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关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

篇2

关键词：刘诗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权理论；现代财富观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87－05

刘诗白教授是我国享有盛誉、功勋卓著的经济学大师。他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主要代表性论著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产权新论》、《论体制创新》、《现代财富论》等等。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体制转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现代财富理论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研究。

刘诗白教授的论著理论深邃系统、论述高屋建瓴、阐释植根实践。他的学术思想启发和教导了一批批中青年学子，培育了不少经济学骨干与精英。对刘诗白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难以用简短的文字进行归纳与凝练。我们在品读刘诗白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现代财富观和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等学术论著的基础上，深刻地领悟到刘诗白教授无愧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与现代财富观的开拓大家。

一、刘诗白教授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创新性探索

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独具特色，其创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认同，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所佐证。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些方面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刘诗白教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始终坚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对商品经济的历史地位与功能进行科学解读。刘诗白教授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社会分工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商品关系又通过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为促进生产社会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杠杆。刘诗白教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商品经济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

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经济，刘诗白教授很早就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真知灼见，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一，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刘诗白教授认为，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关系仍然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分工与促进生产社会化的重要经济杠杆，一切摒弃商品关系而在非等价的实物交换或无偿的活动交换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社会劳动的联系的做法，都是不成功的。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因此，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刘诗白教授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相适应的论述，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其二，对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发展商品经济更为必要。欠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还十分落后，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刘诗白教授认为：需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专业化协作；需要发展商品化、社会化的生活服务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科技文卫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促进国际经济联系。所以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重要保证，是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所必须历经的阶段。

在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中，刘诗白教授还以他敏锐而独到的眼光，创新性地提出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起着基础性的配置作用。刘诗白教授指出，社会主义需要重视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不能脱离市场和市场机制。同时，他也认为，市场机制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调节机制，不能因为强调市场而否认计划指导的作用，还必须发挥计划机制的调节作用，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他认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具有各自的特点，具有互不相同的和互不替代的功能，从而适用于不同的对象领域；人们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状况和要求，分别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调节形式，使计划机制的调节与市场机制的调节各得其所，互相配合，彼此补充，使二者的调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不仅如此，刘诗白教授还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与运行体系的构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建设性贡献。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兴未艾的今天看来，刘诗白教授的许多学术思想与学术观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篇3

我国商品经济交易中的一系列的重大矛盾关系都与此相联系。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法制建设的引导和规范下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又为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与环境。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共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与秩序由法律来

统一制定并调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用法律手段重新塑造政府职能，对各种市场经济主体关系重新加以定位，将宏观调控职能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中来。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多元而复杂的商品经济主体，错综复杂的商品经济关系，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都要求建立起明确，统一并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只有将市场规则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强制要求各种商品经济主体按此规则运作并解决纠纷，才能击破大型企业对市场的垄断和一些不利于经济正常运行的霸王条款，保障商品交易安全，维护商品运行秩序，让各种商品交易活动都能够顺利进行。

三、只有将法制建设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

间相互融合才能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性质就决定了无论是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是法制建设都具有中国特色，而只有把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真正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繁荣进步。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既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保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共同富裕最终目标，这就要求了我国在调节商品经济的方式和手段上一定要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和风格体现出来，而我国所选择的措施和手段除了通过加强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就是运用法制建设的手段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四、要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要建立完备的法制建设机制

篇4

关键词：商法商品 经济国际化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商事立法的历史事实来看，虽然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商品经济形式有所不同，但在这种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性质下，世界各国的商品经济却有着共同的规律。商法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法，虽然带有它的时代的特色和民族的特色的烙印，但它的目的总是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而存在的。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下，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商法的内容总可以找到共性，这一表现我们称之为商法的国际化。在现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我国对商法的国际化也最终予以肯认、确立。现代社会，各种经济资源不仅要合理配置于国内市场，还要跨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经济的国际化要求商法的国际化与之相适应，即各国民商法的内容在差异性上渐趋向零的极限。商法的国际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各国商法制度趋于一致

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调整相同或相似类型社会制度的商法法律规范在制度上的差距应越来越小，最终趋于一致。这种一致的范围不仅包括社会制度相同的不同国家的国内法趋于一致，也包括国内法与国际法在制度上的一致。

1.在商品经济带来的商法的全球化的推动下， 商法统一实体规则从逐渐从国际走向国内，并向各国蔓延。从国际层面来看，商法的立法不断被细化，包函范围不断拓宽，原本属于国内法调整的事项逐渐被纳入到了国际法的范畴，这就使商法的国内法逐步被国际层面法律制度所替代，为商法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2. 在商品经济带来的商法的全球化的推动下，商法统一程序规则正在逐步形成。在这方面最有特点的是商事仲裁领域的程序法。比较《纽约公约》与之前制定的《日内瓦公约》可以发现，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的程序规则正在统一，《纽约公约》将这一程序适用范围扩大，并且取消了部分互惠条件，同时对执行限制条件予以放宽，对请求执行的程序予以了简化。这种统一程序规则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目前，近150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入了该公约。

3. 在商品经济带来的商法的全球化的推动下，商法制度上的一致正在通过国内法的国际化方式实现。从世界各国来看成，这种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自愿效仿和殖民化推行。在商品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法的国际化方式具有互动性，这种互动性的表现主要有：国内法与国内法之间，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从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互动来看，既有同一法系之间的互动，也有不同法系之间的，既有商法先行国之间，也有商法先行国与商法后行国之间的。

二、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淡化商法的边界

商法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法，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商法的私法地们受到了挑战，商法是私法还是公法这个问题越来越难回答，这种边界在商法的国际法进程中逐渐模糊和淡化。商法边界模糊化起源于私法的公法化，伴随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商法的私法地位不断的带来挑战，商法开始了从纯粹意义上的私法到商法的公法化再到商法国际化这样一个逐步转变的阶段进程。这一进程具体来讲，有着这样一步步的转化，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国家对商品经济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宽松经济政策，在这一阶段，商品的交换也是在小的范围内进行，国家在商品经济领域仅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商品经济就可以有序的进行，因此，这一阶段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是一元化，而与此相适应，商法是纯粹的私法规则，这一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保护商人的私权利。这一时期，公法与私法的界限非常显明。随着垄断的形成，市场的规模逐渐变大，市场竞争秩序的不断恶化，市场需要国家的干预，国家不得不对市场经济采取措施，于是国家开始以管理者的身份进入到私法领域，一元化逐步被二元化所取代。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公法的渗透日益增强，并逐步规范，商法早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私法了。商法的公法化也使得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趋向模糊，公法、私法二分结构开始变的不明朗，同时，商法中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边界也逐渐淡化。

三、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赋予商法规范弹性

篇5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