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意义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社会治理的意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社会交换理论；核心价值观；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234-02

党的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首次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

针对这两个论题，学术界分别从不同视角出发，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通过CNKI检索发现：学术界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探索“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可归纳：第一，凝练与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方法论探讨（寇东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左亚文《理论月刊》2013；韩震《红旗文稿》2012）。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概括（田心铭《红旗文稿》2012；梅荣政《红旗文稿》2012）。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诠释（陈先达《与现实》2011；王学俭《理论探讨》2013；韩震《红旗文稿》2012）。第四，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仰的路径探索（范玉刚《湖南社会科学》2013；周文彰《前线》2013；施惠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

纵观国内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层面。而从社会学出发，探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治理的研究不足。龚群《以社会有机体论为基础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旗文稿》2012）借鉴社会学理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概括做了方法论探索；这对本论题所要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是其文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与内涵研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的分析相对不足。韩冬雪《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中国社会管理内涵探究》（《理论探讨》2013）则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中直接论及了社会治理问题，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与价值追求，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的具体化路径与方法，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管理实践中的功能研究相对不足。这都为当前的研究预留了理论与实践探索的空间。

其实，对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交换理论学派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借鉴社会交换理论学派的研究成果，明晰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推进社会治理实践中的作用对于当前推进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化治理型的社会管理与传统的“统治”型的社会管理存在本质区别。社会治理中行使公权力的主体不再仅限于政府和国家。如皮埃尔・塞纳克伦斯指出的：“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1]。社会治理的主体呈多元化，打破了国家和政府对公共管理权的垄断，他们只是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众多权力中的一个，多元治理主体集体行动的“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和支配，而是协调”[1]。社会治理的协商性民主取代了统治下的强制性规范。社会治理权力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的民主化趋势直接决定了公权力运行向度的改变。“统治”是国家和政府依靠自身的政治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强力推行自上而下单向度“硬”管理。社会“治理”则是多元化主体（国家、社会、个人）在协商性民主的平等互动中采取合作的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软”管理，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民主协商、平等合作成为现代社会治理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在现代化转型期，身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中的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基于民主协商的多方利益博弈如何以最低的谈判成本和最高效的方式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共识，成为社会治理的所面临关键问题。

篇2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价值；目标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一个重要论断。社会治理创新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方向在前，行动在后。我们在探索实践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必须思考这一前瞻性问题。没有正确的目标，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可能陷入误区，甚至走向岐途，尤其是在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从宏观的、根本的目的来看，良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为国民创造幸福安康的生活；从微观的、具体的目标来看，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

所谓“治理”，按照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DD）的界定，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价值，制度设计同样蕴含着价值。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1932年）到燕京大学讲学时提出：任何制度形成都是有价值基础的，任何制度形成时无不带着价值色彩。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对现代社会人类活动的考察，如果不基于价值的高度，不仅在理论上会陷入纷争，在实践上也会出现有害的行为与结果。

纵观近年来各地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探索，可以看到，其重心大多放在具体方法上。例如，一些地方推出的“菜刀实名制”、“恋爱实名制”、“手机定位市民出行”等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最后不了了之，但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凸显无疑：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即维稳，而且，是维护一种刚性的、静态的稳定。为了维护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稳定，只能采取消极的防范性手段，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甚至以公共权力侵入私人领域，相关法律被置之一旁。

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治理从根本上而言在于满足人的本质的需要。英国哲学家休谟有句名言，“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亚里士多德亦说，“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快乐”，为国民创造幸福安康的生活理所应当成为一个执政党的最高执政理念和终极价值目标。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完成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经典著作之后，他对《国富论》受到过度重视不喜反忧，因为他担心政府过分关注“国富”而忽视“民福”，进而产生“不道德情操”。

“发展问题”一直是工业化后全世界学术研究、甚至各国执政施政的热点，其核心概念是“社会发展”。尽管对这一概念有诸多理解和界定，但共识是有的：即“社会发展”是“促进人类福利的一种途径”，要使社会成员过上幸福、满足与富裕的生活。近年来，世界各国幸福理念的复兴也恰恰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进行反思的结果，其实现需要新的社会治理方式。经济发展解决的是国民的物质生活问题，政治发展解决的是国家的政治生活问题，文化发展解决的是人们的精神生活问题，生态建设解决的是自然环境问题，社会治理则解决的是社会自身的问题，即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确保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也就是为民众个人、组织提供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条件、环境与秩序。

具体而言，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质：

首先是社会能够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什么是中国梦？曾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中国梦就是人们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机会平等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和原则。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的一项特有权利。机会平等的理念与准则可为社会成员提供广阔的选择余地和有效的发展空间，提供更高的发展期望，同时还提供发展的基本规则，从而激发现代社会的活力，提升社会进步的质量。

“源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弥漫着“仇官、仇富、仇社会”的怨恨心理与不满情绪，就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的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如：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等，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机会不平等基础上的不公平竞争。当然，机会平等并不能确保结果的公平与公正。然而，基于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竞争，即使有，也必然会有，结果上的差距，大多数社会成员是认同的。通过机会平等的竞争，成功者会感恩与回报社会；失败者也会自觉地反思与总结并不断提升自我。而基于不公平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则会纵容富人的为富不仁行为，激发穷人的仇恨心理与敌对情绪。这种矛盾和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失衡、失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其次是社会能够鼓励人们遵守规则与维护社会秩序。在一个社会里，人们是否遵守规则，不仅是一个道德或规则意识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的健康与否。在健康的社会里，遵守规则会得到鼓励，破坏规则会得到惩罚，而在不健康的社会则完全相反。非制度化生存就是一个社会不健康的表现。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一个个人，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如果完全遵守规则就不能生存，只有违反或破坏规则才能生存。公路运输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公路运输业，如果不违规、不超载，就只能赔钱。为了有所盈利，破坏规则就成为惟一的选择。之所以会如此，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经典诠释可以说明问题：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因此，规则制度制定的本身并不等同于其必然会被遵守或被执行，人们是否遵守规则制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利益的考量。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制度不能为相关利益者自觉遵守，就需要从规则制度的目标与人们遵守规则制度与否的原因中去寻找答案。这，也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具备的特质。

篇3

    内容提要: 与贸易链接中的人权保护现象反映着国际贸易法制的社会化治理发展趋势。欧美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是这种链接现象的典型案例。通过对此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贸易与人权问题在国际法领域内既分立又沟通、既存在冲突也存在协调的可能。面对这种国际法的链接现象,我国必须平衡好遵守国际义务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时代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不断地推进着特定社会的转型,也在催生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法律既是社会生活的调整工具,也为社会生活所决定、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内容。”{1}国际人权法与国际贸易法相链接的现象的出现根源于国际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着国际法从以国家为本位的权威治理转向“人本主义”导向的社会治理,集中表现为隐身于各种摩擦和争端中的制度冲突。

    一、焦点与隐患一贸易与人权保护的链接

    (一)贸易与人权保护链接的典型事例—欧美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

    1.欧美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的案由。1997年,欧盟以安全为由禁止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玉米。1999年7月,欧盟决定无限期延长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禁令。2001年欧盟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给所有转基因产品贴上标签,标明这种食品曾以某种形式使用过转基因技术。这一决定引起美国的极大不满,指责欧盟的决定毫无科学根据,是为了保护欧洲农业设立的贸易保护壁垒,并在加拿大、阿根廷的支持下于2003年5月向WTO提出申诉,认为欧盟对于转基因农产品的“事实上的禁止”违反了WTO《SPS协定》、《TBT协定》、《农业协定》及《GATT1994》的相关条款。{2}2003年8月,DSB决定成立专家组;2004年3月4日,本案专家组正式组成。我国申请作为案件的“第三方”参加了案件的审议工作。

    2004年5月,欧盟取消有关转基因食品销售的禁令,允许9种转基因食品在其成员国市场上销售,但同时期颁布了两项有关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规,即《转基因食品及饲料条例》(欧盟议会及欧盟理事会法规第1829/2003号)及《转基因生物追溯性及标识办法以及含转基因生物物质的食品及饲料产品的追溯性条例》(欧洲议会及欧洲理事会法规第1830/2003号)。第1829/2003号条例规定:对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成分含量大于0.9%的转基因产品从农田到餐桌中的各环节进行标识,保证转基因产品的可追溯性。这种更趋严格的进出口管理制度,必定导致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各环节成本的增加,从而遭到转基因产品生产大国美国的抵制。此外,部分欧盟成员国仍坚持对转基因食品实施进口禁令。为此,美、阿、加三国维持向世贸组织提起的申诉。

    2006年2月9日,WTO“欧共体一影响生物技术产品的批准及销售措施”案的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在经过长达22个月的审议工作之后,终于将专家组“中期报告”发至案件的争端当事方。“中期报告”认为:欧盟1999年6月到2003年8月延缓进口转基因产品的决定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作出不利于欧盟的裁定。专家小组还同时裁定,奥地利、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和卢森堡对转基因食品设置的禁令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有媒体说,这是世贸组织做出的最冗长,或许也是最复杂的裁决{3}。

    2.欧美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的影响。随着欧盟转基因产品管制立法的更新,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准人申请已解禁,此案的最终结果对于欧盟来说仅仅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是,该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转基因农产品种植大国和以欧盟及其成员国为代表的“预防原则”来对待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之间长期对立的结果,也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审理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第一个案件,该案的结果影射着国际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未来走向,预示着贸易链接议题在WTO新的一轮谈判中的前景,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构建本国食品安全、生物安全体制也是意义重大。

    由于该案的起因、诉由及“中期报告”的内容主要是涉及对WTO《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简称《SPS协定》)及《贸易技术壁垒协议》(简称《TBT协定》)有关条款的理解及适用、涉及WTO多边贸易体制对待多边环境协定(简称 MEAs)的态度,所以被视为WTO体制下与贸易链接的环境问题的典型案例。但是必须看到: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实际上是源起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怀疑,涉及人的健康权;转基因产品所致的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权重要组成部分的环境权的实现;对转基因产品的标识则关系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因此,欧美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案实际上也是一个典型的贸易与人权相链接的案例。

    (二)贸易与人权保护链接的外观反映—贸易摩擦

    近年来,尽管直接起因不同,但国际间所产生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地与人权问题相关联,而且关联程度不断加深。以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发生的贸易摩擦为例:2001年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管理的举措不断深入。这些法规一出台,即引起了美国等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国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以确保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为由制造的贸易壁垒,意欲向WTO争端解决机制指控中国。{4}此案与欧美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案极为相似。2004年和2006年,美国劳工联盟和国会产业组织两次向美国贸易代表提出了以劳工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申诉,认为中国政府的某些有关国内工人的法令、政策以及做法是不合理的,违反了美国贸易法301条款,限制了美国的商业,加重了美国贸易的负担,要求进行调查并采取措施{5}。此案虽然最终以遭到美国贸易代表的拒绝而终止,但其直接将贸易与人权保护挂钩的做法令人警醒。

    (三)贸易与人权保护链接的内在成因—制度冲突

    “制度冲突是指各法律制度单元间在互动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制度性差异,导致它们在体制上相互孤立、在规范上的相互冲突和在功能上的相互损伤,并集中表现为各自追求其偏爱的价值和目标,由此形成国际法内在体系上的不和谐状态”。[1]特定的社会制度总是生成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同时又是对该社会形态特征的一种反映。与生成于民族国家的国内法律制度不同的是,作为国际法的“内在”冲突,制度冲突是无权威政府、无统一价值的国际社会形态的产物。国际社会是一种“国家间的社会”,至今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权威之上的世界性政府,所以不会产生一个以权威等级体系为基础的统一的法律体系;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员是国家,每个国家均有自己首先要维护的利益和价值观,多元化的价值体系无法为国际法提供统一的思想基础。因此,“没有统一的‘国际立法者’、国际组织和国际司法机构来制定和执行法律,国际法律体系是去中心化的”,“就国际法规范来说,诸多原因导致冲突更频繁地发生。”{6}

    当前国际经济全球化运动更是使得制度冲突集中爆发。制度冲突是国际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低,国际制度冲突产生的机会也较少。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下,“空间和时间对人类相互关系的限制已经被彻底压缩,形成一张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网,这张网以前所未有的有效方式将世界整合在一起。”{7}国际法的发展由此出现一些新的态势,如:国际法发展的节奏加快,国际规则在短期内大量产生;国际法与国内法趋向一体化发展,使国内主权“保留范围”与国际社会所关注事项的界线逐步消失。“事实上,在各国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的法律规范和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之间亦相互作用、互为补充、交相融合。”{8}同时,各国国民之间的频繁交往加剧了相互生存的依存度,使得民意以各种形式和途径更多地进入到国际法层面,从而促使传统的核心体现国家意志的国际法向人本化、社会化迈进。“正如通常所见到的,由于国际人权运动,国际法已经在一些基本方面沿着超越国家自治和不可渗透性的方向发展。”{9}当前国际法中的制度冲突不仅表现为冲突数量的剧增,也表现为冲突类型的多样化。贸易与人权保护的链接,不过是国际法规则丛林中制度冲突冰山之一角。

    欧美转基因产品争端的法律争议焦点,也是一种制度冲突。具体来说包括两种:一是国内或区域性的转基因产品管制法与WTO法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的90/220/EEC指令、2001/18/EC指令以及258/97/EC指令与WTO法之间的冲突,这也是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定的对象;二是WTO相关法与其他国际性规范特别是多边环境措施协议之间的冲突,即WTO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及《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之间的冲突。

    二、分立与沟通—贸易权与人权的关系之辩

    (一)国际法职能主义下贸易权与人权的分立

    尽管当代贸易和人权体制都是战后的产物,但从一开始它们就沿着平行、独立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轨迹发展。贸易坚持的是效率、国家利益标准,而人权则坚持的是正义、个人主义标准。随着贸易与人权各自在制度建设上逐渐取得了显着的进展,两者的制度性分立之势在二战后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职能主义在当时的盛行,国际贸易最终与联合国的支配脱离,转而构建专门的制度和组织;而人权保护仍然依托于联合国,并在其主导之下建立起了国际人权保护体制,贸易与人权由此开始走向近乎绝对的制度分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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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和深刻领会执法为民理念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要突出强调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就是要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到检察实践中，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要恪尽职守，预防和惩治犯罪，保证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反贪部门要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工作，使犯罪分子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形势变化，及时把握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利益诉求，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

2、一切依靠人民

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当前，检察工作仍然需要走群众路线。只有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了解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要求和愿望，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才能使检察工作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才能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树立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检察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配合，无论你的侦查设备多先进、无论你有多充足的警力、无论你有多充足的经费，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支持、不配合，检察工作就耳不聪、目不明，就无法解决破案难、取证难、追逃难等问题。当前，一些地方发生犯罪案件，无人报案、无人作证、无人提供线索，于是一些干警就产生了畏难情绪，觉得群众工作不好做，甚至抱怨群众觉悟低。这说明我们的一些干警还没有真正掌握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和本领，没有了解到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没有把群众工作做到位。我们的干警在接待当事人时，一要注意态度，二要注意方法，要将心比心，认真考虑群众的立场、观点和利益。

二、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执法为民是党和人民对检察工作的根本要求，是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大检察干警要真正落实执法为民的各项要求，要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要作到立足本职，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1、严格执法，实事求是

要增强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检察工作中，要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人民群众最关心什么、希望什么，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指向什么；人民群众对哪些方面不满意，我们就重点整改哪些方面的问题。

2、文明执法

文明执法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对检察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是检察机关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文明执法，有助于化解矛盾，增强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信任。执法工作遇到大量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当事人也都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检察干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工作做到位，多数当事人都能自觉接受和履行处理决定。反过来，即使案件处理结论是公正的，只是由于干警的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暴，也往往会引起当事人的怀疑和不信任，从而引发上诉、申诉甚至形成上访。更有甚者，有的干警在工作中，粗暴对待当事人，不但没有实现执法目的，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群众不满，影响了执法机关的形象。所以，文明执法，事关重大、意义重大。干警对(学生无忧网)待人民群众说话要和气，态度要和蔼，办事要热情，服务要周到，考虑要细致。要多给群众提供便利，不给群众增添麻烦。要注意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对待当事人不侮辱、不挖苦、不嘲讽，对当事人要耐心听取他们的陈述、申辩和申诉，不能因自己的主观好恶而影响对当事人的态度。

3、清正廉洁

践行执法为民的理念，检察干警必须清正廉洁，确保权为民所用，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决不能以权谋私。检察机关肩负着反腐倡廉的重任，每个干警都应该正人先正己，加强自身的修养，既注意八小时之内的公正形象，也要注意八小时以外的生活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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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体育管理；体育社会组织；教育意蕴；生命价值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5-0050-05

Abstract：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is a special form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 educational existence that promotes the release of life value， also a life existence that potentially contains profound educational value. However， dominated and restricted by utilitarian， formalistic and authoritarian value orientations，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is dissimilating， deviating from the tenets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 the behaviors of some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drifting away from the release of life value， th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totally obscured. All of these have put forward an all new demand for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and the authors hope that a mode of governance， which bases its foundation on caring for life， its focus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its core on flexible guidance， will be established for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sports management；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educational implication；life value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是规范与自由的内在统一：规范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首要任务，因为无规矩不成方圆，而自由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内在诉求，因为规范的目的是追求个体生命的无限自由。为人的生命自由的实现提供可能和搭建平台，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本体性价值取向。具体而言，关注人的身体自由、生存自由和幸福生活，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目标指向和行动抉择。然而，当下的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行动”或是体育社会组织“研究”，似乎都是以“组织发展”为假设主体，表现为“为治理而治理”和“为研究而研究”，遗弃了对“个体生命”这一维度的考量。不少体育社会组织正沦落为经济组织或行政机构的附庸，忽视甚至无视体育社会组织的教育意蕴和生命价值。因此，体育社会组织的治理应重拾其生命操守、捍卫其生命品性，并建立以人的发展为最高宗旨的治理模式，全面实现人的意义与价值。

1 体育社会组织的本质

1.1 体育社会组织的一般内涵

探寻体育社会组织的本质，必须以“社会组织”为起点或原点。所谓“社会组织”，通常用以概称在社会转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所自发创建的，在一定水平上具有自主性、志愿性、组织性、民间性、互益性和非营利性等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1]。一般来说，社会组织类似于英文中的“公民社会组织”（CSO），常被称之为“非营利组织（NPO）”或“非政府组织”（NGO）。当然，我国的社会组织虽与上述诸多名称的组织同属一类，但由于社会转型期的国情所致，无论是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还是成员主体权利和组织生发缘由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作为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体育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同脉共生，其内涵和外延也颇具中国韵味并处于变化发展之中。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组织主要指伴随改革开放洪流而生的体育社会团体，虽独立于党政体系之外，但又往往依附于政府部门而存在。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改革的加快和相关法规的颁布，体育社会组织开始呈现出多元格局，并凸显浓重的民间性和非营利性特征。21世纪的今天，体育社会组织已发展成为包括体育社会团体、体育基金会、体育民办非企业单位、自发性体育组织等以发展群众体育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组织，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2 体育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

上述阐释可知，体育社会组织是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概念。谓其普通，是因为这是一个存在于人们常识中的名称。谓其特殊，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特殊本质属性的组织。就本质而言，体育社会组织必须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社会性三大属性：（1）体育社会组织区别于政府部门，它在治理结构上不像政府部门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民主治理、自主决策和公开透明的具有非垄断的市场竞争性的开放组织或独立实体。（2）体育社会组织区别于企业组织，它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成员更不能以任何理由私分和转移组织活动所获的利润以及组织终止时的资产[2]。（3）体育社会组织的存续和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源的支持，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往往具有较强的公益导向（利他性），同时它的运作管理要接受社会各界的问责和监督。事实上，不同类型体育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表现和程度都不尽相同，尤其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不同时期更是如此。它们有的突出非政府性而存在（自发性体育组织），有的超越非营利性而存在（体育民非单位），有的强调与社会资源的紧密互动（体育基金会），甚至有的游离于政府性与非政府性之间而存在（单项体育协会）以及徘徊于营利性与非营利之间而存在等等。但是否具备上述这3个属性，是鉴别包括体育社会组织在内的任何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的基本尺度。

1.3 体育社会组织的表现形式

体育社会组织的定义和本质属性，决定其领域和范围极为广泛，规模和形式极为复杂，因而业界对于体育社会组织的分类也是各有见地。例如，从组织构成上分为会员制和非会员制体育组织；根据组织性质分为公益性和互益性体育组织，按政社关系分为官办、合作和民办的体育组织，根据依法登记的形式分为体育社会团体、体育基金会和体育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上述分类，虽为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但随着社会治理创新改革的逐步深入，体育社会组织的分类必将出现调整。因为这些分类缺乏法理依据和内部同质性，致使“体育民非”无法定义、草根组织没有归属。因此，出台统一的立法，科学划分体育社会组织，是当务之急的大事，也是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和理性诉求。体育社会组织的分类标准是多元的，每一种分类标准或许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认为从法人的角度进行分类是根本性的，因为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无外乎表现为“法人组织”和“非法人组织”两种形式。其中，“法人组织”是依法登记注册的体育社会组织，它们以体育基金会、单项体育协会和体育民非单位等形式存在，各自有着合法身份，因而具有典型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非法人组织”是公民自发组建成立的体育社会组织，它们以草根体育兴趣协会、城乡基层健身组织、网络体育组织等形式存在，各自缺乏合法身份，因而具有显著的民间自由主义特征。

2 体育社会组织存在的价值

2.1 体育社会组织的独有生命特质

体育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潜藏着一种独有的生命特质。这种存在是一种自由性的存在，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是一种选择性的存在，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体育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不只是局限于组织本身生命的，它还服务于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的延续。作为一种未特定化的存在，人具有一般动物所不具备的自由性、创造性、选择性与超越性，这让人并不满足于只成为一种“种生命”，而且还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让自身成为一种“类生命”。人的生命也因此兼具“类生命”和“种生命”双重属性，而人之所以是人，关键就在于“类生命”的生成[3]。人以不断地传承与创造“类生命”来追求自身的完成、完善与完美。人为了“类生命”的生成，就需要过社会生活，为了过社会生活，便需要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并参与其中。而体育社会组织作为高度表达生命力的实践平台，恰恰能完成人类这一重要而特殊的使命。一方面，人们通过集体活动的“乐”和公益实践的“爱”来感悟自我的生命过程，另一方面，人们通过肢体运动的“美”和身体力量的“强”来展现自我的生命质量[4]。事实上，体育社会组织与“家庭”一样，都是人类生命的栖所和港湾。不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体育社会组织之于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不可否定的。这种不可否定如同母亲呵护子女，犹如园林师呵护木苗，只有珍视和呵护生命，才能延展和升华人的种生命和类生命。因为“人是一种群聚动物，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是一种需要交往且通过交往才能生存，才能生存得更好的动物”[5]。

2.2 体育社会组织的独特教育意蕴

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体育社会组织还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大学的终极目标在于使人从“物化”走向“人化”，体育社会组织虽不能与大学培养人的目标相比，但体育社会组织对人的道德教化与文化习得的作用是显见的。与制度化的大学教育有所不同的是，体育社会组织对个体的教育主要是濡染，这个过程没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专门的教师、规范的教育形式和固定的教育场所，完全依靠组织理念或者体育文化所衍生出的日常“活动”或“仪式”来“洗礼”或“浸润”参与者的主观意识与现实行为[6]，正所谓“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社会”。这种教育可以理解为是环境对人的一种无心的教化，一种无意识的塑造，它正是通过这种渗透于日常活动中无形“化育”方式，实现对组织成员文化性塑造的教育价值。事实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体育活动本质上都是一种生命教育的实践。在西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们认为心灵的美化与肉体的健美是内在一致的，精神与肉体统一早已成为西方社会的普遍共识。在东方，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则将体育活动视为生命道德实践的高层次追求，以此来呈现生命发展的整体性、和谐性和道义性。可以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体育社会组织从未停止过对人类的关照。如果说人的产生是生命进化的一次重大飞跃，那么体育社会组织的产生，则是生命超越的一次重大飞跃，并使人的基因具有了“文化”属性。

2.3 体育社会组织独具的文化价值

体育社会组织的理念、价值、章程、制度，无一不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和象征。倘若说体育社会组织是生命的栖所，那么文化则是体育社会组织的最高神经系统。一个组织的功利或超脱、优秀或庸俗、短浅或高远，都与组织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追求有着紧密关联。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至今，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文化的兴盛与没落、集聚与离散、保守与创新，这既是组织的价值功能体现，也是组织的内在发展要求[7]。倘若生命是体育社会组织的价值归宿，那么文化则是对生命归宿的自我实现，而且不同类型的组织彰显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例如，项目协会彰显的“竞技”、“敢为”的文化追求，体育基金组织彰显的“责任”、“务实”的文化品性，民间体育组织彰显的“自由”、“生态”的文化传统。“敢为”、“务实”、“自由”等词汇都是体育社会组织的文化特质。可以说，体育社会组织不仅是现代体育文化交融和创新的重要平台，更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达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事实上，无论是体育社会组织彰显的生命特质，还是教育意蕴或是文化价值，实质在于把握人的本性、呵护人的生命。然而，现实的发展并没有担负起这种使命，而是在庸俗低劣的社会环境中沦为生命的“刺客”。

3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现实问题

3.1 治理的功利化：在“利益至上”中剥夺和压挤生命

回顾体育社会组织在历史中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如今的体育社会组织俨然成为某些经济组织和政治集团的附庸和仆从，或是在非营利招牌的遮掩下干着营利的勾当，或是在政治集团的操纵下进行着利益的输送。这种功利化倾向造成组织目标、使命，与社会组织本应有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社会性”背道而驰。如此，体育社会组织的本质遭到侵蚀，发展不再是“为人”，治理也不再是“为人”，而成为“政府合法转化社会公共资源”的工具，成为满足政府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工具[8]。如此，组织成员的生命必将会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中被剥夺、榨干，出现倦怠。比如现在俱乐部的人事制度，规定运动员必须履行完合同期限，才能成为市场决定其价值的“自由运动员”。这种体制内制度有利于培养人才，但也制约运动员职业发展的机会。体育社会组织的目标是发展人，但当下，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中的功利化倾向，已经损害到组织成员自由的身体和灵魂，“是一种‘使之降格’的行为，都属‘卑陋’”[9]。

3.2 治理的形式化：在“形式主义”中操控和戏弄生命

形式主义注重事物的外在表现、忽略内在本质，是完全绝对化了的形式。体育社会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刻意制造“轰动效应”，树立“个人形象”等形式主义，使得组织中的“人”成为一种技术性和程序化的存在。例如，十报告中对体育的改革部署给萧条寒冷的“全民健身”平添了无限温暖。于是，各种形式的群众性体育组织赛事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风生水起。然而，本应常态化的组织活动或比赛，却在春风过后又迅速回到了“冰河时期”，真可谓是“认认真真走过场”。这种以迎合上级政策为目的的表面治理，将形式主义“披着合情合理的外衣而做着违背本质内容”的本性暴露无遗，也说明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不顾实际效果。此外，组织成员为了参赛，在负责人的操控与支配下被迫学习赛事规定的套路，甚至是反复练习已学过的内容，一味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此，组织成员的精神空间被挤占，失去了创造力和自主性。再如，体育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双重门槛限制，让大量民间体育组织成为“非法户”，组织成员的诉求也因一次次碰壁而被搁浅。可以说，在数目繁多的制度和繁琐的程序“牢笼”中，组织成员犹如钟摆一样只能依附于规则来“摆动”。这种流于形式的治理看似是一种理想范式，但却使个体的差异消失，缺少了对人生命需要的考虑，缺少了对组织自治、自主、自由的关心。

3.3 治理的权威化：在“权力垄断”中简化和矮化生命

权威是“对权力的一种自愿服从和支持”[10]，是代表着威望、地位、实力和信誉。权威不强制于人也不受人约束，服从者多属于权威的笃信者。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权威却异化为一种行政权力的“垄断”或“威慑”，隐含着一种强制于人的无奈。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过程中的一些制度设计、方法手段，无不充斥着一种行政等级权威的味道。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便不难发现，体育社会组织根植于传统的政治体制，官本位情结浓烈而苛刻，一些体育社会组织（项目协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或受控于政府，或组织负责人为政府委派[11]。这种特殊的体制导致政府对体育社会组织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境况以及自由对权力的依附。国家政府参与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本无可厚非，但行政权力过分集中，体育社会组织就会走向主体和形态单一的牢笼。然而，这种现象却极为普遍，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政府官僚和政客们经常对社会组织横加干涉。历史与经验昭示，权力集中的确能够提高效率，但权力过分集中容易使整个体育社会组织陷入僵化和封闭，不利于组织形成个性和特色，更不利于组织多样化发展。因为任何形式的权力垄断，都只能体现部分甚至少数主体的利益和意志，而绝大多数主体的利益和意志会被遮蔽，他们的能动性和选择权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扼杀。可以说，在一元独尊的行政权威和行政指令指引着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向和发展实践的现实窘境下，组织中个体生命的存在感受、自由立场和价值情感势必会被淹没和矮化。

4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价值诉求

4.1 治理目标应以“关怀生命”为基础

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体育社会组织的治理其实并不在于它是自治还是他治，也不在于它是合作还是借鉴，关键在于它能否顺应体育社会组织的本性，能否让它沿着关注生命的逻辑与轨道，发展成为一种着力于人的存在的“类生命”组织。“类生命”意味着关怀人的生命、呵护人的自由，而非是当下生命的非主体性存在。鉴于此，体育社会组织的治理应以人为本、以人为根、以人为源。首先，治理应明确人的主体性存在。主体性是人作为历史主体的根本特性。人的主体性不是指人自身孤立存在的某种特性，而是指人上升为主体时在主客体对应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主体地位紧密相连，事关人在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生存方式。因此，对于体育社会组织的治理，绝不能不假思索地或毫无理性地一味迎合那些短暂的和眼前的经济利益或政治需要，应时刻铭记和明确人是组织之主体存在。其次，治理应回归到人的生命维度。组织成员的行为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创造的活动，一种身体自由的活动、一种精神释放的活动、更是一种生命体验的活动。因此，治理不能制造组织成员的思想障碍，不应超越组织成员的行为限度，不能僭越组织成员的精神领域，更不能随意限制组织成员的生命活动。应以个体的生命完善与精神成长为治理的逻辑起点，真正解脱组织成员抽象意义上的“工作体”和“零部件”的角色。

4.2 治理过程应以“文化传创”为重点

体育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不仅规定了其生存的文化土壤，也规定了其文化的独特性；不仅规定了其发展的文化责任，也规定了其文化的生命性。然而，在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浸下，体育社会组织的治理将伟大深蕴的民族文化成就和价值传承抛到了被忽视的角落，搁浅了人追求生命超越的创造性。鉴于此，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过程应以关心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为重点。其一，治理过程应注重文化传承。文化是内在于人与组织生命的最核心元素，指导着体育社会组织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中国的体育社会组织若想强大，首先必须在文化上找回自己，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组织，而中国传统文化回归体育社会组织则是根本路径。这种回归不仅是某种文化传统的传承，更是一种生命的寻根即一种身体的回家。其二，治理过程应注重文化创新。生命说到底都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所体现的不仅仅是生命的寻根、身体的回归，还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创造过程，这种个性化的创造也是所谓的文化创新。因此，治理应引导组织成员有意识地、自觉地体认民族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培养组织树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责任，在不断融合创新中树立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同时不盲从、不偏信，自觉与庸俗低劣的社会文化思潮保持距离，也唯有关心“文化传创”才能使组织成员的生命在理性的调解中走向强旺与和谐。

4.3 治理手段应以“柔性引导”为核心

从本能的缠缚中解脱自己，让自己成为未特定化的存在，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人生来是自由的，人自由而超越的生命境界需要“柔性引导”，而不是用“刚性控制”扼杀人的自由本性。倘若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缺乏对人性的关怀、失去对人之精神的尊重，那么无论它是多么完备和多么深刻，也必然会压抑组织成员的内在自由、消减组织成员惬意的生命体验，最终导致组织成员生命的枯萎、精神的贫瘠和文化的虚妄，体育社会组织也会因此而僵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应以柔性制度建设为核心。其一，用激情和灵活性取代简单和机械化。制度建设是为了更好的治理，使组织得以更好地发展。但是，组织制度建设不能只立足于人的理性，还要尊重人的非理性，将激情和灵活性作为一种重要的元素纳入自身的建设之中。因为硬性管束的制度是无法助燃精神和生命之火的，只会禁锢精神和压制生命。其二，制度建设应给人一种休闲的状态。休休闲是身心的调节与放松的方式，是一种心灵的体验，一种无功利的自由心态。人在闲暇的自由状态下，行为不受压抑，心智得以活跃，创造力会达到顶峰，且所创之果也最合乎人性，而这也正是“休闲出智慧”（亚里士多德）的精髓所在。体育社会组织的目标是“人的发展”，其制度建设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导向，建立尊重人性的弹性制度，引领人之感性尽情释放，确保组织成员在休闲宽松的环境中体验生活的真善美。

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生命气息的式微和生命意识的淡漠。体育社会组织治理需要建立一种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组织文化，引导体育社会组织的行为直指人的生命存在与发展，让体育社会组织的生命操守和生命品性得以彰显，真正释放体育社会组织的教育意蕴与生命价值。进一步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存在和生命存在，体育社会组织是为促进人的身心发展、提升整个人类生命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体育社会组织治理纳入“属于人类和为了人类”的世界，亲临人的存在、人的生活和人的幸福，是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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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涂丽华. 大学生命论[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4] 阿伦・古特曼. 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M].袁旦，译.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2：7.

[5] 刘作翔. 社会组织的人性基础和存在意义――一个法理的阐释[J]. 法学，2005（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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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于文谦，戴红磊. 体育社会组织的价值困窘与解蔽[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48（8）：11-14.

[9]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