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才培养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科技人才培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立足现实、突出重点”，分层分类确定培养目标。培养主要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培养3-5位市级专家，对这部分人才实行重点培养，在资金、政策上给予重点保障，从整体上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二是培养区级科技专业技术骨干，通过进修、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合作、参加学术会议等形式，提高他们的综合业务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3年来，共组织他们参加各类专业学习培训41人次，学术、技术交流72人次，技术研讨55人次；聘请外国专家讲课2人次，聘请国家级专家讲课5人次，使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二、“自主申报、组织审核”，量身制定培养计划。为使培养计划能够契合每个培养对象的技术特点，**实行自主式、开放式的工作方针，让培养对象自主确定研究方向、科研内容、培养渠道等项目，组织部宏观审核调控，通过“两下、两上”确定培养计划。即“走下去”，了解培养对象的科研状况和工作特点；“交上来”，培养对象根据本人情况制定计划，上报区人才工作办公室；“返回去”，区人才工作办公室经认真分析、反复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将计划返还培养对象；“报上来”，培养对象结合修改意见、所在单位的意见及本人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表上报区人才工作办公室。经过反复磨合，制定的培养计划更加有利于培养对象发挥潜力、提高能力，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重点攻关、注重实效”，切实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在培养方向上，坚持把与**经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项目，作为重点问题组织攻关，注重提高专业技术人才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注重技术实效，带动企事业单位及地区经济增长。3年来，在14位接受培养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带领下，成立了11个课题组，涵盖林果、工业、医疗、畜牧兽医、水利、建筑6大行业，主持开发新项目6项，其中市级项目2项，区级项目4项；发表或宣读学术文章6篇，进行新技术应用推广实验4项，推广应用新技术3项。其中“日本苹果开心树型的引进研究与示范”、“动物疫检技术”、“绿色生态走廊建设”、“乳腺癌诊治技术”等5项技术达到国家或市级水平，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玻璃公司技术骨干王培华同志研究的“减少玻璃板面气泡技术”，使产品合格率由原来的50%提升到75%，仅此一项，每年就使企业增收近千万元。

篇2

关键词：教育；科技人才；创新

作者简介：李慧敏（1981-），女，广东兴宁人，广东药学院人事处，助理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00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3-0014-02

国以才兴，政以才治。科教兴国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实践证明，科技和教育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教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石，为科技进步培养创新型人才；科技进步是教育发展的推动力，提高教育发展的知识更新、核心竞争力。科技工作者作为科技资源的核心，最具创新性和革命性，在科技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诸多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党的十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科技进步要取得迅猛发展必须建设一流的科技创新团队，方能跻身世界民族之首。而科技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为此，研究学校教育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竭尽全力形成我国的人才优势具有战略性的现实意义。

一、国外研究的历程与现状

关于科技人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国外起步很早。1959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数学家Charles Percy Snow指出，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发展促成“人文”世界与“科学”世界产生分离，衍变成两个各自独立、自成一统的不同世界。70年代后，科技工作者普遍存在学术交流、人际交往、团队管理等技能素质严重欠缺，引发西方发达国家职业界担忧不已。来自美国的学者Kent开始关注对人文素质在工程教育中的影响；Vesilind从规范、伦理和道德的视角探讨了人文素质在科技人才培养中的作用；Cranch认为，科技人才素质包括交流沟通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知识更新能力和专业技术知识。这些软资源决定了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成果、应用和转化。[1]19世纪后，伴随着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西方发达国家与时俱进地将科技人才培养与敏锐的问题导向、有效的运行机制和合理的类型结构相结合，使其在科技与教育方面独领。西方发达国家大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日趋完善，科技人才已经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的主体。

国外学界对创新型大学建设展开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尽管解释力尚不完全，但毋庸置疑它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一种趋势。Jaroslav Pelikan提出大学具有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的双重职能，人才培养是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实现的。Frank H.T.Rhodes强调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特征。Burton R.Clark总结了创造自主创新型大学的五个组织特征。[2]Henry Etzkowitz指出现代大学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引发了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合作的创新模式。Jerome S.Bruner提倡在教育过程中用“发现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方法。J.Paul.Guilford认为要把一切能够激发散思维的内容都纳入到传统的课程里，以便对学生按创造性的精神和需要进行教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作为前沿的热点，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生命力，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在解释实际问题的实证研究也尚有大量的发展空间。

从理论视角对教育与科技人才培养进行研究，在国外较为流行。一个国家的强弱主要体现为综合国力的方面，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工作者作为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载体，在科研、经济管理和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学校教育是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的关键环节，如果说中小学校教育实施的是基础知识教育和基本做人道理的教育，大学实施的则是专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世界观人生观等思想教育。学生在校期间不仅接受专业知识、基本技能等智力因素教育，而且接受理想信念、道德标准、心理素质、素质拓展能力（包括学习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与人相处能力、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非智力因素教育。从理论上总结探讨这些问题对丰富教育学和科技人才培养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研究的历程与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工程教育研究的深入和人才学的兴起，国内开始广泛关注科技人才的培养。特别是1995年，中国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性排名，科技教育和人才培养也因此迅速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当前，对高校创新型人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综合研究。如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马陆亭认为，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综合考虑高等学校的结构体系、教育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高等学校要按层次和类型两个维度设计分类体系，通过结构化课程设计融合通识教育和专才教育思想，努力建立让广大教师醉心于学术工作的机制。杨晓燕等针对目前地方工科院校的实验教学从体制到机制、从实验室的设置到教学内容体系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提出了实验教学的建设目标，研究探讨了地方工科院校构建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实验教学体系与模式。另一方面是对不同类型和不同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探讨。汪张林认为，工商管理本科专业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存在较多问题，应根据知识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构建工商管理本科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4]吴晓波等认为，应针对不同学科、不同层次创新型人才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培养选拔方式，落实相应的资助服务措施，进行动态的目标考核管理，最终形成一套定位明确、衔接紧密、优秀人才可持续发展的选拔培养、资助服务和考核管理机制。

科技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培养工程，涉及启蒙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是一个终身教育的过程。高等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延伸和提高，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基地和摇篮，特别是培养科技人才方面，是教育链条上的关键环节。因此，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切。早在“七五”期间，清华大学就从科技人才培养类型、主要特征、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专门对高等工程技术人才的类型与主要素质的培养展开分析探索和深入研究。1998年，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深刻分析指出，高等教育的严重弊端在于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功利轻素质、重共性轻个性，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加快实施素质教育，旨在培养“厚基础、博知识、强能力、高素质、宽口径”的综合人才。[5]与此同时，有关大学生的科技人文素质教育很快成为研究热点，尤其受到高等工程教育界的追捧。近年来，学者们又将目光投向科学与人文的融通，通识教育因此进入研究与实践的视野。我国高等教育陷入“学历教育”的误区，人才培养信息的单向流动、人才培养目标的扭曲，缺乏专业特色和学科，造成科技工作者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缺失，人才质量不尽如人意。[6]虽然我国“应用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培养规模不断扩大，但培养质量标准和培养过程差异不明显。

三、结论与述评

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学校教育与科技人才成长”的研究，总的来说无论是理论的层面还是实践的视角，研究成果颇丰。通过分析发现，国外研究成果很多，但是针对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相对少见。同时，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少之又少。关于国内的这项研究起步较晚，发展却很迅速，成果也很丰富。但大都拘泥于对已有理论的再阐述和比较，而关于理论创新、体系创新的研究总体较少。现有文献表明，学校教育与科技工作者的培养与成长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尽管强调学校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的大有人在，但在机制上（两者的结合点上）却鲜有人专门研究。

综观国内外对科技人才研究的教育实践，仍存在一些缺憾，如“科技人才”尽管使用频率较高，但人们对其内涵与外延认识大多不一，且当前高校对科技人才的素质结构形态存在“理想化”的误区，较少从职业化的视角来看待科技人才素质的“社会适用性”。

参考文献：

[1]孟现志.等教育的现实使命：培养专业人才[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4，（9）.

[2]刘铮，孙健.我国各地区科技人才开发环境的影响因素[J].广东社会科学，2013，（5）.

[3]韩文玲，陈卓，韩洁.科技人才培养计划下的科技人才成长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5）.

[4]罗瑾琏，李思宏.科技人才价值观认同及结构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8，（2）.

篇3

    1人才培养困境形成的原因

    造成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也有个人利益的考虑,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重工轻农政策实施的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我国曾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行推进工业化,这种违背规律、“拔苗助长”的战略反过来又造成了农业的严重滞后。目前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仍然存在着“重工轻农”的冒进思想;或者认为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必然伴随农业产出绝对量的减少,在实际工作中,不注重保护农业的发展,反而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盲目追求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或者急功近利,认为发展农业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不如发展非农产业见效快,而且发展非农产业更有助于增加自己的政绩,因此表面上做“三农”文章,实际上把大量的人、财、物和精力用在发展非农产业上等等。所有这些“轻农”思想,必然会削弱政府在农业科技发展及成果推广中的主导作用。然而,由于农业仍处于弱势地位,农业资金的积累还非常有限,农户经营的分散化和对农业科技需求的不足,使得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只能作为公共物品由政府来提供。其次,农民趋利行为发展的结果。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城乡差距越拉越大。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农村劳动力自主自觉地大量向外转移。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流失现象非常严重。根据江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布的信息,农村外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于流出地农村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截至2011年末,全省农村户籍外出从业劳动力1798.91万人。其中,男劳动力占64.4%,女劳动力35.7%;18-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92.3%;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5.3%,59%的人具有初级工以上技能[10]。显然,由于流出农村的劳动力绝大多数具有男性化、高素质和青壮年的特征,必然使得留在农村本土的劳动力形成女性化、老龄化和低素质的特征,因而导致农村人力资本十分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11]。农民较低的文化、技术素质,加上传统习惯的阻碍、怕冒风险等原因,造成他们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极其低下。再次,传统农业经营模式抑制的结果。当前江苏农业生产仍以传统的家庭承包制为主,土地经营规模较小。2010年江苏农村居民户均人口3.68人,按乡村人口计算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4亩,户均耕地面积只有4.74亩[5]106-107。面对如此小的农户生产规模,新技术的采用会引起家庭农业生产成本的激增,而技术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特征,规模越小,技术带来的效益就越不显着,只有大规模地采用新技术才能使农业效益大幅度地增加。因此,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使得农户不具备承担技术创新主体的重任。一般的农业工作者无需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就能实现现阶段的农业生产活动,采用技术的主动性差,必然导致其技术需求的减少。以往研究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户均耕地面积等因素与农户技术服务需求有明显的正相关[12]。同时,因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之间存在差距,农民并不将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的增收来源,而只是将其作为经济窘迫时可以退守的保障。由于江苏农业在企业化经营和社会化生产方面不发达,其科技创新主体长期局限于国家科研教学单位,由此连带形成单一创新目标(粮猪增产为主);且因政府投入十分有限,也只能局限于单一目标,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当然是无法加快的。最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目前,江苏省对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其工作涉及到政府各部门、农业科研机构、农业大专院校、农业科技企业和农户等。上述这些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密不可分,有机地构成了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但是,这些单位均各自依托于一定的培养机构和教育资源,在管理、培训、指导、服务等方面相互之间缺乏沟通,配合能力差,造成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缺乏统一的长远规划、明确的培训目标和一致的任务,保障措施不够明确,培养资金和资源难以科学合理地配置到位。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农协性质的自助组织,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是不通畅的;又因政府和科研人员对农民的实际生产问题了解不够细致或了解不到位,农民对新技术的要求很难客观反映到研究计划中去,农业技术创新供给与需求之间缺乏有效的双向交流与沟通,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农户不能有效地参与农业技术创新计划的制定、实施与评估过程,由此导致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计划与农产品生产的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变化不相适应,人才评价机制常常表现在理论层面,农业类课题结项成果多数以论文形式表现出来,未能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实践,这就难以确保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符合农民的需要。

    2培养江苏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手段

    鉴于江苏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困境及其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具有准公共品的属性,政府需要在创新人才培养中起主导作用,并积极引导多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一是加快实施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政策,多渠道筹集人才培养资金。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是为了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加快创新人才培养。一方面,继续增加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农业技术创新成果从研发到推广再到生产都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同样,政府财政也是农业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资金来源,其规模与分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技术创新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由于各地受地域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省地方财政应根据工业在所有产业中所占比重,相应地制定农业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扶持政策。对工业欠发达、资金较薄弱、农业比重较高的苏北和苏中地区应做出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弥补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另一方面,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按照建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的要求,总结省内外部分地区、部门和企业以工哺农的经验,从江苏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考虑企业和社会承受能力,探索向企业、经济组织征集专项资金的办法和措施,恢复征收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筹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专项资金,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培养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并用规范的方式建立和完善以工哺农、以城带乡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的长效机制,不断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二是实行农户家庭规模化经营,把农户收入增长与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熊彼特认为,足够大的企业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因此,为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的作用,需要改革和完善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以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为中心,推动土地的适度集中,以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科技在土地等农业资源中的作用,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规模效益、品牌效益、社会效益,促进农民多元化增收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土地进行合理流转集聚的过程中,将农民增收与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从事农业科技活动的人员数、农业科研机构的经费支出以及农业科研机构的业务费支出,对农户人均家庭经营收入有显着影响[13]。因此,培育农村土地经营的产权主体———农户,使其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从利益上驱动农户采纳新技术,激励农户把不断使用新技术作为获得新收入的手段,合理引导农民的趋利行为,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三是夯实农村人力资本基础,重视乡土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技术创新的发明、开发、推广和生产应用的进程。一方面,要以激励机制为切入点,培养一批“草木才子”。

    有效整合全省科技培训资源,建立以农林院校、研究所等为依托,以科技、人事、农牧、蔬菜、劳务、林业、科协等单位为管理主体,以乡村农业科普协会和农业专业合作社为基础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网络,通过定期举办农业科技专家讲座,深入田间地头现场讲解等有效的培训方法,培养一批具有农村根基的乡土科技创新人才。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聘和管理使用考评制度。鼓励和支持学有专长的乡土科技人才参与农业技术承包、科技培训和科技项目实施工作,并一视同仁地纳入地方科技进步奖励基金范围给予表彰奖励。与此同时,可以每年评选十大农民科技能手,单独给予表彰奖励,并将特别优秀的农民技术员特聘技术职称,享受相关政治和工资待遇。四是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确保培养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符合农业实践的需要。“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政府可以采取行动来矫正制度供给不足。”[14]传统农业科技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应改变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做法,将农业研究与推广、农民和市场紧密结合起来。第一,政府作为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引导者和政策制度的供给者,应从总体上把握人才培养的方向,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营造一个适宜的、有利的外在环境。第二,提倡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农业科研机构、农业大专院校是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源头,是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主要培养者,承担着国家基础研究和重大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任务。特别是农业科研机构,在现阶段及今后一定时期内仍将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因此,既要打破科研与教育之间的行政性分割,发展横向联系;又要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进行合理分工,建立纵向协调。第三,重视农业科技企业和农户的诉求。作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需求者和使用者,农业科技企业和农户也是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主体。基础性人才的培养可以由政府从整体上进行安排,而应用性人才应由农民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诱导科研机构进行培养,使培养的人才切实符合农业发展的需要。

篇4

未来的创新者来自今天的青年研究人员，他们肩负着未来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历史使命。只有那些能够在职业生涯的初期顺利确定研究方向、形成独立的研究能力并且富于创造精神的青年人，才能够真正成长为卓越的研究者。

科学计量学研究曾基于对诺贝尔奖得主的创造年龄统计得出以下结果，杰出科学家做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而其最佳峰值年龄为37岁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为青年研究人员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引导，让他们顺利度过职业生涯的初期阶段，迅速成长为一线的独立研究人员，成为创新型人才，是科技人才培养的关键。

青年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近30年来，我国青年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85年，国家科委、教育部、中科院在广泛吸收留学回国博士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借鉴国外博士后制度和培养年轻高层次人才经验的基础上，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并获批准。至此，博士后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此后，又通过一系列文件，逐步完善博士后制度，形成了突破传统人事管理体制在户籍、人事关系、职称评定、人员编制、学科交叉等多方面的限制，保证青年研究人员顺畅流动的新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国博士后制度稳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培养好、使用好人才的同时，为我国吸引、稳定和储备了许多高层次青年人才，成为我国培养青年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截至2010年底，全国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已达8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成长为我国教育、科研领域的高水平学术带头人，为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博士后制度快速发展的同时，中科院为加快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步伐，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解决当时面临的人才断层问题，于1993年提出了“百人计划”。当时的计划是，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以每人200万元的资助力度面向国内外招聘100位青年研究人员，将其培养成为各领域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该计划是中科院重要的人才工作计划，也是我国最早启动的青年优秀人才培养和吸引计划。之后，随着知识创新工程的启动，“百人计划”历经数次调整，从制度上得到了完善，规模上也有了大幅扩充。截至2011年底，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共计2237人，其中绝大多数为40岁以下的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有不少目前已经成为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科带头人和科技管理人才。

继中科院“百人计划”之后，人事部在1995年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了培养造就年轻学术技术带头人的专项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加强中国跨世纪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并确立了培养的目标，到2010年，培养造就数百名具有世界科技前沿水平的杰出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理论家；数千名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在各学科、各技术领域有较高学术技术造诣的带头人；数万名在各学科领域里成绩显著、起骨干作用、具有发展潜能的优秀年轻人才。同时，教育部也设立了一些基金，如高校青年教师基金、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等，培养了一些青年教师骨干。

在实施这些计划的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设立了博士后基金、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处在博士后阶段以及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青年研究人员，以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2012年，为进一步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资助体系，在青年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之间形成有效衔接，基金委又设立了“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专门支持具备5至10年的科研经历并取得一定科研成就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科研第一线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基础研究。

通过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计划以及国家基金委的青年人才资助项目，我国的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培养瓶颈亟待突破

历经近30年的发展，我国的青年人才培养工作已经形成了一条规范化的轨道。然而，目前我国青年人才培养仍然面临一些十分严峻的问题。

其一，针对博士后的资助渠道单一，资助强度偏低，博士后的待遇缺乏竞争力。博士后基金是当前我国唯一一个为博士后提供科研资助的基金，从1987年到2010年，已累计为23914名博士后提供了5.57661亿元人民币和235.66万美元资助。但每个人的资助额度却并不高：面上项目的资助强度划分为5万元和3万元两档，如果在站期间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和研究能力突出，则可以获得特别资助，资助额度为一次性给予10万元。就是这样微薄的资助，也仍有2/3的申请者无法得到。另外，从薪资收入来说，我国博士后的待遇也远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这导致很多优秀的博士去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反观美、日等国家，针对博士后的经费资助途径不仅多样，还同时为博士后设立了一些科研经费等，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在美国，针对博士后的资助有三大类型的资金来源：一是博士后奖学金，属于全国性的竞争性资金；二是联邦政府的培训拨款，主要是由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政府机构通过给部分高水平的大学和系拨款，为这些专业领域提供培训博士后的资助；研究拨款或合同是大多数博士后的主要经费来源，主要是大学教授在取得政府或企业的研究项目和合同项目后，在项目中为博士后提供资助。而在日本，学术振兴会设立的“特别研究员制度”不仅为博士后提供每月20至39万日元的“研究奖励金”，还有每年150万日元的“科研补助金”配套经费。还有一些国家，如加拿大近年来为吸引来自全世界的青年优秀人才，在2010年推出了班廷博士后奖学金，希望通过为每位入选者提供每年7万加元的资助，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博士后项目。

其二，资金来源单一，强度不足，使得很多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青年科技人才得不到应有的资助。在许多发达国家，早已形成了覆盖从博士后到独立、再到独立初期的职业生涯各阶段的青年人才资助体系。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下设了CAREER计划、国防部设立了青年研究人员计划、能源部下设了杰出青年研究人员计划、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设了独立之路计划、独立科学家奖以及尽早独立奖等，促进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人才尽快成长。在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通过发现项目计划资助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科学家；通过新研究人员基金，为那些重新回到研究岗位或从海外归来的健康医学领域研究人员提供资助；国家健康医学研究理事会为获得博士学位2年以上、7年以下的研究人员提供职业发展基金；超级科学奖学金为国内外最优秀的职业早期研究人员提供资助；“未来奖学金计划”为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卓越的澳大利亚国内以及国外的科学家提供为期4年的资助。完善的资助体系为青年科学家在不同阶段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助，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国于2012年推出了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弥补了基金委青年人才培养资助体系中从博士后到独立研究员的中间环节，使我国青年人才培养工作初步形成了从博士后基金—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一条链模式。然而，由于资助模式与资金渠道单一，能够拿来分配的资源仍然非常有限。目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青年人才资助链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覆盖面最广，主要对象是35岁以下的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青年人，研究期限3年。但2010年的资助率和资助强度也仅达到了23.02%和19.71万元/项。

其三，我国青年研究者在职业发展初期不易得到来自成熟研究者的有力的学术引导。且不说我国博士培养系统每年都在制造不那么合格的博士，即使是优秀的青年人，他们也需要在职业生涯初期接受继续教育尤其来自一流学者的引导。事实上，只有在一流的学术传统下才能成批地培养出一流人才。然而，我国现阶段尚缺乏良好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氛围，缺乏既卓越不凡又甘愿做人梯的优秀学者和大师。现行资助体制只考虑了资助青年人才的问题，却没有考虑在资助的同时给予青年人才以充分学术引导的问题。在缺乏学术引导的情形下，过早的独立或许反而会令青年研究者失去明师。

青年人才培养的策略建议

随着知识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推进以及经济多元化的深入发展，培养和造就大批能够创造新的知识、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开拓新的产业领域的杰出青年人才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要进一步完善从博士后到独立研究员的各个阶段的资助体系，为处在职业发展初期乃至中期的青年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扶持。从博士后基金到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一条链资助模式虽已初步形成，但还需要不断完善，要使4个基金形成彼此接力，并围绕明确而一致的培养目标形成合力。此外，还应考虑设立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博士后项目。

篇5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构建区域产业体系和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是实现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重要战略纲领。“以人为本”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基础，创新驱动的根本在人，质量保障的根基在人，绿色发展的内涵在人，结构优化的基础也在人。纲要指出：要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加快培养制造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实用技能人才[1]。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对推动“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意义重大[1]。

 

国家发展需要人才，这对制造业科技人才及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结合2011 年加拿大《环球邮报》将其评为影响课堂教学的重大技术变革的翻转课堂，为我国制造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方式，它的特点如下：(1)翻转传统语言的学习模式，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新视角;(2)为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一种探索途径;(3)翻转课堂内外熏陶出中国特色的文化视域下的“尚巧、求精、道技合一”的工匠精神。翻转课堂改变了中国延续已久的教育模式，建立面向“中国制造2025”科技人才培养的翻转课堂理论模式。

 

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制造业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经济发展趋于多元化，复杂化，结构更为合理。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设备基础、产品门类齐全。但对于国际尖端产品缺乏创新能力。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可概括为三个阶段：

 

(1)我国制造业结构不完整、科技人才相对短缺，靠消费升级拉动制造业升级。

 

(2)制造技术创新能力尚未完善，造成生产效率不断下降。

 

(3)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

 

综上所述，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对科技人才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我国人才要具备自主、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视域下的工匠精神。

 

(二)翻转课堂现状

 

翻转课堂在国际上使用“Flipped Classroom”直译为“翻转课堂”，它的本质强调学生课前使用在线视频学习的一种学习环境的翻转，即学生在家视频上课，到学校和老师同学讨论问题。学习环境的变化不能让现在的教和学的关系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教”“学”，关键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总之，翻转课堂被引入我国以后，无论是在内涵、方式上都发生了改变。尽管都称之为“翻转课堂”，意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二、翻转课堂实施

 

为更好的培养面向“中国制造2025”的科技人才。翻转课堂实施分为三个部分：

 

(一)提出问题

 

由老师在学生现有的知识基础上提出较为简单的问题，使大家有一个知识内化开始的环节，由老师提供视频。

 

(二)观看视频获得知识

 

学生回家后观看教学视频，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馈，解决教师之前提出的相关问题，将不懂的知识甄别出来，这个环节是翻转教学的关键环节，可称之为第一次知识内化。因为正是从这个环节开始，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开始和新的概念知识发生作用。学生观看视频所得到的概念是“正确概念”，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是“前概念”。这个环节如果激活了正确的概念，就能抑制前概念;这个环节如果不能激活正确的概念，前概念在大脑中依然处于兴奋状态，被随时提取的概率就会增加。

 

(三)解决问题

 

师生在课堂上对大家不懂得问题做相互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可通过多种渠道让大家积极参与，比如有奖竞答，小组讨论，竞赛等趣味方式，使学生在原有知识基础上获得新知识，并建立正确的且比较深刻的概念，学生在已有知识下获得更多的知识，在第一个提出问题环节开始就培养大家独立自主的学习习惯，整个过程中鼓励大家以不同的形式展示，交流提高大家的创新能力，就不同难度的新知识，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做到尚巧、求精。

 

三、结束语

 

本文以培养科技人才为目的，根据中国制造2025的人才需要，以翻转课堂为基础方法培养在校学生。通过寻找国内需求人才类型与学校培养人才类型的共同点，提高学校培养人才的效率，最终可以高效率的培养出独立自主，创新向上的科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