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法规的认识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对法律法规的认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

    1.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2.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

    3.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4.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用人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和劳动卫生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或者未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设施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对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致使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劳动者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对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18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用人单位强令劳动者违章冒险作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对女职工或者未成年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15日以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2.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

    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的无效合同，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无理阻挠劳动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职权，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篇2

面对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人类认识到必须改变传统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可以说，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指导我国社会发展的理论武器。作为发展之路的艰难探索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有着鲜明的“新”、“维”、“度”。

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之“新”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实行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论述都是真理。然而，有些地方或部门片面追求GDP 增长，把物质利益或财富、金钱的获得看作是发展的标志、政绩的标准，而无视在资源和环保上的代价，忘却了GDP 的增长是为了“人”。当前，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经济增长并没有消除贫困、失业和不公平现象，相反，却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冲突加剧，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当前，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加速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但这个“总体”实际是一个平均的概念，在这个平均的背后，还掩盖着许多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全面。也就是说，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不是建成了“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的小康社会。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广大人民既应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享有者，也应是社会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享有者。所以，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新”的发展指向：“以人为本”。也就是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宗旨和最终目的。当然，“以人为本”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断言人的需要和利益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有价值的和重要的，因此对非人类实体的关怀仅限于那些对人类有价值的实体。相反，“人本”意味着不“以神为本”，或“以自然神为本”；不“以官为本”，或“以上为本”、“以权为本”、“以管理为本”；不“以钱为本”，或“以生产为本”、“以GDP 为本”；也不“以大自然为本”，或“以生态为本”。可见，“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也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认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协调，人虽居于主导地位，是管理者，但决不意味着人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不守自然规律而随心所欲地驱使自然，安排自然，而要求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走信息化、生态化的新型工业化文明之路。因此，我们必须警惕人类中心主义滑入“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显然，“以人为本”体现了二者的平衡，体现着人们对发展问题的真理性把握的智慧。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之“维”

首先，“全面、协调”体现了“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事实表明，如果片面追求经济价值而不顾及其他，那么就必然会引起生态、社会等价值的流失和缺损。这是因为事物间存在普遍的物质（包括质量和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的相互作用。就相互作用必然引起参与相互作用之事物的物质和信息结构的改变这一情景来看，凡是相互作用过程都必然会伴有价值关系发生，因为价值关系存在的范围、相互作用存在的范围与事物(包括物质的和信息)存在的范围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而世界更是作为普遍联系着的统一体存在的，也就是说，价值现象绝不仅仅存在于以人的世界为参照的主客体关系中，它乃是一切事物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价值范畴重新界定，也就是价值是事物(物质、信息，包括信息的主观形态———精神)通过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实践已经表明，把价值存在的范围限定在以人的世界为参照的主客体关系的领域是一种片面的理论，仅仅在人的世界里无法找寻到解决全部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的答案，更不用说生态环境问题的答案。但不可否认，自然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和社会的价值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价值作用决不仅仅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多向的，并且有正价值、负价值、中性价值之分。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地把握各种价值关系，全面考虑各种发展中的价值因素，进而真正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发展的价值诉求。同时，我们还要协调各种价值关系，统筹各个方面的发展，力求实现正价值，避免产生负价值，以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总之，“全面、协调”发展的含义是强调在社会整体发展上，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价值的前提下，把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荣，维护生态平衡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和目标之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各项重大政策和规划时，要始终注意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始终注意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各种要素的协调发展，一切以促进“人—自然—社会”的统一和谐、全面发展为依归。

“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人类对发展的真理把握的巨大进步。可持续发展观的认识过程，可以说是对时代所传递的人类发展安全的价值真理的认识过程。

真理是人们对事物的存在、变化、发展的度与规律等本质规定的把握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又是一个信息活动过程，它是对认识对象的“度”与规律等本质规定的信息度的把握。真理信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体，是实现了的信息的质与量之度的统一，是事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在实践中实现了的辩证统

一。时展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表明，在一定限度内，发展是对生存的完善和促进，但超过这一限度，发展就反过来构成了对生存的威胁。这个“度”既包括发展规模也包括发展速度，映射在自然界，就是地球生态系统吐故纳新、自我修复的能力范围，也就是生态阈值。生态阈值是客观存在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波及整个人类的灾难性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

实践证明，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与仅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既不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更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发展的真理表明发展必须保持地球的负荷能力，保护地球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减缓非可再生资源的衰竭。总之，“可持续发展”表明了发展观对人类整体与长远生存安全的关切。

因此，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发展要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要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倡导人类福利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正，实施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生产，开展无害环境管理、发展循环经济等工作，这些都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真理对我们的实践要求。

三、“生态规律”：科学发展观之“度”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积极的、求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发展观，它更加强调发展要“好”字当头，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发展的科学之度其实就是在发展进程中强调发展的生态伦理，遵循发展的生态规律。

质、量与度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1〕（P313）“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相应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1〕（P314）这是因为变化超出其限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度是和规律范畴一样的范畴，认识了一事物的度也就是一定程度上认识、把握了规律。所以，对科学发展的生态规律之度的把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人们掌握真理的关键是一个在实践中把握事物存在发展变化的“度”的问题。马克思深刻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P47）因此，人也要按照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时候，能够按照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维护自然，在充当生产者的同时又具有维护者的主体地位。

正如彼得·弗莱布所说，科学家现在知道人与动物分离的断层并不像从前那样，任何对人的独特性的定义显然只是基于程度上的差别。这样，生态伦理要求我们自觉认识人的“度”在什么地方。所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重点，体现在对“生态伦理”的科学认识。

人之“度”要求我们敬畏自然。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已极其发达，人类已经具有了毁灭人类自身的能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许多人自然地产生了无须敬畏自然的思想，甚至有人蔑视自然。然而，我们应当尊重自然规律，倡导敬畏自然。这是因为，在大自然面前未被我们人类探察和认知的领域太多了，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不可否认，对于无限的宇宙、自然，人及人类历史是有限、有“度”的，或者说人类掌握的真理永远是相对真理，在绝对真理面前，不能不有敬畏的前提。

然而，“敬畏自然”的“人之度”要求我们不能“回避”矛盾，更不是“无为”和“消极怠工”，而是一种“从义出发，利以义取”、“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态度，要节制和规范人类对自然开发利用的不当和失范行为。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本质上重新审视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复杂关系，树立新的价值观，以全新的生态思维方式，重新调整人类的行为模式和实践活动，促使人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根源于、服从于生态环境系统，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的有序、协调、健康、持续的发展。同时，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保护、尊重和发展生态，合理开发和利用生态资源。

当前，信息化、工业化、生态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经过改革开放30 年的发展，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我国的“三化”融合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面对信息化的发展历史机遇，我们要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生态化三者的融合，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适合我国国情、加快实现和谐社会的历史选择。

总之，发展观是关于发展问题的理性认识，一个国家和地区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只有正确的意识被付诸生生不息的生活世界，才能真正变为创造世界的现实力量。为此，我们应该真正领会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从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新”、“维”、“度”。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医疗纠纷；法律法规；认知度；问卷调查；南充市；大学生

近年来，医疗纠纷愈演愈烈。为了解南充市在校大学生但对医疗纠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我们于2012年3月至4月对此进行了现况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南充市川北医学院、西华师范大学、南充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的各年级各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医疗纠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

2、研究方法

将三所高校的同学按专业分成医学、法学和其他三组，每组再按年级分层，再随机抽取相应寝室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自制问卷。

3、统计分析

采用SPSS17.0系统软件，完成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二、结果

1、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11份，有效回收率91.1%。其中，大一175人，占19.3%；大二261人，占28.8%；大三263人，占29.0%；大四207人，占22.8%。男生347人，占38.4%；女生557人，占61.6%。医学生553人，占59.0%；法学生54人，占6.0%；其他317人，占35.1%。

2、对医疗纠纷的主观认识情况

同学们对医疗纠纷及其处理程序了解甚少，自认为很了解和比较了解的仅0.4%和5.0%，绝大多数都只了解一些或不了解。但大部分同学都认为了解医患关系对今后生活有重要作用，仅2.3%的同学认为不重要，2.5%的同学选择了不清楚。

对于医疗纠纷的概念，大部分同学（76.1%）还是比较清楚的，但仍有部分同学对其产生了误解。如果发生了医疗纠纷，大部分人（67.3%）会选择走法律程序，部分（25.1%）选择私下解决。但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发生医疗纠纷后走法律程序的越来越少，而是采取私下协商解决的途径。【1】

对于目前的医患关系，绝大部分（88.3%）的同学都认为关系紧张。在医疗纠纷的特点上，普遍认为有医患冲突的激烈化、舆论向导的片面化、数量上的急剧增加和患方诉求上的功利化等特点。他们普遍认为，发生医疗纠纷的责任主要在于医患双方（76.9%），也有部分选择了患方（13.4%）或院方（4.8%），还有同学认为在于其他因素（4.7%）。在解决医患纠纷的主动权上，约一半（56.0%）同学认为主动权在于医患双方，近四分之一（24.8%）认为主要在于院方，少部分认为在患方或其他方面。对于解决医患纠纷的最佳时间，绝大多数都认为宜在萌芽阶段。

在对于患者拥有的权利方面，同学们多没有清晰的概念。就主要的自主决定权和知情同意权上就分别有51.4%和26.0%的同学没有选择到，尤其是在自主决定方面，这与目前以医方为主导的就医观念有关。

对于医疗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认同率最高的是医患双方沟通不够，其次为双方的认知差异的原因，再次为医护方处理上的欠缺和患方过高的期望值，还有过高的医疗费用。

对于防范医闹的根本措施，同学们的最主要的是加大医疗财政的投入和加快医疗体制的改革；其次是加强立法，疏通医疗纠纷的法律解决途径；然后是加快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和加强内部管理，构建医患和谐医院。

3、对医疗纠纷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

就整体来看，在医疗纠纷的分级标准方面，正确率仅为8.3%；对于抢救结束后补记病历的规定时间，正确率为21.5%；对于封存病历该由谁来保管的问题，正确率为71.4%；就患者有权复印的病历资料有哪些方面，正确率为 29.1%；对于患者自身特殊体质造成的损害是否为医疗事故的问题，正确率为63.7%；对疑似输血、输液、注射、药物等引起的不良后果对现场封存的实物该如何处置的问题，正确率17.9%；在危急情况下，当医方无法取得患者本人及近亲家属意见时可否行使单方行医权的问题，正确率为 37.7%；对需要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患者，医务人员应当口头还是书面告知的问题，正确率为 79.9%；对于不必要的医疗检查对患者是否算侵权的问题，正确率为61.8%；当患者精神脆弱或身体状况较差时，医护人员未直接告知其病情是否视为侵犯患者知情权的问题，正确率仅为18.6%。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以上这些回答当中，虽然我们尽量让同学们如实回答，但答案并不排除猜测、随机选择而选对的部分。也就是说，实际的知晓率可能比这些值还要低。

表1 各专业同学对医疗纠纷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认知情况

研究问题 项目 专业（计数及占各专业的分百比%） 值

P值

医学类 法学类 其他

医疗事故的分级标准 四级十等 35 （6.6） 14（25.9） 25 （7.9） 33.061 0.000

病例补记时间 6小时内 126（23.7） 11（20.4） 58 （18.3） 17.134 0.009

封存病例该由谁来保管 医疗机构 419（78.6） 34（63.0） 192（60.6） 48.647 0.000

患者有权复印的病例资料 客观部分 164（30.8） 18（33.3） 81 （25.6） 28.731 0.000

危急情况可否行单方行医权 可以 174（32.7） 26（48.1） 141（44.5） 40.127 0.000

非必要医疗检查是否算侵权 算侵权 289（54.3） 40（74.1） 230（72.6） 35.585 0.000

患者体质特殊造成的损害是否算医疗事故 不是 374（70.2） 32（59.3） 170（53.6） 35.995 0.000

4、关于医疗纠纷相关知识的认知途径

对于了解医疗纠纷的途径，有696人（76.9%）是通过网络途径，681人（75.2%）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424人（46.9%）是通过学校教育途径，421人（46.5%）通过报刊杂志，247人（27.3%）通过查阅书籍，还有72人（8.0%）通过其他途径了解相关知识。

对于所学课程中是否包含医疗方面法律课程及教育形式的问题，332人（37.3%）没有开设相关课程，有选修课的351人（39.5%），有知识讲座的231人（26.0%），有必修课的146人（16.4%），有其他教育形式的105人（11.8%）。

当问及学校是否有必要开设医疗方面的法制课程时，有494人（54.2%）认为有必要，375人（41.2%）认为很有必要，只有29人（3.2%）认为没必要。至于他们希望以哪些形式进行相关教学的问题，有674人（76.4%）希望通过多媒体再现真实场景，参与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587人（66.6%）选择了通过以案例为基础，以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式；413人（46.8%）选择了详细解析相关法律法规的方式；还有25人（2.8%）选择了其他方式。

三、讨论

1、对医疗纠纷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了解

尽管多数人都认为了解医疗纠纷相关情况及其法定处理程序很有必要，但其认知度却十分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医学生方面看存在着盲目乐观，缺乏危机意识，尚未意识到医疗纠纷的严重性的情况。还有部分医学生消极回避，认为了解也没办法改变，眼不见为净。此外，缺乏公众引导，自主学习了解的意识不强，或是没有找到适合的途径等，这是目前最为普遍的一种状态，同时也是亟待我们解决的一大问题。从非医学生方面看，这种情况就更容易解释了。他们大都认为医疗纠纷离自己很远，跟自己没多大关系，或者是不感兴趣，所以就很少关注。即使有些法学学子对相关法律法规有所涉及，但其主攻方面多不在此，也只是略知一二。

2、医疗纠纷的认知途径有限，教育形式单一

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有关医事法的仅一些选修课和极少的知识讲座。此外同学们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大多是网络媒体和报刊杂志，且缺乏客观性和系统性。

3、对策

（1）增强高校医疗纠纷教育

①各高校尤其是医学院校合理设置相关课程，改善教学方式，提供更多便捷有效的知识平台来进行教育宣传。

②邀请临床经验丰富的相关专业人士作知识讲座。

③医学生可利用课余时间提前进入临床见习，特别是医患纠纷办公室，多了解现今的医患状况。

④通过网络、媒体、相关节目专栏等平台宣讲正规的处理规程。

（2）发动社会团体的力量

就目前而言，能对群众开展的科学、系统地宣传医事法的相关知识的团体几乎是空白的。因为无知他们曲解法律、抵触法律，所以在医疗纠纷发生以后他们不懂得也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且，相关工作人员对学习、运用医事法的重视度也不够。目前医事法普及的方式比较局限：当前普法人员多采用牵挂横幅、街头搭建桌椅广播宣传，然收效甚微。[2]所以，对社会群体的医事法普及工作还有很长的路。政府相关部门应呼吁全社会的关注，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创建更多便捷的知识平台。同时同过完善医疗体制，扩大医疗资源，提高医方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等切实有效的途径来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桐乡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医患纠纷的现状及思考http：///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975 2009-08-20

[2] 谭春燕、袁梅、陈健等. 医事法普及教育活动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川北医学院学报，2011，26（1）：97-99.

[3] 康江、王光明. 如何正确看待和解决医患纠纷[N]泸州日报，2008-05-12.

[4] 刘海英、唐正利等. 门急诊护理人员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认知程度的调查与分析，2004，2（12）；62-63.

[5] 蒋广根. 医科生医德认知度影响因素分析[J]医学与哲学：2007，28（9）

篇4

一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颁布之初分别对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活动作了原则性规定。此后，为了增强民行检察业务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先后针对民事审判程序抗诉工作、行政诉讼监督工作以及人民检察院的公开审查程序规则作了暂行性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出台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范围内缓解了民行检察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冲突，同时也为《规则》的颁布做了经验上的准备。可以说《规则》是在前述一系列规定的基础之上，吸纳了有关近年来民行检察的研究成果而形成的，有较强的先进性、系统性和实践性。具有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1、确立了民行检察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办案原则

《规则》的第二条将人民检察院进行民行检察监督的价值定位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一定位回答了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检察监督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将检察监督置于超脱的法律地位。人民检察院既不是诉讼当事人，又不是一方当事人的人，而是居中的法律监督者，其介入民事诉讼不会引起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衡”。与传统的“维护司法公正”和“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价值取向相比，《规则》的规定更趋于多元化、系统化。且这一多元的价值体系是统一的，皆明确了检察监督具有国家强权干预私法的性质。同时价值取向之间又有一定的位阶，置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其余为次位阶价值取向。当次位阶的价值取向与高位价值取向相冲突时，自然服从高位阶的价值取向。深刻领会此价值体系的本质内涵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规则》中各项规定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规则》。举例说，《规则》的第四条第四项规定“人民检察院自行发现”可以作为人民检察院受理民行检察案件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是否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以公权力的方式干预私法呢？回答显然不是。比如当事人已对民事权利义务达成和解协议或是双方均表示服判息诉，且已生效的判决不危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人民检察院就没有“发现”的必要。此时，“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就超越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处分原则，而“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就必须在“私法自治”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由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律和特征所决定的。

《规则》在总则中的另一显著规定是在第三条将“公开、公正、合法”的原则确立为民行检察的办案原则，这一规定是民行检察走向成熟和理性的重要标志。大家知道，在民行检察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推动此项工作深入广泛地开展，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敢抗、会抗、抗准”的办案原则，旨在要求广大民行干警在思想上消除“检法一家”的顾虑，大胆开创新的工作局面。应该说这一策略对近年来民行检察工作的发展起了政策上的动员作用。但是随着民行检察的视野不断开阔，随着程序正义的司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以“敢抗、会抗、抗准”来作为执法的指导性意见，则显得力所不逮。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将“公开、公正、合法”的原则写进了《公开审查程序规则》之中，这次又将此三项原则原本地移植到《规则》中来，以此作为人民检察院办理民行案件的整体性指导意见，这一举措代表了民行检察发展的方向，提升了民行检察的理论层次。

2、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

纵观法学界，对于民行检察的探讨大都局限于民行检察在程序上的矫正功能，如检察抗诉引起再审程序是否具有合理性等，而鲜有对民行检察这一制度设计本身的检讨。可以认为，在《规则》颁布以前，有关民行检察自身的程序性要求几近荒芜，仅仅是在《公开审查程序规则》中有零碎的反映。此次《规则》的出台在程序正义方面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1）、程序的时序性方面。《规则》从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的来源开始到申诉案件的立案、审查、提请抗诉、抗诉、出庭等一系列环节，清晰、系统地展示了民行检察的办案流程，在程序的时序性方面表现为时间顺序上的递进性和不可逆转性，将散落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暂行规定之中的和两大诉讼法有关检察监督的原则性规定之中的相关程序事项在时序上统一于一个整体，增强了可操作性，体现了《规则》的严谨和规范。

（2）、程序的公正性方面。我们知道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正义的核心要求。这里所谓的公正性是要求人民检察院对申诉的民事、行政案件要保持中立性，不偏袒任何一方。《规则》的总则中所确立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办案原则都有此项要求。不仅如此，这种程序的公正性理念同样渗透在分则的相关规定之中，比如《规则》第十三条的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等等。

（3）、程序的期限性方面。程序的期限性是指程序正义的重要内涵之一，法谚称“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就是这个道理。实践中，民行检察的办案期限长严重地制约了此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当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程序复杂、效率低下等，但缺乏程序的期限性规定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次《规则》的出台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有关此方面的规定在《规则》中比比皆是，如第九条关于受理后应当作出处理的期限、第十二条受理后应当作出立案的期限、第十四条有关案件审查终结的期限等等，不一而足。上述的这些内容都表明了《规则》已经将程序正义的理念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规则》的理论品味。

3、拓展了民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抗诉是我国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唯一方式。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人民检察院仅仅依靠此项手段并不能完全有效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能，如对原裁定确有错误，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或者对与民事审判活动、行政诉讼活动无关的国家机关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存在制度隐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就没有明确的依据。《规则》在第八章规定了检察建议的监督途径，拓展了民行检察的监督方式和工作空间。

对于理论界讨论的“提起诉讼”和“执行和解”两种监督方式，《规则》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没有予以采纳。其原因是“提起诉讼”的方式与现行《民事诉讼法》相抵触，而“执行和解”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特定称谓，以当事人的自愿原则为前提，不涉及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

4、对抗诉条件进行了细化，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条件，但是对这些抗诉条件作何种理解，在实践中有许多不同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执行的效果。基于此，《规则》对两大诉讼法所规定的抗诉条件进行了细化，如《规则》的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等四则条文。以上条文的内容为我们如何统一认识和正确把握抗诉条件提供了参照系。

无疑，《规则》出台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是尤其深远的，涉及的成功方面仍有很多。例如对人民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权作了必要的限制；对抗诉的审级问题认同了“同级抗同级审”和“同级抗下级审”的审级模式；对长期困绕我们工作的文书格式作了规范和统一等，此处因篇幅有限，略去不论。

二

和任何一部法律或规范性文件一样，《规则》同样不能称之为完美。除了一般的如规范模糊（第六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项）等立法技术性问题之外，我们认为《规则》的不少规定仍有探讨的余地，现择要兹述如下：

1、价值取向的理想化与规范选择的现实性冲突

《规则》在总则第二条规定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是民行检察的最终追求和理想所在，分则的许多规范都是也理应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基本价值取向的，但遗憾的是我们仍然看到了不和谐的音符。如《规则》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但处理结果影响不大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抗诉决定”。毫无疑问，该条规范的选择是受司法实务化的影响，适当地考虑了诉讼的效益问题。但是恰恰是这一选择告诉我们被《规则》总则奉为终极价值追求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应当（请注意，《规则》用的是“应当”，而不是“可以”）让位于司法实务的要求，这是否说明《规则》总则确立的价值体系被一种实务性选择所粉碎呢？还是启发我们去重新审视《规则》所确立的价值体系！

2、把受理和立案的条件规定为不同的情形似为不妥

《规则》第二章的第五条和第三章的第十五条分别规定了民行检察的受理条件和立案条件。由此可见，《规则》认为受理和立案的范畴应是有所区别的。那么这种区分是否有合理性呢？来分析一下。首先看民事诉讼法理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受理和立案的范围应当是同一的，这可以由《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和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得以印证。所不同的是受理是人民法院起诉条件审查完结的标志，而立案是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起点；其次来看民行检察的司法实践，《规则》对受理的条件和立案的条件作了不同的界定，考察立案的条件，除第四项规定之外都是一种法律上的拟制，比如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可能错误等等，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已。这就是说适用《规则》现有的规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对受理的案件并不必然导致立案，这给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带来了困难。这是因为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对任何一个申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在未经实体审查之前都是可能存在错误的，这是法律上的拟制。而当申诉案件进入受理阶段以后，我们若未经立案审查如何能判断案件的实体上不可能有错误呢？既然如此，《规则》把受理与立案的条件作不同的界定就没有法理基础和实践基础，那么这种制度的设计是不是要重新选择？

3、取消法庭调查活动与人民检察院必要的调查取证活动如何衔接

篇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已于2001年6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7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二一年六月七日

为切实保护专利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有关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

提出申请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专利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被许可人中，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在专利权人不申请的情况下，可以提出申请。

第二条 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应当向有专利侵权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第三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应当递交书面申请状；申请状应当载明当事人及其基本情况、申请的具体内容、范围和理由等事项。申请的理由包括有关行为如不及时制止会使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具体说明。

第四条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证据：

（一）专利权人应当提交证明其专利权真实有效的文件，包括专利证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专利年费交纳凭证。提出的申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具的检索报告。

（二）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供有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及其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的证明材料，未经备案的应当提交专利权人的证明，或者证明其享有权利的其他证据。

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单独提出申请的，应当提交专利权人放弃申请的证明材料。

专利财产权利的继承人应当提交已经继承或者正在继承的证据材料。

（三）提交证明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的证据，包括被控侵权产品以及专利技术与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对比材料等。

第五条 人民法院作出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裁定事项，应当限于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的范围。

第六条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当事人提供保证、抵押等形式的担保合理、有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

人民法院确定担保范围时，应当考虑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所涉及产品的销售收入，以及合理的仓储、保管等费用；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失，以及人员工资等合理费用支出；其他因素。

第七条 在执行停止有关行为裁定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因采取该项措施造成更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追加相应的担保。申请人不追加担保的，解除有关停止措施。

第八条 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裁定所采取的措施，不因被申请人提出反担保而解除。

第九条 人民法院接受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第四条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裁定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人民法院在前述期限内，需要对有关事实进行核对的，可以传唤单方或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然后再及时作出裁定。

人民法院作出诉前责令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应当及时通知被申请人，至迟不得超过五日。

第十条 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之日起十日内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复议申请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

（一）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专利权；

（二）不采取有关措施，是否会给申请人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三）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责令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十二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解除裁定采取的措施。

第十三条 申请人不起诉或者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被申请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申请人赔偿，也可以在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起的专利权侵权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第十四条 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终审法律文书生效时止。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案情，确定具体期限；期限届满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仍可作出继续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

第十五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民法院责令停止有关行为裁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执行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措施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同时进行证据保全。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进行财产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