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定律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学的定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经济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定律；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26－06

众所周知，在经济定律的检验过程中，常常由于一些因素的干扰，导致经济理论失效。为了规避这些干扰因素，经济学家做了一些处理，在大量的经济定律中加入了“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这个约束条件，但结果是不仅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一、经济学中的定律、干扰因素、趋向性研究的历史考察

小穆勒在1836年就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学中的干扰因素问题。他认为经济学是把经济动机从人的其它动机中剥离出来的一门学科，于是在具体操作中常常有一些因素未在其认识范围之内而无法被考虑到，这些情况被称为干扰因素。他认为干扰因素使经济理论的结论出现偏差，所以，经济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近似的分析。“有两种规律，每种都可能在百分之百的事例中起作用，通过它们的联合作用产生共同的结果。如果在两种力量中较不明显的一种被称为干扰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一个事例中足以超过另一种力量，造成了人们通常所称为例外的事例，这同一个干扰力在很多其他的事例中也许都作为一种影响因素起作用，没人会称这些事例为例外。”① 对此，马歇尔认为干扰因素出现的根源在于时间因素，他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时间是“几乎每一个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的中心所在”，通过经济分析中对时间的处理来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时间是引起经济研究中的那些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分解问题的过程中，他把那些不规则出现的不便于处理的干扰因素暂时搁置在所谓其他条件不变的筐子里。”② 因此，马歇尔认为规律不过是一种多少是可靠的和明确的一般命题或倾向的叙述而已。不难发现这是穆勒观点的部分延续。

内维尔·凯恩斯，马歇尔的早期弟子，他在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1891年）一书中继承了老师马歇尔的一部分观点。他支持穆勒的假定性及规律是趋势的观点，但比穆勒又往前走了一步，把规律进一步细化到条件性上：首先，经济学的规律只是趋势的陈述，因此通常服从其它情况相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科学的人文背景”（项目编号：11YJC72005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情景分析：经济学的科学逻辑”（项目编号：N100423007）的研究成果。

同的限定条件；第二，经济学的结论大部分依赖于一些特定条件的实现，尽管它们事实上并不是总能实现，但只要给定了条件，规律就可以被明确地陈述③。罗宾斯在为经济学定义时指出假设与规律的关联性：经济学研究的是行为的经济方面，并且研究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物质产品本身。“因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手段之所以能成为经济货物，并不在于它们的物质性，而在于它们与估价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它们与给定需要的关系，而不是它们的技术实质。”④ 也就是说，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对稀缺的相对估价决定其经济意义。既然涉及到相对估计，就存在一个衡量相对估计的尺度，那么假设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罗宾斯差不多是和米塞斯走到了一起。米塞斯与凯恩斯一样承认经验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于经验具体起到什么作用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经验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媒介，真正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自由物品和什么是经济物品的“不是经验，而是推理，推理是先于经验的。”⑤ 因而，在米塞斯那里经验只是一个表面层次，经验在用来检验我们的概念与实践是否相符时，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判据存在。米塞斯认为在我们的认识起点上存在着一个先验的框架，这个框架左右着我们的思考，尤其是作为人类行为的科学，所以经济学的假设是先验的。

篇2

一、汇率稳定的正外部性可能超出预估

中国进出口规模庞大，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外贸企业众多，但分散而不集中，抗风险能力低，同时，中国还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稳定汇率的政策类似于国家为进出口企业和外贸交易提供了汇率保险，大大减少了企业经营的外部不确定性，使其能集中精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而代价是国家要付出一定成本。因此对中国而言，稳定汇率有着非常高的正外部性。除非维持汇率稳定的成本突然提高（如在战争等特殊时期），否则稳定汇率还是有较高的收益风险比，容易成为现实选择。未来随着我国进出口、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走出去"对外投资规模的进一步过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带来的正外部性将更加明显。

稳定汇率的正外部性还体现在增强了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相对货币供应量、通胀指标的多层次、多口径而言，稳定汇率具有高度透明的特征，因此保持汇率稳定可以比较容易地稳定全社会的预期，为货币政策提供清晰的"名义锚"。实践表明，货币供应量、银行信贷、利率、通货膨胀等变量的实际值和预测值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差距，很难严格实现，只有汇率变量可以被严格地实现。因此，在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中，特别是控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汇率的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并非稳定汇率独有的缺陷

对参考外币进行调节的汇率机制最多的批评是"不可能三角原理"，即一个经济体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汇率的稳定"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者中只能选择其中两者，其基本逻辑是稳定的汇率难以抑制资本跨境流动，从而可能导致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在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不论一个经济体选择何种汇率制度，都难有选择独立货币政策的空间。比如欧元、日元都是自由浮动的货币，但欧元区和日本也从未有过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流动主要由经济基本面决定，而且存在长期、大规模的趋势性流动，汇率浮动对资本流动的调节作用很弱。即使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也不能保证资本流动均衡，更不能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全球化和资本高度流动的今天，"不可能三角"已经演变成"不可能两边"（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选择），甚或"不可能一点"（不可能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目的主要是调控宏观经济。经济全球化导致经济周期趋同，通货膨胀也越来越表现出全球化的特征，输入性通胀发生频率以及在通胀中的重要性都明显上升，一国货币政策对抑制全球通胀的作用弱化，保持货币政策独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即使稳定汇率对货币政策独立性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能也并没有压缩货币政策实际可供选择的空间，况且稳定汇率对盯住和被盯住双方货币政策独立性有一定影响。目前，中国的GDP已居世界第二位，人民币对美元稳定不仅意味着中国没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也意味着美国难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双方制定货币政策都要考虑对另一国的影响。因此，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受限，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必然脱离本国的经济周期。

三、汇率稳定可降低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

人民币可兑换和汇率浮动的次序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无论孰先孰后，至少两者不能同步进行，以防止出现过于复杂和失控的局面。当前人民币境外使用逐渐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在逐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宜保持稳定，否则将增加这一进程的不确定性。现代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证明，本币大幅升值会极大削弱对外提供本币资金的需求。而人民币贬值又将导致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人民币价值缩水，削弱其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不利于人民币价值储藏手段的发挥。因此，人民币升贬两难，只宜保持相对稳定。回顾美元国际化的历史，"二战"后美国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式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即保持美元的币值稳定，这一过程持续了26年，无疑推动了美元的国际化进程。

篇3

——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及其基本原则的重塑

邱一川*

[内容摘要]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将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杂糅成一个学科进行调整，其症结在于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用法律运用的综合性替代了法学分科的严整性。本文将国际经济法重新界定为“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并从新的视角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梳理，以此佐证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关键词] 国际经济法 学科界定 基本原则

一、 广义国际经济法的“水果拼盘说”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 ，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 。

这一学说的立论基础在于，对某一涉外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既要涉及调整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又要涉及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法律渊源既包括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国际习惯、国际惯例等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经济管制法以及冲突规范等国内法。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由此得出结论：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本身极其错综复杂的忠实反映；也是科学地调整这种复杂关系，对其中的法律症结加以‘综合诊断’和‘辨证施治’的现实需要。”

由此可见，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认为凡与此相关的法律规范便足以独立地形成一个法学门类。wWw.133229.COm这一学说立足于实用主义，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广义说的观点将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整，将不同性质、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杂糅在一起，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 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因而在立论基础上存在严重缺陷。

诚然，国际经济关系涉及的主体繁多，错综复杂，的确需要对其中存在的各种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但这是法律运用层面的问题，而不是部门法学分科层面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由法律运用上的综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论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不同法律部门的综合运用并不等于相关的法学分支就应杂糅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事实上，在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中所述及的各种法律规范，相关国家的刑法规范（如一国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适用。如果按照广义说的论证逻辑，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刑法规范岂不是也应纳入广义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当中。

以此类推，内国经济关系虽不如涉外经济关系复杂，但同样有必要对其中的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对内国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同时涉及内国民商法、内国经济行政法和内国经济刑法等法律规范。试问，按照广义说的理论逻辑，这些相关的内国法律规范是否也应混合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再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从深层次来探讨如下一个问题，即法律运用的综合性能否替代法学分科的必要性和严整性呢？也就是说从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学分科的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层出不穷的新情形下，传统的法学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笔者认为，某一部门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内部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通过法学分科可以形成一种严整的知识体系，便于认识、分析、运用和预测。学理通说上以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部门法学的标准 ，“独立调整对象”不仅要求以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且要求这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必须具有质上的共同性。试以民法为例：平等主体之间物权法律关系、债权法律关系、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和家庭法律关系虽然相对独立，但上述各种法律关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质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形成民法总则中的各项内容。不仅如此，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则。析微而知著，一个严整的法学分支必须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我们并不是为了刻意追求逻辑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因为只有这种“从抽象到具象”、“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们便捷地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和预测发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人类创设各种各样的学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其以跨国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似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但事实上，诚如广义说自己所承认，跨国经济关系既包括跨国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跨国经济管制关系，而这两类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广义说将经济流转关系和经济管制关系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进行调整，既无法进一步抽象出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无法形成学科的总论，也无法真正提出学科的基本原则，难免带有人为拼凑的色彩。由此可见，我们决不可因为法律运用中的综合性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这或许并不是学术领域纷争的问题，而是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本质要求。

诚然，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等趋势的出现，传统法学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科界线周边出现了许多“灰色区域”。但我们认为，决不可因为灰色区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学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新的角度上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是清一色的，泾渭分明；但是社会关系却是模糊的，黑白之间存在诸多灰色的过渡。学科分类时必须在这一灰色区域中厘定临界点，因此种种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难免，不足为奇。对于灰色区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个案处理，也可以作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萘李、骡子等杂交品种后便否定门、纲、目、科、属、种等生物学分类；同样道理，我们亦不能因为法学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贴近现实，也不可能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完全正确的结论；科学的作用只是通过初略的分类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基本正确的结论。

综上而言，部门法学的分科应当是严整的，但在部门法学的运用上却应当是综合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虽注重了法律运用的综合性，却忽略了法学分科的严谨性，将法律运用和法学分科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广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犹如一个水果拼盘：从营养结构和口味搭配出发，人们食用时需要的是各种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盘；但我们却难以承认水果拼盘是另成一类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认水果分类的价值。

二、 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那么，如何对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进行学科分类呢？笔者认为，如下两点论断是我们分析的出发点：

（1） 国际经济关系当中既包括横向的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纵向的经济管制关系；

（2） 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既涉及各国的国内法规范，也要涉及各种形式的国际法规范。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所有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经济流转关系 经济管制关系

国内法规范 （1）冲突规范/民商法 （3）经济行政法

国际法规范 （2）国际商法 （4）国际经济法

表：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类示意图

（1）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是各国的冲突规范（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及其指引的内国民商法（如我国的新《合同法》）；

（2）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是作为统一实体规范的国际商法（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3）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内法规范为各国的经济行政法（如我国的《对外贸易法》）；

（4）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构成国际经济法（如《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

上述四个部分配合在一起，共同对跨国经济关系中涉及的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整和规范。在这四个部分中，国际商法可以通过优先直接适用成为成员国国内国民商法的组成部分；而国际经济法规范则通过间接适用，转化为成员国的内国经济行政法。

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将上述四个部分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水果拼盘，貌似完整，却忽视了每一部分各自的特点，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严整的独立法学学科进行研究和学习。

同时，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学说 。本文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与狭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有如下两点区别：

（1） 部分学者主张，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是狭义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但是，经济流转关系与经济管制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笔者认为，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应独立地构成国际商法体系，与内国民商法对应，而不宜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之中；

（2） 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是建立在对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汲取了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关于法律运用综合性的观点。

因此，至多而言，我们只能说本文对国际经济法所做的学科界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新的视角上对狭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回归。或许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有的学者在批判广义说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间经济协调关系以及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体系”， 认为国际经济法包括“经济的国际法”（本文上表中第（4）部分）和“涉外经济法”（本文上表中第（3）部分）两大部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调整对象的同质性出发将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作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其在调整对象、制定、效力、实施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因此，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仍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内国涉外民商法与国际商法在性质上也有共同性，是否也应把各国的涉外民商法纳入国际商法的范畴当中呢？

综上，笔者认为，应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跨国经济管理关系的国际法规范”较为妥当。同时我们亦主张，在解决一个具体的跨国经济问题时，不仅要运用国际经济法，还要综合运用内国冲突规范、内国涉外民商法、国际商法、内国涉外经济管理法等不同法律部门或不同法律部门的分支。

三、 国际经济法学科基本原则的重塑

诚如前文所论及，一个真正的法学部门应当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换言之，无法提出学科基本原则，这一“法学部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学分支学科。

从法理学的角度而言，“原则”是相对于“概念”和“规范”而言的法的三种要素之一。与一般原则相区别，基本原则应当贯穿于其调整对象内的各个领域，贯穿于其法律关系的始终，用于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串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

持广义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学者提出了“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等作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基本原则。 如果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理论是严谨的，这些基本原则就都应贯串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国际经济法分支领域，都应当既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也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事实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这些原则都难以真正满足作为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也难以发挥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学科的指导作用。试举一例说明：甲、乙是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两个公司，双方签定某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并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试问，甲乙双方的这一跨国经济关系与一国的经济主权有何直接关系？与不同国家间的公平互利有何直接关系？与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又有何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目前“公认”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基本原则似乎无法满足作为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广义说理论无法提出大一统的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由此亦可佐证，广义国际经济法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门类。

以下，笔者将就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即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提出指导这一学科的三大基本原则：

（1） 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自由化原则要求各国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应当逐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为外国资本、技术和服务提供市场准入；应当逐步扩大外国资本的准入；应当逐步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经济自由化原则的经济学基础是大卫李嘉图在国际贸易领域提出的“比较利益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一理论主张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且得出国际贸易将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这一重要结论。

（2） 经济公正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有四重内涵：其一，一般情形下，要求各国在管制国际经济交往时应当符合“非歧视（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各国要平等对待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最惠国待遇”，另一方面还要求一国应平等对待本国人与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国民待遇”。其二，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对他国政府和企业的扭曲自由经济的措施采取对应措施（counter-measure），例如允许一国针对他国企业的倾销行为或他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等。其三，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针对危及本国根本利益的事项，临时采取一些限制经济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wto协定中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关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等。其四，由于历史上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由于各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

强烈的诉求。经济便利化与自由化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经济便利化不仅要求在执行非关税措施措施时程序应简化和协调，不应有过多的文件要求；而且各国有关涉外经济管理的各种程序应当具有透明度，政府应当采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设备，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当有效配合。

综上而言，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成为三股重要的潮流，推动和指导各国的跨国经济管理行为。之所以将上述三项原则确定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1） 上述三项原则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为背景所提出的。虽然存在种种质疑和批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这已无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全球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3%，而全球贸易额年增长率却达到7%，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已达到全球gdp总额的29%。 与此同时，跨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从1990年的2,06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0万亿美元。据统计，在2001年，全球6.3万家跨国公司，其年销售额超过14万亿美元，几乎控制了近50%的全球产出、60％的世界贸易、70％的技术转让和90％的国际直接投资。 经济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发展背景中提出的，旨在协调各国外经贸管理行为，使其顺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

（2） 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体现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内在诉求。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提出，应当从其调整对象出发，应当体现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诉求。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之所以成为民商法的基本原则，根本缘由在于它们都体现了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本质，是市民社会健康运作的内在诉求。经济的本质是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管制跨国经济交往的行为必须在维护基本的经济公正的基础上，促进经济自由而便捷地开展。由此，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和经济便利化原则应运而生。

（3） 上述三项原则是真正从法的价值层面提出的法律原则。笔者认为，部门法学的基本原则必须从法价值学的层面来概括，才能真正发挥对具体规范的统率和指导作用。部门法学在逻辑体系上总是从调整对象中汲取其价值层面的精神实质，并将其法律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再由这些基本原则来统率具体的法律规范。以目前研究最为成熟的部门法学——民商法为例，前述平等、公正、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其实都是自由、正义、效率等法价值在部门法学的具体体现。将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确立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其实也正是自由、正义和效率这三个层面的法价值诉求在这一学科的体现。

反观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亦是从法价值层面提出的原则，其在同一调整对象范围内可以纳入本文提出的经济公正化原则当中；但全球合作原则则是从手段上提出的，无论南北合作还是南南合作其实都是实现经济自由化、公正化和便利化的方式，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似乎有所不妥。学者在研究wto规则时，提出将非歧视、互惠、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公平贸易、透明度等作为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其实均可以经过整合，纳入贸易自由化、贸易公正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框架之中。

本文没有将经济主权原则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经济主权无关紧要，也不等于我们主张在国际经济管理中放弃经济主权。毋庸置疑，经济主权始终是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基石。

篇4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主要发源地，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思维模式。追根溯源，西方经济学是西方整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西方哲学思维数千年演变和进化的产物。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哲学家熊十力说：“西洋形而上学是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穷之。西洋哲学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论，则是数量的分析；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析。此外析求其关系则犹若机械论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当作有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实在是西洋整个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胜之处。西方许多著名科学家将西洋科学方法总称为“约化论”（reductionism）。约化论让西洋科学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成就，绝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西方经济学实在是西洋整体哲学思想的支流，其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也是秉承约化论的基本意蕴。

概言之，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从哲学角度来审视，上述五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200多年来，经济学演变繁复，流派纷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细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论。

经济科学背后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直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欧洲兴起的科学大潮，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科学和技术的兴旺发达，不仅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物质世界的绝对优势，而且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优势。那些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让全人类叹为观止。欧洲人凭借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胜利或许更加彻底。西方崛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席卷全人类。一切社会科学和精神学问，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等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科学思维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影响尤其深远和全面。若要探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成功和失败、优势和劣势，若要为经济学的未来开辟新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总结西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价格。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此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非平衡热力学开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热出版的名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吹响了重新塑造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嘹亮号角。

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孕育出许多基本信念。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

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虔诚追求的科学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对普适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励无数天才物理学家穷尽毕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寻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从而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奇迹。的确，物理学家们曾经多次坚信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神秘莫测却又充满无限魅力的终极定律。譬如，19世纪后期，物理学家们非常乐观地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皆可以按照连续物质的性质予以解释和推断，物理学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乌云了。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横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学家的乐观情绪，开辟了物理探索的崭新天地。原子结构和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

霍金的《时间简史》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全书激荡着那个意志坚强的残疾天才对自然世界普适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贞不渝的伟大情怀，激荡着对宇宙演化终极规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壮志。当霍金论及“物理学的统一”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终点。”

霍金将决定论的科学观推到极端。他写道：“爱因斯坦曾经问道，在制造宇宙时上帝有多少选择性？如果无边界假设是正确的，在选择初始条件上它就根本没有自由。”初始条件的确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准确预测宇宙发生的一切，这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因为人类自身不过是茫茫宇宙的沧海一粟，怎么能够逃脱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规范？

篇5

热经济学起源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创始人为美国的Tribus。他在其指导的博士论文“能量系统的火用分析”中,第一次将经济因素引入到了火用分析之中,并首次提出了通过系统逐个寻优达到全局最优的目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热经济学初步有了完善的体系，并被学术界命名为thermo-economics。Tribus的学生R.Evans还发表了热经济学孤立化原理的数学论证。随后，美国的另一学派代表人物R.Gaggioli，他以代数为主要数学计算模式，进而发展了代数模式的热经济学。德国的Beyer，结构系数模式经济学发展为符号经济学，也称矩阵模式热经济学（因为西方国家习惯称矩阵为符号），矩阵模式代表了热经济学的成熟阶段。到了1995年,王加璇等科学工作者开始在我国推行国际上各种流派的火用经济学的先进理论。部分学者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其研究应用,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流派。

2热经济学的原理与优势

目前存在的能量评价方法包括以热力学第一定律为基础的能量分析法。这种分析法虽然操作简单，且已经被广泛应用，但评价值侧重于“量”而没有评价“质”。另一种是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和火用平衡理论为框架的火用分析法。这种方法在对能量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的时候，得出的结果往往无法顾及经济因素。目前最为科学全面的分析是法是本文研究的将热力学分析与经济因素综合分析的热经济学分析法也称火用经济学分析法。这种方法结合了工程经济学、系统工程、最优化技术以及决策理论等基本思想，兼顾能量使用的“量”与“质”，并将系统的火用流价格数据化，能够评估兼顾能量使用效率与经济价值的综合结果，这种分析法在复杂的工程分析、诊断、优化、改进中，都有重大作用，技术优势非常明显。热经济学的分析能够全面辅助系统的优化，它的基本原理是在进行系统优化时，确定考虑的变量及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选择约束条件和决策变量，最后用数学手段描述出目标函数与约束方程，进行求解。求解答案能够对项目设计提供重要参考资料，包括对可行方案的选择、对改进措施的评价、对成本的真实计算以及单元系统的维护与更替。

3热经济学的应用

热经济学是分析现代工程系统中一切与能力相关的系统的热力学方法，一般来说，从原则上区分，可以分为两大类方法，一是在卡诺和克劳修斯研究框架中，利用系统能平衡概念分析的系统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完善程度，通过把被研究系统与卡诺循环理想循环系统进行对比，从它们之间的接近的程度判定系统的完善程度。二是以吉布斯理论为框架，采取热力学势概念的分析方法，分析系统中能量转换过程，以热力学势为分析重点，进而分析各种形式之下功的数值。从这一原理出发，我们可以评估被分析系统任意一点上的物流与能流所做功的性能。这一点能够无视系统的机构复杂程度而直接对系统性能进行评估，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方法的特点，分析得到需要的全部信息。这种方法，首先在化学热力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而其他领域一般仍沿用第一类方法。在我国热经济学分析法被引入到热力系统，我国学者首先主要通过概念模型来分析热力系统，并实际通过绘制结构图对实际操作进行了指导，热经济学理论并且被用于分析复杂的能量体系，模拟故障诊断，并用于计算成本。在系统的优化方面，热经济学被用于对系统进行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燃料、产品流的成本，和最红产品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计算编辑火用成本的变化能够建立能量损耗分析模型，实现了在线诊断系统性能的目标，随后热经济学概念引入到火电机组，建立了加热器故障诊断指标的通用数学模型，实现了加热器故障诊断的可能性。还有学者通过研究火用流的计价和费用分配问题，对把输入的火用流进行拆分,提出了基于能级相近最大化相供的火用流计价策略，并将此原理应用于热电联产热力系统之中。生态系统的求解问题通常会遇到非线性问题和Lyapounov含义的稳定问题，对这类问题进行求解，必须使用微分几何与张量代数、步骤较为繁琐，且这些方法难度较大。再忽略精度细微误差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使用网络热力学方法去求解，网络热力学分析法是近年来发展并逐渐成熟的计算方法，虽然目前仍有待完善，但是前景光明。

4结语

篇6

一、随机行走的世界

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一直以来吸引着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呢？是以一种有序的、有规律的方式在运转还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运转？这种运转能否为我们的智慧所认识？人们对这些关于宇宙问题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和卓越品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我们今天的视野所及的范围，我们知道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由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出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们建立了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他们设计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坚信这个世界正在按照某种已经设计好的秩序在运行。持有这个“决定论”观点的人包括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等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则是由牛顿定律和对牛顿体系进一步思考的数学定律所保证的。当然，自然科学家们这种关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家们，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这样的一种信念。他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有序世界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里，形成了一种从看似“无序”到“有序”的观念，提出了一个“和谐的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和谐的经济系统的动力则是人的自利动机。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种关于世界的观点的影响力和洞察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下生活并做出各种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决策。一种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完美和谐”的信念直接导致了大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的质疑，并且主导了许多关于政府问题的争论。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对于自由经济的信心和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这一体系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遭到了怀疑。对于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的挑战来自于统计观点，尤其是概率论的成功。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二者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们说，消费函数是，其中，是自发消费，是可支配收入，c是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写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这个消费函数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学若干函数中的一个。这个函数明白无误地说明，居民的消费量将精确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自发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于居民消费的断言在现实中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质疑的，居民的消费量并不是精确地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费关于自发消费、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有着概率分布的。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依据一种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认为，这个世界将会精确地按照数学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转。而持有统计观点的人却认为，即使是知道了这种关系，消费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仍然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有着概率分布的关系。

我们把后一种对于世界的观点叫做统计观点，正是这种统计观点，打破了原来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有序结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分歧似乎是让人迷惑的。因为，当我们在利用统计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得出了一些几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统计总体越是偶然、紊乱，就越能更好地表现出统计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我们投掷硬币，当我们投掷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惊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们对于某种考试成绩的统计发现，如果样本足够的大的话，成绩分布将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并且，人数越多，成绩就越呈现标准正态分布。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看起来我们做事情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人几乎不能随意地犯错误！总之，某些看起来是无迹可寻的东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规律。这样，决定论和统计观点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统计观点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定律，任何所谓的定律其实都是有着某种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随机行走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相信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都是随机行走的，那么人类社会也会表现出这种随机性看来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随机行走的世界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无法认识，即使这种随机行走的世界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能够在“决定论”和关于世界的“统计观点”那里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这些定律是对某些事情本质的一种最好近似，即使这些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会从无序走向某种程度上的有序。对这些统计定律的发现，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了。

二、随机行走的世界与计量经济学的任务

事实上，统计的成功应用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17世纪，有一位叫做格兰特的英国商人就通过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杀、各种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这几乎叫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是统计学的成功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定量材料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应该思考数据。

计量经济学就是为了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探讨统计性规律！因为只要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要记住这种认识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规律来进行预测。进行预测是我们关心规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称道的是，计量经济学在推断统计规律时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全的，我们只能根据部分“样本”来推断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完全的观察，我们就期望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本质的定律。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观察到，也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局限是不确定性的来源。能否由样本近似地认识整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坚信可以由样本来推断整体规律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不能建立这门学科。

这种由样本来对整体进行推断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回归分析的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回归”这个词最先由F.加尔顿（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尔顿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父母高，儿女就高；父母矮，儿女也矮。但是高个父母的儿女们在同龄人中并不像父辈那样在同龄人中显得那样高，儿女辈的平均身高将“退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全体人口的平均身高。这也叫加尔顿的“普遍回归定律”。加尔顿在智力遗传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般来说，天才是要遗传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却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平庸，也就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将“回归”到中等水平。但是，对于这种回归背后的动力分析可能已经超出了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即使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种有意思的哲学的建立：所有的有机组织都将趋于标准状态！

回归的现代意义则稍微有点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回归是指，一个叫做因变量的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回归和相关是两个极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哲学上宣称，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宣称的深刻性在于确认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死于癌症的人逐渐增多，这二者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现代社会导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症。再比如，这也经常被用来反驳统计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的情况可能和这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太阳黑子出现的情况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却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任何指导。在这个问题的区分上，就是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分歧了。计量经济学讨论的是回归关系，这种回归的特点在于，我们试图根据某些变量的数值来估计另一个量的数值，我们要依据这种关系进行预测。比如，我们试图通过研究父母的身高来估计其孩子的身高。这种估计就要依赖于我们所关心的两个量之间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联系。而相关关系则充斥着统计学的各个方面。并且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相关关系是一种常态。

基于上面的差别，在回归中，我们要求解释变量是确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可以是随机的（被解释变量正是我们要估计的）。但是在相关关系中，这二者并不加以区分。之所以说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精密联系。我们实在不能够足够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变量可以控制，哪些变量之间可以精确地被认为是一种回归关系。比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机制使得癌症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回归关系，就像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理论来说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存在着回归关系。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谦虚。同时请记住：具有回归关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很不好说，也许看似因果的两个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就像佛经中认为的那样：因果是循环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计量经济学的性质，实际上是为了表达我们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层次上认识世界，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某些统计规律，应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认识和改造世界。计量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间联系的函数，主要是回归函数，来描述这种关于世界运行的定律。

但是，计量经济学在得到这个回归函数时所使用的复杂的数学推导可能会让我们在特定的时段感到计量经济学的混乱和无序，即使在最后我们坚信可以实现一种理解上的有序。但是，过程中的痛苦可能会让很多人驻足。这里，我们想提前接触一下，那条驾驭计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灵魂。

因为，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建立来自于对世界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分析。有两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对现象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极其便捷，简单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对天赋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对现象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广受争议。另一种方式则是对现象的属性——数据来进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因为是用数据说话，可能争议较少。但是，不利之处却是，这种分析结论却要严格的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质量不会比数据的质量更好。

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推荐计量的方法。因为，数据的质量可以通过统计手段和统计工具的完善加以解决。并且，根据我们的概率知识，即使这种有误差的数据，其误差也是有规律的，误差情况总是会表现为正态曲线。那么如何来对数据进行操作呢？计量经济学的思路通常是这样：最简单的情况下（双变量回归），在一个坐标平面上画出散点图，发现其大致的规律，通常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关心的两个简单量之间呈现一种类似于线形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不是线性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把这种线形的关系利用解析几何的知识转化为直线方程并不困难。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直线方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方程，就是在“某种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的一种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发现这样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

但是，在从数据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变量间“规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在使用数据之前，通过对先验的知识进行演绎和推理从而得出一系列“定律”。这就是我们在数理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些数理方程式。这些数理方程就是我们对世事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导。尤其是在确定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之间的可能具有的关系时很有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方程式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得到证明。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证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检验这些先验的定律是否符合实际，或者得出一种明确的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形式，从而对数理方程做出了适合实际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因为不同的文化等隐性的制度因素，这些定律可实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始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先验的推理，建立一种解释世事的假说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个学者的虚荣心。

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灵魂是：通过先验的演绎和推理得出理论模型，最好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中会有参数，那么利用数据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一条回归方程，并通过假设检验来确认这个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满足了理论建立时的要求，那么就证明了那个先验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理论进行预测。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就是在这些思路下进行的技术探讨了。

对计量经济学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时掌握，是掌握这门学科并加以实际运用的重要素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是一个计量人的必备素质。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伟大的思想来源于熟练的技巧。就像武侠中的“打狗棒法”虽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个使过无数次“打狗棒法”的丐帮帮主足可以因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过于沉迷于高级计量的数学推导，我们就很可能失去欣赏这门学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机会，并且因为数学知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沮丧可能会阻碍对其进一步的学习，从而失去了领悟计量经济学所蕴含的大量关于生活的智慧的机会。因此，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对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过多的论及，而主要是看其蕴含的智慧之美。三、计量经济学：智慧之美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这种从样本推断整体的思想。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对这种思想可能会更加珍视。比如，如果我们有一种信念，比如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书法家。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呢？计量经济学和书法家们都会这样建议你：先选取几十个字来，集中精力把这几十个字练好，最好是临摹以往大师们的作品。这样，你就几乎能够发现写好字的要领。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字都练习到，我们只能够由“样本”来推断所有字的写法。并且，我们坚信这些“样本”蕴含了足够多的关于写字的要领或者说是写字规律的信息。这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智慧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几乎将这种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指导我们成就卓越。无论是学习、应试、还是搞艺术，甚至想要成为武林高手，都可以应用这种思想。“样本”往往是我们窥看世界本质的窗口！有心人自会从这里得到无尽的启发。

计量经济学就像从一个古老的神谕里蹦出来的智慧精灵，它几乎全面的改变了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看法！掌握一种过硬的分析数据的能力，无疑会全面的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这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常地被认为是一门空洞无用的理论，这是在未有数据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见批评，先验和演绎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了计量经济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工作方式无疑会培养我们踏实做人的人品。并且因为处理问题的独特技巧和思维，掌握计量工具的人会得到青睐——来自上司和运气。

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还对我们的人生哲学有着指导意义。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好像那滑过天际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间的美丽。这瞬间如何解释？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瞬间？

人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如果这个宇宙尚且遵循着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信念加以演绎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的随机行走过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甚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是随机的、紊乱的、偶然的和无序的。但是，这种无序和紊乱最终会走向有序。用计量经济学的说法，我们会从这些紊乱偶然的样本中得到一个回归方程。这个回归方程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轨迹的认识永远是后验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得出一个回归轨迹作为我们人生的预测，这种东西没有预测意义。那么这种有序的观念究竟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发呢？

那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发生于我们周围的看起来是好事或者坏事的东西耿耿于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挑剔上天对我们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古就有“福祸”的智慧之言。以一种应有的宽容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人生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我们的职业追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某些年里需要紊乱和无序，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越是紊乱和无序的样本，我们就越容易得出稳定的统计定律——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传记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们可能做过记者，参过军，被抓到过牢里，看起来和其最终的路径有了很大的背离，可是这些背离最终回归到这条路径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确定，是不是这种每个阶段的紊乱和无序最终造成了他们稳定的人生轨迹？！

人生需要这种随机性。并且如果我们要想有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依照计量经济学的理念，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样本足够大。如何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多？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随机性？那就是：我们要过主动追求的人生。当我们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去追求时，我们就在客观上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因为，在你主动追求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惊喜和奇遇。消极和封闭的人生态度不利于扩大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样本不具有变异性，就难以得出好的回归方程。我们都应该学学“苍蝇的哲学”，苍蝇的四处乱撞让苍蝇即使在被困的时候也有机会逃脱。这也许是更有含义的古语的一句话的意思吧：树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们的追求中，因为，我们应该珍视随机性，因此，对于得失就不必太让自己负累。得失是随机的。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的东西面前，可能只是一个慈悲的玩笑。太过于在意也许是失去了更多。

参考文献：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林少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计量经济模型与经济预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篇7

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一直以来吸引着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呢？是以一种有序的、有规律的方式在运转还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运转？这种运转能否为我们的智慧所认识？人们对这些关于宇宙问题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和卓越品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我们今天的视野所及的范围，我们知道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由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出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们建立了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他们设计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坚信这个世界正在按照某种已经设计好的秩序在运行。持有这个“决定论”观点的人包括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等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则是由牛顿定律和对牛顿体系进一步思考的数学定律所保证的。当然，自然科学家们这种关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家们，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这样的一种信念。他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有序世界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里，形成了一种从看似“无序”到“有序”的观念，提出了一个“和谐的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和谐的经济系统的动力则是人的自利动机。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种关于世界的观点的影响力和洞察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下生活并做出各种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决策。一种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完美和谐”的信念直接导致了大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的质疑，并且主导了许多关于政府问题的争论。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对于自由经济的信心和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这一体系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遭到了怀疑。对于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的挑战来自于统计观点，尤其是概率论的成功。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二者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们说，消费函数是，其中，是自发消费，是可支配收入，c是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写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这个消费函数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学若干函数中的一个。这个函数明白无误地说明，居民的消费量将精确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自发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于居民消费的断言在现实中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质疑的，居民的消费量并不是精确地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费关于自发消费、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有着概率分布的。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依据一种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认为，这个世界将会精确地按照数学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转。而持有统计观点的人却认为，即使是知道了这种关系，消费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仍然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有着概率分布的关系。

我们把后一种对于世界的观点叫做统计观点，正是这种统计观点，打破了原来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有序结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分歧似乎是让人迷惑的。因为，当我们在利用统计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得出了一些几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统计总体越是偶然、紊乱，就越能更好地表现出统计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我们投掷硬币，当我们投掷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惊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们对于某种考试成绩的统计发现，如果样本足够的大的话，成绩分布将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并且，人数越多，成绩就越呈现标准正态分布。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看起来我们做事情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人几乎不能随意地犯错误！总之，某些看起来是无迹可寻的东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规律。这样，决定论和统计观点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统计观点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定律，任何所谓的定律其实都是有着某种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随机行走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相信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都是随机行走的，那么人类社会也会表现出这种随机性看来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随机行走的世界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无法认识，即使这种随机行走的世界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能够在“决定论”和关于世界的“统计观点”那里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这些定律是对某些事情本质的一种最好近似，即使这些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会从无序走向某种程度上的有序。对这些统计定律的发现，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了。

二、随机行走的世界与计量经济学的任务

事实上，统计的成功应用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17世纪，有一位叫做格兰特的英国商人就通过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杀、各种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这几乎叫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是统计学的成功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定量材料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应该思考数据。

计量经济学就是为了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探讨统计性规律！因为只要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要记住这种认识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规律来进行预测。进行预测是我们关心规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称道的是，计量经济学在推断统计规律时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全的，我们只能根据部分“样本”来推断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完全的观察，我们就期望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本质的定律。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观察到，也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局限是不确定性的来源。能否由样本近似地认识整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坚信可以由样本来推断整体规律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不能建立这门学科。

这种由样本来对整体进行推断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回归分析的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回归”这个词最先由F.加尔顿（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尔顿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父母高，儿女就高；父母矮，儿女也矮。但是高个父母的儿女们在同龄人中并不像父辈那样在同龄人中显得那样高，儿女辈的平均身高将“退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全体人口的平均身高。这也叫加尔顿的“普遍回归定律”。加尔顿在智力遗传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般来说，天才是要遗传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却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平庸，也就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将“回归”到中等水平。但是，对于这种回归背后的动力分析可能已经超出了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即使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种有意思的哲学的建立：所有的有机组织都将趋于标准状态！

回归的现代意义则稍微有点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回归是指，一个叫做因变量的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回归和相关是两个极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哲学上宣称，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宣称的深刻性在于确认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死于癌症的人逐渐增多，这二者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现代社会导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症。再比如，这也经常被用来反驳统计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的情况可能和这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太阳黑子出现的情况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却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任何指导。在这个问题的区分上，就是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分歧了。计量经济学讨论的是回归关系，这种回归的特点在于，我们试图根据某些变量的数值来估计另一个量的数值，我们要依据这种关系进行预测。比如，我们试图通过研究父母的身高来估计其孩子的身高。这种估计就要依赖于我们所关心的两个量之间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联系。而相关关系则充斥着统计学的各个方面。并且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相关关系是一种常态。

基于上面的差别，在回归中，我们要求解释变量是确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可以是随机的（被解释变量正是我们要估计的）。但是在相关关系中，这二者并不加以区分。之所以说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精密联系。我们实在不能够足够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变量可以控制，哪些变量之间可以精确地被认为是一种回归关系。比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机制使得癌症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回归关系，就像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理论来说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存在着回归关系。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谦虚。同时请记住：具有回归关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很不好说，也许看似因果的两个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就像佛经中认为的那样：因果是循环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计量经济学的性质，实际上是为了表达我们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层次上认识世界，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某些统计规律，应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认识和改造世界。计量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间联系的函数，主要是回归函数，来描述这种关于世界运行的定律。

但是，计量经济学在得到这个回归函数时所使用的复杂的数学推导可能会让我们在特定的时段感到计量经济学的混乱和无序，即使在最后我们坚信可以实现一种理解上的有序。但是，过程中的痛苦可能会让很多人驻足。这里，我们想提前接触一下，那条驾驭计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灵魂。

因为，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建立来自于对世界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分析。有两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对现象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极其便捷，简单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对天赋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对现象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广受争议。另一种方式则是对现象的属性——数据来进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因为是用数据说话，可能争议较少。但是，不利之处却是，这种分析结论却要严格的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质量不会比数据的质量更好。

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推荐计量的方法。因为，数据的质量可以通过统计手段和统计工具的完善加以解决。并且，根据我们的概率知识，即使这种有误差的数据，其误差也是有规律的，误差情况总是会表现为正态曲线。那么如何来对数据进行操作呢？计量经济学的思路通常是这样：最简单的情况下（双变量回归），在一个坐标平面上画出散点图，发现其大致的规律，通常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关心的两个简单量之间呈现一种类似于线形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不是线性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把这种线形的关系利用解析几何的知识转化为直线方程并不困难。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直线方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方程，就是在“某种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的一种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发现这样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

但是，在从数据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变量间“规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在使用数据之前，通过对先验的知识进行演绎和推理从而得出一系列“定律”。这就是我们在数理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些数理方程式。这些数理方程就是我们对世事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导。尤其是在确定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之间的可能具有的关系时很有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方程式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得到证明。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证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检验这些先验的定律是否符合实际，或者得出一种明确的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形式，从而对数理方程做出了适合实际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因为不同的文化等隐性的制度因素，这些定律可实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始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先验的推理，建立一种解释世事的假说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个学者的虚荣心。

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灵魂是：通过先验的演绎和推理得出理论模型，最好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中会有参数，那么利用数据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一条回归方程，并通过假设检验来确认这个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满足了理论建立时的要求，那么就证明了那个先验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理论进行预测。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就是在这些思路下进行的技术探讨了。

对计量经济学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时掌握，是掌握这门学科并加以实际运用的重要素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是一个计量人的必备素质。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伟大的思想来源于熟练的技巧。就像武侠中的“打狗棒法”虽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个使过无数次“打狗棒法”的丐帮帮主足可以因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过于沉迷于高级计量的数学推导，我们就很可能失去欣赏这门学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机会，并且因为数学知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沮丧可能会阻碍对其进一步的学习，从而失去了领悟计量经济学所蕴含的大量关于生活的智慧的机会。因此，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对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过多的论及，而主要是看其蕴含的智慧之美。

三、计量经济学：智慧之美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这种从样本推断整体的思想。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对这种思想可能会更加珍视。比如，如果我们有一种信念，比如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书法家。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呢？计量经济学和书法家们都会这样建议你：先选取几十个字来，集中精力把这几十个字练好，最好是临摹以往大师们的作品。这样，你就几乎能够发现写好字的要领。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字都练习到，我们只能够由“样本”来推断所有字的写法。并且，我们坚信这些“样本”蕴含了足够多的关于写字的要领或者说是写字规律的信息。这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智慧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几乎将这种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指导我们成就卓越。无论是学习、应试、还是搞艺术，甚至想要成为武林高手，都可以应用这种思想。“样本”往往是我们窥看世界本质的窗口！有心人自会从这里得到无尽的启发。

计量经济学就像从一个古老的神谕里蹦出来的智慧精灵，它几乎全面的改变了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看法！掌握一种过硬的分析数据的能力，无疑会全面的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这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常地被认为是一门空洞无用的理论，这是在未有数据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见批评，先验和演绎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了计量经济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工作方式无疑会培养我们踏实做人的人品。并且因为处理问题的独特技巧和思维，掌握计量工具的人会得到青睐——来自上司和运气。

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还对我们的人生哲学有着指导意义。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好像那滑过天际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间的美丽。这瞬间如何解释？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瞬间？

人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如果这个宇宙尚且遵循着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信念加以演绎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的随机行走过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甚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是随机的、紊乱的、偶然的和无序的。但是，这种无序和紊乱最终会走向有序。用计量经济学的说法，我们会从这些紊乱偶然的样本中得到一个回归方程。这个回归方程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轨迹的认识永远是后验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得出一个回归轨迹作为我们人生的预测，这种东西没有预测意义。那么这种有序的观念究竟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发呢？

那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发生于我们周围的看起来是好事或者坏事的东西耿耿于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挑剔上天对我们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古就有“福祸”的智慧之言。以一种应有的宽容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人生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我们的职业追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某些年里需要紊乱和无序，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越是紊乱和无序的样本，我们就越容易得出稳定的统计定律——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传记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们可能做过记者，参过军，被抓到过牢里，看起来和其最终的路径有了很大的背离，可是这些背离最终回归到这条路径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确定，是不是这种每个阶段的紊乱和无序最终造成了他们稳定的人生轨迹？！

人生需要这种随机性。并且如果我们要想有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依照计量经济学的理念，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样本足够大。如何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多？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随机性？那就是：我们要过主动追求的人生。当我们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去追求时，我们就在客观上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因为，在你主动追求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惊喜和奇遇。消极和封闭的人生态度不利于扩大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样本不具有变异性，就难以得出好的回归方程。我们都应该学学“苍蝇的哲学”，苍蝇的四处乱撞让苍蝇即使在被困的时候也有机会逃脱。这也许是更有含义的古语的一句话的意思吧：树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们的追求中，因为，我们应该珍视随机性，因此，对于得失就不必太让自己负累。得失是随机的。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的东西面前，可能只是一个慈悲的玩笑。太过于在意也许是失去了更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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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经济人；非理性；偏好

中图分类号：F242；F272.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3

一、引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规定了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利己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为基础就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效用论、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经典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人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会环境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人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于现实中一些“非理性”的经济现象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一些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行为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发展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诸如利他主义、公平、损失厌恶、过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阐述，特别是利他主义。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试图说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为，要发扬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这样才能保证和维持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除此之外，边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动在人的经济行为中产生的作用。他认为，面对选择，人追求的目标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满足的程度，心理满足程度的大小决定着选择的绩效。

当经济学说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一思想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尤其得到了发展。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概念就包含着主观因素对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时凯恩斯的投资行为会受到群体因素的影响的理论对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认为市场的波动会受到群体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

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经济学的萌芽开始产生。经济学家开始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到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当中去。在这期间，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早期行为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及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的决策。这一理论已经向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乔治卡托纳甚至对“理性人”这一公理化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强调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为人的内在动机决定了人的行为。

此后，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开始兴起。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着手联合起来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到，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的阶段。他结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对少数民族歧视、竞争与民主、犯罪与惩罚、家庭和婚姻等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社会现象做出了解释，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运用经济学及心理学的理论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理查德・泰勒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泰勒是“第一个提出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发展出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主流经济学强调人是纯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有效市场；而以泰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者则认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选择，人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作为选择设计者在现实中建立一个选择的框架体系以便促进人们做出更好的x择。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投身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诸如戴维・莱布森和马修・拉宾描述了有关人和金钱之间存在的一种“反常现象”，即在储蓄行为中出现的“夸张贴现”现象。威廉・庞德斯通指出人们并非总有明确的偏好，提出选项的方式方法会影响人们做出的决定等理论。

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定义众说纷纭，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就是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试图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试图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中是存在着“非理性”的。

三、理论成果

1.有限理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成为了行为经济学者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与“理性人”假设所强调的经济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不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维能力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行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标准是追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决策。

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由于获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无论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无法获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残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决策，从而也可以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用于解释那些非理、随意甚至于“不明智”行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为经济学者甚至其他经济流派的学者在一些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如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和社会准则等问题上有所突破。

主流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全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这些对于“理性”的判断标准本身是理性的吗？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不精确性和弹性。在现实研究中，诸如凯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绎推理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理性人”这一概念，他们往往是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于个体的行为做出“经验上可信”的假设，就连弗里德曼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提到我们无法逐一对理论的假设做出“经验上的检验”。而所谓“经验检验”依然是根据人们长期以往对于现实社会的普遍性的认识甚至是道德层面的普遍性认同为依据的。而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普遍的认识和认同”或者“社会准则”或者说“常识”反应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的行为上都是有差异的，继而对于“理性”的定义以及判断“理性”的标准也存在偏差，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无法做到完全统一的。因此，“有限理性”显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贴近现实。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设完全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进行的。对这类研究，通常个体的认知和动机等经验事实并不进入分析而与分析的结果无关，从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帮助演绎推理。

2.选择框架

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学者们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制。

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在涉及到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中框架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设计的“疾病治疗困境”实验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表1）。

事实上，在正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A，而在负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B’，即便同一种治疗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实际上治疗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显然积极描述要比消极描述更具有吸引力。

人们往往在面对过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症”。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名市场营销专家在超市布置了两处果酱展示台，一处只展示了6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果酱，而另一处展示了多达24种果酱。实验发现，24种果酱的展示台确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围观，但是最终还是6种果酱的展示台的购买率更高。这就表明，可提供的选择越多，人们反而越难以决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放弃选择或者另寻它法。

锚定效应是指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从而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该信息所限定的某种模式之下。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人们的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或者是虚假的，那么估测的结果就会产生偏差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歪曲。

以上提到的现象表明，人们在面对选择时，提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环境因素等对于人们的决策行为影响是很关键的。积极的因素会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而消极的因素会使人做出错误的决定。理查德泰勒强调，为了使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政府、企业等应该构建一个有效的选择框架来引导人们进行决策。有时只需要一个“温柔的推动”（Nudge），与强势的命令相比，这种非强制的方式人们更乐于接受，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他们做出选择设计者所期望的决策。

3.不确定性（系统偏差）

正常情况的选择已经足够复杂，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就更加难以做出决策。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偏离经济学理性状态下的标准范式，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假定存在着系统偏差。

小数定律就是系统偏差的典型。大数定律是统计学中的概念，相较于小数定律，大数定理更加被人们所熟知。该定律的前提条件是样本规模足够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都是小样本，小样本的均值不会遵循大数定律接近于总体的均值，而是出现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更容易受到小样本的过度影响，尤其是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4.偏好

常规理论认为偏好是预先存在并且稳定的，而心理学家则认为偏好是构造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如坎内曼、特沃尔斯基、拉宾等对偏好的一些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断的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选择的设置和外部因素会影响偏好的形成，人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苹果。人对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递减趋势的，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损失获得的关注度要更高，人们对于损失的估价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个参照点，人们常常对于某个行动的后果与这个参照点的相对差异比较敏感，反而对于行动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发展趋势

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正统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要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是试图解释人们非理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势必要成为一种潮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成功结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对分散还需要全面系统的检验、完善和稳固。如何使得理论更加合理、系统和科学更加贴近实际与现实相符是今后行为经济学所要发展的目标。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西方，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目前，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家理论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评述和总结，而将相关理论应用于实际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贫乏。尽管有黄祖辉、胡豹、汪丁丁、奚恺元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在学结西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国学者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不断开拓眼界、转变思维方式、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终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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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摘要：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创立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的创立开辟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分析。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奉为圣经，一直是西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候的依据，但是随着“滞胀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凯恩斯主义经济很大的不适应性，但凯恩斯经济理论也得到了发展。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挑战；理论发展；新凯恩斯学派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突破以及核心理论

20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瞩目的经济危机，在这一经济危机下，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显的无能为力。其中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自由市场可以调节经济危机的论调更是得到了彻底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问世。在这本书中，他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自动调节理论，采用了全新的总量分析法。他通过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分析，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凯恩斯对于传统经济做出了突破性的观点，这一突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传统经济学尤其是以萨伊为代表的学派奉先“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并不真实存在，只会出现局部的经济失衡。而凯恩斯明确否认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因为生产过剩而造成的经济危机。第二，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是万能的，任何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而凯恩斯在其经济理论中明确否认了这种看法。他反对自由放任，主张进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在具体的政策主张上，凯恩斯提出扩大政策的财政支出，通过提高预算、发行公债、来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凯恩斯对货币数量理论进行了革新，提出了全新的货币理论第三，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来源于有效需求不足。他从就业、生产的根本性因素进行考察，创立了被称为凯恩斯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的有效需求原理、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三个基本规律。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经济学试图从外部寻找经济危机的方法。

二、凯恩斯理论的核心

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首先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基础或者核心则是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一般理解为均衡状态时的需求。这里的均衡状态指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相同或者在需求―供给图中表现为两条曲线相交叉之值。需要提醒的是，有效需求的对象并非指单个行业甚至企业，而是整个社会。一般来说，需求决定了就业量；需求不足由就业所造成。另外，从就业、收入、消费这三者的关系来看，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消费和就业的增加会带动收入的增加；反过来，收入增加也会引致消费的增加。进一步的分析，凯恩斯提出了针对有效需求的三个心理定律。这三个定律无疑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中的关键。它们从资本效率、消费倾向、流动性这三个角度阐述了影响有效需求的因素。这对于传统经济学无疑是很大的发展。这三个心理定律的解释了无疑是全方面、多角度、多层次。以流动性偏好定律来说，它引出了货币量和利息，并解释清楚了它们和消费的关系。因而它也成为了凯恩斯有关有效需求的三个定律中的核心。凯恩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他的理论。

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中的就业量不需要人为干预，会自动达到平衡。这一看法的基础是就业量会随着工资率的变动而变动。但是凯恩斯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工资的变动会影响总需求，减薪虽然对企业产生有利影响。但货币工资率整体降低会影响总需求，从而使按比例减少。因此，从长远来看，更大的生产和就业能保持只有当增加总需求，因此，与减薪换取利益的做法是不好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价格在分析需求和变化，增加货币数量之间的价格水平的总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首先降低利率。由于利率降低，利润率将提高，因此企业投资扩大和增加投资物业及在国民收入随之增加的需求，同时也由于增加国民收入，通过乘数效应，对消费品的需求将增加。需求增加，刺激生产，供应也将增加。虽然增加的需求使价格上涨，但供应量将降低价格扩大。当需求和供给达到均衡价格，而不增加货币相同的比例。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还包括：缺乏时，当劳动力供给，不应该增加货币量，否则会导致真正的通胀。当非自愿失业普遍存在，如果不增加货币量，降低利率，刺激有效需求，将形成失业的压力，阻碍产量增加。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往往是失业，因此，增加的货币量来刺激有效需求，从而提高价格，这成为凯恩斯达到“充分就业”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挑战

（一）理论假设遭到了挑战

凯恩斯理论首先遭到的挑战是其理论的假设前提。众所周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模型的重要假设前提是工资和价格表现为刚性。新古典学派认为凯恩斯并没有对这一假设前提进行很好的解释。即凯恩斯所认为的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调节实业的原因。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中经济社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这一现象。同时新古典学派认为凯恩斯理论的前提假设忽略了两大假设。首先是经济人在市场活动中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其次就是理性预期。它是有效利用在长期平均经济变量的前提下，所有的信息说最准确的，但符合利用经济理论，模型的预期。而凯恩斯理论中理性预期的缺失造成了其模型中个人行为的不一致。

（二）政策作用遭到了挑战

凯恩斯理论产生的背景是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因此其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对于经济危机的分析是很正确。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利用货币政策的方式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凯恩斯的政策并没有发挥出应用的作用。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凯恩斯理论只是应对短期经济问题才有效。事实上，对于经济危机的问题早在19世纪的时候，马克思就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相互冲突。因此提高人民的普遍收入、进而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

（三）政策的传导机制遭遇到了挑战

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其一是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即流通性偏好的途径；其二为利率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即投资利率弹性的途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乘数效应来达到目的。这一政策传导机制是凯恩斯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正如卢卡斯所指出，凯恩斯没有考虑到政府决策中的私人依赖性。事实上，私人的经济决策会发生变化。这样凯恩斯经济学对于政策的效果就产生了高估，政府的政策不一定会达到其所要设定的宏观调控目的。

四、凯恩斯主义经济的发展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发展

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结合马歇尔对于经济活动的微观分析，以及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基础上对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了发展。这一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古典综合派对于凯恩斯在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所建立的就业理论进行了改进，他们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政策，增强来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适应性。第二新古典综合派改进了凯恩斯经济学对于经济分析只注重静态分析的方法，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动态机制。新古典综合派同时提出了一些政策主张，诸如在经济衰退是扩大政府开支和货币供给，在经济繁荣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给。但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主张对于经济危机的防止上仍然显的无能为力，因此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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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有市场经济学之称，流行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西方经济学于15世纪产生，是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国家对其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政策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分析而形成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广泛了解，特别是在1929年西方产生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被学者信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在它悠久的历史中，三次重大的变革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三次革命分别是古典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

一、古典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7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法国等国家逐步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的干涉主义的思想，着重要求从生产领域中研究财富的增长，以自由放任态度为主，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古典革命”。

17世纪，英国打败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逐渐成为世界霸主，开办了东印度公司，进行全球贸易，掠夺资本，使产业资本疯狂聚集。17世纪下半期，英国出现反对重商主义。1776年，“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是古典经济学战胜重商主义的里程碑，西方经济学由此过渡到了古典经济学时期。但亚当・斯密并不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古典经济学早在英国威廉・配第的学说中就已出现，亚当・斯密将其宣传于世，李嘉图发展壮大直至结束；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儿的学说中初现，魁奈完善，西思蒙第结束。

古典经济学学者反对政府干预政策，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批判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荒谬理论，克服了重农主义者认为的“只有农业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局限性理论，综合二者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理论多以学说形式出现，但古典经济学学者的理论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了系统体系，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60年代，古典经济学学说快速发展。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稳定时期，同资本主义制度共同发展，不可避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初期资本主义色彩。古典经济学学者多把关于经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同相同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和各种经济变量之间作用的机制结合分析，使制度和经济发展结合，到后来学者逐渐歪曲前学者的理论概念，有意掩盖和歪曲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的实质，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既定制度下的经济资源配置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引起了少部分学者的不满，经济学家兼实证主义哲学家的约翰・穆勒既想讨论物质生产的不同方面，又不愿意把社会内容和资源配置的内容包括在同一范畴之内，他企图把经济学划分为“因其自然天性而产生”和“受国家制度影响”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尽管约翰・穆勒没用完成系统转变，但十分有效的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关于这两个部分的独立研究。

直至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出现，西方经济学彻底抛弃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开始转向对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才全面完成了这一过程的转变。

二、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处于过渡时期，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西方经济学逐渐融入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数量分析、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等各类研究方法，因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又产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的学者――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发现了边际效用的递减原理。后又经过经过维赛尔、帕累托、马歇尔等边际主义者的发扬，最终明确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理论体系。边际革命是以消费者行为为出发点研究价值的问题，价值决定被看成是消费者个人的心理变化。边际主义者坚定的认为竞争是调节经济的有效途径，是竞争在生存和消费之间建立了均衡势力，边际主义者的微观经济理论被誉为新古典经济理论。

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间的矛盾愈加深化，经济危机连续发生，推动人们改变视角，开始从宏观上探寻和研究经济危机的产生，因此随之出现了很多宏观经济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运用总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成了信的宏观经济理论――动态均衡论；熊彼特根据均衡理论，运用生产要素的新因素解释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马歇尔提出了货币流通数量论；美国学者密契尔运用宏观视角对国民收入进行研究。这些宏观理论对后来的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是宏观经济学建立的基础和前提。

边际革命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学者的理论所推动，新古典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的延续和发展，边际革命是研究方法论上的革命，以资源配置为经济研究的中心，使经济学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三、凯恩斯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在1929年―1933年期间爆发了第一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也宣布了“萨伊定律”的失败，也说明了西方经济学前期理论的错误，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出现了第三次革命，也是最著名的一次革命――“凯恩斯革命”。

处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文中，阐述了需求原理，否定了萨伊定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供给是自行创造需求的，所以不会发生大型的经济危机”这一说法，他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由于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收益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这三大心理规律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和萧条，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缺乏信心导致危机爆发。他坚持提升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权，运用财政与金融相结合的办法，提高公共支出，降低利率，刺激群众消费，推动投资等方法，刺激需求，以实现经济的均衡状态，严厉抨击萨伊定律，摒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

不得不说，凯恩斯革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他从心理学规律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危机的爆发，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的理论强调短期、静态的分析方法，忽视动态分析方法；强调宏观经济方面因素，忽视微观经济基础；强调需求因素，忽视供给因素。凯恩斯的理论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也不能否认的是他的思想政策的确带来了西方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

凯恩斯革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西方经济学时代，推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丰富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极其关键的时期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也为当时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道路，凯恩斯不仅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奠基人之一。（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 蒋自强.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 尹伯成.西方经济学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 王丙毅.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变革与新古典范式的命运[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4] 刘庸.西方经济学概念的革新和理论的发展[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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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网络的出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代替的积极促进作用。网络在经济、社会生产中随处可见，现在绝大多数企业利用计算机网络推销产品服务，实行企业网络营销策略。我们应该因此树立起信心，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相信在未来网络将为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变化，为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发动不可抗拒，向前快速驰骋的引擎。下面作者从网络经济学角度出发，向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网络经济学，网络经济学有哪些特点，在改变现实生活中有哪些重要体现。

网络经济学概述

网络经济学顾名思义，它是以计算机网络为载体，承载经济学知识理论的一门学科领域。它由网络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应运而生，是专门研究各种网络经济运行方式的科学[1]。从广义上来讲，它是指呈现网状运行行业组成的产业群体，狭义上来讲是以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群体[2]。

网络经济学的产生背景与内涵

网络经济学的产生背景。从网络经济学的产生背景来看，其产生必然与网络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是其产生的技术基础。从本质上来说，它离不开经济学理论发展，它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物。在过去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分配制度体现平均主义，从改革开放时期，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体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过去经济增长方式是劳动和资金密集型技术，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知识信息密集型技术。网络承载了高容量的信息数据，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

网络经济学的内涵。网络经济学是运用网络，充分发挥网络的功效，把网络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发挥网络与经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使两者相互促进。它是相同技术的企业行业构筑的一条产业链，经济性财产所有者在经济交易中体现出来的外部性。不同性质的企业通过混合机制作为一种管理结构，实现企业之间的团结合作。利用网络将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社会关系像网状般连接起来，能够使社会合作长期维持下去。网络像一个三维结构的织网，在交易主体在进行两个交易中，具有跨越性，在交易中形成外部性的特征[3]。

网络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映射

网络经济是传统经济的改革创新。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较，其交易更加方便快捷，它可以是一种无形的营销方式，即可以不需要消费者与销售方直接面对面地进行交易，直接通过网络实现资金的流转，间接通过快递等物流运输方式实现产品服务的转换。

在网络经济学一个鲜明的实例首屈一指先提到淘宝，淘宝是国内著名的电商，是商品销售行业的佼佼者。它通过网络销售实现了销售者与消费者在网络上实现资金的流转，特别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节假日期间淘宝都会采取优惠措施，在网络上优惠信息，通过支付宝实现资金的流转，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推动了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边际效用递增规律。网络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与过去传统有着一定的差异，它是产品销量的增加，消费者、销售商的消费行为不断增加。简要理解就是产品的销量与消费行为成正比，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数量越多，产品销售数量就越多，其效用也同步增加。

拿国内的通信行业为例，移动、联通、电信三家通信企业在同一天实行了短信定价调整，在过去只有相同用户之间发送短信价格低廉，经过差异定义的调整，三个用户之间相互短信的费用是一条一角钱，从短期来看，会使三家公司利益亏损，但是从长期来看，三者之间相互发送短信的价格较之以前降低了，价格的降低，会使消费者发送短信的行为增加，消费者的增加，发送短信的数量就增加，发送短信的数量越多，通信公司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正反馈起主要作用。正反馈打破了传统经济学里面的市场均衡理论，使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形成适者生存的机制。就好像声音一样，使用工具敲打桌面，振动频率越频繁，其声音强度就越大。

以京东商城，经过网上购物的消费者对其并不陌生。它是我国最大的自营式电商企业。它是中国第四大互联网上市公司，是全球互联网公司十强之一。它是如何做到实力如此雄厚，从其公司发展史来看，京东商城只是其网络营销渠道，1998年京东公司在北京中关村正式挂牌成立，几年后进军上海，开创了京东产品博客系统，是国内第一家以产品为主体对象的专业博客系统，2007年在改版后京东多媒体网改名为京东商城，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了三大物流体系，又开始发展平板电视，开通全国上门取件服务，先后有多家公司合作，建立分公司。

摩尔定律与拥抱标准。摩尔定律的出现，企业通过开发新技术，获取动态竞争优势，加强了提高竞争力的能力，使企业自身在市场竞争中占有绝对位置。Internet与网络电话的出现又为经济贸易提供了一种有利条件。

通过上述对网络经济学的论述可知，网络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各种网络经济运行方式的科学。它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的映射主要体现了对传统经济的改革创新，运用了摩尔定律与拥抱标准。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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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产品定价 保险精算学 保险经济学

精算一般是指运用数学、统计学、金融学、保险学以及人口学等学科知识和原理，定量解决工作，尤其保险经营管理中的实际问题，进而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精算和保险的结合形成保险精算，保险精算是精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运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研究关于保险领域问题的一门学科。从微观层面来看，保险经济学研究个人、保险人、保险中间人、保险监管者在市场中的行为决策，如何在有限资源下达到效用最优。从宏观层面来看，保险经济学研究保险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及影响。在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中，保险产品定价是它们共同的重要内容，究竟这两门学科中保险产品定价有何异同，这正是本文所要尝试探讨的问题。

一、保险定价的数理基础

（一）保险精算学中保险定价的数理基础

大数定律在保险定价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利用贝努里大数定律和泊松大数定律来估计风险损失发生的概率；二是利用大数定律来分散和降低风险；三是大数定律是衡量保险公司财务稳定性的数理基础；四是大数定律也是再保险的数理基础。

保险精算一般分为寿险精算和非寿险精算，它们具有不同的数理基础。寿险保费的计算涉及的数理基础主要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人口数学、利息理论和生存模型等。非寿险保费的计算比寿险保费计算更为复杂，因为非寿险中损失次数和损失额都是随机变量，其涉及的数理基础主要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信度理论等。

（二）保险经济学中保险定价的数理基础

保险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有赖于不确定情况下的经济分析工具的发展。金融定价模型，如投资组合选择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最佳证券投资理论、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折扣的现金流模型等，在保险定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保险经济学中保险产品定价的重要的数理理论基础。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应用到保险业后可以发现，均衡保险价格反映了保险经营中的不变风险。如果保险风险和金融市场风险没有统计相关，那么均衡保险价格是以预期索赔成本的现值厘定的。如果它们是统计相关的，那么均衡中会出现正的或负的保险附加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一个主要局限在于其没有考虑诸如有限责任及不对称税收计划等要素引起的非线性影响。

（三）保险定价数理基础的差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保险精算学中定价的数理基础是纯数学的、概率统计的，而保险经济学中定价更多的是基于金融数学、随机过程。尽管二者都采用了数学分析手段，但各自的侧重点不相同。

二、保险定价的基本原理

（一）保险精算学中保险定价的基本原理

保险精算学中保险定价的核心内容是厘定纯保费，用E表示。纯保费厘定的基本原理是收支平衡原理，厘定结果为精算公平纯保费，即纯保费与保险人未来预期保险责任赔款损失相等。用L表示保险人在签单生效时的损益，表示保险人未来预期保险责任赔款损失现值，X表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缴纳的纯保费的现值，则保险精算学中保险定价的收支平衡原理可以表示为E（L）=0，即E（Z）=E（X）。尽管寿险精算和非寿险精算所处理的风险性质不相同，但是纯保费厘定所适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具体的厘定纯保费模型上有差异。给定了预定死亡率（非寿险为预定损失率）、预定利息率（非寿险是短期险，一般不考虑）、预定费用率以及安全加成或利润因素等，采用收支平衡原理厘定毛保费。在保险精算中，这些预定的定价因素是从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以往经营中得到的经验结果，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同的保险公司之间可能会存在个体差异性。

（二）保险经济学中保险定价基本原理

保险经济学中保险定价和保险精算学中保险定价的不同之处在于，保险经济学定价在保险价格的决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市场的作用，应用了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决定原理。因此，保单价格应该是风险和收益的一种均衡。相对而言，保险精算中的精算保费模型是从供给方面着手，它假定价格由保险人单方面决定。在保险经济学中，由精算学者和金融经济学者共同发展的保险金融定价模型成为了保险定价的主流趋势。在保险经济学中，在不同的保险市场和经济条件下应用经济学理论来考察保险定价。在完全市场模型下，认为由竞争决定的长期均衡保险费即公平保费与索赔、销售费用、所得税和其他成本，包括税收以及资本成本等的预期现金流的风险贴现值相等（Myers and Cohn，1986）。保险经济学者也在资本冲击、价格管制等经济条件下来考察对保险定价的影响。

三、保险产品定研――保险精算学与保险经济学研究比较

通过上面的分析，对于保险精算学和保险经济学中关于保险定价的一些联系与差异，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探索性的结论：

（1）从数理基础上看，保险精算学偏重于纯数学的、概率统计的的数学工具，而保险经济学侧重于应用的、随机过程的、和金融市场结合紧密的数学工具。

（2）从定价的基本原理上看，保险精算学立足于计算公平保费，使用的是收支平衡原理。保险经济学立足于计算市场均衡保费、最优保险保费等，充分利用了经济学原理，如供求均衡原理、效用最大化原理、市场结构理论等。而且，在保险经济学中，保险被看成是一种金融产品，在其价格确定时，也充分利用了金融产品价格确定的金融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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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批判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7-0048-01

“批判实在论”是一门源于英国、发扬于欧洲的科学哲学。“批判实在论”这个术语是巴斯卡提出的“先验实在论”与“批判自然主义”这两种思想的结合表达,其思想的主体是通过历史的自我意识和辩证法消除反理性主义和归纳论的理性主义。

1 批判实在论的兴起背景――实证主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想便是实证主义,其以休谟、康德为代表的因果律为理论核心,认为规律取决于原子式的事件或事态的恒常联系。实证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与争论,主要围绕于所谓的波普尔――亨普尔模型:社会科学必须追求科学方法上的统一,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实证主义观点),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最为重要的是:解释和预测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能对现象进行完整的解释,则必然能预测到现象的发展。

实证主义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遭到学界的猛烈攻击。主要是来自后现代思潮的批判,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则另辟蹊径,不仅对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错误理解进行批判,也对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反实在论观点进行批判。

2 批判实在论的哲学基本思想构建

2.1 批判实在论的立论基础――先验实在论

巴斯卡于《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1975)中提出了其先验实在论思想。柯利尔认为所谓的先验论证所指的是“从一个已经发生的现象,推出一个持久性的结构的论证,也可理解为是从一个实际事物,推导出一个更基本的、更深层的使该事物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某种事物的论证形式”。而巴斯卡认为其先验论证是一种反证的论证,即从一个现象的描述,追溯到产生此现象的某一事物的描述,或是从一个现象的描述追溯到促成此现象的某一条件的描述的一种论证。此处的先验论证并不是以科学家掌握的研究成果为前提,而是科学家的实验活动。科学实验不仅是先验论证的前提,也是参与论战的各方都接受的根本前提。

“先验实在论认为科学知识的对象是那些产生现象背后的结构和机制,及科学所需的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知识。这些对象既不是经验主义认为的单纯的现象,也不是唯心主义者认为的是我们理性所建构出来并强加在现象之上的,而是一种更为持久的实在的结构,它不但独立于我们的认识、经验之外而存在,同时也独立于我们获得它的条件之外。”真正的实在论符合如下条件:第一,客观性:事物的真实存在不是由它们是否具有可被认识的实际存在而决定的;第二,可错性:认为上述超越实际之后的存在,并不是绝对无误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被我们后来的新知识所修正的可能性。第三,超现象性:指我们能够认识到的还包括存在于实际表象之后的看不到的结构的知识;第四,反现象性:认为我们对这些深层结构的认识,不仅仅是超越实际并能够解释表象,其有可能是和实际表象相矛盾的。

由此,可以总结出批判实在论具有以下特点:(1)它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把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产品;(2)它认识到科学知识的客体的独立存在;(3)由于以上两个条件得到认可,它就把科学实验和发现解释为同时发生的物质和社会行为。

2.2 批判实在论的哲学取向――批判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主张的科学的首要目标是科学的解释与预测,也就是解释项的先行条件和普遍定律与被解释项的描述的经验事件的逻辑关系。解释是从已知结果去逆推其原因,而预测则是从已知的原因去推定其结果。认定这种因果关系是在一种普遍的关系的基础上,进而在定律的性质、理论的作用、解释的模型、以及预测的模型等层面上,提出一系列的特定主张。

批判实在论选择的折中道路首先判定先行条件与机制两种观念的因果关系,从而认定唯有机制观念的因果关系,才能通用于自然世界或社会世界这样的开放系统中,以此作为方法论的基础进而在定律的性质、理论的作用、解释的模型、以及预测的模型等层面上,提出另一系列的特定主张。批判实在论利用了介于形而上学体系和实证主义之问的第三条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世界的突现特性。所谓突现(emergent),意谓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质聚合在一起时,有全新的物质产生,这种新物质具有它自己独特的机构与机制,不能被还原为组成它的各个成分。

(2)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实证主义将休谟式的因果律作为理论核心,认为科学规律即原子式的事件的恒常联系,即事件x总是伴随着事件Y的发生。故我们要以先验实在论所提出的深度本体论作为基础来理解社会科学这个开放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即将因果关系视为一种机制。

3 批判实在论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批判实在论和非主流经济学都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集中于具体理论有很大不同,批判实在论是从经济学学科的性质人手的。劳森认为,只有经济学家们放弃演绎主义的方法,认识到本体论推理及其对经济解释所产生的约束的重要性,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

批判经济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虽然经济学界对方法论问题已经掀起过一阵研究热潮,但大多数人接受的仍属实证主义阵营的波普经济学方法论。批判实在论的提出为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另辟蹊径。

其次,这将有助于学术研究多元化的格局。许多人在谈到现代经济学时把已有很大发展的非主流经济学排除在外,这与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流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非主流经济学为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前沿问题。实证主义是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深人研究对其持批判态度的批判实在论,将为我们更多地引入非主流经济学提供更大的空间。

再次,它为非主流经济学的综合和迅速发展提供了统一的科学哲学基础。与其他种类的经济学方法论不同,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它植根于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批判实在论利用了许多学派的许多见解,并使之更加明确和一致,这有助于推动这些学派之间的交流和综合,形成替代主流经济学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1]Lawson.T.Reorienting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2003.

[2]殷杰.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现状、趋势和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6,(3):26-38.

[3]Andrew Collier.Critical realitism: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 philosoph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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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ndrew Collier.Critical realitism: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 philosoph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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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oy Bhaskar.The possibl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nman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ge Third edition,1998,3

[8]托德・瓦斯尼基.知识、创新和经济[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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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克强经济学”；供给经济学；萨伊定理；减税

1 供给经济学的起源及主要观点

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但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局面，其正宗地位受到极大冲击，供给经济学于此时在美国应运而生，因强调供给即生产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得名。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实施“里根经济学”，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供给经济学，“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如削减政府开支、减税、改革规章制度等正是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供给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信奉“萨伊定理”，强调供给第一

在需求和供给关系上，供给经济学信奉“供给创造其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凯恩斯的刺激需求措施是引起滞胀的根源。其逻辑是：需求增加并不一定造成实际产出增加，反而容易引起物价上涨（特别是货币超发时），导致储蓄率下降，利息率上升，从而影响投资增长和技术革新，滞胀因此形成。

供给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水平和能力，应当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而非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国家应该制定“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投资和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平稳。

1.2 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

供给经济学基于萨伊定律，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求总是平衡的，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发挥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最佳经济体制，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只会给予过多的、不适当的管理限制，从而阻碍了企业生产增长。例如价格管理、失业救济、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等政策造成工资与物价水平在危机时依旧坚挺，而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造成社会资本的浪费，阻碍了生产，削弱了供给，造成供求失衡。

1.3 降低税率，刺激供给

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但是供给水平的大小即产出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而劳动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取决于各种刺激，在所有的刺激中，税率的变动时最重要、最有效，税率的变动影响着劳动力的供应，影响着储蓄、投资等各种经济活动，人们关心的是税后收入。

减税有诸多益处：减税能刺激储蓄，增加投资，从而刺激供给，增加经济产出，抑制通胀；减税增加产出，扩大就业，同时刺激劳动者工作热情，富人更富，但是穷人也增加了收入；减税因为增加产出，课税基础扩大，政府税收可能不减反增。

1.4 削减政府开支，反对赤字财政

供给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也内涵了政府要削减开支，因为政府刺激需求的举债政策很容易造成财政赤字。同时还反对政府过多的军事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认为过多的社会福利容易滋生穷人的依赖心理，不利于扩大就业，提倡智力投资。总之政府支出容易造成企业投资减少的挤出效应，政府要注重财政支出的平衡，不能过多地去和企业抢夺社会资本。

1.5 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反对通货膨胀

正因为信奉萨伊定律，供给经济学主张政府的货币政策应该有所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适应即可，不可盲目扩张。

2 “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巴克莱资本公司认为“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执政伊始，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各方面要求中国出台新的经济刺激的呼吁，同时整顿金融秩序，特别是影子银行业务，摸查地方政府债务，为之后的结构性改革铺平了道路。

观察新一届政府出台的若干重大经济改革措施，确实印证了国内外学者的判断，即背后有着供给经济学的影子，国内的贾康、白重恩等学者更是开创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新一届政府出台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政府不断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表明了政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心，不断退出在各个领域的干预，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刺激供给。如取消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准入类职业资格，有利于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创业精神。

2.2 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但离发达国家80%的水平尚有很大的距离，政府现在认识到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让农民进城，盲目城镇化只会加大房地产的泡沫，形成虚假需求。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让有条件的农村户口在城镇落户，解除制度供给方面的约束，刺激社会供给产出。

2.3 建立上海自贸区，推动区域合作

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在WTO规则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对外经济的空间与活力，中国政府设立上海自贸区，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同时积极倡导建立陆路和海洋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和欧盟、南美、非洲的经贸合作。通过制度改革来减少政府对外经贸的干预，通过国际货物运输路线和方式的优化来降低企业成本，刺激了外经贸供给产出的增加。

2.4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可以让民间资本有较好的投资出路，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可借产权变化来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企业管理的现代化，从而避免和减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预。

2.5 实施定向降准，启用PSL工具

为提高“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供给能力，通过定向降准鼓励金融机构提高配置到“三农”和小微企业领域的贷款比例，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了支持棚户区改造，央行向国开行发放万亿元抵押补充贷款（PSL）；同时坚决压缩产能过剩行业包括房地产的贷款。货币政策有保有压，新增贷款规模不断缩小，严防通胀。

3 对“克强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

从以上分析来看，“克强经济学”下的主要经济改革措施体现了供给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但是基于供给经济学理论，尚有出台新措施的空间。

3.1 降低税率

有学者测算目前我国宏观税负达到40%以上，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税负在20%左右，美国是30%，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普通劳动者的减税，同时规范不合理的收费，激活中小微企业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者的储蓄和消费水平。（下转第290页）

（上接第224页）3.2 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

目前国家和地方已经在大幅度压缩三公消费，但在公车改革这块需要加大力度，避免车补成本超过改革前用车成本。

加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薪酬改革，避免社保基金亏空而增加政府的额外财政负担。

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轻易盲目乱投资增加债务，尽量退出经营行为，只提供公共产品。

3.3 加快反垄断的步伐

供给经济学是基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垄断既压抑了供给，又限制了需求，因此国家需要加快反垄断的步伐，反垄断的对象包括在中国市场上经营的所有国内外垄断企业，要打破垄断的制度壁垒，允许不同资本自由进入，同时要注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启蒙消费者维权意识。

【参考文献】

[1]巴克莱资本公司.经济学的三大支柱[N].东方日报，2013，06.

[2]贾康，徐林，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比较与分析[J].现代产业经济，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