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的特点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民国文学的特点，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  中医 文献 岭南医学 特点 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研究，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篇2

《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必修三的第三课，展示了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学体裁或成就。指导意见的教学要求：①基本要求：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体会古代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感受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美感。②说明：……关注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等创造了中国古代辉煌文学成就的代表作家。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明古国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本课适当的问题设置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主题，让学生在对话中认识古代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学价值，感悟民族文化的优秀。

一、核心材料设置问题引领全课，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一个良好的设问，往往是学生进人学习状态的良好开端，将会使学生产生急于求得解决疑难的欲望，从而保持较强的注意力和兴趣。同时为最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生的生活与本课结合的设问呈现出来，助推其主动学习的欲望。在上《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一课时让学生听一首较熟悉的歌曲，你听到的是什么歌？作的词来自哪里？这首词是什么朝代的?宋代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词，其他的朝代呢？引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 接着围绕这段材料进行有效性的问题设置：结合本课内容，请回答“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哪些文学，它们有哪些代表人物的哪些代表作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指什么，它们的地位影响如何？ 通过教师预先设计好的表格，让学生带着这些设问自主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引导学生掌握将材料与课本知识相结合的论由史出的辩证方法。

二、重视设问的课外拓展，提升史学研究方法的能力

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有基本方法：史料的搜集、考订和编次；分析方法：①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②其他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基因分析方法、考古学方法、地理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证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又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设置问题：你能结合教材中的原句论证这句话吗？王国维的这段话说明我国古典文学有何特点？引导学生透过感性的认识理解我国古典文学特点之一就是时代特色性。接着展示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结合材料请你归纳出文学特点的原因是什么即为什么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通过解决以上这些材料设置的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明白了文学作品因能反映作者生活时代特征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学生的视野被大大拓展，也理解了结构分析方法，提升了史论结合论证的能力。

三、强化问题意识，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再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思考：宋元明清不同时期有类似的历史背景却出现不同文学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即出现不同文学体裁的原因）？通过这部分的问题设置，使学生在主动参与课堂探讨的过程中懂得当一种文学体裁发展到高峰难以被逾越时,继承的后人往往会突破原有的体裁而另创新的体裁去发展文学。这样也推动了学生在感悟知识的广博性和思辨性的同时理解文学格式是与时代相关的理性认识。接着展示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归纳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哪代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风格。通过以上问题的强化，学生在感受不同时期文学美感的同时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度也大大增强，得出我国古典文学特点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延续、继承创新性。然后让学生再一次阅读这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设置问题：你发现这一组作品有什么变化？通过这一设问引导思考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从高雅、贵族化到通俗、平民化的过程。同时强调发展的是主要趋势、主要潮流，并不意味着高雅文学的存在就没有通俗的文学存在，反之同理，两者是并存的关系。最后教师提问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主要发展趋势？教师再次展示“二、”中的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调动学生进行深入地探讨、反思，最终使学生全面理解了仍是时代中的商品经济，社会市民阶层的扩大、统治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后者）起作用的结果，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的理性认识。既然文学格式（体裁）与时代相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学生也就彻底地领悟了“后世莫能继焉者”的真正内涵。

四、质疑学习成果，促进认识深化

篇3

关键词:

英美文化;文化差异;文学评论

一.文学评论的内涵

文学评论,顾名思义,评论文学。用专业的术语来讲,是应用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特定的文学内容,比如说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等进行探讨、研究等一系列文学性质的活动,以解释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帮助相关的文学家进行文学创造,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英美文学的相关内容

英美文学是对英、美两国民间文化艺术的总称。同样的是两个现实生活的生动反应。我认为文学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两国的文化比较多元化,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元化,戏剧、小说、诗歌等类型多样,各具特点:(1)英国文学的特点英国是一个临海国家,不仅气候极具海洋性,其文学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历史发展传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英国的文学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开始转向写实主义,这是英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2)美国文学的特点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建国的时间比较短,在19世纪之前,美国文学可以说是依附于英国文学,具有英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后,美国文学开始脱离英国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国的社会一样充满着自由、民主的气息。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内容

各国的文学评论各具特点,但是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伦理问题,这是要放在首位进行考虑的问题;其次是道德评论,这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审美评论问题。具体到英美两国来说,文学评论与该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文学评论研究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

(1)英美两国的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国的语言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发展时间较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拿英国的官方语言:英文来讲,许多的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进行评论时,使用语言十分的谨慎,这既能说明文学评论家谨慎的态度,同时也更能说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说英文便是英国的象征,因此出于这样的态度,英国文学评论是相对拘谨的、缺乏新时期的创新与个性;

2.美国的语言美国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英文,但是却是美式英文,虽然说在本质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语的称谓便能很好的说明问题,美式英语是美国的创造,是美国争取独立的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发展历史比较短,而且是移民国家,文化发展多元化特征十分显着,在独立之后,美国在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美国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应的在文学评论方面美国的文学评论就彰显个性和创新性。

(2)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美两国共同宣扬与崇拜的,但是英美两国的人本主义又存在着具体的差别:

1.人本主义是英国发展历史上很早便出现的,但是在文学评论领域人本主义是十分保守的,神权和禁欲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生动体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文学领域的再现,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我认为没有之一,莎士比亚不仅影响了英国一代人,更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人文主义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2.相比英国的人本主义,美国就十分创新、独特。当然这和美国发展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独立是十分果断的,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争取独立自由的观念理论深入人心,美国的人本主义十分的激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创新理解。在这基础上美国的文学评论就显得更加激进、创新。

篇4

关键词：民国；高中语文教材；“语文知识内容”；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6-0071-02

一、两版高中国文教材选文通览

（一）民国高中国文教材选文特点

民国教材版本较多，本次选用的是教育总署编审会出版的版本，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使用度较广。本书（教育总署编审会出版，以下没有说明的都是指该教材）与初中国文相衔接，计分六册，共高级中学三学年国文可精读及讲授文章法则之用。本书教材，务取思想积极，内容充实，以振发精神矫正虚浮者为主；至体制完整，文辞明达，亦堪为写作之模范，而有助国语新文学之创造。

1.选文内容。本书选材，顺文学史发展之次第，由古代以至现代，选取各时代中主要作家之代表作品，使学生对于文学源流及其发展有一个系统的概念。其各册教材之支配如次：第一册秦以前，第二册汉至隋，第三册唐、五代，第四册宋、金，第五册元、明，第六册清及现代。

2.选文编排。总览民国与现行大陆的高中语文教材，其差异还是比较多的，受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的影响，教授内容和教授思路方法都存在迥然不同的现象，而其中的文言文经典篇目的选择可以说有共同之处，之后将会以民国教材与大陆苏教版中都选用的文言课文作为分析对象，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两者的差异。

（二）大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特点

1.选文内容。邓瑛博士在博士论文《台湾翰林版与大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系统比较研究》中曾做出这样的统计，大陆现行苏教版必修一至必修五选文中文言文只有38篇，在五本必修教材中的113篇课文中只占了33%，这样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大部分的比例是现代文，各类小说、散文诗歌，选文体裁多样。粗略翻阅，已经选用的文言文篇目大多也是散文性质。这表现出教材选文对文言文方面不够重视，与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文言文选文有很大不同。

2.选文编排。苏教版《高中语文》的每一个专题一般由导语和2―3个板块组成。导语对专题内容作扼要介绍，每个板块再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专题的人文内涵，同时提出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的具体要求。为了增加积累，整合知识，拓展学习领域，培养应用能力，每个专题都开设了“积累与应用”栏目。在每册教科书中，还设置了选教或自读的内容，以增强选择性。

二、两版国文教材课后材料的比较――以《项脊轩志》为例

观察发现，除选文及其架构编排上两者存在差异之外，在文章的课后材料的设置上存在更大的距离，在此以民国教材第五册和大陆苏教版必修五都选择的选文《项脊轩志》为例，试图通过比较不同教材在课后材料上的设计来表现民国与现行大陆版高中语文教材语文知识教育意图上的差别。

首先看看民国版教材对课后材料的设置，很特别的是这里的课后材料与我们一般设想的提出一些问题完全不同，民国教材选文之后根本就不存在课后习题。民国版教材第一册“编辑大意”中这样提到：本书为教学双方之便利，课文之后，列有以下三项内容：（1）题解――说明内容、解释题语、叙述文体源流及介绍课文出处等。（2）作者略历――略述作者生平、著作、文章特色及其派别与流派等。（3）注释――解释深奥词语、典故、人名、地名、年号及事实须加说明者。民国版《项脊轩志》中的“注释”标注了“洞然”、“冥然”等一些较少使用的词语的意义，有助于理解文章内容，使学习者更好地体会选文作者的内心感受。

其次看看大陆现行必修五中选择的《项脊轩志》，本片选文与《陈情表》、《长亭送别》、《罗密欧与朱丽叶（节选）》、《旧日的时光》、《箭与歌》、《别离》共同组成一个单元篇章，名为“此情可待成追忆”。通过阅读卷首语可以看出本选文主题是“情感的篇章”。对于课后的文本研习，本册编者将《陈情表》与《项脊轩志》放在一起讲解，以下是文本研习的内容（部分）：“表”和“志”是古代两种文体，我们曾学过《出师表》、《核舟记》、《岳阳楼记》等，请结合《陈情表》和《项脊轩志》的内容，说说“表”和“志”的文体特点。可以从上面的内容中看出，这里的课后题设试将《陈情表》与《项脊轩志》结合起来考核，分析热萆系闹魈夂粲Γ也研究了语体上“表”和“志”的区别。

综上所述，民国与大陆现行苏教版高中国语教材在课后材料方面差异较大。民国教材没有大量的提问内容，大致只包括对选文内容的简要助读材料，提供一点简要的注释；现行大陆苏教版语文教材课后文本研习内容则比较丰富，一般是将连续的两三篇课文结合着找出在文本内容和语体上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一起出4―5道问题以供思考。

三、两版国文教材之“语法论”知识内容比较

王荣生教授在《阅读教学设计的奥诀――王荣生给语文老师的建议》一书中提到“课文不仅是学习材料，而且是学习对象”这样一个观点。“语文知识内容”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以语文教材选文为载体，展现语文知识是一般的比较常见的表现形式。而在民国版和现行大陆苏教版高中国文教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除了通过选文形式展现出来，即以选文为载体展现语文知识，还有部分知识是直接以条条框框的形式展现的，也就是接下来要阐述的内容。以下将从语法论角度来探讨两版教材的设计差别。

在民国版的高中国文教材中，各册之后，备有讲授文章法则之教材；其分配如次：第一年讲文法，注意于语体与文言之异同及古文法之特例，以为学者解读古书之助。第二年读文章之组件与体式，使学者对于体制获得更明确之认识。第三年注意对修辞及辩论术，前者说明遣词造句之方式、词格之种类、风格之形成，以增进学者欣赏文学名著之知识；后者叙述辩论之方式与技术，使学者得由分析综合以养成其推理之能力。

关于这样纯粹的理论性知识的内容，在现行大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还没有直接出现，大多是出现在课文的鉴赏阅读中。其实本质上来说，民国与大陆的教学内容完全是不同的，民国注重语法、语体的教学传授，而在大陆，更多传授的还是阅读技巧、鉴赏技巧、写作技巧等，基本上没有提及语法方面的问题，只有一些教师会在讲课过程中提及一点，学生也不会有系统的认识。

所以，翻遍苏教版教材，也不会有与上述民国教材所出现的相似的内容。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除了选文的编排，还特设置了写作教学的部分于每个专题范文之后。专题的写作部分由“写作指导”和“写作实践”组成。每册教科书对一些重要的写作观点还有专文阐述。比如，在苏教版必修五当中每一章之后的写作指导，讲的是“写作指导说明要说得清清楚楚”、“写作指导写出你的真情实感”、“写作指导学会分析”、“写作指导让你的认识更加深刻”；又如第二章，即上述提到的《陈情表》和《项脊轩志》所在的“此情可待成追忆”的单元中，通过讲述提出文章要写的“真”，在写作实践中提出“我的心因 而高贵”、“幸福的n钟感觉”、“友情”为话题和标题的写作练习。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民国与现行大陆苏教版高中国文教材在教授的课程内容上有交叉处，但在选文编排上存在很大差异。不能评论何者更好，何者不佳，只能说不同的编排与构架适应不同的学情，依据学情适时调整教材也是值得提倡的。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民国；俄侨；文化史

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阶段。其中，西方文化尤其俄侨文化助推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是民国时期中国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热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化给予了极大关注，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学理梳理，将有利于俄侨文化史的深入研究。

一、代表成果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围绕俄侨文化史共出版相关著作和80余部（篇）。现仅就代表性成果分类列举如下：

（一）俄侨文化的综合性成果：李兴耕等的《风雨飘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1）、石方等的《哈尔滨俄侨史》（2）、汪之成的《上海俄侨史》（3）、于湘琳的《民国时期哈尔滨的俄侨文化》（4）、李逸津的《近代俄罗斯侨民在天津的文化活动》（5），等等。

（二）俄侨文学：李萌的《缺失的一环：在华俄国侨民文学》（6）、王亚民的《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7）、刁邵华的《重放异彩的哈尔滨俄侨文学》和《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8）、李延龄的《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和《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9），等等。

（三）俄侨教育：李树笑的《哈尔滨俄侨音乐教育史初探》（10）、王琦的《20世纪初俄侨在哈尔滨的音乐教学》（11）、陈晶的《哈尔滨俄侨西洋音乐教育特点研究》和《哈尔滨俄侨专业西洋音乐教育研究――以两所专业西洋音乐学校为例》（12）、何艺；宋立权的《哈尔滨20世纪早期（俄侨）手风琴教育探究》（13），等等。

（四）俄侨艺术：刘欣欣、刘学清的《哈尔滨西洋音乐史》（14）、汪之成的《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15）、高延松的《19至20世纪中叶俄侨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贡献和影响》（16）、王艳莉的《俄侨音乐家与工部局乐队交往历史新探》（17）、林琳；王艳莉的《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活动研究》（18）、孙兆润的《俄侨声乐教师霍尔瓦特夫人身世考据》（19）、王亚民的《创建于中国的世界最悠久爵士乐队――兼忆俄侨音乐家伦德斯特列姆》（20）、牛蕊的《从漂泊的“无根者”到中国早期专业音乐的“拓荒者”――俄侨音乐家嘉祉、托诺夫在华音乐史料述评》（21），等等。

（五）俄侨学术：谭英杰的《解放前俄国人在黑龙江的学术团体及其考古活动简述》（22）、林军的《帝俄在哈尔滨的东方学家协会》（23）、徐雪吟的《俄国皇家东方学会与东省文物研究会》（24）、阎国栋的《俄国汉学史》（25）、彭传勇的《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和《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26），等等。

（六）俄侨新闻出版：赵咏华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1898―1956）》（27）、张慧君的《哈沪之旅：一段特殊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图书概述》和《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报刊概述》（28）、王迎胜的《1898―1949年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新闻报刊事业史研究》和《俄罗斯文化曾在这里繁荣――哈尔滨俄罗斯侨民图书事业回溯》（29），等等。

二、主要特点

综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涉猎领域众多。如上文所述，国内学者对民国时期俄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覆盖面很广，涉及到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和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俄侨文化的多元性。

第二，俄侨文学艺术研究比较深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艺术领域出版了5部著作（含丛书），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著作的5/6，其中文学著作3部，占文学艺术领域出版著作的2/3；发表了大约50篇论文（含学位论文），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论文的2/3，其中文学论文30多篇，占文学艺术领域的2/3。从以上数字可以证明，国内学者在这两个领域尤其是文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相对比较深入。

第三，有些问题的研究走在了国际前沿。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学术等领域取得的成果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1]是中国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部中国俄侨文学文献的著作。该书是作者研究、整理了解放前俄侨留下来的大量报刊书籍，录存文学作品和文艺论文的篇名和书目，同时又通过俄、美、法等国的学者友人，取得了各该国大图书馆中馆藏资料辑成。《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2]（2005年该丛书出俄文版）收录了俄侨文学作品约800万字，填补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空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簇奇葩》[3]、《论哈尔滨俄罗斯侨民诗歌》[4]、《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5]等文章对俄侨文学进行了理论构建，提出了中国俄侨文学是“中俄合璧文学”、“半中国文学”、“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等学术观点。《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6]一文提出了“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的重要论点。《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7]一文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哈尔滨俄侨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并就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列举，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其研究特点，肯定了哈尔滨俄侨学者的研究在中俄文化交流、俄罗斯中国学、文化遗产等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8]一文首次提出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概念，并进行了概念界定，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划分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历史分期，列举了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总结了其主要发展特点，对其进行了历史评价，认为哈尔滨是俄罗斯域外中国学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最后提出了加强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力度的建议。

三、几点思考

尽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从俄侨文化史的研究内容上看，俄侨文化史的研究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笔者试就该问题提点自己的几点思考，期待能有裨益于学界。

第一，应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从目前面世的俄侨史著作来看，国内学者既在全国性的俄侨史著作里论及了全国性俄侨文化，也在地域性的俄侨史著作里研究了地域性俄侨文化。然而，遗憾的是，学界至今既没有出版1部全国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也没有出版1部地域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因此，学界应从地域性俄侨文化史研究着手，尽早出版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第二，应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从目前出版的俄侨文化专题史著作来看，只出版了俄侨文学、新闻传播和音乐等领域的著作，这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利于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所以，学界应在诸如俄侨教育史、俄侨艺术史、俄侨出版史、俄侨学术史、俄侨图书馆史、俄侨博物馆史等专题进行研究，争取早日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第三，在巩固现有研究优势上，其他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入。

在上文中笔者指出了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学艺术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因而相比较其他领域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薄弱。笔者认为，在继续深入研究俄侨文学艺术的基础上，加强诸如俄侨教育、俄侨学术、俄侨出版、俄侨图书馆、俄侨博物馆等领域的研究。在俄侨文学研究上，进一步挖掘史料，在哈尔滨俄侨文学与东北文学关系、上海俄侨文学与“孤岛”文学关系上给予关注；在俄侨艺术研究领域，应多研究一些俄侨绘画艺术问题；在俄侨教育、学术、图书馆、博物馆研究领域，应系统梳理；在俄侨出版研究领域，应对包括《远东报》、《亚细亚时报》、《东省杂志》等重要报刊进行重点个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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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在华俄侨学术活动及价值研究”（13CZS04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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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西伯利亚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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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民音乐，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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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16）[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17）[J].人民音乐，2010（3）.

（18）[J].北方音乐，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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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黑龙江史志，2010（12）.

（2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6）[J].西伯利亚研究，2011（1）；黑河学院学报，2013（5）.

（2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篇6

〔关键词〕 进化论；科学方法；汇通中西；体系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78-06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立足于世纪之初总会生出文化向何处去的疑问，回眸百年前的民国文人在世纪之交中国文明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一个宏大的民族心理趋向，中国的学人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导向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革命派和保守派的不同的文化态度，他们的争论都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分析参考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宝贵财富。重新认识民国学人在“文学概论”上会通中西的理论探索也是寻求文化变化的轨迹的一种追源溯流的探求，不失为寻求文论现代化的可行方式。生逢乱世，学术就有了更大的担当和责任。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了，“《文学论》是刘永济先生年轻时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课的讲义，最早于1922年在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公开出版，并在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后来在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成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1]（214）刘先生凭借深厚古代文论的基础和扎实的西学功底，其融汇中西的努力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说：“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1]（3） 不以今而非古，不以西而律中，借鉴国外的文学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古代文论。其用进化论眼光、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新架构中国文论的体系，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进化论文艺发展史观

中国古代文论受儒家思想的制约，信而好古、依经立义，强调述而不作，全力维护经学的正统地位。传统学术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存有以古为尊的文论价值取向，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在 “载道”的文学功能主义传统之下，后代的文学必须从前代的权威中获得许可，符合传统的要求，才能被认可。这里面涉及一个文论的发展观和权威性的问题，就古人的文论观来说是认为文学有恒在不变的稳定性，古人已经把文学发展的终极真理认识到了，所以后人只需按照它的要求来做即可。古人把文学当成一种不变的具有恒在价值的认识体系。而进化论的文论观不同以往，把文学当成一种不断进化演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把文学的终究价值放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文学的演进之路和文化观念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刘永济《文学论》第一章之第一节“文化发展之概观”载：“因人类文化之发展，莫不由含糊而渐近明晰，由简略而渐进圆满，由武断而渐趋精确。今日之明晰圆满精确者，异日或更以为含糊简略武断，亦不可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安可以傲古人者而贻笑后人！故文化必求其发展无穷，未可画然自止也。”[1]（5） 刘先生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上，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的由“含糊、武断”而逐渐趋向精确、圆满。不必以为古代的一定比现在的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语中的这里体现了很明显的进化论的眼光。“文学之先，亦包括于宗教之中，而为之服务。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文学之内容亦极简略，人之对于文学又多武断之论，故未能脱宗教之羁绊。且文学之于宗教，其关系之密切，较之他种学术尤甚，故为之服务亦最久。及至近世，始一洗其面目，崭然自见于世。”[1]（5）

文学和文化、文学和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刘先生在这里认为文学最开始时和宗教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至于民初，文学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源自西方，刘永济先生所用的材料大部分却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其取材和定优劣之准体现了其进化论的文论观。在第一章“何为文学”中的第七节“我国历来文学之观念”中，其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概况：“我国文学发源最早，周秦已称大盛。而研究文学至魏晋以后，始有专书。然皆浑含立论，无有条理，是非亦参半，不足以为定论。如魏文帝之《典论》，钟嵘之《诗品》，则近于批评。挚虞之《文章流别》，任P之《文章缘起》，则近于分类。荀勖之《文章叙录》，则近于文学史。而总论文体之源流，及古今文人之优劣，成一家之言者，则惟刘勰之《文心雕龙》最佳。”[1]（15） 以时间为经，以观点的进步为纬，勾勒文学演进脉络，展示其纯文学的眼光，这种眼光也在其选择材料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刘先生整体统摄中国文学观念：”统观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不可谓于学识、感化之界，无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义不彰，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来，明道之谊切。老庄谈玄而文多韵语，《春秋》记事而体用主观，此学识之文而非以感化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意，则又以感化之文为学识之文之用矣。此今日所当明辨者也。”[1]（19） 字里行间，充斥着一副发展的眼光。刘永济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其观点所依的进化论的线性的时间价值观：“又今日之供少数人用者，异日可渐及于多数之人。人类之教育日普及，文字之功用愈广大。群众之知识日发展，文学之功用亦将愈普遍。揆之进化之理，固应如是也。故今日的之文学，一方面必求其真义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广。真义愈明，则表现之方法愈精妙；真用愈广，则人类之幸福愈增进。然则文学之义，虽至难确定，要不出此二点之外。亦如科学之发达，虽不可限，要不外实验之法日精，与物质文明之福日广而已。”[1]（20） 于此凸显了进化论的文论观。

刘先生在“主善之文学所短”一节中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两个缺点：不随时变、情趣缺乏。其论证也很详细：“后儒拘泥，故守旧复古之心甚深，而因时制宜之效不显，大失时中之义矣。至其影响文学之处，则尤彰著，以扬子之才，乃不过一摹古专家；以昌黎之杰，亦不过学古能化。以我国文化之早兴，历史之悠久，而进步不及欧洲之速。若以近世欧洲文学变化之率推之，不应有今日之现象甚明，凡此何一非守旧复古有以致之也？复古之文，间接摹仿古人之处多，直接摹仿自然之处少。少则自然之奥秘，终古不宣，而材料亦陈而不鲜，此后人所以有‘天然好语，被古人道尽’之叹也。”[1]（109）这里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古代文论的关键问题是，好古、尊古、摹古、复古，被古人所限，不能用进化的观点看待文论。其解释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了“以示作礼之本义”，是为了正本清源，而非为古所限，不敢超越前人也。尽然儒家之说并非全为古所限、死于句下，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诠释和发展了六经的要旨，可以说刘先生分析不失为一种洞见，又张目后世，寄希望于未来，彰显了“向前看”的进化论文论思想。

二、借镜西方科学实证方法，

观照古代文论概念范型

西学东来，传统文论获得现代转换的外在动力，“20 世纪初叶文学理论以凸显文学观念的独立姿态为根本的学理追求，缘于传统观念的自新和异域他者的观照，晚清以来的经学中心主义式微，儒学的影响力日渐衰歇，传统朴学内孕的科学因子糅合西学的实证主义，儒学便逐渐退居为一种学术资源，逐渐丧失它的主流文化地位。‘文学革命’所积储的强大势能牵引国人去探寻允符现代境遇的学术研究路径，对传统的重新体认便成为民国学术改弦更张的逻辑起点。”[2] 身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对传统的体认态度便成为新旧文人的一个重要尺码。刘永济先生“生于1887年12月25日，正值晚清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前夜。曾祖父刘长佑，晚清朝廷重臣，历任云贵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祖父刘思谦，曾在广东、云南担任知县。受到家风的熏陶，父亲自幼喜爱文学，先后就读于湖南长沙明德学校、上海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31） 刘先生接受的是正规的中西结合式的新式教育，既有良好的西学功底又具备扎实的以训诂、考证、音韵为基础的传统的国学功底，刘先生在龙学、词学方面的独到造诣即为注脚。

西方的科学方法在每门学科的具体运用都是不同的，对于古代文论来说，西方的科学方法又是怎样的，具有怎样的特点呢，民国学人均有各自独特的见解。 叶维廉先生《中国诗学》谈到：“或许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缘故（见拙文《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或许是因为是一个抒情诗（lyric）的传统而非史诗或叙事诗传统的缘故，我们最早的美学提供者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张未封前的境界（庄子），而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认为诗‘不涉理路’（严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洋文学批评那样认为文学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的结构，而开出了非常之诡辩的以因果律为据，以‘陈述――证明’为干的批评。在一般的西方批评中，不管它采用哪一个角度，都起码有下列的要求：

一、由阅读至认定作者的用意或要旨。

二、抽出例证加以组织然后阐明。

三、延伸及加深所得结论。

他们依循颇为严谨的修辞法则，exordium，narratio argumentatio或probatio rebutatio，peroratio或epilogue（始、叙、证、辩、结）不管用的是归纳还是演绎――而两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3]（3） 叶先生在这里总结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做法，也就是经过阅读文本之后所得的文本的要旨，在文本抽出例证，最后得出结论。也就是以抽象的观念为中心，运用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的方法。刘先生在《文学论》中也运用了以概念的界定、功能等为中心的西学研究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观念以期建立新的文学概论理论文本。体现在《文学论》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文学的概念为中心建立起分析的逻辑起点。从目录上看，其章节设置分别为：第一章“何为文学”、第二章“文学之分类”、第三章“文学的工具”、第四章“文学与艺术”、第五章“文学与人生”，第六章“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全书以文学的定义为中心，在明确文学定义之后分析了文学的分类，比较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最后分析文学研究者存在的困难和今后的希望之所在。明显借鉴西方的系统分析方法，并援引美国芝加哥大学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理论来尝试建构新的文学概论体系。第二，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刘先生先站在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高度来谈文学，来认识文学和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是因为人类有五种特性：起疑、求真、感乐、慰苦、解纷。而文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有感乐与慰苦的需要。具体来看刘先生的论证，首先明确什么是“感乐”：“人生有情，莫不知感。天时人事、水态山容、花飞鸟语，融和畅适之时，即感而愉快。愉快之至，即莫不思有以表现。故刻画之事，上古已有粗型。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宗教之雕塑神像、赞美神祗，即由于此。他如宏壮之建筑、优美之音乐，其始无不以为庄严宗教之用。在古已然，而后世尤甚。”[1]（6） “慰苦”指的是“草昧之民，饮食艰难，危险尤多。鸷禽猛兽、恶虫巨蛇，以及异族之残杀、病痛之侵害，无在不足以生其苦情。哭不能胜，则呼吁以求解脱。宗教遂设物外有神，可以拯苦救灾，而安慰不幸之人，于是祈祷之事以兴。”[1]（6）作者认为人的主观感情和客观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外物顺应人的心情时人就感到高兴愉快，感到高兴就要表现出来，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文学最初是人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情绪的宣泄，是人的本能的激发，它绘制了文学的雏形生态。

文学是情感流淌的产物，《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钟嵘《诗品序》亦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30）这种文学发生说认为文学是人在面对大自然四时的变化，而在内心产生的感觉情感的变化而有了文学抒发。钱中文先生认为：“意大利学者维科探讨了这种思维特征。他说原始初民的本性，还类似动物的本性，即‘个人感官是他们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同时，‘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所以他们的宗教、神话、语言等等，都通过想象力来形成的。例如由于无知，他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好奇，于是‘他们想象到使他们感觉到和对之惊奇的那些事物的原因都在天神’。‘同时，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存在，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他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活人。’ 他们看到大自然雷电交作，以为冥冥之中有威力无比的神灵存在，按照的东西，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于是维科把原始初民的思维比作儿童的思维加以研究，提出了原始思维混沌性、具体性的特征，即原始初民的思维的产物，诗、神话、伦理、政治、经济观念，都是混合在一起的。”[5]（9）刘先生认为“感乐”与“慰苦”是人的两大特性，构成文学发生的条件。其“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之论凸显了文学蕴育于原始的人的神话思维，文学是人面对自然的本能产物，有效对接中国远古文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学生态。参以西方的“模仿说”、“巫术发生说”、“宗教发生说”、“游戏说”、“劳动说”等文学起源观，刘氏此论侧重文学发生于人自身所拥有的感乐与慰苦特性，彰显了文学为人的本性自然流露的文化取向，其充分体现了初民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衡以民国时期的理论语境，其无疑是对传统文论的一次继承与超越。《文学论》中随处可见因果分析的话语，展现其援引西方的逻辑分析，寻波讨源的文学实践。其盘点艺术之根本，就论：“艺术者，应人类精神上一种要求而成立者也。人类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学；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伦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艺术。故哲学以求智为根本，伦理以合理为根本，艺术以善感为根本。哲学属于智识，伦理属于行为，艺术属于情感。智识、行为、情感，为人类精神上之作用，其施于思考方面，则名智识，施于动作方面，则名行为，施于感应方面，则名情感，智识正确则真，行为适当则善，情感高尚则美，三者实异用而同体，未可强为区分也。[1]（61）作者以丰富的学养，秉持现代学术分科的视野，明确区分哲学、伦理、艺术诸学术。执因索果、追源溯流，逻辑分析推论贯穿行文始终，体现拥有西方现代学术背景的学者，力求全面而准确客观地探求真理的文化取向，也体现了其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

三、会通中西以创新说，

建构民国文学概论新体系的尝试

中国文论演进是一个不断拥抱世界文论的过程，外来资源和本土资源的的碰撞和交流铸造了中国文论的民族品格。“大凡一种民族生存于世界既久，又不甚与他民族相接触，则其文化自具一种特性。及其与他民族接触之时，其固有之文化必与新来之文化始而彼此抵牾，继而各有消长，终而互相影响而融合为一……但当两种文化接触之时，此两种文化仅有异同而无优劣，则其消长之间有一定之理，即能适宜与否而已。适宜者必安而日长，不宜者必危而日消。若一民族为学术荒落、政治紊乱之时，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隐晦，则当其与新来之文化接触之际，必呈惊疑懊丧之状。于是不尽弃其所有以从人，必保守残缺而不变，卒至皇皇然无所适从。若两民族之文化相差甚远，亦不易收良好之结果，而消长之时必失其平。失其平则非融合而为强占。强占者，新文化挟其势而来，未必与固有之特性相安，且尝抑屈之，驯至丧失而不能自见。如此，则新来之文化亦无新质料之吸收，但保持其故态而已，是为文化之大损失也。”[1]（96）刘先生开辟专章来讨论“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在该章第一节中“研究我国文化之重要及其困难”中极富洞见地阐明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碰撞中所呈现的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其所取的态度是：“究之文化未可托之空言，必当见诸实事，如国家之政治，社会之习尚，君子之行动，艺术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见者，我居其实，则人有以观瞻，我实果美，则人自知采纳，不必呶呶费辞也”。[1]（99） 又认为：“年来虽国粹、国故之说尝闻于耳，而其所谓‘国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谓‘国故’，又故而不粹，故亦无甚影响。此则时会未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也。假以岁月，或有可观耳。”[1]（97） 学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别，脚踏实地便有可能登堂入室，这就彰显了他求真务实的治学观。

刘先生以文学观念为中心建构了文学理论的体系脉络，个中关键就是如何体认文学一词。其梳理了中国历来文学观念，从而归纳整理，为“文学”下一清晰的定义：“概括言之，则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贡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1]（20）于此从文学的功能来界定文学的概念，借助作家的学识和技巧来实现文学“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的功能，此一论调虽未脱出传统的儒家诗教观的笼盖，确也切合了“W衡”派的“文化价值中心”的立场，引领后人侧重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概念的文化实践。就此而论，从传统出发，并在梳理传统之后结合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学定义模式标举了新的学术范式。刘先生引用狄昆西（De Quincey）的文学分类观，厘定文学为学识之文和感化之文，并借鉴芝加哥大学教授毛尔登（Moulton）的“描写（description）、表演（presentation）、反射（reflection）”的文学三原质说，对中国的文学重新作了分类并列表图示，兹引如表所示（见下页）。

从上表我们不难发现刘先生会通中西的学术实绩，援引西方文学理论之成说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的文体论，希冀建构一种新的文论体系，如此实践仍值得我们大书称颂。在借鉴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原质说之时，刘先生用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分析了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路径大体以作者为中心，类似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家、作品、读者、世界，虽其言不详，但考虑到民国草创时代的文论场域，这种分类实践已经引领后世的《文学概论》书写。在综合了两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分类还是有针对性的，若例以现在的文学分类之法亦可见出其合理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各种艺术形式、文学体裁依据其摹仿媒介、模仿方式以及摹仿对象等的不同分为叙事类、抒情类、喜剧类三种。”“这种源于古希腊的文体‘三分法’，在西方文学批评实践中广泛而长期流行，从而被欧洲各个时期的文艺批评家所采用和发展。”[6]（173-174）若简单地搬用外国的成说来剪裁我国固有的文体类型，难免会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在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视野里，小说既可作为学识之文也可视为感化之文，小说还具有反射和描写的双重原质。刘先生融汇西方旧说以创中国本土新说，彰显了其建构新的文论体系的实绩。刘先生还一一勾勒了中国文学体裁分类的历史、构成之源、变迁的轨迹、文体变迁和文章形式的关系，在这些命题的论述中体现了其“文献考证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治学特色”。即以该著第五章“文学与人生”为例，刘先生秉持现代科学视野，分别考察了文学与道德、文学表现的内容、浪漫派和写实派的关系，突出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已具备了作者中心论的现代特质。要而言之，无论是刘先生的文学界定，还是文学功能的实现，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论述，大都建立根基于作者“有了悟与判断之力，而后有乐可感，有苦可慰”、“理性之培养，乃文学家应有之工夫，亦即文学家当先具之条件”[1]（9）。这里具备初步的“作者中心”的现代文论范式。刘永济以科学分科的眼光、进化论的视角、文化研究路径建立起了具有民国特色的文学概论体系，其虽未脱传统文论的窠臼，已蕴育现代文论雏形。

四、《文学论》体系建构的综合评价

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融汇中西，用逻辑分析法等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改写了中国古代文论体验式的直觉式的文论评价模式，在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利用外国的文学理论来重新认识中国固有的文论，其“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之用心在《文学论》讲义的行文中随处可见，可谓用心良苦。正如刘先生在其自序中所云：“以期引申哲诰，黜其曲解，免夫士衡之讥，而远师彦和之意云尔”，[1]（3） 撰著的目的是为了把古代文论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使其符合学科教学的需要。其用力很深，多有创见，对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而失掉了传统。主张采取务实的态度做好学术该做的事情，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其积极吸收西方逻辑实证的研究方法，尝试完成古代文论现代性的转化。虽然在理论的运用上还存在“以西律中”的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学方法，把“逻辑推论与诗性体悟”结合起来探究古代文论存在问题的源头，正本清源的做法，给后学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以什么是文学为逻辑起点，全部的六个章节都是围绕文学而展开，用文献考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古代文学中的关键概念。如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历代文学的定义，历代修正文字的轨迹，文学与艺术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程千帆先生在《刘永济先生传略》一文中评价了《文学论》：“《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7]（284） 程先生用“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来评价《文学论》，允称确评。毋庸讳言，《文学论》的体系书写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其既沿袭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载道功能至上的文艺观，分析了文学的价值，感乐和慰苦，又说审美是文学的中心，二者就存在矛盾，毕竟审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论观还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融合两者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言说，但作为一部草创时期的“文学概论”，其能够运用西方的文论框架来建构“文学概论”的理论体系，已体现出理论的先导色彩。《文学论》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进化论的眼光，参稽外籍，汇通中西，独立尝试建构文学概论的体系，引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自台湾的林毓生先生的专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发表，1990年代曹顺庆先生提出古代文论“失语”论以来，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转换）”的大讨论已成为学界的聚焦，它也带来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契机。历史是现在的过去，让我们把目光重回民国，刘永济先生会通中创文学概论的新体系，以冷静的态度，不像新儒家的那样发出“未来的世界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界”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也不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那样激进，主张脚踏实地的做学问来应对文化的危机，是值得今天的学人学习和借鉴的。其深厚的学养，极有见地的识见给后学树立了时代的精神坐标，标举了一个时代的学者气度。

〔参考文献〕

[1] 刘永济. 文学论・默识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贺根民. 文心雕龙札记：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一个典型文本[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69-73.

[3]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钱中文. 文学发展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篇7

[关键词]图书分类法　本土化　补杜法　改杜法　仿杜法

[分类号]G250

百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由于“西方化”倾向长期主导，我国图书馆学缺乏自主性和本土特色。近10余年来，图书馆界有识之士积极反省，发出了加强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的呼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自觉运动。然而，现阶段“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大都停留在“本土化”概念和理论的争论上，鲜有对图书馆学本土化实践层面的探索。反观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法本土化方面，有着大量探索和实践，研究和反思这段历史，将有益于今天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研究。

1、《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引进

19世纪后半叶，世界图书馆学的重心由欧洲转移至美国，在此过程中，杜威图书分类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876年，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开创了《十进图书分类法》(简称《杜威法》)。此后，该分类法经多次修订和完善，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广泛使用，成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现代图书分类法。

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图书馆界掀起了介绍、引进西方图书分类法的潮流，其中以《杜威法》影响最大。它最早由教会引入。据记载，早在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就已采用《杜威法》进行分类了。而最早向国人较系统介绍《杜威法》者是孙毓修。1909－1910年，他的《图书馆》一文连载于《教育杂志》。其中说：“吾国学校，类以习英文者为普通，兹之分类法，本美国纽约图书馆长MelvilDewey所撰之‘十进分类法Decemal Classification’一书为主，今最通行之目录也，群书报章，统分十部……立此十部，更析属类，今胪述左方，以供从事于斯者之借镜焉”。1912年，《教育杂志》又连载王懋《图书馆管理法》一文，也较详细介绍了《杜威法》。从此，《杜威法》开始为国人知晓，后经众多图书馆学者介绍推广，渐为图书馆界所重视并广泛采用。

2、《杜威法》本土化的原因及条件

近代以来，西文和新学书籍源源不断涌人中国，四部分类法(简称“四部法”)已难以统摄，而随《杜威法》引入产生的所谓“新旧并行制”，“往往因新旧标准之无定，以致牵强附会，进退失据”。由于新书和旧籍不能统一，分类多舛谬矛盾之处，读者难得要领，馆员亦无所适从，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和困难。因此，要求中外新旧书籍进行统一分类，已成现实之必然。

更重要者，《杜威法》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最突出的问题是其中有关中国类目太少，只有区区33个，而“以此直接分类中国图书或举中国图书并纳入杜氏之分类法而不须增益其类目，可以决其不能”。因为中国学术的主题和性质之特殊，古籍数量之浩繁，断非杜威等人所想象。倘以《杜威法》之中国类目直接类分中国书籍，只会有捉襟见肘、轻重失当之虞。在此情况下，为使《杜威法》更能适应中国图书馆实际，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图书分类法，成为图书馆界面临的时代课题。

民国初年，一批深受西方现代图书分类理论熏陶，又熟悉中国传统目录学，且文史和外语功底深厚的图书馆学家，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投身于图书分类法本土化工作中，掀起了西方图书分类法本土化运动，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这些成果虽以《杜威法》为蓝本，但绝非盲目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学术性质和藏书实际，借鉴中国传统分类法并对其“创造性转化”的产物。确切地说，它们都是本土化的分类法。

3、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实践

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主流，是把《杜威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中国学术传统及图书馆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理论和方法。按照对《杜威法》本土化改造及创新的程度，可将当时的分类法大体归纳为“补杜法”、“改杜法”和“仿杜法”三种。

3.1　“补杜法”

由于《杜威法》的33个中国类目无法容纳中国书籍，最简易之法，即沿用《杜威法》分类体系，将中国书籍分散归人杜威类表所列中国类目之下，如若不够，可酌情增补子目或符号以容纳之。“补杜法”的代表有查修、桂质柏、王云五等。

“补杜法”滥觞于中国教会图书馆，较早曾有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拆分四部归入杜威类表中的尝试。查修首创“补杜法”之例，在《杜威书目十进法补编》中，把四部的经史子集拆开，分别归人杜威表的中国类目之下。其增补要点有：子部中的先秦诸子被看作哲学归人杜威表181东方哲学下，成181.1中国哲学，子部其他内容按学科性质归类；集部被看作文学归人杜威表895.1中国文学；史部归入杜威表951中国历史。至于历来受国人推崇的经部，由于其性质复杂难以按学科归类，因此除乐类归音乐780、小学归中国语言学495.1外，其余均归入杜威表之总论000下的空位，如000经部，001易，002书，003诗，004礼，005春秋，006孝经，007四书等；另外将数量庞大的丛书列入080。综观查修所创分类法，除经部有小幅修补外，对杜威类表几乎没有改变，故将其称为“补编”，可谓恰如其分。

桂质柏的《杜威书目十类法》，其方法和查修如出一辙，也是接受杜威分类表，所不同的是把经部归入181.1中国哲学之儒家，地理归人915.1中国地理及旅行，丛书归入895.1中国文学，其他如史部、子部、集部的归类与查修的做法相同。为突出中国类目，他把有关类目扩展至4－5级。相比较，查修把数目庞大的经部和丛书归人杜威表的总论000，其结构更合理，更符合中国古籍的特点。

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别具特色。在完全接受《杜威法》的基础上，为容纳中国书籍，于其原号码前加了“十”、“艹”、“士”三个符号作为点缀。符号“十”，用以排在绝对相同号码之前，使新号码与原有号码并列，如721建筑，十721即中国建筑，排在721之前；符号“艹”，排在十位相同的任何号码之前，如110形而上学，艹110即中国哲学，以下又细分为111易经、_艹112儒家等；符号“士”用以排在整数相同的任何号码之前，如920世界传记，上920即中国传记，排在920之前。通过这三个小小的点缀符，不仅保持了杜威原号码，而且还“变相”扩大了杜威表的巾国类目数量，适应了中国图书馆实情。具体对于四部的处理，王云五主张拆散经部，在杜威类表040丛书下没上041.1中国群经合刻，士042.2中国群经总义，其他

单经则按学科各人其类，如艹111易经，礼经人十390中国古礼仪，书经和春秋入艹952先秦史；史部入艹950中国历史；子部中的先秦诸子人艹110中国哲学，其他按学科性质分别归类；集部入艹810中国文学等。王云五分类法在东方图书馆首先使用，之后许多图书馆纷纷采纳，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分类法之一。据许晚成《全国图书馆调查录》显示，在所调查的400余所图书馆中，使用王云五分类法者占绝对优势。

3.2　“改杜法”

“改杜法”是鉴于“补杜法”之不足而对《杜威法》的进一步改造。“补杜法”只把中国古籍分散附于杜威类表的三、四级类目之下，不仅造成类目表轻重失衡，而且仍不脱左支右绌之困境。“改杜法”遂在接受《杜威法》十大类原则和符号标记方法基础上，提高子目层次或另立新目以容纳中国书籍。“改杜法”以皮高品、何日章和袁进等为代表。

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继承了《杜威法》的十大部类原则。类表分为十大类：000总类，100哲学，200宗教，300社会科学，400语言学，500自然科学，600实业与工艺科学，700美术，800文学，900历史。此法本土化要点是：将四部的经籍集中列类，设为090经学；史部归入910中国历史；子部归入110东方哲学；集部归入810中国文学；丛书设为080。该法在类目设置上力求突出中国，在排列国别时将“中国”置于第一位，如410中国语言文字学，810中国文学，910中国历史等，大大提高了中国书籍在杜威表中的层次，突出了中国哲学、文学、历史、教育和语言的地位。另外还新增了070国学、210孔教和220道教等类目，加上其较完善的类目注释系统，大大方便了对中国书籍的分类和管理。蒋元卿称之为“增改杜威派”的“杰作”之一，可谓评价至当。当时众多图书馆纷纷采纳，特别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延用到1975年改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为止。

何日章、袁进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也在继承《杜威法》十大部类原则基础上，为容纳中国古籍，对各部子目依中国图书之需要进行增删修订，如把经部列入总论下的090经籍，下分091经总，092易经，093书经，094诗经，095礼经，096春秋，097四书，098孝经，099石经等；对哲学、文学、历史部类下的子目也加以改动，单设120中国哲学，230道教，420中国语言学，740中国书画，820中国文学，920中国史地等。与皮高品分类法一样，这些改动和新增类目，加大了中国书籍在杜威类表中所占的比重，并通过提高类目层次来突出中国哲学、文学、历史等。该法也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分类法之一，被多所大学图书馆使用，后经几次修订，至今仍被台湾政治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采用。

3.3　仿杜法

持“仿杜法”者不满于“补杜法”和“改杜法”的小补小改，不满于强类目以就十进的机械做法，即在仿效《杜威法》十进制原则和标记方法基础上，对大部类的名称和次序进行全盘改造，期以新的分类体系容纳中国书籍。“仿杜法”以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洪有丰、裘开明等人为代表。

沈祖荣和胡庆生合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分十大类，即000经部类书，100哲学宗教，200社会学教育，300政治经济，400医学，500科学，600工艺，700美术，800文学语言学，900历史。与《杜威法》相比，以“000经部类书”取代“000总类”，便于容纳数量宏富的经书、类书，并保持其整体性和连续性；将“哲学”与“宗教”并为一类，又把四部之子部归人110东方哲学；将“社会科学”大类下的“政治经济”与“教育”分别提升为两个大类，以增加经济政治和教育类目的容量，适应了当时中国急需经济政治和教育类知识的实际情况；将“应用科学”大类下的“医学”提升为大类400，并新设410中国医学；“语言”与“文学”并为“文学及语言”大类，又把四部的集部纳入其中，设820诗文，830词赋、戏曲，840诏令奏议，860公文尺牍等；把四部的史部单列为930中国史，又并列940年表年谱姓氏，970省府县志，等等。通过比较可看出，《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只采用了《杜威法》十进制及数字记号的形式，其大部类名称和次序已大不相同，它结合中国学术发展和四部法之长处，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式十进分类法，特别是将经部归入总类的做法影响了后来者。当然，《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分类表较简略，且分出“医学”大类有轻重失当之嫌，但它是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最早尝试，也是力度更大的一部。正如蒋元卿所说：“此法既系开山之书，较之近人著作，自为简略，然其所设类名，后之师之者，颇不乏人……此足见其影响于吾国图书分类改进之功，实未可泯也”。后来杜定友、刘国钧、陈子彝、裘开明等人都受其影响。

杜定友的《杜氏图书分类法》，亦采用《杜威法》的分类原则和标记方法，其类表分为十大类，即：000总类，100哲理科学，200教育科学，300社会科学，400艺术，500自然科学，600应用科学，700语文学，800文学，900史地学。与《杜威法》相比，它把“宗教”和“哲学”并为一大类，设为100哲理科学，“宗教”成为二级类目，即190宗教；把“教育”从社会科学中提升为一大类，即200教育科学；“语言”与“艺术”大类互换位置，使“语言”与“文学”大类相邻近。将四部之经部归入000总类，下设020中国经籍类以完整保存，如021群经，022易，023书，024诗，025礼，026乐，027春秋，028孝经，029四书等；将史部归入920中国历史；子部中的诸子归入i20中国哲学；集部归入820中国文学；丛书归入总类080；分类表以“2”为中国之助记符号。可见，该法对《杜威法》的大类名称和次序都做了很大改动，成为当时影响最大、使用广泛的分类法之一。

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36年版)，自称“盖为我国之图书作也”。为了妥当处理中国古籍，该法对史地、哲学、文学、宗教等类目做了大幅改动。其大类如下：000总部，100哲学部，200宗教部，300自然科学部，400应用科学部，500社会科学部，600－700史地部，800语文部，900美术部。其中，他仿效沈祖荣把“语言学”并入“文学”，形成语文部；特将“史地”提前，并分中国、世界两大部类，600专为中国史地所设，以容纳中国庞杂的历史书籍。对于经部，他主张分散处理，将通论群经的书籍置于总部设090群经，单经则按学科归类；子部并入《杜威法》100哲学，设120中国哲学；集部并入800语文部，有关中国文学的类目占4个二级类目：820－850；丛书则归人080。总之，与当时众多新编分类法相比，该法更好地解决了古籍分类问题。最重要者，它的类目设立不囿于十进，“每视中国书之有无多寡而定”。如总部、语文部等有十一类，

而美术部只有6类。部类下的子目设置更加灵活机动，更适合中国图书馆藏书实情。可见，《中国图书分类法》是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程度最高的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故为当时众多图书馆采用，直至解放后，仍有200余所图书馆继续采用，甚至影响到台湾。

另外，裘开明的《燕京哈佛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和洪有丰的《图书分类法》，也是本土化的重要成果。他们的显著特点是本着不拆散经部的态度，将经部和丛书各设为一大部类，突出了经部和丛书的重要地位，保持了各自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特别是洪有丰为照顾旧籍，以000丛类代替总类，而100经、200史地、300哲学及宗教、400文学的做法暗合了经史子集四部之分法，更体现了本土化特色。至于详细情况，限于篇幅，兹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分类法之本土化，焦点是如何对《杜威法》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典籍及特殊学术系统的问题，其关键是对四部拆分与否及如何拆分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经部的分类，在当时引起了“分”与“合”的争论。从前面的分析看出，王云五、刘国钧等人是主张拆经者，而查修、洪有丰、沈祖荣、裘开明、桂质柏等主张经部应集中列类，以保持经部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经部，杜定友和刘国钧还采取了“合”中附“分”、“分”中附“合”的两可之法，可见经部分类之难，而且时至今日，对古籍的分类仍在“合”(线装古籍仍单独收藏并按旧法分类)与“分”(即新版古籍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按学科性质分类)两可之间徘徊，始终未能妥善处理。对于被认为是四部中最芜杂的子部，各家都将其完全拆开，并按学科性质分别归入总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应类目。总之，通过以上整合，《杜威法》得以不同程度的本土化，较好地适应了中国学术传统和图书馆实际，并产生了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分类法，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图书分类理论与方法体系。

4、影响

众所周知，图书分类法具有时代性，并随学术发展和知识分化而不断革新。四部法因难以容纳新学而需要现代化，《杜威法》虽适应了现代学术分工和发展，但它毕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要使《杜威法》适用于中国图书馆，必须使其本土化，这是任何民族文化在与先进外来文化碰撞时必经的一个吸收和改造过程。

当时分类法本土化的主要目标，是在继承《杜威法》分类原理和标记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图书馆实情，借鉴中国传统分类法的优秀成分，对杜威分类体系进行改造，以容纳中国旧学古籍。从“补杜法”不改动杜威类目表而仅将经史子集拆分归人杜威所列中国类目之下，到“改杜法”较大幅度改动杜威类表子目以容纳经史子集，直至“仿杜法”改动十大类名称和次序，创设新类目以重建有中国特色的分类体系，三者对《杜威法》本土化的改造，有一个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的动态发展过程，最终量的积累变成质的飞跃。到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时，无论理论还是技术都有了重大突破，已然成为有别于《杜威法》的新型分类体系，代表了民国时期分类法本土化的最高水平。而且在早期图书馆建设时期，它们能基本适应学术发展和图书馆现实，因而促进了中国图书分类学的发展。

篇8

关键词：英美文学 文学评论 文化差异

英美文学是英美语言被英美民众艺术化使用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对英美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性的反映，是英美文化被世界人民所认识和了解的一个窗口。英语作为一种具有强烈表达功能的交流工具，在英美文学中，被用来表达英美人民的情感和思想，其风格也具有多元化。但是通过对英美两国文化载体语言差异、历史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1.英美文学评论概述

文学评论是运用文学理论现象进行研究、探讨，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以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文学作品是文学评论的对象，对某一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属于狭义的文学评论，而广义的文学评论则是对所有和文学有关的思想、人物、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文学评论建立在文学作品分析的基础之上，文学评论高于文学分析，分析是具体的，而评论则是广泛而深刻的。英美文学评论属于文学评论中的一类，它是一种运用文学理论现象对英美文学进行研究、探讨的实践活动，它可以揭示英美文学的发展规律、指导英美文学的创造。英美文学评论其对象是英语文学作品，其目的是通过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表现形式、思想内容、创作风格等进行分析、议论，借此来提升英美文学爱好者的欣赏和阅读的水平，正确接收文学作品所传递出的信息。同样英美文学评论也有别于一般的作品分析。由上文可知，文学作品分析比较重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属性进行分析思考，而英美文学评论则重视对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文学艺术表现和外在表现进行思考评论。

2.英美文学评论中的文化差异

人类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文学作品的差异，文学作品是一种借助语言表达展现文化内涵的方式，英美文学作品多以诗歌、戏剧的方式出现，它不仅代表了作者的思绪，更体现出了民族的情感，但因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导致英美文学之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差异。

2.1历史传统的差异。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对于人本主义的观点，在激进的同时还表现出了其具有的独创性。这主要是受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美国没有像英国一样带有较沉重的文化历史包袱。其次，美国为了争取独立而形成的民主、自由的文化氛围，这使得美国文学评论在发展上可以没有任何包袱。所以，在美国的文学评论中，很多作者对于人本主义的观点，都是保持着一种较激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表现出了独具一格的人本主义的创新观点。然而，英国的人本主义是相对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历史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在英国文学评论之中，对于人本主义的观点还是倾向于保守的一面。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文明、文化的发展进步，在英国文学评论中这种人本主义观点，逐渐地受到了很多人的否定和质疑。

2.2载体语言的差异。美国是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生国家，在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其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和民主的文化意识等都是新生的，所以美式英语也是其中新生的事物之一。新生事物要想发展壮大必须去创新，当然美式英语在发展过程中就必定会带有创新和一定的叛逆的特质。由于美国的民主革命较为成功，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没有较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负担，所以文学评论家在语言的使用上不会像英国的那样小心翼翼而是带有创造性，对美国文学作品的评论会比较张扬个性，并且也不会有顾忌的现象。美国文学评论在语言使用上的创新性，离不开美国民主、自由、个性张扬的氛围以及“一切皆有可能”的文化精神。英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和良好的民族文化发展传统。英语是正宗的英国民族文化发展载体，它继承了传统文化遗产，使得其在英国文学作品使用中具有很好的表现性。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时，在语言的使用上十分小心翼翼。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潜意识中对古老而悠久的英式英语有一种由衷的尊敬和崇拜，害怕在语言的使用上不当而亵渎了古老而悠久的英式英语。这使得英国文学评论缺少张狂特质和个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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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希教授长期致力于日本古典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著有《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日本古典诗歌的文体与中国文学》等，具有丰富的日本古代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经验，在此基础上，张教授带领其团队历时五年，完成了新著《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著作以总体观照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依据坚实的史料，坚持比较文学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立场，分别从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对五山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日本中世文学的研究一直偏冷，尤其“‘五山文学完全是文学界的孤儿、天涯孤独’，说明了五山文学在日本学术界遭受冷遇、被学者们敬而远之的处境” 。本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全面系统探讨五山文学产生的背景、文学特色、与汉文学关系等问题的一部专著。

五山文学是日本继平安时代结束之后，从进入镰仓、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以镰仓、京都的“五山十刹”为中心，以五山禅僧为主体，效法汉诗文创作的文学艺术。作为日本汉文学巅峰的五山文学，具有明显的佛学倾向，崇尚内外典兼通的治学理念，推崇“朝经暮史昼子夜集”的学术风气，偏重诗文功效与禅修表里一致的文学观，创作形式丰富多样。五山文学的出现打破了数百年“白乐天风”独盛的汉诗局面，促进了对李杜苏黄等诗歌的接受，其深深地根植于浓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并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花朵。“五山文化的研究涉及书法、绘画、建筑、庭院、雕刻、工艺乃至饮食等领域”， 由此可见，一方面，在这一领域中尚有大量有待拓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研究者在对各领域相互间以及总体与个体间的关系、影响进行探索时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五山文化是建构日本中世文化重要的中坚力量，也是日本近世文化的母体” 。因而，对五山文化和文学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著以立体化的多维视角，对五山文学和文化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总体与个案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是其突出表现。从全书的框架结构来看，体现为由整体到个体，再提升、整合为整体的逻辑过程。在内容编排方面，开篇即以《五山文学与五山文化》一章统领全书，详细地阐述了禅宗传入日本与五山文学产生、发展的关系，概述了五山文学的文学特性，尤其谈到了唐式茶会对日本茶道与宋元山水画对日本山水画的影响，“与禅宗密不可分的日本山水画逐渐脱离了对宋元山水画的单纯模仿，形成了清淡雅逸、气韵自然的日本独特画风。” 在对总体特性描述的基础上，以最具代表性的几位名家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相互激荡，糅合历时性的特性与共时性的比较。五山时期的汉诗人几乎都是禅僧，其中多数人在中国的宋、元、明时期都来过中国，学习佛法或论经布道或游历名山古刹，有意无意中肩负起传播中日两国文化的责任。著作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五山诗僧虎关师炼、梦窗疏石、中岩圆月、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景徐周麟、一休宗纯和策良周彦，分章逐节地对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其次，从研究主题方面看，主要集中在佛学与文学、儒学方面，其中甚多涉及绘画、庭园方面的研究，如在第三章《梦窗疏石的造园思想与风格》中，对日本中世禅式庭园的开拓者梦窗疏石的造园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别从自然风景、样式以及主题的表现和思想方面进行了考查，指出梦窗疏石的造园具有形态多样、内容与主题丰富、融合隐逸志趣和禅诗颂庭的特点。又如在第九章《汉诗与文化交流》中，在对策良周彦的汉诗进行研究时，除从影响研究方面着手外，还另辟蹊径从宗教与外交的角度对其汉诗的寓意进行了解读，并认为遣明使实际上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媒介的作用，吸收和嫁接了中国文化，而汉诗便是其载体。较之传统单一从汉诗的角度研究，《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从更多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拓展了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较为立体化的视角也带来了新的研究成果与启发。

再次，从流散视角对五山文学中的“流散汉诗”进行研究。流散研究最初出现在对非洲裔黑人与非洲的关系研究中，逐渐被运用于对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加勒比人与华人的相关研究。实际上，早在流散研究兴起之前，流散现象就已有之。国内有学者对亚非地区的古代流散文学有详细深刻的分析 。五山文学中的诗僧无学祖元和一山一宁，都是为躲避战乱而东渡日本，却促进了五山文学的发展，兴起了平安时期后的又一次汉文学。在《中日古代流散汉诗及其特点》一章中，作者从思乡性、冲突与融合方面对这一时期的流散者进行了考查。首先，作者分别选取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和渡日高僧一山一宁作为研究对象。遣唐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阿倍仲麻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贵族出身的阿倍在唐五十余年，长期对故土的思念深深地寄寓在 《望乡诗》与《无题》两首诗中，写下了“输忠孝不全”、“归国定何年”的诗句。一山一宁是元初禅宗高僧，在日十八载，住持过南禅、建长、圆觉等大寺，创立了“一山派禅学”，被宇多法王称为“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其诗中对故国的思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颠沛流离的酸楚之感。其次，作者从身份认同和异质性两个角度切入。由日入元、明的两位僧人雪村友梅和绝海中津在其汉诗中呈现了异质文化所带来的冲突，如在《会昌茂宗》一诗中，体现了其在异乡中所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远离故土而又难以融入汉民族文化，孤寂却又难觅知音。绝海中津的汉诗除同样具有上述特点外，还体现了融合与传播的特点。在《读杜牧集》一诗中，多处使用“赤壁”“阿房宫”等典故，作者细致分析后写道：“多年在明养成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深层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的影响，使作者将中国文化渗入到了自己的内心，经过长年中国文化的积淀，将两国文化融会贯通，最终下笔如有神地写下了这首汉诗。” 实际上，这与中国历代以来的士大夫文人的怀古咏史诗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基于流散汉诗所内涵的混杂性与跨文化的特质，对其丰富意义的揭示也展示出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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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国 自动主义 语文教育 特点 启示

一 自动主义兴起的背景

清末起赫尔巴特流派教师中心、书本中心、课堂中心的教育理念及"五段教学法"传入中国并逐渐流行。由此，传统教学模式中以学生为中心的"学"，逐渐变为以教师为中心的"教"。

但到民国初年，赫尔巴特流派教学法的缺点与不足开始大量暴露，并受到广泛批评。寥世承说："课室内死气沉沉，除了教师讲解的声音，学生呆望的态度，绝少变化的气象，生动的精神。"[1]（P50）说："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2]（P109）

这时，杜威"儿童本位"、"兴趣主义"等一系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我国，极大地影响了语文教学并掀起了研究新教学方法的热潮。这个时期影响较大的教学方法有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设计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法提倡在教授时，以儿童自己的活动为中心，教师立于旁观地位只尽辅导之责，这些方法被统称为'自动主义教育法'。"[3]（P14）

二 自动主义语文教育的特点

自动主义在民国教育中风行一时，深深影响语文教学发展，其特点主要如下：

第一，教材变革。

首先，教材的语体改变。自动主义的提倡者认为作为思想感情的载体，白话接近口语，比文言更利于学生的自我表达及自动学习。1920年教育部通令规定，凡国民学校都废止所用文言文教材，代之以现代语体文，至1922年止，停止使用一切文言文教科书。至此，白话文教材及国语教学在学校教学中的位置得以确立。

其次，教材体例内容改变。教材中大量有利于学生接受的内容如儿童文学、儿歌、插图等开始出现，教材选材则多为生活日用的实物、场景、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以及勤学作人的道理等。设计主义教材还主张打破教科书固有体系，完全按学生认知习惯与生活问题为中心编排相互"联络"而"分科"教材。

最后，教材性质有利于学生自学。教学实践中，人们把语文教材逐渐定性为一个帮助学生学会阅读的工具，而不仅仅是阅读的对象并增加补充教材，扩充阅读书目。主张"指定分量，由学生自修"，扬州中学的语文课开有略读课，并通过指导学生阅读"专书"来扩充他们的阅读量。这些观念、做法发展到后来便有了叶圣陶的"教材只是个例子"，"教是为了不教"等名言。

第二，教学方法注重学生自学。

在语文教学中产生了大量有关自动主义的教学方法，比如自学辅导主义教学法、设计主义教学法、分组教学法、"创造教育"教学法，还有黎锦熙的"自动主义的形式教段"教学等。这些有关自动主义的探讨极大地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为当今的课堂改革留下了宝贵的资源财富。如在语文课文的诵读中，"受儿童本位和自动主义的影响，此时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多采用鼓励学生大胆朗读，而后教师和其他学生再给予指正和补充的教学方法。这使儿童面对新的材料时能够积极去探究，用自己的理解和思想去解读……避免了原来教学中学生不动脑思考，只是等待教师的讲解或标准答案的弊端。"[4]（P14）

第三，课堂模式发生变革。

道尔顿制是美国学者柏克赫斯特在1920年创立的一种个性化学习策略，它的核心是学生通过与教师签定学习"工约"（学生一个阶段内必须完成的学习任务，附有学生自学辅导建议）来进行自动学习。教室被改为实验室，供学生自修及讨论用。学生将各科工约完成后，经检查合格，换取下一阶段的工约。学生什么时候学完全部课程，就什么时候毕业，既没有入学时间的限制，也无升留级制度。1923年自动主义在中国达到，1923至1924年全国行此制之学校达百校，它极大地冲击了班级授课的教学模式，为解决传统教学的单纯灌输、被动接受问题做了有益的尝试，但也出现了部分学生怠于学习、成绩下降、费时费力等问题。

第四，辉煌与遗憾并存。

民国自动主义语文教育密切联系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使其自求知识，独立研究，自由活动，完成人格的成长，为解决学生被动式学习的缺点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总体来看它在民国的推广范围及成就是有限的，留下了不少遗憾。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经济及师资条件有限。自动主义教学法的推行及试验离不开相应的物质基础及师资。但当时中国当时的图书及学习资源有限且师资队伍奇缺，不利于学生的自学，也无法承担个性化教学过程中赋予教师的沉重任务。以扬州中学为例，当生源增加，教师数量不足时，学生阅读指导便由专书便成文章，这显然不利于自动主义教学的推广。

其次，传统教学模式的深刻影响。学生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被动式学习的习惯，一旦被放开手脚不知该如何学习。不少学生因年龄小，自制力差，在自动主义的学习中变得偷懒，影响了自己的成绩，如"道尔顿制"竟被师生们形容为"逃而遁之"。

最后，民国纷乱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影响。民国时代社会混乱，教育经费短缺，北洋军阀及政府的又力图控制学校教育，再然后又面临日寇入侵，这种险恶的环境显然也不利于自动主义教育的推广。

但是，虽然自动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畅，它在国外却继续成长，以致不少中国学生到西方留学时很不适应。如导演李杨的留学一开始就很不顺利，"他外头一天上课，老师拿了一张纸，让学生们读上面开列的二十几本书，几星期之后要出个论文。他感觉那二十多本德文书自己根本读不了，论文也不会写。"[4]（P126）在科隆电影学院读书时，"有一天他找到导师抗议，因为同班同学太能侃了，课堂上这个讲讲那个讲讲，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对老师说，我不远万里从中国来，是想听您讲课，不想听他们的。"[4]（P127）很显然这是自动主义在国外蓬勃发展后所造成的中外差距。

三 自动主义教学法对当今语文教学的启示

民国自动主义教育来改善今天的语文教学是非常必要的，其启示主要如下：

第一，将教材与课外书籍相结合。当今语文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阅读量的不足。单单依靠课内有限的阅读篇目想提高语文能力效果无异于缘木求鱼。今天的中国物质条件无疑比民国要好上很多，我们可以仿效国外教育的形式，加强包括中小学在内的各级学校图书馆及信息化资源建设来给学生阅读量的扩大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

第二，将课堂教育与课外学习有机结合。民国语文教育的实践证明课堂教育仍是当今教育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但是我们可以以一种有机的形式将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只有让学生感到他们所学的知识有用，才能极大地发挥学生学习创造的积极性。

第三，将学生中心论与教师中心论有机结合。无论是片面地强调以学生中心还是教师中心都有缺陷，前者易受学生懒惰等习惯的影响，后者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教学中要把两者结合，既严格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又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打造充满趣味而实用的语文课堂，推动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与教师指导之间达到一定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廖世承.最近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2]单中惠.教育小语：100位中外教育家的智慧感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孙梦岚.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探微[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

[4]姜丽萍.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案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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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海涅 中国 译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On Heine'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

ZHANG We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efe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Abstract Heine - German poet， essayist and thinker. Early 20th century， Heine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his translating show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period. Works included deep thinking scholars also become the object of study， through the work of translating and research， Heine's image in China increasingly plump.

Key words Heine； China； translation

0 引言

以“海涅”为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会发现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国文学研究视角，主题集中在对其诗歌内容、思想或主题的分析。从翻译学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李智勇的《海涅作品在中国》是较早涉及海涅在中国译介情况的文章，卫茂平撰写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书详细梳理了海涅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其余从翻译视角出发的文章多涉及两种语言之间文字的转换过程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本文从译介学视角出发，描述海涅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轨迹和研究状况，分析不同时期译介特点，以期对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1 海涅在中国的译介

海涅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零星的诗歌到诗歌集，再到散文集和理论著作的过程，按时间可分划为早期和近期两个时期。

1.1 早期译介（20世纪初-1949年）

1901年，辜鸿铭在其英文著作《尊王篇》中援引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的两段诗，这是“中国人较早引用并介绍海涅的一个实例”。①1913年和1914年发表了译作《译亥纳诗一章》和《兵》。20年代海涅诗歌的翻译逐渐成为潮流。郭沫若在《三叶集》（1920年）中收录了《在静静的海边》和《一望无际的海面》。1921年的《文学旬刊》陆续刊登了李之常译《情曲》，共计12首。随后，《创造日》也在1923年刊登了成仿吾译《幻景》和邓均吾翻译的抒情诗《绿泪来歌》、《松》。1924年，《文艺周刊》刊登冯至译《Lyrisches Internesso选译》、《海涅〈归乡集〉选》。②这一时期，各类刊物上的海涅译作达到五十余首。海涅在中国的译介掀起了第一个，“在中国稳坐德国诗人的第二把交椅”。 当时的译介以零星诗歌翻译为主，还未出现整部诗集。其次，除了冯至在1928年翻译的散文集《哈尔茨山游记》，其他译作都为诗歌，所以海涅给人以抒情诗人的印象。正如李之常所说：“他是罗曼派的大诗人，他的词曲，情感浓重，多半是哀怨之音。”③

30年代至40年代，《小说月刊》、《矛盾》等刊登近百首海涅诗歌。朋其译的34首出自《抒情插曲》和《还乡曲》的诗歌。作家李金发译的《归来》、《北海之诗》和《海涅的散文诗》译笔“俊逸和瑰丽，确非普通译者能及”。④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一、二章，林焕平译《我的痛苦和我的悲叹》、《等而熄灭了》、《城镇恐怖时代的回忆》，林林译《《赞歌》、《决死的哨兵》和《织工》都为海涅批判社会现实之作。抗战时期的文学刊物如《诗创作》、《文艺阵地》、也为海涅的政治时事诗提供了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的译介呈现“抒情诗歌和时政讽刺诗并存的局面”。 “海涅一次比一次更明显地以革命者的身份而非咏情诗人的姿态现身中国。”⑤海涅的形象从“抒情诗人”转变为“革命者”，直接原因是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在这里延续了原作的生命，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更偏重于政治、道德、教育启蒙等方面的内涵”。⑥受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要有“社会化倾向”，文学要“暴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面”，海涅那些充满政治意味的诗篇符合当时的审美需求，海涅也被赋予了战斗诗人的形象。

1.2 近期译介

1954年，冯至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译本中指出，这部作品是海涅“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一个里程碑”。⑦此后，冯至又相继出版了多部海涅诗集译本，1958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962年《海涅诗选》（收录《抒情插曲》、《归乡集》、《哈尔茨山游记》、《北海集》、《新春集》、《时代的诗》、《故事诗集》等67首诗歌）涉及爱情诗和政治时事诗。1957年，吴伯萧根据英译本译出海涅诗集《波罗的海》，书中收录《波罗的海》、《哈尔茨山旅行记》以及《西里西亚织工》、《路易皇帝的赞歌》、《两个掷弹兵》等短诗。他总结了海涅作品的特点，即“丰富的想象”、“尖锐的讽刺”和“崇高的理想”。并提到：“海涅，若不是更以诗著名，他在法律、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也许会很显著。”⑧20世纪50年代钱春绮也翻译了《诗歌集》、《新诗集》和《罗曼采罗》。70年代以后海涅的政论作品和散文译本增多，1974年海安译《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玉书译《论浪漫派》。80年代是海涅译介的高峰期，接下来的20年间，有近30本诗歌集译本出版。诗歌以外的作品也得到了充分译介，如薛华和海安合译《论德国》（1980年），温健译《莎士比亚笔下的女主角》（1981年），《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988年）。大量诗歌的重译足以说明海涅在中国的地位。从2000年到2012年有34本海涅作品出版，几乎涉及海涅所有作品，较系统的有张玉书的《海涅文集》（四卷本），《批评卷》包括多篇文论，如《论浪漫派》、《论法国画家》、《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等，它们为研究海涅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小说和戏剧杂问卷》收录了《施纳贝勒沃普斯基先生忆语》、《浮士德博士》、《回忆录》、《自白》、《卢苔齐娅》等小说和政论文章。《游记卷》收录了《哈尔茨山游记》、《思想·勒格朗集》、《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卢卡浴场》、《卢卡城》、《英吉利片段》等。在游记中海涅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在封建统治下的德国的鄙陋状况”。⑨《诗歌卷》中收录了《诗歌集》中的《青春的烦恼》、《抒情的插曲》、《还乡集》、《〈哈尔茨山游记〉组诗》、《北海集》，《新诗集》和《新诗集》中的《新春篇》、《杂咏》、《浪漫曲》和《时代的诗》，以及《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罗曼采罗》等爱情抒情诗和讽刺社会现实的时政诗。这一时期译作多为诗集或文集，展现了海涅作为诗人、思想家、评论家的才情。

2 海涅研究

随着海涅被介绍到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和学术性论著。198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国际海涅学术议论会上，国内外学者发表了33篇高质量的论文，对海涅的抒情诗，游记和散文方面的成就以及他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展开讨论，并出版会议论文集《海涅研究》中。在《海涅，席勒，茨威格，德语区国家文学论集》中张玉书撰写了《思想家海涅》和《诗人海涅》等文章，介绍了海涅在宗教、哲学、艺术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里的杰出成就。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海涅国际学术讨论会是海涅研究的大事件。学者围绕“作为作家和诗人的海涅”、“海涅及其同时代人和后人”、“语言大师海涅”、“海涅的人格”等主题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⑩2007年，在《谈谈海涅的文艺思想》一文中，张玉书分析海涅在《卢苔齐亚》中体现的文艺思想，即艺术家必须具有“自由的自我意识”，同时“作家必须凌驾于他处理的题材之上”，“必须有使命感，有责任感”。 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使中国人对海涅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为读者打开了海涅思想家的一面，使海涅在中国的形象更加丰满。

3 结语

一部文学作品在诞生以后会接受各种读者的理解、接受和阐释。这里所提到的读者不仅包括译作的读者，还包括承担桥梁作用的译者。译者“通过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他不仅是文学传播中的接受者，而且同时还是输出者，他的作用远远超过一般的读者”。 译者由于个人或社会政治因素对海涅作品的选择，使海涅在中国各个时期的译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初期多为零星的诗歌翻译或选译，诗歌大多反映爱慕之情和失恋之苦，海涅成为了浪漫抒情诗人的代表；第二，30年代和40年代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抒情诗和时事讽刺诗并存，海涅被塑造成了革命诗人的形象；第三，建国以后，海涅的诗歌、散文、政论文等多体裁的作品都得到了译介，并且被不同译者多次重译，掀起了海涅热潮；第四，伴随着海涅作品译介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海涅诗歌以外的成就，海涅作品中蕴含的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想得到重视。

注释

①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

②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120.

③ 郭沫若.三叶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2：55.

④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23.

⑤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22-123.

⑥ 王慧.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审美性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0：30-31.

⑦ 海涅.哈尔茨山游记[M].冯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111.

⑧ 海涅.波罗的海[M].吴伯萧，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119-131.

⑨ 张玉书选编.海涅文集：游记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8.

⑩ 王晓钰.国际海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J].诗刊，1997（12）：78.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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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术研究资源来说，情况也与以前发生了改变，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纸媒学术资源和网络学术资源。相对于以前的纸媒学术资源，网络学术资源虽然已经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悄然利用，但对其较为深入的认识、归纳、研究还没有被提上日程。如一位历史学界专家所称“我们对学术的研究往往落后于学术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进行开创性学术研究，不得不对网络学术给予高度的重视”按照百度网的概括，网络学术资源具有以下特点：信息自由，来源广泛；信息量极大，传播范围极广；信息内容庞杂，质量不一；具有多媒体和超级链接特性以及交互性等。而网络学术资源的主要类型则有：数据库资源；学术网站资源；电子出版物资源；组织机构资源；学术研究相关资源等。现代网络的特点可归纳为：包容性、开放性、自由性。它的出现已经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代著名信息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指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主要功能和方法均是围绕网络构成的，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形态，是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源泉。”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也称，“所有媒体是一些人类器官的延伸———精神的或者物质的。轮子是脚的延伸———书是眼睛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媒介，随环境而变化，引发我们感觉接受的统一指数。每一个人的感觉扩展，改变了我们的所想和所做的方式———我们领悟世界的方式。当这些指数起了变化，人类也变化了。”因此网络为现代学术研究带来的不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便利，更是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深层研究思维的改变。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网络对学术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袁济喜教授认为的，“网络数据库的推广，打破了图书垄断，但数据库无限制的膨胀，导致了一种数据库写作文体，从而失去了学术原创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利用网络的便利进行学术造假等不良现象的发生等。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数字化建设

第一，多个网络电子数据库的建设就人文学科来说，中国首次大规模将现代网络电子信息技术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尝试始于上世纪末。1998年，世界银行提出了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CNKI工程（即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是在中国范围内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始建于1999年6月。由此各种学术资源开始源源不断的汇集到了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并实现了各类资源利用上最大限度的及时、高效和便捷。这些大型数据库包括了人文社科领域在内的多种学科，所涵盖的史料信息量巨大，且不断处于更新增补的过程之中。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它们基本上将多年来公开发表出版的学术论文一网打尽了，并且电子化检索系统对于查找相关资料也非常方便迅捷。此外还有《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原名《中文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由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负责研制和编辑）、维普资讯网等大型数据库。上述大型数据库都是综合性质的，现代文学史料也自然包括于其中。

第二，网上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当网络时代到来，人们对于图书馆的使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人们多靠翻卡片到书库寻找所需资料，但随着各图书馆网站的建立，实现了信息查询的电子化。各网站除了介绍本馆概况、服务项目、专题资料以外，多有“馆藏目录检索”一项。人们通过网络检索就能迅速获知所要查询的图书馆是否有所需要的图书资源。对于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电子资源中有些还提供全文浏览功能。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在这里不但可以查询各种图书目录，还可以在线阅读各种图书及期刊。一些重要的现代文学期刊如《现代》、《新月》、《文艺复兴》、《文学季刊》、《万象》等，都实现了在线全文阅读，且可以按照题名、出版者、责任者、出版地、出版时间、目录等多种方式检索。此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当然也还有部分重要的现代文学民国期刊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抗战文艺》等尚未扫描上网。功能相似的网络资源还有浙江大学主持的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合作计划（简称CADAL）的民国期刊数据库子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等。这些网络电子资源在使用上可以相互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普通研究者对民国期刊的研究需要。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超星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提供了数十万种电子图书及近万部学术讲座，在电子书查找及视频史料等方面走在了前列。而超星数字图书馆中的超星名师讲坛，实现了在线听课，更是不可多得的鲜活资源。以上种种网上数字图书馆，借助于缩微、扫描、网络传输等数字化技术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第三，各种与现代文学相关的专题学术网站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还包括一些专题性的学术网站。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网上文学馆、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当代文化研究网、当代中国文学网、左岸文化网、诗生活及很多现代作家研究会创办的专题网站，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网站、北京老舍纪念馆网站、中国茅盾研究网、郭沫若研究中心、巴金文学馆网站、鲁迅纪念馆、穆旦纪念网、徐志摩纪念网等。这些专题性网站都收藏有诸多作家的文字、图片、影像方面的史料，一方面为部分文学爱好者提供相关领域的基本信息，另一方面也是研究者查找收集资料的部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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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语文；现有问题；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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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学语文作为高等教育之中最为重要的一门基础课之一，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大学阶段开展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更好更深入地了解汉语知识，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能够达到灵活运用的目的，同时还要学生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和学习不断地增加知识储备量，让学生在此过程之中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从而达到不断提高学生文学素养的最终目的，为我国文化的传承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然而，目前的大学语文教育之中还存在着很多引人注目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学科边缘化；教材陈旧，缺乏特色；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时间不足；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态度不端正，教育质量滑坡等多种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大学语文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以提升我国大学语文教育的水平。

二、大学语文教育中的现状

1.中小学教育中的遗留历史弊病

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模式目前主要是应试教育，这直接导致了目前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学模式是跟随着应试教育的脚步而逐步前行的，也就是教师在进行文学教育的时候不能够对学生自身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其教学的主要内容都围绕考试的内容、也就是每年的考试重点。这种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老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的内容范围，也会导致教学内容的变化程度较小，使得教学的内容陈旧、缺乏特点，教学的质量下降。而且这种应试教育也直接导致了部分学校和家长以“红线关’作为衡量老师和学校优劣的标准，错误地把成绩作为一切的标尺是直接导致老师和学校在教学的过程之中只考虑学生考试成绩而忽视学生应该接受的文学知识的根源。这种应试教育的考核系统的偏差性和不全面性直接影响了我国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

2.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大学语文教育的整体水平对其最有直接影响的就是老师。可以说老师是人文素质教育成败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语文教师的重要程度和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的一些高校之中却存在着一种这样的现象，很多的大学语文老师在任教之中成为了相对而言的弱势群体，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之中很少能够跟科研进行有机的结合，而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之中科研成果又是教师考核标准之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语文课程的老师在大学的科研竞争压力下不断的转岗，直至放弃大学语文教育，因为科研成果直接关系着大学老师的晋级评职称和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会出现现在的大学之中的语文教师多数是教学能力相对较差的老师在担任，这也就是大学语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原因所在。

三、大学语文教育中的现状及对策

1.改进大学语文教育的考核方式

基于目前高等院校语文教育之中出现的问题，最为重要的就是改变现有的考核方式，这里面不仅包括教师的考核方式也包括学生的考核方式。改变教师的考核方式就是改变只根据老师的科研成果进行评称的单一方式，而变为综合考评老师的课堂氛围、教学结构以及老师指导学生的学术论文的发表等等。另一方面，改革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就是改变传统的试卷考核模式，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全面发展的能力，将应试考试改为美文识记、课外创作、论文写作、课堂讨论、经典诵读、演讲比赛、社会调查、辩论赛等多种考核方式以便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

2.加强大学语文师资队伍的建设

要进一步提高高等院校学生的文学素养，主要还要提升大学语文教师队伍的师资力量。为了更好地培养文学素质高的大学人才，一定要做到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大学语文课程专业化。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就是说将各个文学领域的专业的专家和学者邀请到大学校园从事大学的文学教育，正如民国时期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等著名的学者到大学之中担任语文教学一样，这些著名学者不仅能够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还能够为其他教师提供榜样作用，让其他老师向他们学习优秀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现任的大学语文教师的培养，加强大学语文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勤勉治学、诲人不倦。最后，还要将大学的语文课程向专业化发展，也就是说在提升大学教师学者化的同时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做到大学语文教师能够以专业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并且做到深入浅出地将其中的文学内涵传输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吸收文学知识，扩展视野，最终达到整体提升学生文学素养的目的。

四、结言：

它肩负着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大责任，主要面向普通高校非中文系专业的学生，主要教学目的是通过欣赏文学作品、阅读文学著作来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锻炼大学生的阅读能力，促进他们形成终身阅读的理念，并在潜移默化中使大学生得到更多的传统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熏陶。

参考文献：

[1]孔庆东.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方向[J].中国大学教学，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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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济南的冬天》；经典；中学语文教育

所谓文学经典，主要是从文学阅读的结果来说的，而不是从作品创作的层面来谈的。无论作家如何强调作品的精彩，没有读者的大量持续地阅读和赞赏，很快便会被时间淘洗掉，那么经典是难以形成的。可以说，文学经典的定义主要是产生于各级各类文学教育的过程，并最终体现为教材这样一种建立在阅读共识基础上的作品选本，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识读。可以说，能够入选文学教材，尤其是持续入选各种教材，超越编选者视野的局限被不同教材选本选择的作品，自然堪称经典。在这个意义上说，老舍的作品应该是代表。民国以来，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他的作品都是国文或语文教材里的常客，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质量堪称上乘。尤其是在众多作品中，有能够超越时空的价值限定，始终被推荐给学生诵读的名篇，《济南的冬天》即为代表。那么，《济南的冬天》何以能成为公认的经典呢？情与景的和谐融通，是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老舍是写城市的圣手，济南之外，伦敦、北平、青岛、武汉，都曾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但囿于时代的残酷格局，这些城市的底色大多是晦暗和凄苦的，在价值取向上，不适合青少年读者。唯独对于济南，老舍有着不一样的情感。1930～1934年间，老舍曾经将妻携子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四年。这四年，不但是他创作上的丰收年，更是他家庭生活比较惬意的时光，这对于一生颠沛流离的老舍来说，有着梦一样的留恋，“显明地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地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吊济南》）情之所至，他甚至尝试写了长篇《大明湖》来重塑这座心中的城市。“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他此类难以抑制的情感笔触，还洋溢到了关于描述济南四季的系列散文里。以恣肆的笔法，写济南秋天的景色、市井的见闻、街谈巷语，甚至连日常食用的大葱都不放过。可以说，感情之充沛，情意之真挚，在城与人的和谐关系上，感人至深。《济南的冬天》作为写济南城市篇章中最为精粹的部分，首先用不同城市风格对比的方式，拿北平冬天的风和伦敦冬天的雾与济南冬天的静谧和响晴来作比较，并因之而有“理想的境界”，用“可爱”“摇篮”等童话格调来为这座城市的山构图。

描画这里的水呢，则是“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如此温情的笔法、拟人卡通式的语言，将温暖慈爱一如母亲看护婴儿的舐犊之情呈现于纸上。寄情于景，寓情于景，这对以实现“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为目标的中学语文教学来说，自然是理想的文本。作为写景大家，老舍写作《济南的冬天》时，已经有了独立的风格、深刻的思想、老辣的文笔，并得到了众多写景大家的赞誉。朱自清说：“写景是老舍先生的拿手戏，差不多都好。”[1]（P.289）从审美感知的角度说，《济南的冬天》很完美地体现了老舍用现代汉语写景的卓越之处，温婉、细腻、幽默、风致，易于体会和经验，富于画面感，不一而足。但如果只是停留于审美的层面，显然还不是中学语文教材的良木。无论是“扩大识字量”“初步掌握精读和略读的方法”，还是“在阅读中了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都对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文本提出各种条件的严格要求，以适应接受对象的认知水平。或者说，文本的语言工具性要求优先于对审美性的需求。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表现。首先，文本语词的使用上应该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进一步说，所选文本要能在结合现实表达需要的过程中，为汉语的现代化做出典范性表率。其次，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在内容上应该尽可能地单纯、单一，主题指向性要明确，不能出现如诗一样的层叠意义。

因此，几乎所有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文本都要作适当修改。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解释，“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润补色。”[2]（P.131）自然，《济南的冬天》作为节选本，也有一个被修正、修润的过程。在发表不久之后的1936年1月，首次入选《初中国文读本（第三册）》[3]的时候，就以“济南的冬天”为题目，从原本节选的段落变成一个能够独立自足的文本，从语言表述系统和意义阐释系统上实现了本质性独立，并删除了与核心表述无关的文字。比如删除了原作开头“上次说了济南的秋天，这回该说冬天”这一类的联结性语句，直接入题，毫无挂碍地剥脱了和文章核心意象无关的枝蔓。对于这种必要的“修正”，有些教材的编写者采取在教师参考书中介绍原作的办法。比如人教版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四年制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就在《济南的冬天》的课文讲解后面，以“有关资料”的内容，介绍了作品的出处，并作了“此文虽系节选，但能独立成篇”的说明。其实，这种做法值得借鉴，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以注释的形式直接放在课文中，以显示课本编选的严谨性、严肃性和真实性，也让学生从文学的角度了解现代汉语文学的历史变迁，做追根溯源的发生论探索。最后，我们可以审视该文的题材和语言。

20世纪中国文学先天性地和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反映现实世界为目的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也成为主流创作方式，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解读和规训自然成为众多作品的题旨指向。而《济南的冬天》立足于写景，写一个季候、一座城市，这都是具有超越性的选材，从而让这篇文章如饭后月下的谈天，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期待视野上的分野并不大，讲述起来也就心有灵犀了。从语言上说，《济南的冬天》多用短句、拟声词和语气词，这很适合于中学生的朗读，在音韵铿锵、节奏相谐的声音里带入情感的质地。整部作品用词素朴，无生僻字、艰涩字，日常用语如家常便饭，贴近生活，明白晓畅而又不失优美和流丽。对于实现“学习欣赏文学作品，感受作品中的形象，欣赏优美、精彩的语言”的教学目的来说，《济南的冬天》都是具备典范意义的佳作。

参考文献：

［1］朱自清.朱自清经典［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2］李大圣.百年反思———语文育人功能检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