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区域动态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义乌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088-02

引言

2012年，义乌市登记流动人口数为159.5万，远远超出常住人口。同时，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义乌市在中国最具竞争力百强县（县级市）排行榜排名位列14名。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的进步，这其中又以人的因素为首，人的素质的提高才能推动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产出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从影响经济增长的源头因素来看，人力资本才是重要的因素，大量的流动人口对义乌市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人力资本由舒尔茨（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并经贝克尔（Becker Gary，1964）等人的补充和发展，形成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卢卡斯（Lucas，1988）和罗默（Romer，1986）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同物质资本一样的独立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运用微观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力，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新贸易理论的代表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也受到产业集聚等因素的重要影响，生产要素通过流动产生空间上的集聚，会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1]。

国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经济正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加之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因此，国内学者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侯亚非和王金营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外生变量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顾加宁对中国人力资本的集聚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 [3]；郭永昌分析了上海市闵行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集聚成因和空间集聚基本形式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构模式 [4]。

针对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区域动态人力资本”在本质意义上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的概念相同，它是指某一区域动态流动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具有某种学历（教育水平）和技能特征的劳动力。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流动的务工经商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称之为人力资本。需要说明的是，动态人力资本应包括人力的流入与流出两个方向，但义乌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流出的人力资本相对流入的比例较小，因此在本文中将忽略流出人力资本存量。

二、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存量分析

动态的务工经商劳动力的数据来源于义乌市2012年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报告和境内13个镇街6 863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情况汇总，得出义乌市流动人口的结构状况 [5]。

（一） 以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分析人力资本构成时，不仅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学历结构，还特别重视与学历结构相关联的年龄、性别构成特征 [6]。

将调查的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从年龄特征看，年龄段以18—35岁为主，形成了劳动力聚集的峰尖，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是流入义乌务工经商的主要群体。从学历构成看，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以初中为主，占84.69%，大专以上学历只占3.35%。因此可以认为，具有中学教育学历是进入义乌市形成劳动力供给的最低学历临界点。学历水平的普遍低下，也造成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压力的转移，对产业升级转型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以职业分布的人力资本

以学历为主要观察标准来衡量，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结构属于低水平，主要从事生产制造、服务行业工作，占总岗位数的62.29%，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工作或从事非（低）技术工作，属于低端职业领域的人群。这种岗位选择的特征表明，流入到义乌市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生产企业里，这与义乌市众多的中小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职业选择半径不大，并且集中。

（三）来源地和工作地观察下的人力资本

为了分析义乌市对流动的人力资本吸引状况，笔者对流入的人力资本的来源地和在义乌的工作区域做了分析，显示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义乌市主城区工作的人占绝大多数，占73.51%，乡镇的吸引力还不强。二是流动人口中来自省外的占89.41%，大多数来自江西、贵州、河南、安徽等地，这四省的流入人口占总数的57.93%，说明义乌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比较有限，带动的是更不发达的地区；而经济发达地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员流入很少，说明义乌市很难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素质人才。这在义乌市建设综合贸易改革试点过程中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是非常不利的。

三、义乌市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各地区的发展经验显示，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本存量越多、质量越高，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就越高。同时，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状况进行的；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都是受到相应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人力资本约束的。

（一）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人力资本可促进产业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特别是有利于发展高科技产业。2012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低，仅为2.63%。经济发展规律证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而第三产业中的高科技产业比重较大。义乌市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通过发展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可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发挥优势，使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人力资本的转化会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资本收益率，使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义乌市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多分布于学校内，对科技的转化效率存在一定制约。

（二）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在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研究时，更多的是按受教育年限将人力资本分为基础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代表劳动力所必备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基础人力资本而言，专业化人力资本更强调知识、创新和研究能力（高素英，2009）。

在义乌2012年的调查中，基础性人才占绝大多数，对经济的贡献度比较大，因此，提高一般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是构建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将会有利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上加大对基础性人才的投资，不断提升他们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提高区域整体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除了要对现有的一般人才的开发与利用外，还要想方设法提高区域一般人才的数量，高职高专等职业技术学校肩负着培养一般人才的重任，要积极探索职业技术学校的培养模式，提升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水平和办学水平。

相反，义乌专业性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高层次人才多是决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执行者，其贡献率不能直接体现在经济指标上；二是因为高层次人才做的多是创造性的工作，成果的转化有滞后性，有可能低估高层次人才的作用。因此，在高层次人才的发展上，笔者提出如下两点建议：一是提升地区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和素质，不断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更适合义乌市场具体情况的人才，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吸引其他地区的高层次人才来本地区工作，尤其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

（三）人力资本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形成

义乌市作为金义大都市、浙中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物质运输交换、要素流动、信息沟通的重要功能。从国内外的区域发展经验可以看到，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中，人力资本较为聚集，而且区域人力资本存量规模和结构也直接影响了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义乌市的动态人力资本远远超过了金华市其他地区，在浙江省也位于前列，这些人才基础都为义乌市承担贸易中心功能、生产中心功能、服务中心功能、金融中心功能、信息中心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仅取决于人才数量的多少，而且取决于其使用环境、组织制度和激励的有效程度。因此，吸引专业人才的集聚，需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建设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完善用人机制，改善人才的工作环境；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注重对某些特殊领域专门技术人才的引进。经济增长和人才增长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意味着人才的重要性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对自身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好的人才发展模式会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

义乌市人力资本流动还存在区域流动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区域流动方向不均衡、人力资本区域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进一步调整人力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方式和结构，合理规划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发展战略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1] Paul Robin Krugman with Masahisa Fujita and Anthony 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IT Press，1999.

[2] 侯亚非，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人口研究，2001，（3）.

[3] 顾加宁.人力资本的区域集聚效应与中国的研究现状[J].人力资源，2006，（7）.

[4] 郭永昌.大城市边缘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重构——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5）.

篇2

关键词：劳动者报酬；竞争力评价模型；国际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89-02

中国一直享受着人口红利，低廉的人工成本为中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扩大内需、产业升级以及国内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需要，中国劳动力报酬上涨势在必行。然而，提高劳动者报酬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外，美欧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并非劳动力成本越高越好。因此，探讨中国劳动力报酬维持怎么样的水平很有实际意义，同时对中国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提高劳动者报酬将会面临的困局

（一）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出口、投资、房地产是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旧马车。其中房地产泡沫已经影响到中国金融安全和实体经济，2008年国家投入的4万亿导致产能过剩，大规模的投资也不能再继续。靠出口拉动经济，这被过去证明可行，但如今人民币持续升值超过30%，如果提高劳动者报酬可能进一步减小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中国经济将可能陷入衰退。

（二）助长通货膨胀

第一，中国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对商品的需求增大，导致商品价格上涨；第二，劳动成本提高，企业提高商品价格维持利润。商品价格提高了又将进一步推动劳动报酬的提高，并形成膨胀的恶性循环。

（三）劳动力供需面临新的挑战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现有企业劳动需求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新建的企业将减少，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因此劳动力成本上涨将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此外，高等教育的普及，劳动力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许多大学毕业生缺乏毅力和工作经验使制造企业或服务业望而生畏，导致企业招不到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对口。

二、提高劳动者报酬具备可行性

如今，城镇化、服务业以及高新产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新马车，加上中国日益国际化的人民币，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大博弈中拥有更多筹码，中国经济将再次腾飞！

（一）中国出口行业竞争优势依然存在

刘厚俊、利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中通过对1999—2008年中国31个省区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外资流入量及出口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证明工资上涨对出口量及外资流入量均无显著负面影响。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上升幅度仍然小于中国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再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的出口行业更是保持优势，因此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国际竞争优势是依然存在的。

（二）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

中国拥有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城市人口只占40%，每1%的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就能带动GDP5%的增长，如果每年有2%的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则带动GDP增长为10%，那么中国城市化进程能维持二十年，加上另外98%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经济就能轻易维持十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

（三）扩大对内供给，稳定物价

内需市场的打开和人民币升值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因此必须增加国内供给，满足需求，增加大量就业岗位，带来制造业的繁华，也带动服务业欣欣向荣，又防止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此外，中国正在逐步放开金融管制，合理的民间借贷让更多的民间小企业家发现市场供给的不足，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促进竞争，使市场更完善、让消费者更满意。

（四）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就业

美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80%，而中国为43%。中国目前制造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以美国的15%为标准，中国将近50%的制造业劳动力将在未来二十年将转向服务业，最终使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25%，务农劳动力占10%，服务业劳动力占65%。服务业蓬勃发展可以带来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

（五）效率工资理论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工人工作的效率与工人的报酬有很大的相关性，报酬越高工人效率会越高。另外，政府应带头增加社会的垂直流动，给更多有能力的人上升的空间，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社会生产率。

三、维持中国经济持续性增长的人均报酬水平分析

然而，并非报酬水平越高越好，从欧美的发展过程中发现，欧美国家人均报酬太高，达到GDP的70%～80%，藏富于民固然重要，但国民藏富过多就意味着国家财政集中能力有限，容易出现国家财政赤字，不利于国家发展。

（一）基于科技水平与人均GDP关系修正后的竞争优势比较模型

一个国家的产品要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价格和科技水平。首先价格方面要比较世界商品平均价格水平，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情况下，报酬越高，则成本越高，商品价格就越高，越没有竞争力，即人均收入越高，竞争优势越低；当科技水平越高，则生产效率越高，产品质量越优越，越有竞争力。因此，为两个影响因素加入权数得到：

竞争优势=a科技水平-b人均报酬

一个国家的GDP等于人口与人均产出（即人均GDP）的乘积，当两个分别属于不同国家的人投入劳动的时间相同，而产出却不同，这就是由于科技水平的差异导致，可见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越高，则人均GDP越高，该国家人均产出的产品或服务价值越高，即有：人均GDP=1人*科技水平。因此科技水平可认为等同于人均GDP。以美元为标准，2008年美国人均GDP为47 422美元，假定科技水平的单位为ke，则美国科技水平为47 422ke。中国2008年人均GDP为3 387美元，则科技水平为3 387ke。人均GDP与人均报酬的差值占人均GDP的比重就是竞争优势的值，修正后的竞争优势比较模型化简为：

竞争优势=（人均GDP-人均报酬）/人均GDP

此公式可以理解为，人均报酬与人均创造的GDP之间的差值便是竞争优势。当差值越大，即报酬比创造的价值少了越多，则成本越低，产品越实惠，同时政府越有财政实力进行调控建设和收入再分配。因此本公式具备合理性。

通过调节人均报酬，使本国竞争优势与竞争国持平，在竞争优势持平下得到的报酬水平便是人均报酬上限：

本国人均报酬上限=本国人均GDP-（竞争国竞争优势*本国人均GDP）

（二）中国产品与美国产品竞争力比较

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关系影响着世界繁荣稳定，贸易平衡是两国一直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贸易平衡呢，那就是要两国的竞争优势相等。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美元为单位）：

中国竞争优势=（3 387-2 254）/3 387=0.3345

美国竞争优势=（47 422-35 486）/47 422=0.2517

0.3345>0.2517，因此中国产品比美国产品更具备优势，所以中国对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合理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提高中国产品的制造成本，实现贸易平衡。因此中国可以提高平均报酬水平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那么要实现贸易平衡，中国平均报酬应该是在什么水平？当中国竞争优势与美国一样为0.2517时，中国人均报酬上限=中国人均GDP-（美国竞争优势*中国人均GDP）=2 534美元

2 534=2 254*112.4%，因此2008年中国人均报酬须提高12.4%才能实现中美贸易平衡，又或者该年实现人民币升值12.4%。

（三）中国产品与世界产品竞争力持平下的平均劳动者报酬水平

中国工资水平只要在中国产品与世界产品平均竞争力持平的报酬水平之下，中国的产品便具备竞争优势。以下是用2010年的数据得出的产品竞争优势（世界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均取世界排名的中位数，美元为单位）：

中国产品竞争优势=（4 440-2 852）/4 440=0.3577

世界产品竞争优势=（4 478-3 941）/4 478=0.1200

0.3577远远大于0.1200，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工厂。那么当中国产品竞争优势和世界产品竞争优势相等时，中国的人均报酬应为：

中国人均报酬上限=中国人均GDP-（世界竞争优势*中国人均GDP）=3 907美元

则，中国人均年报酬只要在3 907美元及以下就可维持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即201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工资为每月人均报酬2 181元人民币，中国人均报酬仍有42.6%的上升空间。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劳动者报酬严重偏低，为了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中国必须提高劳动者收入。即使在提高劳动者报酬方面会遇到困境，但中国产品竞争依然存在优势，可以通过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扩大供给稳定物价，发展服务业提供就业岗位，产业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及发展科学技术维持增长，因此提高报酬具备可行性。为了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必须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就是[本国人均报酬上限=本国人均GDP-（竞争国竞争优势*本国人均GDP）]，只要劳动力报酬在人均报酬上限范围之内，都可以保持本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保证本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清楚了解本国劳动报酬上限，可以在国际竞争、博弈上做到运筹帷幄、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1] 王燕武，李文溥，李晓静.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统计研究，2010，（10）：60-67.

[2] 刘厚俊，利.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1，（3）：9-13.

篇3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县域经济

近年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和“用工贵”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即将消失殆尽。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中小企业发展论坛上，有专家指出，劳动力成本上涨已成趋势。而我国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在我国两大制造业中心珠三角和长三角，劳动力成本上涨了20%～25%，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调12%。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

（1）通货膨胀的影响。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了对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我国政府实行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次性投放了4万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我国的CPI指标不断上涨，通货膨胀现象严重。通货膨胀引发的物价上升必然会影响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成本。生活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了人们所期望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期望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2）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控制人口的增长。然而，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我国已经逐步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力短缺现象渐渐凸显，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很多企业和公司，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岗位空缺”和“招工难”的现象。（3）新一代劳动者精神上的需求。随着“80后” “90后”人群和“新一代农民工”走上就业岗位，他们不再满足于以前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渴望得到比父辈们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好的福利待遇。同时，这些新一代的劳动力们大多是接受过普及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培养，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培养和教育所付出的成本也通过劳动力的成本反映出来了。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县域经济的有利影响

县域经济是我国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以使得大量的在外剩余劳动力重新转移回他们所在的小城镇，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城镇的飞速发展又带动下面乡镇的发展，吸引下面乡镇的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有利于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为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提供载体。（1）促进了县域的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促进了沿海发达地区物价和房价的进一步上涨，使得各乡镇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开始面临着工资低而消费高的困境，而相比于县城，生活成本要小很多，因此很多人不得不考虑结束在大城市漂泊的日子，重新回到家乡的中小企业务工或者自己创业，刺激了家乡的消费，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2）提高了县域的中小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很多的农民工从落后乡镇来到繁华的沿海发达地区，既然要生存下去，就只要勤奋努力的劳动，因此换来的不仅是劳动报酬，还有个人的成长经历。他们在经过几年的打工生活后，耳闻和学习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回到家乡的企业后，能带动家乡中小企业改进落后的思维和技术，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县域经济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采取的建议和措施

（1）为外出打工的务工者提供优惠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外出务工的人员很多都是对现状的不满意，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经济条件，期望给自己和家庭成员更好的生活环境。但是在实现了自己的这些理想和愿望后，很多人的内心还是希望回到家乡创业。一是心理原因。亲情的呼唤和对乡土的怀念之情是劳务回乡创业的。二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由于城市的边缘化身份使得很多务工者不得不选择回乡发展。因此各县域应该制定鼓励务工者回乡创业的优惠政策。（2）改善县域的投资环境。县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县域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的建设，改善劳务输出地的道路、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促进优势资源的开发，保护生态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开放型和服务型的政府，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通过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较高的服务意识来吸引更多的务工者回乡发展。（3）进一步推动县域的城镇化进程。为了使大量的劳动力从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回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使务工者们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力有所使，才有所用，心有所归，身有所属，更好的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一技之长。因此经应当为他们发挥所长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为其生产和生活创建一个良好的环境，而这些只有通过加强以县城为中心的小城镇来实现。县政府应当从各地实际出发，通过社会筹资和吸纳民营资本，因地制宜开展城镇化建设。

参 考 文 献

篇4

[摘要]：当今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成为决定国家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亚洲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方智慧的巨大影响力和“中国式”文化资本的崛起。借着2008北京奥运会对以DIMT模型归纳的东方智慧的展示，“中国式”文化资本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中国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坚实基础。分析北京奥运会中“中国式”文化资本的转换方式及“后奥运”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为我国文化产业提供有借鉴意义的发展路径。

Abstract: The degre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country’s influence. To a large extent， the rise of Asian economies is benefit from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oriental wisdom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depending on the display of the oriental wisdom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in a simple DIMT model， Chinese cultural capital has become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rise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nversion mod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 Post-Olympic era”， we can find the better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Key words: DIMT；Chinese Cultural Capital；Oriental Wisdom；Beijing Olympic Games；Cultural Industries

伴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儒家文化圈及其东方智慧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引发了全球对古老华夏文明的关注热潮，也再一次肯定了文化要素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影响力中的重要作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向世界全方位的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真实面貌，更加快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举目今日世界各国媒体产品，从美国好莱坞的《花木兰》、《功夫熊猫》到日本的《龙珠》、《最游记》、《三国》，对“中国式”文化资本的开发运用已是普遍现象。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却呈现势头良好而内动力不足的状况，从文化安全上讲，这势必会影响我国民族文化的绵延发展；而从经济上看，文化产业发展缓慢则会影响整体国家经济的前进步伐和国家影响力的提升。本文从北京奥运会对以DIMT为代表的东方智慧的展示分析入手，探索我国开发“中国式”文化资本和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可行途径，加快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速度，从而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一、“中国式”文化资本的崛起与DIMT的奥运展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四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三大研究派别中第一派就认为是东亚独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经济奇迹，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日本现代企业管理的开山祖之一涩泽荣一曾说过：“要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这形象地表明了儒家文化对东亚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与日本相似，“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除了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之外，无不伴随着儒家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指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依赖家族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他们认为儒家的一些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如和谐、忠诚、重视教育、勤劳节俭、鼓励储蓄等，是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曾乐观而自信的预测：21世纪将是儒家文化圈的世纪。（冯峰，2006）

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在全球的逐步扩展，是伴随着全球文化产业迅猛发展这一趋势。各国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影响力将成为决定国家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文化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脊梁和支柱，能否合理开发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具有市场增值潜力的文化资本，将决定经济实体能否在新的产业战场上取胜的关键。“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曾提到，当前经济的发展依靠创意而非地产或资本赚取大部分收入，恰恰是文化将决定全球创意经济的未来，创造力要想实现繁荣并在新旧思想的不断融合中成长，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举目当下文化产业强国，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资源的影子。1998年6月，美国迪斯尼制作的长达88分钟的动画片《花木兰》上映，这部改编自我国民间故事的《花木兰》一经播映就引起全球轰动，票房突破3亿美元。该片在我国上映后，引起中国人众多关注，确切的说是给我国动画界以极大的冲击。因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将我国的传统题材改编成动漫搬上银幕，结果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我国也大受欢迎。时隔十年，美国梦工厂又于2008年推出了《功夫熊猫》，这部动画片更是以最鲜明的两大中国符号“功夫+熊猫”征服了全球观众。早在好莱坞打出中华文化旗帜之前，我们的邻国日本就已经在其动漫、游戏等作品中运用中国文化资源了，《龙珠》、《最游记》、《三国》等，甚至日本网游企业公开抢注我国除《红楼梦》之外的三大名著。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资源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场增值潜力。

各国传媒产品对我国文化的开发运用，大大提升了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因此如何让中华文化以我们的原创产品为载体走向世界，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重要契机和转折点。

北京奥运会是一场中国文化的盛宴，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奥运亦成为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契机和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8年《中国经济蓝皮书》，首次将“奥运经济”概念纳入其中。从2007年开始，奥运场馆工程相继竣工，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力量确保奥运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产业完成的投资远远高于全市投资的平均增速，其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增幅都超过了50%。[1]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北京奥运所呈现的诸多中国元素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典型代表，以一种现代体育精神的方式，成功的完成了“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换，必然将带来中国文化产业的新发展。

以《易经》为源头和代表的东方编码和解码的符号模式，与西方文化模式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就是言（Discourse）、象（Image）、意（Meaning）、道（Tao）的整体性，构成DIMT模式，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符号系统和文化系统。（李思屈，2003：12）中国浩瀚几千年的文化资源积淀正是通过这样的符号系统呈现出来的。本次北京奥运会从服装设计、火炬外形设计到开闭幕式中国元素的运用，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式的奥运符号系统，这一系统恰恰就是中国文化“言、象、意、道”的文化资源的完美呈现。

“言”（Discourse）是承载和传达文化的基础，是侧重用语言来追求“道”（Tao）的方式。以汉语为主的中国式的日常语言渗透着丰富的中国文化。本次奥运会以“北京欢迎你”等众多歌曲作为中国文化的“言”，向全世界传达出中国文化的尚礼好客的传统，既符合传统文化资源传承的脉络，又具有现代开放气息。而在开幕式中更是集众多字体的“和”于万众之前，以此“言”求世界和平之道。

奥运开幕式中所展现的祥云、中国红、山水画卷等意“象”（Image），连同奥运歌曲中展现的北京古建筑、长城、风筝、书法等都是中国文化追求“道”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识别符号；而李宁、姚明等人物符号与鸟巢、水立方等高科技场馆建筑则作为中国现代符号与这些传统符号结合运用、集中展现，使奥运成为中国文化资源走向世界的靓丽舞台。

从言与象的手段结合传达出中国文化的深层内蕴，即“意”（Meaning），这是东方文化独具特色的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北京奥运的“人文奥运”信息主要依靠中国文化资源中“意”的传达，这也是整套北京奥运符号系统的提升所在。“道”存在于言、象和意的基础之上，北京奥运所形成的符号系统融中国美丽的自然风光于内蕴丰富的中国文化之中，从而达到了向全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这些无形和有形的中国文化资源借奥运的体育精神和运动舞台顺利的转换为潜力无限的“文化资本”，汇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而这种转换恰与中国近几年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潮流相契合，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北京奥运相关文化产业中“文化资本”的转换

文化资本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大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的文化资本的概念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资源，比如语词能力、一般的文化意识、审美偏好、关于教学体系的信息以及教育文凭等。这些文化资本的形式可以在不同情境下与其他资本形式进行转化。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①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②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皮埃尔布尔迪厄，1989）

虽然布尔迪厄并未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对文化资本进行深入阐释，但仍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有诸多的借鉴意义。而要真正将“文化资本”用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和发展中，就需要认识到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密切而又相区别的关系，要实现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就需要完成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顺利转换。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我国体育产业因奥运会的举办而获得巨大发展。本次奥运会以体育产业的发展为核心线索，全面展示了这三类文化资本在整个文化产业中的转换方式。

对应于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分类，奥运相关的体育产业内存在的文化资本可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转换在本次奥运经济发展中都有显著体现，大大推动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1.有形资本的开发

有形资本包括体育场馆、体育用品、体育文物资源、体育彩票等。这类资本本身并不完全属于文化的范畴，但是由于增加了其文化内涵而获得了深层次市场开发。这类资本可以通过开发体育场馆旅游业，场馆的自主经营、委托经营、出租出借等商业使用形式，以及体育用品品牌文化的市场开发与销售等，这是传统体育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奥运村，单纯的建筑设施由于其特殊的“四合院”设计而增加了其中国文化的内蕴，在市场开发中就获得了文化层面上的丰富意义，变成了文化资本的开发而非单纯的房地产开发。以北京的“古城文化”为背景，京戏、四合院、宫廷建筑等都是与浓郁的中国风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产业开发仅仅停留在旅游业等单调行业上，远未发掘其巨大经济增值潜力。而奥运这个舞台则开阔了产业发展的视野，以《北京欢迎你》的歌曲形式实现了巨大的传播效应，奥运村的“四合院”格局更让全世界人亲身体验了中国式的生活模式。这种“文化资本”转换方式更具有长远的影响力和增长潜力。在这些有形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换基础上，体育休闲、文化、奥运旅游、会展演出等高端奥运经济业态已现雏形。

本着“分享盛会，携手共赢”的主题，2008体博会（第22届）于2008年5月在北京顺利召开，凭借奥运之风，对推动我国体育产业规模化和国际化步伐具有深远的影响。奥运会为体育产业本身发展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为我国体育产业上下游产业链联动整合带来了时机，本届体博会正是抓住这一机遇，集中体现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成果，是一次集展览、展示、贸易、资讯流通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国际化、专业化博览会，而且正逐步成为以体育用品为核心，兼顾营销赛事资源、推广体育文化的综合性体育产业平台。

另外，以福娃为代表的体育用品，成为本次奥运会有形文化资本开发的重要组成。从2005年11月11日开始，50余万件奥运福娃系列特许商品，已经在全国各地特许商品零售店点销售。吉祥物特许商品的种类主要有玩具、服装服饰、箱包、文具、贵金属纪念章、徽章等六大类、近300种商品。其中既有面向少年儿童消费群体、价格仅为8元一支的吉祥物荧光笔，也有面向高端收藏者、价值十几万元的贵重金属纪念章。同时，福娃系列动画长片及其相关衍生产品也汇入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大潮之中，为塑造中国自己的动漫形象品牌打下基础。

2.无形资本的转换

无形资本包括运动员个人具有的技能与知识、各类运动会商用徽标，围绕运动会开展的广告等宣传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体育品牌，产业外围还包括媒体上的体育节目。在产业市场发展中，这类无形资本可以转换为一定的消费品，如各类体育培训机构通过给予消费者一种服务，增加其个人体育技能和知识的拥有量，这种形式本质上就是文化资本的传递与转移。再如各类商用徽标在赞助商广告中的运用，体育品牌的无限销售力和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其他体育健身、娱乐、咨询等行业都是无形文化资本在体育产业中的体现。

体育产业中的资本开发除了体育运动会、场馆等具体形式的体育资源之外，体育产业的无形文化精神更多的负载在运动员身上，尤其是明星运动员，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高超的体育技能，更是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这可以归类到布尔迪厄所提到的“具体的形式”的文化资本，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从对外交流与体育产业深层发展来说，这种无形的文化资源更具有增值的潜力。

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出台了《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和《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说明我国政府极为重视运动员作为体育产业的无形资本的市场价值，注重探索创新运动队、运动员商业活动管理的新模式，在加强教育和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引入合同机制加强对运动员商业活动的引导和管理。[2]

那么如何将这种负载于我国运动员身上的无形体育精神和特色民族文化转换为现实的市场价值，就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内容。现有的主要形式是运动员参与商业广告代言，如姚明、刘翔等代言VISA卡，中国体操队代言李宁牌体育用品。奥运会是全世界的盛会，比赛关注度非常高，因此运动赛场及媒体转播平台也就成了各类体育运动品牌的竞争舞台。

除了运动员，各类运动会商用徽标，围绕运动会开展的广告等宣传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体育品牌等也是无形体育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品牌符号成为奥运经济中文化资本转换的重要组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逐渐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载体，而奥运则成为民族品牌的绝好的展示舞台。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合作伙伴和赞助商中，带“国”字头的大型企业几乎占据了大半，中国移动、中国石化、中国银行、国家电网……他们在参与奥运举办的同时也最直接向世界展示着本土企业的整体实力与形象。对于国际市场和国外消费者，他们不仅代表中国产品的良好品质，更代表“中国式文化”的现代风貌。借用奥运作为企业品牌发展的“营销跳板”，进而壮大民族品牌，这成为奥运经济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资本转换方式。此外，以联想集团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成为奥运会“TOP赞助商（顶级赞助商）计划”的成员之一，也为中国民营本土品牌走向世界开启了新路途。

作为体育产业无形资本的外围组成，中国各电视、报纸等媒体以各种奥运赛事转播、丰富的奥运相关资料为节目素材，进行深度挖掘和制作，激起受众的奥运热情，引发了一股媒体收视热潮，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媒体节目制作水准，促进了我国影视等媒体产业的发展。本次奥运会还首次开播“手机看奥运”，为我国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3.体制形式的资本转换

第三种是体制的形式，包括体育产业的管理体制、产业政策及体育市场的规范措施在内的文化产业体制等。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国情，因此文化产业中的“体制形式的资本”就具有不同特征。作为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五年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从六个方面，对文化产业体系建设做了部署，勾画出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产业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体制结构。这成为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依托和政策保证。

体育产业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国家体育总局在《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深化改革，规范管理，完善政策，加强服务，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原则，加快适宜市场运作的体育领域的产业化进程。同时要进一步开放体育市场并完善体育市场管理法规，加强体育市场的规范管理，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研究、制定有利于体育发展的经济政策，制定并组织实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积极引导体育消费，培育体育市场。[3]

本次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我国体育制度的深化改革，更新体制观念，加快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制度进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也成为体育产业中体制形式的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如通过中超、CBA、排球、乒超、围甲等职业、半职业联赛体制的形成和成熟运作，体育市场运作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赞助商队伍和观众群体，为其他赛事的商务运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加速了体育产业的体制化发展。

三、文化资本的绵延性与“后奥运”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

以奥运为转换舞台，从奥运电视转播、奥运产品到广告、彩票、旅游观光、体育博览会，各色文化资本都会为北京乃至全国带来不菲的收入。北京奥组委曾预测，市场开发收入有望超过悉尼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达到20亿美元。借奥运东风，国内外旅游业不仅迎来了巨量人流，还突破了传统纯粹观光的旅游概念，增加了旅游开发的深度。这种文化资本转换方式将为我国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据统计，奥运旅游外汇收入达到48亿-49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达到1390亿-1490亿元人民币。[4]

然而，虽然奥运经济规模巨大，奥运毕竟只是持续月余的一个超级运动会，围绕奥运赛事的准备、进行和结束，奥运经济也将呈现一个“抛物线”形状，随奥运的开始而开始，又随着奥运的结束而降低热度。历届奥运会举办城市在奥运会后面临的诸如总需求急剧下降，比赛场馆、运动员村如何后续利用，与奥运有关的体育、旅游、文化产业出现运营困难等一系难题值得关注。从总体上看，此时的经济效益可能走向明显萎缩，“昂贵”的雅典奥运会就是前车之鉴。为了避免奥运会带来的“低谷效应”，统筹谋划奥运资源的深度挖掘、开发和利用，合理引导重大公共设施建设，积极培育“后奥运”时代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贯穿于北京奥运筹办过程的主要任务之一。

与奥运的短暂相对应，文化资本具有绵延性和渗透性，其影响力形成缓慢却可以持续长久。“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强调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文化将决定全球创意经济的未来，创造力要想实现繁荣并在新旧思想的不断融合中成长，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文化先行”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奥运经济也不例外，借奥运传递中国文化，开发合理的中国文化资本转换方式，就可以大大延长“后奥运经济”的生命力。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化资本对于体育产业及其他文化产业门类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奥运吉祥物产品为例，通过动画片、各种衍生产品及奥运赛事中的营销，奥运吉祥物就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文化产业链。五个福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要从单纯的动漫形象变成一个享誉世界的成功品牌，就需要文化的运作，即文化资本的转换，将其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增值潜力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产业链的完善与壮大。从其创意内容出发，从动画短片到运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大批量生产动画片，并把它们出售到世界各地，继而扩展到玩具、礼品、食品等一系列文化产品。在此基础上针对儿童的兴趣，提供全新的文化娱乐服务，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跨国娱乐企业集团。另如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体育博览会，号召“让奥运走进生活，把奥运留在身边”，也就是让奥运会重在参与的精神深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新内容而绵延发展。众多参展的“后奥运”的产品让人们感受到奥运会给中国“后奥运经济”带来的推动效应。

四、结语

奥运经济发展的背后必然是体育精神与民族文化的推动，这也是“人文奥运”的真正内涵。与奥运相关的文化产业如此，整个文化产业亦如此。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在于我国所具有的五千年文化积淀，然而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文化资源的丰富与否与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否并非直接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取决于文化资源的拥有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和如何合理的开发和运用。究其关键在于充分挖掘文化产业中文化资本的市场增值潜力，从总体上提升我国文化资本的转换力。

持续月余的奥运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绝佳舞台，也是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影响力的大好时机。伴随着“中国式”文化资本和中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中国主张”和“亚洲主张”也将成为学术研究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念。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转换方式，注重以中国式的文化资本为核心发展脉络，将更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展示的能力和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发挥中国在亚洲的文化中心作用。

[注释]

[1]奥运经济网. bjoe.gov.cn/zt/ayjjjsqx/.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2]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sport.gov.cn/n16/index.html，2007年3月12日.

[3]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 sport.gov.cn/n16/index.html，2007年3月12日.

[4]奥运经济网.bjoe.gov.cn/zt/ayjjjsqx/.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2月17日.

[参考文献]

[1]李思屈（2003）.东方智慧与符号消费——DIMT模式中的日本茶饮料广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Li Siqu(2003).Oriental wisdom and symbolic consumption.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2006）.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Scott Lash & John Urry（2006）. Economics of Signs and Space（trans.by Wang Zhiguang & Shang 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3]大卫赫斯蒙德夫（2007）.文化产业（张菲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David Medvedev（2007）. Cultural Industry（trans.by Zhang Feina）.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4]David Roberts（2003）. Illusion only is sacred: from the culture industry to the aesthetic economy. Thesis Eleven，Vol.73， No.1.

[5]季欣（2006）.关于构建审美经济学的设想：凌继尧先生访谈录.东南大学学报，（2）.[Ji Xin（2006）.The Ideas of Construction on Aesthetic Economics: Interview with Mr. LING Ji-yao. Journal of Dongnan University，（2）.]

[6]李思屈（2006）.数字娱乐产业.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Li Siqu（2006）.Digit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7]约翰费斯克（1993）.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台北：远流出版有限公司.[John Fisk（1993）.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trans.by Zhang Jinhua）.Taibei: Yuan-Liu Publishing Co.，Ltd.]

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1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性发展,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1 科学发展观是经济发展观

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所涉及的三个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涵盖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就叫历史决定论。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就是物质生产资料、物质的生产力,这是一切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所有的社会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东西、经济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所决定的。

篇6

【关键词】　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基本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对社会各个领域建设的要求愈来愈高，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直接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反作用的建设领域，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必须着力不断推进。找准精神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将对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步伐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并对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精神文明建设自身的目标动力

精神文明建设在新的社会时期有了更新的建设任务，不仅要加快精神文明自身建设水平的提升，且应将精神文明的发展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各种文明形态密切融合，在其他各领域拥有相对独立的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同时，精神文明建设还应具体到每一个行业，以及每一个工作岗位，使精神文明建设切实落到实处。在这种更加具体化、更重实效性的建设目标下，精神文明建设只有不断深入，才能切实起到应有的作用，体现出其全方位的价值。另外，精神文明建设在新的时期更注重创新性，从形式到内容，需要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不断加强建设力度，这种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更高要求标准，对精神文明的加快建设提供了基本动力。

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层次的不断提升，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逐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经济深化发展的直接有效的推动力，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加快发展速度，方能跟上时代的发展要求，并真正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鉴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部分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精神思想领域建设的单位或者个人，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构建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对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起到了阻滞作用，当前形势下，只有加快精神文明的建设力度和步伐，使其与经济建设保持同步，方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速度必须以经济发展速度为目标，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不断努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动力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要求我国各项工作的发展必须以马列主义等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并弘扬以改革创新为原则的时代精神，以保证我国整个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这就需要我国全体人民必须努力构建个人文明健康的思想价值体系，以为社会主义建设起到应有作用，而思想价值观念的正确构建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只有使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快发展，提升从宏观上对人们思想价值观念构建的引导作用，并在日常人们的工作生活中，以具体的精神文明建设目标实现不断渗透，方可切实保证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正确性和纯洁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基础性保证。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脉相承，相互统一的，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将对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直接产生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文化发展的动力

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都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社会的整体建设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对文化建设力度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文化建设不仅包括对我国文化传统的良好传承，也包括对当下各个领域泛义上的文化建设，以及通过吸收别国的文化精髓促进我国文化内容不断丰富，文化层次不断深化，文化高度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融合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泛义上而言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因此，当前随着我国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以及对文化建设要求的不断提升，必然要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同步提高，唯如此，方可与文化同步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产生应有的积极作用，以最终利于我国各个领域实现平衡性发展。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对生态建设的要求愈来愈重视。生态文明作为直接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切实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构建，将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涵括面很广的建设范围，在当前应清楚地意识到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对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只有精神文明工作做好了，人们的精神文明观念构建起来了，方可保证人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文明态度；才能保证人们自觉遵守大自然发展规律，具有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与以及能源的意识和行动；才能保证人们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并保证人们改变旧有的不健康的发展理念，树立绿色健康发展的文明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起到直接作用。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强大的呼吁力量，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

六、我国整体形象提升的动力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以及国与国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加之我国近些年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影响，我国当前在全球的整体形象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为继续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国际交流层次的不断加大使得我国的外国友人数量急剧上升，我国出外旅游以及学习等人数也不断增多，这使得代表国家形象的我国国民的基本素质直接展现在世人面前，国人的行为举止是否得体文明，是否礼貌富有涵养，直接对我国整体形象产生影响。加快国人素质和整体形象的提升，成为当下很重要的课题，而这必然需要作为直接对国人的素质及形象产生影响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提升国人的整体精神文明层次，才利于我国对外保持文明热情的姿态，利于我国整体良好形象的构建。

结语：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国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应借助我国各领域的推动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力度的不断推进，通过源自精神文明建设自身的目标动力、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构建的动力、文化发展的动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以及我国整体形象提升的动力等，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层次，推动我国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 张际达.认清形势 明确任务 努力开拓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J].中国建设教育,2010(Z1)

[2] 董晓平.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思考[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12)

篇7

城市化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三大趋势(另外两大趋势为信息化和全球化)之一。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我国城镇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现象。预计在未来15—20年内，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将增加一倍，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以上。目前城市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很多地区把它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发展战略。国家在“十五”计划《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中，提出了积极稳妥、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地推进城市化。然而，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部分地方对城市化存在模糊，甚至是错误认识，在推进城市化的实践中也存在不当做法。这些城市化误区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势必将严重影响我国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澄清对城市化的错误认识，并使城市化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

误区之一：对城市化概念认识简单化

城市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的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状转化或强化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

然而，有些地方把城市化仅仅看成是农民迁入城市，城镇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这无疑是把城市化看得太过于简单了。一方面，就宏观社会经济而言，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地域规模的扩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社会经济活动方式根本的变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由以农业活动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向以非农经济活动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转变，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区域空间景观也由农村占主体演变成以城市占主体；另一方面，对城市化主体——农民而言，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更是一个艰难而又审慎的抉择，决不像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过程本身那么简单。农民从农村迁入城市这个过程从总体上来说是农民从农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过程，它包含着农民经济活动由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活动的转变，生活方式由农村单一性向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转变，以及文化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各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再社会化等等。在迁移决策中，迁入城市前涉及承包土地、农村原有住宅等问题；迁移到城市后，又涉及就业、住房，以及与户口身份有密切联系的各种城镇福利保障等问题。可见，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复杂变迁的过程。城市化内涵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统筹安排，相互协调，周密布置，以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协调发展。

误区之二：对城市化动力机制认识片面化

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解，可简化为二元理论模式，即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前者指国家(主要由中央政府)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以实现乡村一城市转型；后者以乡村集体或个人为投资主体，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乡村城市化。从动力主体来看，可以把城市化动力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动力来自于市场，另一种动力来自于政府，前者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后者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保障，二者相互补充而又不可替代。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是在政府单元动力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的动力呈现多元化，市场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对于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政府，城市化必须要靠政府去推动，市场机制不能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甚至认为市场推动下发展的城市化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因而是有害的。基于这种认识，有些地方过多地沿用计划经济的方法，甚至动用行政命令来推进城市化。比如，在一些地方的农村，为了提高城市化水平，当地政府不准农民翻建住宅，新住宅必须建在城镇上。这种依靠政府部门的“推力”，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进城市化的方法，不仅不符合城市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还极大地伤害了农民利益和感情，严重影响了农民迁往城镇的愿望，最终必将损害我国的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相反，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城镇化就是市场化，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市场，城市化完全靠市场去推动，并认为经济发展了，城市化水平自然就提高了，不需要人为地去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政府介入往往容易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使经济要素流通受阻，延缓城镇化进程。因此，主张应采取自由市场化机制，让市场自由地推动城市化。很显然，这种政府对推进城镇化一概弃之不管、放任自流的观点，必然会导致城市化无序发展，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涌进城市、生产要素组合紊乱、脏乱差城市病并发等各种问题的产生，这方面的例子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早已屡见不鲜。

虽然说上述两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即承认政府或市场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但它们都片面地理解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只承认一种动力的作用，而忽视或否定另外一种动力的作用，因而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必须摈弃。在市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干预是十分必要的，但必须是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有效干预。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中期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更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和引导。

误区之三：混淆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对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预期过高

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工业化。人口和其它生产要素在城市的积聚可以产生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反过来又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因，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果，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目前，有些地方颠倒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增多了，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就会刺激需求，拉动内需，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甚至用城市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来说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这种观点颠倒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分地夸大了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一方面，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提高了，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和二三产业的增加和积聚，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不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积聚城市人口尤其是小城镇人口，提高城市化水平，以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另一方面，对于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不能抱有过高的预期。因为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直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不能过高地期望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遇到的大多是经济本身、体制以及制度方面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它们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因此，要理顺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制。当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政府运用相关政策给城市化以积极的引导也是必要的。比如，进行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制定吸引农村拥有一定资本的农产或村办工业到小城镇积聚发展的政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采取的乡镇或镇镇合并以达适度规模的做法等还是比较可取的。

误区之四：对城市化道路认识狭隘化

国家“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应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但在实践中，不少地方狭隘地理解了国家关于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不顾区域条件，误认为发展城市化、优化城镇体系结构就要按照大、中、小齐全的等级结构发展区域城镇体系，其实这是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片面理解。城镇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我国的大、中、小城市(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符合城镇体系发展的规律。然而，有的地方不顾区域具体条件，盲目照搬这种城市化道路，严重脱离了当地的实际。镇江市是江苏省较小的一个省辖市，面积为3843平方公里，2000年年底的人口为267万。从区位条件来看，镇江市又处在两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边缘区，在苏南板块中，中心城市镇江市只是一个二级中心城市，城市积聚能力有限。然而笔者在镇江市调研时却发现，虽然镇江市较小，但镇江市还是按照大、中、小齐全的结构发展城镇体系，各级城镇都预测了未来规划期末城镇人口数，结果出现了镇江市各级城镇规划城镇总人口比届时镇江市总人口还要多的奇怪现象。因此，各地应根据自身情况，如区位、人口、城镇体系特征、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等具体条件确定符合区域实际的城市化道路，不能一概而论。

误区之五：重视城市化量的扩张而忽视城市化质的提高

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量与比例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城市质量的提高。从城市化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城市的更新、城市空间组织的优化、城市功能的完善等方面。城市化是城市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的统一体，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化内在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当前，人们往往只注重城市化量的增加，而忽略了城市化质的提高。这表现在盲目追求城镇人口的增加和城镇地域面积的扩大，而不重视城镇的更新改造和城市环境质量的提高等。其结果是导致城镇建设乱铺摊子，城市呈摊大饼状向外扩展，走的是外延型的城市化道路。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同时还为未来的城市建设带来困难，对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们不仅要注意城市化量的提高，更要注意城市化质的提升，要以发展集约式城市化，走内涵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实现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这不仅是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基本国情的要求。

误区之六：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

城市化水平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它是一个衡量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是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城市化水平的确定为政府制定城镇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参考依据。当前，很多地方都把提高城市化水平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然而有的地方提高城市化水平不是基于城市化本质和我国当前城市化发展面临问题的认识，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启动消费，改变宏观紧缩经济的一种政策措施，希图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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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 动力 对策

1.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各阶段动力

我国的城市化路径表现出了和西方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对我国之前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考察不应太多参照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范式，我国城市化各阶段的动力应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过程的一般划分

城市化阶段 城市化主要特征 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初期阶段 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量”上的扩张，即外延扩大。 工业化与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增加；经济与技术等资源匮乏，制约城市化发展。

中期阶段 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涵的进展。 工业化、制度仍是重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转移推动力开始显露；经济与技术等资源约束机制得到缓解。

后期阶段 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的扩大，即质量上的提高。 产业结构的转移已经成为主要的后续动力；制度的变迁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大动力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城市化进城的动力有很多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力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力量，城市化作为动态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三种基本动力，属于城市化动力的核心表现。 1 制度变迁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区域城市化的影响巨大。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具有明显的政治运动特征，而不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驱动而引起的流动。国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加上在农村不让农民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制度安排，使农村无法内生发展小城镇，致使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一定时段上的停滞和倒退。 2 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加速经济增长。

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源动力。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人口向城市转移。 3 产业结构的转换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所以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则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中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随着工业化步入现代化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成为大城市的后续动力。 4 三者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城市化进程，但其各自推动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体现在城市效率与城市竞争力上，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主要是从整体上、总量上体现的；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影响往往还要体现在结构上、形态上，比如对城市的规模结构的影响。

对策

1 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

我国在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方针已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应顺应潮流，适应形势，及时调整方针。目前应确立“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着城市化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2 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及时改变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有重点的选择和扶持一批县城和主要建制镇，促使其成为农村地区现代经济新的生长点，推动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这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之一。小城镇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大中城市发展的基地，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选择，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小城镇的优势。目前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规模偏小，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土地浪费严重，户籍制度管理滞后等问题，国家应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加以引导，重点要搞好小城镇规划，配套建设各项基础设施，并逐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城乡经济的最终顺利接轨。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而小城镇的大力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3 加强政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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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源；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把降低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列为约束性指标，要求石油和化工行业实现从粗放型生产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转变。石油企业一方面追求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面临着着节能减排的压力，而目前石油企业节能减排管理工作还没有真正成为内在需求，普遍存在积极性不够、节能政策执行不到位、节能管理动力不足的问题。学术界对石油行业动力机制的研究多体现在一般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技术创新、生态化责任的承担等，而将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和动力机制理论结合起来探讨相对缺乏[1]。

二、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源

（一）经济利益的驱动

企业以追求经济利润为目标，因此会在用能和节能之间、污染和控污之间进行博弈选择。企业选择耗能或是节能，关键在于如何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由于企业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既可能驱使企业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地追求局部利益，也可驱使企业在生产中走节能减排之路。只有当实施节能减排对石油企业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或存在市场竞争的压力时，才有可能产生节能减排内在动力[2]。

（二）社会认可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逐年增高。石油企业作为产能大户和耗能大户，在社会上良好的声誉和认可度有利于帮助企业在公众中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在此背景下，社会及相关石油协会组织对于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工作推动和社会公众对石油企业节能减排的期望都构成了其节能减排的外在动力。

（三）政府的政策激励

石油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激励。政府对石油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制定了一些激励政策如石油资源核算政策、绿色税收政策、石油财税政策等优惠政策，目的在于调动石油企业发展低耗能、低污染工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成促使石油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三、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分析

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研究的就是影响节能减排动力机制各类因素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吴晓波等在低碳经济集群动力机制研究中认为低碳产业集群由根本动力、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构成[3]，本文借鉴其观点，根据石油企业节能减排的特点，认为石油企业节能减排的动力因素包括根本因素、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其构建的总体思路为：以根本动力为导向，以内部动力为主导，以外部动力为辅助，重点做好激励政策和制度的创新，以调节和优化石油企业节能减排的动力系统。

（一）根本因素：可持续发展

伴随着资源短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环境保护约束与企业盈利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可持续发展思想应运而生。可持续发展认为经济发展应该考虑资源的有效利用与能源的长远使用，考虑自然环境的长期承载能力，是一种谋求在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之间实现和谐、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实现均衡的综合发展模式。[4]

（二）外在因素

（1）国家政策

在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工作外在动力因素，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出台的引导石油企业节能减排的政策是重要动力因素。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规定石油企业在节能减排工作中的任务和相关责任，使得石油企业将节能减排、降低能耗作为一项本职工作，并通过其他行政奖励与惩罚手段来进一步促进和监督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工作不断提高[5]。

（2）石油行业相关协会

中国石油相关协会在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工作中同样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中国石油企业协会的“三评”工作（评选创新成果、优秀论文和优秀著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前，石油企业的管理创新工作重心之一即为节能减排、发展低耗能工业经济，石油行业相关协会工作的持续开展在无形中促进和推动着石油企业节能减排管理工作创新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3）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人类由工业文明走向绿色文明的技术基础，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强大动力源。石油企业节能减排技术水平较低，其使用先进工艺和新能源的成本就会提高，企业为了保住自身的资金回报率，仍会选择原有的耗能生产方式。同时，技术水平低对再利用物质数量要求较高，对废弃物的回收率不高，而且在再利用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严重的二次污染，治理二次污染的成本往往高于回收物质的经济价值。

（4）市场需求与竞争

市场需求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石油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因素。石油企业所耗能源市场价格的高低直接成为其是否选择节能发展还是耗能发展的一项关键指标，较高的能源市场价格对石油企业耗能工业来说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外在压力，迫使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工作、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内在因素

（1）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之所以成为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工作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之一，原因在于企业经营者是企业各项重大工作的最高决策者，因此他们对待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态度极其重要[6]。只有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的企业领导者，才能真正地、积极地投身于本企业节能减排事业，通过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走上低耗能、低污染的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2）内部激励机制

一套系统而科学的企业内部节能减排激励机制成为石油企业持续进行节能减排工作，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切实贯彻的制度保证。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内部激励制度分为奖励制度和惩罚制度，对于在节能减排方面有积极贡献的领导和员工，企业应予以适度的奖励，激发他们持续进行工作创新。

（3）员工素质

员工素质中的基本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对企业的归属感、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对企业能否成功开展节能减排工作、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员工素质成为推动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在因素。

“十二五”是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新的挑战。石油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一个系统、复杂、长期的工程，根本动力、内部动力、外部动力协同作用组成了动力机制系统，动力机制系统的非线性、动态性的整体运作推动了石油企业节能减排的发展。从长远看，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的趋势长期存在，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石油企业作为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明确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目标、重点和措施，精心组织实施。

参考文献：

[1] 钱伯章.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 阮平南.企业实施绿色制造的动力机制研究.[J]机械制造.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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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全球新的经济背景和发展趋势下，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正从传统能耗方式转变为高效的低碳经济，各市场企业主体所推进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利益形态正经历着企业成本问题的现实检验。根据英国石油公司提供的最新全球数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其初级能源消费量占世界总量比重逐年上升，已由1980年的6.28%提高到2010年的16.23%，而此间美国、欧盟25国消费量呈逐年下降，至2010年我国已超过欧盟25国消费量（见图1）；我国煤炭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2.6%，因煤炭生产和消费分别占能源总量的76.8%和69.3%，已成为世界煤炭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并形成了碳排放密集型的能源发展模式。我国碳排放70%来自产业经济部门，目前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在产业经济领域，且应产业经济低碳化，而目前的钢材、水泥、电力等“高碳产业”发展的合理性已无法承载新一轮经济增加的低碳代价。

新经济环境下，国内经济体的协同发展是推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我国应对生态环境的努力势必触及绝大多数碳排放量的企业利益，此间因成本增减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问题已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问题，但确须摒除企业忽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展模式。笔者运用相关理论借鉴及比较分析的方法，从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成本角度，对低碳模式下企业成本进行分析，并考察其战略成本管理的可行性，有助于构建企业成本管理体系，对于适应企业主体内外部环境变化需要以及推行战略成本管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低碳经济及对企业战略成本管理问题关注极大，推动了我国低碳经济下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成果研究。综合而言，相关文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低碳经济方面 Grubb（2004）指出在工业化初期，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而提高，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促进提高能效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从而实现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经济模式”；谢军安等（2008）提出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发展低碳经济，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节能减排，鼓励对低碳技术创新和研发；付允等（2008）研究了各层面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为节能优化、减少化石能源碳排放量、鼓励研发低碳技术以及确立我国的碳排放交易机制。

（二）企业战略成本管理方面 英国学者西蒙（1981）首次提出战略成本管理就是“通过对企业自身以及竞争对手的有关成本资料进行分析，为管理者提供战略决策有用的信息”；迈克尔·波特（1985）在《竞争优势》、《竞争战略》中正式提出价值链理论，指出运用价值链进行战略成本分析的一般方法；美国管理会计专家桑克（1993）在《战略成本管理》中指出战略成本管理是“在战略管理的一个或多个阶段对成本信息的管理性运用”，构建并详细阐述了当今应用最为广泛的成本管理模式，该模式得到学者和企业界普遍认可，并得到广泛应用。1998年，英国教授罗宾·库伯（1998）详细描述了战略成本管理，提出了以作业成本制为核心的战略成本管理体系，把作业成本法全面推向了战略应用；陈珂（2001）在《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研究》中从基本理论与应用理论两个层面对战略成本管理的程序与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陈胜群在《企业成本管理战略》中从战略目标的定位、实施战略的对象和构成战略的手段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目前国外在战略成本管理的研究方面，建立并完善了战略成本管理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这对促进我国企业运用战略成本管理思想和方法获取竞争优势具有现实应用价值。而我国对于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初步奠定了理论研究基础，目前对此问题研究多集中在传统经济竞争环境下，而在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对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理论和应用研究缺乏理论探讨与创新。

三、成本因素分解：低碳模式下企业成本管理影响

一定时期成本管理的理论方法反映了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管理科学发展水平。传统成本管理面对新经济环境的变化表现出许多不适，如成本构成因素分析向无形成本动因转变、成本管理理念向提高企业可持续性竞争优势转变等。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外部环境变化，成本管理的目标、内容和方法都应进行适应性跟进，尤其在新经济发展环境下，应与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战略相匹配，由此得出低碳经济发展对企业成本的差异性影响。

（一）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短期内成本增加 我国基本依赖工业高速增长拉动经济高速增长，转变增长方式、改变经济结构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传统经济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下，采取掠夺式经验，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明显表现为“三高”（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特征，成本管理目标亦是单纯降低企业内部成本而取得利润最大化。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鼓励消费者购买产品服务功能而非仅是产品本身，并强化企业的社会服务功能， 要求企业更重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形成以低碳技术为发展方向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见图2）。

低碳工业本质则是把低碳设计与资源综合利用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工业生产的发展模式，此发展模式对企业低碳项目技术水平、生产碳排放则要求更高，企业须在加强低碳技术创新、开发低碳技术乃至企业设施设备等方面加大投入，促使企业短期内生产成本增加。一是能源技术改造会增加短期成本。而如何化解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能源消耗的高度依赖，如何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实为目前主要难题。要减少碳排放，推动能效技术、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建立低碳能源系统和低碳技术体系，都须依赖企业在获取低碳技术创新和研发过程中进行大量资金投入。二是低碳经济条件下，在企业生产工艺、技术或产品性能改造方面会增加短期成本。低碳经济对企业技术、产品以及废弃物处理方式的要求都与传统工业不同，目前需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发展低碳技术产业，协调推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与污染减排，以及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所采用的碳收集技术等方面都须增加投入，因此，企业低碳技术以及减排费用成本在低碳经济发展前期是增加的。

（二）低碳模式为企业管理带来成本优势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任务与发达国家相比存有相应差距，但经客观分析可知，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具有一定基础以及成本优势，并可为企业全面实施低碳条件下战略成本管理创造相应条件。

一是能源低碳技术基础的形成带来的成本优势。在低碳能源技术领域，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虽可再生能源成本高，仍有相当部分已商业化的低碳技术，如太阳能热水器运用，太阳能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两种技术目前已在运行。而新能源、低碳建筑、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等一批核心技术目前已有突破，产业化推广程度增加，都为企业全面采用低碳技术、实施低碳工业奠定了成本优势。

二是我国企业低碳经济特定阶段带来的成本优势。因我国企业尚处于低碳经济发展初期，企业数量远低于传统工业发达国家，而建立新企业、购买新设备成本比改造更新旧企业、旧设备成本低，与日本、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相比，我国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相对较低。

三是企业制造工艺方面技术革新与新工艺使用带来的成本优势。企业制造工艺如在产品制造上能尽可能延长使用寿命，则成为低碳经济的最大体现，因而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即是最大低碳排放的应有之义。

四是稳固的政策支持为企业低碳发展带来的成本优势。积极运用政策手段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极富经济效率的调控措施。目前，针对企业发展低碳经济采取的政策工具，如税收、补贴、贷款、宣传教育和技术培训等不同政策手段广受企业欢迎，亦为企业采用低碳技术创造了良好环境，进一步强化了企业节能减排的动力。

四、低碳模式下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可行性分析

战略成本管理是在分析内外部环境变化基础上，基于企业经营战略制定成本的管理模式，是对传统成本管理进行的功能拓展。美国学者John·K·Shank和Vijay Govin-darejin在《创造竞争优势的新工具——战略成本管理》（1993）中将战略成本管理内容划分为战略定位、价值链分析以及成本动因分析，因战略成本管理的属性决定企业所采取的战略是进行战略成本管理的基础，其着眼于降低成本情况下未来目标实现和长期竞争优势构建，在方法上是将战略管理的分析方法与成本信息收集和利用有效契合，从而构成战略成本管理基本分析框架。

（一）战略定位分析 战略定位分析是企业确定采取竞争策略，建立与企业战略相适应的成本管理措施而抗衡竞争者的分析方法。在战略成本管理中，战略定位分析实质是要求其战略不同而采用相应的成本管理系统。在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环境变化迥异，竞争战略较之前明显不同，企业成本管理内涵更为丰富。从企业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聚集战略等三种基本竞争战略分析，其与低碳经济模式契合度表现分述如下：

首先，成本领先战略在诸战略中最为明确，在该战略指导下，企业目标是要成为其产业中的低成本生产（服务）厂商，在低碳经济条件下，成本最低化内涵更为丰富，一方面要求企业维持原有降低成本的措施，另一方面在原有基础上将企业低碳措施前后延伸，实现在企业生产经营之前环节考虑能源资源的低碳化，在企业生产经营之后环节考虑企业生产消耗性污染排放和企业产品使用的低碳化，由此，在低碳经济下企业成本领先战略就与低碳环境下企业竞争战略更为切合。低碳模式下，企业必须发现和开发所有成本优势资源与所有可能低碳的环节。成本领先战略可通过大规模生产和严格成本控制来实现，但更应通过节能技术、提高能效技术以及减排技术引进与使用来实现。

其次，差异化战略是突出产品某一方面特定功能而增强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这种特殊需求在低碳环境下可成为低碳最终目标，因低碳经济不仅要求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低碳化，对消费者来说亦有低碳生活低碳消费的要求。实施差异化战略企业须通过降低不影响产品性能的成本，保持与竞争对手成本相近，使企业能以较低成本维持产品的差异性，但因各种条件限制，全面、长期地取得成本领先和差异领先的地位并不现实。

再次，目标集聚战略是通过某种产品系列的细分区段或某细分市场而取得目标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实施此战略前提是企业能够集中有限资源以高效率和效果为战略对象服务，以超越广阔范围的竞争对手。实质上，目标聚集战略中的成本聚集战略是一种低成本战略。目前，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已成为企业必然选择，企业竞争战略务必以低碳发展为前提，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目标集聚战略，无论是成本领先目标集聚战略，还是差异领先目标集聚战略都应围绕企业低碳发展目标展开，充分挖掘企业可能的低碳环节，以获取成本优势与差异优势。如企业能够在某目标市场上获得成本领先或差异领先的地位，且目标市场产业结构具有吸引力，则实施该战略的企业必会获得超过产业平均水平的收益。

在世界倡导低碳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下，企业应立足社会大环境对企业长远发展进行战略定位。从长期来看，如企业发展低碳获得成功，不仅节约了生产经营环节成本，且与同行业竞争中，企业产品因低碳效能而获得与竞争对手产品有明显区别的特殊溢价，从而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优势。

（二）价值链分析 企业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一种价值活动管理，价值链分析是战略成本管理的逻辑起点。每种产品从其最初原材料投入到入市为消费品，须经无数相互联系的作业环节，而价值链分析主要是从原材料供应商开始到最终产品消费者止，通过其间一系列相关作业整合而控制成本。

首先是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对单个企业而言，每种最终产品历经的作业链会形成竞争战略竞争上的价值链，对此分析可确定单元价值链上的成本与效益。如企业价值链上所有活动的累计总成本小于竞争对手时，就具有了战略成本优势。由于低碳经济目标是通过减少碳排放以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此种经济模式下，企业运营过程与传统工业产品的各作业链的高耗费、高排放，以及对工艺技术、生产过程的要求、废弃物处理均有不同。而低碳经济更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对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可得出最基本价值链，实现最大可能的低碳化，然后分解其为单独作业，并使每一作业都能低碳化，以实现战略目标下价值作业的优化组合，最终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其次是行业价值链分析。从最终用户角度看，价值链一般按行业构成，任一企业都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相关行业之间有交叉价值链。行业价值链分析是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的延伸，是从战略高度进行分析，逐步降低成本或调整企业在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及范围，以取得成本优势。在低碳经济环境下，行业价值链分析演变为对企业能源、动力和材料的低碳化到企业生产过程低碳化的分析，通过对上游能源、材料等因素与企业生产工艺低碳的控制，实现可持续的成本降低并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

最后是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在行业中，竞争对手价值链和本企业价值链在行业价值链中处于平行位置。通过对竞争对手价值链的分析，可测算竞争对手成本并与之相比较，根据企业不同战略，确定扬长避短的策略争取成本优势。在低碳经济模式下，企业间竞争变成了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在行业价值链中使用的竞争，由此要求企业不仅要注重价值链分析，亦要注重行业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并通过分析将其与本企业价值链分析结果相比较，揭示出决定竞争优势的差异所在，从而根据企业不同的战略确定成本管理策略。

（三）成本动因分析 成本动因是引起产品成本发生的原因。战略成本动因对成本影响比重较大，从战略成本动因来考虑成本管理，可控制企业日常经营中大量潜在的成本问题，以实现低碳经营。从价值角度看，每一创造价值的活动都具有独特的成本动因，以此解释每一个创造价值活动的成本。因此，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而言，价值创造活动与低碳技术、制度创新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其成本动因的重要因素。就此意义而言，低碳技术创新如顺应国际环境即可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另外对相关企业进行整合，可使企业发挥“专业集成、投资集中、资源集约、效益集聚”的整体优势，这也是企业成本动因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结论

从竞争战略理论分析可以得出，无论企业采取何种战略，亦无论企业处于何种竞争环境，成本问题始终是企业战略制定、选择和实施过程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而在低碳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成本战略为企业赢得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亦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并构成了战略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同时，与战略成本管理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实施成本控制战略，成本控制战略可归属于低碳战略，其以成本管理过程为轴心展开，并强调成本控制措施的构造与选择。而价值链分析、作业成本管理、成本规划与设计等则具有成本降低成份，此层面的成本管理战略旨在构造基础宽广、具有长期性持续效应的降低成本的措施体系。

企业低碳发展是顺应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实施虽存在诸多环境或条件障碍，但就目前国情而言，政府对低碳工业发展承负着主要责任，即需为企业低碳环境下战略成本管理创造有利的内外部条件，通过建立与完善法律保障体系，转变并树立低碳成本管理意识，提供相应低碳技术支撑，加大低碳生产经营的相关政策激励，在企业低碳发展前提下，增强并促进我国企业战略成本管理有效实施，以助于解决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普遍面临的战略成本管理问题。

[本文系甘肃联合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编号：2012YBTS0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谢军安、郝东恒、谢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与对策》，《当代经济管理》2008年第l2期。

[2]付允、马永欢、刘怡君：《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3期。

[3]谭洛丹：《企业战略成本管理问题研究》，大连海事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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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危机时期 河南省 经济发展 挑战型机遇 健康城镇化

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由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扩大内需战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来撬动，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低的。近十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较世界70%的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①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放缓引发国际需求下降，在国际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形势下，以提高消费水平为主的扩大内需战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是最大的市场。②

由依靠廉价初级生产要素转向培育新竞争优势。中国“世界工厂”称号的本质是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初级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和管理经验、技术创新、企业品牌的缺失。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民工荒”预示着中国劳动力已不能无限供给，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为经济发展注入了不稳定因素。③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由价格竞争转向差异化竞争，由模仿走向创新，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培育新竞争优势的根本。

后危机时期河南省经济发展的挑战型机遇

实现保障粮食产量、提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平衡发展。河南省矿产、农产品等基础资源丰富，区位条件优越，劳动力和土地价格相对较低，市场潜力巨大等相对优势是承接发达地区转移产业的巨大拉力。从产业梯度转移的角度讲，这是河南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重大机遇。

但是，省内具有较高生态功能价值和食物安全意义的限制开发区占全省地域总面积的60%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全省粮食产量以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6，肩负中国粮食安全的重任。④因此保障粮食产量、提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平衡发展是河南省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现扩大内需规模与调整内需结构有序推进。拥有近亿人口的河南省蕴含着巨大的扩大内需的潜力。近十年来，河南省居民最终消费率不断降低，由2000年的54.3%降至2009年的44.9%，降低10个百分点。⑤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说明其巨大的消费需求被预期收入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等因素遏制，这部分消费需求的释放正是河南省巨大的内需潜力所在。

在扩大内需规模的同时，调整内需结构更显必要。简单来说，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非物质需求指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和培训等社会福利。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可以实现消耗同样资源下获得更多财富，但这种由工业化成熟国家和地区创造的消费模式正是环境压力的根源。因此，让人们在正确的指引下找到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平衡点的制度安排，即通过降低消费物质和能源增量获得尽可能多的非物质需求就至关重要。

实现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可持续发展。河南省是第一劳动力供应大省，但是，河南省劳动力素质偏低已成为河南省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过度廉价使用劳动力资源，使工人没有精力和金钱行使他们享受医疗、接受教育和受培训等基本权利，甚至他们的工资不能满足在打工地的生活需要，或者耽误下一代接受教育，导致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无法实现。因此，在后危机时期，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实现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可持续发展是河南省提高经济实力的根本动力。

健康城镇化：后危机时期河南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健康城镇化是城镇化的高层次，即在低层次城镇化的基础上，以节约土地和保护环境为准绳，实现以最小的资源能源消耗支持最广大的人民获得基本而有尊严的生活，包括实现教育公平，医疗、卫生等基础保障，创造充分就业的机会。

河南省城镇化率只有37.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2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1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一。城镇化率低已成为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的聚焦点。因此，推进健康城市化是河南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内需规模和优化内需结构的最佳途径，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后危机时期河南省推进健康城镇化的对策探讨

制定与主体功能区配套发展的城镇化政策。对于优化开发区域，如中原城市群中的大城市城区，以及郑洛工业走廊等区域，要把解决城镇化中存在的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问题放在首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提升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拉力。

对于重点开发区域，如安阳、鹤壁、濮阳、三门峡、商丘、周口、信阳、南阳等地，要通过充实基础设施、壮大经济规模、加快工业化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承接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的能力，逐步成为支撑河南省城镇化中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

对于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如黄河生态功能区、淮河生态功能区、太行山生态功能区、伏牛山生态功能区等地区，首要任务是保障城镇化与耕地平衡发展。第一，要加强土地管理，依法严格控制“农转非”用地，对城镇建设用地及工矿、交通、能源等非农业建设用地采用高度集约化的用地方式，立体利用土地的空间，最大限度地节约用地，少占用耕地。第二，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力度，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集约化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可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实现生态与经济建设共同发展。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城镇建设和工业发展强度，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成为中原经济区和国家的重要生态功能区，有力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

在区域协调框架下增强中原城市综合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城市群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空间演化形式，具有聚集性、协作性和整体性特征。⑥中原城市群是2006年启动建设的，以郑汴新区为核心，覆盖周边7市，通过轨道交通体系和高速铁路建设形成以郑州为核心的“半小时经济圈”和“一小时经济圈”。虽然经济要素向中原城市群聚集的趋势十分明显，但是中原城市群核心层对周边城市及全省的带动作用有限，如不加强区域增长极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各种经济要素会加快向周围区域增长极流失。因此，首先应提升中原城市群整体实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扩大第三产业总量，提升传统服务业水平，积极发展金融、咨询、科研等现代服务业。其次，应加强中原城市群郑汴新区的增长极建设，协调增长极与周边城市关系及中原城市群与辐射城市关系。第三，要明确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形成优势互补、相互竞争、各有特色的城市分工，组合发展，挖掘各城市潜力，带动河南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增强城镇化根本动力。鼓励“打工者”转变为“创业者”。政府应优化乡镇小企业成长环境，为打工者回乡投资、创业创造环境，使这些在外打工者转变为回乡创业者，通过民间力量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和非正规就业发展，从而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强城镇化的源动力。

实现劳动力资源向人力资源转变。首先应加快普及高中教育，政府应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促进农村优质教育普及化，同时应推进高中教育义务教育化，在扩大受教育人群的基础上提高受教育者素质能力基础。其次应加大职业技能教育力度，建立至少一年的职业技能义务教育体系，对低素质劳动力尤其是中青年劳动力和未进入高等教育院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免费培训职业技能，同时继续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引导劳动人口提升职业适应力和竞争力。三是重视对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根据公司发展状况和员工队伍状况，通过定期深造和定向培训提高员工技术能力、管理水平和思想认知，使员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实现劳动力资源向人力资源的转变。（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

注释

①韩海燕，何炼成：“经济危机下的低收入阶层与扩大内需的关系”，《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

②林毅夫新浪财经专访，2008年10月，finance.省略/economist/jingjixueren/20081022/19405419033.shtml。

③蔡：“顺水行舟――失衡世界经济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调整”，《经济前沿》，2008年6月。

④冯德显等：“基于人地关系理论的河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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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的概念

著名的西班牙工程师A.serda提出城市化的概念， 在经济学中是指由于工业化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克拉克将城市化视为“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 沃斯认为“城市化是指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镇）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麦基、兰帕德、沃尔夫、弗里德曼和麦基等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缩影，是空间、物质、人口、经济、体制及社会特征的多维现象反映。国外学者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

对于城镇化的概念国内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我国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认为，城镇化的本质含义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这种发展过程必然使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上升。与之相适应，必然导致人口从农业活动为主的农村向非农业活动为主的市镇转移。高佩义认为，城市化就是“一个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或“都市化”都不能很好地概括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状况，而城镇化一词比较适合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及现状。

二、城镇化驱动力

（一）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

工业革命是近代以来促进欧洲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韦伯分析19世纪欧洲国家的城市化，认为在空间上工业化所导致的劳动力分工是促进城市化的驱动机制。周一星、许学强、宁越敏、等人认为除了少数国家，城市化的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是正相关的。段杰、李江认为，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是促进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徐涵秋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析结果，认为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是福清市城镇空间扩展的主要驱动力。钟秀明也认为， 社会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是同步的，但发展中国家却并不是都相同的。

（二）产业结构的转换

在17世纪中叶，威廉・配第分析了荷兰、英国等国的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 认为不同产业比较利益会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A・费雪尔、S・库茨涅兹、W・霍夫曼、日本的筱原三代等人随后也都研究过产业发展及其结构转换趋势，其中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在W・配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影响较大。汪冬梅研究我国农村区域系统时认为，农村区域系统中产业转换与发展是城市化的重要动力。赵君、肖洪安等认为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经济结构即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进将为城市化发展持续动力。杨德刚、李秀萍分析新疆城市化过程及机制，认为产业结构的转换是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

（三）城镇化的推力――拉力

城镇化过程中，不仅有城镇本身的拉力（吸引力），即城镇基础建设、生活环境、教育和医疗条件等优势对农牧民有较强的吸引力，还有农村牧区的推力，也就是与之城市条件相反的恶劣的自然环境，较差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刘启明把城镇化的微观动力概括为城市的向心力、离心力及来自农村的推力的综合作用结果。顾朝林、段杰、李江认为，城乡间及城市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且相互作用的大小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吸引力、空间交通网络的主导轴、小城镇对其中心城市辐射的吸纳力和乡村地区的推力。李世泰[16]在研究农村城镇化时认为，利益的动力、产业的发展、制度和农民排斥力对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作用较强。

（四）多元化的驱动力

许学强、姚华松指出“广博的自然地域和复杂的人文环境，必然孕育了多元化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我国城市化驱动力是复杂的、多元化的，“一元论”、“二元论”是无法概括的。陈洋、李郇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关系密切。薛凤旋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劳动分工重组的背景下，外资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新的驱动力。崔功豪、马润潮认为促进小城镇发展的驱动力有政策、资金和地方社区政府的作用，而农民群体和区外力量也有重要的作用，而更多的是自下、自内、自外的结合，共同促进农村的城市化过程。

三、城镇化模式

教授通过大量研究，在比较苏南苏北的小城镇发展后提出城镇发展的“模式”一词，并总结了我国各个地区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珠江模式”等。

“自上而下”型的城镇化主要是由国家政策和制度变化等驱动力影响下引起的城镇化。这种模式的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行政中心的乘数效应、大型国家项目的带动和新的制度变迁可以将原有的城镇发展或形成新兴工矿业城镇。“自下而上”型的城镇化是由于人口稠密地区，有经商传统或商品意思较发达的地区。当地村民通过自筹资金，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发展小城镇的乡镇企业或个体工商业，以不同方式实现了人口城镇化。

凌耀初认为，中小工商业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在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层次不高，政府调控能力较弱。其次，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也没有形成比较优势。国外学者Jonathan Eaton比较日两国城市化的过程时指出，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高于大城市。赵春音认为，发展小城镇对与土地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我国人多地少，发展小城镇，使小城镇数量上的增加难以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基本问题，还可能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基础建设较差，无法满足小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四、生态环境与城镇化

由于城镇化研究内容的逐渐深入和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国内学者都认识到生态城市建设和规划的重要性，对于中西部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压力较大的地区提供了促进城镇化的机会。方创林认为，西北干旱地区城市化过程中水资源短缺并不是限制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是“导致生态环境变化（改善和退化）的主导因素是草地类型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变，城市用地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不显著”。顾朝林认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生态思维是城市化的新取向，可持续的生态规划、生态管制势在必行”。牧区的小城镇吸引力和对中心城市辐射力的传递能力较差，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转变缓慢，无法实现产业结构上的转变，服务业和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不能有效促进人口就业，也就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转换，带动人口就业，实现人口城镇化，从而促进牧区城镇化发展。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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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地理集中；产业区位；区域经济

一、产业地理集中：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捷径

产业地理集中或产业蔟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企业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有不寻常的竞争优势集合体。工业化时代的代表性产业像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造船业等大规模聚集于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硅谷高技术产业和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是单一产业的地理聚集的两个最有名的案例。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硅谷型聚集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具有规律性。现在学者们越来越发现，产业聚集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在美国，有名的聚集还有华尔街的金融业、好莱坞的娱乐业、加利福尼亚的酿酒业、华盛顿的炼铝业等等。伊利森和格拉泽(EllisonandGlaeser)通过对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每个产业都显示出过度的集中，459个四位数SIC产业中的446个有明显的聚集。波特(Porter)指出产业地理集中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并认为“蔟群”(Clusters)的因素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地图，它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内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蔟群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正如波特教授所说；“贫困国家由于缺乏发展完善的蔟群，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参与竞争。要超越这一阶段，发展功能完善的蔟群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那些欲从中等收入转入发达经济行列的国家来说，蔟群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制约性因素”。风行世界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高科技园区、创业园区等形形的园区不是产业区位理论或产业地理集中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无非是运用政府的力量造成产业的地理集中，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蔟群，从而获取更高的生产率和持续的竞争优势。

人们不禁要问，在网络经济时代，通过鼠标的点击就能从世界各地获取信息和生产要素，就能完成各种交易活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区位还能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吗?或者说产业区位在全球性竞争中还那么重要吗?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波特所提出的“全球经济中地理位置的悖论：即全球经济中持久性的竞争优势，却在远方竞争者无法匹敌的当地要素——知识、关系和动机中日益重要”。有鲜明的依据表明在众多的领域中，产业地理集中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创新和竞争优势在地理位置上是越来越集中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了。

二、产业地理集中的理论解释

某一产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自然聚集并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是一个漫长过程。众所周知，我国许多地方的“名、优、特”产品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些产业的早期聚集过程很难考究清楚。据目前的研究来看，产业地理集中引力有：

第一，自然优势聚集力(naturaladvantageagglomerationforces)。自然优势聚集力是产业地理集中的基本作用之一。自然优势的含义相当广泛，它不但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单个方面的优势，还包括两者的组合优势以及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如某一地区有发展某一产业的自然资源优势，但自然环境地不适合于该产业的发展，则这种自然资源优势的聚集力将相当弱。伊利森和格拉译（EllisonandGlaeser）通过对美国产业聚集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自然优势聚集力可以解释20％左右的产业聚集现象。自然优势可以说明种植业、酿酒业、食品制造加工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造船业、采掘业与冶炼业等原材料产业的聚集现象。但自然优势也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区具有发展某产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两方面的优势，但该地区却并未发生产业聚集的现象。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包括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等。交通运输条件一直是古典区位理论中的最基本要素，交通运输上的便利和低成本是许多产业聚集的基本动力。现代企业行为理论也指出，一些产业中的企业选址决策对区位成本是高度敏感的，区位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选址中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外溢聚集力。这里的外溢是区位外溢，是指某一厂商的建成将降低其它厂商的成本或提高它们的竞争力的现象，包括物理外溢(比如一家厂商的建成降低了第二家厂商的运输成本)和智力外溢。智力外溢可以较好地解释高科技产业大量聚集于大学或研究机构附近的现象，如硅谷型聚集等。物理外溢在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中存在较普遍。我们经常会见到，在一个荒芜的地区一旦建成了较大的企业后，小企业将鱼贯而至。这主要是由于大企业的外溢聚集力的缘故。外溢聚集力较常见于城镇的形成过程中，在由乡村到镇再到城市的扩大过程中，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外溢聚集力越来越大，产品差异化程度也不断增加。传统商业(店铺商业)中外溢聚集力也较显著，如各种商业小区、商业街在实质上是商业的集中，可称为商业蔟群，外溢聚集力是蔟群形成的基本动力。伊利森和格拉泽认为，外溢是产业地理集中除自然优势以外的另一个主要动力。

第三，人文凝聚力。人文环境不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资源，也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在全世界华人移居的地方都能形成有活力的华人经济区，美国的唐人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意大利和我国的台湾省是小企业主宰的经济系统，小企业聚集极为普遍，不同的社区小企业聚集的产业类型是不尽一致的，这种聚集的基本动力就来自传统人文环境的吸引力。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聚集在我国的南方沿海地区如浙、闽、粤等也很普遍，其中以家族团体(血缘、亲缘)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蔟群占主体。这种蔟群产生的动力就是人文关系，系统赖以运行的基本因素是信任和承诺，现代交易的最基本方式契约交易并没有取代信任和承诺成为系统内成员的交易方式，交易成本也相当低，信誉是成员间信任和承诺的最重要因素。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源源流长、丰富多彩，不同的社区其人文环境迥异，劳动分工和交易的秩序很难扩展到不同人文环境的社区之间。因此，蔟群的范围也往往囿于社区的人文边界以内。波特教授也指出，不寻常的、复杂的或紧迫的地方需求也可以产生蔟群。作者认为地方需求形成聚集的动力就是人文凝聚力。人文聚集力在与文化有关的产业如文体娱乐(戏曲、歌舞、体育项目等)、古迹名胜旅游、传统手工艺品和饮食等的聚集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日常所讲的“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产品或工艺也只局限于该地区的某一个小区域内，离开了特定的区域就无所谓“特”了，这是由人文聚集力的引力场决定的。

当然，对于一个具体的产业聚集而言，上述三类聚集力可能是单个起作用，也可能是多个力的产物，或者还有别的作用力在起作用。一旦产业地理集中开始形成，就会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尤其是当地政府持支持态度和地方竞争富有活力时更是如此。

三、产业地理集中理论的应用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大调整时期，抓大放小、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性举措对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大影响。产业地理集中既是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之一，也应是其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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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政策选择

一、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城市化整体水平低。从统计数据看，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1万亿大关，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8%以上，城市化水平是43.9%，但人口城市化远远滞后于经济的非农化。同时考虑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和劳动力人均赡养系数的城乡差别，以及由于种种原因，坚持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真正意义上地完全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如教育、就业、就医、养老等优惠政策，可以说明我国城市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乡镇企业及后来民营企业的发展相比较，农村城市化水平也远远滞后。1992年我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乡镇企业产值就占2/3。而在1979~1984年，市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了4%，年均增速0.85%，1985~1994年，经济增长较快的10年，市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只提高了5.61%。年平均增速降为0.56%，这表明我国城市化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反而降低。由于乡镇企业分部不集中，农村城市化水平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对应。

2.农村城市化地域差异大，城镇空间布局急需调整。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各地的发展不平衡，人口分布密度差异较大，所以各地农村城市化水平差异也较大。在我国现阶段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大中城市郊区及农村工业发达地区，农村城市化进程快、水平高，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金三角、京津唐、辽中南等城镇密集地区，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还很缓慢。与此相应，我国城市的空间布局差异较大。我国东部地区的城镇偏多，西部地区的城镇偏少，中部地区的建制镇也略少，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西部的资金人才纷纷“东南飞”，进一步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形成低水平循环陷阱，不仅阻滞了中西部农村城市化进程，还影响了中西部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3.小城镇建设存在的问题。发展建设小城镇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小城镇建设出现的问题制约着农村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主要问题如下：小城镇经济结构转换滞后，不适应农村城市化进程的需求。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小城镇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提高，三产比重提高不明显，农业产业化与小城镇建设未形成联动，脱节现象普遍。同时小城镇就业结构的转换也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虽然前些年很多地区开展了撤乡并镇行动，小城镇的管理范围和城区规模有所扩大，减少了建成区附近的生产要素和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的体制上的阻力。但是小城镇人口规模仍很小，远不能发挥聚集效益，土地集约程度不高，非农人口比重业无大幅度提高，农民工“两栖性”较强。与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吸引力较小，缺少真正懂市场和经营管理的大批人才和企业家及有一技之长的科学技术人员，小城镇的政府也缺乏专门的规划人才。现行的财政金融体制使得小城镇缺乏必须的建设资金。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还存在投资环境差，市场开拓不力等问题，缺少吸引区域资金的优势，削弱了小城镇的发展力量。

二、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转变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必然有其发展的规律和动力机制。

1.农业发展是农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总的来说，农业发展之所以成为农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主要是基于以下四点: 首先，农业为非农产业人口提供商品粮，商品粮越多，工业化进行的速度也就越快，反之则会滞缓城市化的进程。其次，农业为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再次，农业为农副产品为主的轻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原料。最后，农业发展也为城市提供了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全面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从而使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具备了新的内涵。农产品供给由全面短缺走向相对剩余，给农村城市化提供了充足的商品粮支持。粮食自给率基本达到100%，棉花、蔬菜、水果等一些经济作物也出现了地区性过剩，这就要求一方面农业必须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适应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城市化进程应当加快，以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业生产向产业化、专业化和区域化方向转变，信息化、知识化也露端倪，为农村城市化更好地结合当地优势发展奠定了基础。各地农村和小城镇都可以结合当地优势，以农业的产业化、专业化、区域化为基础避免产业雷同和小规模低效率发展，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业发展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从而推动农村尽快加速城市化步伐，为农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实施税费改革，农业从“纳税”走向支持和保护，而后又取消了一切税收，对农业进行各种补贴，从资金、技术等方面反哺农业。劳动力结构出现了绝对数量和份额两个转折性变化，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农村城市化所需的最丰富的人力资源。1992年是一个转折点，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开始持续减少，到1997年农业领域的从业人数比1991年减少了3955万人。第二个转折点是1997年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已下降到50%以下。这两个转折性变化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变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相对国民收入份额，缩小城乡差别有着积极作用。

2.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工业化过程与城市化是密不可分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和加速器，城市化所提供的聚集效应是工业化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中国经济增长走了一条不同于国际常规的道路，在过去城市化发展本来不足的情况下。农村工业异军突起，吸纳了上亿劳动力，占全国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是农村及农业的主体，成为农村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3.第三产业是农村城市化的后续动力。世界性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第三产业开始崛起，逐渐取代工业成为 城市产业的主角。在我国农村也不例外，农村的第三产业主要是以小城镇为聚集载体。

三、我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政策选择

1.农村城市化的规划设计。农村城市化的规划是在全面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以及区域性的人文地理的基础上做出的全面的、系统的，具有相对稳定和一定约束力的综合布置，是农村和小城镇经济管理的政策依据。有了科学规划、政策方能保持连续性方向。规划的目的在于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建立合理的解决地理空间结构，创建良好的投资环境与生活环境，促进农村和城镇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使农村城市化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2.农村城市化的农业政策选择。要加强农业保护力度，增大农业投入比重，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人地矛盾和粮食生产矛盾。并调整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进出口结构与政策，大力推进产业经营。同时积极培育平等竞争的多元流通主体 ，形成统一完整的市场体系，加速农村就地城市化。

3.农村城市化的农村工业政策选择。正确认识和把握乡镇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使农村城市化呈现勃勃生机，是制定乡企政策的立足点。农村工业的政策选择应遵循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因势利导，把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抓大放小，推动乡镇企业从适应性调整向战略性调整转变。全面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使之适应新世纪、新情况的要求。

4.农村小城镇发展的政策选择。为科学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必须加快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建设。具体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要鼓励参与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的企业驻足小城镇，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使小城镇成为居民能享受城市文明的居住中心和农村二、三产业的聚集中心。在农村基础好的小城镇，政府应对农副产品加工基地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尽量集中到县城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乡镇，在指导力度、生产基地选择、项目安排、资金投入、市场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从地域空间来看：推进小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制度。目前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应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一是必须建立统一协调的企业规划体系，以区域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科学地确定小城镇用地规模和布局，把小城镇土地利用规划纳入到区域规划体系之中，避免以往高资源浪费的利用方式。二是土地整理力度，使拆迁地、废弃地及时复耕，真正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三是积极推进小城镇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建立农村小城镇的社会保障体制。国家财政困难，农民没有固定收入，短期内，在农村范围内大规模开展社会保障工作尚不具备条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落后，难以适应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进入小城镇的投资者和定居的农民，又迫切需要安全、子女上学、养老、看病等方面的保障。这是农民进城后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小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应从实际出发，分阶段、多层次、多形式的建立。政府应根据社会保障的目标，尽快出台社会保障法及相应的法规，使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形成并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经济贸易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