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通货膨胀；经济运行；劳动力成本

在通胀已成为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阶段，如果不做客观的量化分析，而是从一些表面现象出发，一味夸大通胀预期，有可能会对通胀推波助澜。这不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甚至会对冲宏观调控的积极效果。因此，有必要通过科学的量化分析，找出通胀的主要因素，找准政策着力点，降伏通胀“怪兽”。在当前影响通胀的诸因素中，劳动力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物价的影响被显著夸大了；而超发货币作为通胀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其影响也在逐步减弱；短期和结构性的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当前通胀的主因。

一、工资涨15%物价会上升1.94%

实证观察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上涨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比如：2003年至2009年我国职工工资年均增长高达14.8%，可是不同年份CPI涨跌互现，甚至在2009年东部沿海出现“用工荒”时，经济还处于通缩状态。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物价之前，要过“四道关”：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传导系数”的过滤。农业劳动力成本对粮食价格的传导系数为41%，对蔬菜的传导系数为40%，对肉类的传导系数为10%，对食品的综合传导系数为27%；制造业工人工资对工业品价格的传导系数不超过10%；服务业工资对服务业价格的传导系数为21%—根据CPI的构成权重计算的工资成本综合传导系数不足20%。假定中国平均工资每年上涨15%，则对物价的推动最多为2.98%。其次，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缓解一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考虑实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每年15%的工资上涨对中国物价总水平的影响降低到2%左右。经过上述之后，假定我国劳动力价格平均上升15%，其传导到CPI总水平的影响为0.89%-2.98%，影响中值只有1.94%。当前阶段，不宜过分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

二、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低于预期

很多人都在谈论，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中国的物价总水平上。可是为什么石油从十几美元上涨到140美元的时候，塑料等下游日用化工品价格没有同步上涨？在铁矿石价格上涨n倍之后，为什么汽车不但不涨价，反而价格下跌？铜价上涨n倍以后，为什么空调价格却保持稳定？

其原因与劳动力成本“四层过滤模型”一样：首先是进口依存度和原材料成本占比降低了成本价格传导系数；其次是新技术的采用、资本贡献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降低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再次是企业的利润弹性消化掉部分成本上涨；最后是流通环节的利润弹性过滤。

与劳动力的四层过滤不同的是，输入原材料的成本压力不是在一个企业消化，而是分摊到整个产业链消化。假定某产业纵向有10个产业链，在原材料价格上涨30%的冲击下，每个产业链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或者每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利润有3%的弹性挤压空间，就可以消化掉全部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因此，同样幅度的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对物价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我们的测算表明，输入原材料价格平均上涨15%，对中国CPI的影响只有0.3%，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三、超发货币究竟有多少进入实体经济

从货币供给结构来看，除了传统的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之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外资流入、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的膨胀都成为货币创造的新方式。就如同30多年前哈耶克曾经说过的：“如今货币创造已经不是央行的专利，它就像人类社会的语言、道德、法律一样，可以自发的出现。”因此，传统的M2余额已经不能反映货币供给的全貌，急需被“社会融资总额”或“广义货币供给余额”替代。当然，变化更大的是货币需求结构。传统的实体经济交易性需求只是货币需求的一部分，新增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的投资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越来越多，央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沉淀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我们的研究表明，经过四层吸收后，2010年中国实体经济的交易性货币只有34.8万亿元，单位GDP货币量虽然有明显增加，但增加幅度远远小于市场的预期。考虑到过剩货币首先要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才会表现为物价上涨，四层吸收后的单位GDP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要滞后两年时间。所以，除了央行和商业银行要管好“笼中虎”之外，适当引导资金流向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通胀管理也十分重要。比如，如果实体经济的资金适当流向股市，就有利于阶段性化解通胀压力。

四、控制食品价格是关键

统计数据表明，最近一个时期通胀的主因依然是食品价格上涨。在前期CPI涨幅高点11月份，食品价格贡献了3/4的物价涨幅，而同期的“民生核心CPI”则只有1.5%左右。 与2007年的“猪肉通胀”不同，2010年四季度以来的这一轮食品通胀，主要是“蔬菜通胀”，猪肉和粮价依然相对平稳。

篇2

关键词：物价波动；蝴蝶效应；劳动力转移；劳动者

在当今我国社会，人们谈得比较多的、最直观的话题恐怕莫过于相对的不可控的物价突发性的大幅波动。针对此问题，我国各级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抑制物价波峰波谷式的短期互变工作，实施了许多措施。

马克思讲过，商品的价值在于凝结在其内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价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需与求关系的变动下，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可见，物价的变化，直观的来自于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变关系。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碰撞产生的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上述关系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此变化表现在物价短期不可调控性的大幅波动。据分析，其原因的显性基础本文认为是劳动力的转移。

一、劳动力大转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综合国力取得的了瞩目的成就。但是，其所附带的一些负面问题也随即而来，如：城乡差距的扩大、金字塔型的贫富结构等。因此，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缩小沿海地区与内陆的过大差距，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兴修了许多基础设施。如，通信、交通等。这些设施的成功运转为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积极的物质条件。但是，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农村传统思想与发达地区前卫潮流的碰撞。该碰撞，在本文看来正是限制劳动力回流的最大因素。

（一）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过程及其大致影响

从生物学上来讲，大自然中的生物都有趋利避害、选择更适合自我生存环境的非条件反射功能。作为生物的一员，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个高级生物的选择，除了按照自然本能外，还基于本能、根据后天所习得之条件反射功能在进行情感纠葛、思维意向等复杂方面的综合后而做的选择。

第一，新兴资本的涌入。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许多外商纷纷到华投资建厂，看中的正是廉价的、大量的劳动力以及广大的消费者。外商的进入，对于本地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它带来了新的管理模式，生产设备；挑战的是，一些陈旧的工厂在它的影响下破产或被其收购。而对于打工者来说，良好的生活环境，现代化的工厂，可观的工资收入则是他们更愿意选择进入的直接原因。

第二，工作的地缘化。工作地缘化指的是，具有共同生活方式、血缘关系、心理认同和文化相近的人聚在一起工作。他们在吸收当地文化后的背景下，相对稳当的定居于当地的一种工作、生活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城中村”。在七八十年代，一个很流行的词叫“下海”，之后才叫打工。虽然二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在二三十年前，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对于山区的劳动者来说，出去工作似乎困难重重。不过，随着通信业的普遍化，交通设施的继续完善以及电脑网络的普及，出去打工早已不是什么难事。懂点电脑的人在网上找到工作信息，联系好后，约几个友人结伴便可出行。而最直接的外出务工方式则是先前在外的亲朋好友通过电话直接叫人过去。这就避免了欺诈、虚假信息等恶劣情况的发生。同时，这也正是“城中村”形成的前提、基础。在浙江等沿海发达省市，许多制造城内部的员工，以地域、籍贯等为纽带，相互结成“左邻右舍”出租于某一地点，形成了片状的小聚居。此聚居不仅住的是年轻的务工者，而且大人和小孩也都居于其中。说得形象一点，就是等同于他们把老家搬到了此处。或者可以说，此处“变成”了该地的“新农村”。只不过，他们没有土地而已。据调查，在几年前的金融风暴影响下，某沿海省份的劳动力供过于求，一些外出的务工者有返乡的计划，而另一些则是打算转移到其他发达省市。然而，大部分的务工者仍选择留在当地。因为，他们的“家、家人”在这儿。

第三，过大的城乡差异。城乡差异因素是工作的地缘化的发展。以前，一个人在外久了，总有落叶归根的情结，甚至不想离开家乡，因为感情在这儿。这是由于万水千山的阻隔造成的离别伤感。如今，条条大路通北京。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信早已淡化了远离的孤寂、凄凉。因此，在同等时间的花费、劳动力的消耗下，比起在老家，选择外出务工不但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且还可以学到许多新鲜的知识。同时，还能把自己的父母接过去一起生活。这就是工作的地缘化的大致结构；“城中村”的原型。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核心原因正是城乡的过大差异。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追求高物质水平的生活，但大部分实是如此。所以，此现象不难理解。这在谈到第二点的最后时就讲到了一些务工人员之所以不愿离开当地的原因正是“家、家人在这儿。”不过，这个不愿离开的前提则是无明显差别的“城乡”。关于城乡差异话题，大家已不陌生。国家也早已出台了许多政策来缩小过大的城乡差异，以改善、提高农村的生产、生活水准，挽回、再次吸引这些外出的劳动力“回家”。

第四，综合的性价比。综合的性价比可以说是前面三点的深化。其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物质的性价比；另一则是情感的性价比。物质的性价比主要体现在收支的比例上，这点不难把握。然而，对情感的性价比做规律性的探索则有推论上的困难。因为这涉及到独特的个人性格、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变向的价值观等非理性因素。而对这些因素进行非理性的规定，来自于其相对的不稳定。不过，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对于他们而言，物质的性价比在综合的性价比的比重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就是劳动力流动的最直接因素。

二、劳动力转移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作为混沌学范畴中的专有名词，蝴蝶效应在其流传的时间之中也相应的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虽说如此，其基本意义仍没有发生改变。它与马克思学说中的量变到质变以及万物普遍联系论有莫大联系。

（一）商品类的物价波动

商品类的物价波动表示的并非是所有商品的价格在可预见期内发生的大的变动。而是强调在特定环境中的某类商品在可预见性的价格估计中发生逆向式的价格变化。当然，这种变化用不可预见性来表示更贴切。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供需关系的比例变化直接作用着商品价格的走向。然而，由于受到市场滞后性的影响，商品生产者不能高效的预测市场上消费者对多数商品及其种类的选择以及厂商对商品研究、发展方向与对商品生产的数量的初步估计。于是，便引发了供需关系的局部失衡，导致了同类商品在不同时段、地域中的非微波式的价格变动。这种变动不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完全决定的。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许多知名的超大型企业都在发生着破产的申请保护、连年的巨额亏损以及被外资收购或入股的尴尬局面。这点，我想他们在若干年前是始料未及的。对于企业而言，谁能在技术上引领潮流；在商品数量上大范围铺货市场；在价格上更亲民则占据市场，赢得先发制人的绝对胜利。不过，对于价格变化微妙的农副产品而言，据调查所示，产品除了考虑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以及人工投入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外，还主要对市场、产地中的产品的生产、分布、历年需求、价格等因素做分析而进行相对科学化的生产、分配。从而，迎合市场。由此可知，商品类的物价波动与劳动力中的脑力劳动有密切联系，体现在审时度势。而从另一层面上来讲，脑力劳动的对象性转移也是造成物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所在。

（二）劳动力长期的相对富集与绝对缺乏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比较丰富。不过，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劳动力正发生着商品类的聚集与贫乏。言商品类，是因为它是劳动力流动的显现牵引。在前文已初步谈到了劳动力转移的大致原因。因此，通过对商品类的价格变化的现象的把握，可以直观的看到劳动力的聚集区与贫乏区。而且，这种聚集与贫乏是长期的。这点，在谈转移原因一节已讲明。就目前国内形势来看，大部分的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都聚集在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以富士康为例，每一分厂所吸纳的劳动力少则几万，多则十几、几十万。其主要从事电子、加工及制造业等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工种。此工作相对于山区落后的、粗放型的农副产业来说，是具有明显优势的。虽然这一优势的明显不一定表现在收支的性价比上。这与劳动力的产生、成长和成熟以及劳动者的观念、想法有一定的直接关系。因此，“农民工”一词应运而生。而此现象的出现奠定、加速了城镇化。同时，相对的富集必然导致部分地区劳动力的绝对缺乏。所以，综合来看，这种现象是长期的，可能具有周期性。

（三）二者之间的互辨关系

在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中，人起着决定的、重要的作用。劳动者除了生产商品，还消费商品，这就是劳动者的特殊所在。而这一特殊正是蝴蝶效应的次明显标志。次明显，意味着它相对的不易被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初或者说在九十年代初期的边远山区，农副产品价格相对稳定，适合大多数消费者。然而，电子产品的高昂价格使许多人难以承受。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劳动力的加大转移，这一现象正发生着部分的颠倒。如，一条河里的鱼的单价高过微波炉；一头猪的价格抵得过一台大尺寸的中端液晶电视。这并非夸张，实是如此。而这表明的正是劳动力转移所引发的连锁反应。A地劳动力流动到B地，势必使A地劳动力急剧缺乏，B的劳动力剧增。而B地劳动力的剧增并没有因为劳动力的大幅递增而发生劳动力价值的贬低。也即是工资的大波动下降。相反，B地劳动力的大增，扩大了B地的消费，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在矛盾中优化了当地的经济结构。这是因为，B地的生产是世界性的，所以，劳动力的转移，为世界、人类作了贡献。但是，对于A地来说，情况就不那么乐观。A地的物价并没有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相应的降低，相反，呈增高趋势。当然，不是每个地区、每种商品都如此。商品价格的上浮与成本有关，而每一成本之中，均含有占据重要地位的劳动力。以猪饲料为例，价格走高，势必引起猪肉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上涨必然导致劳动者（消费者）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工资往往是工厂吸引劳动力的最常用办法。由此，生产商品的成本必然增加。当然，还有原材料和不同性质的商品所消耗的时间差异。而这原材料及农产品的生产者却大部分的由农民转变成为“工人”，造成了劳动力的分配不均。这个现象就是这么一个既明白又不明白的圈。说明白，是因为它看得见。说不明白，是因为摸不着它的内部规律。

篇3

[关键词] 委托工资法 投入产出率 工资

一、随着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了级数增长的态势，并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贸易在商品交换的同时带动要素跨部门、国界流动，改变贸易格局和比较优势，作为一个典型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在我国的进出口中占极大份额，贸易对我国劳动力要素收入的影响尤其是对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成为关系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委托工资回归法建模，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对贸易影响本国工业部门劳动力工资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建模

1.本文采用委托工资回归法的思路来分析贸易和工资收入的关系，并测度中国的贸易对不同教育水平工人工资的影响。首先，建立产品价格和要素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在Leamer(1998)方程基础上，为了突出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之间的联系同时消除价格和资本之间的随机效应，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加入回归方程中，得到本文方程如下：

(1)

其中，表示每单位J产品资本的使用量，表示资本回报率的变化比例，为常数项，表示产品价格的变化率，表示要素回报率的变化率，表示在产品j中要素i的贡献率()通常用要素i在收入中的份额表示，是误差项。需要注意的是要素价格在式子中是参数，而要素价格的变动才是被估计量。方程右边的变量表示行业要素收入份额，给定最初的要素价格它就决定于该产业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可见产业产品价格变动的技术原因是外生决定的。比例变化的测量由基期的产品价格和产出以及基期的要素价格和要素供给量决定，而这些数据相对于现期价格都是外生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中包含了三种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这样本文就可以依据方程将产品的价格变动对要素的收入份额进行回归，并用回归系数表示商品价格变化所引致的要素价格变动的比例，从而测量特定时期的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变化。考虑到资本项专业化（specification of capital）变化、方程右边变量的误差导致价格变化的趋势以及在本文的方程中疏忽的变量例如：通货膨胀、利润以及生产技术变化等本文保留了常数项。

其次，贸易对工资收入影响模型。本文用贸易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它变量不变进行回归，得到相应的参数来表示贸易对于要素价格的影响，文中用（出口额－进口额）/国内消费额来表示贸易因素。

2.数据选取和说明

(1)数据的分类。本文依据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第3版）、OECD（1986）按照技术水平划分的标准产业分组和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将工业划分为高技术产业（HT）、中高技术产业（MHT）、中低技术产业（MLT）和低技术产业（LT）四大类。同时按照《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将劳动力根据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划分为：大学及其以上水平，中学水平（包括高中和初中以及职业技术学校），小学水平，以体现劳动力技术水平状况。

（2）数据来源和说明。产品价格、工人工资和消费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贸易数据来自《海关统计年鉴》；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本文根据统计年鉴的投入产出表（1987，1992，1997，2002年），结合部门产值计算得到。产业产出、产品价格指数、分产业的工资收入样本数据和劳动力供给的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cei.gov.cn/default.aspx?tab=157）。相关说明：第一，本文模型中的工资水平采用的是职工平均工资，且从1998年开始为在岗平均工资数据。第二，在计算要素收入份额时，按照投入产出表并采用索洛残差法（具体估算方法参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计算。第三，在计算价格的变动率时，本文以1987年的价格作为基期，工资变动率和资本价格变动同样以1987年作为基期。文中的产业产品价格我们根据产业划分取其平均值并经过了价格指数的平减。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1.行业劳动力工资变动与产品价格变动关系回归结果。在回归结果中，用capital表示资本，LX表示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LZ表示具有中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LD表示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结果如表1：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5％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10％的统计检验

由表1的结果可知，LX、LZ、LD在四个产业中业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资本和常数项也通过了统计检验。(1)在四个产业中，只有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工资变动与价格变化呈反方向变化，其他两类劳动力工资均与价格变化同方向。(2)小学水平劳动力工资对于MLT产业的价格变动反映最为明显，中学水平劳动力工资收入变动在MLT产业变化最灵敏，大学及其以上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变动对LT产业的价格反映最为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在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劳动力创造的附加值相对比重较大导致。(3)在高技术产业，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产业价格变动最为明显，这也表明在高科技产业中更多的集中了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力，且该类产业的价格变动对于技术水平高的劳动力工资有更为显著的影响，这也符合斯图尔帕－萨缪尔森理论中关于一个行业中价格上升，那么该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价格就上升的描述。(4)在HTH产业中，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回归系数最大，说明在该产业中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扩大了与低教育与中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本文还发现对于中低技术产业中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价格的变动反应尤其突出，明显大于其他三个产业，这可能是由于在依据技术水平进行的产业划分中，中低技术产业中聚集了大量的采掘类行业，而我国现阶段采掘类行业的从业人员大都为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力。

2.行业贸易因素变动对不同劳动力工资变动影响的回归结果。这里本文用（出口额－进口额）/国内消费额表示贸易因素然后利用方程对贸易影响劳动力工资变化进行研究，结果如表2：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5％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10％的统计检验

由表2的结果可知，参数都通过了统计检验。

(1)在四个产业中，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工资变动均与贸易变化呈反方向变化；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与产业贸易变化在高技术和中高技术产业呈同方向变化，在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中呈反方向变化;小学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变化均与产业贸易变化呈同方向变化。

(2)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动反应最为明显，中学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化反应最为灵敏，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动反应最为明显。出现在低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水平劳动力工资与贸易变动呈反方向可能是由于在我国的贸易结构中我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口的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符合国际贸易理论中出口增加将增加该行业密集使用要素的价格而降低进口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的价格的描述。

(3)低技术产业中，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贸易变动反应系数与中低技术产业的系数符号相同，但数值明显小于后者，且在低技术行业三类劳动力的回归系数都明显小于其它三类产业。这说明我国低技术产业的贸易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不大，也可以说明我国的贸易品不主要集中于文中划分的低技术产业。

(4)小学水平劳动力在高技术水平产业中的工资增长最快，说明在高技术产业中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其他两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缩小的最快。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收入在中高技术产业中的回归系数最大，也即在中高技术产业中的高技术水平劳动力更快的扩大了他与其它两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本文利用委托工资法对中国1987年～2006年鉴对外贸易与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贸易的变化不仅影响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力工资收入，而且也影响了不同技术水平劳动力在同一产业中的工资收入。在四个产业中，贸易因素对具有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对具有中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是反方向的；对于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在高技术水平和中高技术水平产业中是正向的，在中低技术水平和低技术水平产业中是反方向的。此外，在高技术产业和中高技术产业中，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中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在中低技术产业中，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后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对于低技术水平产业，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同时高教育水平和中等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但是缩小幅度要比中低技术水平产业要低。

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来源于我国自身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资源禀赋。我国属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也大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且我国的贸易大都集中于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东盟国家，自身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贸易结构，所以现阶段我国的贸易仍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此外，由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提高一国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

2.政策建议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贸易的发展对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变化有重要影响，且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之间影响效果有不平衡性。现在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时刻，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幅下滑外需严重不足，这对于多年依靠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贸易的我国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而外贸企业又是保证国内劳动力收入和就业的关键领域。为此，政府应一方面应该继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贸易格局的多元化，以便得到更加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克服贸易对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也应当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树立品牌意识，加大科技研发和相关成果转化，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此外，还应继续建立和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效果，还富于民这样才有可能扩大居民购买了进一步拉动国内需求。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职能，趋利避害在推动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的同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的配套措施，劳动者也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总之，在注重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的同时平衡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繁荣。

参考文献

[1]Baldwin.R， Cain.G. Shifts in relative U.S.A wages: the role of trade， techology and factor endowme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0

[2]Jones. R.W.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篇4

关键词：加工贸易；河南；郑州；劳动力价格；运输成本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5-0007-02

一、影响加工贸易的主要因素及2010年前河南省相关情况

（一）主要影响因素

1.加工贸易的定义

加工贸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13号）的定义，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以下简称料件），经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加工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在东道国取得更大的成本优势，其中影响东道国成本优势的因素很多，包括劳动力价格、运输成本、经济开放度、政策优惠产业配套能力等，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归纳。

2.加工贸易的影响因素

（1）劳动力价格。加工贸易的主要内容是加工装配，当前该工作环节主要依靠人力，劳动力成本是加工贸易的主要成本，因此劳动力价格是影响加工贸易的最主要因素。

（2）运输成本。加工贸易经历原料进口及成品出口两个环节，两环节涉及运输成本及运输时间问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是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发展中仅次于劳动力优势的发展要素”，因此运输成本因素非常重要。

（3）通关效率。加工贸易不可避免要涉及海关监管，进而产生通关效率问题。“加工贸易产品具有市场变化迅速、产品更新率高、交货周期短、客户需求紧的特点，因此对通关效率要求较高”，故而通关效率也是影响加工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4）优惠政策。加工贸易利润附加值比较低，一般都需要东道国地方政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特别是在以上影响因素大体相同情况下，优惠政策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河南省的情况

1.劳动力价格优势不明显

河南省拥有充沛的劳动力，1998年河南省就业人口达到5000万，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达58.9%；2010年河南省就业人口6042万，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达44.9%。第一产业里庞大的就业群是最可靠的劳动力来源。充沛的劳动力供给压低了河南省的劳动力价格，2000年、2009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平均工资是15692元和37101元，而河南省是7997元和27120元。河南省在劳动力价格方面存在优势，但差距并不是太大，很难抵消河南省在其他方面的劣势。

2.运输成本较高

由于发展加工贸易原料进口及成品出口大都需要通过海港，河南省地处内陆，省会郑州距离较近的出海口青岛港有八百多公里，经铁路、公路转海运存在运费高、时间长等问题，航空运输又过于昂贵，因此河南省在运输成本方面存在很大劣势。

3.通关效率不高

2010年之前，由于河南省国际贸易规模较小，郑州海关发展相对缓慢，河南省也没有一家专门的保税区，导致通关效率并不高，影响了河南省加工贸易的发展。

4.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在2010年之前河南省政府及各地方政府也大力支持发展加工贸易，但是由于自身经济实力有限，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优惠政策方面，在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并不大，并且河南省自身还存在交通因素、核心城市规模等方面问题，这使得河南省的优惠政策很难对外资产生吸引力。

二、2010年后河南省相关因素的变化

2010年以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河南省的相关影响因素出现了相对改善，从而也改善了河南省发展加工贸易的条件，导致富士康及其他外资企业纷纷在河南省投资发展加工贸易。

（一）中国东部劳动力价格过高，河南省优势开始凸显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国各地区劳动力价格水平差距加大。2005年、2010年、2014年河南省外资企业平均工资分别是15437元、29620元和39721元，同期全国外资企业平均工资是23625元、41739元和69826元，其中2014年江苏、广东地区达到63846元和58926元，河南省劳动力价格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绝对差距被进一步拉大。长期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工资水平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当东部沿海地区工资水平高到足以抵消其运输成本优势时，河南省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就开始凸显。

（二）运输成本方面

2010年前后，郑州市在物流交通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成就，这些成就进一步降低了发展加工贸易的运输成本。其中，郑州市航空物流、跨洲铁路物流的改善尤为明显：2007年郑州市开始建设郑州航空港，2010年后其作用开始初步发挥，郑州航空港一个半小时航程内覆盖中国2/3的主要城市和3/5的人口，货邮吞吐量增速居中国大陆大型机场首位；与此同时，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布局的高铁网正在加快建设，高速公路通车里程5830公里，所有县城均可20分钟内上高速公路，陆空对接、多式联运、内捷外畅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日趋完善，货物集疏的物流成本和时效成本进一步下降。

（三）通关效率得到提高

2010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2012年7月孟州保税中心也批准建立，2014年年底南阳卧龙保税区也批准建立。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区、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等集中布局，口岸功能不断完善，各类园区与航空港联动机制开始建立，通关便捷化程度较高，这使得河南省的通关效率得到大大提高。

（四）政府支持力度加大

随着河南省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河南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增长， 2008年河南省财政总收入达到2293.7亿元，此后连年飞速增长，2014年达到4094.78亿元。财政收入的增加，增强了河南省招商引资的能力和对外资优惠的力度，政府发展加工贸易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例如为引进富士康项目，河南省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快速完成了厂房改建、机电到位、设备进场、设备调试、人员入驻等系统工程，把服务做到了极致；河南省花费上亿元的财政补贴为富士康解决用工荒，为其代工的苹果手机等产品补贴运费达到10亿元，这些大的财政补贴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三、当前河南省发展加工贸易的新形势及未来发展思路

（一）面临的新形势

1.世界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出口需求萎缩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距今虽已有七年多，但是世界经济复苏依旧艰难曲折，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经济都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伴随着世界经济的放缓，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也进一步下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世界经济黄皮书：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2015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将不会超过3.0%，2016年全球贸易预计在3.5%左右，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已成“新常态”。全球经济放缓及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必将对世界贸易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未来河南省加工贸易的发展。

2.国际直接投资增速放缓，各地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加剧

河南省要进一步发展加工贸易，就必须进一步吸引外资，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考虑到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具有大量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未来流入中国的FDI还会持续增长。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较快，甚至已经高于东南亚部分国家，因此外资已经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这势必会影响未来中国及河南省吸引FDI。另外，中国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也在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发展加工贸易，各地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正在加剧。

3.河南省自身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河南省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运输成本难以继续降低和过分依赖富士康等方面。

在劳动力价格方面，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10年后进入缓慢增长通道，一直在千分之五上下波动，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河南省还面临着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劳动力继续向服务业转移问题，这意味着未来流入制造业的劳动力绝对增长率会下降，导致劳动力价格会持续上涨。在交通方面，河南省改善的主要是航空和陆路运输方面，远离出海口的先天性劣势无法改变，这就影响了河南省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在加工贸易的主体方面，河南省过分依赖富士康所属企业，其中2015年富士康所属企业进出口占全省总出口的比重达到67.5%，贡献率为114.3%。由于过分依赖富士康一家公司，导致河南省贸易进出口“快也富士康，慢也富士康”，影响了河南省国际贸易的正常健康发展。

（二）河南省进一步发展加工贸易的思路

随着国际贸易增长速度的放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调整，国际加工贸易厂商会更加注重劳动力较为便宜、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地区，河南省在劳动力价格及数量方面的优势会日益突出，因此这对河南省来说机遇大于挑战，河南省应该抓住当前世界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时机，继续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当前河南省加工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证明河南省正确利用自身因素的改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思路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而当前存在的过分依赖富士康的问题，其实是河南省自身实力不足、无法完整地引进产业链导致的，是河南省发展加工贸易初步阶段的必然现象，并不能说明原来发展思路是错误的。

河南省要继续从改善影响加工贸易的因素出发，扬长避短，吸引外资向河南进行产业转移。为此，河南省首先要注重自身现有本土产业发展情况，树立引进完整的产业链观念，发展“一头向内，一头向外”的加工贸易模式，通过这种方式直接降低进口原料带来的运输成本；其次，要针对河南省距离出海口较远，航空运输、铁路运输较为发达特点，选择合理的产业进行招商引资；再次，要注重产业升级，着力发展利润附加值大、技术含量高的加工贸易产业，注重高起点；最后，注重职业教育，从整体上提高河南省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不单纯依赖低工资优势。

参考文献：

[1] 潘 悦.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政策趋向分析[J].学术研究，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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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house price difference;livability;labor mobility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集聚。但是，城市的高房价成为这些在城市打工但不能成为真正市民的一个重要的障碍[1]。劳动力集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而高房价作为必要的生活成本，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力。在“买房置地，有房才有家”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很多中国居民家庭背上沉重的按揭贷款。虽有了住房，但是由于房屋的不可移动，因此固化了劳动力的分布，制约了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合理流动。劳动力要素的有效流动，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基础。高房价成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进而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商品房整体销售价格持续上涨。四个一线城市更是涨幅惊人，房价年均增幅超过10%。房价的持续上涨引发广泛的“逃离北上广”的讨论。众多学者都支持房价是抑制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分散力，但是，从我国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可以看出，城市依然是吸引劳动力的重要集聚地。虽然一线及热点城市的高房价是大家的共识，且在户籍制度等严格管控方式下，但是常住人口仍然持续攀升[2]。在房价上涨速度远超工资增长速度的情况下，除了房价，还有什么因素与房价共同影响劳动力的城市选择决策呢？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把“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宜居性城市上升到战略高度。目前关于宜居性与宜居性城市的定义仍未统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基本理念，一个城市应当满足以下四个方面要求：一是保证居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不发生大的灾难性事件;二是提供健康的环境，良好的医疗条件;三是在交通设施方面，能够提供快捷舒适安全的出行方式;四是提供舒适、便利的生活条件。进一步的研究增加了城市的宜居性应包含可持续性[3]。开展宜居性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主要有，城市人居环境理论、生态城市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社会理论、安全城市理論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理论。很多学者都认为，对城市宜居性的内涵理解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根据马期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处在不同需求阶段的居民，对于城市的宜居性有着不同的定义与要求，随着需求层次的提高，对城市宜居性的要求也会不断提升。从最初的保证基本生活的吃穿住行，发展到环境友好、和谐、可持续，因此城市宜居性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原理，当经济水平提高，人们在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条件后，更加重视城市的生态环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在进行城市选择时，越来越关注城市应具备居民个人发展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文条件等。

宜居性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城市内部的社区、单个城市、城市群。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单个城市的宜居性。梳理国内外文献，众多学者对城市宜居性的内涵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七个方面[4]：一是健康性，能够远离污染，不能用绿地和新鲜空气换高工资;二是安全性，具备完善的防灾预警系统，完善的法治秩序;三是自然宜人性，有绿地、可接近的水域等：四是包容性，尊重历史和文化;五是生活便利性，公共服务设施健全，医疗、教育、购物等生活设施齐全;六是交通通达性，道路系统完善，通行便利;七是发展性，为个人的就业学习提供发展机会。

1  房价、城市宜居性与工资的内生性关系

为什么不同的城市的房价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最初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公共服务水平，后续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不仅包含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水平，还包含气候、环境、就业率、个人发展机会等。

1.1 蒂布特模型

Tiebout[5]较早关注人口流动与当地公共品供给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蒂布特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具有消費者和投票者双重身份的理性经济人，会根据个人偏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在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收益和税负及居住成本支出之间进行权衡。之后，Oates[6]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在税负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与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正相关。国内的学者基于中国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通过实证发现地方公共支出对房价有促进作用，但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1.2 空间无套利理论

根据城市经济学的空间无套利理论，劳动力在进行区域选择时，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减去住房成本的差被城市的宜居性所补偿，即空间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在城市内部的空间模型中，如果某个区位有特别的好处，那么一定存在着特别的坏处两相抵消，例如市中心的高房价被短距离的通勤所抵消。在跨城市的空间模型中，高收入为高房价或者较低的便利性所抵消。Roback[7]基于空间无套利理论，构建了特征性定价理论，得出城市宜居性的价值体现在城市住房价格中，也就是说城市的住房价格不仅包含了自身属性如建筑结构、装修等，还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 et al.[8]在Rosen&Roback的基础上通过把房地产开发商、劳动力、城市宜居性纳入一个统一模型中，从理论上论证了住房价格、劳动力实际工资、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存在内生性，城市的宜居性补偿了城市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后来的学者多基于Rosen-Roback模型，展开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气候、医疗条件、犯罪率、教育资源、就业前景等都是城市宜居性的具体内容。Rapport发现居民在进行迁移选择时偏好好的气候环境，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好的气候显著增加城市人口密度，也就是说，城市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气候有利于促进人口的集聚。Berger et al.[9]利用城市住房价格和工资方程，检验转型经济中俄罗斯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力实际工资与住房价格的差异可以被体现城市正宜居性的医疗条件、好气候，以及体现城市负宜居性的城市犯罪率、种族矛盾带来的不稳定所解释。通过建立体现消费者不同偏好的住房价格特征模型，实证发现，大城市存在诸如多样性的商品与服务、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正宜居性，同时也存在着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负宜居性;一方面，正宜居性可以部分抵消负宜居性，另一方面，城市负宜居性可以通过城市的现代化管理加以解决，因此大城市的宜居性对人口流入有很强的吸引力。后续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居民在进行城市选择时，大城市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匹配的婚姻市场等对劳动力的流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坏的宜居性如通勤成本、污染等对劳动力流入的负向抑制作用有限。部分学者基于劳动力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劳动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者对宜居性的偏好程度不同，相比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来说，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偏好大城市因集聚而带来的知识外溢性、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

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工资、房价、城市宜居性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好的宜居性对人口流入有较强的吸引力。踪家峰[10]在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Rosen-Roback模型逻辑推演基础上，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的名义工资补偿了高房价，高的城市宜居性补偿了低的城市房价调整工资，高的城市宜居性是促使人们奔向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主要原因，从而利用中国的数据支持了房价、工资、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的内生关系。张波等（2006）提出城市价值包含城市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三个层面的内容，并通过实证发现沈阳市商品住宅价格空间分布特征与沈阳市行政规划空间的各区价值的高低吻合。任宏等（2007）构建了经济实力和生活质量的12个二级指标，从时间视角的研究发现，房价中城市价值的附加值占比越来越大。陆云龙等（2009）认为住房的价值不仅凝聚了抽象的人类劳动，更重要的一部分是来源于城市价值的转移。郑思齐[11]采用中国35个城市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确对城市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支付意愿，宜居性特征越好的城市，房价水平越高。之后，利用中国84个城市的上万个微观家庭样本研究发现，住房成本的均衡水平与城市的正宜居性正相关，与城市的负宜居性特征负相关;对于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群体，高技能劳动力愿意为居住在拥有更高人力资本，更多绿化面积、道路容量和更少拥堵的城市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12]。

综合国内外研究，学者们普遍支持房价、工资和城市宜居性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

2  扩展模型：植入住房部门与城市宜居性

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中，早已将城市宜居性作为影响劳动力效用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基于Krugman提出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CP模型），把住房部门和城市宜居性同时植入核心-边缘模型，探究房价、城市宜居性影响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理。假设经济体只包含北部城市和南部城市，广义工业部门和住房部门，劳动力可以在两个城市间自由流动，广义工业品城市内交易无成本，城市间交易存在冰山成本，住房不可移动。劳动力通过合理配置自身的收入，消费可贸易的广义工业品、不可贸易的住房以及享有所在城市的宜居性，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劳动力效用最大化函数采取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约束条件为 ，其中，U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的效用函数，？兹表示北部城市的宜居性，CM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所消费的广义差异化的工业品数量指数，CH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消费的住房数量。PM、PH分别对应北部城市广义工业品组合价格和住房价格，μ为劳动力在广义工业品上的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W为北部城市劳动力的收入。

最优化后北部城市代表性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引入工业品价格指数，得到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为：

其中，W*是南部城市劳动力的收入，sn表示北部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占经济系统整个劳动力数量的比重，T为广义工业品在两个城市间贸易的广义运输成本，且T>1。

将（3）式代入（2）式，得到包含城市宜居性的代表性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

其中， 采取类似的推理方式，可以求出南部城市代表性勞动力间接效用函数：

其中？兹*表示南部城市的宜居性， 表示北部城市的房价。根据长期均衡条件下，劳动力在城市间流动的决策准则是相对效用的高低，将（4）除以（5），得到相对效用函数为：

将公式（8）式代入（6）并对等式两边求对数，得到：

对 进一步应用泰勒级数展开后化简，则公式（9）变为：

从长期均衡的角度来分析，达到长期均衡时的条件一般是两种状态，一是劳动力在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二是所有的劳动力都集聚在一个城市。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是第一种状态，即劳动力在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也就是说相对效用水平为1，即U=V/V*=1，因此ln U=0。将公式（10）变形后得到如下形式：

等式左边是北部城市劳动力数量与南部城市劳动力数量的比值。因为 ，所以， 可以发现由劳动力效用决定的两个城市的相对就业人数与相对房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向关联，但是与城市相对宜居性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这是本文在高波等[13]研究基础上的边际贡献。

可见，城市间相对房价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劳动力选择在不同的城市居住其住房成本的高低，在工资保持不变或者工资上涨速度低于房价上涨速度时，由于预算约束，促使劳动力流向房价低的城市。但是，除了工资、房价外，城市宜居性也是一个影响劳动力效用水平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越来越重视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包含在人文环境中的公共服务水平、集聚产生的知识外溢、就业的发展空间对劳动有很大的吸引力;包含空气、水等质量的生态环境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城市宜居性的相对提高，对高房价起到一定的抚平效应。这可以解释我国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虽然房价很高，但仍然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的现象。因此，在分析高房价对劳动力流动作用效果时，要考虑城市宜居性对高房价的抚平效应。

3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房价、城市宜居性与劳动力流动

3.1 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房价与劳动力流动

对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展开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通过本地市场效应、生活指数效应、市场拥挤效应从理论上阐述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以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假设经济系统只有两个区域，北部和南部;两个部门，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两种劳动力，工人和农民。广义工业品在区域内交易无成本，在区域间交易存在冰山成本;农产品在区域内和区域间交易均无成本;农民不可以流动，工人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由于随机的外部干扰，假设工人向南部集聚，就会扩大南部市场规模;由于广义工业品在区域间贸易存在冰山成本，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下向市场规模大的南部集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企业在南部的集聚，增加了差异化产品的种类，降低了广义工业品的价格指数，在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降低了南部市场的生活成本指数;在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人在外部干扰消失的情况下，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下进一步向南部集聚，加大南部市场规模。南部市场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效应，吸引企业的集聚;而企业的集聚，进一步降低南部的广义工业品的价格指数，生活成本指数效应增强，吸引更多工人集聚。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指数效应互相作用，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在解释劳动力流动时的欠缺在于没有考虑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住房因素。Helpman将住房部门植入CP模型，取代了农业部门，构建了krugman-Helpman模型。该模型中，在外部干扰作用下，工人向北部集聚将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吸引企业集聚的本地市场效应，二是在住房供给受限的情况下，推高住房价格，产生住房拥挤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增加差异化产品的种类，降低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但是住房拥挤效应推高房价，因此北部市场的完全价格指数的升降由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和住房价格共同决定。Helpman由此得出，偏好多样性差异化产品的工人留大城市但是需要忍受高房价，不能忍受高房价工人则搬到房价低的中小城市。Helpman通过构建krugman-Helpman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房价与工人流动之间的关系。后来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而且后续学者的研究发现，适宜的气候、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设施、更匹配的工作机会也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

3.2 城市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力空间均衡

空间无套利理论是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根据空间无套利均衡理论，空间位置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因此从长期均衡视角来看，劳动力的工资和空间位置的便利性，再扣除房价后，每个区位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Rosen&Roback基于空间无套利理论，构建了特征性定价理论，得出城市住房价格中隐含了城市宜居性，也就是说城市的住房价格不仅包含了自身属性如建筑结构、装修、楼层、朝向等，还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在Rosen&Roback的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劳动力、厂商、住房部门的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城市宜居性、住房数量、其他产品数量的基础上构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在这个模型中，城市宜居性、房价、劳动力工资三者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房价与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城市的宜居性上。我国学者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发现居民对高的城市质量有显著的支付意愿、城市房价与宜居性正相关。

3.3 将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

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城市宜居性是影响消费者效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忽略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可能是有偏的。因此，将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发现由劳动力效用函数决定的两个城市的相对就业人数与相对房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向关联，但是与城市相对宜居性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也就是说，高的城市宜居性有助于劳动力的流入，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即高房价对劳动力的流入的抑制作用部分被城市高宜居性所抵消。高宜居性，一方面提高了適于居住的环境和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隐含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发展空间，对劳动力的流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工资等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房价持续上涨，推高住房支出占比，高房价是劳动力集聚的重要分散力。根据消费者效用函数，高宜居性通过提高劳动力效用水平，因而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是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一种重要集聚力。

4  政策建议

城市宜居性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效用水平，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可以吸引劳动力的流入，促进产业集聚。城市宜居性水平的高低将影响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大小，进而改变均衡结果。在工资和房价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边缘区可能凭借提高城市宜居性吸引劳动力的流入，引发产业集聚，核心区也可能因为城市宜居性的下降而导致劳动力的流失和产业过度转移。随着交通运输和贸易成本的下降，“广义运输成本”逐渐接近成本临界点，劳动力更加重视充分的、均等化的公共资源配置。而在我国城市建设与公共资源的配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规模越大，级别越高，越容易获得大量的公共资源配置，越能集聚人口。因此，加强中小城市宜居性的建设是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改变城市劳动力供给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的重要手段。

4.1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公共服务供给角度，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推动城市群内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城市在教育、医疗、文化、就业发展机会等方面明显优于中小城市，这种公共资源分配非均等化是大型城市房价过度上涨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取消对大型城市的倾斜与优惠政策，是解决大城市房价持续上涨的一个重要举措。改变过去各种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型城市的配置结构，将公共资源合理布局，形成网络型城市群。以劳动力集聚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形成集聚经济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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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收入差距；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2-0004-05　收稿日期：2008-09-22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的交织过程中，既实现了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也引致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逐渐变化。从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基尼系数已从1981年0.29升至2007年0.48，基尼系数逐步扩大所代表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城乡和地区差异之间，不同行业、学历、性别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目前，关于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着眼于经济转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市场竞争、政策体制、劳动力结构、扭曲因素等方面，对开放政策与收入变化关系的研究关注较少。而开放既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同时也会通过国际贸易、吸引外资以及劳动力的流动等渠道影响收入差距。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评价，同时还影响到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改革深化进程以及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从理论角度来看，对外开放与一国劳动力收入决定的研究由来已久，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会因为贸易开放而导致异质性劳动收入差距的缩小，发达国家的对外开放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但随后实证研究却大多得到相反结论，这推动着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不断创新。之后的研究一方面从不同角度重新解释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譬如需求偏好、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弹性；另一方面则对实证模型进行更严格的假定，提供实证检验的稳健性。理论研究方面则主要基于经典ss定理并根据现实作相应的调整和改进。本文主要是从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方面对现有理论进行回顾和评析，为探讨中国开放政策和收入关系提供有关理论依据和有益借鉴。可以说，对于开放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定论。

二、经典理论回顾―SS定理

SS定理在HO框架下提供了国际贸易和工资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论支柱。它是在假设完全竞争行业的零利润情形(zero-Profit Conditions)下讨论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在开放经济下，如果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于非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增加，技术劳动和非技术劳动工资差距就会扩大。这种商品价格超比例转换为要素价格比例的关系被称为扩大效应(更为详尽的说，如果产品价格增长，那么要素价格至少会超比例的增长)。在近几十年，SS定理被集中使用在工资不平等的讨论中，现有几种研究试图按照SS模型的预测去分析北方国家工资不平等的增长。一种类型的研究关注发达国家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要素收入的关系，对美国的实证并不很支持SS理论，20世纪80年代非技术劳动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技术劳动密集的产品并没有明显下跌，而该国不平等却在增长。另一类研究试图分析一国进出口中要素含量的变化从而讨论技术劳动和非技术劳动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变化(Wood，1994、Krugman，1995、Borjas，Freeman andKatz，1997)。这些研究引起一系列方法上的争论，比如贸易量是否能够正确体现贸易对相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以及是否要素含量法的研究有较多的实证价值等。尽管各类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目前，大多结论仍然表明国际贸易因素确实能够部分解释工资不平等和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失业率上升情形(Slaughter，1998)。

从对传统模型的分析及结论可以看出，首先，它是通过分析贸易对商品价格的影响，讨论要素价格的变化；但如同Samuelson认识到的那样，ss定理和FPE定理的许多假设并不符合现实情况，尤其是假设经济体之间产品、要素和生产功能的同质性等方面，贸易引起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代表一种趋势而不是现象，这需要后续理论对其进行更符合事实的修正。其次，开放的诸多模式中，贸易是最初形式，更深层次的开放，比如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技术的传播和延展等均有可能对要素价格产生影响，这些也可以沿着传统模型的思路进行拓展。再次，理论需要实证的检验，从现实的角度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最后，各个国家的情形千变万化，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和制度安排更是迥异，在开放的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忽略。

三、基于传导机制角度的理论拓展

(一)要素价格机制

如上所述，经典理论FPE定理和SS模型均把要素价格作为研究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渠道。后续很多研究，比如Hanso and Harrison(1995)，Davis(1996)，Wood(1999)，等都借鉴了这两个模型的核心思想，即生产要素的回报率取决于要素的供需，贸易会通过影响要素需求的变化影响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Jones(1999)构造了一个两国、两要素和三产品的HO模型。在此框架下，中等技术密集产品关税水平的降低，会导致工资在两国不平等变化的方向相同。如果关税减让发生在北方国家，那么在两国的工资不平等都会增加；如果南方国家进口中等技术水平产品并削减进口关税水平，那么两国工资不平等的程度都会降低。究其原因，其认为关税的减让会导致中等技术水平产品生成从北方转移至南方。Bin Xu(2003)将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边界作为分析贸易对要素价格影响的渠道，得出不同结论：关税的降低会引起进出口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的增加更为明显，尤其是对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由此，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工资不平等的日益增长。Nahuis(2004)的模型对SS理论的扩大效应有所发展，SS理论认为商品价格比例的变化会引起要素价格同方向变动，而Nahuis认为内生性技术变化会使得要素价格更大幅度的变化，这种扩张效应超过了SS理论给出的变化比例。

按照经济地理学的观点，一国内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该国开放之前会较小(Fujita，Krugman andVenables,1999)。国内公司为降低运输成本，会选择将中间产品投入和最终需求中心定位在一国中心地区，这会导致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这一地区，从而增加地区间固定要素实际收益的差距(如土地)；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行，公司可以使用国外资源和中间投入品，减少中心地区经济活动的集中性，地区间

固定因素实际收入的差距会减少。这一理论为解释部分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理论途径。

(二)需求偏好机制

传统国贸理论认为国家间偏好一致，这种假设认为各国及个人对产品的需求同它们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额相对应，一国消费模式取决于它们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以及世界总产出，上文提及的要素含量法正是基于此。尽管它成功解释了基于要素供给差异方面的问题，却没有从需求上考虑国际贸易，因此后续的很多研究将需求偏好作为贸易影响收入差距渠道，放松了传统贸易中各国偏好相同的假设，认为总需求不仅仅依赖于总收入，而且依赖于人均收入。对于开放经济中的个体偏好的考虑，Krugman(1980)就已经将一个经济体分为两个偏好截然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都对某一特定集合的物品具有不同的需求曲线，其分析的结论认为每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会选择专业化生产那些在国内具有更大市场的某些产品。Feenstra and Hanson(1996)分析了生产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转移的过程，生产转移可能是由于南方资本市场的相对增长，或许是因为南方相对于北方的中性技术进步。这种生产的转移都会导致南方国家产品的技术要素含量的增加，导致在两个国家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会导致技术劳动力相对报酬在南、北两个地区都会有所增加。Glazerand Ranjan(2002)的研究恰从偏好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出发，得出贸易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但他们认为异质性和偏好的变化(Variety)缺一不可。一国的技术劳动或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口喜欢消费技术密集型产品(Skill Intensive Product)。当这类人口数量增加时，会有以下三个效应：①直接效应是其工资下跌；②市场产品多样性增加；③对技术密集产品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提高工资需求的增加。这三个效应的综合结果是技术劳动工资的上升，加大收入不平等性。Dalgin，Mitra and Trindade(2004)拓展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认为偏好的不一致性是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原因。他们根据美国家庭的预算，将产品分为奢侈品和必需品两种，并认为奢侈品的进口增加了进口国的不平等，而必需品的进口则正好相反。进口国不平等的增加则会导致扩大他们同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减少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更加剧了国家间的收入差距。

(三)技术进步机制

HO模型的另一假设是技术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为外生变量，但很多研究发现技术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的驱动因素之一。近年来，对发达国家工资不平等增长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是“贸易导向型技术进步”，这是对传统模型在技术动态方面的拓展。根据Bound and Johnson(1992)，Katz and Murphy(1992)，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Autor，Katz andKrueger(1998)，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等的观点，发达国家的技术变化偏向技术劳动增加了技术劳动相对非技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增加了他们的相对工资。Robbins(1995)，Wood(1994，1995，1997)以及Panagariya(2000a)的研究也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贸易可以引起进口竞争部门的技术进步，从而寻求生产中的新方法节约低技术劳动。这种防卫型技术进步(Defensive Innovation)使得公司更好地同进口产品竞争，但也会减少对非技术劳动的需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国际贸易会促使企业提高现有技术，从而更好进入外国市场。因此，无论哪种国家，贸易导向型技术变化都会引起工资不平等的增加。

SS定理认为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要素价格更大比例的变化。可是现实的实证分析发现[Sachs and Shatz(1994)]，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只能解释可观测到工资不平等的很小一部分。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分析decompose了美国制造业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发现70％的变化可以由产业内的变化来解释，只有30％归因于产业间的变化。这个结论可以被解释为，劳动力需求结构向技术劳动力的变化大部分归因于技术革新，并不同国际竞争的变化相关。Machin(1996)使用同样的方法调查英国的情况发现劳动力需求83％的变化能够由产业内改变(variations)来解释，重要的是。计算机的使用是技术劳动力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Desjonqueres，

Machin and Van Reenen

(1999)and 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显示在一些发达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被限制在一些特定行业，与是否这个部门是可贸易的还是非贸易的无关。

Acemoglu(1998)开始了从内生性技术的角度考察。他认为技能偏态型的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造成的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增加的结果，当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时。技术进步就被导入了技能偏态的轨道。他认为，劳动力中技能供给的增加在短期内降低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但是长期看来，这个技能供给的增加导致了技术进步的技能偏态性，使得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最终超过了最初的降低效应。并且他用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大幅度增加降低了技能升水(skill-Premium)，并在80年代大大增加了技能升水。这就是直接技术效应(direct technology effect)：当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越来越高时，他们的生产率相对与低技能劳动力也会提高，那么当高技能劳动力越来越多时，将会导致技术进步的方向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高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互补，即表现出明显的技能偏态性。

潘士远(2007)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差异之谜。在贸易自由化之后，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学习到相对多的与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因此，和生产与非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相比。生产与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也就是说，学习效应是有偏的。因为技术知识的生产是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所以学习效应会导致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扩大工资差异。同时，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进一步导致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扩大工资差异。

(四)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

SS理论在谈到收入差距问题时的出发点基于要素的需求和价格，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而实际上国际贸易可能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价格弹性，对发展中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带来

不利结果。Rodrik(1997)很清楚地论述了国际贸易可能会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价格弹性对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有不利的结果。如果国际贸易会增加产品市场的竞争性，产品的需求将会变得更加有弹性，“既然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会随着对产品的需求变化而成比例的变化，产品市场的一体化会使得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富有弹性”。Levinsohn(1993)、Harrisonl994)、Kafics andPetersonl994)、Sen and Chandl999)、Yabuuchi andChaudhuri(2007)的理论和经验分析都支持这一观点。从国际贸易会增加对劳动力需求的自身价格弹性的论点中，Rodrik(1997)得到三个含义。首先，日益递增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使得工人想要取得更高水平的生活标准和福利代价更昂贵；其次，较高的弹性将会使得工资和就业面临劳动力需求的外部冲击时更加不稳定；最后，较高的弹性会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转向资本，这样会导致“公司剩余中工人所占份额更少”。国际贸易会增加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导致对产品的需求弹性的增加，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会随着对产品的需求变化而成比例变化，劳动力市场弹性必然增加。弹性增加将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转向资本。工资和就业面临劳动力需求的外部冲击时更不稳定。但是该结论遭致Panagariya(2000b)的质疑，运用HO理论和特定要素模型，他的结论显示开放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没有明显的联系，如前文所述，他认为是贸易导向型技术进步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实，Rodrik和Panagariya的分歧源于不同的分析角度：Panagariya对劳动力的需求指国家层面对劳动力的需求(National Demand for Labor)，而Rodrik则指对公司的劳动力需求。在非技术劳动相对价格改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是否会引起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增加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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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产品 价值 价格 不确定性

近年来，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力图促进农业的发展、缓解农民经济困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但是仅仅从事一般种植业（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收入并没有得到显著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纯收入在某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一般种植业农产品的价值形成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致使农产品的价值形成不易衡量和计算，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其价值，农民的生产投入较高但实际所获得的收益回报却较低，增收较为困难。

农产品价值形成中的直接构成因素和间接影响因素很多，在农业生产周期中各方面因素都具有不确定性。总的来看，一般种植业农产品的价值形成和影响因素主要应包括三大部分：一是生产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二是劳动者活劳动耗费所新创造的价值（其中包含劳动力价值和价值增殖两部分）；三是其他影响因素。

一、农业生产中生产资料耗费的不确定性

在农业（这里仅指种植业）以外其他各业的生产经营中，每个经济组织或经济单位，一般都设立有专门的部门并配备有专业技术人员对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进行核查和计算，就连个体工商户也不例外。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每天都要进行，要求真实、完全地反映生产资料的耗费状况，以使生产经营单位能够及时、准确地衡量生产经营投入的大小和经济效益。而在农业生产中农产品（这里主要指传统农作物）的生产资料耗费一般都是以年作为生产时间单位进行计算的。我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前主要由村或生产队作为核算主体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则由各家各户根据自己的经营情况独立进行。然而，在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农村实行的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中，绝大多数农户基本上没有进行过生产资料耗费的经营核算。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农户种植同样面积的土地所购买和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不同，使得农业生产中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的计算，不能像工业生产、商业经营一样使用统一的标准，再加上农业生产中主客观方面限制和影响因素的不一致，这就增加了核算的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在我国农产品生产中的生产资料费用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当年生产过程中全部耗费的生产资料费用，主要包括种子秧苗、农用地膜、化肥、农家肥、农药、燃料、水电、农具购置及修理等费用；二是当年生产过程中部分消耗的生产资料费用，主要包括机器、役畜、生产工具、建筑物等折旧费。以上各种生产资料的费用由于产地、品种、规格、质量、价格和使用数量不同，使得所支出的费用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农户有着很大的差别，即使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农户间也存在很大差别。并且，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一年中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有形的、一次性消耗的生产资料费用还容易核算，无形的、每年部分消耗的生产资料费用的核算具有不确定性，致使农业生产中生产资料耗费的总体核算较为困难。

二、农业生产中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不确定性

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劳动者劳动力的耗费过程即是劳动过程，劳动过程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能够创造各种使用价值，即生产不同的产品；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其中包括劳动力价值和价值增殖）。劳动者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会创造归属不同的价值。依据以上原理比较其他行业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农产品价值形成中农民劳动创造的价值计算存在着不确定性。

1、农民必要劳动创造的劳动力价值计算存在不确定性

从种植业外其他各业来看，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耗费都是以劳动力价值即工资来体现和补偿的，有小时工资、日工资、周工资、月工资、年薪等各种形式。这表明：在这些行业中进行劳动，劳动者不论劳动时间长短、繁杂程度如何，他们的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即劳动力价值，通过工资形式比较容易地就体现出来。在农业生产中，农民的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应以劳动力价值及工资形式来体现和补偿。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耗费是农村集体通过劳动工分制来进行衡量和计算的。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集体经济单位的管理水平又参差不齐，不同生产单位、不同时期对同样劳动力从事同样劳动的劳动日值计算是不一样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劳动工分制在大多数农村已成为历史，使得农村劳动者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计算失去了依托。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时一般不会去专门计算自身每日、每月乃至全年的劳动力价值，或者说根本不懂得如何去计算。多数人还认为，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为自己和家庭进行劳动，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劳动力耗费的价值计算及其补偿问题，如果受雇于他人才会去计较自身的劳动力价值。而且，国家和地方政府至今也没有对农村单位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进行统一的标准评定，再加上全国各地农业种植条件的不同，农业生产中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投入的计算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无形中就增加了农业生产中必要劳动创造价值核算的不确定性。

2、农民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即盈利的计算也存在不确定性

盈利在工商企业是很重要的核算内容，它是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效益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每个农户不仅不会而且也不可能去核算自己生产的盈利。一方面，由于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经济组织和社会机构，对农民生产经营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即盈利进行过较为合理科学的核算，致使全国甚至同一地区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核算标准；另一方面，各地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条件不同，所需要投入的活劳动量也存在很大差别。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农业生产经营中，农民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即盈利的计算存在不确定性。

三、农业生产中的其它不确定因素

在我国不同地区，农产品价值衡量还要受到农业生产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土地质量、技术水平、生产规模、管理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因素，在不同地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作用和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更增加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衡量核算农产品价值的难度。

1、农业生产发展规模的影响

农业生产发展规模是指作为生产单位的农户所拥有或占有的固定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它包括土地、劳动力、机械与设备等要素的数量。农业生产中固定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越多，生产规模就越大。它是影响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生产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在我国不同的地区，农业生产发展规模大小不一样，实际带来的效益高低也不同。这样，就致使在不同的地区同样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核算的不同。

2、农业生产科技投入高低不同，无形中增加了农产品生产成本核算的不确定性

农业生产科技投入的高低，会对农业生产的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对农业生产效率会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农业的科技投入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程度在不同的地区高低不同。这无形或间接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在不同地区统一核算的难度。即使在同一地区，也会有所不同。

3、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每年平均约有五分之一的农村人口遭受自然灾害。当洪水、干旱、台风、地震、冰雹、雪灾、蝗灾、沙尘暴等自然灾害过后，不仅所有受灾农民的生产投入必然会增加，有的甚至会成倍地增加。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农民生产自救的投入周期延长，成本核算困难。

4、农用物资质量缺乏保障的影响

现阶段，尽管国家下大力气整治农资市场，市场情况逐渐转好，但仍然存在着种籽、农药、肥料、农用地膜等生产资料的制售假劣的行为，假种籽、假化肥、假农药坑农事件屡屡出现。另外，如果出现化肥、农药的有效含量表里不一、实际含量与标注含量相差较大的情况，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增加农民的生产投入。这就使得在同样生产条件下，农产品成本外支出计算的不确定性增加。

四、影响

农产品价值构成因素的不确定性致使农产品的价值核算困难。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不能准确反映价值，农民的农业生产投入就很难及时、全部收回，甚至是亏本经营。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看，平均每种植十亩地大约需要3名左右的劳动力。现在，我们假定一个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按平均工业劳动力如一般农民建筑工人每人每年8000元左右计算，种植十亩农田投入的劳动力成本大概需要2-3万元。以北方种植业为例，每年两季平均亩产粮食1000公斤左右，十亩地的总产量10000公斤左右。若按现在粮食市场平均价格1.80元/公斤来进行计算，农民收获的粮食全部卖出去总收入也不过18000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会越来越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价值或价格也会不断增长，即我国农业生产活劳动投入成本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因此，单凭发展种植业，农村居民也仅仅能保证自己家庭成员吃粮不用愁，实际收入并不会提高，甚至有时会出现负增长。

以往，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做法是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产量或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来进行适当弥补。但从长时期看，单纯依靠提高农产品产量来增加农民收入的路已越走越窄，单纯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企望也由于国际市场的低比价而难以实现。只能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开辟农民的非农收入途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参考文献】

[1] 曹晔、徐祗坤、张丽英等：中国农产品成本的理性分析[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2] 蒋学模：政治经济学教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 武占海、张继永：加大投入强根基，降低成本增效益[J].保定日报，2005-11-10.

篇8

一、工资的价值导向是调节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

所谓工资价值导向是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能否反映劳动力价值，决定着人才资源流动的方向。

1、工资价值导向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格必须反映商品的价值。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格——工资同样必须真实反映其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值得不到合理的价格反映，建立在基础上的劳动关系不可能巩固。劳动力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必然向着能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方向流动。市场经济中人才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到工资福利、劳动条件、个人志趣、人际关系等劳动者自身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中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的货币表现形式，体现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起着引导劳动者主观流动的作用。

2、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含义是将合适的人才安排到社会需要的岗位上。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保证这些岗位能够提供合理反映劳动力价值的价格—工资。只有在劳动力的价值能够得到合理价格体现的情况下，人才资源才能按照价格机制的作用规律向这些岗位流动。如若不然，人才资源不仅不可能流向这些岗位，反而会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从这些岗位流失。

二、工资的供求导向是调节人才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

所谓工资的供求导向是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反映着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影响劳动力资源在不同行业、岗位之间的配置。

1、工资供求导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总是向着能提供较高价格的方向流动。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也不例外。当某一行业，某一岗位的劳动力价格较高时，劳动力资源将会大量涌入这一行业和岗位；而当劳动力价格较低时，劳动力资源又会相继离开这一行业和岗位。基于工资价格形式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不同数量表现，就为劳动者而言工作的选择提供了特殊的价格信号。依据这一特殊的价格信号，人才资源按照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得以配置。

2、特殊地区工资人才资源配置国家在边远地区设立艰苦地区津贴，对于苦、脏、累、险行业及岗位设立艰苦岗位津补贴，在工资上实行倾斜政策，通过工资的供求导向引导人才向这些地区和岗位流动，保持现有人员的稳定。

3、工资分配在人才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市场经济规律在工资分配上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工资必须能合理反映劳动力价值，即劳动者所提供劳动的质和量必须得到合理的工资体现。这就要求在工资分配中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一原则，确定职工工资时，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按劳分配不仅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基本精神，而且保证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能得到合理体现，为人才资源在工资这种特殊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进行合理配置。

三、案例

某单位利用工资的调节职能，稳定了人才队伍。使企业充满了活力。主要做法是：

1、坚持制度创新，转变观念，制定了《项目、创新、贡献分配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了分配的公平性、公开性，公正性，得到了员工的认可和支持，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2、调整分配重点，拉开分配差距。将原来的分配重点向苦、脏、累、险岗位倾斜，调整增加经营管理、技术等关键人才收入为主，突出管理、技术、知识的作用，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拉开分配差距，真正做到贡献大收入高。

3、实施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极大地调动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他们的知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增强了企业竞争能力。

四、结束语

篇9

关键词：要素报酬；劳动力结构；劳动力要素价格；专用要素模型；产业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FPE）定理，从长期看各种要素价格在国际间将会出现趋同趋势，并且若假定一国在保持产品价格不变，那么要素价格与供给之间将表现出非敏感性的特点（Leamer，1994）。因此，在新古典分析框架下，如果只有两种商品和两种生产要素，并且两国都生产这两种产品，那么最终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之间将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如果两种要素报酬（最终产品价格）已知，就能推导出相应的最终产品价格（要素报酬）（Samoulson，1948，1949）。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根据有关数据表明，国民收入从1979年的36452亿元上升为2009年的3434647亿元，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9%；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速度稳中有升，其中1991～2009年与2001～2009年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5%和107% 数据搜集整理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的差异逐步显现：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从收入分配角度看，北京、上海及其他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城市存在显著的居民收入差距 以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为例，北京和上海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56328元和56525元，远高于西部地区如四川、贵州和云南省的25038元、24602元和24030元。；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看，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发散趋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不均衡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及对应的要素价格决定机制具有重要关系，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与价格对于收入和产业发展与升级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基于Samoulson（1948，1949）年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应用2004和2008年中国第一和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对中国区域和行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动及对应的劳动力要素是否存在价格均等化进行检验。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结合地区和行业劳动力要素结构和价格的变化，对要素价格均等化和专用要素模型进行拓展，进而分析中国劳动力要素价格是否收敛，同时对劳动力结构演化与产业的均衡发展与升级机制进行探索。

本文研究框架如下：第二部分，对要素价格均等化以及劳动力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第三部分，在对已有模型进行分析拓展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对研究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基于地区要素价格均等化视角，对地区劳动力结构和价格的变动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从行业劳动力结构和价格变动角度，对劳动力要素均等化问题和行业劳动力要素供给和结构变动问题进行探索；第六部分，总结结论，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Samoulson（1948，1949）最早提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并指明了最终产品与要素价格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伴随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劳动力供给的变动，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及相应价格经过调整后是否能收敛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Johnson，1997）。不同劳动力结构的就业人员区域和行业间的转移，也可能带来转入区域及行业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变化，例如可能对流入区域和行业劳动力就业带来“挤出效应”，从而使相应工资报酬下降或者使流入区域和行业劳动力出现外流（Outmigration）现象（Borjas， Freeman et al.，1997），也有可能提高当地或本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从而带来区域或行业劳动力要素报酬及人力资本利用率的整体上升（Card，1997；严善平，2006等）。Hanson和Slaughter（2002）从四个角度对区域和行业吸收劳动力供给差异化变动进行研究，即区域相对要素供给变动、区域间劳动力和资本的转移、区域产出组合的变动及潜在的生产技术改变层面，并得到支持生产率调整后（Productivityadjusted）FPE定理的证据。但是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Developing Economy）来看，劳动力具有典型的产业间分布特征，因此城乡、区域及行业间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差异可由劳动力不完全流动所解释（蒲艳平、吴永球，2005）。区域和行业劳动力要素价格由于行业和区域的特质性（Idiosyncratic），必然存在绝对量上的差异，但去除区域及行业间生产率、劳动者的培训的机会成本之后，劳动力要素的报酬会趋向于收敛。

劳动力要素供给变动的冲击，可能并不会带来相应要素供给价格的改变，这种冲击可能会被区域或行业转向于使用这种冲击所涉及的相对扩张的密集要素方式所吸收（Rybczynski，1955）。由此，国际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生产技术的变动，特别是偏向于技术性变动可能会带来技术性劳动力（Skilled Labor）相对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相应的劳动力价格（Autor， Katz et al.，1998），打破区域或行业间绝对量视角上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均等化。技术偏向性科技变动（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SBTC）对区域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具有显著性影响，可能会打破市场原有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均等化条件（Hanson和Slaughter，2002）。劳动力结构本身的升级是SBTC的首要前提，在Hanson和Slaughter（1999，2002）的研究中对劳动力所接受教育层次的变动进行了测算和考察，并据此作为对影响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主要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劳动力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及不同学历层次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对产业变迁和调整会产生不同影响（徐桂民、綦建红等，2007），各个行业劳动力学历层次的变化，可为SBTC提供潜在的动力，并带动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但是，由于历史及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等原因，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非均衡性问题较为严重，例如存在低端劳动力存量较大但需求不足，而高端劳动力供给明显不足但需求巨大的两对矛盾（魏浩、程b，2010）。同时，由于国内户籍为代表的制度歧视因素等限制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严善平，2006），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升级。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及所有制结构的独特性，因此有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行业的内部增长效应，而劳动力跨部门流动影响不显著（李小平、陈勇，2007）。

[20]Samuelson， P，1949，“International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Economic Journal，59，pp. 181197.

[21]Samuelson， P，1948，“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Economic Journal，58，pp. 163184.

[22]Wood， A，1997，“Openness and Wag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Latin American Challenge to East Asian Conventional Wisdom”，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1，pp. 3357.

Factor Return Differentials， Structure Evolution of

Labor Force and Industry Transi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st and Second Economy Survey

Chen Fuz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篇10

关键词：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出口；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121-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而强劲的发展，这很大程度是源于我国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为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性价比极高的劳动力供应，正是这些劳动力低报酬高付出的特点造就了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制造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口前景也一片良好。然而，从 2007 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地区出现了招工困难的问题，即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招不到工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破产倒闭。可见，我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①，即表明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再加上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都呈下降趋势，政府对在职员工的离职政策、保险政策、最低工资政策等方面的保护力度也在加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变得愈加明显。

国外学者关于劳动力的专门研究起源于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体系，但早期大多是关于劳动力对产出水平影响的研究，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等的研究。后来，库兹涅茨通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搜集了大量的美国历年国民产出数据，最终结果表明：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两个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其它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再后来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之后一直延续这个思路，直至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派提出了将人力资本引入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型里面，而且是以独立的内生变量的身份引入。

盖尔・福斯勒（2007年）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快速上升，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以更高的速度提升，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不会明显地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负面效应[1]。Gollin（2002年）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劳动力水平可以由该国的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来反映，进而该国的综合行业竞争力也将显现出来。[2]

国内的研究普遍认为，虽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我国依然具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蔡P（2007年）认为，如果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给不充足的话，那么，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将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其竞争力水平也不会由此而减弱[3]。应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措施包括：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发展教育和培训来减少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冲击[4]。（2009年）都阳和曲h指出：劳动力成本优势具体应该指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关系，他们通过相关数据的计算与分析得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没有减弱的结论[5]。即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即使呈上升趋势，但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是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也比其他国家快很多。

制造业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其劳动力成本水平的提升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对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做出正反两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对我们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状及原因

（一）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变动及趋势

1978年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为597元，这个水平在当时可以过着令很多人羡慕的生活。到1990年，平均工资已经达到2073元，短短的12年时间提高了3.47倍多。2000年，平均工资水平达到了8750元，相比十年前，增加了超过4倍的幅度。 《中国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为41650元。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从1978～2012年提升了20倍多[6]（见表1）。

（二）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

1.劳动力自身生活教育成本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表2和表3可以看出，1978～2012年我国物价水平及居民消费水平上涨明显，尤其是近年来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用品以及教育医疗等的费用不断提升。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认为：工人创造的边际收益即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了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即随着劳动者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即劳动力成本自然而然也是上升的。纵观我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我国劳动生产率是在逐渐攀升的，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高新科技的应用与创新不仅使生产所用的器具大幅度地提升了效率，再加上劳动者自身利用先进器械以及创新的生产流程与生产方案，其劳动生产率自然上升很多。2.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越是迅猛，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愈旺。尤其是沿海地区，制造业的空前繁荣以及出口的迅猛发展，都对劳动力需求有增无减。但《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的数量是93 727万人，占总人口的69. 21%。从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 900多万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近十几年里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据统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为1.5亿多，2000年底达到了1.8亿人，2010年则达到了2.5亿以上。但从近年来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的速度来看，农村人口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再加上目前我国体制转型的改进，城乡二元化格局逐渐被打破，城市反哺农业的效应将会更加明显。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必然结果。

3.政府政策因素。自2004年我国正式颁布《最低工资法》以后，各个地区的最低工资都在逐年进行调整。三十多个省市在2010年调高了最低工资水准，平均增幅在20%以上[7]。其次，我国历史发展遗留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退，即农民将享受到仅次于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2020年我国的目标是实现每个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社会保障，那么，社会福利水平及保障将不断提高，继而劳动力成本也将提高。此外，根据我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无论是在职期间的保险还是解约后的补偿、正常休假时的工资等方面都将得到保障。

三、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应

（一）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进出口额及物价的影响

用1998～2012年数据，通过制造业劳动力平均成本来反映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见表1），通过货物进出口总额及进口额来反映我国进出口情况（见表4），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商品零售业价格指数来反映物价水平（见表5）。

将进出口总额 （TIE）、进口总额（T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CRP）作为自变量，将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成本（Y）作为因变量，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Y=C+β1TIE+β2TI+β3CPI+β4CRP（1）在Eviews上计算后得出如表6、表7所示结果，且R的平方值为0.985161，F=165.9732时P值为0.000000。可见，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各个变量整体上对工资有显著地相关关系。设定模型显著性水平为5%，则模型具体结果如下：

从表7可以看出，该回归拟合优度为0.985161，F值为165.9732，且对应的P值为0，符合条件，但是从表6可以看出进出口总额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T检验的P值大于0.05，即这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社会劳动力平均成本无显著相关性，故将进出口总额以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去除，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见表8，去掉价格指数后的结果见表9。

由表8和9可知，各个变量T检验的的概率值都小于0.05，通过T检验，R的平方值为0.976254，拟合优度良好，F=246.6778，P值为0.000000，通过F检验。由此可见，去掉进出口总额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后，进口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两个变量整体上对工资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对外商投资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力成本低下，从而使得企业投入回报率高，这也就是我国所谓的人口红利优势。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少外国企业投资开始向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进行了转移。

外商在选择投资时不仅仅要考虑劳动力成本这一因素，其他诸如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及当地居民消费潜力等也都是考虑的关键因素。大多数外商投资于中国，看中的是中国庞大的消费潜力。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但是，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速度更快，超过了劳动力成本本身的增长，继而，总体的劳动投入产出回报率是很高的，超过了其他亚洲地区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

因此，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商投资的影响是有的，但由于国内综合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我国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更大程度的提高，都使得外商选择中国进行投资的动机更加强烈。

（三）对就业水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大学生数量的逐年攀升以及进城农民工的与日俱增，就业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理论分析认为，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会迫使企业尤其是实力不足够强的企业降低劳动力的雇佣，转而在生产设备等方面进行更多投资。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劳动力需求即使有略微缩小现象，但现有的劳动力规模依然不能满足现有的劳动力需求，失业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以北京为例，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5年失业率为2.1%，2010年为1.4%，2012年降至1.3%。

四、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正面效应

（一）对内需水平的影响

工资的提升即收入的增加自然而然将会引起消费欲望的增长以及消费额度的提升。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有利因素就在于能够引起劳动者消费水平的提升，从而扩大内需。

表2中1978～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数据，可以进入21世纪以来其增长速度越来越快，通过图1可以更清晰地展示这一变化。

（二）对劳动力素质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即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达成之后，劳动者除了对自身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外，也很注重对自身教育文化以及生产技能进行提升。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情况相比历年有了很大的提高（见表10）。

五、应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对策建议

1.国家宏观层面应对策略：（1）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转移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工业区位论对我国目前制造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5]。工业区位论是指企业最佳的生产地区应该是企业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企业应该向企业生产成本低的地方转移生产力。按照此理论，我国制造业的梯度分布为：东南沿海地区是高梯度区，中西部则属于低梯度区。随着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已经逐渐消退，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是必须的。同理，我国制造业在面临较重成本负担情况下，可以向周边国家比如东南亚国家，甚至非洲国家转移。

（2）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注重推进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着重鼓励乡镇企业做大做强，在政策及资金方面给予优惠支持。同时，应保证农村人口在基本社会福利达成的前提下，加大对农村教育师资力量的投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技术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3）加大对企业创新转型的政策出台力度，利用强而有效的政策方案或者法律法规，在约束企业正当经营的同时，指导企业走创新发展的道路。如建立产业研究基地、技术型大专院校、生产研究开发中心等科研与生产基地，在鼓励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方面，大力推进先进技术奖励、企业自主研发奖励、降税免税等。

2. 行业应对策略：（1）加深制造业产业的加工程度，增加产业链条长度。因为产业链长度的增加能使行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加大，从而减小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压力。同时，随着加工程度的加深，制造业产品的附加价值将更高，利润也更大。（2）突出产品差异化。产品差异化能排除异己，在竞争中树立自己的品牌与口碑，获得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3）加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投资与生产。技术含量越高，产品的投入回报率也越高，而且可以避免劳动力成本继续攀升所带来的威胁。

3 .企业应对策略：企业应积极应对，提升自身高新技术研发能力与创新能力；尽力满足现有员工的工作期望回报，从而吸引优秀人才；提高员工的生产能力以及教育水平等综合素质，比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及相关考核、与大专类院校合作进行在职员工校园授课教育、支持员工进行相关证书的考试并予以报销、以奖金的方式支持员工对技术的创新与改造等，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更要着重依赖于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与整体效应来提升自我寻求发展。

注释：

①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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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都阳，曲h. 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对 2000-2007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09，（5）：25-35.

[6]兰文芳. 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分析[D].镇江：江苏大学，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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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urat Tasci.Cara stepanczuk [J]. Labor Costs. Economic Trends，2007，（5）：13-24.

篇11

关键词：国际贸易 工资 就业 劳动需求弹性

开放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国际贸易会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同时也就必然地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发展。中外学者虽然在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中探求了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但在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构成机制的基本因素方面，却在间接的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的路径之间长久地徘徊不前。于是，在间接关系背后所包涵的规定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协调的直接因素就日益上升成为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中心内容，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就业与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效应。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影响

（一）理论依据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及其发展。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基础上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t和Samuelson指出：在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及非完全专业化标准下，由于国际贸易中自由贸易程度的不断提高，以稀缺生产要素作为衡量一种商品的价格标准将不断被降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为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确立奠定了基础。随之，Jones对工资确立的研究继续深入，并得出一种商品价格的上升是在一种密集型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而另一种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实现。而后，Jones和Scheinkman更将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推广到多种商品、多种生产要素的一般情形，并指出一种商品中至少有两种生产要素在价格上呈现出互为对立或互为统一的关系。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偏离及其修正。在国际贸易中，由于政策性关税的限制，使得完全自由竞争趋向为不完全竞争，于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工资的影响就会产生着波动。Baldwin指出，由于对密集型产品要素在国际贸易中的短期保护使其价格上升而相应地工资下滑，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本存量及结构变化对市场的反弹，这个影响将会被消除。因为，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下产业密集度超高，其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就越下滑。于是，不完全竞争贸易中的进口竞争会导致非熟练劳动向外劳务输出。Davis指出，在由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贸易中，进行政策关税限制的国家在多种生产方式的要素禀赋基础上所出现的工资下滑后非熟练工人向外的劳务输出，正是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不相符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必然作用。

（二）实证分析

伴随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二十年来工人相对工资差距均呈现快速扩大化趋势。例如：美国制造业相对工资差距，从1967年到1982年，由1.6降至1.52；从1982年到1996年，由1.6升至1.72；从1996年到2012年，由1.72更升至1.93。同时Xu对28个国家2002年至2012年相对工资差距的统计研究也有类似情形。在9个高收入国家有8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在11个中等收入国家有8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在8个低收入国家有4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

究其原因，Samuelson指出国际贸易加速了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及资源利用效率，使得以人为本的劳动力市场在上述优势下使劳动力更趋向优势企业流动，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工资水平不断提高。D.Greenawayetal在工资变化的研究中发现，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促使了技术人才向企业的涌进，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使得工资大幅上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推动作用，贸易的扩大加速了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之间工资的差距。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涌入发达国家时促成为发达国家非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减少，同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涌入发展中国家时又对发展中国家的工资结构造成一定的冲击。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影响

（一）理论依据

就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国际间跨部门就业的贸易活动具有平衡性作用，此即国际贸易中由于进口竞争部门的技术不足、效益低下，从而使非技术性劳动力流向出口部门，最终为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配置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理论。

失业理论。失业情形下国际贸易的就业模型包括最低工资模型、效率工资模型、搜寻模型及工会模型等，它们与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一起，构成了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就业影响的比较全面的系统理论。Harris等所建立的最低工资模型，研究在城市最低工资高于农村的情形下，一旦城乡工资均衡时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将出现失业，并指出这是因为开放经济下城市资本密集度升高下的工资上涨，导致就业人数增多而造成的失业。于是将有城乡资本密集度逆转的趋向，最终使城市的就业人数下降。于是，Matusz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效率工资模型。模型认为，高工资部门的出口补贴将使劳动力由低工资部门转向高工资部门，而总体就业水平下降；反之对低工资部门的贸易保护将使生产要素的实际工资提高，并使劳动力的总体就业水平提高。Davidson等的搜寻模型认为，在两种生产部门和生产要素下，其中具有某类型工人的搜寻部门必须在另类型工人生产的前提下才能保证生产，否则此搜寻部门将面临失业。Gaston等的工会模型，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与工会保护政策对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国际贸易与保护政策是工会工资的关键性变量，进口较之出口而言对工会工资影响更大，工会工资高于贸易竞争工资，工会工资与就业水平呈正比例关系。

（二）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要素含量法进行的实证分析，二是以回归分析法进行的实证分析。

要素含量法实证分析。这里的要素含量法就是通过对在具有一定数量的进出口商品上所投入劳动力数量的对比分析，从而估量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力。Kruegercf 对16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及就业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的劳动就业优于进口部门的劳动就业。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保护与生产发展呈反向关系。所以扭曲的市场要素及贸易限制的取消，将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Sghumacher对20世纪90年代欧共体六国（英、法、德、意、荷、比）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对就业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使各国就业率下降了3.1%-4.8%，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进口使自身就业率下降了0.9%-1.8%，但综合效应为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使得欧共体六国的密集型部门的就业下降。Naisbitt通过英国与欧共体其它国家2011年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贸易虽然使英国的就业减少，但只是局部地发生在服装鞋类、木材家具及纺织品行业，同时欧共体其它国家的就业减少则只是局部的钢铁、摩托及食品行业。

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这里的回归分析法是指以计量模型的规律形式对贸易与就业关系中所隐蔽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在此基础上选取正确就业方向的方法。Revenga对美国2000-2010年38个的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进口价格下降是导致就业下降的主要功能因素。夏良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进口每增长速度10%而就业就下降0.6%。但是，这些回归分析法中所涉及的隐蔽因素，都必须建立在劳动价值的基础上。这些隐蔽因素首先是遵循要素含量法的，其次又一定要建立健全在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从而体现劳动价值的不变性与转移性。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影响

（一）理论依据

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就是贸易导致一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的移动，即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化。而国际贸易可在劳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其劳动弹性发生变化。依据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一国同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贸易时才有要素价格之变化，并且同任何类型国家的贸易都将导致这个要素需求弹性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可在劳动价格不变情况下劳动弹性的变化，说明工资和就业不能替代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

Hamermesh认为，劳动需求弹性决定于三个变量：一是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二是劳动与其它要素的替代弹性，三是产品的终端需求价格弹性，并且劳动需求弹性同替代弹性与价格弹性呈正比例关系。Rodrik认为，国际贸易程度的提高将使一国在进动中获取资源的种类增多而成本下降，从而使生产要素替代弹性的提升促使了劳动需求弹性的提高。接着，Rodrik还提出了劳动需求弹性三个变量的重要贡献：一是国际贸易中供求双方由于更直接交易的垂直移动，劳动需求弹性将带来更大的工资与就业变动；二是劳动需求弹性的提高将直接影响到非工资成分的增加（比如福利的增加）。此外，伴随国际贸易活动的积极发展，劳动需求弹性而非劳动价格的变动，可导致一国之内劳动需求弹性对其劳动力市场构成更为自由的需求压力，从而使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出更加积极的回应。

（二）实证分析

Slaughter在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方面做过系统研究。他对美国三十年来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美国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力弹性变量，在行业内部隐蔽的技术、制度及国际贸易要素基础上进行了回归分析。他发现，在没时间变量条件下，生产性劳动力弹性在产业中变大，达到理论的预期目的；而加入时间变量后此预期则不复存在。因此，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理论部分成立，即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加大而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化莫测微弱。2011年，Hasan等对印度制造业二十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考察，并在印度劳动法限制基础上研究，结果印证了国际贸易自由化促使劳动需求弹性升高的理论预测：贸易自由化不仅使印度制造业的劳动弹性得以增升，而且这个增升伴随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强着，并且这个增升对要素生产率是全方位带动的，还使印度制造业的工资与就业产生了巨大波动。周申对2003-2012十年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的贸易进口促使了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增升。并且在世界贸易自由化不断加强的过程中生产要素替代的效应更加速了中国工业劳动弹性提高的步伐，替代效应在中国贸易劳动弹性中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渠道日益丰富多彩。同时指出，即使世界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的工资及就业的影响不明显，但仍可以通过提高劳动需求弹性的作法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

结论

本文从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影响、就业影响及劳动需求弹性影响三个方面阐释了一种较为全面的国际贸易理论。理论从生产要素禀赋出发，以经济状况为基础，以科技发展为动力，详细阐述了工资、就业和劳动需求弹性在贸易发展机制上所应处的位置和应具的价值作用，并在实践上以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发展为背景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完善性与可行性。因此倡导发达国家在此理论指导的路径上要继续深入继续拓展，从而使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转入全面、系统、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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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东部重现“民工荒”

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22978万人，同比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同比增长3.5%，而本地农民工同比下降了0.7%。从总体上看，由于2009年经济处于逐步恢复的过程，因此，全年农民工数量在2008年的基础上略有上升，随着中西部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工紧张程度明显升级，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选择省内务工，跨省外出比重下降。农民工收入增幅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

“民工荒”推升

低端劳动力价格

我们认为，我国的低端劳动力供求格局使“民工荒”将成为长期趋势，未来劳动力价格尤其是低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成为必然。

中西部城镇化加速农业劳动力省内转移。我们认为，未来劳动力仍将继续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但主要以当地转移为主，很难大规模跨省向东部转移。首先，农业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上人口占到全部人数的近一半，这部分大龄劳动力由于年龄较大，跨省转移非常困难，未来的农业劳动力将主要随当地城镇化进程逐步转向非农产业。其次，从政策面上看，国家正在推行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和城镇化进程，将为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中西部农民当地就业，因此可转移人口也将大大减少。

特定年龄段农民工的相对短缺。“民工荒”中最短缺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农民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一时期的出生率明显下降，造成这一年龄段农民工的相对短缺。这一年龄段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与老一代有较大差别：一方面，家庭生存压力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减轻，这使得他们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和较高的工资待遇；另一方面，农民工学历相对较高，懂得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都将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

我国劳动力价格特别是低端劳动力价格明显偏低。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价格国际同比显著偏低，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6%，但工资仅为其4%（2006年）；劳动生产率为韩国的10%，但工资为其7%（2007年）。从最低工资反映的低端劳动力价格看，我国最低工资仅相当于人均GDP的25%，相比其他国家明显偏低。

未来劳动力价格特别是低端劳动力价格将不断提高。我们预期，除了中西部城镇化进程和人口结构所引发的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其他因素也将推动农民工的用工成本的提高。一方面，农业收入增加使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增加。农业收入增加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农业收入增加；其二，国家反哺农业政策实施，从2004年国家开始逐步实行对于农村的“三减免、三补贴”政策。此外，国家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基础建设投入，大量农民工可以实现当地就业。另一方面，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更加重视。

用工成本上升带动产业升级

未来整体劳动力的供应将逐步偏紧。首先，从劳动力资源的绝对人数上看，未来我国20-40岁的中青年人口数将逐步降低。其次，从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看，我国的抚养比在2010年达到最低点，未来将步入逐步上升的阶段。因此，虽然未来劳动力供应逐步偏紧，但国际比较上看，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依然相对充裕。

“民工荒”不会对整体企业造成很大压力。相对于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的充裕，我们认为当前“民工荒”所影响的仅为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并且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这种影响相对有限。短期内，企业可以通过适当提高待遇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而中长期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企业将提升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摆脱对低成本人力资源的依赖。

篇13

[内容摘要]在一国内部由于劳动力流动具有便利性和广泛性，限制了发达地区产业过度集聚后劳动力成本的升幅，导致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的产业转移(资本流动)被抑制。文章回顾了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变化幅度，发现无论与中西部地区还是和其他行业相比，其增速都明显偏慢。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民工荒”、出口转冷等新背景下我国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西进的新态势进行了展望，提出内需市场的充分启动是中西部地区大规模承接东部资本转移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民工荒；产业转移

一、“里昂惕夫之谜”的中国案例与解读

“里昂惕夫之谜”是对经典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著名质疑。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1953)通过对美国1947年进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了一个有悖于传统禀赋比较优势论的现象：美国实际上主要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现象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里昂惕夫之谜”是对国际贸易领域比较优势理论的质疑，而在一国内部，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现象。在我国31省市的工业结构上，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特征的大多是西部欠发达省区(如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等)，而很多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则明显偏向于劳动力密集型特征。2006年全国31省市工业部门按全部从业人员人均固定资产净值的排序中，最低的三个省份均位于东部沿海，分别为广东(89022元从)、福建(89286元从)、浙江(10793l元／人)。

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与资源禀赋、历史积累、区位地理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密不可分，但其与“里昂惕夫之谜”显然存在着共通之处：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相对更偏重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落后国家或地区相对更偏重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本文认为，我国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倒挂”现象，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目前仍大量分布于发达地区的现实，与国内经济环境下所特有的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密不可分。由此所引致的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替代，是东部发达地区在不具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情况下，仍然大量存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内陆落后地区吸引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资本转移的一个不利影响因素。

劳动力流动问题是国内学界近10余年来一个高度关注的热点领域，针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现象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对既有研究资料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大部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上。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中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对区域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制约，尚未在实践中体现出明显的效果，典型的例如蔡防等、姚枝仲等等。

然而，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等同于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对二者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劳动力流动与资本流动(或者说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对该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范剑勇(2004)吴安(2004)六亿(2007)等，大都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具有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的消极影响，并且这种消极影响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流动对既有产业分工格局、产业集群现状的推波助澜之效。

与其稍有区别的是，任太增(2001)、王兴中(2006)等人认为劳动力流动本身对产业转移也有着抑制性影响，即劳动力流动通过增加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延缓了其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从而削弱了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阻碍产业转移。本文论点与此类观点较为接近，都强调劳动力流动与资本转移的替代性关系。在深入剖析这种替代性关系的内在机理基础上，本文特别对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劳动力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趋缓的现象做了实证统计，并分析了在“民工荒”、出口转冷现象等新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资本转移替代性关系发生改变的可能性。

二、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替代机制

在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分析前提之一是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不流动性，然而在实际经济当中，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是可以在国与国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流动的，下面将分别分析资本与劳动力两种要素流动所带来的影响。

图1中，假设有东部与西部两个地区，两地区在发生要素跨区域流动之前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初始资本存量存在差异：横轴OO′代表东西部地区总的资本存量，OC和O′C分别代表东部、西部各自的资本存量，东部发达地区显著高于西部落后地区。左右两个纵轴则分别代表东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m和n分别是东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

首先来看剔除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资本流动。由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在出口拉动作用下率先发展起来，因此其初始资本占有量远高于西部落后地区，在资本边际产值递减规律作用下，东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应低于西部地区，在图中体现为OG＜O′F。在现实中，这体现为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攀升使其利润率、投资回报率低于西部落后地区。为了追求更高的资本边际产值和回报率，东部地区资本就有了向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力，体现为移动过程。当资本西进过程使资本占有划分由C点移动到了D点时，东西部的资本边际产值达到均衡状态，即两地区资本边际产值曲线相交于正点。

现在加入劳动力流动因素。劳动力由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的流入，改变了该要素在东部地区供小于求的形势，抑制了劳动力价格攀升，进而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使其与西部地区均等。这样，劳动力的流动就对资本流动产生了一种替代作用。体现在图1中就是移动过程，东部地区资本边际产值曲线整体右移到m′，与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相交与E′点。E′点与初始情形相比，东西部间资本占有比例未发生变化，但资本边际产值回归均衡。

在更多的情况下，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是在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同时反向开展的。体现在图1中就是移动过程③和④，东部地区资本边际产值曲线右移到m″，资本占有划分由C点移动到H点，两地区资本边际产值在E″点达到均衡。与E″点相比，E″发生了一定的资本转移；但与正点相比，资本转移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

前面的分析中都假定西部劳动力输出不改变该地区劳动力供求关系。由于西部向东部劳务输出主要来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时，其供给可以近似的看作无限供给。但是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存在下去，当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达到一定规模时，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导致西部当地劳动力成本提高，进而降低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和资本边际产值。体现在图1中，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n右移到n″，即移动

过程⑤，与东部地区移动后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m″相交于c″资本占有划分由C移动到J，即移动过程⑥。新的均衡点E″与上一种情形的均衡点E″相比，资本转移规模进一步减小，再次体现了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形成的替代。

可见，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替代体现在两个方面：不仅是发达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提高会抑制资本流动，并且当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后落后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降低同样也会抑制资本流动。

三、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劳动力价格变动情况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转移抑制了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削弱了当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内在动力。对于近年来东部地区劳动力价格，特别是制造业劳动力价格的实际变动趋势是否真正呈现出了这样一种被“抑制”的现象，下文将进行比较分析。

从图2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近10余年间东部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并未体现出与其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较高增速。在1998年之前，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长率基本位于同一水平，各年份之间差异不大；而在1998年之后，地区间差异开始愈加明显，特别是2002年以后东部地区增速明显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内部三大经济圈之间的比较同样值得关注。从1993年到2006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中，珠三角区域制造业平均工资增幅明显低于环渤海和长三角：1993年，珠三角平均工资尚高于另两大区域；2001年，珠三角被长三角超过；2006年，更是被环渤海超过(如图3所示)。珠三角区域正是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劳动力对外输出的主要流人地和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最集中的区域，其制造业工资的缓慢增长与本文前文假设不谋而合。

最后再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行业间的工资水平变动情况(如图4所示)。与制造业一样，采矿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包括住宿和餐饮业)等也是吸纳外来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行业。与这些行业相比，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的相对增速并不低；但在2003年以后，其他几个行业的平均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而制造业则趋于缓慢。

通过以上三组比较可以清晰的发现：无论从区域层面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还是从行业层面与其他行业相比，近年来东部地区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速都明显偏低，其劳动力价格被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一现象全部归因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带来的劳动力供需形势变化，但毋庸置疑的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东部地区制造业的成本压力，使其在日趋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价格竞争背景下仍然富于一定的成本优势。

然而随着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日趋放大，这种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又直接导致了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对劳动者吸引力的下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制造业收入水平的优势在缩小，这会减低一部分劳动者进行跨区域流动的动力；与其他行业相比，东部地区制造业收入水平的劣势在放大，这会进一步加速就业者从制造业向其他行业的分流。

综合来看，整体工资水平增速的相对滞缓，一方面既是东部地区制造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保持相对成本竞争力的一大优势，但另一方面同样也是导致其近两年遭遇“民工荒”问题的主要内因之一。

四、“民工荒”、出口转冷等新背景下的要素流动

(一)要素流动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在一国内部区域与区域之间，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均不存在明显限制。当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出现资本边际产值差异时，究竟由哪种要素的流动来实现资本边际产值重新均衡，取决于两种要素流动成本与收益的相对比较。

要素流动的收益很明显是资本投资回报和劳动力报酬的增加。而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流动的成本则分别包括以下方面：资本流动成本主要包括由于地理位置改变而带来的交通物流费用增加以及原有投资沉没损失等；劳动力流动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迁徙成本、劳动力生活费用增加等。

要素流动收益与流动成本之差，即为要素流动的净收益。近10多年来，由于劳动力流动成本相对较低、资本流动成本相对较高，劳动力流动净收益相对高于资本流动净收益，导致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主要要素流动形式为劳动力流动而非资本流动。

造成劳动力流动成本相对较低、资本流动成本相对较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限制大大减少，虽然户籍等制度仍然存在，但在实际当中真正能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性因素已经基本消除；其次，城市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之间存在着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成本上的“二元”结构，这种特征虽然扩大了贫富分化，但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生活费用等成本的攀升；再次，我国特殊的空间地理结构导致中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交通物流上具有极大的先天条件制约，东部产业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后将长期面临由产品物流费用攀升带来的巨大的资本流动成本。

(二)“民工荒”与要素流动

2004年春季以后，东部沿海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纷纷开始遭遇“民工荒”现象。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就民工短缺问题在这几个地区所进行的调研显示：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珠三角的深圳、东莞，闽东南的泉州、莆田，浙江的温州等地区尤为严重。虽然2007年以后随着东部外向型企业出口转冷现象的加剧，“民工荒”现象已不再是当地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但该现象的出现具有深刻背景，其与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探讨。

“民工荒”出现并非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转移殆尽，蔡防(2007)的估算显示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约1.2亿的剩余劳动力。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在东部沿海地区此前出现的“民工荒”背景下，以及今后内外经济形势转暖、“民工荒”现象重新抬头的格局下，东西部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替代资本流动”的现象是否会出现转机，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西进的态势是否会真正意义上大规模提升。

导致“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无外乎两点――劳动力要素流动成本的升高或者流动收益的下降，导致劳动力流动净收益及流动积极性的降低。本文认为，流动收益的下降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当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与其他行业存在一定差异。建筑、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由于主要面向国内消费市场，因此其企业收入水平和员工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本国整体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劳动力要素价格和最终商品价格具有比较紧密的关联性。当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时，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大幅提升，而企业则可以通过涨价等方式消化增加的劳动力成本。但在外向型制造业领域，由于国际产业竞争的存在，我国企业难以单方面通过产品提价的方式来消化用工成本上涨，而更

多是被动接受既定产品价格。因此近年来外向型经济占重要比重的东部沿海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相对较慢，不仅落后于西部地区，也落后于本地区其他行业。

由于宏观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通货膨胀等因素，近年来国内建筑、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工资水平得到很大程度提升，间接提高了整个民工群体的收入期望水平；而由于人民币升值、国际竞争加剧和部分发达国需求疲软等因素，东部沿海外向型制造业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难以承受较大幅度的成本上涨，因此无法给出具有竞争力的工资报酬。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制造业的转移因此同时面临直接收益的下降和机会成本的上升，制造业“民工荒”现象自然萌发。

在这种背景导致的“民工荒”现象下，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西进的态势仍然难以出现根本性改观。东西部地区间劳动力价格的差距正在被缩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也逐渐削弱，东部资本通过西进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迁移动机难以实现。反应在图1中，移动过程的情形出现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其资本边际产值相对降低，成为阻碍资本西进的新因素，东部资本即便遭遇“民工荒”也难以通过西进来予以有效解决。

(三)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需冀望于需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江西、湖南、四川、重庆等中西部省市纷纷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作为本省经济发展的一大战略性举措。该政策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东部企业赴中西部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当前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川渝等西部省份)所吸引到的主要还是一些面向国内市场、旨在通过分散设厂来降低分销成本的企业，而真正支撑起东部沿海制造业主体的外向型企业，西进态势仍不明显。

目前中西部地区吸引东部企业投资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土地、能源等丰富且相对廉价，而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显著――在东部制造业工资增长相对缓慢和国内其他行业工资增长相对较快的双重作用下，东部地区制造业与中西部地区其他主要就业吸纳行业的整体工资水平已不存在明显差异。当外向型制造业可承受的最高劳动力价格由国际市场形势、汇率变化等因素“外部给定”的前提下，较低的薪酬水平不仅使其在东部地区会遭遇“民工荒”难题，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同样不具备较强吸引力。

篇14

关键词：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输入型通货膨胀

2007年我国物价一改前两年的平稳运行格局，呈现出持续攀升的态势，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从年初的2.2%一路跃升到年末的6.5%，创11年新高。全年累计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的风险正在逐步积聚。根据2008年2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8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1%，创13年来的新高。其中，城市上涨6.8%，农村上涨7.7%；食品价格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8.5%，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今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难题。

一、通货膨胀概述

1.通货膨胀的含义

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学中意指整体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升。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物价的上升不是指一种或几种商品的物价上升，而是指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其次不是指物价水平一时的上升，而是指持续一定时期的物价上升。

2通货膨胀的成因

（1）需求拉动。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总需求过度增长，总供给不足引发的。（2）成本推动。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等的增长推动了物价水平的提升。依据引起成本增加的原因，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又可分为以下几种：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工资的提高会使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使产品价格提升；利润推动的通货膨胀――利润推动的通货膨胀又称为价格推动的通货膨胀，是指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的厂商为了增加利润而提高价格，或者是由产业协会统一提高价格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进口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进口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是指在开放的经济中，由于进口原料价格上升而引起的通货膨胀。（3）结构性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主要是指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

过去30年中，通货膨胀曾在我国出现多次，最典型的是1985年、1988年、1993年和2003年。但这类通胀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其共同特征是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过分活跃，伴之而来的是消费高涨，使得社会总需求高于生产能力，导致价格上升。但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受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部分农产品主产国减产、对于大宗商品需求不断上升及世界生物燃料产业对粮食需求大幅增加等多种因素影响所造成的，明显不同于以往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从本质上说还在于货币发行量超过了经济活动需要的货币量。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具体成因可概括如下：

1.流动性过剩影响要素价格上涨

所谓流动性过剩是指货币投放量过多，由于过多的资金追逐有限的产品，要素价格势必要上涨。（1）能源价格上涨。2004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原油需求增长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恐怖袭击、产油国政局动荡等不确定因素频频发生，加上投机商乘机炒作，从2006年3月底开始，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60美元一路走高，一度突破100美元，［1］目前仍维持在每桶90美元左右的价位，2007年2月20日又冲破了100美元。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直接加大我国交通运输业成本，根据资料统计表明截止2007年底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2.6%，汽油、柴油和煤油出厂价格分别上涨3.9%、8.8%和8.0%；提高石油产业链（包括以石油为原料的炼油企业、化工企业）产品价格的同时加大了下游的化纤、橡胶、塑料行业的原材料成本，降低其产品竞争力；增加了居民的额外生活支出，导致相关产品物价提升。（2）原材料价格上涨。从国际市场看，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性产品近几年价格都大幅上涨，巴西运往欧洲的铁矿石在2001年至2003年仅维持在30美元/吨左右，今年2007年已超过80美元/吨。2004年初，铜、铝、锌的期货价格分别约为2000美元/吨、1500美元/吨和1000美元/吨，2007年已分别达到7500美元/吨、2600美元/吨和3500美元/吨，而且黄金价格刷新了28年来最高纪录。［2］由于我国资源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受其影响，国内包括钢材、水泥、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全线上涨。（3）农产品价格上涨。2004年开始，原油价格大幅上涨，驱使全球发展生物质能源，以替代石油，由此拉动了对玉米的需求，推高了国际玉米价格。［4］同时玉米等生物燃料作物价格的上升刺激了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从而挤压了一些传统作物的种植面积，所有主要粮食的库存量均下降至历史低位。［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的《10年农业展望报告》认为，生物燃料需求不断扩大将导致全球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

近年来，我国生物燃料加工急剧扩张，增幅远远超过玉米生产的增长。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4-2006年我国深加工消耗玉米由1650万吨提高到3589万吨，年均增长29.5%，远高于玉米产量7.9%的平均增长速度。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造成地价不断上升，耕地被不断侵占，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可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全国已经有2亿多农民实现“农转非”，相应地其农产品消费从“自给型”转变为“商业型”，口粮需求持续增长。居民食品消费升级，“少吃米饭多吃肉”，人均小麦年消费量10年间下降了10公斤，人均猪肉年消费量则10 年间上升了10公斤，而生产1公斤的猪肉需要3-4公斤的粮食作为饲料，这导致对于大豆、玉米等饲料的需求不断增长。［2］

另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得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农民要求更高的农产品价格来补偿失去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也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2.劳动力工资加速上涨

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特别是劳动力工资超过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也是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2007年我国新增就业1204万人，比上年多增加20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快速增长态势，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比上年加快1.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比上年加快2.1%。

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支持一国的工业化。然而，伴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人口增速减缓，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不可能一直存在。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预测，劳动力供求的转折点可能在2009年出现。目前，中国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时代将结束，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成了目前通货膨胀的主要来源。而且不同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速度并不一样，这样在劳动工资增长过快的背景下，生产效率进步较慢的部门将出现盈利下降和价格上升并存的局面。根据安信证券的数据研究分析表明，从2007年以来，在第三产业内部，价格上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在下降；而第二产业是价格稳定的同时企业盈利仍然在上升。这说明目前劳动力工资的上升速度超过了第三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但仍然慢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这种情况导致了第三产业价格在2007年的全面上升。由劳动力工资上升所推动的通货膨胀可能具有较强的粘性，压力的缓解需要较长时间。［3］

3.大宗商品进口成本提升及美元贬值

目前我国许多大宗商品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原油、氧化铝、铁矿石、铜精矿等主要资源的进口依存度在40%以上。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影响，国内相关产品价格也水涨船高。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政策动向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环境变化对国内物价波动其影响力约占70%（见《中国证券报》2008年2月13日），这一指标已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4%～20%的范围，国际市场变化对国内物价的影响程度是非常之大。

简单地说输入型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在国际间的传递，它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国外商品价格的上涨而传递到国内从而导致该国国内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讲，它一般表现为由进口商品价格上升所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与美元贬值及次贷危机下的减息所引起的进一步贬值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大宗商品都以美元计价，国际各大投资机构纷纷运用大宗商品投资对冲美元贬值的风险。受此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犹如服用了兴奋剂一般疯狂上涨，屡创新高。在弱势美元格局未变的情况下，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将有可能长期居于高位，推升全球通胀，而中国则面临国际输入通货膨胀的压力。针对我国通胀的成因，在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外，还应该通过汇率、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等综合措施，控制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通胀压力。

作者单位：沈阳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

参考文献：

［1］国家信息中心政策动向课题组.物价周期性震荡上行 调控需要“以粮为纲”――当前物价形势分析及调控政策建议[N].中国证券报，2008-02-13（B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