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如何合法化精选(十四篇)
发布时间：2023-10-11 15:54:55
篇1
摘 要 民间借贷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基于规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为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效果的需要，有必要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考察民间借贷监管现状，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监管法律的缺位、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至此，我国民间借贷的应有思路因从适度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入手，从而保证民间借贷运行的阳光化和规范化。
关键词 民间借贷 管制 监管
作者简介：胡承伟，安徽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学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69-02
民间借贷这把“双刃剑”在利用自身优势弥补正规金融服务不足的同时，由于监管机制的缺失而威胁到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其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浙江吴英案”、“温州跑路潮事件”、“包头金利斌自焚事件”等三个典型的民间借贷事件，凸显了民间借贷的复杂性和问题症结。由此出发，传统上对于民间借贷持严厉压制的态度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放松规制的前提下，加强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不失为解决民间借贷监管问题的一个较优方案。
一、民间借贷监管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游离于金融体系外，监管方面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然而这不表示民间借贷就不需要监管。结合民间借贷在现实中暴露的诸多问题，结果或违法，或犯罪，将其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实施一定的法律监管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规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
民间借贷活动处于合法化边缘，由于监管依据等法律规定的空白，金融监管部门很难进行监管，加上民间借贷机构存在组织涣散、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金融风险在所难免。“主体、借据、担保、利率、用途”等五大风险交叉出现在民间借贷的交易活动中。同时，民间借贷也在冲击着金融秩序。借贷双方自由地约定利率，易形成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是不利的，实质上扰乱了金融秩序。
（二）稳定社会秩序
建立在债务人信任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丧失信用时，债权人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尤其在债务人携款潜逃时，债权人更是无所适从。实践中常见的是，在债务人未提供担保时，民间合会携款潜逃的倒会事件会经常发生，给金融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同时，高利贷行为因借款人急需借款而发生，当贷款人无法从借款人处获得本金和利息时，贷款人诉诸于私力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债务纠纷，纠纷性质迅速发生转变，矛盾进一步恶化，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甚重的是，民间借贷常常成为金融犯罪的工具。
（三）保证金融信息真实性，从而便于国家宏观调控
民间借贷的隐蔽性，易造成金融信息的失真，导致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大为削弱。民间借贷的资金在体外运作，不便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资金运作整体进行全面的把握，从更深层次上来说，难以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局部经济过热的现象迟迟不能得到有效抑制。
二、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的缺陷
民间借贷的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社会主体已经意识到了民间借贷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双面影响。试通过完善的监管制度来克服民间借贷的负面效应，有助于平衡民间金融自由和金融秩序的关系。现阶段，我国虽已开始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但监管过程中显露的缺陷却一直未得到弥补，这值得我们思考。
（一）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创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民间借贷作为社会出现的一种新兴事物，之所以被社会争论的沸沸扬扬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尚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立法界、司法界及普通大众基于各自的立场从不同层面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与非法、如何监管等问题作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对民间借贷作出简单规定法律规范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行为应如何处理的批复》、《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最高院司法解释，其他甚至三部被称为狭义上的银行监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均没有针对民间借贷活动做出规定。民间借贷立法呼声愈来愈高涨的趋势有增无减。民间借贷监管依据空白、监管主体的缺失、监管措施的单一，导致监管实践依然落后甚至停滞不前。监管当局面对民间借贷的复杂情形，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没有可供参照的标准，只能采取坐观其变的态度，任其发展，或者直接取缔。实际上，民间借贷监管法律涉及到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定位之界定。居于何种范围的民间借贷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如果合法的民间借贷逾越合法边界而转向非法时的行为该如何认定等问题，都需要法律作出统一而详细的规定。简单的规定会产生法律冲突甚或打架的现象，即使是通过法律解释也很难对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疑问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活动以及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管理的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监管、业务经营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遗憾的是，在这些内容中，民间借贷却因无“法”而得不到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的监管。
（二）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
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并没有阻碍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步伐。依托于政府，为防范金融风险，民间借贷监管现状则表现为在严格管制态度的驱动下，压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完全不顾及市场对公平竞争和效益的需求。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之义，于整个金融市场而言，其不能容忍如此之严厉的管制手段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中国金融发展的现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势头不相匹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金融管制过严，限制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扭曲了社会融资的结构，增加了银行信贷的风险。”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管制过严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不仅封杀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的可能性，阻碍了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的道路，还使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得不到根本上的满足。同时由于民间借贷合法性被排斥，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模式呈现过重且多样责任并存的结构，民间借贷监管的固有严管态度在此又得以体现。
三、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
通过对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缺陷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是：结合外国的监管经验，从适度放松管制和加强监管入手，从而保证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的运行。
篇2
关键词：民间借贷 法律规制 价值取向 调整范围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5-062-02
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的资金融通活动，具有隐蔽、无序等特性。这就决定了民间借贷，特别是大规模的民间借贷活动虽然一方面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资金流动日趋频繁、规模日趋扩大，这种大规模无序的资金流动也在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容易对区域的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影响。同时，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和近期金融形势的变化，原本被认为极少出现法律纠纷的民间借贷领域，近来案件发生率也在激增。分析引发这些民间融资风险的原因，固然有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投集资双方信息不对称、企业经营不善等因素，但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来引导和规范双方的行为才是根本原因。
一、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现状
1.宪法为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提供了根本性依据。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虽然不会做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但是这条规定却为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提供根本空间。宪法上的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宪法保护私人合法之“物”不受非法侵害，二是宪法保护私人依法享有的财产权不受侵犯，这里的财产权包括私人对自己拥有的合法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大多数民间融资行为本质上就是所有人使用和处分自己合法拥有的货币或资金，并获取一定收益的行为，而国家应当保护公民行使这种财产权的自由。
2.民事法律对合法借贷行为给予保护。《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因此建立在真实意思表示基础上的借贷合同应当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同时，现行民事法律中没有对借贷双方主体进行限制，也就是说没有限制自然人或者法人进行民间借贷行为，依据“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为”的原则，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成为民间借贷主体。除了法律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规定外，司法解释中也对其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明确应该理解为是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具体补充，表明法院对符合条件的民间借贷予以承认并给予法律保护。
3.《公司法》认可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对公司出借资金进行了如下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此条规定虽是用来规范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条款，却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借贷行为如果违反了公司章程，只会对公司内部产生影响，并不因此妨碍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的合法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公司对外借贷具有合法性的观点。
二、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虽然承认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法律条文其实只是一些原则性的、甚至是需要法理推理来佐证的规定，它们实际上只能体现一种理念而已。在实践中，能为民间借贷行为提供有效依据的是那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上述认可民间借贷合法性的法律规范多是1999年以后出台的，但是相应的下位法的修订速度却滞后于法律的立法速度。1998年以前出台的一些法律规范，与1999年以后出台的法律在立法背景和立法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具体条款与法律出现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例如：1998年前出台的《贷款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明令禁止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并将此类借贷合同认定为无效，但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明确界定只有违反了法律的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才能认定合同为无效，《贷款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虽只是部门规章或司法解释而已，但仍然有效，这就容易造成在如何认定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问题上法律规范适用的混乱。
我国香港地区在民间借贷规范方面起步较早，相关制度较为完善，参考和借鉴我国香港地区在民间借贷立法方面的经验和有益做法，对于完善我国大陆的相关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三、我国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的有关规定
《放债人条例》是香港于1980年12月12日颁布的一部调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法律性文件。纵观该法，最突出的亮点是对民间的放债人实行发牌管理，如此严格的资格管制在香港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较为少见；其次该法对放债人义务规定较重，立法价值取向明显侧重于保护借款人的权益；再者，该法一些立法技巧也表现出了与大陆地区不同的特点。以上这些都可为我国构建民间借贷法律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1.建立对放债人严格的监管制度。香港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深入人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体现为明显的“小政府、大市场”格局，政府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弱于大陆地区，但是其对民间借贷领域的监管却体现了明显的公权力主导倾向，这不能不说是其整体制度中的一个例外。本文认为这主要是民间借贷自身特点所决定的，民间借贷是一种较为隐蔽的商事行为，具体的借贷行为很难为借贷双方以外的第三者所知晓，其具体的利息率又由当事人自由协商确定，很容易成为高利贷滋生的温床，如果信贷规模庞大很可能会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影响，因此对其实行严格的监管制度实为必要之举。这种监管的严格首先体现在对放债人资格的限制上。该法在第Ⅱ部“放债人之领牌事宜”一章明确规定：从事民间借贷的放债人必须领取牌照，牌照有效期限仅为12个月，如未领取牌照就不得经营放债业务；不仅如此，放债人必须在牌照所指定楼宇内经营业务，否则也不得经营放债业务。此外，该法第Ⅰ部“导言”一章还设立了的“牌照法庭”和“注册处处长”专门负责牌照领取相关事宜的裁决及管理等事宜。如此资格限制及管理，已经远比大陆地区严格得多，在香港地区实属罕见。
2.立法价值取向明显倾斜于借款人。首先，极力保障借款人的知情权。该法第Ⅰ部“导言”一章6条规定：“（1）任何人士于缴交规定费用后即可――（a）在正常办公时间内查阅登记册并将册内任何记载事项印取副本；或（b）向注册处处长取得登记册内任何记载事项之副本乙份，由注册处处长证明或经其授权证明为正确无讹者。（2）注册处处长须按其认为适当之方式，将登记册可供公众人士查阅之时间及地点公布周知。”该法19条又规定：“（1）任何有关偿还放债人贷款之借约，不论在本条例实施之前或之后订立，在借约有效期间内，如借款人用书面提出要求并交付所花费用后，放债人必须向借款人或借款人在书面要求上所指定之任何人士，提供一份由放债人或其人签署之陈述书（包括原件及副本）列明――（a）贷款日期、贷款本金总额及贷款之年息百分率；（b）放债人已收之还款数额及还款日期；（c）到期未还之每一款额与应还款之日期，及其应付而未付之利息；及（d）尚未到期清还之每期欠款及其还款日期。（e）在陈述书正面显著位置，以中英文清楚地写明下列字句：……”其次，放债人法定义务较重，当事人间权利义务的配比呈现出有利于借款人的一边倒之势。例如该法规定：借款合同订立后7日内，放债人必须造具有关借约之借据或备忘录，并由借款人亲自签署，且在签署时，放债人将借据或备忘录副本2份交予借款人，否则贷款及相关抵押不予执行。而且该法在举证责任方面引入了相当数量的不利于放债人的责任推定规则。如第33条（1）规定：“在根据本条例对任何人士进行之任何诉讼中，如指称该人并无持有牌照者，倘无提出相反证据，则该人须被假定为未持有牌照。”
3.严格禁止高利贷行为。杜绝高利贷现象的发生是《放债人条例》主要立法目标之一，为此该法专设第Ⅳ部“过高之利率”一章，明确规定：“任何人士（不论放债人与否）贷款或提供贷款，其实际利率如超过年息六分，即属违法”,如果超过该标准则“有关偿还贷款或支付贷款利息之借约，与任何就该借约或贷款而给予之抵押，均不得予以执行”并“可判罚款十万元及监禁两年”。并且，该法明令禁止放债人及相关人员向借款人收取除利息之外的额外费用，以防变相高利贷的发生；另外，为维护借款人权益，该法还设立了借款人如认为约定利息过高并实际利息确实已超过法定限制范围，可请求法庭干预来适当降低利率。这一制度与大陆地区《合同法》中的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制度和过高违约金调整制度有相似之处。
四、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建议
1.制定《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就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规范，防止其所隐含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安全和金融秩序造成威胁。笔者建议制定《民间借贷法》而不是《民间借贷条例》，是因为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分布在各个效力等级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中，需要由全国人大以法律的形式出台一部法律对民间借贷规范进行全面整合，来减少法律间的冲突和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难题。
2.明确《民间借贷法》调整范围。《民间借贷法》的调整范围应定位于民间商事借贷行为。笔者认为，因借贷目的不同，民间借贷又可划分为民事借贷和商事借贷两大类，前者是指因民事活动所产生的借贷，如自然人为筹集医疗费或子女学费所产生的借贷；后者是指因商事活动的需要所产生的借贷，如农村个体承包经营户或中小企业为筹措再生产资金而产生的借贷。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借贷的产生是否出于营利目的。因为民间民事借贷行为实际上是纯粹的民事法律行为，相关法律问题基本可以通过现有民事法律的规定解决；民间民事借贷只是用于解决自然人的生活所需，借贷的产生不存在营利目的，借贷资金数额小，而且不会产生流动性扩大效应，金融风险极低。民间商事借贷则不同，首先此种借贷的产生是出于商业营利目的，属于商事行为，很多相关法律问题需要借助商事法律兼顾效率的理念；借贷金额相对较大，尤其是地下钱庄的存贷行为，已经与合法商业银行的存贷行为无实质区别，资金融通过程中已经产生放大效应，金融风险自然增高。制定《民间借贷法》的目的就是要将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纳入国家调控范围，因此《民间借贷法》的调整范围应集中于商事借贷领域，适当兼顾民事借贷领域。
3.《民间借贷法》具备商法与经济法两种法律性质。《民间借贷法》所要调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非是所有的民间借贷行为，而是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金融秩序有重大影响的民间借贷行为，其具有借贷金额大、借贷频率高以及职业借贷中介人等特点，也就是指那些经营性的民间借贷行为。此外，为了达到规范的目的，政府还应当对此种经营性民间借贷进行限制性的规范，这主要体现在是否允许民间借贷人吸收存款、存款利率、借款利率以及存贷额的规范方面。
4.《民间借贷法》应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明确。（1）应确立企业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关于企业间借贷是否合法的问题，各级法律条文之间冲突明显，人民银行的《贷款通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都持否定态度，但从《合同法》的立法理念及其规定来看，并未禁止企业间借贷。所以，建议《民间借贷法》对此予以明确，应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但基于监测流动性和防范风险的需要，可以通过委托银行贷款或信托贷款的方式进行。具体操作办法，可以授权国务院根据具体情况作详细规定。（2）承认民间借贷组织存贷功能，同时实施明确的资格审批，并采取严格的利率上限控制。应当充分考虑到民间借贷良性循环之需要，避免只贷不存引发经营困境的危害，有限制地允许借贷人吸收公众存款，但对吸收存款问题应当根据存贷比例进行限制。对存款利率允许执行有上限的、高于同期银行利率的利率，以方便吸收存款，保证民间借贷人的生存；对贷款利率可参照现行法律法规中最高不得超过国家同类借款利率四倍的相关规定确定上限限制，以防止高利贷行为的产生。监管者通过监管和对投资者必要的风险提示，引导借贷人和存、借款人作出理性的选择。经营性民间借贷可以依法向有关监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成立公司或者组织，但对其经营范围应当进行地域性的限制。通过成立公司和组织，引导民间借贷行为的正规化发展。
（注：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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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借贷；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类型
卡多佐说：“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法律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我国法律体系中，一直以来都将超过法定利息上限的民间借贷界定为金融违法行为或非法金融活动，通过适用刑法相关条文进行规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创新手段的多样化，曾经正当的法律手段，在今天的体系下解决民间借贷问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已无法达到社会福利状态，也就是说这一法律规则对于现行的实际是不符的。
一、民间借贷的语义分析
春秋时已出现了赊贷业，放债取利是那时增殖财富的一种方法。以后随着各个朝代的不断发展丰富，借贷一词的语义分为两种：其一，向人借用钱物。其二，将钱物借给他人。法律意义上的借贷不仅指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还包括了个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集资关系。
根据《合同法》，民间借贷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一种，又可定义为三种：（1）民间借贷合同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借款合同，称之为个人借贷合同；（2）是包含个体间、个体与企业间的借款合同；（3）包括个体间、个体与企业间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的借款合同。总的意义上，可以将民间借贷定义为：民间借贷是指脱离于官方监管范围内的，广泛存在于个体之间、个体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一种民间资金融通活动，是国家信用和金融法律法规控制之外的一种金融形式。
二、民间借贷的类型
作为一种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了上千年的资金流通形式，现实中比较广为人熟知的是以下几种典型的形式。
（一）个人借贷，指单独个体因为日常生活、生产而发生的因资金周转的需要，向其他个体借取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的借贷行为。此种借贷规模一般较小，在农村非常普遍，是农村民间借贷的一种主要形式，且主要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是一种熟人借贷。
（二）高利贷，是一种以高息出借资金的行为，其借贷利息往往远远高于法律规定的高于银行四倍利息的规定。是一种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该行为损害了银行的利益，不利于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
（三）地下钱庄，是一种旧式的金融组织机构。其资金来源于企业主的个人资本或投资、以高利贷吸纳的公众存款和特殊背景下的银行贷款。此种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对高利贷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其资金来源往往成为洗钱的主要渠道。
（四）典当行，指通过将实物进行抵押，得到经营者认可，同意借给所需资金使借贷者取得借款，并规定期满后还本付息，赎回实物的借贷行为。现行发展中，一些典当商行逐渐演变成吸收存款、发放抵押贷款的变相钱庄，此种行为具有隐蔽性，对金融秩序的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
（五）合会，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借贷形式，这一形式最早产生于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后来内地也开始仿效。现在的合会一般具有规模大、涉及面广、月息高、以会养会等特点。
（六）其他：如私募基金、金融服务公司等。
三、民间借贷的原因
许多学者都认为，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抑制”，是由政府金融监管即金融抑制下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而产生的。具体到导致我国民间借贷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导致民间借贷大肆盛行的最主要因素。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手段逐步到位，人民银行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采取紧缩银根，控制信贷增长过快势头的措施，导致信贷资金的供给大幅减少。各金融机构缩紧银根，压缩流动资金贷款。中小微企业为了筹集资金开展生产，不得不向民间资本求助，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自救于金融危机之中。
（二）民间存在大量的闲置资金是民间借贷得以蓬勃发展基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手中拥有了大量的闲置资金或者说储蓄。由于将这些钱借贷给企业可以获得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所以他们愿意将手头资金借贷给企业。一方面可以从中赚取高于银行数倍的利息，另一方面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向企业收回借款而无任何损失，这就催发了民间借贷市场的蓬勃发展。
（三）对金融的监管不完善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民间借贷。由于国家对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得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发生了转换，其不再对企业的融资行为进行监管，而银监部门也未明确对民间借贷的监管，这就使民间借贷处于自发状态，使民间借贷处于盲区之中；加之我国对金融的管理属于条条管理，地方政府机构没有相应的机构职能，这也使得对民间借贷的官方监管不足，助长了民间借贷大肆无序发展的气焰。
四、规范民间借贷问题的建议
（一）进行民间借贷立法。马克思曾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只有有了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界定，民间借贷罪与非罪的界限才能得以明确化，自由、健康的民间借贷行为才能顺利开展，可以说一部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就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借贷自由的圣经，有了这样一部“圣经”这些企业的“自由”才有了保障。
（二）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当前由于立法的滞后，现实中还没有一部民间借贷法典，建议在这样一部法典出台之前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根据其内心的意思表示自由裁量民间借贷罪与非的标准。
（三）坚持公证的方法。通过对民间借贷进行公证，赋予民间借贷法律依据，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相对方可以凭有效的公证文书寻求法律帮助，以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公证在现行民间借贷行为中可以发辉出良好的效果。
（四）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由政府专门机构对民间借贷市场进行监督，一方面监督借贷企业通过合法形式进行借贷，合理运用借贷资金进行生产经营的作用；另一方面增加互信，减缓借贷双方因企业信用记录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等引起的问题。在法律缺乏规定的中间地带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协助和配合，保障借贷程序的合法化，正当化、通畅化。
（五）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民间借贷多是借贷双方的自愿行为，是意思自治基础之上的自由借贷合同。对于此种借贷行为，最高院提出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无疑应成为今后解决民间借贷案件应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笔者认为此种处理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法律默认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这对广大中小微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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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民间借贷 非法集资 高利贷 法律规制
一、吴英案回顾
（一）吴英非法集资案始末
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用个人或企业名义，采用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注册公司、投资、借款等为名，从林卫平、杨卫陵等11人处非法集资77339.5亿元，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息、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达3.89亿余元。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吴英不服，提请上诉。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院维持原判，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2012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二）吴英案争议的焦点
引发民众热议的是民众并不清楚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而现有规则的模糊性、不合理性更加增加此类案件的争议性。如判断非法集资一个重要标准是集资对象属于不特定人群。而吴英的集资对象林等11人，他们之中有些是吴英的亲戚朋友，有些成为企业的高管。这些人员是否属于“社会公众”，在法律上未明确。再如法院认定吴英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基于的事实是吴英明知自己不可能承担如此高的债务，却仍然向债权人大量借款，且借得的款项并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来偿还之前借款的利息。但是，吴英与杨等11人签订的合同为附条件的合同。吴英虽然将集资款的一部分用于偿还之前借款的利息，但大部分还是用于酒店经营以及房地产投资。集资款的使用是企业的自由，吴英没有履行合同约定，构成违约，承担的是民事违约责任，而不应当是刑事责任。此外，酒店经营、房地产投资都是回报周期很长的投资，短期内无法收回成本。而杨等将吴英软禁的行为导致吴英的资产被查封，直接导致资金链断裂。根据吴英资产被查封时的价值评估，足以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可法院对于杨等人的非法拘禁并没有追究，却以吴英无法偿还集资款认定吴英的行为为集资诈骗，显然是不符合市场规律。如果都要求企业完全依照合同，并且单凭以集资款无法归还为由认定非法集资，那么一方面，企业的积极性会经受严重的打击，企业已经被束缚在合同中。可是，商机往往都是转瞬即逝的，企业遇到一个比原计划更好的商机，却因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错失良机；另一方面，企业将承担随时还款的沉重义务。而国家对此又过多采取刑法制裁以及“一刀切”打击。这种“一刀切”的定义过于简单化、机械化，而根据这种机械化的概念定义犯罪并且使用刑法制裁未免过于草率。长此以往，企业将减少甚至完全放弃贷款，这样无论是对企业对民间借贷还是对我国财政收入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吴英案中所暴露出来的现有法律制度在民间借贷尤其是企业与个人之间借贷方面存在的不足引起了学者的担忧，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亚布力论坛上更是喊出了“保护吴英就是我们自己”的呼声。
二、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融资的法理分析
（一）金融服务受限
一个企业想要合法获得资金有三个办法：第一，上市；第二，银行借款；第三，私募。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上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银行信贷门槛高，中小企业往往达不到银行制定的信用评定等级，从而无法从银行贷款。因此，中小企业转而寻求私募。而相对宽松、手续简单，资金充足的民间借贷就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首要选择。
（二）民间资本游离
金融危机之后，数以千亿的民间资金游离。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流动的民间资本已经达到6000亿，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长。民间资本已经成为温州改善投资机构，推动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改善民生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难以取代的重要力量。如此大的民间资金，一旦披着“合法”外衣从事非法融资，并且获得利益之后，其他投资者便会在市场上盲目跟风，同时，对高回报的追逐心理加剧了歪风邪气的蔓延。
（三）监管力度不到位
由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各项制度还不完善，我国没有一个确定的部门对民间借贷进行专门的监管。民间借贷是市场化发展的产物，随着市场的发展，民间借贷已经发展为一种普通的民事行为。如果缺少了必要的监管，让民间借贷独自生活在阴暗中，难免会导致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融资。并且放任的时间越长，异化的几率越大，后果越严重。
三、非刑法手段规范民间借贷模式的建议
鉴于我国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民间借贷尤其是中小企业与个人间借贷进行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构建我国以非刑法手段规范民间借贷模式，需要政府、金融市场共同努力。政府为主，金融市场次之。
（一）政府
1.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中小企业作为民间借贷最重要的主体。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后备力量是否强劲。美国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管理机构提高了中小企业借贷的效率。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呈现区域集聚，竞争压力大，需要由政府出面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全程导航。因此，各地政府可以结合自身地区的发展特点，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明确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及职权，充分履行其职能，向小企业提供资金和贷款援助，帮助小企业联系融资事宜以及提供管理培训和咨询。
2.鼓励个人间小额借贷的发展
国家在放宽金融限制，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同时，应当鼓励个人间借贷（P2P）发展。与美国个人间借贷相比，一方面，个人拥有更多的民间闲置资金但资金分散，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商务逐渐成为诸多商务人士的首选。这些都为个人间借贷平台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美国的个人间借贷平台中的诸多制度如真实信息披露制度、利率制度等都是有政府管理机构进行监管。而在我国，相关方面还刚刚起步。所以，个人间借贷在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也会逐步成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的一条重要渠道，但现阶段由于我国相关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个人间借贷尚不具有实践操作性。
3.加快《民间借贷法》制定
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独立完整的《民间借贷法》。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散布在很多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如此分散且不完备的规范不利于国家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因此，制定一部《民间借贷法》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2012年“两会”期间，甚至有浙江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自己草拟的《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法》的出台将成为规范模式中的基石，让一切民间借贷活动有法可依。
4.建立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
第一，加强对民间资金的引导，引导人民合法投资，合法获利。因为民间借贷是市场化的产物，极易误入歧途。政府必须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引导，大力推动民间项目立项，既保证资金运转安全，又盘活了民间闲置资本，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第二，对规模化民间借贷要定期监管。东部沿海地区民间借贷频繁，已经呈现规模化趋势，同时，如“拍拍贷”等“P2P”模式的信用网上借贷平台的出现，在服务民间借贷的同时，也比零散型借贷有着更高的风险。如何对规模化民间借贷进行监管，可以借鉴证券管理制度，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其一，严格执行交易登记制度；其二，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资金运转以及信用监管制度；其三，加强风险预警。
第三，加强对第三方抵押担保机构的监管。作为民间借贷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三方担保承担着降低借贷风险的职能。可由于民间借贷很少寻求第三方担保。担保机构中一部分倒闭，一部分异化为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组织。对第三方抵押担保机构的监管，可以将担保机构纳入中小企业管理机构或者个人间借贷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民间借贷体系，统一监管。
（二）完善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制度
金融市场的垄断就是严苛的市场准入制度，让很多民间借贷无法进入金融融资市场，更别提与正规金融机构形成竞争。因此，完善金融市场，让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是有必要的。对于民间借贷的准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第一，资金准入。以往的金融行业的资本来源为公众的存款、发放的债券、像央行借款等形式。而对于民间资本的进入一直采取观望保守的态度。现如今，国家有了一定的政策。无论是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等领域”还是“新36条”，这些都体现国家在逐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限制。
第二，业务准入。民间借贷服务的范围为中小企业以及公民，国家可适度放宽限制，让民间借贷进入金融领域，与正规金融机构产生竞争，既减轻金融机构资金压力，又可促使整个金融机构提高服务和效率，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三，人员准入。民间借贷毕竟是由民间因市场化自发形成的，民间借贷人员往往素质偏低，对借贷的基本知识以及风险管理缺乏必要的知识。国家可以允许正规金融从业人员进入民间借贷，为民间借贷带去扎实的金融理论知识和丰富的金融市场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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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间借贷在农村广泛存在，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融资方式，弥补了我国正规金融遗留下的市场空缺，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农村民间借贷的范围比较小，主要是农村公民之间的借贷，在一定意义上是老百姓自助互助的一种形式。本文主要分析了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并归纳了其存在的问题，对民间借贷合法化的趋势作了评论。
关键词 农村 民间借贷 银行
北大学者王曙光曾将民间借贷分为三部分：第一个是白色部分，既合理又合法的部分；第二个是灰色的部分，合理但是法律认为是不合法的；第三部分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称作黑色的部分。这几个部分互相会有交叉①。笔者所探讨的是其中的白色和灰色部分。
一、农村中民间借贷为何存在
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做的统计，民间金融市场的借贷规模远远超过了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抽样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民间借贷今日存在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还不能满足农民需要，然而在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扶持农村小额贷款的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农民贷款为什么依然难，民间借贷为何依然存在？笔者认为原因有如下几点：
1．农村贷款需求与金融机构本质之间存在矛盾
农民的生产经营仍然以家庭为单位，而且农村地区的企业多数也呈现出资本少、规模小的特点，农户资金需求多产生于教育医疗、盖房娶亲、个体经营、农业生产等方面，这便决定了农户贷款规模小、期限短；而银行和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银行难以把握客户实际情况，特别是农户的年收入情况很难确定，在放贷以后对贷款户的贷款使用情况更无能力跟踪调查，银行放贷风险很大。而银行是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的金融企业，企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性银行越来越注重效益，而农村小额贷款无利可图，而且风险较大，这与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产生了严重错位和矛盾。
2．农村资金需求突发性与银行贷款周期之间存在矛盾
农村社会往往是以家庭为中心而形成对资金的需求，而需求本身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律，如患病、遭受自然损失、个体经营临时资金不足，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季节性、短期性。但银行贷款手续繁杂、审查周期漫长、贷款条件严格，有时难以及时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然向民间借贷寻求帮助，选择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来筹得所需资金。
3．民间借贷相对银行借贷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民间借贷中的当事人彼此比较了解，信息相对对称，放贷人对借贷人的经济实力、道德人品认识比较准确，这极大减少了逆向选择的发生；并且在借款后，债权人能够利用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对债务人进行随时的监督，这又降低了借贷的道德风险。民间借贷没有繁琐的手续，相对银行贷款方便、快捷。目前农村民间借贷多发生在亲戚、朋友、熟人之间，无需抵押担保，大部分凭一张借据即可完成借款手续，借贷双方关系紧密、信任度较高的，则可单凭口头约定，资金一般随时到账，比之于银行贷款效率更高。民间借贷凭借自身的优势，弥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缺陷。
4．存款利率下调，利益驱使资金转向民间借贷领域
农村多有存钱防灾的习惯，一般富裕的农村家庭都有存款，出于安全性考虑一般家庭会选择储存于银行，但近两年存款利率连续下调，存款收益减少，加之物价上涨迅速，银行对农民存款的吸引力降低。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高于银行利率，资金在利益驱使下会进入民间借贷领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民间信贷存在有其内在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问题，是对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其存在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二、民间借贷的负面影响
虽然民间借贷自身具有很多优势，长期存在的现实也说明了其具有合理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民间借贷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1．容易引发纠纷
近年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用于消费的民间借贷逐渐减少，经营性借贷的比重增大，民间借贷盈利性越来越强，由此造成借贷当事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彼此间的了解甚少；而民间借贷多以口头形式为主，手续不规范，一旦债务人违约，无力偿还或恶意逃债，债权人无法通过正当的法律维护自己权益。一旦闹上法庭，由于当事人证据保全意思淡薄，举证能力差，事实很难查明，另外，繁复的诉讼程序、一定的诉讼费用和难以预知的诉讼期也是很多民间借贷在解决纠纷时选择非正规途径。部分的债权人可能进行暴力逼债，影响社会安定，甚至引发犯罪。
2．不利于国家对产业的管制
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系统之外，不受国家调控，资金受利益驱使，很容易流入国家限制的行业。如农村中一些高污染的项目，虽然国家严厉打击明令禁止，但其依靠民间借贷筹得资金后很容易避开国家监管隐蔽式生产，造成环境的污染，损害人民的利益。
三、对民间借贷合法化的个人观点
第一，民间借贷既然存在，便有其合理性，是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便不能对其有过多的干预，更不能人为地消灭它。而引导其合法化，也要顺应民间借贷本身的特点，充分考虑到民间借贷合法化后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尽量予以避免。
第二，合法化并不能规范全部范围的民间借贷。2008年8月15日中央银行了当年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正式提出“应加快我国有关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的立法进程，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作者认为民间借贷合法化后主要是引导大规模、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有地下转为地面，但对于小额的私人借贷影响甚小。
注释：
①王曙光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小额信贷研讨班"上的演讲,题为"农村金融变革与小额信贷发展",收录在其一书中.
参考文献：
[1]朱毅彬,蒋峰,吴博俊.民间融资发展与合法化问题研究.海南金融.2006(5).
[2]郭岚.论如何规范我国民间借贷的经营行为.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04).
篇6
关键词：农村民间借贷；金融监管；规范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10日
一、农村民间借贷现状
农村民间借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和信用社信贷的基础形式；二是官方借贷相对私人贷款。通过历史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表明，在现在中国的民间借贷历史悠久丰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借贷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得到相对应的发展。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1、民间借贷活动范围广。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直接影响农村经济体系的改变，导致农村经济形式多样化和农村民间借贷也随之多样化的发展。
2、民间借贷形式很多。一是口头约定式。这主要是指亲朋好友、同乡邻里之间以口头约定的形式进行的借贷；二是简单约定式。这说白了就是借贷双方写一个书面的借条，但有的时候会加一二个中间的担保人，仅此而已；三是高利贷型。有些条件比较好的农民将闲置的资金放给那些急需要用钱的农民，但利率会比银行的要高一些，从而来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
3、民间借贷针对的个体比较多样。由于个体商业和工业贷款在商业银行贷款遇到了非常严格的审批问题，并且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村信用社贷款不能满足其资本需求，这导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基本很难在正规金融机构借到钱，因此民间借贷主要以农村的独自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办实业的私营业主为主。
4、民间借贷靠得就是信用。大多数借款人向放款人写一个借条，然后放款人签个名或者盖个章就可以了，最多就是加个担保人，这样就可以借到相应的钱了。所以，这种借贷完全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借贷。
二、农村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
1、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一直以来，农村民间借贷的案例就有存在，但最近的几年里，农村民间借贷的经济纠纷案例越来越多，并且大有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我国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方尤为突出。导致这些民间借贷经济纠纷案件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没有一部完整的针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出台来保护和解决民间借贷的问题，使得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得不到法律的规范和保护。
2、监管及预警体系不健全。我国民间借贷监管体系至今还不健全。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跨区域性很强，区域性特征很是明显，这就使得我国没有办法监管到所有区域的农村民间借贷活动；其次是我国没有现成的法律来对农村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规范，这也就在无形中加大了政府对农村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
3、资金流向难以控制。目前，一些农村地区的民间资金主要流向农村和县城以及城镇的一些私人生产经营企业，因为这些私人企业本身从正规银行贷款难且贷到的钱也比较少，这些私人生产经营企业生产成本高、利润低，且资金周转不开，这就吸引了大量的农村资金的进入。这些农村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只想到了能够得到很高的回报却不知借贷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搞不好就会导致严重的民间借贷经济纠纷。这些农村民间借贷资金的流向很难控制，这些借贷活动可以排除一些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这就进一步弱化了政府的调节功能，尤其是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调控。
4、农村民间借贷异化现象屡见不鲜。随着民间借贷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其为社会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变异了的不良现象。首先，高利贷的利率持续走高。据研究显示，目前我国的民间借贷利率绝大多数高于2～4倍基准贷款利率，有些甚至高达月息7%～8%，这已经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高利贷认定标准，不在司法保护范围之内；其次，为洗钱活动提供途径。民间借贷随意、隐蔽，而且借贷方式简单、手续不规范、自愿成交，加之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性质与来源不明，借款人也不能彻底了解资金的真实情况。所有这些特点都为洗钱提供了很好的渠道。
三、农村民间借贷问题解决对策
1、农村民间借贷地位合法化。对于农村民间借贷要从法律来加以肯定和使之合法化。只有对农村民间借贷合法化才能让它更好地发展和壮大，这样才会充分发挥农村民间借贷在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通过地位的合法化，也可以进一步的对农村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督和保护。如果农村民间借贷一直处于“地下状态”，不仅加大了监管的难度而且也是缺乏相应大的法律来对借贷当事人进行规范，从而保护双方的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失，从而使得我国农村民间借贷朝着合法化健康化方向发展。
2、要对农村民间借贷加强监管。我国农村民间借贷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无序发展是民间借贷的弱点，转变为管理是要求政府应持的态度。对放贷组织和个人借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旦发现有问题，会严格管理必要时会依法取缔。
将政府监管和行业监管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设计，使民间借贷组织可以通过规范达到合法化。可向原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针对一些民营借贷机构进行合法下的有效监管。要通过建立有针对性的农村民间借贷监管体系进行监管，主要监管的是借贷的规模、利率、资金的来源等，同时还要监管资金使用结构，使得那些无法纳入正常监管系统的民间借贷也可以得到有效的监管。
3、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在我国，农村借贷要么去正规的银行进行借贷，要么就是通过农村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借贷，因为农村正规银行机构的贷款利率要远比农村民间借贷的利息低，所以大部分借贷还是选择正规银行，这就使得正规银行机构发生赖账、死账的情况常常发生，只有那些信用好的借贷者能基本保证贷款的收回。对此，我们亟需建立人人都讲诚信的原则，而如何来建立这种诚信原则呢？这就需要把个人的所有信用信息进行累加，包括个人的所有好的坏的信用信息，这些信用信息会被所有的金融机构所共享，这就是所谓的征信体系建设，征信体系的建设不仅对各个正规银行机构有好处，也适用于民间借贷活动。由于目前农村的人均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导致农村征信体系无法开展，这也进一步说明要加快农村征信体系建设。
4、加强农村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联合。在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民很难从正规银行得到相应的贷款来发展自己的农业生产，而那些正规的银行又在不断地退出农村，这就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加受到资金来源的困扰，而农村民间借贷是一个不错的资金来源，但民间借贷还没有合法化，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把农村民间借贷和正规银行联合起来，既可以降低银行的借贷风险，也肯定了农村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主要参考文献：
篇7
摘要：首先对民间借贷的概念、特征、规模以及民间借贷与非民间借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介绍，阐述了民间借贷的优势；然后对民间借贷问题深入剖析，分析了当前民间借贷案件激增的原因；然后从专业角度具体分析了个别关于民间借贷的实际案例；最后结合实际案例带给来的启发，对如何规范发展我国民间借贷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民间借贷；监管体制；规范化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features, size and private lending and private lending relationship, to explain the advantages of private lending; then analyzes the issue of private lending in-depth,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of the current private lending cases; from a professional point of view to analyzes actual cases of individual private lending; actual cases bring to the inspiration of how to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ivate lending countermeasures.Key words: private lending; the regulatory regime; standardized
中图分类号：F832.4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3-0020-02
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包括其他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出借给另一方，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具体来说，民间借贷是指公民、法人未通过银行或金融机构，而是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要求借贷的主体合格，借贷合同的条款、借贷合同的担保符合合同法、担保法的法律规定，且借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即可认定有效，而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
1民间借贷的优势及现状
民间借贷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融资的一种途径。自2003年以来，国家逐步放开了民间小额信贷的限制，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国务院曾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则被称为“非公有经济新36条”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打开了登堂之门[1]。
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相比，民间金融有其自身特点和优势，如信息搜集和加工成本低，手续便捷、方式灵活、交易成本低，灵活的贷款催收方式和特殊的风险控制机制等可以说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特别是缓解了一些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有利于形成多层次信贷市场，是满足各类市场主体融资需求的一个补充渠道。
目前，全国许多经济开放城市中，民间借贷已经十分常见。民间借贷为政府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活跃了地方经济，其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间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不容忽视，根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的研究测算，2003年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有7000多亿元，其绝对规模占同期银行信贷绝对规模的比重重大30%左右。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比如，温州市的民间资金规模超过4000亿元，浙江省的民间规模超过了千亿元，由此可见民间借贷数额之大，比重之高，繁荣之况。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出借人对利益的渴望，以及借用人对资金的需求，如今的民间借贷有一部分正游走于高利贷的边缘，例如东莞民间借贷月息为2%-4%，后半段完全超过了国家的标准，无疑属于高利贷，更应该注意到的，这仅仅是表面上的数字，由于民间借贷市场远非价格统一的市场，个子市场的利率价格差距很大，已经打破了法律的底线。
因此，在看到民间借贷优势之余，也要注意到当前的部分民间借贷正处于金融市场的灰色地带，如果再无严格监管，恐怕将扰乱金融活动的正常秩序，发展成严重的经济犯罪。
2民间借贷案件增多的原因
国家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使得公民手中的财富越积越多。近年来，公民的投资意识增强，纷纷走进房地产与股票市场等，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受国家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整，股票市场被内幕等不正当的交易笼罩，这种投资不仅没了收益，甚至还会血本无归，人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案件得以迅猛增多。
2.1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民间借贷担保手续不完备
许多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不知法、不懂法，对《担保法》、《物权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了解。具体体现在办理抵押物登记时没有到房管、交通等相关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错以为持有借款人提供的产权证照就可控制住抵押物。法律意识的淡薄加大了借贷行为的风险系数。
2.2市场经营存在风险，借贷人风险意识不强
公民风险意识淡薄，随意签字担保，对相关法律法规也不了解。一些借款人经营失败，经营风险转嫁到出借人身上，无法归还借款，更不用说高昂的利息。还有一些不法之徒，利用出借人盲目逐利的心理，用花言巧语骗取信任，或伪造产权证照提供假担保，诈骗钱财。
2.3银监部门监管薄弱，民间借贷市场缺乏管理
目前银监部门对民间借贷管理不力，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民间借贷民间活动的公司或机构，这些公司的实质为向民间借贷提供中介服务，并收取相关费用。对于此类民间借贷中介行为尚无明确法律法规进行规制，除此之外，由于任何个人、企业及社会组织都可以充当民间借贷中介，导致民间借贷中介服务机构逐渐增多。但由于从业公司、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经验，更加大了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
3民间借贷的实际案例及分析[2]
2006年5月，陈某在赌场中赌博输了钱，向舒某借钱，当时口头约定按5%的日利率计算利息，即10000元一天的利息是500元。第一次舒某借给陈某10000元，扣除当天利息，实际只给了陈某9500元；半小时后陈某将9500元输掉了；舒某又借给陈某10000元，同样只给了他9500元，一会陈某又将这9500元输掉了；陈某又提出借钱，舒某接了8000元给陈某后就离开了赌场。是个十多天后，舒某、陈某同坐一辆车去一堵场，路上舒某借给陈某10000元 ，扣除当天的利息实际上给陈某9500元，借钱时陈某均未出具借据。到2006年6月6日陈某没钱归还，便出具了一份38000元的借据给陈某，后舒某向陈某多次催收未获，故诉至法院。
涉赌债务可以结合涉赌债务中当事人主体以及相互之间的行为不同分为多种情况，此案例属于赌博过程中参与赌博的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直接用于赌博的债务。或者是先赌后借，一般是在赌博过程中，因赌博输赢没有实际支付，而采取欠条方式确认的赌博债务，或是先借后赌，是指赌博过程中，一方向另一方先有借贷关系后发生赌博行为。对于这种情况，借款用于支付赌债，用途不合法，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当属无效民事行为，均应认定为赌债，赌债自始不产生债的效力，法律不予保护。本案中原告舒某明知被告赌博而以放高利贷的形式向其提供赌资，目的是获取高额利息，他们之间的借贷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此产生的借据应属无效。最终。法院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第（5）项和《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舒某的诉讼请求。
4规范民间借贷的方法
在对待民间借贷未来发展的问题上，首先,提出了规范发展民间借贷的总体原则:一是合法化、公开化;二是正确区分民间借贷的正面与负面成分,引导规范与打击取缔并重;三是构建有力的民间借贷监管体制;四是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多样化地妥善解决民间借贷出路;五是同步进行相关配套改革。其次,针对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第一,在法律上明确民间借贷的地位,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民间借贷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第二,建立规范的监管制度,将民间借贷纳入到规范的金融监管体系中。第三,从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多样化地解决民间借贷出路。第四,同步进行相关配套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3]。
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今天,中国的非公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所需的资本支持有很重要一部分是来源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意识到了规范发展民间借贷的重要性,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过应该给予民间借贷应有的地位。尽管现在,国家有关方面对民间借贷进行了法律上的解释和一定程度的规范,但这些法律规章对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其应该如何与正规金融机构良性共存,如何规范其活动,都还没有一个完整和有效的说明。可见,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急需补充和完善。基于此,可以认为:尽管民间借贷自身存在着很多负面因素,但是鉴于其的存在和发展有合理的原因,以及其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贡献,首先,应该明确民间借贷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应有的位置;其次,在深刻认识其积极效应的基础之上,建立良好的机制,规范民间借贷的发展,将其引上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最后,积极探索民间借贷的出路,充分发挥其有利一面,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5结论
民间借贷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民间借贷游离于官方金融体制之外,长期以来,得不到官方部门的重视,加上民间借贷具有自发性,缺乏外部约束,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等事故,往往会引发连锁不良反应,严重时会危害社会安定,因而具有很大风险,是官方重点的管制对象。但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对农户的生产经营等民间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国家必须深刻认识民间借贷的双刃性,以法律形式明确其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引导和规范发展其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方面,消除其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邓宇,蔡康.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扶持民间借贷发展迅速.海口晚报,2011,8.
篇8
关键词：民间借贷；监管体制；规范化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features, size and private lending and private lending relationship, to explain the advantages of private lending; then analyzes the issue of private lending in-depth,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of the current private lending cases; from a professional point of view to analyzes actual cases of individual private lending; actual cases bring to the inspiration of how to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ivate lending countermeasures.Key words: private lending; the regulatory regime; standardized
中图分类号：F832.4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3-0020-02
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包括其他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出借给另一方，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具体来说，民间借贷是指公民、法人未通过银行或金融机构，而是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要求借贷的主体合格，借贷合同的条款、借贷合同的担保符合合同法、担保法的法律规定，且借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即可认定有效，而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
1民间借贷的优势及现状
民间借贷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融资的一种途径。自2003年以来，国家逐步放开了民间小额信贷的限制，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国务院曾《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则被称为“非公有经济新36条”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打开了登堂之门[1]。
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相比，民间金融有其自身特点和优势，如信息搜集和加工成本低，手续便捷、方式灵活、交易成本低，灵活的贷款催收方式和特殊的风险控制机制等可以说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特别是缓解了一些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有利于形成多层次信贷市场，是满足各类市场主体融资需求的一个补充渠道。
目前，全国许多经济开放城市中，民间借贷已经十分常见。民间借贷为政府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活跃了地方经济，其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间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不容忽视，根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的研究测算，2003年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有7000多亿元，其绝对规模占同期银行信贷绝对规模的比重重大30%左右。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比如，温州市的民间资金规模超过4000亿元，浙江省的民间规模超过了千亿元，由此可见民间借贷数额之大，比重之高，繁荣之况。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出借人对利益的渴望，以及借用人对资金的需求，如今的民间借贷有一部分正游走于高利贷的边缘，例如东莞民间借贷月息为2%-4%，后半段完全超过了国家的标准，无疑属于高利贷，更应该注意到的，这仅仅是表面上的数字，由于民间借贷市场远非价格统一的市场，个子市场的利率价格差距很大，已经打破了法律的底线。
因此，在看到民间借贷优势之余，也要注意到当前的部分民间借贷正处于金融市场的灰色地带，如果再无严格监管，恐怕将扰乱金融活动的正常秩序，发展成严重的经济犯罪。
2民间借贷案件增多的原因
国家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使得公民手中的财富越积越多。近年来，公民的投资意识增强，纷纷走进房地产与股票市场等，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受国家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整，股票市场被内幕等不正当的交易笼罩，这种投资不仅没了收益，甚至还会血本无归，人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案件得以迅猛增多。
2.1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民间借贷担保手续不完备
许多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不知法、不懂法，对《担保法》、《物权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了解。具体体现在办理抵押物登记时没有到房管、交通等相关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错以为持有借款人提供的产权证照就可控制住抵押物。法律意识的淡薄加大了借贷行为的风险系数。
2.2市场经营存在风险，借贷人风险意识不强
公民风险意识淡薄，随意签字担保，对相关法律法规也不了解。一些借款人经营失败，经营风险转嫁到出借人身上，无法归还借款，更不用说高昂的利息。还有一些不法之徒，利用出借人盲目逐利的心理，用花言巧语骗取信任，或伪造产权证照提供假担保，诈骗钱财。
2.3银监部门监管薄弱，民间借贷市场缺乏管理
目前银监部门对民间借贷管理不力，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民间借贷民间活动的公司或机构，这些公司的实质为向民间借贷提供中介服务，并收取相关费用。对于此类民间借贷中介行为尚无明确法律法规进行规制，除此之外，由于任何个人、企业及社会组织都可以充当民间借贷中介，导致民间借贷中介服务机构逐渐增多。但由于从业公司、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经验，更加大了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
3民间借贷的实际案例及分析[2]
2006年5月，陈某在赌场中赌博输了钱，向舒某借钱，当时口头约定按5%的日利率计算利息，即10000元一天的利息是500元。第一次舒某借给陈某10000元，扣除当天利息，实际只给了陈某9500元；半小时后陈某将9500元输掉了；舒某又借给陈某10000元，同样只给了他9500元，一会陈某又将这9500元输掉了；陈某又提出借钱，舒某接了8000元给陈某后就离开了赌场。是个十多天后，舒某、陈某同坐一辆车去一堵场，路上舒某借给陈某10000元 ，扣除当天的利息实际上给陈某9500元，借钱时陈某均未出具借据。到2006年6月6日陈某没钱归还，便出具了一份38000元的借据给陈某，后舒某向陈某多次催收未获，故诉至法院。
涉赌债务可以结合涉赌债务中当事人主体以及相互之间的行为不同分为多种情况，此案例属于赌博过程中参与赌博的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直接用于赌博的债务。或者是先赌后借，一般是在赌博过程中，因赌博输赢没有实际支付，而采取欠条方式确认的赌博债务，或是先借后赌，是指赌博过程中，一方向另一方先有借贷关系后发生赌博行为。对于这种情况，借款用于支付赌债，用途不合法，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当属无效民事行为，均应认定为赌债，赌债自始不产生债的效力，法律不予保护。本案中原告舒某明知被告赌博而以放高利贷的形式向其提供赌资，目的是获取高额利息，他们之间的借贷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此产生的借据应属无效。最终。法院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第（5）项和《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舒某的诉讼请求。
4规范民间借贷的方法
在对待民间借贷未来发展的问题上，首先,提出了规范发展民间借贷的总体原则:一是合法化、公开化;二是正确区分民间借贷的正面与负面成分,引导规范与打击取缔并重;三是构建有力的民间借贷监管体制;四是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多样化地妥善解决民间借贷出路;五是同步进行相关配套改革。其次,针对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第一,在法律上明确民间借贷的地位,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民间借贷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第二,建立规范的监管制度,将民间借贷纳入到规范的金融监管体系中。第三,从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多样化地解决民间借贷出路。第四,同步进行相关配套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3]。
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今天,中国的非公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所需的资本支持有很重要一部分是来源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意识到了规范发展民间借贷的重要性,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过应该给予民间借贷应有的地位。尽管现在,国家有关方面对民间借贷进行了法律上的解释和一定程度的规范,但这些法律规章对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其应该如何与正规金融机构良性共存,如何规范其活动,都还没有一个完整和有效的说明。可见,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急需补充和完善。基于此,可以认为:尽管民间借贷自身存在着很多负面因素,但是鉴于其的存在和发展有合理的原因,以及其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贡献,首先,应该明确民间借贷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应有的位置;其次,在深刻认识其积极效应的基础之上,建立良好的机制,规范民间借贷的发展,将其引上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最后,积极探索民间借贷的出路,充分发挥其有利一面,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5结论
民间借贷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民间借贷游离于官方金融体制之外,长期以来,得不到官方部门的重视,加上民间借贷具有自发性,缺乏外部约束,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等事故,往往会引发连锁不良反应,严重时会危害社会安定,因而具有很大风险,是官方重点的管制对象。但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对农户的生产经营等民间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国家必须深刻认识民间借贷的双刃性,以法律形式明确其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引导和规范发展其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方面,消除其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邓宇,蔡康.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扶持民间借贷发展迅速.海口晚报,2011,8.
篇9
内容提要: 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 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 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 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 ( 1) 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 2) 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 ( 3) 对地下银行( 私人钱庄) ，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 ( 4) 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 1) 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 ( 2) 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 ( 3) 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 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 。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 2010 年 11 月，银行总资产超过 92 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 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性行为，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 340 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 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 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 12 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 210 条和 211 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 2) 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 3) 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 4) 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 61 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1 条、122 条、123 条、125 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 1)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 2) 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 3)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 4) 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 ( 1)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2) 同业拆借纠纷; ( 3) 企业借贷纠纷; ( 4) 民间借贷纠纷。2010 年11 月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 2009 年 6 月末，全国仍有 2945 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 27 个省( 区、市) ，西部地区 2367 个，中部地区 287 个，东部地区 291 个。其中有 708 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 24%，分布在 20 个省( 区、市) 。[6] 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 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 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 年 5 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 年 10 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 代拟稿) 》( 以下简称《条例》) 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 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 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50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 2． 5 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 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 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 11 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 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 、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一直颇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此种借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6 年下发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 “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证监会、国资委 2003 年 8 月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禁止上市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具体适用法律上，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 52 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 58 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以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益为理由确认合同无效。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从合同法、公司法等角度认为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予认可。[10]
从性质来看，企业之间借贷的性质比较特殊，作为放贷人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此项业务的主体，一般只是因与借款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者关联关系而发生借贷，借贷行为既超越了民事性民间借贷的范畴，但又不完全属于营业性质的商事民间借贷，而是介入民事性质与商事性质之间。针对这一特征，我们认为立法上应当采取特别规范的方式，既不应像对待民事性民间借贷那样完全放开，也不应像对待商事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准入门槛，而应分类定性，区别对待。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美国纽约州《放债人法》将个人和企业偶尔的借贷行为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列，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建议我国修改现行法律，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等，应当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但是，完全放开企业间的借贷并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完全放开此类借贷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势必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法律对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 2 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 不含城乡信用社) 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 0.9 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 jere-my bentham) 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1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 168 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 147 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1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未以来和美国 19 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14]2008 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 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 重庆高利贷逾 300 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 1/3 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15]2009 年 8 月 11 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 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 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 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 2006 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借贷意见》) 第 6 条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 包含利率本数)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 5 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规定: 任何人( 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 60% 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 25 条规定: 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 条规定: 约定利率超过周年 20% 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1) 贷款用途; ( 2) 贷款的种类; ( 3) 放贷人的种类; ( 4) 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 16%; 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 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 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 4 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 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 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5000 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 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 17%。[1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17]2006 年 10 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 36%。[1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1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 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 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 4 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 倍限额大约在 21 －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 2 －3 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 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 分至5 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 3 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 2008 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 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 6 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 4 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 差额部分为利息) ，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 24 条( 年息 60%的实际利率) ，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 ( a) 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 万及监禁 2 年; ( b) 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0 万及监禁 10 年( 由 1994年第 82 号第 33 条修订) 。相比较 1994 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 24 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 10 万元”增至最高“监禁 10 年和罚款 500 万元”。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 26 件、18 件、1 件、28 件及10 件。违反该条例第 25 条规定( 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 ) ，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 60% 和48% ，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 例如英国) 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 24 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2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2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 如 36%) 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 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 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22]20－30% 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
大多数民事性民间借贷并不涉及区域限制问题，而对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区域限制则成为影响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规模经济与风险集中度的重要因素。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过程中，参与试点的公司希望扩大经营的地域范围，一些地方政府将允许跨区域经营作为对贷款公司的奖励。[23]也有省份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24]
(一)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
不少文献认为民间借贷源自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产生。[25]但民间借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非常发达，而且这些国家都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公司种类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金融公司和销售金融公司( 也叫承兑公司) 。据美联储的统计资料，截止 2010 年初，美国国内金融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为 14194 亿美元，资产总额为 19368 亿美元。[2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压抑并不是民间借贷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 clivebell 等人在 20 世纪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条件。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对金融产品的超额需求便“溢出”到民间借贷市场，这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同时，在现有条件下，民间借贷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各个方面均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有能力供给部分金融产品以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这就从供给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27]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金融”的特点，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28]，能够凭借各种人缘、地缘关系更有效地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正是其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而金融抑制不过是一个强化因素。[29]以浙江某商业银行小额贷款营销的成功经验为例，归纳其做法可以发现，利用地域及信息优势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经营者认为本土化的客户经理非常关键，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的优势，凭借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客户熟人等关系，从侧面对小企业主的家庭历史、道德品质、经营状况等信息深入了解，从而摆脱了对财务报表的过分依赖，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已累计向四万余家小企业发放了超过 800 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为 0．7% ( 2010 年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80%，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30%，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2．76%) 。[30]在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有利于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
除信息优势外，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优势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民间借贷经营者的监管负担较轻，组织机构本身小巧灵活，业务的技术性并不强，操作简便，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不高，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契约执行也往往通过民间习惯得以实现，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成本。
民间借贷的上述两大优势功能与其经营的地域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讲，民间借贷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一旦超越一定的范围，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依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放贷人的风险也将骤然上升，其优势功能就会因此而丧失。
(二)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而来。民间借贷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较小，尽管近几年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的总金额和单笔金额越来越大，纠纷涉案标的额成倍增长，但与商业银行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显然无法比拟。虽然在同等条件下民间借贷比正规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更低，但就其自身经营规模来看，民间借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后追踪，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民间信贷机构如果没有规模效应，就很难持续发展。
本质上看，限制跨区域经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抑制，不仅民间借贷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业机构也遭遇过同样的难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国对银行业同样实施严格的地域限制，《麦克法登法》( mcfadden act) 禁止银行跨州经营，银行和储贷协会只能在一个州开设分支机构。直到 199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才基本上扫除了银行在跨州扩张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美国众议院在审议该法案的报告中指出: 消除这些限制，将会带来大量的好处: (1) 使银行有机会进行更有效的建构，剔除重复性的职能，并降低费用; (2) 可以推动建立更安全和更稳健的银行体系; (3) 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方便; (4) 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进入目前没有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促进信贷市场的竞争。[31]
美国众议院放开银行业跨州经营的上述理由同样可以适用于放开民间借贷的地域限制，如增加竞争、降低费用、便利兼并等，这些理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期费用曲线的下降不是无限的，现实中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规模不经济则是指公司因规模扩大而导致公司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内，呈现规模经济，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有研究发现，银行的资产从 10 亿美元增加到 100 亿美元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从 100 亿美元增加到 1000 亿美元时则几乎很少能获得这种规模经济。[32]民间借贷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因其具有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规模越大业务量就越大，相应单位成本费用通过分摊会减少，信誉的外溢效应也较为明显。但是超越特定的地域范围后，其规模优势可能因其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呈现迅速下降趋势。尤其当其规模超越其管理能力时，规模越大可能效率越低。
(三)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风险集中度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高，对中小银行而言，主要表现为客户集中度风险和区域集中度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银监会于 2006 年和 2009 年分别颁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 试行) 》，放松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规定统一的营运资金限制，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需要统筹调节及配置。规定出台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的申请被批准。
民间借贷与银行的信贷业务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民间放贷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区域也会面临如同银行贷款集中的风险。经营范围界定在一个县( 区) 的贷款人，其业务必然与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紧密相关，一旦当地中小企业面临市场冲击( 如浙江绍兴的纺织业) ，贷款风险就会急剧上升，从而威胁到放贷人的可持续经营。从现有的经验看，这种风险特别容易集中在沿海一些出口导向型地区以及内地的资源富集型地区。从规避风险集中的角度来看，跨区域经营又是必要的，但也同样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否则，民间借贷机构因地域扩大而丧失地缘信息优势又会使其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凸现出来。因此，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必须恰当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四)按照审慎监管原则规定民间借贷的区域限制
结合上述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完全禁止民间借贷机构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其可持续经营，完全放开区域限制会诱发风险。考虑到民间借贷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缘信息优势，民间借贷经营地域的拓展不宜过于匆忙，应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比照《商业银行法》第 19 条、20 条、21 条、22 条的有关规定，适当规定跨区域经营机构的营运资金、管理人员等要求。同时，为体现审慎经营与监管的要求，相关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跨地域经营的一些约束条件，如规定民间借贷主体在开业经营的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连续盈利等，保障民间借贷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关于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限制
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前理论界讨论得较少，但随着民间借贷制度化试点(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的推进，这个问题显得颇具实务性，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禁止吸收公众存款是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红线”，不容越过，否则就等于放弃了对银行类机构的监管，难免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红线的前提下，应当创新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制度，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一)建立商业性民间借贷经营者负债融资制度
虽然民间借贷不能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扩大放贷资金来源，但是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必须通过适度负债融资才能保障持续经营。
首先，如果仅仅允许其使用资本金放贷，意味着其财务资源的严重浪费。在金融资产的经营中，杠杆率高低与经营效率和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华尔街五大投行的杠杆率高达 30倍左右，意味着他们的资产价值只要出现 3．33% 左右的下降，理论上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但是绝对禁止金融机构负债同样是不可能的，民间借贷也不例外。负债经营的关键是控制适度的杠杆率，反之则过犹不及。在禁止其负债的情形下杠杆率为零，但势必造成严重的财务资源浪费。一般认为，企业在资产负债率为 50－60% 时仍然可以处于比较稳健的经营状态，银行类机构由于更多地依靠负债获取资金来源，其资产负债率可以更高一点。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例，截止2010年9 月30 日，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率 94.34%，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率 94.78%。[33]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应当高于普通企业。
其次，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就可能会转为地下，进而寻找其它途径，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其它非法集资行为，与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监管机构无法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并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最后，有限度地放开民间借贷的银行批发资金融资渠道有利于培育商业银行贷款零售商，分散银行信用风险，构建多层次贷款渠道。依赖大客户是银行经营过程中很普遍的现象，容易导致风险过于集中，允许银行将资金批发给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使银行通过信贷配给方式甄别出优质的企业来[34]，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借贷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可以发挥其熟悉当地市场、专营小额信贷、监管负担较轻及贷款手续简便等诸多优势，有利于改善贷款的结构。此外，银行作为批发者将资金交由民间借贷经营者发放，民间借贷经营者再将资金分成若干小份，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相对于由银行发给单一客户而言，明显分散了信贷风险。在现实中，无数小额借款人同时违约的概率极小甚至不会存在。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民间借贷经营者融资渠道制度，对于分散银行风险及促进商事性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
如何规范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是民间借贷立法中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
首先，应当在立法上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商业银行法》第 81 条及《刑法》第 176 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何谓“公众”、何谓“存款”，认识上存在很大争议。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实践中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结不清，比较著名的案例如“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反映出我国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准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活跃民间融资以及丰富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将“公众”界定为“不特定对象”。对于所谓的“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吸取资金的方式才能恰当确定。[35]实践中，借款人往往从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处募集资金，这些人是否属于“公众”范畴，亟待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在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上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融入资金的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对象( 即所谓的公众) 没有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充分条件; 第二，企业资金的用途成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要件，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筹集资金一般不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理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源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36]相对商业银行法及刑法的规定，浙江省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的纪要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是一种有益的改革尝试。2010 年 11 月 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解释虽然发展了民间借贷制度，但因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而且仅仅适用于刑事处罚，没有将筹款用途考虑在内，对民间借贷发展的推动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有关立法及法律适用机构应结合筹款( 融入资金) 目的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经营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从事发放贷款、买卖证券、融资租赁等专属金融业务，可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对于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的借贷应归入合法的民间借贷，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
其次，在商业原则下，应逐步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的渠道。目前有关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有两个限定条件: 一是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二是不能从两个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其风险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积累，因此暂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尽可能按照谨慎原则操作。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建议可以逐步放开民间借贷经营者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融资率上限，为民间借贷提高融入资金的来源。
再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于专门或主要服务“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适当给予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民间借贷经营者中的一部分是面向“三农”、微型企业、下岗职工等金融弱势群体的。如目前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当前经营的大部分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撤离和不愿介入的领域。这些领域利润小且风险大，如美国、泰国的法律要求存款类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放贷、投资、服务，监管机构负责对此进行考核。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或者强制性规定，新《公司法》第 5 条在肯定公司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这个条款缺乏操作性，难以落实。虽然我国有政策性银行，但从实际效果看，对“三农”的支持与社会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为拓宽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改进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方式，可以考虑在政策性金融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或者其他财政扶持资金等，借给那些从事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机构使用。这一立法举措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为政策性金融领域引入了适度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举两得的制度安排。
最后，前瞻性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客观地说，我国资本市场并不缺钱，民间资本高达数万亿，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解决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问题。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或资产转让等模式，在资金市场主动融资负债。这样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另外，我国香港地区实行金融牌照分级制，接受存款公司可接受10 万港元或以上、最初存款期最少为 3 个月的存款，存款利息没有最高额限制，但是吸收公众存款则必须获得银行牌照。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公众存款最严密的监管，而对大额存款的管制相对较松，在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中，这一经验很值得参考。
注释:
[1]参见刘保玉: 《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2 －243 页。
[2]参见王曙光: 《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8 页。
[3]参见陈向聪: 《中国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0 页。
[4]参见高晨: 《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破 92 万亿》，http: / /paper． people． com． cn/jhsb/html/2011 － 01/10/content_720247． htm? div = －1，2011 年 2 月 11 日访问。
[5]参见前引[2]，第 74 页。
[6]参见银监会: 《三年实现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http: / /news． sohu． com/20091021/n267591626． shtml，2009 年 10 月 23 日访问。
[7]参见韩俊等: 《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4 页。
[8]参见邹东涛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5 页。
[9]在美国，金融公司( finance company) 是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贷款的非银行公司，区别于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贷协会、合作银行以及储蓄银行，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相似，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商业信贷来源。
[10]参见龙翼飞、杨建文: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载《现代法学》2008 年第 2 期。
[11]see jeremy bentham: defence of usury( 1787) ，http: / / socserv2． mcmaster． ca． / ～ econ / ugcm /3ll3 / bentham / usury．
[12]参见张为华: 《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 －125 页。
[13]《旧约•出埃及记》第 22 章第 25 节中说: “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
[14]参见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年版，第 102 －110 页。
[15]《重庆打黑挖出黑色产业链 高利贷达财政收入 1/3》，载《经济参考报》2009 年 8 月 24 日头版。
[16]state interest rates ＆ usury limits，http: / / www． lectlaw． com / files / ban02． htm，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7]发薪日贷款是一种短期无担保贷款期限很短，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异巨大。
[18]the john warner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http: / / www． bankersonline． com / regs / jwnda / jwnda． html，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9]参见前引[14]，第 101 －102 页。
[20]参见香港立法会十题: 《放债人条例》，2006 年 11 月 22 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的书面答复。http: / /www． fstb． gov． hk/fsb/chinese/ppr/press/doc/pr221106_c． doc，2011 年 3 月 22 日访问。
[21]18 u． s． c． § 1961 ( 6) ( b) ． see generally，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22]参见张建华等: 《中国农村多层次信贷市场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 －30 页。
[23]《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实施细则》第 22 条规定，具备一定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跨旗县、盟市设立分支机构。
[24]《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 25 条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
[25]参见［美］r． i． 麦金农: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8 － 82 页; 黄达: 《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64 －766 页。
[26]domestic finance companies assets and liabilities，http: / / www． federalreserve． gov / releases / g20 / hist / fc_hist_q． txt．
[27]参见陈蓉: 《我国民间借货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载李昌麒主编: 《经济法论坛( 第四卷) 》，群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5 页。
[28]参见前引[14]，第 120 页。
[29]参见林毅夫、孙希芳: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载《经济研究》2005 年第 7 期。
[30]参见前引[22]，第 141 －142 页。
[31]参见［美］布鲁姆等著: 《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李杏杏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2 页。
[31]参见史纪良主编: 《银行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
[33]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
[34]参见徐忠、张雪春、沈明高、程恩江: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5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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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管是吴英还是金利斌，或许都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在民间借贷极度盛行的江浙一带，千亿元民间借贷如何规范，才是一个个案例背后最瞩目的焦点。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一直被“灰色面纱”所遮掩，其原因是借贷性质难以判断，合法与非法之间界定不清。
记者查阅了大量相关法律资料获悉，关于民间借贷并不是无法可依。1999年1月26日，国家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其中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但是，同样的问题，1998年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对于相同的民间借贷行为，两部法律明显存在定性不一致的问题。
律师徐志永曾告诉记者，“针对民间借贷，中国的刑法不够完善，比如向多少个公民借贷、借贷多少属于合法范围，尤其是在什么条件下触犯刑法，法律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
法律界定不清，致使民间借贷一直处于备受争议的境地。
其实，早在2005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就表示，国家应在强化信息披露、严厉打击信息造假的同时，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让筹资人、投资人自主决策。为此，应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开放多种形式的直接融资，支持发展民间借贷市场。只要严格限定这些个人和公司的资金来源并加以监督，允许不吸收存款的贷款组织的存在，将有利于引导民间金融的规范化。
同时，有人大代表建议制定《民间借贷法》，应明确民间借贷允许的形式与条件，规定民间借贷的合理性内容与禁止性内容，确立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金融的区别，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幅度，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法律的轨道。
然而，时隔多年，民间借贷的罪与罚始终没有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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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无论是什么专业的律师，如果没有打过几个民间借贷的官司，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做过律师。民间借贷虽不同于高利贷，但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却让人不禁将二者关联。毫无疑问，民间借贷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突出，但是资本逐利的特性决定了民间金融有可能滑向高利贷。人们担心，在巨大的资本需求面前，多年前猖獗的“抬会”“私人钱庄”和所谓的“基金会”会死灰复燃。
如何既保持民间借贷的活力，使其能够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起到正面的作用，又能使其不滑向高利贷，而是走向正轨？对监管者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企业间资金拆借终有效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而非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我国法律虽然允许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但是在2015年9月1日之前，对于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法律上认为是无效的。当时一般认为，企业之间拆借资金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秩序。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6月28日的《贷款通则》第二条明确规定：“本通则所称贷款人系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经营贷款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第二十一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矛盾在于，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方为无效，而贷款通则为部门规章，因此严格法律意义上说企业之间相互的资金拆借为无效民事行为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国法院在关于企业之间资金拆借而引起的民事纠纷的判决中，含糊地表述为“双方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效”。但是究竟违反了哪个相关法律，法院从未明晰过。
2011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就民间借贷的相关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相比，民间借贷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优势，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特别是缓解了一些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信贷市场，是满足各类市场主体融资需求的一个补充渠道。该负责人强调，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因此需要修订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指导。
2012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提出五项措施保障金融市场协调发展，并明确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首次规定，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为有效。
“高利贷”的生存土壤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将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定为年息36%以下。因此，一般意义上，所有的年息超过36%的民间借贷均可以纳入高利贷的范畴。
即使有了阳光化的小贷公司、P2P等，但在借贷时也需要查询征信记录，如果已被纳入失信人名单，就不太可能再从这些途径获得借款。例如，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中的举债企业――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已经进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多条失信记录，这样的企业想从银行或者小贷公司这样的渠道获得利息较低的借款已不太可能，要维持正常的经营周转就只能去借高利贷。所以，高利贷即使再可怕，还是有很多走投无路的人或企业寻上门，把它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但在高息和暴力催债下，一不小心，高利贷就变成了“催命符”。
像山东聊城辱母案这样的高利贷引发的极端案件并非个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三年来由高利贷引发的各种刑事案件多达400件，涉及罪名十多个，非法拘禁罪频现。而且400多起案件中不乏追讨高利贷最终引发致人伤亡的极端案件。
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更是逐年快速上升，2011年为59.4万件，2014年就增长至102.4万件，2015年上半年已审结的案件就达到了52.6万件。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纠纷之后第二位民间诉讼类型。
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另一方面是庞大的民间资本闲置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自然而然，高利贷便存在了生存的空间。由于目前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随之剧增，同样因为没有有效的监管，资本逐利的特性决定了民间借贷最终可能滑向高利贷。
不论是何种借贷关系，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民间借贷使得许多企业和个人受益，但是，阳光总有照不到的角落，高利贷也就有了存在的土壤。
如何阳光化、合法化？
鉴于民间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通过法律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是必不可少的。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监管建议，笔者以为，民间借贷交易活拥募喙苡σ孕畔⑴露为核心，借此引导民间借贷走向阳光化、合法化。
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法律拥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是鉴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易变性，法律并不能够对全社会的所有活动有针对性的安排和处理，尤其在金融领域。由于民间借贷特有的内生机制和契约治理模式，其经营活动的监管更需要其行业的自律监管，而不能完全依赖法律法规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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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企业间民间借贷 表现形式 立法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行为越来越常见。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行为已经成为了当地民众首选的理财投资方式。狭义上而言，民间借贷行为主要指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和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而广义上的民间借贷也包括非金融企业间的借贷行为。由于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和民间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间借贷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态势，亟需理顺法律关系，对于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一、企业间民间借贷历史沿革
作为私人之间的举债行为，民间借贷历史久远，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法律意义上的借贷契约“傅别”：借贷双方制作文书后一分为二各执半份，发生纠纷时由专门官吏根据双方各执文书予以定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一直在民间广泛存在。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民间就存在着小规模、非正式的金融业，但范围仅限于支持当地农业发展和小规模的商业活动。改革开放以后，民间资本积聚数额越来越大，中小企业银行获贷困难。民间借贷行为因而日益滋生，类似“地下钱庄”性质的借贷机构逐渐产生壮大，对活跃地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央行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民间借贷市场资金存量就已超过2.4万亿元，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已达到5%以上。
在较早实行改革开放地区，民间借贷大有取代传统银行融资的势头，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民间借贷纠纷也逐年增多。201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妥善化解民间借贷纠纷，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该《通知》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做好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立案受理工作，加大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解力度，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但由于缺乏相应配套规定，民间借贷尤其是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等向企业提供资金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仍显得有些尴尬。
二、企业间民间借贷表现形式
（一）民间借贷金融机构
常见的民间借贷金融机构有投资公司、担保公司、金融中介公司等。其中投资公司一般以其自有资金从事放贷经营，也有的进行民间借贷金融产品销售；担保公司有一定的自有资产，但是仅在银行对企业放贷时充当担保人以证明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向借款人收取担保费用，但一般需借款人提供反担保；金融中介公司则一般不直接参与放贷活动，仅在借贷双方中起到桥梁作用。
（二）假借个人借款实为企业间借贷
1．股东将公司资金以个人名义出借
在实践中，有些公司股东常将公司资金以个人名义借出，既不符合《会计准则》，也不符合《公司法》规定。因为公司成立后，股东出资与股东个人财产随即分离，形成公司独立资产。股东将公司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借出，即有抽逃资金之嫌。而且，由于会计程序上的不合法，此类借贷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本金应及时归还公司账户。股东因此所得利息应予以收缴，构成抽逃资金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2．企业资金名义上借给个人而实际借给企业
实务中有些企业为了规避企业间不能进行借贷行为的法律规定，将企业资金借给个人，然后由个人再将资金借贷给企业，公司为借款提供担保或（且）股东为借款提供股权质押。在实务中这样的操作规避了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行为，法律上是认可的，但在实务中也存在一定的法律问题，如财务会计问题、股东会决议问题等。
（三）其他方式
1．通过银行委托借款实现企业间合法有息借贷
此种方式是指由企业委托人提供合法来源的资金，委托业务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其中企业委托人与受托业务银行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受托人与借款人之间为借贷关系。
2．通过质押担保方式实现企业间融资目的
企业可以将资金存入银行，然后用存单为特定借款人作质押担保，实现企业间借贷融资的目的。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法律地位是出借人，资金方的法律地位是担保人。
3．其他变相借贷
包括联营形式的借贷、票据形式的借贷、融资租赁形式的借贷、补偿贸易形式的借贷、买卖赊欠形式的借贷、买空卖空形式的借贷、虚拟回购形式的借贷等。
三、企业间民间借贷立法现状
事实上，我国目前大多规定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存续与发展。
（一）主体资格限制规定
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21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因此，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是没有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资格的。而且依照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也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5条的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二）合同效力认定规定
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称：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还有最高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个问题第2条规定：名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定合同无效。
（三）违法结果处理规定
最高院在《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称：对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的出借方或者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出资方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依法向借款方收缴。因此，在民间借贷中，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处以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罚款。
由上可见，一方面，现行法律规定原则上禁止企业间民间借贷；另一方面，非银行机构如投资公司和担保公司等，向企业提供资金的行为虽属意思自治，但缺乏法律上的明确支持。按照《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并且修订中的《贷款通则》仍无开放企业间借贷禁令的考虑。
四、企业间民间借贷法制环境发展与改善
（一）立法方面
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建议制定《放贷人条例》，让众多地下民间金融行为走到台前。2007年初，央行研究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放贷人条例》正在研讨中。2008年8月，央行《2008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应加快我国有关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的立法进程，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合法定位民间借贷行为，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决策层曾明确提出希望借《放贷人条例》从而“使一批符合条件的放贷人注册放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当时社会反响积极，业内认为一旦条例通过就意味着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将被打破，民间借贷合法化在将国家立法层面上得到确认。但该条例在2009年列入国务院二档立法计划后就再未出现在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中。
实质上，我国现行规定中确认企业间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法律文件效力层级较低，应注意的是国家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如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总体上明确了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各个领域，并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此两个文件目前虽仅为国务院指导意见，在法律效力上并不属于行政法规，且没有相关配套文件，但随着我国进一步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对于民间借贷的限制进一步被放宽，特别其中涉及到一些民间金融性质企业的政策值得关注。据《全国新闻联播》2011年11月9日报道，温州市已经宣布全面实施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方案，试点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和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
（二）司法态度
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对于一般经营性企业间借贷的态度是否定的，但如果深究其法律依据就显得有些单薄。因为按照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第52条规定，合法自愿的企业间借贷合同倘若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只能依照该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来认定其无效。而目前我国规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贷款通则》仅为部门规章，其他规定也显然效力不够。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而目前对于一般经营性企业间借贷合同一律无效的司法态度是缺乏法律依据的。随着立法观念的转变，同时也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的需要，各级人民法院在处理企业间借贷纠纷时，其倾向性意见是：虽认定合同无效，但在判令借款人返还出借本金的同时，还需付给出借人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而不再对已取得或约定取得的利息进行收缴④。
五、企业间民间借贷学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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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民发[1991]21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6条①为中心的民间利率管制已经运行了20年。这一管制进路可以概括为：法律将超过法定利率上限的民间借贷界定为一种金融违规行为或非法金融活动②，但不直接认定为犯罪，而是通过民事判决一律不支持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合同约定(以下简称“四倍红线”)为进路，实现对民间借贷的利率管制。
近期，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快，对民间金融利率放开的呼声越来越高，金融市场对“四倍红线”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在肯定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合法性的同时，也在《贷款通则》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对超出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贷款最好不要界定为非法[2]。但在实践中，这一管制路径似乎还在不断地自我强化：民事法官倾向于从严把握“四倍红线”的标准，刑事法官则按照“非法经营罪”判处了部分高息民间借贷者。③另外，相当数量的司法者或执法者认为，有适用刑法惩罚所有高息民间借贷的必要[3]。
市场对利率放开的“要求”与管制对利率上限的“固执”明显冲突。市场何以要求制度变迁，而制度在逆市场的情况下又如何仍能自我强化?在解释上述问题之后，法律必须找到某种妥协之道，使得两种语境不同、方向相悖的趋势能够融合。笔者认为，以《若干意见》第6条为中心的“四倍红线”源于政府50年来对民间金融的负面道德评价和金融抑制。该进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制止了“金融三乱”，但在当前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发展的背景下，其扭曲资金市场配置、导致逆向选择、妨害竞争的缺陷日渐突出，已成为金融市场发展的制度障碍。市场需求与管制进路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声音隔离效应”(acoustic separation)④，导致法律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而经济个体又普遍规避法律的恶性循环。笔者在回顾分析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历程和现状的基础上，参考域外各国利率管制法律进路的不同作法，认为我国未来的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法治进路应当主动摆脱对利息的道德偏见，构建以《放贷人条例》为核心的民间金融风险综合监管体系，渐进地推行分类引导、动态调整的民间利率管制体系，放开民间金融市场，引导民间资金有序进入资本市场，同时推动正规金融利率的市场化。
一、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进路的历史语境与成因
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理论基础有二：一是基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和有限理性，要求法律保护弱势的借款方以“相对合理”的价格从强势的放贷人处获得资金，防止高利率逆向激励并导致资金被诱致高风险经济活动，形成“金融传销化”进而造成社会动荡[4]；二是基于“金融抑制”的目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实施严格的利率管制，限制民间金融[5]。详查我国“四倍红线”管制形成的历史，“金融稳定”和“金融抑制”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建国前的解放区及建国早期，我国政府一度鼓励民间借贷。东北解放区行政委员会曾于1948年发布《关于私人借贷之规定》，“允许私人相互借贷，无论城市乡村，凡以金钱或物品贷与他人者，依照双方约定得规定一定数额之利息，于期满时由债务人履行本利清偿义务。”[6]“自由借贷刚有萌芽，信用合作尚未开展，农民日常困难还很多，则还不宜于过早限制利息，要提倡自由借贷。”[7]
我国法令中最早出现“高利贷”一词，是在195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根据《解答》的规定，私人借贷利率一般不应超过3分，但《解答》紧接着强调指出：“降低利率目前主要应该依靠国家银行广泛开展信贷业务，在群众中大力组织与开展信用合作业务，非法令规定所能解决问题。为此人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即使超过三分，只要是双方自愿，无其他非法情况，似亦不宜干涉。”但在60年代前期，我国政府开始加强对高利贷的管制。1963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整顿信用社、打击高利贷的报告》中指出：“通过整顿农村信用合作社……打击高利贷，巩固社会主义农村金融阵地。”1964年，由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规定，“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主要按利息的高低来确定”，“一切借贷活动，月息超过1分5厘的，视为高利贷”。该报告提出了“对高利贷活动进行一次坚决地打击和取缔”[8]，但未涉及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利率的挂钩。
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利率挂钩的思路最早出现于50年代全国人大民法典起草准备工作中。1955年第一稿第6条规定：“借贷利息应以银行或信用合作组织的放款利率为标准，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地信用合作组织放款利率的百分之二十”；1956年第二稿变更为：“公民相互间的货币借款和实物借贷，如果约定有利息的时候，利率不超过国家银行存款或者信用合作社(部)存款的最高利率。”1956年第三稿沿用第二稿的规定，但又设“另案”：“(一)利率比银行利率稍高；(二)公民相互间的借贷，利率由双方约定。”该草案的思路并未投入实施，部分原因是当时民间借贷实际利率已经大大超过银行利率。该资料中对浙江金华1951-1952年中123笔债务的统计表明，利率21％-30％的占66笔，31％-40％的占14笔，40％以上的占11笔[9]。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两户一伙”的飞速发展，民间办金融机构、民间集资、融资行为抬头，如何看待民间借贷高利率又引起了一场讨论。有学者提出，“月息超过1分5厘认定为高利贷的规定似乎与社会发展不符”[10]，“是否需要以银行贷款利率的几倍作为(高利贷)的标准”[11]，“在认定高利贷的问题上，民间利息标准也应当随银行利率上下波动”[12]。这些意见最终导致《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同时，根据第7条的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
纵观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历史可以发现，“四倍红线”的出现绝非偶 然，而是综合因素作用下制度变迁的结果：在过去长达半个世纪间，我国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始终位于社会道德的负面，属于运动式执法打压的一贯对象。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高利贷活动是农村资本主义在金融方面的反映，是对贫下中农进行封建剥削的行为，是农村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13]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个体、民营经济发展引发的“金融三乱”的大背景下，“强制父爱主义”的惯性思维导致政府在第一时间对民间金融采取打压而非疏导的政策，试图以“整顿治理”维持转轨时期金融秩序的稳定。政府此时亟须发出一个强烈的立法信号，直观地告知社会公众政府对高利贷的否定态度，而一个无差别的量化指标管制措施无疑更有利于管制信息的传递。任何对高利贷个体化、主观化的描述或界定都会降低这一信号的明确性，不利于当时金融政策的落实。①因此，“四倍红线”回避了地区差异、借款期限、借款人经济活动利润率等一切个体化指标，转而采用“四倍”这一简单清晰的数字。同时，“金融三乱”进一步强化了政府主导金融资源的决心。选取“银行贷款利率”作为“四倍”的基数，充分体现出政府抑制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竞争，确立金融完全国有化的政策取向。几乎在同一时期，法律确定了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地位，明确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并禁止企业之间直接发生借贷融资关系。⑥
二、“四倍红线”实践效果之检讨
以《若干意见》为中心的“四倍红线”制度运行至今已有20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个体、私营中小企业已经占据中国经济的重要位置。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8％的GDP是由民营经济贡献的，其发展急需融资支持[14]。同时，农村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三农问题、村镇经济也对微型金融提出了更多要求。在传统“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中，国有金融体制难有实质性改变，相对滞后。民间金融已经成为降低社会改革风险，缩小金融配给不公的有效手段之一。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规模较小的民间金融、区域银行更适于向发展中国家占据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15]
在此情况下，政府认识到，单靠正规金融组织已经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多样化的资金需求，要求建立一种多种信用机构、多种信用工具、多种信用形式并存的复合型金融体系，于是民间金融重新被纳入了政策考量的范围。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首次明确“要正确认识民间融资的补充作用”。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第18条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开始试点。
把“四倍红线”放在上述宏观背景下反思其合理性，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一管制信号的边际效益正在不断降低，其不仅未能保护金融弱势群体，反而更加扭曲资金的市场配置、导致逆向选择、妨害竞争，已成为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的制度障碍。
第一，“四倍红线”在我国无法保护弱势借款人，反而会更加扭曲资金的市场配置。利率管制的重要理论依据是“资金调节假说”：同样的一笔资金，其对于暂时遇到了流动性困难的借款方的边际效用远远高于资金供给方。通过限制或禁止借贷利率，法律(政府)强制性地把资金带来的财富多(甚至是全部)分配给需求方，少(甚至于不)分配给资金供给方，从而实现社会资金效率的最大化，同时防止资金拥有者对使用者的讹诈。⑦这一假说在一个纯粹竞争的金融市场可能成立，但在我国金融体制对大型企业的先天性偏好和体制兼容效应的前提下，金融市场上真正的弱势群体——中小企业和农户很难从利率管制中得到任何好处。如果资金获取的成本被人为控制在市场真实需求水平以下，这些资金往往流向大型国有企业等金融资源优势地位者。民营中小企业、农户几乎不可能通过证明自身资金利用的边际效应较高而获取资金。在实践中，他们急需资金时往往只能以高于管制利率数倍乃至十倍以上利率为条件从地下钱庄融资，其企业往往因此而破产倒闭。实践反复证明，只有放开资金价格，真实反应金融市场不同主体对资金的渴求程度，有真实需求的农户和中小企业才有得到贷款的机会。
第二，“四倍红线”导致民间金融市场产生逆向选择，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安定因素。“四倍红线”大大增加了民间金融的法律、政策风险，谨慎、守法的民间放贷人无法承担这些风险，只能撤出民间金融市场，而敢于击鼓传花、违反法律规定的高风险偏好者反而能毫无顾忌地允诺高息，从而带来劣币驱逐优币的结果，即“(利息管制)把急需资金的群体逼到违法借贷鲨鱼(illegal loan shark)的嘴边”[16]。相反，放松利率上限管制会加大资金的供给，资金充足导致利率的下降，高利贷自然会变成普通借贷，同时还会增加资金的效率[17]。
第三，“四倍红线”的存在迫使民间金融业各方采取规避行为，为社会不安定埋下隐患，引起金融秩序和民间金融生存环境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为了规避“四倍红线”的限制，民间金融往往事前采取不写明利息、预先扣息(砍头息)、通过虚假诉讼强制转移财产所有权等一系列安排，以排除法律的介入。事后一旦出现个体纠纷，司法部门往往无法及时干涉，进而又导致金融纠纷甚至金融风险累加、影响面扩大，直到政府必须进行公权力干预的程度。这反过来又给予社会舆论谴责民间金融、加强抑制的口实，导致其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第四，“四倍红线”一刀切式地处理方式无视民间金融市场上还贷风险信息不对称分布的客观状态，否定了利率对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过滤功能”。一方面，“四倍红线”压缩了借款方以较高利率弥补自己贷款期限、贷款金额以及抵押品等方面不足的空间，从而可能导致其丧失贷款机会；另一方面，“四倍红线”又使放贷方失去控制风险的一大利器。
我国民间借贷主要靠亲缘 、地缘、业缘等人格化的资金交易，因此，民间金融在向信息相对不透明的中小企业、农户提供融资中具有信息优势。但这种对个人人品、信用、从业风险等信息的了解与正规金融以财务报表、抵押物为核心的信贷审查模式格格不入。民间金融的这种信息优势必须借助借贷利率的高低才能发挥出来。较好的人品和长期信用可以导致利率降低，而较大的风险往往体现为高利率。有学者曾指出，限制利率上限将导致利率与实际融资风险脱节，进而会降低民间金融抗风险的能力[18]。
第五，“四倍红线”放大了大型金融机构的成本竞争优势，将“高风险、低收入”的中小放贷人挤出正规金融市场，造成垄断。利率管制本质上人为地确定了一个“法定盈利最高线(interest rate ceilings)”，贷款方只有保持自己的放贷交易成本低于该线，才能获得利润。大型金融机构由于拥有资金、人员和销售网络方面的优势及所有制优势，其风险分散和规模效应的存在使得中小放贷机构在风险覆盖、交易费用竞争等方面永远无法与之相抗衡。考虑到我国政府对正规金融的巨大隐性补贴，要求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利率标准强行挂钩本身就是一种金融抑制，人为增加了民间资金与正规银行竞争的难度，导致小额信贷难以发展，阻碍成熟的地区银行、中小银行的形成。
第六，在国有银行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前，以法定银行贷款利率为基准限制民间金融本身就不合理。正规金融存在着手续费、抵押资产评估费、财务信息披露成本、公关费用及时间成本等一系列高额隐性成本。企业的真实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名义上的法定银行贷款利率。界定民间金融借贷利率的高低，参照物应当是资金市场真实的融资成本，而非简单地比对法定贷款利率。“由于正规金融隐形寻租的存在，民间借贷利率与正规金融融资价格实际是均衡的，不能简单界定民间借贷是高利贷，如果如此定义，则正规金融也同样具备高利贷特征。”[19]
三、“四倍红线”管制的自我强化、与市场声音隔离效应的形成及成因分析
尽管当前“四倍红线”与民间金融市场发展之间已经出现了诸多矛盾，但这一管制路径似乎还在固执地坚持甚至强化。笔者通过公开渠道调取了历年来我国司法机关根据《若干意见》第6条、第7条处理的相关司法案例，发现各级法院在根据《若干意见》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一方面承认民间借贷属于民事行为，认可双方的意思自治⑧；另一方面，法院显然意识到《若干意见》第6条事实上完成了一个政府管制义务的转移，即通过将“审查四倍利息”变成了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一个法定义务，法官扮演了对民间金融利率进行第一线严厉监管的角色。这一角色还在不断自我强化：第一，2004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发生浮动后，司法实践对于“四倍”基数是严格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最低限操作，还是基于《若干意见》第6条“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原文规定，人们观点各异。⑨绝大多数法院表现出了管制从严的思路，一律采用人民银行同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作为基数。例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7号)第20条规定，约定的利率超过借贷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法院一般不予保护。⑩第二，严格否定民间借贷中复利的计算。《若干意见》第7条明确禁止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对于上述情况的处理，《若干意见》规定“只返还本金”，后来又改为“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11)法院判决一般表述为：“原告借款中含有已结算的借款利息作为本金，根据《若干意见》第7条的规定，对原告借款中已结算的利息不作为本金返还。本金为减去利息后的数额，并按此数额支付利息和逾期利息。”(1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法释[2001]12号司法解释等都明确了银行利息可以收取复息。司法实践中也明确将《若干意见》第7条的适用范围界定为民间借贷，不适用于金融机构。(13)第三，《若干意见》第6条的适用范围在司法操作中被不断扩大。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06年《关于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或违反合同约定借款用途的违约金，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的规定，超出部分无效，法院不予支持。这已经把“四倍红线”用到借款合同所有的违约责任中，尽管法院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当事人规避民间借贷利率的监管。(14)
“四倍红线”的上述自我强化与民间金融市场对利率放开的要求形成了明显的声音隔离效应：民间金融主体需要制度变迁以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司法者却听不到这种声音，无动于衷。这一现象能够从法理学、信息经济学、心理学上得到解释：首先，“四倍红线”虽然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但也同时给予法官回避社会舆论、公众谴责的空间——任何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都可以以“四倍红线”标准判决民间借贷合同约定的利率无效，而不需要在审判中解释其具体的分析思路，或者就事论事地回答具体案件当事人的质疑，这就大大降低了法官审理该类案件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其次，考虑到此类案件发生的频率和绝对数量，采取“一刀切”的规则明显减少了司法裁量中的信息收集和应用成本，进而也就减少了金融部门的监管成本。虽然该成本的节约是以减少社会总福利为代价的，但前者是显性的，后者的计算则要困难得多[20]。再次，“有效启示”(15)决定了人们在做出复杂决定时，其直接感受和印象往往会起更大的作用。法官面对眼前活生生陷入负债困境的债务人，往往在心理上会产生不自觉的怜悯，从而倾向于在司法判决中强化“四倍红线”。易言之，法官很难超越个案个体去探究宏观上利率管制所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相对超然的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反而更容易认识到利率管制的弊端。由此可见，司法系统本身无法产生消除“四倍红线”负面成本的动力，因为这本就应该是金融监管部门的能力与职权范围。
上述解释只能说明“四倍红线”与市场出现声音隔离效应，或者说明司法机关“ 代为执行金融行政监管时”只能强化而不能单方面改善管制现状的原因所在。(16)但管制本身不符合经济规律，市场个体因此规避法律的恶性循环使得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进路的重新选择成为必然。
四、域外借贷利率管制进路的比较分析
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重新选择除了需要审视本国具体实践情况外，还应当分析域外各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发展路径，借鉴其经验。
(一)域外各国借贷利率管制的三种发展路径
第一种进路是由政府事前公布客观合法的利率上限，并对违反者加以惩罚的规则进路，代表国家是美国。最早从1661年马萨诸塞州(年息8％)开始，美国各个州陆续规定了利率天花板(interest rate ceiling)。起初大部分州设定法定上限为6％，但后来各州利率管制差异加大，从科罗拉多州的45％到伊利诺伊州9％不等。(17)如果借贷利率超过法定利率，政府采取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没收利息、本金丧失，甚至监禁。比如，马里兰州会处以相当于三倍本金的罚款，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会处以三倍非法利息的罚款[21]。(18)
第二种进路由法官事后“主观判断”(subjective evaluation)标准为主，以欧洲的德国、奥地利、英国、瑞士、西班牙和卢森堡为代表。这种进路的特点是：政府事前并不公布客观的借贷合同利率上限，而是在事后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自由裁量其是否违反“显失公平”或“公序良俗”来个案判决是否是“高额利息”。法官在这类案件中可以参考的情况包括：市场平均利率，借款者是否处于困窘情境、缺乏经验、欠缺判断力或显著意志薄弱等，以及抵押物的价值、品质在内的多种因素[22]。
第三种进路介于两者之间，即政府规定一定的利率上限，但该上限是动态的：利率上限处于一种法定的不断调整状态，或者由法官在事后通过自由裁量对上限加以一定程度的修正。前者如比利时(国王)、荷兰(国会)，根据借贷市场具体状况，每六个月会调整公布一次不同期限、不同种类借贷合同的合法利率上限。后者的典型是法国，其规定利率上限一般在33％，但根据不同种类的借贷合同，可以参考类似银行同种类交易的利率加以调整。葡萄牙将借贷利率限制在银行基准利率3％-5％以下，在迟延还款的情况，可以提高至7％-9％。法院还可以根据抵押物等因素再适当提高这一比例[23]。(19)
(二)域外各国借贷利率管制的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第一种进路目前有向第二、第三种进路转变的趋势。例如，爱尔兰原本规定年息39％以上即为非法，但该国1995年取消了上述限制，转而采取由法官事后主观判断的进路。英国在1854年废除了高利贷法，《1974年消费者信贷法》则取消了对消费者借贷利率48％上限的管制，转而采取加强放贷人准入、法官自由判断和消费贷款合同改革的路径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24]。
197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 Marquette Nat'l Bank(20)一案的判决引发了美国各州之间对利率管制进行法域竞争，进而导致各州纷纷削弱其利率管制以吸引金融资本。到20世纪末，美国已经有17个州有条件地取消了最高借贷利率限制，有13个州大幅度地提高了最高利率的限额。1980年《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放松了消费信贷的利率，商业银行被允许以7％-14％的利率提供消费信贷。另外，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创造了“企业法人除外原则”(corporate exception)、“信用销售原则”(time-price doctrine)(21)等高利贷例外规则，赋予了利率管制更多的灵活性。这些先例“使得‘基本’的利率管制已经成为一个历史遗留符号，在现代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意义。”[25]
甚至连通过宗教形式对利息加以明文禁止的伊斯兰国家，在最近也软化了立法立场，“允许资金拥有方通过参与投资生产活动的利润分配的形式取得浮动利息，在传统宗教和现代经济之间寻求平衡。”[26]
还有一些国家或地区保留了民间借贷利率法定上限，但上限的范围都较为宽松。香港1980年制定的《放债人条例》规定，如民间借贷实际年利率超过本金的60％，则法律不予保护。(22)日本2003年通过了《金钱借贷业限制法》和《出资法修改案》，规定年息超过109.5％的借贷合同无效，并将对高利贷黑店的罚金从300万日元提高到1亿日元。(23)
(三)域外各国借贷利率管制发展的成因
世界各国借贷利率管制是经济基础、道德认知、风俗习惯相互制约、共同影响的结果，也是法律路径选择的结果。在历史上的农业社会，高利息借贷甚至借贷本身一度都成为禁忌。(24)但在工业商品化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利率自由化的诉求突破了宗教对于资本货币的经济定位，也使以道德规制为核心的利率管制受到了功利主义的挑战。这种变革有其经济和思想意识两方面的原因。
究其经济原因，多数高利贷限制都产生于农业社会资金极度匮乏且生产手段单一的背景下——借款人无法通过市场竞争对利率高低形成制约。在现代工业社会，借款方会把借款利息作为生产成本计入其商品价格，如果该价格在商品市场上不能被最终消费者所接受，借款方肯定会对过高的利率提出异议。商品市场价格因而对过高的利率自然形成了倒逼—约束机制。即使在最差的情况下，借款人也能借助现代法人制度实现风险的转移。“利息管制的唯一合法性前提是借款一方仅仅是为吃饭而借贷的普通农民，企图将该管制扩大到资金充沛的市场上，从而固定工业资本价格的任何尝试必定归于失败。”[27]
高利贷限制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传统罗马天主教会曾屡次打击高利贷，惩罚措施非常严厉，包括被开除出教会。《旧约》和《新约》把任何形式的利息视为高利贷。但随着商品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传统教义被不断突破。到了16世纪，信奉新教的许多教徒都开始维护利息和信贷。约翰·加尔文认为，如果所有高利贷都是邪恶的，上帝就不会允许希伯来人以高利借钱给异教徒。1822年，宗教法庭(Holy Office)裁定，法律允许的所有利息可以为任何人收取。1950年，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 Ⅻ)宣布，银行家们“在诚实地谋生”，并因此认可了金融体系。边沁宣称，“达到成熟年龄、心智健全的人和人，在自由行动、睁大眼睛的情况下，都不应当被阻止……在获取资金的方式上，以他 认为合适的条件进行这种讨价还价；同样，任何人都不应当被阻止以自己认为合适且可以同意的条件向他提供资金。”[28]
五、重构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法治进路的若干建议
“四倍红线”是上世纪后50年我国民间借贷长期处于社会道德负面和政府有意实施金融抑制的结果。这一无差别的绝对量化指标管制或许在上世纪90年代初暂时发出了政府治理“金融三乱”的强烈信号，但这一信号在维持了长达20年后正在逐步丧失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笔者认为，监管部门应主动改变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思路与手段，树立利率管制实证化观念，取消单一、僵化、无效的“四倍红线”管制措施。一方面，构建以放贷人监管为核心的民间金融风险综合监管体系，作为利率放开后风险防范的事前措施；另一方面，推行分类管理、差别对待和定期浮动的民间借贷利率监管体系，并通过司法裁判强化监管利率的指引作用。在引导民间资金有序进入市场的同时，推进正规金融利率市场化。
(一)确立利率管制法治实证化思路
18世纪亚当·斯密和边沁之间关于高利贷管制的道德和功利的著名辩论确定了200年来西方对于利率管制实证分析的法治路径。(25)我国“四倍红线”的管制实践却一直缺乏有力的实证支撑，更像是通过对白毛女式弱势群体的抽象“道德关怀”来获得话语的正当性。(26)但“了解什么是应当做的、合乎道德的事，这并没有为做此事提供任何动机，也没有创造任何动力——动机和动力必须来自道德之外。”[29]只重道德抽象话语、忽视法治实证运作，必然导致“四倍红线”在实践中步步维艰。因此，应当将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作为一种客观经济现象加以实证分析并法治化，而不是一味施以道德谴责。否则，处于道德重压下，立法者、司法者很难客观制定、实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相关标准。
(二)构建以放贷人监管为核心的民间金融风险综合监管体系。
“四倍红线”的立法初衷正是控制民间金融风险。简言之，立法者希望通过一个简单的利率上限禁止性规定，从司法事后不予承认的角度反向约束民间金融主体的行为，防止“金融三乱”的出现。这一措施虽然在特定时期暂时防止了金融动乱，但其从来未能真正解决“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问题，反而抑制了民间金融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颠倒了民间借贷高额利率形成的因果关系：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与一般合同违约并无本质区别。民间金融风险来源主要是民间信贷的组织化、规模化突破了熟人社会基于亲缘、地缘的人格约束的范围，参与各方信息不对称以及非理性逐利会形成金融系统性风险。非法集资和金融传销的危害性均在于此。高额利率的出现是其结果而非原因。因此，进行单一的利率管制不仅无效，而且会扰乱民间金融监管的思路，造成其他监管措施的空白。对于民间金融风险，监管部门不能寄希望于某一个特定措施，必须实实在在地建立一套事前识别、防范，事后控制、化解风险的综合监管机制。樊纲也曾指出，一个没有政府认真去发展和建立规范体系的金融领域，一定是高利贷盛行的领域[30]。
根据境外的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一个完善、有效的民间金融风险综合监管体系应以放贷人监管为核心，具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完善的监管内容及确定的民事、刑事责任。第一，法律需要明确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除确定中央一级的监管主体外，考虑到民间金融较强的地域特征，特别需要赋予地方机构对放贷人监管的行政权力，如政府金融办公室。第二，制定《放贷人条例》。对于使用非自有资金放贷的各种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或地下钱庄，应当界定为职业放贷人，设置放贷人准入门槛，将其经营情况纳入日常监管视野。根据其使用社会资金的规模大小，监管机构应对其注册资金、放贷金额总量、最低自有资金比例及业务透明度提出程度不同的监管要求[31]。第三，对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转贷等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一律依法严肃处理。第四，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前，监管机构还需要设立防火墙，监控、防止国有企业、银行内部的低成本资金违规流入民间金融市场的套利行为。
(三)推行分类、动态的民间借贷利率管制体系，促进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
利率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的宏观体现。公平地说，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自由市场长期利率，都能提供那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状态的一种动态图[32]。当前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正规金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从长远来看，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利率都应主要交给市场调节而非政府管制。但在此之前，一步到位地取消所有利率管制是不现实的。民间金融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具体时间点的货币政策，M2的大小与市场流动性等因素，专门制定《民间利率分类动态指引》(以下简称《动态指引》)，对民间金融利率实行分类管理、差别对待和定期浮动的监管指引，以“温和家父主义”之“谦抑性监管”手段(27)引导民间资金的流动。
第一，实业生产领域的利率更多体现的是借贷双方商事主体之间对预期利润的分配方案，对当事人约定的贷款利率，监管者应当尽量尊重和保护。为鼓励、引导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各个实业生产领域(并防止其进入楼市、股市等造成泡沫)，这类利率应适当较高。
第二，对于农村涉及扶持性的农林牧副渔业的小额信贷，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但需要法律控制适度的利率水平。一方面，小额信贷是依靠放贷人与借款人之间的人格化联系来替代正规的财产担保和用电脑计算出来的资信指数，具有较高的风险，需要一定的利率来覆盖高额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根据印度的经验，小额信贷的准入应当选择那些认同小额信贷价值观的投资者，而不是那些希望从中快速掘金的资本，否则将引来小额信贷的失控与社会动荡，因此，其利率又不能过高[33]。
第三，对于生活消费类借贷，由于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财富积累，且多属于满足居民生活需求，法律应严格采用较低的利率上限以保护金融消费中的弱势群体。还有学者指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1990年代以来各州消费信贷利率管制的放松有直接关系。(28)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绝不能仓促放开消费类利率上限，以免引发过度的负债消费。
(四)强化司法机构对利率纠纷的解决并加强对相关犯罪行为的打击和惩治
与现行“四倍红线”的硬性规定不同的是，《动态指引》的适用需要充分考虑民间金融人格化的特点，要求法院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裁量、释明双方约定的利率是否合理，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化解潜在矛盾。否则，当事人往往会转向私力救济甚至暴力去实现诉求，造成诸多社会问题。
未来《动态指引》出台后，对于民间借贷约定利率低于《动态指引》规定的，应当尊重其意思自治予以支持；超过《动态指引》中所规定的具体利率上限的，法院应基于具体案件中借贷金额、还款时间、用途、还款途径、担保状况及当地的借贷环境、该笔贷款风险大小等因素在《动态指引》所规定的“当季、当行业利率上限”和“双方约定利率”之间根据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平衡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在判决中释明理由。另外，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伴生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金融传销、暴力催收导致的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则主要由公安、司法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行政及司法手段予以处罚和打击。(29)
注释：
①《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②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③2010年11月26日，南京下关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第247号令等相关行政法规规定，没有金融产品经营许可的组织、个人向社会公众高息放贷的，可定性为非法金融。邵某高利放贷315万的行为符合非法经营罪“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的构成要件，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罚金6万元。(参见：赵兴武.民间借贷：自利与法律的冲突——南京市两级法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判工作调查[N].人民法院报，2011-06-09(5).)
④“声音隔离效应”指规则的适用者和执行者之间存在着对法律完全不同的理解，引起法律执行过程中的抵触。(参见：Meir Dan-Cohen.Decision Rules and Conduct Rules：On Acoustic Separation in Criminal Law[J].Harvard Law Review，1984，97(3)：625.)
⑤明确量化的规则有利于向潜在可能的违法者明确其违法成本。(参见：Louis Kaplow.Rules versus Standards：An Economic Analysis[J].Duke Law Journal,1992，42(3)：557-629.)
⑥根据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暂行管理条例》的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也在禁止之列。1996年《贷款通则》第21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及1996年3月的批复，确定了企业之间贷款“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
⑦Glaeser和Sheinkman(1998)指出，在历史上贫富差距加大的年代，政府倾向于降低法定利率的上限，并对超过法定利率上限的行为进行更加严厉的惩罚。这可以成为政府将借贷利率管制作为社会财富分配工具的一个注解。(参见：Edward L. Glaeser，José Scheinkman. 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An 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rest Restrictions and Usury Laws[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98，41(1)：1-36.)
⑧例如，对于债务人自愿给付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以上利息的做法，我国法院不进行主动干预。在王梅法诉马建根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告马建根主张自己基于其错误判断，认为支付高额利息是正确的且已经向原告支付高额利息，要求以已经支付的利息抵扣本金。法院认为，“被告支付四倍利率以上利息系其自愿，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共同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故对被告马建根要求超过四倍以上利息抵作归还借款本金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
⑨如果按照商业银行的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0号)，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基准利率的[0.9，1.7]。在此情况下，如按一年期的基准利率计算，民间借贷四倍上限为年息21.24％(月利率1.3％)；如按一年期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民间借贷四倍上限为年利率36.108％(月利率3.009％)。
⑩(2010)云法民初字第3486号。法院判决，由于约定的月利率2.5％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本院核算已还借款50000.00元从2009年8月28日至2010年5月18日的利息为7652.21元(50000.00元×5.31％÷365×4×263天)，已还借款30000.00元从2009年8月28日至2010年6月15日的利息为5080.14元(30000.00元×5.31％÷365×4×291天)，合计12732.35元。
(11)《若干意见》和1992年1月出版的《司法文件选编》(总228期)中该条条文表述为：“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只返还本金。”1991年9月20日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总27期)中刊登的该条表述为：“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法(办)发(1985)14号通知规定，其发出的内部文件凡是与公报不一致的，均以公报为准。
(12)(2010)商中民一终字第94号。
(13)(2001)惠中法经终字第182号：在中国银行惠东支行与惠东县物资回收公司、连汉新借款纠纷案中，法院认定《若干意见》第7条不适用于金融机构借款合同，且国务院《借款合同条例》中也未禁止复利，对原审未计复利的做法应予纠正。
(14)在衡阳某民间借贷案件中，双方约定24万元本金，每天支付1200元违约金，相当于月息15％，这高出正常贷款利息15倍以上。一审法院支持原告对违约金的请 求，引起巨大争议。二审法院以违反《若干意见》第6条为由改判违约金约定无效。(参见：洪克非.衡阳借贷案判决引争议违约金超正常利息10倍[N].中国青年报，2009-08-19.)
(15)“有效启示”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指人们在形成认识的过程中，往往会更看重生动而直接的印象，即使在他们拥有有关信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参见：赵红军，伊伯成.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2003，(6)：30.)
(16)能否引入《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2项、第2款关于“显失公平”、“乘人之危”的原则，在案件中加入法官对主观要件的判断要求，有学者对此问题予以了探讨。(参见：许德风.论利息的法律管制——兼议私法中的社会化考量[J].北大法律评论，2010，(1)：176.)
(17)高利贷法在美国各州显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缅因州、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南卡罗来纳州、犹他州目前完全没有利率限制。另外，新墨西哥州则采用本文所说的第二种进路——法官事后“主观判断”。科罗拉多州消费型借贷利率上限为12％，非消费型为45％。北卡罗来纳州对超过2.5万美元的借贷或者超过1万美元的抵押借贷不设置利率上限。佛蒙特州规定，如果借贷有汽车、房车、飞机、船、农业设备等作抵押，最高利率在18％；但如果这些交通工具或设备由于时间久远而存在明显贬值，则年利率上限可以上浮两个百分点，即20％。(参见：John M. Houk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n the History of Usury, and Interes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hrough the Eighteenth Century[M].New Youk：The Edwen Mellen Press，2004：379-383.)
(18)关于该问题的相关论述，另请参见：Efraim Benmelech，Tobias J. Moskowitz.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ial Regulation：Evidence from U. S. State Usury Law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0，65(3)：1029-1073
(19)关于该问题的相关论述，另请参见：Donato Masciandaro. In Offense of Usury Laws：Microfoundations of Illegal Credit Contracts[J].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001，12(3)：193-215
(20)Marquette Nat'l Bank v First of Omaha Serv. Corp.，439 U. S. 299(1978)。该判决允许全国性银行在其他州进行交易时，按照其注册地所在州允许的利息范围设定利率，这无疑鼓励了银行或放贷人把注册地迁往较高利率上限甚至无利率上限的州。
(21)“企业法人除外原则”即公司间借贷不受高利贷法的限制，但禁止利用公司形式来从事个人放贷业务，否则，应受高利贷法关于利率的限制。这项例外原则主要是为鼓励实业公司根据自身产业利润来决定利率，促进产业经济发展。“信用销售原则”在美国1990年通过Roper v.Consurve案确立，买卖双方在善意的情况下，即使商品赊销价格高于现金价的幅度超过了高利贷的限制，也不纳入利率管制的范畴，原因是此交易非借贷关系，不属于高利货规制的内容。
(22)香港《放债人条例》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放债人)以超过年息60％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等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如其实际利率超逾年息60％，则不得予以强制执行(http：//laws.661law.cn/law-79702.aspx.)。
(23)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并没有高利贷法，贷款往往收取非常高的利率。2003年《金钱借贷业限制法》和《出资法修改案》的出台，主要是为了限制国民的过度负债消费。(参见：杨怡敏.中日高利贷比较与法律控制[J].前沿，2011，(6)：72.)
(24)《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明确指出借贷不应取利，把任何形式的利息视为高利贷。《古兰经》也明确禁止收取利息，甚至连目睹和记录产生利息交易的行为都不允许。(参见：Wayne A.M. Visser, Alastair McIntosh. A Short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Critique of Usury [J]. Accounting, Business & Financial History, 1998,8(2):175-189.)
(25)亚当·斯密与边沁对高利贷各自的意见及双方争论，参见: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7, 21(1):227.
(26)1981年《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将“高利息”与“剥削”直接挂钩：“对那些一贯从事高利盘剥，并为主要经济来源，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生活，破坏金融市场的高利贷者，要按情节轻重和国家法令、规定严肃处理”。
(27)“温和家父主义”(soft paternalism)和“谦抑性监管”(humble regulation)为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Cass Sunstein所提倡，强调监管者通过间接预设规定(carefully crafted default rules)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尽量避免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强制监管规定。该监管理念在世界金融管制政策中正逐渐获得重视。(参见：Cass R.Sunstein，Richard H.Thaler.Libertarian Paternalism Is Not an Oxymoron[DB/OL].[2011-11-10]http：//papers.ssrn.com/so13/papers.cfm?abstraet_id=405940.)
篇14
关键词：民间借贷；意思自治原则；诚信原则；公平原则；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1-0050-02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其存在由来已久，即使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民间借贷仍然大量存在。人们有关民间借贷尤其是民间高利贷的观点各异、众说纷纭。民间借贷、特别是民间高利贷的存在应不应当成为合理合法，又应当在什么条件下，何种程度上合理合法，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民间借贷应否成为合理合法亦即民间借贷是否正当，其关键在于民间借贷是否为完全意思自治原则下所产生的结果；同时正确看待和理解民间借贷与公平原则、公序良俗以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从法理的角度理解民间借贷获取正当性的理由。
一、意思自治原则是民间借贷获得正当性的最大理由
意思自治原则，即私法自治原则，也叫自愿原则，它是指民事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意思，自主自愿的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被假定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与知识，自主的进行民事活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享受自己的行为带来的盈利，承担自己行为的风险，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确保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意思自由，使之既不受其他人的非法干预，也能抵御不当或越位国家权力的干扰，从而使市场的各种资源配置趋向优化，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意思自治的具体含义包括双方或多方民事行为，依合同自由原则，由当事人自愿协商，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相对人，自由约定契约内容，自由选择契约方式，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正是从意思自治原则上说，双方完全自主自愿的民间借贷获得了最充分的正当性理由。作为当事人的一种市场交易行为，民间借贷不应当受到包括法律本身在内的不当干预。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下，笔者认为，哪怕是民间高利贷行为，也应当予以支持和保护。
(一)、在意思自治原则支配下，民间借贷成为正当并不违背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与自愿原则一样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在现代各国民法中均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与普遍的承认，不仅仅在合同法领域，甚至在整个民法领域中都是如此。诚信原则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帝王条款”，有“君临法域的作用与效力”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具体到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意思诚实、善意，行使权利时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时应当信守承诺与遵守法律规定，最终达到所获取民事利益的活动。
根据诚信原则的内在涵义与要求，在民间借贷中，如果借贷双方诚实不欺，守信不失，而且利率在法律限定范围之内，则当然是正当的民事法律行为，这是诚信原则适用于民间借贷的应有结果。民间借贷，只要不违背诚信原则，则无论其利率多高，都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原因也正在于诚信原则本身的含义。笔者认为，诚信原则，其含义有二：一是诚实即不隐瞒欺诈，二是守信而不食言违诺。也就是说，在市场交易行为当中，任何缔约方对对方没有欺诈的民事合同中所规定的合同条款均有全面履行的义务。把诚信原则适用到民间借贷之上则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只要对方没有欺诈、隐瞒或是使用其他任何不正当手段，则一方对自己所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无论形式如何，不论利率高低，都应当忠实守信的去履行，从这一点上来说，诚信不欺诈的民间借贷之中，如果法律强制性规定这种行为不合理，则法律就存在不正当干预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易自。可以想象，在民间高利借贷中，如果借款人一时急需资金却苦于融资无门，可能是主动提出高利率条件以期贷款人应允而满足自己的借款要求，但事后倘若借款人又因利率过高向法院主张申请撤消借贷行为，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违背诚信原则的不是高利放贷者而是借款人。法律要贯彻诚信原则，就应当防止借款人欺诈违约而保护贷款者的合法权益。
（二）、在意思自治原则支配下，贷款人的财产处分权以及借款人的自主交易权均不受到法律不当干预
根据民法物权法的相关理论与学说，所有权是一种最纯粹最完美的物权形式，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所有权人对自己合法所得的财产具有完全的使用、占有、收益与处分的权利，而且在所有权的这四项权能之中，处分权最能直接的反映所有人对物的支配，故一向被认为是拥有所有权的最根本标志。
根据所有处分权能的原则，在民间借贷中只要贷款人对其所借出的货币是其合法所有的个人财产，他就应当对其具有完整的处分权，货币所有人完全可以不损害其他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以其愿意的方式自由处理手中的货币，其他人不得干预和阻碍其处分权能的实现。当然，这种处分权能，绝非所有权绝对，即行使所有权时，不能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在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将属于自己的、合法的货币财产出借，同时不侵犯其他合法权益，这种条件下的财产处分权不应受到干预和侵犯。另一方面，从借款方来看，借款人有选择交易的自由，他选择民间借贷这种融资方式，也是基于他对自身利益的综合判断而作出的一种自主性市场行为。这种自由交易在没有损害其他合法权益时应该受到法律的充分尊重与保障。
二、民间借贷获取正当性的过程中，意思自治原则阻却公平原则效用的发挥
公平原则是民事主体应依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公平原则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已成为各国民法所普遍承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且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与法院处理民事纠纷时起着指导作用，以弥补法律的不足。
对于公平原则与自愿原则的关系，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公平原则特别是在立法尚不健全的领域可以赋予审判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法律规定的不足和纠正贯彻自愿原则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公平原则的内涵，有学者说其含义之一就是利益不自取过多，而与人过少，于损害亦不自取地少而与人太多。还有学者认为关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原则，即当民事行为出现显失公平的结果时，即使不是由于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恶意引起的，利益受重大损失的一方也有权请求变更或撤消等等。很显然，在上述种种观点中，公平原则被提高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且凌驾于自愿原则之上，构成了对自愿原则的约束和限定。但是，上述观点在评定公平原则的价值时弱化甚至忽视了自愿原则的效用，没有完全摆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原则与自愿原则的关系。公平原则与自愿原则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为市场行为时的两大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只要不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个人的利益，自愿原则阻却公平原则效应的发挥。作为自愿原则的有益补充，公平原则在市场交易中，为诚实信用原则和显失公平规则树立了判断的标准。但公平原则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等价有偿原则，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否具有等价性，其很大程度依据交易双方的主观判断，客观上是否等值，则很难评判。由此不难看出，公平原则的具体运用，必须以自愿原则作为基础和前提。即使有时某种交易被强制规定了所谓的公平标准或公众视同公平，但双方缺乏交易意愿，交易也最终不能完成。相反如果交易双方不损害其他合法权益，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自主自愿，即使交易双方利益关系明显失衡，借贷双方同样可以达成交易，则也不能谓为有违公平。
三、正当的民间借贷不违背公序良俗以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所谓公序良俗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行为时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公序原则与公平原则、诚信原则一样，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是保护劳动者、消费者、承租人和接受高利贷的债务人等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弱者的一种保护性措施与原则。为什么说正当的民间借贷行为，并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呢？譬如民间借贷是否应予以正当性，借贷利率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的确关乎社会经济与金融秩序，并且其利率完全市场化的作用仍有待研究和探讨，但从市场经济的本质意义上说，利率是调整供求平衡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是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民间借贷利率的自由化恰恰是市场供需平衡规律的体现，是对现代金融体系不完善的一种补充。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偏远贫困山村农民子女读书上学、偶然的天灾伤病，有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急需大量资金，而现代金融体系、政府救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无法触及或无法及时关怀，此时具有快速、及时、手续简单特点的民间借贷就发挥了其他金融机构和其他救助机构不能替代的作用，也许有时利率有失公允（这里的公允也是相对的），但它并不违背公序良俗，并有助于生产生活的维持、稳定和发展。
在民法中，还有一大基本原则，就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所谓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时，不得超越正常范围，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判断权利滥用的标准，我们应当从行为人主观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从权利行使中的行为以及对相关方面利益的尊重状况来推定其内心状态，看其是否具有以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的故意或过错，另一方面，要看权利人滥用权利的行为是否造成了他人或社会的损害或可能造成损害。在正当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出借自己合法所有的货币资产，借款人自愿借入货币，借贷双方诚信不欺，自主决定交易对象与内容，既没有主观上要去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过错，也没有在客观上存在对其他合法利益造成侵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借贷双方主体均在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断无滥用权利之嫌。
综上所述，自愿原则是民间借贷获得正当性的充要理由，但是在其获取正当性的过程中，必须不得损害其他合法权益，必须是交易双方在没有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的前提下的行为结果，民间借贷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以及现代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必将长期存在，而且政府有必要正确规范和引导、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赋予其正当性，让其健康的活跃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定华，屈茂辉：《民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王利明：《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江平：《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