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如何合法化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民间借贷如何合法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民间金融 合法化 金融市场 民间借贷 规范

民间金融,是与正规金融比较而言的,一般是指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而从事资金融通活动的组织。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通过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而直接进行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包括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长期以来,民间金融作为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一种非正规信用形式,因一直没有合法身份,不得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各种金融改革举措不断出台。2003年,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拉开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2005年底,央行主导的“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古五个地区开始启动,这个试点对于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增强民间金融市场的竞争有着积极的作用;2006年底,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政策框架,使农村金融市场的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07年8月,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系统规划了各类银行业机构发展农村小额贷款的基本政策框架,受到社会极大关注;2008年8月15日,中央银行的今年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正式提出,“应加快我国有关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的立法进程,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据了解,《放贷人条例》的最大突破将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和企业,以自有资金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从而打破被银行垄断的信贷市场,使社会关注已久的民间借贷合法化问题初见曙光。

一、发展民间金融的意义

1、发展民间金融有利于解决资金供求矛盾,对金融市场起着拾漏补遗的作用

我国信用体系中,银行成为我国金融市场融资的主导力量。但是,银行信用作为最主要的正规金融活动,其融资的重点区域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其融资服务的对象是能够带来规模效益的大项目、大企业,而不是分散的农民、小生产者或小企业。民间借贷对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严重不平衡造成的巨大落差,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对金融市场发挥着拾漏补遗的作用。

2、发展民间金融有助于调整信贷市场结构,完善金融体系

我国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来源于中小金融机构,从贷款需求角度来说,中小企业的数量目前占到全国企业的99.6%,资金需求量很大,而中小金融机构在供给中小企业贷款方面总资金是有限的。民间借贷合法化将打破金融市场寡头垄断局面,对信贷市场结构调整是一个调整,给正规金融机构带来竞争压力,迫使其进行制度、金融工具的创新及服务质量的提高,这有利于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帕累托最优理论告诉我们,只有竞争的市场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效用最大化。以竞争促发展,完善金融市场,建立一个多元化、竞争性的新型乡村金融体系。

3、发展民间金融有利于阻止农村资金的外流

农村个体经营者和农民在需要资金却难以通过正规金融进行融资的情况下,如果允许民间借贷合法经营,那些能够提供资金的富有个人和农户,就可以将资金以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价格贷给资金需求者,而不会将其资金存入作为农村资金“抽水机”的商业银行,这就可以自然形成一个阻止农村资金流出的“堤坝”,使农村资金得以在“三农”领域进行封闭式循环,从而缓解新农村建设中资金不足的矛盾。在现有金融体制框架内,资金一旦从农村流出就会难以逆转,而阻止资金外流的重要方法就是允许目前金融体制外的民间借贷合法化。

4、发展民间金融更能体现放贷和获贷的公平

从理论上说,国家运用权力垄断货币,这并不具有天然的法理基础,私人也是拥有通过资本借贷方式换取财富的权利。不准许私人通过资本转借方式获利是有失公平的,与“开放的社会”的要求不相容。民间借贷合法化更重要意义还体现在获得贷款支持的公平上。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所具有的扶助国有大中型企业与项目的职能,使得一般性“群众项目”事实上很难从其获得贷款,而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也使得放贷权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准行政权力”,这使得“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难以获得贷款上的均等机会。而民间金融机构以逐利为唯一目的,因而能在放贷上公平对待每一个申请贷款者。

5、发展民间金融能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

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深层意义在于,为大量闲置的私人资本进入市场打开绿色通道,在给贷款者解决融资困难的同时,给更多的人提供进入劳动交换与社会分工过程的机会,从而产生1+1>2的效果,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带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民间金融合法化可能会带来的弊端

1、民间金融合法化后,既可活跃金融市场,也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

民间金融合法化后要高度警惕金融风险的转移。除了本已存在的民间借贷会继续,部分人还会从银行提出钱来自行放贷,自担风险,以高利率来对风险进行补偿。由于缺乏与国家产业调控政策呼应的地方产业政策,民间融资因其自发性和信息滞后性,以及高利润行业诱惑,极易导致民间融资进入受控制行业,这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也容易出现风险。

2、民间金融合法化后,高利贷的出现会造成社会不安定

民间融资合法化会给高利贷更大的成长空间,适度的高利贷的确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活跃市场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无论如何,高利贷依然是一种被迫的关系,它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容易产生社会纠纷与治安问题。由于高利贷的高利润,会吸引各种人士的参与分利,一旦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危及社会治安;另外,高利贷会养成一批食利阶层,通过放贷来谋取暴利,放贷比做实业更有利润,而且来的很快,很容易造成更多的资本参与其中,会使生产性的实体遭到破坏,造成实业的畸形发展。

3、民间金融合法化后,会增加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难度

放贷和借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一个企业同时向很多放贷人借款,把借到的钱用于继续放贷,就等于是吸收存款进行放贷,带有非法集资性质,其中的风险需要关注。此外,民间借贷的规模大、不确定性大,而其引发的横向带动大规模资金流动,会增加货币供应量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将给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增加难度。

4、民间金融合法化后,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难度加大

其一,民间金融机构不同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它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自发性,民间融资参与者众,涉及面广,操作方式不规范,其分散性和隐蔽性使相关部门难以监管,一旦发生纠纷极易影响当地的经济金融稳定;其二,政府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强度难以掌握,过于严格的监管和过分的经营干预,不利于民间金融机构的自由发展,容易造成“非乡镇化”的现象,而过于宽松的监管可能滋生民间金融机构的弊端,造成社会信用、社会金融的不稳定;其三,民间借贷在融资渠道及形式上,除个人和企业间的直接借贷、企业集资(集股)、私募基金、资金中介和“地下钱庄”外,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机构也大量参与民间借贷,存在风险不易监控等问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多元化,并不局限于银行信贷体系。比如证券质押、利用信用证进出口融资等借贷行为牵涉的部门甚至超出金融体系之外。而目前我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权职划分明确,难以进行有效合作,无法对放开后的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监管。因此不能用监管正规金融机构的那套方案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需要在宽与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来进行高效监督,这是政府对民间金融机构未来有效监管的一个难题。

三、用科学发展观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民间金融是金融生态自我调节的产物,需要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规范和引导其行为。

1、从理论和政策上对民间借贷给予合理定位

根据民间金融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以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从理论和政策上对其给予合理定位。首先要从理论上肯定民间金融行为是金融生态自我调节的产物,也是资金资源的一种合理配置方式;其次,从政策上肯定民间金融是我国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只有把民间金融纳入整个金融市场统一考察,才能正确把握宏观资源体系,有效统计金融市场比例,这对于发挥货币政策的正确决策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2、从法律上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和约束

对民间金融法律定位要把握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承认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二是规定民间借贷得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三是民间借贷应缴纳相应的税收;四是明确民间借贷在利率、合同等方面的若干通行原则。因此,建议尽快出台《民间借贷管理办法》,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在加强监管、不断完善对其管理的同时,为民间金融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

3、从制度上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管

首先,严格限制放贷机构注册的门槛。《放贷人条例》的最大突破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和企业,以自有资金注册成立的放贷机构。但民间借贷即使合法化也不能一哄而上,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放贷人,有条件的有诚意的经营者才能进入信贷市场。对放贷机构要有严格的限制:注册门槛应在一千万元,放贷利率不得高于基准利率的四倍等,逐渐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其次,对民间金融机构制定宽松灵活的监管体系,即进行自愿性注册(适用于不吸收公众存款)或强制性注册(适用于吸收公众存款),要求注册的民间金融机构进行定期的信息披露,并指导和鼓励民间金融机构建立基于风险的内部监管体系。同时,利用现有的权威性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定期的评级和审查,增强中介机构在监管中的作用,有利于监管部门高效、合理的监管;再次,建立民间金融行业自律组织。行业自律组织定期相关数据和资料,使民间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业务提升,增强民间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自我监管,比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更具有成本上的优势。

民间金融在我国早已是客观存在的,并一直在“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鲧治水,堵而不疏,终致洪水滔天。禹治水,既堵更疏,十三年乃成。面对民间金融的暗流涌动,政府何不以百川归海的包容心态,从源头上辟正道,断邪流,让它顺应金融潮流发展,为市场经济之需润田哺苗。

参考文献:

[1]陈柳钦.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规范发展的路径选择[J].农村金融研究,2009;9

[2]王锋.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合理性探讨[J].农村经济 2009;12

[3]张琼妹.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必要性和路径选择[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12

[4]邢增艺.规范与引导我国民间融资规范发展[J].当代经济,2009

篇2

摘 要 民间借贷在农村广泛存在，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融资方式，弥补了我国正规金融遗留下的市场空缺，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农村民间借贷的范围比较小，主要是农村公民之间的借贷，在一定意义上是老百姓自助互助的一种形式。本文主要分析了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并归纳了其存在的问题，对民间借贷合法化的趋势作了评论。

关键词 农村 民间借贷 银行

北大学者王曙光曾将民间借贷分为三部分：第一个是白色部分，既合理又合法的部分；第二个是灰色的部分，合理但是法律认为是不合法的；第三部分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称作黑色的部分。这几个部分互相会有交叉①。笔者所探讨的是其中的白色和灰色部分。

一、农村中民间借贷为何存在

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做的统计，民间金融市场的借贷规模远远超过了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抽样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民间借贷今日存在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还不能满足农民需要，然而在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扶持农村小额贷款的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农民贷款为什么依然难，民间借贷为何依然存在？笔者认为原因有如下几点：

1．农村贷款需求与金融机构本质之间存在矛盾

农民的生产经营仍然以家庭为单位，而且农村地区的企业多数也呈现出资本少、规模小的特点，农户资金需求多产生于教育医疗、盖房娶亲、个体经营、农业生产等方面，这便决定了农户贷款规模小、期限短；而银行和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银行难以把握客户实际情况，特别是农户的年收入情况很难确定，在放贷以后对贷款户的贷款使用情况更无能力跟踪调查，银行放贷风险很大。而银行是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的金融企业，企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性银行越来越注重效益，而农村小额贷款无利可图，而且风险较大，这与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产生了严重错位和矛盾。

2．农村资金需求突发性与银行贷款周期之间存在矛盾

农村社会往往是以家庭为中心而形成对资金的需求，而需求本身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律，如患病、遭受自然损失、个体经营临时资金不足，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季节性、短期性。但银行贷款手续繁杂、审查周期漫长、贷款条件严格，有时难以及时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然向民间借贷寻求帮助，选择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来筹得所需资金。

3．民间借贷相对银行借贷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民间借贷中的当事人彼此比较了解，信息相对对称，放贷人对借贷人的经济实力、道德人品认识比较准确，这极大减少了逆向选择的发生；并且在借款后，债权人能够利用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对债务人进行随时的监督，这又降低了借贷的道德风险。民间借贷没有繁琐的手续，相对银行贷款方便、快捷。目前农村民间借贷多发生在亲戚、朋友、熟人之间，无需抵押担保，大部分凭一张借据即可完成借款手续，借贷双方关系紧密、信任度较高的，则可单凭口头约定，资金一般随时到账，比之于银行贷款效率更高。民间借贷凭借自身的优势，弥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缺陷。

4．存款利率下调，利益驱使资金转向民间借贷领域

农村多有存钱防灾的习惯，一般富裕的农村家庭都有存款，出于安全性考虑一般家庭会选择储存于银行，但近两年存款利率连续下调，存款收益减少，加之物价上涨迅速，银行对农民存款的吸引力降低。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高于银行利率，资金在利益驱使下会进入民间借贷领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民间信贷存在有其内在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问题，是对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其存在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二、民间借贷的负面影响

虽然民间借贷自身具有很多优势，长期存在的现实也说明了其具有合理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民间借贷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1．容易引发纠纷

近年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用于消费的民间借贷逐渐减少，经营性借贷的比重增大，民间借贷盈利性越来越强，由此造成借贷当事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彼此间的了解甚少；而民间借贷多以口头形式为主，手续不规范，一旦债务人违约，无力偿还或恶意逃债，债权人无法通过正当的法律维护自己权益。一旦闹上法庭，由于当事人证据保全意思淡薄，举证能力差，事实很难查明，另外，繁复的诉讼程序、一定的诉讼费用和难以预知的诉讼期也是很多民间借贷在解决纠纷时选择非正规途径。部分的债权人可能进行暴力逼债，影响社会安定，甚至引发犯罪。

2．不利于国家对产业的管制

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系统之外，不受国家调控，资金受利益驱使，很容易流入国家限制的行业。如农村中一些高污染的项目，虽然国家严厉打击明令禁止，但其依靠民间借贷筹得资金后很容易避开国家监管隐蔽式生产，造成环境的污染，损害人民的利益。

三、对民间借贷合法化的个人观点

第一，民间借贷既然存在，便有其合理性，是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便不能对其有过多的干预，更不能人为地消灭它。而引导其合法化，也要顺应民间借贷本身的特点，充分考虑到民间借贷合法化后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尽量予以避免。

第二，合法化并不能规范全部范围的民间借贷。2008年8月15日中央银行了当年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正式提出“应加快我国有关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的立法进程，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作者认为民间借贷合法化后主要是引导大规模、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有地下转为地面，但对于小额的私人借贷影响甚小。

注释：

①王曙光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小额信贷研讨班"上的演讲,题为"农村金融变革与小额信贷发展",收录在其一书中.

参考文献：

[1]朱毅彬,蒋峰,吴博俊.民间融资发展与合法化问题研究.海南金融.2006(5).

[2]郭岚.论如何规范我国民间借贷的经营行为.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04).

篇3

摘 要：自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正规的金融体系服务当中的缺陷已逐渐的表现出来，与此同时，民间借贷随着生活的需要，也逐步的发展壮大，并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但是，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民间借贷虽然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正规金融行业当中的一些不足，但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其发展存在许多的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缺陷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民间金融中最主要的一个种类，最早出现的一种信用形式，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都没有对民间借贷的具体的定义，因此没有官方的民间借贷的定义。民间借贷也是一种融资的方式，其具有如下特征：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只有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组织才能从事民间借贷，主体有限；作为民间借贷的标的，可以是货币资金，其包含现金及现金请求权，也可以是其他有价证券；民间借贷的借贷行为只能是发生在借贷双方，用于出借的标的物必须为出借人个人所有或者有出借人合法拥有并支配的财物。

二、民间借货种类

（一）初级阶段民间借贷

这种类型的民间借贷涉及的范围相对窄，单一的资金来源，借贷资金的目的大多数用于生产、生活以及扩大生产，放贷人不是以收取利息作为唯一的放款目的，借贷双方是以相互信赖和相互信任作为借代之基石，所以这种借贷的具有较低的风险。这类民间借贷主要有：

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主要是指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发生的借贷活动，借贷双方在相互自愿的基础上，明确借贷的利息、还款日期等内容后，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来完成借贷。一般而言，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建立在血亲关系或地域等基础上的，通常发生在熟人社会，对对方的信息比较了解，降低了因不知情所带来的信用风险。

2.企业的筹资。在信贷市场上，企业向企业员工和社会不特定对象借款，并许诺还本付息为条件的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企业购置固定资产所需资金和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这种集资方式的特征有：数额大、利率高、期限长，这类借贷大多发生在那些从正规金融机构难以借得资金的乡镇企业以及民营中小企业。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不承认企业以借贷名义向企业员工筹资、向社会筹资、以借贷名义向社会不特定的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①

3.企业之间相互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是指非金融机构的企业相互之间进行借贷的行为。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法律对于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的行为仍然是持否定的态度。但在现实中，许多的企业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不用的资金，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少，融困难的现状十分突出，这就使得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现象很普遍。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缺陷

1.民间借贷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从当前的法律体系来看，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法中，法律位阶比较低，缺乏高位阶的法律来统领。其直接体现在对民间借贷法律责任的认定过程中，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往往需要参照不同的部门法来对民间借贷的行为进行评价。不仅如此，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不协调，缺乏系统性，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对同一借贷行为进行评价，但结果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增加了法律的操作难度。

2.民间借贷的利率不符合我国的实际

利率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有力手段，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会出现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国家会提高利率，将市场上的货币吸引到银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出现通货紧缩时，国家会降低利率，促使银行中的货币流向市场，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目的。同时，在出现通货膨胀时，国家会增加存款准备金率，减少银行的货币量，限制银行的贷款行为，但这样也带了一些问题：银行手中的资金量少了，其在选择贷款对象时就会择优房贷，所以那些信用高、还款能力强的大企业被银行相中，但中小企业的融资又出现问题，银行借不到资金，企业还要正常的运作，所以中小企业将目光投向民间借贷，从而使民间借贷在市场中活跃起来，而中小企业就处于一种恶心循环中。

3.民间借贷的监管有缺陷

监管太过严格，抑制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承认的明文法律非常的少，主要的规定就是“四倍利率”的内容，即自然人之间和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而其他的民间借贷法律持否定态度，往往还伴随着严厉的打压（严重的法律后果），如未经批准设立的非法金融机构，一发现就会被取缔。民间借贷得监管理念有偏差。我国政府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模式正如徐旭海所说：“在现行法里对于民间借贷问题政府采取的是，以行政力量监管为主，辅佐以刑罚的一种政府监管模式。”②由于政府认为民间借贷给会给市场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所以给予民间借贷严厉的打击，已达到市场稳定的目的，这就导致民间借贷的能活动的空间越来越窄，正因为如此我们并不能从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中对民间借贷做一个明确的定位。 我国的民间借贷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是金融活动的一种形式，同时也与我国正规的金融机构形成了有力的竞争。

四、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

1.促进民间借贷地位的合法化

民间借贷的合法化符合法学理论的逻辑必然。法律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同时限制国家的公权力，来实现法律的自由、正义、秩序等法的价值。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代表的是公权力，其首先要做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能够正当行使，而不是在公民行使权力时加以阻挠，更不是利用公权力来排斥公民权利的行使，进而影响公民权利在市场中的行使。其次，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其合法化是必然趋势。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来看，无论人们如何的评价对民间借，民间借贷地位的合法化已经成为金融体制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如果不能让民间借贷的地位合法化，让民间借贷在正规的金融体制下经营，因此会增加政府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难度，民间借贷往往会伴随着非法经营，冲击正规的金融体制，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利率对金融市场的扰乱甚至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等负面影响就无法的得到根本性的妥善解决。所以，明确民间借贷在法律中的地位，促进民间借贷地位的合法化是必然的，改变长时期人们对民间借贷的错误认识，制定正确完善的民间借贷监管理念，具有重要的法律、社会意义。

2.转变民间借贷的监管思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在民间借贷的安全性范围内更加的重视监管的效力。效率一词是经济学上的概念，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收益。将效率引入制度规范中，分析制度规范的运作原理，就是在于是否最大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最大限度的增加了社会财富。

3.建立我国民间借贷的监管机制

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在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它的地域广泛、形式灵活、主体多样、规模庞大等特点，决定了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如果仅仅由行政部门进行监管，势必难以对民间借贷整体进行监管。故而在确定由哪个主体来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应以民间借贷的特点为依据，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监管机构，除了由政府监管之外，还可以引入第三方的监管力量，来弥补正规金融监管的不足，提高监管力度。金融行业的稳定和繁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行业作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民间借贷的参与，对金融行业本身就是一种冲击，如果不加以有效的监管极有可能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在民间借贷的监管中，建立民间借贷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

注解：

篇4

2006年11月10日，S*ST数码公告称，公司董事长钟小剑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这又是一个董事长因非法集资而获罪的案例。

近年来，上至公司高管，下至平民“草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出现频率相当高。为此，国务院多次召开包括银监会、发改委、公安部、工商总局等部门在内的近20个部委的工作会议，就处置非法集资活动进行专项整治。

非法集资作为一个顽疾，在中国已经存在多年，但只有在其影响了金融秩序，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时候，才会被有关部门重视起来，并加以整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法规对正规民间融资和非法集资没有明确界定，民间金融的法制建设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民间集资　成王败寇

大家都知道，非法集资是违法的，而民间的合法融资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两者之间该如何界定?恐怕很难有人能说清楚。业界对于非法集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这就更让民众对此问题无所适从，以致部分被拉上“贼船”的肇事者在案发后也才大梦初醒。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非法集资，监管层似乎也难以准确定义，导致同样性质的事件却落得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比如近期出现频率较高的“蚂蚁致富”事件，企业同样都是靠集资养蚂蚁起家，蚁力神就是合法的，而其他类似的企业都因被冠以“非法”集资的罪名而倒闭。

究其原因，蚁力神由于各种营销策略的成功而高速增长，最终兑现了其当初提出的高收益承诺。而另外一些企业，由于产品营销失败，导致资金链断裂而获罪。当然，其中也存在有意欺骗的人。就大部分企业而言，仅是由于经营不善而卷入“非法”集资，实非主观诈骗行为。

单从这样的结果来看，似乎企业一旦兑现了融资承诺，便属合法融资，可以继续存在并发展；反之，则属于非法集资了。这种逻辑似乎有“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嫌疑。记者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结果大多如“蚂蚁致富”般划分，一些看似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最终因为资金链问题被定性为非法集资。

还有一种情况是，集资企业遭遇天灾人祸，或者因其他非主观因素导致无法偿还投资者资金。按照上面的逻辑推理，因为其结果以失败告终，显然也将被划分在非法集资的范畴了。在这个层面上，目前的法律并没有对集资人或者集资企业进行保护。而集资的人和企业自身也缺乏相应的风险保全意识，大有成败在天的壮志愚勇。

律法模糊　集资性质难定

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又何谈“非法”?

记者查阅了1999年1月2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其中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同样的问题，1998年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系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第十八条还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对相同的民间融资问题，两部法律明显存在定性不一致。

民法从自治的基本原则出发，一个企业向一个公民或者多个公民借贷都属于合法民间借贷，但这样的合法民事行为在国务院的《取缔办法》中就可能变成了非法。当年的“孙大午案件”就是一例。

记者采访了当年“孙大午案件”的律师许志永。事隔几年，许志永对“孙大午案件”记忆犹新。

“孙大午案件是一个典型的没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案件。其实，刑法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非法集资罪’，只有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又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借款’违反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这个行政法规，但却不必然违反刑法。所以，根据现行法律，孙大午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但并不是犯罪行为。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刑法不够完善。向多少个公民借贷或者借贷多少属于合法范围，尤其是在什么条件下触犯刑法，法律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

“孙大午案件”后，许志永再也没有过类似案件。

监管缺失　不如疏堵结合

根据公安部的统计数字，目前已经立案的全国重大非法集资案件高达1700多起，涉及金额数千亿元人民币，有关部门对非法集资打击了多年，却依然难以抑制。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对“非法”集资界定不清，给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又不能给合法者的正常集资行为以应有的法律保护。

针对非法集资频频发生，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总不能因为窗外有苍蝇，就永远关闭窗子。毕竟，民间集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金配置的功能，可以减轻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从而也转移和分散了银行信贷风险。

面对民众“监管不作为”的质疑声，银监会的某位负责人回答得很无奈，“银监会只有权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实施监管，对企业、个人等社会领域的非法集资行为根本无权介入。而工商局、发改委等部门对企业非法集资行为的监控也是有难度的。企业出现非法集资行为，如果没有群众举报是很少能被发现的。一旦发现，已经属于公安部门的职责范畴，也就是已经造成了犯罪事实。”由此看出，政府部门对事发之前的监管存在空白。此情况的出现还是对“非法”集资界定不清。

其实，民间融资和企业拆借等金融行为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做法，并不属于违法行为。我国基于经济稳定的考虑，对这方面进行严格的限制，却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的发展。

有需求就有市场，“非法”集资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说明的确有其存在价值。如果用法律加以引导将其规范合法化，将暗箱操作放到明面上，监管也就会更容易些。否则，为了逃避相关部门监管，很多企业都采取暗箱操作，危害反而更大。

访“非法”集资人孙大午

提起当年的集资事件，曾因“非法集资”而遭受“牢狱之灾”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依然一肚子委屈。在他看来，非法与合法之间的界定是不清晰的，“合法集资应该是借款人的主体明确，用途清楚，还款期限和利率都用借据规范起来。这是我个人的界定，至于国家的界定，我不清楚。实践中我也没有探索出合法融资的渠道。非法集资大多有欺诈行为，主体不明确或用途不清楚，有金融隐患。”“至于我的行为，

我自己也不好说，但心里有委屈。我被处罚后投有上诉，但我保留申诉的权利。”

的确，如果单从集资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来看，孙大午无疑是造福百姓的，因为在事发之前，他既没有借钱不还，更没有携款潜逃。

企业为什么会选择民间集资方式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孙大午的回答非常简单，“因为贷款难。”据孙大午介绍，从成立到事发的19年间，大午集团只得到过两笔贷款，总计430万元人民币。

市场有需求，企业有需要，合法融资渠道不畅通，反而巩固了发展民间集资的基础。

无论如何，民间集资的风险是存在的。对此，孙大午表示，“控制集资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有公开透明的合法集资渠道。只要借贷双方是自愿的，任何风险都应该让双方当事人自己承担，政府应该少管市场行为。若有欺诈行为，政府才能介入。”

孙大午因集资而被处罚，他亲历了集资的全过程，尝到了其中的甜和苦。现在，他早已不参与公司具体运作，开始为推动出台一部《乡村创业促进法》而四处奔走。在其极力推崇的意见稿中，民间集资合法化便是重要内容。

孙大午极力呼吁民间集资合法化，“集资合法化可以让农村有自我创业的环境，自我造血的机制。金融是农村经济的血脉，农村没有金融，就没有活力可言。农村不怕贫穷，而怕贫血。民间集资合法化的最大阻力就是政府法规的制约，没有合法的金融空间，没有保护农民合法金融活动的法规，只有形形的限制或管制。”

针对民间融资的监管，孙大午着重强调了监管部门的疏导作用，“首先，应该重点监管金融诈编；其次，应监督企业的经营业绩和集资规模，监督企业信用，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因少数不法金融行为而打击合法的金融活动。应该说，95％以上的企业都有民间借贷的金融活动。因噎废食、管死民间金融活动将影响经济发展，不是明智之举。”

大午集团的农村集资模式

大午集团是个地处偏僻的农牧企业，土地不能抵押，非常缺乏国家金融支持。最初开办养鸡场的时候，大午集团非常需要饲料。为了节省资金，集团动目附近村民把玉米存到大午集团，并且许诺村民可以在3个月内随时支取粮食。3个月满期后，粮食未取即转存，并支付利息。

当时，大午集团给出的利率比银行利率高一倍多。由于孙大午按时还款，很多员工和村民都把工资和粮食款存放在大午公司。到事发时，当地群众在大午集团的存款达到1300多万元，这就是后来的孙大午“非法”集资。

“蚂蚁致富”骗局

“想发家致富吗?来养蚂蚁吧!每两元投资就有一元回报。”――这样的神话在江西省萍乡市和湖南省醴陵市上演了三年多之后，终于被撕开集资诈骗的真面目。

“老关家宝特种养殖场”在这起以养蚂蚁为幌子的集资诈骗案中，集资1．7748亿元，吸纳以农民和下岗职工为主的养殖户5017户，造成经济损失5378万元。

养蚂蚁致富、养香猪致富、养蝎致富，以特种养殖为幌子的诈骗案在各地一而再、再而三发生。

茅于轼的“违规集资”

除了企业集资，个人也会出现集资需求。比如，有人便以私人资本的运作方式在山西省龙水头村从事小额贷款扶贫工作，并且创立了扶贫基金，一做就是13年。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他的扶贫基金在2002年被政府宣布为“违法集资”，并予以取缔。茅于轼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但他仅仅是希望用经济学的办法解决当地农村的贫困问题。

篇5

据悉，中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将于3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刚刚公布的实施细则，目前正在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些具体规则的制定实际上是宣告了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此外，条例及细则还对风险防范和处置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规定，特别是确定了强制备案制度。有消息说，相关的细则还在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民间融资服务主体、民间借贷、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风险防范和处置等五个方面对条例进行了补充、明确和界定。

首先，对于这样一个法律文件的出台，最为重要的要建立起民间信贷市场的规则，保证民间信贷市场能够以市场法则有效运行，以便减少市场可能面临的风险。但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通过法律的方式保证民间信贷的合法化，最为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如何让这些法律规则保证市场在民间信贷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整个民间信贷运作是以市场的有效价格机制来保证，而并非由监管层来保证。监管层需要做的仅仅是保证市场的产权清楚界定，保证当事人在借贷的过程中能够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交易平台上签订合同，保证这些签订的合同能够有效履行，及保证弱势者的利益不被受到侵害。在此基础上，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可以让地方金融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并通过这个市场提高服务于当地经济的能力，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不过，对于现代金融市场来说，其金融产品不仅为可贸易品，而且在现代网络与通讯技术条件下可以瞬间在市场中快速流动。因此，金融市场不仅完全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而是一个金融资源快速流动的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因此，在这样一个金融市场，自下而上的地方金融改革对全国金融改革的推动的确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不可能的。

就当前的中国金融市场来说，仍然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展不快、中国资本项目不全面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那么金融市场有效的价格机制也无法形成。当前国内民间市场之所以如此发达，地方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在于这些民间金融市场法律不健全，而是国内正规的金融市场不发达，价格机制扭曲。因此，要发展地方金融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要深化正规金融体系的改革。

此外，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网络世界，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不仅体现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及个人和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提高最有效的工具。因为，公平的金融服务不仅可能使每个家庭更容易获得储蓄和信贷工具，使单个家庭更好地安排支出，如耐用消费品、房产、子女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且也是家庭财富增长的重要渠道。对于企业来说，有效的金融服务有利于其资金周转和投资、更好地安排生产，实现更高的利润。同时，家庭与企业还需要更多的防范风险的产品，使其能以较合理的成本来应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此外，信用卡、网络银行、移动网络等支付技术对于简化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是这种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促进财富增长、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和家庭福利提高、提高企业生产率等。

在当前中国，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还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特别是农村更是如此。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在于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也在于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缺陷，如信息不对称、合约履行制度不完全、监管层对市场管制和参与过多等。这不仅使金融资源不能有效配置，更是让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覆盖面小。要克服这些障碍，政府就得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在传统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制之间建立起更多的小微金融机构。这些小微金融机构比传统金融组织更为灵活，更贴近民生，从而也能够为中低收入阶层的民众提高更多的金融服务。对地方金融改革来说，小微金融同样是未来金融发展的主流模式。问题在于各地方的民众、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能否用智慧建立起金融服务覆盖率广泛的小微金融发展体系，这才是目前国内地方金融发展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