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的机遇与挑战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老龄化的机遇与挑战，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使民众对自身社会保障的需求大大增加。目前中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比例的五倍，我国现已经步入老年型社会。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94亿人，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也从1981年的68岁延长至2012年的74.84岁，中国的老龄化呈现明显加速的趋势。老年人作为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家庭的重要成员，他们的健康和医疗护理保障牵动着数万家庭的心，同时机遇与挑战也应运而生。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无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而诞生的养老护理问题保险与护理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长期护理保险作为保险市场上最年轻且最具活力和市场险种，是以失去健康作为给付条件，为那些因年迈、疾病或伤残导致丧失日常生活能力、需要被长期照顾的人提供护理费用或护理服务的险种。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压力的增长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推广，家庭多数呈现“421”核心模式。换句话说，一对中年夫妻除了负担子女的抚养教育费用外，还需要承担四位老人的养老责任，一旦一个家庭中任何一位老人由于失能需要他人护理时，都会使家庭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而对于一些追寻时代潮流的丁克一族和因为意外失去子女的失独家庭来说，老年的护理费用则会面临更大的挑战。面对如此高的家庭健康风险，护理保险的推广显得尤为重要。

二、未来护理市场需求与供给分析

1.需求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医疗费用以及护理费用不可避免的呈现上升趋势，老年人的需要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由于老年人处于特殊的年龄阶段，且面临生理各项机能的下降和心理状态的变化等，这使得老年护理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30年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保持在40%至50%之间，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而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为51.80 % ，为全人群的4.04倍，人均患有2至3种疾病，且49%的老人有不同程度的失能。根据六普长表调查的数据（如表1所示），推测中国老年人需要护理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仅就上海地区来看，2000年，上海市60岁以上老年人中长期护理需求总人数为16.05万人。到2015年，需求人数会增长到26.73万人。）总体看，上海人口老龄化具有进入老龄化社会早、速度快、程度高的特点，老年人口数量庞大，人口高龄化程度高，同时少子化、纯老（空巢）化问题凸显。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发展速度快、绝对数大的特点，今后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口数量将是非常惊人的。而老龄化趋势导致家庭结构变化，现代家庭呈现4：2：1的倒挂金字塔格局，加上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很少有精力来照顾老人。另外，城市化、出国热使得空巢老人数目大幅增长，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科技的进步并行，使得人类寿命延长的同时，老年人各种疾病罹患率也是大幅度上升，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的数量激增。因此，护理保险与现有的医疗保险相互补充就显得非常重要。

然而众所周知，社会保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保证。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不仅直接关系老年人的基本生存状况，还会直接影响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然而社会医疗保障中一般只涉及疾病的治疗费用，对于疾病带来的一系列后期护理等费用一概没有涉及。同时，在老年人口赡养比正在不断提高的今天，中国农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于城镇将更加突出，特别是在西部和贫困地区。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城乡人口迁移流动的持续 ，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相对滞后，以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也对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2.供给分析

长期护理保险是要为被保险人承保长期护理服务的费用支出，这包括在疗养院、护理所、家中的非专业和专业护理。在我国，长期护理保险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少数保险公司开设这一险种，如国泰康顺长期护理保险、中意附加老年重大疾病长期护理健康保险，以及友邦全佑一生“五合一”疾病保险（其中包括老年长期护理保险金）等。在保监会大力倡导保险产品回归保障的前提下，中国人寿近期又推出了健康险新品“国寿爱心护理产品组合”。这款产品组合能够帮助更多家庭满足意外、疾病护理等多方面的保障需求.

由于我国护理保险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在产品设计和定价方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技术，且存在整体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产品同质化现象突出、医疗保险风险控制能力薄弱、外部经营环境还有待改善等问题。由于护理保险在国内发展的时间并不长，经验数据缺乏，保险公司面对的定价风险也比较大，供给价格弹性较小，供给成本过高，社会养老护理服务的资源有限，这使得商业护理保险的发展往往得不到配套措施的支持，故而目前市场上的产品不多。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不断完善，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健康险在保险市场逐渐凸显出来并呈现出多种创新保费模式，实现了健康险保费的大幅增长。护理保险作为健康险的一种，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4家专业的专业健康险公司，且各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风险控制技术，资金运用水平都在不断提高，这使得我国保险公司对长期护理保险的供给能力不断增加。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护理保险的定价也显得更加合理。就今年国寿刚刚推出的“国寿爱心护理保险产品”来看，一位三十岁的中年人购买该产品，若选择二十年分期缴纳的方式，每年只需缴纳1068元。与之前的报价相比，已经大大减少了投保人的经济负担。

三、护理保险市场现状分析

从21世纪初起，我国的护理保险市场就一直处于萌芽阶段，外资保险公司纷纷看好这一险种的市场优势和利润，采取以长期寿险的附加险的形式进行销售的方式，试图凭借自身对老年险产品在核保、精算的全套技术体系抢占市场先机。随后，国内保险公司如国寿和泰康人寿也纷纷推出以护理保险为主险的产品。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几家专业的健康险公司，但总体上来看这一险种还处在初步阶段。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市场上已经推行了商业护理保险，但就目前国家的状况来看，商业护理保险并不是解决全民老年护理保险的较好选择。毕竟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护理保险也只有中产阶级才能买得起。因此大多数的保险公司还没有考虑推行该险种或者已经处于基本停售的状态。面对护理市场如此巨大的机遇，各家保险公司却纷纷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这与西方大多数国家该险种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对比，这不得不引发我们深刻的思考。追其本源我们发现了以下几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1. 保险意识

十年来，与之前相比人们已经对保险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保险产品的接受度也在逐渐提高。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人民对待风险往往都采取储蓄的方式，风险意识不强。人们对于自己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往往抱着侥幸的心理或者不愿与别人提及的心理，常常高估自己应对风险的能力，意识不到自己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很难解决未来巨大的风险。因此，大家往往抱着自己不需要护理保险的心态，导致护理保险的销售量很低。

在我国的城市中绝大多数老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依靠自我养老，不愿意接受外来人员的护理或者到专门的护理机构接受护理服务。而长期护理保险的普及为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保障。面对高额的医疗护理费用，许多人常常望而却步，因此对一些长期慢性病不愿到医院去诊治。而长期护理保险可以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这对推动我国医疗护理事业的发展，甚至推动我国服务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2. 险种成本

相对于其他险种而言，长期护理保险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从精算成本上来说，由于该险种能够参考的统计数据比较少，护理费用的给付很大程度受到护理医疗机构费用和市场供需情况决定的，这样的不确定性使得未来的成本变得难以估计。保险公司难以获得医疗机构核心的相关数据，没有历史赔付数据，很难提供定价参考，这使得产品定价设计比较困难。因此大多数的护理保险产品价格相对较高，二十年期的年缴保费也都在万元左右，险种的高价格阻碍了投保人购买护理保险的热情。

除此之外，购买护理保险的人群大多是45岁到60岁的中老年人群，这样的人群有慢性病的风险比较高，被保险人很可能存在逆选择行为。由于目前技术水平的局限，难以对慢性病进行鉴别和检测，无法对未来的风险进行控制。险种的高风险使得多家保险公司望而却步。

四、促进护理保险市场发展的对策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正式的护理保险制度，社会能够为老年人口提供的福利设施和资源严重不足，长期护理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商业保险公司也尚未推出成熟的长期保险产品，虽然如此，但长期护理保险已经作为医疗保险中最有发展潜力的市场，已经受到多家保险公司的关注。如果在目前经济状况仍在发展阶段，采用社会保障模式只会给政府带来更大的负担，如果单单采用商业保险的方式，却又不足以解决我国大多数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问题。

中国，作为处在“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最好的方法是采取社会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鉴于统筹管理的高成本和高代价问题，国家需要广泛宣传和积极推进护理保险制度，进行宏观调控同时给予经济补贴。发展初期，可以参照公民自愿投保，但是在缴费方面由政府和个人双方按一定比例共同缴费，发展成熟之时再进行政府强制投保。这样既不会影响养老保险的待遇，又给护理保险留出了空间。国家应给予每个个人账户适当的补助，并且在每个保户到达规定年龄时启动这笔资金，专款专用，便于管理。

1.优惠补贴形式

针对我国目前国情，建议采取领取优惠劵进行补贴的形式。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年满四十周岁时，可以凭借凭身份证号领取一张护理保险优惠劵，每人仅限领一张，一份长期护理保险仅限使用一张，且投保人需为与身份证号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了节约成本，优惠劵可以在便利店，超市，地铁充值处进行领取，当然也可通过登录相关官网打印得到。购买保险时，你只需凭借身份证和优惠劵号，且每张身份证仅限用一次，便可享受国家年缴保费15%的补贴优惠，具体补贴数额由购买的具体险种决定，补贴金额由国家社保中心根据护理保险购买情况统一发放到各家保险公司。这一政策可限定适用年龄，如仅限不能超过六十周岁的公民等。

2.大城市率先试点

这种发放优惠劵的形式可以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率先推广。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心，经济迅速发展，充满活力加之这些城市人们的金融保险意识和缴费能力较强为今后护理保险的推广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在这些大城市的试行推广有助于对今后的护理保险政策进行有力的改革和推动。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应该借鉴国外护理保险成熟的技术和数据来降低险种的成本，从而体现险种的价格优势才推动中国护理保险的起步与发展。

3.房屋抵押缴费

篇2

波士顿咨询公司和瑞士再保险联合的最新报告揭示：在中国市场运营的保险公司应迅速行动并大胆出击，变“银发人群”为“金色机遇”。

人口老龄化正在为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保险公司应制定战略并采取行动来降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并把握机遇。

2012年4月24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瑞士再保险（Swiss Re）联合的最新报告表明，保险公司应该就相关战略的时机和实施方式制定具体计划，以充分利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

这份题为《发掘银发市场的金色机遇：保险公司如何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中获利》的报告全面审视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重点关注中国人口老龄化为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所带来的巨大挑战。报告指出，要找到解决方案将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报告还探讨了保险公司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克服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性现象，中国亦不例外。数十年来，“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然而，这一“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终结。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日益老化并逐渐步入退休年龄。15岁至59 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15年之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被称为“银发人群”的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0年的约1.65亿人激增至近4.4亿人，届时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4％左右。瑞士再保险中国总裁魏希霆（Robert Wiest）先生表示：“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金砖四国中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且老龄人口规模巨大。”

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可能将无法跟上生活成本的上涨步伐，而自愿性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尚不完善。此外，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以及“四二一”家庭结构（四位祖父母、两位父母以及一个孩子）弱化了传统的家庭支持网络。在医疗保险制度方面，治疗范围、服务和药品仍具有局限性，同时在长期护理方面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BCG北京办公室合伙人黄河先生表示：“中国能否应对这些挑战将极大地影响到其未来数十年的繁荣程度。”

瑞士再保险中国业务发展部负责人郏京炜先生表示：“包括中国政府、企业和保险公司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需要共同努力，以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特别是保险公司将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具体而言，保险公司应重点关注以下五项措施：

一、积极推动和支持监管改革，以促进补充型养老保险和医疗/护理保险市场的发展；引导消费者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储蓄和投资。

二、与社会保障体系开展协作，帮助政府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来管理其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

三、深入洞察客户需求，对产品和渠道进行创新。

四、开发管理长期护理服务相关产业。

五、管理盈利率和风险水平，如利率风险和长寿风险等。

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职业教育 挑战 机遇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要是指老年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增加的过程。由于城市地区经济水平及医疗水平较农村地区好，所以城市居民的老龄化现象更为突出，截至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占全国总人数的四成左右，在未来20年里将会突破六成，这就意味着我国城市地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对此，老年产业的发展将会成为社会的一个趋势，职业教育需要就当前社会现状调整自身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挑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步凸显，我国在政策上开始鼓励老年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会推动涉老服务业的发展，更能够让许多老年人接受再教育，获得再就业，从而减缓社会压力。但是，就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现状来看，人口老龄化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涉老职业人员专业化水平低，接受再教育的意识不足

目前，我国涉老人才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诸如养老院之类的服务机构内的管理人员；第二种，涉老服务人员。其需要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护理、精神慰藉以及良好的沟通等服务；第三种，为老年人服务的志愿者，这些往往都是临时性的。就上述三种涉老人才类型来看，其在为老年人服务的前提必须要有专业化的涉老知识和服务知识。但是，由于当前我国就业人员对老年产业的认识不足，所以一些高知识结构的人才甚少进入此行业，从而导致了我国涉老职业人员专业化水平低，管理人员的理论知识、经验技能不足，服务人员大多为农民工，其对养老服务的认识也仅仅止步于生活照料。加之，这些人员没有强烈获取再教育的意识，从而导致了我国老年产业发展极不成熟。

（二）涉老职业技术教育供给与老年产业发展需求不符

虽然目前我国鼓励涉老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但是由于该产业刚刚流行于市场当中，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建立这一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因此，当前我国涉老职业教育从专业建设、科研水平以及培养体系等方面都依然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甚至仍然有许多职业教育学校并没有涉老职业教育这一科目，从整体来看，涉老职业技术教育供给与老年产业发展需求严重不符。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机遇

由上可见，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找到职业教育突破人口老龄化屏障的办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人口老龄化也为我国职业教育提供了诸多发展机遇。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年龄后延，急需职业教育辅助就业

受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我国实际劳动年龄将会逐步后延，这些后延的劳动者社会经验历练充足，且有劳动欲望，如果进入老年产业将会整体改善涉老人员知识水平低的现状。如果我国职业教育机构加强对此类劳动者的吸收和招纳，通过职业教育可以实现其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职业教育机构可以针对这一空缺提供相应的教育，使这一部分的劳动力能够继续为社会服务。

（二）老年产业的兴起使得市场就业需求增加

老年产业主要是从生产、经营以及服务等多个方面为老年人提品及服务的一个产业部门。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凸显，老年产业随之发展起来，因此，对于此类产品及服务的需求将会逐步增加，这样也会带动人口就业问题，缓解就业压力。而职业教育本身也是为受教育人群提供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迎合了老年产业迅速发展、相关人才亟待扩充的市场需求。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老年人居家养老需要社区人力资源的辅助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当前有许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加之这些劳动力人口还要承担子女的抚养责任，如果单靠他们来承担老人的养老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与之配套的社会化服务程度依然还很低，需要有专业化的家政服务或照料服务人才来为老人营造更细心、更舒心的居家养老环境。而这些专业化的社区人力资源需要专业化的职业教育机构予以培养。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着许多机遇。

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职业教育改革的对策

通过上述关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挑战及机遇分析，笔者认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更新教育理念

想要在职业教育中融入关于涉老管理人员以及服务人员教育培训工作，并将其演变成为一个重要的科系，首先就必须要转变职业教育机构的教育理念，并将这一理念传达给受训的每个学员，让他们了解到该行业的重要性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往该科系职业教育成功案例宣传、国家相关政策及财政扶持状况分享、老龄化趋势的必然性分析等使接受涉老职业教育的人群能够在该行业中获取更多的职业期望值。

（二）增加社区人力资源教育的经费投入

经费不足一直困扰我国社区人力资源教育在职业教育中向前发展的一大阻力。想要改善这一现状，笔者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国家及地方经费的投入力度要加大，以切实保障涉老职业教育改革及发展有充足的资金；第二，社区财政支持。涉老职业教育不可能完全靠国家及地方财政拨款，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建立社区财政支持体系，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切实保证涉老职业教育的顺利开展。

（三）加强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

涉老职业教育不仅要依靠个人、社会的力量，更需要法律制度上的保障，以实现涉老职业教育的规范化、正规化以及权威化。因此，加强涉老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将是对涉老服务未来发展在制度和法律上予以了肯定和保护。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需要就国外先进且相关的立法经验进行借鉴，以确保我国法律制定的合理性、科学性。

（四）拓宽教育范围及内容

未来我国涉老职业教育需要积极拓宽教育的范围，以迎合市场的发展需要。具体来说：第一，重点强化涉老服务理论知识以及规范化服务礼仪的培训。由于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涉老服务人员大多接受教育的层次较低，虽然我们在致力于改善这一问题，但是短时间内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因此，在对涉老服务人员进行职业教育之时，要让其多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和规范化服务，从而在基础学习上予以提高；第二，学员年龄要拓宽要求。由上可知，我国劳动年龄是逐步后延的，许多年龄较大的后延劳动力在接受职业教育培训以后，也可以引入到涉老服务行业，而且此类劳动力在心理上能更接近于被服务人群，未来工作也更好开展。而且，这种相当于老年人自己服务于自己的一种方式，可以极大地缓解涉老服务的压力；第三，合理规划教育内容。在此方面，笔者认为需要就基础教育项目、闲暇教育内容、文艺生活情趣教育内容、家政组合管理等进行统筹规划和安排，以确保职业教育能够从理论化层次上升到实践性上，让涉老服务人才在未来工作中能够予以直接借鉴。

（五）实行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终身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式

人口老龄化现状不仅要求了老年产业的发展，更要求了针对涉老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些都需要职业教育辅助一部分人进入老年产业。相对于让众多青壮年进入这一行业，笔者认为，可以实行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终身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式，采取老年人帮助老年人、老年人进入老年产业及涉老服务行业实现再就业等方式，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更解决了老年人老无所长、老无所依的状态。

总结

总而言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且要在更新教育理念、增加社区人力资源教育的经费投入、加强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拓宽教育范围及内容上予以努力。

【参考文献】

[1]周俊山，尹银.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职业教育改革[J]. 职业技术教育，2008（4）.

[2]王延辉，宋殿娇. 人口老龄化对职业教育的挑战和启示[J]. 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2）.

篇4

战略应对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也将长期存在。因此，新修订的《老年法》确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所谓长期战略任务，就是要有长期战略思维、长期战略规划、长期战略准备和长期战略对策。要有长期战略思维。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社会是全新的社会形态，不管是解决养老问题，还是解决其他问题，都必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这个重要因素。要有长期战略规划和长期战略对策。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周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分步实施。必须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来进行全面规划，从制度和政策法规层面来进行顶层设计，防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走弯路，甚至走错路，制定适应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和行动纲领。

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人口老龄化具有不可逆转的特征，只能积极应对，不能消极回避。在联合国提出“积极老龄化”理念之前，一部分国家政府和学界对人口老龄化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担心劳动力老化、劳动力素质下降，影响经济发展，担心老年人过多，家庭和社会抚养负担过重等。“积极老龄化”理念提出后，改变了人们对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的传统认识，人口老龄化不仅有“危”也有“机”，老年人也不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社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因此，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积极的政策、更加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要转危为机，人口老龄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挑战，也有发展机遇，我们既要迎接挑战，也要抓住机遇，特别要抓住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庞大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把沉重的“夕阳事业”办成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要充分发挥老年人的潜力和作用，老年人有知识、经验、技能等方面的优势，要调整社会政策，破除影响老年人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阻碍，吸纳更多的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老年人独特的作用。既要看到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又要看到我国社会制度、组织体系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优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集中办大事的制度和组织优势，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孝文化传统的国家，尊老敬老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家庭养老是我们的传统，这些优势将在今后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综合应对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长周期、深层次的，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的宏大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方面的积极性，既要建设“硬件”，又要完善“软件”，建立全社会责任共担、综合应对的体制机制，也就是按照我国老龄工作方针“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要求，构建大老龄工作格局。应对人口老龄化，政府的责任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应当在建立制度、完善体系、提供公共服务、规范市场等方面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制度建构和政策设计上，必须吸取西方高福利国家的教训，立足我国特殊的国情国力，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只能承担有限责任，政府既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特别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让发挥社会力量“唱主角”，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满足广大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要根据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软实力”，随着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软实力”将越来越重要。要加大敬老爱老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借鉴西方国家对公民道德和诚信信用情况进行评估的做法，把尊老敬老情况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作为择业、晋升、上学、考评的重要依据。要弘扬家庭养老的优秀传统，在强调居家养老的同时，不能削弱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我国历史上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老年人生活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保障，靠的就是大家庭的集体力量。必须指出，今后无论国力如何强大，政府责任如何强化，社会化养老服务如何发达，也要坚定不移地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性作用，家庭仍然是养老的第一居所，特别是家庭提供的生活护理、精神慰藉、亲情关爱等是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

科学应对

篇5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6.019

在21世纪老龄化浪潮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且正在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按照现行思维和制度政策模式,老龄时代挑战的不仅是人类的能力与资源、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模式,还有人类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是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重大主题。为此,2012年8月24日至26日,北京举办了第八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议题是“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该论坛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主办,并邀请了国内外从事老年学、人口学、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工作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及实务界人士参加本次论坛,力图通过研讨与交流,对老龄时代的概念、特征、价值观、发展方式、社会结构、政策焦点、技术特征、制度建构等基本问题提出崭新见解。

会议由中国社会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杨团教授主持。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锦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胡晓江、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首席企业社会责任官杨钟仁分别作了致辞,表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

论坛主题演讲是关于“老龄时代的国内外社会政策”的话题,主要就现行国内外养老政策、措施、行动方案等进行反思,参考国外福利导向的内在逻辑,总结国际经验教训,为老龄化社会的理解提供崭新的视角。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副校长菲利浦?泰勒教授、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谢孟哲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分别围绕主题论坛关于“老龄时代的国内外社会政策”议题进行了聚焦性演讲。菲利浦?泰勒教授认为,目前创造各种条件维持老年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创造力,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跨国公司的长期策略。谢孟哲则认为,老年人群依然从事着教育后代并向其传递、教授规范和技巧等工作,这种代际社会契约关系受一定准则、规则、传统和实践的约束,将不同年代之间的人们联系起来,并有助于维持社区和国家的稳定与进步。

篇6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大量城市移民的“稀释”作用。上海的常住人口出乎意料地增长到2300万，上海常住人口中有近900万的外来移民，这些移民从年龄结构看主要是年轻人口，因此带来替代性迁移的作用，使上海人口结构中的老龄化水平下降了，也同时为上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供给。这说明移民是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解决老龄问题的重要有利因素。可以预见，中国未来将继续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国城市化水平到2030年预计将增长到70%，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人口集聚过程仍然继续发展，上海老龄化程度的相对严重性还会有所缓和。

但这绝非意味上海的老龄问题相对不重要了，或者说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努力可以放松。实际上，上海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在于，上海需要从更高起点和更新的视野着眼，来建设一个与现代化大都市相适应的高水平老龄社会。上海的老龄问题和我国其他地区的老龄问题是不一样的。中国总体上的任务还在于实现养老保险的全部覆盖，以及为贫困老人提供经济的支持和基本医疗的保障。上海老龄社会建设的目标和定位，以及对于建设老龄社会的思路，则需要以世界城市为参照，更具有前瞻性和发展性的考量。

从这个角度来评价当前上海的老龄社会建设，还存在很多明显落后的方面，还存在很多需要积极加以推动的内容。

一个值得强调的方面是应该重视现代技术对老年社会生活方式的重新塑造，并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例如欧洲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我们发现欧洲的医疗服务体系和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电子信息化有很大发展，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社区卫生和医院医疗服务的整合、基于信息化手段的家庭门诊和健康咨询，以及远程治疗和紧急服务体系，都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可以说信息化改变了老年健康和卫生服务模式。我们也已经看到，各种现代技术在老年生活中广泛应用，各种老年产品的研发应用，这些都已经改变或者将要改变老年人口的生活方式，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福利。因此我们需要重视老年人口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使老年人口更好地进入信息化社会，并重视现代技术对现代老龄社会的应用和改造。我们同时发现，这样的过程也同时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经济机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上海，我们还在迷惑着如何推动现代服务的发展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其实从某种程度来看，老龄化本身也能够为城市发展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上海对于建设现代老龄社会的理解，如果还仅仅停留在解决老年人口生存和供养问题，停留在养老保险基金的平衡和保值增值问题，其实是没有充分意识到，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城市经济结构和社会运行发生整体性转型，老龄化对于现代大都市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前上海城市发展中另一个显著不足的方面是需要建设现代老龄社会的社会生活体系。目前为止的应对老龄化的对策方案，往往重视经济供养体系和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但是对于老龄社会的社会构造和社会运行体系的建设还非常薄弱。实际上，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同时需要一个完善的老年社会运行体系，需要广泛依托包括老年医院、老年大学、老年医疗服务机构、老年俱乐部等各种社会组织发挥作用。老年社会生活体系的建设，也包括各种社区养老设施如何通过社会机构加以运营，以及如何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化的老年服务，等等。老年社会体系的建设是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为老年人口提供各种服务，满足老年人口群体的需求，并因此改变老年人口的生活方式，建设更加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老龄社会。

现代大都市发展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是需要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包括建设更加满足老龄人口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城市的规划和运行要适应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满足老龄人口的生活需求、交往需求、消费需求和发展需求。不仅在家庭内部的空间规划中，需要有详细的建筑标准避免老人在光滑地面上摔倒、合理安排楼梯和扶手、建造卧室、卫生间、浴缸内的辅助设施，等等。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中，也需要增加老年人生活和活动的空间，为老年人口扩展其社会参与提供条件，在小区内需要配置足够的托老所、养老院，在一定的服务半径中配置足够的服务中心，等等。城市老龄社会的建设不仅要重视硬件建设和空间规划，更需要重视软件的建设，包括良好的社会服务机制、完善的老龄社会政策体系、老龄社会信息系统的建设，乃至形成一个平等对待老年人口和关心照顾老年人口的文化环境，等等，从而充分动员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动员社会和邻里的力量，来推动更完善的老龄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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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关老龄化危机的说法不时见于报端和网络。倡导此论者大都想将文字变成警钟，提醒国人注意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的种种危机，暗示政府应该放松乃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尽管我敬重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但却不能不说：有关老龄化危机的预设很可能是伪命题。

首先，“老龄化挑战”与“老龄化危机”是两个概念。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西方世界就开始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迄今尚未遭遇我们所说的老龄化危机。

美国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老龄人口增加了两倍，国民收入则翻了三番。日本2006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2660万，属于世界排名第一的老龄化国家，可是日本的经济仍然极为发达。基于这个事实，已经经历了老龄化考验的国家提出了“人口不是命运”的口号，普遍将老龄化当做应该庆贺的进步现象。

其次，中国所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并非独特到难以解决的地步。渲染“老龄化危机”者都强调中国“未富先老”，会遇到诸多可怕的难题。

从表面上看，这个观点似乎言之有据：中国2011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9.1%（国际上公认的老龄化标准是7%），同年人均GDP仅为5449.71美元（发达国家为人均两万美元以上）。

不过，只要参考历史上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个成问题的假设：1950年，世界超过60岁以上人口达到8%时，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均GDP都不到1万美元（换算为今天的水平），也属于“未富先老”，但“老龄化”并未阻碍它们的发展。

事实上，由于劳动人口年龄上限的增加，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以2011年为例，劳动力新增人数比老龄人口新增人数多1.1%。从人口预测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按15～59岁计，2020年按15～64岁计，2050年按15～69岁计（欧盟已列入计划），约从目前9亿略多先增长到10亿，然后逐步减少，到2050年仍维持在9亿。也就是说，所谓的人口红利远未终结。

相反，由于产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目前仍有多达2亿的待业人口，许多中年以上人群存在严重的就业难问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为这些人提供就业机会，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只要应对得当，“老龄化挑战”将带来巨大的机遇。国人非但不会老无所依，而且将接近各尽所能的境界。由此可见，强调“未富先老”者预先设定了老年人的非生产性角色，其偏颇的立场决定了他们难以作出合理的判断。

最后，渲染“老龄化危机”者忽略了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危险：巨大的人口压力正在使生态系统走向恶化。在许多担忧“老龄化危机”的人眼里，“白发苍苍，摇篮空空”是个可怕的征兆，但实际情况恐怕恰好相反。

篇8

关键词：金砖国家；人口转变；人口老龄化

一、 引言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由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人口转变。低生育率浪潮始于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都已转变为老年型人口。同时，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生育率也已大幅度下降，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利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时他们也在经历迅速的人口转变和老龄化过程，已经或即将转变为老年型人口。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一个一次性机会，过去的迅速发展并不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必然引领一个更繁荣的新时代。是否能成功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经济进步，依赖于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龄化迅速发展，将彻底改变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如不能适当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因此识别和防范可能的风险极其重要。

本文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四个金砖国家――多数学者都认同这四个国家是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表现对全球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四国同为人口大国，都经历着人口转变，但各国转变速度不同。四国立体式展现了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本文将关注这四个国家不同的人口发展轨迹，以及由于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不同机遇和风险。

二、 金砖国家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

俄罗斯最早开始人口转变，1990年至今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一直低于发达地区的总体水平。中国则是金砖国家中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接近5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2.61，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更替水平，此后持续下降。印度和巴西生育水平下降缓慢，目前巴西的总和生育率刚刚稳定在更替水平，印度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2.54，也是四国中唯一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随着人口转变的推进，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人口比重还未迅速升高，社会进入一段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度增长、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1970年～2010年金砖国家的总抚养比全部稳步下降，同时各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稳步上升。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从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三个金砖国家――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增长情况看，中国的经济进步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30余年中大部分时间中国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加之这期间有效的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经济以年均9.6%～9.8%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并不是每个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国家都能成功利用这一点。俄罗斯和巴西在人口机会窗口期的经济表现相对于中国逊色不少。1990年～1996年俄罗斯人口总抚养比均低于50（15岁～64岁人口=10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低于12%，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7%，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但1990年～1996年俄罗斯GDP增长率均为负，2000年至今多数年份俄罗斯GDP年增长率甚至低于还未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印度的GDP年增长率。2002年～2007年巴西正处于机会窗口期，这期间巴西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同期印度的1/2和中国的1/3。

经济增速不同的原因是各国在政策、制度、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别，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部门的规模及能力、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和政治凝聚力等。这些更广泛的外界条件将决定各国能否有效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并促进生活水平提高。巴西繁冗的商业规章制度、过于庞大的公共部门、老旧的福利制度，俄罗斯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人力资本遭到破坏都限制了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不仅影响各国在人口机会窗口期对人口红利的利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条件将决定这些国家在人口转变末期、人口老化时能否适应更高的老年抚养负担。

人口机会窗口期给予的机遇期并不能永久持续。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年人相对数量的增长将最终超过出生人口的相对数量下降，总抚养比由下降转为上升，各国终将进入老龄化时代，并将面临与今日发达国家相同的挑战。

三、 老龄化与金砖国家未来发展

1. 金砖国家老龄化趋势。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金砖国家已经或正以惊人的速度经历由年轻到老化的人口过程。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或开始接近人口结构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转折点。1970年俄罗斯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现在正处于人口长期下降过程的早期阶段，2011年俄罗斯老龄化水平已达18.2%，老龄化程度在金砖国家中最高。中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2.8%，老龄化发展非常迅速。巴西2010年刚刚跨入老龄化社会，其老龄化步伐慢于中国，快于印度，2011年巴西老龄化水平为10.6%。印度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2011年印度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8%，未来还能享受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劳动力供给充沛的时期，并在四国中最晚、在203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深入，老龄化迅速发展，至本世纪中叶，老龄化将成为金砖各国社会的常态现象。届时金砖国家中最“年轻”的印度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3.5%，巴西和俄罗斯的老龄化水平将分别高达22.5%、23.1%，中国在四国中最“老”，老龄化水平最高，达到了25.6%，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总体老龄化水平相当。至本世纪末，金砖各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各国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20%，巴西的老龄化水平更是达到惊人的30%，成为金砖四国中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1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28.2%，比同时期美国和欧洲老龄化水平还要高。老龄化的迅速推进不仅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和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停滞，随后劳动力规模逐渐减小并伴随劳动力老化。

与全球化趋势一样，人口转变带来的全球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人口老龄化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正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个重要但在迅速或逐渐收紧的机会窗口以应对老龄化挑战。如果其未能适当应对，老龄化浪潮可能会引发普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

2. 老龄化与未来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多数研究认为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总体来说是负面的。到2020年很多发达国家会经历财政危机、经济停滞和由老年人福利制度引发的政治问题。随着人口老化，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降低，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为政府预算带来巨大压力，并对教育等重要项目产生挤出效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滞和规模缩减，有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同时劳动力老化也是必然趋势。

金砖四国中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发展迅速，印度也将在20年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金砖各国已经或即将面临与今日大部分发达国家同样的挑战，但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老龄化浪潮到来之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富裕。由于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国人口发展轨迹各不相同，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这些国家未来面临着不同的机遇与风险。

（1）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虽然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停滞，但是必定会减缓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但远不是经济强国，人均生活水平不高，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政策尚很脆弱。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中国劳动力和就业增长将受到影响。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2%的平均速度增加，而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以每年0.7%的速度减少。除非生产率或劳动参与率能迅速提高，否则经济增长会无法避免地减缓。此外，通过国内迁移流动调剂劳动力布局的余地已经很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并非不竭源泉，中国正逐渐失去低技术水平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最后，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人们年老后依靠子女赡养的思想在逐渐弱化，经典生命周期模型关于人们在工作期间进行储蓄，退休之后用储蓄养老的效应在中国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强。这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会在未来老龄化水平、老年抚养比攀升的时候迅速下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养老金制度、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未来都将受到极大挑战。

虽然中国未来老龄化形势严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种种不利因素，但是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和老龄化浪潮全面到来要到2025年左右，那时购买力平价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几乎将赶上美国，中国还有一定时间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提醒政府和全体国民，必须努力提早采取应对措施，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人口基础。

（2）印度。印度的人口转变不像中国那样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将面临不同的人口前景。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而印度的人口红利期即将开始并将持续至本世纪中叶。在较长时间内，印度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既不会太年轻也不会太老，这将是印度巨大的优势。

印度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阻碍因素是公立教育制度。印度仅有12.5%的学生可以完成1年级～12年级的学业，20岁以上成年人中仅有少于50%的人接受了中等教育。根据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报告数据，印度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6%。15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在世界银行有统计数据的114个国家中排名80，而中国2010年文盲率为4.08%。随着中国开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中国面临劳动者技能与职位要求不匹配的问题，印度这一问题更严重。其次，按行业划分2010年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23.7%，2009年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40%，均远低于其他金砖国家。印度的跨越式发展忽略了基础制造业，而工业正是推动相对贫困国家GDP增长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此外，虽然法律废除了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造成的不平等依然顽强存在。印度人口转变的速度有较大的地区差异，南部各邦生育率下降较北部地区快，未来南北部发展可能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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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布七社会，人口老龄化发展千民决，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医药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中医药教育中应重视的一些问题。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人口生育率在下降，而人的寿命在延长，世界人口正在加速老化，这其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老龄化己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老年人是疾病的高发人群，现有的临床流行病学资料己证明，在相同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高龄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高龄人群具有“三最”特点:即最高患病率、最高伤残率和最高医疗资源利用率。实现“老有所医，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理应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鉴于此，笔者从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谈谈中医药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老龄化社会背景下需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保障老年人健康

祖国医学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中医药在防治疾病和重大疫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日益强盛作出了卓越贡献。老龄化社会下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医疗保障方面面临如下挑战:慢性病患病率高、老年人残疾率高、老年人医疗费用消耗大、病残弱老人的基本护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卫生资源与卫生需求不成比例、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相对而言，中医药“简、便、效、廉”的特点，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卫生保健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表现在:一是中医药学在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对老年人慢性病具有个体针对性极强的治疗，同时注重整体调护，有利于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二是应用中医药养生保健和中医药预防医学知识，中医“治未病”是祖国医学在为全人类保障健康方面始终重视的研究领域，从《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中医治未病的记载，加之目前我国大力鼓励开展中医治未病工程，这必将为提高老年人预防保健、自身养生水平和能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三是中医药资源较为丰富，同时药材价格和诊疗费用相对较低，可以极大地缓解老年人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起到积极的作用;四是全国各省几乎都有中医药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大批的中医药人才，这些中医药学子能够普及到医院、卫生所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对于平衡我国卫生资源与卫生需求比例、合理分配资源具有积极的意义。

2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中医药教育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2. 1在中医药教育中重视的养生保健教育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中医药这座宝库中，与当前老龄化社会和大众日常保健关系密切的内容，是养生方面的知识。养生是健康之本，是幸福之源，更是快乐之门，懂得养生才是懂得人生。老龄化社会对整个国家的全面及深层次影响是相当大的，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特别是要满足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卫生保健的需求，面对老年人最高患病率、最高伤残率和最高医疗资源利用率的“三最”特点，目前培养的中医药学子即是2015年以后的中医师，他们毕业后走上医疗卫生岗位，要面对更大基数和更复杂的老年人“三最”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九五”攻关项目的资料表明，达到同样的健康标准所需保健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用的比例为1: 8. 3 :100，即如果在预防保健上多投入1元钱，将来就可以在治疗上少支出8. 3元和可以节约开支100元钱的抢救费用[2]，故而需要重视预防工作，将预防工作做到位，即做好中医药治未病工程，将极大地减少老年人医疗费用的支出。因此，在中医药教育中要高度重视养生保健，尤其是老年人养生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和培训。

2. 2在中医药教育中重视对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的教育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老龄人口增多带来了许多相应的社区保健需求，而健康老龄化观点的提出，使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更需加强，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探索。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做好老年医疗保健，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减缓老年人的痛苦、延长健康寿命、改善生命质量。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疾病谱和临床症状也在改变，要不断发现、总结和完善老年病的防治规律，研究和认识高龄老人临床中出现的特殊症状。对于中医药教育而言，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必须重视在中医药教育中的老年医疗保健的学习，如前文所述，目前老年人健康中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慢性病发病率较高的问题，故而要重视由于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引发的老年人健康问题，掌握老年人的生理、病理和心理特点，运用中医理论，熟练处理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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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布七社会，人口老龄化发展千民决，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医药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中医药教育中应重视的一些问题。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人口生育率在下降，而人的寿命在延长，世界人口正在加速老化，这其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老龄化己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老年人是疾病的高发人群，现有的临床流行病学资料己证明，在相同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高龄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高龄人群具有“三最”特点:即最高患病率、最高伤残率和最高医疗资源利用率。实现“老有所医，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理应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鉴于此，笔者从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谈谈中医药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老龄化社会背景下需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保障老年人健康

    祖国医学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中医药在防治疾病和重大疫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日益强盛作出了卓越贡献。老龄化社会下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医疗保障方面面临如下挑战:慢性病患病率高、老年人残疾率高、老年人医疗费用消耗大、病残弱老人的基本护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卫生资源与卫生需求不成比例、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相对而言，中医药“简、便、效、廉”的特点，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卫生保健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表现在:一是中医药学在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对老年人慢性病具有个体针对性极强的治疗，同时注重整体调护，有利于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二是应用中医药养生保健和中医药预防医学知识，中医“治未病”是祖国医学在为全人类保障健康方面始终重视的研究领域，从《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中医治未病的记载，加之目前我国大力鼓励开展中医治未病工程，这必将为提高老年人预防保健、自身养生水平和能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三是中医药资源较为丰富，同时药材价格和诊疗费用相对较低，可以极大地缓解老年人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起到积极的作用;四是全国各省几乎都有中医药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大批的中医药人才，这些中医药学子能够普及到医院、卫生所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对于平衡我国卫生资源与卫生需求比例、合理分配资源具有积极的意义。

2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中医药教育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2. 1在中医药教育中重视的养生保健教育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中医药这座宝库中，与当前老龄化社会和大众日常保健关系密切的内容，是养生方面的知识。养生是健康之本，是幸福之源，更是快乐之门，懂得养生才是懂得人生。老龄化社会对整个国家的全面及深层次影响是相当大的，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特别是要满足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卫生保健的需求，面对老年人最高患病率、最高伤残率和最高医疗资源利用率的“三最”特点，目前培养的中医药学子即是2015年以后的中医师，他们毕业后走上医疗卫生岗位，要面对更大基数和更复杂的老年人“三最”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九五”攻关项目的资料表明，达到同样的健康标准所需保健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用的比例为1: 8. 3 :100，即如果在预防保健上多投入1元钱，将来就可以在治疗上少支出8. 3元和可以节约开支100元钱的抢救费用[2]，故而需要重视预防工作，将预防工作做到位，即做好中医药治未病工程，将极大地减少老年人医疗费用的支出。因此，在中医药教育中要高度重视养生保健，尤其是老年人养生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和培训。

2. 2在中医药教育中重视对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的教育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老龄人口增多带来了许多相应的社区保健需求，而健康老龄化观点的提出，使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更需加强，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探索。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做好老年医疗保健，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减缓老年人的痛苦、延长健康寿命、改善生命质量。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疾病谱和临床症状也在改变，要不断发现、总结和完善老年病的防治规律，研究和认识高龄老人临床中出现的特殊症状。对于中医药教育而言，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必须重视在中医药教育中的老年医疗保健的学习，如前文所述，目前老年人健康中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慢性病发病率较高的问题，故而要重视由于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引发的老年人健康问题，掌握老年人的生理、病理和心理特点，运用中医理论，熟练处理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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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辽宁省；健康产业；机遇；挑战；应对

中图分类号：F426.8

健康产业是国民经济中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健康产业作为一个“朝阳产业”，世界各国纷纷将其作为支柱性产业来加以重点扶持。近年来，辽宁省健康产业虽然发展迅猛，但市场竞争也十分激烈。可以说，辽宁省发展健康产业，既存在发展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辽宁省健康产业的发展机遇

目前辽宁省健康产业的发展已迎来了良好的机遇，具体因素包括如下几点。

（一）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辽宁省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被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为此要求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达到8%左右。

生物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早在2009年，国务院便出台《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将生物医药列为医药产业重点发展领域。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又明确地把生物医药列为七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2013年3月，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其中生物医药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领域共有32个：包括新型疫苗、生物技术药物、化学药品与原料药制造、现代中药与民族药、生物分离介质与药用辅料等制药子行业的重点产品和服务领域共18个；医学影像设备、先进治疗设备、医用检查检验仪器、植介入生物医用材料等医疗器械子行业的重点产品和服务领域共14个。

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在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中，“十二五”时期，国家计划投入400亿元，在此基础上，“十三五”期间将再投入750亿元资金进行扶持。据此计算，“十二五”开始的未来十年间，我国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扶持资金总额将近1200亿元[1]。国家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既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战略性转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为辽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加快及其相关政策的实施，为辽宁省健康产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新医改推行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加快，相关改革政策连续出台，尤其公立医院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以及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广泛覆盖，不仅使医疗卫生事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辽宁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新医改以来，辽宁省共支持了943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全部实行“零差率”销售；辽宁城镇医保参保人数达到2120万人，参保率94%，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3%。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报销比例分别提高到85%、70%和70%；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2]。

新医改及其相关政策的实行与取得的显著成效，为辽宁健康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注入了原动力。一方面，政府通过大幅增加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会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医改政策的实施，也有助于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预期，从而拉动健康市场的消费需求。

（三）经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人口老龄化加剧，为辽宁省健康产业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人民经济条件的改善与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关注健康问题。健康需求是一个相对刚性的市场需求，当慢病增加、亚健康蔓延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其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并非仅仅是保健意识、“治未病”观念与养生理念的变化，而且也是医疗需求与保健需求的变化。即一方面，会因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产生大量的个性化非基本医疗服务，使医药健康产品的市场需求量进一步扩大，推动非基本药物器械的加工生产；同时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拓宽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空间，给营养保健品业、商业医疗保险业等健康服务产业带来无限商机。

目前，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457.3万人，占总人口的10.6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预测，到2039年，辽宁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0%以上[3]。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老年人群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总量日益增大，使健康养生、健康体检、预防保健与康复护理等相关产业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面对辽宁省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医疗保健服务业，以适应市场需求，满足老年人对医疗、预防、保健、护理、康复等方面的需要，不仅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也会在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加大与自身产业基础优势，使辽宁省健康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由可能变为现实

辽宁省健康产业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落后于国内其他省份，但作为工业大省，依托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雄厚底蕴，在健康产业发展上，却有着基础较好与资源丰富的天然优势。尤其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辽宁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大力建设健康产业园区，不断搭建健康产业发展平台，从而为辽宁健康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009-2011年的3年间，辽宁医改总投入达到334亿元[2]。巨大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推进全民医保、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等方面。除此之外，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上，“十一五”期间，辽宁省还每年拿出2000余万元投资于重大科技攻关专项[4]；而在健康产业园区建设上，2008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做出举全省之力加快本溪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战略决策的推动下，各市地都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相继建立生物医药产业园，通过加大生物医药的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给予重点支持。这样，就使辽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工业基础与中医药和海洋生物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使辽宁健康产业在有利的发展平台上能更健康地发展。

二、辽宁省健康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辽宁省健康产业虽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来自国际健康产业市场竞争的外部挑战

健康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健康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普遍超过15%[5]。国外健康产业发展迅猛，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强，产品研发的技术垄断优势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的健康产业安全。目前，“国外健康产品在中国市场以7%的品种占有40%以上的市场份额”[5]。从辽宁健康产业市场看，最严峻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生物制药业与医疗器械业两大产业领域。

在生物制药产业领域，辽宁医药市场面临跨国药企的激烈竞争。近年来，辽宁医药新产品的开发越来越难，而老产品市场则受到进口产品的严重冲击。辽宁省生物医药市场已出现逐渐萎缩的态势。一方面是医药创新成果适应不了生产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是企业买不起国外药物研发技术，买了转化成产品也难。现在，省内各开发区都在紧锣密鼓地建厂房，搞GMP改造，但却面临着可投产的品种太少和企业开工不足的危险[6]。

在医疗器械产业领域，由于国内高端医疗器械市场中，基本被GE、西门子、飞利浦等几家跨国企业垄断，因而，虽然辽宁有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的科技研发优势，但目前辽宁医疗器械仍然主要以进口为主，进口医疗设备主要来自日本和美国，基本为高端医疗设备。而出口企业多是为国外医疗器械生产厂商提供配套零部件和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中低端设备，自主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的能力相对较弱，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不强[7]。2012年，辽宁医疗器械出口持续负增长，全年完成出货值21.8亿元，同比下降0.5%[8]。

（二）来自国内健康产业市场的省际竞争挑战

健康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起后，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把医药产业作为重点或主导产业加以扶持引导，辽宁省健康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省际间的竞争压力。

虽然，辽宁省中药及生物制药产业在全国优势明显，医药产业总量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发展的相对速度却逐年下降，落后于山东、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际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发展形势十分紧迫。

2011年，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河北等省份，医药产业年销售额达到1000亿元～1600亿元以上。山东省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761家，17家进入全国医药百强企业，2010年销售收入达到1691亿元，2015年目标为3800亿元。上海、浙江、江苏等长江三角洲地区内外资企业联手打造中国最大、世界著名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而辽宁省医药产业在2011年，销售收入仅为680亿元，占全国医药工业销售收入的4.5%。近年来，辽宁省医药工业在全国排名第10位，与辽宁省在全国的地位极不相称[6]。

（三）来自辽宁省健康产业竞争劣势的内部挑战

辽宁健康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还有诸多不利的自身因素。主要表现在，健康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医药产品竞争力较弱；高端科技人才匮乏，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方面。

目前，在辽宁省生物医药产业领域，仍然缺乏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就全行业来讲，进入全国百强企业只有3家，而且比较靠后；号称百亿集团企业仅有1家，而且经济形势还不太景气；超10亿元内资企业只有9家，其中包括较大型的外商投资企业5家[6]。企业竞争力不强，科技研发投入不足，也导致辽宁医药市场缺乏优秀名牌产品，极大地影响了市场占有份额。例如，辽宁省乳癖消、沈阳红药、木鸡冲剂等大宗中药产品，在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上，还不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医药标准和规范，尚未合法进入国际医药市场。辽宁医药市场的一批老品种，不仅市场份额越来越小，而且甚至面临被迫退出市场的危险。

如何科学地发展辽宁健康产业，做大做强医药企业，尽快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而打造辽宁医药品牌，不仅是辽宁健康产业发展中将要面临的来自于自身的挑战，而且也已成为辽宁省健康产业发展所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发展辽宁省健康产业的主要对策

综合以上分析，发展辽宁省健康产业应做好如下几点：

（一）政府相关部门必须转变发展理念

目前，辽宁省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仍在延续，第二产业仍为带动辽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政府相关部门必须首先转变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发展健康产业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意义。只有顺应时势更新发展理念，才能制定出推进健康产业发展的科学的应对举措。

（二）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

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需要辽宁省偏重投资的需求结构必须优化调整，但改变偏重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即摆脱所谓投资“依赖症”，则不能失去第二产业的发展优势。即在保持辽宁经济发展特色前提下，仿效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通过依靠第三产业，来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由于健康产业兼跨第二、第三产业，并且辽宁健康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其自身产业基础与发展优势，未来的健康市场需求前景也极为可观。因此，发展辽宁健康产业，必须依托发挥辽宁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以走特色发展道路为引领，不断出台相应的产业发展配套政策。

（三）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健康需求是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一个相对刚性的消费市场。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广大群众的消费需求。近年来，辽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持续增长，而经济条件改善下所产生的健康保健需求，已经形成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并且，辽宁省自1995 年进入人口老龄化后，老龄化比例已高于全国平均线。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化，必然带来预防保健、健康体检、家庭健康护理等新的市场需求。所以，发展健康产业对拉动辽宁健康市场消费需求的作用已毋庸置疑，问题关键是如何释放健康消费需求。释放健康需求以扩大居民消费，必须以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为基本前提。只有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真正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才能释放拉动相对刚性的健康市场消费需求。

（四）不断加强法制建设与社会管理

健康产业是极具发展前景的万亿市场，只有加强法制建设与社会管理，才能在严格规范与科学引导下，不断永续健康发展。从辽宁保健品产业发展现状看，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经营不规范、市场秩序混乱、行业标准缺失、监管缺位错位等方面。例如在沈阳，经营保健品店只要在食药监局备案登记、到所在地工商所申请办理即可，而不再需要卫生局负责审批的养生保健行业的“食品卫生许可证”；经营保健酒类产品，则更是处于监管盲区。可以说，辽宁保健品行业乱象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法制建设与社会管理的落后。同时也表明，加强科学引导、进行立法规范、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已成为辽宁省健康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刘国锋.十二五400亿十三五750亿 国家投重金扶持重大新药创制[N].中国证券报，2012-06-29.

[2]一轩.辽宁医改：三年投入334亿 公共卫生服务“不差钱”[EB/OL]. （2012-03-22）.http：//.

[3]史楠，刘柏霞.健康老龄化与辽宁医疗保健服务业发展研究[J].当代经济，2009 （12）.

[4] 科技部网站.辽宁省积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EB/OL]. （2007-07-24）.http：//.

[5] 中国食品科技网.中国健康产业现状分析[EB/OL]. （2013-01-15）.http：//.

[6]陈明山.辽宁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EB/OL].（2013-01-15）.http：//.

篇12

【关键词】保险资金；养老产业；人口老龄化

在世界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大背景下，如何能在挑战中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并赢得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这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解决，就势必需要保险这个强有力的后备军。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状况的好坏关联到了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保险公司根据自身优势，参与其中，加大实物投资力度，为养老产业注射入了新的活力。

一、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的背景及意义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近况

截至2016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经突破1.5亿大关，并且已经占据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老年抚养比也随即超越了上一年年末的14.3％继续向前挺进，我国不仅拥有最多数目的老年人口，还进一步演变为老龄化进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统计，1987年至2000年期间，老年抚养比由8.3％上升至9.9％，2000年至2013年期间，老年抚养比由9.9％上升至13.1％，比起前十三年上升的1.7％，后十三年上升的3.2％呈翻倍趋势，伴随老龄化与老年人口抚养比正相关的程度越来越深，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各界的养老压力也在逐年递增，保险公司发挥自身优势及时有效的解决老龄化问题刻不容缓。

（二）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状况

长期以来，“未富先老”的现实所导致的老年人购买能力不足这一问题是制约着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关键，而受中国早年特殊国情的影响，未能及时控制生育规模以及早期各部门对养老产业的不加以重视，我国的老年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发展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还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发展前景较广阔。

（三）投资意义

受传统“养老防老”和“儒家孝道”观念的束缚，我国对养老产业重视较晚，保险资金与养老产业的契合性很强，“富人变老”将会成为我国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的最大红利，保险资金的注入不但可以助力养老产业的社会化大发展大变革，还能够为保险公司自身谋福利，响应政府政策为国民谋福祉，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时代进发。

二、关于我国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的SWOT分析

（一）自身的优势

与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涉足养老产业的世界主流国家相比，我国的养老产业目前刚刚进入状态，开发实力甚弱，规模经验尚浅，后备资金不足，需要倚靠一些雄厚的资金投入来带动它的发展，因此养老产业的准入门槛较低于其他行业，有利于保险资金对其进行投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国民不再满足于纯粹的物质需求，消费水平进一步提升，消费习惯朝着更理性的方向迈入，消费结构更加合理不再盲目过度，这些都为我国目前保险市场的中期发展助力加速，由于它本身的市场份额不胜枚举，再加上近些年经历了股市、海外和基础设施等大型投融资项目回笼了大量资金，已经具备足额的用来投资养老产业的资本。

保险资金注入养老产业与保险公司推广的长期护理保险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保险公司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养老产业完善和推广自家的险种，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对险种的创新和改进来支持自身投资，做到利益双收。

（二）存在的劣势

目前从事保险投资的工作人员数量少且很难适应保险投资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从事保险销售的人员虽然规模大、数量多，但他们的职业素养普遍较低，难以在投资型大环境下提出什么建设性的建议，种种限制性因素都制约着保险公司投资视野的开阔。

自从2004年以来，我国的保险公司开始向各个领域进行大规模撒网式的保险投资，但是其投资没有明确的主体和方向，还存在有一定的跟风性，对养老产业的投资经验尚浅也致使保险公司无法开展大规模养老产业投资局面。因此，造成“鱼不上钩”的困局也是在所难免。

在我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深入人心，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国内目前的养老基础实施落后，养老产业自身发展心有余而力不足，还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摸索才能找到适合其发展的新思路。

（三）面临的机遇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数量的逐年急剧上升，“十三五”期间，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导致家庭结构开始改变，民众的保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政府针对此现状出台了一系列的意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保险需求日益多元，这些都为保险资金注入养老产业赢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期。

开明的国家政策支持是我国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的一大重要机遇，“富人变老”也将会成为我国保险资金注入养老产业的最大红利机遇，正是由于这些人对自己晚年生活质量的要求高于普通民众，他们将成为带动养老医疗需求水平提升的主力。

同时，我国保险企业可以通过借鉴国外优秀的发展经验，快速投入资本，多种模式配合下发展养老产业，多吸取教训，少走弯路，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形成保险投资资本的高效利用。

（四）面对的挑战

受固有“养儿防老”和“儒家孝道”思想观念的羁绊，我国的大多数居民都不太能接受收容所、老年公寓、养老院等这些类型的养老安排，大多数老人还是更愿意自己的老年时光能够在含饴弄孙的快乐中度过，而大多数的中年人也希望让自己的父母长辈在老年时光有子孙陪伴，尽享天伦之乐，从而造成养老机构无从发挥自身价值的困境。

我国大部分的居民缺乏对老年大学、老年文体中心等老年服务机构的认识，且接受机构宣传的途径较窄，尤其是偏远的农村老龄人口，子女在外务工无暇顾及，造成他们的视野较为局限，思想得不到深层次的开化，使得这部分老龄群体对一些新事物抵触，甚至是排斥。

我国缺乏大量的针对老年群体的专业护理人员，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失能化比率的逐年加重，尤其对于患有老年痴呆或存在其他认知能力障碍的老年人来说，能够得到专业的护理人员看护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由于我国从事保险投资的专业人才凤毛麟角，才致使保险公司对养老产业这一块资本投入的长久疏忽。

受到我国早年部分较低素质保险营销人员的影响，保险在我国依旧还是一个不太好的代名词，投保人对保险人缺乏一定的理解与信任，为保险公司资金投资带来了困难。

三、发展策略和建议

为了实现保险投资资金的合理有效分配，同时为社会养老现状献出一份绵薄之力，应该做到以下几方面工作。

保险公司应当制定企业专业部门严格的准入机制，提高就业准入门槛，加强公司内部职业技能素养培训，努力做到岗前岗后教育紧跟时代步伐，培养出能充分适应保险时代变革的优秀保险专业人才。

保险公司急需强化对老年大学、老年医护中心、老年文体中心等老年服务设施的宣传力度，上山下乡进社区走街道，竭力开设相关宣传讲座，充分发挥互联网及多媒体的有效力量，让更多国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老有所养的必要性，努力引导“科学养老”、“健康养老”、“快乐养老”的观念深入人心。

保险公司应当积极开发一些类似于长期护理保险的险种，充分运用新理念、新渠道、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导向的保险企业发展新动力、新思路，实现保险投资资产与保险自营资产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实现二者的赢利双收。

保险公司理所应当及时、认真、公正的总结历往投资的成败，分析成功经验，总结投资失败的教训，完善相关的公司管理制度，规范公司运作，改善保险公司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努力提升国民的好感度，做成一个让国民足够信赖的好企业。

四、结束语

将保险资金注进养老产业，势必为我国保险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增添活力，为养老服务建设添砖加瓦，为人民福祉谋划一条新出路。我国保险公司应当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明确发展方向，认清发展的优势所在，同时规避和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抓住机遇，勇敢地迎接挑战，在逆境中谋发展，在困难中找出路。只有顺应时代的大潮流，借助政策的新形势，加大人才的培养和观念的引导，才能迎来保险发展的美好明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养老产业定能成为保险发展史上的新辉煌，公平、有效、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终将覆盖全社会，中华儿女的“中国梦”终将会实现！

参考文献：

［1］李昕D.我国商业保险在老年产业中的商业机会探究［J］.保险研究，2011，（5）

［2］祝向，董琳.论保险公司和养老服务业的合作与发展［J］.深圳大学学报，2011.2

［3］王俊芳.试析我国老龄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0.11

［4］生力.保险资金投资养老地产的路径研究［D］.重庆大学，2014.4.1

［5］郭旭.保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策略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3.12

篇13

关键词：商业银行；零售业务；渠道；私人银行

中图分类号： F8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4-0081-05

当前，在外有欧洲债务危机，内有宏观经济调控的背景下，国内银行业市场竞争空前激烈。“十二五”期间，国内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将面临一些较好的发展机遇，同时，还将伴随着严峻的市场挑战。国内商业银行须未雨绸缪，在渠道、客户，流程、系统、产品、风险、品牌、队伍等方面不断突破，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化“危”为“机”，促进零售银行业务科学健康发展。

一、“十二五”时期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SWOT分析

（一）我国商业银行零售业务面临的机遇

1. 宏观经济总体平稳运行给商业银行发展带来有力支撑

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驱动，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中长期看，居民消费将进一步增长，以待形成更加平衡的增长模式。短期内受欧债危机冲击，国内宏观经济增长压力较大，但仍可望保持在8%以上的增长，实现“软着陆”；预计未来几年国内宏观调控将继续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经济增长结构为目标，我国经济将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在这种背景下，预期未来几年零售银行业务收入增速将超过对公业务，且二者的增长方式不尽相同。零售银行业务的各条产品线中，储蓄和财富管理将继续成为收入贡献中最重要的角色。

2. 国家大力促进消费经济带动消费金融业务加快发展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提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促进我国经济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福利、医疗保障覆盖面的扩大，居民生活方式及消费观念的改变，预期我国将迎来消费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商业银行应尽快适应宏观经济形势发展与客户消费习惯变化，支持居民多样化消费融资需求满足，并借此优化调整自身业务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

3. 文化经济蓬勃发展

美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文化不仅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美国文化产业占整个GDP的三分之一，美国的电影业、日本的动漫业、韩国的游戏业产值都超过了各自国家钢铁业的产值。由于文化产业是绿色产业、环保产业，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越大，经济结构就越趋向合理平衡。“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将有力地推动国内文化、旅游等经济蓬勃发展。这为商业银行发展消费信贷、银行卡支付、POS布放、保险等业务带来机会。

4. 人口老龄化带来巨大“银发经济”需求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1]。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将逐渐丧失。过快的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形成了“银发经济”的巨大需求。据国家老龄办研究，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在3万亿人民币以上[2]，还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趋势。“银发”需求正催生一个潜力极大的消费市场。商业银行倒按揭业务、私人银行业务有望借机获得较快发展。

5. 新兴支付方式推动网银与移动支付服务快速发展

由中国银联联合多家商业银行开展的全国银行卡使用情况网上调查结果显示，银行卡正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互联网、手机等支付渠道；中国大陆的大众富裕和富裕客户手机银行的使用比例正在逐渐赶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水平，网上银行的使用比例已与香港和台湾相当。iResearch（艾瑞咨询）的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达393.1亿元，预计近几年网上支付与移动电子商务将继续呈现快速增长态势[3]。伴随电子商务与网络安全的进一步发展，银行卡的网上支付应有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

6.“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对零售贷款业务的支持

“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在监管当局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约束和巴塞尔协议Ⅲ对核心资本要求更加严格的形势下，银行必须进一步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实现内源性、集约型、资本节约型发展。反映在业务结构上，商业银行需要大力发展风险权重较低、资本占用较少、综合回报较高的业务，零售业务首当其冲。而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个人贷款将继续享受低于对公贷款的风险权重，也显示了监管对于零售业务的支持。此外，监管政策将对理财资金的管理、运用限制越来越严。近来监管不断加强对贷存比的监管，并从月末/季末时点数转为月日均监管，作为最有“粘性”的资金来源，储蓄存款将继续成为银行规模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

（二）我国商业银行零售业务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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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人口老龄化；公共财政；云南省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149-02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绕不开的人口再生产过程。云南省从2010年开始全面走进老龄化社会，并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同时，云南作为我国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省份，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比较薄弱；作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边疆大省，又具有很强的区域特殊性。超前到来的老龄化对云南省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复杂的影响，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难题。

一、云南省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现状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云南全省实际登记的人口中，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73%，为952.8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07%，为508.7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大约350.6万人，占总人口的7.63%。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0—14岁所占人口比重下降了5.23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所占人口比重上升了1.90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1.54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按国际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即可以视为进入老龄化。云南省2010年“六普”的这两项指标都已经远远超过该标准，已经全面走进人口老龄化社会。这既显示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同时也对银发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云南省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区域特点

（一）相比全国平均水平，老龄化较轻，相对滞后

从整体上看，云南省的老龄程度在全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全国2010年老龄人口系数最高的是重庆市比云南省高出3.9个百分点。云南省的老龄人口系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3个百分点，位居全国倒数第9位，属于相对较低水平。其次，从时点上观察，云南省的区域特殊性造成了人口结构转变的特殊性，相对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省在是2005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在2010年才开始全面老龄化，整整滞后了全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6年时间。

（二）老龄化超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

云南省处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银潮超前于城镇化、工业化到来，是我国一个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省份。云南省2010年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时，老龄化系数位居第23位，是老龄化比较严峻的省份；然而GDP只占全国总量的1.8%，省人均GDP只为全国人均水平的52.9%。在2000年，全省养老基金赤字达6.33亿元，财政支出压力较大。截至2011年末，云南省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仅仅为8张，距离政府“十二五”规划的的目标——每千名老人30张床位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农村五保对象供养床位数严重不足，集中供养率要低全国19个百分点。

（三）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民族差异

首先，云南省16个州市的老龄化程度差别很大。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有11个达到老龄化标准，有5个未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系数超过全省平均值的只有玉溪、楚雄、大理、保山、丽江、昆明等6个州市，其余的曲靖市、红河州、普洱市等个州市都低于省平均水平。最高的是玉溪市，最低的是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怒江州，极差值达到2.69%。从民族方面来看，民族之间的老龄化进程很不平衡。云南省是民族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有25个。2010年，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迪庆州、怒江州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分别达到57.20%、57.31%、61.01%、69.97%、81.66%、87.65%，都达到一半以上。然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7.72%、7.41%、7.14%、7.26%、6.24%、6.57%、6.09%，远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7.63%。

（四）对云南省打造全国养老基地带来的机遇

无论是我国，还是云南省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都在加快，老年人口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对社会福利水平的要求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也越来越高。这些因素客观上从全国范围内给云南省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市场。再加上云南省气候宜人，有多姿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活动，极其适宜老年人的居住、疗养、旅游、精神娱乐等，发展特色养老产业具有巨大的优势。

三、探索云南省积极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公共财政政策

云南省目前实施的公共财政制度并不能给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充实的资金保障，在支出和政策扶持力度上与老龄化的需求具有严重的不对称供给。只有基于区域特殊性，积极调整当前的公共财政政策，探索出能促进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公共财政体系，才能构建出一个老龄化视角下和谐的社会。

（一）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发展民生供给型财政

民生供给型财政是以民生支出为主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其目的是通过整合财政资源、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为民众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政府应该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民生支出的比重，发展民生供给型的财政。特别是要利用好云南省近年来公共财政收入一直超预算完成的良好时机，更多地把公共财政收入中超预算的增量部分投入到民生供给领域，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

（二）建立扶持“银发产业”健康发展的税收优惠体系

面对广大的老年消费市场，云南省应该抓住机遇，通过老年消费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积极引导资源流向，扶持“银发产业”发展，应作为云南省税收政策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着力点。例如，专项针对老年产业发展提供信贷服务的企业经营收入，可以免征部分或全部的营业税；那些生产经营老年专用产品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那些针对老年人开设的服务机构（文化场所、旅游公司、医院等）的经营收入，可以免征营业税。

（三） 灵活运用财税杠杆，发掘民间力量，大力发展老年慈善事业

我们应该看到，破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难题的路径可以有多种，但很难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要灵活运用公共财政政策，在财政资金、税收优惠政策两方面加大引导力度，大力发掘民间力量，扶持发展老年慈善事业的发展，并以此作为解决云南省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新突破口。老年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为减轻公共财政负担作出重大的贡献，而且老年慈善事业具备政府和民间的双重特性，具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解决公共问题的的新路径特点。

（四） 采取税收政策鼓励老年人提高自我养老能力

老年人口增强自我创收的能力，更有利于保障其生活质量。而且老年人口是一个社会的宝贵财富，具有其他年龄人口所没有的的优势。特别是在云南省，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老年人口，大都掌握着传统民族手工艺的技巧，熟知多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为此，可以建立税收优惠体系，加强政策引导，利用地方性优势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以民族聚居地为中心，发展民族工艺文化中心，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老龄人口再就业，提高自我保障能力。

（五）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把云南省打造成特色的养老天堂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我国老年消费市场越来越大，这就给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云南省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和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是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而且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这些独特条件使得云南省极其适宜老年人口的居住、疗养、旅游、精神娱乐等各种活动，发展特色养老产业具有巨大的的优势。云南省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打造好“七彩云南，养老福地”这一品牌，发展云南省所特有的“养老经济”，给区域发展带来增添新的亮点。

参考文献：

[1] Okamoto，A.，Simulating fundamental tax reforms in an aging Japan[J].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Vol.17，No.2，2005.

[2] Hoff，A.（ed.），Population Age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Societ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Ashgate Publishing，Ltd.，2011.

[3] Spies-Butcher，B.and Stebbing，A.，Population ageing and tax reform in a dual welfare state.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Vol.22，No.3，2012.

[4] 付伯颖.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公共财政政策的选择[J].地方财政研究，2008，（10）.

[5] 高淑红.人口老龄化的财政负担及对策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2011，（1）.

[6] 周清.促进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