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市场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非遗文化市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翡翠文化对提升珠宝品牌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珠宝首饰交易市场已进入品牌竞争时代，但由于中国的珠宝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企业过于注重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忽略的长期的发展，加之我国还没有对翡翠的价值进行分级，导致翡翠质量和翡翠价格失信于消费者，而通过品牌的建立有助于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假期信誉的桥梁。在交易市场中常见的翡翠品牌有：东方金钰、七彩云南、灵云翠轩、君雅翡翠、玉翠山庄、翡翠物语、福圣真玉等珠宝翡翠品牌。对蕴含了浓厚的传统翡翠文化的翡翠不仅具有质量价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翡翠文化价值。提升文化价值，树立翡翠的品牌意识是翡翠交易市场的一个关键，翡翠品牌的建立与翡翠品牌本身的附加值，不仅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而且提升了翡翠的文化价值。所以，在翡翠经营中，要树立翡翠品牌，首先必须宣扬翡翠文化，以文化立市，满足消费者注重精神方面感受到要求。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翡翠交易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加大对翡翠品牌的培育力度和宣传力度，更需要打造中国名牌产品，打造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有鲜明民族文化标志的品牌，这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的回归！也是对一个数百亿规模，对中国经济有巨大贡献的交易市场的真正保护、规范和引导。中国博大精深的翡翠文化为珠宝的设计、加工提供了无穷的素材和力量，使珠宝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的双重内涵。挖掘翡翠文化内涵石文化元素，能够有效提高珠宝产品的附加价值，提升珠宝品牌的影响力，促进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珠宝产品在国内以及国际交易市场的销售，带动珠宝产业的高速、可持续化发展。推行个性翡翠设计，拓宽翡翠的设计方式。如今，倡导文化消费成为珠宝行业发展的主要理念，翡翠文化与珠宝产品的融合提高了珠宝产品的文化含量，促进了人们消费意识的提升，在挖掘产品文化底蕴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产品的文化内涵。

（二）翡翠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最近交易市场来看，翡翠行情波动性很大，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因为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东南亚的经济腾飞，翡翠价格上涨千倍不止。从翡翠自身特点来看，它与字画和古迹相比，更易保存，与古家具相比，它更易浓缩和转移资产，而且翡翠的储量非常有限，特别是上档次的翡翠就更加稀少了，高档翡翠的价值基本上不受交易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与其他收藏品相比，它价格更加稳定且升值明显。翡翠饰品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人们常常购买翡翠表达感情，翡翠自古就有活力、健康、富贵、长寿的寓意，翡翠更象征夫妻之间感情的坚贞不渝，越来越多的人将翡翠作为礼品，以此来表达良好的祝福。据资料统计，仅2012年一年，我国内地中档翡翠价格就上涨了30%至50%，高档翡翠更是翻了一番。中高档翡翠价格涨势之所以如此迅猛，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是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使得翡翠只能越来越贵。其次，现在国内交易市场对其需求很大，缅甸矿区的资源却已渐渐枯竭，包括香港等地中高档的收藏级翡翠都开始往内地回流以应对内地交易市场的局面。再次，翡翠人工合成从技术上还远远不过关，合成品和天然优质翡翠相差甚远，因此无替代品可言。

（三）翡翠文化对翡翠营销交易市场的影响

现代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越来越重视产品服务中体现的情感、感觉等文化心理因素。这种突出的消费者消费的个体性、情感性、感觉个性正是契合了文化的精神层面，它为文化营销提供了广阔的心理基础。对翡翠而言也不例外。翡翠文化对翡翠营销的影响体现在对以往的翡翠文化成果的运用整合，现在交易市场上大多数翡翠吉祥寓意的造型搭配，都是对以往翡翠的继续运用，同时，又体现了在营销过程中不断创新的过程，如卡地亚在法国巴黎推出的纯东方首饰系列“龙之吻”是对翡翠文化的创新。翡翠经营者运用翡翠文化资源，通过对翡翠文化理念的设计创造可以提升翡翠的附加值，在满足和创造消费者对真善美的文化需求中，实现翡翠销售的扩大，对不同的产品，赋予不同的文化内涵，满足不同消费者的精神需求。

（四）翡翠文化对不同地区人们的影响

翡翠的颜色以绿色为主，佩戴在东方人黄色皮肤上，形成了一组对比色，如果再配以黄色贵金属的镶嵌，就可以达到美学上的完美。翡翠是一种比钻石更适合黄色皮肤的东方人佩戴。其次，翡翠由于具有中国传统的器以载道的功能，其制品的形制、纹饰等都反映了中国人最美好的祝愿，是中国祈福文化的具体体现，也正因如此，翡翠制品适合于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其职业身份，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理想饰品与收藏品。由于西方宝石文化与东方翡翠文化的差异，所以在中国珠宝交易市场上翡翠占据着半壁江山。翡翠质地温润，符合中国自古的儒、释、道的理论，虽不能完全的中庸，但一定不要锋芒毕露，也可以说含蓄的美是我们这个东方古老民族的传统与美德，古人云“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因此代表蕴涵、内敛之东方传统文化的翡翠，更适合中国人佩戴。在中国，受传统文化和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的影响，不同地区的人们对翡翠有着不同的喜好，如下表。

二、翡翠文化对翡翠交易市场的分析

翡翠从出现到兴盛也不过几百年的历史，翡翠文化是翡翠交易市场兴盛的原因，国人喜爱翡翠是受历史文化的影响，这是翡翠有交易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用翡翠文化来宣传翡翠，赋予翡翠不同的寓意。“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是翡翠文化的精髓，也是翡翠文化的精髓。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人们的消费观念、审美水准、生活情趣都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翡翠商家应该认识到赋予每一件珠宝产品一种意义、一种情感是必要的。对翡翠精品做到有文化意义外还应该有创意，件件配有玉文化名片，使每件作品都渗透出文化气息。把翡翠玉文化的内涵和每一件产品本身完美结合，增加翡翠作品的附加值。对翡翠精品做到有文化意义外还应该有创意，件件配有玉文化名片，使每件作品都渗透出文化气息。

（一）翡翠玉石的消费心理分析

近年来，翡翠饰品和玉文化越来越深入百姓家，人们对翡翠的佩戴热爱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状态，翡翠价格连年上涨，尤其是高档玻璃种翡翠的价格更是涨势惊人，这也是人们相信“人养玉，玉养人”、对翡翠情有独钟的表现。相信随着翡翠文化的深入人心，和经济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翡翠，从而翡翠交易市场潜力巨大人们购买翡翠的原因很多，但是从消费心理上说一般包括：美化装饰心理、象征寓意心理、纪念心理、投资心理、时尚心理、感情寄托心理、社会礼仪心理、身份心理和实用心理等九个方面[5]。在珠宝首饰中，翡翠玉石所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与一般的宝石有所不同。由于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更多的是体现在象征寓意心理和感情寄托心理等精神性的感受层面，佩戴时除了人体暴露之外，主要还是佩戴在身体非暴露部位，如人们把翡翠玉挂件佩戴在胸前并不露出来。通过人们对翡翠的消费心理分析，可知人们对翡翠有“翡翠文化”方面的心理诉求，翡翠文化影响着人们对翡翠交易市场上的销售心理。

（二）东西方宝石文化差异分析

东方宝石文化与西方玉石文化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而这也是导致珠宝交易市场中翡翠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翡翠质地温润，颇为符合中国自古的儒、释、道的理论，虽不能完全的中庸，但一定不要锋芒毕露，也可以说含蓄的美是我们这个东方古老民族的传统与美德，所以才有了“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之说。而以钻石为代表的宝石有着令人炫目的张扬之美，它非常符合西方直白、夸张的性格，对于中国人，这种耀眼的璀璨更适合年轻人的审美，而不是所有人。因此代表蕴涵、内敛之东方传统文化的翡翠，更适合中国人佩戴。

（三）翡翠文化中的赌石文化对翡翠交易市场的影响

翡翠原石的买卖是珠宝界最神秘的一种交易。因而买卖风险很大，也很“刺激”，故称“赌”。赌赢了利润很大，所以这种买卖从古到今历久不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赌石文化”也迅速发展。许多地区出现了“赌石大会”、“赌石文化节”等。但是，赌石毕竟带有一种赌博的色彩，并且要求翡翠消费者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不管怎么说翡翠赌石对翡翠交易市场影响较小。翡翠赌石文化是翡翠文化的特有的，通过社会的宣传，正确引导翡翠交易市场合理地利用赌石文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发展翡翠交易市场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通过对翡翠文化和交易市场的学习，笔者认为珠宝玉石产业要与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理念相结合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把翡翠交易市场交易向翡翠文化方面引导，把翡翠文化思想运用到商业模式中，利用先进的交易市场推广理念，能够在交易市场中增加翡翠的附加价值。加强对翡翠玉文化的研究，结合古代翡翠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特征，把从传统的只是重质量转变为多维化的重质量、重文化、重宣传的生产经营模式。

篇2

            一、我国车险费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意义

    车险费率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商业保险主要险别的价格向市场回归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第一，改变了车险费率的形成机制，第一次使市场成为决定费率的主导力量。作为财 产保险重要组成部分的机动车辆保险(本文主要探讨车辆损失险)在性质上属于典型的商 业保险，其费率理应由市场决定。在这次我国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主管部门将 费率形成的决定权交给对自己所承保的业务自负盈亏的保险企业，由后者根据赔付率、 费用率、合理利润预期、市场供求关系和各种风险因素等市场情况自主确定。市场第一 次成为决定我国车险费率的主导力量。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的，也是与车险 保险费率市场化的世界潮流相吻合的。

    第二，大幅度地降低了车险费率的总体水平，在车辆保险过程中真正体现了公平的原 则。随着机动车辆安全性能的增强，道路、信号系统和其他交通设施状况的改善，交通 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和平均严重程度大大降低，保险赔付率大幅度 下降，车险费率在客观上有了较大的下降空间。同时，由于经营车险业务的企业同业竞 争的加剧，车险费率也有向下变动的客观要求。通过费率的市场化改革，车险费率的决 定主体由政府转换为保险企业，费率水平大幅度地降低，从而减轻了广大保户的保费负 担，真正体现了车辆保险过程中对被保险人一方的公平。

    第三，细化了车险费率的形成要素及其权重，使车险费率的构成趋于合理。这次车险 费率制度的改革，不仅将车辆损失险的费率与第三者责任险的费率区别开来，从客观情 况出发有升有降，而且还纠正了原来以“从车”为主的片面性做法，贯彻了“从车”、 “从人”、“从用”、“从地”相结合，加大“从人”权重的原则。一些保险公司在私 人自用车辆基本险费率表和私家车基本险费率表中，直接载明固定驾车人或主驾车人年 龄、驾龄、性别或职业、客户信用等级与安全等级的优惠比率或系数，或上调的比率或 系数(表中提供了改革初期华安广州分公司私家车费率的优惠系数，从中可以看出“从 人”因素等在费率构成中的作用)。另一些保险公司虽未在车辆基本险费率表中直接规 定这样的比率或系数，但载明了驾驶人员不同期限有无违章纪录、车辆不同期限有无赔 款纪录的优惠比率或系数，或上调的比率或系数。在车辆保险事故主要由人为因素所导 致的现实条件下，加大“从人”的权重的原则，体现了各类因素风险程度与其费率水平 的一致性，必然使车险费率的结构更为合理。

    第四，降低了车险业务的盈利空间，迫使保险企业强化经营管理。机动车辆保险是商 业性的保险。保险企业经营车辆保险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这个利润应该是净保费收入与 净赔款和费用支出之和的差额(只是由于保险企业在不同年份的赔付率波动较大，保险 企业的年利润应看作若干年份净保费收入与净赔款和费用支出的差额的平均数)。显然 ，在总保险金额、净赔款和费用支出一定的假设前提下，费率越高，保险企业的利润就 越多。在保险费率长期维持在远远高于合理水平的条件下，保险企业只要扩大承保规模 ，就可以将其盈利水平维持在社会平均利润的水平上，甚至远远超过社会平均利润。这 就必然导致保险企业更加倾向于向规模要效益，而不是向管理要效益。这是我国车险市 场粗放经营的内在根源。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车险费率总体水平的大幅度下降 ，降低了保险企业经营车险业务的盈利空间，迫使它们强化经营管理，从主要倾向于扩 大业务规模向规模与管理并举，更加突出管理的方向转变。这对提高我国内资保险企业 的管理水平，增强正当竞争能力，积极应对来自外资保险企业的更加激烈的挑战，无疑 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有利于规范保险企业的竞争手段，净化车险市场。由于车险的现实费率水平远 远高于合理费率水平，保险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必然主要集中在对车险份额的争夺上。 同时，也正是由于车险的现实费率水平远远高于合理费率水平，保险企业即使为展业付 出高额费用也会有利甚至是暴利可图，它们才敢于向人或经纪人支付高额佣金，向 被保险人一方的经办人(如果被保险人为企业、机关、团体，则为实际管理车辆的负责 人)支付高额回扣，致使我国的车险市场成为表面有序而实际上高度无序，甚至是滋生 严重腐败的场所。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车险费率总体水平的大幅度下降，缩小 了保险企业支付高额佣金或回扣的空间，从长远看，必将对规范保险企业的竞争手段， 净化车险市场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二、我国车险费率制度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我国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但应当引起高度注意的是，在我国 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中还存在诸多的，甚至是相当复杂和严重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各保险企业之间在费率上恶性竞争，费率降低幅度过大，易造成保险企业的亏 损或偿付能力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在这次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初期，除营业性用车辆 外，其余车辆的保险费率均有大幅度的下调。自2003年1月1日起车险费率制度市场化改 革全面启动之后，各家保险公司就将车险费率整体下调了10-15%，有的保险公司费率的 最高降幅甚至超过30%。车险费率改革前，我国各保险企业车险的赔付率一般在55-60% ，各保险企业大约有10%左右的利润空间。这样高的降价幅度，必然会导致保险企业车 险业务的严重亏损。这一点已经为我国目前多家保险公司车险业务的经营现状所证实。 例如，截至2003年10月底，上海财险公司车险赔付率达69.9%，已超过保险公司的收支 平衡点，车险业务已出现全行业亏损。由于经营管理方式和水平的原因，与改革前相比 ，我国的车险的降价空间是比较大的。然而，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 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保险企业的经营费用水平不能迅速降低到相应的水平时，由车 险费率一次性降低幅度过大所导致的保费收入相对甚至绝对的大幅度减少，很可能会导 致保险企业的服务能力和偿付能力严重不足，使它们应该提供的无偿尤其是应该 承担的赔款大打折扣，从而最终损害被保险人一方的利益。

    第二，缺少必要的具有参考性和一定约束力的基准性费率，使得各保险企业在费率的 厘定上偏差过大，导致费率的频繁变动。根据保险费的不同用途，可将保险费率分成两 个不同的部分，即纯费率和附加费率。按照纯费率收取的保险费(即纯保费)主要用于弥 补保险企业的赔款或给付支出，按照附加费率收取的保险费(即附加保费)主要用于弥补 保险企业的经营费用支出(包括税金)和实现保险企业的合理利润。显然，纯费率的厘定 离不开保险企业历年来积累的承保金额、净保费收入、赔款或给付的保险金的大量数据 。由于我国多数保险企业开办的时间较短，缺少足够年限和数量的相关数据，纯费率的 厘定缺少必要的基础和依据。这就决定了这次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中保险企业在厘定保 险费率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为了巩固或扩大市场份额，保险企业实际执行的车险费率 远远低于合理费率，由此造成赔付率的大幅度提高乃至出现严重的亏损。赔付率的大幅 度提高乃至亏损的出现，又必然促使保险企业不断地调整费率，从而导致费率的频繁变 动。例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自2003年年底上调高风险车辆车损险费率，2004 年“五一”期间上调第三者责任险费率，6月10日又一次上调包括私家车在内的部分车 辆的车损险费率，上调幅度高达20%至30%。费率的频繁的和大幅度变动无疑会对客户的 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不利于车险业务的稳定发展。

    第三，片面强调对批量投保的优惠，很可能抑制居民个人或家庭的投保热情。一些保 险企业在费率表中明确不同批量投保的优惠比率或系数，没有这样明确规定的在实际业 务中也要提供类似的优惠。尤其是对批量较大的单位用车，各保险企业在实际上通过回 扣或折扣等方式提供优惠的比率往往高得令人吃惊。这种现象以前就一直存在，车险费 率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使这一现象发生显著的改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市居 民个人或家庭的汽车拥有量也将迅速增加，并将逐渐赶上甚至会超过单位汽车的拥有量 ，居民个人或家庭将成为保险企业最主要的潜在车险客户群。对批量投保的优惠所反映 出来的对单车投保的歧视，很可能会抑制居民个人或家庭的投保热情。在费率厘定过程 中对批量投保的过度优惠和承保过程中实行的高比例的折扣，也提升了机构人的收 入心理预期，是掌握大量车险业务来源的机构人索要高比例佣金的重要原因。

    第四，缺少对佣金行为的必要而有效的监管与控制，费率制度改革过程中伴随着 过度的洗牌效应。保险监管不仅是控制保险企业的经营风险，保护被保险人一方合理利 益的途径，而且也是维持保险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维护保险人正当权益的重要手段。 在这次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费率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保险企业要控制经营 风险，实现合理利润，对车险人支付的佣金的水平也应随之降低。然而实际情况并 非如此。有的保险企业把这次车险费率改革看作是重新瓜分市场份额的至关重要的历史 性机遇。为了抢占他人的市场份额，它们不仅不降低向人支付的佣金的水平，而是 主动满足人索取更多佣金的要求。按照保监会的规定，保险人能够得到的佣金 返还不超过所收取保费的8%。然而，实际上很多保险企业都突破了这个界限，有些公司 甚至还大大超过这个比例。在人实际上已经掌握或控制了车险业务的主要来源的情 况下，实际佣金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车险业务在不同保险企业之间的流动方向。因此，这 些保险企业的行为必然导致费率改革过程中车险市场重新洗牌效应的加剧，不仅直接损 害其他保险企业的正当权益，以及可能因自身赔付能力的不足而最终损害广大保户的利 益，而且还会进一步损害车险市场的竞争秩序。

    第五，费率制度改革过程与保险企业经营理念与方式的变革相脱节，保险企业在一定 程度上受制于人而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由于我国车险的费率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 上，相当数量的保险企业已经习惯于支付高额佣金，通过人进行间接展业的经营方 式。车险费率的改革减轻了被保险人一方的保费负担，有利于激发被保险人一方的投保 热情。保险企业可以摆脱对人的过度依赖，更多地吸引被保险人一方直接到保险企 业或其销售站点投保，从而一方面减少佣金的支出，另一方面密切与巩固广大客户 的联系，为维护和扩大客户群的规模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我国车险费率的改革并没有同 时伴随保险企业经营理念与方式的变革，车险业务在来源上仍然过于依赖于人的代 理行为。这样，当保险企业因费率水平大幅度降低而欲大幅度降低车险的佣金水平 时，必然遇到来自人的强烈反对、抵制甚至是要挟，而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其结 果是费率水平大幅度降低了，而人的佣金水平并没有降低。

            三、解决我国车险费率制度市场化改革中矛盾与问题的建议

    上述矛盾和问题表明，我国的车险费率制度改革确实有些操之过急，缺少必要的过渡 阶段。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保险毕竟发展的时间较短，还不具备费率市场化改革一步 到位的条件。我国车险费率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渐进的，分阶段进行的。我们只能在这一 思路的指导下寻求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途径。

    第一，政府主管部门应制定基准费率并规定浮动幅度，保险企业必须在这一幅度内自 主确定实际费率。由于尚未积累起足够的数据资料，同时又缺少必备的精算人才或机构 ，多数保险企业目前还不具备独立厘定保险费率的条件。尤其是高费率条件下形成的规 模扩张性的经营理念，极大地妨碍了保险企业风险意识的确立，而缺少足够风险意识的 保险企业是无法制定出符合安全性原则要求的合理费率的。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有必 要由政府主管部门集中全国精算人才或聘请精算机构，根据全国已有的历年积累的车险 承保金额、净保费收入、赔款或给付的保险金、费用支出等数据，同时参考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相关资料，按车辆的种类、使用年限、行驶区域、主驾车人的年龄等条件分别厘 定出车险的基准费率体系，并确定允许浮动的幅度。各个保险企业可结合自身及其所在 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允许浮动的幅度内制定出自己实际实行的费率，并报保险监管部门 审查备案。待客观条件成熟后再放弃幅度限制，实现费率改革的最终目标：由保险企业 完全自主制定费率。到那时，政府主管部门或权威性民间机构厘定的基础性费率不再具 有行政约束力，而只是作为保险企业厘定费率时的参考。

    第二，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重新核定人最高佣金率，并严格要求保险企业实际支 付的佣金的比率一律不准突破过最高佣金率的限制。保险企业向人支付佣金必 然冲减其保费收入，在保险费率处于合理水平的条件下，过高的佣金率只能导致保 险企业的亏损。因此，保险企业应该能够自觉地控制向人支付的佣金的比率，而没 有必要由政府主管部门对佣金的比率作统一规定。但是，鉴于在车险费率市场化改 革中车险费率已经大幅度降低的背景下，某些保险企业仍然通过支付高佣金挖他人墙角 ，严重损害其他保险企业的正当权益甚至是广大保户的利益，很容易导致车险市场竞争 秩序恶化的情况，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重新核定人佣金比率的上限，并以行政规章 的形式，任何保险企业都不得突破。

    第三，政府监管部门或机构必须以车险费率、佣金或回扣以及折扣等为重点，对保险 企业的行为严加监管。对于突破车险费率浮动幅度的下限，尤其是通过折扣或回扣实际 上已经突破该下限的保险企业；对于突破人佣金比率的上限，尤其是通过作假账隐 瞒其向被保险人支付的佣金已经突破该上限的保险企业，要严肃查处。对直接责任人以 及负责人要给予严厉处罚。为此，政府监管部门或机构应特别关注费率改革过程所出现 的车险业务在不同保险企业之间的异常流动，要分析和了解这种异常流动背后的真实动 因。为了使政府监管部门或机构的监管行为真正取得成效，应该支持利益严重受损的保 险企业向监管部门投诉，鼓励人或其他人乃至保险企业的从业人员向监管部门提供 相关线索和证据。所提供的线索或证据确属真实重要的，可从对违规企业的罚没收入中 提取一部分给予奖励。

    第四，要发挥保险同业公会或保险企业联席会议在行业监督和促进企业自律方面的作 用，弥补政府监管部门或机构监管力量的不足。保险同业公会或保险企业联席会议在行 业监督和促进企业自律方面的作用，是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所不可取代的。不过，应当 看到的是，目前各地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规范车险市场秩序的“责任书”之类的协议并 没有真正发挥其对保险企业的约束作用。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此类协议不是政府监管机 构的规范性文件。经营车险业务的保险机构通常是在政府监管机构的召集下共同签署协 议的，但它不是以政府监管机构的名义下发的规范性文件，因而对签署协议的各保险机 构不具有政府规范文件所具有的行政约束力和法律约束力。二是此类协议不是具有合同 性质的文件。各家保险机构在协议上签字，表明它们对协议规定的责任已经取得意思表 示上的一致。但这并不能说明各家保险机构已经建立起一种合同关系。因为，合同不仅 有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明确规定，而且权利与义务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相互依存的关 系。一方的权利同时就是另一方的义务，一方的义务就是另一方的权利，二者在价值上 通常又是相等的。各家保险公司签订的协议显然不具有合同的这些本质特征。合同是国 家法律认可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各家保险公司签订的协议不是合同或具有合同性 质的文件，当然对签约各方也不具有合同或类似于合同的文件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

    在各家保险公司签订的协议中都有相应的处罚性条款，但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这 些处罚性条款很容易成为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即违反了协议并不一定真的会受到 处罚。因为，处罚给违规者带来的损失并不能成为揭发违规者的收益，后者也不能从揭 发行为中独自享有维护市场份额的利益，因为其他未揭发者会与其同样享有这样的利益 。于是，知情者可能采取不揭发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泽尔腾的“子博弈精炼纳 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理论，口头上承诺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 而实际上不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恰恰是各家保险公司基于增进自身利益的目的所作的 一种理性选择。要使此类协议能够在规范我国车险市场竞争秩序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关 键是赋予它们以法律上或行政上的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约束力。可以考虑将各保险公司分 公司共同签署的协议以保险监管机构通知附件的形式下发到各保险公司的各级公司，并 在通知中对各公司所承诺的责任以政府监管机构的名义给予认定，从而使协议同时具有 政府监管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与行业自律性文件双重性质，并由此使其具有行政约束力和 相适应的法律约束力，使协议中的处罚性条款由“不可置信的威胁”变为“可置信的威 胁”。

    第五，缩小单车投保与批量投保在费率上的差距，同时严格信息披露制度。政府监管 部门应对批量投保车辆的费率优惠的幅度提出明确的要求，尤其是要通过监管严格查处 保险企业对批量投保车辆在保费收取上的违法折扣行为。同时，要求保险企业公开披露 对直接投保车辆的费率优惠，以不断增加直接投保车辆的比重，削弱掌握大量车险业务 来源的机构人对保险企业的影响。政府主管部门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宽对保险人 或保险经纪人公司成立条件的限制，以增加机构的数量，逐步实现由个人为主 向机构为主的制度转换，并通过对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实现行为的规范化。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新常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建设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2.7;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215-0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人生存发展中形成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经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文献资源建设工作中，很多工作人员往往更加偏重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而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献建设，新常态下，要求工作人员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建设工作的重视，积极研究相关建设模式，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传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相关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是记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所有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所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鉴别、申报的相关资料，例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分析、现有情况、保护计划等，第二部分是文献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通过文字书写记录、录像等形式，将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转化，所形成的具有不同载体的文献资料，第三部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相关记录的地方文献资料，例如地理志、人物传记、游记、族谱等，第四部分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著作和文艺作品，例如广东砚文化研究基地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和制作出的艺术作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是历史文化传承、延续的重要载体，对弘扬传统文化、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传承以及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需要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建设传统模式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建设的传统模式中，国家主要将文献建设工作授权给相关的社会团体等，要求其运用有效的文献化保护策略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但是并没有具体的规范要求。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的建设工作严重缺乏系统性，文献化后得到的文献也出现了内容缺失等问题，并未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妥善保管的目的。同时，用于文献化的原始资料大量累积、人力资源方面又相对匮乏、文献建设工作缺乏合理分工等因素，都给文献资料的保存带来了严重风险。一些机构在文献化过程中，也不会主动收集其他组成部分的资料，难以形成系统化的文献体系，给日后文献的利用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三、新常态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建设模式的构建

1.整合各部门力量。很多部门都在开展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工作，例如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新常态下，要想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建设模式的科学、有效，应对各部门力量进行整合，加强各部门之间合作，以减少重复建设情况，合理分工，提升文献建设效率。例如图书馆和档案作为文化信息的重要保存中心，可以在分工中偏重于文献的收集、保存工作，深入民间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文献资料。文献化资料数据库可由本科院校图书馆建立、管理，建立过程中应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文献资源数字化保存工作，以提升文献保存的安全性，促进各部门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2.建立综合型数字化文献数据库。以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建设模式中，主要采用特色数据库的形式，这种数据库的建设限制条件众多，且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难以充分实现文献资源的共享。新常态下，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建设工作也应充分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建立综合型数字化的文献数据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进行统一管理，进一步促进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和共建共享。例如全国地方文献专业委员会于2013年组织的文献共建共享联盟，在超星公司和湖南图书馆的支持下，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建立了基于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资源库，有效实现了对地方文献资源的统一管理。通过这一数据库的建立，联盟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利用互联网实现对所需文献资源的快速抓取，并在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提供自身拥有文献，以补充完善超星集团缺少的文献资源，为各地方文献门户网站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

3.文献资源的推广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的价值实现在于其充分运用。因此，文献资源的推广运用，也是文献资源建设中的重要部分。新常态下，相关机构应运用互联网，将文献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无形变为有形，并将文化信息传递给广大群众，尽量将文献资源整理成文书和光盘两种形式，以便于保存和运用。同时，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提升人们对相关文献的兴趣，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的充分利用。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是传承非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新常态下，我国应更加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建设工作，分析以往建设模式，并通过整合各部门力量、建立综合型数字化数据库、加大文献推广运用力度等方式，构建新的建设模式，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妥善保存和延续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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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 市场 文艺作品 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2-0028-03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及消费倾向发生了较大变化，文化消费比重逐步上升，我国的文化演艺市场随之迎来了大繁荣、大发展的新局面。大消费升级市场里，文艺作品走上产业化运作道路乃大势所趋。

一、消费升级带来文化演艺市场发展新机遇

人均GDP水平是居民消费能力的直接体现，参照人均GDP水平可以预测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如果按照当期美元计算，中国2011年的人均GDP为5429.6美元，这分别相当于美国1971年、德国1974年、日本1976年和英国1978年的水平。除了人均GDP绝对额之外，中国在1978年之后，人均GDP增速也比较稳定地高于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以人均GDP为代表的居民消费能力的持续提升，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最主要的驱动力，创造了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

随着我国人均GDP增长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发生了改变，已从温饱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变，饮食、居住、交通等生存基本消费比重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休闲娱乐、文化演艺类开销的增加，文化娱乐消费逐渐成为消费热点，所占消费比重越来越大。而根据国际经验，文化演出产品作为可选性消费品，消费的收入弹性较大，直接依托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其变迁主要源于人均GDP的梯级提升。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持续提升推动了文化演艺市场消费升级。于是在全国文化演艺市场上，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大型山水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等艺术精品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艺术水准突破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文化产业方式运作的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是中国·漓江山水剧场之核心工程，由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著名导演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出任总导演，国家一级编剧、中国实景演出创始人、山水文化机构董事长梅帅元任总策划、制作人，历时五年半努力制作完成。有61位中外著名艺术家参与创作，曾经109次修改演出方案，共计600多名演职人员参加演出。这部作品是全世界第一部全新概念的“山水实景演出”，集漓江山水风情、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及中国精英艺术家创作之大成，是一次演出的革命，一次视觉的革命，是桂林山水之美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表现，是民族与现代的结合。

全世界最大的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实现了票房收入和社会效益的双赢。自2004年3月20日正式公演以来，观众人数逐年增加，已经接待观众数千万人次。观众无不赞叹，好评如潮。演出世界旅游组织官员看过演出后如是评价：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演出，从地球上任何地方买张机票来看再飞回去都值得。这部作品的演出，在取得票房高收入的同时，拉动了阳朔的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2004年11月以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为核心项目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原刘三姐歌圩）荣获国家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继《印象·刘三姐》之后，《印象·刘三姐》的原班主创人员又推出了一部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印象·丽江》投资2.5亿，以雪山为背景，汲天地之灵气，取自然之大成，以民俗文化为载体，用大手笔的写意，在海拔3100米的世界上最高的演出场地，让观众贴近生命的真实与震撼。尽管大风不断吹走演出现场观众头上戴的太阳帽，但很多观众还是捂着帽子看得很投入。仅2008年，《印象·丽江》就吸引了观众60万人次，票房收入6700万元，赢利3000多万元。

张家界大型山水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是由中国山水实景演出创始人、《印象·刘三姐》等剧制作人梅帅元担任策划及总导演，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作曲家、曾获得奥斯卡奖、格莱美奖的谭盾担任音乐艺术总监，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执行编导闵锐担任执行导演，以天门山壮美瑰丽的奇峰险壑为背景，改编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的剧情，融入桑植等地的民歌和土家的民风、民俗，通过顶级配置的灯光、音响、舞台机械、数码影像等设施，创造出的一场气势恢弘、如梦似幻的艺术盛宴。这部作品是世界上第一台以高山奇峰为舞台背景，以山涧峡谷为表演舞台的山水实景演出，也是目前世界第一台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山水实景音乐歌舞剧。其丰富的音乐文化元素和表现形式，令观众叹为观止。2009年9月17日晚，总投资1.2亿元人民币的《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正式公演。演出一年四季不断，每年3月至第二年1月，每晚8点至9：40演出。气势磅礴的山水实景舞台、唯美绚丽的灯光特效、动人心魄的音乐、美轮美奂的舞蹈，配合扣人心弦的剧情，让在场的国内外观众无不如痴如醉。

以上三部作品都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提升了国内旅游的文化含量，极大地增加了演出当地的旅游收入，同时也为当地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例如：《印象·丽江》共有500名演员参加演出，每个演员每月的工资在3000元以上。这些曾经外出打工的，来自丽江当地的纳西族、藏族、白族等10个少数民族的年轻人，纷纷从外地回到本地演出，解决了当地的一些就业问题。

二、成功源于用创意理念进行文艺作品产业化运作

分析以上三个文化演艺市场上的成功案例，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共性，即用全新的创意理念进行文艺作品产业运作，创意是其成功的起点，创新是其发展的源泉。这三部作品的主创人员运用全新的创意理念贯穿整个节目的策划、制作、演出，在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实现了全面创新和重大突破。传统演出是在剧院有限的空间里进行，而这三部作品的演出则以自然造化为实景舞台。传统的舞台演出，是人的创作，而这三部山水实景演出是人与大自然的共同创造的杰作。

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把广西举世闻名的两个旅游文化资源——桂林山水和“刘三姐”的传说进行巧妙的嫁接和有机的融合，以《印象·刘三姐》为总题，在红色、白色、银色、黄色四个“主题色彩的系列”里，把刘三姐的经典山歌、民族风情、漓江渔火等元素创新组合，不着痕迹地融入山水，还原于自然，成功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创造出天人合一的境界，被称为“与上帝合作之杰作”。

《印象·刘三姐》突破了传统演出受剧院有限空间的限制，以大自然造化为超级实景舞台。在方圆两公里的阳朔风光美丽的漓江水域上以12座著名山峰为背景，广袤无际的天穹，构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山水剧场。放眼望去，漓江的水，桂林的山，化为中心的舞台，给人宽广的视野和超人的感受，让观众完全沉醉在美丽的阳朔风光里。这场演出是人与大自然共同创造的杰作。山峰的隐现、水波的倒影、烟雨的点染、竹林的风动、月光的披洒随时都会加入演出，成为最巧夺天工的美妙插曲。演出利用了晴、烟、雨、雾、春、夏、秋、冬不同的自然气候，为这部作品增添神奇魅力，使每场演出的效果都呈现出新意，意味无穷。

由于是山水实景演出，支撑这个超级实景舞台的最直观的是灯光。《印象·刘三姐》同样体现了一种淋漓尽致的豪华气派，利用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环境艺术灯光工程及独特的烟雾效果工程，创造出如诗如梦的视觉效果。自古以来，桂林山水头一回让人领略到华灯之下的优美、柔和、娇美、艳美和神秘的美。《印象·刘三姐》很大程度上说是一次真正豪华的灯会，构建了一个空前壮观的舞台灯光艺术圣堂，从一个新的角度升华了桂林山水。

刘三姐歌圩坐落在漓江与田家河交汇处，与闻名遐迩的书童山隔水相望。歌圩几乎全部被绿色覆盖，种植有茶树、风尾竹、草皮等，绿化率达到90%以上。其中灯光、音响系统均采用隐蔽式设计，与环境融为一体。水上舞台全部采用竹排而建，不演出时可以全部拆散、隐蔽，对漓江水体及河床不造成影响。100多亩建设用地上，鼓楼、风雨桥及贵宾观众等建筑散发出浓郁的民族特色，整个工程不用一颗铁钉，令人叹为观止。观众席由绿色梯田造型构成，180度全景视觉，可观赏江上两公里范围的景物及演出，同时也考虑到了泻洪的安全。共设座位2200个，其中普通座位2000个，贵宾座180个，总统席20个。演员阵营强大，由600多名经过特殊训练的演员组成；演出服装多姿多彩，根据不同的场景选用了壮族、瑶族、苗族等不同的少数民族服装。

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在演出内容上独树一帜，选取了荡涤灵魂独特角度。第一部分“雪山篇”是与山的对话，表现的是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丽江，体验生命与自然的紧密关系；第二部分通过人们攀登玉龙雪山，游历丽江古城，从而与生活对话；第三部分“古城篇”将是与祖先的对话，在对话中发现古往今来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一个神圣的王国。作品以讲故事为主，同时融入大量的纳西族和摩梭人等的民族元素，而且服装和音乐都以民族为主。观众可以了解和欣赏到丽江丰富迷人的民俗风情，例如纳西古乐。纳西古乐以其独特的师徒传承方式流传至今，是民族文化保存和交流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古代音乐的宝贵遗产，为丽江古城增色不少。

《印象·丽江》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实景演出剧场——云南丽江玉龙雪山的甘海子蓝月谷剧场演出，演出场地玉龙雪山是国家AAAAA级风景名胜区、省级自然保护区，以险、奇、美、秀著称于世，气势磅礴、玲珑秀丽。随着时令和阴晴的变化，有时云蒸霞蔚、玉龙时隐时现；有时碧空如水，群峰晶莹耀眼；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有时霞光辉映，雪峰如披红纱，娇艳无比。《印象·丽江》利用玉龙雪山的天然优势，表现了雪的四季变幻，带给观众全新的体验。作品的演出时间选择在白天。在夜晚的灯光下演出，可以掩饰、隐藏并突出一些东西，而在白天演出则完全无法使用这些艺术手段。《印象·丽江》的演出克服了白天演出的诸多弊端，在经过近百次的修改之后，终于将白天演出的劣势转为优势，让每一个身临其境的观众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粗犷、自然的气息，体验到从未体验过的情感。

《印象·丽江》演员阵容庞大，500多个皮肤黝黑的非专业演员来自云南16个乡下村庄，来自10个少数民族，全部本色演出，用原生的动作、质朴的歌声、滚烫的汗水，与天地共舞，与自然同声。人与自然交相辉映，营造出奇妙的演出效果，深深地感染着现场观众。

大型山水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选址在天门山风景区山门口内至天门山顶的整条峡谷，峡谷全长约5公里，海拔高差达1100米。主舞台建于山门口内的峡谷下端，整条峡谷两侧的数十座奇峰峻岭以及凌空高悬的天门洞，均成为主舞台的纵深背景。主表演台与峡谷、奇峰、森林、溪流飞瀑融为一体，共同形成一个纵深数公里、横宽和高差均逾千米的超级大舞台。观众剧场及主舞台总占地面积19880平方米，其中全景舞台10000平方米，全部采用玻璃钢设计，通过灯光效果可通体透亮，营造出奇幻场景。整个表演区包括：中心舞台、左侧的人间世界、右侧的狐狸世界、左前歌队歌台、后演区梯田与木桥实景共五个演区。

中心舞台搭建在溪谷之上，倒卧的古树浮于涓涓溪流之上，与凸显的石床构成浑然天成的实景舞台。左侧人间世界，沿着山体搭建众多作为舞美造景的土家木屋，木屋为黑瓦雕花小窗、木栏护屋，一派纯朴气息，连片形成具有湘西特色的村寨。所有木屋均用特殊材料制成，晚上随着灯光也能任意变换色彩，异彩纷呈。右侧狐狸世界，在林木丛中搭建出奇石山岩，布入奇花异草，形成美妙奇幻的狐狸天然乐园。歌台凌空置于小山之上，100多名身着土家传统服饰佩戴银饰银铃的少女齐展歌喉，给人以无比曼妙的听觉享受。后演区的梯田、木桥营造出浓浓的田园景色，与村寨遥相呼应。整个舞台自然天成，仿佛千百年来就一直这么矗立在神奇的天门山脚下，讲述一个传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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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艺术市场 艺术管理 当代

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上地位的日益突出和经济上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艺术品市场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历程。全国各地的艺术品市场均迅猛发展，而作为地处中国西北的甘肃省，其艺术品市场却在以一种本土化的态势低调而缓慢的发展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应该依托“一带一路”构想和甘肃建设文化大省主题思路的崛起与拓展以及华夏文明创新区建设的平台，使甘肃艺术品市场日益形成相应的渗透力和辐射力。结合本省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和不断积淀的人文认知，对当代艺术品的关注、品鉴以及收藏也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热情，也必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探讨。

一、甘肃省当代艺术品市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甘肃省当代艺术品市场发展真可谓是举步维艰，尤其是当代绘画作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可能是症结所在。

1、甘肃省当代艺术品市场发育尚不成熟

从美术家群体力量来看，甘肃省进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人数为12人，远超过上海等直辖市及其他东部省份，甚至远超过我们的邻居――文化大省陕西省。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当代艺术品市场是否有同步的进展与提升？事实上，仅保利一家，在2011年的拍卖成交额就达到了121亿元，甚至与兰州紧邻的西安，单场文物艺术品的拍卖成交额也突破“亿元”。而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在甘肃省，多年来坚持做艺术品拍卖的仅有几家，其中，四方拍卖公司的单场拍卖成交额也不过千万元，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整体水准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比差距非常明显，而且也与甘肃省文化艺术总体发展态势相去甚远。

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呢？资深收藏家刘建新先生认为，组织一场规范的艺术品拍卖会投入较大，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而属地性拍卖公司需要有经济实力，同时也需要市场环境和不断提升的文化环境。这可能是制约甘肃艺术品拍卖市场规模的主要原因。

2、总体文化影响力孱弱

实际上，发展的根本不是简单的一场拍卖会就可见一斑的，艺术品市场之所以进展缓慢甚至滞后，除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外，主要还是文化影响力不足。目前甘肃省当代艺术品市场并不缺精品，也不缺资金和信心。近几年，甘肃省总体文化层次提升还是有比较可喜的进展的，但总体文化影响力相对孱弱，会暴露出很多问题。

收藏家徐胜表示，现在社会整体比较浮躁，这种浮躁造成大家不关注艺术品内在的文化价值，更多在琢磨它到底值多少钱，“不挖掘实际的文化内涵就没有收藏的意义，卖文物艺术品跟卖白菜没区别，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各界重视。”

3、艺术品拍卖市场对当代书画名家的信息拓展和定价引导作用发挥有限

甘肃本土文化底蕴深厚，更不乏有实力和个性的当代书画名家，但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本省书画名家的整体市场宣传力度不足，导致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应有的关注度不是很理想。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不仅是要提升拍卖质量，更是要整合本省艺术家资源，通过积极的态度和途径开拓甘肃省整体的文化影响力。

二、甘肃省当代艺术品市场的新常态

通过一段时期的研究，联系到甘肃本土近几年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关节点，我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这样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横向与纵向的观察和探讨。

首先，国内总体艺术品市场出现新的审美要求。

对于艺术品市场的终端――投资者和收藏家来说，他们中的中坚力量正在把目光放到更多70后、80后中轻年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上，如2012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油画雕塑”专场，青年艺术家作品占21席，成交15件，吴成伟作品《思念》以218.5万元位居本板块首位。北京华辰也专门设立“新视界――青年艺术家新锐作品专场”展出51件青年艺术家作品，成交26件，成交总额为222.76万元。

不难看出，一方面这些艺术家自身的本土化，使得他们的艺术表达带有极鲜明的本土DNA与地域特质;另一方面，这一阶段艺术家的作品基本都在本土市场流通，没有形成诸如前辈艺术家作品70%～80%集中于馆藏或者学术的局面，这样的艺术品存量与其后的持续创作，有助于当代艺术购藏者从整体上把控其作品的品质、层次与流向，其可行性也更有潜力。

2014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再次推出一系列来自尤伦斯夫妇私人珍藏的当代中国艺术品，涵盖著名艺术家如方力钧、曾梵志、张晓刚等的早期作品。此次上拍的37件拍品均是首现拍场，总估价为1亿1150万港元。尤伦斯方面也因此再三强调：其多次出售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实为收藏的调整，基金会在过去30年间一直专注于支持年轻艺术家。香港苏富比当代艺术负责人表示，尤伦斯现在是处于作品调整阶段，目前整个方向是以年轻艺术家为收藏重心。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最大藏家，尤伦斯夫妇的每一次出货都能引起国内艺术品市场庞大的连锁反应，而这次更是引来海啸般深层的审视和考量：抛售还是洗牌？笔者是认为，假如这些首次现身拍场的作品真的如业界所议论的，是尤伦斯夫妇作为“抛售”的筹码，那么中国当代艺术板块将面临大整合，新晋艺术家和收藏家的关注点和投资或将决定未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行情走势。

三、促进甘肃省艺术品市场健康发展的策略

1、当代重要的艺术家群体力量尚未充分发挥，其市场空间不容小觑

国画大师赵望云先生之子、陕西著名画家赵振陆对于甘肃的艺术品市场，曾有过很中肯的评价：甘肃的艺术品拍卖可以盯有名望的地方老书画家，也可以盯有个性的中青年书画家，因为他们的作品增值潜力不小。

2013年6月16日在宁卧庄宾馆举行的未来四方集团兰州第32期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就已隆重推出了“杜元、魏翰邦、郑虎林三人书画”及“李伟、张兴国、王万成三人书画”两个当代书画作品专场，受到现场300多收藏人士热情追捧，所有作品悉数成交，总成交额近150万元。不难看出，这是很重要的尝试和探讨，也为当代陇上书画力作的市场推广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以打造“敦煌画派”为基点，推进当代艺术品市场的拓展

众所周知，为助推“一带一路”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甘肃省正在依托敦煌莫高窟美术遗存等丰富的资源，全力打造“敦煌画派”。“敦煌画派”的主体定位也正是以敦煌壁画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表现敦煌历史、敦煌壁画内容及现实生活的，具有甘肃地域特点的美术群体。随着打造“敦煌画派”工作的深入，一批甘肃省优秀中青年画家的潜力将会不断凸显，其作品在甘肃省艺术品市场的需求量也将水涨船高。

未来四方集团艺术品部部长晋学英说，“敦煌画派”作品总体风格是厚重大气、华彩典雅，富有西部文化个性和视觉冲击力、感染力，具备这样风格的作品在全国艺术品市场一定能够占有重要一席。

3、建立“当代艺术家―经纪人―策展人―评论家―拍卖公司―收藏者”的艺术品市场有机生态链

作为艺术品市场运行的必然结果，艺术品价格将会集中体现这个市场中的参与者――艺术家、经纪人、策展人、评论家、投资者和收藏家以及拍卖行的所有行为和信息。如果能建立完善和有效运作的艺术品市场有机生态链，将会对本省艺术创作―艺术收藏―艺术推广，乃至文化强省产生无形的庞大推力。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目前我们艺术品市场高速发展，而相应的人才培养却没有跟上。从业人员更是缺乏系统化的知识储备和系统培训。

艺术品市场发展靠的是人才，其中包括了专业的拍卖、鉴定、艺术管理和咨询等诸多的相关领域。甘肃省文博单位、艺术院校等机构应该重视这样的问题和契机，加强艺术市场专业人才的培养，为艺术市场的良性发展壮大储备力量。

其二，应普及本省整体艺术素养，提高投资者和收藏者的文化艺术知识储备，正确引导其科学、理性地进行艺术品的投资，有益于推动文化艺术产业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近些年以来，甘肃省先后建立了各类综合性或专门性的艺术场馆，甚至还不断涌现民办美术馆、博物馆，甘肃省的文化艺术事业得以持续稳步的提升，也对甘肃省深层的艺术培养产生了强大的推力。基本艺术常识的普及已难以满足消费者不断提升的艺术需求，我们需要建立本省艺术品市场的学术支持体系，在学术探讨与艺术市场之间建立互动关系，为艺术市场建立价值评价体系，同时也为收藏家和投资者的审美趣味与收藏方向提供强有力的学术引导，促使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逐渐合一的趋势。

4、制订艺术品市场准入标准，加强行业自律

目前，甘肃省艺术品经营企业的准入门槛较低，有的企业因为前几年艺术品市场的火爆而盲目上马，规模小、操作不规范等问题更是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甘肃省必须提高艺术品市场的准入门槛。首先，制定行业资格标准，对申请的企业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其次，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使整个行业在协会的领导下，制定行为准则，对各企业经营进行监督，加强行业自律，营造一个规范、有序的艺术市场经营环境。

当代艺术品市场是一个高层次、高要求的市场，其间的艺术创作领域、艺术流通领域、艺术消费领域、艺术市场环境四部分密切相连。甘肃的当代艺术品市场正处于发展的攻坚阶段，运行机制尚不完善，参与各方对市场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对现存于甘肃本省当代艺术品市场各环节中的主要问题，笔者提出了几点解决方案，其中的关键在于：引导甘肃省艺术创作者们在艺术市场化环境中建立健康良好的创作心态;帮助甘肃省现有的艺术中介认清市场发展趋势并加快实现自身完善;改善甘肃省艺术市场文化提升大环境，以求甘肃省当代艺术品市场各环节的运行更加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