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则的分类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社会规则的分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H.L.A.哈特；内在视角；规则实践理论；法律规范性；法律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DF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5－0058－05

H.L.A.哈特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法哲学家之一，无论是与富勒的争论，还是“哈特－德沃金”之争，他始终处于当代西方法学思想交锋和论辩的另一端，引领并推动当代英美法理学的发展。因此，发掘和研究哈特的法律思想，既有利于我们理解和评价哈特的理论贡献，又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英美法理学发展与变迁的思想脉络。

哈特的重大理论贡献是，在一般法理论中引入了内在视角(a internal point of view)的因素。但很不幸的是，这一概念经常为人所误解或误读。考虑到内在视角在哈特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为澄明哈特的理论立场与内在视角的关联，笔者将根据自己的研读和理解，综合分析哈特内在视角的两个问题，即内在视角的定位及其与哈特理论立场的关联问题，以反思哈特法律实证主义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及其理论意义。

一、内在视角的提出及其涵义

哈特提出的内在视角，被视为迈向理解法律及其实践之本质的关键步骤。与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如奥斯丁和凯尔森不同，哈特基于社会规则的观念发展出一种新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一方面，哈特驳斥了奥斯丁的简约主义，即把法律简化为者命令的做法，并以“抢匪情境”@为例说明法律不等于单纯的者命令；另一方面，他还驳斥了凯尔森的规范性简约主义――后者采取了双重的简化步骤来理解法律规范：第一步把法律界定为“应当是什么”的客观实在；第二步则把底线层面的应然实在简化为最高层面的应然实在，并依次进行三种不同的简化，即法律权利首先简化为法律义务，法律义务继而简化为法律规范，法律规范又最终简化为应然实在。哈特认为，法律规范不应简化为法律义务规则，还存在着授权的法律规则，后者决定着法律义务规则的确认、修改和存废。

根据哈特的社会规则理论，仅在规则被实践的时候，社会规则才存在。社会规则的实践通常由两个方面的要素所构成：(1)社会成员在行为模式上的趋同和聚合，以至于形成一种普遍的、稳定的常规行为模式；(2)社会成员对此行为模式持有广泛共享的批判反思态度，它表现为所有社会成员应当去遵守共同的行为标准，并批评和谴责那些行为偏离者。因此，尽管社会规则与社会习惯在行为常规的意义上存在相似性，但社会规则具有下列明显的特征：首先，偏离于社会规则，将导致社会成员对其行为偏离的批评；其次，这些批评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正当性意味着，依据社会规则来评判不同行为的做法不应受到非议和谴责；最后，仅当社会成员把既有的社会行为模式视为行为的共同标准，社会才具有或存在一个社会规则。易言之，当其成员对特定的行为常规采取一种内在视角时，社会才会存在一个相关的社会规则。

哈特认为，在一个具有行为规则的社会里，“关注规则有两种可能的方式：要么作为一位外在观察者，他本身并不接受这些规则；要么作为该社会的一位成员，接受这些规则并以之为行为指引”。根据这一区分，哈特告诉我们，以第二种方式关注规则的社会成员，总是采取一种内在视角来看待这些规则。内在视角意味着接受规则者以一种批判反思态度来看待这些规则。根据这一界定，“接受规则”和“批判反思态度”是内在视角概念的两个关键词。

首先。接受某一社会规则就是把规则所载明的行为模式视为群体成员应予遵从的共同标准。它要求把规则视为行动的理由和证成条件，作为主张、要求、批判或惩罚的基础，而且作为确立这些要求和批评之正当性的基础。“(接受)存在于个人的常规倾向中，他们把如此的行为模式既作为未来行为的指引，又作为批判的标准，它可能正当化各种要求和不同的压力形式。”。这等于说，采取内在视角的人不管行为动机如何，他意图接受规则的指引并遵从规则的行为模式；与此同时，他可以批评那些不守规则的人，并运用“错误”或“不当”等评价性语言来表达其批评。

其次，批判反思态度最好被理解为既包含一种认知维度，又涵括一种意志要素。它的认知维度涵蕴着一个行为模式――在具体情境中如何行动的一般化范式一的观念，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对行为与情境关联性的抽象感知能力。简单地说，对一项社会规则的认知，主要体现为对相对抽象的规范内容的理解和把握，这一规范内容涉及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境下应当为或不为特定行动的事项。由于行为和情境相关性的感知力通常要求人们理解当前行为或未来行动的意义，因此认知成分还包含着一种评价自身行为以及思考如何行动的能力。这与“知识即力量”是密不可分的。批判反思态度中的意志要素，则体现在拟想的行动情境中从事特定行为或不行为的某种意愿或偏好。对待规则的批判反思态度，意味着在接受规则的前提下按照规则内容从事特定行动的行动意愿或偏好。换言之，即便接受规则者行为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必定有遵守规则的行动意愿或动因，否则接受规则的成员要么不愿意遵守规则的行为模式，要么不接受规则所要求的行为模式为评价行为的共同标准。

二、内在视角的分类学体系和哈特的理论立场

为更好地把握内在视角概念的意义，我们必须在一个内外在视角的分类学体系中确定内在视角的准确坐标，进而阐述它与哈特之理论立场的关联性。

(一)内在视角的分类学体系

在考察哈特有关内在视角的观点之后，学者们发现，哈特在论述法律或规则的内、外在视角时前后并不一致。由于内在总是相对于外在而言的，那么哈特的前后不一致主要体现在对外在性的不同指称上。在哈特的意义上，“外在”有时指称的是物理的距离，有时指称的是用以分析行为的手段，以及又指称对待所涉规则或体系的态度。我们可以在哈特的著作中分别发现相应的线索，如，一方面，哈特曾说，一位外在观察者“虽然自身并不接受社会规则，但却可主张该社会成员接受这一规则，并因此可从外部提及该社会成员以内在视角来对待这些规则的方式”；另一方面，哈特又提及“一种极端的外在视角”，它指的是这样一类外在观察者，他“甚至不诉诸于内在视角之方式……而仅仅满意于记录可观察行为的常规性”；再者，哈特还似乎曾把不法者的视角归之为一种外在视角。为此，通过鉴别不同的外在性类型，有论者从中总结出四种内、外在视角的区分形式：(1)跨文化观察者的外在

性，他可以理解其他的行动者以内在视角来看待社会规则的性质；(2)自然科学家的外在性，他仅仅记录其他行动者的行为常规，而不太关注行为者的动机和态度；(3)不法者的外在性，他拒绝接受规则并仅在预测法律的不利后果时关注它们；(4)无法理解法律融贯性和体系性之参与者的外在性，他仅仅是非常熟练地仿效其他内在参与者的行动，却并不认同法律的体系性和融贯性。

外在视角的多样性似乎意味着，它可以分别对应不同类型的内在视角。因此，要准确厘定内在视角的坐标位置，必须先构建一个合理的、符合哈特使用意图的分类学体系。为此，我们或可借用美国学者司格特・夏皮罗所提出的实践和理论之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关于内在视角的分类学体系。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实践参与者必然是与法律打交道的当事人或法律人。这类实践参与者对待法律的实践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内在化的态度，即把法律规范作为行动理由的接受态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好人视角，即大多数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所持有的实践态度。哈特认为，他们必须是社会的大多数，否则社会就无法存在良好的法律秩序。另一种态度则是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提出的坏人视角，它是一种典型的投机心态，它设想着，人们之所以遵守或服从法律，仅仅是为了避免与之相伴随的制裁和惩罚，而不是因为规则要求如此行为。从一定程度上说，坏人也是一种法律实践的内在者，虽然他关注法律的目的仅仅是厌恶法律制裁。因此，无论是内在化态度还是内在者的坏人视角都是一种实践立场，它强调内在于法律实践的参与者如何理解法律实践的规范意义。由于内在视角是一种接受或认同规范的实践态度，因此不以接受规范为基础的坏人视角虽然是一种实践态度，但却可被限定为一种外在态度。

而从外在于法律实践的立场来理解法律实践的诸方面，隐含了一种理论视角的可能性。持有理论视角的人，并不反求诸己，而仅仅去描述和理解其他的法律参与者是如何依据法律规范而行事。这一点与彼得・温齐对哈特的影响有很大关联。对于温齐来说，理解一个社会不同于理解自然，后者依据因果律来解释自然现象；理解一个社会现象，必须涉及到行为动机和行为理由的范畴。温齐的理论立场，可被称为一种参与者视角的诠释或理论说明，即根据社会规则来说明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机和理由。哈特所自赋的描述社会学径路正是这一理论视角的一个典型，它旨在描述社会成员如何看待并回应法律规则的要求。相对于内在参与者的内在视角而言，这种诠释的理论视角仍然是一种外在视角，尽管它必须关注并考察参与者的内在视角。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它仅仅满足于记录和描述社会行为的内容和频度，而不关注行为者的行为动机和理由。哈特把这一行为主义的描述立场称为一种极端的外在视角。

综上，我们可以在下述分类学体系框架中发现内在视角的清晰定位：

从这一结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内在视角作为实践视角的一个支类，它与霍姆斯意义上的坏人视角均以实践的内在者为基点。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接受法律规范，并持有一种内在化的实践态度――正是这一态度决定着实践参与者(即内在者)的分化。为了强调内在视角的实践性和接受态度，哈特曾在不同的表述场合下，把与内在视角并列的其他三种视角理解为一种外在视角。换言之，如果单纯以内在视角的接受态度为尺度，那么，无论是霍姆斯的坏人视角，还是外在观察者和研究者的视角，都是一种相对于内在视角而言的外在视角。这种相对性体现为不同的外在视角分别展现出一种相对应的外在性。

(二)哈特的理论立场

陈景辉博士在《什么是“内在观点”?》中认为，哈特的内在观点是对接受观点的描述，因而“不是内在参与者的实践观点，而是研究者以内在法律实践的者的角度，对于法律的解释”。这一观点似是而非。之所以“似是”，因为他通过援引夏皮罗教授的论文，强调了内在视角对规则实践的接受态度；而最终又是错误的，因为哈特对内在视角的描述本身是一种外在视角，即一种理论维度的外在视角。陈景辉博士恰恰混淆了哈特的理论立场与内在视角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哈特运用内在视角的目的在于，指斥以制裁为中心的法律实证主义思想无法说明法律的规范性。然而，哈特自身的理论立场，如其在《法律的概念》一书前言中所宣称的，是一种“描述社会学”的立场。之所以是“描述的”，“因为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不以任何证立为目标；它并不寻求通过道德或其他的理由，去证立或推荐我在一般性说明中所描述的法律制度的形式和结构”。在描述的立场下，哈特不是置身法律实践的参与者，而是借由一般描述实践参与者的行动来理解法律的性质。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实践的内在视角。那么，该如何理解哈特自身的理论立场与内在视角的关联呢?

最早给出一个恰当解释的是英国法学家麦考密克教授。他在哈特思想之评传中指出，哈特法学思想的方法论立场是一个介于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之问的“诠释”视角：一方面，它全面分享内在视角的认知成分，即理解人们为何如此行事的模式；另一方面，虽然它能够完全理解内在视角的意志力成分，却并不接受和分享这一成分的内容，即意愿根据上述行为模式而行动。其他学者相继接受这一看法，并分别给出了相同的论述和说明。例如，比克斯就认为，哈特的方法进路是诠释的，因为它试图通过一种实践参与者如何看待实践的方式来理解这一实践的内涵和意义；夏皮罗也认为，作为一位法理学家，哈特实际上是从一个外在的诠释视角来观察和描述法律的。

外在的诠释视角意味着，哈特把自己当成是一位中立的观察者。由于法律实践涉及不同行为者的行动理由和行为动机，要理解法律实践的社会意义以及法律本质，理论家就必须通过说明和解释内在实践者的行为模式和行动意图而予以揭示。从某个程度上说，作为外在观察者的学者，必须凭借对实践参与者的理解和效仿，以揭示法律的本质是什么。要言之，一个事关法律本质的法律理论，必须说明内在视角的功用。

说明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并非给出一个有关法律是什么的概念定义，而是通过对法律义务的说明，来展示义务的规则约束性。说一个人有某一项义务，等于说他落在某项规则的约束之下。落在一项社会规则之下，隐含着社会的大多数对该规则的内在接受和认可，这正是社会规则之实践理论的核心要点。法律规则的效力，来自于一个基础规则亦即承认规则的确认和鉴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律规则与社会的其他规则，如道德、宗教规则得以界分，并保有一种根本不同的规范性质。

三、内在视角的理论意义

虽然哈特自身的理论立场不是一种内在视角，但是他提出内在视角的重要贡献在于，“一个关于法律本质的理论必须要安置好内在视角”。那么，内在视角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这里，笔者想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是内在视角在哈特法律思想中的理论意义，二是内在视角的方法论价值。

首先，对哈特来说。内在视角的提出是为了说明以制裁为中心的法律理论之不足和缺陷。这种缺陷体现在它忽略了内在视角的存在。一种法学理论要成为普遍的理论，即能够说明法律体系的存在以及法律思想和话语的可理解性，那么它就必须认可规则接受的实践态度，一种实践参与者的内在视角。先前的法律实证主义者以制裁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只能有效说明部分法律实践者的行为动机和模式，即以畏惧制裁、计算苦乐的心态来对待法律。而事实上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中，大多数人应是接受并服从规则的良好公民，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不只是为了预测并规避法律制裁的发生和降临。只有兼顾法律实践者的内在视角，即承认实践者对社会规则的接受态度，方能更全面地揭示法律实践的全貌。

其次，内在视角能够有效地说明社会规则的存在，因此哈特得以提出社会规则的实践理论。它认为，共同体内的社会规则，是由该社会的某种社会实践形式来所构成的。其主要任务在于解释次级规则(尤其是承认规则)的效力问题。在哈特那里，承认规则构成一国法律体系的效力标准，即“任何规则都要通过符合该承认规则所提供的判准，才能成为此法体系的一员”。问题是，承认规则作为法体系的终极规则，其效力的根基又源于何处呢?为此，哈特重新转换了提问方式，把承认规则的基础效力问题最终转化为一个社会学的事实问题。如果承认规则是存在的，那么追问其效力基础的问题就是多余的。承认规则的存在是一个典型的事实问题，其最终确立仰仗于社会成员是否形成人所共知的行为模式以及对此模式的规范性态度。

最后，它还有助于人们理解法律实践的性质，并发展出一种法律陈述的语义学。内在视角的提出，不是为了说明法律活动的道德性或合理性，而是为了说明它的可理解性。既然法律实践的参与者把法律构想为一套由权利和义务所组成的社会制度，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规定权利和义务的特定规则。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能明白和理解人类行为是否符合某一规则，那么我们也将无法恰当地理解，在规则存在之处，人们思考、话语和行动的整体风格，以及这一风格所型塑的社会规范结构。

以上是内在视角之于哈特理论的意义。但是，哈特的理论视角不是一个纯粹的内在视角，而是分享了相关认知要素的诠释视角，因此才会有把哈特的理论径路视为诠释转向的观点――它的主要目标是描述性的，即描述社会如何看待法律规范的性质。然而，批判的观点认为，要恰当理解和说明法律的规范性，缺少参与者的内在视角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哈特使用诠释视角来说明法律的规范性，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基于这一原因，有论者认为内在视角应被视为法理学的方法论基调，因为要充分说明法律的规范性，研究者必须从参与者的视角出发来描述和理解法律的意旨和功能。正是出于这一信念，不少论者均吸以内在视角作为自身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成功建构一些独具特色的法理论。

四、结语

篇2

[关键词] 礼；规则；公民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9-042-1

一、孔子“礼”的思想

（一）“礼”的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旧的宗法等级制度及其礼仪规范陷入了严重危机，出现了所谓的“礼崩乐坏”的状态。当时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亲历目睹了这个时代的变革，感慨万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臼诸侯出。”

（二）“礼”与当时的社会规范。孔子对“礼”推崇备至，把“礼”的内容也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规定了伦理道德方面的各个思想范畴，也对社会管理层面的刑法制定了规范和指引，不仅如此，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涉及到，最终礼由原本的风俗习惯转变成为一套完整的社会规范体系，成为一种调和社会矛盾，整合社会秩序，达到社会和谐的工具。

二、公民规则意识及意义

（一）规则。规则是关于人们行为的准则、标准、规定等等。更确切地说，规则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必须遵守的科学的、合理的、合法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它保证了社会生活、工作、行为的有序规范，是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体与个体之间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要使这些联系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以保证某一局部的或整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时刻处在健康、有序、发展的状态，所依靠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规则以及各个个体履行规则的意识和能力。

（二）公民规则意识。广义的公民规则意识是公民对各种社会规则或者规范的认同、自觉服从与遵守。狭义的公民规则意识是指公民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法律规范内在价值的认同，进而把法律有效地内化为其自觉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形成一种自觉的程序规则意识和自觉服从与遵守法律的自主自律意识。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其行为方式要体现理性精神和符合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具体地说，公民规则意识就是公民在对法律信仰、认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这里既包括公民对自己合法权益的积极维护，也包括公民权理性实施的正当性；既包括公民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也包括公民消极被动、或被迫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既包括公民的法律意识，也包括公民的公德意识。

（三）培养公民规则意识的意义

1.培养公民规则意识，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共生活的正常运转。在现代社会，法律、制度、规则成为了维护公共生活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之物。公民规则意识的树立和加强，使公民不仅能在外在的行为上遵守社会规则，更能在内心的道德层面自觉、自愿地维护社会规则的运行，并且对破坏社会规则的行为给予谴责。公民规则意识的强弱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文明的重要标志。

2.培养公民规则意识，是走出传统德育的困境的要求。公共性生活领域日益扩大的现代生活使得传统德育面临着向现代转型的困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守法”作为基本公民规范，表明现代公民道德教育对培养公民规则意识的重视。“守法”其含义不仅仅指任何公民应该遵守法律，而且包括遵守广泛的纪律、规章、制度。

三、借鉴孔子“礼”的思想，加强公民规则意识教育

（一）重视个人行为规则的修养。孔子认为个人行为规则最基础，他把个人修养的方法表述为“克己”。孔子要求人们时常自我反省，自我省察内心，从而自觉地抛弃错误，革新自我，提升道德境界；同时一个人在他人听不到、看不见自己言行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即主体要有一种自觉和自律的道德精神。只有人人具备了内外结合的“克己”的功夫，形成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社会的安定有序才有最可靠的基础。一个公民，首先应注重自我的个人修养和提高自身规则素质，做一个按规则办事，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公民。

（二）重视家庭伦理规则。孔子强调“孝弟”作为家庭人伦规范的核心，也是“礼”的重要内容。孔子要求兄之于弟要友爱，弟之于兄要顺从，只有这样，家庭关系才能协调。家庭中伦理规则的落实，可以保障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一个公民，只有尊重家人，维护好最基本的家庭伦理规则，才能由此及彼，遵守其它的社会规则。

（三）要培养公民的理性精神。孔子人情与遵守规则遭遇两难选择时，孔子能抛弃私人情感，迁就社会规则。孔子对于规则的理性把握和踏实履行，反映了他身上强烈的规则意识。现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的个性化社会。现代复杂社会对分辨力、判断能力和推理能力的要求比前现代社会要高得多。在一个理性缺失的国度里，规则的普遍运行只能是一种奢望。理性的实质是人类思维与行为的根据，导致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困境之一就是传统文化的重情感轻规则的价值取向。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在圈子社会中依赖亲缘关系和熟悉关系开展社会交往的习惯并未真正改变。因此，培养公民的理性精神，面对情感与规则的冲突和碰撞时，公民应能够理性面对现实，做出符合社会规则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秦树理.公民道德导论[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

篇3

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是无限，它包含了一切，推动着进步，是人类进化的源泉。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八年级上册的复习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政治八年级上册的复习知识1国家利益至上

国家利益的含义：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需要和发展需求的总和，包括人口、领土、主权和政权等，它们关系到民族生存、国家兴亡。

国家利益包括哪些利益?国家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有什么关系?(1)在我们国家，国家利益反映广大人民的共同需求，是人民利益的集中表现。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二者相辅相成。(2)人民利益只有上升、集中到国家利益，运用国家的工具，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3)国家利益只有反映人民利益，依靠人民艰苦奋斗，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4)在当代中国，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是高度统一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将国家和人民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怎样树立维护国家利益意识?(1)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我们要心怀爱国之情，牢固树立国家利益至上观念，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2)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我们要树立和增强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3)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我们要增强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们如何捍卫国家利益?(1)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当着眼长远、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2)为了国家利益，有时不仅需要放弃个人利益，甚至要献出自己的生命。(3)我们要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捍卫国家尊严，坚决同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政治八年级上册的复习知识2社会生活离不开规则

社会秩序包括哪些?社会管理秩序、生产秩序、交通秩序、公共场所秩序

社会秩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1)社会正常运行需要秩序(2)社会秩序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

社会规则的含义：社会规则是人们为了维护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在逐渐达成默契与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调节行为的规则有哪些?道德、纪律、法律、风俗、守则。

社会规则对社会秩序所起的作用?(1) 社会规则明确社会秩序的内容 (2)社会规则保障社会秩序的实现。

规则和自由的关系?(1)社会规则划定了自由的边界，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它受道德、纪律、法律等社会规则的约束。(2)社会规则是人们享有自由的保障人们建立规则的目的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证每个人不越过自由的边界，促进社会有序进行。

怎样遵守规则?(1)遵守社会规则需要他律和自律。(2)遵守社会规则，需要我们发自内心地敬畏规则，将规则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将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我们怎样维护规则? 一方面要从自己做起，自觉遵守规则;另一方面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题型、监督、帮助他人遵守规则。

为什么要改进规则?(1)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一些原来没有的规则，需要制定(2)一些原有的规则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需要废除(3)一些原有的规则不能完全适应实际生活的变化，需要加以调整和完善。

怎样改进规则?我们要积极参与规则的改进和完善，善于与他人沟通交流、寻求共识，积极为新规则的形成建言献策，使之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劝导的技巧?(1)有礼，劝导他人时最好先称呼对方，语言文明，态度和善。(2)有理，劝导时要晓之以理(3)有节，劝导他人要注意适可而止。

政治八年级上册的复习知识3责任与角色同在

什么是责任?责任是一个人分内应该做的事情。

责任的来源?责任来自对他人的承诺、职业要求、道德规范、法律规定等。

列举你在生活中扮演者哪些角色，分别承担着哪些责任?作为子女，孝敬父母是我们的责任;作为学生，遵守学校纪律、认真学习是我们的责任;作为社会成员，我们应该遵守社会规则，维护公共秩序。

责任和角色的关系?每一种角色都意味着承担相应的责任。

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小到按时完成作业、为自己的一次约定守时，大到终身信守承诺、认真做事，都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承担负责的意义:(1) 只有对自己负责的人，才能使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挖掘和发挥，才有资格、有能力、有信心承担起时代和国家所赋予的使命。(2)只有人人具有责任心，自觉履行应尽的责任，我们才能共享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3)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承担责任的代价是什么?承担责任不仅意味着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意味着可能因为做得不好而受到责备，甚至受到处罚。

承担责任的回报有哪些?承担责任往往伴随着获得回报的权利，这种回报既包括物质方面，又包括精神方面。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如良好的自我感觉、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赞许。

怎样做一个负责任的人?(1)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承担的责任。无论怎样，我们一旦作出选择，九应该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应负的责任。(2)虽然有些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自愿选择的，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自觉承担相应的责任。(3)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增强履行责任的能力，勇于承担责任。

政治八年级上册的复习知识4做守法的公民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法律明确告知人们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模式、标准或方向。法律还告知人们，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它是评价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有效的准绳。

违法行为的含义：违法行为是指出于过错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危害社会的行为。

违法行为的类别：民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刑事违法行为。

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的区别：民事违法行为和行政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相对轻微，称为一般违法行为。刑事违法行为是违法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犯罪。

刑法的含义：刑法明确规定了什么是犯罪，以及对犯罪应当判处什么样的刑罚。

刑法的作用：刑罚是惩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有力武器。

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

刑罚的分类：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

为什么要预防犯罪?犯罪是我们成长道路上最凶险的陷阱。尽管法律规定人到了一定年龄实行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才可能构成犯罪，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年龄小实施犯罪行为也不要紧。

怎样预防犯罪?(1)预防犯罪，需要我们杜绝不良行为。(2)生活在法治社会，我们应增强法治观念，依法自律，做一个自觉守法的人。(3)我们要从小事做起，避免沾染不良习气，自觉遵纪守法，防患于未然。

能够提供法律服务和帮助的机构有哪些?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法律援助中心。

诉讼的重要性?诉讼是处理纠纷和应对侵害最正规、最权威的手段，是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

诉讼的分类: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

作为青少年为什么要有勇有谋同违法行为做斗争?(1)同违法行为作斗争，是包括我们青少年在内的全体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2)我们身为未成年人，体力不具优势，心智尚未成熟，如果鲁莽行事，自己极易受到伤害，也不利于制止违法犯罪。

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常见方法?(1)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或争取其他成人的帮助(2)虚张声势，与违法分子巧妙周旋(3)记住违法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4)了解违法犯罪分子的去向(5)保护好现场。

生活在法治国家里，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观念，做到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为题靠法，努力成为一名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视崇尚者、自觉遵守着和坚定捍卫者。

政治八年级上册的复习知识5社会生活讲道德

为什么要尊重他人?(1)尊重他人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2)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个体，都希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3)尊重使社会生活和谐融洽

尊重对社会的作用?(1)尊重是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是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2)尊重是相互的，尊重能够减少摩擦，消除隔阂，增进信任，形成互敬互爱的融洽关系，从而促进社会进步，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怎样尊重他人?(1)积极关注、重视他人(2)平等对待他人(3)学会换位思考(4)学会欣赏他人。

为什么要文明有礼?(文明有礼的重要性)(1)文明有礼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前提(2)文明有礼促进社会和谐(3)文明有礼体现国家形象

怎样做一个文明有礼的人?(1)做文明有礼的人，要态度谦和，用语文明。(2)做文明有礼的人，要仪表整洁，举止端庄(3)做文明有礼的人，需要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学习、观察、思考和实践。

为什么要讲诚信?(讲诚心的意义)(1)诚信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2)诚信是企业的无形财产(3)诚信促进社会文明、国家兴旺

诚信对个人的意义?诚信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诚信是我们融入社会的通行证，一个人真诚、老实、笃守诺言，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赢得信任。相反，如果弄虚作假、口是心非，就会处处碰壁，甚至无法立身处世。

诚信对企业的意义?诚信是企业无形的资产。一个企业只有坚持诚信经营、诚信办事，才能塑造良好的形象和信誉，赢得客户;才能带来持久的效益，长盛不衰。

诚信对社会和国家的意义?(1)国无信则衰，社会成员之间以诚相待、以信为本，能够增进增进社会互信，减少社会矛盾，净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2)能够降低社会交往和市场交易成本，积累社会资本(3)能够提高国家的形象和声誉，增强国家的文化实力。

篇4

关键词:体育;竞赛规则;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81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4-0078-04

Abstract:The rules of sports competition is that people in sports competitions in the decision to sport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ain acts of a normative cultural phenomenon, it contains a response to the process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values required. This article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nd examine the rules of sports competition, thus revealing its rich cultural purport, to establish "fair competi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and to generate a harmonious cultur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sports; competition rules; culture value

1 前 言

规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是衡量社会理性化、文明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不是一开始就突变到现代社会的文明程度,尽管现代文明也还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版本。我们经常会看到隐退在人类文明化行为背后的动物性“野火”还时不时地迸发,在人类文明的原野上疯狂蔓延。人们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像动物一样展开没有规则的原始竞赛,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有必要制定共同遵守的活动规则来约束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以求获得社会活动的稳定秩序。奥地利法学家尤根•埃利希认为,规则可以分为法律规则与社会规则。法律规则是指“法院对人们的争执做出裁决的依据”;社会规则是指“法律规范以外的其他规范,如道德、宗教、伦理等规范”。在社会生活中,所有这些法律、道德、伦理等制度规范都是日常生活中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

在竞技场上,要判定运动员的运动技术与竞技行为是否合理,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标准。从广义的或更原始的范畴看,这个标准就是“游戏规则”。没有规则,游戏无法进行、也就玩不下去。随着游戏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推进了规则的文明化,并催生了现代体育运动。体育竞赛规则是体育运动的基础,也是其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证。体育竞赛规则的出现是符合竞技运动发展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体育竞赛以激烈对抗的游戏方式,承载着人们在体育中的竞争冲动和需求,集中展示和生动演绎人类的竞争文化。这种竞争文化极大地激发人们奋发图强、积极创造的聪明才智,并使竞争者为“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而坚持不懈地奋斗。竞赛规则就是体育竞争文化的逻辑规则,是体育竞争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竞赛规则的运行机制是不允许被忽视的,作为一种通约性的社会示范,无疑是人类其他行为的活动典范。体育竞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文化价值得以显现的基础就是其竞赛规则――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竞赛规则作为体育文化的内在要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正是从文化的独特视角来审视体育竞赛规则,从而揭示其内在的人文旨趣。

2 体育竞赛规则的文化解读

规则是由一定的行为主体制定的要求或者准许某一类人或者社会团体以某种方式行动的指令性原则[1]。更简单一点,规则就是用来评价行为主体的行动是否正当的规范性命题。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普遍的社会规范,那么他/她才能获得社会或其他成员的认可。同理,体育竞赛规则是评价运动竞赛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是一种针对参与者而制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参与者主要是指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比赛的其他组织管理人员。无疑,竞赛规则的完善是衡量体育竞赛发展程度与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认为,体育竞赛规则包括构成性规则和规范性规则两大类。构成性规则,规定着比赛的具体目标及达成目标时所允许使用的手段,是比赛顺利进行的保证。例如,篮球比赛中的如何通过突破、运球、传球等方式将篮球投入对方篮筐的方式。而规范性规则规定着器械、场地的轻重、大小等方面,它可被看成是构成性规则的延伸,与构成性规则相辅相成,保证着比赛的顺利实施[2]。例如,足球场地的大小、球的物理形状、运动员触球使用的动作等。构成性规则规范着主体的行为,规范性规则规范着运动技术的标准。简而言之,竞赛规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特殊的群体规范,是一种设计的游戏规则,它以技术规则为基础,以道德规则为指引,共同维持着运动竞赛中的秩序,保证着运动竞赛的顺利进行[3]。总而言之,竞赛规则是对体育竞赛规律的应用。竞赛规则应是体育竞赛活动顺利进行的逻辑规则,反映了体育竞赛的本身特征,因而,竞赛规则运行机制是不容忽视的。

体育竞赛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化人类学对普遍文化系统的划分通常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李亦园教授根据这三层关系把文化界定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从体育竞赛背后存在着的那种人文理念和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体的支配和约束来看,体育竞赛是一种制度文明。竞赛规则是体育竞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知道现代西方竞技体育的产生是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后社会制度文明化而产生的。所以,西方的一些制度文明与社会价值观也无不反映在这种竞争性的游戏活动之中。竞赛规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而产生的特定的文化活动方式。作为体育竞赛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约束参与主体行为的竞赛规则必然要产生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竞赛规则,是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大支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文明,必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价值支撑体系[4]。因此,竞赛规则文化的内容,应该包括竞赛理念、竞赛价值规则、竞赛的伦理道德观以及心理承受能力等,具体表现为规范性、概括性和可预测性等等。

竞赛规则素来被称为竞赛场上的“法律”。它通过指引运动参与者的行为来维持竞赛秩序。在竞赛活动中,什么样的技术方法和行为方式是符合运动项目规律的应都以竞赛规则来判断。它为运动参与者提供了一定的模式、标准或方向,使运动员或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有法可依”,并按照规范性法规去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一点在难美性的运动项目中尤为突出,这些项目都注重发展难度动作和连接动作,并重视动作的艺术性,提倡创新。以竞技健美操为例,每四年进行修改的竞赛规则使得评分判断越来越精细化、具体化,评分也就日益客观、准确,运动员的技术和整个比赛的发展都会随之发生质的飞跃,更符合现代体育文明的要求。一方面,项目的发展促使竞赛规则随之进行修改,技术发展又会促进规则的更新;另一方面,规则的发展对技术的发展有指导作用,规则的修改进一步推动项目的发展。竞赛规则总是和体育竞赛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任何体育竞赛的背后,总是存在着竞赛规则的制约。竞赛规则是体育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的社会制度文明。

3 体育竞赛规则的文化意蕴

体育竞赛是人们理想中公平竞争的典范,体育竞赛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公开、公正”等社会诚信基准。这些原则体现在有一套完善的、不同于法律规则和社会规则的竞赛制度与规则。在体育竞赛相关的制度安排中,最为基础的是由各种竞赛规程和规则构成的规则制度系统,在基本的自然与技术活动层面维系着体育竞赛活动的运行[5]。普遍认为,体育竞赛中的竞争行为是各相关主体在参与体育竞赛活动过程中遵守规则和执行规则的行为。完善的竞赛规则是体育竞赛获得成功的重要标志,是运动员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基本保证。很显然,对体育竞赛规则的理解大都是发生在对各相关主体行为规范的约束之上,并不能体现体育竞赛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要求。因为,体育竞赛本身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竞技活动。而作为保证体育竞赛正常运行并展示体育文化与伦理思想的竞赛规则,是与体育竞赛的本性相一致的,它从制度层面更具体地反映了体育文化本身固有的、极其重要的文化旨趣。

3.1 竞赛规则映射着理性的社会价值理念

在体育文化发展的文明化过程中,体育竞赛规则的精细化、明晰化,对不同的比赛更有针对性,对比赛规则执行遵守的监控更为有效。并且,在这同一过程中,随着在比赛中高度的激烈对抗性与理性保护以避免两者之间平衡的建立,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仅体现了一种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而是一种鲜明的文化价值理念的展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必然规律的价值认识,对社会发展的高度自觉意识。事实上,竞赛规则是人类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认识的延伸。依照人的天性,任何人都想无拘无束地行事,自由自在地生活,没有约束和限制。而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其社会性,现实的社会生活使人们不能按照一己之私为所欲为而不顾其后果,否则势必导致人类社会变成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人类历史发展中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战争以血的教训向我们揭示人性野蛮的魔咒是如何纠缠人类的理性精神。体育人类学家所认定的体育起源于战争的观点,也是从很多项目与军事斗争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中总结出来的。只有通过理性协商,制定一些必要的规则和章程,人人遵守按之办事,最终才能保障社会的有序化和文明化,实现每个人的利益和目的。从古希腊竞技比赛中,男性之间的赤身的竞争形式就可以看出一种裸的“平等、公开的元规则”。近代体育竞赛规则的完善已经内化在各个竞赛项目中,成为运动员自觉的自我约束,使他们的行为和感情都变得文明化了。竞赛规则的确立都是来自于人类对社会发展的途径、方向和结果的理性追求,是对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理解,包含了对人的社会存在意义和发展的价值认识。

3.2 竞赛规则内蕴人的现代化

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即“西方化”。它形成于18世纪启蒙运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现代化”是文明一元论或中心论,工业革命以后演变成西欧中心论。在社会学家看来,“现代化即理性化”。 马克斯•韦伯把现代化定义为理性化,其意思是:现代社会,是合乎科学地、合乎进化规律地、合乎逻辑地发展的。“到目前为止,即在没有更好的理论出现前,‘现代化即理性化’这个看法是可以接受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人的现代化也即是人的理性化。在终极意义上,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与完善。竞赛规则作为人类文明创造的一种理性选择,在本质上内蕴人的现代化。

体育竞赛的竞技性自然包括了对身体暴力的容忍,这尤其表现在那些直接的身体对抗性项目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体育竞赛对身体暴力使用和允许的习惯程度是不同的。以今天和古代的摔跤比赛为例。根据国际摔跤联合会规则的规定,在自由式摔跤中,勒颈、半勒、用力向双肩下握颈、动腿等都是犯规动作,另外还禁止拳打、脚踢或用头顶撞等动作。一场比赛不超过9分钟,分三个阶段,每阶段3分钟,中间分别有两次1分钟的休息时间,比赛有一个主裁判、三个裁判和一个计时员。即使有这些很严格的规则,许多人仍然认为自由式摔跤是不很文明、比较粗野的体育项目。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也有这项在场地内进行的摔跤项目(角力),当时十分普及。这种比赛有一个裁判,但是没有计时员和时间的限制,比赛直到一方放弃才告结束。竞技者可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进行角斗,他们手、脚、肘、膝、颈、头并用,斯巴达人甚至用脚进行角斗。摔跤选手可以允许彼此挖出对方的眼珠。不用说,在这种残忍的竞赛中,竞技者经常会受到骇人的伤害,丢掉性命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古代竞技运动的身体暴力程度较高,这绝非孤证,在拳击和其他同场对抗运动中还有遗留。现代体育竞赛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制定相关竞赛规则来形成对暴力冲动和手段的控制,我们自动地根据这些标准来衡量犯禁行为。这些标准在内化以后能够以多种方式形成抵御功能并强化我们抵御偏离理性的能力。当今世界体育竞赛中出现的兴奋剂、运动员资格、球场暴力、假球黑哨以及科技异化等困难和矛盾最终导致了双重的道德和良知的分裂[6]。在现代体育竞赛规则的调控、约束下,比赛既充满着激烈的对抗但又极力避免出现过激、伤害行为。对竞赛规则不断地进行部分修改和增加补充说明,目的就是鼓励进攻,激励进球,坚决制止暴力行为和非体育道德行为,使体育比赛更富有创造性并更加精彩、激烈。比赛规则的强制逐渐变成内在自觉的自我约束,他们自己、他们的行为和感情都慢慢变得更理性。这种由外在监控逐步走向内心自觉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社会心理的理性净化[7]。

3.3 竞赛规则蕴含人的现实超越本性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强”,它目的直指人类能力的终极极限。2009年8月博尔特在德国柏林田径世锦赛中打破了100米(9秒58)和200米(19秒19)世界记录,也就在同一个月的国际田联黄金联赛苏黎世站上,俄罗斯跳高女皇伊辛巴耶娃又一次把自己的记录提高了1厘米(5米06),这不禁使我们再一次地思考人类的极限在哪里?作为地球上唯一的实践主体,人在自己的主体性活动中不断改造自己所面临的客观世界,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身,从而使自己的本质不断地超越。体育竞赛是人类挑战自己,全面发展自己的一种感性的文化活动。随着参与主体的自主性逐渐增大,以及其适应的社会文明化程度的要求,就迫切需要一种与现实竞赛运动相适应的精神力量以使其能够自律。体育竞赛的实现就是要求有一套客观公正的、制度性的行为准则来作为评判标准。因为竞赛规则往往禁止参与主体使用一些高效的手段达到预定的目的。因此竞赛规则在制度上保证了人们对自身发展和完善的超越,并对未来可能达到的境界的一种积极追求。这样,竞赛规则意味着通过实践活动对现实存在的否定与批判,是对社会改造和人类自身发展与完善的深刻实践,它将把生活的发展、人类的生活与人类本质的实现与完善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竞赛规则是在促进体育竞赛发展的主体性活动中所确立的一个明确的选择,而不是毫无目的的纯粹自然或抽象的逻辑概念。体育竞赛允许兴奋和冲动,但同时又必须克制和收敛这种冲动,对这种冲动的克制和收敛就需要体育规则有张有弛、有利有节地进行调节。竞赛规则展现了现代体育竞赛对自身文明程度的不断超越,对比古希腊竞技运动和现代体育比赛中的体现的暴力程度,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非常具体的文明进程。

事实上,竞赛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都始终“以人为本”的,它要尽可能地满足作为主体的人对体育竞赛的需求,参照运动竞赛中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制定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竞赛规范。人是不断追求进步和全面自由发展的能动性的行为主体。人对自身的需求也反映在对竞赛的需求上面,在不断挑战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满足是在不断地从低级的需要向高级需要实现的,首先是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再次是社交和尊重的需要,其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竞赛规则的产生和修改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和满足着人们的不同需求。可见,从人的需要层次来说,制定和修改出相对合理性和目的性的竞赛规则就是行为主体对竞赛需求的满足,其实质就是人超越梦想、不满足现实的价值追求。

4 竞赛规则的文化拓展

4.1 公平竞争与创造的共生

现实的社会交往得以完成和实现的基础是参与主体的共同实践理性。首先这种理性具有社会性,它是为各相关主体所认同,符合大多数主体利益、需要的理性;其次就是实践性,它以主体的需要为基础,以主体间性为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共同实践理性体现在一个具体的共同标准,也即是建立在特定社会价值观、文化观社会观为基础的规则文明。规则文明是人对社会关系的创造及成果结晶,其公共性的具体内容是人对社会关系的建构、改善。现代竞赛规则就是以“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规则来规范体育竞赛活动正常运行的文明形态[8]。确定性的竞赛规则,保障参与主体及其所属团体的行为活动有确定性的预期,最大程度地避免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竞赛规则的主体性原则、利益原则、竞争原则等规则体现了丰富的以人为本的内涵,这与体育竞赛的内在要求相适应,也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高境界。因此,在建构竞赛规则过程中,应注重竞赛规则与文化内涵的互相契合,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中鼓励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文化。

体育的最终价值是为了人的发展,如果把人的需要置之不理,一味地追求商业价值,为了胜利而不惜一切,滥用和兴奋剂,最终将是对人性的抹杀[9]。在竞赛规则的制约下,不断实现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合理化、组织化、有序化。在古希腊甚至是中世纪以来的西方竞技体育的竞赛规则的产生、发展带有更多的自发性,但随着时间推移,自觉建构、完善各个项目的竞赛规则,成为体育竞赛发展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重要内容。体育竞赛与社会发展一样是以规则建构、规则转换为核心的利益交往、意义交往与规则交往的良性互动。社会越发展,规则的重要性越突出,是否具有规则意识,能否自觉推动社会规则的完善与转换是衡量社会发展自觉程度的重要标准;自觉推动规则转换是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社会发展自觉性的重要体现。

4.2 尊重共同的规范标准

体育竞赛规则促进和提高了竞技运动的发展水平,“公平竞争、公正竞赛”已成为当今世界竞技比赛的一个基本原则。无论是古老的拳击、转瞬间决出胜负的“飞人大战”,还是优雅的艺术体操,规则程序都非常完备和精细;从竞赛参与者来看,无论是运动员、裁判员,还是官员、志愿者,都有严格明确的规范要求,甚至现场观众也有必须遵守的“观众规则”;竞赛规则的有它明确的约束力,竞赛场上,没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要说有,那就是竞赛规则,裁判只是竞赛规则的化身,受托临场执行规则,而裁判员的执法也绝非随心所欲,更不允许亵渎规则,违背公平与公正的原则。同时,他们既要接受来自组委会、现场观众、新闻媒体等诸多方面的监督,也要接受裁判委员会本身的制约,一旦出现偏袒或不公,还要被追究责任,甚至受到处罚。而对运动员来说,不管你是无名小卒,还是耀眼的明星,都必须严守规则,如果违反则要毫无例外地受到处罚。以上种种,都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规则的无上权威和力量。

运动竞赛规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规范。竞赛规则是现代体育的有机部分,是体育文明的制度化产物。它与其他的社会规范和群体规范相比,其特殊之处在于,它适合的人群主要是指文明所说的参与者,竞赛规则是针对这些参与运动比赛的特殊人群而制定的规范标准。从竞赛规则的适用性来看,竞赛规则往往对运动竞赛的参与者行为进行规范性约束,在执行过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具体性。那就是,它们一经制订出来,在类似的运动竞赛中,就有类似的竞赛规则。然而,根据比赛情况和参与者水平层次的差异,执行的标准也有可能会有所不同。

事实上,体育竞赛活动的参与主体是人,不管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裁判员或者管理者都各有其权利和义务。他们参与竞赛活动的前提是平等的。作为主体的人参与竞赛活动必然有其身心的需要和对一定利益的追求,参与主体也希望通过竞赛活动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一切行为方式都是在主体与主体之间在交往、竞争与合作中发生的。竞赛规则在起源上是主体在交往过程中的产物,同时竞赛规则又是主体间相互竞争、合作的交往前提。当行为主体参与现实的体育竞赛时,首要的行动就是适应已有的竞赛规则,或者不参与竞赛,想参与必须遵守规则。从价值论上来看,竞赛规则为社会群体规范树立了典范的作用。社会良性、有效地运作必须要社会成员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标准。

4.3 和谐文化环境的生成

体育竞赛源于人类对和谐的追求。古希腊时代在“圣神休战月”举行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最好的例证,它通过和平来实现城邦之间的和谐。现代竞技运动,尤其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通过体育竞赛的方式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先生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目的是希望借助古希腊的文明来教育和培养青年,传播真诚、友谊、和平,建立理性和谐的社会。《奥林匹克》明确地将公平竞争列为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内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立的“以弘扬体育道德价值与功能,捍卫体育精神――公平竞争原则”为宗旨的公平竞争国际委员会,旨在抵制体育竞赛中泛滥的混乱和保留、强化公平竞争意识。现代奥林匹克会通过费厄泼赖(Fair Play)来教育青年,运动场上,人人平等,自由竞争,公平获胜。不允许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不允许投机取巧,只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比赛结果,努力在新的竞赛中赶超。体育带来的竞争不是破坏性的竞争,而是友好的、和平的、团结的竞争。国际体育赛场成为一个国家升起国旗而不会招致其他国家反感的场所,也成为倡导人类心灵健康的精神祭坛。倡导公平竞争、遵纪守法,这是体育竞赛对促进社会和谐所做的贡献。

竞赛规则是体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公平竞争的基础。规则成为公平竞争精神的体现,规则也为裁判员进行裁决提供依据。规则的合理性、科学性、恒常性使规则具有了权威性,同时也使竞赛规则成为体育竞赛中“公平、公开、公正”的标志。在直接而剧烈的身体对抗和比赛中,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锻炼与培养,观众也得到感官上的娱乐享受和潜移默化的教育,而比赛始终离不开“公开、公平、公正”这一刚性的游戏原则。“公平竞争”的体育原则所倡导的正是建立和遵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体育竞赛规则。竞赛规则如同法律一样调整着参与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也潜移默化地培养着人们的规则意识。“公平竞争”作为体育竞赛的理想追求,只有通过规则的权威才能使所有参与主体达到本质意义上的公正,从而维护社会关系的和谐。体育在实现培养人的规则、规范意识,增强全社会的法律观念和法制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10]。体育竞赛所倡导的广泛参与、交流、积极合作的大众精神和集体归宿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相一致。通过交流洽作,取长补短,寻求共同发展,弥补由于差异等原因造成的失衡,逐步达到共同参与、均衡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和谐社会目标。

5 结 论

竞赛规则是体育竞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公平竞争的基础。规则成为公平竞争精神的体现,竞赛规则是体育竞赛中“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的标志。竞赛规则建构所应生成的以人为本文化环境,只有通过规则的权威才能使所有参与主体达到本质意义上的公正,从而维护参与主体间关系的和谐。这不仅是文化本质的必然追求与具体体现,而且对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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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道德管制；有效威胁；社会规则；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 F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4-0126-03

[作者简介] 周宇晴，南昌市委党校管理与法学教研室讲师，公共管理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学与公共管理；(江西 南昌 330003)

胡志光，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硕士生，南昌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江西 南昌 330038)

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但近年来，从接连不断的无视矿工生命安全的矿难到安徽阜阳售卖假奶粉致婴儿死亡，从“欧典”地板利用虚高价格不正当得利到黑龙江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亮菌甲素注射液”致人死亡等一系列严重事件，促使人们进行反思。是市场经济先天不足，人们以良知丧失换取物质利益最大化，导致社会既定规范屡屡被突破?更进一步，影响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各种社会规则是如何形成的?只有了解了隐藏在制度层面下的社会规则形成机制，才

能更好地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规则。

一、社会规则形成的两种方式：“道德管制”和“有效威胁”

在人际交往中，个人行为往往直接受到法律法规、传统习惯等社会规则的约束。但是，在这些社会规则的背后，却可能源于两种不同的形成机制。一种是道德管制，国家和社会以道德规范为衡量标准，通过制度化手段管制个人行为，使个人行为符合既定的社会要求。另一种是有效威胁，在保障个人平等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冲突和威胁，在反复博弈中理性地达成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共识，并借此形成制度化的社会规则。

我国封建社会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与一整套直接构建在道德管制基础上的社会规则体系密切相关。儒家思想通过“三纲五常”等行为规范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交互作用下，使中国封建社会保持了较长期的稳定发展。

近代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和有效威胁最终形成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体系有关。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到巨大促进作用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能自发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指出了规则的自发形成机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基于维护个人自身利益而运用的有效威胁，最终能够形成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

现实社会中，美国在严重枪击事件，甚至是校园枪击事件导致儿童伤亡的情况下，其枪支管制运动仍然一波三折，除了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外，对政府权力过大会危及到个人权利，从而破坏社会规则的自发形成方式也是一个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许多支持枪支权利的民众担心，持有和携带枪支作为‘权利法案’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旦在管制枪支问题上有所突破，下一道防线同样可能被突破，从而出现多米诺效应，侵蚀‘权利法案’的神圣性，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构成威胁。”

道德管制和有效威胁虽然都能形成社会规则，并依托国家机器的保障，尽可能保证被个人所遵守。但是，由于规则形成基础不同，两种模式下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发展也存在不同特点。总体而言，道德管制需要利用强权解决“阳奉阴违”对管制体系的冲击，而有效威胁则需要通过市场尽可能地保证个性化行为的持续有效。道德管制下的社会发展对完备的上层建筑有较高要求，而有效威胁则更依靠经济基础的健康运作。

二、“道德管制”模式下的社会规则建构和社会发展特点

道德管制使个人行为被约束在既定的道德规范之内。一方面，道德管制为中央集权规范了社会行为。从周文王定礼乐到孔子删诗书，从儒生叔孙通为刘邦制定君臣之礼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一尊于儒”，都为国家和社会建立起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并最终确立以儒家行为规范作为封建集权政治的行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权力体系也依托于道德管制。如果“礼崩乐坏”，权力体系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前提与基础。因此，通过一系列制度手段――社会规范――降低“阳奉阴违”的侵蚀，是道德管制模式成功运作的关键。我国封建社会从以下两个方面建立起相应的社会规范体系，保证了道德管制的有效运作：

第一，行为简单化。行为越简单，越容易被规则约束。个人行为相对简单，可以降低规则的复杂性，便于个人接受并遵守。我国封建社会始终立足于农业，重农轻商，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使得个人行为相对简单化，道德管制变得卓有成效。由此，也形成了整个社会行为的“静态化”特征。

第二，冲突内敛化。规则越少，越容易被个人遵守。道德管制通过“对不对”式的价值判断，外在约束个人行为。当面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冲突时，则强调约束个性，给别人留下行为空间而内敛地界定自身的行为空间，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个人通过“修身”和“谦让”在既定的行为规范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整个社会行为和社会规范体系。

由此，整个社会体系表现出“静态”和“内敛”特征，社会联系和发展更依靠经济基础之外的上层建筑，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明确的发展目标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1.稳定的权力结构。由于道德管制需要个人行为简单化，社会行为静态化，因此要把社会发展目标转化为一致的社会行动，就必须依靠强大权力体系的外部推动。权力体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将决定社会发展动力的大小。“文景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封建社会发展较好时期，都恰是权力体系相对最稳定的时期。

2.明确的发展目标。由于道德管制使行为冲突内敛，因此社会发展目标也必须依靠社会精英体系或其他外在力量。在目标明确的情况下，国家意志通过权力体系，在道德管制的规范下，能够快速形成必要的发展合力而实现既定目标。但是，如果目标选择错误，则社会一致行为可能会在导致社会资源巨大浪费的同时，对权力结构本身产生危害，甚至导致国家崩溃。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以农为本的国家发展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也正是由于始终强调农业而忽视工商业，甚至抑制工商业发展，导致国家在近代被西方社会赶超。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通过模仿和学习西方，在战后仅用数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100多年发展才能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都说明了目标明确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道德管制下的社会发展，就好比海上寻宝。如果藏宝地点非常明确，则用一艘性能可靠的船只直接前往的成本低，效率高。但是，如果藏宝地点不明或存在其他未知风险，则仅用一艘船寻找与派多艘船沿不同方向搜索相比，找到宝藏的整体概率较低，风险更高。

三、“有效威胁”模式下的社会规则建构和社会发展特点

与道德管制相反，有效威胁下的社会规则更依赖人与人之间能否自发形成行为约束。因此，如何激发和保障个人行为空间的不断拓展，在平等冲突中理性地形成社会共识，是构筑社会发展的基础。近代西方的社会规则构建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行为个性化。个性彰显是形成冲突的基础。社会通过制度化手段保障个人自由地、尽一切可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权利，在人际交往，特别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紧密的经济交往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效威胁规范个人行为。社会理性最终表现为在尊重他人权利基础上，谋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利益共赢。在不断“动态”的拓展个人空间的同时，尊重他人的行为空间，并由此“外展”式界定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

第二，权力分散化。正是由于个性化行为能够通过市场经济为社会发展提供必需的动力，并利用有效威胁自发形成规则，因此，采用分散的权力体系，通过权力的互相制衡，可以有效地保护个性化行为尽可能不受外部权力的干扰。

由此，整个社会表现出“动态”和“外展”特征，社会发展依赖于经济基础的健康运作。但是，完全的个性化行为，也使得市场经济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1.高波动性。虽然市场经济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但是，个性化发展也同时增强了经济体的内部风险。正如通过多艘船沿不同方向寻宝，从整体效果看，只要有一条船找到宝藏，就能够实现目标。个性化行为总能够使社会找到一条高效发展道路。但是，就个体而言，个人发展风险较高。有可能由于自身方向选择与社会发展方向选择不一致而最终功亏一篑，导致购买力下降，甚至彻底丧失而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

2.高消耗性。虽然彰显个性，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理性地界定人与人之间的行为空间，但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界定就由于一方的相对静态而无法利用有效威胁机制而自发形成。因此，整体经济行为表现出高消费和高索取特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需求。西方社会工业化早期的高速发展，也曾以自然环境被破坏为代价。当前，全球经济对石油的高度依赖，亦反映出经济发展的高消耗特征。

市场经济运行中高消耗、高波动问题，特别是经济波动对社会动荡的巨大影响，使得西方社会逐步认识到：政府必须在建立社会规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帮助市场经济成功运作。政府的作用表现为：

1.建立社会保障机制。一方面，社会保障机制能够保证“结果公平”，降低追求个性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不一致而“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也促进了有效威胁的形成。由于个人风险降低，个人选择能力相对增强，有利于强化有效威胁，促进社会规则的自发形成。当前，西方传统工会的规模逐步下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运作下，个人行为可以更加自主。

2.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规范人类活动空间，调和个人与环境，甚至代际冲突。如建立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提供基础科学经费、保证普遍的基础教育以及国防等公共物品的形式，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

3.通过产权手段，把资源有效投入市场。如污染许可证、教育券的运用等等。通过界定和明确产权，把资源有效纳入个人行为体系，利用有效威胁使资源利用最大化。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威胁”比“道德管制”更重要

建国以后，我国明确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取得了巨大成就，用较短时间完成了社会重建和经济恢复。但是，随后出现的“大锅饭”现象也暴露出依靠外部推动的社会行为，会由于个人卸责引致“道德风险”，而逐渐影响社会发展。

市场经济的引入，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在经济和社会再次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步改变了人们界定行为的方式。但是，传承的社会规范体系并没有完全改变。市场主体考虑的是“我能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不能?”，而外在的制度规范依旧沿用道德管制方法，强调个人行为内敛，用“应不应该”来裁定行为，并希望借此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推动社会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目前大量看似道德缺失而产生的严重市场问题，如一系列无视矿工生命安全的严重矿难等等。

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其说是道德管制不足，不如说是有效威胁缺失。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政府工作人员的习惯做法是，在事后给违规者以严惩，以期通过“不敢”来约束其行为。却往往忽视保障事前的规则形成机制。例如，政府不断加强对出事矿主的惩戒力度，希望道德管制能保障矿井的安全生产和矿工的生命安全。但是，在出事之前，对于矿工保障自身权利的投诉却常常以保障生产、保证经济发展为借口而甚少被关注。责任人虽然在政府的惩戒下甚怕投诉，但是由于投诉仅仅针对投诉方的个人损失，并不触及责任方对整个行为的责任承担，因此，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界定无法通过有效威胁，理性地表现出对他人利益的尊重，并同时推动整体社会的对外拓展，而是表现为以对他人利益的侵害来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

这就好比，我们希望先给“狼”披一层“羊皮”，然后逐步教化成“羊”，借此形成社会发展合力。但是，“披着羊皮的狼”，在不断“喂肉”(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激励下，其“狼的本性”(逐利)无法有效抑制。市场行为实际演变成“狼和羊”的博弈。交易双方首先判断对方是“羊”还是“披着羊皮的狼”。如果是“羊”，则用“羊价”一口吃掉对方。如果发现对方是“披着羊皮的狼”，则需再判断对方的强弱，以决定“狼价”的高低。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逐步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食物链”：“小狼”吃“羊”，“老狼”欺凌“小狼”，弱肉强食。

由此，市场交易的“非人格化”特征无法充分体现。市场价格不仅仅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而且和各参与方的市场地位密切相关。显性(直接的讨价还价)和隐性(如：以次充好、不履约等等)的议价行为随处可见，有效的市场规则严重不足，公共管理中因规则无法有效形成或形同虚设而面临诸多困境。比如，政府在面对市场上“恃强凌弱”或者“超额暴利”时，往往办法不多。小包工头欠农民工的钱，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是国家总理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从小包工头那里追讨。但是，大包工头欠小包工头的钱怎么办呢?

因此，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一系列制度化手段促进市场各参与方平等地位的形成，从而利用市场经济的自发动力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即，与其外在的、理想化的希望以道德管制把每个人规范成“羊”，以解决“狼吃羊”现象，不如先“撕掉羊皮”，从承认“狼性”开始，通过培育和保障有效威胁来促进市场自发形成规则，最终完成“狼”到“人”的演变。

参考文献：

[1]曾德雄.从道德到权利[N].南方周末，2006-05-11.

[2]约瑟夫・E・施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