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研究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政治哲学研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研究

前言：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高度繁荣的时代，在此种时代背景之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十分鲜明的社会价值。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建立在人们思想基础之上的一个精神事物，在社会发展以及构建人们思想意识的过程当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的政治哲学研究起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中国到底应该如何构建自己的政治哲学体系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一、古典政治哲学研究

（一）“善”

在古典政治哲学当中，其在实际的研究以及发展过程当中总是在探寻关于知识美好问题以及社会美好知识，简单的来说其实就是对“善”的问题进行研究。在此种思想背景之下，任何性质的政治目的其实都是从两个方面出发，一个是寻求政治变革另一个寻求政治保守。当人们采用变革的时候，是为了让事物的发展变得更好。当人们采取保守的时候，则是为了不让当下事物的发展变得更坏。从此种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出，主导政治发展的因素不是更好就是更坏。这就是一种对于“善”的理解，因为在此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立足于“善”的角度进行思考，那么就不可能进一步追求更好或是更坏，这是一个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的基本表现，也是发展的一个必然诉求。

（二）政治的哲学主导

所谓的政治哲学其实也不过是哲学内容的一个分支而已。从哲学的角度上来看，其在实际的发展过程当中所追求的其实是一种整全知识，简单的来说就是对世界所有事物本性知识的研究。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当中整全知识必将会后于整全意见，所以哲学会应用整全知识来取代意见。与此相关，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其就是政治知识。但是政治在发展过程当中必将会受限于各种外部因素。所以其并不是中立的。而对于政治哲学来说， 发展的最终需要取得的是一个衡量标准，也就是关于善的知识。或者说是一个关于政治事物本性之间的政治因素知识，并且在实际的发展过程当中利用这种政治知识来进一步的取代政治意见。这便是古典政治哲学之下的政治发展基本诉求。

（三）最佳政制

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下，政治哲学的基本体现其实是一个最佳政制问题，所谓的最佳政治就是最佳的政治制度问题。从政治哲学发展的必然诉求来看，其最终追求的不是一个好的生活就是一个好的社会，或者从政治本文的角度进行思考，其最终所要追求的的应该是一个正当的政治秩序以及一个好的政治秩序。那么以上的诸多内容则是全部通过 “政制”来进行实现的，在现实的发展过程当中，所谓的政制其实不仅仅是指政府基本形式，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民主制或是寡头制以及君主制等基本内容。因为哲学背景之下的政制在一定程度之上，其将会意味着一个综合组成部分，可以是社会当中的生活形式以及生活风格。也可以是人们的现实道德品味，或者是国家形式以及相关的法律精神等基本内容。

二、现代政治哲学研究

（一）政治正义以及共同善

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下，所谓的政治哲学将会包含就对政治正义以及共同善问题的研究问题。因为正在此种背景之下，我们所谓的政治哲学将会与政治哲学的的基本作用本体或是相关的受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性。并且在实际的发展、演变以及作用的过程当中将会进一步受到基本作用本体或是相关的受众的直接影响，因为其在实际的应用以及发展过程当中将会随着不同社会内容从而发生不同的改变，所以，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下政治哲学最终需要研究以及探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之上其实是受众群体的问题。那么对于基本善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之后，其最终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下则将会由原本的一个“善”演变为共同善知识问题。这也是政治基础的发展问题以及基本内容问题。当政治哲学最终作用在现代政治哲学体系之下，对于善的研究也就必将会发生改变。

（二）确立原则

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下，将会进一步的确立规范政治制度以及相关政策安排所具有的基本原则。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基础之下的善其实可以说是一种针对于个人而言的研究。但是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下，公共善概念的出现则是在进一步的针对政治制度或是相关的政策安排，简单的来说其是一种针对政府本体而言的一种知识研究。简言之，现代政治哲学正在试图为接受或者进一步拒绝政府特定相关的政治制度以及一些特定的政策安排进行理论根据的支持。

（三）人类理性的权威

政治哲学在实际的发展过程当中，对人类理性的基本求助活动是否可以取得成功既不取决于官僚机构或由传统和根深蒂固的习惯所确认的机构的评估，也不取决于由专家组成的机构的评估，而是取决于每一个公民对其成果的评估。因此，“政治哲学家并不比其他公民拥有更多的权威，也不能对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正义问题做出裁决，就像由物理学家组成的机构不能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决那样”[5]。

结束语：综上所述，中国想要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发展，促进国家进一步繁荣，不仅仅需要在物质层面进行单方面的发展，还需要在精神世界上不断繁荣，。政治哲学体系的建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方法。政治哲学体系的建立既不是全部顺从，亦不是空穴来风。立足于我们国家现阶段的本位内容进行思考才是关键。本文以上内容立足于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对于相关内容进行了简要的研究，希望可以通过对二者之间的内容解读，进一步促进我们国家的政治体系建设得以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亚明. 善与可能的善：从古典政治哲学到现代政治哲学的嬗替[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2：52-57.

[2]唐学亮，张再林. 古典政治哲学视野下的“亲亲相隐”问题研究――以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42-51.

[3]R俊峰. 美好生活、政治与现代性――古典政治哲学的嬗变及其意义[J]. 科学・经济・社会，2004，01：80-82.

篇2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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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哲学；社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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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3-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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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哲学的含义及其发展

?实事求是的说政治哲学在今天也尚未成为一个让大家普遍接受的学科名称，德国哲学家们依然还愿意按照其学术传统使用“法和国家的哲学伦理学”或者“法和国家哲学”的名称。也有许多人认为政治哲学属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抑或是社会哲学。这些繁杂的现象让我们对政治哲学进行界定产生了较大的困难。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一直秉承欧洲理性主义传统，他曾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指出“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韦伯在其《学术与政治》一书中直接从国家的角度着手分析政治，认为政治的核心体现为权力的分配问题，但是权力却是有其独特指向的。政治先于国家，而且政治的功能要远远比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更为广泛、全面和深入。

?从本质上来说政治乃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团体内部为了分配社会利益而产生的各种行为与制度，这些社会团体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具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统一的规章制度、一定范围的领土。由此可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国家便是人类政治的最为典型的表现。国家范围内政府、政党、社会团体或者公民个人的政治行为及其相应的原则与制度需要一定的观念作指导，这些观念可以有各种来源。于是，政治哲学研究上述政治行为所遵循和遵守的原则和制度，这些原则和制度所从出的规范和价值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以及由这些原则和制度构成的基本结构；研究各种不同的政治哲学学派就此提出的各种判断和观点；政治哲学同时还研究有关上述问题的方法论。在这里，人们还就什么是社会、个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发生争论，这些争论不仅涉及事实，而且也涉及人们为自己的理解所建立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就属于规范问题，因而也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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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哲学中的社会与个人的界定及其特征

?任何政治行为都发生于一定的社会之中，任何利益分配都是以人的社会性为基本前提的。所以理清政治哲学中社会与人的基本概念问题是我们其余的讨论能够深入进行下去的先行条件。

?在政治哲学之中，社会一词具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指人类群体性的存在，各种语言、制度、观念、习俗、结构和历史等等物质和精神都是人类群体性存在。二是指与国家相对而言的人类有组织的群体，也就是除了国家行为、原则和制度以下，其他的都是社会的领域。事实上，国家行为在终极层面上都是强制的，这也是韦伯等学者们所强调的国家以暴力垄断为其根本特征的原因所在。那么，任何相对于国家行为而言没有终极强制性的行为都被称为社会的行为。举例而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种国家制度，慈善事业是一种社会行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必须要国家通过行使其税收职能来具体实行的，众所周知，税收具有固定性、无偿性和强制性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典型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社会财富再分配。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慈善事业，其资金与物资都来源于人们自愿馈赠的捐款和赞助，并且慈善事业的获益者也是由慈善团体根据其自己的信念与章程来指定的。

?在政治哲学之中，怎么去理解个人直接关涉到一系列基本的原则与制度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问题。关键之关键就在于个人是否是构成社会的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政治性的团体中间，单个的个人是否是最为基本的权利义务的主体？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种观念影响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一个人出生在农民家庭，便就当然地只有农民户口，却不能选择居民户口。在欧洲亦然，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家庭，贵族和农奴的身份都是世袭罔替的。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个人取代家庭成为组成社会的最为基本的单位，权利义务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分配的而是以个人为单位分配的，也就是说个人成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拥有了政治权利。职能就一般情况而言，在公民社会里，法律规定的成年的个人应当是享有与所有其他人平等的政治权利的。由此观之，政治哲学中所谓个人便是政治性团体里独立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最基本的行为主体。

三、政治哲学中的社会与个人关系

?在政治哲学中，如何理解认识并进而规定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着诸多分歧与争议的问题。关于社会与个人问题争议的主要的区别主要就在于，人们在确立社会基本原则与相关制度时，究竟是以社会还是个人为最基本的出发点的问题。因此，社会常常又被理解为国家或者其他诸如民族、宗教等某一特定的团体。一种观点认为，个人应该而且必须是社会基本原则与制度的出发点与归宿，持该观点的人认为良好而稳定的社会秩序与规范必须是建立在确保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与自由之基础上，这些权利与自由拥有最优先被考虑的属性，坚决不能以国家的或其他社会性团体的名义来侵犯和践踏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这种类似于自由主义的观点今天渐趋流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一旦脱离了社会，个人便是一个没有办法规定的抽象的存在物。诸如国家等政治性的团体，其首要的目标就是要保证这个团体里所有成员的安全、权利和福利。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社会的整体利益就必然高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现代社会的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通常都是通过社会来实现的。除此此外，每一个社会性团体都拥有其共同的价值观与文化，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与文化相对于其成员而言就就具有天然的优先性。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主义以及现代的社群主义都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点并不是要否认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只是认为这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是有限制的。

?前文所论述的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除了涉及到态度与立场之外，还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因为关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观点主要不是用来解释现实，而通常是用来设想或规划某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究竟是以社会为基本出发点还是以个人为基本出发点的选择就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比如，通过为每个人平等地分配基本权利并且充分地维护这些权利，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是否就因此而能够建立起来？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举美国这样的以自由主义为主要观念的国家为例，基本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得到优先的维护和保障的，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是否就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其次，如果它存在着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进一步维护和保障个人权利就可以解决？第三，在遭遇外部的危险时，美国的个人权利的保障还能维持不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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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德普：政治生活中的应然逻辑——政治哲学的立论基础与方法论初探［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4期；

?［2］王南湜、王新生：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之路［J］，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01期；

?［3］唐小丁：社会个人与社会经济的双重关系［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02期；

篇4

人性理论是荀子政治哲学的基础。荀子对人性怀有悲观的阴暗意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性恶》）他认为，人的天性本恶；后来之所以会有善的一面，只是人为所致。荀子对社会化、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治理的思考均根源于此。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澄清思想的深度差异，正如徐复观所说：“先哲的思想，是由他所使用的重要抽象名词表征出来的。因此，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有关重要抽象名词的研究。”[2（]P11）荀子所谓“性”，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加工或社会的改造，即“本始材朴”。从这个意义来讲，人性应不具有道德伦理价值，也就无所谓善与恶。但荀子为何又断定“人性恶”呢？在荀子看来，善恶的判分并不能从自然角度来观察，而应从社会组织的观点来看待，只有相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才有善恶之别。凡是促成社会组织、维持社会秩序为善，反之为恶。正因为人本性恶，如果顺任人的自然本性，必然会导致悖乱不已，争端纷起。这样，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的治理是互不相容的。这就促使了他对人性中另一方面即社会性的思考。荀子的“性恶论”试图修正孟子的“性善论”。孟子的“性善论”存在着一个两难悖论：人性先天而善，如果保持这种逻辑一贯性，后天自然而善，就置圣王、礼义于无用之地，或即使有了圣王、礼义，对社会的治理也毫无用处；如果先天性善并不意味着后天就一定能善，不意味着在现实中自然而善，那又失去了这种逻辑一贯性。而荀子的“性恶论”弥补了这一缺憾，他断定先天“性恶”，并认为任其自然发展也是恶，而“善”完全是后天人为的结果。从“自然”的出发点到不加干预的自然结果来说，荀子的逻辑保持了先天自然性恶，后天自然而恶的一贯性。这样，对于孟子而言，人的善的过程，是从自然性到自然性的过程，现实之善是克服后天之恶而保持和恢复先天性善的过程；而荀子的人的善的过程，则是从自然性到社会性的过程，现实之善是通过人为的方式克服先天之性恶而新生的过程。将人的从善的过程放在社会中度量是荀子政治哲学的特点所在。虽然荀子对人性充满了悲观，但他却很乐观地看待社会理想。他崇圣，且希望借此达到一个以合群明分、仁义、礼乐和王道为表征的理想社会。孟子曾明确地把“圣”界定为“人伦之至”。圣人与人同类，是人群中用义理武装起来的典范，且没有像基督教中上帝与人之间那种不可逾越的距离。在这一点上，荀子与孟子一致，他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圣人是圆满地实现了“人伦”的人，或者说是人伦的完满无缺的体现者。圣人依然是一般人升华而成，而不是天命的产物或天生而圣。在儒家的思想传统中有一种“圣人情结”，圣人理想与盛世理想是统一的。有圣人，就有盛世，在盛世也就意味着有圣人。在荀子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的极度混乱，个人对社会政治难有作为，致使圣人理想与盛世理想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断裂，个人只好选择自我完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但从大体上讲，荀子还是保守了“圣人情结”的统一结构（即一般所说的“内圣外王”），依靠君子、贤人和圣人等道德榜样来实行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荀子社会理想的核心就是推广仁义、德礼和王道，像孔子一样，他强烈希望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和王道国。我们知道，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与“天下”是不同的，荀子则凸显这种区分，“圣王”相应于“天下”，而“诸候”相应于“国家”，主张只有圣王才能担任举天下之重任，才能立为天下效法的普遍之道。天下可以从治一国开始，但只能通过王道才能最终取得。荀子相信，虽然人性恶，但通过礼乐的教化，通过隆礼重法的社会治理，天下王道的社会理想指日可待。荀子的“圣人情结”中蕴含着一种对人高度期望的乐观主义，但是，一向主张人性恶的荀子却恰恰忽视了人性转易的难度。人与难以割舍的自然天性同生共息，又置身于纷繁混杂的社会环境，从圣只是一种精神的向往和追求，它需要性悟与提升，不可能依赖于某种外在的约束或某种具体行动而达成。荀子对人性移易难度的低估直接使他的崇王道、重德礼的社会理想陷入了空想。荀子持性恶论，却又对社会理想极其乐观。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荀子从悲观的人性论跨越到乐观的社会理想呢？其实，这主要源自于荀子对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从“先天之恶”向“后天之善”转化的自信。这种转化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荀子关于政治社会化、社会关系和社会治理等的思想中找到证据。

二、去性存伪的政治社会化思想

“性”对荀子而言，是一种人的自然的生物属性，如饥而择食，寒而取暖，劳而欲息，趋利避害等。这是一种人的本能行为，无所谓善恶。如果放纵人们任其本性无节制地自由发展，必然要导致社会的纷争和动乱，从而就要导向恶。这种人的自然性与社会秩序的不和谐，是荀子断言人性恶的根基所在。孟子的性善论揭示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可能与根据，它的实现有赖于后天的修为，而荀子则设定人性恶，需要社会的礼法规范来抑制人性中恶的因素以实现社会的善。荀子认为，孟子之所以倡性善，主要是因为孟氏没有看到“性”与“伪”的区别。而荀子的性恶论恰恰以“性伪之分”为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非贬义，非“虚伪”之“伪”，而是“人为”的“为”，正如荀子《性恶》篇所言：“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在《正65名》篇中荀子再次重申：“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换句话说，“伪”是通过人的思考和学习后天习得的，而场所就是社会。更具体地讲，“伪”实质就是作为社会规范与制度的“礼义”。可见，“伪”从本质上具有与自然性相别的社会性。所以荀子说：“伪者，文礼隆盛也”。[1（]《礼论》）荀子提倡去性存伪，实际上就是要在社会中，针对人性本恶，通过社会规范、制度和法律来改造人，通过学习、思考和训练来矫抑人性，使之与社会和谐。这是一个将人的生物属性改造成为具有“礼义”的社会属性的过程，也就是政治社会化过程。这个社会化过程为荀子从悲观的人性论向乐观的社会理想的理论跨越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为他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治理思想的论述做了理论的铺垫。荀子十分关注政治社会化实现的途径，尤其对五个因素着重笔墨：其一是社会环境。荀子认为，人的社会化就是以这个环境为基点，它对人性的塑造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恰恰这个环境人们是不可选择的。荀子例证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修，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1（]《劝学》）其二是社会习俗。社会风气与习俗往往根深而蒂固，它在人们步入社会之前就已经横亘在那儿，它不但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甚至可以使人由于长期为习俗所累而丧失本性，荀子说“习俗移志，安入移质“就是这个道理。其三是礼义教化。荀子重师法，认为没有师法，人的本性就会任意地发展而趋向恶；有了师法，才能积礼义而向善，正所谓“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1（]《儒效》）其四是学习，《荀子》开篇即为《劝学》足见学习的重要，“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1（]《劝学》）学习不仅可以开智，更可以识礼知法。当然，荀子的“学”偏重道德与礼义，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学习”。其五是道德积累，荀子认为，无论是君子还是圣人，都有一个道德积累的过程，“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1（]《儒效》）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伪”占有着重要的地位，甚至高于“性”。荀子不仅认定人性本恶，更强调人之能“伪”。圣人若不能“伪”，与常人无异；常人若不能“伪”，则与禽兽一般无二。“伪”被提高到可以赋予人以属性的地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尽管荀子高扬性恶论，但他不否认恶人可以为善，因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去性存伪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就毫无意义，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失去了合法性，恐怕连社会也无从建立。总之，性恶论为荀子的政治哲学提供了理论立足点。与性善论积极地成就善不同，性恶论消极地防止恶，通过社会化过程来去性存伪，将自然的人改造成为社会的人。这就解决了社会人伦道德的根据问题，也将从政治社会化置于必要的地位。这样，荀子实现了理论跨越的第一步。

三、群分相合的社会关系学说

荀子十分关注“群”这一观念。万物并存于宇宙之中而形体各不相同，为什么只有人类才能群居和一？在他看来，“向群”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特征，是人类的自觉行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是他所力倡的去性存伪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终点和归宿，就是一个有序的“群”之社会。荀子将“群”与人类等级名份和组织结构是紧密联系的，“荀子把群体理解为一种等级结构，并由此出发来规定个体，从而使个体进一步从属于等级序列，就此而言，荀子似乎有较孔孟更接近于整体主义的价值原则。”[3（]P85）他将“人力不若牛，跑不若马，而牛马为用”的原因归结为“人能群，彼不能群也。”[1（]《王道》）人要生存，必须战胜自然，而若想战胜自然，就必须过一种集体的、社会的生活，离开群体的人就不可以称其为人，所谓“人生不能无群”。同时，对于怀抱“圣人情结”的荀子来说，这个王道之国的管理者即君主也必须“能群”，所谓“君者，善群者也”。[1（]《王制》）应该看到，荀子试图识别人的真正属性，但荀子并没有揭示出“人所以为人”的本质，他的思维还没有达到认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在于人能从事劳动，能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这个高度。但毕竟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第一个启用“群”作为人社会性特征的思想家，这也使得荀子的政治哲学独树一帜。“人能群”思想表明荀子认为，人类初始是以“群居”的形式而不是“个体”形式存在的，人由于本性向群而群居，但随着人类智识的提高，个体人在从事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渐对自身有了一定的认识，可能会萌发独立出群体关系的微弱愿望和要求，这样，基于人本性而自发构建的原始群体组织就有可能在人本性的冲发撞击下分崩离析；同时人本性的无限欲求与物质资料的匮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这就使人类的生存面临挑战。人们必须思索新的生存出路。由此，深谙时代之音的荀子提出了“分”的应对策略。“分”的思想在荀子政治哲学具有重要地位，“是对孔孟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推拓”。[4（]P12）在孔子那里，“分”这个范畴是隐而不彰的，孔子强调“礼”，且“礼只是一个‘分’字”，[5（]P230）以厘定人已之分的宗旨，但对“分”这个概念并未展开。而在荀子看来，“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分别”、“区别”之义，而有其丰富的内涵，其涵摄范围之广，弥纶宇宙天地、社会人生，无所不包，只要有异可别，便有“分”蕴其中。所谓“明分使群”也只是“分”在群体关系中的一个外化而已。荀子“分”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原始社会从内部发生贫富分化发展到社会大分工的历程在荀子思想的一个映射，这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对于“分”的力量源自何处这个问题，荀子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论。他认为，圣王是“明分使群”的发动者和主宰者。圣王有超凡的力量不受社会规范控制，又可超越礼义。这种“圣人情结”是荀子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一个难以祛除死结。[6（]P35）经过“分”（依据社会分工和角色定位进行划分）以后的社会形态较之划分之前的社会形态（即“人能群”的原始状态）是一种扬弃，一种超越。荀子知道仅仅个体简单集合而成的“群”并不足以构成社会，更不能使之长期维持下去；再加之人自然本性的局限，要想避免纷争与群乱，建立有序之“群”，必须利用“分”，即对“群”进行必要的社会分工与角色定位。“分”即是“群”的前提，又是基础，荀子言道：“人何以群？曰：分”。只有群分结合，才会有和谐的社会关系。荀子的“分”底蕴甚广，但具体到社会关系中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分工，二是角色定位，三是伦理关系。首先，荀子认为社会分工必要而可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已经不能为简单的需要所满足，只有多技能、多样化的工作才能满足人们日趋多元的社会需求，所以说“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同时，个体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说“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只有社会成员之间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发挥专长，互相依赖，才能维持和发展一个正常而有序的社会关系。而社会角色定位主要是指一种等级的差别。荀子强调这种等级差别，并主张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应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只有承认这种“维齐非齐”的等级合理性，才能使人各安其职，保证社会正常秩序。[7（]P48~51）由此，荀子重批墨子的“兼爱”之说。荀子的理论虽有为现实等级制度辩护之虞，但从社会关系的实际境态出发，正视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并努力在这种不平等中求秩序，荀子之说恐怕要比墨子更为深刻，这一点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已受认同。[8]（P82~89）荀子进一步将“分”引申至伦理关系层面，认为人与其它生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有“辨”，即区别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伦理关系。他甚至对每一角色的行为规范都做了详细规定，如人君要“以礼分施，均偏而偏”；为人臣者要“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为人父要“宽惠而有礼”，为人子要“敬爱而致文”，为人兄要“慈爱而见友”，为人弟要“敬诎而不苟”，做人夫要“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为人妻要“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1]（《君道》）荀子认为各个方面“偏立而乱，俱立则治”，哪个方面都不可偏废。这一定论就等于将社会政治中的等级关系视为一种伦理关系。荀子此一“分”点刻出中国社会独有的伦理基质，自此，这一特质被尊为社会正统意识永远地镌刻在儒家道统的丰碑之上，这恐怕是荀子始料不及的。这个伦理学说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说荀子开启了此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所谓纲常名教实不为过。[9（]P69~75）在荀子的理论中，“群”与“分”是社会关系中两大基本要素，只有群分结合才能建立和谐而美好的社会关系，其中“分”犹为重要，只有“明分”才能“使群”，“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但怎样才能建立这样的社会关系呢？荀子认为，除内在的修为外，还需要“义”，即外在的社会规范。社会群体之成立与发展，“不可顷舍礼义”。由此荀子提出“隆礼重法”的社会治理思想。

四、隆礼重法的社会治理方案

篇5

矛盾的分析方法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战无不胜的法宝，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尤为重要。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法。矛盾就是对立和统一，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离。我们在采用矛盾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中，必须把握好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从多角度、多层次去认识和把握问题。第二，矛盾分析方法是内外因分析法。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内因决定的。因此，我们要把立足点放在内因上，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外因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坚决抵制忽视外因作用的错误思想。第三，矛盾分析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我们在研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时，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坚持两点论的前提下，坚持重点论。

（一）通过矛盾分析来找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工作重点当前，大学生是接受大学教育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是国家培养的具备综合素质、专业知识的高级人才。这个群体掌握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结合高校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突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一环。校园文化理念体系强调的是塑造校园文化精神，这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提高教学质量的精神动力，因此，把塑造校园文化精神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在精神的提炼、宣传上下工夫，可以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推动高校发展的巨大动力。

（二）主要矛盾转化决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工作重点转移主要矛盾不仅能确定工作重点，而且主要矛盾的变化还会决定工作重心的转移。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互相转化。原来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或基本解决了，其他矛盾就会突出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及时转移工作重心，去完成新的任务，去制定新的工作方法和建立新的价值理念，集中主要力量去解决新的主要矛盾。在高校建设初期，学生的思想建设是高校价值体系的主要矛盾，只有首先“从思想上改进”才能彻底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但是在新时期，从青年学生所处的环境看，他们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正置身于利益主体多元、思想道德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学生思想的先进性上升为目前的主要矛盾。

（三）矛盾分析时要抓住工作重点的中心环节在众多矛盾中，区分主次矛盾是基础，还要深入到矛盾内部，分析矛盾诸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区分矛盾的主次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决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方向，而且决定着整个事物的性质和方向，是重点中的重点。因此，最重要的是善于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它，就是抓住了工作重点的中心环节，就能取得好的工作效果。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探索方面均取得了积极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之处，矛盾的普遍性还相继存在。如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生的功利意识突出、管理者的思想认识比较片面等现象。文化建设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在调动学生积极性、增强学生凝聚力、弘扬校园文化价值体系理念的同时，我们要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养成学术自由的风气，只有抓住各种矛盾的中心环节，才能进一步提高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推进的科学化研究

（一）加强校园文化理念体系宣传宣传高校思想教育工作是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得到深入的重要手段。文化建设的落实和宣传思想工作是密不可分的，要让体现核心价值的校园文化理念真正进入每个人的头脑，就要落实在每个人的言行上。例如可以推行典型示范，在学生中发现能代表校园精神的闪光的人和集体，抓住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通过典型示范来具体阐述校园文化理念体系，对先进典型进行大力表彰和推广，树立榜样，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开展。

（二）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特点，着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教书育人是高校文化建设的本质所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高校教学工作的基础。而育人是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和魅力，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应有的价值追求，塑造自身的完美的人格。二者是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的。因此，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例如在着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建设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融入社会，做到学以致用，并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加强良好的校园风气建设，把校园风气建设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良好的校园风气有助于创建和谐的校园，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让教师作为良好风气的带头人，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将校园风气建设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学生克服困难，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加强学生之间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