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概念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非遗文化的概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特点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9-0218-0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名词闯入了国人的脑袋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出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官方中文本。从表面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分为“非物质”和“文化遗产”两个部。按照一般的理解，“非物质”是对物质全称的否定。就此而言，“物质”的反义词就应当是“精神”，而不是“非物质。固然我们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就是精神文化。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非物质文化”并非原生性的汉语概念，它产生于汉语语境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作了解读，但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缺失，必要的时候可能会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正。

物质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靠物质有形文化来传承的。表现为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劳动者生产技能和知识观念，它是人类物质基础和生活环境，能够便于观察相对固定统一的文化。如山川河流、楼阁庭院、生产机械等。非物质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维系生存最重要的精神形态则是动态无形的，流传着的。如人的本身是物质的，而每个人的不同形象、性格、脾气、语言和行为的“描述”则是”’非物质”的了。由此认为，对非物质文化认识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角度的不同，认识的观念也不同。于是，关于“文化”几乎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的认识和标准，所有学科都定义过“文化”，事实上从未被统一过。最终世界文化组织把“文化”收集成两种：一种是物质文化，另一种是非物质文化。把非物质文化按照当今的观念和理论规定为五大类：：一是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语言口述的类别；二是表演艺术，包括戏剧小品、舞蹈等；三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活动）；四是有关宇宙和自然界知识实践（认识自然的过程）；五是传统的手工艺生产过程（手工作坊和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保护和探讨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所谓传承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被人类以群体或个体方式一代接一代享用、继承和发展的性质。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即：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它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和汗水的结晶，并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流传下来的技艺。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调查时，首先要弄清这项技艺是不是我们的祖宗留下来的。这是判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之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流传于农村，有的传承人是文盲，不可能将自己所掌握的技艺和习俗整理成书，在传承形式上主要靠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再加上在传承中有许多规矩，如“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有许多技艺属于独门绝技，往往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绝艺。再说，我国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还打上了“仙人和神秘”的烙印，甚至让人“望而生畏”，这些技艺往往都是一脉相传，一旦师傅过世后，这些技艺随之失传。故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抢救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塑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的传承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塑性的必然。也就是说有“非遗”口头的传承性就有“非遗”的可塑性。特别是在“非遗”的口头传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日庆典、传统工艺等遗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它的文化内涵是通过人的活动表演来传达给受众的，因此在传承传播的过程中，将会有所变异和创新。如武术中的太极拳，从陈氏到杨氏，再到吴氏，还有流传着的太极拳的八十八式等，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他们还会根据不同人的特点不断创新，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念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04-02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今社会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集中体现方式，因此保护“非遗”是对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功在千秋的保护。根据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简称《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我国2011年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这两个法律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如出一辙，现阶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也没有太多理论上的争论，因此本文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采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定义。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遗”的定义，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存在于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我们看到的很多“非遗”内容可能是以依赖一种物质来表现或一定物质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一种音乐的演奏乐器，一项技艺的制作成果。但是，那只是它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实质重要的是传承人所掌握的文化本身，它是不能像物质一样脱离人类自身独立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始终与人类特定群体的生活、生产精密联系，并逐步形成。早在2007年，我国的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活动会展期间，总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过意义深远的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为什么能传下来，千古不绝？就在于有灵魂，有精神。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魂脉。今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总理所指的“文脉”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人类的创新形式，是一种全民族的世代传承，要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蓬勃的传承下去，使“文脉”能继续有力地跳动，而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正是这个“文脉”延续的必然要件，所以说，我们要重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基础作用，要切实加强对传承人关心与支持。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个体传承人传承，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类的民俗文化等；二是群体传承，如婚庆礼仪、民间节日等民俗活动，一般属于民众集体共享并依循，为民众集体拥有，也需要民众集体的世代传承。可以想象在前一种形式中，个体传承人是“非遗”的重要传递者和承载者，最初的始创者用自己的辛劳汗水与智慧结晶，创造了“非遗”的精湛的技艺和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他们又世世代代承载着“非遗”，使得我们现代人能继续保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传承人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如何界定“传承人”的范畴，同时“传承人”又有何权利与义务？当前学界大致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黄玉烨先生认为“出于保护国家重大利益的需要，国家还可以依法公开宣称自己是某项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田文英先生则认为“那些进入公有领域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其传承人和作者的权利都应该由国家来行使。国家也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主动收集本国濒临失传的有价值的民间文学艺术的材料，使自己成为传承人。”“由某个社会组织依法发掘研究并持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该社会组织是传承人”。显而易见，他们主张的是：很多传承人不明，没有具体传承人的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第一种传承类型的非遗，比如说：一些民间节日、传说、礼仪风俗、生活方式等等。这些遗产是根植于民族群体的日常的生活之中，是整个少数民族群体拥有的。这些非遗没用限定于某一个具体的人或是团体的传承人，而是靠一个族群或国家来传承的。因此，可以将国家和族群认定为传承人，更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另外有学者认为，传承人的范围不包括国家或群体。如李磊先生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指由一国群体创作，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应该是一些具体的公民或者单位，这些公民和单位在民间文学艺术传承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宜将国家列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人。从上述论述中，可见李磊先生认为“国家”既不是传承人，也无传承之功能，更不能成为传承主体。对此，笔者认为，导致前述问题产生的实质问题是他们混淆了“传承人”和“传承主体”两个不同概念。前两种观点认为传承主体即等同于传承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由传承人的方式传承。这种方式容易将群体的权利与个体的权利混淆起来，使得民众集体都成为了传承人，让本应该保护的人没用得到切实保护。俗话说“都有等于都没有”，如果依照前述观点会使得“传承人”的概念空泛化。后一种观点，只提及了“非遗”个体传承人的作用，而没有确认民众族群和国家也是当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只单纯地认为国家应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李磊先生所说的观点，“国家不拥有传承文化的作用”，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比较牵强。众所周知，众多自然人的组合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这些特定的自然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拥有共同的文化和思想，那么“国家”这个由众多自然人组合而成的群体也是理所当然成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主体。同时可见民众族群与国家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中起到了与生俱来的当然作用。

综合当前学者们的主流观点，笔者认为，民众族群和国家也是文化传承主体，他们都有保护、弘扬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当本国家或民众族群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侵害之时，他们亦能行使维护正当利益的权利。尽管，现阶段并没有立法，但在法理上这是可行的。可借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具体个人传承的情况下，由族群或者国家成立一个特定机构来负责管理，并且可以授权使用其所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收取一定费用，用于本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振兴，或者当相应的权利被侵犯之时，可以代表受侵犯的相关方面去采取合理的方式去维护权益。传承主体在理论上包涵着传承人，很多人可能共享或者共同掌握着某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也可能有很多传承主体，但并不是所有传承主体都能成为传承人，只有当符合相应必要条件时，才能成为合法的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没有明确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是规定了成为传承人的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对于这三个条件，应该是要求同时具备，才能成为所谓传承人。同时，回顾一下在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中，规定了单位或团体可以作为传承人。但是，在2011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并没有采用团体、单位传承人这样的规定。可以看出，传承人是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同时是针对可以由个体传承的“非遗”所设置的。传承人应该是指个体，而不能是国家或者团体。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祁庆富教授对“传承和传承人”的学术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把“传承人”的概念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笔者梳理了各家观点，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要求的基础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定义为：能熟练掌握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在本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为公众所认同，并能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个体。其特征具体如下。

第一，能熟练掌握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个体传承人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实际掌握者，必须是通过国家或者相应地方主管部门的认定并且许可。这是作为个体传承人的合法基础。

第二，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本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对于传承人所掌握的“非遗”项目，不能简单归结为掌握某种技艺或者某种特长，需要实际扎根于某个特定领域内，并且能够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从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典范。

第三，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需为公众认同并能积极传承。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良莠不齐，这里定义的“非遗”项目必须是健康积极，并能为民众集体喜闻乐见，并能使得世代传承的文化成果。

非物质文化作为社会文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仅是个体传承人还是民众族群与国家都是传承文明的使者，我们要始终如一予以重视，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与生存环境，以期更好地将非物质文化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2]李斌.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之际、李长春参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N].人民日报，2007-06-10.

[3]黄玉烨.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4]田文英.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法律地位[N].中国知识产权报，2002-07-05.

篇3

1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的特点及价值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独特性、流变性、传承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丰富，尤其是其地域性和特色原生态的口头性，表现在地方戏曲、民间文学、曲艺、民歌、语言文字习俗以及各地方言中，如河南坠子、豫剧、各地方言中的谚语、歌谣、神话故事等。在地域文化上，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深刻的“广泛性”。如河南的豫剧，其独特的旋律与河南方言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尤其是各类方言语音、词汇的广泛运用，唱词、念白等多具有口头表达性，使其在文艺表现上更具地方特色。

从河南省第一批非遗文化名录来看，涉及语言文学类的就有18项。如虞城县花木兰传说、汝南县梁祝传说、泌阳县盘古神话、武陟县、西平县、汝南县、平舆县等关于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还有辉县市的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卫辉市关于柳毅的传说，济源市关于邵原创世的神话等，都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价值。除此之外，南阳市的牛郎与织女的传说、灵宝市关于皇帝的传说、长葛市关于葛天氏的传说、濮阳县关于帝舜的传说等等，这些民间文化不仅对现代人民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也蕴涵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价值，尤其是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审美等领域，体现了民族精神。在语言文化类非遗文化中，方言占据重要地位。如豫剧、河南坠子都建立在方言基础上。

2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鉴定、确认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丰富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尤其是从以方言为特征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文化形式进行多方面记录和归类管理，以便于继承和创新。总的来看，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归档概念不清晰，范围不明确。在实际传承与保护中，有些工作人员缺乏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的正确理解，未能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内涵及外延上，厘清概念，明确归档范围。[2]

2.2 在档案管理制度建设上不健全。尤其在非遗文化档案的收集、归类、整理、鉴定、保管等方面，缺乏专门人员管理，在制度上缺乏规范，工作机制被动，与文化部门、档案部门协同机制欠缺。

2.3 缺乏规范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评定标准。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是纳入规范化档案管理的前提。尽管当前相关部门也出台了非遗文化档案保护政策，但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还未全面执行，特别是在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上，缺乏操作性，使得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2.4 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重视不足。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档案管理，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也未能受到相关部门重视，使得归档保护工作停滞不前。

2.5 硬件设施条件不足、安全性较低。河南省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保持条件较差，以铁皮柜为主，缺乏防火、防盗、防霉、防水、防虫等，有些地方的非遗文化资源仅存储在电脑硬盘中，有的缺乏备份，电子档案一旦丢失，其损失难以估量。

2.6 管理工作滞后，缺乏专业性。在信息化技术条件下，其档案管理数字化工作相对滞后。如何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多样化管理，如何推进非遗文化

资源数字化宣传，迫切需要信息技术支撑，提升非遗文化工作人员专业水平。

3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原则

针对学术界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讨论来看，王云庆提出“做好非遗文化档案管理，应从建档上坚持真实性、完整性、系统性原则，以分级保护、优化利用为基本原则”；[3]孙展红提出“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应‘依项建档、分级建档和抢救性建档’”。[4]根据我国档案管理工作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实际，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3.1 统一领导。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政府要发挥自身协调作用，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统筹规划。如针对当前重复建档、档案工作评定标准不一致，缺乏统一领导机制等问题进行专门协同解决。

3.2 分级管理。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采用全部移交给档案机构进行保管并不现实，一方面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特殊性有关，另一方面与现有档案机构人力、物力条件有关。因此，从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归档上，对于濒危资源要归口于档案机构，对于衍生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应根据分级制度进行归档管理。

3.3 依项建档。对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在保护与档案管理上，应该根据“项目”划分，进行归口管理。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提出两类划分，一类是民间传统文化，如语言、音乐、文学、游戏、礼仪、神话、建筑艺术等民间文化形式；二类是基于“文化空间”的各类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或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等。[5]要根据各项目独立设置，明确档号，科学编制。

3.4 真实完整。坚持档案管理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保证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价值的重要原则。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收集、整理、归类管理中，确保非遗文化档案信息、资源的真实性与完整。

4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流程

4.1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收集。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形式的多样性来看，在档案收集上应该拓宽途径。一是开展档案征集。由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来源广泛，对于不同形式、不同地域的非遗文化要从征集公告、田野调查中主动收集；二是做好档案接收。特别是协调好文化机构、研究机构与非遗文化档案馆的对接，完善非遗文化档案保护与保存体系；三是注重史料挖掘。特别是对于散落于史料典籍中的传统民间文化资源，要从考证、挖掘、整合中发现，加强保护；四是接受捐赠。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归属关系上，尊重个人意愿专藏妥善保管，并对捐赠者奖励；五是有偿购买。通过平等协商，从非遗文化所有者手中计价收购并存档保护，对于重要的非遗文化档案，要科学鉴定，保障档案的价值。

4.2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整理。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要从档案学理论与方法中，对收集的档案资料进行分类、组合、排列、编目，提升档案材料的系统性、条理性，为科学保管和有效利用创造条件。如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档案管理中，注重档案形成时间、档案形式、档案内容的有机联系，结合不同民间文学、传说、故事、谚语等形式进行归档整理。

4.3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鉴定。根据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特点，从鉴定方法、标准、原则等方面，确定其价值及保存方式、保存期限等。由于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种类繁多，对其存在形式及管理情况，要进行科学化、专业化鉴定，为做好档案管理把好关。针对不同载体档案的特点，从保管环境如温度、湿度等条件进行科学管理。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保护传承；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035-02

随着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备受世界的青睐。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高校更应该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保护传承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和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各种文学作品、技艺、工艺作品、表演形式、文化场所等世代相传的非物质表现形式，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学者王文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归纳了非遗文化“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等7个特点。各地区非遗文化的合理传承开发，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使非遗传承人能够保有持续弘扬甚至创新的动力，进而使本土非遗文化成为地区社会文化的特色和名片。

二、云南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现状

云南是祖国西南边陲多民族大省，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与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3年开始，云南作为全国试点省份，开展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普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持续开展非遗申报工作。目前，在文化部四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中，云南已有大理三月街、阿诗玛、东巴造纸技艺、傣族泼水节、布朗族弹唱、普洱茶制作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等10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位列其中，有几十个文化部命名的国家级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特色艺术之乡。同时，《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成为驰名中外的云南民族文化名片，李怀秀、李怀福姐弟、香格里拉组合等，也成为云南原生态文化的代言人，这些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为今天的彩云之南打下了耀眼的民族文化烙印。

但是，云南的非遗文化传承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云南不少传统民居、服饰、语言习俗等民族具象特征正在消亡，大量珍贵的非遗文化亟待保护。

2.非遗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滞后于保护实践，各州市对非遗重要价值的认识不一致、不到位，传承人才队伍参差不齐，非遗学科带头人和专业骨干匮乏。

3.云南各州市非遗申报比例失衡，如布依族、基诺族、德昂族等文化遗产亟待发掘和非遗申报。

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之间还缺乏有力的合作机制，非遗传承和保护形式较为单一。除了各级文化馆、艺术院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阵地外，还应发挥博物馆、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作用，使非遗保护及传承机制多元化提高传承保护的有效性。

三、高校在非遗传承保护的使命及文化责任

教育和文化传播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所在。当年，西南联大的闻一多、钟敬文等先生就在挖掘研究云贵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非遗保护需要理论支持，理论研究正是高校的优势所在。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高校学者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很强的思辨能力，通过选择、批判、传承、传播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宣传文化保护传承的责任意识，同时对传承非遗传统文化起到文化拓展创新的职能。

四、高校在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探索

1.利用高校教育经验优势，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步伐。

2.建立非遗文化保护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非遗人才培养机制，以老带新，培养更多有志于从事非遗保护传承专家和学人。

3.构建高校、地方政府与传承人合作的新模式，即“1+1”互动教学模式。安排一名专业教师与一个非遗传承人共同开设一门课程或讲座。由传承人现场表演，传授艺术创作技艺、呈现创作过程，由专业教师从学术角度讲授其起源、发展及流变，归纳艺术价值。这种通过口传身授、声形并茂又有一定理论文化深度的方式更有利于传播弘扬非遗文化，也是对非遗传承人一种长期良性的保护。云南财经大学2016年就邀请一批非遗传承人如杨文忠、毕向红等到校开展系列“活态”非遗传承活动，受到财大广大中外学生的好评及政府管理机构的关注。

4.高校可以利用校园文化艺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以及国家民族传统节日，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巡展”、非遗系列讲座、学术论坛、“非遗”专题展览和地方戏曲、曲艺、民俗游艺活动等演出，同时收集精品，通过走出去及网络传播的形式扩大传播影响力。以此提升学生及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深化大学生人文底蕴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与熏陶，打造缤纷多彩的校园文化。

5.搜集、整理有关云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数字化资源，创建非遗名录信息资料库和研究资料专题数据库，以云平台资源库形式用网络传播的渠道，将云南非遗文化传向世界。同时，还可利用大数据，对非遗媒体活跃度、关注度和成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对应策略，为非遗的活化传播寻找方法和路径。

6.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于引导公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非遗文化的价值认同，移动互联网媒体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在非遗文化传播统一规划体系下，通过网站、QQ、“三维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加大非遗文化的移动互联网传播和互动交流。

7.以产学研合作为载体，加强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多渠道为非遗传承和弘扬提供持续的经济保障。

8.加强高校与博物馆、文化馆、专项科研机构的联合，形成资源共享的合力。

9.非遗保护既需要理论，更需要现场实地挖掘。因此，高校的非遗传承保护应在确定系列课题后，“走出去”主动融入非遗地进行基层田野调查。云南财经大学通过“布朗族弹唱”“傈僳族民歌传承”等非遗田野调查课题研究，正在积累相关实践经验。

10.非遗的传承传播应在继承中吸收新元素，不断创新，融入当代民众的文化生活。受到大众的喜爱和维护，才是最好的传承保护。

11.高等院校可以Y合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成立相关研究传承机构。基于此，云南财经大学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肯定，并在2016年成立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更加体系化地投入到云南非遗保护传承和传播中。

五、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并使非遗文化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是我们教育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是进一步提升高等院校自身价值和形象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引入高等教育体系，将丰富高等教育的文化资源、教学手段及方法，也对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 刘宁.地方高校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研究[J].大众文艺，2014，（5）.

[3] 李桂云，缪悦.学校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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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一线，匠人精神

此次展览，首次呈现了两幅开创中国刺绣纪录的巨幅高精绣艺术品：清代名家袁江的《阿房宫》和当代著名山水画家陈克永的《大壑腾云》，同时展出绣线细逾发丝的《维摩教演图》等近40件不同风格内容的珍贵绣品，更有两套80年代中国传统的新娘嫁衣――殿堂级金银线刺绣龙凤褂裙。而参展的全部刺绣精品，均出自名瑞中国刺绣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刺绣研究学者蔡民强与李春亮之精心设计创作。此次展览，将两位来自广东潮州的刺绣艺术家推至公众眼前，更从一个国家的层面深度诠释了“工匠精神”的内核与气质。多年来他们走遍了全国各个绣区，从数百个手工刺绣坊中挑选出近几十位巧手绣匠，亲力亲为出题材、制画稿、组材料、定绣色、提针法，历时五年多研究出品数百余幅手工刺绣精品。展品内容之丰，涉及人物刺绣、动植物纹样、自然风光等多种题材；绣技之高，集中国刺绣的乱针、平针、圆针、钉针等多种绣法于一体，实现“去派别化”，推动刺绣艺术的融合发展。“我们希望留存下来，走向世界的，不是某一方面的绣种，而是中国刺绣的集大成者。”蔡民强说。

作为资深刺绣专家，蔡民强40年来潜心刺绣技艺研究，他携手挚友李春亮先生，开创性地提出“现代中国刺绣艺术”的新概念，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融通各大绣种针法，历时四年时间，创作出100多幅全新风格的高精绣品，不断推动这门针尖上的国粹传承创新，走向当代艺术繁荣的顶峰。

中国刺绣，世界之观

“进入展览大厅，我屏住呼吸，很震惊，在这些作品面前我很渺小，在这些文化精华面前我变得渺小，刺绣艺术在中国经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传承，今日她现代化，她的颜色更绚烂，画面震撼人心！”2014获法国文化部骑士勋章的曼侬艾拉・皮拉教授（Manoel PILLARD）激动地说到。本次活动吸引了诸多中法重要媒体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除了新华社、欧洲时报、新欧洲战报、法国华文卫视等驻法媒体外，环球时报、羊城时报、广东电视台等重要媒体还专门派出记者从国内远赴巴黎进行专访。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苏旭称赞道：“这是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十几年来最好的一次展览。”法方多名嘉宾表示：“中国刺绣这项特殊的艺术对于时尚界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国家要注重保护、传承和创新，与时尚相结合。这个展览令我们太震撼了，我们从没见过如此精美的刺绣。

中国刺绣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非遗文化走出去，让世人看到她的精彩，通过展示中国刺绣艺术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创新，传递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魅力。

“创新，永远是艺术发展的源泉。”蔡民强认为，一个新时代的艺术作品，必然是这个时代崭新科技与艺术的结晶和反映。在众多绣品中，巨幅《阿房宫》对蔡民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幅由12条通屏组合而成的绣品，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这幅绣品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的匠心巧思与新时代的科技手段紧密结合，擦出了令人惊叹的火花。

《阿房宫》长6.52米，宽1.92米，尺寸远远超过其他绣品。蔡民强和李春亮用了9个多月的时间探索作品的雏形，特制了两边长度超过8米、重达100公斤的绣花架，并花重金定染了一整套耐磨度、色牢度、耐晒度均达4.5级的高标准绣花线。借助高科技，《阿房宫》整体上气势恢宏，局部则刻画入微，将原作华贵绮丽的画风表现地淋漓尽致。《阿房宫》的问世，也让蔡民强充满了信心，“我相信，随着现代经济的繁荣、纺织技术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创作出像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圣彼得堡博物馆的巨幅油画一样大小的刺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