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古代文化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汉字与古代文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其实，农业的“农”字的古文字字形，正记录了蚌壳和农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农，小篆作“ ”，其对应的楷书写法作“ ”。《说文》解释说：“ ，耕也。从辰，囟声。”其中的“ ”是两只手的变形，农耕需要用手，这自然很好理解。但其中的“辰”是什么，“囟”又是什么，就很难从小篆字形中看得出来了。于是，我们只好追溯更早的字形，看能否找到答案。

“农”金文作。从这个字形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来“ ”中的“囟”并不是声符，而是“田”的变形。“田”四周有四个“屮”，合起来就是“”，也就是草莽的莽，表示田野里草木十分茂盛的样子。田里长满野草，要想种庄稼，就需要先把杂草除掉，字形的下面，正像手拿工具除草的样子。其中表示除草工具的部分，与小篆字形对应起来，正是其中的“辰”。那么，“辰”究竟代表一种什么样的除草工具呢？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辱》：“寻辰字龟甲金文皆作蜃蛤之形，实蜃之初字。”杨氏认为辰这种农具就是“蜃”。蜃是一种大蛤蚌，古时候没有铁器，农民是用蜃壳来翻土除草的。这在《淮南子•论篇》中有记载：“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高诱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秽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龙山文化都出土发现了蚌制的镰。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多为河流冲积的黄土地带，这里土壤肥沃而疏松，使用不太坚硬的工具，就可以进行耕作，这是石制和蚌制农具在当时得以广泛使用的原因。直至西周时期，石、蚌类农具仍大量使用。这时的蚌制农具已有“蚌耜”、“蚌铲”、“蚌刀”、“蚌镰”等。前二者是整地农具，后二者是收割农具。

“辰”和“囟”的来历搞清楚了，“ ”字的构形问题就好解释了。把田、、辰三个部分结合起来理解，就可以得出这个字的本义：两手持蜃壳除去田里的杂草叫农。远古之时，森林遍布，在耕种播种之前，必定先要砍伐树木，清除野草，没有金属工具，只能靠打磨石器、木器或者蚌壳来作为生产工具，故先民手持摩锐之蜃壳以铲除杂草，翻松土壤，以便种植庄稼。故《汉书•食货志上》说：“辟土殖谷曰农。”（辟：开垦）

还有几个字与“农”关系十分密切。先看“早晨”的“晨”字。“晨”字小篆作。《说文》说：“ ，早、爽也。从从辰。辰，时也。辰亦。”许慎把“ ”当形声字来解释，是他没有真正理解“䢅”的构意。“晨”甲文作、，从辰从二屮，或从二木，与我们前面分析的“农”字构意完全相同。其实，“晨”和“农“本来就是一个字。农是下田除草，古人农耕非常辛苦，往往是“夙兴夜寐”，早晨起来就开始干活了，所以，当时人们就直接拿表示干农活的“农”字来表示早晨。后来“晨”字才逐渐从“农”字中分化出来，先写作“ ”，从从辰，表示双手持蜃，其构意与“农”字仍无区别；后来为了强调早晨的时间意义，就改成从日作“晨”了。

再看“辱”字，其字从辰从寸。寸在汉字中一般都是表示手，和“ ”中“ ”的作用相同。因此，从辰从寸的“辱”和从从辰的“ ”，在构意上也就没有区别了。这说明，“辱”字同样是从“农”字分化出来的。“辱”本指以手持蜃除草的动作，也可指除草的工具，其字可加草字头作“蓐”（用“辱”字表示耻辱是假借的用法）。后来出现了木制的除草农具，“蓐”便又分化出“”；再后来出现了金属的除草工具，“”便又可写作“”。《说文•木部》：“，薅器也。从木，辱声。，或从金。”

“”字还有一种从“耒”的写法，即“耨”。《吕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高诱注：“耨，所以来耘苗也。刃广六寸，所以入苗间也。”据“柄长一尺，刃广六寸”可知，是一种很短的除草工具，人们使用时的姿势与持蜃并没有太大区别。

表示除草工具的“”之所以可以写作“耨”，是因为“耒”字本身就是一种农具。如果说蚌制农具是我国最早的生产工具之一的话，耒则是在传统农业中最为重要、使用历史最长的一种工具了。耒的使用是伴随火耕的需要而来的，火耕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大规模的耕作方法。对于火耕而言，漫撒和点种是两种主要的播种方法。点种的主要工具就是尖头木棒。但是尖头木棒毕竟效率不高，先民为了满足增产的要求，在原始农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改造了尖头木棒，形成了一种新的农业工具。这种新农具把尖头木棒延长，长到可以立着身子把持它的程度；同时在它的下部，距离尖端不远的地方，添加上一个短小的横木，用它作为踏脚，以便使木棒更容易深入土壤。这样，人们劳作时就省力多了。这种改造了的原始农具是“耒”的前身――“力”。

力和耒是甲骨文中所见的除蜃之外的主要发土工具。《说文解字》说：“耒，手耕曲木也，从木从丰。”金文“耒”字形作或，从形体上可以看出，“耒”是一种带有两个杈的木棒，木棒上部是弯曲的柄，下部是分叉的耒尖，曲柄弯曲的方向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金文中耒字又作 或 ，像手握耕具之形。

甲骨文“力”字作， ，是独体象形字，从形体上看，是一种曲木棍上绑着踏脚横木的单齿发土农具。许慎《说文解字》说：“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御大灾。”这是说“力”的本义是人体的肌肉筋腱，引申出“力量”的意义。许慎的说法并非“力”的本义。徐中舒曾明确表示：力象耒形，金文中从力之字，有时也从耒。如“男”字，《说文》说：“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男”字甲骨文作，确实是从田从力，不过这里的“力”不是用力的“力”，而是表示“力”这种农具。金文的“男”字又在“力”的上面增加了“手”形，作，像手握“力”这种农具耕田的样子。金文中“男”字还可以写作，， ，“田”下的形体由“力”变成了“耒”。可见，“力”和“耒”在古文字字形中是可以通用的，二者形体比较接近，只是“力”下面没有歧出的杈形，而“耒”下面有歧出的杈形。

谈到“耒”，就不能不说一下“耜”，因为古书中“耒耜”经常连用。从“耜”字从耒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耒耜同为起土的工具，耜的形状和今天的铲比较相似，它起土的功效比耒好。《易•系辞》是最早记载古人发明耒耜的文献：“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从“斫”和“揉”两种制作方法上，可以看出“耒”和“耜”在形制方面的不同：“耒”是用火烤的，而“耜”则是用砍削的方法做成的。“揉木为耒”就是用火将尖木棒柄部烤出合适的弯曲度；“木为耜”较耒复杂，需要将整段木材劈削成圆棍形的柄和铲状的刃。“耒耜”是古代耕种的主要农具，二者连起来常用作各种农具的泛称。因此人们在为其他农具，特别是木制或装有木把的农具造字时，常常以耒为构字部件，如“耙”、“”、“”等。

篇2

“火”字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写法,如、、等,都是像火焰之形的象形字,其上的点画像火星飞溅的样子。火的颜色为“赤”,“赤”字甲骨文作、、等形,小篆作,从大、火会意,大火之色即为赤色。《尚书•洪范》:“火者,赤色也。”在商代卜辞中,“赤”字也多表示火的颜色。也有学者认为,赤字从大从火,其中的“大”并不是大小的“大”的意思,而是像大人之形,从大从火是表示用火来烧人,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刑罚,或者是当时的一种祭祀仪式。《摭续•二九一》中说“贞,勿赤”,赤用为动词,很可能是焚人以祭祀的意思。《铁•一•二》:“癸卯卜,贞,又赤马……”所谓赤马,则可能是焚马以祭祀之义。

与大火相对的是微火,微火最初用“幽”字表示。“幽”甲骨文作、、、等形,从火从会意,其中即丝字,丝线的特点是比较细微,故从火从正可以表示微火之义。引申为凡微小之称。《尔雅•释诂》:“幽,微也。”如今杭州等地仍将微火叫作幽,这是古代汉语在现代方言中的遗留。由于甲骨文中“山”和“火”形体相近,经常发生混同,所以后来“幽”字就变成从山了。《说文解字》中小篆的“幽”字作,从山从,这其实是从火从的讹误。

《管子•轻重》记载:“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腥,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学会用火加工食物,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大进步。如“炙”字,小篆作,《说文解字》云:“炮肉也。从肉在火上。”所谓“炮肉”,就是以火烤肉。籀文作,添加了一个表示肉串的偏旁,进一步说明了“炙”的具体方法,是将切割好的肉块用东西串起来进行烧烤。《诗经•小雅•瓠叶》:“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毛传曰:“炕火曰炙。”孔疏:“炕,举也。谓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这些释义正可与《说文解字》籀文相印证。火烤是人们最早掌握的加工食物的方法,后来随着陶器的发明,人们才知道燃火于器皿之下,用沸水来煮熟食物。例如“爨”字的构形,正反映了烧火煮食的形象。“爨”字小篆作,上像两手持釜甑等灶具之形,中间“冂”像灶门,下像两手持木柴添入火中,几个部件组合在一起,正是一幅烧火做饭的画面。

除了用来熟食,火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照明。如“叟”,现在作老叟讲,但其最初的意思是搜寻。“叟”字小篆写作,甲骨文作,上像屋舍,下像一只手高举火把,组合起来正是手持火把在屋中搜寻的形象。隶楷之后,“叟”的形体发生讹变,全然看不出本来的意思了。据《方言》记载,战国时代齐、鲁、卫等国将老人称作叟,《说文解字》也说“叟,老也”,可见“叟”作老叟讲也是很早就出现了。为了区分搜寻和老叟这两个意义,人们便在表示搜寻义时增添了提手旁,写作“搜”。

火在古代田猎活动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原始围猎的主要方法就是焚田。所谓“焚田”,就是以火烧毁丛林草木,使百兽无处隐匿,最终被火围困在中央,便于集中捕杀。《尔雅•释天》:“火田为狩。”郭注:“放火烧草猎亦为狩。”“焚”甲骨文作、、、、、等形,从火从林,或从火从,或从火从木,像以火烧草木之形。古文字中从与从林、从木意义往往无别。甲骨文“焚”字还可以写作,这是较为复杂的写法,下面增添了秉持火炬的一双手,但整个字的构意并没有发生变化。商代卜辞中,提到“焚”的时候都是指的田猎之事,这可能是由于上古时代草莽丛生,禽兽繁衍,所以卜辞屡见焚田的记述。如《甲骨文合集》10198片:“翌戊午焚,禽(擒)?”意思是说,第二天以烧山林的方式打猎,能够擒获野兽吗?先秦其他典籍中也有不少焚田围猎活动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元年》:“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焚焉。”《孟子•滕文公》:“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可见,这种围猎方式在古代十分常见。但是,焚田而猎的方式有似于竭泽而渔,不利于动物的繁衍,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危害,如《韩非子•难一》:“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但在远古那种生存环境中,人们的这种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火在这两件大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字,小篆作。《说文》:“,柴祭天也。从火从。,古文字。祭天所以也。”“”字甲骨文作、、、等形,像木柴架在火上燃烧的样子,周围的点画象征四溅的火星;下面有的加“火”,有的不加“火”,这只是形体繁简的不同,构意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积薪烧之。”邢疏:“祭天名燔柴。《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说的就是烧柴以祭天的仪式。《吕氏春秋•季冬纪》:“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高诱注:“燎者,积聚柴薪,置璧与牲于上而燎之,升其烟气。”燎祭就是将玉帛、牲畜置于燃烧的薪柴之上,用产生的烟气上达于天来祭天的仪式。这里的“燎”就是“”字。“”字形里本来是有“火”的,但由于字形的讹变,其中的“火”看不出来了,为了强调“”与火有关,人们就在“”的形体上又添加了一个“火”,这是汉字顽强地坚持表意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其实,在小篆形体中,“”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看不出木柴燃烧的形象了,许慎根据小篆字形所做的解释并不符合“”字的最初构造意图。

火在战事之中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例如《说文》火部:“烽,燧,候表也。边有警则举火。”意思是说,烽火和燧一样,都是古代望敌情用以报警的信号。在交通极不发达、通讯手段极其有限的古代,一旦边关告急,人们靠什么来快速传递信息呢?火便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无论是白天或夜晚,火都可以靠其光亮和浓烟,将信号迅速传至远处。《史记•周本纪》:“幽王为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燧火,诸侯悉至。”说的正是以烽火来调遣军队的事。用烽火调动军队,是关系国家安稳的很严肃的大事,但是周幽王却为了博得妃子一笑,竟然用烽火戏弄诸侯,最终招致国灭身亡,为天下人耻笑。周幽王是西周时期最后一个君主,是个荒无道的昏君。周幽王贪爱美色,邻国投其所好,为他选送一个名叫褒姒的绝色美女。幽王虽然对褒姒百般宠幸,但褒姒却面若冰霜,始终不肯启齿一笑。幽王为此十分烦恼。有个叫虢石父的佞臣,替幽王想了一个主意,提议用烽火台一试,幽王不顾国家安危,竟然答应了。他带着褒姒登上骊山烽火台,命令守兵点燃烽火。一时间,狼烟四起,烽火冲天,各地诸侯一见警报,以为京城告急,急忙带领本部兵马急速赶来救驾。到了骊山脚下,却见幽王和褒姒高坐台上,饮酒作乐,诸侯们才知道是被戏弄了,纷纷怀怨而回。褒姒见千军万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同儿戏一般,觉得十分好玩,禁不住嫣然一笑。幽王见状大喜,立刻重赏虢石父。结果,等到后来犬戎真的打过来时,幽王再命令点燃烽火,诸侯们因上次受了愚弄,这次害怕再被愚弄,就都不理会了。幽王最终被敌兵乱刀砍死,西周也因此而亡。

篇3

不同地区的文明在起源于水边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而不同民族对“水”的认识却可能存在差异。水字在甲骨文中写作,像水从高处顺流而下之形。而古埃及文字中的“水”则写作,像水面波纹之形。这两种古老的文字在造“水”字时,同样地直接取象于水的形态,然而却一为竖,一为横。甲骨文之“水”是顺势而流,描绘的是水的流动之貌;古埃及之“水”是平面的水纹,描绘的是静止的水面。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地貌来寻求原因。我们知道,中国与埃及的地势是不同的,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发源于西部的高原和山区,顺着地势向东而流,先民们首先观察到的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于是取水的流动之态而造“水”字。尼罗河发源于非洲中部,流入埃及后已经是下游,所以埃及地势开阔平坦,支流呈发射状,而非朝一个方向流淌,水面也相对平静,于是以微波荡漾的水面来造“水”字。由于地貌的差异,形成了同样是象形的“水”字,一为竖的流动状,一为横的静止状。另一方面,汉字字形在某种程度上受汉民族思维习惯的影响。在古人观念中,水沿着河道流淌才是常态,而水横流则是水灾。

水顺着河道而流,可以灌溉天地,为民谋利,故为“水利”。《说文》中有(即“畎”字)、(即“浍”字)、川三字,小篆分别作,,,皆像水顺流之貌,是上古时期的农田水利设施。从形体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是水流大小不同。《说文・部》:“,水小流也。”小篆像一弯小小的水流的样子,表示田间小的排水沟或引水渠。《说文・部》:“,水流浍浍也。”“浍”从水会声,“会”同时也表义,表示会合水流之义,所以“”就是由小水流汇合而成的较大的排灌渠。“川”字在甲骨文中写作、、等形,其构意均像两岸间有流水,故指流通的水。农业文明兴起后,引河水灌溉农田,“川”便成了农田水利设施。《说文・川部》释“川”曰:“川,贯穿通流水也。《虞书》曰:距川。言深之水会为川也。”大意是说,把和等水流深挖疏通,使它们汇集在一起,就成了“川”。《周礼・考工记・匠人》把田间的灌溉渠, 按其大小和所在位置的不同,分为、遂、沟、洫、,最后由汇集成川。可见,在整个排灌系统中,“”最小,“川”最大,中间依次有遂、沟、洫、,一共六级,水利设施非常完善。这说明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很早就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目前已发现距今6000多年的原始水田遗址及其排溉设施,如在公元前4700年左右的浙江吴兴邱城遗址中发现了大小不同的排水沟和引水渠。《诗经》中也有引水灌田的诗句,《小雅・白华》载:“池北流,浸彼稻田”,讲的就是用池的水来灌溉稻田。

水横流则为水害。汉字古文字中也有像古埃及“水”字类似的形体,但却是用来表示大水泛滥成灾。甲骨文中有、等形,皆是大水横流之形,表示水不顺河道流淌,是水灾之“灾”的本字,体现了古人“不顺”即为“逆”,“逆”即成“灾”的观念。“灾”字在甲骨文中还可以写作,在“川”中加一横,意为河流中间被堵塞。大水横流,河道被壅塞,水便不能顺流入海,势必造成大水漫溢,淹没农田,摧毁村庄,影响人类的生存,可见古人对水患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在世界各大洲的古老民族中几乎都有关于史前大洪水的传说。在中国,相传在远古时期,上天发大洪水惩罚人类,地面上一片,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两人躲在大葫芦里才幸免于难,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在西方,则有诺亚带着家人登上方舟躲避洪水的故事。在苏美尔、印第安等许多古老民族中都有这样的神话传说,因此,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始于大洪水传说。

在洪水侵袭时,古人并不是束手待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与洪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流传着很多治水的故事。在中国,最为广泛传颂的治水英雄就是大禹。上古尧帝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尧先派鲧去治水,鲧花了九年时间,采用“堵”的方法,没有把洪水制服,被处死了。尧又派鲧的儿子禹去继续治洪水,禹吸取父亲的教训,采用开通淤积、疏浚河流的方法,带领群众凿开了龙门,挖通了九条河,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禹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了洪水。“疏浚”的“浚”又写作“”,其古文字字形正反映了古人疏导河流的治水方法。“”,甲骨文写作、、,从从或,像剔去筋肉后的残骨,旁边的小点是剔下来的肉屑,或是坎。小篆写作,“”省去了旁边的小点并整齐化,坎变成了“谷”字,《说文》释为:“深通川也。从谷。,残也;谷,坎意也。”其中的 由残骨而表示残穿、凿穿,“深通川”就是要用凿穿山谷、深挖隧道的方式疏通水流。这正是《尚书・禹贡》所记载的大禹治水的方法:“禹别九州,随山川。”意思是说禹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并顺着山势开凿水道,疏通水流。

虽然古文字的“水”取象于水流动形,但古人对静止的水也有细致的观察。静止的水面可以照出人影,所以在青铜镜产生之前,古人就用一盆水来充当镜子。甲骨文中有几个形体:、、,构意均是一个人俯身对着一盆水照自己的脸。这几个形体就是后来的“监”字,本义为以水照容貌。后来发明了铜镜,便在“监”旁加一义符“金”,写作“”字,现在又简化为“鉴”。《庄子・德充符》所说的“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正是用的“鉴”的本义,意思是说没有人用流动的水来照影,而是用静止的水来照。水能忠实地反映人的美丑,这个特点被应用到政治上,就有了《尚书・酒诰》中的名言:“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是以用水照影打比方,说明一条抽象的政治哲理:黎民百姓就像水一样能照出统治者的形象,统治者应该以黎民百姓为镜子来照出自己的政德。

篇4

“陶”是形声字,义符是阝,阝是“阜”字作偏旁时的省变,从“阜”的字意义都跟高地有关。那么,陶器的“陶”字怎么会与高地有关系呢?《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陶,再成丘也,在济阴。从阜声。《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所谓“再成丘”,按照三国时期孙炎的说法,是“形如累两盂”的土丘,也就是像两个摞在一起的用土烧制的陶器盂一样,当地因丘而得名,所以地名叫陶丘。这个地方汉代属于济阴郡,大致在现在山东的定陶附近。据说尧最初曾被封于陶丘,后来又迁到唐地,所以才称为陶唐氏。也正因为如此,尧的子孙后来才有的以陶为姓,有的以唐为姓。姓陶的祖先还有另外一支,那就是舜的后代。舜的后人虞阏在周朝时做了“陶正”的官,也就是专管制作陶器之事的官,后来虞阏的子孙就以官为姓,也姓陶。《姓纂》上解释陶姓的来源时说:“陶唐氏之后因氏焉。虞阏为周陶正,亦为陶。”很简要地概括了两支陶姓的来历。可见,“陶”字之所以可以表示高地、地名以及姓氏,都跟陶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实,陶器的“陶”是因为用来表示陶丘才加上了“阝”字旁,原来表示陶器的字只写作“”。“”字金文作、,右上方像一个弯腰的人形,中间部分表示工具杵,最下面像一器皿,整个字形像一个人持杵在器皿中捣东西。具体是捣什么呢?《老子》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其之用。”《荀子•性恶篇》也说:“故陶人埏埴而为器。”唐代杨注解说:“埏,击也;埴,粘土也。击粘土而成器。”通过捣击粘土而制作陶器,这正符合“”字的金文构形。原来,“”字中的那个人,是在拿着杵在器皿里捣粘土呢!这是制作陶器必需的程序。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学会将具有黏性的土壤捣碎,用水调和,利用土的可塑性塑成各种器物。所选的粘土也是非常讲究的,《释名•释地》:“土黄而细密曰埴。”只有这种细腻的黄土,才能制作出精美的陶器。

《说文》对“”字是这样解释的:“,瓦器也。从缶,包省声。古者昆吾作。案:《史篇》读与缶同。”所谓“瓦器”,是一切用土烧制的器具的总称,这一点我们在以前讲“弄瓦之喜”时已经说过。而说“”的结构是“从缶,包省声”,这是许慎没有见到过“”的金文写法的缘故,他把“”字中人形解释为“包”字的省简,这是一种误解。许慎说“古者昆吾作”,是对古代传说的记述。昆吾是夏商之际的一个部族,据说是颛顼的后裔吴回的后代,吴回在帝喾时期成为了南方的部落首领,曾接替他的哥哥成做了“火官”,即专门掌管火的官员。昆吾掌管火,他的后明烧制陶器的技术,这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许慎还引用《史篇》说,“读与缶同”,这正点明了“”字与“缶”字的密切关系。“缶”甲骨文作磐,如果再在右上边加上“人”形,就成了金文的“”字了,可见,“”“缶”二字实同出一源,都是表示捣土制陶之义。所以《说文》对于“缶”的解释也是“瓦器”。

缶作为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很常用,多用来盛酒浆、粮食或其他小件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贵重的宝物。所以宝贝的“宝”字中原来就有个部件“缶”。“宝”繁体字作“”,金文作、等,从宀从贝从玉从缶,表示把贝、玉这些宝物储藏在缶中,放在房子里藏起来,由此会合出“宝”字含义。由于“宝”与“缶”古音相近,所以也有学者把“缶”理解为“”字的声符。

缶除了作日常储物的容器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用,那就是充当打击乐器。《周易》:“不鼓缶而歌。”《墨子》:“息于瓴缶之乐。”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真秦之声也。”这些记述说明,瓮、缶、瓴之类的陶器具古代经常被用作乐器。受缶类陶器可以充当打击乐器的启发,先民创造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陶制乐器,如陶埙、陶鼓、陶铃、陶钟、陶角、陶响球等乐器,演奏方法有吹奏、有击奏、有摇奏。在西周初年,人们依据制作材料将乐器分作八类,即:金、石、土、草、丝、木、匏、竹。这就是所谓的“八音”。其中的“土”就是指陶制的乐器,可见陶器在先秦时期的音乐生活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

用手工捏制的陶坯通常做工粗糙,厚薄不均。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陶均。陶均是一种水平固定在短轴上的木质圆盘,人们将陶坯放在旋转的陶均上,在缓慢转动中逐渐修整陶器使之光滑均匀。“均”字从土匀声,它其实是由“匀”孳乳而来的,与“匀”的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匀”的古文字构形,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我们认为,甲骨文中被人们释作“旬”字的、、等形,就应该是“匀”字,其构形正像将捶打好的泥片旋转着置于陶均之上,其中的一个短的笔道,像用木铲之类的工具将多余的泥片切掉。这样的工具在制陶过程中是很常用的(如图)。由于陶均的作用就是使陶器更加细腻匀称,所以“匀”就引申出均匀的意义,为了与均匀的意义相区别,表示陶均时便加“土”旁作“均”。又由于陶均是转圈的,这正与古代表示时间以十天为周期循环往复的情形相似,所以古人便借陶均的“匀”表示十天,后来又增加“日”旁作,这样就分化出了“旬”字。因此,“匀”、“均”、“旬”三字属于同一字源。

陶器必须用高温才能烧制成功。在制陶的过程中,先民逐渐认识了各种原料在高温烧制下发生的形态变化,当他们尝试用高温烧制金属矿物时,冶金业也就慢慢出现了。可以说制陶技术的发展为金属的冶炼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陶和冶都需要高温烧制,所以后来二者组合成一个双音词“陶冶”,比喻在困境中磨练培养人的情操。

陶冶的“冶”字,《说文》解释作“销也,从台声”。,是古“冰”字。许慎认为冶炼金属就像融冰一样,所以用“从”释“冶”。但是,考察“冶”的早期字形,并不从“”。战国文字中“冶”的较典型的写法作,从刀从火从口从二。从火很好理解,从刀(或从刃、从斤)表示冶炼而成的器具,而从口从二则众说不一。不少人认为,“口”“二”是羡符,也就是多余的没有实际意义的笔画。不过,联系“金”字的构形,将“二”理解为羡符的说法似乎并不能成立。

“金”在古代是金属的总名,并不专指黄金,常见的有所谓的“五色金”,即黄金(金)、白金(银)、青金(铅)、赤金(铜)、黑金(铁)。“金”字金文写作等形,人们对其构形的认识并不一致。但多数人认为字中的两点或三点像金属饼块或矿石之形,右侧下面是“土”字,表示金生自土中,上面的即是“今”字,充当声符。在西周铭文中,“金”有时就写作,足以证明这些点并非羡符。同时也说明,冶炼的“冶”字中的“二”,既不是冰,也不是羡符,而是用来冶炼金属器具的金属饼块或矿石。

“矿”字的古文作。段玉裁解释为“在石与铜铁之间,可为铜铁而未为成者也”,也就是矿石。字的构形应该是模仿矿井的形象。据《周礼》记载,当时就已经有“人”这样的官职,专门掌管金玉锡石之地,甚至在殷商卜辞中就已经出现视凿金于山为国之大政的描述。这说明,矿石的开采和管理很早就受到官方的重视。

冶炼金属的目的就是要铸造各种各样的金属器械。“铸”字《说文》解释为“销金也”。甲骨文和金文作、等形,上面像两手掬着铸器,下面为器皿,器皿内有火。也有人认为前一形体像手持器具将金属液倾倒入器皿之中,这个器皿就是铸造器具的模型,也就是所说的“范”,“模范”二字连起来可以指典型和榜样,就是从铸造器具引申而来的。“铸”字后来到睡虎地秦简时变成了,由金、火、寿三个部件组成,前两个部件表意,后一个部件表音,整个字变成了形声字。再后来,部件“火”省去,就成了现在的左金右寿的“铸”字了。

篇5

饮食进入文化的范畴，要从熟食开始。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已经在考古资料中得到了印证。自从学会用火之后，人类才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期，从而真正步入文明时代。因此，火促进了人类饮食习惯的重大变革，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礼记》在追溯人类与火的历史时说：“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郑玄注：“炮，裹烧之也；燔，加火上；烹，煮之镬也；炙，贯之火上。”这里所说的炮、燔、烹、炙，是当时用火加工食物的四种方式，它们的不同特点大致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中得到反映。

“炮”字从火包声，其中的部件“包”除了表示声音之外，还表示包裹的意义。郑玄注所说的“裹烧之”，也就是用泥巴包裹着食物放进火里去烧，这种加工食物的方式类似于现在的“叫花鸡”。关于叫花鸡，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古时候江苏常熟有个叫花子，有一天很幸运讨了一只鸡，他怕其他叫花子知道后也来分享，便将整只鸡连毛用荷叶包裹好，再涂上泥巴伪装起来，胡乱塞入火堆里烧烤，等别的叫花子都不在时，他赶忙把鸡从火堆里扒出来，砸掉裹在外面的泥巴，惊喜地发现，烧鸡不仅通体金黄，而且味道异常香酥可口，还略带泥土的芬芳，堪称是鸡中极品，从此以后叫花鸡便成了一道名菜。其实，从“炮”的字形以及《礼记》的记载来看，类似叫花鸡的做法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燔”和“炙”都是放在火上烤，在古代二者肯定是有区别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二者到底有什么不同了。从“炙”的字形看，下面是火，上面是“肉”的变形，再结合郑玄所说的“贯之火上”，可以想见“炙”是将肉串起来，架在火上去烤，估计与现在的烤羊肉串的做法差不多吧。不过，当时的烤法不一定非得把肉切成小块，有时候也会把整只动物串起来架在火上烤。

“烹”是一种用水煮食物的熟食方法。“烹”字原来没有下面的部件，只写作“亨”。甲骨文作，金文作，《说文》作。《说文》所解释的本义是把煮熟的食物献给鬼神。其字形有的说是像宗庙之形，有的说像盛满食物、上面加了盖儿的器具之形，但各种说法都离不开宗庙祭祀，由此可见熟食与祭祀之间的密切关系。“古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当时烹饪的目的也不像今天这么单纯，当时除了要供给人们膳食之外，还有很大比重用作鬼神的祭品。《周礼》有一种官职叫“亨人”，其职责就是在准备祭祀品的时候，专门负责煮食物的火候大小和锅中水量的多少。《周礼》还有两种和做饭有关的职务，叫“内饔”和“外饔”，“饔”的意思就是熟食，内饔是掌管宫廷内王、后和世子们的伙食的，外饔是掌管祭祀时设计祭品的。亨人在内饔、外饔的工作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水量和火候的把握，是食物煮得好坏的关键。

其实，不仅“烹”、“亨”二字本来是一个字，还有享受的“享”，也与“烹”字属于同一字源。“烹”、“亨”、“享”在古文字中同为一形，后来才逐渐分化成三个意义密切相关的字。煮食物的意义专用“烹”字；食物煮熟之后，供奉给宗庙上的鬼神，诚意通达于鬼神，这样便有了亨通的“亨”字；鬼神闻到祭品的馨香，便欣然享用，这样便有了“享”字。直到现在，方言里还有将这几个字混用的情况，如湖南北部某些地区称用铁锅烧水为“享水”，用瓦罐把茶烧开叫“享茶”。通过“烹”、“享”、“亨”几个字之间的渊源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烹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饮食与祭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烹”字现在与“饪”连用，构成一个双音词，泛指做饭做菜。但在古代汉语中“烹”、“饪”很少连用，即使连用，也是各有各的意思。烹是煮的意思，而饪则表示把食物煮得熟透。《说文》：“饪，大熟也。从食，壬声。”《论语•乡党》：“失饪不食。”何晏注释说：失饪，“失生熟之节也”。也就是说，煮食物必须熟度刚好，既不能半生不熟，也不能过于熟烂，这样才符合礼仪的要求。特别是祭祀的时候，食物的生熟度如果不符合标准，是绝对不能用作祭品的，否则就是对鬼神的不敬。“烹”“饪”二字连用，最早见于《周易》：“鼎，象也，以木翼火，烹饪也。”这里的“烹饪”虽然连用，但还没有成为一个双音词，其中“烹”表示煮的过程，“饪”表示煮的结果。“烹”、“饪”相连，构成了食物原料由生变熟的一个完整的加工过程，反映了古代由烤炙的熟食法发展到烹煮的熟食法，再到讲究食物生熟度的进程。

“烹饪”是对食物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饮食”则是对“烹饪”的成果的享用。“食”字很早就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意义，既可以指吃的动作，又可以指吃的对象。但并不是所有吃的对象都可以叫食，最初食是专指主食，“食”泛指一切食物是后来的事。“食”字甲骨文作“”，一般认为像一个盛食物的器具，上面像器具的盖子，下面是盛食物的圆形器具。这种圆形的盛食器应该就是“簋”，因为其形象与“簋”的字形非常接近。“簋”是古人盛黍、稷、稻、粮等主食的器皿，圆形，上面有盖子，以便使食物保温。《说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这里以“方器”释簋是错误的，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凡自铭为“簋”的器物大多为圆形，因此应释为圆器。郑玄注《周礼•地官•舍人》说：“方曰，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具体来说，簋的形状很像大碗，一般为侈口、圆腹、圈足；或木制，或陶制，或以青铜铸造。商代簋多无盖，无耳或两耳。西周和春秋初期簋的形制有较大发展，常带盖，有两耳或四耳，间有带方座或附有三、四足者。到春秋中晚期，簋作为食器已经不很流行，只是在传统的礼器体制中尚有发现，但形制有了较大变化。“簋”字甲骨文作，金文作或，字形的左半边像簋中盛满饭食，右半边像手持匕匙、从簋中取食之形。《韩非子•十过》：“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可见簋是古人吃饭的主要用具。

对于“食”字的构形，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下面像盛食物的器具，而上面的则像倒着的口，表示人张开大嘴趴在盛食器上来进食。这种说法似乎不太符合实际，因为“簋”这种盛食器有时候直径可达几尺，需要借助勺、匙之类的器具辅助，直接用嘴趴到簋上进食是不方便的。

“食”古代经常与“饮”连用，表示吃喝的总称。《诗•小雅•绵蛮》：“饮之食之，教之诲之。”郑玄笺：“渴则予之饮，饥则与之食。”可见，“饮”与“食”的分工是很明确的。“饮”甲骨文作，像人俯首吐舌、捧尊饮酒的形象。其中是人的身体，是酒坛子（即“酉”字），是倒过来的“舌”字。从字形来看，“饮”字的造字意图本来是专指饮酒的。到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中，“饮”字形体中的酒坛子没有了，而是变成了从水今声的。由最初从“酉”发展到后来从“水”，说明“饮”已经不仅仅指“饮酒”了。到了周代，“饮”还发展出与酒相对立的意义：酒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烈性酒，饮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饮料。例如，《周礼》就专门设有酒人和浆人两职，酒人掌管较为浓烈的酒，浆人则掌管所谓的“六饮”，包括水、浆（清酒）、醴（甜酒）等比酒淡薄的饮品。酒与饮的分称，说明当时酿造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已经能够控制酒味的厚薄，并详细区分其等级了。

篇6

在本刊2007年第7期《汉字构形的文化解读》一文中,我们曾分析过表示怀孕的“身”“孕”和表示生育的“毓”等汉字的形体,汉字构形形象再现了妇女生育的过程。经过十月怀胎,母亲期待着胎儿能平安出生,健康成长。但是,由于古代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孩子出生后常常有夭折的危险。夭折的“夭”在古文字中是个象形字,甲骨文作,小篆作,像一个人歪着头的样子,表示小孩已死,头直不起来了。夭折的“折”甲骨文作,右边的部件像一把斧头,也就是后来表示斧头的“斤”字;左边表示被砍断的草。从字形可以看出,“折”的本义就是折断的意思。用草木的折断表示小孩的夭折,是一种比喻的引申。甲骨文“折”字还有一种写法作,在左边草的中间加上了一个小方框,这是一个指示性符号,目的是为了强调左边是一棵草被砍断了,而不是并生的两棵草。这种写法在后来的西周金文和《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籀文(即《说文》所保留的战国秦文字,因与《史籀篇》中的字形相似而得名)中也得以继承,分别写作和,其中的小方块改成了两短横,其构意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说文》在解释籀文的字形时,却对其中的两短横的作用产生了误解。《说文》说:“,籀文折,从在中。寒,故折。”其中“”即古“草”字,“”即古冰字。许慎将断草之间的两横误解为冰,于是把籀文“折”的构意解释成“草在寒冷的冰中,必然会被冻折”,这样的解释显然不符合古文字的构造意图。

那么,夭折的“折”又是怎样变成现在的提手旁了呢?《说文》除了收录“折”的籀文字形外,还收录了两个小篆字形和,前者是作为正字字头收录的,后者是作为小篆的异体字收录的。《说文》:“,断也。从斤断草……,篆文折从手。”作为正字头的的左部件,仍然可以看出是断草的形象,所以《说文》把“折”收在部。但这时候的断草几乎已经连在一起了,与小篆“手”的写法非常接近,又由于折断的意义确实与手的动作有关,于是人们便逐渐把断草旁写成了手字旁。

婴儿夭折,由于尚未成年,所以不能按照成年人的葬礼那样埋葬。在距今5000年到70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中,夭折的幼儿往往被贮以瓦罐,用盆、钵覆盖罐口,埋葬在住房附近,盆、钵中央留出小孔,以备灵魂出入,这种埋葬方式叫“瓦罐葬”。但是古代婴儿夭折最普遍的埋葬方式是“弃葬”,也就是直接用草裹着弃之于荒野。这一点可以由“弃”的字形结构得到证明。“弃”甲骨文作,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解释说道:“字象纳子箕中弃之之形,古代传说中常有弃婴之记载,故制弃字象之。”甲骨文另外有个字,像双手拿着扫帚和簸箕清扫垃圾的样子,这就是现在的“粪”字。《说文》:“粪,弃除也。”“弃除”也就是把清扫的垃圾丢掉。“粪”字甲骨文还可省去扫帚形,写作。将甲骨文的“粪”与“弃”相对比就可以发现,原来,甲骨文的(“弃”)字正是在(“粪”)字的基础上添加了部件“子”,这样,其构意也就从丢掉垃圾转而指丢掉夭折的婴儿了。“弃”字金文或作,双手没有变化,像簸箕的部分变得复杂了,而像子的部分则变成了头朝下的“子”,从而更强调了簸箕里的子是死去的婴儿。此字到秦简中演变成,与“弃”繁体字“”十分接近。《说文》古文作,省去了中间的簸箕,这就是现在简体字“弃”的直接来源。

古代除了婴儿夭折而被弃之外,有时也会因为迷信而把没有夭折的婴儿抛弃掉。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周的始祖后稷也有过生下来就被抛弃的经历。据说,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所生。姜祭祀时不小心踩到上帝的脚印,心中有所动而怀了孕。帝喾认为,这样生的孩子必定不祥,于是命人将他从母亲怀里夺下来,抛弃在狭窄的小路上,想让过路的牛羊把他踏死,可是过路的牛羊看见这孩子都绕着走过去了。帝喾又命人把他丢弃在寒冰上,想把他冻死,可是马上就从天上飞来两只彩鸟,用羽翼保护着他。姜听说后,觉得很神奇,便又命人把小孩抱回来抚养,因为他几经抛弃,所以取名为“弃”。《诗经》中的《大雅•生民》篇,就是关于后稷神话的最早而又最完整的记录。

也有一些民俗学者认为,“弃”的汉字构形可能反映了一种古老的民俗――试子风俗。所谓试子,就是在婴儿出生后,用某种方式检验其健康程度,或者推测其命运、前途的吉凶,好则养育,不好则弃之。古代文献中常有此类记载,如晋张华《博物志》卷二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獠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便弃之,然千百多浮。”我国的苗、瑶等少数民族,过去也有把新生儿放在林子里冻饿曝晒或让蚊蚁叮吮,折腾不死才抱回来养大的习俗。在这些早期习俗中,似乎透露出一丝优生优育的观念。

婴儿如能幸存,就会得到母亲的哺育喂养。古人喂养婴儿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母乳喂养,这种情景在“乳”的古文字字形中得到了形象的描绘。“乳”字甲骨文中作,其结构形象如画:母亲怀抱婴儿,婴儿张口对着母亲的,哺乳之情惟妙惟肖。到了小篆,“乳”的字形发生了较大变化,写成了,“子”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了张开的嘴;母亲怀抱的双臂变成了“爪”;母亲整个身体变成了,这其实就是喂奶的“奶”的早期象形字。“奶”字本作“乃”,甲骨文作 或,正像之形。后来“乃”字被借去用作副词,其本义才加上女字旁作“奶”。小篆中的,就是甲骨文的变形。《说文》作者许慎由于没见过甲骨文字形,把部件错误地讲成像玄鸟之形了。

与“乳”相关的还有一个“孔”字。“孔”金文作,像婴儿靠近母亲吮吸的样子。有孔故能吮吸,因此可以用来表示孔、眼儿之义。《说文》:“孔,通也。”马叙伦认为“孔”为“乳”的异文,或是省文。小篆“孔”字作,与“乳”的小篆字形也只是一“爪”之别。也许正如马叙伦所说,“乳”“孔”本来就是一个字,后来才分化成两个字。

子女能够在母亲的哺育下健康成长,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是仅仅喂养子女是不够的,还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字甲骨文作,小篆作。《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其右部件是“攴”,像以手执杖之形。《说文》:“攴,小击也。”左部件为“孝”,由“爻”和“子”组合而成。“教”表示在施教的意思是明显的,但“爻”在这里代表什么,学者们还存在不同看法。一说爻是易卦中的布爻,即教小孩从小学习摆卦布爻;一说爻就像交错的道道,即教小孩画某种符号;一说爻是古代的筹,即教小孩学习算数。如此等等,难有定说。跟“教”相对的是“学”。“学”甲骨文作,小篆作,其字形也包含了“爻”和“子”,说明“教”“学”二字关系之密切。林义光等人甚至认为,古代“教”“学”本来就是同一个字,后来才逐渐发生分化的。

哺育子女由母亲承担,教育子女则主要是父亲的职责了,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就反映了古代的这种观念。“父”字小篆作,《说文》:“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意思是说:父亲就是规矩,他手举着杖,对子女实行教诫,从中可以看到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所体现出的威严。《白虎通》说:“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不乏严父的形象。如北齐神武帝高欢,对他的儿子高澄稍有不满,便在宫内破口大骂,拳打脚踢。《红楼梦》中的贾政,也曾一顿板子将儿子宝玉打得皮开肉绽。这种棍棒式教育在今天看来是绝对错误的。

当然,母亲在家庭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上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母亲教育子女的成功典范。而母亲的过分慈爱,也会导致对子女的失教。如《左传》“段于鄢”的故事中,郑庄公的母亲无原则地溺爱庄公的弟弟段,助长了段的恶行,最终使他自取灭亡。

篇7

关键词：说文解字；汉字教学；作用

《说文解字》一书保存了大量小篆和古文字资料，并且对表意性质的汉字的形音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后世影响深远。该书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材料和依据，而且在汉字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 正确识字

在汉字教学中，掌握汉字并理解汉字的意义是学生进行一切语文学习活动的前提条件，因此正确认识汉字是一项重要任务。

汉字作为一种古老的象形表意文字，其特点与欧洲拼音文字截然不同。许慎根据字形系联部首，各部字不相混杂。部首是汉字的基本构件，许多汉字的原初意义都与部首有着紧密的联系。汉字简化后不仅引起了部首类别的变化，而且给部首与字义的联系带来了变化，给考察某些汉字的原初意义增加了困难。在汉字教学中若要正确识字，离不开《说文解字》。如这一组字：“瑾、瑜、瑛、琳、琥、璋、碧、珂、琛、瑶……”中，看似这些字的部首看似是“王”，其实在这些字都是从玉之字。在说文中，“王”与“玉”是两个不同的部首，《说文》：“王，天下所w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而B其中^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⑼ㄖ者王也。”孔子曰：“一三王。’凡王之俳源油酢9盼耐酢＠铌冰曰：‘中近上。王者，t天之x。’雨方切。”从“王”之字只有“闰”和“皇”；“玉，石之美。象三玉之B。丨，其也。凡玉之俳源佑瘛9盼挠瘛t~欲切【注】冰曰：三正均如玉也。【注】T。”后来在汉字的演变中，“王”“玉”二字的字形相混，大都数的玉部字都归入王部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玉部字只有10个。《说文解字》对找准字的部首，正确识字，理解字义，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说文》，分析现在简化字，就无据可依。

二、提供新的教学方法

在当今需要创新的时代，汉字教学应摒弃传统教学中学生对字形死记硬的背教学方法，而是寻找新出路，改进教学方法。利用《说文》在解说汉字方面的独特性可以让学生从理解字义的角度识字，这是教学改革中应当采用的一个好方法。

如在教过程中，有很多衣部字如“襁、褓、裙、被、裾”和示部字如“礼、福、祗、禄、祥”，如果按传统的教学方法，用笔画多一点与少一点来区别部首“衣、示”并进行死记，很容易混淆，但是从《说文》中看到二者的解释，“示，天垂象，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乎天文，以察r。示，神事也。凡示之俳源邮尽！薄耙拢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凡衣之俳源右隆！闭嬲弄清楚二者的本来意义后，从根本上分辨二者的区别，可以达到“学一个，识一串”的教学功效。

从上述举例中，可以认为这种指导学生对汉字形体溯本求源的教学方式，除了帮助学生掌握字义，加快识字的速度外，还能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摆脱了传统教学中学习汉字的枯燥无味，使汉字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传承古代文化

《说文》以小篆序列字头，小篆保存了古文字的图画性或象形性，更能反映当初的造字意图。《说文》记载了丰富的上古语言材料， 一部记录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的典藏。在汉字教学中，应挖掘汉字所蕴含的文化，让学生在学习汉字的同时了解古文化，了解并熟悉古代文化。

从《说文》中，可以看到包括古人思想、饮食、服饰诸方面的文化现象。古代有重汉轻夷的思想，汉民族在古代称为华夏民族，一直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内心的民族优越感使得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人，而其他少数民族却与动物差距不大，于是造出来的少数民族的族名用字，带有了轻蔑之意。少数民族的族名用字的形旁大多从虫、从犬、从羊等，例如，《说文》：“U，南U，蛇r。从虫。”“狄，赤狄，本犬N。狄之言辟也。”“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这个三个字如果仅生硬掌握其部首、读音、笔画、笔顺、结构和意义，内容枯燥，但是从说文中却可以发现它的文化意义，深刻感受当时汉民族的重汉轻夷思想。

在汉字教学中，运用《说文解字》，挖掘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涵义，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文化，这不失为传承古代文化的一种方式。

总之，在汉字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汉字学习的效率和质量，是摆在每一位语文老师面前的重要课题。《说文解字》不仅在中国学术史及文字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且对于现在的汉字教学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吸收《说文》中的精华，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科学地利用该书留给我们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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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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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陈振濂：《书法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18页。

③李豫闽，邱志杰：《当代艺术与本土文化》，福建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④《根据中国文人画的艺术哲学：画诗书印一体化》，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一期，第41-44页。

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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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对音；音韵；对比；朝鲜汉字音

一、朝鲜汉字的历史

自古，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以汉字和汉文化作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古代朝鲜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的意义和发音来书写韩国语言，即所谓的“借用汉字标记法”。汉字作为韩语书写的重要手段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的许多史书记载以及韩国的历史文献都可证明这一事实。早在汉朝在朝鲜半岛创立四郡开始，汉语便已传入朝鲜，这些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鸡林类事》等以及一些谚文材料、吏读材料、古代朝鲜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汉字一直作为古代朝鲜的正式文字使用。“借用汉字标记法”主要有三种方法：吏读、口诀、郷札。很多学者均认为早在上古时期，汉语便对韩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15世纪朝鲜，即1443年，由申叔周创制出了《训民正音》，作为朝鲜语的标准文字记录工具，但是汉字仍然是朝鲜公文的正式书写工具。

二、朝鲜汉字音的概念

在古代朝鲜与古代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特别是朝鲜在借用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汉字及汉语语音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不论是对于韩国还是对于中国音韵史都有着重要意义的语音资料——朝鲜汉字音。朝鲜汉字音，又叫“韩国汉字音”或者“高丽译音”，这三种称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指的是包括韩国在内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里正在使用的今儿曾经使用过的“汉字”的“读音”。

三、朝鲜汉字音国外研究概况

对于韩语中的汉字音研究，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方面的先驱者并不是中国人和韩国人自己，而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他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结合汉语音韵学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来研究《切韵》音系，在研究过程中，他使用了现存的汉语各地方音和朝鲜汉字音等，构拟了《切韵》体系的声母和韵母系统。在此之前，研究者们一直专注于通过古代典籍来研究汉语音韵学，而高本汉的这一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境界，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音材料的研究，特别是朝鲜汉字音，研究涉及朝鲜汉字音的来源、性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

与高本汉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马伯乐基本同意高本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地对朝鲜汉字音的形成过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著名学者有阪秀世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是10世纪宋代的开封音。河野六郎则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应该是唐代长安音，并指出朝鲜汉字音有两个层次。

一些日本和韩国学者将朝鲜汉字音与日本汉字音进行比较研究，例如：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日本吴音》、藤井茂利的《推古期遗文假名朝鲜汉字音》、高昌植的《韩日汉字语·音韵比较》等。

韩国和朝鲜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朝鲜汉字音，例如辛荣泰、北朝鲜学者柳烈、韩国学者赵世用、李基文、崔爱玲、严冀相、金完镇、朴炳采、俞昌均、朴庆松等在朝鲜汉字音方面的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贡献。朝鲜、韩国学者构拟出中古和上古朝鲜语的语音体系，加深了朝鲜历史演变过程。

四、朝鲜汉字音国内研究概况

在朝鲜汉字音受重视之前，研究古汉语主要是围绕古代几部重要的韵书而展开，例如《切韵》、《广韵》等，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的变化无法直接从汉字上看出，因此仅依据基本韵书很难准确推出古代汉语的发音面貌。朝鲜汉字音作为古代汉语音系和古代汉语音系互协的产物，被中国和韩国音韵学家视为研究古代汉语和韩语的一扇窗户，逐渐得到重视。

起初学者们还是以语法和词汇为研究主要方面，很多学者都是针对这两本书中的语法及词汇现象进行讨论，例如：熙（1958）的《书后》，文章主要是对成书年代和版本问题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谢晓安等《与语言研究》、李泰沫《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康宴镇《研究—诸书之著成及其书中汉语语音语法之析论》、梁伍镇《语言研究》。谢晓安等合作撰写的《与语言研究》是一部对《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的语法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他们利用先前编好的《与索引》对二书的语法面貌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定量统计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了朝鲜汉字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重要性，著作和成果也逐渐增多。胡明扬的《和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依据对音材料整理出16世纪北方汉语的语音系统；姚俊的《朝鲜语语音研究》通过对三个版本的老乞大语音探讨，结合语音的组合特点，拟构出当时朝鲜语的音位音值，并在此基础上对《老乞大》所反映的16世纪到18世纪朝鲜语的语音变化进行描写；金基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讨了朝鲜对音文献里反映地近代汉语语音问题。金基石指出：在朝鲜李氏王朝刊行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等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和教科书文献里，保存着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近代音尤其是入声字的真实描写和深刻论述。（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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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字文化；小学；语文

一、汉字文化教育与传统识字教育的区别

传统的识字教育就是老师单纯地将识字的一些方法来教给学生，把学生当作识字的机器，而没有去注意汉字的文化教育，只注重课堂上学生学了多少字而不是学了多少文化，传统的方法是按照汉字特点进行教学，例如“肚、肝、脏”老师在讲述时，让学生自己去找到汉字共有的特点并再找出其他有类似特点的字，注重了学生的课堂识字效率，却忘记了文化的教育，而汉字文化的教育是要老师教会学生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是这么写，例如“肚”字，它为什么会这么写，这个字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二、如何进行学生的汉字文化教育

1.识字时讲述清楚汉字的构造

我国的汉字大部分是从古代沿用至今的，每一个汉字都表达了一种意思和一种传统的文化，例如“安”字，老师在教授的时候，可以去告诉学生，这个字是怎么得来的，安是平安、安宁的意思，那么安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安”字的部首是一个宝盖，在古代象征着一座房子，一个庇护的场所，底下的女字，代表的是房子里面的人，在古代的时候由于经常会有一些野兽出没，人们只有在家才是安全的，所以这个字就是由宝盖和女字组成，同时学生可以联想到“家”字，大家都知道宝盖代表了房子，有了房子就有了家，“家”字的下半部分是猪的意思，在房子里养猪，这说明这是一个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小团体，这就是“家”字的构造。我相信，如果把这些汉字所包含的含义去跟学生讲出来，对于培养学生的汉字文化和学习汉字、探究汉字的兴趣远比只注重趣味教学和识字数量的课堂效果要好得多。

2.在识字时，讲述汉字背后的故事

老师在教授汉字时，可以把汉字背后的故事以及所蕴涵的意思去讲述给学生，这样学生对于汉字的理解才能够更加完整有效。例如“章”字，现在有很多人认为章是由立和早组合而来的，其实不然，“章”字在古代有乐章的意思，“章”字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音”是音乐乐曲的意思，这个学生都明白，那么“十”字是怎么得来的呢，在古代“十”为万物之终，“音”和“十”合起来就是把乐曲完整地演奏一遍，这就是“章”字的来历，把这个来历讲述给学生，对于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教学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再例如“妻”字，老师可以找到“妻”字的甲骨文的写法，让学生看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跪拜的女子，这是因为古代的妻子都是通过抢得来的，演变到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字，上半部分特别像战争时用的钝器，下半部分是一个“女”字，代表了性别，通过战争抢来的女的当作妻子，这就是“妻”字的来历，这对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和识字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三、汉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1.汉字文化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汉字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丰富的文化意蕴，以它独特的字音、字形和字义向人们阐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和生产的特点，而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要想让学生去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那么汉字的文化教育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的起点。而且，教会学生汉字的文化，让学生知道这个字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是怎么一点一点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对于学生思维的培养、眼界的扩宽和汉字的认识都有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而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老师只注重学生对于汉字的认识，这节课我教了多少汉字，学生认识了多少，而忽略了对于汉字文化的培养，导致学生对于汉字的认识并不够，对于识字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要改变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汉字文化的教育也就显得更加重要。

2.汉字文化中承载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

现在越来越流行中国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热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热，在我国对外文化的输出与交流中，中国汉字文化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喜欢中国文化，喜欢学习我们的汉字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作为教授学生汉字的语文老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把我们的汉字文化发扬光大呢？有什么理由不去带领我们的学生去融入我们的汉字文化中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汉字文化作为交流的基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小学语文老师，将我们的汉字文化去传授给我们的学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时展和社会的需要，在识字教学的过程中，把汉字中所包含的文化去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告诉他们汉字的起源和构造，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一定会爱上我们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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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汉字进行文化阐释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

然而，在目前的汉字文化阐释工作中，任意夸大汉字文化功能的例子确实不少。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是把汉字看做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当中找到根据，甚至把汉字描述为记录文化的“怪异的密码”，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例如，有人试图利用汉字字形证明我国古代曾经实行抢婚制，认为“在掠夺婚制中，妇女成了抢掠的对象，被抢掠来的妇女，完全成了男子的奴隶，被男人奴役乐。……从‘妥’的古字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抢婚的影迹，甲骨文‘妥’（），上边是一只大手，下边跪着一个女人，是擒捉制服或掳掠妇女之状。”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仅仅从个体字符出发去分析字形，而没有考虑到汉字构形的系统性。实际上，“妥”中的“女”并不仅仅代表女子，而是泛指男人和女人。甲骨文中有些从“女”的字，又有从“人”的异体字。如“奚”字，本义为奴隶，像以绳索牵制奴隶之状，其中的奴隶既可以写作“女”，又可以写作“大”（正面的“人”）、“人”（图1）。我们不能只根据“奚”有从“女”之形，就说它表示的是女奴隶。《说文》中的“奴”、“”等字也有从“人”旁的异体字，进一步说明从整个汉字构形系统来看，“人”旁和“女”旁有时是可以通用的。因而，我们不能把所有从“女”的字都解释为仅与女子有关。“妥”字之所以从“女”而不从“人”，也是受汉字构形系统制约的，因为在甲骨文当中，已经有了一个从“爪”从“人”的“印”字（），如果“妥”字也从“人”，二字就无法区别了。可见，将“妥”的构意解释作掳掠妇女之状，是违背汉字的构形系统的。

对汉字进行文化阐释时发生的偏误，很多时候是由于对汉字字形的演变缺乏了解而导致的。汉字经历几千年的演变之后，字形和文化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不少人直接拿后代的字形作为分析的依据，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早在汉代，就曾出现不少按照隶书字形说解文字的错误现象，例如由于隶书“长”和“马”的字形上部相似，当时人就把“长”字解释为“马头人”。而实际上，在早期汉字中，“长”像长头发的人，与“马”的字形没有任何关系。其他如“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等也都属于此类。对于这些缺乏历史发展观念的奇谈怪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但由于许慎没有看到过甲骨文，他在根据小篆字形说解文字时，也经常犯臆测的错误。如他将小篆的“为”（）字解释为“母猴也”，说“其为禽也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其实，甲骨文的“为”字（）是以手牵象之形，正反映了古代以象为劳动工具的社会事实。像许慎这样的文字学大家，以理据保存较多的小篆为分析对象，尚且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在对待现代楷书字形时，就更应该慎之又慎了。

宋代王安石的《字说》也是随意解字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字的声音、形体都有意义，都合乎自然万物之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说解文字时一概拿偏旁的意义去拼合整字的意义，遇到迂曲难解之处，不惜拐弯抹角，凭空臆测。如认为“诗为寺人之言”、“猫”能“去苗之害，故字从苗”，“狼”是“兽之有才智者，故从良”，如此等等。明代王世贞编的《调谑编》曾记录两则笑话：宋代大文豪苏轼，号东坡。他经常讽刺王安石的文字说解。有一次，苏轼问王安石“坡”字该如何解释。王安石回答说：“‘坡’者乃‘土’之‘皮’。”苏轼听后暗自发笑，戏言道：“照这样说来，那么‘滑’字乃‘水’之‘骨’喽？”王安石听了，半天默然无语。又有一次，苏轼听说王安石的《字说》刚完成，前去向王安石祝贺，王安石问苏轼：“‘鸠’字从‘九’从‘鸟’，难道也有什么证据吗？”苏轼故意戏弄他说：“《诗经》上说：‘尸鸠在桑，其子七兮’，加上它们的爹和娘，不正好是九个吗！”王安石听了，竟然欣然点头认可。时间长了，才知道苏轼又跟他开了个大玩笑。

苏轼的讽刺并没有真正使后人得到警醒，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宣传着“波”是“水的皮或表面”、“滑”是“似放在水流动表面上的一根骨头”的谬说，实在是枉费了苏轼的良苦用心。今天有些人所推崇的汉字“拼形说”，认为汉字都是由偏旁一次性拼合而成的，每个偏旁(包括声符)都是有意义的，这与王安石的《字说》如出一辙。如他们把“愁”字解释为“古代农民秋天的心境――发愁怎么过冬”。这种说解，如果仅仅作为帮助记忆字形的辅助手段，倒还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他们非要从中推演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来，说：“‘秋’和‘心’的组合为何不是表达秋天丰收的喜悦呢？众所周知，在中华大地上至今还有大约数千万的农民没有脱贫，没有达到温饱的水平，可想而知，三千多年前的先人们生活水平不知要比我们今天没有达到温饱水平的贫困户还要贫困多少倍？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存的问题必然是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因此，‘秋’和‘心’的组合形成的观念，只能是当时低下的生产力的反映，即只能是对未来冬天的气候的严寒和植物的枯萎的忧虑。”其实，“愁”是个形声字，“秋”是声符，并无表义功能，但上述说解却把“秋”当成了表义部件，从而给“愁”字附会上“浓厚的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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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当在充分掌控古代汉语课程特点和重点的基础上理清层次，列出纲目，将繁散的知识点提炼出来，并通过多媒体技术手段，以更加直观、简洁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同时在整个讲授的过程中求全而不求细，系统地呈现课程的教学重点，使学生不仅看清“树木”，更要对整个“森林”有完整而系统的认识和学习。如在讲授《汉字的构造》这一通论时，为了让学生对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构造、汉字的发展演变等系列知识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教师可以通过对《说文解字叙》的初步学习将“小学”的相关知识点关联起来进行提纲挈领式法的串讲。“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即为汉字的起源；“《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即为汉字的构造；“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即为汉字的发展演变和古文字的重要价值。

二、做好学情调查分析，针对学习难点，注重因材施教，课堂教学体现针对性。

为了增强教学实效，教师应该在课前对学生的学情做调查分析，同时在教学中多与学生交流，有意识地对他们的从业情况、学业基础、学习动机、学习态度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在教学中更加因材施教。防止出现基础较好的学生浅尝辄止，基础薄弱者“知难而退”、主动放弃学习。如针对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在教学时可以有针对性地联系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中的重难点，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教学。在讲授汉字“六书”中的“象形”时，教师可以把各种象形字的甲骨文或者金文形体以演示文稿的形式展示出来，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教师书写古汉字的时间，提升课堂容量，而且这样的展示保留了古文字的本来面目，确保了象形文字的“原汁原味”，为学生呈现出一个个的鲜活的“”、“”、“”、“”(“龟”、“鱼”、“象”、“果”)，一个个生动的“”、“”、“”、“”、“”、“”（“齿”、“眉”、“鼎”、“壶”、“车”、“册”）。三、语言与文化相联系，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提升教学效果。“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含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了它们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因此，在词义教学中，可以从古文字形出发，结合古代文化知识，梳理词义引申脉络，说明现今汉字组词造句的所以然，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每一个汉字都承载着历史的印记和文化的缩影，把古字字形构意和古代文化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受到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可以加深学生对古文字的理解。例如：“即”、“既”字形相似，用法和意义容易混淆，若能从古文字字形入手分析两个字的构意，区分两个字的用法和意义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即”为坐的人面对食器“豆”，本义为走近去吃东西；而“既”的左边是食器的形状,右边像一人吃罢而掉转身体将要离开的样子，本义为吃罢，吃过。理解了两个字的本义，他们的其他义项自然会迎刃而解。

三、精要点拨，授之以渔，拓展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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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汉语热。然而，汉语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英语在我国的重视程度却愈发强烈。学习英语不仅成为求职工作的一门工具，而且对于个人的综合发展也愈来愈重要。但是，过多的对英语的重视，却对汉语学习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国家教育部门制定重视英语学习的相关政策，如升学必须学习英语，更有些学校会把英语等级考试和学生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挂钩。重视英语学习固然是好事，但学生汉语水平的下降也是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英语普及下潜在的消极后果

英语普及学习势必要影响汉语的学习。英语在教育课程中的强势地位，让更多的学子都主动选择学习英语，而忽略汉语学习。所有的这些就导致了学生不重视汉语的学习，认为学习汉语无关紧要。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支持建设双语学校或者外国语学校，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双语授课、全英授课，这些举措在以牺牲学生母语学习的条件下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小学阶段是模仿语言的黄金时代，中学时代是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在这两个阶段，孩子意味注重英语学习，忽视汉语学习，就会对孩子语言表达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正如语言学家许国璋所说：“小学生只学外语，通盘的文化基础自然会被削弱”。

二、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的重要性

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可以使我们从多角度，多方面了解汉字。汉字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分析汉字形体结构，也可方便我们了解历史，研究历史。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六书”下了定义，并举了例子。通过“六书”，我们可以发现汉字的本质，并且助于我们理解汉字，学习汉字以及更好地掌握汉字。

我们通过“六书”来看，分析汉字形体结构，有着众多意义。

首先，有助于了解汉字的形体变化。象形字就是字形画成字义所表示事物的形状，随着物体的外形而曲折字的笔画。

其次，有助于了解和掌握字的本义。例如：“昶”，从日永，永有长义，本义是日长。“岩”从山石，本义是山上的石崖。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对汉字结构分析，能够了解和掌握字的本义，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汉字，理解汉字。

再次，分析汉字形体结构，还有助于了解汉字的古代读音和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形声字是用与字义所表事物有关的字来作形符造字，取比拟新字读音的字（即读音与新字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跟它合成新字，“江”、“河”就是这种字。这些形声字及其声符的读音，反映了形声字产生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在我们识字教育、正字法、古籍整理、字典编纂、检字法等工作中都要求能正确地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

另外，分析汉字形体结构，还有其文化意义。汉字在文学艺术、民俗游艺等众多领域的特殊创造价值， 引发出种种具体文化现象其体裁丰富， 形式多样， 构思奇巧， 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例如，汉字与字谜：字谜跟汉字的字形或字音或字义直接相关。同其他文字相比， 汉字为谜语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它风趣幽默， 别具一格。字谜的谜面和谜底之间关系多种多样。有的是综合利用字形、字音、字义间的关系。例如：看时圆， 写时方，寒时短，热时长。谜底为“日”。更多的是利用字形结构、笔画关系。例如：一月复一月， 两月共半边。一山又一山， 三山皆倒悬。上有可耕之田， 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室， 两口不团圆。谜底为“用”。

分析汉字形体结构，还有助于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汉字与传统思维方式是密切关联，彼此相互影响，共同体现出汉民族的文化特征。中国的汉字构形是以古人的触觉、视觉为中心来取象，而且有时因取象角度不同，视觉和触觉不同，而造字所体现的文化背景也不同，这些都反映了汉民族的思维特征。如古文字“夫”，本义为成年男子。字形表明古代男子头上也留有长发，而且要有簪子来固定头发或帽子， 反映出古代成年男子束发插簪的习俗。让学生学习汉字形体结构，实物象征和会意，可以体悟到古人造字的思维过程。

三、关于汉语学习的建议

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重视汉语的地位，强调土文化的重要性。号召全社会积极学习并了解我们本国文化，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社会及舆论氛围。其次，学校作为具体的教育单位，更应该重视汉语的教育，为学生树立汉语水平重要性的观念。而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更应积极主动的进行学习。在学习英语时不忘汉语的掌握。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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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有独特的语音拼写系统，一字一形。因此也使得汉字难认、难写、难记、难懂。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在学习汉字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问题：第一，知道汉字读音，但记不住字形。也就是说，学生可以根据拼音读出读音，但是写不出相应汉字。第二，记住了汉字字形，但是不会使用。汉字系统庞大，存在同音不同字和同字不同义的现象，容易使学生混淆。如果在汉字教学中渗透一些中国文化因素，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也可提高学习兴趣。

（一）将文化故事植入汉字教学中在汉字教学中，将汉字本身的文化特性与所学汉字有关的文化故事相结合，不仅能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汉字，而且便于学生深刻理解汉字的文化意义，加深记忆。例如“喜”字。《说文》：“喜，乐也。从口，从壴，壴亦声。”“喜”字的本义是欢呼声。引申义为快乐，高兴。在生活中也常见“囍”字，而“囍”从何而来呢？相传北宋年间，王安石进京赶考，途中经过马家镇，见富绅马氏出联择婿，曰：“走马灯，灯马走，灯息马停步。”第二天考试时，考官出联，曰：“飞虎旗，旗虎飞，旗卷虎藏身。”于是，王安石就用马家的上联对考官的下联，以考官的上联应马家的下联。结果既中了进士，又娶了马家小姐。他喜不自禁，挥笔写就两个连成一体的“囍”，让人贴在门上，并随口吟道“巧对联成双喜歌，马灯飞虎结丝罗”。从此，“囍”字便流传开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文化里，“囍”字仍然广泛应用。人们办理结婚、乔迁、生子等事宜时，仍是“囍”声不断，例如新婚之囍、乔迁之囍等等。又如“梅”字，可将它的文化内涵寓于讲解之中。“梅”“兰”“竹”“菊”乃是“花中四君子”。梅花常被人们看作是谦谦君子的象征，并为文人雅士青睐。一是因其花朵色淡香清，二是因其大多生于幽僻之处。例如，“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日黄昏”（《山园小梅》）等都是咏颂梅花的诗词。更有古曲《梅花引》，表现了梅花的高尚品性。此外，梅花有五瓣，被比喻为人生五福：寿、福、康宁、好德、善终。在“梅”字的教学中插入有代表性的诗词，加以声情并茂的讲解，这种情景交融的教学方法，不仅克服了汉字教学的抽象性，强调抽象与形象的有机结合，还使学生既记住了“梅”字，又学会了诗词。通过向学生讲授汉字的文化故事，不仅可以让学生体会地道的汉字意义和中国文化，而且可以有效避免学生呆板、机械地记忆汉字字形和字义。

（二）引入汉字的基本构造法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是汉字较常用的造字法。古代的象形字与其所表示的事物具有神似性，接近图画但并非图画，实际上是一种文字符号。在汉字学习初期，学习者接触的一般是笔画少、字形简单的独体字①。利用这些特点，在教学中将展示象形字与讲解其中蕴含的文化知识相结合，是渗透中国文化因素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记牢独体字。从汉字的基本构造看，很多笔画复杂的汉字都是由一个以上独体字构成。熟练认知并使用这些独体字，是进一步学习其他复杂汉字的基础。例如，古人在生产生活中，通过对大自然的探索找到用来代表“日”“月”“山”“水”“鱼”“木”等的符号，这些符号很容易让学生联想到字义。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会逐渐接触到笔画多、字形复杂的合体字（会意字一般多为合体字）。例如“从”字，是两人前后相随；“比”字是两人并列而立；“休”字是一人依木而憩。此类字根据字形就能判断出事物间的联系，即“以形会意”，是会意字造字法的一种。会意字的另外一种造字法是“以义会意”，如“光”“妇”“大”“炙”“孬”等。教授这类字时，可联系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常识，从汉字的字形特征入手，加以分析。例如“炙”字，上部是“肉”，下部是“火”，形容将肉放在火上烤。这种有意识的汉字记忆方式，不仅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而且能让学生了解，是中国人擅长的形象思维创造了神奇的汉字。这与英语等拼音文字创造者的逻辑思维是不同的。

（三）结合偏旁部首讲解中国文化“偏旁”是汉字构成的基本单位。偏旁中表示意义的部分称为“形旁”。基于汉字形旁具有表意功能的特点，在讲授汉字时，可以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对汉字偏旁部首加以归类分析。通过对偏旁的分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汉字的字义和字形。例如“材”字，左边是形旁“木”，凡是有这个偏旁的汉字大多与“木”有关，如“杆、杖、松、梅”等。其中“森林”或者木制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因此最典型、最易记的是以“木”为主的“森”“林”二字。古代认为女子貌美便是“好”。“女”是“好”的形旁，凡是以“女”为偏旁的汉字大多与“女子”有关，如“妇、妆、婚、媳”等。在线新华字典②上，以“女”为部首的汉字就有477个。古代有如此多与“女”意义相关的汉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母系氏族”曾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汉字是表意系统的文字，但是形声字却占90%左右。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帮助学生从发音上找到字间联系。例如，“朱”和“中”都是基础汉字，因此在教授新字“珠”“株”“蛛”“洙”“钟”“忠”“盅”“衷”等时，可以引导学生建立字音联系。从偏旁部首入手进行汉字教学，介绍相关偏旁部首的历史背景，不仅能够让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学会“望字生义”，学会根据偏旁部首识别汉字，起到举一反三的识字效果，还能让学生了解偏旁部首背后的中国文化。

（四）利用代表性繁体字，揭示字形蕴含的丰富文化汉字产生于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其构成及发展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积淀和保留着汉民族观察和探索客观世界及其自身思维的成果和心智轨迹。在中国历史上，从上古到西汉，官方的规范字体与现代的繁体字字体有显著差异。直到出现东汉盛行的隶书，才与现代繁体字的字形较为接近。繁体字流传数千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如果能在汉字教学中引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繁体字，对应现行的简化字来讲授，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苏州作为蜚声中外的风景名胜区和历史文化名城，一直为许多外国朋友熟知和向往。苏州的“苏”字，繁体字写做“蘇”，由草、鱼、禾三个偏旁组成，原义是一种名为“紫苏”的草，象征鱼米之乡。苏州自古水网密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曾有诗句曰：“近炊香稻识红莲”（《别墅怀归》）“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送人游吴》）。又如种子的“种”字，繁体字写做“種”。《玉篇》：“种，稚也。”从禾，中（重）声。“禾”指谷子，“重”意为“份量大”，“禾”与“重”联合起来表示“根部带土块的谷物秧苗”“待抛或待栽的秧苗”。种庄稼时，选种子一定要选大个儿、饱满、有重量的，由此产生“禾”“重”这两个字的组合。简化以后写成“禾”“中”，不仅失去原义，也是对这种优选法的遗忘。汉字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形成了独特的构形和表意功能系统。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文献典籍多以繁体字记载，和汉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繁体字的构形生动有趣，许多字体更贴近象形文字的本来意义，更便于学生对汉字字形和字义进行理解和记忆。所以在汉字教学中，引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繁体字进行辅助教学十分必要。

（五）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千百年来，汉字和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两者彼此依托。因此要由此及彼，并举一反三地引出与汉字相关的文化典故，才能更好地向汉语学习者展现汉字和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使汉字不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真正成为文化传承的桥梁和纽带。例如“纸”字。《说文》：“纸，絮一苫也。从糸，氏声。”教学中可引导学生联想制作纸张的过程——蔡伦的“造纸术”。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等原料，经过一系列工艺革新，改进了造纸术。蔡伦所造的纸，是现代纸张的起源。这种纸，因为原料易得，价格便宜，质量尚可，逐渐被普遍使用。为纪念蔡伦的功绩，后人又把这种纸叫作“蔡侯纸”。在教学中以“蔡侯纸”为切入点，引入具有浓烈中国元素的“笔”“墨”“纸”“砚”等书写工具，有助于学生学习与其相关的“毛笔”“黑墨”“宣纸”和“砚台”等文字和词组。讲授“毛笔”“黑墨”“宣纸”和“砚台”（即“文房四宝”）③，还可延展出其与中国书法的关系。在中国，“纸”并不是最早的书写材料。上古时代，人们依靠结绳记事。到殷商时期，出现了“甲骨文”。“甲骨文”就是书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后来出现竹片和缣帛，替代甲骨成为书写材料。但缣帛太昂贵，竹片又太笨重，于是推动了纸张的产生。由一组关于纸张产生历史的故事，既引出了“甲骨文”和“竹简”历史的讲解，又涉及了“甲骨文”“竹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等充盈着浓重中国文化色彩的字词。可见，在文化故事里，这些枯燥、难懂、难记的字词被赋予了生命和色彩，立体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可以实现入耳过目、入脑入心的教学目的。这样的授课方式生动有趣，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又能由此及彼，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贯穿于汉字教学中。当然，这样的授课方式也给对外汉语教师增加了压力。如何做到既将目标汉字向学生讲授清楚，又兼顾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并且衔接得当，是对授课教师的考验。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