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问题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市场经济问题，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在历史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由于缺少马克思学说所要求的那些物质前提和主体力量，导致苏联模式的“无社会的社会主义”。只有走出这一模式，才能为社会主义开辟健康的发展道路。

因此，当今中国需要的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是更多的市场经济，更多的民主。

最近几年来从“民间”到学术界，从网络到出版物，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二十多年来以市场经济为指向的改革开放背离了原来的社会主义方向，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矛盾与冲突，因此现在应该及时“反思”并迅速刹车。这种思潮以为旗帜，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号召，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和道德优势。这种思潮还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由国家权力解决公平问题，因为公平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目的。据说这才是对和社会主义的惟一正确解释。在我看来，这种政治主张是肤浅的，不正确的，其理论基础也谈不上是，而只不过是对这一学说所作的道德主义、浪漫主义解释以及对失败的苏联模式之自觉不自觉的美化和留恋而已。把这种“”运用于我国现实，我深信，既不会有利于人民大众和社会进步，也不会给带来任何益处。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依照他们的历史认识，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方向，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经济矛盾高度发展的替代物。把社会主义看作客观历史意义上的必然性而不是主观道德层面上的必要性，正是马克思学说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流派的地方。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基本观念的，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而不是抽象的道德伦理“诉求”。然而，这一马克思学说的实质到后来却经常被人们忽视和遗忘了。20世纪以来，对马克思学说作伦理主义、道德主义的解释，无论在西方和东方的社会主义者队伍里都占据了上风。人们愈来愈热心地大讲特讲、竭力“弘扬”的是马克思学说对资本主义的道德嫌恶和对社会主义的正义追求，而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本来特征避而不谈，这样就完全把马克思恩格斯改造成了伦理社会主义者，描绘成了虽然怀抱对弱者、对劳动者的无限同情但却缺少自己的完整历史理论逻辑的道德家或宗教家。依我看，与其说这是在赞扬马克思，不如说是在侮辱马克思。因为这种做法恰好不是把马克思当作一位立志以科学的检查和医疗方案根治资本主义机体弊病的医生去看待，而是在称颂这位医生时对他的医疗方案闭口不谈甚至毫无兴趣，只是一味啧啧赞美他那颗治病救人的好心；不是依靠我们今天更加发展了的科学手段去检验这位医生的医疗方案，指出其中至今仍有科学价值的部分，同时，如果可能的话，也要发现其中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以便使之更臻正确和更具有现代水平，而是尽力使人们相信，他的方案正确还是错误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待病人时他志趣高远，目标高尚！你们能够想象如果某位真正的医生受到这样的赞扬，他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么？我想他一定会说：对不起，我宁愿要对我的医疗方案的尖锐而实际的批评，也不要这种空洞的赞扬。

二

迄今为止，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社会矛盾之中自然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出现过。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是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心地区，而是在经济文化大大落后，刚刚只有资本主义初级发展或干脆就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东方国度中发生的。应当承认，这些社会主义革命一般有其特定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展进程中各种复杂的现实矛盾和精神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了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与东方各“后发的”或“欠发达”的国度在被动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此必然性非彼必然性，这些地方并没有具备经典马克思学说所要求的那些资本主义物质前提（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符合现代文明水平的文化）和主体力量（数量和质量上都足够发达、从而能够在革命后对社会生产资料实行自治管理的工人阶级人民大众）。而由于缺少了这些条件，在过去将近90年的历史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验，直接间接地总是引导向苏联类型的“现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能够借助高度集权的巨大政治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完全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迅速取得某些重大的、颇可称道的经济成就，也可以在一些时期或一些情况下凭借管理者的理想信念、本能的同情心和道德自律之类的主观条件，为谋取人民大众的利益实行有利的措施和政策，但所有这些措施和政策都没有得到制度上的客观保证，因而只能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依靠幸运的偶然性去保证的赐予。这一体制的最大弱点在于，由于缺乏民主，在制度安排上并没有保证劳动者大众自己掌握生产资料和实行自我管理，而只是建立了某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对生产资料公有关系的“代管制”（如罗莎·卢森堡在其名作《论俄国革命》中早就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的那样）。可以简洁地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无社会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恰恰是把社会——组成社会的人民大众——的参与管理排除在了整个社会组织的基本运作之外，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公有制，无法防止自己不成为管理者的公有制。这样一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社会主义大异其趣，现实生活早已证明，就长期而言，它既保证不了效率也保证不了公正。这种社会主义的典型——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给国家、人民，同时也给带来了巨大伤害。不走出这种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藩篱，不但不可能实现什么社会主义理想，甚至也不可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列。

三

然而历史也表明，要走出这一藩篱是十分困难的。其原因在于这一体制自身所固有的强大封闭性和顽固性，在于其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在于由这一结构所造就的盘根错节的特殊集团的特殊利益，处处阻碍着任何实质性的自我改革。战后几十年中苏联及东欧各国屡经修修补补式的改革，毫无例外地不是在内部矛盾面前浅尝辄止，就是在外部干涉之下戛然停步，永远是趔趄不前，一次次错失有利的历史时机，以至最终归于失败。在苏联模式最终瓦解，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陈迹的条件下，我们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出路就是通过市场经济所发展起来的客观社会力量——用马克思爱用的话来说，就是物质力量——来摆脱旧有的体制，并为创造未来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的物质与文化前提打下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完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高效率，都是当今中国所特别必需的，因为正是在市场经济的粗糙现实中，隐藏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希望。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把市场经济和劳动者的社会解放抽象地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起着革命的作用，它瓦解旧式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用契约的、形式的平等代替公开的等级制度，而这正是进一步实现社会普遍的、实质的平等和劳动者的彻底解放所必需的历史前提。不错，商品经济远不是美好的，但是，商品是天生的普遍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它会以自己的内在经济力量赋予劳动者捍卫和提高自己利益的物质手段。市场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民主，而只有在实现了民主体制的条件下，劳动者才有可能合法地、公开地抵制市场的有害后果，争取自身地位和待遇的改善，并逐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政治自治能力。

从这样的观点看，与其说我国现今的市场经济改革太多了，还不如说大大不够。我们现在与其说是

吃市场经济发展之苦，不如说是吃市场经济发展不足之苦。我国是在高度集权的社会政治体制下开始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固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而迈上了市场化的道路，但与此同时，政治结构虽有改革，总体看来却仍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由此而来的必然后果是权力介入市场，与资本互相结合和渗透，甚至直接参与经营，从而形成权力寻租、等等现象。与其说这是一种少数人缺少“正确世界观的改造”所犯下的道德过错，不如说它是尚未完成改革的旧体制与市场结合所造就的结果。

篇2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由来

“非市场经济”(英文简称NME)问题，旧称“统制经济”问题，起源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贸易法中处理诸如基本贸易待遇和反倾销问题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歧视性做法。

1.关于非市场经济问题的规定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及《关于实施〈关贸总协定1994〉第六条的协定》（又称《反倾销协定》），并没有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作出任何指导性的界定，也没有对涉及到这些国家的倾销问题作出特别规定，仅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附件9的注释和补充规定中解释说，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价格不具有可比性。对于这些贸易完全由国家垄断或实质上由国家垄断的进口产品来说，将进口价格与国内价格作比较是不合适的。由此可见，这一注解所指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实质上)完全贸易垄断和全面的价格固定的国家，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与国内的产品价格作严格的比较是不合适的。而事实上，就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况来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或完全由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即使是在自称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其农产品包括谷物、棉花等的价格和产量也是受政府计划和控制的；而在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根据市场供求决定产品价格和产量的自由。由此可见，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是模糊的和不科学的，这造成了各国在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上的随意性。

欧共体理事会1994年第519号规则和欧盟反倾销法虽然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如何计算正常价值作了特殊规定，但其既没有对“非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作出界定，也没有提供判定的标准，而是简单地在条例的附录中列举了一些非市场经济国家。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有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朝鲜、吉尔吉斯斯坦、摩尔达维亚、蒙古、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1998年4月30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对反倾销法的重要修正案，总体上承认了中国和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但仍然认为中国、俄罗斯两国还处在一个市场机制转型的过渡时期。很明显这是随着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上的变化而改变，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与欧盟不同，美国在关税法中规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商务部认定的任何国家，凡不以成本或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转的、商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不反映商品的公平价值的任何国家均属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商务部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时考虑的因素有六个方面，一是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二是该国工人与政府在工资问题上自由谈判的程度；三是外国公司举办合营企业或作其它投资被允许的程度；四是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五是政府对资源分配以及企业在价格、产量决定权上的控制程度；六是主管当局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

与欧共体主观武断地采取列名单的方式来认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美国的上述规定似乎较客观些，但实际上，凡是被欧共体列入名单的国家，一般也被美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几乎没有例外。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倒是美国的办法更富于弹性，主管当局的自由裁量权更大。从认定过程看，美国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确定因素仍然是非常抽象和模糊的。

总之，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有很大的随意性――由谁认定、以什么标准认定都没有规则可寻、也没有透明性可言。世贸组织规则中实际上没有专门针对非市场经济的条款。因此，根据申请加入的程序以及世贸组织的决策机制，这种认定往往由一些世贸组织主要缔约方或成员操纵，成为限制申请方的一种手段。

2.关于替代国制度的规定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附件9的注释和补充规定中解释说，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价格不具有可比性，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与国内价格作比较时存在潜在的困难，但是这一注解并没有建议以其他的标准来作为计算正常价值的基础。然而正是这一规定在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政策中被用来作为排除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适用通常正常价值规则的理论根据。按照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反倾销法的规定，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格的确定一般采用所谓的替代国制度，也就是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相类似的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三国生产的相似产品的成本或出售价格作为基础，来计算正常价值。并且同时也规定：在一个反倾销案件中，如果符合替代条件的国家不止一个，选择哪一个国家作为替代国，完全由进口国决定。显然这种规定具有很大的灵活度和不合理性。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因此，任何的所谓替代国都是不合适的。替代国价格是在反倾销投诉时，进口国主管当局用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的。因此，被控倾销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在案件发生前甚至在立案过程中也无法预知究竟把出口价格定在何种水平上才不存在倾销。这种替代国国家的人为确定及确定时间的滞后，造成了被控倾销的生产商出口商确定出口价格时无所适从。另外，由于保密，进口国主管当局不会将资料透露给出口国的生产厂家，因此，生产商或出口商无法核实依靠这些资料得出的正常价值的真实性和可行性，更不知道倾销幅度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只能被动地接受进口国主管当局确定的替代国价格，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3.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之辩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入世达成协议。中国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同意在入世后15年内美国可以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这只是一半，在协议中还有很重要的后一半，即：如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国的国内法证实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非市场经济条款不得再对该产业或部门适用。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95%的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整个非国有工业增加值的增量占全国新增工业增加值的2/3以上，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围绕市场经济的建立向深层次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指导性计划的范围也大为减少，中国已早就不是单一的计划经济国家。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关键要看企业的运行机制。我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早已是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机制在运营，并非由国家来控制。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但基本上具备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因此，西方国家不顾客观事实，宥于僵化的传统观念，认为我国属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而采用不公平的，歧视性的“替代国”价格来确定正常价值，显然是不合适的。

长期以来，欧美等国一直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忽视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事实，在反倾销调查中，单方面采用第三国的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来计算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并沿用以往对计划经济国家的惯例，对我国出口同类产品的企业不分实际出口价格的高低一律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率。应该说正是国外对我国实行的这种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导致我国产品屡屡遭受反倾销的指控。

我国应对的策略

针对国外的对华反倾销，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反倾销不仅是国家用来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案例的合法手段，而且是一种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的策略。其实倾销与反倾销的过程也是双方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过程，在遇到反倾销指控时，应主动参与到反倾销诉讼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争取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保证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公正的待遇。具体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通过政府间谈判，尽快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已基本上实现了大部分行业的市场化运营，然而有些国家却无视客观现实，妄加臆断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不确定的“替代国”标准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因此，中国政府应利用国内外媒体加强宣传攻势，大力宣传我国市场化进程，并可以委托国内外有关专家或权威机构对我国市场经济转轨程度进行鉴定，增强说服力，避免歧视性待遇。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尽可能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通过政府间的谈判，阐述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改变我国现有的不公正待遇。尽管欧盟在取消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同时，对中国企业设立了“市场经济5条标准”和“分别裁决的8条标准”，但是开始对我出口企业实行“个别对待”原则，这已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2.借助世贸组织规则，有力回击反倾销的滥用

当前，一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掀起对华反倾销浪潮。一方面，我国应充分利用贸易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积极诉诸世贸组织。另一方面，可以适当时机拿起反倾销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着关税的进一步降低，逐步取消对进出口的限制，国外商品必然会以更大数量和速度进入我国。在这些商品中，有些确实是以正常的贸易方式和适当的价格出现在国人面前，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国外公司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我国进行低价倾销，损害我国相关产业。这就需要国内企业和有关部门，依据国际贸易规则，及时拿起反倾销武器对付这些不正当的国际贸易竞争手段。

3.企业积极应诉，积极抗争市场经济地位，争得应得的利益

外国对我国企业的出产品实施反倾销，不仅意味着我国产品在该国的市场份额萎缩甚至丢失，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别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连锁反应，在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中，约有50%的案件无企业应诉，这样，对方即可采用“最佳可获得信息原则”，利用对其更有利的数据判定我国反倾销成立，迫使我国产品退出该市场。

因此，在遭受反倾销指控时，首先要积极提出有关“市场经济条件”的抗辩，避免替代国制度的适用。我国企业必须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运作的，才可能获得公平的待遇。根据欧盟给予市场经济待遇的五条标准，我国企业必须能够证实自己已经完成了转制，实行了股份制或责任有限制，产品销售和原材料的采购已不受政府干预，公司财务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记账并经过审计等，才有可能得到市场经济待遇。其次，一旦被戴上非市场经济的帽子就要慎重选择替代国进行抗辩，选择什么样的国家作为替代国对案件的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欧盟和美国经常选择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国家作为我国出口产品的“替代国”。因此，我国应诉企业要选择与应诉产品情况最相类似的国家作为候选“替代国”依法进行抗辩。并积极提供该国有关价格和成本的资料以证明：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的相似性；由于替代国国内市场存在着有效的竞争或价格机制，其国内价格水平并无不合理之处；替代国对国内工业的保护水平较低，原告所提出的替代国的资料并不充分；等等。

4.加强与外国企业的联系与合作

在反倾销案件中，方的利益往往也是多元化和多层面的，因此，在对外贸易中，应形成了一批稳定的贸易伙伴，增进贸易双方的深层了解与合作，达成相关协议，以求在中国产品被指控倾销时，该国部分相关企业能共同参与诉讼，提供有利于我方的相关证明，甚至说服方撤诉，这已经是化解反倾销调查的重要途径之一。

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食品安全；道德建设；法治建设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现阶段社会上有这样的传言说：“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可能是吃不饱，现在是吃饱了，却冒着中毒的风险。”当然了我们说这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误读，却是将现阶段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披露的淋漓尽致。

从染色馒头，用石蜡翻新过的陈米饭、到由各种农药和催长素喂大的青菜、各种催熟和膨大的水果，鱼龙混杂地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为什么在媒体报道后，食品安全事故仍频有发生，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情况呢？

一、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食品安全事件背后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市场经济本身的逐利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逐企业利润仍是最基本的原则。商品生产者参与市场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现阶段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则暴露了食品行业的一些市场主体一味追求利益，将商品的质量和诚信放在一边。最终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的大量出现。当然问题并不在市场经济本身的逐利原则上，而是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方式上，通过各种不正常手段来达到利益最大化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有些生产经营者职业道德缺失。经过地沟油事件、瘦肉精事件、明胶事件等一连串食品安全危机后，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急剧下滑，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食品行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缺乏必备的职业道德。欺诈失信，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的投机商，这也许会在短期内发些不义之财，但是终究会有受到惩处的那一天。始终如一坚持诚信经营可能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只有具备诚信经营的职业道德，才能把生意做成“百年老店”。

（三）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漏洞太大，而造成食品安全监管漏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行政部门齐抓不管，每一项工作，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共同管理现象。这就造成比较好管的，或有一定好处的，大家都抢者管。而责任大，问题多的，难管理的，彼此相互推诿，没有主要部门对其进行管理。由此暴露出了食品监管部门众多，职能交叉现象惊人。

（四）立法滞后导致违法成本低廉。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通常都是生产者或经营者故意违法导致。而且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成本低，因此给违法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面对违法生产或违法经营带来的丰厚的利益，他们选择铤而走险，于是导致了食品安全事故 “前仆后继”现象的出现。虽然媒体频频曝光，但人们还是存有侥幸心理，一次次地挑战人们的心里承受能力。

以上几点共同导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是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正确途径。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法治建设

（一）道德建设

从前文列举的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可以看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阶段。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道德体系是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就该是道德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市场主体都必须是能够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和承受市场风险的。这就要求他们对自己的经营行为负完全责任，包括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承担道义上的后果。否则，他们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找到立足之地。现在人们都比较相信品牌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凡是在经营中坚持诚信为本、注重产品质量、遵守职业道德的商家和企业最终都能做强做大。而那些只注重短期效益，凡是利字当头、违背诚信经营的商家最终定会有翻船的一天。

现如今，对于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有人将其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种观点无异于因噎废食、本末倒置。市场经济本身的竞争机制和逐利原则可能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淡化，这是市场经济的负效应。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国家最初进入市场经济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只能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可得以更好的解决。

因此，对偏离了的道德价值观，如钱本位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道德建设的根本要求。从每一个市场主体自身出发，坚持诚信为本，追求长远效益，以重拾人们对食品行业的信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及对整个社会的信任。

（二）法治建设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道德建设外，法治建设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的经济。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有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经济环境。使得市场主体不必担心政策的不稳定带来的不可预测的风险，从而可以使人们根据市场规律进行长期决策，稳定市场秩序。法治建设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

2、法治建设有助于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由于法治的强制规定性，用严厉的惩罚作为违背诚信经济的代价，会给各市场主体以警示作用。通过完善食品安全立法，严格执法来保障我国的食品安全。

因此，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法治是基础而道德建设则是根本。我们要在加强法治的基础上，注重正确的道德价值观的树立。只有将法治与道德建设相结合，才能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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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傅利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2］ 司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诚信危机［J］.经济纵横.

篇4

[关键词]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替代

[作者简介]刘利平，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教师，法律硕士，江苏盐城224051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6―0100―03

一、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内法依据

按照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18)段以及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相关规定，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由商务部确定的那些不按成本和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作，商品在该国的销售不能反映其公平价值的国家。通常情况下，商务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第一。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第二，企业与劳工通过自由谈判确定工资率的程度；第三，外国公司举办合营企业或进行其他投资被允许的程度；第四，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第五，政府对资源配置以及对企业价格、产量决定权的控制程度；第六，商务部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

尽管从形式上看，美国的上述规定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由于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销售价格是被扭曲的，不能反映产品的正常价值，因而在反倾销的过程中通常采用一个“替代国”的类似产品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不过，其正常价值有时也采取生产要素价值方法来确定。然而，从实质上看，生产要素价值方法并没有脱离传统替代国制度的窠臼，只不过是改用替代国价格给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生产要素分别定价而已。虽然美国反倾销实践中强调在例外情况下，也就是商务部发现现有材料不足以用来依生产要素方法确定正常价值时，可以用一个或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可比产品。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销售价格来确定正常价值。但是，作为生产要素价值方法例外的市场取向产业测试法(以下称MOI)在实践中往往只是走过场而已。更为主要的是，美国商务部并未将MOI测试编入其反倾销细则。另外，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实践中采用的数量限制协议中止反倾销调查，以及单独税率测试等方面，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要比对市场经济国家要求严格得多。

欧共体于1968年制定的802／68号条例是其第一部反倾销法，其后的2176／84号条例、1761／87号条、2193／92号条例、3283／94号条例、384／96号条例、905／99号条例以及最近的461／2004号条例对反倾销法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按照欧盟的反倾销法的规定，在进行反倾销确定正常价值时，首先必须确定出口国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与美国确立的衡量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不同，欧盟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列举的办法。凡被列举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国，欧委会就会认为其国内价格不能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可靠依据，而会采取其他的办法。

从欧盟1998年第905／99号条例第2条第7款涉及中国的有关反倾销法的补充规定中看，生产商只有在满足了下列条件时，方可被认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经营活动：第一，受调查的企业在决定价格、成本和投入，比如原材料、技术和劳动力成本、产出销售和投资实施按照市场供求情况来作出决定，并且在决定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重要的政府的干预，而且主要的投入成本反映了市场价值；第二，受调查的企业具有清楚的基本会计记录，该记录是根据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的，且使用于所有的目的；第三，受调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特别是与财产折旧、其他的抵消、货物贸易和债务偿还有关的情况，不受此前实施的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扭曲；第四，有关的企业适用破产和财产法律，这些法律可以保证企业经营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第五，汇率是按照市场汇率确定的。

欧美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反倾销立法及其实践几乎成为其他国家的样板，不少国家纷纷效法，在其国内立法中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作出规定。例如，加拿大《特别进口措施法》界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是：(1)该国政府垄断或大体上垄断该国的出口贸易；(2)国内价格大体上由该国政府确定，并且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种价格与在竞争性市场中形成的价格有很大的不同。澳大利亚、日本的规定与此相类似，都比较原则。

二、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际法依据

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际法依据主要见之于《GATrl947》《WTO反倾销协议》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等相关文件中。从历史上看，由于认为“GATr是由市场经济创造，并为之服务的”，1947年GATr第6条也因此在非市场经济问题方面留下空白。肯尼迪回合与东京回合谈判结束，GATY及其反倾销协议更为明确地提出了非市场经济问题，1979年《关于解释和适用关贸总协定第5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协议》第15条还规定了其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GATrl994第6条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际ADA)在非市场经济问题上沿袭了GATr的规定。在中国入世谈判及其结果性文件中，这个问题又有了突破性发展。

从内容上看，ADA第2.2条规定：“如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不存在该同类产品的销售，或由于出口国国内市场的特殊市场情况销售量较低，不允许对此类销售进行适当比较，则倾销幅度应通过比较同类产品出口至一适当第三国的可比价格确定，只要该价格具有代表性，或通过比较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金额的管理、销售和一般费用及利润确定。”该条款指出“不存在正常贸易过程销售”和“特定的市场条件”可导致“不允许恰当比较”，此种表述实质上涵盖了“国家贸易国家倾销”，从而将非市场经济问题事实上纳入反倾销协议。

从方法上看，ADA相关条款仍然采取不禁止的事实授权做法，因为GATrl994第6条和1994年反倾销协议并未划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和指明对其调查的具体方法，WTO各成员方方有权自主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并由反倾销当局在实践中采用特定的调查方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允许各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时采用替代国价格，但附加了明确的限制条件，即第三国必须是适当的，第三国的可比价格必须具有代表性，而且，按各成员在采取WTO反倾销协议第2条第2款行动时必须符合ADA第2.7条的规定，即“不损害GATrl994附件1中对第6条第1款的第2项补充规定”。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入世议定书》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突破在于，《议定书》第15条关于“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在中国人世后的15年内，其他成员方可以对中国出口产品采用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倾销的存在和幅度。按照《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要求，

在反倾销问题上，中国除了要遵守《GATr1947》第6条、《WTO反倾销协定》外，还必须遵守《议定书》第15条的特殊规定。即该条第(a)、(c)、(d)项涉及反倾销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实质在于中国入世后的15年内WTO其他成员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符合国际法。

三、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法律依据的启示

从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内法律依据与国际法律依据间的关系看，由于GATr／WTO框架下事实上建立了反倾销中的替代国制度，使得欧美等国的国内反倾销立法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有了国际法依据，由于GATr／WTO都未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作出明确界定，这又为欧美等国对待非市场经济问题留足了国内立法的空间。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中国入世议定书》是WTO体系下的国际法律，其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就成了其他WTO成员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法依据。概括地讲，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法律依据的历程和实质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

第一，反倾销一直是西方国家常用的一个贸易保护的武器，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决定了在非市场经济问题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我国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提高国际地位，不仅让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中的替代国制度无适用的可能，而且要积极参与WTO规则的修改和制定，能够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据理力争，阐述替代国的不合理性和过时性，期以在新的谈判中改造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的替代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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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WTO15年保护期；市场经济地位；倾销

“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入世遗留的最后关键性问题，其发展演变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更多夹着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15年保护期内，欧美等发达国家反复使用非市场经济手段肆无忌惮地对华提起反倾销调查，导致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按照《入世协议书》第15条的规定，所谓中国“非市场经济”的条款将于2016年底自动终止，美欧大国是否履行自己的承诺，国际社会正拭目相看。本文主要针对2016年后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行预判与评析。

一、“WTO15年保护期”内容与实质

（一）“WTO15年保护期”内容

中国的非市场经济问题最初源自于《中美入世协议》，其中规定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时，美国可以在中国入世15年之内，对中国出口产品采用替代国价格来计算产品倾销幅度。然而，这项不平等单边义务在中国正式加入WTO时被多边化。按照《入世议定书》第15条―关于判定补贴与倾销价格可比性问题的规定，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调查时，不采用WTO《反倾销协定》所规定的3种计算方法计算产品正常价值，而是依据单独对华有效的所谓“非市场经济”条款，即如果被调查的中国企业能够明确证明该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产品方面满足市场经济条件，则WTO成员国依据受调查中国产品的国内价格或成本判定倾销；如果不能明确证明，则依据第三国替代价格判定倾销。

简而言之，判定商品构成倾销与否需比较产品的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由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决定）。如果中国企业的产品符合市场经济条件，那么进口方以中国国内市场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计算倾销幅度；反之，则不考虑中国产品的价格或成本，直接选择第三国价格（替代国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计算倾销幅度。但是，该条款的期限为15年，也就是说至2016年年底即中国加入WTO15年，即使一些成员国在反倾销领域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替代国价格方法计算倾销幅度将不再适用于中国，法律上中国会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

（二）“非市场经济地位”违背了WTO的非歧视原则

依据“非市场经济”条款，WTO成员国在反倾销调查中经常忽视中国产品的成本数据，而去寻找同类产品的第三国价格（替代国价格）确定倾销。如此，相关调查机构一定会找比中国成本高的第三国，这与正常的用出口国国内价作比较不同，会使得中国产品极容易判定为倾销，倾销价格也被人为提高，它是一种完全不合理的歧视条款。所以，“15年保护期”不是保护中国企业，而是针对中国企业及其产品的歧视性规定。

依据WTO非歧视原则的最惠国待遇条款，WTO成员国在进出口方面以相等的方式普遍适用于其他成员国，但是，“15年保护期”并不适用于WTO其他成员国之间，只单独特定适用于中国，这本身就违反WTO的非歧视原则。同时，根据15条的规定，WTO协议下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指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是指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其适用范围非常具体，并非公众所理解的经济制度概念，更不是对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认知，可实践中“非市场经济” 条款的利用更多的夹带着政治因素。

（三）“非市场经济地位”保护了西方企业的利益

“WTO15年保护期”是判定中国产品是否构成补贴和倾销的条款，入世谈判时，将其作为重点谈判，因为当时以欧美为代表的一些成员国，害怕中国企业利用WTO规则，滥用补贴和倾销，从而担心中国的出口产品会冲击其本国企业，他们特别希望有保护年限以达到在一定的期限内限制中国产品出口规模的目的。因此，这些成员国就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真正建立，产品价格不能如实的反映成本，政府滥用补贴鼓励企业出口为借口，制定了15年期限的“非市场经济”条款。

事实上，大量进入国际市场并与中国出口产品争夺国际市场的企业，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所以，这15年实质上是保护了西方企业，保护WTO成员国在反倾销调查中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的权利。入世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经常无视中国的实际成本数据，直接滥用“非市场经济”条款对华产品发起反倾销。

二、“WTO 15年保护期”的影响

（一）中国成为反倾销第一涉案大国

客观来说，是否会遭受“反倾销”，与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地位本身并无直接关联，但由于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不能使用本国国内市场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而只能任由反倾销调查发起国选用替代国价格作为正常价值，由此必然导致“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出口产品事实上更高概率被发起反倾销调查，并被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因为中国企业拥有劳动力资源优势与自然资源优势，其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与大多数国家相比都几乎够得上低价倾销。

目前，滥用“非市场经济”条款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手段。频繁的反倾销调查与高额的反倾销税，使得中国企业屡屡受挫，不得不退出当地市场，这严重限制了中国产品出口。2012-2015年国外对华启动的贸易救济措施情况（见表1）表明，在所有的对华贸易救济措施中，反倾销最为常见，占比最高。2015年，共有23个经济体对华启动98起贸易救济调查，反倾销72起，占比达到73.5%。中国已经连续21年成为世界上被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第二，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当前，WTO依旧是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与解决贸易争端的重要平台，而且WTO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较快的争端解决程序以及特别的法律援助。 所以，“15年保护期”结束后，如果一些成员国依旧频繁对华适用“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那么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除了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诉外，还需要向对方采取强硬的制裁措施。同时，中国企业面对国外机关反倾销调查时，应该积极举证，证明其生产经营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积极抗辩。如果中国企业自身能够主动证明其符合市场经济条件或者其证明力明显强于发起调查方的证据，则在具体的争端中将处于有利地位。

第三，推进贸易伙伴多元化。根据海关统计，2015年中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为21.86%（出口总额占GDP百分比），出口贸易市场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其中美国多年来一直都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国，对其贸易依赖程度比较高，这无疑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安全。因此，为实现我国出口贸易的稳定发展，就要建立多元化的贸易出口市场，增强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渗透。比如，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增加与东盟各国出口贸易额度，以降低对欧美出口依赖程度，这都是有利于分散风险，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发展。具体来讲，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就应该深耕美、欧、日等传统市场；拓展俄罗斯与东欧市场；稳定东南亚市场；增加与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

第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根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456.7亿美元，占全球流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9.9%，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随着“一带一路”的全面建设，中国不再需要什么保护期，而是需要更加广阔、更加开放的全球竞争舞台。面对国际反倾销发起数量不断攀升，中国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规避反倾销壁垒，优势企业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和开展境外投资生产合作。在被美欧等发达国家国认可的市场经济体国家进行投资建厂，再从该国出口产品，这样就不会被进口国轻易征收反倾销税。但是企业要综合考虑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比较生产成本、资源、技术以及资金等要素禀赋，还需考虑投资方式选择，绿地投资、并购还是合资都会产生不同结果，应该权衡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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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水价探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水利工程供的水也是一种资源,就是水资源。它的价格如何确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我们水利经济和经营管理工作中一直研究的问题。现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所了解的情况,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水利行业的特点

1.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从水利本身的实际情况看,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已被大家所共识、它不但承担着为国民经济发展防洪保安全的任务,而且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用水和电力,还有养殖、航运等,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各个部门服务的,它的建设应是超前的。

2.水利工程供水的特点

水利工程供水,是由所修建的工程设施,通过蓄、引、提将水送给用水户。水利工程供的水是花费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通过交换的方式,将水卖给用水户,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商品,已逐步被大家所认识。但是它又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它的交换范围受到限制,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到处都可以交换。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它的生产不同于一般原材料的生产,主要是由大气降水而形成的。在我国由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产水量的多少和来水时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受天气的影响,年际间变化很大。你想多蓄水,天然不来水就蓄不到水;不想多蓄水,来水多了就要弃掉,造成水资源流失。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水利工程供水水价的制定

1.制定水利工程供水水价

国务院的《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水费办法》)中提出的核订水费标准的原则,目前仍然适用。即“水费标准应在核算供水成本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政策和当地水资源情况,对各类用水分别核定”。水利既然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它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各部门服务的,当然这种服务应是有偿的。它的产品是水利工程供的水,是不可替代的垄断产品,它的价格制定,应像电力、城市自来水、天燃气等那样,由国家制定。

2.对不同用水部门应制定不同的水价

水利工程供的水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在各个部门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在制定水价时,也应分别制定。

(1)供农业用水水价。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且农产品价格也比较低。当时修建水利工程时农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这种情况,对农业用水的水价应按不完全成本收费,比较合理。

目前,我们国家工业还不太发达,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用水的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经济力量。我国大、中型水利工程的修建主要是国家投资,小型工程是国家补助资金农民出工修建的。工程建成后农民受益了,用水就应交水费,水管单位通过收水费。维持工程的简单再生产。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利润很低,供农业用水按不完全成本收费,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若水价比较高(成本加利润),农民一算帐,用水灌溉所增加的收入还不够所交水费的,农民就不用了,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2)对工业用水所定水价,应成本加利润。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商品水,它的价格制定,应按商品定价的基本理论制定,即P=C+V+M,成本加利润。水利工程供的水是工业生产用的生产资料,水利又是基础产业,它的价格制定应从整体考虑。成本部分可根据单位产品的消耗计算出来,利润部分应按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或投资利润率计算比较合适。

另外,还要考虑到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其资金利润率还可高于社会平均值,利用价格这个经济杠杆,促使节约用水。

利用贷款或集资修建的供水工程,在制定水价时,就不一定用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计算盈利部分。而应根据贷款或集资的条件(如利率、宽限期、偿还年限等),通过分析计算求出所需的资金利润率,计算出水价。

(3)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水价。对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应分两种情况考虑。

第一种:水库供水给自来水厂,然后由自来水厂经过加工处理后,再售给居民,供这种用水户,在定水源水的水价时,要和自来水通盘考虑,两者利润要一致。否则利润大多都被自来水公司拿去,形成社会分配不公,影响供水的积极性。

第二种:水库供水由水源一直供到居民家中,制定水价时,要分别考虑。

①自有资金建的供水系统工程,所定的水价要和该城市自来水公司定的价格一致。

②水管单位利用贷款建的工程,其定价原则和方法应和前面讲的供工业用水一样。工程未建之前,进行评估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就应将水价算出,向当地政府或用水户讲清,最好订下供用水合同,明确水价。

三、水利工程供水要制定浮动价格

上面谈到的几类用水水价的制定方法和原则,是指在正常情况下要考虑的。由于水利工程供水随机性比较大,来水量的多少,是受气候影响。有时来水量大于所需的供水量,受工程条件的限制,不能全部蓄起来,需要弃水。这时的水价就要下浮,使用水户尽量利用自己的设施,将水蓄起来,免得将水弃掉。当来量很少时,可供的水量远小于所需水量,此时的水价就要上浮,利用价格杠杆限制用水、节约用水,使有限的水资源合理配置。

四、水利工程供水要按时定额配给,超额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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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落后

许多建筑企业在进行内部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工作当中，缺乏先进的成本管理理念，使得管理意识落后而导致成本观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首先，企业缺乏对风险的防御意识和前瞻性的成本管理理念，往往是在问题出现时才进行解决与处理，而不是具有前瞻性质的预防。滞后性使得企业不能够很好地控制问题的发生，陷入了成本管理的被动局面。此外，在进行经济成本的管理过程当中，企业管理者缺乏动态性变化性的管理意识，只是对建筑施工的具体阶段进行成本控制与管理，而对于全程性的成本管理却缺乏应当具有的意识，没有在建筑项目的整个过程当中进行成本管理理念的贯彻。同时，在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工作中，往往只是局限于目前的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缺乏对工程进度以及全局动态性变化因素的考虑，进而使得成本管理控制与工程发展状态不相适应。此外，建筑企业往往还会由于缺乏全面客观的经济成本管理意识而导致问题的出现，有些建筑企业对表面上的成本管理工作具有足够的意识，例如人员以及材料成本管理，而隐性存在的建筑成本问题却得不到有效的关注，例如设计的变更所导致的成本增加问题等。忽略建筑工程的全面管理却仅仅注重眼前的经济效益会导致企业由于缺乏全面规划而导致成本管理存在问题，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的落后性将限制其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1.2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与制度不完善

首先，部分企业存在着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组织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问题。其并不进行专门成本管理部门的建立和建设，往往由财务部门进行兼职。而有些建筑施工企业进行成本管理控制的工作部门过多，导致分工不明以及职责划分不明确的问题出现，职能交叉与工作重叠都会使得其工作人员在进行成本管理时互相推诿，不能够进行责任的有效追究和落实。其次，部分建筑施工部门缺乏完善的奖惩制度，缺乏对奖励和处罚制度的重视和落实，不能够对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以及激励，使其在工作时缺乏热情和动力，无法增强其责任心，进而导致成本管理工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此外，还存在着经济成本核算监督机制并不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许多建筑企业的成本核算工作存在着例如核算方法错误、核算结果缺乏审查的问题。企业还缺乏对于成本管理的监督执行者，现有的监督机制缺乏主动性和有效性，不能够有超前性的对问题进行监督和管理，影响了建筑企业的建筑经济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开展。

1.3工作人员素质建设有待加强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涉及的工作人员不仅仅包括建筑管理人员，还包括具体的施工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对于企业的项目建设和成本管理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需要企业进行关注和对其的素质建设培养。首先，素质不足的建筑工程管理人员会导致对建筑的管理不到位。在建筑管理工作人员中，企业往往会缺乏既掌握建筑管理知识、又熟知成本管理内容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专业的建筑管理人员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成本管理，还有可能对建筑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不能与市场经济下的建筑行业发展现状相适应。同时，企业还存在着具体施工人员素质有待加强的现状和问题，在对建筑工程进行经济成本的控制与管理时，企业往往将这一项重要工作交由财务人员进行，没有将其与具体的施工人员利益进行有效的联系，使施工人员缺乏足够的责任意识。此外，施工水平参差不齐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偷工减料等重大问题，使企业的成本管理遭受巨大的挑战，影响企业的良好发展。

2加强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有效策略

2.1及时更新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

首先需要企业管理者树立起具有前瞻性的成本管理理念，意识到建筑企业加强经济成本管理控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尽早地进行问题的预防，并且对于成本的预算进行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使成本管理工作能够有完善的体制和制度作为依据。同时，还要树立起动态化全程化的经济成本管理理念，关注建筑工程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从项目的投资与决策、设计一直到工程竣工以及复核审查，使经济成本管理工作能够渗透到每一个建筑施工的细节当中。建立动态化的成本管理意识需要企业监督部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审查，进而有利于问题的及时发现和解决。此外，企业不仅要关注存在于表面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项目，对于隐性的经济问题内容也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综合进行长远经济利益发展的策略制定，在树立统筹兼顾的管理意识同时，加强各个部门的工作配合，使成本管理能够科学有效，责任清楚明确。

2.2完善健全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与制度

企业首先要确保经济成本管理部门能够得到有效的组织保障，设置和建设专门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职能部门，合理地进行责任的明确与具体工作的分工，避免出现工作重叠的现象，使各个工作部门都能够进行有效的配合与协调，完善成本的管理与控制工作。其次，建筑企业务必要加强对成本管理的奖惩制度建设，激发和鼓励工作人员进行成本管理工作的热情与积极性，增强责任意识与工作水平。此外还要进行成本核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采取准确的成本核算方法，避免误差和问题的出现，强化经济成本的管理与控制。

2.3强化工作人员素质与队伍建设

企业务必要进行专业性人才的引进，采取招聘以及高校引进等方式不断的吸纳专业性建筑管理人才，提高企业的建筑经济管理水平，降低问题出现的可能性，确保企业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和保障。同时，还要加强对企业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技能的培训，综合多种专业培训方式提高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与工作技能，确保培训能够为企业的人才建设提供动力。建筑企业还应当以进行成本管理为主要任务进行人才的择优选拔，提高有能力者的待遇，促进其工作技能的发挥，推动建筑企业的建设和经济成本的管理。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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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方向1.免费住房。住房上借鉴丹麦全民免费住房的制度，即任何家庭只要没有住房，都可向政府申请免费住房。富裕的有房者只要卖出现有住房，自然也可以无差别地申请。同时免费住房实行每月一定免费额度的水电气供应。另外各地普遍设立救助站。山东临沂由政府出资设立并补贴运营的面向打零工者的一元钱旅店也值得推广。2.免费教育。我们国家已经实行了九年制免费教育和免除部分中专技校学生的消费。现在需要实行免费政策全阶段覆盖。即学前教育、高中、大学、研究生教育全免费。近年教育部要推出的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是令人遗憾的。据说是因为有人说本科生收费，研究生为什么免费。这颠倒了方向。应该问，研究生教育免费，为什么不实行本科生免费教育。同时政府还应出资在学校推出免费午餐，小学生实施课间免费营养加餐，在给中小学生免费发放夏装、春秋两季及冬装校服的基础上。3.免费医疗。现在我国的医疗制度也是多轨制，有公务员的医疗体系，企业职工的医疗体系，新农合农民的医疗体系，城市居民的医疗体系。建议借鉴陕西神木模式，在全国推广。即对全国所有公民实行免费医疗，但要有一定的医疗费起付线加封顶制度。

（二）经费来源实施阶梯按需分配的设想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若通过加税来实现，一是会加重企业和个人负担，抑制经济活力；二是可能引起各方反对力量借势攻击此方案。现实途径是国有企业变现。前文公有制部分已经论及其自身难以解决的定位问题，没有再存在的必要。实际上，我们已经实行了多年国有企业上市要划拨部分股份给全国社保基金的制度。现在应扩大划拨比例。对无上市计划的国企另作安排。

二、阶梯按需分配对当今几个热点难点经济问题的化解

（一）最低工资问题由政府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并不能真正保护劳动者利益，还会对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种种危害。对此一些学者早有论述。简单地说，工资价格只能由市场决定。试想，某地政府把最低工资价格定位每月1000元，而当地一些企业有一些工作岗位的工资只有低于800才对企业有利，同时也有人愿意以低于800元做这些工作。若政府不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政策，就会削弱法律权威。同时选择性执法必然带来权力寻租与腐败。若政府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政策，那么企业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提高这些岗位的工资———结果是有的企业盈利减少，发展受限，有的企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就此关门。要么为避免上述不利局面而宁可不招人———结果是既剥夺了企业发展机会又剥夺了人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的机会。无论如何都会妨碍企业发展，而这会使劳动岗位相对求职者进一步稀缺，劳动者的长远利益也要受损，政府的税收也会减少。实际上是资方、劳方和政府的三输局面。最近经济界较多地在谈论德国经济在2008年的全球危机后在西方国家中一枝独秀的现象。原因是危机前几年施罗德政府就改革了僵化的劳动制度，推动灵活就业。当然，现代文明社会不能坐视劳动者付出劳动却难以糊口养家的不人道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通过阶梯按需分配制度来解决这一矛盾。保障人民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是政府的天然职责。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是把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的一种推卸责任、避重就轻、角色错位的错误安排。现在，我国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呼吁加强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政府一旦采纳这种建议，贻害无穷。同时，也只有尽快公布实行、不断完善阶梯按需分配制度才能对这种建议釜底抽薪。

（二）养老金问题我国的养老金双轨制受到越来越多地批评。实际上我国的养老金制度是四轨制，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高养老金、企业职工的中等养老金、新农保农民的低养老金、一些城乡居民的零养老金。现在，企业职工要求向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金标准并轨的呼声很强。即使这二者并轨了，我国的养老金制度的不公平仍然存在，甚至和后两种人的差距更大了。若我们能实行上述阶梯按需分配的设想，可以实行全民养老金大并轨，统一按照低标准发放。以现在的物价来看，每月不需超过500元。有人会争论说虽然这里省下来资金了，但实行上述设想也增加了开支，总开支不是一样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养老金的支出是刚性的，每人都得发放。教育、医疗的支出是有很大弹性的，即不是每个人都要上大学、生大病。

（三）价格补贴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垄断行业的价格除非在紧急状态下不应该有政府干预、管制。现在我国的难题在于一些产品、服务价格若放开管制，短期内会上升，给低收入阶层造成压力。但不放开价格管制，不取消对生产者的补贴，就不可能摆脱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的紊乱和政企不分的顽症。有了完善的阶梯按需分配制度作为保底支撑，我们就可放开价格管制，取消对生产者的补贴，健全理顺市场经济体系。让人欣慰的是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向消费者发放价格补贴。2012年春节前，为确保城乡困难居民安心过年，成都启动了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向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价格补贴，补贴金额共计4.87亿元，补贴对象除成都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城乡重点优抚对象、市属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三无人员”之外，还扩大到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和未达到低保标准但收入较低的其他困难群众。2011年以来，成都积极运用价格调节基金，补贴城乡困难群众，充分发挥了价调基金服务民生的作用。2011年全年成都共发放价格补贴金额总计近6亿元，约220万人次受益。[4]2014年5月，三亚市财政计划将2.2亿多元的资金作为物价补贴发放给全市约64万名市民，被称为“全民红包”。“红包”的发放对象为具有三亚本地户籍的城乡居民，以及交足6个月医保的非本地户籍在职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上半年一次性360元。[5]受外来旅游者和购房者影响，三亚市场价格居高不下，而这不是本地政府能控制得了的，发放价格补贴可谓一举两得。几年前，兰州市面对拉面成本上涨引起的拉面价格上涨，拉面大中小碗的限价。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问题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现在城镇化程度明显偏低，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农民工无法完全转为市民。若有了完善的阶梯按需分配制度作为保底支撑，进城农民工没了后顾之忧，就可以完全转为市民。农村的宅基地和耕地就可以放心转让出去，农村耕地就会加快流转到种粮大户或专业合作社，加快农业现代化。

三、推进阶段性按需分配是彰显我国制度优势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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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服务实体经济取得一定进步一是推动期货市场服务三农基地建设，现有期货市场服务三农点基地3个，2014年新增1个；早籼稻交割库7家，占全国总数的39%。二是积极推动在鹰潭设立铜期货交割库，为我省铜产业链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期货市场服务。三是支持江西洪门实业集团申请鸡蛋交割库。四是鼓励期货经营机构加大服务三农力度，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建立“期货+农业企业+农村合作社”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高效的风险管理服务。五是与交易所合作举办粮食期货规则、晚籼稻期货和豆粕期权培训，加大针对三农宣教力度，促进企业正确认识农产品期货。

二、持续推进监管转型，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一）适应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加快推进首发上市

抓好改革方案出台前4家在审企业的上市推进工作，力争6家辅导备案企业年内上报IPO申请材料。积极推动辅导备案企业和后备企业尽快完成规范工作，做好对接新的股票发行制度的准备。支持非上市公众公司在“新三板”市场挂牌，拓宽融资渠道。

（二）积极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

加快推进全省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切实满足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差异化的融资需求。支持上市公司用好并购重组再融资平台，大力整合优质资源，促进转型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积极支持全省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做好对接。加快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私募平台市场等场外市场发展，积极协助全省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建设，支持设立机构间私募平台，支持股权众筹融资在我省试点。贯彻执行证监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文件精神，引导支持省内中小微企业，紧抓债券市场大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债券融资。

（三）推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快发展

支持3家法人机构采取IPO、发行证券公司债、短融、回购等方式增资扩股。支持有实力的民营资本、专业人士在江西发起设立或参股证券期货机构。积极争取专门服务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小微证券公司试点。支持证券期货公司开展业务创新，丰富产品结构与业务条线，提高市场竞争力。支持2家证券公司开展互联网金融试点和公募基金管理、基金托管等业务。

（四）提高证券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引导和支持2家证券公司开展柜台市场、私募市场等场外市场业务，对接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发挥专业优势，做好股权文化宣传与普及，积极参与江西资本市场发展。加强期货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抚州设立鸡蛋期货交割库，支持南昌设立铝期货交割库，促进期货市场功能发挥。鼓励期货经营机构加大服务实体企业力度，支持实体企业参与利用期货市场。支持具有服务实体经济特色的期货公司来赣设立分支机构，优化期货经营机构网点分布，完善服务实体经济网络。

（五）有效防范市场风险，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篇10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点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篇11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篇12

关键词：市场经济；财经问题；重要性；解决方案

1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财经工作的重要性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财经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阶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财经工作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财经工作渗透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没有财经管理工作的支撑，市场经济各个环节的管理水平将会下降，甚至会出现某种混乱局面，尤其是公共管理这一环节，公共管理是最需要企业各项物质技术等服务作为支持来实现与完成的，所以财经工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现阶段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财经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2分析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财经工作中存在问题

（一）财经工作规划存在不合理

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其中在财经工作的规划方面存在不合理不够完善的情况，需要企业尽快修改、调整和完善财经工作规划中的不足之处，否则将会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传统的财经工作规划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各种不足之处，它在各个层面及领域与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在实质与形式上已存在不和谐的现象，这会影响财经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财政制度缺乏改善力度

财政制度是财经工作中的重要依据之一，其与财经工作的正常运行戚戚相关。财政制度应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之做出调整，但是却出现了调整力度不足的情况，尤其在财政支付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例如支付名目过多，财政部门的调查不彻底，由于数目过多财政部门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一一调查，再加上财政制度的不够健全，这就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在财政支付上下手私吞公共资金，这些监管不严的情况给财经工作的开展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所以必须加大对财政制度的改善力度。

（1）财经工作内部统筹失衡，不利于经济的整体发展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开始逐渐意识到财经工作的重要性，开始积极的改革整顿财经工作，但是却忽视了公共服务的效果，顾此失彼。企业对于公共服务的忽视态度直接阻碍了公共事业的建设与运营，甚至有些企业拒绝对于公共服务的社会责任，这直接制约了公共事业的发展，最后将反作用于社会，最终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财经工作内部的不平衡会影响社会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需要引起企业的重视。

（2）地域保护现象严重

政府意识到财经工作的重要性，开始大力改善财经工作，而财经工作存在片面强调发展经济的情况。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都有很严重的区域保护现象，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的。区域保护会使区域内部处于闭塞状态，阻碍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影响区域间的互惠互利，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3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财经工作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建立健全财经工作规划，这是市场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础

针对现阶段财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完善的财经工作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财经工作的稳健正常运行对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所以针对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式我们应该建立相应的财经工作计划，使市场经济朝着科学规划的方向良性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针对财经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使财经工作能够在科学管理的模式下去运行，整顿财经工作内部结构，使其内部混乱局面得到改善，并且对内部管理人员进行合理分配使其内部职能更加合理化，这样方能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的财经工作计划，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定的基础。

（二）加强财经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

人才是社会得以发展的主体对象，做好财经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首先需要加强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这是培养优秀财经管理人员的基础，企业应该在培训上增加投入，使管理人员能够更好的接受信息化社会的专业技术，培养管理人员独立自主能力、创新能力，这是培养高素质的财经管理人员有效途径；其次是要加强财经管理人员的精神层面的素质培养，这样才能使财经管理人员在诱惑面前不至于妥协，另外不但要加强财经管理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还要使他们树立极强的财政风险意识，这是使财经工作走向正轨的必要条件之一，加强财经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是财经工作实现科学管理的基础。

4结语

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财经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我们特别重视起来，建立健全的财经管理机制，并且完善财经工作计划，使其朝着科学有效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篇13

1.财经工作规划缺少完善性

我国财经工作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财经工作还有大部分地方需要修改和完善，如果没有采取相应的方案来改正，就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甚至会影响我国综合国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传统经济体制中财经工作规划缺少完善性，层面不同、领域不同的财经工作会出现实质和形式上的不和谐，进而导致财经职责难以正常行使。

2.制度漏洞

财政有关转移的的制度和财经工作的联系很密切，但是，目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阶段，调整的力度不足，财政支付转移依旧存在着大量的漏洞，过多的支付使财政部门对一些问题彻查的精力不足、制度不健全，财政问题的出现给违法分子提供了机会，致使会出现一些私吞资金的现象，而对这些问题的监管不严，给财政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不变。

3.阻碍经济的整体发展

目前，尽管政府对财经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在管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财政工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财政问题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政府在财政管理的过程中对公共事业的服务效果和管理机制则采取忽视的态度，所以导致财政问题的大量出现，很多的公共服务建设和运转需要的资金相对缺失，其投放力度也相对薄弱，导致经济难以维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与财经工作之间的失衡导致无人承担财政责任，也制约着公共服务的发展。由于财政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财政问题的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对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阻碍作用。

4.缺乏区域之间的互助

财经工作在某一阶段相对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区域保护现象，导致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失衡，同时，还有大部分的地区把经济发展作为关键和核心，将经济发展摆在首位，对经济效益的过分重视更加加大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失衡，同时，由于对经济的过分重视而轻视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互动，进而加大区域之间差距，使大部分地区处于严重封闭状态，严重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速度。

二、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财经工作问题的解决方案

1.建立健全财经工作计划，为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财经工作的稳定直接决定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状况，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到现在经济的发展形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财经工作计划，为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对财经问题进行合理的规划实现财经领域的科学管理，也使其内容更加标准和客观，全面改善原来的混乱局面，通过对职能的合理规划使职能进行彻底的改变。只有建立健全财经工作计划才能使规划的内容与经济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让经济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以此巩固我国积极的发展成果，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发展动力。

2.加强管理者财经管理意识

当前的社会形势一直在大力倡导以人为本，要想让工作人员更好地抵制各类诱惑，只有做好人员的思想建设工作，这样才能从根源杜绝由此造成的各种财经问题。首先就要加强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之树立良好的财政风险意识，对税收筹划从思想上予以高度重视，同时对工作人员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进行正确的引导，通过多种方式的培训与教学来强化其经济职业道德观。可以运用多种手段来加强教育力度，同时创新组织环境氛围，开展文化环境的有效建设，正确引导行风建设。其次要开展对相关人员的素质教育，全面提升组织队伍的整体素质。最主要的是要企业全员清楚财经问题的重要性，制定出科学的财经计划，最终实现财经管理的科学性。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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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较晚，体制尚不健全，时不我待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一步步重复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由于商品经济自发性与盲目性的缺点，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市场失灵的教训告诫我们，市场经济必须国家政府干预调控相配合，强而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决定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效率与速度，因而选择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宏观干预调控体系来弥补市场体制的发育不足,从而促使健全的市场体系与秩序形成,加速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是我国政府在如今新的经济模式下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为此，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转变政府职责，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如利用金融、货币、信贷等经济手段，法律法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抑制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抑制生产过剩、保证充分就业、保障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等经济社会现象，从而从整体上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也还存着不够完善的地方，在不少经济活动中政府的行政管理、行政干预的痕迹还是存在，如在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资源的配置中政府依然起了主导作用，许多大型项目的审批手续受到政府的直接行政干涉，如果政府自身行政管理透明度不高、监督机制不健全，就容易出现权力市场化的现象，如土地审批转让、资本信贷等现象中腐败现象的滋生与出现。另外，在无法较快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现象面前，我们看到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滞后性与干预调控体系的不完善，也容易导致调控手段达不到预期理想的效果，无法控制与指导一些经济现象的发展动向，所以，未来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要不断的完善与健全，充分运动税收、汇率、利率、价格等经济杠杆以及法律等手段来有效地调节控制经济发展等因素。

二、打击垄断，加强市场监管力度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够完善与健全，在建立与护某一个经济或合法壁垒下形成的垄断现象，是与平等竞争市场相对立的极端形式，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市场监管力度，打击垄断组织与垄断市场，维护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这也政府经济管理的重要职责。垄断现象的存在，使得市场价格无法正常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扭曲市场正常的竞争机制，垄断组织的市场价格要高于完全竞争，通过不平等的方式获得的超额利润，长此以往，不只伤害群众共同利益，也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法则，而市场本身并不能很好地消除垄断，因而就需要行使社会公共权力的政府来充当调停人与仲裁人，通过政策以及法律的形式来限制、控制与打击垄断组织与垄断市场，排除一切干扰平等竞争的行为，着力整顿不规范的市场秩序。这就要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以《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严格执行来抑制地方的一些保护主义现象，而地方政府也要积极地配合中央政府，在行政法规的制定上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应该及时予以纠正，做到保证市场竞争的公正性与效率性，确保国内市场的公平公正、健康和谐，对于严重违背公平公正原则，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垄断组织与垄断市场要坚决予以沉重的打击，建立严格的监管部门进行切实有效地监管，这样才能确保市场经济的基础秩序与市场竞争中的组织与个人受到合法权益的保护，健全有效的经济运行制度。

三、调节收入分配，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市场经济效率与竞争的特点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一个收入分配悬殊的问题，而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有效地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如果放任市场机制这样下去，则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长此以往，就会对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进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社会资源进行一次分配之后，政府必须发挥资源有效二次分配的作用，履行收入分配调节的经济管理职责，这样，才能在保持经济增长效率的时候较好地兼顾公平的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较好地减少社会矛盾。目前，政府这一职能的履行，主要通过履行收入分配制度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达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控制高收入群体，有效地保护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目标。具体来说，针对收入较高的群体，落实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针对收入较低的城镇居民以及失业下岗人员，完善覆盖社会范围更广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障以及医疗保险制度，针对广大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较弱的局面，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