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建议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人口老龄化的建议，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生育政策；徐州

        0  引言

        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例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例的7%时,称为老龄化人口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徐州劳动人口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各个方面产生诸多影响，妥善解决和预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问题，是实现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

        1  徐州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1 老年人口的规模大  资料显示，至2006年底徐州市老年人口总数达132.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4.2%，80岁以上高龄人口约占老龄人口的16.5%，到2020年将达到190万，约占总人口的18.5%。

        1.2 老龄化发展速度非常快  2005年全市总人口比2000年减少了8.86万人，下降0.99%，而同期的老年人口却增加了16.22万人，增长了22.8%。显然，徐州老年人口增长不仅绝对量大，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

        1.3 老龄化在城乡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  2005年徐州城镇、 农村 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8.91%和10.78%。

        1.4 老龄化要超前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在5000到10000多美金，而徐州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金，属于中等偏低收入水平的地区，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2  人口老龄化对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2.1 消费结构面临转变  老年人口的增加，用于医疗方面、老年服务的消费需求将增加。对消费总的影响不大，但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

        2.2 影响科技创新  老年人口的增加,会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诱发采取贸易措施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

        2.3 劳动力比例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2.4 养老、医疗保障压力加大  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生命周期的延长，在不远的将来，一对年轻夫妇可能要赡养4至6个以上老人。养老压力和老年人医疗卫生资源消费压力较大。据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

        3  现行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从封闭人口看，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西方人口学家在生育率和死亡率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研究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而不是死亡率下降而导致的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一结论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

        4  建议

        4.1 认清现状，着眼未来，转变观念，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更要重视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徐州的城乡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二元化，既 农村 的二孩生育政策比城市宽松，例如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户结婚，即可生育二孩，而城市里必须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能生育二孩等。这些政策很大程度降低了徐州市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使得城乡新增人口数量差别加大，导致徐州城市新增人口数量明显少于农村新增人口数量，反过来由于农村 教育 条件、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 经济 条件较差，其新增人口未来的综合质量明显低于城市新增人口，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也不利于解决未来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调整是要遵循人口自身 规律 的，是要有前瞻性的。例如现在出生的人口只有在15年或20年以后才能进入劳动力人口的行列，届时如果感到人口过于老化或劳动力不足，再以计划生育来调节将是无济于事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也是一个社会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的重构过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文明加快向农村扩散。由于目前是以城镇人口数量作为衡量城市化标准的，所以许多城市政府部门往往会出现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例如“县”改“市”等方法，来提高城市化水平，但是却忽视了城市化发展的质量，忽视了城市化后人口结构、质量和综合素质水平。城市化不能就城市而论城市，应当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依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增加高素质人才的“储备”。

        不同的生育政策将决定徐州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再以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而是要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适时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纳入到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中，调整计划生育的运行机制。同时，要在稳定现行政策的前提下，认真研究未来人口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作用，而将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4.2 把现行的追求低生育率的生育政策平稳过渡为“低生育率水平与调控人口年龄结构质量并举”的政策

        4.2.1 具体是指高于生育率更替水平的农村地区，应继续搞好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使生育率水平降低到2.0左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保持较低水平的主城区，则不再是继续维持这样低的生育水平，而是应该采取合理措施，把生育率的上限调控到1.8的合理水平左右，以达到调控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的目的，改善出生性别比问题。

        4.2.2 为避免回升过快，作为过渡措施，先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且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妇再生一个孩子，如响应者过少，再考虑全部放开，让愿意生育者再生一个孩子，当然生育二胎是上限。实际上，受环境污染、结婚年龄越来越迟影响，现在不孕不育的家庭正越来越多，已占12%多；另外受经济条件和社会综合因素影响，城区有生育二胎或多胎意愿的育龄群众比例不高，有的还选择丁克，不要孩子！因此，对计划生育搞得好的徐州城区，合理调整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是不会回升过快的。

参考 文献 ：

[1]龚幼龙，严非.社会医学[m].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44-45.

[2]徐州市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z].

[3]徐州市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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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市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加快发展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业，把发展养老保障和服务纳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部署中，纳入到民生工程实事中，全市实行了全民参保计划，城乡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巩固在96%以上，60周岁以上城乡无保障居民基础养老金发放实现全覆盖，全面实施大病医疗保险，逐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市财政投入扩建了老年公寓，新建了8家中心敬老院，全市现有证照齐全的民办养老机构37家，共计床位5000余张，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个，居家养老服务站231个。

二、人口老龄化给我市社会发展带来的主要挑战，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市老龄事业的发展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从总体上看，与当今形势下养老的社会化、多样化、个性化的要求，与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还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

1.养老保障方面。不同人群之间的养老保障水平差别较大，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水平不一，会造成新的社会分配不公。目前，城乡居民基础养老保险发放标准为105元，保障水平^低。

2.医疗保障方面。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大大增加了对医疗资源的需求，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高，住院需求大，市级医院通常人满为患，看病难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缓解。另一方面，需要缩小不同群体间医疗保障水平的差异性。

3.养老服务体系方面。一是我市养老床位供给总量和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根据我市十二五规划，2015年末养老机构床位要达到老年人口总数的4%，也就是需要养老床位10324张，但目前公办加上有证民办和无证民办，一共才8444张。二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不强，还留于形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仅在节日期间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社会迫切需要的常态化的日间照料、助餐、助浴、助医等服务项目还没有全面开展。而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仅仅挂了牌子，没有开展实质性的服务。三是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不少民营企业家萌发创办养老机构的意愿，但往往苦于门槛多而高，所以望而却步。国家在土地、税收、用水、用电等方面提出了优惠扶持政策，但因为一些政策措施刚性不够而也很难落实。

4.老年人的消费市场。老龄人口有许多特殊的消费和服务需求，商家更多地是考虑中青年等主力消费群，老年人的服装，医疗器具，旅游，健身场所和老年人的照料服务等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几点建议

1.加强老龄宣传教育工作，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年期是人生发展的必然阶段，老年人也曾经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全社会都要尊重和接纳老年人，努力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舆论氛围，促进老龄事业健康发展。

2.养老保障方面。一是加快建立无差别化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新农保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双向转移衔接，逐步缩小职工养老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缴费、享受标准的差距，加快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尽早实现城乡统筹衔接。二是充分发挥低龄老年退休人口的经验和技能优势，鼓励再就业，既满足退休者的工作需要和精神需要，又能减轻家庭和政府负担，带来社会和经济效益。

3.医疗保障方面。一是积极稳妥推进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的并轨，继续加大扩面征徼工作力度，使医疗保险从“制度全覆盖”转为“人员全覆盖”。二是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水平，鼓励支持大力发展民办医院，在行业准入、土地出让，人才供给方面给予政策便利，切实解决好“看病难”的问题。

4.养老服务体系方面。一是政府拿出招商引资的热情，把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细处，推进养老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投资兴办养老机构，重点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上规模，有特色的护理，康复等专业养老机构。二是充分发挥居家养老的基础性作用，大力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为社区老人提供日托，助餐等常态化服务。三是将养老护理人才的培养纳入全市人才发展规划，支持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加快培养老年护理、康复、营养、心理咨询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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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钱亚仙.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研究[J].理论探讨，2014（1）.

[3]李川瑜.我国城市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研究[D].浙江大学，2007.

[4]邓大松，王凯.国外居家养老模式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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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经济发展；人口老龄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和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已成为一个带有共性的社会问题，面对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的局面，传统的家庭养老受到极大的挑战。

1 研究背景

1.1 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人口老龄化是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做出的分析和判断，是指在一定的人口总体中，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界定，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或者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 。这意味着在时代进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某地区或国家人口处于老龄化的状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问题。就我国而言，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10.45%，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7.09%，标志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转变为老年型，主要特点是：

一是老龄人口数量多。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在“十一五”期间表现出持续增长之态势，到2010年将达到1.74亿，所占比例约为12.78%，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预计可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二是老龄化进程速度快。自推行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得死亡率下降和寿命延长，也促使了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增加和相对比例的提高。三是高龄老人比重大。我国在21世纪上半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时期，高龄化发展也将更加迅速，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0%。四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在20000美元之上，属于先富后老的类型，然而目前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是典型的中等偏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现代化建设尚未完成，属于未富先老的类型，因此，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更大。

1.2 社会变革对养老方式的冲击

人口老龄化绝非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而且还与经济建设、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当前我国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这个社会结构变革和整体发展的新时期，人口老龄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棘手课题，急需寻求一种合理、高效的养老方式。一是家庭功能弱化。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执行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出现了“小型化”，“核心化”的发展态势，“四二一”家庭比例逐年上升，使得家庭养老功能十分脆弱。二是社会职能分离。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国有企业处于国家经济的核心地位，职工的生老病死一般都是由企业负担或补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已将其福利功能转移给了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积极探索一种能适应大多数老年人实际需求的社会化为老服务新模式。三是思想观念改变。现代社会，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普遍是与老人分开居住，这给传统就近照顾老人带来了不便。加之，就业生存环境的激烈，许多年轻人选择在外地学习、工作、成家，甚至是远赴海外谋求发展，这样就使寂寞空虚的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养老问题无疑雪上加霜。

1.3 现存的问题

养老服务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已经在大部分社区中尝试开展了为老服务，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从总体上看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养老保障制度覆盖面还比较窄，老年人优待政策还没有惠及到全体老年人；养老服务业发展仍较为滞后，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个性需求；社会福利组织有待规范，民办养老机构监管尚需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起来。存在的宣传力度不够、法规不完善、基础设施薄弱、经费不足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2 养老服务模式的对策建议

2.1 建立多支柱的养老服务体系

面对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家庭规模小型化、空巢化，而养老机构床位匮乏的实际现状。短期内，单独依靠社会、社区或是家庭一方的力量都无法承担老年人养老的重任，必须建立起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老年福利事业，需要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地加大投入力度，构建社会、社区与家庭相结合的养老模式，满足老年群体的发展需求。居家养老立足家庭，以社会服务进家庭为标志，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广泛发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市场化运作，大力培育专业化服务机构和服务队伍，使之形成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的格局。这样才能构建起功能互补，形式互通的新型养老体系，才能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成为在现实条件下妥善解决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

2.2 整合养老资源提高配置效率

面对资源不均，设施不足等问题，应注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不丰富，活动场所有限为切入点，提出利用和盘活社区现有资源，充分挖掘现有可供居家养老服务的潜力因素，有效整合社区资源的建议，从而节省政府支出，又能保障养老服务的物质基础。适时将社区内一些闲置的厂房、学校、幼儿园等场地进行养老服务方面的改造，开辟老年人的活动场地，盘活废止资源，整合合理使用，满足老人们的实际需求。同时把现有的家政、商铺网点、医疗机构等资源纳入到养老服务体系，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

2.3 发挥社区服务在养老模式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社区是连接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纽带，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下降，老年需求日益增长，以及老年人社会服务的滞后发展，即便老年产业十分发达，老年人的许多实际需求仍需由就近、方便、熟悉的社区来满足。建议区分服务对象、丰富服务内容，发挥服务站的平台作用，进而为老年人提供贴心多样的养老服务的建议。扩展服务政策，提出因地制宜，打造自身特色，从而实现养老服务水平整体提高的观点，以及发挥志愿者力量，邻里互助等积极因素，加强社区为老服务的承载力。

3 结束语

总之，新时代的养老服务模式，既要满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又要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顺应时展的客观要求，从而减轻国家负担、弥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不足，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其推广应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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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问题；建议

胜利召开，改革开放践行30余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看，2013年我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与之相差的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增加低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可谓“未富先老”。人口出现了老龄化问题，这是一种致命伤害，不仅不能化人口资源为优势，而且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一、“未富先老”现象的基本概况

未富先老，这是一个新锐词语，是专家在1982年人口普查后提出的，它反映的是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的平均寿命却提高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在我国今年的《社科院蓝皮书》指出：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个数据已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二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属于成年型，而短短20年左右，人口年龄结构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三是地区老龄化差异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以上海最高，约16.38%；新疆最低，约为5.43%。东部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明显比西部地区严重。四是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国民收入一般在5000至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才达到6000美元。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

纵观历史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问题，更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资源老化。社会的运行需要充足的劳动力来维持，而老年人所占比例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年龄较大的人在工作中掌握了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但是年龄的增长，导致他们的身体机能下降，反应能力变慢，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变得更加弱，劳动效率也跟着低下。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繁琐，要求人们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和新的知识，显然青年劳动力更符合社会的需要。中老年人过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不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社会领域，人口老龄化需要家庭提供更多的赡养功能。我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的家庭基本是独生子女。子女结婚的另一半很可能也是独生子女，对这个家庭来讲，基本是由两个年轻人赡养四个老人，这样家庭的赡养功能就显得更加突出。而在一些农村地区，父母更是与子女同吃同住，对自己后代的依赖能力也是更强的。家庭赡养能力的突出需要子女更多的付出，这样无形中加重了下一代的负担。然而大量的独生子女赡养老年的能力一般，急需社会养老功能的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在政治领域，人口老龄化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裕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政府承担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的负担。现如今社会上涌现一批“啃老族”、“蚁族”，他们本身生存都是比较艰辛，有很大一部分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政府需要对社会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予以帮助，因而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的责任愈发重。

三、 对人口老龄化几点建议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愈来愈严峻，许多专家预言，我国人口问题会在2030年到2050年迎来最严峻时期。目前，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准备的还不足。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爆发的高峰期前，我们需要全方位地做好各种的准备。以下是对缓解人口问题的建议：

（一） 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年人口。

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产生效应的政策，无法一时看到成效，所引起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我们能做的只有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缓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从宏观政策上予以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这一代人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切实落实到行动上来才可以，不能只说不做。

（二） 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

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多种合作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医保体系。就目前而言，国家要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和他的家庭不会因为看病而变得贫穷。社区还要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医疗环境和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三） 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均国民收入

人口老龄化问题说到底还是经济不够发达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可以说是富与老同时或者是富先于老。而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的人口基数大，人均收入比较少，所以我们是“未富先老”。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为目标，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把改革和发展，作为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实行又好又快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同许多发达国家都要面对的，不同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突出表现是“未富先老”，这说到底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不适应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多方的努力，本文的见解还是比较浅显，无法找出一条能明确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还是需要个人，集体，社会的共同努力。（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http：///workspace/index；jsessionid=CF5AB80A28F358712B06F9AA2C451478？m=gjnd

[2]朱忠祥. 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01）

[3]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19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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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付能力

一、引言

养老保险作为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设计良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协调代际关系，保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养老保险为劳动者提供了规避老年风险的最有效手段，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老年人口基数大、发展速度较快，预计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1%，略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3%），这势必会对养老保险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对老龄化的研究始于生育率问题，加里•贝克尔发展了关于生育率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父母的需求更多地受孩子质量的影响，因此，他从孩子的数量需求与质量需求两个方面研究了家庭对孩子的需求。此外，其他人口学家还提出了“代际财富转移”理论、“性别角色”理论、“家庭合同”假说、临界值假说等学说研究生育率问题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如鲍思顿等（2005）；[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效应，如李军（2006）；[2]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如杜鹏等（2005）。[3]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养老保险制度形式的选择。系统地阐述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理论是通过生命周期理论、风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世代交叠模型展开的，例如David（2001）[4]通过世代交叠模型论证了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养老保险制度的形式而言，目前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基金累积制及包含现收现付和基金累积的部分累积制。现收现付制是各国最初采用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出现收支难以平衡的问题，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累积制转变，对于这种改革是否合理，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支持改革的研究包括Feldstein（1996）、[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6]等，反对改革的包括Verbon（1988）、[7]巴尔（2003）[8]等。通过文献回顾可知，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现有文献很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蔡昉等（2003）[9]直接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康传坤等（2014）[10]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最优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描述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性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部分构成的。其中，2015年以前，基本养老保险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三部分组成；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是2009年开始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2011年开始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而来的；2015年《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工作人员实行相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至此，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组成。在补充性养老保险方面，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正式文件中首次被提及是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而言，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对于商业养老保险认识的加深，其发展十分迅速，到2013年，我国寿险保费收入达到9425.14亿元。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参保人提供的资助，“国家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地方人民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及其他来源的缴费资助，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利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职工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并分别纳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进行管理。2005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规定在职职工的缴费率为8%，企业缴费率为20%，合计缴费率为28%。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近30年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依旧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养老金亏空问题严重，根据财政部2014年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2014年养老保险费收入17554亿元，支出19117亿元，结余为负1563亿元，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亏空，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欠账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口老龄化使得缴纳养老保险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其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低、管理效率差，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部分的资金应该进行有效的投资，并且其收益率要高于通货膨胀，但是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很难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有较为稳定的较高的收益率。

三、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就不够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更加脆弱，那么，人口老龄化究竟会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需要支付养老金的老年人口基数增加，养老金的需求增加；其二，养老金供给相对减少，老龄化也意味着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越来越少，缴费人数也会越来越少，养老金的供给减少；其三，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养老金支付的数额，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养老金的供给，对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构成了双重压力，使其难以为继，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养老保险体制大变革。然而，不幸的是，已有的改革实践证明，尚无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世界各国究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哪些努力、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呢？这都是值得研究、了解的问题。

四、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分析

21世纪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养老保险制度作为老年人的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对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情况及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简要介绍。人口老龄化现象最早出现于发达国家，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50年欧洲工业革命即将结束时，法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0%，此后，欧美各国陆续进入老龄化社会，北欧国家瑞典于1882年、挪威于189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1930年英国、德国几乎同时迈入老龄化的门槛，美国也于194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此时，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国家还包括瑞士、荷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等十几个国家。1960年，世界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5.6%，而发达国家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5%，人口老龄化已成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出现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以中国为例，200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3%，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6.1%，预计2050年将达到31%。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主要国家采取了相应措施，李通屏对此做出了归纳总结，主要措施如下：其一，开源节流，改革传统的养老金计划；其二，延迟退休，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工作；其三，鼓励迁移，增加移民劳动力供给；其四，鼓励生育，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其五，积极老龄化，减轻老年照顾的压力。与人口老龄化现象相同，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最早出现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立阶段（1889年德国建立《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扩张与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三是调整与改革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目前，按照国家主导的程度与方式不同，养老保险模式可以分为社会保障型（如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福利国家型（如英联邦国家和瑞典、挪威等西北欧国家）、部分储蓄型（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完全储蓄型（如智利等南美国家）。养老保险的上述四种模式各有利弊，尚无一种模式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多的国家采用多支柱式的养老保险框架，以更多地发挥各种模式的优点，尽量地减少其弊端。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对各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困扰，各国都试图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以期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目前尚无一种模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成功的，可以说，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制度仍在探索当中。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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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影响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政策偏向于人口数量控制，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控制。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何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衡量人口是否老龄化有两个指标，一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二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我国2005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人，所占全国总人数比率超过了7%，因此不得不承认，我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其实有关研究表明，早在上世纪末我国就已经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200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预计在2015年将达到2亿。有关统计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在2010年迎来高峰，当年的老龄人口递增接近千万。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6亿，是整个欧洲老龄人口的总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老龄化速度很快

上世纪60年代，为控制人口的极具膨胀，国家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由于长期以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我国人口基数较大、新生婴儿较多，但我国总体的生育生平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位置。据有关资料显示，21世纪中期我国人口将迎来最大值，此后人口将开始回落。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人口将不断增加，这一升一降，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更加明显。

2、在社会经济不够雄厚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

当前虽然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举世界第二，但是人均生产总值仍然较低，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总体来说，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基础不够雄厚，压力较大。

3、在社会体制改革过程中度过人口老龄化

当前，我国的社会体制逐步完善，许多现有制度都在不断改革，社会发展的任务较为艰巨，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这都使解决人口老龄化变得更加困难。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金的支付能力提出考验

就目前来说，我国养老金实行的是一种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实行这种方式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化解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这种方式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保险中存在的矛盾。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收不抵支等情况，从而产生“空账”问题。据统计，在2000年我国的养老金空账还不足400亿，而到了2006年初，我国的养老金空账已经超过八千亿。

（二）人口老龄化给现有的家庭养老方式造成困难

我国由于国情特殊，目前主要的养老方式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同时辅以社会和机构养老的方式。但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增加，我国许多家庭都出现了“一对年轻夫妇要抚养双方四位老人及一位子女”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会导致年轻夫妇的压力过大，而且还会使其无法给予双方父母足够的照料和供养，养老目标难以实现。

（三）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提出了挑战

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障全国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是要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覆盖的，但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各种原因，其覆盖范围依然不足。根据社会保障局的统计显示，我国在2006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74亿，占总人口数的13.38%，不仅达不到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目前来看，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仅仅限于城镇，在人口众多的农村其覆盖范围十分有限，同时对于农民工群体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四）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面临困难

老年人由于其抵抗力下降、免疫力减弱，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因此相关的医疗保险费用支出也较多。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老龄人口不断增强，使得我国的医疗保险支出急剧增长。据统计，我国在2005年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接近4000万，医疗保险费用支出超过1000亿，这使我国医疗资金的运转十分困难，给我国整个医疗保险体系带来了不良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

（一）做实个人账户

前面已经提到，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一种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会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从而使得参与保险人员的个人账户长期处于空帐运行状态。因此，要想应对人口老龄化，则应该逐步做实个人账户，这也是未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二）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地区的推行

新形势下，必须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使得其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比如要大力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尤其要保障农村地区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让广大农民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努力提高其生活质量。

（三）完善医疗保险制度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制度的冲击越来越大，因此，必须对现有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完善，加快医疗保险改革步伐，使得我国医疗保险费用的承受能力大大提高，从而有效保障老年人的医疗水平。

（四）退休制度更加合理

老龄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我国的保险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收入，这给我国整个社会保障体制都造成了很大压力。对此，可以采取提高退休年龄、实施退休年龄弹性化等措施，因为推迟退休年龄，从理论上讲可以有效缓解养老基金的支付压力。

结语

我国经济发展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支付能力都造成了更大压力，给我国普遍存在的家庭养老方式造成了困难。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可通过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改善医疗保险制度、做实个人账户、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等措施来应对，实现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唐莹，陈正英，薛桂娥等.我国老年人健康保健服务相关政策现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0（03）

[2]张喜成.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的思考[J].科技风，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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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理论阐述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以及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的关系，但是他们都没有考虑当前经济形势的变化。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以及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的关系也必然在发生改变，因此以上理论的现实意义不是很强。同时选取的指标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单独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以及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费用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借鉴文献的基础上，对指标的选取以及研究的方法做了改进。选取人口老龄化为解释变量，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分别为被解释变量，采取计量经济的分析方法，从定量的角度，清楚直观地显示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支出以及医疗保险支出的关系，从而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一些现实意义较强的建议。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实施较晚，因此本文选取了1993年到2011年这1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范围。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数据的收集的难易程度，本文将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老龄化程度的标准。因此，选取1993年到2011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解释变量。由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仍然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6]因而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的研究则从城镇企业职工入手，选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分别为被解释变量，主要研究的是人口老龄化对城镇职工的影响。

计量模型与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的来源与指标的选取，建立老年人口的比重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以及老年人口与医疗保险支出的计量模型。具体如下:第一步，由于老年人口的比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指标口径不一致，因此需要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取对数，而三者大体呈现为线性关系，因此建立半对数的线性回归模型。第二步，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样本期间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时间序列进行回归，估计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相对于老年人口比重的影响系数。

结论分析

通过对计量经济的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7）、（10）式可以看出，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每增长1%，平均来说可导致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增加0.87%，导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支出增加3.06%。由此可知，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影响均较显著，尤其对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而言，老龄化的贡献率很大。当今世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支出与养老保险支出必然增加，这势必然会对我国的养老以及医疗造成严重的负担，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支付问题，甚至是支付危机问题。这是未来控制医疗费用增长与养老的重点与难点之所在，也是政策制定者所需考虑的一大因素。但是本文只是研究了老龄化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并没有研究老龄化对新型农村以及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影响，这是本文的一个较大的缺点。

政策建议

由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依据计量经济学的分析，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面对老龄化的日趋严重，政府应承担起自己身上的责任，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障计划，把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三种制度相结合，即所谓的“三支柱”制度[6]。适当增加对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加大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地区进行财政补贴。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养老设施建设，比如建设社区医疗保健站为慢性病高发的老年人提供日常的检查服务；加强社区养老的方式，改变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真正贯彻“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政策。

第二，通过资本市场来缓解我国的社会保障支付危机[7]。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半基金积累制，个人账户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因此必然面临着养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为了降低个人账户基金贬值的风险,应该制定专门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办法,扩大基金投资渠道,不断提高基金收益率。而资本市场则是资金保值增值的主要渠道。

第三，建立合理的医疗保险费用筹措机制，拓宽医疗费用的筹资渠道[8]，比如政府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慈善捐款，用于大病医疗等方面，使老年人的养老与医疗费用有一个稳定资金来源。同时对养老保险基金以及医疗表显基金建立社会化管理、统筹调剂使用好着两部分资金，使老年人的生活真正得到保障，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第四，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体系，重点发展社区服务，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人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国际经验表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诊治80%以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而社区就诊又十分方便，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需要提供可能，同时可以避免去大医院成本高、就诊人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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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 2050 年， 全球老龄人口将增加到近 2 0 亿， 而60 岁以上的人口也将超过15 岁以下的青少年人数。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而我国在1999年的时候，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32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了10%，这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且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比较多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之一。

一、关于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的探讨

目前，大部分学者通过分析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以来，老龄化发展加速，且进程很快。如刘思敏（2011）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快于西方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使得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徐文杰（2011）则进一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决定了老年人口分布的状况，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老龄化也相对比较严重。

二、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的研究

1、“未富先老”。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具有“未富先老”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未富先老”是邬沧萍教授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总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又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GDP还不到世界的1%，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阶段，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2006）；田雪原（2010）则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未富先老”的特点始终伴随着我们，制定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政策等，必须考虑到这样的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冯慧阳（2011）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认为“未富先老”的特点是更加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速度赶不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刘士杰和原新（2011）则把“未富先老”认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未备先老”。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备先老”的特点。如李建民，杜鹏等学者（2006）则认为“未富先老”并不是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当前的老龄人口问题也是和“未富先老”无关的，并指出老龄化挑战的真正含义是“未备先老”。而穆光宗等（2011）则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外，还具有“未备先老”，“孤独终老”的特点。

3、区域发展不平衡。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人口老龄化的一大特点。如王志宝，李国平等（2013）通过分析了近20年的人口面板数据，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较大，且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关联性比较高，认为经济发展是推动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4、其他特点。其他学者则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人口老龄化的其他特点。如钱凯（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以上两个特点外，还具有老龄人口总量“多”，老龄人口的增速“快”的特点。史佳颖等认为（2013）人口老龄化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少子老龄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还具有典型的少子化特征。

三、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21世纪共分为三个阶段。如徐文杰（2011）认为，2001—2020为快速老龄化阶段，2021—2050为加速老龄化阶段，2051—2100为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穆光宗（2011）则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伴随着21世纪的始终，而且2030—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

而有的学者则从其他角度提出了我国未来的老龄化趋势研究。如贾云竹等（2012）是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女性化的趋势研究出发，认为随着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女性各个年龄段死亡风险的进一步降低，未来我国老年人中的女性化程度将会逐渐深化。

四、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两个方面的作用结果：一方面是生育率降低，另一方面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如孙一（2010）认为人均寿命的延长，出生率下降是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学者对这两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的看法确不尽相同。如吴红乔（2010）认为少子化是我国发生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而我国少子化的直接形成原因是由于生育率的降低；何建宁（2010）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和回归分析之后，认为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而人口密度又是影响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有些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如原新等（2009）采用假设模拟的方法再现了1982-2007年人口发展进程，考察了相关人口学变量：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口惯性作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这三个变量中，人口惯性作用的贡献率为最大，为56. 06%；马骁骁（2010）则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并认为即使中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但与国际相比，经济因素起到的作用仍相对较小。

五、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层面。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等经济领域带来一定的影响。

1、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李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比例，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最终影响了整个经济的运行。何奇等（2012）认为人口老龄化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从积极因素转向消极因素，因此中国应当逐渐降低财政支出的规模，可将更多的财政资金分配到我国的公共教育领域。

2、关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中，有关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王金营等（2006）通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分析，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了标准消费人的消费函数中，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均有影响，并且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增加速度减小，老龄化也会降低未来消费水平和比率；王森（2010）在将人口的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的数据进一步解决了消费函数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方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于潇等（2012）利用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并实证分析和讨论了中国的消费函数，对人口老龄化和消费之间关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3、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学者们对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的观点不尽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提高会导致国民储蓄率的降低。如杜本峰（2007）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从而加大了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出现系列波动；刘永平和陆铭（2008）则以中国家庭中的父母自利性假设为出发点，得出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储蓄率下降的结论；而李中秋，王朝明（2013）同样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有负效应，且由于未富先老，城乡倒置的老龄化状况，使得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方面更加复杂。

有些学者不完全认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负效应或者程度。如唐东波（2007）借助于一个简单的两期叠代的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龄化一般会使得居民的最优储蓄增加的结论；王森（2011）则基于VAR模型的方法，使用了1979-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做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对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大，贡献率仅占1%左右，而居民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反而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大；毛毅（2012）则区分了当期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他是运用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当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为负的，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并没有显著影响；黄润龙（2012）认为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了居民储蓄水平，而人口老龄化是是通过社会经济变量来间接影响储蓄水平，而且认为，老年人因为消费减少及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因素，会导致储蓄随着老龄化而增加；朱礼华，赵志勇（2013）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和日本的有关方面数据，针对老龄化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并且中国近20年来的经验数据也表明，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提高了国民储蓄率，但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展现出类似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储蓄效应，即人口老龄化将降低国民储蓄率。

4、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短缺，降低劳动生产率。但有的学者认为，针对我国具体的情况，我国虽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如祁峰（2010）认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生育年龄的人口多，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国家政府方面应该积极防范。并从老年人口与青年人口的状况对比，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5、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如彭秀建（2006）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陆铭（2008）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将随着老龄化增强而下降，但如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将会大大地减缓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齐传均（2010）则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口老龄化不利于资本形成、人口老龄化将削弱全要素生产力，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方面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6、其他方面的影响。吴帆、李建民（2010）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代际关系影响角度，认为人口老龄化加深了社会代际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方面、社会公共资源分配方面、社会养老保障和待机利益关系格局等具体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刘辉煌等（2012）利用因素分解和动态面板的实证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并且人口老龄化和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二）社会层面。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同样也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田雪原（2007）认为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用于养老金及医疗支出的数额和比例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政府预算中用于支持经济发展的工业支出则紧缩，必然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童玉芬等（2008）针对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就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做了定量关系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并预测了北京市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变动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林森，张军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医疗保险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参保人员的结构老化，二是医保“隐形债务”的增加，三是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并参照了国外医疗保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其他影响：包玉香（2012）从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角度出发，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了该模型中，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效应具有双重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等一系列结论。陈卫民，张鹏（2013）从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角度出发，将人口结构引入一个生产者最优化模型当中，并经过实证研究，认为当老龄化程度较高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会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

六、评述和建议

1、国内学者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以及老龄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有的学者提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存在着严重的区域间的不平衡，但是他们在分析这种不平衡的时候，并没有讨论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2、有关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大量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定量分析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定性分析的研究相比国外而言，还不是特别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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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在我国的立法现状

当下我们处于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年代，有可能吸取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教训和最新成果，扬长避短。《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颁布，总体上确立了老年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将党和政府有关老年人权利保护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稳定下来。但同时，对人口老龄化的立法还远未能从细节上更确切地保障老龄化人口能够安享晚年。

二、目前对人口老龄化立法状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是立法不健全，法律规范适用无法统一，内容欠缺或不合理。保护老年人权益，是一个涉及领域广泛、情况纷繁复杂的全局性问题。要完成这项工程必须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完善配套措施，使其操作有据，落实便利。

二是法律关系不清导致的责任缺失。《老年法》赋予了老年人许多方面的权利，要使这些权益真正落到实处，还必须有一套高效的管理体制和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但目前我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确实存在着着政出多门，多家管理这种分散管理体制，缺乏宏观协调机制，造成既相互争管，又相互推诿的矛盾，极不利于老年人权益的保障，必须加以改进和完善。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是社会转型加剧，立法工作滞后。随着当前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土地减少、集体经济组织保障功能弱化、家庭规模缩小、人口老龄化、孝老养老道德观念淡化以及人口向城市迁移等现象的出现和发展，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以前制定的法律法规在很多问题的设置上，已不能适应当前社会适用的要求，日益表现出了严重的滞后性。

二是被动的消极态度影响了社会养老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目前，在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很多地方是被动地，具有明显的短期化特征。

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立法思考

（一）对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具体化、细则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基本法，也是其它与此相关法律制定的依据和基础。其性质决定了这部法律不可能制定得过于详尽，因此，通过制定实施细则，将《老年法》的原则规定具体化、明确化、详细化，才能真正达到《老年法》的立法目的，使老年人权益保障落到实处。

（二）关于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养老保障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经办法律关系、保障监督法律关系等部门定位问题

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我们可以考虑设立一个老年人社会保障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老年人权益保障事宜，并用法律的形式确认该机构独立的法律资格和专业管理的法律地位。

（三）法律实施中的制度建设和责任方面

制度建议，尤其是社会保障这样的核心制度建议，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措施，也是国家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这就需要立法加强监管，完善争议解决机制及明确法律责任。

（四）确保老龄化人口的权利

老龄化人口的权利主要就是在年老的时候，能够通过领取养老保障金保障其基本生活。为了确保这一请求权的实现，立法时应对下列问题做出规定：（1）所有公民只要达到18周岁，都应强制参加社会养老保障；（2）保障基金坚持由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筹集；（3）缴费的期限、标准以及方式根据各地经济水平不同，制定不同的标准，实行多元化原则；（4）对养老金领取的条件以及支付方式做出统一规定；（5）社会养老保障基金征收、管理、使用三方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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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经济增长；脉冲效应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7）01-0022-08

一、引言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8 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按照联合国划分标准，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8.9%，高于同期世界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且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地区差异大等特点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媒体界和政界各方的关注，如“未富先老”“空巢老人”“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近年来提出的“推迟退休年龄”“以房养老”“全面放开二胎”等政策也掀起热议，必然需要和促使学者加快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并且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利于辅助决策者做出科学的养老保障、B老服务决策。

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明显早于发展中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也较早。Clark et al.（1980）最早建立人口老龄化经济学[1]。国内学者王克（1987）较早探讨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2]。随后，大量学者从劳动力、储蓄、消费、投资等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部分学者持悲观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弊无利。Leff（1969）最早通过74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促使老年人口赡养负担加重，使储蓄减少，进而削减投资，最终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3]。随后，Turner et al.（1998）、Tosun（2003）等国外学者从储蓄、消费、劳动力等角度指出人口老龄化使经济增长减缓[4-5]；于学军（1995）、张本波（2002）、王德文 等（2004）、彭秀健（2006）、蔡P 等（2004）国内学者也指出人口老龄化会制约经济的增长，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6-10]。还有部分学者持乐观或中立观点，不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从储蓄、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等角度出发，Maxime et al.（1999）、Nakajima et al.（2001）、Bloom et al.（2010）、贺菊煌（2004）指出人口老龄化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11-14]；而Lindh et al.（1999）、姜向群 等（2002）、李军（2006）、刘永平 等（2008）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5-18]。

综合来看，上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并没有一致的观点，由于研究方法、模型建构和变量选取等方面的原因，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无定论。

本文关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生的冲击，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第二部分首先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并说明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主体，构建PVAR模型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给出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VAR模型（PVAR）分别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Holtz-Eakin et al.（1988）提出的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既具有VAR模型的众多优点，将研究系统中研究变量都当作内生变量，通过计算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会给其他内生变量带来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面板数据的优点，通过考虑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涵盖了个体差异性和不同截面的共同冲击[19-20]。

本文PVAR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yi，t=αi+βt+■βpyi，t-p+εi，t（1）

其中，i=1，2，…，31表示省份i；t=2000，2001，…，2013表示年份；考虑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时，yit是包含三个变量的向量yit={lnpgdp，lnpcons，odep}，考虑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时，yit是包含三个变量的向量yit={lnpgdp，sav，odep}；p为滞后阶数；引入αi表示个体效应，即允许变量中存在地域性的差异，引入βt表示时间效应，刻画变量的时间趋势；βp为3×3维的系数矩阵；ε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构建PVAR模型主要包括下面步骤：（1）PVAR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2）利用面板广义矩估计（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说明内生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3）计算脉冲响应函数，通过动态脉冲响应图反映内生变量的冲击对自身及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4）误差项的方差分解，进一步说明误差项的影响因素的程度[21]。①

国内也已有文献（董丽霞 等，2011）[22]利用PVAR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其中存在的几方面问题本文进行了改进：一是建立PVAR模型时滞后阶数直接选取为1阶，阶数选择可能并不是最优的，本文利用AIC、BIC和HQIC统计量选取最优滞后阶数；二是现有文献没有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影响的贡献度；三是董丽霞 等取变量5年平均数作为分析样本，对变量取均值会造成信息的丢失且样本时间序列较短限制了多阶滞后项的估计。另外，本文分别在居民消费和国民储蓄的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前者偏向于考察个体和家庭行为的微观基础，后者偏向于考察国家层面的宏观基础。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和我国人口发展过程，我国在2000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所以数据选取时间区间为2000―2013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选取2000―2013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老年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和地区最终消费率（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数据）。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本文使用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反映该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表示因地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负担；利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lnpgdp）反映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利用人均地区消费支出的对数（lnpcons）反映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可直接反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利用国民储蓄率（sav）反映地区的国民储蓄水平，国民储蓄水平是影响投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因素。由于我国没有统计国民储蓄率数据，本文选取1减去最终消费率近似表示地区国民储蓄率，计算公式为：国民储蓄率=1-最终消费率，即（1-最终消费/GDP）×100%=（1-居民最终消费/GDP-政府最终消费/GDP）×100%。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需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的省级面板数据具有时序的特征，因此构建面板VAR模型前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序列平稳性，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odep、lnpgdp、lnpcons和sav都是平时间序列，即变量odep、lnpgdp、lnpcons和sav都是一阶单整I（1）。在一阶单整的情况下，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一般情况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较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更有效。当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时，应建立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如不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更有效。

对变量lnpgdp、odep、lnpcons和变量lnpgdp、odep、sav形成的两组变量分别进行协整检验，检验两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两种协整检验方法――面板统计量组和统计量，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由表3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下，Gt、Ga、Pt、Pa四个统计量都不显著，说明lnpgdp、lnpcons、ode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理，表4表明lnpgdp、sav、odep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本文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lnpgdp、lnpcons、odep和lnpgdp、sav、odep两组变量分别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

（二）滞后阶数选择

本文利用AIC、BIC和HQIC统计量来判断最优自回归滞后阶数，依据AIC、BIC或HQIC取最小值的阶数确定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由表5可知，当lnpgdp、lnpcons、odep建立PVAR模型滞后阶数选取为4时，AIC、BIC和HQIC统计量都最小，一致表明滞后阶数应选取为4，建立PVAR（4）模型。

由表6可知，当lnpgdp、sav、odep建立PVAR模型滞后阶数选取为4时，BIC和HQIC统计量最小，而滞后阶数为5时，AIC统计量最小。一般地，当三者不一致时，BIC/HQIC倾向选择比较精简的模型，AIC倾向比较复杂的模型，且BIC/HQIC通常优于AIC，因此本文滞后阶数选取为4，建立PVAR（4）模型。

（三）PVAR估计

由于PVAR模型包含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所以本文在构建PVAR模型前对数据做如下处理：运用截面均值差分消除各个变量的时间效应，然后使用向前均值差分消除个体效应（即Helmert过程变换），以消除由于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可能造成系数估计偏差[23]。本文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PVAR（4）模型。

本文首先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4）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在居民消费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4）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在国民储蓄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参数并没有实际经济意义，一般只关注其引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别用以分析随机扰动的一个单位标准化新息对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和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波动的贡献度。因此，在此不详列模型估计的参数[24]。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检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内生变量冲击对自身及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作用。由于脉冲响应函数Cholesky正交分解对变量的排序非常敏感，而人口结构的变化反映了劳动人口数量和比重变化，进而会导致收入水平的变化，影响消费和储蓄；而经济增长并不立即影响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缓慢。因此，在脉冲响应函数Cholesky分解中，表示人口结构变量的odep排在前面，其后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npgdp和人均居民消费支出lnpcons或者国民储蓄率sav，所以两组变量分别为{odep，lnpgdp，lnpcons}和{odep，lnpgdp，sav}。本文通过给予内生变量{odep，lnpgdp，lnpcons}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使用蒙特卡洛模拟500次得到正交脉冲响应函数图，并给出95%的置信区间。

1. 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一期为0，随后便持续一直为负，且负值较为稳定，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不同期立即产生影响，而是具有滞后性，且随后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持久且稳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拖累作用。

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正交化新息冲击对人均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为负，负作用呈现先增大后减小趋势，但减小反应较弱依然为负作用，最终收敛于很小的负向影响，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持续负向效应，人口老龄化降低居民消费水平。

另外，考虑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的脉冲响应函数（第三行，第一列）和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第二行，第三列）可看出，在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冲击首先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负向作用，进而通过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所以从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看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负向影响的部分因素是由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传递产生的。

而言之，在考虑居民消费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向作用，并且在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消费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

2. 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国民储蓄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sav}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在考虑国民储蓄情况下，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二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持续一直为负，随后负作用有减小趋势但一直维持为负，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经济增长出现负向变动，虽负作用有所减小，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持续为负。

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冲击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当期为0，滞后第二、三期为正向影响然后下降，第四期后变为负向效应，随后负向作用有所减小，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国民储蓄当期不受影响，短期内对国民储蓄产生正向作用，对国民储蓄有拉升作用，但随后“反正为负”，人口老龄化在中长期对国民储蓄有负向作用，但从六期累积效应来看，总体上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

另外，考虑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和国民储蓄率sav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二行，第三列）可看出，面对国民储蓄的正交化新息的冲击，经济增长出现正向变动，且上升趋势明显，说明国民储蓄有利于经济增长。在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首先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进而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程度正向作用。所以，从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看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是负向作用，表明通过人口老龄化提升的国民储蓄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

总而言之，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作用，对国民储蓄的影响在短期具有拉升作用，而随后较长期产生负向作用，最终累计效应有很小程度正向作用。而在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

（五）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更精确地考察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或国民储蓄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此部分通过蒙特卡洛模拟500次得到方差分解，分析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波动的贡献度。

1. 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lopcons}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方差分解，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7所示。

在考虑居民消费路径下，从表7方差分解结果来看，老年抚养比odep对自身的冲击影响较大，在第10期对其自身方差的贡献率达到94.48%，在第20期方差贡献率稍有下降至89.16%。

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动的解释能力较强，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达到17.80%，说明在考虑居民消费路径下，经济增长变动的17.80%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上升至19.3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68.22%和67.22%。

老年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lnpcons变动的解释能力较小，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为8.58%，说明人均消费支出变动的8.58%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稍有下降至8.31%；人均消费支出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69.69%和60.58%。

2. 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国民储蓄率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sav}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方差分解，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8所示。

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从表8方差分解结果来看，老年抚养比odep对自身的冲击影响较大，在第10期对其自身方差的贡献率高达97.04%，在第20期方差贡献率稍有下降至96.34%。

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动的解释能力减小，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为4.96%，说明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经济增长变动的4.96%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上升至5.6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75.09%和70.67%。

老年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变动的解释能力，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有2.05%，说明国民储蓄变动的2.05%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维持平缓至2.03%；国民储蓄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84.76%和84.98%。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在人口结构内生的框架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的老年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消费支出和国民储蓄率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实证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国民储蓄的影响和相互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是接下来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务。从直接效应来看，不论是考虑人均消费支出路径还是考虑国民储蓄率路径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负向作用持久且稳定，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减缓。从间接效应来看，在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消费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不管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分析都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拖累作用。

因此，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对我国经济增长拖累作用将会更加深刻，现阶段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改革转型关键时期，是推进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头，妥善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为防止未来人口快速和过度老龄化拖累我国经济增长和扭曲经济结构，现阶段完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生育，鼓励优生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二）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早期阶段，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是人口老龄化抑制居民消费，对国民储蓄有一定拉升作用，我国应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加快人口产业调整，加大“银发产业”支持力度，调整经济结构，以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二是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会出现持续负向变动，不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体上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一定程度的正向作用，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一定拉升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积累。为防止人口老龄化使得居民过度注重储蓄，造成国内消费低迷，我国应加快完善老年人保障体系，利用国内外公有和私有资本多种方式建立丰富的养老服务体系，改革养老保障制度以保障老年人正常生活水平，缓解年轻后代赡养老年人的后顾之忧，提高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三是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化调整，适当鼓励生育，提高年轻人口比重，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

简而言之，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缓解赡养压力，发展“银发产业”，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国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鼓励生育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注释：

①本文运用的Stata程序是由Inessa Love和Lea Zicchino（2006）写，并经过改进的PVAR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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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南京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日趋明显。这篇文章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针对南京人口老龄化对其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对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与不同消费品支出比例关联度的计算，得到不同年龄段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从而得出老龄化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在对计算结果分析的基础上，为南京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消费结构，灰色关联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216-04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21世纪以来，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据预测，未来10年是我国老年人消费社会总需求迅速增长的时期，其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全国居民消费社会总需求的增长速度[1]。人口老龄化必将影响我国的消费结构，那么人口老龄化对不同类消费品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对于研究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指导消费升级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南京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2.19%，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8.49%，这表明南京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地区之一；“六普”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75%，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9.2%，均高于全国水平。所以研究南京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其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2 研究现状

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中，有关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大都以定性分析为主。而更多的定量研究也都局限在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如李建民[1]。事实上，老年人消费需求的变化对整个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进一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具体影响，很有必要。

众多关于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中，大都放在较大的范围内讨论。在大范围内考虑的影响因素较多，如果仅考虑年龄结构这一因素，得出的结论会有误。如赵声艳的《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消费结构影响的比较分析》[2]，研究范围是全国，并没有考虑到整个社会的总抚养系数与总负担系数，那么得出的结果显然有所偏差。

1.3 研究内容

针对目前研究的局限性，本文将通过数学模型-灰色关联矩阵及相关数据，对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本文缩小范围、有针对性地选取了老龄化现象较为明显的南京地区讨论年龄结构这一因素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通过数学模型对南京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结构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根据其研究结果，为南京应对老龄化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研究思路[2]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选取的各个年龄段人口比例、各种消费品支出比例，建立关联矩阵。计算不同年龄段与各种消费品支出之间的关联度，然后再对分年龄的关联度进行比较分析，找出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口消费结构的不同，进而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2.2 年龄段、消费品的划分与数据的选取[3]

2.2.1年龄段的划分

在人口年龄结构分析中，按照国际常规，一般将整个人口年龄划分成三个年龄组，即儿童组（0—14岁）、成年组（15—59岁）和老年组（60岁及以上），来进行对比分析。综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及人口抽样调查相关数据，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如下表所示：

2.2.2 消费品种类的划分：

根据江苏省统计局对居民消费品支出构成的划分，分为以下8大类：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娱乐文教服务，医疗保健，杂项商品和服务。从《南京统计年鉴》中，选取了2005-2007年及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得到了各消费品支出比例，如表2所示。

3 年龄结构与消费结构关联矩阵的计算

3.1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介绍[4]

灰色关联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GRA）是根据研究的几大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分析因素间的关系程度。它是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是系统地对历年来有关统计数据几何关系的比较。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灰色关联分析法的优势在于：是按发展趋势做分析，对样本量的多少没有过多的要求，也不需要典型的分布规律，而且计算量较小，其结果与定性分析的结果比较吻合。因此，灰色关联分析法是系统分析中比较可靠的一种分析方法。

3.2 灰色关联矩阵的建立[2]

3.2.1 定义参考序列和被比较序列

参考序列为X0={ X0（1），X0（2），…，X0（N0）}；

被比较序列为X1={ X1（1），X1（2），…，X1 （N1）}；

X2={ X2（1），X2（2），…，X2（N2）}；

……

Xn={ Xn（1），Xn（2），…，Xn（Nn）}；

其中，N0，N1，…，Nn属于自然数集，且不一定相等，n个序列代表n种因素，X0表示用于参考的时间序列，括号中对应的元素是参考列的时间序列数据，X1，…Xn表示被用于比较的时间序列，括号中的元素表示为相应的时间序列数据。

3.2.2 初始化

令

其中，Y0，Y1，…，Yn表示初始化后的参考序列和被比较序列。

3.2.3 求绝对差序列

k={ k（i）}=∣Y0（i）-Yk（i）∣，k=1，2，…，n；i=1，2，…，Nk；

最大值 kmax= max{ k（1），k（2），…，k（Nk）}；

最小值 kmin= min{ k（1），k（2），…，k（Nk）}；

3.2.4 求关联系数：参考序列X0与被比较序列 Xk间的关联系数

其中，ρ通常情况下取0.5，对应的关联度为，关联矩阵

3.3 南京市年龄结构与消费结构关联矩阵的计算

根据上述算法，令参考序列为年龄结构，被参考序列为消费结构。那么，从表1我们可以整理得到3个参考序列{X0}、{X0´}、{X0´´}，由表2可整理得到8个被比较序列：{X1} 、{X2}、…、{X8}。

其中，{X0}，{X0´}，{X0´´}分别表示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3个年龄段所占人口比例；而8个被比较序列依次代表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娱乐文教服务，医疗保健，杂项商品和服务8类消费品支出比例。

计算后得到关联矩阵：

其中，rij表示第i个年龄组人口比例与第j种消费品消费支出比例的关联程度，rij越接近1，表示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越大；rij越接近0，表示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越小。

4 计算结果分析

从以上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南京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消费结构关联度的排序为：居住，娱乐文教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其中，老年人组与居住，娱乐文教服务这两项消费品的关联度大于其他两个年龄组。

与其他两个年龄组相比，老年人首先将消费集中在居住上，一是由于我国的传统观念，子女的住房通常由家长来购买，且近几年的房价一直增长，老年人希望在经济上帮助子女，减轻其负担；二是老年人对自身住房要求的重新选择，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希望自己居住的环境能够安静、舒适。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老年人将消费大都集中在居住上。同时，老年人也比较注重娱乐文教的投入，他们在离开工作岗位或减少农业劳作后，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所以，也就增加了娱乐文教方面的支出。

老年人在食品、衣着上的消费少于青少年，因为老年组在吃，穿方面不太讲究，所以老年人在食品，衣着上的消费支出也相对地减少。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出行不便，老年人不愿出行，从而也就减少了交通上的消费支出；同时，由于老年人身体素质的下降，健康与保健成为老年人关注的焦点，但由于南京医疗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完善，老年人在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也随之减少。

5 应对南京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

从南京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来看，21世纪的前期仍将是人口老龄化的初期阶段，为了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结合以上的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两点建议：

一、“银发产业”是指以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养老服务设施，日常生活用品和社区服务，娱乐业的新型产业[10]。要大力发展银发市场就是要对老年人迫切需要的生产和服务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同时政府部门也要予以切实的政（下转232页）（上接218页）策支持，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开发针对老年人的娱乐项目。

二、传统的医疗服务业是以治疗及预防疾病为主，且保障的对象主要是婴幼儿和劳动力成年人。而老年人的发病率要高于其他年龄组，并且慢性病成为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主要威胁。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医疗服务行业的重心必须向老年群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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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成为必然趋势。人口老龄化增加了社会老年福利支出，增加了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影响到我国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问题。文章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出发，针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社会保障 财政支出 对策

我国的社会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影响社会保障需求的条件，主要是指影响社会保障经费开支的内在因素，具体是指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人口，即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离退休人数等。社会保障主要的照顾人群是老年人，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对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提出新的要求，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

一、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现状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包括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等。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是指国家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包括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促进就业补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补助、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等。人口老龄化造成养老保险基金不足，医疗福利需求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支出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老年人口和社会保障的支出都在增长，并且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率较大，相对老年人口的增长速率，社会保障支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我国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需要不断地扩大利一会保障支出的覆盖范围，持续积极地进行养老体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逐渐增加，稳定社会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社会的进步的需求。

其次，人口老龄化是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人口老龄化要求国家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国家需要支持困难群体参加基本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工作。人口老龄化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企业负担加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下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发展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造成我国老年人的福利、医疗和国家养老补助金的增加，对我国公共财政服务造成重要影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分配体制的改革，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财政实力逐步增加，可以增加我国社会保障的支出。我国财政收入水平受到我国经济的影响，财政的支出会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税收收入，税收有来自于生产和非生产、经营和非经营的各次产业，二者体系范围基本一致。

三、对策与建议

我国人口老龄化造成我国利一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国家经济中用于老年福利的支出明显增长，这种现象大大影响我国经济的再次分配使得整个社会和家庭的收入逐渐向老年人倾斜，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加快经济发展

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构建可持续的老龄社会起到巨大作用。大力发展我国经济的发展，降低社会保障支出在我国经济中的比例，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健康和谐发展。我国应该大力开展科技创新，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来增加我国经济的生产率，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到集约型发展，并且需要降低投入的人力和资本，从而增加我国财政收入。

（二）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

为了贯彻国家的社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需要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监管，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约束和财务管理机制，能够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为了确保我国财政收入能够发挥最大的用处，需要完善我国财政支付制度。拓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是增加养老金收益重要方式，加强对投资基金的监管，确保投资的安全性，追求投资长期收益性。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一般包括，购买政府债券、进入资本市场、投资于符合政府导向的项目、存入银行、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等。投资在长期收益的项目，保证养老基金投资的多渠道性，降低风险增加收益，增加养老基金的流动性，确保能够随时发挥养老基金的作用。

（三）调整人口结构

调整人口分布结构能够促进劳动力跨区流动，实现地区间优化配置，调整性别结构有利于人类和谐平衡发展。近年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的人均GDP，同时我国应该重视提高人口素质。需要加大对公共卫生投入、降低死亡率和伤残率、提高教育支出比重、加强我国人民的思想道德建设。

（四）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创造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公共服务资源是指城市中零散分布并服务于大众的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公共设施的综合体。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流入和资本流入。近年来我国政府的这项投资的确在不断增加，我国的发展打造一个优良的公共服务平台，在老年服务上的投入更是突出。

篇14

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