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5:53:31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生态价值评估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Abstract:Raise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human, but also how to provide a method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can be made is about the quantitative value of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cology, and further shows stick to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nee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ssessment methods
作者简介:陈屹,(1986年-)男,汉族,江西上饶人,中央民族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200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经济学。
地球的各生态系统提供了人类绝大部分的生存物资,如食物、氧气、药材、燃料,同时生态系统净化空气和水源、调节气候、提供娱乐文化等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人类依赖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这些“服务”而生存。生态服务功能是如此重要,可以通过对其进行价值评估来更直观的为大家所认识。我们都知道,通过砍伐森林为人类提供木材,木材的价值就是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随之而来的是水土的大量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无法自我调节等等一系列本有功能的丧失,许多不可逆转的损失都是人类用其他方法无法弥补的,因为某个特定生态系统的功能,是其他生态系统无法取代的。通过对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估就能使得人类更清楚应该如何应对环境危机。
一、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概述
(一)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森林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
(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现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工作,大多数研究是借鉴国外的一些方法。1997年,由Gretch Daily等人系统地阐述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容与评价方法,并且分析了森林、湿地、海岸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的近20个实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997年Costanza等人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中将森林生态系统划分为热带森林和温带/北方森林两类分别进行了价值估算。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工作,大多数研究是借鉴国外的一些方法。侯元兆等人第一次全面地对中国森林资源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价值进行了评估,薛达元等人(1999) 采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费用分析法等对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间接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欧阳志云等(1999) 对海南岛及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价。其森林评价的特点是考虑的服务功能比较全面。蒋延玲等根据全国第二次森林资源清查资料及Costanza等的方法估算了我国38种主要森林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成克武等采用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及恢复费用法对北京喇叭沟门林区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评估。
(三)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
目前常用的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有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旅行费用法、影子工程法、炭税法和造林成本法、条件价值法,市场价值法适合于没有费用支出但有市场价格的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价;机会成本法主要针对具有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在核算时既考虑使用者本人开发资源所付出的代价,也要考虑资源开发对他人的影响以及后代人由于不能使用该种资源所需付出的代价;影子工程法是指当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后,人工建造一个替代工程来代替原来的环境功能,用建造新工程的费用来估计环境污染或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种方法;炭税法和造林成本法计算出单位干物质生产量所吸收的CO2和释放O2,并根据国际和国内对CO2排放收费标准将生态指标换算成经济指标,得出固定CO2的经济价值;条件价值法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中应用广泛的评价方法之一。
二、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问题与对策
(一)现行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存在的问题
根据目前研究现状,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森林生态统服务价值评估,即定量受到学科知识结构的约束,方法的探究也是所面临的难题。无论从理论和研究方法上,该研究都存在一些问题。
1.研究的范围问题
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计量一般是在宏观的层面上进行,并不能保证每个微观个体得到考虑,统计数据的不精确。使得评价得出的结果偏差较大,难以形成普通通用的价值评价方法。此外,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是一个主观的行为,每个评估主体的不同必然带来评价结果的差别,使评价结果的实用性打折扣。
2.评估方法缺乏动态
对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评估,需要大量的数据,长期的观察才能得到这些数据。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科学研究森林生态服务价值往往都是短期的、静态的,评估的结果的长期有效性得不到保障。
3.价值重复计算
前述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有17种,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生态系统往往在发挥一个功能的同时,发挥着另外一个功能。而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按照服务功能每一项单独计算价值,这样无疑就会把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重复计算。
4.评价方法落后
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评价研究,采用的技术手段比较落后,致使速度慢,无法快速有效的完成评估。无法得到某一时间点的某类数据。
(二)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改进对策
1.提高数据真实性
为提高检测森林生态系统的数据真实性,应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在真实数据的基础上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增加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2.多学科的有机结合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背景,只有很好的同时利用多门学科,才能摆脱知识结构的约束,完成价值评估研究。
3.提出生态效益计量评价指标
为避免重复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我认为应模仿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设定一系列的指标,指向每一类的生态服务点。这样做可以有效避免重复计算价值问题。
4.相关方法的引进
随着研究的深入,森林生态系统成为研究的重点,生态效益不显著的如农田、荒漠生态系统,相关研究较少。研究森林生态系统时,可以采取其他生态系统研究的特色方法,完善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
三、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一)涵养水源价值
根据影子工程法。计算整个区域所涵养的水量总量,如果将所涵养的水都看作是森林中虚拟建造水库的水,那么:涵养水源价值=涵养水源总量×水库水价格
森林就相当于一个容量大小与涵养水量相当的水库,我认为建造这样一个水库需要的费用也应考虑在内,所以涵养水源价值=涵养水源总量×水库水价格+建造水库成本。
(二)保持土壤价值
分为减少土壤侵蚀价值和减少N、P、K流失的价值。前者计算方法为:
减少土壤侵蚀价值=林区减少土壤侵蚀总量×林业生产年平均收益
林区减少土壤侵蚀总量=减少土壤侵蚀模数×有林地面积
后者需要做土壤养分测定,计算方法为:
减少N、P、K流失的价值=侵蚀土地面积*单位面积土层中N、P、K总量×化肥替代价格
保持土壤价值为两者之和:
保持土壤价值=减少土壤侵蚀的价值+减少N、P、K流失的价值
上述计算过程,常见问题在于数据的获得准确性较差,需要多点取数,求平均值。一旦森林土壤流失减值,造成的损失并非如此简单的计算,因为土壤是基本上所有植物扎根的地方,是植物生命的根本。
(三)固定CO2释放O2价值
根据森林各树种的年生长率和各森林面积可以计算得出固定CO2量和释放O2量。对于CO2量,采用造林成本,计算总价值;对O2量,采用工业生产成本,计算总价值。
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制氧服务功能价值=固碳总价值+制氧总价值
固碳制氧过程,应该算作一个过程的两方面,固碳的同时就能制氧,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计算不应将两者价值相加,可避免造成的重复计算。
(四)净化空气价值
对于SO2、粉尘颗粒的净化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采用吸收能力法,已知每单位面积阔叶林或针叶林的吸收SO2能力,乘以不同树种总面积,乘以工业固SO2的投入。得到净化SO2能力。对于吸附粉尘颗粒,同样采取吸收能力法,得出林区吸收粉尘的服务功能价值。
净化空气价值=吸收SO2的价值+粉尘颗粒净化的价值
=工业固定等值SO2投入成本+工业粉尘颗粒净化成本
(五)供人们休闲游憩价值
采用费用支出法,以游憩者支出的费用总和作为生态游憩的经济价值。但是对于尚未开发的景区,和无法开发的景区,可以采用旅行费用法,模拟旅游市场,计算出游憩价值。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上述各项价值的总和。
四、结论
上述评估方法是粗略的,存在部分重复计算、数据不具代表性、功能分类不全面等等缺陷。但是尽管是保守或是高估的计算结果也可得出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其中休闲游憩价值占服务功能总价值的46%,这为发展当地旅游业发展,如何在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加当地经济收入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让人们清楚的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不能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破坏环境,造成服务功能减值将远远大于收益,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要通过维持与保护生态系统来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保护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维持一个可持续的生物圈。现代研究证明生态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础,科学技术能影响生态服务功能,但不能替代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生态服务功能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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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棕地;评估方法;清理成本
一、问题提出
棕色土地是指在人类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受到污染的土地,这类土地的再利用由于污染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价值贬损严重。棕色土地的治理和再开发是一项复杂工程,涉及到生态环境、地理等系统,蕴含许多不确定性和高风险,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棕色土地污染问题,其中棕地评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影响因素、评估方法和污名。Mundy(1992)认为,受污染不动产收益的影响成分包括环境污染引起收益的减少和可销售性影响两部分,Wilson(1994)把受污染不动产的损失分为内部损失、外部损失和间接损失,Ch?琢lmers(1993)、Webber(1997)、Kinn?琢rd(1999)、J?琢ckson(2005)等对市场法、成本逼近法、折现现金流法、抵押权益法、内涵资产定价法、蒙特卡洛模型、调查法、市场访谈法的应用问题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对棕地价值评估问题也进行了尝试研究。其中,赵玉杰(2004)等人通过对农业环境污染事故进行分析,运用市场价值法和机会成本法对其带来的损失进行评估;纪益成等(2007)翻译了美国Roger M.G roves等人著作,并对棕地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介绍;陈燕(2010)、艾东(2010)、张琳(2012)、桂荣芳(2014)等从污染物属性、棕地价值损失的不确定性、案例研究等方面入手,对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法和内涵定价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姚尚丽(2013)、方盛水(2014)结合企业决策和棕色土地再开发项目的特点,研究了模糊实物期权法、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污名价值的计量问题等。
由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除了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三大评估方法,它们还衍生出一些更为实用的方法,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过来的。而我国对棕地价值的评估方法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方法中,对其他方法的研究很少。这有待于国内学者共同努力,强化棕地价值评估方法的系统研究,以满足实务的要求。
二、棕地价值评估方法
在查阅棕地价值评估及其他污染评估文献基础上,笔者归纳提炼了六种可使用的方法,并对这些方法使用中的注意事项、技术难点进行了分析,希望对评估师评估工作有所裨益。
意愿评价法的难点是调查问卷的设计,问卷设计时可参考国外一些设计较成熟的问卷,但是还需结合本身的事故特点,且应在问卷上表明土地污染情况、其对人体健康及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等信息,确保结果的合理真实性。
在实务中,土地价值评估运用最多的是市场法,因为污染土地的污染程度、污染源等不一样,涉及治理成本、污名的修正时需要特别注意。
除了上述的几种方法外,国外学者还提出了环境资产平衡法、调查法、期权选择法、抵押资本分析法等等。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对传统方法进行污染因素修正,或借鉴空气、噪音等方面的价值评估方法和自然资源定价方法,研究一些适用于污染土地的评估方法。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我国对土地价值评估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棕地的价值评估,要走的路还很长。针对评估方法,我们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准则体系,为评估提供理论基础;一个全面完整的数据库,为评估方法提供数据基础;一个经验丰富的评估团队,保障评估的质量。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欠缺的,因此提出几点建议:
(1)增加和完善环境方面立法,出台相关政策。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与受污染不动产评估问题相关的准则,实务中都是依照国际评估准则。及早出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土地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才能预防土地污染和降低其造成的环境风险,及推动受污染土地价值评估工作的开展,为评估方法的应用提供依据。
(2)进一步完善技术标准,公开环境数据,为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价值评估方法的应用都是以大量数据为基础的,由此专家和学者需在数据搜集的方法和技巧上进行研究探讨。我国环境调查起步晚,数据缺乏,且很多具体的环境数据并未对公众开放,对评估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限制,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所以数据的积累搜集事关重要,需要专家和各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探讨,为评估方法的运用提供数据支撑。
(3)促进学科的相互交流。很多关于环境、地理、健康等的专业问题评估师都无法全面的了解,这就必须寻求相关学科专家的帮助。评估师之间,擅长的领域可能也不一样,如土地评估师、房地产评估师与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等等。这也要求评估师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提供便捷,保证评估工作顺利进行。
(4)发挥行业组织的主导作用。土地评估师协会、房地产评估师协会作为我国土地、房地产价值评估领域的专业组织,应起到带头作用,提高评估队伍的整体素质,规范评估机构和评估师的行为,积极组织受污染土地评估相关问题的研究,填补空白,开创新的行业方向。
(5)积累和借鉴经验,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度。评估师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虽然方法的研究日益成熟,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很多细节都不能很好地把握,这是需要经验为基础的,所以在借鉴方法的同时,总结和借鉴实践经验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在评估领域需要研究和探讨的方面还很多,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美英等国家不管是对准则的研究,还是对传统方法、模型的改善创新,一直都走在队伍前列,为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依据和可行的评估方法,这都需要我们不断吸收内化再创新,才能推进我国评估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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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经济评估研究时,经济学家大多采用非市场化商品和服务评价的价值评估方法,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娱乐商品价值以及非使用价值等。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非市场化商品的覆盖范围更为广阔,市场价格(MP)仍然是评估水生态系统市场经济价值最广泛的方法。在发展中国家运用这种方法时,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市场的不规范性和有限性以及自给使用的方式。“剂量效应评估”(DR)、“要素收益”(FI)和“产出效益”都是价值评估的方法。DR是用于评估水生态系统服务的质量或数量变化对相关产出的质量和数量影响的一种方法。当只涉及商业生产时,该方法可称为“生产收益”。同样,当仅涉及对收入的影响时,也可称为“要素收益”。这些都是常用的简单方法。
“影子价格”是针对非市场化商品而采用的一种市场价格,包括重置成本(RC)、可避免成本(AC)和缓解开支(ME)等概念。尽管存在许多争议,但影子价格仍在被广泛使用。在对非市场化环境服务进行经济评估时,旅行费用法(TC)常被用于娱乐价值的评估。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该方法时,往往会低估环境服务对当地人的价值。此外,“陈述偏好法”,如条件价值评估法(CV)等,也是常用的非市场化服务的评估方法。然而,这些方法都需要对“钱”的概念非常熟悉。谈到预测价值,在个人经验缺乏时往往难以估算交易的价值。且由于受预算约束的限制,弱势群体还可能无法得到任何现实价值。总之,“陈述偏好法”难以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水生态系统经济价值评估。尽管上述各种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各有利弊,但都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价值评估能够提高人类对水生态系统服务作用和价值的认识。
2面临的挑战
水生态系统评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缩小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价值观的差距,统一对价值的认识。然而,目前研究重点是连接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的水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对总经济价值(TEV)的认识。此外,水生态系统评估还存在其他挑战。
2.1边际性和可替代性假设传统的经济价值评估有两个重要假设,即边际性和可替代性。这两种假设对评估发展中国家的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至关重要。价值的变化必须边际化,而进行非边际化的经济评估势必会带来概念性和实际性的问题。是否考虑将变化边际性,完全取决于所评估的规模。此外,在处理水生态系统服务问题时,影响作用和变化结果之间并非总是一一对应的。因此,要判断边际条件的变化较为困难,而该变化却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彻底崩溃。可替代性意味着所有价值都是可以取代和替代的。这种对水生态系统经济价值评估的方法不适用于以水生态系统为生存依靠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大多农村居民的生计直接依赖于水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且多数正处于恶化阶段,很少有其他选择途径。此时,重要水生态系统服务(如鱼产量)的经济价值可能接近生命的价值或改变生计的代价成本。
2.2总经济价值(TEV)的运用TEV是体现所有经济价值项目的总和,包括最重要的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比如水生态系统的环境保护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等。换句话说,健康的水生态系统是其提供其他各项服务的前提,只有这样才具有货币价值。然而,以往研究中涉及的水生态系统价值并未体现出这一点。此外,有学者认为,当前的TEV忽略了包含在水生态系统中的固有价值,是一种不依赖于人类喜好的价值。
在目前的研究中,TEV和边际价值是一对既重要而又易混淆的概念。参看以往研究发现,TEV是边际价值在非关键范围内的累积,否则,边际化的假设将不能成立。有学者认为,边际值无穷接近于水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功能的最小值。而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在低于这个最小值情况下,TEV这一概念则毫无意义。后者符合边际变化和可替代性的基本假设,并符合预算约束的可行性概念。在任何情况下,超出非关键范围而试图评估水生态系统TEV都将是毫无意义的。研究表明,所提供生态服务级别非关键范围的决定作用往往并不明显。此外,边际值往往趋近于平均值。
2.3空间尺度、社会经济尺度和时间尺度定义水生态系统服务的效益与其所在的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确定清晰而明确的空间尺度、社会经济尺度和时间尺度的定义,是生态经济评估研究的关键一步。空间尺度是指所评估水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域范围、利益相关者所处的位置以及当地与河流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尺度关注的是对同一地理位置不同人群的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民生战略中发挥着不同作用,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支撑社会结构、增加社会就业、减少社会贫困、防止社会冲突等。时间尺度对水生态系统服务来说非常重要。尤其在评估水生态系统服务发展变化的影响时,时间尺度更是一个突出问题,因为水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水生态系统或其功能的变化可能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滞时”才能显示出来,而这一时间折扣不容忽视。
价值评估研究的尺度是由经济分析问题的类型决定的,金融经济分析背景下的价值评估与福利经济分析背景下的价值评估尺度截然不同。一般来说,随着研究尺度的增加,评估值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会随之变得复杂。如果边际假设条件不成立,就会产生理论概念性问题。研究尺度增大造成的实际问题,则与诸多影响价值评估的不确定因素有关。当前,对水生态系统的认识还存在诸多不足。
当遭受外界影响时,水生态系统可能会产生非线性变化或迟滞变化情况,从而可能会带来连锁反应,进而导致灾难性或不可逆转的变化。另一方面,一些水生态系统可能表现出较强的恢复能力。因此,谨慎地确定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的临界值和预测值非常关键。虽然现有的经济手段已表现出明显优越性,但仍会出现无法精确评估的情况。因为临界效应能够影响人类的喜好偏向,因而应加以重视。面对认知不足和不确定性大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在水生态系统经济评估方面运用专家评判程序。这表明该项研究需要详细了解利益相关者的情况,以确保评估质量。此外,通过被动或主动掌握情况增加认知,可逐渐减少不确定性。
3结语
现有的多数经济评估方法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水生态经济评价。“市场价格”法是市场化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在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由于大部分水生态系统服务是非市场化的,使得市场的不规范性和有限性成为使用该方法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旅行费用”法通常用于评估娱乐价值。“陈述偏好”法是非市场化服务评估的首选方法。“利益转让”法是最简单的方法,但要求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条件。针对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效应评估存在的主要挑战,激励评估研究人员更加认真、谨慎地开展水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评估。此外,评估还有助于权衡取舍,但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IWRM中,经济评估并不能孤立存在。必须将经济评估置于更为广阔的决策背景中。认识到价值评估能够提高人类对水生态系统服务在造福人类方面的作用和价值。
【关键词】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楚雄市
0 前言
森林对生态环境维持和改善方面有重要作用。比如,森林是天然的制氧机制,万能的消灭环境污染的净化器,它是地球上结构最复杂、功能最多和最稳定的陆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1]。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是指森林对自然过程或生态平衡所做出的以经济为指标评价的贡献,代表着地球经济的一部分[10]。森林生态系统具有调节气候、调蓄水源、保护培育土壤、二氧化碳的固定、释放氧气、林木营养物质的积累、净化大气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的旅游憩息和科学研究等多种功能。它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所以森林的盛衰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优劣,关系着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着社会的稳定。
1)研究的意义
楚雄市位于滇中云贵高原,鉴于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森林在生态和经济建设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楚雄市森林资源总的特点是次生林多、林分质量差、人工林树种组成较少,结构简单[8]。近年来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比如乱砍滥伐,引起了部分生态环境的恶化,在比如水土流失等等。科学客观研究楚雄市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及其服务价值,以期为核算楚雄市森林资源资产提供科学依据,最终为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楚雄市经济核算体系而实现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提供基础,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能促进对楚雄市自然资本开发的合理决策,为楚雄市制定生态建设和生态修复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有助于市民意识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并最终促进楚雄市的可持续发展,及处理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国内外研究动态
(1)国外研究现状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在国外开展较早且研究的类型也最多。20世纪40年代,主要是针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划分和价值评价。许多研究者选择不同的角度分别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了研究[3-5]。Pimentel等[2]研究报道称,仅因水土流失在全球导致的水库淤积所造成的损失就约60亿美元;但Opschoor等[6]认为该评估结果难以服众。1991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环境委员会就如何进行生物多样性的定量研究专门进行了讨论;Constanza等人[1]综合了国际上已经出版的各种不同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研究结果,在世界上首先开展了对全球生物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1997年,由Costanza等创立了较完整的生态系统评估方法,在世界上最先开展了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随后,国际学术界围绕Costanza等(1997)创立的评估方法展开了激烈争论,许多学者和专家等对Costanza的这种评估数据、方法、结果提出过质疑,尽管学者们观点各执己见,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仍被国际社会及专家学者们广泛接受。Constanza为大区域范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为今后的研究仍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法。2001年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则是生态系统评估确是最大规模的实践及尝试[3]。近年来,Serkan[4]、Troy和Wilson[5]等利用GIS技术将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和领域在不断在扩大,使评估生态系统的方法更为合理、有效、实用,并且为实际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服务。
(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开展较晚,自80年代末开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工作,而研究方法多数是借鉴国外的。许多研究者选择不同尺度和角度开展了许多区域性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估工作。20 世纪末,中国的一些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者对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的理论、 方法和实践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米锋等[8],2003;余新晓等[30],2005;张岑等[12],2007;靳芳等[16],2007;李文华[14],2008;韩素芸等[23]2009;王兵等[17],2009;唐佳[13],2010;陈屹[29],2010)。侯元兆等人第一次以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3个指标对中国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评估,王兵等[17](2011)2009 年估算了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 10.01万亿元,并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下简称规范)(LY/T1721-2008)[7],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对不同尺度、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开展了大量工作 (李文华等[14],2008、2009),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正确认识各种生态系统服务资产、 积极实施生态保护措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楚雄州林业局营业站的施庭有在1999通过定量计算和定性分析对楚雄州森林生态效益做了初步估算[11]。
当前,大尺度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占据首要地位,特别以全球和国家尺度为多,基于区县等行政区域尺度的生态系统研究较少。本次研究采用的方法为功能分类研究方法,对楚雄市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评估,浅析楚雄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现状。
1 研究区概括
1.1 自然地理概况
楚雄市位于滇中云贵高原,金沙江水系和元江水系的分水岭地带,地跨北纬24°30′~25°15′,东经100°35′~101°48′之间。东邻禄丰县,西与南华县和思茅市景东县接壤,南邻双柏县,北同牟定县毗邻。楚雄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呈倾斜葫芦形。市境山脉皆隶属哀牢山系东麓支平余脉,多呈东南、西北走向。市境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特征为冬干夏湿,雨季集中,日照充足,霜期较短,冬季降水量偏少,年平均气温15.6℃[35]。全市土壤类型多为水稻土和红壤土[35]。
1.2 森林资源概况
楚雄市地处云南省中部,是楚雄彝族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辖5乡14镇,国土总面积4433[35]平方公里,其中:林业用地面积347207.1公顷,占国土面积的78.32%,森林覆盖率76.9%,是云南省重点林区之一。2008年楚雄市活立木蓄积2001.1860万m3[20],森林资源总的特点是次生林多,阔叶林少,森林成分质量差,人工林树种组成较少,群落结构简单。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评估采用的数据及来源为: 国家林业局的社会公共数据(表1[7])、2008年楚雄市林业局完成的森林资源清查数据(表2)。
表1 社会公共资源数据[7]
注:居民生活用水价格采用楚雄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2.2 评估体系的建立
在充分考虑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认真分析国内外各种评估指标体系,结合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背景特征,参考相关文献数据资料,构建适合云南省楚雄市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指标体系(见表3),主要包括7个指标类别13项指标因子,此次考虑到楚雄市森林的主导利用方向及数据指标的可获得性与可靠性,并且由于气候调节等服务功能评估指标尚难以找到合适的评估方法及指标体系[12],在此不列入评估范围。
2.3 评估方法及过程
该研究采用影子价格法、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及条件价值法等方法,从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林木营养积累、净化大气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游憩与科研文化7个方面,一共涉及13项指标,对楚雄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价值估算。
2.3.1 涵养水源
1)调节水量价值
3 结果与讨论
3.1 楚雄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物量
根据以上评价方法,得出云南省楚雄市7个方面13个指标的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实物量如表9。
3.2 楚雄市森林生态系统各项服务功能所提供的价值量比较
在7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贡献之中(详见图1和图2),其大小顺序依次均为:生物多样性保育价值>林木营养积累价值>保育土壤价值>净化大气环境价值>蓄养水源价值>固碳和释氧价值>森林游憩与科研文化价值。
楚雄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22843790493.2元・a-1:其中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价值最大为8414425185.66元・a-1,占36.83%,占生态服务价值的十分之三多一点;其次是林木营养积累功能,为7558404944.00元・a-1,占33.09%;所占比例最小的是森林游隙与科研文化功能,为93677564.38元・a-1,占0.41%。
楚雄市森林生态系统拥有巨大的生态服务价值,并且生态服务价值远远超过实物生产价值,在生态服务功能中,尤以保护生物多样性、林木营养积累、保育土壤最为重要。楚雄市的森林植被,涵养水源、固碳释氧、森林游憩与科研文化生态服务功能相对较差,价值亦较低。因此,楚雄市森林有待进行培育、改造提升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以期更好地发展其优势在维系楚雄市今后在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人类认识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是一个由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过程,特别以对其价值的定量评估,由于受学科背景、技术方法、研究区域资料收集等因素限制,测定各种有利评估参数其要在小区域内,更深入地研究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工作还仍存在一些困难,涉及森林还有多方面价值的定量评估目前还难以进行,相关研究还有待加强。此次研究仅涉及森林诸多价值中的几个方面,而森林产生负离子、降低噪音、滞尘、森林防护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尚未计入。
要提高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评估的准确性,还要对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生态过程进行研究,因此加强对森林生态系统的长期定位研究很有必要。由于时间限制,本次研究是按国家林业局颁布实施的统一标准进行的,并未考虑林龄、林分起源类型等因素,因此今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的研究重点仍是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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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农用地转用;生态价值;评估体系
中图分类号:F3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14-2979-04
Farmland Based on Balanc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ANG Bing1,SUN Yi-hui2,LI Pei3
(1. Chinese Academy of Land&Resources 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1149,China; 2.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China; 3.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influence indices were set up based on the CAS’ecological influence indices, which was created by the research on evaluat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value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Based on the further classification of major economic crop and creating balance urbanization process coefficient as a factor controlling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a new farm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value evaluation model was designed. Relative to the previous assessment model, this model considered more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factors, could enhance government efforts 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uld make assessment accurate and operational.
Key words: urbanization; farmland conversion; ecological value; assessment system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源环境约束也会更加突出。如何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已成为当前发展的重点问题。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是发展的根本保障,加强城市化进程中农用地的保护,重视农用地转用的生态价值损失已经愈发凸显出其重要意义。
吕萍等[1]关于农用地转用价值的研究停留在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即经济价值指标和社会保障价值指标,国土资源部的《农用地估价规程》(TD/T 1006—2003)[2]也未将生态价值纳入补偿范围。然而,农用地的资源特性使其在利用过程中体现出了明显的外部性,其提供公共物品,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休闲娱乐、生物多样性维持等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难以体现[2]。因此,将农用地转用的生态价值评估纳入农用地转用价值评估体系中是非常合理且必要的。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农用地转用的生态价值日益受到关注,如何将农用地转用的生态价值量化,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朱晓刚等[3]、胡蓉等[4]、陈涛[5]在原有农用地转用价值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加入了景观生态价值指标,建立了不同的生态价值估算模型,但大都缺乏严格的理论依据,从而使得生态价值估算结果的实际操作指导性不强。
中国科学院在青藏高原生态价值评估研究中得到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6]。该文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引用了其对生态价值评估的生态指标,进而计算农用地转用损失的“绝对生态价值”,同时,为了降低城市化进程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还引入了平衡城市化进程的相应指标。通过对转用地主要农作物的细分,汇总不同作物的“绝对生态价值”与平衡城市化进程系数乘积即得到最终的生态价值。这种计算方式的优点一方面是科学地选取了更为全面的生态指标,另一方面是通过平衡城市化进程系数的作用,能够体现不同时期生态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提高城市管理者进行生态保护的主观决策力度。
一、基于成本途径的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以维持、保护、恢复及优化生态环境系统所付出的代价作为生态环境系统的价值。成本途径的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机会成本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和影子工程法等。
(一)机会成本法对一定资源总存在着多种用途,可以选择一种使用方式,同时也就失去了其他使用方式的机会,把失去使用机会的方式中能获得的最大收益称为该资源的使用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如某水域被划为保护区后,不能进行水产养殖,该水域则失去了作为渔业生产的机会价值。
(二)防护费用法防护费用(Defense Expenditure,DE)是指人们为了减少和消除环境污染或生态恶化的影响而支付的费用,避免了损失,就相当于获得了效益,因此用防护费用来替代资源环境的价值。例如,为了得到安全卫生的饮用水而购买安装净水设备;治理噪音污染、防护噪音干扰的花费,计为选择低噪音或无噪音环境的价值。
(三)恢复费用法当某一生态环境污染恶化,其功能降低,为了能将其各种功能恢复到受污染破坏前的水平而采取措施,所花的各种费用相当于该生态环境质量的最低价值。如当某湖泊遭破坏退化后把湖泊恢复到受破坏以前的状态所需的费用,即可看作湖泊的价值;矿山开采完后,对周边环境的恢复费用,计为矿区原有环境的价值。
(四)人力资本法人力资本法(Human Capital Approach,HCA)是通过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损失来估计资源环境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人生活在受污染的环境中过早死亡和生病造成的投入损失;由疾病引起的医疗费开支;人们心理上的损害。
(五)影子工程法影子工程法是恢复费用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环境破坏并发生不可逆变化后,用人工方法建造一新的工程来替代原来生态环境系统的功能,建造新工程所需的费用则可视为生态环境的某些功能的价值。如一片森林被毁坏,使其涵养水源功能丧失,就需建造一座库容与森林涵养水源的水量相当的水库,水库建造费用就作为森林涵养水源功能的价值。
基于成本途径的估价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估价的不是生态环境提供的正效益、正价值,而是人类为了获得正效益而必须支付的费用,即体现了环境物品(包括舒适)的一部分成本,因此用这些方法估算出的价值量只能代表环境价值的一部分。如防护费用有使用效益问题,在预防或治理环境污染的效果相同条件下,防护费用应该是费用最低的那种方式所需的费用;用人力资本法估算出的经济损失价值只能说明环境被污染后流失的价值量而不能以此完全代表环境价值;在使用人力资本法时,估算早亡的损失是用损失的劳动收入来衡量,其中隐含着的推论是收入小于支出的人的死亡对社会有利,因而会引发伦理上的争论,为避开这一道德困境。实际中可用改进的人力资本法来计算人的健康损失和生命价值;恢复费用法和影子工程法有一个相似的假设,即被恢复的生态环境系统和影子项目工程要与原有生态环境系统有相同的生态环境功能,这在实际中难以做到。
二、基于收益途径的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收益是指资源环境所生产的物质和提供的生态服务。收益途径的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市场价值法、收益资本化法、替代市场法等。
(一)市场价值法市场价值法(Market Value Approach)是费用效益分析的一种基本方法,该法将资源环境质量看成是一个生产要素,认为资源环境质量变化导致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即这种变化引起在给定资源条件下影响市场商品的供应量。或者导致产量或预定收益的降低。因而可以用市场商品数量或产量的变化来表示,其变化值以市场价格测算,以此作为评估资源环境的价值。例如,化工厂的空气污染对厂周围的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可用损失农作物产量的价值作为减少污染措施的效益来计算资源环境价值。
(二)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1992年李金昌首先将地租理论用于探讨资源环境价值及其估算。他是在知道了一块土地、一片森林或一个生态环境系统的租金或预期收益和利息的情况下,用资本化法求取资源环境价值的基本值。再用环境稀缺性体现出的供求关系和时间加以调整,从而得出资源环境的价值。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自然资产,其在未来一定年限内产生的物质性产品和功能的价值,即预期的收益或租金,按一定社会贴现率折为现值,就作为资源环境资产的价值。
(三)替代市场法所谓替代市场法就是找到某种有市场价格的替代物来间接衡量没有市场价格的资源环境物品的价值,替代市场法主要包括物品替代法、旅行费用法和享乐价格法等。一是物品替代法是用以估算生态环境系统所提供的多种生态功能效益,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小气候、净化环境及营养循环等,它们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因而也没有体现出相应的市场价格,因此就要寻找一种有市场价格且与某项生态功能有相同或相似作用的产品作为替代品,用其产量和价格来间接估算该项生态功能的价值。例如,为获得与一片森林产生氧气的价值可以用氧气厂生产相同数量的氧气的费用来替代。为获得持留在土壤中养分的价值,可以用含相同数量营养元素的化肥的市场价格来替代等。二是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Method,TCM)是用于评估资源环境的旅游娱乐价值,如钓鱼、狩猎、森林观光等,虽然这些功能不能直接在市场交易中体现其价格和数量,但可通过人们在与这些环境服务密切相关的市场中所支付的价格或获得的明显利益来估算这些环境服务的价值,如所耗交通费用、门票及其它相关的费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在消费环境资源的这些服务时所支付的费用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环境服务的价值,因为消费者根据其个人收入水平、文化层次、距离远近及其它情况而有着不同的消费者剩余。TCM通过消费的资料信息,求出消费者剩余,资源环境的服务价值就是消费者的实际支付与其消费者剩余之和。三是享乐价格法(Hedonic Pricing Method,HPM)是根据人们为优质环境物品享受所支付的价格来推断环境质量的价值,即将享受某种产品由于环境的不同产生的差价,作为环境差别的价值。此方法的出发点是某一财产的价值包含了它所处的环境质量的价值。如果人们为某一地方与其它地方相同的房屋和土地支付更高的价格,且其它各种可能造成价格差别的非环境因素都加以考虑后,剩余的价格差别可以归结为环境因素。
上述基于收益途径的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都各有其特点和适用范围,分析如下:市场价值法是在估算生态环境产品(资源)的经济价值上运用最广泛和最直观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易观测计量,其结果普遍能被接受。但在市场价格失真时,就需要作出修正,或采用以边际价格为基础的影子价格,但很难准确确定。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运用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知道当年或每年生态环境系统的收益或租金,而每年的收益的估算又要涉及到其他多种方法,况且每年的生态环境系统收益受到气候、水文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实际误差可能很大。物品替代法将无市场的生态服务功能(环境)转化为有市场价格的物品,从而实现其价值,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属于经济资产的自然资产的存量的估价,比如海洋捕鱼、采伐原始森林等。因为鱼类-木材都有市场价格,但对于自然资源的流量或者环境的损害等则无法使用该方法。旅行费用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但该方法需要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大量数据,估算过程较为繁琐。同时,旅行费用法主要适用于独立的某个景点,对多目标游览活动给出的结果比较模糊,也难以适用于城市内景点的估价,因为这些景点的旅行费用少,游客也不会把市内景点作为出行的唯一目的。此外,当该方法运用到诸如娱乐区或野生生物保护区时,由于忽略了这些景点的地方利益、非景点价值及非使用价值,会导致价值的过低估计。享乐价格法需要有足够大的单一均衡的资产市场,并要依赖大量数据包括环境数据,才能建立相应的方程,但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实际市场数据的基础之上,所以比假想的评价方法有较少的系统误差。
三、基于市场调查途径的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通过市场调查的途径评估资源环境价值,目前在国际上最常用的是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主要用以评估资源环境的非使用价值,如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及选择价值等。
(一)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利用征询问题的方式诱导出人们对环境物品的偏好,并导出人们对环境物品保存和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其计算方法类似于TCM法,即WTP=商品实际支出价格+消费者剩余,求出WTP,即可得到环境物品的价值,它针对的是缺少市场的环境物品,提供给消费者一个假设市场,其导出的WTP值依赖于向应答者描述的假设市场条件,所以又称为条件价值法。条件价值法早在60年代初就在国外开始应用,并在应用中不断改善,我国是在90年代引入的。CVM的具体操作流程是通过采访,要求调查对象对环境变化给出价值。CVM需要解决4个技术问题:采访方式、调查问卷的设计、提问方式和数据统计分析。它不仅是评估环境非使用价值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而且还可以用以评估资源环境的使用价值。
(二)条件价值评估法的争议条件价值法虽然目前此法应用广泛,但其争议也较大。首先,支付意愿与人们对研究对象(资源环境)的了解程度密切相关;其次,WTP与调查对象的文化背景、自然保护意识和收入水平相关;第三,需要较大的样本数量,因为WTP值与样本总人口数极大相关。由于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结果的较大偏差,甚至是扭曲,而且一项CVM的调查统计还需要足够的经费和时间。总而言之,CVM虽然存在很多缺陷,推广应用有一定难度,但却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四、估价方法选择
按收益途径估算的资源环境正效益所体现的资源环境价值与按成本途径估算出的环境成本(环境损失),其实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从收益的效果与失去收益的损失上考虑。
(一)从收益的效果上考虑在估算资源环境价值时。要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环境系统提供的收益较明显和容易定量时,接收益途径估算;而当环境损失比较明显和容易定量时,按成本途径估算。在估算缺乏统计数据的资源环境物品时,还可以运用参照对比的方法,即使用别地的估算结果,经修正来反映本地该项资源环境的价值,当然其结果的误差也最难控制。
【关键词】商业银行 抵押 管理
商业银行从内部管理人手,实现抵质押品全流程的系统化、标准化管理。
成立抵质押品管理专职部门和内部押品价值评估队伍。
一是目前商业银行对抵质押品的管理现状是多头管理,分散而随意。由于生存的压力,对抵质押品管理呈现出分散、随意现象,可能接纳并不合法、有效的押品。押品价值完全依靠外部评估公司,可能产生价值高估的现象。授信审批部门远离市场,对一笔抵质押贷款业务决策过多依赖评估报告。保持抵质押品价值评估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尤为重要。二是由于现阶段中介市场管理的混乱,商业银行须在加强与外部资产评估机构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内部严格的业务培训和资格认证,成立自己的专业价值评估队伍。三是抵质押品价值评估管理工作必须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自上而下设立独立的垂直管理部门,且不应隶属于融资业务的调查、审查、审批等的信贷专业序列。必须保证抵质押品价值评估的客观公正性和工作质量。
今后各业务主管部门在不断地创新可作抵质押的物品,在决定是否可选择作抵质押物时,除了看是否符合《抵质押法》、《物权法》外,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原则:一是信誉度,对授信客户的现金流进行分析,强调了本金和利息收入的稳定性:随着银行信用风险控制意识的加强,对抵质押单位和抵质押品信用等级等都有明确规定,强调了本金和利息收入的稳定性。
二是市场转化度,强调须存在可及时、有效、经济处置抵质押品和流动性强的市场;须存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开的抵押品市场价格,即保证对接受的抵质押品通过市场出售实现其价值的便捷性。
三是配套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抵质押品管理信息系统,对押品管理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监控,定期维护押品管理信息,加强数据积累,提高押品管理信息在信贷决策、风险管理中的利用效率。
四是应当要求银行适度调整改善抵质押品结构,合理规避抵质押品过度集中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并严格防范可能的衍生风险(如操作风险)等。同时要在信贷决策中对借款人信用水平与押品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程度予以充分关注,审慎评价抵质押的风险缓释效应。
五是实行差异化的抵质押品折扣率确定。实行差异化的抵质押品折扣率确定原则折扣率的确定历来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也是一家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晴雨表。综合考虑授信客户及抵质押品权属所有人的资信水平,明确抵质押品折扣率的合理区间。在实际操作中,对折扣率的确认虽由管理行风险管理部门统一完成,但要根据抵质押品价值的变动注意动态调整,并对不同区域、种类抵质押品的价值评估审定应实行区别授权,以控制高风险地区和种类。
六是加强银行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金融从业人员的自觉、自律非常重要。在培养高级金融人才过程中尤其要强调伦理道德教育,这比金融技能和商业智慧更加重要。银行在加强内控建设的同时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建设。
商业银行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抵质押品价值评估与认定机制。
在整个抵质押物管理的过程中,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准确评估抵质押品的价值。目前,对抵质押物价值的认定,各股份制商业银行主要依据社会中介机构的抵质押物评估报告中的价值评估结果,授信评审人员根据管理行规定的最高抵押率来决定抵质押物最高抵质押额度。大部分分行按照管理行文件的规定制定了相应的贷后管理制度,要求调查人员以定性的方式判断抵质押物价值是涨还是跌,但由于这种规定没有标准可参考,造成规定流于形式,贷后价值跟踪环节的管理薄弱。
新资本协议规定对所有实物抵质押品应定期重新评估价值,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建立内部价值评估体系,动态掌握抵质押物价值,内部资产评估人员根据各类抵质押品的特点,综合考虑其市场价格、变现难易程度及其他各种影响抵质押品价值的不确定因素,运用适当的评估方法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抵质押品价值进行评估认定的过程,包括在授信审批前对授信客户拟提供的抵质押品价值的初次评估、授信后的抵质押品价值跟踪重新评估。在授信期限内,如果重新评估确认的抵质押物价值不足,借款人应按银行要求追加抵质押或提前归还不足值部分的授信;如相反情况时,抵质押品数量要求可减少。
一是明确商业银行对抵质押品价值评估不应简单采用市场价值基础,而应当充分考虑其未来的存续期限和变现能力,以及影响其价值波动的其他重要风险因素,还应当结合其所担保的债权价值衡量押品对债权的保障程度。
二是商业银行合理构建外部中介评估机构和内部评估相结合的抵押品价值评估认定机制,加强对评估机构的准入和退出管理。同时商业银行要建立专业、独立的内部评估队伍,注重加强对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根据银行自身风险状况研判外部评估结果的有效性,改变内部评估和价值认定“走形式”现象,提高内部估值认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规范抵质押品全流程风险缓释管理和监测制度。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强化抵质押品价值全过程动态监管,对抵质押品价值进行全过程的、动态的、连续性的跟踪和监控。结合建模及债项评级的需要,及时进行抵质押品数据维护,为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撑结论加强抵押评估方法研究,建立反映风险内容的抵押价值评估方法体系。
政府机构推动构建良好的商业银行抵质押担保运行的金融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及相关政府机构应当积极加强沟通,推动改善抵质押品管理外部环境。
一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尽快消除抵押品赎回权和处置权方面的障碍,切实维护银行与借款人双方的利益;
摘 要 企业的价值是投资者和管理者密切关注的问题,随着价值管理理念的广泛认同和新经济的兴起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价值评估的需求愈加迫切。尤其是当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迅猛,其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研究是价值评估领域有益的探讨。本文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揭示了高新技术企业与一般企业存在的区别,分析研究企业价值的内涵、来源及特征;由此总结出高新技术整体企业价值评估难点,并对现有方法作应用研究和局限性分析;根据综合的分析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做出了合理选择: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的价值构成及其特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应采用财务指标及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办法。
关键词 价值评估 高新技术企业
一、高新技术企业的涵义
高新技术是由高新技术的概念延伸而来的,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以微电子技术与信息技术、空间科学与航空航天技术、光电子科学与光电一体化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技术、材料科学与新材料技术、生态科学与环境保护技术以及其他在传统学科和传统技术基础上产生的新工艺新技术等一批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业。目前国际上对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认同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
1.产品的销售额中RGD(研究与开发)支出所占的比重;
2.科学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
3.产品的主导技术必须是所确定的高技术领域;
4.产品主要技术必须包括领域中处于技术前沿的工艺或技术突破。
二、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
1.高新技术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它多半是先有研究成果,而后再建立企业以实现技术的商品化。因此,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往往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开拓者。
2.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一般是中小型企业或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公司。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用新技术、新发明他们可以很快开发出新产品。由于起步阶段规模小、投资少、风险有限,所以很多风险投资家愿意投资这种尚未成熟的公司。
三、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难点
1.一部分高新技术公司(包括大部分网络公司)以前乃至目前没有盈利或是盈利甚微。这对评估师来说,意味着无法根据现在的盈利来计算盈利增长率;同时也无法采用基本公式计算增长率:期望的增长率(EBIT)= 资本回报率×再投资率。
2.大部分新成立的高新技术公司缺乏历史数据。也就是说:缺乏一定数量的经营信息,这对评估来说,预测和推断将缺乏有说服力的依据。
四、传统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是成本法,市场法
成本法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相对于市场法和收益法,成本法的评估结果客观依据较强。但由于运用成本法无法把握一个持续经营企业价值的整体性,也难衡量企业各个单项资产间的工艺匹配以及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因而,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不宜单独运用成本法进行价值评估。但是运用市场法评估企业价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因为评估对象和参考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往往不尽相同,因而要找到与评估对象绝对相同或者类似的可比企业难度较大;其次,对价值比率的调整是运用市场法及为关键的一步,这需要评估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技术能力。
五、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的实践情况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整体企业价值评估用的最多的是折现现金流量法。折现现金流量法在长期评估实践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已经日趋完善和成熟,成为企业价值评估中的一些经典的计算模型。但是需要认识到,企业价值评估虽然可以采用各种数量化的模型,但是这些模型的输入变量是对具体待评估企业具体情况的综合分析和了解,所以,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主观的色彩。
六、高新技术企业整体价值评估方法的合理选择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特殊性,传统的成本法,市场法,已远远不能满足高新技术企业整体企业价值评估的要求,根据以上的对传统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分析以及对高新技术整体企业评估的要求,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的价值构成及其特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应采用财务指标及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办法,即从行业环境、公司管理层背景、等方面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进行综合评估。 具体而言,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应包括如下方面:
1.行业环境评估指标。由于高新技术千差万别,在评估价值时会出现不少难点问题,因此,评估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对于目前仍是负盈利的公司,可采用盈利正常化、预测收入与利润率以及降 低财务杠杆等几种办法。而对于无经营历史或无比较对象的公司,可采用公司历史经营数据与可比公司的同步数据相互替代方法。
2.公司管理层背景评估指标。因此,在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评估时,因为人力资本、顾客资本等许多重要无形资产都无法在财务报表上反映出来,所以必须将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要对企业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力量对比情况作深入了解,了解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情况,了解企业法律边界与经济边界的契合程度,并作适当处理,如调整贴现率等,再在此基础上,运用适当的方法,评估企业的真正价值。
参考文献:
[1]刘平.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特点和方法选.择投资与合作.2000(4):50-51.
一、我省开展森林旅游资源资产评估工作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树立良好规范的森林旅游资源资产经营指导思想。对森林旅游资源资产进行评估,是为了把森林旅游资源资产的耗费介入其成本之中,对森林旅游资源资产的价值进行重新的架构,强调森林旅游资源资产在各生产要素中的突出位置。改变过去那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浪费、低效益”的经营模式,重视资源的保护和培育,走新型的森林旅游发展道路。
2、变我省森林旅游资源的无偿或微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制度。对森林旅游资源资产进行评估,可以重新计算森林旅游的开发和使用成本,森林旅游经营者只有付出相应的经营成本和代价后,才能取得相应的旅游资源经营权和资格,这样经营者就会为了减少自身经济损失而放弃对森林旅游资源的过度和无度滥用,减少或有效杜绝了对森林旅游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保护森林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等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3、为优化我省森林旅游资源配置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市场自发调节的。通过价值规律和价格杠杆等来调节资源的合理流动。这就要求全部市场资源必须要有价格基础。对于森林旅游资源也是如此,通过对森林旅游资源经营模式的完善,通过引进合作、合资和股份制经营等多种形式,加快森林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对森林旅游资源的价值评估无疑会加速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森林旅游业的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
4、为我省森林旅游资源产品的定价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我省是一个森林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省份。但由于受过去只注重开发而不注重保护的森林资源经营观念的驱使,森林旅游资源正日益呈现迅速退化的趋势。森林旅游产品不合理的定价机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相对较低的森林旅游产品价格,会造成森林旅游资源的过度消耗,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加快资源损坏。森林旅游业对于我省来讲,还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因此价格的制定上还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我们要强调在对森林旅游资源资产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合理确定森林旅游产品的价格。
二、森林旅游资源资产评估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资产评估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三种。森林旅游资源资产和其它资产相同,在评估的时候也主要依据上述的三种方法。但由于森林旅游资源资产其自身的特殊性及影响森林旅游资源资产价值的因素比较复杂,在评估方法的使用上也要与其它资产评估有所区别。
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也称现行市价法。它是以相同或相似的其它森林旅游资源的市场价格作为评估基础,以此来估算待评估资源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评估公式如下:E=K××G×S
其中,E为森林旅游资源资产评估值;K为森林旅游资源质量调整系数;为旅游消费水平调整系数;G为相同或相似森林旅游资源资产单位有效使用面积的市场价格;S为待评估资产的有效使用面积;
2、重置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是在资产评估中用当前条件下重新购置一个全新的被评估对象所需要的全部成本去除发生的各种实体性、功能性、经济性的减值而把剩余部分的价值作为被评估对象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评估公式如下:
资产评估价值=重置价值―实体性减值―功能性减值―经济性减值
3、收益现值法。收益现值法也称年金资本化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从资产购买者的角度出发,购买一项资产所付的代价不应高于该项资产或具有相似风险因素的同类资产未来收益的现值。收益现值法对资产进行评估的实质是将资产未来收益转换成资产现值,而将其现值作为待评估资产的重估价值。该方法适用于市场比较成熟,年均收益比较稳定,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和管理已经比较完善的森林旅游资源资产的价值评估。评估公式如下:E=A/P
其中,E为森林旅游资源资产评估值;A为年均纯收益;P为投资收益率;
三、结论
以上三种评估方法只是在森林旅游资源资产评估实际中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这三种方法是分别从不同的渠道中分解出来的,虽然计算方法各不相同,但在使用中并不能完全将三者割裂开来,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森林旅游资源资产的价值。在评估实践中,一定要相互配合、相互统一。在评估中,避免单一的评估方法,而要是多方法的协调使用,相互修正,以形成合理的评估结果,避免单一方法带来的偏差。在选择森林旅游资源资产评估方法时要同时考虑被评估资源的自身特点、评估的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存在。
参考文献:
[1]傅晶.黑龙江省森林公园产业化经营研究[J].商业研究,2006(10):117―119
1研究概述
1997年,Costanza等[2]最早较为全面地评估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评估了全球15类生物群落17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然而,由于当时缺少有关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Costanza等[2]估算的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未将荒漠生态系统囊括在内。该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后,国外学者[10-13]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领域开展了许多富有意义的研究,但是他们仍然很少关注荒漠生态系统。仅有少数国外学者对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展开研究。其中,Richardson[14]基于已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估算了加利福尼亚荒漠中4个郡的荒地的经济价值;Kroeger等[15]估算了Mojave荒漠的经济价值(表1)。这两份研究不仅评估了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还评估了荒漠的直接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等,并且以直接使用价值评估为主。
值得高兴的是,国内有些学者已尝试着评估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欧阳志云等[4]在评估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就估算了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2003年,谢高地等[5]参考Costanza等[2]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成果,同时综合对国内200多位生态学专家的问卷调查结果,按照“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文化服务),建立了包括荒漠生态系统在内的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
5年之后,谢高地等[16]基于2006年对国内700多位生态学专业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该表的出现激发了国内学者对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黄青等[17]对且末绿洲生态系统、张华等[18]对科尔沁沙地生态系统、杨春利等[19]对民勤绿洲生态系统、张飞等[20]对渭干河-库车河三角绿洲生态系统、马国军等[21]对石羊河流域生态系统、柴仲平等[22]对石河子市生态系统、彭建刚等[23]对奇台绿洲荒漠交错带生态系统、岳东霞等[24]对民勤绿洲农田生态系统、乔旭宁等[25]对渭干河流域生态系统、孙慧兰等[26]对伊犁河草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的评估,都基于这份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给出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数据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整个荒漠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评估,但是很可能不适用于特定地区的小范围的荒漠生态系统,这是因为不同地区在自然条件(如植被、土壤、水文、气候)和社会经济条件(如居民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环保意识)等方面通常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因此,在评估小区域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就非常有必要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来修正荒漠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系数。上述研究[17-26]都是在评估某个具体地区(而不是全国范围内)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且都没有修正而是直接利用荒漠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系数,由此可以推断,这些研究估算出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差。只有少数学者没有直接利用这些价值系数,如杨丽雯等[27]对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生态服务价值的评估、任鸿昌等[28]对西部地区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以及崔向慧[29]对全国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
2研究回顾与评述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荒漠生态系统的实际情况,把荒漠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防风固沙、土壤保育、固碳释氧、水资源调控、生物多样性保育、旅游文化6大类。本部分将分别回顾与这6类价值相关的研究,并给出简要评述。
2.1防风固沙价值
防风固沙是荒漠生态系统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生态服务,主要表现为荒漠植被降低风沙流动从而减少在农业、工业和交通等方面的风沙损害。在其他生态系统中,防风固沙价值通常包括在土壤保育价值之中。由于防风固沙在荒漠生态系统中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在评估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就有必要把防风固沙价值从土壤保育价值中分离出来单独估算。一些学者[30-32]对不同荒漠植被的防风固沙效果进行了研究,在植被覆盖率与风蚀输沙率之间建立起风蚀输沙率的定量模型。这些模型的构建与完善,无疑有助于评估荒漠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价值。一般来说,评估防风固沙价值需要首先测算植被固沙量,而植被固沙量则需要借助风蚀输沙率模型来测算。得出植被固沙量之后,还需要设定土壤层厚度和土壤容重等参数,把植被固沙量转化为由防风固沙所保护的土地面积。
在核算出防风固沙物质量的基础上,已有研究主要采用机会成本法、恢复成本法等方法来估算荒漠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价值(表2)。莫宏伟等[33]依据黄富祥等[30]建立的风蚀输沙率模型,测算了榆阳区北部风沙草滩区林草植被的防风固沙量,并以把沙荒地恢复为农用地的平均成本来估算防风固沙价值,结果表明,该生态系统2003年的防风固沙价值比1998年增加了5.64×106元。韩永伟等[34]采用风蚀流失量模型,测算了黑河下游重要生态功能区2006年防风固沙量为6.296×107t,并以该地区单位面积GDP作为土地的机会成本,估算出避免土地损失的价值为4.5×106元?此外,还有少数学者没有核算荒漠植被的防风固沙量,而是借用其他物质量指标来评估荒漠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价值。例如,杨丽雯等[27]直接以林地面积作为物质量指标,采用人工固沙法估算了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的防风固沙价值为1.433×107元•a-1
2.2土壤保育价值土壤保育是陆地生态系统提供的一项基本生态服务。保育土壤的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保持土壤养分、减轻泥沙淤积和减少废弃土地[35]。为了评估这些价值,需要先测算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量。已有研究[35-37]主要运用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来估算潜在土壤侵蚀量(指没有植被覆盖和水土保持措施情况下的土壤侵蚀量)和现实土壤侵蚀量,并以二者之差作为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量。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荒漠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量与防风固沙量近似相等,而且减少废弃土地的价值与上述的防风固沙价值类似,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就有必要把减少废弃土地的价值从土壤保育价值中分离出来。
因此,土壤保育价值主要包括荒漠植被减少土壤养分流失的价值和减轻泥沙淤积的价值。在土壤保持量的基础上,已有研究主要运用机会成本法来评估荒漠生态系统的土壤保育价值(表3)。杨丽雯等[27]以全国化肥平均价格2549元•t-1为价格参数,估算了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在减少氮、磷、钾养分流失方面的价值为4.277×107元•a-1;以全国水库工程单位库容成本0.67元•m-3为基础,估算了在减轻泥沙淤积方面的价值为2.4×106元•a-1。任鸿昌等[28]以相同的化肥价格参数,估算出中国西部荒漠生态系统在固定氮、磷、钾等营养物质循环中创造的价值分别为1.224×109元•a-1、8×106元•a-1和8.15×108元•a-1。
除了减少土壤养分流失和减轻泥沙淤积以外,荒漠生态系统的土壤保育价值还体现在沙尘化学循环的全球环境增益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从荒漠生态系统中吹走的沙尘会影响海洋浮游生物的净初级生产力、酸雨发生频率以及区域大气降水等[38-39]。沙尘增益是荒漠生态系统提供的最为独特的生态服务,但是,由于缺乏对沙尘化学循环的全球环境影响机理的深入研究,目前仍没有学者尝试评估这类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固碳释氧价值固碳释氧属于生态系统的一种气体调节服务。
生态系统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固定CO2,同时释放出O2,有利于维持大气中CO2和O2的动态平衡、减缓温室效应,以及为人类生存提供最基本条件[40]。已有研究主要首先估算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NPP),再利用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反应方程式来推算植被固定CO2和释放O2的物质量,即植物每生成1g干物质,就可以固定1.63gCO2、释放1.19gO2。学者们对O2释放量的核算并不存在异议,但是对CO2固定量的核算范围持有不同看法。其中,一部分学者[40-41]认为,生态系统的固碳量只包括植被的固碳量;另一部分学者[8,29]则认为,还应该包括土壤的固碳量。
Lal[42]对土壤碳吸收潜力的研究表明,沙漠的土壤碳积累率为0.2t•hm-2•a-1。荒漠生态系统中沙漠化土地面积占比高,因此,在核算整个系统的固碳量时有必要包括土壤的固碳量。与其他生态系统类似,荒漠生态系统固定CO2的价值主要采用碳税法、造林成本法、人工固定CO2法来评估,释放O2的价值主要采用工业制氧法、造林成本法来评估(表4)。杨丽雯等[27]运用碳税法和造林成本法对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的固碳价值进行了评估,计算出固定CO2的价值为2.3×107元•a-1,同时运用造林成本法和工业制氧法对释放O2的价值进行了核算,得出释放O2的价值为2.4×107元•a-1。任鸿昌等[28]运用碳税法估算了中国西部地区荒漠生态系统固定CO2的价值为1.9751×1010元•a-1,运用工业制氧法估算出释放O2的价值为2.1153×1010元•a-1。在此有必要说明两点:一是这些研究估算出的仅是植被固定CO2的价值,不包括土壤固定CO2的价值;二是相对于固定CO2和释放O2的物质量核算的精细,相关研究对价格参数的选取则过于粗糙,既没有对价格参数来源给予必要说明,也没有进行相应调整。例如,用碳税法来评估CO2的价值时,已有研究选取的碳税率多是2000年以前的水平,不但没有对碳税率数据的来源进行说明,而且没有根据价格水平与汇率水平的波动进行调整。近几年,碳排放权交易的国际市场(如欧盟的BlueNext交易所)已初步建立,利用碳排放权交易的最新动态价格来衡量CO2的价值,能够更为准确地评估生态系统固定CO2的价值。
2.3水资源调控价值
水资源是荒漠生态系统正常运转、保持生态平衡的限制性因素,也是荒漠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物质循环的重要载体[43]。荒漠生态系统的水资源调控价值主要表现为植被涵养水源和土壤凝结水。荒漠生态系统中在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常有大量植被分布,而植被具有涵养水源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拦蓄降水、补充地下水、调节径流和净化水质等[44]。由于难以直接核算植被涵养水源的价值,因此,通常采用替代工程法,即把涵养水源功能等效于一个蓄水工程,该工程的修建成本就是涵养水源的价值[45]。利用替代工程法评估水源涵养价值需要先估算水源涵养量。常运用水量平衡法来估算水源涵养量,也可根据土壤蓄水能力和区域径流量来估算[41]。杨丽雯等[27]采用水量平衡法估算了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为5.548×107m3,再运用替代工程法评估出涵养水源的价值为2.72×106元•a-1。
在荒漠地区,土壤凝结水是非常重要的水资源,具有显著的生态作用,是维持沙地表土和沙丘稳定的重要因素,是维系荒漠生态系统中主要食物链的水分来源,起到减少土壤蒸发损失的重要作用[46-48]。由于中国对荒漠地区凝结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49],目前国内学者在评估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并没有考虑土壤凝结水的价值。随着对荒漠生态系统中土壤凝结水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加深以及测量方法的不断完善,必然需要把土壤凝结水的价值纳入荒漠生态系统的水资源调控价值之中。
2.4生物多样性保育价值
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和其组成的系统的总体多样性和变异性,主要包括遗传多样性(或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层次。与其他环境资源一样,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主要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方面,其中,使用价值由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组成,非使用价值由选择价值、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组成[50]。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由“功能”维(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感知领域”维(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感知)和“存在状态”维(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状况)构成[51]。针对不同的价值需要运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具体来说,对生物多样性的使用价值多采用直接市场评价法,而对非使用价值多采用模拟市场法(如意愿评估法)。由于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难以对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进行较全面的评估,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意愿评估法从整体上大体估算生物多样性的非使用价值[52-53],很少有学者基于具体物种的价值来核算生物多样性价值。
有关荒漠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的研究较少。
Richardson[14]在估算加利福尼亚州荒漠的经济价值时,没有直接估算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而是以稀有物种的存在状况(稀少的、受威胁的、濒于灭绝的)来间接反映生物多样性价值。杨丽雯等[27]在评估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杨林的生态服务价值时,从动物栖息地、增加生物多样性、生物控制3个方面估算了该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价值为1.64×108元。可见,为了评估荒漠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育价值,还需要深入研究荒漠生态系统中代表性物种(特别是稀有野生动植物)的价值。
2.5旅游文化价值
荒漠生态系统的旅游文化服务是指为人们提供游憩、娱乐和文化欣赏及交流的场所,从而使人增长知识、消除疲劳、愉悦身心、认知文化。旅游文化价值评估的代表性方法有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和意愿评估法。费用支出法是一种实用的、基础的旅游文化价值核算方法,主要以游客的各种旅游费用支出的总和作为旅游文化的价值。旅行费用法是目前国际上主流的旅游文化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些学者就采用旅行费用法对荒漠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展了评估。运用旅行费用法,郭剑英等[54]评估出敦煌旅游资源2001年的国内旅游价值为7.896×108元;吕君等[55]估算出内蒙古四子王旗草原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为6.412×107元,是其旅游统计收入的12.27倍。也有学者运用意愿评估法来评价荒漠地区的旅游资源,如郭剑英等[56]运用该法估算出敦煌旅游资源2020年的非使用价值为1.2×107元。此外,吴月等[57]运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了阿拉善腾格里沙漠地质公园的旅游资源。
3存在问题与建议
荒漠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服务种类多样,把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主要分为防风固沙、土壤保育、水资源调控、固碳释氧、生物多样保育、旅游文化6类,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与评述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荒漠生态系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且多数研究习惯于套用相同的评价指标与价格参数应用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已有研究对森林、草地、耕地和水域等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却很少关注荒漠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虽然国内学者[5,16]建立了全国荒漠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但是表中参数很可能不适用于小区域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通常存在差异,而且荒漠生态系统自身也在不断演变,因此,针对特定地区开展小区域的荒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就显得很有必要。
[关键词]草原生态系统;旅游价值评估;剩余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08―0069―06
引言
要全面评估草原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很难为自然旅游资源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决策者们在旅游发展中难以完全预测到其隐含的游憩休闲价值,不可能准确地与第一、第二产业生产价值进行量化比较,在决策过程中经常性地被低估。这种忽略可能会使人们在草原旅游发展中盲目追求数量增长以及疏于游客管理,对生态系统安全造成威胁,为草原可持续发展付出代价。
草原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不是单个或部分要素对人类社会的有用性,而是各组成要素综合成生态系统之后,表现出来的有用性,王松霈认为这种资源具有整体有用性、空间固定性、用途多样性、持续有用性和负效应性等特征。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倾向于实地参观游览,而不满足于通过风光片等方式接触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草原的旅游价值是草原中植被、土壤、野生生物等综合为一个有机的草原生态系统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而绝非单个要素所能表现出来的。因此,对草原旅游价值的深入评估,能够促进人们科学理解草原旅游发展的服务价值,增强旅游环境保护意识。
1 草原生态系统旅游价值评估的方法
理论上旅游价值是满足人们心理或生理需求的精神损益,是一种虚幻的、不可度量的效用。但实践中人们根据替代花费、机会成本、支付意愿、边际效用等原理,利用相关市场的消费行为来评估景区旅游价值,这种意义上的旅游价值是一种替代价值。对于旅游价值的评估,孟永庆、陈应发介绍了森林旅游价值评估的8种方法,鲁春霞总结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评估方法,根据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进行草原旅游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有3类:即常规市场评估技术,包括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有效成本法等;替代(隐含)市场技术,其中有旅行费用法和享乐价格法等;模拟市场技术(又称假设市场技术),如条件价值法和选择试验法等。本文选择替代(隐含)市场技术中的旅行费用法来评估草原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
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Method),简称TCM,是目前国内外最流行的和最重要的一种生态系统旅游价值评估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户外旅游地的价值评估。TCM的思想最早是由霍特林(HaroldHotelling)提出的,1947年在他给美国公园服务管理者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一概念(Hanley,Spash,1993),但直到1958年才真正被引用到研究中(Clawson、Knetsch,1966)。TCM是通过观察人们的市场行为来推测他们显示的偏好,寻求利用相关市场的消费行为来评估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它通过旅行费用(如交通费用、门票和在旅游区的花费等)代替进入景区的价格,并通过这些费用资料,求出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剩余。因此,TCM最大的贡献是揭示并计算出某一生态系统旅游吸引的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可以理解为:对于一件商品或一项服务,使用者愿意为其支付的费用与实际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差额。计算消费者剩余可以将旅行实际费用作为一种“影子价格”,当影子价格增加时,游客人次将减少,这符合供给―需求曲线。
TCM可测算旅游者对某一地点的需求函数,此需求函数是指旅游吸引价格与购买数量之间的经验关系,即:
Q=f(p,x)
这里Q指购买的数量,P是价格,z代表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量,如收入、年龄、文化水平等等,这些变量可使需求曲线发生改变。
2 四子王旗草原旅游发展概况
四子王旗位于我国北部边疆,地理坐标为北纬41°10’―43°20’,东经110°20’―113°00’,地处乌兰察布高原地带,海拔为1000―2000米。草原面积广大、景观壮美,是本旗的核心旅游资源,现有草原面积20843平方公里,天然草原3200多万亩,从南向北有山地草原、低山丘陵波状平原草原、高平原荒漠草原、高平原半荒漠草原,以及沙地植被草原和沙泛地湖盆低地草甸草原。旅游业是其中主导产业之一,是旗政府“畜牧业富旗、旅游业强旗、矿产业大旗”的三大发展战略之一,格根塔拉旅游中心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4A级旅游景区。
3 四子王旗草原生态系统旅游价值评估
3.1 草原旅游客源地的划分及各客源地的万人游览率
(1)草原旅游客源地的划分。传统TCM客源地的划分是以研究区为中心,按距离远近分成若干个同心圆带,每个带即为一个客源地,同一客源地的旅行费用接近,距离不断增大则意味着旅行费用不断增大。但是,这种划分法很难操作。本文将以省级行政区作为划分的依据,以各省所在的省会城市作为各客源地的所在地。
(2)确定万人游览率。在评估外国游客的旅游价值时,仅用旅行费用支出代替其旅游价值,可以不计算消费者剩余和时间花费。这是因为,境外游客的距离远,花费大,根据消费者剩余规律,距离越远,旅行支出越大,则消费者剩余越小。而且,四子王旗外国旅游者所占的比例较小。因此,草原旅游价值评估中,外国消费者剩余可以忽略不计,时间价值也可以忽略。这里只估算国内草原旅游者的剩余价值。
根据四子王旗2004年旅游统计资料,2004年到四子王旗的游客总数为47万人次,其中外国人1.3万人次,国内游客为45.7万人次。分别各省统计其旅游者数量,在统计中结合各省2004年年末总人口数和四子王旗草原旅游者来源比例(按各省划分),计算出各省来四子王旗旅游的万人游览率(V)。计算公式如下:
V=各省旅游者来源比例×四子王旗当年国内
旅游者总人次÷各省总人口×10000 (1)
根据公式1,计算各省的万人游览率(V),计算结果见表1。考虑到其他省份的旅游者人次只占总人次的1.9%,受统计资料的影响,难以确定其所处的省份,所以本文将不对此类游客人次进行计算与分析。
3.2 统计各客源地旅游者的基本情况
主要统计以下数据:
(1)2004年各省(客源地)人均年收入(INC)。
(2)2004年各省(客源地)文化程度(ED),ED指各客源地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人数占万人人口的比例,其中,除台湾人的文化程度根据网上资料获 得外,其他省市均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3)2004年各客源地旅游者到四子王旗旅游花费的旅行时间,为了计算方便,旅行时间均按各客源地旅游者从省会城市乘坐火车到呼和浩特所需的往返时间(T1),然后再加上由呼和浩特到四子王旗旗府乌兰花所需要的往返时间(T2)。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中我们得知内蒙古的游客平均集中在距乌兰花6小时左右的车程内,对于台湾省,我们计算采用的交通工具是飞机。
(4)各客源地旅游者在四子王旗停留时间(T3),根据旗旅游局资料,来四子王旗的旅游者平均停留时间为1.5天,我们按36小时算。
因此,各客源地旅游者到四子王旗的旅游所花费的总时间(T)就是:旅游时间(T)=T1+T2+T3。统计结果见表2。
3.3 计算草原旅游者的旅游成本
旅游成本(TC)是各客源地到四子王旗的往返交通费、旅游时间机会成本、门票以及在四子王旗的消费额等等,由于四子王旗旅游景区目前还没有门票,所以不在计算之列。
(1)计算旅游交通成本。为了计算方便,2004年各客源地旅游者到四子王旗旅游往返交通费均按各客源地旅游者从省会城市乘坐火车到呼和浩特所需的往返交通费(TC1),然后再加上由呼和浩特到乌兰花所需要的往返交通费(TC2)。由于绝大多数旅游者并不是专门来四子王旗旅游,是多目的地的旅游者,一般他们还要游览昭君墓、响沙湾、成吉思汗陵等旅游景区,所以在计算旅行成本时要把TC:除以4,然后在加上TC2,即旅游交通成本:TC1/4+TC2,这才是四子王旗旅游者的旅游交通成本。
(2)计算旅游时间机会成本(TC3)。旅游时间机会成本(TC3)=旅游时间(T)×单位时间机会成本(薛达元等,1999)。单位时间机会成本用人均工作时收入代替,人均工作时收入是以2004年各客源地人均收入除以12个月,再除以30天,再除以24小时获得。和计算旅游交通成本一样,计算旅游时间机会成本时也要把T1,除以4,所以四子王旗旅游者的旅游时间机会成本(TC3)=(T1/4+T2+T3)×人均工作时收入。
(3)消费额。据四子王旗旅游局资料,2004年四子王旗的旅游者平均日消费额是362.9元人民币,在四子王旗平均停留1.5天,所以旅游者在四子王旗的平均消费额(TC4)为544.35元。
因此,四子王旗每个旅游者的旅游成本为=TC1/4+TC2+TC3+TC4,计算结果见表3。
在上述各项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找出游览率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式。可以采用回归分析法,从旅行成本、旅行时间等变量中找出与游览率最相关的因素。现已达到某种共识,认为采用半对数形式的关系式,即将旅游人次的对数与旅行成本等进行相关分析能得到最好的结果(OCED,1995)。所以本文在利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11.5建立数据库的基础上,将万人游览率的对数与社会经济因子进行回归拟合。采用的公式是:其中:Ig(v)是各客源地到草原旅游区的万人游览率对数;TC是全部旅行成本;INC是个人年均收入;ED是被调查者的文化水平;a、b、c、d、f是待定的常数或系数。
从公式2中可知,对某一旅游区来说,其总的旅游者的消费剩余,主要取决于费用与旅游人次。而旅游者人次的多少则受多因子制约,如各客源地总人口、各客源地的人均年收入、旅行时间、旅行成本、文化程度等等。利用SPSS11.5,分别建立各客源地万人游览率与其旅游成本、总人口(ZP)、旅行时间、文化程度等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见表4)。
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旅游率与各客源地的总人口、文化程度以及到草原旅游区所花费的旅行时间和旅行成本都具有显著相关性。其实,旅行时间对旅游率的影响体现在时间机会成本上,总人口的多少决定了一定区域经济总量上的人均年收入。因此,我们再次用万人游览率对数(Ig(v))与TC、INC和ED进行多元回归统计,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Ig(v)=2.630-0.00331TC+0.00005626INC
+0.0003387ED其中,n=20,F=10.256>F0.05(3,15)=3.29,方程的相关性显著。且四子王旗万人游览率对数与各客源地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而与旅行成本呈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旅游者人次的多少与各客源地的旅行成本、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有关。各客源地到四子王旗的旅行成本越高,则到四子王旗的旅游者人次越少,而到四子王旗旅游者人次则随着各客源地的人均收入水平及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增加。
3.5 建构草原旅游生态系统旅游价值评估模型
由于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如一年内)各客源地的人均收入、文化程度、交通条件等因子基本不变,因此可将其视为常数,故而,到四子王旗旅游者人次的多少随旅行费用的改变而增减。这样,就可以得到各客源地的万人游览率对数与旅游成本的方程为:
将各客源地的万人游览率对数值及旅行成本代人方程,求出各客源地的a值(见表5)。
在计算出各客源地。值的基础上,通过假定门票费用的不断增加来增加旅游成本费用,依据方程(公式4),求出包含不同门票价格的旅行费用所对应的各客源地万人游览率的修正值,进而求出不同门票价格下的2004年四子王旗旅游者总人次(见表6)。
根据所求出的旅游总人次(Y)与其对应的包含不同门票的旅行总费用(X)数据,通过对多个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分析,得知指数模型模拟最优。回归分析的结果如下:
相关指数R=0.9999,拟合程度特别高。通过这个指数方程(模型)我们得到如下的曲线图(见图1),这条曲线就是旅游消费需求曲线。
由于目前四子王旗草原旅游景区的门票为零,根据TCM技术特征和原理,这条曲线以下的所有面积均为四子王旗草原旅游区的消费者剩余。因为本研究的社会经济因子简化为单一因子――旅游成本(它的变动仅以门票的变动来指示),所以,根据公式5,四子王旗各客源地旅游者消费剩余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求得:
通过表6可知,当门票为1100元人民币时,到四子王旗草原旅游区旅游的人次为102人次,这说 明随着门票价格的上升,到四子王旗旅游的人次已经很少很少,尤其是在现实中,门票达到1100元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本研究近似地取门票的上限为1100元。再结合公式6,我们得到四子王旗草原旅游区总的旅游者消费剩余为5897.67万元人民币。
4 结论
旅游价值实质是消费者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 Pay),只有支付意愿才是“人们一切行为价值表达的自动指示器,才是一切商品和效益价值的唯一合适表达方法”。按照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观点,生态系统的旅游价值也可分为两部分: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旅游的利用价值,包括旅游者支出和旅游者消费剩余。非利用价值包括:(1)选择价值。人们不仅以支付意愿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现场旅游服务,而且愿意为自己未来支付一定的费用,以便把这种旅游服务的选择留给自己,这种为自己未来旅游的意愿支付即为旅游价值的选择价值;(2)遗产价值。遗产价值是指当代人为了把旅游遗产保留给子孙后代的支付意愿,因为人们不希望生态系统的旅游遗产在后代人能利用之前就完全损失掉;(3)存在价值。旅游的存在价值是人们为后代人保护生态系统和旅游环境的支付意愿,如人们愿意支付一定的资金为后代人保护生物多样性。这种伦理上的存在价值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关注和责任感。
基于此,本文认为草原旅游价值由草原旅游利用价值和草原旅游非利用价值构成,其计算式为:
草原旅游价值=草原旅游利用价值+草原旅游非利用价值=(旅游者支出+旅游者剩余)+(旅游选择价值+旅游遗产价值+旅游存在价值)
但是,草原旅游非利用价值的评估在实践中还难以实施,所以本文只研究草原旅游利用价值。故而,草原旅游价值:旅游者支出十旅游者剩余。旅游者支出就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实际支出,通过四子王旗旅游局的统计和费用支出法中的区内支出法,得知旅游者的消费支出即为目的地旅游收入,所以四子王旗的草原旅游利用价值=514+5897.67=6411.67万元人民币,是四子王旗草原旅游统计收入的12.47倍。
选择浙江省南部山区泰顺县作为研究区域,对全县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定量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及其区域分异规律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2012年全县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334.1×108元,是当年该县GDP的6.40倍,其中以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土壤保持服务价值为主,三者分别占总价值的62.35%、21.8%、7.16%,生态系统有着巨大的间接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极重要、很重要、重要区、一般重要区域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31.43%、34.57%、20.35%、13.64%,评估结果可为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生态保护关键区的确定以及生态保护和建设政策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InVEST模型;浙南山区;泰顺县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主要包括向社会经济系统输入有用物质和能量、接受和转化来自社会经济系统的废弃物,以及直接向人类社会成员提供服务[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自然资产核算是目前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和焦点。为了对这些价值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估,国内外基于各种时空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和理论探索[2~4]。初步建立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框架,探索了不同生态系统、不同服务类型的评估方法[5~8]。生态系统服务与权衡综合评价(integratedvaluationofecosystemservicesandtradeoffs,InVEST)模型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常用的工具,该模型运行较简单,并且已取得了良好的模拟效果[9~10]。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是针对区域典型生态系统,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分异规律,并明确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区域,目前对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的方法基本是按照环境保护部《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即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沙漠化控制、营养物质保持、海岸带防护功能6个方面进行评价,该评估在省级、流域、全国甚至全球尺度上可行,但在小尺度上就略显简单。
浙江省南部山区属于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划中的浙闽赣交界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重点保护区域,同时也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如何加强该区域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确定生态保护关键区以及针对不同区域制定相关生态保护和建设政策,均需进一步明确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极其空间分布。本研究选择泰顺县作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确定评估方法,定量评估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进一步分析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以期为权衡生态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重要基础数据,亦有助于将价值评估结果纳入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政绩考核体系。
1研究区概况
泰顺县土地总面积1762km2,属亚热带海洋季风型气候,年均气温16.1℃,年均降水量2008.8mm,年平均蒸发量1148.6mm。境内沟谷纵横,有大小溪流数百条,分属飞云江、交溪、沙埕港、鳌江四大水系。森林资源丰富,全县森林覆盖率为75.6%,有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山地灌丛等5个群落类型。除乌岩岭自然保护区内保护较完整的13.4km2原始森林外,其余基本都是次生林。土壤类型以红壤、黄壤、紫色土和水稻土为主。全县中度以上土壤侵蚀所占比例为25.09%,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1729.96t/(km2•a),属轻度水利侵蚀,水蚀的主要形式是坡面侵蚀和细沟、小切沟侵蚀,并伴有重力侵蚀和泥石流。
2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数据主要包括:①土地利用数据,以遥感影像作为基本信息源,结合2012年1:50000土地利用现状图、30m×30m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DEM)以及野外实测的地物光谱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资料,通过计算机解译和人工解译相结合的方法获得;②气候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局数据共享中心,包括2012年日平均温度、相对湿度、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等,降水量的空间分布格局通过ANUSPLIN插值软件[11]将研究区及周边共12个气象站点的降水量观测值进行插值获得;潜在蒸散(ET0)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1998年对Penman-Monteith模型的修订版本[12]计算获得;③土壤数据,通过对1:1000000土壤空间属性数据栅格化获得;④植物养分数据,来自遥感估测以及已有研究成果;⑤NPP(净初级生产力),采用周广胜等[13]的自然植被NPP模型得到;⑥产品供给及其他(如SO2、烟尘、工业粉尘排放量等)统计数据,主要来自《泰顺县统计年鉴2013》和泰顺县环境保护局,该研究以2012年为核算年。
2.2评价指标体系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和Haines-Youn等[14~15]生态系统服务分类基础上构建泰顺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产品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价值3大类17项指标构成(产品供给包括6项,表1包括11项),并采用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费用支出法等[16]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
2.3评价方法
2.3.1产品供给生态系统产品供给价值指环境资源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所需的价值。
2.3.2固碳释氧植物每生产1t干物质可以吸收1.63tCO2(CO2分子量中C元素的含量为27.27%),同时释放1.19tO2。生态系统的净化环境功能包括大气环境净化和水环境净化。大气环境净化主要考虑生态系统对SO2的吸收和滞尘功能的价值;水环境净化主要考虑生态系统对COD和氨氮净化功能的价值。用污染排放量分别乘以单位排放量的处理费用,即为生态系统环境净化功能的价值。SO2治理费用和除尘价格根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确定,生态系统年净化水质价值采用网格法得出的全国城市居民用水平均价格计算,水的净化费用为2.09元/t。
3结果与分析
3.1生态系统直接服务价值生态系统直接服务价值主要是指其产品供给服务所产生的价值。主要包括农业产品、林业产品、畜牧业产品、渔业产品、水资源利用和水电6项。农业产品主要指粮食、油料、药材、茶叶、水果和蔬菜;林业产品主要指油茶籽、笋干、板栗、木材和毛竹;畜牧业产品主要指猪肉、牛肉、羊肉、兔肉、禽肉、禽蛋、蜂蜜和牛奶;渔业产品主要指水产品;水资源利用主要指农业灌溉用水、林牧渔畜用水、工业用水、城镇公共用水、居民生活用水和生态与环境用水;水电是指泰顺县全年135个水电站的总发电量。依据《泰顺县统计年鉴2013》统计得到全县生态系统产品供给总价值为8.11×108元,其中农业产品产量为16.63×104t,总价值为5.67×108元;油茶籽、笋干、板栗产量共计0.36×104t,木材1.90×104m3,毛竹109.37×104根,林业产品总价值为0.43×108元;畜牧业产品产量为0.83×104t,总价值为1.52×108元;渔业产品产量为298t,总价值为429×104元;水资源利用总量为6615×104m3,总价值为3839.88×104元;水电发电量为6.89×108kWh,总价值为0.05×108元。
3.2生态系统间接服务价值及总价值固碳释氧服务价值:由自然植被NPP模型计算得到2012年泰顺县单位面积NPP为710.13g/(m2•a)(以C计),故全县NPP总量为125.12×104t/a,计算得到,2012年生态系统固碳价值为4.19×108元,释氧价值为4.92×108元,固碳释氧总价值为9.11×108元。营养物质保持服务价值:在营养物质保持量的计算中,以各气候带营养元素N、P、K在植物体中的质量分数为依据[20],结合当地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来计算泰顺县生态系统的N、P、K含量,分别为0.485%、0.054%、0.27%,计算得到,2012年泰顺县生态系统固氮量为6068.53t,固磷量为675.67t,固钾量为3378.36t,总营养物质保持功能的价值为1.3×108元。水源涵养服务价值:2012年泰顺县年均降水量为2162.75mm,年均潜在蒸散量为690.56mm,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为27.16×108m3,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价值为208.32×108。土壤保持服务价值:由1:1000000中国土壤数据库获取泰顺县不同土壤类型的N、P、K含量。计算得到,泰顺县土壤保持总量为6908.63×104t,保肥总量为88.4×104t,总经济价值为22.98×108元;因土壤保持功能减轻泥沙淤积量为0.12×108m3,经济价值0.94×108元,泰顺县土壤保持功能总价值为23.92×108元。气候调节服务价值:2012年泰顺县森林、草地和城市绿地等植被覆盖面积为1684.21km2,每公顷绿地夏季在周围环境中可吸收81.1×103kJ的热量,全县植被因蒸腾作用吸收的热量为136.59×108kJ,合379.42×104度电。全县水面年蒸发量为0.22×108m3,在气温25℃环境下,1m3水汽化为相同温度的水蒸气需消耗2.43×106kJ的热量,全县水面蒸发消耗的总热量为54.6×1012kJ,折合15.17×109度电。植物蒸腾和水面蒸发产生的经济价值为72.82×108元。环境净化服务价值:2012年泰顺县SO2排放总量为163.73t,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总量为174.69t,生态系统净化空气总经济价值为22.27×104元。全县废水排放总量为52.39×104t,全部直接排入自然界中,其中,COD排放量195.27t,氨氮排放量为1.36t。生态系统净化水质的价值为109.5×104元。文化旅游服务价值:泰顺旅游区面积占全县面积25%,拥有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飞云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承天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氡泉-九峰省级风景名胜区、三魁天关山省级森林公园、南浦溪市级风景名胜区等旅游区。全县2012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06×104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51×108元,其中接待国内游客205.8×104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0.48×108元;接待入境游客1605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281.21×104元。由表1可见,泰顺县生态系统间接服务价值为325.99×108元,其中,调节服务价值为315.48×108元,文化服务价值为10.51×108元。结合3.1节可知,泰顺县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334.1×108元,具体地,水源涵养价值为208.32×108元,占总价值的62.35%;气候调节价值为72.82×108元,占21.8%;土壤保持价值为23.92×108元,占7.16%。
3.3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综合评价根据泰顺县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特点,选择固碳释氧、营养物质保持、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等服务指标进行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综合评价,建立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采用综合指数法[21~22]对各评价指标分级赋值后进行等权重叠加,并将评价结果分为4级,即极重要、很重要、重要和一般重要。由图1可见,泰顺县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西北部的黄桥、乌岩岭、杨寮一带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最高,该区域为全县的多雨中心,加之乌岩岭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原始森林保护较为完整,森林植被覆盖度高,动植物种类十分丰富,是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极重要区,占全县总面积的31.43%;中北部的百丈镇、莜村镇以及南部仕阳镇一带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较高,该区域降水较为丰富,蒸散量低,植被覆盖度高,是水源涵养重要区,占全县总面积34.57%;其他区域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处于中等,这些区域城镇化水平较低,农村及农用地沿山间盆地及溪谷广泛分布,占全县总面积的20.35%;罗阳镇、泗溪镇、三魁镇、雅阳镇一带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最低,该区域地处山间盆地,属全县人口集中分布区,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和建设用地为主,占全县总面积的13.64%。
4讨论
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物质量评价法,另一类是价值量评价法[23]。本研究分别从物质量和价值量两方面对泰顺县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物质量评价法主要从物质量的角度对生态系统提供的各项服务进行定量评估,其特点是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价值量评价法是以货币价值量的角度对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进行定量评估,其结果易于纳入经济核算体系,可以从另一侧面展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进而保证持续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本文采用InVEST模型对泰顺县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定量评估,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能够较为精细地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差异及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该研究结果显示,泰顺县生态系统服务以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土壤保持为主,有着巨大的间接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极重要区面积为553.84km2,占全市总面积的31.43%,远大于目前县域的林地保护面积。随着泰顺县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用林地面积逐步增加,林地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日趋突出,加之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应该大力恢复和发展生态公益林,既能保持水源涵养功能,又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并积极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
泰顺县2012年全县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334.1×108元,是当年该县GDP的6.40倍,该比值高于国内外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如Costanza等[24]对全球生物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结果显示,1994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合当年世界GDP的1.82倍;Boumans等[25]利用全球生物圈复合模型(GUMBO)得出,2000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约为当年世界GDP的4.5倍;陈仲新等[26]把我国植被类型合并为若干个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并参考Costanza等包含16个生态系统类型的分类系统与17大类生态系统效益的分类方法及经济参数对1994年我国生态系统功能与效益进行了价值估算,结果表明,我国生态系统经济效益为当年GDP的1.73倍;吴珊珊等[27]通过构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体系,计算得出2004年渤海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当于环渤海地区GDP的1.73倍;欧阳志云等[11]提出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概念及核算方法,并估算出贵州省2010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当年全省GDP的4.30倍,比较发现,泰顺县生态系统在评价指标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依然有着巨大的服务价值。
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评估时间、评估指标选取、评估方法及参数的不同造成的。一方面,利用遥感技术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克服了传统生态统计方法以点代面的缺点,ANUSPLIN插值软件、Penman-Monteith模型、自然植被NPP模型等技术手段使得各项评估结果更能反映区域实际情况;但另一方面,遥感数据处理、模型运算精度、统计数据获取等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最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产生一定偏差。
关键词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CVM;岷江上游
中图分类号 S718.5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9-0143-03
森林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等生态服务功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计量研究方法和标准在国内外尚无统一定论[1-2]。
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由美国R.Davis于1963年首次提出,用于研究缅因州林地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之后,CVM逐渐地被广泛应用于计量自然资源的休憩娱乐、狩猎和美学效益的经济价值。20世纪80年代,CVM研究引入英国、挪威和瑞典,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法国和丹麦,90年代末引入中国。CVM通过进行模拟市场的调查,以辨明人们关于公共物品的偏好,从而推导公共物品的价值。
国外针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利用CVM做了较多的研究,从文献检索来看,我国的研究还正处于引进、探索、改进阶段,因此CVM方法在中国亟需进一步探索和发展[3-6]。
本研究试图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岷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以期为岷江上游森林生态补偿的实践和我国林业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岷江上游全长334 km,流域面积24 650 hm2,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川西高原的主体部位,由北向南蜿蜒流经松潘县、茂县、汶川县至都江堰,地形地势极为复杂,具有冬暖夏凉,日温差大,年温差小,高原型季风气候特征。该区物种丰富,有11个植被类型,2007年的森林覆盖率达到38.69%,与四川省的森林覆盖率相比,提高了近8个百分点。流域森林水源涵养、净化空气、固碳吸氧等功能,对减少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的泥沙流失、调节水量、保护农田、保障成都平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天府之国”的重要生态屏障。但由于岷江上游的地质条件变化频繁,具有较为明显的高度差,气候条件较为干旱,再加上人为的活动及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岷江上游的生态非常脆弱,是我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之一。因此,对其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将对岷江上游森林生态恢复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问卷设计与调查
2.1 调查问卷的设计
条件价值评估法是一种对个人的偏好估值技术,由于各种因素及条件的影响,该方法的准确性受到了一些限制,如调查方式、投标设计及抗议投标等[7-8]。本研究在2008年课题组调研的基础上,经过对调研数据的整理和问卷的修正,于2011年再次深入岷江流域,同时借鉴国内外的研究经验,并进行了严格的预调查,征求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各方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力争在多个方面将偏差对评估准确性的影响降到最低。问卷共分为3个部分,简要介绍了岷江上游生态环境现状和上游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下游的重要影响,以及居民对上游生态服务的最大支付意愿。
2.2 调查的开展
问卷调查是条件价值评估法的核心环节,对调查者的专业素质及经费要求较高,这也造成目前我国较少的学者开展相关研究的原因之一。本研究就条件价值评估法的调查实施角度而言,在岷江流域尚属第1次。调查研究采取面对面的方式,于2011年7—8月深入到都江堰、成都、崇州、眉山、乐山5个市进行了详尽调查。在各样点,根据人口数量及财政收入情况,按比例对调查的样本数量进行确定,样本的选择可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498份,回收有效问卷465份,有效率93.4%。
3 数据统计与分析
3.1 样本特征分析
样本中,男性276人,占总人数的59.4%,女性189人,占总人数的40.6%;从户籍来看,城市居民247人,占总人数的53.1%,农村居民218人,占总人数的46.9%;从年龄来看,25岁以下43人,占总人数的9.2%,25~45岁269人,占总人数的57.8%,45岁以上153人,占总人数的32.9%;从受教育年限来看,9年以下121人,占总人数的26.0%,9~12年236人,占总人数的50.8%,12年以上108人,占总数的23.2%;从家庭年收入来看,1.5万元以下183人,占总人数的39.4%,1.5万~3.0万元172人,占总人数的37.0%,3万~6万元99人,占总人数的21.3%,6万元以上11人,占总人数的2.4%;从职业来看,农民165人,占总人数的35.5%,公务员109人,占总人数的23.4%,工人、商人共101人,占总数的21.7%,教师和学生共21人,占4.5%,其他69人,占总数的14.8%。
3.2 岷江上游生态服务价值核算
调查样本中,322人愿意每年为岷江上游生态服务付费,支付意愿为69.25%,从户籍来看,城市居民支付意愿为80.1%,农村居民支付意愿为57.3%;从各投标点的投标情况来看,投标分布主要集中在100元以下,200元以上投标人数为0,各投标值的分布频率见表1。
根据表1中的支付意愿分布频率,可以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出岷江流域居民为上游森林生态服务平均每户每年的支付值:
E(WTP)=■AiPi=36.51元 (1)
式(1)中,E(WTP)表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付值大小,Ai表示投标的数额,Pi表示受访者选择该投标额的频率,n表示可被选择的投标点数,本文中n值取19。根据岷江流域现有家庭户数计算,2011年岷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是1.4亿元。
将本研究中的支付标准与国内外部分研究的结论进行比较,见表2。由表2可知,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中的支付意愿都明显偏低,表明研究区域经济水平可对WTP产生较大的影响。
3.3 平均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研究中当被调查者在被问到其支付意愿时,其都喜欢回答“愿意”或“不愿意”。因此,在此次的问卷调查中的备选答案时也按照此类设置进行设计,由此并借鉴国外先进研究经验,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来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人们支付意愿。Logistic模型函数形式为:
Pi=F(a+■bjXij)=1/1+exp■ (2)
式(2)中,Pi为居民支付意愿的概率,i表示的样本编号;a表示回归截距;j表示影响因素的编号;bj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m表示影响该概率因素的个数;Xij是解释变量,表示i个样本居民的第j种影响因素。
分析时可采用SPSS 13.0的统计软件,将岷江下游的居民是否愿意支付作为被解释变量,年龄(Xage)、受教育年限(Xedu)、家庭年收入(Xinc)、是否连续3年增收(Xcinc)、岷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个人的关系(Xcog)作为解释变量,结果见表3。
从表3的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岷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个人的关系”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最显著因素,认为上游环境变化与个人的关系越大,支付意愿越强烈;“是否连续3年增收”也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显著因素,说明居民的收入越稳定,对预期收入越高,支付意愿越强烈;“家庭年收入”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居民家庭年收入越高支付意愿越强烈;居民的年龄与支付意愿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且达到极显著水平;从对数似然值(318.292)、确定系数(0.333)、调整的确定系数(0.451)和模型预测准确率(82.9%)可以看出,该模型与实际值有较好的拟合度。
4 结论及建议
采用CVM对岷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的研究结果表民,在岷江流域的居民家庭中,有69.02%对岷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支付意愿,每户每年的平均支付意愿为36.51元,根据岷江流域现有的家庭户数进行计算,岷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每年的经济价值达到1.4亿元,岷江流域居民对环境的认识、收入高低及预期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
当前,“生态补偿”国际呼声越来越高,岷江流域要尽早实现生态产品“谁享用谁付费”,必须要不断加强环保宣传力度,普及生态环境知识,提高居民对环境的认识能力,力争岷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尽快形成。一是建立生态环境税费制度。对于纳税人来说,生态环境税对于其环境资金的筹集、正确环保意识的树立及资金来源稳定的保障意义比较重大,应在小流域的范围内开展试点工作,并逐步地总结并推广经验[9-12]。二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应在上级政府的协调下,岷江上游流域的地方政府应对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借鉴,制定出科学的定量考核办法,以对全流域上下游的利益进行补偿,形成上下游利益联动、紧密和谐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13-15]。三是进一步探索“造血型”生态补偿机制。根据长远发展的角度,必须对“造血型”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进行建立。以促使造血机能与自我发展机制的形成,充分地发挥其经济的潜能、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16]。四是发展森林生态补偿多元化融资渠道。鼓励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大力对生态补偿资金的筹措渠道进行拓宽[17]。对当前生态补偿的融资方式进行创新,广泛地引入外资,充分地对国外的先进经验进行借鉴,并对其投资的环境进行改善,促进外资市场的大力发展,科学地建立起一套生态补偿融资机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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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
一、国外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环境代价评估的发展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及对环境价值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发达国家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环境影响的代价意识较中国早。
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马歇尔首次在其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具体概念,庇古在其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与内容,并指出市场机制自身无法消除外部性,应该实行政府干预促使外部性内部化,进一步完善了外部性问题。庇古理论的实质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促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互持平,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随后帕累托、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系列性观点,并与庇古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成为环境代价的评估的理论基础。国外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展了环境代价的定量化评估研究和实践,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委托相关的研究机构就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经济影响开展了定量化的评估和计量工作。并已将由马歇尔、庇古等人形成的一系列外部性理论应用到了水、大气污染代价定量评估中。
自产业革命开始后,由资源开发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污染,而且还有比之更为严重的生态系统损害,这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和关注热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政府提出了要求环境破坏者补偿由此带来的环境代价。在这一背景环境下,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损失的评估计量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之带来的是有关的环境质量与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得以滋长生根。而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为评估环境的非使用价值或者说是不可直接计量的非使用价值(如存在、选择价值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学界逐渐完善了环境代价的评估体系。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还开展了重要污染物剂量―反应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以市场价值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代价评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在不同层面逐渐开展,挪威、法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研究工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组织力量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工作,制定核算办法。提出进行环境经济核算,建立环境卫星帐户,对国民经济帐户进行调整,把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统一起来,在各种案例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步形成有关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原则、概念、方法,并提供了包括SEEA―1993、SEEA―2000、SEEA―2003在内的三个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的核心―――环境代价评估在计算对象的内容上,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全球系统层次,从环境资源核算扩展环境服务核算,从经济效益核算扩展到人类福利核算。形成了以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为代表的新一代环境代价评估技术。
虽然不同的环境代价评估方法的得到了应用,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多是发达国家针对水资源开发、森林资源开发、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的估算,研究方面理论方法比较成熟、案例分析较多。而将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代价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这是因为国际上在注重环境代价核算时的这一、二十年来,世界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开发一般都没有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研究及其政府管制。因此,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在国际上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深度也不够。随着世界各国环境意识的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正在成为研究热点。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控制环境代价的制度问题一般被假设由市场机制所包容,并放在环境与资源框架内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二、国内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开发和利用非再生资源,不仅会消耗资源,而且还会带来生态破坏,产生环境损失,国内有学者已开始对资源自身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的补偿进行定量研究。雷明围绕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这一主题,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从投入―产出核算出发,提出一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应用问题如绿色GDP核算、绿色税费、资源―能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广成对此一体化核算体系还进行了实证。这些成果总的来讲仍是理论太强,可操作性太低,而且对矿产资源与环境资产价格的确定、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价值帐户的设置以及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连接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徐篙龄认为中国环境价值损失评估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对环境经济损失计量的目的和用途没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及这种计量缺乏充分而完备的可计算性。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进行环境损失评价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曹凤中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对污染损失的价值进行货币化,一般采用了基于成本的方法如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旅行成本法等评估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的程度。他认为这样基于成本的方法对支付意愿的估计偏低;二是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必须确定环境污染程度与健康损害间的剂量―反映关系,但我国却缺乏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源,因而使环境价值的评估缺乏真实性;三是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而他主张加强中国环境法律估算的方法学和综合研究。
此外,张金屯、黄广宇、青卫平、张坤民、陈妙江等则从区域或者城市的角度对其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估。这些研究虽然考察了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区域内生态和环境损害,但没有考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折耗和补偿问题,更没有考察跨区域的环境损失以及补偿问题,以致没有形成对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代价的全面核算。
目前,环境经济学家已开发出了不少对环境损害进行货币化评价的方法,新的文献仍在不断出现,并且其中的一些评估结果已被决策部门作为其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进行绿色GDP核算的依据。虽然这些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都根植于传统经济学,但它们又都包含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创新。在核算环境损害价值的过程中,传统上主要有三种核算技术:即总量假设估算法、结构分析法和综合总量分析法。这一思路虽然有用,但由于它省略了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中间规模层次,无法解决物质稀缺性与经济稀缺性不一致的矛盾,再加之,它存在不能贯彻“穷尽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等问题,因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最近有学者还提出了新的环境价值估算思路,目的是对己有研究思路进行完善。新的研究思路主要有由于江涛(1998)从宏观层次上提出的环境价值估算的索洛方程法和赵景柱等人(2004)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等中观层次提出的环境产品和服务经济价值的评估体系。张云(2007)对非再生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价值和环境损害价值补偿进行了研究。余振国、冯春涛、赵冉(2007)对煤炭开发的环境代价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我国明确尚没有出现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和核算制度方面的系统、全面、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现有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从国内外环境价值评估的实践看,常用的进行环境损害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基于市场价格来确定环境价值的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包括改进的人力资本法)、重置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基于替代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没有市场价格的环境物品价值的旅行费用法以及基于假设的市场来衡量环境质量及其变动价值的意愿调查法(CVM)等。虽然这些基本方法对准确评估环境损害价值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基本方法在进行具体评估时需要大量的数据、经费及时间等,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基于上述相关方法衡量的环境损害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估计类似环境影响的货币化价值的方法―成果参照法或称转移效益法((transferbenefit method)在环境价值评估中也被广泛使用,这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对我国的资源环境代价进行经济评价的过程中,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计算结果均不全面。如世界银行(1997)在研究我国环境损害经济价值时,都是围绕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评估,而没有对生态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而且它计算的主要是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而对其他污染基本没有计算。美国东西方中心(1990)在计算中也一直强调由于数据和信息缺乏,其计算结果是高度保守的;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的环境代价核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造成损失,而对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害没有综合的予以考虑;三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生产力的破坏在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但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外研究的结果差距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对污染引起早死的经济损失计量方法不同。国外主要采用WTP,而国内则主要采用人力资本法;四是对生态破坏的损失进行了初步测算并且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评估的主要内容又是围绕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害进行的,对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0―2002年会同国家测绘局、国家统计局、各省人民政府、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开展的西部和中东部生态环境调查显示,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西部和中东部分别相当于其GDP的13%、5%~
12%。因此,从己有的研究结果看,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全部GDP的7%~20%。
近一两年,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1949―2004年间的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了核算,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虽然我国针对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有了一些尝试和研究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仍处于探索阶段。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项目(编号:12120113006800);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2 0081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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