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情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全球贸易情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国家贸易；统计方法改革

一、浅析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是最近十几年来的结果，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经济体加入到全球生产中来，这就使得整个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有了一个较为宽阔的发展基础，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增长。当然，对于价值链更为简单的理解是，由于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在目前来看无法通过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能够完成，或者说单纯依靠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进行完成往往成本过于昂贵，因此，全球价值就产生了。目前来看，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大趋势，整个发展的过程也是符合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同时随着国际运输成本和通讯技术成本等不断的降低，必然会促使跨国公司的大量设立，这将极大的提升整个价值链的全球化特征。当然，全球化的价值链对于国家贸易来说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对于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对于传统思维下的国家贸易政策制定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正是由于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来控制国外的企业生产，这将极大的改变原有的贸易生产的方式，因此将会极大的改变传统国际贸易的统计方式，为了更加有效合理的衡量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贸易额度，需要摒弃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采用更加合理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这将有利于各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促进各国贸易的健康发展。

二、传统国际贸易统计的缺陷

传统的国际贸易衡量的原则是采用属地归属的方式，也就是说按照整个产品和服务的原始产地来衡量贸易的额度，这种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产生之间是具有极大的优势的，其可以准确的衡量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经济体的国际贸易情况。但是，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的贸易衡量方式的弊端也不断的出现，使得贸易衡量的需求性越来越得不到满足，对于国际贸易的衡量误差也越来越大。由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只是简单的衡量贸易的出口国和贸易的进口国之间价值的增加情况，而无法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在之后的继续加工所需要的原料和增加的价值，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频繁，使得这种国际贸易的统计方式难以更加准确的衡量整个全球价值链下的国家贸易额度。

三、全球价值链下的新型国际贸易统计方式

正是由于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形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采用新型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因此，国际贸易委员会也提出了要采用任务型的统计方式，传统的统计方式已经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当今国际贸易的大环境，需要进行必要的贸易统计方式革新。因此，国际贸易委员会采用增加值的贸易统计方式，也就是通过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净增加来衡量整个贸易过程中的增长问题，这种方式虽然会有重复记录的问题，但是，就整个计算的过程来说符合当前全球化的特征。这种方式的基本操作公式是采用出口国出口产品的成品价值减去国内生产的成本同时也要减去相应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所付出的成本，这种衡量方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方式是极为相近的。总之，这种衡量方式可以有效的避免同一种产值的重复计量多次，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区分不同国家和地区产值的实际增加，从而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不同地区和国家经济的增长。

四、总结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国际贸易的往来也越来越紧密，因此，为了更好的衡量国际贸易额度，需要采用全新的国际贸易衡量方式，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衡量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经济的增加值，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总之，将有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赵玉焕.全球价值链和增加值视角下国际贸易统计方法[J].中国经贸,2012,12:45~46.

篇2

一、概述

全球化目前已成为一种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国家都要积极加入到这一潮流中，顺应经济变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促进世界整体经济迅速发展，而且对国家自身来说，这也是一次发展的机会，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提升自身实力，同时使本国的经济环境更适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营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对我国的发展来说，全球化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在当前的环境中，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活动，这样的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就整体而言，当前我国从宏观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包括税收以及贷款等方面的优惠，在微观上，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建立并且不断完善，这样有利的国内环境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近些年中呈现增长的态势。但同时要看到，由于经济政策已经全球性的经济差异仍然存在，我国的随外贸易中依然有很多问题与不足，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二、全球化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次扩大自身经济活动范围，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机会，对我国来说也不例外。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期，对外贸易活动也在经历着转型与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使得对外开放有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这样的全球化模式也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更多的合作机会。

1.增加对外合作

作为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类型，对外贸易合作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一国要想更好地实现对外贸易额的增长，首先就要扩大与他国的合作范围，最大限度地增加合作机会。在过去传统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由于众多规定限制的存在，贸易壁垒十分严重，各国的关税问题以及具体的对外贸易合作方式都不相同，各国上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但在当前的环境中，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贸易壁垒不断被打破，全球各种贸易组织逐渐增加并且制定了很多适合国际贸易往来的条约，这样的环境使我国更加方便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增加了交流往来的机会，在与其他国家合作的过程中促进我国进一步完善我国自身对外贸易的机制同时增加贸易额度，促进经济增长。

2.完善贸易机制

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这是由于我国的历史因素和现地社会体制等综合情况所导致的，所以我国要想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中，就需要不断完善自身，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使我国的对外贸易更加符合国际发展的要求。在贸易体制上的改革要顺应全球发展的潮流，向其他国家的学习，在不断地磨合借鉴中实现自身的完善与改革。全球化环境下各种集中在同一环境中进行贸易往来，有利于学习其他国家对外贸易的运行策略，同时吸收国际通行的贸易法则，防止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引起纠纷，促进对外贸易的规范化、科学化。

3.提升经济实力

积极参与对外贸易活动是我国当前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项，扩大对外贸易的范围、增强实力也是带动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提高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过去的环境下，我国也进行对外的贸易来往，但从整体上来说处于初级阶段，贸易额较低，无法实现较大的突破，如今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给与我国更多的发展机会，营造一种良好的对外贸易活动的环境。从近些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以及其占国家经济发展总量比重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实力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由此可知出，全球化的环境不仅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发展，同时也为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机会。

三、全球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挑战

虽然全球化为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及整体经济发展都带来了新的机会，使我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实现自身发展。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当前我国在全球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我们自身体制不完善、政策不健全的问题，也有全球贸易障碍以及其他国家可以破坏阻挠的因素，综合起来，这些都是我国的对外贸易所面临的挑战，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予以解决。

1.政策不规范

一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活动中，除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也需要规范科学的国内政策的支持，在这一点上，目前我国还欠缺较多。在我国企业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或参与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中时，总是缺乏良好健全的政策支持，这让我国的企业面临着更多的障碍。如今全球企业更多的进行共同的贸易活动，缺少规范的政策支持使得我国对外贸易增加了很多障碍。

2.国际贸易壁垒的存在

尽管当前全球的贸易活动逐渐平等化、开放化，但贸易壁垒仍然存在，如我国经常在对国外的产品销售中遭遇反倾销调查，一些国家会针对我国部分产品提出倾销的质疑，并且开出“天价”罚单，这些情况都使得我国企业的对外贸易活动存在很多障碍。贸易壁垒也让我国企业在一些全球经济活动中处于被动状态，无法很好地进行合作，这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往来的主要问题。

四、结语

当前的全球化环境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来说是有利有弊的，它既为企业参与更多更大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同时又给我国的企业提出新的问题与挑战。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对外贸易活动也要继续强化，这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我国壮大自身实力的需要。我国必须不断完善自身，更好地参与到全球的活动中，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

作者:冯毅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顾国达.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汪五一.中国对外贸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篇3

经合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编写这个报告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能够反映每个贸易环节增值信息的数据库，供贸易决策机构参考。该数据库将为贸易决策提供五个领域的重要信息：一是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三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实质；四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五是供需恐慌对下、上游生产的震荡。

报告的初步结论首先强调开放和高效的服务业市场的重要性。服务业占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工业发达国家的GDP的三分之二，但按附加值算对出口的贡献率仅为50%，在中国不足30%。换句话说，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这里揭示的信息是，在以全球价值链为主体的世界中，要想提高生产率，保持国际竞争力，就需要进口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和服务。

报告分析了运输器材2009年的出口态势，指出世界主要制造商出口的运输器材中，30%至50%的价值源自国外进口。按出口毛值算，德国出口比美国高25%；按附加值算，德国只高5%。这说明德国产品内含高得多的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电子产品出口情况类似。中国和韩国是2009年的最大出口国，两国的出口电子产品中含进口成分约40%。

总体而言，大多数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约三分之一都用于生产出口产品，中国纺织业的中间品进口，近85%用于出口加工。一国进口中也可能包含进口国自身的成分，美国进口含5%的美国成分，中国含7%的中国成分。

由于上述原因，各国当前按传统方式的双边贸易平衡数据，包含大量重复计算，完全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报告以争吵多年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为例。如按增加值计算，中国对美国顺差高估了400亿美元即25%以上，因为中国进口品中含有很高的美国成分；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品中含有三分之一的进口成分，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顺差达150亿美元之巨。由此可见，中美贸易不平衡争端根本就是一个庸人自扰的伪议题，被某些人用来做政治炒作，干扰了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

这项研究给贸易政策决策者和相关国际组织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启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世界就尝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苦果，为什么到如今还有人津津乐道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还竟能被某些政府主管部门采用？应该引以为戒。据报道，瑞士的一则研究报告指出，欧盟制裁中国光伏产品得不偿失。对中国制造商征收惩罚性关税，仅德国就可能在三年内减少8.47万个工作岗位，受保护产业所创造的工作岗位仅相当于其他行业因此而失去的工作岗位的五分之一。这是名副其实的得不偿失。光伏案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欧盟紧紧跟上可能是担心贸易转向，也就是说怕美国关了门，中国产品转流到欧盟。其实，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惩罚性关税也同样只是保护了个别缺乏竞争性的制造商，伤害了大多数消费者和贸易商的利益。

抛开此案不说，中国在制订贸易政策过程中，应深思进口高效中间产品和服务对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仅关系到特定产品的成本，也关系到宏观贸易环境的可持续性。中国产品一定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同其他国家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市场准入的可靠性。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企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意味着更广泛的市场选择，但同时也面临更复杂的竞争环境。

对中国产业部门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加快服务业的升级，不仅要服务好生产和消费，更要提高物流服务效率。对制造业来说，进出口要通盘考虑，进口未必是坏事，过多的出口未必一定是好事，进还是出，最终取决于是否能最大限度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不要依赖政府出台产业保护政策。我们想要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就不可能关闭自己的市场。中国产业欣欣向上，方兴未艾，当然要选择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

链接

关于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交钥匙供应商和零部件供应商。

新闻热点：

篇4

面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重要性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保增长”是现阶段各项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使“保增长”的目标落到实处，理所当然要将“扩内需”摆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然而，“扩内需”并非意味着就可以忽视对外贸易在“保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在“扩内需”的同时，如果也能够尽可能发挥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可供选择的手段增加了，“保增长”的把握性自然也会增大，“扩内需”过程因此也会相对轻松一些。

总体来看，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有所放慢。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幅度连续6年都超过了两成，但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幅度却只有17.8%，其中，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7.2%和18.5%，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明显放慢。

现阶段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但2008年的全年统计只不过是由“显著”增长变为“温和”增长。可是，如果像证券分析师那样也做一张《分时走势图》，则不难看出，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基本上可以用“高开低走”这个股评术语加以概括。2008年10月以前，进出口贸易增长或快或慢，但基本上能够保持增长势头。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10个月，出口和进口分别累计增长21.9%和27.6%。可在10月之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形势却可以用“晚节不保”来形容。据统计，2008年11月全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2%和17.9%，特别是出口贸易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月度负增长。更有甚者，进出口贸易的月度负增长并非“间歇”性，而是渐成趋势。2008年12月，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又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8%和21.3%。

贸易顺差的“贫困化”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即使对外贸易规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萎缩，贸易顺差扩大的势头也依然得以持续。由于进口贸易的下降幅度要超过出口贸易的下降幅度，2008年11月贸易顺差达到400.9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最大的一个月，而12月贸易顺差也达到了389.8亿美元的历史次高点。再看一看整个2008年，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54.6亿美元。

一般来讲，许多人都会认为出口越多，经济增长受到对外贸易的拉动也就越大；而进口越多，经济增长受到对外贸易的拖累也就越大。近期，由于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进一步强化。

可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尽管贸易顺差还在扩大，开展进出口业务的难度却在加大，许多企业苦不堪言。当下，眼看着一些出口企业停工甚至关闭，眼看着出口企业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白领们丢掉饭碗，又有何理由为贸易顺差的增加而自我欣慰？仅从量的角度看，顺差加大应当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若从质的角度来看，净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由此，笔者开始思考这样一个命题:小贸易的大顺差不足为喜，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一定比得上大贸易下的小顺差，甚至有可能还不如大贸易下出现的适度逆差。2008年11月贸易顺差创新高就能印证这一命题。否则，中央也就没有必要在当前形势下特别强调要靠“扩内需”来保增长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净出口因素固然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净出口因素绝非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事实上，对外贸易也会出现贫困化增长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本身就是对上述净出口因素起“推动作用”的唯一性提出挑战。按发展经济学的概念，贫困化增长是指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导致社会福利下降程度大于社会福利改善程度，最终会出现越增长越贫穷。在贫困化增长的条件下，出口越多，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弱。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现阶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萎缩，贫困化增长的先决条件不复存在。在进出口贸易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随着贸易顺差的增加，对外贸易或许不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贫困化增长，但“贫困化”的特征却依然存在，索性将这种情况称之为贸易顺差的“贫困化扩张”，又何妨？

的确，从宏观角度来看，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应当体现在净出口方面。可是，如果将微观层面也纳入观察视野，仅从净出口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免有些狭隘。单独来看，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只不过这种拉动作用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宏观层面，而是通过微观层面间接作用于宏观层面。

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重商主义色彩，但对不同国家来说，通过追求对外贸易的顺差来推动经济增长或许具有可行性，动机也无可厚非。可是，就整个世界贸易体系而言，各国对贸易顺差的追求恰似一场“零合游戏”：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顺差必然要以另外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为前提。不难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贸易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关键在于对外贸易能够产生福利的“正合效应”，而非“零合效应”或者“负合游戏”。否则，比较利益学说、要素禀赋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国际贸易理论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保增长”绝非单靠贸易顺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资源的全球配置力度不断强化，过分追求贸易顺差不仅无助于整个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且也未必就对各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富国并不少见，而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穷国也屡见不鲜。

不难看出，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仅仅靠贸易顺差的大小来加以简单评价。现实状况表明，近期的贸易顺差加大颇具“贫困化”特征。

首先，在当前进出口贸易规模均出现萎缩的状况下，月度和年度贸易顺差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说明这一顺差本身就存在质量上的隐患。在出口保持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贡献度的情况下，随着出口贸易出现萎缩、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压制，不仅会导致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收窄，开工率下降，赢利减少，也会对就业和税收等方面造成压力。与此同时，随着进口贸易规模出现大面积萎缩，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机会也相应减少，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有效借助“外力”，很难更多利用各种外部资源来弥补内在资源的“瓶颈”约束。

其次，在当今国际市场上，竞争与合作都要立足于一个为相关各国所接受的共同平台。一般来说，在这个平台之上，一个国家的顺差大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强一些；而顺差小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牵制作用强一些。可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平台已经不再稳固，净出口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何的确很难说。将进出口贸易结合起来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在2008年11月出现双向萎缩，对中国经济而言尤为不同寻常。在当代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之下，中国处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中间位置。因此，长期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国际产业链条上自然也会出现相当多的断裂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加工贸易受到的损害最大。由于加工贸易具有大进大出的特征，加工贸易的下滑还有可能会导致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双向萎缩。

再次，近期贸易顺差的迭创新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变化因素。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市场上的反应并非完全都具有对称性。总体来看，初级产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最为立竿见影。相反，工业制成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是逐步显现的，需要一个过程。现阶段，初级产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相对要高一些，而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却相当大。因此，目前中国进口萎缩速度要快于出口萎缩速度，贸易顺差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规模很难保得住，甚至有可能转为逆差。即使贸易顺差能够进一步扩张，也很难摆脱“贫困化扩张”之嫌。

总之，无论是出口规模下降，还是进口规模下降，对经济增长来说不一定都是利好因素，而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整体萎缩对经济增长来说则进一步构成了利空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对当前对外贸易顺差创历史最高纪录时刻保持警惕。

表面上看，贸易顺差的扩大与否关乎“保增长”的大局，而具体的进出口业务只不过关系到相关企业的“小算盘”。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对出口企业来说，只要做好每一笔进出口业务，都有利于“保增长”。

一方面，为了推动出口贸易，今后应当通过进一步挖掘商业机会，强化出口企业的技术投入与管理水平，扩大出口企业的赢利空间。这些努力看起来是针对出口企业的微观层面，但最终会对宏观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了“饭碗”，有利于增加税收和就业，从官方和民间的立场去面对出口企业的福利“溢出”，最终会为宏观经济带来活力；另一方面，推动进口贸易，要利用好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时机，在全球范围内强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在通过进一步引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也要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中间产品，来加大相关企业的赢利空间。

篇5

关键词：新贸易统计数据；产品附加值；背景；优势；影响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95-05

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贸易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关税水平的下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国际运输环境的改善以及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国际贸易成本迅速下降。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而导致全球生产价值链的逐步形成。其结果是产品内贸易、公司内贸易、外包等新的贸易形式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渐凸显，中间产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迅速上升。由于中间产品进口需要反复经过海关，而每经过一次海关就要在贸易统计中记录一次，因此，这种以全球产品生产协作为基础的中间产品贸易成为世界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也是引起世界贸易非线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如，由泰国组装生产的计算机硬盘，其中间产品分别来自于10个亚洲和美洲国家；美国的波音787飞机，其机翼来自于日本，发动机来自于英国，刹车、电力系统和计算机组件来自于法国。相关研究表明，中间产品贸易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30%左右，且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以40%的年均速度增长（D.Hummels et al，2001）。近年来，中间产品贸易更是占到了世界货物贸易的56%和服务贸易的70%（Miroudot et al，2009）。

由于传统的贸易统计主要依据的是海关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其结果是将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均归于最终出口该商品的国家，因此，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一方面不能准确统计新的贸易方式，即中间产品贸易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还将夸大最终出口该商品的国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作用。WTO总干事拉米（Lamy，2012）就认为，“新的经济现象要有新的经济和统计方式与之相适应。好的统计数据有助于对社会和经济现象的理解。如果我们仍然利用不完整的数据来制定政策，就会得到错误的结论；如果用旧数据来研究新问题，则争论和误解也会增加。”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世界贸易发展的现实，WTO将于2013年初出台第一批基于产品附加值的“附加值统计”（Value-added Statis-tic）数据（或称新贸易统计数据），以更好地衡量世界贸易的发展状况。

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国家出台了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渐复苏，世界贸易仍将向更加稳固的自由化发展方向迈进。而WTO新贸易统计数据的出台正是适应世界贸易环境变化的需要。它不仅会对世界贸易的统计形成颠覆性的变革，同样也会对我国未来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基于此，本文对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及其对我国对外贸易将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

一、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

新贸易统计数据的出台源于世界贸易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使传统的以国别和最终产品为标准的贸易统计数据不再适应世界贸易的发展变化。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税水平的显著下降加速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关税水平的下降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降低了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推动了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以亚洲为例，目前亚洲各国最惠国关税的税率在5%。10%之间，较之20世纪90年代也有大幅度的下降。较低的关税必然会降低贸易的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

（二）各国出口环境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各国出口环境的改善主要体现在：首先，各国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产品的运输成本。如，集装箱运输船和集装箱码头的出现，降低了海运的成本；航空条件的改善则极大地降低了时间密集型国际贸易的成本。其次，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贸易中的通讯成本。最后，一些国家国内贸易规制的减少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上述各方面出口环境的改善都为扩大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有效推动力，极大地促进了产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工，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三）出口加工园区的建设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纷纷建立了本国专门的出口加工园区。而出口加工园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贸易新生产方式的形成。根据世界劳动组织（ILO）的统计，截至2006年，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共建立了3500多个出口加工园区。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的统计数据也表明，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五分之一产品和进口的13%产品来自于出口加工园区。由此可见，出口加工园区的建立对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带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伴随着运输成本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世界生产价值链的形成，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以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年约为50亿美元，1990年这一数值达到了约230亿美元，2008年则达到了3070亿美元。在亚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加的同时，中间产品在亚洲出口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由1995年的26%上升到了2009年的35%。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

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主要适用于从产品的生产到出口的整个产品价值链都处于一国内部的贸易统计，并不适合用于由生产分工全球化而导致的新的贸易统计。对比新的贸易统计数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在衡量诸如行业竞争力、比较优势、贸易保护、汇率、经济周期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统计全球贸易量，而且至少将从以下七个方面有助于改善人们对全球贸易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也可以揭示工业国家再进口的产品种类

为了更好地统计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要追踪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并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解到各个从事产品不同阶段生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新贸易统计数据能够准确统计各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来源地及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从而有助于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以及各国再进口的产品种类。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

由于在新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一国只专注于产品的某一特定生产环节，因此，衡量～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贡献不应以出口产品的最后总价值来判断，而应以该国所从事的特定生产环节的价值来判断，即以该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来判断。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出口产品的价值都归于最后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这无疑会夸大最后从事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在产品整个生产环节中的作用，从而无法反映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能够较好地确定每个国家在产品各生产环节中的地位和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衡量全球贸易的真实情况。以美国在苹果手机（iPhone）上的贸易为例。米鲁多（Miroudot，2011）调查了2009年美国在iPhone上的贸易平衡情况。从表1数据可知，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美国2009年在iPhone产品上从中国进口了约19.01亿美元的产品；相应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19.01亿美元。可如果按照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方式来计算，美国进口的19.01亿美元的iPhone产品中，中国生产的附加值只有7 350万美元，仅相当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3.87%。美国贸易逆差的其余部分其实来自于日本、韩国、德国等中间产品生产国。由此可见，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中，中国在iPhone产品上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了。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

新贸易统计数据在解决各国在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争论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的很多争论均来自于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不同看法，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因此，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有助于减少各国对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的争论。第二，基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新生产方式使贸易竞争力不再存在于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企业之间，存在于生产的不同环节之间，因此，在WTO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下，传统的对于最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以最优关税为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最优关税应当是逐级增加的。而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一国的最优关税应当变得很小，而且不应再是逐级增加的。可见，如果依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统计的数据，针对上述问题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无疑将导致错误的结论。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对贸易量的统计是依据产品各生产环节的附加值而非最终产品的价值，因此，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其所提供的数据无疑更具说服力，也更有利于一国贸易政策的正确制定。

（四）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

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生产价值链由一国延长到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对产品价值链中的任何国家经济的冲击也将通过价值链传导到其他国家，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以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美国最终消费的锐减直接导致处于产品最终组装环节的中国出口的下降，而中国出口的下降又影响到其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从而对处于产品价值链中上游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可见，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只关注最终产品的生产，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无法准确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一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从而更有可能准确判断经济冲击对产品价值链上各国的影响。

（五）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

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就业岗位在生产环节的哪部分从事产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的一项以欧盟制鞋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发现认为，中国对欧盟的皮鞋出口导致了欧洲制鞋业工作岗位的消失；但是通过根据新贸易统计方式所计算出的数据则清楚地表明，欧洲制鞋业所丧失的只是皮鞋的加工制作这一部分工作岗位，皮鞋的设计、研发、市场营销等生产环节上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于欧洲，并且欧洲的制鞋企业由于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变得更具竞争力。

（六）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OECD的研究表明，重新分配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会对一国的碳排放情况产生显著影响。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下，出口产品的碳含量全部被归于最终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而新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所具有按产品附加值统计贸易的特点，则可以将产品中的碳含量分解到各生产环节，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产品生产全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可见，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各国环境的影响。

（七）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

这里仍以美国iPhone产品为例分析。如果根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在iPhone上的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但是，如果以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则可以发现，中国在iPhone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事实上仅仅局限于产品组装这一生产环节上，而iPhone生产的中上游环节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仍然掌握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手中。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影响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衡量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进而有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各国的竞争力主要存在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上，而非存在于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竞争力水平，针对的只是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因此，这种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明显夸大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洛迪克（D.Rodfik，2011）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研究就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当于比中国人均GDP高3～6倍的国家的生产水平。可见，如果我国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各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因此，基于新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出口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如，新贸易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主要存在于产品的组装环节，主要从事的仍旧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仍然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我们便可以依据这一结论，提出更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的对策建议。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

随着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作用仍停留在以产品组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但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下，产品出口的全部价值却全部记在中国，从而导致虽然中国对美、欧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中国能够获得的实际收益却很小。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是基于各国在产品中的附加值统计的，因此，势必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中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WTO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都表明，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数据，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850亿美元；但如果按照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l 640亿美元，仅占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69%。詹森和诺格拉（Johnson，Noguera，2010）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依据以一国产品附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中美双边贸易，则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下降30%～40%。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

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他国家认为与我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不但造成其本国的贸易不平衡，而且导致本国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新贸易统计方式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贸易中的收益和成本，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可以真实反映各国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从而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

篇6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 金融市场 国际分工

引言

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球经济失衡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中国一直以来也因为贸易顺差及汇率问题饱受责难，汇率问题在解释理想世界的国际收支调整时似乎是成立的，但是现实世界要复杂的多。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总共出现了五次失衡。分别为19世纪后期全球化早期的资本转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1977-1979年的美元危机；以及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Bordo，2005）。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金融类资产，尤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以及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率，和发展中国家与之相对应的高储蓄等。

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探究

（一）传统研究的弊端及其拓展

对世界经济失衡原因解释的传统观点主要是从国际收支恒等式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包括美国的低储蓄率，长期的财政赤字以及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等都被认为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但这些解释主要是从事后的结果来讨论问题的（余永定，2010）。从宏观经济恒等式看，外部不平衡必然是内部的投资-储蓄不平衡，但是其中的因果关系却不十分确定。因此必须在认真研究恒等式两边互相作用的微观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储蓄、投资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关系。当储蓄大于意愿投资时，如果本国企业无法把商品出口到国外市场，这只能造成本国存货的增加，进而使本国经济陷入萧条；同样，当储蓄小于意愿投资时，如果不能从国外输入产品，其结果也只能导致经济过热。因此，储蓄与投资的缺口与贸易失衡之间虽然存在恒等关系，但储蓄—投资失衡只是贸易失衡的宏观表现，储蓄与投资的缺口要转化为贸易失衡，就必须在微观层面具有在失衡状态下进行贸易的条件。传统国际分工理论通常假定物物交换，这使得贸易失衡与国际分工理论框架存在天然的不相容问题。因此，要为全球失衡问题提供国际分工层面的微观基础，就需要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进行突破。生产上的差异无疑是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最根本原因。

从生产的差异探寻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对国际分工的再度审视。从国际分工的视角为全球失衡提供微观基础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发端于对“资本双向流动”问题的研究。在新一轮全球失衡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经常项目的失衡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失衡具有紧密的联系。发达国家出现了持续且规模逐步扩大的贸易逆差，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则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与此相对应的是，国际直接投资（FDI）也呈现出类似的不平衡特征，发达国家整体上FDI是净流出的，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则出现了整体上的FDI持续净流入。一种说法是，在完全无摩擦的环境下，落后的金融市场将被抛弃，所有的融资活动都将在发达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活动完成之后，产业资本再以FDI的形式流动到最佳投资地点（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因此，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将出现金融资本的净流出（经常项目顺差）和FDI 的净流入（余永定、覃东海，2006）。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过多的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国内投资，这导致本国储蓄先通过贸易顺差转移到发达国家，进而又以FDI的形式“迂回”到国内，大量进入出口加工行业的FDI又进一步加剧了贸易顺差的扩大。双向资本流动的结果是，伴随着FDI的输出，发达国家逐步建立起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以发达国家母公司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而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持续的贸易顺差，大量的非产业资本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在这种全球生产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之间建立了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这种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促使当前研究开始考虑全球失衡与国际分工本身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产品内分工的内部装配、加工、制造等环节，因而参与全球分工的一个重要形态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自身比较优势，从而导致货物贸易以及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由于中国处在“世界工厂”的低端位置，形成了以外资代工为主的生产贸易模式，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只是中国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模式的货币镜像。

（二）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分工格局分析

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分工格局，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微观基础研究的新视角。基于全球失衡的主要经济体（美、英等发达国家与东亚和产油国）之间金融市场发展巨大差异的基本现实，在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金融市场差异的视角解释全球失衡产生原因的研究已经日益深入和成熟。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的：一是经由储蓄与投资缺口的宏观路径；二是经由国际分工模式的微观路径。在宏观路径的研究中，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对储蓄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金融一体化将引发全球失衡。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度和深度都较低，因此其过量储蓄不可避免地流向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家，同时引入它们的高风险投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国家将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长期将逐渐积累来自不发达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率会更低。

那么基于金融市场差异的国际分工是如何导致全球失衡，进而为全球失衡提供微观基础的呢？核心思想就是基于金融市场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原理。在金融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出口金融资产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逆差，而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顺差（徐建炜、姚洋，2010）。二次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工形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的金融业发达，相对于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重新崛起的大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所形成的分工就是：美、英等金融强国进口制造业产品，出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的赤字；而德、日这两个传统制造业强国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制造品，进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盈余。

金融资产与货物一样，也存在“贸易模式”的问题，产出情况和禀赋特征、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风险厌恶程度以及主观信念四个方面的因素将影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而当某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低于国际水平时，该国就具有这种风险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而出口该资产。在资产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风险资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出口风险资产，进口无风险资产，这会造成该国储蓄下降；上述结论说明资产市场完善程度更高的国家分散风险的能力更强，因而拥有更低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更容易出现贸易逆差。以往的国际分工理论一般认为商品是可贸易的，而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因此只关注实体经济，忽略了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服务不可贸易的主要基础是认为其生产和消费必须同时发生，但事实上有很多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如金融、保险服务、数据处理、法律服务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远距离提供服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服务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5-2010年间，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增加了近20倍，以全球的服务贸易出口来看，增长最快的为保险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通过提供金融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服务业可贸易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金融服务海外输出只是服务业出口的一个例子。以往在研究经常账户平衡时，通常将经常账户的平衡等同于货物贸易的平衡问题，但事实上服务业的贸易平衡问题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意义十分重大，并且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就业、价格水平、汇率变化、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服务贸易的增长对全球的生产结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业（工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生产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它就会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国，服务产品的净进口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80年代以来的日本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是这样。如果服务完全可贸易，则贸易可以基本平衡。但是如果服务产品不完全可贸易，则给定国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一个制造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即制成品的净出口远大于服务产品的净进口。由于现实经济中大量非贸易品的存在，一国在发生债务危机及需求冲击时将使得调整过程比产出都是贸易品情况下更复杂、更痛苦。非贸易品的国内供需必须平衡， 没有国际贸易， 当地需求的下降无法通过净出口增加来解决。当吸收相对于收入上升或下降（从而贸易余额上升或下降）时，经济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组合将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资本会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间转移，从而引发生产业变动，这会对一国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当一国经济中非贸易品份额下降即可贸易性提高时，在面临债务危机或需求冲击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将变得更快速。就中国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远快于消费能力提高的速度。贸易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是我国主要在出口制造业产品，而进口服务业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不同行业生产能力的变化，用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行业就业人员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体情况来看，第二产业的年增长率和累积增长程度均超过了第三产业。用第二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除以第三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978-2010年的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涨，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品的出口，中国在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生产领域具有相对的优势。因此，就我国情况而言，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对于服务和货物的消费支出比例稳定，就会出现货物生产大于需求的局面，在开放的条件下，就会出现贸易顺差。

结论

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主要还是要依赖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全球一体化，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主要还是源于美国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的逆差问题不可能依靠国际资本的移动来填补，而主要是通过可贸易产品的需求调整来解决。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方法最终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完成。由此看来，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失衡，仅仅依靠局部的调整，如汇率的调整，是无法达到解决失衡的目的，全球经济失衡必然还将长期存在。而不恰当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伤害到已取得的成果，还会降低世界增长速度，且无益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当前的不平衡实际上是反映了各方的比较优势，是与全球储蓄的更高效的分配相一致的，再平衡必须随着各国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完成，相信市场的全球化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Bordo，Michael D.，2005，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Imbalances，NBER Working Papers11383，May

2.徐建炜，姚洋.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J].世界经济，2010（3）

篇7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运用多因素分析方法进一步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原则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其出版的《国家之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但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因此，如果要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归入国际贸易理论的话，它也只是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如何从宏观上培育产业与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这是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才造成了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而且其带来的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无法加以利用，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就成为平衡这种差异的唯一途径。在经济全球化、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已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其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市场力量方面，规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竞争优势的唯一决定因素。

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将取代静态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运用静态分析方法，阐述了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节约。如通过出口，一国的出口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他们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这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下就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利益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总体上国际投资促进国际贸易的规模扩大，因为对投资国而言，虽然对外投资替代了原先的对外出口，但也因此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对受资国而言可弥补资本的短缺，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不排除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不能够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相反，如果母国所得税率相对国外较高，跨国公司从自身总体利益出发有可能将利润留在国外，母国将一无所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只有投资收益才能准确反映资本输出国所获得的直接利益。

2、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目标，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都被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各国市场都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纯粹”本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一国是否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获益，主要看它对本国就业、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收入、社会的现代化等方面的贡献。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双边、诸边、多边”成份增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减少，保护贸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制定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它是一国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制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国政府的自主性比较强，外贸政策往往会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网络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一国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的余地。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也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要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贸易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四、经济全球化使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对外歧视性、对抗性降低，开放性、包容性增强

传统的一体化组织大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相似、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间组成。其封闭性相对较强，对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外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歧视是其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关税同盟理论也从这一角度着重分析了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篇8

全球需求剧减导致世界贸易形势异常严峻

此次全球危机虽然出现在金融领域，但贸易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受害者。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大幅下降，发展中国家出口受阻，加上贸易融资的限制，全球总需求急剧减少，导致世界贸易和生产大幅萎缩。自2008年第4季度，世界贸易出现罕见的负增长，贸易下降的幅度远超过全球经济下滑的幅度(见图1)。主要贸易国家的进出口额以20％-40％的幅度下降(见表1)。

导致过去一年来贸易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全球性经济衰退，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国际生产网络遭受破坏，贸易融资形势恶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滋生，都实质性地削弱了全球贸易的增长。但贸易下降最主要的还是由于缺乏需求所致，而不能归咎于贸易体系失灵。由于各国经济规模缩水导致缺少必要的进口需求，并且需求减少的范围比过去更加广泛，最终造成贸易额极度萎缩，贸易下降速度加快。

自2009年第2季度，随着全球经济止跌企稳，全球贸易形势也开始好转。贸易急剧下滑态势受到遏止，贸易额环比增长回升，同比降幅收窄。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出口额基本在3月或4月触底，此后从低点恢复，逐步回暖。亚洲地区贸易回暖的迹象更加明显。第3季度全球贸易改善的态势继续增强。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编制的指数显示，世界贸易量6月上升1.6％，7月则上升3.7％，创下2003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但在8月又下降2％，这表明全球贸易恢复的进程尚不稳定，仍较脆弱。

目前，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基础不稳固、动力不足，预计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曲折的过程。在此环境下，预计国际市场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明显恢复，2010年全球贸易将呈现恢复性增长，而市场规模扩张的速度和幅度将不会像危机前那样快，国际贸易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10月预测，2009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将萎缩13.0％，2010年恢复增长2.7％，低于同期世界经济3.1％的增幅。英国经济学家智库(EIU)2009年9月预测，2009年世界贸易将下降9.4％，2010年将增长2.9％，2011-2013年分别增长4.6％、5.2％和5.7％。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制成品贸易深受打击

世界经济衰退引发国际商品市场形势波澜起伏，价格走势波动剧烈。2008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至年底时已跌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位。2009年第1季度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逐渐回稳，特别是自3月以来，国际能源、有色金属期货价格经历了明显反弹。至2009年10月，IMF编制的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比2008年12月上升35.3％，其中食品饮料类上涨12.6％，工业用农业原材料上涨15.9％，金属上涨33.8％，能源上涨46.6％，但价格水平仍低于危机前的高位(见图2)。少数产品的价格接近甚至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其中黄金价格已突破每盎司1200美元，创历史新高。近几个月的初级产品价格反弹与同期美元贬值有着密切关系。

从各大类产品的贸易情况看，燃料和矿产品贸易的下降幅度超过其他各类商品，而制成品贸易的下降幅度要超过农产品贸易。在制成品贸易中，各主要类别产品的情况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汽车和钢铁产品的降幅是最大的(见表2)。

迄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全球贸易严重萎缩、贸易融资短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以及海外移民汇款收入减少等，打乱了它们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节奏，普遍面临着出口增长受阻、投资消费水平下降、资本外流加剧等状况，整体经济增速减慢。全球初级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危机前，国际油价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为那些以燃料和矿产资源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而如今都面临着重新调整。最穷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而且这些国家在危机面前能够依托的自身实力也最为薄弱。

展望2010年，仅从供求关系来看，预计在全球经济明显复苏之前，初级产品价格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价格将维持在低位震荡调整。但鉴于影响价格变化的因素尤其是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也不排除因美元贬值、避险、储备或投机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从而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行情的可能，特别是包括美元走势在内的金融因素仍会对大宗商品造成价格的大幅波动。

世界服务贸易呈现下滑态势，相关行业受影响较大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活动收缩的冲击下，世界服务贸易形势也出现逆转，由2008年上半年的增长态势转变为第3季度增速减慢，自第4季度以来更是出现负增长。从整体看，2008年第4季度，发达国家服务出口比第3季度下降12％，其中欧元区降幅最大，达到14％。2009年第1季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的服务进、出口同比降幅扩大，分别为16.1％和17.7％，第2季度再分别下降19.1％和20.8％(见表3)，降幅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大致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据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墨西哥等国家的数据估算，2008年第4季度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明显下降，比第3季度下降了6-9％。

但相比较而言，货物贸易下降的幅度要比服务贸易更大。2009年8月，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同比下降13％，进口下降16％，而同期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下降26％，进口下降31％。2009年第2季度，以美元计价，欧盟27国服务贸易出口同比下降22％(同期货物贸易出口下降26％)，进口下降20％(货物贸易进口下降35％)。2009年第2季度，日本的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同比下降19％和14％。

各国经济活动收缩以及货物贸易增速下滑，使与之密切相关

的运输、旅游、金融、通讯等许多服务部门的活动受到抑制。以美国为例，2009年8月，美国旅游服务进口下降8％，其他商业服务下降11％，而运输服务则下降32％，接近其货物贸易的降幅，这反映了运输服务与货物贸易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限制贸易的措施呈现增加之势

世界经济形势自2008年第4季度急剧恶化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持续上升。一年来，尽管一再承诺要摒弃贸易保护政策，但各国采取的限制贸易和扭曲贸易的政策措施呈现增加之势，全球贸易壁垒增多。作为限制进口的重要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在全球范围内正被充分运用，这体现在调查立案的数量明显增多。截止2009年10月28日，2009年以来全球已发起反倾销调查171起；反补贴调查28起；保障措施调查26起。

全球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在2002年－2007年间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但2008年开始回升(见图3)。据WTO统计，在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的一年间，WTO成员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217起，同比增长15％。金属、化工和塑料等是反倾销调查的重点产品。全球新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数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最新实施的反补贴调查往往同反倾销调查同时针对同一个国家的同一种商品，而且反补贴调查的使用频率再增加。2009年第3季度，全球反补贴调查数比2008年同期增长115％。如果这种态势持续下去，2009年全球反补贴调查数将会达到一个新的记录(之前1999年为最高点，为41起)。与反倾销不一样，反补贴的发起者更多的是发达国家。反补贴调查涉及的产品很广但最主要的是金属、塑料和化工产品。自2008年第4季度以来，保障措施的使用也明显增加。截止2009年10月28日，今年全球已发起26起，是1995年以来的第二个最高记录(2002年为34起)，而2008年只有11起。保障措施涉及的产品包括：化工产品、水泥／玻璃／陶瓷、动物产品、金属、纸、纺织品、蔬菜、食料和木材。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在符合WTO规则前提下提高贸易壁垒，比如越来越多地发起反倾销调查、提供出口补贴、在约束关税范围内提高适用关税水平、有意滥用贸易技术壁垒等，使得对贸易保护的认定变得愈加困难。WTO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以及“例外条款”，本意在于维护公平合理的正常贸易秩序，但也为实施“低度的”贸易保护提供了空间和灵活性。以在法定限制范围内提高关税为例，如果所有WTO成员都将它们的关税水平提高到WTO的最高约束上限，那么全球关税水平将是现在的一倍。虽然各国实施的有些贸易限制并不违反WTO协议，但如果处置不当或遭到滥用，也会严重助长贸易保护主义实践，其连锁反应带来的后果仍然会使世界贸易下滑，延缓全球经济复苏。

从实践看，各国实行的贸易措施大部分是针对传统上受到保护的行业，如奶制品、钢铁、汽车、消费类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及鞋类产品、化学制品和塑料等。据WTO统计，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农产品首当其冲，受新出台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最大，占受影响进口额的35.5％；其次是钢铁产品，占28.2％；机电产品居第三，占9.3％；纺织、服装和鞋类居第四，占7％；第五位是矿产品，占4.5％。这5类产品占到全球受影响进口额的85％(见表4)。总体看，贸易壁垒的提高仅影响了很小一部分贸易。

贸易保护行动是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虽然有一些贸易保护措施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可能不大，但对特定出口商来说，这些措施的实施就意味着市场的封闭。另外，贸易保护措施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某一行业进行限制，但事实上其负面效应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到被制裁行业的上下游产业，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各国政府就难免不断屈从于保护主义的压力，既使是逐渐的和暂时的。目前各国就业形势相当严峻，许多国家仍寄希望于贸易保护转嫁国内就业矛盾，一些国家内部倾向于增加贸易保护的压力仍然会上升。因此，各国仍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特别要防范可能扭曲贸易的“低度的”贸易保护主义，避免其恶化成为更大的问题。

东亚成为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最活跃的地区

在全球危机期间，从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向WTO进行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就有25个，其中23个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据WTO统计，截至2009年10月，全球有364个区域贸易协定向GATT／WT0进行了通报，其中目前仍在生效的有186个。WTO秘书处估计，目前全球尚有100个左右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但没有向WTO通报，还有i00个左右的区域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中。

在世界主要地区中，东亚成为商签区域贸易协定最活跃的地区。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在向WTO通报的25个区域贸易协定中，东亚地区占8个；其次是南美洲地区，占7个；中美洲和北美洲地区各4个；欧盟2个。在这些贸易协定中，大约3／4的协定是在10年时间内生效(见图5)。

加强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依靠地区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绝大多数区域经济合作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以建立自由贸易区(RTAS)为主要形式或目标，而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更是成为许多国家寻求贸易自由化、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首选。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主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国际贸易整体实力增长显著，其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日趋明显。此外，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不断深化，范围更加宽广。

WTO多边贸易体制正经受重大考验

WTO是当今唯一规范全球贸易的国际组织。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担负着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危机爆发以来，WTO与各国政府以及其他国际经济组织一道，从多方面积极应对危机，高举维护贸易自由化的旗帜，运用自身的机制和条件，在促进世界贸易恢复增长、反对贸易保护中发挥着自身价值。没有WTO多边规则，贸易保护主义将更加严重。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WTO总干事拉米频频发表讲话或接受媒体专访，表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和立场，竭力呼吁各国政府抵制保护主义，重建恢复经济与贸易增长的信心。尽管WTO不是贸易融资机构，但为缓解贸易融资困难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研究金融危机对贸易融资的冲击，呼吁各国银行扩大贸易融资规模。2009年6月，WTO召开了第二届促贸援助全球审议会，提出了加强协调、

鼓励区域合作、强调受援国的主导性、重视南南合作和完善监督机制的五项政策建议，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能力。

2009年是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运行20年，自1989年12月至2009年底，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共完成了305个审议报告，涉及WTO成员1361、危机爆发后，WTO启动了金融危机下的贸易措施特殊监督机制，以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为平台，监督各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新的贸易措施的情况。全球需求疲弱导致更多的贸易纠纷，许多WTO成员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其他成员违反贸易规则的经济刺激措施提讼。自1995年正式运行到2009年11月2日，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受理了400个贸易纠纷(见图6)。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良好运行，有效地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

篇9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经验研究；研究前沿

全球价值链是当前国际经济研究的热点，其复杂性和世界性对经验数据提出了较高要求。故本部分以数据来源为脉络对全球价值链经验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并指出未来可供研究的方向。

一、 传统国际贸易数据

1. 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数据。最早使用也是最简单的测度方法是使用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零部件数据主要是指SITC7（机械和运输设备）和SITC8（杂项制品）两类。联合国广义经济类别分类（BEC）将贸易产品数据按主要用途分为消费品、资本品（投资品）和中间品三类。Yeats（1998），Ng和Yeats（1999）最早使用这类方法进行国家层面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通过统计描述的方式分析（某行业的）全球或区域生产分工及其演变情况（如Lall et al.，2004；陈勇，2006；Kimura et al.，2007），少数计量检验研究了全球生产分工的影响因素（如陈静等，2009；Orefice & Rocha，2013）。SITC和BEC分类标准针对国家层面，尽管简单直观、涵盖范围广、可用于国际比较和考察双边贸易，但通常只能在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展开，限制了研究范围。该方法没有考虑中间品在各国（国内）不同行业流动产生的循环效应并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准确性不佳。

2. 加工贸易数据。加工贸易是指企业进口全部或部分中间品材料，经加工或装配后，再将制成品出口的经营活动。主要数据来源有美国离岸外包组装项目（OAP）、欧洲加工贸易（EUPT）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CCS）。美国和欧洲的加工贸易大量转移至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故使用OAP和EUPT的文献较为陈旧（如G？irg，2000；Egger & Egger，2001）。中国CCS数据更新及时且内容丰富，学者们开始通过数据匹配法获得“企业―产品”层面的加工贸易数据展开研究（如余淼杰，2011；田巍和余淼杰，2014）。海关统计保证了加工贸易数据的准确性，但加工贸易使用的进口投入只是进口中间品的一部分，以其他方式进入的中间品同样在国内各部门循环使用，故用加工贸易测度全球生产分工存在误差。

二、 投入产出表数据

1. 基于国家投入产出表的测度。传统贸易数据通过中间品贸易描述全球生产分工现象，难以在细分行业层面展开分析，无法确认中间品的流向和生产使用情况。投入产出表能够反映各国家以及各部门之间产品的生产消耗关系。国家投入产出表以单个国家内部的投入产出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测度总生产、总进口或总出口中进口投入品所占比重来测度生产分工。文献中常用的方法有两种（Hijzen，2005）：一是考虑国内生产的国外含量，其考察了生产或总投入中的（直接）进口投入品的比重，即“外包指数”；二是考虑了出口中的（直接和间接）来自外国的进口含量，即“垂直专业化”。使用国家投入产出表可以在细分行业层面测度分工程度，有充足的数据用于计量检验，因而相关经验研究集中在单一国家的行业层面：一是外包或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定量描述（如Amiti & Wei，2005；平新乔，2006），均发现国际外包或垂直专业化水平稳步增长。二是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如胡昭玲，2007；Amiti & Wei，2009），都发现国际外包或垂直专业化对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三是对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如Feenstra & Hanson，2003；Bailey & Lawrence，2004；Geishecker和G？irg，2008），发现国际外包对国内就业或员工工资水平的影响没有一致性结论。

2.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测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基于多国投入产出模型建立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更能深入揭示世界经济现实，这也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流方向。国际投入产出表能够反映世界各国的各部门之间产品的流向和消耗关系。常用国际投入产出表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全球投入产出表（GIOT）、欧盟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日本经济研究所（IDE）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IOT）、美国普渡大学的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GTAP）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GIOD）。

OECD和WTO于2013年联合开发了贸易附加值（TIVA）数据库并对外公开，并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实证和政策研究，尤其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其他使用该数据的经验研究包括Newby（2013）对芬兰，Duprez和Dresse（2013）对比利时，以及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4）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的详尽分析。TIVA数据库的不足在于时间区间较短，仅有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这五年的数据。

GTAP成立于1993年，主要提供世界经济数据库、实用型一般均衡世界贸易模型、软件等的开发和改良，目前最新的是2004年的版本7。不同于TIVA数据库对外开放，也不同于WIOT是成型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使用GTAP需要结合单国投入产出表和双边贸易数据构建所需的国际投入产出表。经典研究大都采用这种方法。比如Johnson和Noguera（2012）提出出口附加值指标来测度全球生产分享程度，并以此计算贸易失衡度。Koopman等（2014）综合现有分工测度指标和贸易附加值概念提出一个完备的分解框架，将官方统计出口分解为不同的附加值部分；引导大家重新认识显示性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平衡与贸易成本等问题。

AIIOT是全球最早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其共有七年数据，1975年～2005年间，每5年编制一份。由于数据更新缓慢，而且覆盖的经济体有限，使用AIIOT的机构主要是日本经济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以案例分析和统计描述为主（如Oikawa & 小井川谥荆2008；IDE & WTO，2011）。

WIOD是目前对外公开的范围最广（全球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时间跨度最长（1995-2011）的国际投入产出表。WIOD被研究者广泛用于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同特征（如Foster-McGregor et al.，2013；Foster-McGregor & Stehrer，2013；Johnson，2014）。

UNCTAD汇集世界各国的国家投入产出表、供给使用表、各机构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构建了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NCTAD-Eora GVC Database），覆盖187个国家和地区，25个～500个行业，时间跨度1990年～2010年，是目前覆盖范围最广、时间跨度最长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库，但未对外公开，目前只有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利用该数据对全球价值链的世界情况进行了描述，并结合全球生产网络检验了世界投资和国际贸易的联系，并描述性分析了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潜在的风险。

三、 企业经营与调研数据

1. 企业经营数据。

（1）跨国公司经营数据通常由研究者收集整理。使用该数据的文献主要检验了跨国公司内部生产活动的国际转移，通过子公司生产活动的相对重要性测度外包。常用指标是子公司的就业人数占跨国公司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关研究探讨了外包对技术密集度（Head & Ries，2002），劳动力结构（Hansson，2005），不同工资类别（Ebenstein et al.，2014）等的影响情况。这类数据仅捕获了跨国公司的部分外包活动，排除了所有公平交易（Arm's Length）。

（2）出口企业贸易数据主要来自海关统计。文献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进口中间品来量化外国投入在每个公司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分工指数的分母可用总投入、材料购买额、销售额、工资账单、附加值和总产出，而分子即进口中间品通常使用物料投入或同时考虑物料投入和服务投入（如G？irg & Hanley，2005；G？irg et al.，2008；Mion & Zhu，2013）。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国际分工对生产率（G？irg & Hanley，2005），工资结构（McCann，2011），企业就业增长、退出市场和技术升级的影响（Mion & Zhu，2013）。虽然进口中间品同时涵盖公司内交易和公平交易（Arm's-Length），但两者的产生原因和导致的结果截然不同。Hijzen等（2010）使用两种不同外包指数首次进行了区分：一是总外包指数即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给国外供应商的花费与跨国公司获得的附加值总额之比；二是公司内外包指数即跨国公司向国外子公司的购买费用与跨国公司获得的附加值总额之比；发现：后者对母公司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并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前者。

2. 问卷调研数据。调查数据通常涉及生产活动的国际区位选择问题，外包信息通常是定性信息，而且调研往往是一次性的，难以用于分析外包的动态特征。各国对数据统计的保密性和信息收集与记录方法迥异，使得难以进行国际比较和全球生产网络层面的细致分析。目前较全面的是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于2011年合作建立的竞争力研究网络（CompNet），其涵盖11个欧洲国家58个行业700 000个企业超过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但目前并未对外公开。

欧洲布鲁塞尔智库构建了全球经济中的欧洲企业（EFIGE）数据库，包括七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制造业企业样本，涉及15 000家企业的特征和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定量和定性信息，时间跨度为2007年～2009年。Altomonte和Ottaviano（2011）使用该数据在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都发现，国际生产分享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Veugelerset等（2013）使用该数据发现，仅有少数企业密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且这些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参与国际贸易程度较高，创新性较高，生产率也较高。

日本的经济、贸易和产业研究局（RIETI）的调研中涵盖了制造企业的制造和服务的外包行为，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供应商，但它仅仅包括了外包地位的定性信息数据。Ito等（2011）使用该数据发现，同时进行制造活动外包和服务任务外包的企业对生产率有显著影响，但对只进行其中一种外包行为的企业无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参与分工的方式对企业生产率至关重要。Tomiura等（2013）将RIETI调研数据与企业层面数据结合起来，检验发现外包显著促进就业结构向高技能劳动力转变。

意大利的跨国公司外包调研每三年进行一次，涉及国际化活动、投资、研发以及劳动力特征。Crino（2010）检验了服务外包对国内就业水平和技术构成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外包对就业水平无显著影响，但改变了就业结构，企业转向雇佣更多的技术熟练度较高的工人。Antonietti和Antonioli（2011）研究了跨境生产再配置对企业技术结构的影响，发现生产外包降低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产生潜在的技能偏向影响（Skill-bias Effect）。

法国在1999年进行的工业跨国公司的国外活动调研数据，对每笔进易都统计了价值、产品分类、来源国以及交易模式等信息。数据库中的交易模式包括垂直FDI，来自第三方的合作外包和国际外包。学者们利用该数据研究了企业国际化模式。Jabbour（2012）发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可能通过公平交易方式进行外包，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往往进行垂直一体化生产。Defever和Toubal（2013）发现生产率最高的跨国公司向不相关的供应商进口生产所需中间品，而生产率较低的跨国公司向关联第三方进口中间品。Corcos等（2013）发现，公司内贸易更可能发生在资本和技能密集型企业，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及司法体制健全的国家。

四、 经验研究评述

按照数据来源对经验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来定量描述和分析全球、区域、国家或行业四个层面的生产分工及其演变情况，部分计量检验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因素。这类视角的研究多是采用零部件数据进行跨国研究和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细分行业层面的研究。二是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这类研究主要采用企业经营和调研数据、加工贸易数据以及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从行业和企业层面检验并几乎都得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三是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就业结构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这类研究也主要采用企业经营和调研数据、加工贸易数据以及国家投入产出表数据，从行业和企业层面进行了检验，但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四是计算贸易附加值以及应用其分析宏观经济。这类研究的基础是通过国家投入产出表和国际投入产出表来计算参与全球分工获得的真实价值。但通过国际投入产出表，能够更细致和更准确地分解出各种类型的贸易附加值，进而更有效地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比如经济失衡情况（Johnson，2014）、贸易收益分配（Noguera，2012）、产业国际竞争水平（Koopman et al.，2014）等；但其主要使用贸易附加值通过统计描述的方式准确展现影响程度，没有深入讨论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其的影响机制，更没有进行严谨的计量检验。谭人友和葛顺奇（2014）开始弥补上述不足，并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实证方面，至少有三个研究方向值得关注：一是使用附加值数据检验经典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的适用性或验证经验法则（如“微笑曲线”）的有效性；二是使用跨国公司与全球供应商的生产与交易数据，挖掘全球价值链的微观特性；三是将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合作结合起来，比如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来分析“一带一路”战略。

参考文献：

[1] 陈静，胡昭玲，白雪飞.东亚零部件贸易影响因素及特点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测算（1992-2006）[J].世界经济，2009，（11）：83-96.

[2] 陈勇.区域生产网络：东亚经济体的新分工形式[J].世界经济研究，2006，（2）：82-88.

[3] 胡昭玲.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分析[J].财经研究，2007，（4）：35-42.

[4] 平新乔.垂直专门化、产业内贸易与中美贸易关系.世界经济[J]，2006，（5）：22-35.

[5] 谭人友，葛顺奇.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世界经济再平衡[A].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2014.

[6] 田巍，余淼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14，（6）：90-112.

[7] 余淼杰.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J].经济学（季刊），2011，10（4）：1251-1280.

[8] Foster-McGregor N.，Stehrer R.and de Vries G.J.，Offshoring and the skill structure of labour demand，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13，149（4）：631-662.

[9] Geishecker I.and G？irg H.，Winners and losers： A micro-leve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wage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41）：243-270.

[10] G？irg H.，Fragmentation and trade： US inward processing trade in the EU， Weltwirtsc- haftliches Archiv，2000，136（3）：403-422.

[11] G？irg H.，Hanley A.and Strobl E.，Productivity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data，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41（2）：670-688.

[12] G？irg H.and Hanley A.，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Irish electronics industry，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5，16（2）：255-269.

[13] Hansson P.，Skill upgrading and production transfer within Swedish multinational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107（4）：673-692.

[14] Head K.and Ries J.，Offshore production and skill upgrading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58（1）：81-10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项目（项目号：2016M600830）。

篇10

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将导致世界经济的重大调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5年的调整期，如果不发生第二波、第三波金融海啸，世界经济、贸易可能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由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危机后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二战后，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已经形成了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产业链，国际分工日益变成部门内分工、产品内分工，要彻底改变这种分工格局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是谁也不愿意的。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在国际协调上仍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总体上维持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大势，危机以来这种势头没有发生根本逆转。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确实已经把世界变成地球村，成为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全球福利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无论是在危机前还是危机中，都已经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利共赢关系，大家都是全球化的利益攸关者，终结全球化对谁都没有好处。

因此，危机中经济全球化可能会经历一些局部调整和挫折，但长期来看难以发生根本逆转。

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若干长期趋势

在世界经济调整期，金融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得到推动，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会受到各方面重视。经济全球化在一些方面会出现调整、重组趋势，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无规律可循的，战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一是生产全球化将会进一步发展。在生产全球化带动下，战后出现了四次重大国际产业转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IT业为主导的国际生产要素重组与产业转移，极大地扩充了全球工业生产网络。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在各国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超过一半以上。战后几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使制造业水平分工和部门内贸易链条从美欧向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中东欧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新兴市场延伸，形成了各国制造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局面，成为拉动世界制成品贸易的主要动力。危机中和危机后一段时间内，全球制造业分工链条会出现局部调整；但从长期看，由于成本和竞争压力，生产全球化还会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带动产业水平分工和部门内、产品内贸易的新发展。

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战后世界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反映了各国经济外向度和全球经济融合度大幅提升的长期趋势。特别是跨国公司间贸易的发展代表了贸易全球化的新趋势。据联合国跨国公司数据，2007年全球跨国公司总数达78817家，共有海外分支机构近80万家，在全球贸易、投资、研发中占有日益重要的支配地位，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70％。

由于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形形的保护主义不断冒出，局部贸易战不能完全排除。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全面的贸易战，世界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崩溃的可能性极小。同样，危机过去之后，贸易全球化航船也将重新启程。 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掀起新。区域一体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两大趋势，并与经济全球化有着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同样也会对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但同时区域一体化也面临新机遇：由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遇到种种阻碍和压力，各国推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动机反而会趋于加强，以达到规避外部危机冲击、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目的；危机时期稳定和恢复经济成为共同的任务，区域内成员之间加强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会减少；危机后为了寻求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防范外部冲击，区域经济合作会率先蓬勃发展。因此，此轮危机发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没有停止，而且还呈现出许多新动向，东亚金融货币领域合作和拉美区域合作等都出现新的亮点。

四是服务全球化将再现蓬勃发展势头。金融危机短期内对服务业跨国投资和贸易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基本情况明显好于制造业。特别是由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显著上升，其服务外包的意愿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进一步强化，服务外包业务仍保持发展势头，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进一步增加。

五是科技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

六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整体产业链的全球化难以动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聚集优势生产要素，搭建了覆盖全过程的产业链，特别是牢牢占据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在国际分工中占据高端位置，占领了微笑曲线的制高点。跨国公司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投入和成本，也取得了巨大收益，局部的调整与优化重组在危机中不可避免，但整体生产服务网络和供应链体系不会崩溃；更重要的是，各国都成为这种全球化链条的参与者，不同程度获得了“全球化红利”，谁都不愿意彻底放弃。因此，危机后全球整体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与贸易体系在优化重组之后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期。

经济全球化重新启动将推动新一轮增长

世界贸易与世界经济及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互动关系。战后，长期内世界消费保持同步或略高于世界GDP的增长速度，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同时，世界消费投资需求与经济全球化共同推动了世界贸易的更快增长，使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世界贸易总体上形成了与世界经济、世界消费的良性互动关系。战后，长期内世界贸易额总体上保持了两倍于世界GDP的增长，进入新世纪更接近世界GDP的三倍。

篇11

关键词：附加值；贸易；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62

1 引言

随着世界市场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的逐步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成为了贸易的主要形式，产品的生产开始跨越国界，越来越多的中间品开始出现，单纯地计算各国的贸易总量已经无法直接反映出不同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贸易地位的差异，大量的重复计算使得一些国家的贸易数据出现“虚高”的现象，也造成了贸易大国和贸易强国的假象。2013年1月16日，WTO与OECD联合推出了附加值贸易测算法，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对贸易数据进行了审视和认识。所谓的附加值，就是剔除了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价值后，在生产活动中新创造出的价值，即附加在产品原有价值上的新价值。在国际贸易中，附加值是指意见产品由于劳动力补偿、关税或利润等原因而产生的高于原有价值的新价值。

利用附加值理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现状进行研究，有助于认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并对现有的不足进行调整和改善，并将优势继续发扬。针对附加值理论，关兵（2013）详细地阐述了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内涵和经济意义，通过描述附加值贸易统计视角下中国对外贸易发现的实际状况来提醒企业和相关部门警惕价值链中低端绑定效应并高度关注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加强对全球价值链移动轨迹的跟踪。廖泽芳，宁凌（2013）用附加值理论测算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认为中国仍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的加工环节，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较低，国外附加值较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张海燕（2013）利用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中国及35个行业的出口附加值，结果显示中国出口附加值率迅速下降，出口大国领先优势大幅缩减。

以上学者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宏观上的中国附加值贸易数据，没有从微观的产业角度对附加值贸易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行分析。本文旨在利用WIOD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并按照HS制度，并参考最新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计算出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及印度五大贸易伙伴不同类型产业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力求还原中国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以及探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正位置。

2 中国在HS《协调制度》下的附加值贸易现状

HS是《协调制度》的英文缩写，全称为《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为广泛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全球已有200多个国家（地区）采用《协调制度》作为对外贸易通关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中国作为《协调制度公约》的缔约国，从1992年1月1日起采用《协调制度》所谓中国《进出口税则》和《海关统计商品目录》的基础目录。

依照《协调制度》，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被分列在22个大类之下，后又细分为98个子目录，分别是动物类（1-5）、植物类（6-14）、动植物油（15）、食品（16-24）、矿（25-27）、化学品（28-38）、塑料（39-40）、皮革（41-43）、木制品（44-46）、纸类（47-49）、纺织品（50-63）、衣物（64-67）、石料（68-70）、贵金属（71）、贱金属（72-83）、机器（84-85）、交通工具（86-89）、精密仪器（90-92）、武器（93）、家具（94-96）、艺术品（97）、其他（98）。

根据各个产业的不同特征，并参考过往学者关于产业分类的研究以及国际上的分类标准，拟将98个子目录下的产业分为以下3大类：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表1所示。

利用WIOD数据库对2012年中国的所有产业和分类产业的附加值贸易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果，如表2所示。

由以上表格可以看出，中国按照HS《协调制度》分类下的98个产业子目录进行计算得出的附加值贸易数据显示，全行业出口1000美元的商品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美元）的最大值为895美元，最小值为313美元，极差为582美元，均值为720美元，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共35个，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共19个。

从产业分类的角度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共54个，占产业总数的56%，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893美元，最小值为589美元，极差为304美元，均值为783美元，高出全行业均值63美元。其中，29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83%，占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数的54%；2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10%，占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数的4%。

资本密集型产业共32个，占产业总数的33%，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895美元，最小值为313美元，极差为582美元，与全行业数据相同，极差较大，均值为655美元，比全行业均值低65美元，比劳动密集型产业低128美元。其中，6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总数的17%，占资本密集型产业总数的19%；10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53%，占资本密集型产业总数的31%。

技术密集型产业共10个，占产业总数的11%，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756美元，最小值为351美元，极差为405美元，均值为574美元，比全行业均值低146美元，比劳动密集型产业低209美元，比资本密集型产业低81美元。其中，所有产业的贸易附加值均低于800美元，7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37%，占技术密集型产业总数的7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是与其他产业类型相比，抑或是在产业内部进行自我比较，其拥有的较高贸易附加值产业数量都是最多的，是中国附加值贸易的中流砥柱；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贸易附加值波动较大，高水平和低水平的贸易附加值产业数量大体上平衡，显示出一定的上升势头和发展潜力；技术密集型产业总体上面临着贸易附加值较低，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尴尬现状。

3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附加值贸易情况对比

本文选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五个国家和区域来考察其与中国的附加值贸易间的不同。所选取的样本国家和区域与中国的贸易量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列，并按照梯度层次分为欧美发达国家地区、亚洲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国家以及与中国国情相似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便于得出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的结论。

从总体数据上来看，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出口1000美元商品带来的贸易附加值分别为585、631、599、587、695，均低于中国对外出口1000美元商品的贸易附加值平均值，基本位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附加值均值之间；而中国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进口1000美元商品带来的贸易附加值分别为860、740、790、571、779，除韩国外，均较大幅度地高于中国从向该地区出口1000美元商品所带来的贸易附加值，这意味着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内贸易方式并未能给中国带来高收益，贸易附加值较低，中国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选取在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占有重要地位的第84、85章（技术密集型）商品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除印度外，中国向目标地区出口1000美元商品所获得的贸易附加值远低于中国从目标地区进口1000美元相应商品为目标地区创造的贸易附加值。对于第84章的商品，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附加值差额最大，达到380美元，中国与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附加值差额也都超过300美元，唯有在于印度的进出口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附加值远大于印度的贸易附加值。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第85章的商品中，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之间的贸易附加值差额较大，与日本的差额达到345美元，只有在于印度的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附加值超过了印度。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OECD提供的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并参照HS《协调制度》的产品分类目录，将所有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计算出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在进出口各产业的不同产品时的贸易附加值，窥探中国各行业产品的贸易附加值真实情况，并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进行对比，借以了解贸易大国名号下的中国是否也同样是贸易强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进一步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

结果表明，中国贸易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贸易附加值相对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充当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中流砥柱角色，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今年的不断发展在贸易附加值的提升上呈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技术密集型产业依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老大难，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发展动力不足的种种现实是其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这也与目前中国仍旧从事以投入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标志的加工贸易为主、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的实际国情相符。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研发环节和品牌及服务环节仍未有太大建树。

对比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可以看出，在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中国只是充当了一个过渡者的角色，通过进口国外的原材料，再利用国内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进行加工组装，最终再出口给其他国家，赚取的只是中间环节极少的利润，大量的贸易附加值被控制了技术、品牌和市场的发达国家所掠夺。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向较高端环节的结构转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应该立足于现有的优势，并通过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再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有效的内部推动，实现经济的平稳转型。

参考文献

[1]张海燕.基于附加值贸易测算法对中国出口地位的重新分[J].国际贸易问题，2013，（10）.

[2]廖泽芳，宁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考察――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3，（6）.

[3]罗长远，张军.附加值贸易：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4，（6）.

[4]关兵.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视角下的中国外贸发展状况[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3，（5）.

[5]廖泽芳.全球贸易附加值之图[J].世界经济研究，2014，（5）.

[6]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2014年度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Z].

篇12

关键词：贸易救济；贸易救济调查；贸易救济措施；STO；GATT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032?06

贸易救济是指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因为不公平的进口行为或产品过量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并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各国政府为保护国内市场而给予国内企业的帮助或救助。为了维护公平的国际贸易和有序的竞争行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基于各国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制定了在贸易过程中的GATT和WTO规则，内容涉及贸易救济调查、损害的确认、措施的实施和争端解决机制等。WTO允许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倾销、补贴和增长过激等原因造成国内产业损害时，可以通过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在经贸领域的激烈竞争，使得国际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其形式也逐渐多样化，由关税转变为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由于得到GATT和WTO规则的认可，已经成为了各国保护本国贸易的常用武器。其中，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近年来运用较广泛的贸易壁垒手段之一。自从中国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不断发展，使得中国与其他贸易国之间摩擦不断加剧，导致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不断增加，甚至成为各成员国调查的重点。截至2011年，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反倾销、反补贴的主要受害者。

一、全球贸易救济调查概况

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年1月1日?2011年6月30日，世贸组织成员国在全球范围内共发起4413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年均259.6起。其中，反倾销3922起，年均230.7起；反补贴262起，年均15.4起；保障措施229起，年均13.5起。国际贸易救济调查的发起情况，详见表1。

由表1可以明显看出，国际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反倾销。自1995年到2011年6月，全球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13起，其中反倾销调查3922起，在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总数中占比达到88.87%；反补贴调查262起，占比5.94%；保障措施调查229起，占比5.19%。占比情况如图1所示，明显看出，反倾销是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

并且，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全球GDP在良好的贸易环境下不断增长，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发起次数也逐渐减少，立案数呈下降趋势。详见图2。[3]

二、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聚焦分析

（一）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和对外进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摩擦也日益增多，我国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自1995年至2011年，全球共发起全球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4413起，其中针对中国的872起，占全球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总数的19.76%，名列第一；全球共实施2708起最终贸易救济措施，其中针对中国的有646起，占实施贸易救济调查总数的23.86%，名列第一。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情况见表2。[4]

据我国海关统计，199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808.6亿美元，至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73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8.79%。图3显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经贸领域摩擦不断增加，中国企业被国外企业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次数也日渐增长。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略有收敛，中国企业遭受到的调查次数逐渐减少，有着良好的发展时机。[5]

（二）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特点

1. 发起贸易救济调查频繁，主要形式是反倾销和反补贴

国外对华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次数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也与日俱增，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由表3可知，国外对我国企业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次数越来越多，且方式主要是通过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我国出口产品是主要进口国的重点调查对象，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最大受害者，并连续6年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重 点。[6]

随着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频繁，摩擦也日渐增多，现今我国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根据WTO公布的资料，如表4所示，自1995年至2011年，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872起（含保障措施1起），占全球贸易救济立案调查总数的19.76%，名列第一；其中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825起，占全球反倾销立案调查总数的21.04%，名列第一；国外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46起，占全球反补贴立案调查总数的17.56%，名列第一。

2. 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措施比不断提高

从世界的角度看，从1996年以来，世界反倾销立案与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之比（简称“立案?措施比”）有所提高。根据WTO公布的资料，如表5统计所示，从1995年至2011年，全球共发起3922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2543起，占发起总数64.84%；而对华发起825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案件612起，占对华发起总数的74.19%。

从图4可明显看出，自1995年至今，中国立案-措施比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显然，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各国发起反倾销和采取反倾销最终措施的头号目标，中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阻碍，比其他WTO任何一个成员国都要大。

3. 发起国集中，主要发起国为印度、美国和欧盟

根据WOT数据统计，自1995年至2011年6月，在对华启动贸易救济调查的27个国家（地区）共对华发起了4413起贸易救济调查，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是印度（145起）、美国（135起）、欧盟（104起）、阿根廷（85起）、土耳其（58起）、巴西（48起）、加拿大（36起）、南非（34起）、澳大利亚（34）起以及墨西哥（30起），这10个国家共发起709起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占全球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数（872起）的81%。详细占比情况由图5所示。

从对我国采取最终贸易救济措施的国家来看，尽管早期发达国家在早期是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国家，但是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大幅上升，现在已经取代了发达国家成为对我国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国家。

从具体的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次数来看，从1995年至2010年底，对我国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的前10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109起）、美国（105起）、欧盟（71起）、阿根廷（58起）、土耳其（56起）、巴西（30起）、加拿大（27起）、韩国（19起）、、南非（18起）以及墨西哥（17起）。这10个国家共对中国实施510起贸易救济措施，占总量（622起）的82%，如图6所 示。

4. 涉案行业集中，贱金属、化工业和机电设备业产品遭受调查多

从中国被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产品来看，国外对华发起调查的产品涉及4000多种，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贱金属、化工业及机电设备等多种行业的产品。从1995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我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前10名的产品有贱金属及其制品（199起），化工业及其相关产品（167起），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104起），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75起），塑料、橡胶及其制品（55起），石料及类似材料、陶瓷、玻璃及制品（50起），杂项制品（48起），木质纸浆及其制品（20起），鞋帽、羽毛球、人造花等（19起），汽车、飞机、船舶和相关的运输设备（19起），光学、精密仪器及设备（17起）。这11类产品共773起，占我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总数（871）的88.75%。由此可见，该11项产品向国外出口时应特别关注。

从我国被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产品行业来看，贱金属及其制品为143起，化工产品及其相关产品为135起，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为72起，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64起，塑料、橡胶及其制品41起，石料及类似材料、陶瓷、玻璃及制品30起，杂项制品42起，木质纸浆及其制品120起，鞋帽、羽毛球、人造花等16起，汽车、飞机、船舶和相关的运输设备和光学、精密仪器及设备为12起，这11类产品共577起，占我国遭受贸易救济措施总数（645起）的89.5%。由此看来，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业及其制品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比例非常高，占我国被实施措施总数的48%。

三、应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的战略分析

通过上述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形式、立案-措施比、发起国及发起行业进行分类统计，明确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现状，得知中国现今面对着国际对华贸易救济案件“发起次数逐年增加、形式多为反倾销、立案-措施比不断提高、发起调查国家集中、被诉产品范围不断扩大、涉案产品行业集中”的新特点，我国政府、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如何在国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前及时预警、被调查时顺利应诉和被采取措施后良好控制，成为了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国政府应实行多元化的出口贸易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口贸易量和出口贸易额急剧增长，我国企业产品出口数量和出口额均对国外企业及国际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导致我国企业在出口产品时就必然要充分考虑进口国国内市场容量及进口国国内产品竞争者状况，对出口产品合理的定价定位，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通过产品创新来增加产品附加值和科学技术含量。

其次，我国政府和相关中介机构要合理利用WTO规则。我国政府与相关产品业界协会应密切配合，努力在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措施救济调查和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时给予自身企业和产品予以更多的保护，对国外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积极应对，对国外即将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正确评估，以确保我国政府和出口企业在WTO规则下享有应有的权利。

最后，对于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采取最终措施排名靠前的国家和高频行业，应予以重点防范和关注。如印度、美国和欧盟这三个国家占据了对华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和采取最终措施的前三名，特别是印度均排首位，对于向这些国家出口产品的企业，应在出口产品之前就应做好相关的预警工作，对企业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和竞争者信息充分把握，以便被发起调查时积极应诉和举证；又如贱金属、化工业产品和机电设备这三个行业的产品在过去17年里被发起立案调查数占全部行业的54%，对于出口这些行业产品的相关企业应加强出口产品的成本核算工作，对出口产品定价合理。

最后，中国企业应规范自身行为。在企业财务方面应遵守我国会计准则，不得在产品成本信息、销售情况方面弄虚作假，并在成本核算等会计处理方面提前做出反倾销导向。同时做好企业内部控制工作，在出口产品时加强反倾销导向，做好应对国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应对准备，以及在应诉反倾销阶段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证据效力，确保企业在应对国外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中胜诉。

这样，在中国政府、出口企业和行业协会这三方面积极配合下，对出口的产品未来可能发生的贸易救济调查做好准备，在应对贸易救济调查时提供具有证据效力的会计信息并在被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后控制其影响，这样中国企业在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时也会游刃有余，充分发挥应对国外贸易救济的“三位一体”的联动机制，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保护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获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更大利益。

参考文献：

[1] WTO.TRADE TOPICS-ANTI-DUMPING[EB/OL]. http：// . 2012-05-30.

[2] WTO.TRADE TOPICS-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EB/OL]. http：//. 2012?05?30.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EB/OL]. http：///. 2012?05?30.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EB/OL]. http：///cacs/default.aspx. 2012?05?30.

[5] 马双， 林汉川， 黄满盈. 国外对华贸易救济的新趋势及其应对分析[J]. 商业研究. 2011（7）： 150?155

[6] 刘爱东， 梁洁. 1995年～2009年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统计分析[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4）： 73?78

A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Revelation of Overseas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LIU Aidong， YANG Xuanyu

（Business schoo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medies that is announced by WTO from 1995 to 2011，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medy，emphatically analysing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is made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the form of investigation，the ratio of case registration to measures，sponsor nation and the industry of litigated products.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form of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concentrating on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rade Remedies against China、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sponsor nation and the wide range of the industry of litigated products，four strategic measures are suggested to cope with foreign Trade Remedy against China.

Key Words： Trade remedy； Trade remedy investigations； Trade remedy measures； WTO； GATT

收稿日期：2012?07?12；修回日期：2012?10?10

篇13

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新一轮世界经济调整

金融危机将迎来一轮世界经济的重大调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5年的调整期，在此期间世界经济贸易难以迅速恢复繁荣；如果不发生第二波、第三波金融海啸的话，世界经济贸易可能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

（一）世界经济将经历重大调整

综合各方面分析，世界实体经济将在以下方面出现重大调整：一是美国过度借贷和超前消费的模式会出现局部调整，家庭储蓄率上升，私人消费会受到一定影响二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会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在再制造业化方面做出种种努力，世界制造业竞争将更加激烈；三是由于全球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去产能化会持续较长时间，一些行业的大洗牌、大重组在所难免；四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在局部范围内经历一些调整；五是受美欧日经济低迷的影响，尽管世界贸易投资自由落体式坠落接近尾声，但未来3-5年难以恢复以前的高速增长，将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六是东亚等出口依存度较高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将会致力于扩大内需、鼓励私人消费，将为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创造新的需求空间；七是未来国际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跨国公司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大，为了创造新的利润空间，生产和服务全球化进程将进一步推进，全球产业链的优化重组步伐还会进一步加快；八是绿色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亮点，将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世界经济重大调整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这与以下几个方面重要原因有关：一是二战后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已经形成了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产业链，国际分工日益变成部门内分工、产品内分工，要彻底改变这种分工格局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是谁也不愿意的，美欧“再制造业化”的努力也同样改变不了大的格局；二是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在国际协调上仍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总体上维持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大势，从危机以来的情况看这种势头不会发生根本逆转；三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确实已经把当今的世界变成地球村，世界各国无论是在危机前还是危机中，都已经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利共赢关系，大家都是全球化的利益攸关者，终结全球化总的看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危机中经济全球化可能会经历一些局部调整和挫折，但长期来看难以发生根本逆转。战后历次经济金融危机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旦危机过去经济全球化进程就将重新启动，世界经济贸易的一些长期趋势仍将保持下去。

二、后危机时代世界贸易的八个长期趋势不会根本改变

具体就危机后世界贸易发展趋势而言，它总体上是由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规律和大趋势决定的，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向基本面回归是必然的。综观战后世界贸易的长期趋势和特点，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世界贸易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作用不会改变，世界贸易的长期趋势在以下八个方面不会根本改变：

一是部门内和产品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不会改变。二战后，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部门间的上下游产业垂直分工模式日益被部门内的水平分工所取代，部门内和产品内贸易也随之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与此相伴随的是投资品和中间品贸易比重不断上升，在亚太地区中间品贸易比重占将近70％。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在各国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超过一半以上。战后几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使制造业水平分工和部门内贸易链条从美、欧向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中东欧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延伸，形成了各国制造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局面，成为拉动世界制成品贸易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加工贸易就是这种部门内分工的典型例子。

二是跨国投资与贸易融合互动的趋势不会改变。战后跨国直接投资从60年代开始迅速起步，到90年代大幅加快，2008年达到18694亿美元，成为推动跨国贸易的重要动力。以外资占东道国资本形成总额比重来看，1980年全球平均仅为2.17％，到1990年升至4.2％，2000年最高时曾达22％，2003年降至7.47％，但2006年又升至11.83％。跨国投资带动的不仅是资金，还伴随着大规模的技术、知识、人员和管理模式的跨国转移，形成了跨国投资与贸易的良性互动。

三是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主导地位不会改变。战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公司内贸易不断扩展，已经形成了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据联合国跨国公司数据，200

7年全球跨国公司总数达78817家，共有海外分支机构794894家，在全球贸易、投资、研发中占有日益重要的支配地位，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70％。据OECD统计，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有近1/2由跨国公司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商品贸易构成；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美国母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占美进出口总额的近40％。波音飞机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设有生产外包基地，30％多零部件在国外加工生产；在IT领域，公司内贸易所占比重更为惊人，如戴尔公司计算机90％以上零部件在中国生产，半导体行业80％以上的组装工作在国外完成；美国轿车25％的部件由其海外子公司供应。

四是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潮流不会根本改变。战后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历史一再证明，危机期间各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都会抬头甚至贸易摩擦空前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阻力，贸易自由化步伐会暂时停顿甚至局部倒退；但危机一旦过去，经济全球化进程就会再次启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也会走上新的里程。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二战期间贸易保护的巨大代价给了各国以深刻的教训，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贸易保护损人损已，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这是战后多边贸易体系总体上得以生存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影响可能将超过战后历次危机，形形的保护主义在危机期间会不断冒出来，局部贸易战不能完全排除。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理性地掀起全面的贸易战，世界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崩溃的可能性极小。同样，危机过去之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航船也将重新启程。

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区域一体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两大趋势。目前区域内贸易已接近世界贸易的50％，其中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超过50％。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同样也会对区域内贸易带来关联影响，但同时区域一体化也面临新机遇：一是危机时期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往往会遇到种种阻碍和压力，各国推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动机反而会趋于加强，以达到规避外部危机冲击、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目的；二是危机时期稳定和恢复经济成为共同的任务，区域内成员之间加强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会减少，有助于破解困扰区域合作的一些长期障碍；三是危机后为了寻求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防范外部冲击，区域经济合作会率先蓬勃发展。因此，此轮危机发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没有停止，而且还呈现出许多新动向，东亚金融货币领域合作和拉美区域合作等都出现新的亮点。危机之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可能迎来新的，带动区域内双向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六是服务全球化推动服务贸易和外包加快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近十多年来，在现代化信息化基础上服务业全球化蓬勃兴起，已成为全球化的新兴力量，带动了服务业跨国投资、贸易和离岸外包的迅速发展。目前，服务业跨国投资占全球投资的近2/3，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升至20％，服务外包呈爆炸性增长，目前总规模已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离岸外包约占10％。金融危机短期内对服务业跨国投资和贸易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基本情况明显好于制造业。特别是由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显著上升，其服务外包的意愿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进一步强化，服务外包业务仍保持发展势头，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进一步增加。可以预见，危机之后服务全球化肯定将加速发展，服务贸易、服务外包也将掀起新的。

七是科技全球化推动技术贸易和跨国转移的趋势不会改变。伴随着科技革命和整体全球化步伐，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知识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技术贸易和跨国合作不断拓展，科技全球化成为重要新趋势。在此趋势下，各国能否通过开放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成为决定该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由于技术创新的周期日益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日益增加、同行业之间的研发竞争日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跨越国界最大程度上利用全球技术、智力和研发资源，研发国际化水平迅速提升；同时，信息技术不仅使跨国研发活动成为可能，而且大大降低了跨国研发的成本。因此，未来随着全球技术进步和信息技术的更广泛应用，科技全球化还将不断向前推进。金融危机期间，网上交易、电子商务等新兴贸易方式不跌反涨也说明了，信息技术未来应用空间仍然巨大，技术贸易和跨国转移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八是全球整体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与贸易体系不会改变。目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全球化的推进，逐步形成了覆盖生产服务全过程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与贸易体系。跨国公司的生产和服务全过程供应链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加工制造是整体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其他6个环节都是在交易和服务环节，形成了“6+1”的完整链条。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聚集优势生产要素，搭建了覆盖全过程的产业链，特别是牢牢占据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在国际分工中占据高端位置，占领了微笑曲线的制高点。跨国公司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投入和成本，也取得了巨大收益，局部的调整与优化重组在危机中不可避免，但整体生产服务网络和供应链体系不会崩溃；更重要的是，各国都成为这种全球化链条的参与者，不同程度获得了“全球化红利”，谁都不愿意彻底放弃。因此，危机后全球整体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与贸易体系在优化重组之后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期，并成为带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复苏与发展的源动力。

篇14

一、加工贸易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25年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长足进步，对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就业、推动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98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其中出口11亿美元，占比5％；进口14亿美元，占比6．4％；加工贸易增值率-21．4％。到2003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048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7．6％；其中出口2418亿美元，占比55．2％，进口1629亿美元，占比39．5％；加工贸易增值率47％；当年创造贸易顺差789亿美元。多年来，加工贸易累计创造3000万个就业岗位，累计贸易顺差3942亿美元。

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相对增长率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以及相对价格差距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以及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都取得快速增长。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总加工贸易的80％；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达77．5％，高于来料加工出口2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0．2％、6．6％、3．2％，增速分别达到43．5％、16％和53．8％。同时，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也达到76％，高于来料加工进口26．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分别为93．4％、4．1％、2．4％，增速分别为41．9％、9．2％和64．4％。是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27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1．9％，其中加工贸易占到75％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10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到90％左右。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经历了从“三来一补”到进料加工、从“两头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从简单技术加工装配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转换，这代表着我国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的轨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应链管理以及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为我国加工贸易未来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对的新机遇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当前，一般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供给普遍过剩、边际收益严重递减的成熟技术行业，国际相对价格的剪刀差已从工农业产品之间转化为知识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发达经济的优势已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我国不是新技术的策源地，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地；不是全球加工制造的控制和运营中心，而是中低端技术和产品加工制造环节的供应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在全球占有明显有利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现阶段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新形式的加工贸易来提升我国的加工制造能力，为世界大跨国公司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以及管理的配套体系，是加快我国企业“干中学”过程，积累全球化大生产经验的最有利捷径。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产品内部的工序或工艺细分化为特征的全球分工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一个趋势是随着跨国公司在空间上把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配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研发、生产和分销系统的全球体系，使国内分工转化为国际分工；另一个趋势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产业的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加工制造的空间和范围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由于“成本驱动”而把采购、加工制造、组装配送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由于“市场驱动”而把技术、管理和资金带进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主动把区域研发中心、运营管理总部、地区物流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可见，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资金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低生产成本优势与跨国公司生产以及综合物流运作能力相结合，就可能形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从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一直到分销和售后服务的合作。从发展前景看，全球化不仅可以带来使中国加工制造能力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把加工贸易升级为综合优势的机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开始新的转型。

再次，我国目前的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成熟技术）产品或工序上，即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仍处于低端。我国与印度相比，虽然后者对外开放比我们晚12年，近年来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接近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体经济实力有明显差距，但印度近年来通过吸收新技术、海外分包合作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不仅在著名的软件、信息技术咨询、呼叫中心、芯片设计以及未来的金融服务、工业工程、风险和行为分析以及药品研发等服务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海外分包业务，从而大大压低了世界服务业成本；而且在汽车、制药、化学制品以及资本货物等领域正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并吸引世界大跨国公司寻求规模化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尽快把我国加工制造技术整体升级到中等档次，而且应加快形成生产和研发、品牌优势。为此，要研究制定加工贸易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其转型升级。

三、加工贸易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l、扩大加工贸易活动的领域，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作为涉及外资、外贸和国内产业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重点考虑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国内产业、企业、产品以及产品内部工序的带动、辐射和扩散作用。在吸引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要考核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的情况，鼓励包括民营中小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同时，应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能力、缺少国际市场资讯和人才、缺少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缺少技术和产品更新能力等具体困难，使更多国内企业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走出去”搞加工贸易。

2、不断提升“世界加工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功能，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层次合作提升外资的技术、管理和资金档次。要鼓励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不断加快“干中学”和毕业的速度，使加工贸易环节由简单技术和工序的组装，提升到辅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级到高级复杂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组装环节，真正掌握参与和管理全球化企业的经验和窍门。在这方面，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的准入平台，创造更规范的投资和竞争环境，比优惠政策竞争更重要。

3、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主转变。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资源配置、供应链管理以及市场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下一阶段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是培育、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研究制定有关政策，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政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搞进料加工出口。由于多数国内企业缺少全球化人才和国际资讯网络，应考虑建立开放共享互利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合作机制。

4、对加工贸易要从严密监管向风险管理、贸易投资便利与规范高效科学的监管方式转型。对此，一是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和随机检查监督制度相结合。对加工贸易的监管，最大的难度是遍地开花，监管执行的成本太高。因此，首先应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包括合同、票据、凭证以及财务帐目等原始资料。数据的完备性，企业诚信状况的评级及违法记录，企业法人代表和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的规定；建立监管部门与企业的良好伙伴关系，把责任重点转移到企业自身而不是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在确保加工贸易企业贸易便利和诚信的前提下，实施随机的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则严惩不贷。作为企业守法自律机制的保证，对企业诚信状况要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应与企业其他诚信认证系统相兼容，以全面获得企业是否讲求诚信的资料和数据。只有处理好企业自律和高效执法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提高监管效能。

二是建立和完善加工贸易的现代监管制度。这套制度首先是规则化管理，不能随意改变或任意解释；其次是有明确的执行程序，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应是由海关、边检、工商、税务、口岸管理等纵向一体化组织分别管理向扁平化的综合协调监管的组织架构过渡；最后，监管应当是简明有效。虽然加工贸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是中国特色，但监管体系建设仍应逐步向国际规则接轨。在这方面，政府职能要真正实现转换，明确监管部门的第一要义是提供“服务”，然后才是有效“监管”。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加快监管体制的改革，包括调整监管职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使监管有利于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增加发展的障碍。

三是大力发展电子化监管体系。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又要保证有效监管，就应加强监管手段和工具的现代化，包括监管的电子和网络化改造。目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技术和网络投资过度，投入了巨额资金改造技术和设备，使监管的技术基础设施达到了国际水准，但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效能很低，出现了硬件过度发展，软件严重滞后，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改变这种情况的一个办法，就是从监管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电子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投资和改造，并提高监管部门的应用水平和能力，从而形成有形和无形监管相结合的新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