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享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分享，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分享经济；市场失灵；平台管制；政府管制

一、 引言

虽然分享经济的概念当下已经广泛地被社会接受，但是学界和商界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却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从两个角度出发，一个在于如何消费已有的产品，另一个则讨论如何生产新的产品和服务。

本文采取庞嘉伟和陈骐对分享经济的定义：分享经济，是一种借助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技术，通过平台将用户群体中的供给、需求信息整合起来并有效匹配，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模式。

因此，分享经济的关键词包括平台、信息匹配，以及包含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内涵的信息技术，在分析其管制问题时，需要针对其特点展开进行讨论。

二、 分享经济管制问题

对企业进行管制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福利，或者说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实施管制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厂商的垄断与合谋、外部性、非对称信息、消费者议价能力不足等，从而使得消费者的权益在市场交易中不经受损失。而一些观点认为，通过市场的动态调整，一些市场失灵问题会通过声誉机制或者其他激励机制得到纠正。杨居正、张维迎和周黎安则基于网络平台交易数据，从经验上研究了管制和信誉的关系。他们发现，必要的管制为信誉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而信誉和管制存在替代关系，信誉的作用会随着管制力度的加强而削弱。事实上，无论是否支持监管，其目的都在于讨论如何避免社会剩余被商家过多地攫取，这是讨论监管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在分享经济模式下，涉及的经济结构相较于传统工业经济有其复杂之处，因此对其管制问题的讨论要考虑更多层面的内容。在分享经济框架下，主要的参与主体为消费者、商家、平台，以及作为连接纽带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并且，由于消费者往往只参与到商品的消费过程，而并不持有商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商品持有者或者供给方处于可能利益受损的弱势地位。事实上，由于商家、平台和网络服务商不仅具有信息时代企业的色彩，其依然有着传统工业经济的企业属性，因此，在对这一市场进行规范和协调上，政府监管部门无疑起到重要作用。分享经济的经济结构大致如图1所示。

1. 潜在管制对象。在讨论哪些参与者应该作为潜在管制对象时，首先应当哪些参与者会在交易活动中为一己私利从而伤害到其他参与者的权益。这可以从参与到分享经济中的主体，针对其可能涉及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议价能力等问题依次分开来讨论。

首先要考虑的是参与到分享活动的消费者。在分享经济框架下，由于涉及的商业领域非常广泛，并且大部分领域都是新兴起的，因此行业的发展并不成熟，故而消费者可能通过一些行为伤害到商家、平台甚至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由于分享经济很大程度上的目的在于匹配零散的供给和需求，因此消费者一般并不具备很强的议价能力。因此，可能由消费者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主要是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

在平台商业模式中，用户之间的评价机制构成了平台良好运行的基础。用户之间的评价，为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商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考依据。因此当提供的评价正确且有效时，则为其他潜在参与者提供了有意义的信息，从而能够促进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消费者提供正确有效的评价信息，对其他消费者而言有正的外部性。反之，当消费者拒绝评价或者不真实评价时，可能会误导其他消费者的决策，从而具有负的外部性。因此，如何激励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做出正确的评价，产生正的外部性，避免负的外部性，是分享经济管制需要考虑的一个议题。

消费者可能造成的第二个市场失灵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这涉及事前信息不对称和时候信息不对称两个方面。在产品或者服务交易发生前，消费者需要在平台建立个人的基本信息。这些信息是消费者的私人信息，当平台设计的注册机制不能保证消费者有效披露自己的有用信息，或者消费者有意隐瞒自己的部分信息时，事前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产生了。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信用水平较低的用户将自己伪装成高信用水平的用户，从而误导商家的判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事后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虚假评价、单方违约等。虚假评价即在消费产品或享受服务后，并不真实的反映自己享受服务的情况，而是夸大甚至编造自己的不良体验，有意或无意抹黑商家，造成商家的信用u级下降，从而使得利益受损。单方违约是指在买卖双方约定好交易或者服务的时间地点后，由于没有硬性规定约束，消费者有可能不按既定条件执行合约，从而对商家权益造成损害。

其次，考虑入驻平台的商家。可能由商家引发的市场失灵问题，依然是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性问题可能有两个方面内容产生，一方面是来自于评价体系建立的声誉机制，如消费者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在此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在于，分享经济的普及使得一些原本不可能成为商家的消费者，逐渐变成可以提供一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这就会对传统已有行业造成一定的负外部性。然而在考虑这种外部性时，一定要区分它究竟是“金钱外部性”还是“技术外部性”。如果新入商家仅仅是挤占了原有商家的市场，压缩了原有商家的利润空间，但是并没有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反而让消费者的福利得到了改善，那么这种外部性是“金钱外部性”，恰恰是为社会福利的改进做出了贡献。但如果新入商家还对该行业的公共资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耗，这时产生的负外部性就是“技术外部性”，是需要得到重视的。

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商家可能产生的另一个市场失灵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产品和服务质量过关与否。由于分享经济按需生产、按需服务的属性，参与分享经济的商家很难像工业时代的企业一样有着规范化、专业化的生产模式。从供给角度，由于提品服务的商家往往并不一定是专门从事这一行业的群体，只是因为兴趣在业余时间参与到这一经济模式中，所以做到规范化的水准还是有一定的壁垒。从需求角度，如前所述，由于信息技术的发达，导致消费者对各种各样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被发掘出来，而其中一部分是只有信息时代才可能出现的服务。由于分享经济涉及领域过于宽泛，用户需求分散程度非常高，质量高低的标准也很难确定，很有可能商家自己也并不能准确判断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高低与否。当卖家认为自己提供的产品服务质量较高，而进行交易后买家却不这样认为时，冲突和矛盾就会产生，这会导致双方的利益受到损失，以致社会的福利受到影响。

再次，考虑提供信息匹配服务的双边市场平台。平台在分享经济结构中，处在较为核心的地位。其既具有传统工业企业的特点，有具有信息时代赋予的新的血液，它可能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是最为复杂的。平台在分享经济结构中具有绝对的、无可撼动的议价能力，这有可能奠定平台在这一经济结构中的垄断地位。由于拥有绝对的定价能力，平台很可能将没有市场力的消费者和商家的剩余攫取为自己的利润，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用户福利受到极大的损失。

在分享经济模式中，平台最重要的作用是搜集信息、匹配信息。这就涉及到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两个层面的问题。准确、高效地搜集和匹配信息，无疑为用户提供了很强的正外部性。然而这也是是平台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实时搜集、分析、匹配用户信息，对平台的数据处理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当达不到既定的数据处理能力时，很难做到准确、有效地匹配信息，从而可能使平台使用双方蒙受（时间或者金钱上的）损失。当用户给予平台足够的信任，而平台没有能力提供有效的服务时，甚至会产生很严重的负外部性。

在信息匹配中可能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由于平台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所以可以轻易的错配信息，甚至扭曲信息。比如，在向消费者推送商家信息时，可能有意更多的推送和自己有利益相关的商家，而非更适合消费者的商家。普通消费者没有能力察觉到这种平台和商家合谋的行为，从而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也不得而知。同时，具有绝对信息劣势的用户，如何使自己的信息受到保护而不被平台泄露，也是应当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平台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健全一个良好的用户交易生态环境。分享经济中的消费者和商家都有可能对其他用户产生负的外部性，或者利用信息优势对其他用户的利益造成损害。那么，这些入驻平台的用户的行为是否应该由平台本身来规范又是进一步需要商榷的问题。如果需要对入驻的商家进行管制，管制是否到位，这包括对商家注册信息的审核是否认真，对产品服务质量要求是否严格等等。

2. 实施管制的主体。在传统经济体系中，实施监管的主体一般是政府监管部门。然而如前所述，政府监管和声誉机制之间本身是有替代关系的，因此通过声誉机制来实现厂商的自我约束也是主流的学术观点之一。在分享经济结构中，由于平台的双重属性，作为传统企业，它可能需要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而作为促使消费者和商家实现交易的中介，其又承担着对用户信息审核的职能。因此平台也可以作为另一个实施管制的主体存在。

事实上，在分享经济模式下，声誉机制仍然起着有效的作用。在良好的声誉机制下，消费者需要建立良好的声誉，以便自己对产品和服务有需求时，有更多的商家愿意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商家需要建立良好的声誉，以便有更多的消费者愿意购买自己的产品；平台有动机建立良好的声誉，以便更多的买家和卖家愿意在其中互动。而为了实现更好的声誉，消费者、商家、平台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有效地约束和规范。因此，自我管制也是实现分享经济监管的一个可能的范式。

三、 对分享经济行业管制的一般原则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其主要任务在于制定相应的规制，对平台行为进行事前约束，并严格监管规制是否执行，以保证平台不能通过议价能力和信息优势攫取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从而攫取社会剩余，同时保证平台不产生负外部性以损害入驻用户的利益。对于平台，其首要任务是通过约束交易双方的用户行为，以避免用户因不当举措，使交易对象的利益受到损失。

事实上，在对分享经济主体的管制中，尤其是对参与的消费者和商家的管制中，政府管制和分享经济企业管制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和用户有着最密切接触的主体是分享经济平台，其能几时且有效地掌握消费者和商家的动态信息。因此，平台对用户的监管成本要远低于政府。其次，平台为营造良好的用户环境，也更有动机建立促进高效交易的规制，并实施监管行为。因此，在分享经济的管制中，应首先发挥平台自身的作用。

政府和入驻平台的用户之间一般没有直接的联系，并且由于分享经济的特点，入驻平台的用户基数会相对庞大，因此政府对用户和商家一般难以实施有效的管制。一般而言，政府最优的策略在于建立一定的指导性原则，并约束平台来施这些原则，并对消费者和商家施以有效的监管策略。再通过一些可能的方式，比如随机抽查等，来检查平台是否按照政府的指导原则来实施管制。

因此，本文认为，对分享经济行业管制基本原则为，政府制定参考性规制，平台制定细则规制。在此规制上，平台对用户实施有效的监管策略，而政府只应在平台监管的基础上对其做有效的补足即可。

具体而言，政府对分享经济的管制策略主要可以遵循以下几点：

第一，原则性管制。如前所述，传统的管制模式着重于事前规制，规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以限制企业的规模、市场能力等，从而实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然而在分享经济下，供给和需求十分灵活，市场自由度相当高，这样的管制模式会很大程度上抑制创新，阻碍新技术和新行业的发展，并不适合新型的经济模式。事实上，对新经济进行规制的法律法规应当遵循更加灵活开放的原则。如果像约束传统行业一样约束平台或者商家，都会因限制太多，反而抑制行业的发展。因此，对于分享经济，尤其是在分享经济环境下新兴的一些行业，政府应本着指导为主，管制为辅的原则，完善法律法规，尽可能为市场的健康和活跃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沙盒管制。沙盒（Sandbox）一词，是计算机网络安全的专业用语。其原指将已侦测到的计算机系统中运行的有风险的程序或者插件，置入一个可以被修复的“盒子”中运行，一旦发现这些程序或者插件对计算机产生了实质性威胁，立刻停止执行这些程序，并像“抹平沙土”一样，将“盒子”恢复原状，并建议用户删除这些程序和插件。

对分享经济实施沙盒管制，在于允许分享经济企业可以在不遵循现有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在一部分用户群体中测试新型的产品和服务。在测试产品期结束后，通过测试用户的反馈来衡量产品风险，从而制定相应的管制策略。在这N情况下，企业在探索和发展新型商业模式时可以受到最少的管制障碍，而政府部门也可以在消费者利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尽可能少地阻碍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升级。

第三，动态管制。由于分享经济中，大多数产品和服务都是新兴起的，并且还在始终发展和演变中。因此，对分享经济的管制，也应当是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根据现实调整适度的管制政策，才有可能在不抑制市场有机活力的情况下，保障用户的利益。市场上的大量数据信息，为相关部门实施动态管制提供了强大的基础。监管部门可以适度要求分享经济企业按月度或者季度披露一部分运营数据，从而对该行业的发展情况做出判断，对局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信息进行分析，以指定出真正符合市场化的、符合用户切实需求的管制方案。

第四，充分发挥市场在指导用户行为时的作用。前文已经陈述，在市场经济中，声誉机制和政府管制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因此，当既有的规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或者不能及时地对市场做出反应指定出相应完善的规制时，利用市场自身的力量，同样可以达到对消费者、商家以及平台的行为作出约束的作用。

最后，依托于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很可能由于具有成本优势，或者能够激发经济活力，而对传统产业造成冲击。然而，当由观测到传统行业的利益受到损失时，作为政府部门不应当过于敏感地对相应行业实施保护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很有可能会抑制住市场活力，使得旧经济形态向新经济形态过渡的过程受到打压。此时，作为政府部门，更应当理性分析传统产业利益受损的根本原因，利用市场机制，通过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让其找出更符合自己利益的经济形态，才是让经济保持健康发展的正确态度。

参考文献：

[1] Botsman R， Rogers R.What's mine is yours[J].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2010.

[2] Friedman G.Workers without employers： shadow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gig economy[J].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2014，（2）：171-188.

[3] 庞嘉伟，陈骐.分享经济――含义及其特点[J].现代管理科学，2017，（3）：36-38.

[4] 杨居正，张维迎，周黎安.信誉与管制的互补与替代――基于网上交易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 2008，（7）：18-26.

篇2

信息社会主要的经济形态是信息经济，信息经济在现阶段中，最典型的代表形式就是分享经济。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张新红在第六届中国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上强调，分享经济是续航原有经济动能的有力武器，不能对其等闲视之，需要人们更多地探索和正视。

分享经济独有的续航能力

曾在2015年的G20峰会上指出：“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

可见，目前全球经济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动力不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张新红认为分享经济可以提升经济动能的续航能力。

他指出，过去的经济动能中，从改革红利来看，目前的状况是容易改革的都已经改革完毕了，所以可以利用分享经济通过网络化资源配置，瞄准痛点，轻松化解，倒逼效应。

从全球化红利来看，过去我国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但到了目前的后危机时代，以前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而分享经济可以分享全球的资源与市场，增加续航能力。

从人口红利来看，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之高，同时还存在就业难的问题，通过发展分享经济，可以达到赋能效应，我国的网民红利将在分享经济下得到进一步释放。

从投资拉动来看，按以前的方式增加投资，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而通过分享经济，可以通过众投、众筹来拉动精准投资，从而发挥更好的效应。

从消费拉动来看，过去国人买东西都喜欢跑去国外“血拼”、“抢购”，而通过分享经济可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使资金不外流。

从资源投入来看，过去靠大量资源投入生产，使得环境造成了恶化现象，而通过分享经济可以把人们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

十问分享经济

什么是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有很多种叫法，如共享经济、按需经济、协作经济、使用权经济、点对点经济等。在张新红看来，分享经济是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从内涵上来讲，它是连接供需、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信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新型经济形态，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理念。

分享经济与以前的经济比有什么不同？

“简单来说，分享经济可以把本来属于私人的东西供给他人使用，大家可以互相使用自己需要的东西。”张新红称，分享经济的基本特征可以通过六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从技术的角度看，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经济，有人认为分享经济的模式很早就有了，其实确切来说，现在所说的分享经济一定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从主体的角度看，不管是供应方还是需求方，分享经济都是大众参与的，而且参与的体量非常大；从客体的角度看，它是资源要素的快速流动与高效配置；从行为的角度看，它是权属关系的新变化；从效果的角度看，强调的是用户体验最佳；从文化的角度看，强调不求拥有，但求所用。

哪些东西可以被分享？

按分享对象划分，第一类是产品分享，包括汽车、设备、玩具、服装等，其中每种分享都已经出现“独角兽”企业；第二类是空间分享，包括住房、办公室、停车位、土地等；第三类是知识技能分享，包括智慧、知识、能力、经验等；第四类是劳务分享，包括家政、物流、洗衣等；第五类是资金分享，包括P2P借贷、产品众筹、股权众筹等；第六类是生产能力分享，这将是未来分享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类型，主要表现为一种协作生产方式，包括能源、工厂、信息技术设施等。

按用户需求划分，每个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最后的养老服务都可以进行分享，包括出行、住宿、吃饭、穿衣、贷款、学习、就医、旅行、生产等，人们可以通过分享享受到这些服务。

发展分享经济有什么好处？

从分享经济本身来讲，张新红认为可以总结为“三低”+“三高”。

“三低”即低成本、低门槛、低污染。低成本：过去在大规模生产物品时，对于买家的信息很难把握，但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对此进行精准分析，而且价格比以前做分析的价格低很多。低门槛：“现在参与分享经济，只需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加入，非常简单方便。”张新红解释说。低污染：要使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杜绝闲置、浪费。

“三高”即高效率、高体验、高可信。高效率：比如用户在利用滴滴出行打车时效率非常高，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又如人们有一个好的产品设计理念想要投入生产，可以通过网络寻找有意向的生产厂家。高体验：正因为“三低”以及高效率、高可信，所以给用户非常好的体验感受。高可信：目前分享经济各个模式中的信息是透明的，用户的好与坏都有其他用户进行评价，所有一举一动在互联网中都是可追溯的，这使用户间的信任变得越来越多。

从整个宏观经济角度看，分享经济可以激发创新活力、扩大有效供给、打造新增长点、助力大众创新、走向多元协同、促进灵活就业、实现低碳生存。

分享经济何以如此火爆？

首先，是用户需求有所提升。现在用户的整体需求与以前有所不同，更注重多样化。张新红举例说：“以前出租车就能解决人们的出行问题，但现在出租车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催生了滴滴出行、Uber的出现及壮大。”

第二，是有信息技术的推动。分享经济依赖的不仅仅是人们手中的智能手机，还要求有基于地理位置的地图信息，以及支付能力。目前，信息社会中网络支付的技术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快递、物流业的发展、成熟，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发展。

第三，是人们有灵活就业的追求。“90后，00后的年轻人不愿意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干在机器前站八小时这样的工作，他们更愿意灵活就业，哪里合适去哪里。”张新红指出，目前美国的灵活就业人数已达总人数的38%，中国占10%，笔者认为到2020年可以达到20%。

第四，是受资本市场的追捧，这是近年来分享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据统计，2014年、2015年分享经济领域得到的投入，比过去十几年加起来的总量还要多。

此外，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有提高收入的意愿都是分享经济越来越火爆的原因。

为什么会对分享经济有误解？

在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误解。一些人认为分享经济就是免费经济，也有人认为分享经济会对传统产业产生一种颠覆，其实，这是对产业的一种提升，是对不愿意改进的企业的颠覆，而不是整个行业。另一些人表示，分享经济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其实经过研究发现，分享经济恰恰促进了社会公平，因为它的门槛低，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新的经济活动中来。

这些误解来源于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解？张新红认为，有三方面的来源。第一是来自传统行业。因为分享经济对传统行业确实带来的冲击。例如滴滴出行、Uber给出租车行业带来了冲击；第二个来自消费者本身。消费者是分享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仍然还有很多消费者的文化理念没有转变过来，此外，一些中老年人不习惯用智能手机，对操作这些APP还存在困难；第三是来自政府部门。分享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各级政府原有的一些政策无法套用在分享经济中，一些政府部门对更改制度比较懈怠。

分享经济发展态势如何？

目前，分享经济成为热点已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后，全球分享经济快速发展，从欧美不断向亚太、非洲等地区的上百个国家扩张。截至2015年底，Airbnb已经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覆盖34000多个城市，拥有200多万个房源，超过6000万房客从中受益，市场估值255亿美元。

领先企业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创业者加入分享经济领域，平台企业不断增加，投资分享经济领域的机构数量也迅速增加。分享经济领域还会不断拓展、初始企业快速成长，竞争格局尚不稳定，政策导向已趋于明朗。

分享经济对中国有何特殊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转型发展需求迫切，分享经济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发展分享经济对中国的转型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推动作用和特殊意义。

它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双创”、“四众”的最佳试验场；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构建信息时代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先导力量；是改革、创新、转型的风向标、试金石。

分享经济的未来会怎样？

张新红表示，分享经济的内涵会持续深化，外延不断扩大；竞争会日趋激烈，少数企业将胜出；传统企业会转型，积极拥抱分享经济；监管体系将会重构，社会协同治理成新局面；将倡导开放包容，共同走向信息社会。

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分享经济的市场规模约达19560亿元，包括交易额18100亿元，融资额1400亿元；参与总人数超过5亿人次；参与提供服务的人员达5000万人，占劳动人口总数的5.5%。预计到2020年时，我国分享经济的规模将占GDP比重的10%，未来5至10年中，分享经济的年均增速将超过40%，届时还将产生5至10家“巨无霸”平台企业。

如何适应挑战？

目前，由于监管体系亟待重构，统筹协调难度加大，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原有法规体系不再适应，所以分享经济的处境较尴尬。想走出困境，需要“学习”、“参与”、“创新”。

政府部门：要积极修改已经明显不适用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以用户安全保障为底线的创新准入政策；尽快完善适应新业态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实现精准治理；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分享经济模式；改进核算和评价体系。

创新企业：要有核心能力，洁身自好，同时要与政府及其他企业加强沟通。

传统企业：拥抱分享，积极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网络化、柔性化制造模式和服务化转型。

篇3

分享经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初在欧美发达国家流行起来，并逐渐风靡世界。分享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把闲置、浪费的资源利用起来。一方面通过共享帮助别人，另一方面节约了成本，价格比较便宜。

分享经济的兴起是“互联网+”战略落实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必然趋势。分享经济体现了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盈利模式创新、消费观念创新等，符合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

2016年，“分享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本着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制定新兴产业监管规则。”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中国分享经济发展迅猛，对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引领创新、扩大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报告估算，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共有6亿人参与，比上年增加1亿人。报告预测，未来几年，中国分享经济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0%以上。未来10年，中国分享经济领域有望出现5―10家巨无霸平台型企业。

分享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在给民众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问题。以共享单车为例，违停占道、车辆损毁、押金去向不明等问题，成为饱受诟病的痛点。

在一些重点商圈或地铁站周边，共享单车有专人定时整理，摆放得相对整齐。但在许多社区里或小路上，共享单车随意停放、无人管理，占用盲道或挡住出入口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是乱停乱放，共享单车被损坏、被喷漆、被私人占有等情况也很常见。没有脚踏板的、车锁故障的、轮胎破了的、卸掉车座的……损坏方式花样百出，通常得不到及时维修。

除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共享单车平台的押金管理问题也引起了舆论关注。据悉，摩拜单车押金为每人299元，ofo的押金为99元。摩拜和ofo公布的数据显示，其用户数量均已达千万级，以此估算，两家公司押金存量都达到几十亿元。巨额押金去向如何？是否存在安全风险？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

专业人士指出，共享单车押金的最大隐患在于，单车提供者可能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或将押金挪作他用，丧失退还押金的能力。今年2月，福建莆田的卡拉单车面世10多天就有大量单车“失踪”，投资方很快撤资，导致公司运营资金紧张，用户退押金困难。即便是摩拜、ofo这样的大平台，尽管企业承诺对押金和余额分别设立了账户，专款专用，但仍有一些用户表示，遭遇了退还押金、余额困难的问题。

共享单车盈利模式尚不成熟，而法律法规在押金监管方面存在空白，随着市面上的共享单车企业越来越多，政府介入监管的迫切性越来越大。

篇4

分享经济平台作为移动互联网的产物，通过移动LBS应用、动态算法与定价、支付、双方互评体系等一系列机制的建立，使得供给与需求方通过分享经济平台进行交易，也因此迎来了更大的市场机遇。

在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分享经济模式是 Uber 和 Airbnb，前者提供出行车辆服务，后者提供旅游租房服务。在国内，分享经济的主要代表有提供出行服务的滴滴和神舟租车，提供旅游短租服务的木鸟短租等。

这一年，中国分享经济可谓是“遍地开花”，特别是在住行领域全面爆发。先说住的方面，目前中国拥有途家、小猪短租等公寓民宿预订平台，再加上Airbnb正式进入中国，公寓和民宿共享越来越得到消费者的关注与使用。在出行方面，现在大家出门叫车已经司空见惯，在滴滴和优步中国合并以后，在出行共享方面大局已定，网约车已经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摩拜单车、ofo单车又异军突起，现在北京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骑着共享单车的年轻人。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国内互联网相关的分享经济创业企业正在逐步摆脱“XXX行业的uber”这种模仿痕迹。投资人对与Uber相似的初创公司更感兴趣的局面，在2016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分享经济范围进一步扩大，已进入快速扩展期，这种经济模式一方面充分利用闲置的资源，一方面填补市场对于某些产品或服务的巨大需求的不足。从在线创意设计、营销策划到餐饮住宿、物流快递、资金借贷、交通出行、生活服务、医疗保健、知识技能、科研实验，共享经济逐步渗透到各个领域中。

其中，高价值资源共享为主流，精神资源共享需求变多。互联网“分享经济”未来主要以汽车、房屋等高价值闲置资源共享为主，能增加社会福利，满足更多的消费意愿。目前国内出行领域与住宿领域的共享已渐成规模，用户数量较其他领域的多，并且未来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过多改变。此外，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受到周末娱乐刚性的影响，人们对精神资源共享需求增多，特别是能满足日常娱乐刚性需求的兴趣爰好服务上的共享，例如摄影、游戏、陶艺等，在未来的用户普及度会更高。如约约一类的兴趣共享平台，或将凭借其在此垂直领域及早深耕，在未来的市场发展中抢得先机。

互联网“分享经济”平台竞争越发激烈，主要存在房屋服务、出行服务、家政服务、物流服务、知识技能服务、兴趣爰好服务等六大细分领域。随着用户数量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资金会被投入到共享平台的建设，导致每个细分领域里的共享平台数量激增，竞争也愈发激烈，同质化问题逐渐凸显。

与此同时，像家政、撰稿人、家教等许多自由职业者，借助分享经济平台，也获得了更稳定的工作机会。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70%的按需分享经济行业里的就业人员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满意。这些自由职业者通过平台获得了较高的收入，同时他们也不用承受上班的压力。而更多的平台也会开始费尽心思寻找最优秀的人才，这意味着很多员工待遇将会得到改善，即便是合同工，也会得到足够多的福利，比如保险计划，退休账户，通勤补贴，等等。这意味着，自由职业者和全职员工之间的界限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篇5

[关键词]分享经济；理论；国际比较

一、中西分享经济的代表性理论

分享经济思想，顾名思义，是与利益独占思想相对立的，指各利益集团共享经济利益的一种经济思想。李炳炎与威茨曼是中西分享经济理论的代表性人物。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分享经济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L・威茨曼的理论。威茨曼在其1984年所著的《分享经济》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分享经济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滞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在工资制经济中，利润全部被资本所有者拿走，工资与企业的经营情况无关，而是与某些外在的因素(如货币或者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当经济运行健康时，固定工资制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自动地把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然而，一旦经济状况不景气，随着社会总需求的萎缩，由于工资是固定的，厂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只能维持产品的既定价格并通过裁减员工来降低成本，从而保持劳动成本与劳动收益的平衡，而这种决策势必引发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失业，这反过来又加深了需求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运行，导致滞胀。为此，“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如厂商的收入或利润)相联系。”因为分享经济旨在提高薪酬的可浮动程度，与传统的薪酬相比，利润分享制下的薪酬水平要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薪酬水平能随着经济周期的循环而波动，则就业规模的扰动幅度就会缩小，经济衰退期的失业水平就会下降。首先，在分享经济中，企业的劳动成本与企业的产品价格直接挂钩，任何价格变动都能自动地反馈给劳动成本，因此，分享经济总是有较少提高价格和较多降低价格的倾向，所以，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反通货膨胀的倾向。其次，在工资制条件下，工资报酬与企业的人数无关，劳动的平均成本始终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这样，企业就会因为雇佣一单位劳动所追加的劳动成本等于追加收入而不会扩大雇员人数。但在分享制条件下，每增加一个工人，其他工人的收入就会稍微下降一点。增加的工人使劳动的边际成本下降，而且一定低于劳动的平均成本。这样，企业追加一小时劳动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总是大于追加的成本。所以，当劳动力市场上能够找到可资利用的工人时，企业就会扩大生产。因此，分享经济必然具有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偏好。

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1981)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1982)两篇论文中，与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作为新成本价格的生产资料成本价格、企业净收入概念，工资不进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工资范畴和利润范畴，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价值构成新公式：w=c+(v+m)=c+n=新成本价格+净产值。1984年南京汽车工业公司7个企业依据李炳炎提出的新成本、净产值范畴制定并试行了“净产值分成制”方案。接下来，李炳炎在论文“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4](1983)中进一步提出将净产值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部分，和“净产值分成制”的概念。用公式表示为：

W=c+n，n=n1+112+n30

式中，w表示社会主义商品价值，c表示社会主义成本，n表示净收入，nl表示国家收入，n2表示企业收入，n3表示个人收入。

在分配过程中，首先将国家收入的部分分离出来，即从旧价值构成中的剩余价值中，通过税收等方式，将国家收入的部分n。先行扣除。旧价值构成中的剩余价值m在扣除国家收入后余下的部分与旧价值构成中的可变成本v合并，构成可供企业层面分配的净收入。接下来，通过税收等方式先将国家收入扣除后，剩余净收入部分n2+n3，再在企业层面进行调整后净收入的分配。即从(n2+ng)中分别划出属于企业收入的n2部分和属于职工收入的n3部分。之后，李炳炎对1980年以来的探索作了总结，“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提出并界定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三个基本范畴：“自主联合劳动”、“需要价值”和“社本”，进一步明确了作为理论总纲的社会主义价值构成论，明确了新价值的三部分划分及其次序；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是生产资料成本价格的观点；完善了新生产价格和二次按劳分配论；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公式；应用新成本范畴和净产值范畴建立企业核算体系和新概念成本核算办法和成本控制法。总结了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形式，将“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作为典型形式。

(一)两种代表性理论的共同点

比较李炳炎的社会主义分享理论与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可以清楚看到，这两种在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内独立完成的理论创新，从主要思想到政策主张上具有许多共同之处：(1)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都是要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2)两者的研究出发点是一致的，它们都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在分配领域中探寻经济动力不足的原因。(3)两者都以改善现行的经济刺激结构，建立新的动力刺激机制、新的微观经济基础为目标。(4)两者都把现行的工资制度视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根源，认为它是一种与企业经营状况无关的制度。(5)它们提出的新方案是相同的，即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的利益矛盾，只不过所用的名称不同，一个称作“净收入分成制度”，另一个称作“利润分享制度”。(6)它们都对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因素。(7)它们都把制定新的有效的财税政策作为新制度运行的保证，都强调了政府在确定分享比率和推行新制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两种代表性理论之间的差异

中西方分享经济理论都是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从分配问题人手，希望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以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两者都存在共同点将人视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并高度重视企业中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但两者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差异。

1　两者的理论研究背景和目的不同。威茨曼的理论提出时，正值“滞胀”问题肆虐西方之时，他的理论从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滞胀”的经济顽症这一目标

出发，以寻找“滞胀”的原因为目的，侧重于分析了分享制度对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缓解作用。可以看出，推广分享经济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利润分享制度的发展上来看，利润分享计划的实施数量，与罢工事件的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见下图)，利润分享明显带着抑制工会运动，调节劳资纠纷的目的。

然而，李炳炎分享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背景。理论提出之初，目的在于破除僵化的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劳动者利益受到了损害，李炳炎的理论同时具备了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目的。李炳炎理论是把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的应然模式，试图说明企业净收入分成制是建立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的基本途径。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做大“蛋糕”，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总体说来，李炳炎理论的目的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有制形式，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让全体人民更好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2　两者的理论来源不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实践来源是利润分享思想。利润分享思想在人类早期的经济生活中就已经存在，威茨曼提出分享经济思想，是从日本的劳工制度得到启发的。日本劳工制度的特点，一是终生雇佣制，二是奖金制度，奖金与工资分开，与利润挂钩。从19世纪末起，利润分享制度开始在企业管理中应用。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政府纷纷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在理论渊源上，20世纪60年代，“民主的资本主义”者美国著名的公司和投资金融律师路易斯・凯尔索对员工持股计划的理论和建议作了论述。他的两部著作：《资本家宣言：如何通过借贷使800万工人变成资本家》和《两要素理论》，被公认为是关于利润分享思想的经典之作，对薪酬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些理论与实践背景下，威茨曼(Martin・L・Weitzman)从日本的劳工制度得到启发，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

我国分享经济观的理论渊源于《资本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成本范畴的一个直接论述。在这一段论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商品成本的经济实质，是“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这些分析表明，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由c和新价值两部分构成，新价值包括工人的工资和工人为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引发出的新的经济思维。安徽凤阳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配方案规定：生产所得的农产品除了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扣除各项社会基金(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后备基金、一般管理基金、公共福利基金等)外，剩下来的那部分产品直接归农户所有。如果由价值构成公式表示，则w-c-m=v，或w-c-n，-n2=n3。式中，w为总产品的价值，c为已耗费的生产资料的补偿价值，m为公共需要价值，v为个人需要价值，n，为国家需要价值，n2为集体需要价值，n3为个人需要价值。这一价值构成公式，是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理论核心。

农村联产承包制中的这一分配公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集体企业改革中被发展成为“除本分成制”的分配方法，它直接构成了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方法论基础。“除本分成制”的具体做法就是从企业每月的实现销售收入中，扣除职工工资以外的一切成本支出以后，剩余部分为企业的纯收入；将纯收入按上级核准的比例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企业分成额(应上缴的所得税和合作事业基金包括在内)，另一部分分为职工工资总额。工资不包括在成本中，实行工分制浮动工资，职工收入随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劳动好坏而浮动。两者的共同逻辑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个人的”，这里已含有分成制经济思想，成为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的思想来源。

3　两者的立论基础与作用原理不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这种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

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主张分享制度应通过可变的收入和稳定的就业(刚好与工资制相反)来发挥作用，通过降低单个工人收入，来保持厂商收益，从而打消厂商裁员的意愿，保持就业率。而中方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认为中国的充分就业不全是通过市场机制，劳动报酬制度难以对企业就业量起作用的特殊条件，它认为净收入分成制不能引致就业量的变化，而只能通过真正实现按劳分配调节个人劳动收入的变化来起作用。

4　两者内容的广泛程度不同。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只包含了改变工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涉及到所有制和企业控制权的问题。威茨曼就曾经表示过，分享制关键不在于谁拥有所有权，而在于工人参与利润分享。他认为分享制是重新分配企业收益，而不是重新分配企业资产。

与此不同的是，李炳炎的理论中既包含产权理论，也包含与产权安排相对应的企业治理制度。

首先，在所有制和产权方面，李炳炎的理论主张建立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李炳炎认为，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就是劳动者因拥有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支配权、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以及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进而劳动者是作为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公有制形式。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公有制形式，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所有制，即社会主义一国范围内的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全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属于整体自主联合劳动；第二个层次，是集体所有制，即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局部实现自主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者以“总体工人”的形式存在；第三个层次，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自主劳动者个人构成联合体的细胞。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在当年要求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即实现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个人所有权。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要其按照自主联合劳动三个要求改造原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只有将传统的以工资制和利润制为核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造成企业净收入分成机制才能使国家、集体、个人实现各自的所有权，充分有效地发挥各自的职能，才能真正实现自主联合劳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同时，李炳炎主张建立劳动主导型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净收入分成制和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典型公司组织形式。这些新型的企业制度将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联系，从而调动了职工增产节约的积极性。一方面为增加净产值而努力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注意节约生产资料成本，节约物耗。这是因为，这些措施要求以取得销售收入作为前提，从而促使职工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发挥积极性，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是因为，这个办法使国家、企业、个人三者所得按既定比率随净收入变动而同向异步变动，在动态上正确处理了三者利益关系；同时促进企业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

制。

5　两者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不同。威茨曼的理论在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时，对于劳动者的利益维护不够。威茨曼也承认，在经济繁荣时，固定工资制度也有其有力的一面，它自动地把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可以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此时厂商自然选择工资制。然而在经济衰退时，根据威茨曼的理论，“滞胀”被归咎为工资的刚性，似乎经济的衰退是由工人的工资太高造成的。工人的人均收入与企业的产量、就业量以及收益之间存在着反相关关系。因此，在实践中，企业总工资额、总收益、总利润都会因为就业量增加而上升，而工人的人均收入则会下降。在是否选择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时，工人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冒丢掉工作的风险坚持固定工资制度，要么是实行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保住工作但减少收入，不论怎么选择都是对工人利益的侵害。

而李炳炎认为，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所主张的净收入分成制因为其依据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工人的报酬直接与自己的劳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会在现实的分配过程中造成工人收入与企业效益呈反方向变动的情况。而且，不论在经济繁荣或者经济不够景气的时候，李炳炎教授的理论都能够起到保护劳动者利益，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

6　两者对实现公平的作用是不同的。应该看到，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是为了继续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克服滞胀而提出的一种旨在改变劳动报酬分配制度的微观经济理论，虽然它在形式上构成雇员和资本家共同分享利润，但其实质仍然是按资分配，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的收入分享。这一点国内学者姚海明教授早已做过分析：“威茨曼始终把劳动的边际价值作为确定分享比例的依据，无论是完全分享还是混合分享，工人的收入只能相当于劳动的边际价值。如果增加工资，哪怕是增加一个美元，由于新工人的不断涌入，企业产量的不断增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下来，直到恢复原来的工资水平；如果减少工人的工资，工人会离开公司，导致在业工人劳动的边际收益增加，迫使公司把工资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否则公司将无法维持它所需要的劳动者。由此可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仍然是围绕着萨伊的工资铁律展开的，他所提出的分享收入方案，只不过将原来直接按劳动的边际价值确定每个工人的工资额，改为按公司总收入的比例来分发工资。工人没有多得到一分钱，资本家也没有少拿一个子。”

而李炳炎提出的公有制净收入分成制则不同，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和按劳分配的本质要求就是企业劳动者集体决定做了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的新价值的分配，因此，实现真正的收入分享是顺理成章的。净收入分成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条件下对新创造价值的分享，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做大“蛋糕”，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

篇6

出于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P2P平台技术很有兴趣，Easterly意识到一个尚未开发的市场――针对那些不愿意把爱犬送到寄养店或日托中心的人们，他可以开发一个类似于Airbnb或者Uber的平台。

2011年，他在西雅图了一个名为Rover的软件。通过该软件平台，人们可以雇佣照顾或暂时收养自己爱宠的人，而这些人都是经过筛选的爱狗人士。时至今日，在全美5000多个城市里，Rover已经拥有大约25000名经过认证的“宠物保姆”。

无独有偶，在目睹了Airbub、Uber这样的平台将私人住宅变成旅馆，将私家车变成出租车以后，很多创业者已经开始期待发掘下一个P2P市场：一个人们可以把自己的资源、天赋甚至激情都转变成生产力的新型市场。

《分享是金：如何利用协作式消费模式节省时间、资源与金钱》（Sharing Is Good： How to Save Money， Time and Resources Through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的作者Beth Buczynski相信，越来越多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分享型经济体已经对企业主导模式感到厌烦，他们开始把目光集中在需要更费心思的选择上。

她说：“人们支持那些更以人为本的公司和产品，它们可以创造真正的价值，效率优先、拒绝浪费，并不断创新。在P2P模式里，我们剪除了中间商的环节，直接面对终端，选择商品或服务。”

她补充道：“如果我们只是需要组装一个书柜，那完全没必要为了这仅仅30来分钟的工作去买一个电钻，因为在它剩下的寿命中，不过就是放在车库的架子上积灰罢了。与此同时，既然大家可能都有同样的需求，那么我的电钻是否可以让别人也用到呢？”

P2P企业的成功有两个基本因素：社区和密度。Buczynski说：“这种建立在共同需求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将对人们的行为以及彼此信任产生极大影响。人们之间的距离越小，分享就越容易。正因如此，在像旧金山或纽约这样的城市里，分享经济才变得如此欣欣向荣。”

下一个填补空白的“Airbnb”是什么？无论是依赖某个个体为你提供经验和服务，还是制定并执行一个完美计划――总之大部分都与传统商业模式大相径庭。无论是宠物看护、租车还是招勤杂工，所有成功的P2P平台都在依靠严格筛选、大量培训以及简化供给模式。 Rover创始人Aaron Eastely和他的宠物客户

Buczynski建议道：“找到那些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为社区团体提供一个机制，然后它们自己就可以完美解决了。”

我们来考虑一下以下因素：

有供应源再开始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TaskRabbit是一个为人们寻找家政小时工的平台。营销副总裁Jamie Viggiano觉得，许多创业者认为确定（或创造）强健的需求才是P2P的第一要素，其实培养一个稳定的供应源也是同等重要的。

Viggiano说：“在你努力定位需求市场以前，应该先确定供应能否到位，并确保供求市场的均衡。”她的公司通过在Facebook和Google做广告定位公司的核心人群以及邮政编码，进而定位潜在供给者（他们称之为“任务完成人”）。

扩张规模时，他们也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在TaskRabbit考虑扩张至新城市以前，这个方法确保他们在那儿能找到足够的“任务完成人”。Viggiano说：“每次在开发新城市以前，我们就有数以百计的‘任务完成人’注册了。我们必须确认在每一个邮编覆盖的地区内，供给和需求都是均衡的。从意向客户和潜在客户那里收集邮件地址和邮政编码，的确是个再简单不过的程序。”

而总部位于旧金山的FlightCar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Kevin Petrovic却不认为这很容易。FlightCar提供的服务是让本地的车主在出国或去外地时把车租给前来旅行的人们，前提是双方在相同的机场进出港。不过这项业务在分别面向出租方和求租方的市场推广手法上却相差甚远。

自从2013年在波士顿FligtCar并成功融到2000万美元的风投资金以后，Petrovic和他的团队发现，无论是通过搜索引擎、页面广告还是第三方租赁搜索聚合器，有偿获取都是为求租方提供保护的最好途径。而为了建立足够的车源供给，FlightCar则转而通过公共关系以及媒体寻找广告机会，并利用相关项目建立口碑效应。

他说：“想要构建出P2P，你必须了解所有的宣传手法，这样才能把供求双方的市场填满。”

广泛筛选与培训

分享经济的意识形态看似包容甚广，且对社会有着积极的影响，但并非所有人提供的资源都适用于你的生意。而且，就算他们不是你的员工，也代表了你的脸面，因此培训至关重要。

Rover使用了多重评论和管理流程，包括参考建议、可选的背景调查、社交账号验证、在线培训和考试，对申请人进行关于狗狗的看护计划、看护环境的人工访问，考察申请人是否具备足够的品格以及经验来维持相应的客户服务。

一旦“宠物保姆”通过考察，Rover就开始收集他们的响应度、重复任务和照片分享的数据，以确保他们能一直按照要求执行任务。

总部位于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的Bellhops是一个搬家服务平台，通过与那些信誉良好的学生组织（比如ROTC）和运动队合作寻找合适的学生来当搬运工。

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Cameron Doody表示，在136个城市里，他们已经有了1万名签约的“学生搬运工”。

潜在候选人首先要完成一项在线申请，该申请包括文字和视频两部分。公司会对这些申请进行筛选，通过审核的申请会被发送给公司高层进行二次筛选。最后，那些一路过关斩将的胜利者会收到一封确认电邮，要求他们注册并建立自己的个人档案。这些都完成以后，他们还必须观看12个培训视频，并参加一个关于培训内容的考试。

Doody说：“他们都工作在一线，所以贯彻我们的文化、满足我们的期许就变得至关重要。一旦他们完成了前面的所有程序，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工作平台，开始接受搬运任务了。”

建立信任

想要通过一个在线平台与客户建立信任是很难的。为了减少宠物主人们对他们这个“四条腿的家庭成员”的担忧，Rover提供全天候的兽医咨询和优质的宠物保险，并且可以让宠物主人们看到“宠物保姆”与这些狗狗客人亲密互动的照片或音乐视频。

Easterly说：“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了让用户有一种非凡的体验，而且确保用户可以随时看到狗狗正享受着快乐的时光。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紧张的精神得以放松。”

好的评价和打分对获得消费者信任和开发潜在客户同样重要。当然，透明度几乎主宰了P2P世界。Rover的官方网站上甚至有一个现场直播视频服务――RoverCam。通过它，人人都能看到这家为狗狗服务的企业总部的所有工作状况。

与供给方建立信任也很关键。不可预见因素和P2P天生的远程性使得行业公认，有必要建立广泛的商业保险。

FlightCar储备了100万美元为车主们提供责任险。一旦车辆在出租期间遭到了损坏，车主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赔偿。

Petrovic说：“当别人开你的车时，你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去设想一个最坏的情况。这个时候，保险就派上用场了。”

简化支付方法

对Doody来说，没有比跟单据和现金打交道更让人头疼的事了。而且，作为一个小公司，Bellhops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减少运营过程中的成本支出以及困难。Doody坚信：简便的支付程序对任何一个分享型经济体的成功都至关重要。

Doody说：“必须自动化，你要尽可能地简化一切程序。现在，科技可以消解很多单据和现金带来的苦恼。如果我们是像以前那样收取现金，之后应该怎么处理，又怎么把现金返还给公司呢？”

Bellhops的整个支付程序都是无纸自动化的。客户预约时要支付一笔小小的押金;工人到达时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打卡”计时，完成时再次“打卡”结束。

搬运工作一结束，客户马上就会收到一条短信或者含有链接的电子邮件。通过这个链接，客户可以确认工人报告的服务时间是否正确，分配小费，以及对服务进行快速评价。确认之后，如果产生的实际费用超过了用户的最初押金额，多余的费用就会自动从用户的卡里划走，而工人的工资也会同时生成。Doody说：“完成所有这些收尾工作只需要10秒钟。”

Rover使用的同样是一种简便的在线平台支付模式，不过他们的费用是固定的，而且没有小费。而“宠物保姆”们可以通过PayPal、信用卡或者支票得到工资。

关注品牌建设

本质上来说，一个成功的P2P服务肯定会为它的用户配备内置的社区用以沟通交流。聪明的创业者会利用这种功能更多吸引眼球的内容，为自己的品牌打下坚实基础。

Besomebody让人们在平台上分享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创始人Kash Shaikh把总部设立在了奥斯汀。他说：“每当人们使用#besomebody#话题标签时，我们的品牌就得到一次建设，而这种建设每天在全世界要出现上千次。这些出来的内容可以建设并传播这个品牌。”在从E.W.Scripps公司获得了100万美元的种子基金以后，Shaikh于2014年6月设立了Besomebody公司。

用户可以在Besomebody上视频和照片，内容涵盖健身、摄影，还有hip-hop，者则被称为“激励者”（Passionaries）。用户可以在经过审核的话题库里搜索相关话题，和其他热衷于相同爱好的人交流信息，可以购买收费课程并从同城的激励者那里得到辅导。

篇7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数学家香农就首创了信息论；60年代，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提出了信息产业和信息化的理念；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了迎接信息社会的第三次浪潮；几乎同一时期，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斯潘思首次提出了“分享经济”的概念。

然而，为什么信息社会如此姗姗来迟，分享经济也一直悄无声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是信息经济还是分享经济，都必须建立在普及、通畅、便利、廉价、开放的网络基础之上。然而，这一切正在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

从铜到光，铺就信息高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的通信网虽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是基于铜线的电信传输网的宽带速率，一直停在每秒钟64K的铜线时代。铜资源的紧缺和铜线复用技术的落后，带来了速率的瓶颈，导致了传输成本的高昂、资源的紧缺和资费的居高不下，大大束缚了信息交换的“便”“利”。但是，随着光纤通信的勃兴，这一瓶颈已被彻底打破。

1976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在亚特兰大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光纤通信实用线路，采用波长850nm的红外光；接着于20世纪70年代末又研制成功单模光纤，从此显示了光纤大容量、长距离传输的优越性。光纤的发明是人类通信发展史上最为耀眼的里程碑，它引起了全球通信技术的一大革命。如今，实验室传输速率已可达到10Tb/s，几乎用之不尽，它的发展前景万分辉煌。

由于光纤的发现与普及，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输效率。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就是一个高速度、大容量、多媒体的信息传输网络。其速度之快，比传统网络的传输速度高1万倍；其容量之大，一条信道就能传输大约500个电视频道或50万路电话。

互联网为分享经济提供应用环境。要支撑信息经济、分享经济的发展，必须首先实现信息的“自由交互”，而这在1.0（模拟自动交换）、2.0（数字程控交换）时代那种点对点、点对面的时代，无论成本（昂贵）或是功能（封闭），都不能适应。现在，“互联网”解决了这个问题。

互联网的大众应用始于互联网黄页。相对于N对1的用户单向“浏览和下载”、1对N的用户可“参与、展示和互动”，N对N的核心理念是客户服务的“个性、精准和去中心化”，以滴滴快的类的分享经济企业为代表。基于N对N的区域信息传输，是不同机构和个人整合提供符合用户偏好的个性化聚合服务，满足以用户为中心的一体化、系列化、个性化的需求。简单来说，N对1的本质是联合，1对N的本质是互动，N对N的本质是个性化聚合，去中介化。互联网逐步走向个性、精准和智能的发展趋势，实现了一场交互方式的革命，有助于分享经济的供需双方实现快速匹配，是分享经济从理想走入现实的重要推手。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分享经济创造了应用平台。要想促进分享经济的规模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上，而移动互联网创造了这个条件。

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式增长，实现了广域范围内的随时随地连接，更重要的是移动互联网解决了用户身份认证的问题，商业化应用得以开展。当手机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通过移动互联平台，需求和被需求可以实现完全匹配。

移动互联网的信息传输保障，使用户不必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网络连接。用户能够借助移动终端，轻松将自己的个性化需求提交到移动网络平台上，实现即时的供需匹配。

网络开放成就各行各业的网络分享。分享经济的兴起，需要有足够的开放性，而开放的网络环境，造就了一个有利于应用创新的生态环境。

篇8

关键词：分享经济；农村；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6日

2015年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指出，“分享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 “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支持分享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强调“积极发展分享经济”。“分享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焦点。未来这一新型商业形态将会加速向各个行业延伸渗透，包括农业。

一、什么是分享经济

对于“分享经济”，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统一的概念，但是中外学者对其基本特征有趋同的认识。Gansky L.（2010）认为其实质是在以网络为基础的共享平台上构建的，其目的是使用而非拥有，这种商业模式的核心策略是多次“出售”同一个产品，从而产生更大的价值。杨帅（2016）将其定义为通过新兴技术平台分享住房、汽车、技能、时间，以及生产装备、生产能力等闲置资源和能力（包括利用不充分的资源），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一种绿色发展模式。

分享经济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付费分享、无偿分享、众筹分享（张孝德，2015）。付费分享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形式，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租赁双方达成协议，有偿转让闲置的有形物品的使用权或与知识技能等相关的无形服务。知名的Airbnb（空中食宿）、Uber（优步）都是典型的有偿分享。无偿分享是指供需双方以无偿的形式置换所需物品或服务。例如沙发客社交网站CourchSurfing就是一个为世界各地旅行者搭建的免费、无偿的互助旅游、交换住所的平台。众筹分享是指以互联网为平台，缺乏资金的筹款人向公众介绍自己的项目创意和计划以获取投资人的认可募集资金的模式。

二、农村发展分享经济的意义

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分享经济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发展，如何充分的盘活资金，繁荣农村经济，已经成为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部门面前一道重要的课题。

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农村交通不便里，咨询不发达，主要依赖外地商人上门收购，产需脱节、竞价能力低。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和冷链物流，搭建优质的物联网平台，可以实现全国各地的销售商和种植业户直接对话，既能节约流通的时间和成本又能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丰富产品销售的模式，有利于树立区域品牌，从而最终实现改善农民生活的目的。

现代化农业生产突出机械和智能电子设备的作用，但农机成本高并且需要相关配套的高标准产业服务和高素质技术人员。相对于农资所有权以买卖为主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分享经济”商业模式特别是“农资众筹”更能满足家庭单位种养、小型农业企业、合作社等需求，而“有偿分享”也有利于实现大型农业企业对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

城乡差异虽然逐年成缩小趋势，但是总体来说城乡经济结构的差距仍然存在并且很明显。农村没有大超市，没有丰富的餐饮娱乐，没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保障，这些都是导致“年轻人进城打工，老幼留守家中”这一普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移动互联网平台打破地域差异，分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城乡间资源分布不均的冲突，提高闲置资源在城乡间的有效供给和再利用。通过有偿分享或对等分享的模式可以将城市中赋闲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多种形式有效供给到农村，缓解当前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政府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也可以将农村闲置的耕地、果园、畜牧、房屋等资源“分享”给城市居民，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利用农村的自然风光、优质生态打造农业旅游产业，为国内外游客提供短租民宿、度假农庄，提供踏青郊游、学农体验、户外拓展、接驳运输等多个不同主题的旅游服务，打造城乡一体共享经济产业带。

三、农村发展分享经济面临的困难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为27.9%，规模达1.86亿元，相比2014年底增加了800万元。我国农民人口的绝对数量确保了农村移动互联网市场，然而目前有几点困难制约了在我国推广共享经济农村战略的步伐。

第一，由于地理偏远交通不便，农村网络覆盖率低，手机上网费用偏高，电脑和宽带设备对困难家庭仍属于奢侈消费，这些都给搭建共享经济网络平台带来了技术障碍。

第二，由于留守村民受教育程度的局限，绝大多数农村网民缺乏对移动互联网的基本认知和操作能力。他们对网购、对手机买票、约车、点餐等了解的很少，甚至有恐惧心理，更别说利用互联网实现经济创收了，造成了发展共享经济模式知识层面的障碍。

第三，传统消费模式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建立在对产品实物一定程度的感知和对实体店销售商的信任之上。而共享经济模式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主要依赖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信用评分机制，即其他用户建立在自身经验基础上对资源提供方所给予的反馈和评价。然而，“刷单”、“虚假评论”现象似乎已经成为很多电商累计信誉的手段，导致我国消费者对互联网交易平台缺乏信心，对共享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费心理障碍。

四、农村发展分享经济的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要使分享经济顺利地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当务之急，地方政府应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建立和健全农民创业信息与科技服务平台。建立免费的上网中心或利用网吧的闲置资源给农民创造更多的接触互联网的环境。搭建二手商品交易平台，在城乡间促进闲置的电脑、手机与民宿、新鲜果蔬等的分享。与通讯运营的公司合作，制定针对农村家庭的优惠移动网络价格、城乡家庭闲时上网套餐分享等创新型业务。

第二，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农村人口普及移动互联网知识，分享经济的信息价值和资源再利用的利润价值。鼓励软件开发商设计更贴近农民需求的手机应用吸引农民更多关注和使用；地方政府可以率先垂范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职能部门间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实现减能增效；推动地区间、城乡学校间闲置图书、影像、网络资源的分享，在改善留守儿童学习环境的同时提升农村获取信息和新鲜资讯的能力；通过时间和服务分享以免费的住宿、门票、交通等为交换，邀请高知背景的旅游者、志愿者、电商、企业对农民进行培训，特别是加强对农村青少年普及互联网知识、提供相关的课外指导。

第三，加强立法和监管。一方面分享经济颠覆了传统经济的运营方式，国家和政府必须建立健全完整的法律制度、监管体系、税收制度，以便有效缓解其对传统行业企业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办法条例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分享经济这一种全新“互联网+经济”模式，迫切需要出台新的管理条例，设立独立于平台外的认证机构、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建立保险理赔制度等才能增加包括农村消费者在内的全民对分享经济的信心，才能确保未来分享经济可以得到健康有序发展。

总之，利用互联网平台践行创新创业，合理促进城乡间闲置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流动，并采用各种有效的监督监管措施，将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差异，有利于城乡居民的互惠互利，有利于全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Gansky L.The Mesh：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haring.Penguin，2010.

[2]杨帅.共享经济类型、要素与影响：文献研究的视角[J].产业经济评论，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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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指个人、组织或者企业，通过社会化平台分享闲置实物资源或认知盈余，以低于专业性组织者的边际成本提供服务并获得收入的经济现象，其本质是以租代买，资源的支配权与使用权分离。

2、分享经济将社会海量、分散、闲置资源等，进行平台化、协同化的集聚、复用与供需匹配，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最大化利用的新经济业态。

3、分享经济强调的两个核心理念是“使用而不占有”（Access over Ownership）和“不使用即浪费”（Value Unused is Waste）。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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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分享经济；在线短租；发展路径

一、 引言

“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模式，也被称为“P2P”（Peer to Peer）模式，伴随着Airbnb、Lyft等公司的成功，逐渐成为当下最受关注和追捧的商业模式。这一模式尚无严格的学术定义，但是从其实际运营来看，主要是一种单个自然人之间，通过某一平台（一般是互联网平台）对自己所拥有的物品，特别是房屋、汽车等财产进行的租赁交易。

按照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经验，从国外复制成功的商业模式到中国，是一条借助互联网创业的捷径，这一点对于“分享经济”模式而言也不例外。目前，采用“分享经济”商业模式的P2P网贷、在线短租等已在中国形成一定的规模。但是，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另一条发展经验，即完全照搬国外现有模式会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同样应验于“分享经济”模式。因而，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推动“分享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将以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的在线短租业为例，探讨“分享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发展现状、问题和可能的对策建议，以得出合理的发展路径。

二、 在线短租的商业模式

短租并非一个新生事物，其实际上是一种介于旅店住宿和个人房屋租赁之间一种短期住宿服务，在大学、医院和景区周边往往都分布着大量的短租特别是日租房源。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高昂的搜寻成本，传统短租往往存在房东和房客难以找到合适的交易对象的问题，从而限制了传统短租的发展。而在线短租实际是通过互联网构建一个双边市场交易平台，将房东和房客都吸引到这一平台中，通过互联网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搜寻成本的不利影响，提高房与房客的匹配效率。而提供交易平台的企业（简称为平台企业）则从中获取一定数额的中介费用。因而，在线短租的“分享经济”特征主要体现在，房东将自己富余的住房空间，临时分享给需要住宿的房客，而平台企业则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得供求双方达成交易。从而，三方都从这一住房空间的分享中获得收益。

此外，平台企业并非简单的提供交易双方的信息，其往往还要承担一定的交易风险，一方面，平台企业要为房东和房客的财产甚至人生安全提供一定的保险和其他形式的保障；另一方面，平台企业也要承担一定的违约风险，在发生违约时能够预先补偿受损失的一方。

因而，对于平台企业而言，其价值事实上在于分担了原本有房东和房客承担的交易成本，相应的，其成本主要也就是从房东和房客处转移而来的交易成本。平台企业承担的比例越大，交易市场的双方就越愿意通过该平台进行交易，但是相应的，平台企业所承担的成本也就越高。因而，给定平台企业所收取的中介费用，房东与房客之间的交易成本越大，或者平台企业所要承担的比例越高，则平台企业利润越低，越有可能退出市场。

综上，在线短租的基本商业模式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图1所示的，一种连接房东和房客的双边市场平台模式。

三、 中国在线短租的发展现状

虽然，“P2P”模式在国内被大众所熟知，更多地是因为个人贷款平台，但是“分享经济”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在国外受到广泛关注和追捧，则主要是因为这一模式在个人租房、租车等业务领域的成功实践，特别是房屋在线短租平台Airbnb的成功。Airbnb是以提供私人住房短期租赁中介服务的美国公司，成立于2008年，目前已累计融资近10亿美元，估值近百亿美元，成为硅谷最成功的创业公司之一。

中国的在线短租业正是在对Airbnb及其美国同行的模仿中成长起来的。2011年4月，国内第一家在线短租平台――爱日租正式运营。同年，游天下、蚂蚁短租、途家网、住我那等同类在线短租平台纷纷上线，截至目前，中国在线短租业已有10多家大小不一的平台企业。根据易观国际2012年的预测，中国在线短租业的市场规模有望在2014年突破20亿元。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在线短租业的发展，本文在此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对中国在线短租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进行分析。

1. 市场结构。市场结构以一种静态的方式，反映了一个行业现有的竞争程度，主要可以通过集中度和进入壁垒进行描述。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2013年在线短租行业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较大的四家在线短租平台，游天下、蚂蚁短租、途家网和小猪短租共拥有超过40万套房源，其中，游天下规模最大，拥有超过20万套的房源；而从覆盖的城市来看，游天下和蚂蚁短租各自覆盖了多达三百多座城市，而途家网和小猪短租也各自覆盖了超过一百多座的城市。由于没有完整的市场数据，很难通过集中度的计算，对目前中国在线短租业的市场结构进行精确的判定。但是根据上述报告的数据，以及中国在线短租业短暂的发展历程来看，当前中国在线短租业暂时形成了一个较低集中度的寡占市场结构。由于中国在线短租业仍处于由初创期向成长期过渡的阶段，新企业仍会不断进入，在位者也会不断扩大规模，并产生激烈竞争，现有的市场结构应当会发生动态调整。

同时，从进入壁垒的角度看，在线短租业本身并不存在技术壁垒或资金壁垒，同时由于行业监管法规的缺失，也不存在行政壁垒。因此，中国在线短租业暂时不存在明显的进入壁垒，市场进入自由。

2. 市场行为。

（1）规模竞争策略。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通过巨额投入，或寻求战略联盟，以迅速占领市场是当前国内在线短租企业的主要竞争策。更为重要的是，在线短租业的双边市场特征也决定了网络规模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吸引更多的房源，更多的区域覆盖，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而只有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又才能吸引更多的房源，收取更高的费用。因而，规模扩张或者说规模竞争策略是这一行业自身特征的内在要求，这一点类似于具有规模经济性特征的行业。

但是规模的扩张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因而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源源不断的融资避免资金链的断裂。同时，通过各种市场合作或战略联盟，尽可能地发挥规模优势，尽快产生现金流入，也是维持资金链运转的重要手段。事实上，游天下是搜房网的旗下企业，蚂蚁短租是赶集网的旗下企业，途家网获得了光速、鼎晖、携程以及美国在线短租业HomeAway的联合投资，同时与携程达成了战略合作，而小猪短租则是58同城的合作伙伴，并且已经获得千万美元的融资。

尽管在互联网经济已经日趋成熟的中国市场上，获得资金支持已并非难事，但是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仍始终如影随形。2013年7月，作为中国市场上的先行者――爱日租悄然关闭，而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其在2012年已占据了中国在线短租29.7%的市场份额，成为当时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在线短租平台。爱日租关闭的背后，最为根本的原因应当是国外在线短租的商业模式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则可能是快速扩张所导致的资金链断裂问题。

因此，规模竞争策略对于在线短租平台的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行业属性要求企业必须通过扩大规模来获得竞争力；另一方面，规模的扩大又在不断加剧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综上，对于在线短租企业而言，规模竞争策略运用成败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市场开拓，而是在于资金链的稳定。

（2）价格竞争策略。由于在线短租大多采取的是双边市场模式，所以存在所谓的“非中性”定价策略，即需求弹性低的一方会被收取高价，而需求弹性高的一方会被收取低价。换言之，在线短租平台企业应当向对价格不敏感，能够承受高价的一方收取高价格，而对价格敏感，不能承受高价的一方收取低价格。

从现实的角度看，在线短租平台企业也确实采取了这一定价策略。目前，国内在线短租平台大多采取向房东收费的定价方式，中介费率平均在10%～12%，而针对另一边用户即租客，则收取零费用。因而，在租客这一边的市场上，从一开始便不存在价格竞争的空间。而在房东这一边的市场上，虽然多数企业都有着相近的价格，没有出现激烈的价格战，但是，作为当前业内规模最大的企业，游天下却采取了零费率的定价政策，这可能也是游天下能够成为房源最多，覆盖城市最多的在线短租平台的重要原因。或许，游天下所采取的正是当年淘宝阻击易趣时所采取的竞争策略。

因此，虽然目前中国在线短租市场上并未出现激烈的价格战，但是价格竞争仍可能成为同质化背景下中国在线短租平台的重要竞争手段。

（3）差异化竞争策略。差异化竞争是企业摆脱低成本竞争策略，获得高利润竞争优势的主要方式，对于在线短租平台而言同样如此。线短租平台的差异化策略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平台服务的差异化；二是房源的差异化；三是商业模式的差异化。

从平台服务的差异化来看，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安全保障、更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是最主要的差异化手段。目前，主要的在线短租平台企业的运营情况来看，各平台并无较大差异，相对而言，游天下的服务更为全面，特别是在帮助房东进行房屋管理方面。而从房源的差异化来看，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房源是差异化的主要成因，但是这种差异更多的体现为横向差异，以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的需求。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2013年在线短租行业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过半数的消费者选择短租的原因是旅游度假，其次则是商务出差和考试在房源类型的选择上，公寓型房源是最受欢迎的房源类型，而一线城市的独立别墅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而。旅游景区和公寓型的房源就可能成为在线短租平台的重要竞争资源。

就商业模式的差异化而言，其实际上是服务于平台服务和房源的差异化，即通过商业模式调整的方式来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和房源。途家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作为主要的在线短租平台，途家网采取了与其他在线短租平台不同的策略，即以自营的旅游度假公寓为主要房源。采取这种策略即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也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房源偏好，但同时也意味着途家网放弃了“P2P”的商业模式，转而成为一种“B2C”（Business to Consumer）的商业模式。由于缺乏公开的财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无法判断这种对在线短租业典型商业模式的调整，是否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中，发展在线短租业的合理路径。但是，现实经验往往是一种新引入的商业模式在中国的成功必然是经过本土化改造的，因而，这种商业模式的调整至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3. 市场绩效。目前尚无公开披露的在线短租平台企业的财务信息，但是由于起步晚，并且从一开始便面临着来自传统酒店业的竞争压力，整体市场规模仍然较小，主要在线短租平台企业都尚未盈利，而爱日租的关闭更是反映了这一行业暂不乐观的财务状况。另一方面，缺乏市场培育也导致房源质量仍然良莠不齐。但是，正如中国指数研究院《2013年在线短租行业报告》所指出的，与在线短租关联密切的在线旅游业的市场规模有望从2013年的2 204.6亿元扩大至2017年的4 650.1亿元，这为在线短租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而更多的市场培育和市场竞争也会使得房源质量不断提高。

四、 中国在线短租业的问题与对策

1. 主要问题。

（1）社会诚信问题。目前，制约中国在线短租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整个社会的诚实水平较低，而这一问题也是制约“分享经济”商业模式在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由于“分享经济”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陌生自然人之间的交易，交易的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的诚信水平，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则交易成本越低，交易效率越高。

虽然，交易平台可以降低交易双方的搜寻成本，但是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却很难直接通过交易平台降低，因而交易成本依然很高。降低供求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需要交易平台付出更多的成本，例如由平台对房源进行实地考察、提供各种安全保障、预先偿付违约费用等。

因而，社会诚信水平越低，交易成本就越高，其结果或者是“分享经济”难以推广，或者是交易平台为推广“分享经济”而承担更高的成本，缺乏盈利能力，和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对于在线短租业而言，由于其面临着传统酒店业的替代性竞争，诚信问题的不利影响显得更为突出，因为传统酒店业作为一种“B2C”的模式，在诚信度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爱日租的关闭，以及途家网对“分享经济”模式的背离，都与当前制度环境的不利影响有着重要关系。

（2）法律监管问题。在线短租涉及相当多的安全隐患，但是由于其是介于旅店与一般房屋租赁之间的一种住宿服务形式，如何进行监管仍缺少法律依据。此外，中国在线短租的房东并非都是房源的所有者，而是存在一定数量的“二房东”，这种转租行为也存在相当大的法律风险，并且很有可能导致在线短租平台的经营风险。

同样，法律监管问题也是整个“分享经济”模式在中国发展所遇到的共同问题，例如，个人之间的租车服务、托管服务以及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借贷服务等，都需要更为具体明确的法律规范。必要的法律监管不仅不会限制“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反而是其在中国发展壮大的重要制度基础。

2. 对策建议。解决制约在线短租乃至整个“分享经济”模式在中国发展的障碍，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制度建设，提供法律保障。不论是社会诚信问题还是法律监管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制度问题。因而，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个人信息登记和查询制度，严惩不诚信行为，以及制定更为明确具体的行业监管法规是发展“分享经济”的根本途径。

而从企业的角度看，如前文所述，在给定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企业需要权衡考虑是否为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而付出更多的成本，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影响，降低平台双边用户间的交易成本，或者选择对商业模式本身进行改良。就在线短租而言，过高的交易成本已使得部分企业对“分享经济”模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例如途家网，虽然本质上偏离了“分享经济”模式，但对于企业而言却可能是当前制度环境下的优化决策。

参考文献：

1. Hamari， J. Sj？klint， M.， & Ukkonen， A.， The Sharing Economy： Why People Participate i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SSRN Working paper， 2013.

2. Rochet， J.and J.Tirole.Platform Comp- 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3，（4）.

3. Sundararajan， A.From Zipcar to the Sha- ring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3，（3）.

4. 吴瑶.在线短租的中国基因.新财富，2014，（2）.

5. 易观国际.中国在线租房市场研究报告，2012.

6. 艾瑞咨询.2011-2012年中国在线短租行业研究报告，2013.

7. 中国指数研究院.2013年在线短租行业报告，20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71102027）；上海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项目号：13YS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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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分享型经济；社会文化；成因；意义

一、分享型经济的概念、特征及发展现状

1、概念

“分享经济”一词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其主要理念是一N“合作消费”的生活方式。分享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个体借助第三方创建的网络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经验知识，或者向企业、创新项目筹集资金。在这种模式下，个体和群体都可以同时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创造价值的能力。2011年“合作消费”模式的“共享经济”被美国《时代周刊》列入将改变世界的十大创意之一。[1]在一些文献中，“分享型经济”也被称为“共享型经济”。

2、特征

在目前发展阶段，分享型经济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特征：首先，依托互联网技术，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各种交易；其次，交易的内容是所有者暂时不用的闲置物品，短期内在不改变物品所有权的情形下将使用权有偿出让，即传统概念上的“出租”；再次，该经济模式中的交易双方多是互不熟悉的陌生人，普通社会大众是主要参与者；最后，基本的信任关系是推动分享型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3、发展现状

国际市场上，在Uber（优步），Airbnb（爱彼迎）等一批耳熟能详的新型公司的启蒙和引领下，共享经济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所涉及的业务己经涵盖了交通运输、居住、饮食、技能学习等各个细分市场，对传统领域的冲击不容小觑。国内市场上，滴滴打车在互联网潮流的推动下迅速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受到投资方高度关注。[2]“闲置就是浪费、使用但不购买”的新消费观念将逐步盛行，分享型经济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一股强大的新动能，有助于经济实现“动力转换”，服务业也将成为新形势下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分享型经济发展的社会原因

分享型经济模式的诞生离不开互联网技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等因素，这些是其产生、发展必备的条件。但在诸多影响因素的背后，文化因素即人们对待物质的态度和消费观念转变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1、商品消费象征意义相对淡化

自古以来在人类社会中，物品从来就不仅仅是物质本身，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而存在。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对“库拉”的介绍中，马林诺夫斯基批判“原始经济人”的观点，他认为库拉交易的动力源自于人类共有的心理机制，即通过赠予获得社会认同，达到自我炫耀与满足。库拉交换的臂镯、项圈以及其他物品不具备明显的实用价值，实际生活中效用很低，它们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其象征意义上。[3]马塞尔・莫斯在《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一书中回答“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这一问题时，提到来自于送礼者的“礼物之灵”（hau，毛利人的概念），接受了他人的礼物就是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魂。[4]尽管现代文明中经济模式与两位人类学家所描述的社会有很大不同，但物的象征属性和其在经济交换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存在。

波德里亚认为，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越来越依据于其自身所使用的或消费的物的等级来识别，而越来越少依据其出生、血统、种族等级和阶级成分来划定。消费者的行为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即他们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迈进，或者在同一个社会阶层中进行比较。消费在物理意义上消解客体的同时，也在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塑造主体，并因此找到了使个体整合到社会系统中去的媒介。消费是生活的“辩证法”，它使某种东西（如商品）消失，同时又使其它东西（如自我与社会认同）产生。[5]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总量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很多人在满足实际需要的基础上拥有相对更多的财富积累。并且在社会化生产背景下，各企业之间为了利润最大化进行激烈竞争，鲜有价格适宜但独具特色的工业产品，消费品大同小异。综合以上两种因素，社会中一定量的商品成为闲置资源，对拥有者不再具备吸引力，物品的符号象征意义相对淡化，很少有某种物品成为主人彰显阶层地位的宠儿，人与物之间的心理距离也由此拉大。面对这些暂时不用、相互间感情淡漠的“物质”，分享获利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2、趋同消费提升平等意识

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无限延伸，内在固有的矛盾性随其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逐渐显现，消费特征亦是如此。现代消费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兼具大众性和等级性。大众性是消费文化的本性，主要包含愉悦性、世俗性、柔软性和平等性四大特征。具体体现在：审美、消闲的功能突出，大众乐于接受；不同于精英文化的超脱，贴近真实社会，释放个人鲜活特性；形式多样，宽容、浪漫，易于模仿；赋予生活方式一种平等而活跃的气质，使之具有民主的色彩。等级性则体现在高层次消费之中。

大众文化是一种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丧失了对等级消费文化的反抗精神。[6]限于自身占据的经济与社会资本，大众倾向于符合条件的消费行为，而非一味模仿高阶层的生活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比重较高，该部分群体消费特色具有趋同性，物质消费水平高度同质，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因此在整体社会内，有着相当比例的大众在内心能够相互接纳，与对方分享自己的物品，发展友谊，而不觉得有失身份。这一共同心理为当地社会孕育出“分享型经济”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消费的趋同性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别人用过的东西满足自己短暂的需求，却没有因之产生身份、尊严上的心理负担。

在我国近四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社会消费现象与上述西方消费现象具有诸多趋同性特征，为分享型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国内分享型经济的参与主体是青年人，他们愿意将属于自己的物品与其他人共同享用，注重体验式消费，通过网络平台获得一些大件物品的短期使用权，或在一些用工网络平台上以短期工的身份为其他企业或个人工作。人们对消费、工作的态度逐渐改变同样是分享型经济在我国得以发展的重要成因。

三、分享型经济发展的意义

1、循环消费改善生态环境

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物质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而在这一过程中，过度索取资源、大量废弃物质的产生等带来的副作用对生存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危害。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以及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无疑是该现象产生的罪魁祸首，但我们也应看到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大众对此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人类物质财富占有总量呈现几何级增长，极大地刺激人们物质占有欲；与此同时，对物质的疯狂追求又推动生产进一步发展，以对物质的占有作为标榜自身身份地位的做法愈演愈烈。长此以往，个人占有消费品不断增多，物品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实际上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资源浪费。

分享型经济预示着一个追求节约、低碳、实现物质与精神均衡的新生活方式与新生产方式的革命正在兴起，这是生态文明时代破解能源环境危机、物质与精神消费失衡危机的新经济模式。[7]通过分享，促使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消费环节产生新的变革，社会大众所拥有的大量闲置物品得以发挥作用，满足了一定量的市场需求，从而降低生产规模，实现高效、低成本的资源利用。该新型经济模式的出现不仅有助个人生活水平提升，也实现了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改善都市社会人际关系

分享型经济是存在于陌生人之间需要相互信任的商业模式。闲置物品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在交易前并不熟识，相互之间缺少基本的了解。但依托网络平台和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双方的信用评级、物品如实描述程度等关键信息是能够面向公众及时更新的，公开的信息表明双方诚信度高低，决定了交易能否顺利进行。除了专业分享平台制定的交易规则，“公示”的做法更加有利于保障双方的正当利益，网络监督使任何参与者都不得不考虑违反诚信的后果。外在具有强制力的监督机制，内心愿意与他人共享自己的私人物品，渴望认识更多朋友的美好愿望，可以预见在两者共同作用下诚信交易将成为分享经济的主流特征。分享经济增强了大众群体的沟通交流频率，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新型交往模式，对都市人文环境建设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王喜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共享经济[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1.12-15.

[2]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共享：稀缺时代的一条出路[N].解放日报，2015-12-14T02.

[3] [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 [法]马塞尔・莫斯著，汲品译.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 肖显静.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学解读[J].人文杂志，2004.01.170-175.

[6] 郭景萍.现代消费文化的“二律背反”析论[J].学习与实践，2012.11.115-121.

[7] 张孝德，牟维勇.分享济：一场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12.6-15.

篇12

日前，国内提供专车服务的企业有滴滴专车、一号专车、易到用车、Uber等等，有关“专车”是否为“黑车”也引发舆论热评，最终交通部表态：“‘专车’服务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化需求具有积极作用。各类‘专车’软件公司应当遵循运输市场规则，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让使用‘专车’服务的乘客更加安心，放心出行”，这意味着国内专车服务叫停社会化运营，其构成中很大部分是租赁体系内的车辆，排除了有“违法”风险的私家车。那么，争论的新一番焦点就集中于“法律”和“经济”，那么到底是选择保守稳定出租车市场，维护消费者消费权益还是打开共享经济社会化运营大门，加强管制，最大化利用社会闲置资源重新整合再分配，关键看时势。

二、分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存在足够量的有待提升使用价值的资源———社会闲置资源

所谓社会闲置资源是指暂时没有使用起来的对象，如空余时间、空闲资产、名称、边角余料、废物垃圾等。此类事物都处于闲置状态，对人们没有产生效用，其使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被闲置的原因在于社会闲置资源的价值没有被认知，其利用价值达不到商业化要求，人们习惯忽视闲置资源而非另寻门道重新整合分配利用。分享经济对社会第三、四产业的主要行业有一定冲击，尤以对服务业冲击最大，目前分享经济风入国内后，首先异军突起的是“滴滴专车”“易到用车”等专车服务提供商，其次是“途家”“小猪短租”等提供短租房、日租房住宿服务的在线交易平台，还有在城市间“人人快递”“跑腿帮”利用个人空余时间提供同城快递的服务平台。分享经济理念的深刻性，在于它深深触及了财产权、财富制度这一核心问题，在分享经济里，人们支付购买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仅仅是一次性的使用价值，用更加低廉的价格满足个人需求，虽然此种模式无法涉及全部商品，但却能对社会闲置资源重新整合再分配。目前，全球已有100万人通过Airbnb将自己的房子分享出去，这些房东遍布190个国家近3.4万个城市，有超过2000万人成为住客，2014年的夏天，通过Airbnb订房的人数，单晚最高超过了40万人。TaskRabbit利用“点对点”的劳动力雇佣模式曾在美国失业群体增长的市场环境中运转优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达成交易关系，利用空余时间做活动打杂跑腿等工作，甚至企业也开始雇佣跑腿工来完成重复性高专业性低的简单工作以降低人力成本。只有当社会上存在一定量的社会闲置资源时，资源的所有权拥有者赞成并支持P2P模式时，分享经济的大门才算是真正叩响了。

（二）交易支付第三方平台———信用体系

《经济学人》曾评论在15年前,分享经济的发展过程有点像网络购物，起初，人们对网络购物的安全性存在质疑，但当人们成功在Amazon上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后，他们就觉得网络购物的安全性是可以信赖的。马云曾说：“我高兴的是571亿，几亿笔交易背后意味着信任。然而一开始淘宝网面临的质疑也是铺天盖地的，辛苦难以言表。Airbnb一开始花了2年多时间重点培养种子房东和市场，尤其是短租市场，并设立淘汰机制过滤优质房东和房客，这一淘汰机制基于信用体系。所以，在网络购物领域，陌生人之间相互交易，需要的是一整套有效可控机制包括支付、评价、客服、沟通等。“每次预定的信息———预约、支付、房东与客人之间的沟通，以及评价———都在Airbnb的平台上，公司能够完整追踪每一单交易”。在中国国内，作为Airbnb的模仿者“爱日租”却忽视了种子用户的培养、信用体系的建立以及法律风险的规避等等最终导致失败。国外在线交易系统已经成熟，直接与信用卡挂钩，最终找到真实用户，但是国内消费者的信任感普遍偏低，所以在移植过程中，第三方需要做到对房东和房客双方的保障。为此，小猪短租设立《房客体验保障计划》以及《个人房东财产保障暂行方案》规定赔偿方案，以保障房东和房客的利益。

（三）有交易需求和支付经济能力的交易双方———人

分享经济的实践者BenitaMatofska女士曾评论道：“人是分享经济的核心，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可以是个人、社团、企业、组织、联盟等任何一个可以深入高效参与分享的组织形态。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向这个分享系统贡献，并从中获益。在这个系统中，人权受到尊重并被保护。人不仅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也是创造者、协作者、生产者、合作生产者、分配者和再分配者。在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中，企业主、雇员和消费者都得到充分重视，他们的想法和观点受到尊重并被融入到具体的企业运营过程中去。”分享经济不将所有权纳入考量范围内，只是专注对社会闲置资源进行再利用，释放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潜力，使得社会闲置资源的所有权拥有者与社会闲置资源的利用者实现“双赢”。即在有交易需求，需要相关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时，需求方从闲置资源供应方处“租赁”以满足个人需求，实现P2P的交易，避开所有权的争夺，只谈使用价值。只有当市场上存在有交易需求的供应方和有支付经济能力的需求方时，分享经济的供求双方才会一拍即合，所以交易过程中“以人为本”的观念需要渗透到分享经济的各个环节：“第一，提供有使用价值“物有所值”的东西；第二，交易过程尽量简化；第三，必须有趣。”

（四）强大的信息技术做背后支撑———社会化媒体

分享经济的实践者BenitaMatofska女士曾评论道：“在分享经济中，信息和知识是开放的、可分享的、易获取的。而良好的、开放的交流沟通方式是知识和信息流动的关键，是分享经济系统高效、可持续运转的核心，技术和社会网络促进沟通和知识分享”。一开始，Airbnb在历时2年培养种子用户的过程中，发现每个能提供房源的房东都有着自己的社区关系和社交关系，而在出租房子时也会更多依托口碑传播在亲戚好友圈中扩散开来，房东倾向于将房子租给自己熟知的人而非陌生人。但由于强大的信息技术作背后支撑将本地化分享经济推向社会化分享经济，由超一线大城市为试水先驱逐渐向一二三线城市开枝散叶，使其拥有共同竞争的机会，分享经济也对提升城镇化水平造成一定影响。当然，并非所有分享经济都具有跨区域大规模整合的复制性，诸如人人快递、跑腿帮、友友租车等分享经济业务对时间限制要求高的业务可以与社区经济业务结合，依赖社区媒体，深耕社区用户。“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了诸如云计算这样的技术一个重新解读从‘分享’到‘分享经济’的机会”。云技术把同类资源汇聚一地，用户按需索取相应资源并为之付费，用完后资源归档重复利用，不断获取经济收益，实现良性循环，给“分享经济”以有力支点。国外与分享经济对接的社会化媒体有Facebook账号，LinkedIn账号、谷歌账号、学校edu账号及身份证账号验证等，其背后是一整套的信用体系，国内与分享经济对接的社会化媒体有新浪微博、微信、腾讯微博等，但其背后的制约力度还是无法媲美直接绑定信用体系，仍需突破改进。

三、分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一）健全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分享经济的实践者BenitaMatofska女士曾评论道：“在分享经济中，法律的制定机制是民主的、公开的、公平参与的。规则、政策、法律和标准通过民主的系统制定。这个民主的系统最大程度上鼓励各个阶层的参与者参与民主政治。法律和行政政策支持并鼓励居民间、企业间的分享行为，如汽车分享、P2P借贷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源分享。法律、政策、社会结构、基础设施形成一个以保险、信任、社会评分、声誉资产为基础的庞大体系”。而在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下，民主系统决策分享经济保障基础还有待考量，法律和监管落后于业务发展，如何争取官方力量的政策法规倾斜成为必经之道。罗杰斯的“创新扩散传播的S形曲线”是指创新扩散的传播过程呈现“S”形曲线，开头人数少，扩散过程很慢，但当人数增加到居民的10%~25%时会突然增快呈曲线上升。分享经济着实是互联网思维下借力“分享”创新的新模式，虽然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却注定是曲折的。日前北京按照《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用于租赁的车辆应当由汽车租赁经营者所有，且经过车辆备案才可提供专车服务，“私家车”只有通过车辆备案才算洗清“黑车”之名。在中国作为新事物的分享经济，要迈向“S”形发展曲线，仍需突破重重，一旦突破，就能实现更长尾的供给。

（二）养成“分享”消费习惯

艾瑞咨询认为：“完全的分享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展成熟的经济社会体系之上的经济形态，有两点要求：一是处于分享经济中的人必须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道德素养或经过良好的‘分享’习惯的培养；二是人类通过信息系统已经建立了可靠、可追溯的数据闭环，并借助跨行业的数据互通，构建了强大的信用体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基于有效数据而实现基于理性的相互信任。”德国汉诺威信息与通讯技术博览会负责人弗兰克•玻尔施曼说：“当分享成为一种新的生活、生产和消费方式时，‘使用’将代替‘占有’，‘消费者’将变成‘使用者’或‘分享者’。”在巴黎伦敦两地举办的LeWeb大会的联合创始人企业家卢瓦克•勒•默尔曾说：“我喜欢将他们成为数字嬉皮。拥有一辆车并不算酷，借来一辆车才算时髦。”在千禧一代的价值观中‘占有’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准则，互联网思维中的‘分享’则逐渐崭露头角，并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社区邻里关系、追求节约型和谐社会的巨大市场中，分享经济有着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挖掘真实市场需求

分享经济的发展初期，以“租赁”服务为特点的方式方法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动摇了酒店、汽车以及出租车服务等传统行业的经济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分享经济这种P2P的新模式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传统行业，尚不明晰。分享经济现在面临的威胁来自四面八方，传统行业的联合抗议封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渐行渐远，税务机关对初创企业收入部分的虎视眈眈，分享经济现处于势单力薄的境况。“有求有应”的最佳收场并非那么容易，对这类服务的真实市场估计也存在争议。Airbnb的一位租房房东表示来到她家里的租客主要是国际旅行者，他们希望获得一种真正的、而非观光客的经历。他们希望知道在旧金山生活是何种感觉，喜欢坐着巴士观光，他们最希望的是住宿比传统酒店便宜。Priceonomics的一项研究表示，在美国大多数主要城市里，Airbnb的公寓价格平均要比酒店便宜21%，庞大的吸引力会让越来越多的房主开始乐意在线出租自己的房子，这意味着租客们需要在海量的租房信息中筛选自己心仪的房子，当Airbnb培养了种子用户和种子房东后，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口碑营销也成为可持续性挖掘真实市场需求的一种方法。但对其他利用同样原理照搬照抄的跟风企业来讲，比如经营园艺工具和自行车出租业务是否具有能力简化繁复的交易过程成为用户选择分享经济的首要因素，因为传统租赁业务已经将最简便的方式提供给用户，“分享经济的优势要如何体现”这一问题成为挖掘真实市场需求的拦路虎。

（四）注重“分享”文化的多样性

篇13

早期，分享经济以协同消费或合作式消费为人所知，最早出现于1978年的《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上，而其背后的经济理念在于人们需要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产品木身，即使用所有权，而不占有所有权，这种经济模式被称为协同消费，并列为未来影响世界的十大理念之一。

13enita Matofska女士对分享经济做出了如卜定义，分享经济，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即Y2Y模式，也称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它包括不同人或组织之间对生产资料、产品、分销渠道、处于交易或消费过程中的商品和服务的分享。这个系统有多种形态，一般需要使用信息技术赋予个人、法人、非营利性组织以冗余物品或服务分享、分配和再使用的信息。一个通常的前提是，当物品的信息被分享了，这个物品对个人或组织的商业价值将会提升。

随着国际市场上房屋共享服务Airbnb估值超过10亿美金、汽车共享服务Zipcar等提供租赁服务的公司在纳斯达克陆续上市，分享经济即协同消费为众人所知，得到业界和学术界各方的关注.并且协同消费的风潮也由国际市场吹入了国内市场，滋生了不少借鉴国外经验而兼有中国市场特色的提供各类租赁服务的企业。口前，国内提供专车服务的企业有滴滴专车、一号专车、易到用车、Uber等等，有关专车是否为黑车也引发舆论热评，最终交通部表态:专车服务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化需求具有积极作用。各类专车软件公司应当遵循运输市场规则，禁i1=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让使用专车服务的乘客更加安心，放心出行，这意味着国内专车服务uy停社会化运营，其构成中很大部分是租赁体系内的车辆，排除了有违法风险的私家车。那么，争论的新一番焦点就集中于法律和经济，那么到底是选择保守稳定出租车市场，维护消费者消费权益还是打开共享经济社会化运营大门，加强管制，最大化利用社会闲置资源重新整合再分配，关键看时势。

二、分享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存在足够量的有待提升使用价值的资源社会闲置资源

所谓社会闲置资源是指暂时没有使用起来的对象，如空余时间、空闲资产、名称、边角余料、废物垃圾等。此类事物都处于闲置状态，对人们没有产生效用，其使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被闲置的原因在于社会闲置资源的价值没有被认知，其利用价值达不到商业化要求，人们习惯忽视闲置资源而非另寻门道重新整合分配利用。

分享经济对社会第三、四产业的主要行业有一定冲击，尤以对服务业冲击最大，目前分享经济风入国内后，首先异军突起的是滴滴专车，易到用车，等专车服务提供商，其次是途家小猪短租等提供短租房、口租房住宿服务的在线交易平台，还有在城市间人人快递跑腿帮利用个人空余时间提供同城快递的服务平台。分享经济理念的深刻性，在于它深深触及了财产权、财富制度这一核心问题.在分享经济里，人们支付购买的不再是商品木身，而仅仅是一次性的使用价值，用更加低廉的价格满足个人需求，虽然此种模式无法涉及全部商品，但却能对社会闲置资源重新整合再分配。目前，全球己有100万人通过Airbnb将自己的房子分享出去，这些房东遍布190个国家近3.4万个城市，有超过2000万人成为住客,2014年的夏天，通过Airbnb订房的人数，单晚最高超过了40万人。Task Rabbit利用点对点，的劳动力雇佣模式曾在美国失业群体增长的市场环境中运转优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达成交易关系，利用空余时间做活动打杂跑腿等工作，甚至企业也开始雇佣跑腿工来完成重复性高专业性低的简单工作以降低人力成木。

只有当社会上存在一定量的社会闲置资源时，资源的所有权拥有者赞成并支持Y2Y模式时，分享经济的大门才算是真正叩响了。

(二)交易支付第三方平台信用体系

《经济学人》曾评论在1:i年前，分享经济的发展过程有点像网络购物，起初，人们对网络购物的安全性存在质疑，但当人们成功在Amazon上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后，他们就觉得网络购物的安全性是可以信赖的。马云曾说:我高兴的是:i71亿，几亿笔交易背后意味着信任。然而一开始淘宝网面临的质疑也是铺天盖地的，辛苦难以言表。

Airbnb一开始花了2年多时间重点培养种子房东和市场，尤其是短租市场，并设立淘汰机制过滤优质房东和房客，这一淘汰机制基于信用体系。所以，在网络购物领域，陌生人之间相互交易，需要的是一整套有效可控机制包括支付、评价、客服、沟通等。每次预定的信息预约、支付、房东与客人之间的沟通，以及评价都在Airbnb的平台上.公司能够完整追踪每一单交易。在中国国内，作为Airbnb的模仿者爱口租，却忽视了种子用户的培养、信用体系的建立以及法律风险的规避等等最终导致失败。

国外在线交易系统己经成熟，直接与信用卡挂钩，最终找到真实用户，但是国内消费者的信任感普遍偏低，所以在移植过程中，第三方需要做到对房东和房客双方的保障。为此，小猪短租设立《房客体验保障计划》以及《个人房东财产保障暂行方案》规定赔偿方案，以保障房东和房客的利益。

(三)有交易需求和支付经济能力的交易双方人

分享经济的实践者13enita Matofska女士曾评论道:人是分享经济的核心，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可以是个人、社团、企业、组织、联盟等任何一个可以深入高效参与分享的组织形态。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向这个分享系统贡献，并从中获益。在这个系统中，人权受到尊重并被保护。人不仅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也是创造者、协作者、生产者、合作生产者、分配者和再分配者。在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中，企业主、雇员和消费者都得到充分重视，他们的想法和观点受到尊重并被融入到具体的企业运营过程中去。

分享经济不将所有权纳入考量范围内，只是专注对社会闲置资源进行再利用，释放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潜力，使得社会闲置资源的所有权拥有者与社会闲置资源的利用者实现双赢。即在有交易需求，需要相关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时，需求方从闲置资源供应方处租赁以满足个人需求，实现Y2Y的交易，避开所有权的争夺，只谈使用价值。

只有当市场上存在有交易需求的供应方和有支付经济能力的需求方时，分享经济的供求双方才会一拍即合，所以交易过程中以人为木，的观念需要渗透到分享经济的各个环节:第一，提供有使用价值物有所值的东西;第二，交易过程尽量简化;第三，必须有趣。

(四)强大的信息技术做背后支撑社会化媒体

分享经济的实践者13enita Matofska女士曾评论道:在分享经济中，信息和知识是开放的、可分享的、易获取的。而良好的、开放的交流沟通方式是知识和信息流动的关键，是分享经济系统高效、可持续运转的核心，技术和社会网络促进沟通和知识分享。

一开始Airbnb在历时2年培养种子用户的过程中，发现每个能提供房源的房东都有着自己的社区关系和社交关系，而在出租房子时也会更多依托ii碑传播在亲戚好友圈中扩散开来，房东倾向于将房子租给自己熟知的人而非陌生人。但由于强大的信息技术作背后支撑将木地化分享经济推向社会化分享经济，由超一线大城市为试水先驱逐渐向一二三线城市开枝散叶，使其拥有共同竞争的机会，分享经济也对提升城镇化水平造成一定影响。当然，并非所有分享经济都具有跨区域大规模整合的复制性，诸如人人快递、跑腿帮、友友租车等分享经济业务对时间限制要求高的业务可以与社区经济业务结合，依赖社区媒体，深耕社区用户。

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了诸如云计算这样的技术一个重新解读从分享到分享经济的机会。云技术把同类资源汇聚一地，用户按需索取相应资源并为之付费，用完后资源归档重复利用，不断获取经济收益，实现良性循环，给分享经济以有力支点。

国外与分享经济对接的社会化媒体有Facebook账号，LinkedIn账号、谷歌账号、学校edu账号及身份证账号验证等，其背后是一整套的信用体系，国内与分享经济对接的社会化媒体有新浪微博、微信、腾讯微博等，但其背后的制约力度还是无法媲美直接绑定信用体系，仍需突破改进。

三、分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一)健全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分享经济的实践者13enita Matofska女士曾评论道:在分享经济中，法律的制定机制是民主的、公开的、公平参与的。规则、政策、法律和标准通过民主的系统制定。这个民主的系统最大程度上鼓励各个阶层的参与者参与民主政治。法律和行政政策支持并鼓励居民间、企业间的分享行为，如汽车分享、Y2Y借贷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源分享。法律、政策、社会结构、基础设施形成一个以保险、信任、社会评分、声誉资产为基础的庞大体系。而在中国社会经济背景卜，民主系统决策分享经济保障基础还有待考量，法律和监管落后于业务发展，如何争取官方力量的政策法规倾斜成为必经之道。

罗杰斯的创新扩散传播的S形曲线，是指创新扩散的传播过程呈现，，形曲线，开头人数少，扩散过程很慢，但当人数增加到居民的10%}25%时会突然增快呈曲线上升。分享经济着实是互联网思维卜借力分享创新的新模式，虽然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却注定是曲折的。口前北京按照《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用于租赁的车辆应当由汽车租赁经营者所有，且经过车辆备案才可提供专车服务，私家车只有通过车辆备案才算洗清黑车之名。在中国作为新事物的分享经济，要迈向S形发展曲线，仍需突破重重，一旦突破，就能实现更长尾的供给。

(二)养成分享消费习惯

艾瑞齐询认为:完全的分享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展成熟的经济社会体系之上的经济形态，有两点要求:一是处于分享经济中的人必须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道德素养或经过良好的分享习惯的培养;二是人类通过信息系统己经建立了可靠、可追溯的数据闭环，并借助跨行业的数据互通，构建了强大的信用体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基于有效数据而实现基于理性的相互信任。

德国汉诺威信息与通讯技术博览会负责人弗兰克玻尔施曼说:当分享成为一种新的生活、生产和消费方式时，使用将代替占有，消费者将变成使用者或分享者。在巴黎伦敦两地举办的LeWeb大会的联合创始人企业家卢瓦克勒默尔曾说:我喜欢将他们成为数字嬉皮。拥有一辆车并不算酷，借来一辆车才算时髦。在千禧一代的价值观中占有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准则，互联网思维中的分享则逐渐崭露头角，并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社区邻里关系、追求节约型和谐社会的巨大市场中，分享经济有着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挖掘真实市场需求

分享经济的发展初期，以租赁服务为特点的方式方法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动摇了酒店、汽车以及出租车服务等传统行业的经济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分享经济这种Y2Y的新模式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传统行业，尚不明晰。分享经济现在面临的威胁来自四面八方，传统行业的联合抗议封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渐行渐远，税务机关对初创企业收入部分的虎视耽耽，分享经济现处于势单力薄的境况。

有求有应，的最佳收场并非那么容易，对这类服务的真实市场估计也存在争议o Airbnb的一位租房房东表示来到她家里的租客主要是国际旅行者，他们希望获得一种真正的、而非观光客的经历。他们希望知道在旧金山生活是何种感觉，喜欢坐着巴士观光.他们最希望的是住宿比传统酒店便宜。Yriceonomics的一项研究表示，在美国大多数主要城市里，Airbnb的公寓价格平均要比酒店便宜21%，庞大的吸引力会让越来越多的房主开始乐意在线出租自己的房子，这意味着租客们需要在海量的租房信息中筛选自己心仪的房子，当Airbnb培养了种子用户和种子房东后，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口碑营销也成为可持续性挖掘真实市场需求的一种方法。但对其他利用同样原理照搬照抄的跟风企业来讲，比如经营园艺工具和自行车出租业务是否具有能力简化繁复的交易过程成为用户选择分享经济的首要因素，因为传统租赁业务己经将最简便的方式提供给用户，分享经济的优势要如何体现这一问题成为挖掘真实市场需求的拦路虎。

(四)注重分享文化的多样性

分享经济模式的多元化，源自于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不同，社会经济领域的分享消费趋势就有所区别。交通孕育私家车分享、旅游孕育住宿地分享、城市功能分区孕育停车位分享，DIY文化孕育家庭工具分享，绿色出行孕育自行车分享，健康环保孕育木地种植分享，量力消费孕育服饰品分享，美食文化孕育食物分享。

篇14

一、分享经济发展状况

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分享经济”的核心是以闲置资源换取经济收益，也称“共享经济”。

互联网的不断进步为“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分享经济”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从共享单车到房屋短租，从外卖叫餐到打车拼车，“分享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的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市场规模实现翻番。在中国，2015年，参与“分享经济”的总人数为1亿；而2016年参与“分享经济”的总人数达到6亿，也就是说几乎每两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参与了“分享经济”。

二、金融创新推动分享经济发展

（一）宏观经济金融调控与分享经济稳定发展

1、分享经济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分享经济将对释放增长潜能、改变需求结构带来巨大影响，不仅能快速提升总供给能力，而且能提高资本利用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分享经济能够助力供给侧改革，刺激市场需求扩大，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分享经济早已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交通出行领域、共享金融领域、房屋领域都出现了大量代表性平台。预计未来五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分享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

2、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和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中国在经济转型和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期间，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再平衡”的过程，货币政策调控对于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货币政策需加速转型以应对再平衡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调控方式将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一是创设和运用调控工具。中国人民银行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补充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创设并运用了包括抵押补充贷款（PSL）、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在内的一系列流动性管理工具。中国人民银行从2016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二是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7年货币政策定调“稳健中性”，同时强调防控金融风险。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人民银行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调节好货币政策闸门，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既要防止顺周期紧缩，也要防止货币供应过于宽松而产生的加杠杆效应和放大资产泡沫。根据调控需要，灵活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有效发挥利率走廊的作用。适时适度运用利率工具预调微调，发挥好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弹性。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用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继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二）科技金融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1、科技金融优化资源配置

分享经济低成本、低门槛、低污染，高效率、高体验、高可信的优势，对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信息时代国家新优势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分享经济的实质，是通过大数据让所有资源得到全面的优势匹配，使得资源能够发挥最大优化作用，达到绿色和节约的目的。分享经济正在对制造业进行着改变。分享经济催生的众包、众筹等新模式，则让人才作为一种资源得到充分使用。众筹和众包，让原来的精英团队裂变为许多新主体，人尽其用，也就赋予了按照需求导向进行市场开发的更多可能性。

2、互联网金融推动分享经济快速发展

一是互联网的不断进步为“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分享经济加速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新产品、新业务和新模式也正成为地区均衡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截至2016年末，互联网金融全年行业成交额接近19544亿元。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国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达到了2448家，网贷行业总体贷款余额达到8162.24亿元，同比上升了100.99%。

二是金融业的互联网化程度逐步加深。金融产业的互联网化成为必然趋势，包括产品的互联网化、风险管理模式的互联网化、服务模式的互联网化。第一，互联网经济对于传统经济的渗透逐步增强，互联网生态本身存在大量的尚未开发的金融需求，覆盖保险、基金、证券、银行等诸多传统金融领域，这对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要求在迅速提升。第二，金融科技引领互联网金融新发展，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在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金融资产交易蓬勃发展。科技增强金融产品生命周期。通过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全面嵌入到众多消费场景中，让金融产品产生更长的生命周期。第三，互联网企业全面进入消费金融领域也是互联网化程度加深的重要表现。互联网企业将对现有的消费金融体系产生正向的刺激作用。包括对于用户的教育和使用行为习惯的培养、在产品和服务模式上的创新等等。第四，伴随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于线下经济的渗透，未来所有的数据都将是可数据化、可被记录的，数据资产将成为重要风险控制资源。互联网在金融领域中的快速渗透也带来了新的技?g形式和风险管理模式。

（三）金融机构转型和分享经济发展

1、银行业加快创新步伐

一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银行业根据社会融资结构的新变化，实行综合性经营、多功能服务、集约化发展；牢牢把握客户需求，大力发展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创新型业务，注重金融服务的便捷化、场景化和自主化，向“轻型”银行转型。

二是银行业抓住国家战略部署带来的市场契机，加快优化组织体系、业务布局和信贷结构。第一，形成专营的体制。商业银行在总行和分支机构设立科技专营支行，有的银行设立了科技金融事业部。第二，渠道的共享。银行融入分享经济的理念，尤其把渠道整合作为重要的商业模式，包括政府、科技园区，创投、券商、保险，以及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第三，积极对接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在内的“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持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实行投贷联动模式；加强企业兼并重组；注重通过智能化水平和产品质量提升、节能环保改造升级等促进过剩产能行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创新和转型

一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为信托业安排和调整业务布局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信托业将努力探索新的转型方式，根据新的市场机会配置资金，深入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主动管理能力，改善信托资产管理方式；不断延展信托产品的投资范围，给投资人更丰富的产品选择。

二是中国是世界上潜在的最大租赁市场已成为国内外业内人士共识，融资租赁行业未来仍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复合增速。未来，中国将面临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新兴行业和装备制造业正迅速发展，传统产业正待升级，这势必会加大对高端设备的需求；同时，民生工程如保障房建设、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开展，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设备投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这些都为中国融资租赁业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金融租赁行业将主要在体制机制、业务模式、盈利模式、管理模式等方面持续创新，纵向深耕特定行业，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融资的多样性、多元化，提升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水平，加大租赁资产流转，提高盈利能力。

三是消费金融公司围绕服务居民消费升级谋发展，坚守功能定位，坚持特色经营，夯实专业化能力基础，依托“小、快、灵”等独特优势，持续发挥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的积极作用。

四是保险业谋划战略发展定位和稳定发展。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黄金战略机遇期，要始终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正确把握保险业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做实“保险业姓保”，全面深化保险改革，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深入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积极推进保险业双向开放。继续抓住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脱贫攻坚战略两大主线，推动保险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互联网保险业务飞速发展的同时，其运营模式也逐渐向着多样化发展。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特点，通过借助公司网站、网上商城、离线平台以及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等多种形式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

（四）普惠金融促进分享经济深入发展

1、建立普惠金融体系

普惠金融体系要求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为让每个人获得金融服务机会，就要在金融体系进行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低端客户甚至是贫困人口提供机会，也就是主要运用小额信贷或微型金融为贫困、低收入人口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2、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一是企业规模与效率的关系，表现为比较经济优势、规模经济、协调经济三个阶段。在比较优势经济和规模经济阶段，边际收益总是处于随产量递增的上升时期。在协调经济阶段，依靠专业化分工、建立在协作基础上的小微企业所对应的产量规模也是有效率的。事实上，无论是通过协调经济还是专业化?济，其实质都是使企业获得规模效益。企业不一定要扩大生产规模，即使是微型企业，通过利用专业化协作优势，专注于某一产品或产品某一生产环节，只要实现了“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同样能够赢得竞争优势。

二是小微企业是中国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是中国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但仍然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方面，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的银行机构，倾向于对资产雄厚、报表规范和能够提供有效的抵押和担保的大中型企业贷款。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周期长，降低了投资人热情；当前市场上的金融产品体系大多过于强调财务报表与抵质押物，而这正是小微企业的弱项。

三是建立相关金融机构和扶持小微企业成长。第一，降低规模。商业银行参与到微型金融行业中来，建立专门的小额贷款部门，向无法充分获得贷款的客户提供服务。第二，升级模式。将半正规的机构（多数是已向低收入家庭发放贷款的非政府组织）转化为正规金融机构，正规的小额信贷机构有利于增加服务的深度和广度。第三，新设模式。设立小额信贷机构。新设模式对金融机构的类型没有限制，但要求新成立的机构能够面对弱势的微小经济体稳定地提供可持续的服务。

四是研究创设对微小经济的金融技术。世界各国的小额信贷千差万别，但最具影响力的有以下四种：第一，小组联保，适用于农村地区，以孟加拉乡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为代表。该模式以小组为单位发放无抵押、短期的微贷款，小组成员共同选择项目，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第二，个人信用贷款。适用于城市和部分农村，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代表。该模式强调信贷员对借款人经营状况和家庭情况的现场调查，通过独特的信息搜集技术、现金流测评技术、贷款决策技术和严格的贷款责任制度，实现快速高效地发放无抵押信用贷款。第三，打分卡技术，适用发达地区，以美国富国银行为代表。该模式是基于良好的社会征信体系和社会信用记录设计出的适用于微小企业、个人贷款的信用评分模型，申贷业务通过网络运作，多数微贷款决策由计算机自动作出，少数由信贷员参照电脑判断后复核决定。第四，民间借贷。主要包括民间借款、民间集资、地下钱庄、合会等形式，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香港和南非受到法律保护。

五是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推动一批代表优势产业的中小企业及早上市。适当降低小微企业上市和发行债券的门槛，简化审批程序。继续扩大中小企业债、集合票据等的发行规模，探索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小微企业扶持债等创新产品。

3、普惠金融体系服务“三农”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原材料和必需品，为工业发展和城镇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在经济转型和发展分享经济进程中，金融业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

一是完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世界各国政府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例如，美国的多元复合型模式。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是由政府农业信贷机构、合作系统农业金融和私营农业信贷机构组成。德国的国家适度控制银行中介的模式。德国通过设立农业信贷机构来扶持农业，有官方机构也有半官方和私人金融机构。法国的国家控制式合作金融型模式。法国办理农业信贷的金融机构有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法国土地银行等。日本的政府扶持下的合作金融型模式。日本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业制度金融（农业政策性金融）、农协系统金融和民间农业金融三大类机构组成。

从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和农村发展的趋势来看，农村金融格局应是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共存，构建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第一，鼓励国家控股的大型银行和各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方式开办农村金融业务，增加服务网点，不断延伸农村金融供应链。深化大中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深化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强化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职能定位；鼓励国家开发银行推动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储银行等大中型银行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提供期限更长、利率更低的资金。第二，支持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民营银行。继续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改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网点布局上，要继续强化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以农村金融服务力量薄弱的贫困边远地区为重点开展业务，同时积极化解金融风险。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继续合理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完善定向降准政策和再贴现业务管理，运用和管理好支农再贷款，提供更优惠的支农再贷款利率，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放。对投放较多涉农贷款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提供税收减免政策，加大财政补贴，降低运营成本。建立财政风险担保与损失补偿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分散和补偿自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