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5:54:39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区域动态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义乌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088-02
引言
2012年,义乌市登记流动人口数为159.5万,远远超出常住人口。同时,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义乌市在中国最具竞争力百强县(县级市)排行榜排名位列14名。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的进步,这其中又以人的因素为首,人的素质的提高才能推动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产出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从影响经济增长的源头因素来看,人力资本才是重要的因素,大量的流动人口对义乌市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人力资本由舒尔茨(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并经贝克尔(Becker Gary,1964)等人的补充和发展,形成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卢卡斯(Lucas,1988)和罗默(Romer,1986)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同物质资本一样的独立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运用微观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力,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新贸易理论的代表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也受到产业集聚等因素的重要影响,生产要素通过流动产生空间上的集聚,会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1]。
国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经济正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加之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因此,国内学者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侯亚非和王金营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外生变量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顾加宁对中国人力资本的集聚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 [3];郭永昌分析了上海市闵行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集聚成因和空间集聚基本形式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构模式 [4]。
针对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区域动态人力资本”在本质意义上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的概念相同,它是指某一区域动态流动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具有某种学历(教育水平)和技能特征的劳动力。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流动的务工经商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称之为人力资本。需要说明的是,动态人力资本应包括人力的流入与流出两个方向,但义乌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流出的人力资本相对流入的比例较小,因此在本文中将忽略流出人力资本存量。
二、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存量分析
动态的务工经商劳动力的数据来源于义乌市2012年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报告和境内13个镇街6 863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情况汇总,得出义乌市流动人口的结构状况 [5]。
(一) 以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分析人力资本构成时,不仅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学历结构,还特别重视与学历结构相关联的年龄、性别构成特征 [6]。
将调查的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从年龄特征看,年龄段以18—35岁为主,形成了劳动力聚集的峰尖,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是流入义乌务工经商的主要群体。从学历构成看,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以初中为主,占84.69%,大专以上学历只占3.35%。因此可以认为,具有中学教育学历是进入义乌市形成劳动力供给的最低学历临界点。学历水平的普遍低下,也造成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压力的转移,对产业升级转型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以职业分布的人力资本
以学历为主要观察标准来衡量,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结构属于低水平,主要从事生产制造、服务行业工作,占总岗位数的62.29%,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工作或从事非(低)技术工作,属于低端职业领域的人群。这种岗位选择的特征表明,流入到义乌市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生产企业里,这与义乌市众多的中小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职业选择半径不大,并且集中。
(三)来源地和工作地观察下的人力资本
为了分析义乌市对流动的人力资本吸引状况,笔者对流入的人力资本的来源地和在义乌的工作区域做了分析,显示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义乌市主城区工作的人占绝大多数,占73.51%,乡镇的吸引力还不强。二是流动人口中来自省外的占89.41%,大多数来自江西、贵州、河南、安徽等地,这四省的流入人口占总数的57.93%,说明义乌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比较有限,带动的是更不发达的地区;而经济发达地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员流入很少,说明义乌市很难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素质人才。这在义乌市建设综合贸易改革试点过程中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是非常不利的。
三、义乌市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各地区的发展经验显示,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本存量越多、质量越高,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就越高。同时,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状况进行的;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都是受到相应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人力资本约束的。
(一)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人力资本可促进产业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特别是有利于发展高科技产业。2012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低,仅为2.63%。经济发展规律证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而第三产业中的高科技产业比重较大。义乌市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通过发展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可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发挥优势,使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人力资本的转化会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资本收益率,使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义乌市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多分布于学校内,对科技的转化效率存在一定制约。
(二)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在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研究时,更多的是按受教育年限将人力资本分为基础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代表劳动力所必备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基础人力资本而言,专业化人力资本更强调知识、创新和研究能力(高素英,2009)。
在义乌2012年的调查中,基础性人才占绝大多数,对经济的贡献度比较大,因此,提高一般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是构建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将会有利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上加大对基础性人才的投资,不断提升他们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提高区域整体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除了要对现有的一般人才的开发与利用外,还要想方设法提高区域一般人才的数量,高职高专等职业技术学校肩负着培养一般人才的重任,要积极探索职业技术学校的培养模式,提升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水平和办学水平。
相反,义乌专业性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高层次人才多是决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执行者,其贡献率不能直接体现在经济指标上;二是因为高层次人才做的多是创造性的工作,成果的转化有滞后性,有可能低估高层次人才的作用。因此,在高层次人才的发展上,笔者提出如下两点建议:一是提升地区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和素质,不断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更适合义乌市场具体情况的人才,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吸引其他地区的高层次人才来本地区工作,尤其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
(三)人力资本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形成
义乌市作为金义大都市、浙中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物质运输交换、要素流动、信息沟通的重要功能。从国内外的区域发展经验可以看到,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中,人力资本较为聚集,而且区域人力资本存量规模和结构也直接影响了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义乌市的动态人力资本远远超过了金华市其他地区,在浙江省也位于前列,这些人才基础都为义乌市承担贸易中心功能、生产中心功能、服务中心功能、金融中心功能、信息中心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仅取决于人才数量的多少,而且取决于其使用环境、组织制度和激励的有效程度。因此,吸引专业人才的集聚,需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建设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完善用人机制,改善人才的工作环境;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注重对某些特殊领域专门技术人才的引进。经济增长和人才增长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意味着人才的重要性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对自身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好的人才发展模式会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
义乌市人力资本流动还存在区域流动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区域流动方向不均衡、人力资本区域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进一步调整人力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方式和结构,合理规划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发展战略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1] Paul Robin Krugman with Masahisa Fujita and Anthony 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IT Press,1999.
[2] 侯亚非,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人口研究,2001,(3).
[3] 顾加宁.人力资本的区域集聚效应与中国的研究现状[J].人力资源,2006,(7).
[4] 郭永昌.大城市边缘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重构——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5).
关键词:劳动者报酬;竞争力评价模型;国际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89-02
中国一直享受着人口红利,低廉的人工成本为中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扩大内需、产业升级以及国内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需要,中国劳动力报酬上涨势在必行。然而,提高劳动者报酬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外,美欧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并非劳动力成本越高越好。因此,探讨中国劳动力报酬维持怎么样的水平很有实际意义,同时对中国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提高劳动者报酬将会面临的困局
(一)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出口、投资、房地产是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旧马车。其中房地产泡沫已经影响到中国金融安全和实体经济,2008年国家投入的4万亿导致产能过剩,大规模的投资也不能再继续。靠出口拉动经济,这被过去证明可行,但如今人民币持续升值超过30%,如果提高劳动者报酬可能进一步减小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中国经济将可能陷入衰退。
(二)助长通货膨胀
第一,中国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对商品的需求增大,导致商品价格上涨;第二,劳动成本提高,企业提高商品价格维持利润。商品价格提高了又将进一步推动劳动报酬的提高,并形成膨胀的恶性循环。
(三)劳动力供需面临新的挑战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现有企业劳动需求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新建的企业将减少,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因此劳动力成本上涨将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此外,高等教育的普及,劳动力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许多大学毕业生缺乏毅力和工作经验使制造企业或服务业望而生畏,导致企业招不到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对口。
二、提高劳动者报酬具备可行性
如今,城镇化、服务业以及高新产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新马车,加上中国日益国际化的人民币,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大博弈中拥有更多筹码,中国经济将再次腾飞!
(一)中国出口行业竞争优势依然存在
刘厚俊、利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中通过对1999—2008年中国31个省区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外资流入量及出口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证明工资上涨对出口量及外资流入量均无显著负面影响。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上升幅度仍然小于中国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再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的出口行业更是保持优势,因此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国际竞争优势是依然存在的。
(二)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
中国拥有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城市人口只占40%,每1%的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就能带动GDP5%的增长,如果每年有2%的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则带动GDP增长为10%,那么中国城市化进程能维持二十年,加上另外98%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经济就能轻易维持十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
(三)扩大对内供给,稳定物价
内需市场的打开和人民币升值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因此必须增加国内供给,满足需求,增加大量就业岗位,带来制造业的繁华,也带动服务业欣欣向荣,又防止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此外,中国正在逐步放开金融管制,合理的民间借贷让更多的民间小企业家发现市场供给的不足,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促进竞争,使市场更完善、让消费者更满意。
(四)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就业
美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80%,而中国为43%。中国目前制造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以美国的15%为标准,中国将近50%的制造业劳动力将在未来二十年将转向服务业,最终使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25%,务农劳动力占10%,服务业劳动力占65%。服务业蓬勃发展可以带来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
(五)效率工资理论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工人工作的效率与工人的报酬有很大的相关性,报酬越高工人效率会越高。另外,政府应带头增加社会的垂直流动,给更多有能力的人上升的空间,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社会生产率。
三、维持中国经济持续性增长的人均报酬水平分析
然而,并非报酬水平越高越好,从欧美的发展过程中发现,欧美国家人均报酬太高,达到GDP的70%~80%,藏富于民固然重要,但国民藏富过多就意味着国家财政集中能力有限,容易出现国家财政赤字,不利于国家发展。
(一)基于科技水平与人均GDP关系修正后的竞争优势比较模型
一个国家的产品要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价格和科技水平。首先价格方面要比较世界商品平均价格水平,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情况下,报酬越高,则成本越高,商品价格就越高,越没有竞争力,即人均收入越高,竞争优势越低;当科技水平越高,则生产效率越高,产品质量越优越,越有竞争力。因此,为两个影响因素加入权数得到:
竞争优势=a科技水平-b人均报酬
一个国家的GDP等于人口与人均产出(即人均GDP)的乘积,当两个分别属于不同国家的人投入劳动的时间相同,而产出却不同,这就是由于科技水平的差异导致,可见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越高,则人均GDP越高,该国家人均产出的产品或服务价值越高,即有:人均GDP=1人*科技水平。因此科技水平可认为等同于人均GDP。以美元为标准,2008年美国人均GDP为47 422美元,假定科技水平的单位为ke,则美国科技水平为47 422ke。中国2008年人均GDP为3 387美元,则科技水平为3 387ke。人均GDP与人均报酬的差值占人均GDP的比重就是竞争优势的值,修正后的竞争优势比较模型化简为:
竞争优势=(人均GDP-人均报酬)/人均GDP
此公式可以理解为,人均报酬与人均创造的GDP之间的差值便是竞争优势。当差值越大,即报酬比创造的价值少了越多,则成本越低,产品越实惠,同时政府越有财政实力进行调控建设和收入再分配。因此本公式具备合理性。
通过调节人均报酬,使本国竞争优势与竞争国持平,在竞争优势持平下得到的报酬水平便是人均报酬上限:
本国人均报酬上限=本国人均GDP-(竞争国竞争优势*本国人均GDP)
(二)中国产品与美国产品竞争力比较
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关系影响着世界繁荣稳定,贸易平衡是两国一直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贸易平衡呢,那就是要两国的竞争优势相等。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美元为单位):
中国竞争优势=(3 387-2 254)/3 387=0.3345
美国竞争优势=(47 422-35 486)/47 422=0.2517
0.3345>0.2517,因此中国产品比美国产品更具备优势,所以中国对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合理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提高中国产品的制造成本,实现贸易平衡。因此中国可以提高平均报酬水平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那么要实现贸易平衡,中国平均报酬应该是在什么水平?当中国竞争优势与美国一样为0.2517时,中国人均报酬上限=中国人均GDP-(美国竞争优势*中国人均GDP)=2 534美元
2 534=2 254*112.4%,因此2008年中国人均报酬须提高12.4%才能实现中美贸易平衡,又或者该年实现人民币升值12.4%。
(三)中国产品与世界产品竞争力持平下的平均劳动者报酬水平
中国工资水平只要在中国产品与世界产品平均竞争力持平的报酬水平之下,中国的产品便具备竞争优势。以下是用2010年的数据得出的产品竞争优势(世界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均取世界排名的中位数,美元为单位):
中国产品竞争优势=(4 440-2 852)/4 440=0.3577
世界产品竞争优势=(4 478-3 941)/4 478=0.1200
0.3577远远大于0.1200,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工厂。那么当中国产品竞争优势和世界产品竞争优势相等时,中国的人均报酬应为:
中国人均报酬上限=中国人均GDP-(世界竞争优势*中国人均GDP)=3 907美元
则,中国人均年报酬只要在3 907美元及以下就可维持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即201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工资为每月人均报酬2 181元人民币,中国人均报酬仍有42.6%的上升空间。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劳动者报酬严重偏低,为了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中国必须提高劳动者收入。即使在提高劳动者报酬方面会遇到困境,但中国产品竞争依然存在优势,可以通过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扩大供给稳定物价,发展服务业提供就业岗位,产业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及发展科学技术维持增长,因此提高报酬具备可行性。为了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必须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就是[本国人均报酬上限=本国人均GDP-(竞争国竞争优势*本国人均GDP)],只要劳动力报酬在人均报酬上限范围之内,都可以保持本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保证本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清楚了解本国劳动报酬上限,可以在国际竞争、博弈上做到运筹帷幄、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1] 王燕武,李文溥,李晓静.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统计研究,2010,(10):60-67.
[2] 刘厚俊,利.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1,(3):9-13.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县域经济
近年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和“用工贵”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即将消失殆尽。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中小企业发展论坛上,有专家指出,劳动力成本上涨已成趋势。而我国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在我国两大制造业中心珠三角和长三角,劳动力成本上涨了20%~25%,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调12%。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
(1)通货膨胀的影响。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了对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我国政府实行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次性投放了4万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我国的CPI指标不断上涨,通货膨胀现象严重。通货膨胀引发的物价上升必然会影响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成本。生活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了人们所期望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期望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2)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控制人口的增长。然而,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我国已经逐步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力短缺现象渐渐凸显,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很多企业和公司,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岗位空缺”和“招工难”的现象。(3)新一代劳动者精神上的需求。随着“80后” “90后”人群和“新一代农民工”走上就业岗位,他们不再满足于以前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渴望得到比父辈们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好的福利待遇。同时,这些新一代的劳动力们大多是接受过普及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培养,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培养和教育所付出的成本也通过劳动力的成本反映出来了。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县域经济的有利影响
县域经济是我国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以使得大量的在外剩余劳动力重新转移回他们所在的小城镇,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城镇的飞速发展又带动下面乡镇的发展,吸引下面乡镇的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有利于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为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提供载体。(1)促进了县域的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促进了沿海发达地区物价和房价的进一步上涨,使得各乡镇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开始面临着工资低而消费高的困境,而相比于县城,生活成本要小很多,因此很多人不得不考虑结束在大城市漂泊的日子,重新回到家乡的中小企业务工或者自己创业,刺激了家乡的消费,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2)提高了县域的中小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很多的农民工从落后乡镇来到繁华的沿海发达地区,既然要生存下去,就只要勤奋努力的劳动,因此换来的不仅是劳动报酬,还有个人的成长经历。他们在经过几年的打工生活后,耳闻和学习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回到家乡的企业后,能带动家乡中小企业改进落后的思维和技术,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县域经济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采取的建议和措施
(1)为外出打工的务工者提供优惠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外出务工的人员很多都是对现状的不满意,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经济条件,期望给自己和家庭成员更好的生活环境。但是在实现了自己的这些理想和愿望后,很多人的内心还是希望回到家乡创业。一是心理原因。亲情的呼唤和对乡土的怀念之情是劳务回乡创业的。二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由于城市的边缘化身份使得很多务工者不得不选择回乡发展。因此各县域应该制定鼓励务工者回乡创业的优惠政策。(2)改善县域的投资环境。县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县域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的建设,改善劳务输出地的道路、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促进优势资源的开发,保护生态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开放型和服务型的政府,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通过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较高的服务意识来吸引更多的务工者回乡发展。(3)进一步推动县域的城镇化进程。为了使大量的劳动力从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回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使务工者们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力有所使,才有所用,心有所归,身有所属,更好的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一技之长。因此经应当为他们发挥所长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为其生产和生活创建一个良好的环境,而这些只有通过加强以县城为中心的小城镇来实现。县政府应当从各地实际出发,通过社会筹资和吸纳民营资本,因地制宜开展城镇化建设。
参 考 文 献
[摘要]:当今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成为决定国家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亚洲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方智慧的巨大影响力和“中国式”文化资本的崛起。借着2008北京奥运会对以DIMT模型归纳的东方智慧的展示,“中国式”文化资本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中国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坚实基础。分析北京奥运会中“中国式”文化资本的转换方式及“后奥运”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为我国文化产业提供有借鉴意义的发展路径。
Abstract: The degre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country’s influence. To a large extent, the rise of Asian economies is benefit from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oriental wisdom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depending on the display of the oriental wisdom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in a simple DIMT model, Chinese cultural capital has become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rise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nversion mod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 Post-Olympic era”, we can find the better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Key words: DIMT;Chinese Cultural Capital;Oriental Wisdom;Beijing Olympic Games;Cultural Industries
伴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儒家文化圈及其东方智慧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引发了全球对古老华夏文明的关注热潮,也再一次肯定了文化要素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影响力中的重要作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向世界全方位的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真实面貌,更加快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举目今日世界各国媒体产品,从美国好莱坞的《花木兰》、《功夫熊猫》到日本的《龙珠》、《最游记》、《三国》,对“中国式”文化资本的开发运用已是普遍现象。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却呈现势头良好而内动力不足的状况,从文化安全上讲,这势必会影响我国民族文化的绵延发展;而从经济上看,文化产业发展缓慢则会影响整体国家经济的前进步伐和国家影响力的提升。本文从北京奥运会对以DIMT为代表的东方智慧的展示分析入手,探索我国开发“中国式”文化资本和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可行途径,加快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速度,从而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一、“中国式”文化资本的崛起与DIMT的奥运展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四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三大研究派别中第一派就认为是东亚独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经济奇迹,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日本现代企业管理的开山祖之一涩泽荣一曾说过:“要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这形象地表明了儒家文化对东亚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与日本相似,“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除了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之外,无不伴随着儒家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指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依赖家族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他们认为儒家的一些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如和谐、忠诚、重视教育、勤劳节俭、鼓励储蓄等,是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曾乐观而自信的预测:21世纪将是儒家文化圈的世纪。(冯峰,2006)
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在全球的逐步扩展,是伴随着全球文化产业迅猛发展这一趋势。各国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影响力将成为决定国家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文化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脊梁和支柱,能否合理开发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具有市场增值潜力的文化资本,将决定经济实体能否在新的产业战场上取胜的关键。“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曾提到,当前经济的发展依靠创意而非地产或资本赚取大部分收入,恰恰是文化将决定全球创意经济的未来,创造力要想实现繁荣并在新旧思想的不断融合中成长,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举目当下文化产业强国,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资源的影子。1998年6月,美国迪斯尼制作的长达88分钟的动画片《花木兰》上映,这部改编自我国民间故事的《花木兰》一经播映就引起全球轰动,票房突破3亿美元。该片在我国上映后,引起中国人众多关注,确切的说是给我国动画界以极大的冲击。因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将我国的传统题材改编成动漫搬上银幕,结果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我国也大受欢迎。时隔十年,美国梦工厂又于2008年推出了《功夫熊猫》,这部动画片更是以最鲜明的两大中国符号“功夫+熊猫”征服了全球观众。早在好莱坞打出中华文化旗帜之前,我们的邻国日本就已经在其动漫、游戏等作品中运用中国文化资源了,《龙珠》、《最游记》、《三国》等,甚至日本网游企业公开抢注我国除《红楼梦》之外的三大名著。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资源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场增值潜力。
各国传媒产品对我国文化的开发运用,大大提升了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因此如何让中华文化以我们的原创产品为载体走向世界,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重要契机和转折点。
北京奥运会是一场中国文化的盛宴,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奥运亦成为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契机和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8年《中国经济蓝皮书》,首次将“奥运经济”概念纳入其中。从2007年开始,奥运场馆工程相继竣工,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力量确保奥运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产业完成的投资远远高于全市投资的平均增速,其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增幅都超过了50%。[1]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北京奥运所呈现的诸多中国元素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典型代表,以一种现代体育精神的方式,成功的完成了“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换,必然将带来中国文化产业的新发展。
以《易经》为源头和代表的东方编码和解码的符号模式,与西方文化模式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就是言(Discourse)、象(Image)、意(Meaning)、道(Tao)的整体性,构成DIMT模式,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符号系统和文化系统。(李思屈,2003:12)中国浩瀚几千年的文化资源积淀正是通过这样的符号系统呈现出来的。本次北京奥运会从服装设计、火炬外形设计到开闭幕式中国元素的运用,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式的奥运符号系统,这一系统恰恰就是中国文化“言、象、意、道”的文化资源的完美呈现。
“言”(Discourse)是承载和传达文化的基础,是侧重用语言来追求“道”(Tao)的方式。以汉语为主的中国式的日常语言渗透着丰富的中国文化。本次奥运会以“北京欢迎你”等众多歌曲作为中国文化的“言”,向全世界传达出中国文化的尚礼好客的传统,既符合传统文化资源传承的脉络,又具有现代开放气息。而在开幕式中更是集众多字体的“和”于万众之前,以此“言”求世界和平之道。
奥运开幕式中所展现的祥云、中国红、山水画卷等意“象”(Image),连同奥运歌曲中展现的北京古建筑、长城、风筝、书法等都是中国文化追求“道”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识别符号;而李宁、姚明等人物符号与鸟巢、水立方等高科技场馆建筑则作为中国现代符号与这些传统符号结合运用、集中展现,使奥运成为中国文化资源走向世界的靓丽舞台。
从言与象的手段结合传达出中国文化的深层内蕴,即“意”(Meaning),这是东方文化独具特色的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北京奥运的“人文奥运”信息主要依靠中国文化资源中“意”的传达,这也是整套北京奥运符号系统的提升所在。“道”存在于言、象和意的基础之上,北京奥运所形成的符号系统融中国美丽的自然风光于内蕴丰富的中国文化之中,从而达到了向全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这些无形和有形的中国文化资源借奥运的体育精神和运动舞台顺利的转换为潜力无限的“文化资本”,汇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而这种转换恰与中国近几年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潮流相契合,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北京奥运相关文化产业中“文化资本”的转换
文化资本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大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的文化资本的概念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资源,比如语词能力、一般的文化意识、审美偏好、关于教学体系的信息以及教育文凭等。这些文化资本的形式可以在不同情境下与其他资本形式进行转化。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①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②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皮埃尔布尔迪厄,1989)
虽然布尔迪厄并未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对文化资本进行深入阐释,但仍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有诸多的借鉴意义。而要真正将“文化资本”用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和发展中,就需要认识到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密切而又相区别的关系,要实现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就需要完成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顺利转换。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我国体育产业因奥运会的举办而获得巨大发展。本次奥运会以体育产业的发展为核心线索,全面展示了这三类文化资本在整个文化产业中的转换方式。
对应于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分类,奥运相关的体育产业内存在的文化资本可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转换在本次奥运经济发展中都有显著体现,大大推动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1.有形资本的开发
有形资本包括体育场馆、体育用品、体育文物资源、体育彩票等。这类资本本身并不完全属于文化的范畴,但是由于增加了其文化内涵而获得了深层次市场开发。这类资本可以通过开发体育场馆旅游业,场馆的自主经营、委托经营、出租出借等商业使用形式,以及体育用品品牌文化的市场开发与销售等,这是传统体育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奥运村,单纯的建筑设施由于其特殊的“四合院”设计而增加了其中国文化的内蕴,在市场开发中就获得了文化层面上的丰富意义,变成了文化资本的开发而非单纯的房地产开发。以北京的“古城文化”为背景,京戏、四合院、宫廷建筑等都是与浓郁的中国风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产业开发仅仅停留在旅游业等单调行业上,远未发掘其巨大经济增值潜力。而奥运这个舞台则开阔了产业发展的视野,以《北京欢迎你》的歌曲形式实现了巨大的传播效应,奥运村的“四合院”格局更让全世界人亲身体验了中国式的生活模式。这种“文化资本”转换方式更具有长远的影响力和增长潜力。在这些有形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换基础上,体育休闲、文化、奥运旅游、会展演出等高端奥运经济业态已现雏形。
本着“分享盛会,携手共赢”的主题,2008体博会(第22届)于2008年5月在北京顺利召开,凭借奥运之风,对推动我国体育产业规模化和国际化步伐具有深远的影响。奥运会为体育产业本身发展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为我国体育产业上下游产业链联动整合带来了时机,本届体博会正是抓住这一机遇,集中体现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成果,是一次集展览、展示、贸易、资讯流通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国际化、专业化博览会,而且正逐步成为以体育用品为核心,兼顾营销赛事资源、推广体育文化的综合性体育产业平台。
另外,以福娃为代表的体育用品,成为本次奥运会有形文化资本开发的重要组成。从2005年11月11日开始,50余万件奥运福娃系列特许商品,已经在全国各地特许商品零售店点销售。吉祥物特许商品的种类主要有玩具、服装服饰、箱包、文具、贵金属纪念章、徽章等六大类、近300种商品。其中既有面向少年儿童消费群体、价格仅为8元一支的吉祥物荧光笔,也有面向高端收藏者、价值十几万元的贵重金属纪念章。同时,福娃系列动画长片及其相关衍生产品也汇入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大潮之中,为塑造中国自己的动漫形象品牌打下基础。
2.无形资本的转换
无形资本包括运动员个人具有的技能与知识、各类运动会商用徽标,围绕运动会开展的广告等宣传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体育品牌,产业外围还包括媒体上的体育节目。在产业市场发展中,这类无形资本可以转换为一定的消费品,如各类体育培训机构通过给予消费者一种服务,增加其个人体育技能和知识的拥有量,这种形式本质上就是文化资本的传递与转移。再如各类商用徽标在赞助商广告中的运用,体育品牌的无限销售力和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其他体育健身、娱乐、咨询等行业都是无形文化资本在体育产业中的体现。
体育产业中的资本开发除了体育运动会、场馆等具体形式的体育资源之外,体育产业的无形文化精神更多的负载在运动员身上,尤其是明星运动员,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高超的体育技能,更是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这可以归类到布尔迪厄所提到的“具体的形式”的文化资本,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从对外交流与体育产业深层发展来说,这种无形的文化资源更具有增值的潜力。
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出台了《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和《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说明我国政府极为重视运动员作为体育产业的无形资本的市场价值,注重探索创新运动队、运动员商业活动管理的新模式,在加强教育和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引入合同机制加强对运动员商业活动的引导和管理。[2]
那么如何将这种负载于我国运动员身上的无形体育精神和特色民族文化转换为现实的市场价值,就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内容。现有的主要形式是运动员参与商业广告代言,如姚明、刘翔等代言VISA卡,中国体操队代言李宁牌体育用品。奥运会是全世界的盛会,比赛关注度非常高,因此运动赛场及媒体转播平台也就成了各类体育运动品牌的竞争舞台。
除了运动员,各类运动会商用徽标,围绕运动会开展的广告等宣传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体育品牌等也是无形体育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品牌符号成为奥运经济中文化资本转换的重要组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逐渐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载体,而奥运则成为民族品牌的绝好的展示舞台。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合作伙伴和赞助商中,带“国”字头的大型企业几乎占据了大半,中国移动、中国石化、中国银行、国家电网……他们在参与奥运举办的同时也最直接向世界展示着本土企业的整体实力与形象。对于国际市场和国外消费者,他们不仅代表中国产品的良好品质,更代表“中国式文化”的现代风貌。借用奥运作为企业品牌发展的“营销跳板”,进而壮大民族品牌,这成为奥运经济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资本转换方式。此外,以联想集团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成为奥运会“TOP赞助商(顶级赞助商)计划”的成员之一,也为中国民营本土品牌走向世界开启了新路途。
作为体育产业无形资本的外围组成,中国各电视、报纸等媒体以各种奥运赛事转播、丰富的奥运相关资料为节目素材,进行深度挖掘和制作,激起受众的奥运热情,引发了一股媒体收视热潮,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媒体节目制作水准,促进了我国影视等媒体产业的发展。本次奥运会还首次开播“手机看奥运”,为我国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3.体制形式的资本转换
第三种是体制的形式,包括体育产业的管理体制、产业政策及体育市场的规范措施在内的文化产业体制等。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国情,因此文化产业中的“体制形式的资本”就具有不同特征。作为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五年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从六个方面,对文化产业体系建设做了部署,勾画出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产业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体制结构。这成为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依托和政策保证。
体育产业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国家体育总局在《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深化改革,规范管理,完善政策,加强服务,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原则,加快适宜市场运作的体育领域的产业化进程。同时要进一步开放体育市场并完善体育市场管理法规,加强体育市场的规范管理,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研究、制定有利于体育发展的经济政策,制定并组织实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积极引导体育消费,培育体育市场。[3]
本次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我国体育制度的深化改革,更新体制观念,加快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制度进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也成为体育产业中体制形式的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如通过中超、CBA、排球、乒超、围甲等职业、半职业联赛体制的形成和成熟运作,体育市场运作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赞助商队伍和观众群体,为其他赛事的商务运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加速了体育产业的体制化发展。
三、文化资本的绵延性与“后奥运”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
以奥运为转换舞台,从奥运电视转播、奥运产品到广告、彩票、旅游观光、体育博览会,各色文化资本都会为北京乃至全国带来不菲的收入。北京奥组委曾预测,市场开发收入有望超过悉尼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达到20亿美元。借奥运东风,国内外旅游业不仅迎来了巨量人流,还突破了传统纯粹观光的旅游概念,增加了旅游开发的深度。这种文化资本转换方式将为我国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据统计,奥运旅游外汇收入达到48亿-49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达到1390亿-1490亿元人民币。[4]
然而,虽然奥运经济规模巨大,奥运毕竟只是持续月余的一个超级运动会,围绕奥运赛事的准备、进行和结束,奥运经济也将呈现一个“抛物线”形状,随奥运的开始而开始,又随着奥运的结束而降低热度。历届奥运会举办城市在奥运会后面临的诸如总需求急剧下降,比赛场馆、运动员村如何后续利用,与奥运有关的体育、旅游、文化产业出现运营困难等一系难题值得关注。从总体上看,此时的经济效益可能走向明显萎缩,“昂贵”的雅典奥运会就是前车之鉴。为了避免奥运会带来的“低谷效应”,统筹谋划奥运资源的深度挖掘、开发和利用,合理引导重大公共设施建设,积极培育“后奥运”时代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贯穿于北京奥运筹办过程的主要任务之一。
与奥运的短暂相对应,文化资本具有绵延性和渗透性,其影响力形成缓慢却可以持续长久。“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强调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文化将决定全球创意经济的未来,创造力要想实现繁荣并在新旧思想的不断融合中成长,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文化先行”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奥运经济也不例外,借奥运传递中国文化,开发合理的中国文化资本转换方式,就可以大大延长“后奥运经济”的生命力。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化资本对于体育产业及其他文化产业门类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奥运吉祥物产品为例,通过动画片、各种衍生产品及奥运赛事中的营销,奥运吉祥物就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文化产业链。五个福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要从单纯的动漫形象变成一个享誉世界的成功品牌,就需要文化的运作,即文化资本的转换,将其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增值潜力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产业链的完善与壮大。从其创意内容出发,从动画短片到运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大批量生产动画片,并把它们出售到世界各地,继而扩展到玩具、礼品、食品等一系列文化产品。在此基础上针对儿童的兴趣,提供全新的文化娱乐服务,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跨国娱乐企业集团。另如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体育博览会,号召“让奥运走进生活,把奥运留在身边”,也就是让奥运会重在参与的精神深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新内容而绵延发展。众多参展的“后奥运”的产品让人们感受到奥运会给中国“后奥运经济”带来的推动效应。
四、结语
奥运经济发展的背后必然是体育精神与民族文化的推动,这也是“人文奥运”的真正内涵。与奥运相关的文化产业如此,整个文化产业亦如此。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在于我国所具有的五千年文化积淀,然而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文化资源的丰富与否与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否并非直接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取决于文化资源的拥有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和如何合理的开发和运用。究其关键在于充分挖掘文化产业中文化资本的市场增值潜力,从总体上提升我国文化资本的转换力。
持续月余的奥运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绝佳舞台,也是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影响力的大好时机。伴随着“中国式”文化资本和中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中国主张”和“亚洲主张”也将成为学术研究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念。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转换方式,注重以中国式的文化资本为核心发展脉络,将更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展示的能力和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发挥中国在亚洲的文化中心作用。
[注释]
[1]奥运经济网. bjoe.gov.cn/zt/ayjjjsqx/.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2]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sport.gov.cn/n16/index.html,2007年3月12日.
[3]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 sport.gov.cn/n16/index.html,2007年3月12日.
[4]奥运经济网.bjoe.gov.cn/zt/ayjjjsqx/.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2月17日.
[参考文献]
[1]李思屈(2003).东方智慧与符号消费——DIMT模式中的日本茶饮料广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Li Siqu(2003).Oriental wisdom and symbolic consumption.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2006).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Scott Lash & John Urry(2006). Economics of Signs and Space(trans.by Wang Zhiguang & Shang 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3]大卫赫斯蒙德夫(2007).文化产业(张菲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David Medvedev(2007). Cultural Industry(trans.by Zhang Feina).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4]David Roberts(2003). Illusion only is sacred: from the culture industry to the aesthetic economy. Thesis Eleven,Vol.73, No.1.
[5]季欣(2006).关于构建审美经济学的设想:凌继尧先生访谈录.东南大学学报,(2).[Ji Xin(2006).The Ideas of Construction on Aesthetic Economics: Interview with Mr. LING Ji-yao. Journal of Dongnan University,(2).]
[6]李思屈(2006).数字娱乐产业.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Li Siqu(2006).Digit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7]约翰费斯克(1993).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台北:远流出版有限公司.[John Fisk(1993).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trans.by Zhang Jinhua).Taibei: Yuan-Liu Publishing Co.,Ltd.]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1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性发展,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1 科学发展观是经济发展观
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所涉及的三个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涵盖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就叫历史决定论。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就是物质生产资料、物质的生产力,这是一切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所有的社会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东西、经济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