算方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与之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此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和系统化。目前我国在资本投入此类数据的核算和使用上，多采用的是资本存量总额或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

综合考虑到国内在此类核算方面数据的限制，笔者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收录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资本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其的贡献。在所有的要素以及数据衡量中，笔者更多地采用方便使用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录的各个年份的各类数据，以此来作为比对衡量的指标。这些数据包括1995-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中的GDP指数、劳动投入指数、资本投入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的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当然，在对各类数据的核算方法的选择上，笔者还借鉴和吸收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在对资本投入的相关核算上，就主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生产率测算手册》中推荐使用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来估算和衡量我国资本投入方面的情况。在资本投入方面，主要是界定好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与资本服务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提供劳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分析资本存量在资本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依此来核算和衡量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对其所起到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投入要素的核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目前对投入要素中估计要素产出弹性的核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回归方法，一种则是收入份额法。两种相比较，各有其优劣之处。回归方法是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同时也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投入要素核算中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讲运用起来极为简便直接，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需要在进行数据核算分析中假设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然而，经济的增长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变量，因此在设定要素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的时候，就已经对准确核算这些数据产生了极大的局限。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回归分析方法在要素核算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而影响到准确核算数据的得出。同样，虽然收入份额法不用将要素的产出弹性假定为一个常数，但是这种方法却仍要在核算中存在完全的竞争市场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变的规模收益。这些同样会影响到最终核算数据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所以我们要进行系统全面的统计核算。

通过对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估计与核算，我们会发现单靠要素的大量投入已经无法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因此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同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还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以往的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在实现当前发展的同时为今后更为持久的发展积攒后劲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李京文，D.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J].经济研究，1999，（5）.

篇3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9.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3.27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1]刘成林:消费需求变动与河北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J].河北学刊,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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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投资；民间投资；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0045-03

1引言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二者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政府投资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合理化，对私人部门无力或不愿进入的行业或者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性行业进行的投资。民间投资是相对于政府投资和外商投资而言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个体根据市场的需求，利用自己的资金进行的各种投资行为。政府投资具有非营利性的特征，其目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而非投资收益最大化，以其投资力度大、见效快等特点，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相对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规模较小且产权清晰，具有高度的决策自和资产支配权，有利于快速高效达成决策、调动资金，投资效率高，资金来源广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明确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对于合理安排投资结构，实施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持久健康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研究大多侧重分别研究二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或者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关系，对二者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行对比的研究较少。钞小静，任保平（2008）通过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分析，分别对其长期和短期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短期内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大，而长期来看其效率远低于民间投资。陈真玲（2010）通过建立协整模型，发现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于民间投资，认为政府投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不足与过剩共存，这些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马宁，邹洁（2009）对我国西部12省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在经济发展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投资重在启动与引导投资而民间投资重在吸引与扩大投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梁毅华，陈文静（2011）通过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深证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私人投资。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

2实证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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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总值构成变动分析。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时是计算支出法生产总值的三要素,其中最终消费一直在我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最大，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最大。1978年甘肃省生产总值为64.73亿元， 2007年为2702.40亿元;消费率1978年为66.62％，2007年为59.78％,说明最终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因此实证分析甘肃省居民消费变动及其对经济影响作用有一定实际意义。

2．最终消费情况分析。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甘肃省最终消费支出1978年为43.12亿元，2007年为1615.37亿元。根据《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占据最终消费支出大部分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

3.甘肃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消费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计算甘肃省最终消费贡献率在2002年至2007年间分别为63.99%、55.38%、63.81%、69.24%、49.67%、53.44%，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稳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更容易受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策要素影响。

二、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消费结构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消费结构能够反应出居民的生活水平，甘肃农村居民从1993年到1999年将支出主要用于食品消费，说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和温饱状态;从2000年开始消费支出比例小于0.5，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医疗、交通通讯、教育、居住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关数据变动说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优化，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0.51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到2007年的0.36，食品消费支出已不在占据消费支出的一半比例。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到达小康阶段，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都相应有所增加，表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消费结构变动度，是分析消费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在1996年～2000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9.00％，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6.26％。在2001年～2006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2.2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3.27％。

在1996年～2000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非常显著，其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2001年～2006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经过剧烈变动后，明显趋于缓和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具体模型:Ct=α0+α1Yp+α2Yz+ε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p和Yz表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系数α1和α2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甘肃年鉴》统计资料，对模型进行回归拟和，分别得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1）、（2）。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Ct=0.258+0.721Yp+1.737Yz （1）

（0.002）（8.237）（2.469）

R2=0.873 D.W.=1.212 F=34.46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Ct=87.934+0.789Yp+0.873Yz （2）

（1.095）（40.793）（3.908）

R2=0.997 D.W.=1.91F=1878.984

从方程中可看出，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2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1.74元用于消费。既增加了暂时收入，不仅要将暂时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同时还要拿出储蓄来消费。城镇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9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0.87元用于消费。

四、简要结论

1．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有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增加越高，消费也会随着增加。但是，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等三要素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一般都在70%左右,说明拉动消费仍然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出现重要变动倾向。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当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特别是自从2001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剧烈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另外，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3.为了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发展城乡经济，保证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使投资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二是进一步开发农民能够稳定增加收入的就业渠道和途径，如非农产业收入、转移性就业收入、农业产业化收入等；三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要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作为重点，用扩大就业保证收入，用收入增加保证消费；四是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一定的引导，努力改善城乡居民住房、医疗、教育、保障等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彭劲松:重庆市经济增长中消费与投资贡献度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7～10

篇6

实际上，中高速增长水平就是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面对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考：首先，中高速增长不是自然形成的，还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在供给推动力消退的情况下，要达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寻求并尽快形成新的推动力。其次，中高速增长不是降低发展的要求，而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这就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之，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的支撑，包括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这三个方面与过去阶段的常态相比有新的特征。

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让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常态，关键是要把拉动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放在民生改善上。与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国民对改善民生的需求更为强烈，这类需求被拉动起来成为常态，不仅强劲，而且持久。

篇7

关键词: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动力;预测

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

(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宏观分析

从宏观层面上来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个方面。

要研究投资、消费、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三大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结论。1978~200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5.59%,投资为36.44%,净出口为7.97%。纵向来看,虽然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投资位居第二,但要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是消费的贡献率持续下降,到2006年已经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二是投资的贡献率持续上升,到2006年已经超过消费成为第一动力。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很不相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的第一拉动力量是消费,特别是美国,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率达到70%。对于净出口来说,从2005年开始,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超过2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动力,同时,这也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社会总投资是由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两大部分构成的。政府投资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投入资金用以转化为实物资产的行为和过程。与政府投资相对应的非政府投资则是指由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投资。理论界关于政府投资是否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一直存在争议,其中汪伟(2009)通过实证检验分析认为,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在挤进的同时又有挤出,最终起主导作用的是挤进效应。

其次,对于消费来说,我国的消费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62.1%下降为2006年的50%,年均消费率为57.4%;从消费增长速度来看,1979~2006年最终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9.2%,低于投资增长速度。相较于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并有逐年上升趋势的投资率来说,这势必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产能过剩、资产泡沫等,经济发展质量不高。

最后,对于进出口来说,中国的出口最近几年表现卓越,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在出口拉动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一直处于“微笑曲线”的低谷,产品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大,对环境污染严重,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出口的过度依赖也使我们经常处于一个被动状态,正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外需疲软,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以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危机的另一面是机会,这也正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大好时机。

(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微观分析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制度条件完善、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等诸多努力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效率外,促进经济增长最直接最重要的还是加速资本积累。这类似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早期的投资和资本积累加速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也曾感触到;虽然维持一个有力的外部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是什么重要的,但这一条件本身并不足以恢复经济增长;那些投资急剧下降、生产要素总生产率出现负值的国家必须既要扭转投资量的下降,又要提高投资的效益;在没有额外的外部融资条件下,这就要求国内产出中有较大部分用于投资,同时要改进鼓励手段,以提高投资效益。

二、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过于依赖物资消耗,在增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的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存在于中国增长中的这些问题也就越发凸显出来。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从目前的依赖投资、出口转到投资、消费、出口共同发展的方向上来,其别要发挥消费的作用,把经济增长转到消费上来。

第二,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为了应付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拉动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政府热,企业冷;公共投资热,民间投资冷"的局面。但是我们知道,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政府扩大投资是远远不够,关键还是要拉动社会投资,拉动民间资本跟进,逐步切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三,从消费的角度来讲,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外需与内需之间的失衡,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需。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就是因为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所至。在全球经济放缓,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以外需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越走越窄,进一步扩大内需将成为我们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关键。

第四,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讲,我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形成了“低价工业化模式”,确立了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仅仅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竞争力势必难以持久,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为此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巨大代价。这就迫切需要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尽早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

第五,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讲,我国国家财政教育投入与国际普遍水平相比较是偏低的,到2008年仍不足GDP的3%。这种低投入无疑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加大教育投入,支持企业研发(R&D)投资,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调整到依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上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结构。

参考文献:

[1]汪伟.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挤进效应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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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经济增长需要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大量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获取这些要素的重要方式，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基础

传统的关于FDI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是基于Chenery和Adelman提出的通过外国资本弥补国内资金短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弥补资金短缺来发展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东道国存在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则FDI的流入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FDI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在经济学界虽然有多种思考方法，但归结起来无非沿袭两种理论：一是Solow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二是Harrod、Kaldor、Thirlwall等人所代表的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强调，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率来源于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经济增长的途径只有通过外生的技术冲击。

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以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考察一个国家的收入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增长的经济增长问题。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指出投资的增长将导致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需要投资品，这种投资品既可以出自国内又可以来自国外，其中FDI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通过进口外国的投资品，实现经济增长，加速本国资本的形成。Pwrris和Schmitz提出，FDI可以提高东道国出口产品的效率，带动本国出口，刺激本国进口，对国际贸易有促进作用。一方面它作为私人投资的一部分，将推动社会总投资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虽然其与贸易有着显著的替代效应，但是它同样也具有贸易创造和市场扩张效应，影响东道国的出口绩效。因此，FDI通过投资乘数和贸易乘数的作用，可以引起收入和消费的成倍增加，拉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在1962年发表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也是一种要素投入。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罗默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想，用技术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把知识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术变革或创新是知识积累的产物，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罗默的贡献在于从知识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来说明为什么以知识作为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他认为，一国知识存量越大，各专业知识之间交流与沟通越便利；而新知识、新技术出现越快，知识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先发国家所以形成“先发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形成“后发优势”。

“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观念的引入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巴格瓦迪认为，FDI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它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有着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技术。因此，FDI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它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认为是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好处。然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经济增长的很小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发展中国家R&D投资受发达国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为后者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前者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差异可以通过FDI消除。发达国家通过R&D，不断创新并积累、应用并扩散知识与技术，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先发利益；而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可以通过FDI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可以迫使本国企业投资于学习和创新，以保持其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反过来，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迫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FDI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本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二、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我国国内的很多学者也就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理论与实证分析。

贺红波、屠新曙首先采用ADF方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运用MWALD方法进行非平稳变量的Granger因果检验，接着运用两变量的EG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发现GDP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二者的研究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国直接投资量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增长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平均一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拉动大约48个单位的GDP的增加；另一方面GDP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FDI进入中国最看重的是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矿产资源，而非我国的高经济增长率。

张国红认为，FDI对经济增长具有良性传导机制。针对中国内地的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海南、重庆、除外）1984～2002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计量方法方面，采用Panel Data模型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在回归过程中主要采用不相关回归方法（SUR），证明了FDI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

吴超根据1978～2002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的方法，得出以下几个结论：虽然我国的GDP和FDI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两者之间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也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对GDP和FDI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长期互相影响的关系。FDI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又反过来促进FDI流入中国。但两者影响程度不同，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大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GDP是FDI增长的原因，而FDI却不是GDP增长的原因。这也说明，我国在引进外资的政策上应该采用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才能够保证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持久的效果。

叶莉、郭继鸣从内生技术进步层面来探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同时选取了改革开放后几个典型年份中国利用外资的数据，分析得出FDI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即它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该研究认为，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以及各种其他途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将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尽快缩小差距，我国现阶段不仅应注意吸引外资，更应注重对外技术交流和发展对外技术合作。

王志鹏、李子奈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知识与技术的外溢性等特征，构建了一个新的考虑FDI外溢效应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外资本与国内资本的比例，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同时，FDI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弹性大于国际贸易的贡献弹性。

冯跃应用投资依存度国际比较及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FDI与一国经济总体规模的内在联系及其与一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世界主要投资国的对外投资与其GNP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推动其经济增长。

王成岐、张建华、安辉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引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诸种因素。他们发现，无论在全国还是各省区分组的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企业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时，FDI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地方政府应该且有能力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市场化改革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政策优化了经济增长的环境；FDI作为这种政策的一种体现，在发达地区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评价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关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来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成为了众多学者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由于该理论将技术作为内生变量，强调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作用，这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也得到了验证。当今国际上发达的国家，大多都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他们依赖其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以及该类产品的高附加值等特点，在世界市场中正占有越来越多的利益份额。我国倡导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正是由于看到了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性。我们一直说我国的经济结构要调整，所谓的更优化的经济结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引进外资这种途径，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超越资本本身的高等要素，从而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使我国更早地进入依靠技术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外，以上学者的研究中都认为FDI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关于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则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与鉴定结果。笔者更同意的是吴超学者的观点，即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大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应当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政策来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持久的作用效果。而对于贺红波、屠新曙所认为的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是中国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而非高经济增长率的观点笔者则持质疑的观点。世界上有很多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有着低廉劳动力的优势，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并没有实现国内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资本具有趋利性，外商选择目标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所选择投资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状况如何，未来的发展潜力多大，低廉劳动力仅仅是吸引外资在成本方面的优势之一，却不能成为决定或是重要原因。仅以中国国内地区间吸引外资来看，西部相比东部有着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是外商直接投资却一直集中在东部等经济增长快速的地区，并且这种趋势正越来越明显。东部吸引的外资越来越多，而中西部等落后地区却相反。虽然这不能仅仅归结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的影响，但它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四、结论

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健康快速，它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反过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不应只注重引进的外资数目的多少，更要注重其质量，充分利用引资过程中知识的外溢性特征，使得我们能获得超越资本以外的更多要素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吴涌超.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5.

[2]叶莉，郭继鸣.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研究[J].现代财经，2004.3.

[3]张国红.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J].学术交流，2005.7.

[4]王志鹏，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文汇，2004.3.

[5]杜江.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2.8.

篇9

摘 要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事实也证明，人力资源丰富、优质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在长时期内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源是影响地区差距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分析人力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阐述。

关键词 人力资源 区域 经济增长

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性资源，是包含在人体的一种生产能力，是表现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者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源；是一种无形资源，尽管物力源与财力资源是衡量一个地区实力的重要尺度，他们都是有限资源，而人力资源却是一种可以不开发并使其不断增值的增量资源。人力资源的开发实质上是指采用各种切实有效手段，充分挖掘了劳动力的潜力，提高劳动力的质，改善劳动力的结构，加强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激发劳动力的积极性，以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过程。

一、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

（一）人力资源结构与经济增长

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源开发就不会持久；缺乏人力资源的开发，经济增长也难以维持。目前区域人力资源无论是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的数量，还是较为低下的素质，都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一定的负面效应，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一定的开发，形成具有资本价值的人力资本，则将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源除了数量方面的特征外还应该包括质量方面的特征，即人力资本，它指的是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的研究，大量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索洛、丹尼森等从宏观角度解释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作用的模型大量出现。也引导经济增长理论从外生经济增长阶段过渡到了内生经济增长阶段，也开辟了“新经济”时代。内生经济增长阶段充分说明人力资源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然，这一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也同样适用。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较快接受新技术、较好的技术转化能力，从而能够有较高的产出。鉴于实践中数据的局限，以专业技术人员代表人力资源质量。

（二）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要充分认识提高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战略意义和作用，采取可行的措施，加大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力度，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1．人力资源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的有效途径。人力资源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质量来实现的。虽然工作质量状况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劳动态度、管理体制、职业道德等等，这些都是由人力资源所决定的人口素质关键性作用。

2．人力资源是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不论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家、生产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都有赖于人力资源不断发展来实现。

3．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提高人的认识能力、更新观念的先决条件。开发人力资源不但是为了经济发展，而更重要的是重塑人的道德品格、精神本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

二、人力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源的贡献要大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同时在技术进步的贡献中有很大一部分应归于人力资源，丹尼森用经济增长因素法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将技术进步中60%的原因归于教育的发展，而教育是人力资源提升的基本因素，依此看来人力资源的贡献是巨大的。因而加强区域人力资源投入，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教育投资资源利用效率有着积极作用。目前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劳动力相对过剩，严重限制了人口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目前我国人口总数已超过13亿，人口的过快增长，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形成了数量对质量的劣性替代。这既拖累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步伐，又制约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给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2．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失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而且，第三产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比重偏低。

3．教育发展落后。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积累方式，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低、人才资源的形成状况，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首先，教育供给的控制抑制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而政府财力的匮乏又制约了其对教育的投入，结果造成了我国人力资源总量的供给不足。其次，人力资源的计划配置使教育供给很难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相适应，由此造成了一种反常现象，即人力资源的严重短缺与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两种现象并存。

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开发区域人力资源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经济发展，为提高人力资源文化素质奠定经济基础

大力发展经济，增加人均收入，为提高人力资源文化素质奠定经济基础。只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增强其供养子女受教育的能力，从而延长受教育的年限。其次，通过发展经济，使得GDP总量增加，可以提高财政教育经费的数量投入。

（二）强化继续教育，健全终身教育体系

围绕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构建学习型社会。可以通过在职教育，让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得到提高，知识得到更新，技能得到提升，工作效率得到加快，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源条件。

（三）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

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强化政府作为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承担者的职责。加大地方财政对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并通过健全的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分担机制扶持落后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教育经费投入，协调和平衡地区间教育投资的非均衡关系。

（四）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

应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压缩传统的专业，适度扩大新兴的专业，使教育改革适应市场经济对专门人才的需求。调整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主要应当向新兴学科和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方向倾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和人才储备水平。

（五）建立激励机制

人力资源使用的最终目的是人力资源全部价值的实现。而这种全部价值的实现，就需要建立激励机制。合理的激励机制应是一种反映“高素质――好工作――高工资”的良性循环，因此，应表现为如下几方面：一是建立市场工资机制。行政机关不再干涉用人主体的工资分配方式，劳动力的价值按优质优价的原则，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确定，工资报酬按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建立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尽可能消除不公平竞争，调控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二是建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保障机制，使劳动者在工资收入中除获得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工资外，还能获得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三是实行优质优价的工资制度。积极推行工效挂钩、技术承包和岗位工资制，加大奖励力度，使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与岗位技能、工作业绩和经济效益紧密挂钩。四是建立多元化的分配制度。根据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要求，应制定科学合理的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施办法，实现知识向资本转化。

此外，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可以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的经济增长率，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本竞争力。政府要系统构建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既包括硬件环境建设，比如对劳动力的物质保障和激励，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又包括软环境建设，比如营造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的制度环境、文化氛围。

四、结论

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切实改善高层次人才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为他们营造一个施展才华的良好环境。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当地人才，完善竞争奖优的人才使用机制，健全催人奋发的薪酬分配机制，建立持久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同时改善他们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从而使这些优秀的人才能够安心地留在本地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向前.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经济师.2002(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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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源柔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生产函数形式，可以用来分析人力资源柔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CD函数表达式为：

上式中Y是产值，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K是投入的资本，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技术、资本。但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看不出不同质量或不同技术熟练程度的劳动投入对于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大小的差异。恩格曼指出，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可以通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比率而估算出来，但单纯了解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弄清楚劳动力质量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据丹尼森的计算，从1909年到1929年，美国生产量的年增长率为2.82%，劳动力质量平均每年提高0.56%，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中有12%归功于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从1929到1957年，美国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2.93%，劳动力的质量平均每年提高0.93%，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中有23%归因于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因此，生产函数中应体现出劳动者素质的作用，考虑将CD函数中的劳动力投入L分解成劳动力数量L和劳动者素质H的乘积，故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达式可改进为：

第二，由于不包括制度因素，传统的CD函数有其狭隘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制度视为内生增长因素，认为制度因素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在某些场合甚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微观企业角度，张春??客观分析了柔性管理（以人为中心）与刚性管理（以规章制度为中心）的辩证关系，认为柔性管理是刚性管理的升华。陆江东和陈萍进一步提出，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更加柔性化，更加富有弹性，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效率。柔性化制度可体现在招聘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制度、奖惩制度等设计上。因此，将制度因素R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表示为：

企业柔性取决于企业的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资源柔性是指人力资源自身拥有的能够适应环境变化和工作岗位变化的多种能力和技能，是员工综合素质的反映，表现为人力资源素质。企业协调柔性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管理创新，即制度创新。因此，人力资源柔性在CD函数中表示为：

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上式中对t求导，微分改成差分形式，得：

式（6）两边同时除以 ，得：

从而得到人力资源柔性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柔性对企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小觑。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企业所投入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数量大致相同时，企业增长速度却有很大差别的原因。因此，有学者提出，在计算出其他因素对企业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之后，其“余值”就归于人力资源柔性进展所做的贡献。

二、人力资源柔性与企业管理成本、效益的经济关系分析

Hendry（1995）认为，运用部分或全部的柔性战略，能使企业通过调整劳动力成本而提高利润。按照人力资源属性，人力资源柔性可分为数量柔性和职能柔性。数量柔性是指企业能及时调整劳动力输入量和输出量的能力，保证人员供需平衡。对于企业的外部员工和外围员工，主要采用数量柔性。一般是通过非典型雇佣方式完成的，如非全日制工、短期契约工、外包工、分包工和人力派遣等，其中临时工给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和弹性的劳动供给，通过外包出企业不擅长的非核心的业务，降低成本的同时，能够将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转移到企业的核心业务，提高核心竞争力。功能柔性则是指企业通过培训和开发员工技能，适应不同工作内容和要求的能力。对于企业的核心人员，应该采用功能柔性，主要通过工作调整（包括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和工作扩大化等）和培训开发等途径实现，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企业的业绩和效益。赵瑞美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对单位产品成本和人事成本的影响中，功能柔性对成本降低影响显著，虽然数量柔性对成本降低也起到一定作用，而数量柔性影响不显著。

如前所述，人力资源柔性可以增强人力成本管理的柔性和灵活性，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绩效、企业业绩和财务绩效。但是，人力资源柔性并非越多越好，过度柔性化反而会使企业陷入种种“柔性陷阱”。人力资源柔性的作用大小可用建立柔性前后的企业收益之差来体现，即：

（8）

上式中，F表示人力资源柔性功能， 分别表示人力资源柔性建立前后的收益。

人力资源柔性成本是指企业为建立人力资源柔性管理模式所花费的费用和支出。人力资源柔性成本按照其管理过程由六个部分组成：人力资源柔性管理体系构建成本、人力资源引进成本、人力资源培训成本、人力资源评价成本、人力资源服务成本、人力资源谴散成本，并分别用 表示。即人力资源柔性成本C为：

（9）

根据价值工程理论，“价值”定义为“对象所具有的功能与获得该功能的全部费用之比”，则人力资源柔性价值V可定义为人力资源柔性功能F与柔性成本C之比，即：

（10）

V反映了人力资源柔性的投入产出效率。当VC，企业柔性的建立有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因此，提高人力资源柔性价值的途径有：（1）保持柔性功能，降低柔性成本；（2）保持柔性成本，提高柔性功能；（3）提高柔性功能，降低柔性成本；（4）柔性成本有所提高，但柔性功能有更大幅度的提高；（5）柔性功能虽有所降低，但柔性成本有更大幅度降低。企业应考虑自身实际情况，依据柔性的成本-收益法确立合适的人力资源柔性水平，从而创造持久的经济效益。 三、人力资源柔性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分析

意大利经济学家Vil-fredoPareto率先在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研究中提出了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在不使任何人状况变差的情况下，又不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另一个相关概念是帕累托改进，它是指一种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没有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即是帕累托最优。据此，可定义人力资源帕累托最优：人力资源配置的一种理想状态，任何一种人力资源再配置都不能改善组织绩效，又不损害其他组织利益。此状态中，组织实现了人岗匹配，人尽其才，使“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和作用。

理论上，人力资源帕累托最优能实现，但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来自组织内外部诸多不可控因素，人力资源本身具有能动性，也存在很大变数，导致人力资源的“实际无最优效应”，而我们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帕累托改进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王艾华提出帕累托改进可由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实现――可以是结构上的，数量上的，也可以是质量上的，思想上的――使一定范围的人力资源所发挥的总体效用较以前有一定的提高。人力资源柔性化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尊严和人格，工作中更加注重平等、创造、主动。结构层面上，建立网络型的扁平化组织，构建学习型组织和加强团队建设，促进管理者和各层级、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和企业整体系统反应的灵敏度和灵活性。数量层面上，企业可以雇佣多种非正式员工，人员需求变动时，能够及时改变人力投入的数量与种类，缓冲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企业保持生产人力的最佳适量。质量层面上，人力资源柔性中的功能柔性注重提升员工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柔性管理中，对员工的个人培训也有所变化，无论是培训内容还是培训方式都不一样。培训内容更加与时俱进，根据每个层级甚至每个人的不同需要“量身定做”培训内容，及时获取新项目所需的新技能和新知识。在培训方式上，也有效利用当今的互联网技术，促使员工随时随地学习来补充知识。思想层面上，人力资源柔性通过授权和柔性化激励等方式，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将组织意志内化为个人意志，将组织目标转化为个人目标，将企业规范转变为自身的内心承诺，并自觉付诸行动，形成柔性管理的内在驱动性，并且这种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

柔性化管理不仅是面向未来的管理趋势，也是组织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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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投资规模；投资效率；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45-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王玉华，2011）[1]。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需拉动和投资高速增长。深入剖析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发现高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十分明显；而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需要国外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1978—2011年，中国以年均9.8%的GDP实际增长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与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投资的迅猛增长，1978—2011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8.2%上升至48.3%，年均投资率超过38%，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7.2%（图1）。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投资水平维持在19%～25%，中国的投资率处于世界的最高水平之列。即便是20世纪60、70年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日本，其平均投资率也仅为35%。

然而，高投资率并没有带来投资效率的提高。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是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ICOR指资本存量的变动与产出增量的比率，该指标越小，表明资本生产率越高，资本运用也就越有效率。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投资率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效率则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图1、图2所示，随着投资率和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的上升，增量资本产出率在1990年代后逐渐呈上升趋势，虽然在进入新世纪后有所下降，但2007年之后又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总体而言，投资效率在1990年代后未有显著提高。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在投资效率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还能够持续吗？本文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而分析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中国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高投资—高增长”特征，许多学者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高投资的推动。王小鲁（2001）指出，改革20年来，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资本形成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改革开放前上升2.5%，但投资效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巨大潜力[2]。武剑（1999）认为，资本形成是推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这一趋势会逐渐加强，到2010—2020年，资本贡献度将超过60%[3]。等（2006）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得出结论，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包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在内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较强，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4]。

中国经济“高投资—高增长”是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结构转变的深层次反映，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2004a，2004b，2005a，2005b）指出，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是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需要较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5-9]。李扬、殷剑峰（2005）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10]。

与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相伴随的是低效率的高投资，投资过程中存在极大的浪费。在过去的20多年，这一模式是以宏观成本的积累为代价的。政府公共资本的拥挤效应推动高投资和高增长，并带来了诸如高能耗、高污染以及形成不良债务等宏观成本（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b；2005b）[7][9]，还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平新乔，1998）[11]。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中，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容易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这种“大起大落”引起的剧烈周期性波动一直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损害了经济的稳定性（庞明川，2005；2006）[12][13]。

长期的投资增长能够扩大生产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投资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依赖于投资的“效率”和投资推动的技术进步及其性质（张军，2005）[14]。由此可见，投资效率的提升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认为，投资增长是早期经济腾飞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此时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新增长理论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重大区别，投资效率的提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即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驱动[15]。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阶段，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整体水平及资源禀赋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此时对我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于适时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十分必要。

（一）模型及分析方法

为了研究投资、投资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构建了包括投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三个变量的VAR模型。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高铁梅，2006）[16]。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能够较方便地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系统中随机扰动项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VAR（p）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形式为：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为滞后除数，T为样本个数。k×k维矩阵A1，…，Ap和k×d维矩阵B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着t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假设∑是？着t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k×k的正定矩阵。构造VAR模型的关键是确保其稳定性，这也是确定VAR模型最优滞后期的重要评判标准。对于稳定的VAR模型，其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均要求小于1。

（二）实证检验

1. 数据说明与变量设定。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为1980—2011年，根据各期《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模型中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投资效率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用GDP和FINV分别代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单位均为亿元；用ICOR代表投资效率。GDP、FINV和ICOR的对数分别用LNGDP、LNFINV和LNICOR表示，LNGDP、LNFINVT和LNICOR的一阶差分分别用DLNGDP、DLNFINV和DLNICOR表示。

2. 变量平稳性检验。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方法对相关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LNGDP、LNFINV和LNICOR进行ADF（Augment Dick-Fuller）检验，发现LNGDP和LNICOR在1%和5%的水平值是平稳序列，LNFINV是非平稳序列。对它们的一阶差分DLNGDP、DLNFINV和DLNICOR进行ADF检验，分别在5%、10%和10%的水平上是平稳的（检验结果见表1）。

3. 协整关系分析。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二阶段协整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法。本文对时间序列的检验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通过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来判别变量LNGDP、LNFINV和LNICOR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中，r=0表示三者之间无协整关系，r≠0表示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原假设r=0时，迹统计检验统计量的值41.341 12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9.797 07，最大特征根检验统计量的值33.158 914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1.131 62，故拒绝原假设，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4. 因果关系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是否可信，取决于变量是否都是平稳的或者虽不平稳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前文可知，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对这些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检验结果（表3）可知，固定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固定资本投资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也是引起固定资本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也会吸引更多的固定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之间也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投资效率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也是引起投资效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长也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之间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固定资本投资是投资效率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过快增长，使投资效率下降；而投资效率不是固定资本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引起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

5. 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来自另一内生变量的一个单位变动冲击所产生的响应，提供系统受冲击所产生响应的正负方向、调整时滞和稳定过程等信息。接下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如下图，图3、图4分别描述了经济增长分别对投资、投资效率一个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

图3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FINV（固定资本投资）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的冲击当期就有显著正向反应，这种正向反应之后逐渐增强，到第3期达到最大值后缓慢减小，在第7期达到最小值后，又呈缓慢增强趋势。

图4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ICOR（投资效率）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投资效率的冲击在当期就有显著的负向反应，这种负向反应在迅速增强，到第2期达到峰值后，这种负向反应呈缓慢减小趋势，至第7期达到最小，之后又呈缓慢扩大趋势。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增量冲击的反应为正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当前增加固定资本投资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对来自ICOR增量冲击的反应为负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投资效率的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反之提高投资效率则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6.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高铁梅，2006）[16]。即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差分解成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为了进一步分析投资、投资效率的结构冲击对经济增长变化的贡献程度，接下来借助方差分解对投资、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进行考察，定量把握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图5所示。

从图5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来看，经济增长的变动绝大部分源于其自身惯性导致，且自身冲击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呈上升趋势，但固定资本投资的贡献率要显著大于投资效率的贡献程度，到第10期，经济增长变动中73%来自于其自身的冲击，24%来自于固定资本投资冲击的影响，而投资效率冲击的贡献度仅约为3%。

方差分解结果说明，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GDP自身发展速度，在没有受到外界冲击情况下，中国经济系统将按着自身规律向前发展，所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至关重要。此外，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要远高于依赖投资效率的提高，即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仍是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应该实行渐进性的转变，维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以及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当前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的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两者相比较，中国经济仍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来驱动，而投资效率的提高则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较微弱的作用。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增长而非效率的提高将引发许多经济问题，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初步形成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其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而不是效率的提高。过度依赖于投资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形成了投资过热或过度投资问题，造成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降低。

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情况下，严重过剩的产能需要寻找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以及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摩擦接连不断的情况表明，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另外，中国经济增长不但受到资源和能源的约束，而且也因能源和矿产品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增加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以及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贯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经济发展方针，实现从依赖投资增长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第一，调整投资思路，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通过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鼓励自主创新，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降低交易成本；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广泛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定位。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政府应该避免“越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则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如完善法治环境、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维护社会公平等等。

第三，完善制度建设，建立适应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改善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环境条件，调整城市化战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努力发展金融市场和健全金融市场规则，加强信用环境，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提高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1]王玉华.世界经济失衡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1.

[2]王小鲁.改革20年和今后2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4）：56-61.

[3]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资金供求的动态分析[J].经济研究，1999，（11）：29-38.

[4]，郑京平，万东华，冯春平，巴威，严于龙.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J].经济研究，2006，（5）：4-12.

[5]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3，（8）：3-12.

[6]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4a，（4）：4-15.

[7]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04b，（9）：4-17.

[8]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扭曲与宏观稳定——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5a，（4）：4-16.

[9]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5b，（10）：4-16.

[10]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4-15.

[11]平新乔.“预算软约束”的新理论及其计量验证[J].经济研究，1998，（10）：70-80.

[12]庞明川.政府投资、经济转轨与体制性约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2）：107-113.

[13]庞明川.转轨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2006，（2）：11-19.

[14]张军.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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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福利；均衡增长；机理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增加，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5.2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的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10①，位列世界第124位。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数据，如表1，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GDP为3136美元，而我国在2008年人均GDP就只差中等收入水平76美元；2009年我国人均GDP为3590美元超过当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以32.1%的速度增长，我国则以70.6%的速度增长，因此，从经济增速上讲，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且人均GDP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在这一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集中凸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济增长动力失衡。投资、消费和出口历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我国1978年进出口总额占GDP总量为6.28%，1990年这一比重为8.83%，到2008年达到最高的18.2%，出口总额的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30位飞升至2008年的第2位，在经历了2008的经济危机后，沿海工厂大量倒闭、海外定单锐减，我国出口受到巨大的冲击，而且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的压力，这更加削弱了出口这驾马车的作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二，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虽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逐年增加，但是我国的收入差距正逐年拉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在2010年更是突迫到万元，达到了12021.5元②，80-90年代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为正效应—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

其三，人力资本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是我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新增劳动力速率变缓，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存在巨大的缺陷，再加上教育问题的突出，更是让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本倍受考验。

其四，各种社会矛盾突显，食品安全、医疗卫生、教育问题、社会福利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错综复杂；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因此城市化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导致城乡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巨大差异，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一系列的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增长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内外经济因素使我国经济增长达到一个瓶颈，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如何权衡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拉美、日韩的经验教训能给我国经济发展什么启示？

二、文献综述

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因此大量文献对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问题进行了研究；亚洲国家普遍较晚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从而对亚洲国家中等收入问题的研究也就相对滞后。Wing Thye Woo（2009）认为马来西亚在2001-2010年能够取得7.5%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得益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而这一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从以前的1.8增加到3.2，他认为马来西亚要想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必须做全面的调整包括社会服务、教育与研发体制、财政支出系统、医疗系统及政企系统等，最终转变为知识推动的经济增长。Shahid Yusuf、Kaoru Nabeshima（2009）对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进行了个案研究，尽管槟榔屿成功把FDI吸引到电子产业，但是这并没有提高电子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纵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诸多激励政策，仍然不能改变电子产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局面，他们建议企业应该与大学联合起来推动技术创新。Kenichi Ohno（2009）研究认为越南最近十五年经济的发展动力来自市场自由化和外部需求，要想在2020年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越南必须依靠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技术创新，同时，经济增长应该权衡各主体的利益分配，可以通过改善政府结构、提高政府效率和建立战略联盟来调整越南的产业结构。Kenichi Ohno（2011）的研究发现拉美的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呈上升的趋势，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比较平缓。他把赶超型工业化分为四步，基础为FDI带动制造业（如非洲的低收入国家），第一步为FDI的加速阶段（如越南），第二步为技术引进（如泰国、马来西亚），第三步为技术创新（如韩国、台湾），第四部为技术的领导者（如日本、美国、欧洲），要想从第二步转变到第三部，就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技术创新就成为关键点。

我国对中等收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阶段鉴定与预测、国际经验借鉴及如何应对”三个方面。

①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③，2009年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田雪原（2006）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阶段。蔡昉（2008）根据1978-2008年经济增长的平均趋势预测我国将在2020年前完成十七大制定的人均GDP翻两翻的任务。张平、王宏淼（2010）预计我国在2012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在2020年人均GDP进入8000-10000美元，并指出我国将处于从赶超转向均衡发展的关键时期。

②陈昌兵（2009）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证实：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持续增加的政府公共支出形成了“福利赶超”，从而陷入“增长陷阱”。郑秉文（2011）对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四小龙和我国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要经过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避免“转型陷阱”，要防止拉美陷阱需要经济包容性增长④。

③陈昌兵（2006）认为我国出现了“福利赶超”的迹象，并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压缩行政性开支及合理使用公共财政的建议。蔡昉（2008）认为我国目前应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民生为先的中等收入社会。马岩（2009）认为只有通过经济转型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张平、王宏淼（2010）认为要实现均衡增长，必须通过空间再配置和创新来促进经济效率。

此外，国外很多学者也对我国中等收入进行了研究，他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贫困化和两级分化等社会问题，而较少地涉及经济政策领域。综合国内与国外对中等收入的研究，很多国家或地区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最主要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转型困难和利益分配失衡，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问题进行全面剖析，找出实现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的有效机制。

三、机理分析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济体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或经济结构下，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伴随低水平的福利增长，随着经济的增长，现有经济体制或经济结构会限制或阻碍经济的增长，陷入经济增长缓慢、停滞或倒退的状态，并伴随福利增长停滞或者恶化。当经济结构革新后，才能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长状态和水平，福利增长在长期内才是可持续的，国民收入增加才是持久的，这样经济体才能从中等收入阶段跨入高收入阶段。

（一）拉美陷阱

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80年代，拉美国家人均GDP普遍跨过1000美元，如巴西、智利、秘鲁和阿根廷人均GDP分别为2190、2160、1040和2889美元，在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进入21世纪后，普遍挣扎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显然，拉美国家很早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仍没有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而且拉美地区普遍在经济没有实现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就模仿发达国家大力推进福利增长计划，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福利增长失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图1所示，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多数国家不顾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国民收入水平和政府财政能力的制约，过早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拉美国家的福利赶超主要通过较强的政府干预再次分配来影响国民福利，事实上这是一种扭曲的宏观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政府财政会对工业化进行补贴，造成资本密集化，而拉美普遍采取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会严格受到国内市场规模和外贸条件的限制，从而使国内的就业创造能力不足；同时，财政政策对国民福利的补贴，主要包括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工权利保护和社会保障，使得全社会的平均劳动成本迅速提高，从而引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财政负担加重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全社会就业下降。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会全面影响不公平分配，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宏观政策的扭曲。在这一恶性循环下，拉美国家陷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表现为0.5以上），经济增长处于低效率或是波动增长的状态，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呈倒“U”型关系，高收入者的储蓄和投资未能形成社会生产能力，低收入者由于缺少福利保障而陷入低劳动生产率状态，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增长放慢或者倒退（屈锡年，王海忠，1995）。

（二）日韩模式

日本相对韩国较早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日本人均GDP在1970年为194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在70年代末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1993年达到了10367美元，首次超过1万美元。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日本和韩国分别用了大约12年和8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两国的经济实现了平稳的增长，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长。

如图2所示，是一种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模式，经济体要想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必须要有两个方面的保证：一是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要有经济发展的持久内在动力。

生产、分配和消费构成了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从生产的角度讲，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①从产业结构上讲，日本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2%，而工业和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30%和68%，虽然韩国的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5%，但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工业的1.5倍，表现出明显的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特点；②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讲，80-90年代，日韩受中等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分别在47%和45%以上，明显提高了社会生产率。③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讲，日韩依靠战后七八十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实现了企业向技术创新方向的转变；从分配的角度看，如何让分配与效率达到双赢是经济发展动力持久与否的保证，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内需的角度看，内需是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上世纪90年代日韩保持了稳定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2.52%和51.75%。

经济体增长的外部环境包括很多方面，如政府干预的再分配、财政支出结构、政策的稳定性、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贸易条件和产业结构比例等，当经济体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主导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是不同的。日韩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如下表：

经济体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动力后，经济与福利开始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是稳定的经济增长和人均GDP的持续上升，也即是日韩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韩在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从而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对“中等收入陷阱”与福利增长的机理分析，可以得出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福利增长受阻的问题，因此经济体可以通过主动的、有目的的经济战略调整，降低各类社会矛盾的峰值水平，并促使各类矛盾的水平提前缓和、下降⑤，减少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从而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水平和人均GDP的持续增加。

四、政策启示

透过对日韩和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阶段的分析，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高经济增长低福利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通过第二、三部分的分析，现阶段我国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一方面对经济战略进行重大调整，逐步从经济赶超向经济和福利均衡发展的过渡，形成良好的内生经济发展机制，具体为：①从外部经济环境讲，应当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②要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突破口，构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③配合政府财政政策，切实推进公平收入分配，为经济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另一方面还应当以合理的城市化规模和速度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运用完善的社保体系促进福利增长，弥补经济赶超带来的各种社会缺陷。

注释：

①据IMF公布的数据，2009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4.8万亿美元，中国为5.2万亿，日本为5万亿.中国人均GDP为3590美元，日本为37870美元.

②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③2009年最新标准：人均GDP小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介于976-3855美元间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介于3856-11905美元间为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大于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④包容性增长包括提高社会包容程度，消除社会排斥因素，减缓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⑤胡鞍钢.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经济参考报，2011-7-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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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昌兵.“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J].经济评论，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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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乔榛.“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N].光明日报，201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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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平，王宏淼.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战略要点和政策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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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郑秉文.“拉美化”：中国VS俄罗斯[J].环球视野，2005.

[11]Ohno，K.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J].Asean Economic Bulletin，2009（1）.

[12]Ohno，K.overcoming a middle income trap and sustaining growth[J].working paper，2011.

[13]Woo，W.T.Getting Malaysia Out of the Middle-Income Trap[J].working paper，2009.

篇13

首先，投资仍然是经济短期企稳的关键动力。6月单月总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5月的16.9%加快至17.9%，特别是铁路基建的明显加速带动了制造业的反弹，并对冲了房地产投资回落的压力，是宏观经济阶段性企稳的重要支持条件之一。进一步分拆，二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同比增长从一季度的11.3%大幅提升至16.2%，地方项目则略有回落;同时，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20.1%，较2013年回落3个百分点。因此，经济企稳靠投资，投资企稳靠中央和国企，这条逻辑从2008年至今依然在发生作用。

其次，M2（广义货币）增速与经济增长的强关联度依然未变。近期，一系列“微刺激”以及定向宽松促使新增贷款和M2季节性地较快增长。6月信贷及M2均超预期，其中M2增速14.7%;新增人民币贷款1.08万亿元，同比增长2165亿元。这反映出自4月以来棚户区改造、铁路等基建加码，财政支出节奏加快以及货币政策定向降准、调整存贷比等各项“稳增长”调控措施的综合效应逐步显现。然而，从效果上考察，2014年上半年M2增速接近15%，考虑到较低的GDP增速和CPI，“M2-GDP-CPI”作为衡量货币条件的一个经验性、参考性的指标，再次季节性地达到较高水平，这说明经济增长对货币宽松的依赖比较明显。

总体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内在增长动能一直在重建过程中。然而，宏观政策框架也要适应这种经济转型的新要求，重点在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以驱动更可持续的增长。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新的政策框架已经初具轮廓。

第一，就业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往，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冲击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有条件实施短期内可能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改革措施。

第二，中国的服务业增速和占GDP的比重都超过第二产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这种趋势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条件和产业结构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也将为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奠定基础。

第三，收入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这将为消费的趋势性提升提供支持。这里的潜在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变化和服务业的提升，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者收入在服务业产值中的占比相对较高，这意味着服务业的上升必然导致劳动者收入的上升，这是中国经济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的基本支撑条件。

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转型中走向新常态，从主要依靠工业驱动到主要依靠服务业驱动、从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的转变是这个重要转型的重要内容，而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也已经具备。但考虑到短周期和长期的条件，特别是经济在走向新常态的特定环境，宏观政策操作需要顺应并推动这种转型。

首先，避免使用频繁的刺激性政策，更多地依靠市场完成调整。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投放对投资的刺激效果边际递减，房地产销售面临长期拐点、政策干预效果有限，过于依赖政策刺激可能难以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和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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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高等教育;劳动力;农业经济增长率;动态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259-03

引言

农业人力资本是农业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研究。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途径当中,教育通常都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第一产业,其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从理论上讲,教育对农业的发展也应当有较大的贡献,然而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于工业等其他行业发展却有着明显的滞后。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关于教育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孙士海、宋华明(2008)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的模型,测算出1995―2005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 0.905%。杨向辉、陈通(2009)以C-D生产函数为分析框架,测算了中国农村教育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郑会军(2007)对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增长之间进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两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教育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受理论不成熟影响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证,研究方法也不很全面,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安徽省也应该加大对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和安徽农业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从而为解决一直困扰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在制定措施时提供理论依据。

二、农村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与农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动态响应分析

1.变量和数据

本文按照刘厚俊和刘正良(2006),郭清和杨栋(2007),高素英、赵曙明和王雅洁的研究思路,根据所搜集到的可获得性数据将安徽省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的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X),以“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受教育年限在十二年以上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近似代表;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以农业经济增长率衡量,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CPI将农业经济当年总收益折算成实际值,以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然后利用1990―2007年安徽省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数据如下表:

2.模型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由于该模型所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产生伪回归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X为I(1)过程,Y为I(1)过程,所以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对两变量进行协整分析。e为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的取值,用基本的DF模型回归得到T统计量数值为- 4.833243,而对应模型样本容量的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τ2分别为-2.7158,-1.9627和-1.6262,在所有显著性水平上τ

(2)VAR模型。Tt=A1Tt-1+A2Tt-2+…+AqTt-q+εt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T=(Y,X),A1、A2为待估参数。εt是随机扰动项。根据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

VAR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实验,在滞后阶数为5时AIC和SC均达到最小值,建立VAR(5)模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Y= 1.416148Y(-1)+ 3.268962Y(-2) -3.420586Y(-3) -

1.118811Y(-4) -1.043534Y(-5) -0.751625X(-1)+ 0.692756X(-2)+ 0.013170X(-3) -0.166014X(-4)+ 0.009126X(-5)+ 0.649610 (1)

X= 9.195316Y(-1)+ 6.322653Y(-2) -11.72573Y(-3) -4.467634Y(-4) -3.138890Y(-5) -1.463307X(-1) +2.219566X

(-2) -0.179778X(-3) -0.427044X(-4)+ 0.134213X(-5)+ 2.337635 (2)

其中,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1= 0.878926,R22= 0.995208。

从以上(1)式的VAR估计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农业经济增长受自身影响较为显著,前第一,第二期农业经济增长对当期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明显且为正向影响,说明经济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稳定性,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可以提高未来农业经济收入增长。前第三、四、五期的影响为负,并且影响具有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当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是在前第一、第二期,前第一期影响为负,前第二期影响为正向的,这是由于知识转化成经济需要一定时期的滞后。

(2)式中农业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较大,前一、二期影响为正向的,前三、四和五期为负向,说明了农业经济增长能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壮大,并且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前期的影响趋势不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前第二期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为正向,但前第一期的影响转入负向影响,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影响力逐渐减弱。

(3)动态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1)Y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1得出结论:安

图1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反应曲线

徽农业经济增长(Y)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农业经济增长率约增长了0.018,但影响时间不长,到第2期之后就已经回到了原水平,之后到第8期的影响均是负向的,尽管不是特别明显但持续时间较长,第8期之后又转入正向影响阶段。图1还显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在前8期波动较大,前两期的影响为负,到第3期的时候达到最大0.016,随后上下波动且有所下降,到第8期开始逐渐开始稳定。

上页图1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率冲击影响在第3期开始才出现明显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加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内才能有所凸显。因此要着眼未来,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来更快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X)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第一期影响是正向的但影响不大,之后在2、3期很快进入负向影响阶段,到第4期之后才比较明显,第6期达到最大0.057,9期之后新息的影响基本消失。这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将会促进其发展,且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波动没有显著方向性,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图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曲线

图2还显示:农业经济增长率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第一期影响为正但不大,到第二期达到最大约0.15。第3期之后进入负向影响阶段,第6期达到最小之后影响幅度渐弱,9期之后又转为正向影响。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影响较为敏感且具有持久性,农业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能够引起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快速增加,但这种促进作用较为短暂且在中长期波动明显不具有持续稳定性。

结论与建议

1.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以促进知识成果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转化。虽然从现有的数据显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一方面受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与经济成果之间转化的时滞性造成的。因此,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将其才能运用于农业上的积极性。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扩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规模,促进其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的壮大。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农业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发展,加快促进安徽省农业经济的增长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优化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构成,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之间的沟通交流,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以上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人才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安徽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也离不开安徽省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和结构的改善。只有加大对安徽省劳动力教育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徽省农民的增收问题,才能使得安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质的跨越式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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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Correlation is Studied Between Anhui Agricultural Manpower

and the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

―Regard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Workfor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UANG Qun-quna,ZHU Jingb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a.Graduate College;b.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Hefei 23000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