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动态管理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的动态管理，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作者简介：刘传江，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通讯作者：黄桂然，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研究”（编号：70973092）资助。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构建区域竞争力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测度出重庆市1998-2010年区域竞争力指数后，基于VAR模型，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对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动态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重庆市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的脉冲响应函数不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竞争力冲击响应的滞后期长且总体影响为正，区域竞争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竞争力的预测方差贡献度较小，而区域竞争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预测方差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竞争力；VAR模型；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116-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18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必然趋势。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全国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已达到2.61亿人。而重庆市是中国农村人口最多的直辖市，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自1997年直辖以来通过启动“百劳工程”等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发展劳务经济，转移数量从1998年的355.40万人上升到2010年的901万人。与此同时，重庆市的区域竞争力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98-2004年间重庆市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排名上升了2位［1］，《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2］指出“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在全国排名由25位上升到了2010年的第19位。那么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够促进重庆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1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研究主要涉及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以及地区差距两方面。大量文献均证实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显著改善，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3-4］。贾伟［5］、严超［6］和蒲艳萍等［7］分别通过使用全国和重庆市的劳动力迁移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劳动力迁移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和合理配置土地等基本资源方面有正向作用。

而劳动力转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还存在争议，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会缩小地区间工资差异和资源禀赋差异，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距收敛。但根据各地区的资料实证分析结果并不完全和这一理论相符，大部分研究证明劳动力转移缩小了地区差距。段平忠和刘传江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指出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差距的收敛作用明显［8］，樊纲［9］、王小鲁［10］、姚枝仲［11］、Shioji［12］、Rappaport［13］、Evans［14］等分别对全国、重庆市、日本、开放型国家和美国的研究也都支持这一结论。而Barro和SalaiMartin通过研究认为美国的高劳动力迁移率还不足以影响经济趋同和缩小地区差距［15］，王飞和孙自铎等也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地区间居民收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的差距。针对这一“迁移谜题”许召元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劳动力转移之所以在有些地区扩大收入差距而有些地区缩小差距的原因在于资本的外部性和拥挤效应的相对大小以及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技能差异。

上述研究采用各种计量回归模型证实了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转移是否能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但是没有从区域竞争力的角度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重庆市1998-2010年的数据首先度量区域竞争力指数，然后根据重庆市统计局和农业局提供的年度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建立VAR模型，对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刘传江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动态关系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2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变化趋势2.1区域竞争力的度量

区域竞争力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目前尚无可直接利用的重庆市区域竞争力数据，本文采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来计算区域竞争力指数，根据区域竞争力的理论和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从经济基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和国民素质等方面构建了一套包括4个递阶层次共49个指标的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计算重庆市1998-2010年区域竞争力指数。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准则层的竞争力指数，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准则层的权重指数，最后利用综合评价模型来确定重庆市的区域竞争力发展趋势。指标体系中所用数据均来源于1999-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重庆统计年鉴》。

2.2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变化趋势

从总量分析，如图1所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扩大，1998年重庆市仅转移农村劳动力355万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18.37%，之后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2002年已突破500万，2010年农村劳动力迁移人口已高达901万，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提高到66.49%，劳动力转移年表1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1Evaluating indicator system of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目标层

Target layer准则层

Criterion layer子准则层

篇2

【题目】滴滴出行企业劳动关系问题探析

【第一章】平台型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研究绪论

【2.1-2.2】劳动关系的内涵与本质

【2.3-2.4】新型劳动关系的相关研究

【第三章】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分析

【第四章】网络平台企业的新型劳动关系探索性研究

篇3

关键词：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价值形态功能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施政主体的劳动要素不健全和结构搭配不合理而产生的低效、负效情况屡见不鲜。同时，由于对劳动效果评价不准和判断失误而导致施政活动进人无谓重复、恶性循环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有必要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和效果形态加以深人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

人类劳动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态，即潜在形态的劳动、流动形态的劳动和凝结(物化)形态的劳动。行政弓彗谁里人员的劳动也不外乎这三种形态，只不过共性之外更具有鲜明的个性罢了。

1.潜在形态的劳动。所谓潜在形态的劳动，是指行政管理人员自身所特有的施政劳动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观察预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联络能力、疏导渗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参谋咨询能力、开拓进取能力、理论研究能力。

2.流动形态的劳动。行政管理人员在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进行工作时，潜在形态的劳动便转化为流动形态的劳动，具体表现为“读、谈、讲、写、做”五种形式:“读”是一种知识性劳动，既是劳动能力的输出，又是劳动能力的积累，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先学一步，不断更新、拓展、充实自己的知识，在读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谈”是一种艺术性工作，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协商对话、家庭访问等形式，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化解各种矛盾，这是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讲”是一种职业性劳动，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学习、宣讲、报告等形式不断地向群众宣传先进意识、科学知识和各项方针、政策、法规、措施，取得理想的施政效果;“写”是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不可或缺的一种文秘性劳动;“做”是一种事务性劳动，往往展示行政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榜样感召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员所进行的流动形态的劳动，虽说纷繁杂乱，但这是他们直接创造价值的重要一面。

3.凝结形态的劳动。流动劳动消耗的结果，便转化为凝结形态的劳动，或叫物化了的劳动。大体表现为人们认识能力的增强，思想觉悟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生产劳动积极性的焕发，政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以及由此派生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等等，这是施政工作的最终产品。衡量施政工作效果的大小，主要以行政管理人员的凝结形态的劳动为标志。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一种具有特质的社会性劳动，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即政策性、抽象性、创造性、忘我性。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是一种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忘我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甘为人民的“儒子牛”精神，是行政管理人员最起码的职业要求。

二、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价值形态

1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从行政管理人员工作所影响的范围划分，执政效果可分为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全社会受益的施政效果，叫宏观效果。某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行业受益的执政效果叫微观效果。宏观施政效果包含微观效果，微观施政效果量的积累构成宏观效果。行政管理人员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各单位、各部门、各行业微观施政效果的大量积累，形成社会性的宏观效果。在某种情势下，要获得较大的宏观施政效果，往往要牺牲某些单位和部门的既得利益，暂时影响该单位的和部门的微观施政效果。这就要求该单位、该部门的同志顾全大局，努力工作，决不能把谋取本单位的微观施政效果建立在损害全社会的宏观效果之上。

2.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按某一层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付出的一定劳动量，首先可以获得两个方面的施政效果:一是主体效果，即行政管理人员通过施政实践积累了知识，丰富了经验，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二是客体效果，即通过有效施政激发了工作对象的生产积极性，给本单位带来了效益，我们把某一层次行政系统所获得主体效果与客体效果之和称为直接施政效果。

随着该系统工作人员更加卓有成效地工作，他们创造的施政经验，还会影响和带动其它系统与部门获得理想的施政效果，这种“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五枝十枝花”的效应，我们把它称作间接施政效果。由于间接施政效果是在波及和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又称为波及效果。这种波及效果连锁反应，再波及到其它行业和层次所产生的效果，可称为扩波及政工效果。

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自身的艰苦劳动，创造直接施政效果，加速间接施政效果的波及与扩波及，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3.隐效果与显效果。按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价值形态划分，可分为隐效果与显效果。行政管理人员虽然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但他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去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从初层次来说，解决了一个或几个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从深层次来说，引起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这些存在于人头脑中新确立的主观精神，直接支配工作对象的行为，这是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价值的内在表现形态。由于这种施政效果并未游离出人体之外，故称为隐效果。

人们思想境界的升华和付诸于实践，必然用语言、情绪、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最终表现为群众积极性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这种由精神价值形态转化为物质价值形态，称为显效果。

一般说来，行政管理工作的隐效果决定显效果，思想支配行动，行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但显效果对隐效果有巨大的反作用，社会实践又可以促进思想理论的升华，使思想认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使施政目标、内容、措施有机融合其中。

4.独创性效果与共存性效果。按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来划分，可分为独创性效果与共存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员依照自己的工作范围进行工作所产生的施政效果为独创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员配合其它社会工作交叉产生的共同效果为共有性效果。行政替理工作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绝对意义上的独立性施政效果是不存在的，它们两者之间是既相互交又、又相对独立的关系。

三、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价值功能

1.目标导向功能。施政效果以价值的形态出现，既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也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它在目标方向、时空、效率等方面都有相对的质量规定，施政效果的目标方向特性，决定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效能。公式为:劳动效能=目标方向X工作效率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施政目标方向正确，施政效率越高，施政效能也越高;反之，工作效率越高，施政效能就可能是减值、零值或负值。行政管理系统目标的方向特性，客观上要求正确、清晰，这对于提高行政管理工作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权威性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篇4

阜新市中心医院麻醉科，辽宁阜新 123000

[摘要] 目的 观察瑞芬太尼对老年高血压病人全麻诱导后气管插管时的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方法 择期拟行胃肠肿瘤切除手术的老年高血压患者50例，年龄65~75岁。随机分为瑞芬太尼组(R组)和芬太尼组(F组)，每组25例。分别记录两组麻醉诱导前(T0)、诱导后(T1)、气管插管即刻(T2)及插管后1 min(T3)、3 min(T4)、5 min(T5)的MAP和HR。结果 与T0时比较，两组T1时MAP明显下降，HR明显减慢（P<0.05），T2、T3时F组MAP明显升高，HR明显增快（P>0.05）；T2、T3时R组MAP明显低于、HR明显慢于F组（P<0.05）；T4、T5时R组MAP明显高于F组（P<0.05）H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瑞芬太尼适用于老年高血压病人的麻醉诱导，能有效地抑制气管插管引起的心血管反应，更好地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

[

关键词 ] 瑞芬太尼；老年患者；高血压；气管插管；血流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 R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3（a）-0025-02

Effects of remifentanil infusion on intratracheal tube hemodynamic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TONG Baofeng YANG Kai SUN Ya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Liaoning Provincial Central Hospital，Liaoning 12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remifentanil infusion on intratracheal tube hemodynamic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 Methods Fifty ASA Ⅰor Ⅱ patients (Mallampati Ⅰ or Ⅱ)，aged 65-75 yr， scheduled for elective radical mastectomy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were randomized into 2 groups (n=25 each): the remifentanil group (group R) and fentanyl group (group F). Heart rate and mean artery pressure were recorded before induction (T0)， after induction (T1)， at the same time ， intubated (T2)， at 1min after intubation (T3)， 3min (T4)， 5min (T5). Results Mean artery pressure in two groups of T1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T0， Heart rate was significantly slower (P<0.05); Mean artery pressure in two groups of F ( T2 and T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 Heart rate was significantly faster (P>0.05); Mean artery pressure in two groups of R ( T2 and T3)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roup F， Heart rate was significantly slower than group F (P<0.05); Mean artery pressure in two groups of R ( T4 and T5)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roup F (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R （P>0.05）.Conclusion Induction of anesthesia with remifentanil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ardiovascular reaction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tracheal intubation， to better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hemodynamics.

[Key words] Remifentanil; Elderly patients ；Elevated blood pressure；Intratracheal tube; Hemodynamics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高血压已经成为国人十大疾病之首，老年高血压患者在工作中的比例将越来越大。如何降低这一人群气管插管时的心血管反映，保持血流动力学稳定，一直是麻醉医师面临的实际问题[1]。本研究观察了瑞芬太尼与芬太尼对老年高血压患者气管插管时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以探讨更安全的诱导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选取2012年3月—2013年6月，本院拟行气管插管全麻下行胃肠肿瘤切除术（根治术）患者50例，ASA II~III级，体重指数<30kg/m2，Mallampati分级I~II级，年龄65~75岁，男27例，女23例。高血压I期41例，高血压II期9例。心、肺、肝、肾等功能未见明显异常，无糖尿病。随机分为瑞芬太尼组(R组)和芬太尼组(F组)，每组25例。所有患者均口服降压药至术前单日早晨。

1.2 麻醉方法

患者入室后开放静脉，常规补液，吸氧，监测ECG、BP、HR和SPO2。两组均提前静脉注射咪达唑仑0.03mg/kg，面罩吸氧去氮5 min（基础值），采用依托咪酯0.25mg/kg，R组瑞芬太尼1μg/kg（注药时间60 s），F组芬太尼2μg/kg，罗库溴铵0.6mg/kg依次缓慢诱导，90 s后行气管插管（由同一有经验的麻醉医师操作）。气管插管后行机械通气，潮气量设置为8~10 mL/kg，吸呼比1:2，呼吸频率12~14次/min，维持PETCO235~40 mm Hg。

1.3 观察指标

记录麻醉诱导前基础值(T0)、诱导后(T1)、气管插管即刻(T2)及插管后1 min(T3)、3 min(T4)、5 min(T5)个时间点的MAP和HR。

1.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一般情况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血流动力学变化与T0时比较，两组T1时MAP明显下降，HR明显减慢（P<0.05），T2、T3时F组MAP明显升高，HR明显增快（P>0.05）；R组T2~ T5时MAP和H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T3时R组MAP明显低于、HR明显慢于F组（P<0.05）；T4、T5时R组MAP明显高于F组（P<0.05）H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其中F组有9例在T4以后因血压过低使用麻花碱。

3 讨论

气管插管引起的心血管副作用是由于咽喉及气管黏膜内的感受器遭到机械刺激，使交感肾上腺系统活性增强，体内儿茶酚胺大量释放，引起HR加快，血压增高，左心负荷加重，心肌耗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患者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率[2]。以喉镜使用后30~45 s 时最剧烈，持续3~5 min 后逐渐恢复[3]。而插管所致的应激反应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影响更加明显。因此，诱导插管期维持循环稳定是老年高血压患者麻醉工作的重中之重。

瑞芬太尼是一新型阿片类镇痛药，药效强，起效快，作用时间短，剂量容易控制。在体内经血浆和组织酯酶分解，对肝肾功能无损害作用[4]。瑞芬太尼现已广泛用于麻醉的诱导和维持，1ug/kg的诱导剂量对老年患者是安全有效的[5]。瑞芬太尼效价是吗啡的250倍[6]，而芬太尼是100~180倍（约125倍），老年人给药剂量比成年人要适当减少，所以F组选择诱导剂量为2μg/kg。

瑞芬太尼单次给药后1.5 min 达到作用高峰，停药后3~10 min 后药效消失，血浆半降时间为3~5 min[7]。R组的药物峰效时间与插管反应的峰效处于同一时间，有效抑制气管插管引起的应激反应，伴随插管完成、刺激减轻，瑞芬太尼的血药浓度也逐渐下降，保证了诱导的平稳。而F组，插管时，芬太尼的最大效应尚未出现，患者出现血压增高：插管完成后，才达到芬太尼的峰效时间，这时又出现低血压。如果要等到芬太尼的峰效时间插管（芬太尼峰效时间3.6 min，舒芬太尼峰效时间5.6 min），插管前的低血压状态将持续更长时间，这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是非常危险的。

综上所述，瑞芬太尼用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麻醉诱导，可以更好地抑制气管插管对机体的应激反应，具有稳定血流动力学的作用，其作用强效，恢复迅速，适用于此类患者的麻醉诱导。

[

参考文献]

[1] 安刚，薛富善.现代麻醉学技术[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233.

[2] 王勇，马武华，黎玉辉，等.Airtraq喉镜和Macintosh直接喉镜在经口气管插管时血流动力学的比较[J].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2011，4(32)：407

[3] 张国楼.全麻插管期心血管副反应的防治[J].临床麻醉性杂志，2001（17）:673.

[4] 庄心良.现代麻醉学[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627-630.

[5] 陈永权，柳兆芳，金孝岠，等.心率变异性监测雷米芬太尼在老年患者麻醉诱导期安全性的评价[J].临床麻醉学杂志，2007（23）:577-588.

[6] 朱玮民，李金宝，邓小明.瑞芬太尼在心脏手术围术期的进展[J].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2013，1(34):49.

篇5

丰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你局《关于对“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三研究院动力站电击因工死亡事故处理”的紧急请示》收悉，现就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事故调查处理问题。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凡生产作业场所发生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均应按照《北京市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组成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追究事故有关责任者的责任，制定和落实整改防范措施，将职工因工伤亡事故调查报告书报劳动保护监察机关批复结案。

二、关于经济处罚问题。对国家机关以及财政全额拨款的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不做经济处罚，对非全额拨款的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按照《办法》的有关规定实施经济处罚。

三、关于事故统计问题。按照原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统计问题解答》的通知精神，一般不做伤亡事故统计，但被市政府列入考核年度因工死亡率控制指标的单位，发生因工死亡事故要进行统计上报。

篇6

【关键词】FDI ODI 农业部门劳动力 VAR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解体，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同时FDI和ODI规模不断增加，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一、文献综述

各国学者对FDI和ODI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结合相关国家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本文对个个专家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结果如下：

1.FDI就业创造效应，其是指通过FDI带来大量的资本，带动我国经济发展，从而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产生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王剑等（2005）对我国1983-200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FDI和就业之间是正相关关系，FDI每提高1%会产生0.008%的就业增加。

2.FDI挤出效应，其是指由于FDI流入挤占了国内资本，从而减少了就业岗位，这是和就业创造效应相反的一种效应。金碧（2007）认为FDI通过自身活动、影响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三种传导机制挤出了国内资本，从而减少就业。

3.ODI替代效应，其是指ODI增加造成国内资本不足，从而减少了就业机会。张海波等（2013）采用2003-2010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ODI对我国国内的就业产生替代效应，即ODI规模的增加减少了国内的就业。

4.ODI补充效应，其是指ODI通过利润回流，增加国内资本存量，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姜亚鹏等（2012）通过检验我国各省ODI的就业效应，得出长期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起到促进作用。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选取1982-2013年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S）、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DI）和农业部门男性劳动力占全社会男性劳动力的比重（BZ）的数据。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多数时间序列经济变量是非平稳的，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因此本文对采用ADF检验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其变量都在二阶差分下平稳。

（三）Johansen协整检验

根据AIC和SC信息最小化的标准来设定协整模型，以及确定模型的滞后期，经过实证得出在滞后两阶时最合适。通过协整分析来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其结果表明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不能根据协整检验来判断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采用了Granger因果检验来判断BZ、FDI、FDIS以及ODI之间的关系，分析如下：

（1）下FDI和BZ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主要是FDI带来大量资本，促进就业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向城市转移，使我国拥有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吸引外资。

（2）FDIS是BZ的Granger原因，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和累积性的特点。

（3）BZ是ODI的Granger原因，这主要是男性劳动力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对外能够大量输出劳动力，从而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五）平稳性检验

如上图，AR根检验中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内，则说明VAR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

（六）脉冲响应

由方差分析可以看出，BZ对本身变动的解释力随着时间的增长在下降，从最高时的接近85%下降到30%左右； FDIS在前10期有一个非常迅猛的上升，然后一直维持在60%的高位； FDI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上升过程，其后期的比重达到了15%左右； ODI比重一直较小，在后期也才只达到3%左右的水平。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首先，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善市场机制和法律机制，加大对FDI吸引其次，要推进城乡一体化，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再次，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足够大时，对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影响；最后，政府应该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为经济的良好运行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王剑，张会清.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5，09.

[2]金碧，陈仲常.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传导渠道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7，01.

[3]张海波，彭新敏.ODI对我国的就业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3，02.

篇7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双边匹配；评价体系；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4-0092-03

1引言

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滞后的问题仍很突出，而农村劳动力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如何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优化配置成为关键问题。农村劳动力优化配置的本质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城乡间的转移的过程，在产业间转移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密切、在城乡转移与城镇化联系紧密，同时减少农村劳动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因此本文拟对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匹配问题进行探讨。双边匹配理论，作为博弈论的一个分支，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运用方面，是博弈论中比较经典的部分[1]，该理论主要应用于适龄男女的婚姻关系、学校招生的录取关系、劳资双方的雇佣关系等[2]。由于本文涉及两个主体之间的匹配，所以以双边匹配理论为支撑。

2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双边匹配问题描述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尚无统一的概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工业化是一种过程。”，工业化通常定义第二产业产值或就业人数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2]；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资源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促进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农业现代化是生产力要素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一个动态再配置过程。本文农村劳动力是泛指户籍关系在农村且具有劳动能力公民。针对实际中“三化”这个系统和农村劳动力这个系统的宏观性，很难从传统意义上进行微观匹配，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同时将双边匹配理论作为本文的支撑，将从评价的角度来衡量匹配程度，所以确定“三化”系统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评价指标是实现“三化”系统和农村劳动力系统匹配关键。本文将双边匹配的理论延伸化，主要是通过评价值确定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的配置比重，促进“三化”统筹和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3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

3.1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框架

劳动力是“三化”建设的必要要素之一，农村劳动力作为劳动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农村劳动力与“三化”匹配成为促进“三化”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作为“三化”发展的支撑点，可以同时推进“三化”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和“三化”又组成一个大系统，四者之间相互影响，四者之间应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才能保证“三化”的统筹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四者之间的动态的均衡，其中，一者的改变，带动三者的改变，进而影响整个系统均衡性。“三化”系统与农村劳动力的均衡性呈现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状态，四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

3.2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匹配判别

本文构建的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中，是将农村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者又构成一个大系统，农村劳动力是否与另外三者匹配，关键由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和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值大小决定。因此农村劳动力与“三化”是否匹配，可采用“落差值”的方法，将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三化”的评价指标值进行简单数据处理，用“三化”中的评价指标的实际值与期望值作差的绝对值来判断农村劳动力与“三化”是否匹配。落差值越小，说明农村劳动力与“三化”越匹配，反之越不匹配。用α、β和γ分别表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与农村劳动力落差值，其中α、β和γ∈[0，1]，当三个落差值都为0时，认为此时农村劳动力和“三化”绝对匹配，当三个落差值都在（0，0.1]之间时，认为两者较为匹配；当三个落差值都在（0.1，0.3]之间时，认为两者一般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值在（0.3，0.5]之间时，认为两者之间不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值在（0.5，1）之间时，认为两者极为不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为 1 时，认为此时两者极为不匹配，具体数据信息如表1所示。

5对策建议

由于农村劳动力与“三化”不匹配，且主要因为与农业现代化不匹配，就需要我们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突破口，拉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劳动力的匹配，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分布于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之中，因此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促进农村劳动力优化配置一条有效途径。同时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程中要加强信息化的管理，信息化将降低中小企业的成本，使中小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从而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2）小城镇的发展会伴随产业集群效应形成，产业集群有着资本密集度较低、分布产业较多的特点，对农村劳动力有很强的吸收力。农村劳动力在小城镇数量的增加会促进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3）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也是必经之路。学历教育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学习能力，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教育，能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各个产业的劳动效率。

（4）要真正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必须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政府可以从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的视角出发，城市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机构根据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工作的年限、是否履行义务、所作贡献大小等为其打分，通过累计的积分，提供相应公共服务并逐渐实现共享城市公共服务，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地配置的两条途径并行，快速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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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樊治平.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双边匹配决策方法[J].系统工程学报，2013（2）：1-4.

[6]方玉媚，汤德喜.统观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及其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J].系统科学报，2010，18（2）：48-52.

[7]刘溢海.“三化”协调背景下的河南省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10（5）：6-8.

[8]程智强，程序.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设计程序[J].农业技术经济，2003（2）：1-4.

篇8

一、“资本会计论”框架构建

根据早期的《簿记论》（帕乔利，意大利.1494），会计的核算对象是资本，从此奠定了资本会计论的基础。但因资本会计论至今缺乏总体框架的构建，以致当代会计研究竟脱离了资本之根系，而在会计要素的多寡取舍上争论不休，令会计象打碎的玻璃般呈散片状态。

本文通过构建资本性态图（见图1），从会计视角透析资本的性质及存在形态（即资本性态），将资本和会计要素统一在同一体内，以建立资本会计论的总体框架。

从资本的静态看，资本是企业拥有的财产及其内含权益的价值表现：资本的外在表象是资产，资本的内在属性是权益，包括债权人权益和所有者权益。由于任何一项资产总是内含着所属权益，所以，在价值表现上：资产总计= 权益（债权人权益 +所有者权益）总计。这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反映资本在某一时点的存量，象拍摄照片一样，是资本的静态表现。由此可定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个会计要素，并形成资产负债表。

从资本的动态看，表现为资产的经营（见图1阴影）：将资产投入生产而生产产品，将产品出售而取得收入，从而，收入-费用(成本) = 利润。 这又构成一个会计等式，反映资本在某一时期的流量，像拍摄电影一样，是资本的动态表现。由此可定义收入、费用(成本)、利润三个会计要素，并形成利润表。

通过资本性态图的构建，首先解决了六个会计要素（据我国会计准则）的祖源问题，即它们衍生于资本、又同归与资本（并非无根所系的散云碎片）,是资本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形态。但本文的目的不止于此，更主要的在于从中发现会计现行体系中的先天不足。

总观资本性态图可见：在资本的静态和动态之间缺乏真实的连接要素（图中阴影部分是笔者增加的），即在反映资本静态的资产负债表和反映资本动态的利润表之间原本是一片空白地带。这表明，现行会计报表体系，只有反映财务状况（资本存在形态）的资产负债表和反映经营业绩（资本运动结果）的利润表，而没有反映经营过程（资本形成过程）的报表，即只反映开头和结尾，不反映中间过程，中间过程是一个黑箱。这是一个未被发现的会计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正是这一先天不足，使企业在两权分离下，资本所属者（所有者和债权人）不能了解资本经营过程，资本经营者可能乘机造假经营业绩。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在资本性态图中，将产品置于资本的静态表象（资产）和动态结果（收入）之间（图1阴影部分：资产 产品 收入）。从理论上讲，由处于中间的产品连接恰好构成资本形成过程，因其符合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形成的一般公式，即货币――商品――货币 。根据资本的一般公式，资本最初表现为货币，货币雇佣了劳动力才转化为资本，因为劳动力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其劳动过程是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价值形成过程是抽象人类劳动同劳动对象相结合而凝结成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形成商品的价值。由此，商品的价值包括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在同一过程中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继而，商品只有销售之后换回货币才能实现价值，即把其中作为具体劳动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将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的新价值用于补偿劳动力的价值，若刚好相等，这个过程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若高于劳动力的价值，就是价值增值过程，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可见，资本形成过程就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马克思将二者统一为同一过程。这种资本与价值的必然联系过程，理应是财务会计反映的中心内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按现行财务会计体系，在资本性态图中“资产 产品”阶段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在资产负债表中，劳动力价值未被确认为资产，资产只是由一系列实物及权利组成。由于关键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缺位，无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还是无形资产，单凭这些“死”的资产是不能进行生产的，因而也就不能产出产品。显然，这是现行财务会计又一个隐藏的逻辑性缺陷。

现行财务会计在核算与反映中掩盖了劳动力创造价值的问题，从资产负债表直接到利润表，反映的是资本自生资本（甚至“会计要素论”连资本都未提及 ），没有劳动力创造价值的中间过程。个中原因是否存在“阶级”问题不敢妄断，但至少在马克思揭示出资本雇佣劳动力（不只是雇佣劳动）、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至今，人力资源会计仍在会计之外徘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十分明显，在资本性态图中，资产必须包括人力资源，才构成完整的劳动三要素：劳动工具（固定资产）、劳动力、劳动对象（原材料），三者结合才能生产产品。这既符合马克思劳动力价值论，也符合亘古以来社会生产实际。

综上所述，通过构建资本性态图发现企业财务会计的缺失――缺乏反映资本形成过程的报表，又通过分析资本形成过程而寻找到人力资源会计本应有的逻辑位置。因此，笔者认为，完整的资本会计论框架的构建，有赖于增加反映资本形成过程的会计报表，以使资本运动首尾连接，实现真正的全过程的财务公开，而为此，则必须首先将人力资源会计归位。

二、弥补财务会计缺失

（一）人力资源在会计中的逻辑位置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劳动力是特殊商品。劳动力是指存在于人体中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同任何其它商品一样，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因素：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特殊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体现在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它同时也是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

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首先应将其价值确认为资产。根据资产是企业拥有的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的定义，劳动力是比现有资产负债表上的任何一项资产都更能带给企业经济利益的资源：一是资产负债表上的物质资产，如果没有劳动力的操作或将劳动加于其上，就不能进入生产过程，不能产出产品，不能新创造出价值；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 劳动力是唯一能给企业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资源。

同时，根据每项资产内含所属权的原理，应辨识劳动力资产的所属权益：劳动力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本人。因为劳动力变成商品的前提之一，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具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地卖出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卖出自身；同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限度，如以一年、一月、一周为单位计算，不能一次卖完，否则，等于卖身为奴，而不是卖出劳动力。因而，劳动者只是转让劳动力的使用权给企业，所以，劳动力资产的属性应是负债，是企业对劳动者，无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的负债。

因此，根据复式记账原理，在确认劳动力资产的同时，应增加一项负债。应设置“人力资源”科目进行核算：根据劳动合同，按年计算劳动力的价值总额，每年初：借：人力资源；贷：应付工资（薪金）。“人力资源”科目余额应在资产负债表上流动资产项下单独反映。

在年中，每月末，按劳动用工岗位分配劳动力价值，即按各岗位人数实际出工应计工资和薪金额：借：生产成本（生产工人工资）、制造费用（车间管理人员工资）、管理费用（厂部管理人员工资）、销售费用（销售人员工资）；贷：人力资源。同时，发放工资、薪金时，借：应付工资（薪金）；贷：银行存款。在年末，如果企业正常开工，如果工人、雇员正常出工，“人力资源”和“应付工资（薪金）”科目应无余额。若有余额，则表明工厂开工不足或欠发工资，或工人出勤不足，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结转。

将劳动力确认为资产，便于使资本所属者了解企业资本雇佣劳动的实际情况，便于社会劳动就业的统计等，当然，本文目的是从会计逻辑角度，使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各项目的组合能完整构成生产要素，使生产得以进行。将会计的核算和反映过程与实际的生产过程取得一致，这理应是会计的逻辑。

（二）资本形成过程报表的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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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刘易斯拐点 民工荒 二元经济

项目来源:西北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201071)

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其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组成。传统农业部门是剩余劳动部门,其边际生产率为零;现代工业部门是接受农村剩余劳动的部门,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在假设工业部门劳动报酬固定且至少高于农业部门30%的前提条件下,来自农业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即农村劳动力转移曲线具有完全的弹性。随着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和资本积累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将会持续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为止。农业部门剩余劳动消失将会提高农业边际生产率,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出现这一情形即“刘易斯拐点”。

一、“刘易斯拐点”离我们还有多远

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当前出现的“民工荒”现状,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即将到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认为:分析我国现有耕地和农村劳动力数量,按照每人耕种50亩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2亿,假若每年转移700万,这一过程也还将持续30年。此外若再考虑城镇企业对劳动力接收能力有限,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将更久,所以“刘易斯拐点”现在还远未到来。同样有部分学者指出,参考发达国家相关经验,“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2007年数据显示: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13.5%,就业人口占43.6%。这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表明我国农业边际生产率仍然很低,农村劳动力转移还有很大的空间。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研究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情形以及其年龄结构指出:“刘易斯拐点”有可能即将到来。这是因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只有33%左右是剩余的,而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5000万左右,劳动力无限供给正向有限供给转变。

以上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这是不可否认的,他们都是以刘易斯 “二元经济模型”的基础来分析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形势的,然而,刘易斯的经济模型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而提出来的,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本身就存在着局限性,如刘易斯并没有考虑到户籍制度、城市中的失业现象、劳动力转移成本、农业的技术进步以及农业剩余劳动的非同质性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会对“刘易斯拐点”的判断产生影响。

二、“刘易斯拐点”的影响因素分析

1.农业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总的来说,农村劳动力专业技能非常匮乏,文化素养偏低。最近几年,沿海发达城市的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工业行业就业对劳动者专业素质技能越来越高,要求就业劳动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没有技术的农村劳动者,就业空间越来越小,就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截止到200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专程度、大专及以上程度仅占总数的3%和2%,高中程度占到10%,然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例85%。

2.当前政策因素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政策因素包括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等不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制度。不合理和不健全的制度阻碍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我国目前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条件,但从本质上来讲,并未改变农民进入城镇门槛的高现状,农民在医疗、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依然与城市居民存在着很大差距。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能在城镇获得长期稳定的工作,导致多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生活工作几年之后又回到农村。

3.招聘中介及劳务市场发展缓慢。当前我国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劳务市场以及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规模相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来说还显得非常落后。当前大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的跨地区流动,而由中介服务安排的情况却相当少,这样就造成了劳动力不能达到最优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4.政府部门服务水平不到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市场招聘信息、劳动力供给情况以及提供就业培训,再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都离不开政府部门完善和科学的服务管理制度。相关调查显示:希望在外务工中得到政府的帮助的劳动者占78%。尤其是在服务方面,希望政府提供就业信息的占58%,希望政府提供权益保障的占30%,希望政府组织技能培训的占15%。这就表明:假如政府部门能够转变观念,不断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将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投身到城市建设发展之中。

三、总结

分析得出:讨论“刘易斯拐点”不仅需要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量,同时更应关注剩余劳动力的增加数量以及影响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因素,把握劳动力动态变化的发展趋势。我们既不能因为“刘易斯拐点”离我们还很远的言论而沉湎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之中,也不能因为“刘易斯拐点”有可能即将到来而放松对目前严峻就业形势的警惕。讨论“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的意义在于分析研究我国目前劳动力供求关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科学合理的转移,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

参考文献:

[1]陈晓华.我国四元经济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中国经贸导刊,2002;4

[2]周祝平.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点与经济增长[J].中国图书评论,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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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产要素；劳动管理；材料管理；优化配置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of production is related to factors productivity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namely investm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labor, materials,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technology and capita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site, mainly from the labor force allocation, the two aspects of the material management were discussed,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methods,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factors of production; labor management; material management; optimal allocation

中图分类号:TU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 序言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形势下，施工单位普遍出现施工产值不断上升，而经济效益持续下滑的现象。究其原因，生产要素配置粗放，不能适应项目管理的动态需求，致使生产要素效率低下，闲置浪费严重，影响施工进度、质量、安全和效益，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寻求施工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2 施工单位对施工项目的劳动管理

施工项目劳动管理，也就是对项目施工中的劳动力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有效的进行动态管理，达到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工程成本的目的。

2.1劳动力的来源

施工单位虽然有固定工人，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合同工的招募逐渐增多，实行“双向选择、专业配套、长期合作”的制度，形成劳务市场，任务结束后，退归劳务市场。因而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用工，包括固定用工、合同用工、临时工等，形成不同的层面。

2.2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劳动力应优化配置，以保证施工生产计划的顺利实施完成，并提高劳动效率，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降低工程成本，达到动态管理的目的。

加强劳动力的优化配置，需以劳务合同和施工项目进度计划为依据，以企业内部市场为依托，允许劳动力在市场内部的合理流通，以达到劳动力的优化组合和作业人员积极性的调动。

施工进度计划对将要实施的工程项目的各个工序进行时间规定。施工进度图一般以横道图、直方图、网络图表示，劳动力配置数量、类别根据施工进度确定，当劳动力队伍配置不合理时，应对施工进度计划作适当优化，最终根据优化的施工进度计划确定劳动力配置。

2.3劳动量计算

根据工程数量及相应的现行定额即可计算劳动量：

劳动量=工程数量/产量定额

工程施工队人数配置：施工配置人数= 劳动量/( 施工周期× 施工队数量) 。

3 施工单位对施工项目的材料管理

3.1建筑材料分类

建筑材料在施工中分为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和其他材料。主要材料指在施工中被直接加工、构成工程实体的各种材料，如钢材、水泥、木材、混凝土、砌体等；辅助材料指在施工中有助于产品的形成，但不构成实体的材料，如早凝剂等外加剂；其他材料指不构成工程的实体，但在施工中必须的材料，比如水、汽油、柴油等，还有模板、脚手架、塔吊、安防工具等。

3.2 建立合理的材料供应体制

3.2.1材料供应应集中在施工单位法人或负责人层次上，施工单位建立统一的供应机构，对项目工程所需的主要材料或大宗材料进行控制。

3.2.2项目部有部分的材料采购供应权。为满足施工项目材料特殊需要，企业应给项目经理一定的材料采购权。

3.2.3建立企业内部材料市场。材料的企业内部市场，企业材料部门是卖方，项目部是买方。各自的权利和利益由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加以明确。

3.3 材料成本的管理

由于材料费多数占工程成本一半以上，因此对材料费成本的控制是施工企业成本控制的重点，加强现场材料成本控制是降低工程施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

材料成本管理要从量差和价差两个方面来控制。量差是施工图预算材料总量与实际消耗总量的比较，用来考核施工企业或项目工程物耗总量节超水平; 价差是以实际耗用量为基数，计算耗用材料的实际价格与预算价格之间的差额，价差是材料使用过程经济效益的体现。

3.4 确定材料的经济采购量

材料供应是管理的前提，而材料采购量的确定关系资金能否正常合理的流转。对材料数量的确定可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3.4.1 ABC分类法

这是根据库存材料的占用资金大小和品种数量之间的关系，把材料分为ABC三类，找出重点管理材料的一种方法。

A类材料占用资金比重大，是重点管理的材料，要按品种计算经济库存量和安全库存量，并对库存量随时进行严格盘点，以便采取相应措施。对B类材料，可按大类控制其库存；对C类材料，可采用简化的方法管理，如定期检查库存，组织在一起订货运输等。

3.4.2 定量订购法

定量订购法是指当材料库存量内最高库存（经济库存量＋安全库存量）消耗到最低库存（安全库存量）之前的某一预定的库存量水平即订购点时，就按一定批量（即经济订购批量又称经济库存量）订购补充控制库存的一种方法。

订购点的计算公式为：订购点＝平均日需要量×最大订购时间＋安全库存量。式中：订购时间是指从开始订购到验收入库为止的时间，部分材料应包括加工准备时间。

安全库存量是为了防止缺货的风险而建立的库存，通常按下式确定：

安全库存量＝平均日需要量×平均误期天数

平均误期天数一般根据历史统计资料加权计算后，再结合计划期到货误期的可能性确定。

经济订购批量（即经济库存量）是指某种材料订购费用和仓库保管费用之和为最低时的订购批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订购费用是指每次订购材料运抵仓库之前的一切费用。主要包括采购人员工资、旅差费、采购手续费、检验费等。仓库保管费率是指仓库保管费用占平均库存费的百分率。仓库保管费包括材料在库或在场所需的一切费用。主要指该批材料占用流动资金的利息、占用仓库的费用（折旧、修理费等）、库存期间的损耗以及防护费和保险费等。

3.4.3 定期订购法

定期订购法是事先确定好订购周期，如每季、每月或每旬订购一次，到达订货日期就组织订货，这种方法订购周期相等，但每次订购数量不一定。

订购周期的确定，一般先用材料的年需要量除以经济库存量求得订购次数，然后以365天除以订购次数可得。每次订购数量是根据在下次到货前所需材料的数量减去订货时的实际库存量而定。其计算公式如下：

订购数量＝（订购天数＋供应间隔天数）×平均日需要量＋安全库存量－实际库存量

式中：供应间隔天数是指相邻两次到货之间的间隔天数。

4结束语

加强对工程生产要素的管理，不但可以为建筑企业节省资金，而且也有提高施工效益，强化工程质量的作用，是推动施工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的催化剂。总之，对施工单位而言，现场的人、材管理贯穿着项目生产的全过程，通过完善现场人、材的管理，以达到保质、保量、保进度、保安全、按合同完成工程项目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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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元.设备管理员业务职能与行为规范[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赵艳萍.姚冠新，陈骏1 设备管理与维修[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贾郁芬. 施工现场生产要素管理[J]. 山西建筑，2013

[作者简介]

杨鹏（1990－），男，四川巴中，四川农业大学城乡建设学院，研究方向为桥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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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经济；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12-0009-1

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农业发展机制，为发展经济提供保障，把农业经济发展问题转化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相关部门的重新配置问题。在这一重新配置的整个过程中，传统农业经济左右生产力已经被市场经济的劳动力配置法则所取代。

1 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特征

一个国家的工业劳动吸收率如果比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高的话，则工业部门的优劣势及商业化的转折点问题推向给予重合性强的农业技术的进步率，这也是一个国家确立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发展趋同的条件。同时，农业劳动对应的边际产出如果和平均产出持平，则农业的优劣势及商业化聚合成为转折点，也可以成为农业实现现代化改造的必要前提。这就是刘易斯、费景汉及拉尼斯模型，它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的指导。

我国农业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呈现如下特征：一是以青年和壮年为主，如四川及安徽两省劳动力的均龄分别为26.9岁与27.4 岁，比起当地的未外出劳动力的年龄，分别小了7.6岁与4.9岁。我国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变化如下，21～25岁及26～30岁的两大人群的非农就业率增长一倍，16～20岁则提升两倍多；二是男性比女性多。现今，我国外出的农民工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其比例约为64%，而女性的占比约为36%；三是因为我国教育的日益普及，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程度也开始随着年龄呈相反的变化；同时，我国传统教育尚未完全消除教育机会的相关分配中对女性的歧视，通常来说，农村男性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女性。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上述特征，使得农业劳动力就业可能发生倾斜。

2 我国劳动力迁移和农业人力资本深化

我国农村的高素质劳动力若发生选择性迁移，则必须对于迁出地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导致农业人力资本的深化。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力资本相应的积累会出现相反方向的反馈。但要注意，因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相对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的迁出自然会影响所在地农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关于劳动力转移选择性对于农业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开始受到重视，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这种选择转移造成本就薄弱的农村人力资本进一步损失，是城市剥夺农村的具体表现，也是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并着力探求构建农村人力资本的补偿机制；另一观点则认为，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对农村家庭的教育及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正向效应。

3 基于劳动力选择性迁移的农业人力资本深化的深层解释

如果我国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表现出更适合农业人力资本深化的特征时，则在实际中，劳动力的转移率会比一个临界的转移率低，这当然适合于农业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深化。这时，吸引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开展农业方面的生产经营，则必须由农业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农民经济发展机制作为基础，以确定得到更高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在农业内部则必然会产生有利于农业从业者提升投资质量，获取更高投资利益的机会。这种机会来自于：

首先，农村土地的经营规模随之不断扩大。在相应的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当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连续、大量地从农业部门开始迁移时，必然导致农业部门的人均土地占有率有所提升，农业生产劳动的经营空间也会随之增大，还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生产能力也随之提高。在土地不断稀缺的今天，这样会使得土地约束不断减少，则人力资本深化也是农业劳动效率提高的必然表现。其次，现代农业科技成果不断推广，必然导致技术得到广泛采用。当现代农业技术慢慢转化为物质资本形态时，并得到普遍性的应用时，则会造成物质资本和劳动者能力二者间产生巨大的失衡。这时提高劳动者素质成为必须，其投资不仅能够提升高技术含量的物质资本，同时也可以大幅度提升农业从业者的劳动生产率。换言之，就是普遍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农业人力资本深化才变得更经济、更合理。最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必然产生农业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效应，则为实现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向企业化转变提供了可能，其生产目的也由产量最大化转向为利润最大化，从生产导向转向为市场导向。

4 结语

如果可以满足相应的条件，则我国的农业劳动就业及人力资本深化则必然成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而引发农业经济成功发展的首要条件，并且可以确保这些转移的劳动力在城市的人力资本市场中得到优化配置。换句话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则农业经济发展机制一定会面对发展的新思潮和实践的新条件。

参考文献

[1] 李志俊，郭剑雄.选择性转移与人力资本深化——理论及实证[J].思想战线，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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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利就业，得益于杭州市滨江区劳动保障部门按照城乡统筹就业工作思路而进行的扎实工作——对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全部与城镇失业人员一样进行管理，发放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件，进行免费的职业介绍、技能培训。仅最近几个月，滨江区便免费培训了百余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后就业率达7成以上。

滨江区的农村城乡统筹就业工作，只是整个杭州市相关工作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几年前，杭州市降低门槛、撤销障碍、破除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种种限制性政策、取消了对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的所有行政性收费项目，标志着其拉开了城乡统筹就业工作序幕的话，那么，今天，杭州市“进村入户落实到人”的举措，则标志着其工作的纵深化进展。

去年，杭州市政府将城乡统筹就业列入“十一五”规划，并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九件实事”之一。各区县抓住这一有利契机，积极探索，很快便形成了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格局。萧山区按照市场就业原则，积极发展民营职业中介。在办好城区中心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先后建立了瓜沥、临浦、靖江等7家镇级劳动力分市场，今年上半年，又新建了3家中心镇劳动力市场。这些镇级劳动力市场，主要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在此基础上，杭州市的就业服务组织体系积极向农村延展触角。而今，杭州主城区已实现劳动保障网络农村的行政村全覆盖。萧山、余杭等经济较发达、劳动保障任务较重的行政村，建立起了劳动保障服务室，配备专职管理员。其他行政村，也配备了兼职管理员。目前，萧山区在全区26个镇（街道）、80个社区建立了劳动保障管理机构，411个行政村，村村都有劳动保障管理员，信息网络基本覆盖城乡。杭州全市已形成了“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五级服务”的工作模式，为城乡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和各类用人单位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就业服务。众多如前述**一样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足不出村就可以获取求职、就业相关信息，并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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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由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影响等因素制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提供，很大程度克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力，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稳定程度。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与否的主要要素。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083－03

一、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空间

这主要是由人力生产资本存储量增加而引起的。人力生产资本主要是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等多种因素的总和，是开发与培训人力生产资源的结果。它体现在技能培训、劳动者所受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有经济和使用含义的经历特征等。农村人力生产资本状况是我国劳动力力量的集中体现，是农民数量和质量情况的综合情况反映。农村人力生产资本存储量越高，其在城市中所占的就业空间也就往往越大。长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地实现转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能否在城市找到好的就业机会。近几年，我国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生产效益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加大。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并且导致农村部分地区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农业规模的扩大化经营能够有效地提高土地使用率、劳动生产率及农业专业化经营水平。所以，从静态的这个角度来看，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便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然而从动态的这个角度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低门槛的就业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少，而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会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如此地，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地保持原有的文化水平，那么，它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与速度必然会受到较大地制约；相反，如果农村人力资本的综合素质即文化水平越来越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能找到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也能充分补充劳动力的多样化，从而获得更多更大的就业空间与生存空间，进一步更大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化方向的转移。所以，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快慢。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确实存在着二元城市化模式，而农村城市化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从城市化启动力的角度看，这种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如今我国经济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和政府、农民、外部（内资、外资）力量共同作用下，运行机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针对我国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不足的问题，结合对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及其启示，经济学家及专业人士们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及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环境的良好视角的方针政策。产业集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包括对农村劳动力的吸聚效应和教育培训效应，这也形成了基于产业集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顺次递进的阶段。这一过程是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来实现的，所以，它不但是理顺市场机制的过程，而且具有产业针对性和区域关联性，从而实现了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机结合。

三、我国城市化进程较慢受多种因素影响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转移任务重，因此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转移难度大，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三是城市经济人口承载力严重超载，拉力小、辐射力弱，转移空间小，因此进一步扩大经济基础设施，进而进一步扩大就业空间是关键；四是农村劳动力在城镇的生活压力大，转移能力弱，解决好生活生存的基本问题是关键；五是相关制度建设明显滞后，转移阻力较多。这些充分说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机制还不够健全，需要加快制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应对策。为此建议如下：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根本出路；有效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空间；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改革户籍管理，健全保障制度，排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突破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四、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

只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及其家人稳定健康地转移到城镇并最终安家落户，才能真正提高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我国很多欠发达地区尽管表面上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规模很大，但真正变化为城镇居民的却非常少，因此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就相对较慢。这种状况仍然是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力相关。一方面，许多农村劳动力文化教育水平低，在城市找到好工作的难度很大，即使找到了工作也都是劳动性、季节性、短期性的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容易再次失业。另一方面，我国劳务市场目前仍处于发育的最初级阶段，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不能得到合理保障甚至受到侵害，与文化水平高、素质高的城市劳动者相比，他们的权益更容易受到雇主的忽视甚至侵害，最终导致这些劳动者返回农村。

五、构建分析框架以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应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各因素进行定量测度、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消除制度因素的阻滞作用、扩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着力点。主要指标包括城市化指标、社会保障指标、教育指标、医疗卫生指标、环境指标、科技和文化指标、人民权利指标等。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社会公共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公共需求指标却在某种程度上得不到满足，这与东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较快、较成功是紧密相关的。随着欠发达地区民众公共需求的日益增长，地方政府必须加快转型，推动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以满足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公共需求。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进而全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农民进城务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到城市人的冷眼和歧视。同时外来工子女入学难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既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解除农民工后顾之忧的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受到了五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转移能力、转移动力、制度阻力和转移空间。其中，转移能力属于主导核心地位，因为它大大地影响和支配着其他四个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有效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空间、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提供、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并且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阻力，增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平稳性。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最主要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王梦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难题：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J].农业经济问题，2004，（2）：10-16.

[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的动态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46-48.

[3]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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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理论；劳动参与率

一、引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大量的农村女性开始摆脱传统就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束缚，通过结构性和区域性的流动，转换原来的身份，并追求经济和人格上的相对独立，已逐渐成为外出务工队伍中的重要力量。然而，农村女性在由农业向非农产业和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因受到自身、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使男女两性和不同层次女性群体间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这种现象不仅影响着农村女性潜能的发挥和独立人格的发展，而且对家庭和社会的安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存在着深远的不利影响。

二、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动态

英国学者莱温斯坦提出一种人口移动理论，他把社会中人口迁移的规律概括为：迁移以短距离迁移为主，长距离的迁移是迁往大的工商业中心。相对于一个吸引移民的中心来说，距离越近，迁入的移民人数越多，相反，距离越远，迁入的移民越少，移民人数与距离成反比关系。美国学者E.S.Lee在莱温斯坦的理论基础上，对迁移规律提出了更为详细的模式。他把迁移定义为人们的居住地发生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变更。他认为，与人们的迁移行动有关，以及影响迁移的因素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与迁移的目的地有关的因素；二是与迁移的原住地有关的因素；三是与介于迁移目的地和原住地之间的因素，四是与迁移者个人有关的因素。在以上四个方面，都存在有利于迁移的正的因素（+），和不利于迁移的负的因素（-）以及不起作用的中性因素（0），正负因素的较量和综合，促成最后的迁移行动。

刘易斯提出了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一元是以土著方法生产的、以农村为中心的农业部门；另一元是以现代方法生产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不可再生性的土地是其生产的基础，而土地面积则是有限的。一方面，由于缺乏资本投入，生产技术简单而进步缓慢，结果是经济收益呈现递减的趋势；另一方面，农业部门人口持续增长，达到劳动年龄就自然就业，收入分配不计劳动者实际上的边际效益。其结果是人均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或负数，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现代工业部门使用的是可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加上不断增长的资本投入，从而使生产的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劳动力的收入和边际生产效率也可以不断提高。由于两部门在经济结构和收入上的差异，导致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地流向工业部门。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地被工业部门吸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也会不断提高，其结果是工业化的逐步实现，二元经济转化为地一元经济。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提出了对刘易斯理论有进行了改进。他们将两部门的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性失业；第二阶段，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边际生产率提高但仍低于制度性工资，显性失业继续存在；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边际生产率高于制度性工资，工资取决于市场机制决定的边际产出，从而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无论是刘易斯还是拉尼斯-费，都假定了工业的失业为零，从而与实际相悖，理论的可行性大打折扣。托达罗认为来自传统部门的非熟练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先在城市的传统部门过渡，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机是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人的迁移决定于预期的收入、就业机会的大小、输出成本和等待成本。他认为消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入城市，而是发展农村，使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不断缩小，最终使二元性消失。康纳德・博格（Kannada・Berg）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推力―拉力”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种种消极因素形成“推力”（如低收入），其积极因素形成“反推力”（如家人团聚的欢乐）；城市种种积极因素形成“拉力”（如较好的生活水平），其消极因素形成了“反拉力”（如污染的环境）。农业劳动力总是在“推力”和“拉力”、“反推力”和“反拉力”的比较中和转移后的正负效益权衡中，做出是否转移的决定。以斯塔克（stark）等人为代表的“新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则不是个人福利最大化，而是家庭福利最大化。因此，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转移并非完全为了获得城市中的更高的收入，也是为了避免农业生产存在的风险，以求得更加稳定的家庭长期收入。

三、国内研究动态

关于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候茂章、旷爱萍（2004）认为，我国女性劳动力总体概况是基数大，文化素质低，教育水平与男性相差大，身体素质差，女性劳动力年龄结构以中年为主，地区间差异大。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中的困难主要是教育程度低，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对低素质劳工要求减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成本高，社会传统因素中女性自身的依附性，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李实（2001）利用1996年山西省10个村的调查数据对农村妇女劳动力的外出打工行为和外出打工收入进行了经验分析，在影响女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因素中，年龄无疑是一个主要的解释因素，农村妇女外出打工者大多是年轻人，同时，较高的文化程度更加有助于增加她们的外出打工机会。黄芳（2001）从开发利用农村女性劳动力资源出发，分析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妇女所可能受到的冲击，以及针对这种现象可以采取的解决途径与措施。侯俊香、牛习昌（2004）认为，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主要有：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的文化、科技、身心素质，传统男尊女卑观念，二元社会结构等。解决对策主要有：加强农村妇女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农村女性劳动力素质；创造有利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社会环境；做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服务和引导工作，保证农村女性劳动力有序转移。

同时，妇女在家庭中的职责及社会公平性的特征也将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产生一定的影响。赵巍，邹玲芳，侯建华（2002）从农村妇女平等进入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实现本地非农就业的角度出发，探讨女性平等进入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及促进女性劳动力平等转移的对策，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别平等的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的公共政策选择。苏群等（2003）认为农村女性劳动力在流动就业中明显受到来自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社会对女性的保护观念、计划生育政策等直接影响着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朱秀杰（2005）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隐含的深层约束机制及作用途径，认为个人素质差异属于条件性因素，直接约束了女性流动的选择，而宏观层面的传统社会性别规范通过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中观层面发挥影响，是约束的根源所在。陈春霞（2006）的研究表明，经济收入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影响不是主要的，而个人及家庭因素的影响较显著。年龄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倾向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并在婚龄前后达到最大值；初中教育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倾向的影响作用超过其它教育水平；配偶外出就业倾向的影响作用可以是替代的，也可以是互补的。罗媛（2008）认为，随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发生了很大改变，“经济理性”在劳动力供给决策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已婚女性的劳动力供给决策正越来越多的取决于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家庭相关因素，特别是子女养育因素对其的作用正日益加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家庭重新分工的自主选择。

关于农村女劳动力转以后对农业生产和农户家庭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李新然、方子节（1999）认为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有深远影响，在带来一定正面影响的同时，也造成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下降，农业劳动的结构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农业经营决策与日常管理相分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难度加大，不利于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与培养和农村家庭的稳定等。李、赵连阁（2008）研究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农户家庭中，女性是否外出打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在只考虑有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家庭中，女性的外出打工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

四、简评

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我们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结构、自身的生理条件、家庭职责、教育程度、社会性别歧视。政策环境等等。由于女性劳动务工转移难，涉及自身、家庭、社会三方，因此，解决我国女性劳动力转移难问题，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从今后的发展对策考虑，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增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心理素质、价值观等方面的引导，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将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工作决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城镇化建设，提高对农村女性的保护强度也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苏群,刘华.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3(4):39-43.

[2]孙毅.中国女性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发展趋势研究[D].吉林大学,2005.

[3]周复.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障碍的实证分析[D].南京农业大学,2006.

[4]李,赵连阁.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08,5.

[5]侯茂章.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与人力资本投资[J].农业经济,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