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根基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发展的根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金融生态理论提出的主要诱因是当前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生态系统失衡。这一状态如果不果断地加以改变,将威胁金融业的稳定,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我国金融体系中各种高风险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环境的变化,金融体制的不适应,监管手段的落后,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是造成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高风险的原因。

金融生态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借用生态学的理论,为我们理解金融体系的运行及其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动态关系,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金融体系绝非是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更为广泛,还涉及到其赖以活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基本环境要素,包括这种环境的构成及其变化,以及它们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管理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效率,应当成为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一项工作;而且,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通过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来提高金融效率和管理金融风险,其意义是非凡的。

“金融生态”概念的提出,并通过运用它对中国金融运行中的深层次体制和机制矛盾作了深入分析,使“金融生态”开始逐步走入人们的视野。

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吸引资金和资本的流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有助于维持金融系统稳定防范金融风险,最终实现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与金融生态环境的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培育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经济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才能够得到良性循环,城市的投资环境才能够得到改善,融资渠道才能够得以畅通,投资者才会纷至沓来。

金融生态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表现,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在差异化竞争中品质的体现。一个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投融资基础,国际经济学和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资本一般都是向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去集中,而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资本往往会远离这些地区。因此,加强改进金融生态环境,无论是对金融业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促进本地区经济健康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新途径。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各级政府应充分意识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是头等大事,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国际化道路至关重要;不懂得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政府,是不合格的政府。金融生态是促进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改善金融生态,不仅有助于吸引资金和资本的流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有助于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防范金融风险,最终实现经济金融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生态就是竞争力。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各金融机构应完全领悟到:金融体系的运行及其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动态关系。应该通过不断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来提高金融效率和管理金融风险。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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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农业、农民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亟需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双重引擎。20世纪中期以来，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必然造成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走出困境的突破进路，这一转变要求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关键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市场推动；政府引导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108-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84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09B23914）

〔作者简介〕曹海林，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南京210098。

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实践是西方合作经济形式的“嫁接”或“移植”，但因其“嵌入”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合作组织实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陷入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困境。本文着重剖析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运行环境的特殊性，力求揭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政府与市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

合作行动（cooperative action）作为构成合作组织经济生活的基本单元与微观基础，一直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最具争议的研究焦点。经济学基于完全理性（entirely rational）前提假设，通常采用大量数据图表对合作行动进行定量分析，并建构出交易模型（Staatz，1983）、投资模型（Alback，1997）、博弈模型（Fulton，2000）、寻租模型（Banerjee，2001）等。但在社会学看来，以上理论模型的最大缺陷即假设合作行动者能准确决定其行动后果和潜在效用。经济学假设显然不符事实，合作行动嵌入于复杂的社会制度运行环境，非经济因素对合作行动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在社会学经典时期，马克思（1867）、涂尔干（1893）、韦伯（1921）等对合作行动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社会学基本范畴分析，强调制度建构及其有效实施的非理性基础（包括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等）同样对合作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产生影响。在经济学视野中，经济合作组织是处于市场竞争不利地位的弱小生产者按照平等原则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通过共同经营实现改善自身经济利益或经济地位的组织，现代农民合作组织应是市场经济的产儿。

事实上，世界合作运动的实践经验表明，现代农民合作组织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理性选择。农民合作组织不仅仅是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合作组织类型，而且还是当今世界合作运动的主体。鉴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社会根基及其发育成长动因也互不相同。从发生机理上看，现代农民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竞争性的市场，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1。毋庸置疑，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市场化力量”的推动，而“市场化力量”指特定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的自由意志，在非特权和非垄断资源占有方式中的体现，其核心是凡具有意志能力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体及其功能组织，获得了按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自身价值与发展目标的行动自由及其保障条件，2亦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市场需求，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各类活动，以提高组织效率和效益。

农业作为分散产业、农民作为技术弱势群体所具有的天生弱性同样亟需市场化力量的介入与推动。农业的自然生产与分散经营的特点，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过程，经常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风险，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低，是一个弱质产业。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不可忽视，这种矛盾很容易被视为市场化推动的负面影响或副产品。这就需要设立专业性的经济机构，为分散的小农经济提供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产销信息和功能的可能。另外，政府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也存在着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服务缺位的问题，农业市场竞争急剧性和农业产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市场竞争具有自主性、效率性和风险性的优势特点，同时市场化竞争的推动又具有分散性、小规模性、非均衡性的明显缺点。这一事实必然要求在市场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之外还应有政府引导力量的介入，政府引导也成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又一引擎。

正是基于市场化竞争存在的诸多不足，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引导，即通过一系列政策过程来实现市场化力量推动难以完成的任务，体现政府引导所具有的公益性、反应速度快和规模影响大的优势。更何况，“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3这种市场和政府作用的互补性，要求农民合作组织实现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合作社诞生之初的价值目标及其行为取向表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组织制度安排，客观上要求市场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和有效配合，这种内在需要决定了农民合作组织本身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依赖性，决定了其实现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首先是农民合作组织本身的迫切需要及其行为保证。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基础薄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不快，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还很薄弱，对市场信号反应不够灵敏，经营管理素质基础较差。农业生产工具由于受到土地自然条件和规模经营不够的限制，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的程度还不高。由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现实地要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迫切需要构架以家庭承包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为基本框架的市场农业组织结构，提高农业市场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经营与社会化的统一大市场对接，实现农民合作组织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

二、引擎失衡：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畸变境遇

基于中国社会事实，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何会陷入更为艰难困境的疑虑与反思在学术界早就酝酿成强烈的问题意识。果真如有学者质疑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农民合作能力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的利益驱动致使农民间的合作关系必然会迅速减少？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必然会促使农民行为的原子化和农村传统组织的衰落进而造成农民合作变得更为艰难？毫无疑问，对这样的质疑回答“是”或“否”都显得极为草率。因为对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特别是对转型期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剖析离不开我国特定的制度运行环境，不仅要重新审视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文化背景，而且更要认真思考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之上。因为经济行动不仅仅是满足个人自然物质需要的工具，而且还是自我实现的工具，所有这些只有在社会背景下才能实现。4

回顾世界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合作组织发展的初期，合作组织是作为民间产生的自下而上的经济互助自救组织而存在的。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将“无涉政治性”视为重要的组织原则或组织行为准则。不过，合作组织的最初设想未必就会形成合作组织后来实践的现实轨迹。进入20世纪以后，合作事业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得到普及，合作组织发展赖以生长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是惟一有效的干预工具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观点，同时也成为战后西方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强制性色彩极浓的经济运行体制，将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视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组织发展的价值指向及其运作轨迹开始发生偏移，原先作为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开始为外在力量所利用并加以牵制，经济合作组织不再完全是互助自救的经济组织，合作组织制度及其运作形式开始被政府力量改造重新组装并成为政府振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的理想路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合作组织发展的意图就更为明显，即政府欲将合作组织作为推行其特定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开始套上国家行政化运作的外衣，而其发展自然也越来越背离“无涉政治性”原则。国家的行政意图明显左右着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若将其置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其产权模糊，内部交易成本过高，合作组织的技术效率与企业组织相比有明显的差距（Alchian & Demsetz，1972；Poter & Scully，1987），所以，合作组织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总是与国家对它的各种扶持联系在一起。5如此情境，国家行政化驱动力压市场化推动而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力，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自然也就难以避免。

毋庸置疑，农民合作组织发育成长的根源基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民合作组织源于市场化，又能推动市场化。毕竟“在私人物品的交换过程中，理性行动者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途径就是放弃原有物品，以获取使自己受益的更多的其他物品”6。所以，农民在面对大市场时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及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联合起来集体行动，放弃原有物品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获取最大效益。而在政府行政化推动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既非源于市场化，更不能推动市场化，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越来越捆绑于国家的行政设计及其意图而陷入极其被动的尴尬境地。

非常明显，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自1950年代以后的“畸变”发展与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进密切相关。如果说50年代初运动中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还仅仅停留在法律制度规定层面的话，那么，随后的合作化运动、化运动则是国家在自己名义下，构造了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集体组织并赋予其特定的经济和法律权利，进而实现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实质性主导。7重新审视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1950年代开始合作化之时，我国农村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随后长达20余年之久的体制不仅使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变了质，没有了“合作”的实质内容，而且更使绝大多数农民丧失了对合作组织的兴趣及其参与的主动性，以至于对1980年代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造成无形的伤害。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参与仅仅是“被动式市场化”卷入，国家的行政意图及其指令毫无商量地将农民全部卷入合作化运动。如此规模宏大的国家行政化合作运动注定造成两大后果，一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不再按市场化规则运行（事实上也无法按市场化规则运行），必然陷入实践困境；二是农民参加合作组织也不再是权利型的理性参与，实为农民的无奈选择。双重引擎的严重偏颇失衡必然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

三、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农民合作困境的突破进路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民的合作化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动员的性质，特别是在国家主导乡村的社会背景下，国家凭借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将农民卷入各项政治运动，这种“政治卷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实现的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控制。8毫无疑问，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显然扼杀了合作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高度集权的国家行政控制使得农民拥有的公共参与权利还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一切权利因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层层控制而根本无法兑现。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参与只是国家行政力量动员农民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并非要真正体现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及其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地位。

事实上，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成机制及其运作模式完全格式化于国家行政体系，农民作为“合作主体”参与自上而下的合作化运动并不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要求以及政治权利主张的积极行动，而是迫于国家行政压力的无奈选择。建国后国家行政力量正是通过发动合作化等运动将农民成功卷入其中，这种“政治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实质上就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选择权利的被动行为，农民必然沦为缺乏自主意识与选择权利的一群“合作化盲从”者。如此合作化只能是国家行政权力对农民合作行动的单向控制，显然无法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主动性。

毫无疑问，1980年代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的均衡运作初现端倪。乡村改革使农民真正获得了主动性参与的权利资格，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民在身份上不再是隶属于公社体制的“社员”，拥有了生产经营上的自，确立了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合作组织必须遵循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原则才能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因此，农民自愿合作也就会成为农民在事实上可能实现的一项法定权利。9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有了特定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也改变了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性质，即由集体化时代的“政治卷入”式参与向新时期的“权利合作型”转变，农民合作参与的权利性日益突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均衡运作的社会基础逐渐形成。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性质与方式的转型并不就意味着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能得到充分体现，由于农村改革后农民的合作参与成为一种非强制，这就使得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很难避免“多数人参与”的困境。1980年代以后，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能让我们轻率地对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绩效与前景下结论，但至少促使我们思考在市场化主体力量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如何培育和发展的问题。农民参与合作组织从“卷入式”向“权利型”的转变，不应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且更应有实质性内容的切换，这一转变要求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其一，培育村民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先决条件。从较大范围来看，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权利型合作中参与主体的文化因素，也即政治文化中的一种。一般来说，合作主体的合作文化主要体现在合作主体在合作问题上对合作过程的行为和心理取向。合作文化的类型对合作主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的价值评价、合作的态度和情感表现、合作的方式选择、合作规则的认同情况、合作的行为向度、合作的效果认识等等方面，文化因素常常会潜在地发挥着制约作用。权利型合作不仅要求农民要有较强的权利观念，而且要求农民具备现代公共精神。

其二，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重要根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重要条件，健全市场体制能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进农业市场化的直接体现是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农民才有可能选择合作组织这种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既要求政府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要求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各种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和农村消费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从而为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奠定重要根基。

其三，突出农民合作主体地位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关键因素。农民权利型合作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农民以合作主体身份对合作事务实施民主管理的过程，在合作过程中，农民作为合作主体不仅要积极参与合作规则的制定，而且更应成为农民合作规则的实践者与创新主体。农民合作规则的内容应以文本的形式而存在，这既包括确立合作主体权益的合作社法，也包括着眼于地方特色的农民合作章程（条例）。虽然两种合作规则在性质和功能上具有一定差异，但参与制定的主体理应都是农民，农民合作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能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真正实现。

其四，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基本保证。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依赖于制度化的组织通道，农民合作参与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乡村改革以来，农民在空间地域上彼此相互割断，横向联系也相对缺乏，这种低度组织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必然使农民的合作参与因缺乏凝聚载体而出现弥散化和相对弱化，从而导致农民的权利表达和政策要求难以集中，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求切实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

其五，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农民合作形态的现实状况意味着农民合作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大小，农民合作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农民参与形态的多元化程度。由于受到“卷入式”合作形态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民合作的方式和途径表现出单一、空乏的总体性趋势，农民的合作行为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性的被动行为，农民的文化特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惯性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权利型合作多元形态的选择。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激发农民合作的主体性则是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

〔参考文献〕

〔1〕〔3〕世界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R〕.年度报告，1991.

〔2〕赵泉民.对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困境的比较经济社会学分析〔J〕.学术研究，2005，（8）.

〔4〕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4.

〔5〕熊万胜.合作社：制度化进程中的意外后果〔J〕.社会学研究，2009，（5）.

〔6〕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7.

〔7〕曹海林.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08，（5）.

篇3

【关键词】安康经济 跟进发展 思考

一、安康经济的现状

2016年是安康经济由滞后向突破发展迈进的历史拐点。在这一年，安康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的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跃居全省中上水平，长期处于全省后进位次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次实现了由滞后到跟进的新跨越。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结构有所改善，活力进一步增强；工业主导作用进一步显现，县域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其它产业发展快速；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正在或将明显缓解。

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1.在启动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和资金的投入为我市加快经济突破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省委、省政府对安康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也将会进一步加强 。

2.国家因拉动内需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安康加快改善落后的基础条件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随着全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国家将进一步加快公共设施建设。我市境内铁路复线、高速公路、水电能源项目加快建设。

3.能源和水资源的短缺为安康发展综合水产业带来了历史机遇。我市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涵养区，是陕西省重要的水源地和水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加快以汉江水能资源开发为主的综合水产业发展将列入中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日程。同时，加大对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补偿力度的资金，将成为我市经济加快发展的助推器。

4.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结构升级为我市绿色产业提供了发展机遇。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此同时，我国进入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时代。绿色产业快速兴起，绿色产品需求增加，这为我市生态旅游、富硒食品等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正在形成的以绿色能源、新型材料、富硒食品为主干的工业格局将成为我市经济突破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二）挑战

1.总体经济实力薄弱，工业化水平低。安康市2016年经济总量仅占全省的3.4%，人均GDP 10341元，只是全省的一半。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中，二产的比重为34.6%，低于全省平均18.1个百分点，依然处于发展滞后地位，这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基础性制约。

2.以公路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依然是制约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主要矛盾。出境高等级大通道尚未形成，境内交通不畅，市县尚未实现二级路连接，县乡之间以及通往景区、矿山道路等级低、通行能力差，不能满足产业发展和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需求。

3.优势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和我市绿色产业发展，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标准进一步提高，这将使一些优势资源开发项目受到政策和环境容量的限制

4.发展基础薄弱，竞争压力增大。安康属多山地区，土地供给不足，县乡交通条件较差，产业配套体系不健全，高层次人才缺乏，开放程度不高，发展中缺乏应有的竞争优势。

三、保持安康经济“跟进”发展的思考与对策

（一）生物加工产业

1.生态农业。加强油菜等农产品生产，发展茶叶、魔芋、食用菌、生猪、蚕桑等规模化种植、养殖，开发富硒矿泉水，木瓜酒和以中药材为原料的功能食品，建立无公害果、蔬、畜种养基地，利用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使其成为安康又一支柱产业。依托汉阴菜花节，紫阳茶文化节等平台，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旅游观光农业，走农业品牌战略。

2.生物医药。加快黄姜、绞股蓝、葛根、肚中、丹参、黄莲和党参等优势中药材规范化药源基地建设，加强濒危稀缺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开发，保护野生中药材的原生环境。加强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纯化和质量控制新技术开发，大力发展激素类原料药、中药饮片、配方颗粒等现代剂型成药，打造现代生物医药生产基地。

（二）新型材料产业和清洁能源。依托丰富和优质的矿产资源，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发展新型材料加工产业。发展铅、锌、钼、重晶石、硫铁矿、钒钛磁铁矿、白云石、金红石采选、冶炼新技术、新工艺及低品位岩金的分离技术，建设核电石墨、锌基合金、钡化工、多晶硅、功能陶瓷材料等新型材料项目，构建非金属新材料产业链。清洁能源的重点是加快旬阳、蜀河、白河水电站的建设速度，抓紧南江河等在建的支流电站建设，从严控制新上小水电项目，加快石泉煤电项目建设进度、紧盯核电项目不放松，发展汉滨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项目，力争新上太阳能光伏产业项目，以构建安康新型能源基地。

（三）生态旅游。按照“打通南宫山、连通汉江水、建设旅游村、提升安康市”的整体思路，集中打造“一山（南宫山）、一湖（瀛湖）、一城（中心城市）”的核心景区，统筹开发建设配套的旅游项目；要高度重视旅游市场主体的培育，密切与外地旅游企业的合作，深化与周边城市的旅游区域协作，把安康山水融入西安、重庆、武汉、成都旅游经济圈。继续办好龙舟节、茶文化节等系列节庆活动的基础上，积极策划中国母亲节，打响女娲品牌，促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同时利用现代化手段，搭建旅游信息电子商务平台，把安康建设成为国内闻名的生态旅游胜地和西北独具魅力的乡村旅游示范区。

（四）现代物流业。要依托安康区位优势和交通枢纽条件，建立以安康城为中心，以铁路、公路、航运为网络，仓储设施合理配套、高效便捷、辐射周边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和物流配送基地建设，提升物流集散、分拣包装、电子商务等功能。围绕装备制造、有色冶金、新型建材等产品输出，建设五里区域性物流配送基地；围绕粮食、烟酒、茶叶、肉制品、果制品加工，建立绿色产品物流体系；依托现代中药产业基地，建立中药产品物流体系。加强城乡商业网点和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批发市场建设，培育大型流通骨干企业，发展以连锁经营形式建立的中小超市、便利店、专业店等新型零售业态，建设物流园区和生产业聚集区。

参考文献：

[1]省发改委.陕南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年）.

2014-12-21.

篇4

关键词：县域经济；体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4-0020-04

一、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根本矛盾

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党和政府的文献文件中一直采用的是“县级经济”概念，其实“县级经济”和县域经济是两个性质和内涵都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行政经济概念，而后者则属于区域经济概念，是和城市经济相对应的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指以行政县（包括县级市、旗等）为区域单位，以县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不同层次经济要素间的联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资源、资本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因此，县域经济在内涵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矛盾（主要指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这一矛盾束缚了县域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阻碍了县域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二元结构矛盾主要表现为：

1.市场化与小农经济的矛盾

市场经济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尖锐矛盾，突出表现为“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即小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县域经济推进工业化及农业产业化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一是小生产方式与农业产业化对资源配置合理性的要求相矛盾；二是与农业产业化对经营规模的要求相矛盾；三是与农业产业化对农产品技术含量的要求相矛盾；四是与农业产业化的开放性、灵敏性的要求相矛盾。江苏宜兴的板栗、百合等传统农产品由于加工、分级等技术不过关，市场销量不理想；蔬菜由于农药残留，市场前景不乐观，不仅导致了农产品优质化进展缓慢，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农产品加工的升级和龙头企业层次的提高，很不利于农业企业的国际化竟争。如果不解决小生产方式的制度，推行农业产业化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如何解决“小农户”和“大农业”的矛盾，是县域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2.工业化与农业经济的矛盾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任务中的第一条，也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县域经济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县域经济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它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与工业化矛盾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两个率先”的实现。表现为：一是农业比重过大与新型工业化的矛盾。2004年宜兴服务业比重占34.6%；信息化水平较低，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设施严重落后；工业生产格局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状况，使目前推动县域新型工业化的社会成本很高。二是乡镇企业集聚度差与新型工业化的矛盾。发端于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苏南模式”，它的典型特征就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遍地开花，“小工业”与“大农业”矛盾非常突出。三是县域消费市场的萎缩与新型工业化的矛盾。从2003年统计资料来看，城镇居民的人均饮食开支是1958元，农民的食品开支是820元，差距是2.41；城镇居民非食品的开支是3040元，农村居民的非食品开支是850元，差距是3.61。2004年，宜兴农民人均纯收入606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940元，农民所享受的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还相对较低。县域消费市场相对萎缩，新型工业化没有牢靠的社会基础。

3.资源瓶颈与规模经济的矛盾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效益经济，只有规模经济才能产生效益。要达到规模经济，首要的是大规模的投入，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的投入。实际上，县域经济的发展都存在着“瓶颈”问题，即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短缺。首先，由于现行财税体制的向上集中性，造成县乡财政普遍拮据，产业投入严重不足。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2004年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县乡财政收支缺口已不少于1万亿元。绝大多数县域都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其次，目前中国的科研、教育、资本、人才、信息等活性资源在大城市高度集中，造成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创新力严重不足，从而形成县域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脱节的局面。再次，县域居民可支配收入少，消费力低下。目前县域人均社会总产值是全国平均水平70%，相当于大中城市的1/4，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大中城市的1/3，仍有2/3的农民由于收入低而缺乏消费能力。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县域经济发展新路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实质上是传统社会遗留问题的集中表现。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城乡分割的歧视性制度，包括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县镇行政管理及公务员薪酬制度等方面。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努力从根本上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以宜兴为例创新宜兴经济发展思路，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创新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思路

目前我市的工业化水平较低，传统产业比重较大，高新技术产业分量不足；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偏少。解决以上产业结构性矛盾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也是当前应对宏观调控、提高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路：

第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经济增量。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因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自主创新为主，积极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推动农业产业化，以工业总量增长壮大县域经济总量，强化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工业运行质量。按照宜兴市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以非金属材料和氢燃料电池两大国家级产业基地以及现有的高新技术企业群为依托，加快崛起精细化工及医药制造业、高技术环保产业、新型建材复合材料制造业、新能源制造业和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积极采用先进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加快对纺织、建材、化工等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竟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全面推进宜兴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经济一体化对县域发展的基本要求，也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开创空间。宜兴市的开放型经济是一条“短腿”，2005年，市委、市府提出了“学赶江阴，三年翻番”的奋斗目标，把发展开放型经济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主攻产业关联度大的龙头项目，大力拓展引资领域，扩大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利用外资规模，延长产业协作链，壮大工业基础，为新型产业开辟道路。

第三，尽快建立科学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体系。建立前瞻性的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规划和专题规划，突出搞好市及中心镇的工业园区规划，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提高县域工业集聚水平。综合规划应该包括发展战略规划、产业规划、交通网络规划、乡镇驻地规划、县城建设规划和城镇区位功能规划等。利用园区规划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以园区为载体，将中小企业集中，发挥工业的集聚效应；通过园区招商，将外来企业集聚到园区，引导县域中小企业加入到大企业集团和优势企业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中去；积极发展配套经济，扩大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外延，重点培育电线电缆、化纤织造、环保、陶瓷、服装服饰、精细化工、机械铸件等七大产业集群，拉长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形成特色化、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基地。

第四，新型工业化必须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新型工业化必须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壮大县域经济，推进现代化进程。农民素质已经成为农业结构战略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抽样调查显示，宜兴市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1.4%，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数只占15.7%。在劳动力转移人数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2.3%。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农业科技成果有一种本能的拒绝感、离异感和观望感。因此，政府必须尽快花大力气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信息网络建设，让农民尽快接触信息化，接受现代文明。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教育，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新农村就业分流机制，引导部分农民去发达城市打工。新型工业化还必须同县域特色资源开发相结合，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形成宜兴具有山区、圩区、渎区区域特色的高效农业、特色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将工业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培育县城特色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壮大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基础。

2.创新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发展模式

农业产业化就是要有效解决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市场、小农户”的矛盾，促进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产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目前，问题的关键是“中介缺失”，农户在与企业关系中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控制权完全掌握在收购企业中。为此，有关专家提出一系列的“公司+农户”模式：公司+信息型龙头企业+普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协会+农户、公司+信息型农业大户+普通农户，等等。但这些模式中都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项目的盲目引进破坏耕地、资本排斥劳动、公司一旦亏损就撤资导致农民更大亏损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三点：一是继续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体制基础。二是强化村集体的经济组织功能。条件好的村可以参照以色列的“基布兹”模式，搞有特色的村级合作经济；一般村最好以村集体作为农民代表同企业进行谈判，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换取农民就业、纳税、社会保障和村镇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的企业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投入和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持，这就要求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必须进行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改革。四是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辅助手段，科技进步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保证。所以农业产业化对于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虽有极大的正面贡献，但这种贡献不可能长期延续。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前途，核心问题仍在于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使我国农业在国际化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进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3.创新县域国土管理体制

我国的土地资源虽然总量巨大，但人均土地拥有量很少。宜兴市仅有耕地50多万亩，人均耕地不足0.5亩，且质量较好的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97.476万亩，用地指标仅有3300亩，而建设用地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因此宜兴市土地负荷相当沉重，人地矛盾也相当突出。

保护耕地资源应该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工业化发展需要工业园地。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土地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要尽快由法律确认下来；另一方面，作为县域政府，要努力搞好土地经营，扩大增量，盘活存量。具体方法是先建立县级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在此基础上，政府再采取以下做法优化配置土地资源：（1）建立土地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制度，完善土地市场运作机制；（2）建立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制度，保证政府稳定的土地收益；（3）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形成统一完善的土地市场体系；（4）建立市场化的土地开发机制，为土地资本运营制度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4.创新县域行政管理体制

我国目前的县域行政管理体制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市管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城乡对立的矛盾，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现在这个体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不可忽视的阻碍。首先，造成虚假城市化和对县域资源的垄断性掠夺，是明显的“市卡县”体制；其次，多了“市”一个地方行政层次，产生了新的条块分割，对于县域，增加了一个财政上缴层次，加重了财税负担；再次，市对县的行政垄断，不利于县域间的经济横向合作。另外，这种体制不但违背了市场经济国家城乡分治的国际惯例，而且也缺乏法律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行政区划为省、县、乡（镇）三级。“市管县”体制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但必须清楚，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市管县”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或行政管理手段的变革，而是一场深刻的地方政府制度改革和政府权力的再分配。必须从战略高度、从国家宏观体制完善的高度进行深入慎重的研究，根据“缩省强县、创新市制、市县分治、省县直辖、乡镇自治”的思路进行全面的创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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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扶持措施，发展问题，管理支持

中小企业如今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的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3%，生产的商品约占社会销售总额的58.9%，商品进出口额占总额的68%左右。 “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我国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内外宏观经济问题愈加显现。国际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金融泡沫破灭；消费者需求明显下滑，实体经济仍陷于衰退。国内，转变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困难重重；投资过热使得宏观调控有所加强，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国内消费增长相对缓慢，长期依赖投资、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日益凸显。在投机、金融危机、美元贬值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剧烈。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不利因素众多。大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国内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08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亏损企业有1.07万家，亏损面达19.6%。在浙江有超过1200家的企业已经关门歇业关停。” 就全国而言，2008年上半年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

2009年，尽管国家制定、实施了刺激经济的各类政策、措施，但对广大中小企业而言，依然存在着市场需求明显减少、盈利大幅下降、亏损状况严重等问题。

一、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措施

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政府不仅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还应积极采取措施，持续激发微观经济活力。从数量、影响程度上看，中小企业已成为微观经济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向中小企业提供有积极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尤其当企业面临着严峻宏观环境的时候。

在200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对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责任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系统性的规范。例如，该法规定了“国家对中小企业实行积极扶持、加强引导、完善服务、依法规范、保障权益的方针”。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多年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陆续制定了许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1.组织协调机构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等14个部门共同成立了全国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设立了中小企业司。到2007年末， 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设立了中小企业厅或中小企业局，部分省区市设立了专职的处、室。包括贵州在内的许多省、区、市建立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提供帮助申请政府扶持措施等服务工作。

国家发改委、国务院信息办和原信息产业部共同组织建立了以大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联盟。

2009年9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2.创业扶持

国家在场地、设施、税收等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创业。例如，向符合规定的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国家对符合条件的新设立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在“十一五”规划中确定了扶持中小企业的“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并将其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事项。2003年-2007年，国家向超过6.4万户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创业指导和综合服务。

国家对认定的高新技术创业风险投资项目给予注资等多方面的扶持，重点是节能环保、集成电路和软件、通信等九个领域。

国家允许创业者将家庭住所、租借房、临时商业用房等作为创业经营场所，建立创业项目资源库，形成有效采集和定期制度。

上海市面向小企业创业构建了政策、服务、金融、信息、人力资源等六大支持体系、市区街道三级创业服务网络。

3.资金

国家在中央财政预算中设立了中小企业科目，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新产品、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和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的项目、与大型企业协作配套的项目等。并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拨出一部分资金，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中国人民银行鼓励商业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发展中小企业金融产品。，扶持措施。国家正修订《贷款通则》，制定融资性担保管理办法。，扶持措施。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必须设立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要求国有银行改进小企业贷款呆账核销工作，改进中小企业贷款的信贷人员尽职免责机制。同时，国家积极推动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的设立工作。小额贷款公司正在试点。国家正在制定关于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变为村镇银行。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采用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等灵活抵押方式。

国家开发银行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建立了300多个中小企业贷款平台。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提供了政策性贷款。商业银行推出了多类特定贷款品种，如无需评级、授信的中小企业快速贷款。有的地方政府设立了地方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牵头组建了中小企业融资联席会，向重点中小企业提供贴息贷款，设立融资性租赁公司。有的地方银监部门对商业银行设立了小企业贷款指标。

国家相关部门积极引导中小企业进行直接融资。证券市场的中小板上市企业数量持续扩大。2009年，设立了创业板证券市场。

2008年起，国家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

国家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投资保障等方式促进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中小企业。相关政府部门提出，适当补偿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中小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向创业中小企业所接受的创业投资企业投资管理服务、创业投资公共平台提供资助。

各级政府积极推进以信用征集、信用评级、信用信息数据库、信用为主的中小企业信用制度、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工作，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数据库，鼓励中小企业合法的互融资担保行为。部分地区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进行了区域性再担保试点工作。2003-2007年，对超过20多万户中小企业开展了信用等级评价和信用信息征集工作。对700多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免征3年营业税。有的地方对符合规定的中小企业提供免抵押信用担保贷款额度，对担保机构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风险给予资助。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小企业营业税、所得税和增值税减免的优惠政策。2010年，国家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高于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采取应纳税所得额减半、所得税率减为20%的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的投资项目，可对自用进口设备等免征进口关税。，扶持措施。国家允许中小企业提出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申请。国家对一些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的、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采取了阶段性缓缴社保费用或降低费率的措施。

4.技术创新

国家对中小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创新项目、为大企业产品配套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贷款贴息优惠，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经认定的创新型企业予以资助。国家引智专项经费对认定的聘请外国专家项目、引智示范推广项目给予资助。对中小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小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维持等费用予以资助。有的地方对认定的产学研项目给予资助。

各级政府通过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等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咨询、技术转让服务。推动实施“专利服务中小企业”活动。鼓励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5.市场开拓

国家通过进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国际市场。设立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要求各级政府对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中小企业产品优先采购。

6.社会化服务

国家鼓励社会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培训、融资、营销等各类服务，向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组织实施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中小企业信息网络体系。中小企业网总站和分网已拥有100万企业会员，日均点击量超过50万次。

7.提高企业管理能力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开办了中小企业管理咨询培训班。有的地方通过专家委员会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有的地方政府与管理咨询机构合作向个别重点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有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管理咨询项目提供资助。有的向企业推荐经过筛选的管理咨询机构。

通过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中国中小企业竞争力讲堂”、“创业者家园”公益培训、企业成长培训等，向中小企业提供了许多免费的管理培训。2010-2012年，实施面向100万家成长型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培训计划。

8.国际合作

我国政府与美国、法国、新加坡、德国等多个国家签署了中小企业合作协议、中小企业合作备忘录。举办了多次双边中小企业政策磋商及亚欧会议中小企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多国举办了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推动建立中意中小企业基金。国家发改委与英国国际发展部合作开展了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项目。

二、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常见问题

2006年及之前的数年中，以中小企业为企业主体的浙江、广东地区的出口额、增加值的年增长率都达到20%-30%之间。但到2007年，上述年增长率下降到了10%左右。2008年1-2季度，相关年增长率继续持明显下降。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并非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而产生。正如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新奎所指出的，中小企业的问题，实际是全局的问题。以下从经营理念、企业战略、营销、运营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常见问题。

1.经营理念

据调查，多数中小企业创办人的知识水平并不高。受知识水平有限、利己主义思潮、一些领域法纪松弛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中小企业经营者在经营理念上存在着严重缺陷。

急功近利，注重短期收益，忽视长期利益。

侧重于采取粗放的经营管理方式。有的还采用一些落后的家族经营方式。忽视可持续发展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守法经营、诚信经营的意识比较淡薄。容易出现生产伪劣产品、污染环境、安全管理松懈、安全隐患、安全事故多等违法违规现象。

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给广大中小企业带来了广阔而丰富的市场机遇，带来了优越的外部发展空间，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在内部管理水平不高、综合实力较弱的情况下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这掩盖了不少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理念问题。

2.企业战略

倾向于采用粗放的发展方式。大多数中小企业集中于普通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加工贸易产业，较少进入高新技术产业。

众多企业不顾自身的优势、劣势所在，热衷于进入在短期内能获得高额利润的产业。如房地产业、采矿业、钢铁业、有色金属业、建材业、娱乐业、餐饮业等。

众多企业习惯于从短期角度来选择盈利模式、管理方法，不注重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不足。高附加值产品少，常常依赖于低成本竞争，压低劳动者待遇；随意排放污染物，随意消耗土地、自然资源；甚至不顾法规限制，沉迷于通过、徇私枉法来获利。

3.营销

大量中小企业将营销投入、营销环节较少的国外市场作为主要目标市场，而将一定范围内营销难度较大的国内市场放在次要位置。当发达国家高度负债的发展方式难以维系、出现金融、经济危机时，这类对国外市场过于依存的企业的市场需求急剧减少。，扶持措施。以广东地区为例，2006、2007年出口额的年增长率同比超过30%；而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率同比为9%，第二季度同比为3%。此时，这类企业很容易陷入困境。

许多中小企业惯于采用低价竞争的营销策略，轻视以质取胜、以创新谋优势的营销策略；不重视新的营销方法，以设立网站为例，据调查，只有17%的中小企业开设了企业网站。

许多中小企业轻视品牌建设，轻视自有品牌，乐于以附加价值低的生产车间角色从事贴牌产品制造业务。

4.运营

设备、工艺技术水平不高，甚至较低。中小企业往往在设备、工艺技术上的投入较少，不少企业靠增加劳动力投入来弥补设备、工艺技术投入的不足。

对信息化建设比较轻视，投入不足。多数的信息技术应用只限于外网、内网构建、微软办公软件应用。近年的国家中小企业信息化调查报告指出，我国中小企业计算机的普及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泰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扶持措施。只有9%的中小企业实施了电子商务，4.8%应用了ERP，16.7%有自己的网站，14%有企业门户网站应用。

许多中小企业不是通过提高运营管理水平来降低成本，而是着眼于压低劳动者的薪酬。当原材料采购成本、劳动力薪酬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时，大量中小企业出现难以运营的局面。

5.研发

目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着研发投入少、重模仿、轻研发的现象。在中国，国外组织、个人的专利登记数曾经在较长的时期内持续高于国内组织、个人的登记数。这一情况直到2005年才得以改变。国内企业不仅在大量的高新技术、设备上依赖于国外，甚至于常用的数控机床、纺织机械也有70%是从海外进口。

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国内企业经营者不重视研发职能或是研发管理比较薄弱。这方面与一些海外先进企业相比，差距明显。以日本精工爱普生集团为例，该公司研发部门中的知识产权机构有约400名员工。其专利检索数据库有上千万项专利信息。有些专利检索能力已经超越了日本的国家机构。

具体到国内的中小企业，此类问题更为普遍，自主创新产品、自主知识产权平均数量更少。

6.财务

许多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有的企业现金流状况不佳，乃至因缺乏现金而经营困难。有的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不严，坏账损失严重。有的企业账务混乱，导致决策困难。有些企业偷漏税严重，法律制裁风险高。有的企业出现内部人员贪污、挪用公款的现象。

一方面，因为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财务管理不规范；一方面，因为中小企业可抵押资产少、不易获得担保；银行融资困难，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的机会很少。相应地，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高。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介绍，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常常高于9%，总成本超过10%，民间借贷的利率则超过了30%。

7.人力资源

由于我国曾长期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状态，大量中小企业的创办者、早期经营者文化素质不高，管理能力较弱，管理意识较落后，对人力资源工作相当不重视。因此，中小企业的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相当匮乏，员工素质相对较低。据调查，在我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中小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不到10％，初中以下学历的员工所占比例则达到约60％。

许多中小企业缺乏正常的人力资源投入，员工无法享受到依法应有的工作待遇，无法获得依法应有的劳动报酬。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工作责任心不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调查，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投入占企业总投入的比例非常低。

三、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措施的不足之处

关于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措施的不足之处，除了制度建设待加强、需要进一步统筹、安排、扶持资金规模有限、资金安排不均衡、管理不严、服务内容待扩展、监督检查不够以外，还有一个重大不足是目前的支持措施还不能比较有效地面向那些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对解决关键问题所起的作用还比较有限。

下面将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措施所起的作用按经营理念、企业战略、营销、运营、研发、财务、人力资源进行分类，并与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常见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如表1所示。

表1：对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措施所起作用的对比分析表

序号 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常见问题 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措施 1 经营理念：受知识水平有限、利己主义思潮、一些领域法纪松弛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中小企业经营者急功近利，忽视长期利益；侧重于采取粗放的经营管理方式，忽视可持续发展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守法经营、诚信经营的意识比较淡薄。 a.国家开展了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中国中小企业竞争力讲堂”、“创业者家园”公益培训。 b.2010-2012年，实施面向100万家成长型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培训计划。 2 企业战略：倾向于采用较低层次的发展方式，大量集中于普通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顾自身的优势、劣势所在，热衷于进入在短期内能获得高额利润的产业；习惯于从短期角度来选择盈利模式、管理方法，高附加值产品少，常常依赖于低成本竞争，压低劳动者待遇；不注重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不足；甚至通过、徇私枉法来获利。 a.国家相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新设立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 b.有的地方政府面向小企业创业构建了政策、服务支持体系。 c.国家发改委开办了中小企业管理咨询培训班。 d.有的地方通过专家委员会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有的地方 与管理咨询机构合作向个别重点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3 营销：大量企业将营销投入的国外市场作为主要目标市场，过于依赖，而把国内市场放在次要位置；许多中小企业惯于采用低价竞争的营销策略，轻视以质取胜、以创新谋优势的营销策略；轻视品牌建设，乐于从事贴牌产品制造业务。 a.国家通过贸易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国际市场。 b.设立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c.要求对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中小企业产品优先采购。 4 运营：在设备、工艺技术上往往投入较少，水平不高，不少企业靠增加劳动力投入来弥补不足；对信息化建设比较轻视，投入不足；许多企业不是通过提高运营管理水平来降低成本，而是着眼于压低劳动者的薪酬。 a.相关部委牵头组建了以大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联盟。 b.有的地方政府面向小企业创业构建了信息支持体系。 5 研发：普遍存在着研发投入少、重模仿、轻研发的现象；研发管理比较薄弱；自主创新产品、自主知识产权更少。 a.政府通过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等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咨询、转让服务。 b.推动实施“专利服务中小企业”活动。鼓励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c.国家对中小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创新项目、为大企业产品配套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贷款贴息优惠，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d.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实行税收优惠。对经认定的创新型企业予以资助。 e.国家引智专项经费对认定的聘请外国专家项目、引智示范推广项目给予资助。 6 财务：许多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有的企业现金流状况不佳；有的应收账款管理不严，坏账损失严重；有的财务信息混乱，导致决策困难。有些偷漏税严重，法律制裁风险高；不易获得担保，银行融资困难，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的机会很少，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高。 a.中国人民银行在2008年要求商业银行的小企业信贷投放金额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增加量不低于2007年。 b.国家正修订《贷款通则》，制定融资性担保管理办法。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必须设立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要求国有银行改进小企业贷款呆账核销工作及相关的信贷人员尽职免责机制。国家要求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采用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等灵活抵押方式。国家积极推动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的设立工作。 c.小额贷款公司正在试点。国家正在制定关于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变为村镇银行。 d.有的地方银监部门对商业银行设立了小企业贷款指标，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提供了政策性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建立了300多个中小企业贷款平台。 e.2008年起，国家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 f.国家相关部门积极引导中小企业进行直接融资，设立了创业板证券市场。 g在中央财政预算中设立了中小企业科目，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新产品、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等。向符合规定的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h对认定的高新技术创业风险投资项目给予注资等多方面的扶持。国家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投资保障等方式促进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中小企业。，扶持措施。 i.各级政府积极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工作，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数据库，鼓励中小企业合法的互融资担保行为。部分地区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向创业中小企业所接受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公共平台提供资助。 j.有的地方政府面向小企业创业构建了金融支持体系。有的地方政府向重点中小企业提供贴息贷款。 k.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小企业营业税、所得税和增值税、自用设备进口关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的减免优惠政策。国家对一些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的、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采取了阶段性缓缴社保费用或降低费率的措施。 l.允许创业者将家庭住所、租借房等作为创业经营场所。 7 人力资源：大量企业的创办者、早期经营者文化素质不高，管理能力较弱，管理意识较落后，对人力资源工作相当不重视；人才相当匮乏，员工素质相对较低；缺乏正常的人力资源投入，员工工作待遇偏低，员工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 a.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中国中小企业竞争力讲堂”、“创业者家园”公益培训、企业成长培训等，向中小企业提供了许多免费的管理培训。 b.2010-2012年，实施面向100万家成长型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培训计划。 c.有的地方政府面向小企业创业构建了人力资源支持体系。 从上表可以看出，目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措施主要面向的是中小企业的财务

职能问题，其次是研发职能问题；而在经营理念、企业战略、营销、运营、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措施则较少。正如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教授所说的“资金紧缺不是民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也不是资金短缺等财务问题，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不应过多地面向中小企业的财务职能。

四、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1.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将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到较高的水平，是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例，只有将广大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到中等或较高水平，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成本才比较能够处在一个贷款方可接受的水平，各项信贷扶持政策才能真正发挥效用。曾主管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欧新黔指出，我国中小企业已经到了以提高素质为主的发展阶段。温州创新工商管理培训中心主任殷海江认为，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组织管理能力建设较差，不论人员培养、管理流程、制度建设、技术研发、品牌塑造都缺乏手段，导致面对从紧的外部环境时缺少竞争力；企业抵抗外部风险最好的办法是练好内功。

尽快、逐步地帮助多数中小企业将管理能力提升到中等或较高水平，是将中小企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根本方法，是解决中小企业在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所面临各类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从政策层面上来讲，更多取决于微观，取决于企业应对环境的能力；应更多地培养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能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新奎曾经举了一个实例，上海市工商联纺织协会的众多中小企业会员在2007年遇到了严重的经营困难，通过集思广益、共同协作，投资成立了一家新的企业，以此竞标获得了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经营商的资格，使得大家的经营状况普遍得到了扭转。

因此，制定、实施好以管理支持为重点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是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途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应由以财务支持为重点转向以管理支持为重点。

2.制定、实施好以管理支持为重点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1）在实施其它支持政策的同时，将财力、人力资源重点投向中小企业管理支持领域

（2）以中小企业管理咨询专家、专业管理咨询机构相结合的方式向符合优先扶持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或资助管理顾问服务

政府部门应组建中小企业管理咨询专家团队，重点在经营理念、企业战略、研发等职能的疑难问题上向符合优先扶持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管理顾问服务。由政府承担中小企业管理咨询专家的服务津贴、费用，由企业为主（如企业评价权重占60%）、政府为辅的方式来评价管理咨询专家的工作绩效。

同时，政府部门应资助符合优先扶持条件的中小企业选择有资格的专业管理咨询机构的管理顾问服务。可按企业的财力状况，资助管理顾问服务费用的50%-80%。具体而言，企业应按统一的规定实施招标，由多家管理咨询机构投标，提出各自的方案、实施时间、实施人数、服务价格，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由企业择优选择管理咨询机构。政府可制定各类管理顾问服务费用的基准及上限。相关部门应建立对此类管理咨询机构的评价、监督机制。在咨询项目完成后的半年、1年，分两次由企业、政府部门共同评价管理咨询机构的工作绩效，企业评价可占60%的权重。开展此项工作时，由于具有良好管理顾问能力的管理咨询机构数量目前比较有限，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逐步开展。政府也应更多地开展相关管理咨询机构、人员的培训工作。

（3）以更大的力度、更多样的方式组织、资助中小企业管理人员培训工作

在加强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中国中小企业竞争力讲堂”等管理人员培训工作的同时，资助成长潜力大的中小企业的一些管理人员参加其它正规的企业管理培训或学历学习、职业资格培训。

（4）资助、鼓励管理人才到中小企业就业，降低其就业风险

人力资源是组织的第一资源。相关部门可向符合一定素质、才能条件的中小企业管理人员提供保障较高的失业保险、服务津贴等多种资助，采取各类措施帮助中小企业缓解管理人才紧缺问题，增强对管理人才的吸引力，鼓励管理人才到中小企业就业，降低管理人才到中小企业工作所面临的较高就业风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