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美学的内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生命美学的内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符号论美学是以更加直观的形式来进行艺术表达，以象征和符号的方式来表达艺术情感，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艺术的本质，对艺术创作和鉴赏理论进行了创新，用人类哲学文化来阐释艺术创作，引领着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而符号论美学的艺术鉴赏理论，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了艺术与美，推动着美学的发展和进步，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符号论美学的重要意义

在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过程当中，作为独树一帜的美学理论，符号论美学从独特的视角，“符号化”的表达，与神话、语言以及科学相互联系，更加形象的进行艺术表达，将思想和情感融入到作品当中去，实现艺术创作的自由和创新。符号论美学是按照直觉将进行艺术创作的事物“形式化”，形成符号。将艺术创作作为一种主观意识上的形式构建过程，能够充分地发挥想象力，极大的增加了艺术作品的创新性，有利于艺术的发展和进步。

符号论美学能够将艺术更加真实的进行表达。根据符号论美学理论，艺术真实性表达并不是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将其真实完整的展现出来。这不是创作，而是模仿。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性表达是从符号形式上进行创作表达。通过形式真实的表达，来呈现真实的艺术作品，真正体现出符号论美学的内涵以及艺术创作的本质。

另外，符号论美学的审美鉴赏，让人们更加直观的感受和体验艺术形式化创作的魅力。而艺术创作过程当中，艺术创作者将构成艺术作品的各种形式有机的组合，实现艺术形式化的创作，无论是从绘画的光影、线条，还是从音乐的节奏、旋律，或者还是诗歌的文字等艺术形式，将艺术更加完美的呈现，具有更高的审美鉴赏价值。符号论美学开拓了艺术创作的新领域，引领着艺术的发展方向。

二、符号论美学的艺术鉴赏

无论是卡西尔最初提出的符号论美学理论，还是经过苏珊?朗格创新推广的新理论，都对符号论美学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从艺术本质上进行分析，将艺术创作赋予了全新的概念和意义。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符号论美学已经成为一个系统而复杂的理论体系，而艺术鉴赏是最能阐释符号论美学的重要途径之一。对符号论美学的艺术鉴赏理论的解读，使符号论美学理论基础下的艺术创作能够更好的表达。

（一）艺术鉴赏的内涵

对符号论美学理论基础下的艺术创作进行鉴赏，需要从艺术内涵出发。苏珊?朗格认为，艺术鉴赏更深层的内涵，并不是固定的形式和可以进行逻辑解释的表达方式，而是无法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进行理解和解释的。真正的“符号化”或是“形式化”的艺术创作，都是抽象进行的作品。无论是从光影、线条、节奏等表达方式的组合应用，还是情感的表达，都能更加强烈的激发美感，而不仅仅局限于形式当中。艺术是由各种形式的符号组合而成，而艺术本身也是人类的情感符号。人类为了抒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时，就以艺术创作作为情感符号，将情感完整的表达在艺术作品当中。符号论美学的艺术鉴赏的内涵，就在于“形式化”的情感表达。除此之外，符号论美学与现代科技以及各学科之间的结合实践，使其艺术内涵具有时代的气息，其艺术鉴赏具有更强的理论价值。

（二）艺术鉴赏的形式

艺术创作就是情感表达的“形式”，符号论美学将艺术表达更加“形式化”，把抽象的的艺术形式更加具象的表现出来。艺术形式作为生命形式当中的一部分，人的逻辑思维、情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艺术的表达。利用人类情感进行感知，对艺术形式当中的“形式”或是“符号”有着更深层次的了解和掌握，并能进行准确的判断和预测。而艺术审美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参与到艺术创作当中的一种形式。通过情感的感知，将艺术鉴赏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上，以艺术表达来震撼人心。生命创造出情感，情感创造出艺术，艺术形式的表达是生命形式表达的重要一部分，是生命的投影。艺术创作就是利用抽象化的手段和方法，将艺术作品更加真实的展现出来。艺术的发展与进步与生命的成长是类似的过程。生命形式的艺术表达，是符号论美学的内涵。通过构造符号形式，创作艺术作品，表达生命情感。因此，符号论美学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篇2

论文摘要:实践美学和生命美学的论争，成为当今美学界的热点，论争的目的是确立中国新世纪美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仅围绕“实践”等范畴作理论的论争是不够的，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美学。事实上，从实践美学到生命美学，既是一种超越，亦是一种回归。这将有助于澄清当下很多理论误区，也是摆脱西方语境，发展中国美学的必然要求。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美学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实践美学之后，生存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超越美学等等异彩纷呈。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表现为对人当下生存的关注，它们的理论大致都建立在生命本体的基础上。为此，可以将它们统称为生命美学。

当代生命美学的理论体系还远未成熟，甚至招致不少非议和误解。另一方面，开掘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意义已愈来愈受到美学界的关注。通过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审视，我们发现其中亦涌动着一股强烈的生命气息。

华夏民族宇宙意识的大旨是强调时空一体，时空变化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融为一体。老子提出了“道”、“气”、“象”“有”、“无”“虚”、“实”等等，无非是在说由“道”展开的一切生命流程。先秦诸子大都是用宇宙生命流动的哲学观点指导着思考问题。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见，他也认为世界是自然发展的生命流程。《易·系辞》云:“夭地之大德曰生。”将事物看成生命的流程，生命通过阴阳交换的方式而展开，而人是特殊的生命，要以体现道的善性对待人类和万物，从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要透过万物之生而创和谐环境以利于自身的生存繁衍。这便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精髓，它的深层意蕴是从生命出发视一切为统一于道的生命流程。下面，我们再从构成中国传统思想主干的儒道两家美学思想进行分析。

儒家美学思想中审美追求和生命追求是通过“致中和”统一起来的。“人而不仁，如乐何?”“乐”即美的创造活动，审美活动应与“仁”一致。而“仁”的目的在和谐，即顺天道以阴阳和合的动态发展。只有和谐才有利于从事农业的民族生存。儒家关心的是个人如何为族类生存繁衍作贡献，而又在这贡献中体现出个人的价值。这样能使族类乃至宇宙万物的生命流程得以顺利展开，个人也会得到一种生命充实且能发挥创造性的美感。按儒家的观点，这种美感往往根植于人生的内在精神世界里。在文艺创造和审美活动中，只要不失本心，就一定会以“致中和”为原则，这原则在《乐记》里有很好的说明，其中一句“合生气之和”更是点睛之笔。依照“天人合一”的命题，人的艺术精神本来就是自然宇宙的生命创造精神，人的心灵正是宇宙和人生的交合处。因此，儒家美学不是在模仿自然，再现自然，而是在心灵深处发掘出美来。

至于道家的美学思想，其审美追求和生命追求是直接同一的，儒道之所以能互补，是因为两者实际上同是生命哲学一根所生，哲学同源，美学也不会有本质的差异。道家把生命的自由展开联想为美，认为个体生命得以自由展开就能自然达到群体幸福。在道家看来，人并不应该像儒家那样讲“仁”，讲“赞天地之化育”，自然生命的流程在正常地开展，你去干预它就是错，任何干预只会妨碍宇宙生命的流动过程。宗白华认为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

以上分析可见，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是自由展开生命创造力的角度进行审美的，所不同的是一个注重群体生命，一个注重个体生命。儒家向往“致中和”，道家向往“真”，中国士大夫大都属于儒道互补型。因此，从整体上说，中国古代生命美学的发展形态是“致中和”与“真”的整合。坚持“致中和”注重了社会功利性，要求作者的精神面貌无碍于社会和谐，重视生命的群体性。坚持真，注重生命的独特体验，作者要尽可能真切表达出独特背景下的独特感受，尊重生命的个体性。

我们还需要对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作专门的探讨。中国古代的美学范畴很多，诸如“气”、“意象”、“意境”、“神”、“妙”、“味”等等。这里因限于篇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探讨。笔者认为，只要选取其中“气”和“意境”两个范畴，就可以窥见整个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

在中国古代，“气”是一个贯穿始终而又内涵对自然烟雨云气变化的观察及对人呼吸之气息流通的体验。后来，这个概念演变成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不单指具体的事物，而且成为事物的本体(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生命乃至精神道德境界)。魏晋南北朝时期，“气”由哲学范畴进一步演变为美学范畴，作为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最高概括，成为一种体认宇宙万物、万象、万态各不相同又相互联系的生机活力与深层生命内涵的审美。

“气”作为宇宙生命原质，也是创作之本源。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就是说，宇宙之气构成万物的生命，推动万物的变化，从而感发人的精神，产生了艺术。艺术不仅要描写各种物象，而且要描写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的“气”，“气”之表现在作品中，则可以转化为作品的生命力、感染力。这种气之本源，使有形无形、物质精神融合在一起，能显示整个大宇宙的生命气息。也就是说，美学上的“气”具有超象性。因此，它能蕴涵一种深层的生命内涵，具有内在特征。换句话说，即中国传统的“气”之审美，往往是一种由有形悟人无形，虽无形实有形的审美。“气”的审美特质，便是在对宇宙万物的生机活力与深层生命内涵的独特体悟中实现对万物生命的把握与深层体验。

上文我们简要提到了“气”的超象性。那么，在审美中同样重要的“象”是什么呢?这便是“意境”。“意境”是中国古代审美的“象”，但这并不是有形的“象”，而是“境生于象外”(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它包括“象”，也包括“象”外的虚空。“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一个重要范畴，它的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条重要线索。

要搞清“意境”的具体含义，还必须追溯到老子。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因此，对于一切具体事物的关照最后都应该进人对道”的关照。老子将“道”作为关照万物的最高目标，而“道”是“有”和“无”、“虚”和“实”的统一，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艺术家们往往不太重视对一个具体对象的逼真刻画，往往努力突破具体的“象”去把握宇宙的本体和生命。这也构成了中国和西方传统艺术的显著区别，“意境”也因此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范畴之一。

关于“意境”理论，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争论，这里，我们选取较为普遍的看法。“意境”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其浅层内涵是情景交融，展现的是人和人或心与物之间一片真情相互交融的情景。较深层次的内涵为形神统一，展现个体生命不为埋没，精神进人与道一体的自由境界的图景。其深层次则为虚实相生，境生于象外，展示的是一幅无限的宇宙图景，演奏的是永恒的宇宙生命交响曲。换言之，“意境”范畴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三个层次:情景交融构成了人际关系，生命之真清，形神统一构成了个体生命之神明，虚实相生构成了宇宙生命之本源。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美学宗旨之所在。

正是受上述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不是冷漠冰凉的哲理时空，而是生气蕴注其内的生命时空。这种强烈内在的生命意识是中国古代艺术鲜明的民族特色。美学思想往往是从艺术创作中抽象出来又反过来指导艺术实践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审视中国传统的艺术。

首先来看看绘画。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出了绘画“六法”，“气韵生动”居于首位。“气韵”之“气”便是一种“元气”，它是宇宙元气和艺术家本身元气化合的产物，亦是绘画艺术的生命所在。中国古代画家即便是画一块石头，一个草虫，几只水鸟，几根竹子，无不要在其中灌注整个宇宙的生命意识，而不是局限于画面的精心刻画。这正如王微所说:“以一管之笔，拟太空之体。”(《叙画》)也正如后来郑板桥所云:“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画，总需一块元气团结而成。”(《郑板桥拾集·补志》)“一块元气”者，宇宙生命也。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画论最好的总结。宗白华亦认为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

中国书法亦不例外。书法如仅仅服务于实用目的，就不成其为艺术，它必须“加之以玄妙”，应体现造化自然的本体和生命。所以，中国书法不仅重实，而且重虚，这就是所谓“虚实相生”、“黑白相间”的道理。古人论书云:“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可成书也。”(苏轼《论书》)。在行草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宇宙生命流动的气息。其实，楷书也不例外，楷书中的一横一竖，并不是简单的横过去，竖下来，而是逆锋落笔，“欲上先下”、“欲左先右”，写到最后还要回锋收笔。《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周易》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可见，它们都有很内在的联系。

中国古代的音乐，其特征更为突出。古人有乐者，天地之和”的说法，就把音乐和宇宙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且给予音乐应天开物、赞育群生的意义。西晋阮籍《乐论》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体，则和，离其体，失其体，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方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升群生万物之精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

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欢，九州一其节，奏之寰丘而天神下，奏之芳泽而地址上，天地和其德，则万物和其生。刑索不用而民自安矣。 “乐”乃“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即宇宙之生机，万物之生命。作乐乃“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一方面顺应生机之律动，另一方面赞誉天地万物之生长，直至国泰民安、神人以和。这些思想虽有些夸大和神秘色彩，却更突出了音乐和宇宙生命的联系。

诗文亦是如此。清叶燮《原诗》云:“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他又在《己畦文集》中又说:“吾又以为含天地万物之情状者，又莫于诗。”明董其昌云:“文要得神气，且试看死人活人，生花剪花，活鸡死鸡，若何形状，若何神气。”(《画禅室随笔·评文》)或曰如“生花”，或曰如“活鸡”，一句话，要像活物，要有生命。但诗文之生命又是指的什么呢?书画有形，音乐有声，诗呈现给人的乃是语言。但诗文亦需以言状物，体现出无的生命。而且古人之强调生命，并不一定是就作品所写的具体内容而言，而是指作品的整体，一种超越的抽象的生命感。所以古人对诗的欣赏强调..悟”、“涵咏”，“因此读诗的人必须通过反复涵泳，把握这个活泼泼的意象，把握它内在的血脉流通”。把握它内部的血脉贯通，才能接触到诗歌活泼的生命，得到美的享受。

篇3

一、从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看

从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可以深切体会美与生命的紧密关联。

文百事通心理学对生物反应功能的研究成果表明，生命诞生本身就意味着第一个生物反应形式-感应性的出现。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有其他更高级的反映形式都在感应的基础上产生。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分别接受各种不同的“波”即“节律”。人通过这些感觉获得信息内容的同时，也在节律感应中引起生命节律状态的相应变化。正因此，视觉和听觉才成了动物和人最重要的反应-感应器官，而能接受节律信息的触觉和运动觉则具有辅助的作用。

生命无疑是世间最丰富、最复杂和最敏感的节律性存在，生命之花也就成为最生动多彩的美。正因为如此，“美是生命”。无论是从动物的美感活动还是人类的审美实际看，这个命题的真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

二、从审美活动的生态功能看

审美活动通过节律形式为中介的节律感应作用于主体的生命体验，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补偿生命体验的不足，可以在感性与理性的互补互动中改善生命质量，实现不同层级的生命(文化)整合与提升，直到影响人格生成，调适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审美活动的生态功能归根结底是为了调整和维护、修复和优化人性及其环境的生态平衡，促进人类生命的生态化生存，其具体内涵就是“生”、“和”、“合”、“进”四个方面。审美活动这种积极的生态功能，正暗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 “美是按照我们的理念应当如此的那种生活(生命)”。

“生”即是生命、生存、惜生、护生、创生。审美活动具有鼓舞生命意志、优化生命状态的生态功能。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作为原始艺术主题的生殖崇拜和各种艺术在人类“性选择”活动中的作用就是明证。一切以荒诞、丑、庸常化为取向的审美观念，在带来“美”的内涵多元化的同时所导致的“美”的消解，就是极好的反证。 “和”是和睦、和谐、和而不同。和谐的生态环境才能带来生命的愉悦与发展。审美活动就是要调适人与天地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合”是综合、整合、融合、合作。审美活动具有“启迪综合意识，培养整体精神”的生态功能。生命、生物在综合中进化，社会在合作中存在发展。审美活动的深层作用在于启迪和培育人的生命整体观念并把它推向社会及自然，树立生命整体观念，超越知性思维，从抽象到具体。综合观念、整体意识，应该是今天我们重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崭新思路，也是我们改造文艺学、美学的新路向。“进”是进化、进步、进取和超越。审美活动具有“高扬崇高理想，促进人性生成”的生态功能。人在与自然、社会、文化的生态系统整体关系中不断生成，这个过程暗合了人本生态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生成本体论”的学术理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是生活”，我们更能理解其深刻用意。

篇4

生命，作为与死亡对立的哲学概念，它无不时时刻刻扎根于每个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人为什么会生又会死？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是人生这些最根本的关注，使得生命成为一种崇高而又神秘的心理体验。为了研究它，一种融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系统论等学科的方法为一体，以“人的生命需要”为逻辑起点的美学体系诞生了，它就是生命美学。本文由收集整理

谈到生命美学，人们往往会把它与1994年以后开始在美学界出现的所谓“后实践美学”混同起来，实际上两者不尽相同。首先，从时间上说，生命美学的出现远远早于“后实践美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践美学风头正盛之时，美学界就提出了生命美学的理论构想。例如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发表的《美学何处去》（1985）、《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界》（1990）、《生命美学》（1991）。其次，从学术成果方面看，区别于“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对实践美学的重大缺陷的批评，而且更是一种坚实的学术建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学家先后投入到生命美学的研究中，不仅在美学基本理论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而且把学术视野拓展到了中国美学、西方美学和当代审美文化，推出了一大批学术专著、专论，涉及美学基本理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当代审美文化等各个方面，从而极大地开掘了生命美学的学术资源，并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就20世纪出现的以蔡仪为代表的认识美学、以李泽厚和刘纲纪为代表的实践美学、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这三大美学构想而言，只有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的构想，才真正与中、西方审美实践以及当代审美实践一脉相承、相得益彰。至于认识美学、实践美学，则无论从中、西方审美实践来看，还是从当代审美实践来看，应该说都彼此格格不入。因此，其理论构想堪称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事实上，生命美学的崛起与中国美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向生命美学，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论是认识美学，还是实践美学，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坚持从知识论的框架出发去考察美学问题，而且都把自由的必然性，即所谓对于必然的认识、把握或者“实现自由”（马克思）作为自己的根本视界，都把审美活动作为认识活动或者实践活动的附庸，因此更加强调和突出必然、一般、本质、群体、规律，以及从有限、必然、过去的角度来规定人、阐释人。例如，把审美活动相应地理解为人的认识能力或者人的实践能力。而生命美学则独辟蹊径，转而从生存论的框架出发去考察美学问题。它主张自由的超越性即“生命的自由表现”“自由地实现自由”（马克思），把审美活动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与人类的生命活动等同起来，因此更加强调突出偶然、特殊、现象、个人、创造，以及从无限而不是从有限、从超越而不是从必然、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规定人、阐释人。

这样，就把人的生命本身空前突出出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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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丽；楚文化；雅丽；审美内涵

“丽”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审美范畴，用以评物、品人或鉴赏文艺作品的形式美感和艺术风格，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之一，贯穿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

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诞生，大多建立在人对自然与人事的直观体验基础上，是人对客观现象的感官经验的审美升华。“丽”作为美学范畴的确立，经历了一条由“评物”、“品人”到“赏文”的美学历程。

“丽”之本意是旅（俗字写作“侣”）行，即两两并驾而行。许慎《说文解字》说：“丽，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从鹿丽声。”所以“丽”又有偶对之意。《周礼·夏官·校人》：“丽马一圉，八丽一师。”郑玄注：“丽，偶也。”后引申为“依附”、“附着”讲。《易传·彖传上》释“离”挂：“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王弼注：“丽，犹著也，各得所著之宜。”孔颖达疏：“丽，犹谓附著也。”由于“丽”指一物附着于另一物，故又引申为人或事物形式的美好。如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云：“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战国以后，“美好”、“华丽”之义作为“丽”的核心义项逐渐固定下来，而“偶对”、“附着”等义也包含在“丽”的核心义项中。

“丽”作为审美范畴运用于文艺批评领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亡征第十五》曰：“喜刑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韩非子强调文学的功用性，认为过分追求文辞的华丽是亡国的征兆。此处韩非子其目的虽不在于进行文学批评，但“丽”客观上已进入文艺批评领域。

两汉时期，“由于文士的独立存在，辞赋的兴起，‘文章'概念内涵的日趋专一化，文学‘丽'的特征也被揭示出来。”[1]此时，“丽”在文艺批评领域的运用更为频繁，人们多用“巨丽”、“壮丽”、“弘丽”、“侈丽”等词汇来评价汉赋的辞丽。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评司马相如之赋：“《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但真正将“丽”作为文学批评概念来用的是扬雄，其《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在扬雄看来，丽是汉赋的首要审美特征，“丽以则”与“丽以”的区别在于把握好丽的度，不能因文辞的过度靡丽而淹没了其讽谏之义。汉代文人对汉赋的丽美特征的自觉追求和一群以“丽”为骨干的子范畴的高频使用说明了“丽作为审美特征和审美情趣得到普遍认同，构成了时代的审美风潮。……昭示着文学开始用美来规定自身，同时也标志着丽本身作为一个美感形态已经形成。”[2]

汉魏六朝时期，“丽”范畴逐渐走向成熟和兴盛，并成为六朝美学的外在形态，确立了它在中国美学范畴中的核心地位。一方面，“丽”范畴的能产性和衍生性得到了空前的扩大，派生出众多以“丽”为核心的审美范畴，如“绮丽”、“清丽”、“雅丽”、“艳丽”、“遒丽”、“靡丽”、“巧丽”等，预示了“丽”作为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愈益活跃的前景。另一方面，经曹丕、陆机、刘勰、钟嵘诸文论家的努力，“丽”这一美学范畴最终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论到观念论方向的转变，形成了一个具有很强开放性的“丽”范畴审美系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的理论命题具有开一代之诗风的深远意义，同时也将“丽”范畴推到了古典美学范畴体系的最前沿。曹丕要求诗赋文辞华丽，并将丽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美学标准，标志着建安文学逐渐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牢笼，对文学的形式美有了自觉的追求。并且，“‘丽'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文学的自觉。”[3]但曹丕的观点仅触及“丽”范畴的表层内涵，即文辞的巧丽，而其深层内涵，即情思的绮丽，则是由陆机提及的。陆机在沿承曹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绮靡”即“绮丽”之意，指文辞的华丽。陆机认为，文因情生，情丽相依，只有拥有绮丽的情思才能拥有绮丽的文辞，阐明了情与丽的内在关联性。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丽”作为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异常地醒目起来。《通变》曰：“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刘勰把从上古到刘宋的文学发展史概括为由“质”到“丽”的演变史，并在齐梁转向诡诞新奇，逐成文病。为补救齐梁时期伪情丽之文风弥漫的弊病，刘勰深刻地阐发了情与丽的关系，并以情救文，以“雅”饰“丽”。《诠赋》：“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稍后钟嵘在《诗品》中也提出“典丽”、“温丽”等范畴来深化“丽”的内涵。

到了初唐时期，六朝靡丽文风遭到士人猛烈批判。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子昂批评齐梁诗文“逶迤颓靡，风雅不作”，标举“风骨”、“兴寄”，开一代诗风。自此，文学审美趣味为之一变，褪尽六朝余风，“风骨”范畴也取代“丽”范畴占据了时代的中心位置。中唐以降，封建社会开始从整体上由鼎盛渐渐走向衰落，士人阶层的精神状态趋于内敛，文学的审美趣味更为突变，转而追求清韵平淡之美，注重“平淡”、“格调”等艺法范畴[4]，而“丽”范畴已不能更直接敏感地反映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退出了古典美学范畴体系的前台，远化和淡化为一般的美学标准，后虽在诗论、词论、曲论、小说理论等领域得到深入阐释，但已不再具有显赫的理论地位。

李泽厚先生认为：“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5]其实，美学范畴也是一种“有意味”的范畴，它积淀和溶化着某种社会内容和社会情感，并与特定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精神联系地一起。作为美学范畴的“丽”，表现出一种对生命和情感的赞美，它与“惊采绝艳”的楚文化，尤其与楚民族巫术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楚文化是上古时期以长江中游的楚国为中心的一个庞大的文化圈，伴随着楚国的强盛和扩张，楚文化的影响殊为深远，波及半个中国。李学勤先生认为：“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天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6]楚文化有着非常浓厚的原始巫术色彩。《吕氏春秋·异宝篇》云：“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祀。”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7]那威严狞厉的神兽图腾，那如癫如狂的祭神歌舞，那艳丽生动的漆器纹饰，那奇谲瑰丽的神话传说，那激宕淋漓的美丽诗篇，都因巫术文化而延续下来，使楚文化绮丽耀眼，光影满目，充满着狂放的生命力和无羁的想象力。正是在这种人神杂处、想象奇异、情感炽烈的浪漫世界里，楚人执着地追求着一种迷狂怪诞的诡丽之美，以满足自我的感官审美感受，张扬他们那具有原始野性的强烈生命力，从而求得主体心灵的自足。这正是楚文化的灵魂所在，并伴随着楚文化的传播而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

“纵观中国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始终存在着正统的中原文化与非正统的楚文化对峙的局面。”[8]而产生这种文化对峙的根源则在于两种文化中以巫术、神话为核心的巫文化的不同演变方向。夏商时代，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巫史不分，巫官是文化的掌控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而史官的职务起初也是宗教性的。到了西周时期，中原地区随着社会的发展，鬼神地位的下降，人力的作用受到重视，于是巫衰而史盛，史官从巫官中脱离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史官将神话通过“传说”演绎为“历史”，宣扬先祖的丰功伟绩，论证王朝的合法存在，使神话最终被历史化、政治化。《诗经·大雅》中被称为周民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作品，赞颂了从半人半神的后稷到文圣武德的武王的勋绩，记载了周王朝受命于天，发展壮大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9]儒家把原始文化伦理化为以礼、乐为核心的现世文化，造就了中国文化务实际、讲功利、重理性的现世品格，而这种文化性格的审美特征就是“雅”，即一种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

南方的情形则与中原迥异，即使到了东周时期，巫风仍然盛行。南方的巫官尽管也人事化、世俗化，但仍以祭祀鬼神、交通人神为主要事务。姜亮夫先生说：“自春秋战国以来，北方诸国，巫之职已不如史职之尊；而南土尚重巫，故楚君臣祀神祝祭之事为特多，此其文化习性然也。”[10]与北方的巫之史化、原始文化伦理化不同，南方则是巫之诗化、原始文化艺术化。巫术中那神秘而又富有韵律的咒语、祝词之类的巫术语言逐渐链化为奇诡华丽的诗篇。如《楚辞·九歌》原是流行于楚地的民间祭歌，它本就是一种与巫祝有关的宗教文学。王逸《楚辞章句·九歌》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兴盛于南方的道家学派则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巫术逐一艺术化，把人自然化，从摆脱人际关系中寻求个体的价值，强调精神的逍遥，而与整个大自然合为一体。道家把楚巫文化艺术化为以“心游”为核心的隐世文化，造就了中国文化尚精神、超功利、重感性的隐世品格，而这种文化性格的审美特征就是“丽”，即一种追求生命之自由艺术化的审美理想。

“雅”与“丽”的对峙，可以说是儒家与道家、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在审美理想上的基本对峙，而其对峙的根源则在于“心”的“礼”化与“艺”化的对峙：儒家将人性伦理化，而道家将人性艺术化。当这两种相对峙的审美理想渗透到中国文学中时，则又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即先秦理性精神主宰的五经系统和楚汉浪漫主义主宰的楚辞系统。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说：“‘雅'是来自五经的系统，所以代表文章由内容之正大而来的品格之正大；‘丽'是来自楚辞系统，所以代表文章形相之美，即代表文学的艺术性。”[11]随着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文学的自觉，“雅”与“丽”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到魏晋六朝时产生出一个在意蕴上更为成熟的审美范畴——“雅丽”。

黑格尔曾经说过：“概念本身并不象知性所假想的那样自身固执不动，没有发展过程，它毋宁是无限的形式，绝对健动，好象是一切生命的源泉（Punctumsaliens），因而自己分化其自身。”[12]中国古典美学审美范畴具有极强的自我推衍性，一个核心范畴往往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的子范畴，从而形成一个范畴集群。此外，各个核心范畴多具有较广的意蕴涵盖面，又可与另一意义相邻的范畴集群中的核心范畴交融，从而构成新的范畴。

两汉时候，以“丽”、“雅”为核心的审美范畴开始大量衍生，表现出很强的理论活性，到魏晋时期分别已呈系统化的生态。如以“丽”为核心的子范畴有“弘丽”、“巧丽”、“清丽”、“壮丽”、“温丽”、“靡丽”、“遒丽”、“华丽”、“雅丽”、“赡丽”等；以“雅”为核心的子范畴有“温雅”、“尔雅”、“明雅”、“典雅”、“闲雅”、“古雅”、“清雅”、“弘雅”、“雅润”、“雅丽”等。在这众多审美范畴中，最具美学意义的，对古代文学、美学理论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雅丽”这个新范畴。“雅丽”范畴的产生并不是“雅”与“丽”这两个核心范畴偶然的、简单的组合，其所包涵的深层意义在于：“雅”与“丽”的结合其实质反映了古典美学中儒家与道家的美学思想的互补，以及中国文化中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互补。“雅丽”范畴是中国文化实现了大融合后古典美学走向鼎盛时期的必然产物，代表着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

从“丽”范畴发展到“雅丽”范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中国美学史上却经历了从战国末期到齐梁之际近八百年的历史潜进过程。

战国后期，随着各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地域文化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快，中原和楚国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楚国贵族的审美趣味，文兼雅丽的审美风趣已经成为士大夫们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屈原的《离骚》正是这种审美趣味的代表。《文心雕龙·辩骚》中记载了刘安、班固等人对《离骚》的评价。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班固则云：“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可以看出，刘安的评价主要侧重《离骚》的内容中正典雅之美，而班固偏重其文辞艳丽雅正，然这些都反映了《离骚》雅丽兼备的审美特征。

汉代虽然在政治制度上继承秦朝旧制，但在文化上却是楚文化的后裔。赋是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是在楚辞的基础上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而成的一种新的文体，在审美风格上继承了楚辞弘丽的艺术特色，故有“楚艳汉侈”（《宗经》）之说。但从扬雄“丽以则”与“丽以”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儒对汉代文学丽美特征的雅化。汉代也是诗歌的时代，诗歌在汉代经历了由四言体到五言体的发展历程，而汉代诗风则经历了由西汉乐府诗的质朴古雅到东汉文人诗的风清辞丽的转变。《文心雕龙·明诗》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无论是“雅润”还是“清丽”，其共同的审美特征都在于雅丽兼备互补。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说：“雅中渗入若干丽之成分则成‘雅润'，而丽中渗入若干雅之气味则成‘清丽'。”[13]

魏晋时期，因汉代经学束缚的解除，士人心态开始世俗化，出现了重感情、重个性、重欲望的风气。魏晋玄学的兴盛，一方面促使士人阶层摆脱名教的束缚，提高了个人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使士人阶层在精神上更执着于人生，在心态上更趋于世俗。正如罗宗强先生言：“正始玄风，从其特质说，它是建安重感情、重个性、重欲望的思想的理性发展。它探讨的许多命题，归根结底都与感情、个性、欲望有关。”[14]士人心态的世俗化内化到文学的审美趣味上就是重感官、尚轻艳的文学思潮的盛行。《文心雕龙·明诗》论晋诗：“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繁缛新丽的审美趣味正是士人阶层世俗化的心灵世界的外现，也是那个乱世之下士人阶层在政治热情消退后借文学来艺术化人生的矛盾内心的折射。这种审美趣味的极端表现是以描写男女情爱为主，重音律辞采的齐梁宫体诗的盛行。齐梁宫体那轻艳靡丽的诗风，正是魏晋六朝时期儒学衰落后尚丽思潮在缺乏“雅”的补正情况下极度世俗化的必然结果。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的提出，都有其鲜明的针对性。”[15]“雅丽”范畴也一样，它虽然是中国美学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但其最初的提出却是针对六朝靡丽的审美趣味。早在陆机的《文赋》中就针对西晋文学创作的弊端提出了“应”、“和”、“悲”、“雅”、“艳”的补救之法。在陆机看来，文章即使情感雅正，如失其艳丽，亦为文病。陆机主张雅艳兼备，但其重点仍在“艳”。饶宗颐先生认为：“若士衡，则以‘悲'为主，而以‘雅'救‘悲'之失于侈，以‘艳'救‘雅'之失于朴质，其所重盖在悲而艳。悲则承建安以来之侧重言情，艳则造成晋宋以后之趋于缛丽。”[16]刘勰继承了陆机既雅且艳的观点，标举“雅丽”范畴来限止六朝尚丽风潮的过度世俗化。《征圣》：“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在刘勰那里，“雅丽”是文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是周公孔圣之文的美学特征，是后世文章应师法的典范。“传统中国人有强烈的远古崇拜意识，强调慎终追远，学有本源。”[17]同时，他们又有统摄群言以成一家之言的强烈意识。刘勰正是打着商周圣人之文的旗号来为自己的一家之言奠定合法的根基。刘勰所标举的“丽”与“雅”的统一，是其理论整体构架中文与道的统一、艺与礼的统一、才与术的统一的理想模式的审美外化，是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的结果，然穷究这一切现象的根源则在于中国哲学的中心观念：“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

“雅丽”范畴的出现标志着古典美学在理论上已进入它的鼎盛时期，随之而来的有着“神来、气来、情来”之称的盛唐诗风则是“雅丽”范畴最突出的感性表征，也是中国审美意识最完美的形象表现。纵观“丽”范畴的发展历程，由“清丽”而“靡丽”而“雅丽”，恰似走过了一个正反合的逻辑圆环，“丽”范畴在不断精细化、深刻化的同时也不断理性化、伦理化，而这也正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历史发展的缩影。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丽”范畴处于较高位置，并在其自身的历史流变中积淀了深厚的美学内涵，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层面：文辞之丽、情思之丽和生命之丽。

如前所述，文辞之丽是“丽”范畴的最基本特征，它是“丽”的表层内涵，古典文论中用“丽”多取此义。如《汉书·艺文志》：“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此“丽”即指文辞的华丽，但因西汉诸家之赋多缺乏真情实感，固其文侈丽，实为文病。情思之丽是“丽”范畴的深层内涵，它决定着文辞之丽的成败。《文心雕龙·情采》：“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作家之文只有本乎真情，发乎性灵，其文才能美丽自然。故北宋范温《潜溪诗眼》云：“巧丽者发之于平淡，奇伟有余者行之于简易。”文辞的巧丽正是情感自然而然流露的结果，虽看似平淡却丽美无比。然而，无论是文辞之丽还是情思之丽，都是人的生命之丽的外化。生命之丽才是文学艺术具有审美价值，并得以长久流传的内在根源。

“中国古人因信奉‘天人合一'，多注意从自由的生命活动的基点上考察文学，从而为自己建构起一个整体的，本体空灵的，且先于逻辑的生命世界。”[18]“丽”正是这个生命世界的审美表征。《易传·彖传上》释“离”挂：“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虽然我们从词义的角度讲“丽”是附着、依附之义，但如果我们从审美形象上看，日月星辰悬挂于天，百谷草木植被于地，这不正是天地万物之生命状态之所在吗？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人的体貌之丽不也正是人的生命力之充盈流溢的表现吗？当古人把“丽”引入文艺批评领域时，“丽”实质上正是主体驰骤扬厉的生命精神的艺术性显现。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丽”范畴会成为魏晋六朝美学的核心范畴，“丽”正是魏晋士人在自我觉醒后高扬个体生命力的审美表现，是人的精神的艺术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文化中，生命之丽的状态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自由状态，它是古代士人阶层的理想人格的本质特征。这种自由状态可以从艺术和人生两个方面显现出来：就艺术而言，它表现为对一切艺术法则的摈弃，在情景交融、主客冥一的艺术意境中感受主体心灵的净化，体验宇宙生气之跃动，这正是中国艺术之“丽”的中核；就人生而言，它表现为对一切名教伦理的解构，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心灵世界中寻求个体精神的解放，领悟万物生命之自由，这正是中国文化之“丽”的内质。综合上述对“丽”的审美内涵的分析，一言以蔽之，“丽”正是生命力之自由的感性显现。

注释：

[1][3][15]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M].北京：中华书局，2005：3，82，11.

[2]黄南珊.“丽”：对艺术形式美规律的自觉探索[J].文艺研究，1993，(1)：20-29.

[4]参看汪涌豪《范畴论》第四章第一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7][9]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0，82，83.

[6]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64.

[8]漆绪邦.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

[10]姜亮夫.楚辞通故(第3辑)[M].济南：齐鲁书社，1985：836.

[11][13]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43.

[12]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39.

[1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33.

[16]饶宗颐.论文赋与音乐[A].罗宗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240.

篇6

[关键词]生态美；生态真；生态善；生态审美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085-05

生态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时常面临传统美学的质疑，辩护者们在哲学基础、研究对象、审美属性、美学范式等层面寻求生态美学的立身之本，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显然，生态美学是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美学，“生态美学不同于传统美学的地方，就是它应当突出生态的最高原则这一定律，从而从生态的高度来评判美学活动，使得美学活动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美学所描述的一种新的景象”。①事实上，生态美学已经开发出一个美的新类型——“生态美”（ecological beauty），它区别于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科学美和技术美。我认为，弄清楚“生态美”的生成学理、理论内涵和美学特征，是促进“生态美学”学科独立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一、“生态”何以能“美”

简言之，“生态美”即生态之美，但“生态”何以能“美”呢？又是何种意义上的“美”呢？

“生态学”一词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最早提出，指的是研究有机体和它们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后来者又提出“食物链”、“生态位”、“生态平衡”、“生物群落”、“生态圈”、“生态系统”等概念对之加以丰富和拓展，使得生态学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有机世界观：“它强调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及整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生态共同体的每一部分、每一小环境都与周围生态系统处于动态联系之中。处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小环境的有机体，都影响和受影响于整个由有生命的和非生命环境组成的网。”①可见，生态学要强调的是生命之间、生命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协同和支持关系，奥斯丁就是在这里发现了生态之美。他说：“空气、水、植物在生命维持的循环中相互协同，这本身就是美的，并创造着美。”扩而言之，鱼与海洋，电子与质子，水与火，上帝与人，人与人，只要它/他们之间存在着“诚挚的协同关系”，便是美的，因为“美是生命间繁荣关系的一种特征”，反之，则为“生态丑”：“在生态系统中，从最广义的分析观点看，当一些生命在维持其他生命的生存时，美则存在。当一些生命损害这种生存结构时，这些行为是丑的并且打击了世界自身。”②所以，奥斯丁指出，生态学能科学地探索自然美中的各种关系，可称为“地球之美的一门科学”。

由此可知，在奥斯丁那里，因为“生态”肯定了生态系统中生命之间、生命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协同和支持关系，所以便是“美”的。显然，这里的“美”不同于过去的理念之美、形式之美、想象力和知解力的协和之美，而是一种生命协同之美，里面包含着健康、生机、进步、创造、和谐等内涵。但是，奥斯丁的这种说法与加拿大环境美学家卡尔松的“自然全美”论一样，忽略了“人”在生态美中应有的地位，有学者对此批评道：自然不能独自成为审美对象，必须依靠人的参与，“所谓生态系统的美既非纯自然的美，也非人的‘移情’的美和‘人化’的美，而是人与自然须臾难离的生态系统与生态整体的美”。③况且，生态系统也不仅仅指人与自然的关联，也应当包括人与社会的关联，“现代生态学把世界看做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它是各种生态因素，包括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④所以，“生态美包括自然生态美和人工生态美两种形态”。⑤

中国的道家美学和西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可以为生态美提供深层的学理依据。在道家那里，“美”不在形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而在“大道之美”、“自然之美”。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循“万物之理”就是遵从“生态规律”或“生态秩序”，顺应“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本然状态，老子也指出，域中有四大：“道”、“天”、“地”、“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这种纵浪大化、本然自在、合乎天人的大境界就是“美”，也就是一种生态和谐之美。

与道家美学一样，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也突破了一般美学理论的局限。他反对从客体的形式中发现美，也反对从主体的心灵里寻找美，在他看来，“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是真理的显现和发生。①而他说的“真理”指的是“存在之澄明”，所以，美乃“存在之美”，非常接近于道家，可称之为“大道之美”或“宇宙大化之美”。海氏的存在美学显然也内含着生态美的理路，因为“存在之美”去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凸显了天、地、神、人相互依存、自由协调的生态整体美。当然，海德格尔的存在美中少不了“人”的那点灵明，这尤其体现在“世界”概念中。他认为，“世界”不是僵死的外在对象，植物和动物没有“世界”，“只要诞生与死亡、祝福与亵渎不断地使我们进入存在，世界就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我们人始终归属于它”。②人的生存与天空、大地、诸神产生的因缘（意义）关联，正是存在美的重要内容，他对“农鞋”、“希腊神庙”、“壶”、“桥”的存在美的揭示一再说明了这一点。由此，我认为，如果说道家美学倡导了“自然生态美”，那么，海德格尔美学则可以为“人工生态美”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

综上，“生态美”的“生态”指的是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之中生命之间、生命与环境之间的协同和支持，它的“美”指的是生命协同之美、生态和谐之美、宇宙大化之美。

二、“生态真”、“生态善”与“生态美”

真善美的关系是中外美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美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本质和内涵与真、善之间有着深层的关联，对于生态美而言，它与“生态真”和“生态善”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真”指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生态真”就是指生态系统的运行和发展规律。真是美的基础，同样，生态真也是生态美的基础，只有顺应生态规律、合乎生态秩序，才会有生态美的产生。生态美应该是美的规律和生态规律的双赢，实现的是美学价值与生态可持续性价值的统一，审美愉悦与生态健康之间的互补。奥斯丁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一池清澈的湖水在外观上是美的，可是，一旦我们发现这个湖的清澈是由于酸雨污染而杀死了湖中所有生命造成的，并威胁着这一地区的生态系统时，那么，我们更愿意为恢复复杂的生态系统而工作，去减低这个湖的视觉上的清澈程度，进而把活生生的美还给了这个湖。曼科夫斯卡娅也说：“如果说从艺术观点来看，被石油污染的海洋可能是美的话，那么从生活的、生态的角度看，就无法证明它具有审美价值。”她进而指出，生态美学的基本标准“是对自然的保护，对自然需求的保护，对动态生态平衡的支持。生态美学的基本原则是和谐与实用”。③国外许多生态美学家认为，真正的美感不仅来自大自然的表面美，而且也来自对自然功能规律的认识，来自大自然的过程美。甚至某些表面上是丑的自然现象，如杂乱的丛林、朽木、火灾等，但只要能支撑生态系统生物平衡，便依然体现为生态美。总之，生态美必然包含了生态真的内涵，正如高博斯特所言：“生物的多样性、生态的可持续性与审美欣赏之间的相互融合就是生态审美。”④

“善”即事物对于人的有益性，“生态善”指的则是事物或行为对于生态系统或生命共同体的有益性，“生态善”也就是“和谐的生态秩序或曰生态伦理”。⑤善是美的前提，美的必然是善的，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而无害的。同样，生态善也是生态美的前提，生态美包含生态善的内在目的，总是以有利于生态和谐、生态健康为最高准则。奥斯丁说：“当我们从欣赏自然美中看到生命维持和个性时，就已使我们的体验和环境伦理学相联系的关系迈出了第一步。因为美创造了美的关系，美的体验导致了伦理学。”①利奥波德提出的正是这样包含着生态伦理观的生态美学观：“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②而且，生态美质量的高低与生态善层次的高低有直接的对等关系，当生态善以优化所属群体与种类为目的时，获得的是生态之小美；当生态善以优化“人—社会—自然”大生态系统为目的时，获得的乃是生态之大美。

总之，生态美不是孤立的、表面的美学现象和审美体验，而包含了生态真的基础和生态善的目的，因此，“人们对生态美的深刻感知就不能停留住外在的颜色、形态、对称性等感性直观形式方面，而要深入到包含着与生命存在紧密相关的生态规律和道德规范的内容中去，将真、善、美的知识有机地统一起来”。③

三、“生态美”的美学特征

如前所述，生态美指的是生命协同之美、生态和谐之美、宇宙大化之美。那么，与传统美学所强调的艺术美相比，生态美到底有哪些独有的美学特征呢？

第一，生态美更加关注生命活力之美。生态美的基础是生态，所谓“生态”，顾名思义即生命存在、发展和演化之状态，所以，关注鲜活的生命乃是生态美的首要特征。一朵纸花和一朵鲜花的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鲜花是生气灌注的，依存于空气、阳光、水、大地、周围的生物群落以及人的意义世界，处于不断生长、不断创化、姿态万端的生命过程之中。“生态美是以生命过程的持续流动来维持的，因此，当我们赞美满载丰收果实的农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牧场，树木参天的莽莽森林等生态景观时，引起我们强烈印象的首先是这些景观充满着活力的美，这些生态系统遵循着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保持着生命持续存在的条件。”④尽管艺术美也不乏强调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之作，但是，它与生态美有以下几点区别：（1）艺术美是艺术家构思和创作的结果，而生态美更主要地来自于自然造化。因此，艺术的审美客体是有选择性的、有限的、有序的，而生态美的审美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无中心视点的、无序的。（2）艺术并不关注所使用物质材料本身的价值，而关注它们所体现出的象征意义，生态美则关注处于生态系统中的活性生物本身的生命之美。（3）艺术作品最终是固定了的、静态的“物体”，而生态景观永远是变动不居、多姿多彩的动态的生命世界。

第二，生态美乃是生态系统的和谐之美。生态美往往不是关注某一个或某一部分生物的生命美，而是关注整个生态系统中生命之间、生命与环境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协同、互惠共生而展现出来的整体的美、有机的美，“如果说生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那么这种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便是生态美的本体特性，它反映出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⑤进而言之，生态和谐之美是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生态整体主义既要去除“人类中心主义”，又要去除“生物中心主义”，它强调的是“人—社会—自然”这个大的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人”、“社会”、“自然”之所以美，其判断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整体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具体而言，如果将生态整体母系统再划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生态系统这两个子系统的话，那么，“在生态整体的自然子系统里，保持和谐关系的主要方式是自然规律的调解；而在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里，则需要人类依据公平、正义等普适性原则协调人与人、种族与种族、性别与性别、国家与国家的关系”。①这也就是判断自然生态美和人工生态美的最起码的准则。艺术美也谈和谐，但艺术和谐美主要指的是形式的协调、内容的匀称、情感的节制和风格的中和之美，而生态和谐美显然更关注艺术之外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生命存在层面上的整体生态系统的大和谐。

篇7

[关键词]医学美学演进过程思想内涵发展展望

医学美是医务工作者维护与塑造人体美的创造性实践的产物，是医务工作者在维护人的生命力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和谐的信息，是医务工作者医学道德美、学术理论美、专业技能与技巧美、服务行为美、医学环境美以及它所维护、修复、塑造和强化了的富有形体美和生命活力美感的医学人体美。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无论医学还是美学，其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作为这两者的结合，医学美学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医学美学思想的发展源远流长，探寻其来龙去脉和科学内涵，对于认识美、维护美、创造美意义重大。

一、中国医学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1.中医美学思想的发端（远古——春秋）

数百万年前，人类祖先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群体生活。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开展，出现了卫生保健和爱美倾向的萌芽。人类通过了解自身疾病的知识的积累和扩大利用自然物治疗，回归健康。通过实践的探索，产生了医学美的萌芽。

2.中医美学思想的初创（春秋——三国）

人们对疾病和卫生工作有了新的了解，建立了医事制度。一批医学家撰写了《黄帝内经》，形成为中医早期美学思想的基础。南阳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我国辨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医学审美的坚实基础。外科专家华佗，创造了“五禽之戏”的医疗体操，开创了我国保健体操之先例。

3.中医美学思想的丰富（晋——元）

西晋短期统一以后，经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至隋代又复归于统一，到了唐代呈现出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中医美学思想随之出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在医学理论、临证医学、药物学、方剂学等方面，都体现了医学美的要求和医学审美思想。

隋唐时期，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医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医学著作大量出版，临证医学、预防医学出现了新的成就，扩大了医学美学思想的范畴。

宋朝的全盛时期，由于医学教育的发展、教育方法向真实性方面不断改进。医学绘图在求真、求美方面要求更高。

宋、金、元时代的中医学美学思想很活跃。人们常以刘、李、张、朱四家为代表。刘河间在阐发了《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时，大量地观察了人们在生活环境中不协调而出现的疾病作为火热证的辩证论治依据，充分发扬“亢害承制”的理论，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控制疾病转化的意义。李东垣强调要避免疾病的发生则应从增强胃肠机能着手，必须增加营养，加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著成《脾胃论》。张子和在治法上独树一帜，善用汗、吐、下三法，根据不同发病原因和疾病发生的不同部位进行辨证施治。朱丹溪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论，提倡“收心养心”调养神明。除四大家外，养生学家丘处机，营养学家忽思慧，骨科专家危亦林，外科学家齐德之，治痨专家葛可久等，都以各自特长著称于世，并丰富了中医美学思想。

4.中医美学思想的发展（明——清）

明、清中医美学思想表现了曲线发展或持续过程。许多医家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中，追求整体美，内在与外在的统一，维护了人体阴阳的平衡。由于温病的流行，温病学派兴起。叶天士系统地提出了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又提出三焦辨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在防治疾病中的辨证美。

二、西方医学美学思想的演进过程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古代希腊是欧洲医学史上值得骄傲的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使医学纳入了理性的轨道。医学美学思想以古希腊、罗马医学和美学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们的审美意识不断完善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人体美与健康的和谐统一；基础医学的发展促进医学审美认识的提升；医疗实践丰富美的内涵；医德与医美相得益彰的演进过程。

三、医学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1.朴素的自然哲学医学模式阶段。这一阶段由于科学文化还很不发达，人们对自然和人体健康的认识非常模糊，认为患病的原因就是邪气侵入，治病的手段也以驱邪为上，其理论是极其朴实的，施治方法源于某种简单的推理，命运确定着人的健康归宿。

2.生物医学模式阶段。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医学家对于疾病有了借助认识的手段，也有了对抗病因的生产能力。这一阶段，医学家从细胞学水平上认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从消灭、控制生物学致病因素上驱除疾病，保护人体健康。抗菌素与磺胺类药物的发明与产生，在这一阶段被誉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阶段。这一阶段，医学服务的宗旨从生物学范畴向心理学、社会学方向扩宽，它不仅使人躯体上没有疾病，同时还重视消除心理社会致病因素，从生物心理和社会适应维度确定健康的质量。

4.增强健美素质，提高生命质量阶段。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社会人群对健康的需要提出了更新的要求，这就是躯体无病损，心理上要健康，社会适应上使人有美感。人们的生命质量层次从初级生命质量观，经过中级生活质量观正向着高层次的满足生理、安全、爱与隶属、尊重和自我实现过渡。要实现人们生命质量的高要求，必须把医学人体美作为医学审美对象的核心，进行医学审美实施，评价医学实施质量，从生物、心理、社会圆满适应的基础上，满足人们的医学人体审美需求。

四、医学美学的科学内涵和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对于医学美学及其研究对象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表述。

1.医学美学是一门以医学和美学原理为指导，运用医学手段和美学方式的结合来研究、维护、修复和塑造人体美，以增进人的生命活力美感为目的的边缘学科。它既具有医学人文学科的性质，又具有医学技术学科的性质。一方面，是由于它与传统美学的亲缘关系所决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的医学应用技艺的广泛性特征所决定，人们可以运用医学美学知识于美容医学的各个方面，也可以把它广泛地应用于预防、康复及临床医学各科的医学实施中。医学美学将会把传统的“医学科学”升华为一门“医学艺术”。医学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医学领域中一切美和审美及其规律，即医学美与医学审美及其规律。这是医学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医学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体美及其健康之美，即医学人体美。二是维护、修复和塑造医学人体美的一切医学现象，包括有助于增强医学人体美的医学技术实施、医学审美理论、医学审美行为、医学审美环境和医学审美关系等。因此，医学人体美是医学美学研究的核心。强调“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体美”。

2.医学美学是一门研究和实施医学领域中的美与审美的一般规律和医学美的创造的科学。其宗旨在于调整和增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高度和谐和统一，不断提高人体素质和生命活力美感。它具有人文医学和应用医学的双重性质。

3.医学美学是在研究人的健康美的基础上，对医学领域中的一切美和审美及其规律的研究。

五、医学美学思想发展展望

随着医学发展的进程，人们在医疗和医学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日益扩大了对医学美的认识，重视和突出了医学审美观点在医学中的应用。我国十几年来，陆续出现了医学文章论述医学美学问题，但多数文章还是在探讨各分支医学和临床各科医学论述中，涉及医学美和审美选择，审美处理等方面。为了把医学实践求美的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推广应用，使医务人员、医学生在工作及学习中按照医学美的客观规律更好地解除病人的心身疾苦，满足人们追求健美的正当需求。全国第一次“医学美学”学术讨论会上对医学美学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初步形成了医学美学的理论体系。

爱美是人的天性，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使人类对自身健美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医学美和审美理论将得到更普遍的运用。医学美学研究和应用的发展前景将是灿烂的，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

著名的瑞士医史学家HSigerist指出：“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医学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机体复元，医学的目的还要使人调整以适应周围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乃是社会的……增进人的健康无疑是一项社会任务，要求政治家、劳资双方，教育工作者和医师等各方面协调努力。”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由于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渗透医学领域，对健康和疾病普遍存在着“生物医学观”，形成了基于生物科学的单一医疗模式。但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及社会人员的综合体，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就不仅仅是生物体变化的一面，而且社会和心理等因素也不断交融影响，原来的医学模式已被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取代。医学美学的研究，正是适应全方位医学模式的转化。它要求研究人际关系的和谐、环境美、审美心理对健康的作用，还要求研究所有能增进人体健美的广阔领域。我们还应注意研究因长期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所铸就的中国传统医学的物质和模式：天地人综合整体的医学模式；以五行—脏象学说为主体的哲理性医学理论；实用理性精神的医疗体系；伦理主义的医学精神等等。

2.医学重心从治病向防病的转化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技术的兴起，医学美学对于指导防治疾病，保障人体健美将产生巨大的作用。贝尔纳指出：“未来医学所关切的，当是健康而不是疾病。”人类不希望一旦疾病缠身而去求医，而是追求疾病的预防。因此，除了营养和适当运动维持健美的手段外，凡是有利于保障健美的因素都将是预防医学中的课题。向保障“健康”人的健康发展，是医学发展的前景。这些都将以医学审美观为引导，作出最好的抉择。

3.健康需要从防治疾病到追求形体美

当今医药已进入日用品领域。如保健食品、抗衰老药、药用化妆品、药物肥皂和药物牙膏等，这些物品有助于维护机体和容貌健美，适应了人们追求青春常驻，推迟衰老的需要。还必须看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将并不满足只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形体和容貌的健美措施，还追求能在原有基础上增添健美的途径。因此，对医学，美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能真正改善、纠正形体容貌的某些缺陷和不足的整形外科、整容外科、口腔科、运动医学等产生了新的需求。不远的将来，有助于人的形体美的医学技能将不断脱颖而出。

4.保健需要从单纯延长寿命到提高生命质量的转化

老年人比其他年龄组更易患病，特别是慢性病。因此，保健问题更为突出。近年来，老年医学正在蓬勃发展。增加老年人的生活福利设施和适合老年人娱乐的场所；在人际关系方面给老年人以尊敬和温暖；开展适合于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创设能使老年人舒畅心情的美好环境；使老年人健美、长寿，也将成为医学美学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美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甄志亚．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

[3]杨安．人怎样才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丘祥兴．医学伦理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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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美学自然观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表现。唐时期，禅宗由中国传到日本，与日本本民族生活、文化相融合，形成其独有的艺术形式。日本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川久保玲等大师的设计根植于日本本民族习俗与价值观。他们的服装有一个共同点:摆脱西方传统模式，沿袭日本传统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增加创造性。设计与裁剪微妙且服务于人体，自由舒适，实用性强，使服装成为陶冶性情的雅致。这种看似无形却疏而不散的设计打破西方传统时装观念，增加服装的功能性，人文性和舒适化，使身体得到极大自由。而这正是玄奥东方禅文化的抒发，赋予设计神奇魅力。我国当代本土服装设计主要围绕中式礼服定制，民族文化元素的沿袭，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知名品牌近年也逐渐兴起。例如例外、天意、ZiggyChen等。通过独特的手工剪裁和精致的面料，带着对世界、对生活、对生命的认知和想象力去进行设计。除款式设计的自由性与面料的舒适性及用色的本源性，纯粹手工与天然的制作过程也是品牌中的亮点。像梁子“天意”服饰设计中选用的莨绸，其制作过程完全是纯手工，制作工序中无化学成分的污染，这很像禅宗美学“天人合一”的境界。例外“茶叙”设计中，以中国传统印染手法“植物染”给纺织品上色。这种色泽柔和、古朴，自然的散发着天然清香也是例外一贯的环保主张。将中国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才能不使千百年来遗留下的工艺白白流失。除了以上所提及的，禅宗美学的“少即是多”等哲学观点与西方“Lessismore”及“Formfollowsfunction”等设计理念的构想有一定的共性。同样，西方极简主义也是东方禅宗美学中的一种典型，这些思想对具体的设计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状况

(1)禅宗美学自然观对品牌文化价值感的提升。现代服装行业发展迅速，而研究中国本民族文化内涵的服装品牌却是少之又少。大多数本土服装品牌为追求商业价值忽略自身品牌文化和精神内涵，没有传统文化底蕴做支撑，无品牌文化DNA，在设计上模仿、抄袭现象严重。设计上更多是注重服装外表行式美，而非服装本身。即便如此，中国市场销售额仍然被外来服装品牌所占据。禅宗美学自然关注主体的本质其精神内涵，它的真空妙有之空灵美、触目是道之直觉美、即体即用之生活美以及悟无所得之超越美等追求内心及精神的表达形式，与当今世界对物质及奢侈品盲目追求的风气相违背。由此可以看出，立足于禅宗美学自然观去进行服装设计，在快速消费的时代把握服装企业及服装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注重服装企业品牌文化价值的基础之上确定市场定位从而进行服装的设计。(2)禅宗美学自然观在新型生活方式中的扩展。服装设计本身也是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设计，禅宗美学自然观所强调的设计美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以最少的要素去传达更多的信息。省略不必要的细节，以简洁舒适取代烦琐复杂的装饰感，用最极简的方式来体现所设计物品的精髓。2)色彩选择的明确性。在色彩选择上通常使用精心挑选的单一色彩，或通过不同深浅与浓淡去表达强有力的视觉信息，使之与设计相协调。3)以平衡、清楚、和谐与简单为设计原则。在服装细节的表达中，倾向于不对称、不规则感的流动美，并以巧妙手法去体现服装的设计，从而展现出服装及穿着者清晰、平静而优雅的品质美。通过对禅宗美学自然观在服装设计中的延伸，将其运用到生活中便是对简单纯粹、宁静朴素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注重生命心灵自觉性与身体内在感受力的协调发展。在人心浮躁、物质欲望风靡、快时尚垃圾蔓延中带给消费者新的生活体验。

3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方式

(1)创新设计理念的提出———禅宗美学自然观之本体论。禅宗美学自然观在中国艺术中以独有的形式丰富了东方美学，并给予通往艺术的真正的生命路径。除禅宗美学自然观中对自然心化和空化的描述，在生命探究中自然观对本体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将人之本性与自然之法性合为一体的哲学构想，这也是禅宗美学中的一种典型。禅宗美学自然观之本体论作为新型设计理念，其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在实践中重视本体内心体验，把内心与自然现象统一起来，在生命体验中注重本体感悟、感受和感知的能力，从而提升本体(服装)生命的价值。在设计上的表现形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1)设计风格运用。禅宗美学自然观中对本体的关注，意，即把自然与自由融为一体，自由而超脱，在服饰上表现为“超脱”“自然”“飘逸”之美。外在风格设计中将动与静相结合，自然而无烦琐的修饰，表现为自然、和缓、缠绵、延续的状态。2)版型设计。禅宗美学自然观中“一无所有中蕴含所有”的这一构想，要求服装版型要以巧妙的结构线来设计，形成宽松型、平面式与直线性及自然飘垂感相结合的服饰特征去营造刚柔并济的视觉效果。3)服装色彩。禅宗美学自然观对自然舒适的向往，在色彩选择上多为淡雅的素色，或是经典的黑白，展现出设计者或穿着者的优雅自然与不予追求名利的豁达人生境界。4)面料选择。禅宗美学自然观之本体论中对人生活态度所倡导的是一种泰然处之的优雅，朴素中不乏个性。所以在服装面料的选择上会用到高天然纯度的面料。在制作工艺的表现方式上以最原始的方法去处理面料的毛边，来体现返璞归真的设计感，以物化表现去审视穿着者自身的内心与内在。(2)设计师新型思维模式及理念的扩展。通过对禅宗美学自然观及新型理念自然观之本体论的探究，对于设计师———现代社会高品质生活的创造者，理应从自身做起，修行于生命之本性，保持初心的静默和柔软，在寻找万物本源中体悟当下意识，让一切回归最自然的状态。并摄受散乱心而专注一境，将中国文化的积淀(内涵)与现代设计(形态)相结合，注重服装本身的内涵。一方面是将独特化转为共性，用作品去表现内涵，从而把对生命境界的感悟传达给大众;另一方面将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艺术形式相结合，做有独特内涵的服装，用自然的力量使之和谐，将时间、记忆和情感所积累的感悟分享给更多人，带来精神上的认同度，从而带动人们以正确的价值观面对生活。这不仅是新型设计理念在服装设计中的尝试，也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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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半个世纪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之路，可以说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陈有冰所说：“唐代文学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研究观念变化最大、研究方法较为丰富、研究队伍相当整齐、研究成果更为丰硕的一个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畛域确立过程中最有华彩的一个阶段。”l1我们在欣喜唐代文学研究取得成绩的同时，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事实——唐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发展颈瓶的严重挑战，造成这些发展颈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研究者过度依赖新文献和新方法。唐代文学研究在新文献和新方法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令人疑惑的新问题，即面临着“集体沉默”的哑语尴尬境遇，“唐代文学研究难以出新”几成研究界的普遍共识。这里笔者不是说文献与方法不重要，事实上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文献与方法，没有文献基础作为依托和研究方法理论指引的研究必然归于苍白空泛。重方法、重文献本身没有问题，但许多事物往往是双刃剑，过度依赖方法和文献以至于唯方法论、唯文献论，由于过于讲求研究方法往往有跑题之嫌而成了其他专业的研究，最终淡化了文学的本质之美；由于过于注重文献材料的积累，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即材料，没有新材料就不会有新的研究成果，如此便忽视了对现有文献本身更高层次的考索，不能分析蕴涵在现有文献中的文学精神之美。我们进行学术研究，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既要扎得进去，也要跳得出来，陷于文献不能自拔无异失路于庐山迷雾；一旦有了理论的指引，跳出文献并在更高层次上驾驭文献，就会感受到高屋建瓴的爽快和收获柳暗花明的喜悦。在技术主义、工具至上主义盛行的今天，人们要么太迷信材料工具，要么过分强调方法，其结果往往是研究主体迷失了心灵的方向，人为地限制了自己主观能动力量的充分发挥。在当今学术界研究存在一股学术逆流，那就是过度地依赖材料技术手段，过分地强调研究方法。如今学术资料容易获得了，电脑、网络更是方便了查找资料，鼠标一点，几十条、几百条材料就出来了，所以这大大加速了研究的进程，也造就出一部分“高产学者”。电脑在给人们研究带来方便的同时，它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那就是“电脑体文章”的泛滥。“电脑体文章”缺少的是人的精神与灵感，缺乏感动人的“情”的力量。我们进行文学研究要心怀人文关怀，但“新方法论加文献考据”的研究方式很容易造精神的缺失。左东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的技术化倾向及其缺失》一文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指出由于技术化的追求而导致了文学研究中更为重要的学术特性的缺失：人文精神的缺失；理性思辨的缺失；可读性的缺失。如其所说：“文学研究需要有人文的关怀、审美的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人类情感上发挥其它学科难以替代的功能。”

笔者认为，在文学研究过程中要心怀人文关怀，要充分挖掘蕴涵在文学作品中的情感、美感因素，人文精神绝不能缺失。笔者的一个初衷就是想探讨在没有新文献材料的情况下唐代文学研究如何发展和创新，事实上唐代文学研究远没有穷尽，尤其从文学美感本身进行研究潜能巨大，这就是选择从生命美学视角研究唐代文学的原因所在。

2生命美学揭橥唐代文学之灵魂

唐代是一个善于继承总结而又能做到兼收并蓄的朝代，生产的发展、经济的高涨、国势的强大、政治的清明、文化的繁荣，使国家、民族处于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时期，使整个时代充满了朝气和希望。唐代盛世雄风不仅体现于彪炳千古的盛世景象上，更体现在唐人生机勃勃的精神世界中。对唐人来说，自由、自信、解放、超越犹如与生俱来的天性，“他们想方设法，几乎是寻找一切机会谋求欢娱、快乐和自由，他们渴望肉体的解放和精神的超越”J。雄强的社会激发了唐代文士对功业理想和自由人生的追求，激发了他们的生命精神和浪漫情绪，他们充满憧憬，积极进取，满怀抱负，渴望实现精彩的人生价值。在这样的时代氛围感召下，唐代文士创作热情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大爆发、大释放，创造了后世难以为继的繁荣局面。在大唐盛世“精神气候”的影响下，唐代文学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风尚折射出一种昂扬激越的审美因子，广大文士将自身的生命理想、自由精神、主观情愫付诸于文学创作的实践，显现出一种富于自由品质与浪漫气息的精神气韵。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曾有三次较大的思想解放，即先秦诸子百家时期、魏晋时期以及大唐时代。但就其生命的自由性、思想的开放性、人格的真实性而言，大唐时代的士人具有其他时代士人无法比拟的巨大优越性。唐代文士作为文学创作主体之“人”，具备卓尔不群的生命精神状态，他们那种高扬人性、追求自由的神情风貌必然反映在文学、宗教、艺术各个方面：具有“盛唐气象”的诗歌氤氲壮阔，歌咏生命、赞美英雄之作比比皆是，唐传奇中有大量的潇洒人生的才子和一诺千金的侠士。唐代文论中，陈子昂高唱“风骨”精神，韩愈提出“气盛言宜”之说，司空图主张“生气远出”。唐代道教，追求性命双修，强调本真自然，实现由外丹到内丹的转变；唐代佛教上禅宗确立，“即心即佛”的超然顿悟，彻底解放了束缚人们心性的一切桎梏……质言之，上述诸例无不说明唐代是一个充满生命激情的时代，人们的所作所为演绎着淋漓尽致的生命之情，此等生命精神已经上升到一种具有风范百代的“生命美学”。

这种“生命美学”的审美特质在于：唐代文士生活在一个雄强的时代，普遍焕发出灼灼的激情与梦想，他们精神振奋，意志高扬，善于抓住一切机遇来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唐代文学中最震撼人心的是一种千古犹存、戛然独造的风姿神韵，这种风韵的核心特质是活泼泼的生命力，富于自由品质与浪漫气息，饶具风骨精神与雄强之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为一种生命美学。唐代文学充溢着勃勃生机的飞动气势，张扬着炽热的生命脉动，在一定意义上讲，生命美学揭橥唐代文学之灵魂。大唐时代重视人本精神和人性解放，充分发挥各种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以探索人的生命存在与超越为旨归的生命美学无疑便纳入了笔者的研究视野，一个新的口号必须呼喊出来：文学艺术必须体验生命，把生命解释为人的价值存在，人的超越性生成，人的终极意义显现，这才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本原。概言之，生命美学关爱生命，追求自由，带有令人自身解放的性质，体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价值倡导，这无疑对唐代文学特质的形成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唐人激昂勃发的生命情韵铸就了唐代整个文学、艺术大繁荣的局面，被誉为“唐代三绝”的李白诗、张旭草书、裴曼剑舞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精神气韵的经典代表。正如史仲文所说：“大唐时代的诗人和文士，大多是一些敢想敢说，能想能说，善讲善说的人物，他们不象汉儒那样循规蹈矩，不像魏晋南北朝文士那样吞吞吐吐、弯弯曲曲，不像宋明理学家那样一味讲理讲气、讲心讲性，不像明清文人那样提心吊胆惧怕文字狱。他们甚至不屑于如同先秦诸子那样相互争鸣。盛唐以诗而鸣，首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表现。”质言之，执著热切的兼济意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构成了唐诗的主体审美色调，这样的诗歌彰显出广大诗人昂扬奋发的生命斗志、刚劲强健的情感内涵、狂放不羁的精神个性以及自由独立的文化人格。唐代文学中的生命美学精神不是游离于实践操作的空洞理论，我们可以将其落归于实处：其一，唐代生命美学生发于闳阔雄放的大唐盛世，是唐代社会良好的人文环境孕育了这样的生命美学精神，同时这种生命美学精神反过来又促进了唐代文学乃至文化的高度繁荣；其二，唐代儒、道、佛三教并举为生命美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儒家的积极人世精神、道家的生命感悟以及禅宗的自性理论都对唐代生命美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三，唐代士人的生命人格范式可以体现在诗意人生、少年精神、酒神气韵、谏诤胆魄、文士风流等诸方面，展现出了自信、解放、自由、狂放的生命情韵；其四，唐代学术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命美学特质，唐人在学术文化中敢于大胆疑古，勇于向经典、权威挑战，他们重人事、轻天命，发出“人定胜天”的呼喊；其五，唐代文艺理论中更是蕴涵着一种鲜明的生命化批评倾向，如陈子昂论“风骨”，王昌龄论“势”，杜甫论“神”，韩愈论“气”与“不平则鸣”，司空图论“生气远出”，无不体现出一种生命精神。我们可以在唐代的诗论、画论、书论、乐论中找到大量的生命化批评迹象，这说明文学的生命化特征在当时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有着一种与唐代社会文化特征广泛一致的深层次因素。质言之，我们既重视对唐代时代背景的宏观把握，又重视对唐代文士生命性格的具体分析，紧紧围绕“生命美学”这个核心线索对唐代文学进行深人的人文阐释。

3生命美学的研究设想及思路

“生命美学”这个提法，是笔者阅读大量唐代文学文本和史料典籍之后抽绎总结出来的一个审美范式，这一理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界定，但它对于研究唐代文学核心审美特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生命美学从更高的理论层次揭示了唐代文学的本质特征，显示了唐代文学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特征，为研究唐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点。具体来说，其理论意义在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通行的“文学史模板”研究方式。笔者认为，从文学自身“内在特质”进行研究极为重要，因而提出“生命美学”理论框架体系，将诸如盛唐气象、唐诗的魅力、唐诗繁荣的原因等相关“文学内部”核心问题用一条线索联系起来，为唐代文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其实践意义在于，在唐代文学研究材料日益告罄的情况下，为如何利用现有材料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考索与挖掘，为实现唐代文学研究的可持续性、深入性、长效性发展，试拓一个新的研究视域。笔者认为，唐代生命美学的研究设想及思路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重视理论阐释与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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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摄影;艺术;美学视角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在精神层面上也有更高的追求，对于艺术欣赏的审美也随之提高。这就要求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摄影工作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艺术素养，从文化品位到艺术格调以及对美学的悟性和认识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创作出高水平的摄影作品，彰显摄影这门艺术的神奇表现力。

一、认识摄影艺术，探索美学特征

摄影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形式，具有真实、直接、生动、鲜明的特征。摄影能够真实的表现出物体的形态，让人们从摄影作品中感悟到事物的美好。摄影作为瞬间艺术，具有以下几个美学特征。首先摄影具有纪实性。纪实性是摄影艺术的特殊审美形式，纪实性摄影现在仍然是艺术摄影的主要内容。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多数摄影作品，其特征和功能都是纪实。其次是瞬间性，摄影是作者在生活中“突然发现”或灵光一闪偶然拍到的作品。这是作者通过多年的生活积累，利用熟练的摄影技巧，汲取各方面知识的精华，才能发现和抓住生活中独特的美，从而再现生活。节奏性也是摄影的重要特征之一。节奏性是摄影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所有生命都是有节奏的，失去了节奏，生命便不再继续。没有节奏感的照片也不具有活力，不能使照片达到主题鲜明、形式新颖的效果。另外摄影还具有艺术性和形象性。摄影作为一门艺术与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具有它独特的艺术性。它的艺术存在于生活当中、在世界万物当中。在拍摄作品时，一山一水，一花一木都在展示着艺术美，就看作者用什么样的情感角度去发现。比如在《花之惑》这组系列摄影作品中，就充满了女性对生命的赞许与敬佩，让人和花朵的心灵相互交融，让花儿具有生命的灵动，把人的思想活动通过花语告诉观众。而形象性是摄影的主要审美特征，无论什么题材的作品都要通过形象来表达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情感。无论是优美的曲线，还是婀娜的身姿，抑或是雄伟的高山建筑，都是作者想要营造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二、提高艺术水平，体现艺术的美

摄影作品在美学的视角下有着深刻的艺术内涵。摄影艺术的美学包括想象美。想象是人的一种感知和思维活动，是一种能够超越现实的、比较高级的心理活动。想象美就是通过摄影作品的想象性质，引发人们的对美好事物的想象，形成内涵美。摄影师在追求艺术美的过程中，不再只是追求光影美，而要让摄影作品体现出一种想象思维，让人们展开丰富的想象，体会超越作品之外的美。再有就是情感美。艺术的表现与人的情感密不可分。摄影艺术在创作的过程中都有摄影者的个人情感融入渗透。作为一名优秀的摄影者，要把自己对生活体验的各种情感体现在摄影创作的各个环节中，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作品。摄影还要体现意境美。意境是指摄影作品要具备一定的意蕴和情趣。意境高度凝结了摄影的艺术之美，能够把观众引领到作品之外的某种境界，发生心灵的碰撞，引发共鸣。摄影的意境美一般来自于摄影者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悟，不同的摄影意境反映出摄影者对生活的感受不同，也体现了作者不同的风格。世界万物本身并没有意境，是人赋予了万物的情感，从而形成了意境。摄影者带着自己的感受去拍摄作品，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一种意境美。这种意境美在风光摄影中更容易凸显。大自然的广袤空间中自有一种生气和灵动存在，这非常有利于摄影艺术意境美的体现。比如，在一些充满意境美的雨天摄影作品中，雨水从天空飘落的一瞬间，使花儿更加娇嫩，雨水的反光和翻滚的云朵都让我们感受到了雨天的浪漫。它带走了时光，好像心灵也被雨水洗涤，清凉的空气沁人心脾。这一切让我们感觉世界如此美丽。

三、提高审美意识，重视品位格调

在当前的摄影队伍中存在着轻视美学、畏惧文化的现象。有些人认为美学知识是形式上的东西、不实用，也有人认为，美学高深莫测，不容易弄懂，不如先学摄影技法和创作手法见效快。这两种思想都对美学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否定。美学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学科，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精通的，但是他对摄影艺术的影响极大，不懂美学就不可能创作出高水平的摄影作品。因此，我们提倡运用美学作为思想指导，让摄影者通过学习美学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摄影艺术主要是让观众在欣赏作品时获得美的感受，感觉到审美愉快。但是在摄影创作和作品鉴赏时，人们容易混淆生理和审美愉快的界限，让生理上的取代审美感，甚至会美丑不分。比如人体摄影中，人体应该怎样拍?想要通过人体造型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不同的审美观念就会产生不同的格调和境界。如《维纳斯女神》就是赞美生命和人的创造力，展示了人类的自然美。美学，能够使人们在审美活动中产生一种精神愉悦，是一种人类的高级情感。因此，摄影工作者在摄影的造型的处理上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而这种高文化品位需要一定的美学修养和文化知识的补充。总之，现代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为摄影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优越的技术和条件。但美学思维和美学理论需要人们花费一定的时间去研究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挖掘到美的本质，获得有价值的高水平的艺术作品。摄影艺术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它需要人们不断探索和发展，使它更加独特的魅力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参考文献］

［1］杨帅．从美学的角度浅析摄影艺术的特征［J］．大众文艺，2014(12):174－175．

［2］高玉启．论摄影技术与美学［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S1:2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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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标准从来就不是永恒的，美学的位置是投射而非反射的、复杂有力的而非简单静止的。美和艺术一直以来都是美学研究的核心，而人类对美学的认知是基于感知和情感的。传统美学关注事物的表象，新媒体艺术由形式引感从而产生交互，通过艺术中互动与回馈所提供的美感经验，将受众心智与环境的隔阂消除，提供新的美感、经验与观点。新媒体艺术家通过跨领域的技术整合，萃取传统人文艺术的文化元素，利用新技术整合互动数字艺术的内涵和想象力，破除传统媒体的疆域，瓦解线性叙事结构的框架，运用可复制、可更改、未完成的交互形式，提升艺术创意表现与文化深度，创造更加人性化和多向度的感性体验。新的美学逻辑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思维方式、生活形态与审美标准，呈现出由“物境”向“情境”转变的审美观念。

一、情感为美学的根源

审美是人的情感由自然状态进入自觉状态的重要路径，情感为美学的根源。情感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辉煌的精神世界，在创造明晰的理性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混沌的感性世界。追溯美学起源，西方较早，如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都有相关美学的理论，但多是以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推演出关于美学的原理。[1]关于美与情感的讨论始于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提出“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2]。将美学有别于理性科学而提出了感性之学，认为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与此相反的就是感性认识的不完善，这就是丑[3] ；美学家黑格尔认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美不仅只是直觉认知，其实是借由感官意识再经由理性思维所产生的情绪表征；哲学家康德的“物自体”的观点，提出物体学说和灵魂学说，物体学说研究的是物理的自然世界，灵魂学说研究的是思维的精神世界。认为美感经验是一种品味判断，表述的其实是个人主观臆断，称之为主观的普遍性；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是从存有学的观点提出有关于艺术与美感的看法，指出美感经验并不是人在主观上对事物的好坏感觉，而是真理来临，油然而生之情，认为“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真理临现，美感经验得以凸显。

二、新媒体交互艺术中情感与美学的关系

艺术为美学的核心，是情感世界的表达与反射，通过艺术审美理清情感世界。艺术家总是在寻找抒感的精彩瞬间和情感表现的最佳介质与形式，把艺术凝结为情感通道、情感媒介和情感导火索，构成人类精神的外化景观。由意识和情感构成的精神世界，是艺术世界的本体界，其中情感是艺术世界的基础和根源。

（一）情感美学下的新媒体交互艺术

新媒体交互艺术是由速度、时间、空间和互动而建构的，却因沉浸式的关系而产生回馈变化，其美学是以互动为研究核心的美，通过身体的知觉体验经验凝结，进而建立系统性和整体性，再进一步反观和反省这些系统性和整体性中的共同一致的部分，然后发展出准则和规则。新科技的多样性瓦解了美学领域的灵光，让艺术变成功能性的，瓦解了一种对于世界的“迷思”或“着迷”的观点，并因此将世界转换成可被人类使用与掌控的事物。美学不再是传统所强调的灵光，渐渐地被当成一个不断衍生的过程，不断地将某些元素从它们先前的脉络中解放出来，并重新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4]

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应该是完全开放的，艺术家抛弃自言自语的个人观点，邀请受众进入艺术中，享受具有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交互过程。强调艺术表现必须具有连接性与互动性，传达艺术的非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美学观，跳脱传统形式美学的框架，找到属于自己的解读方式，消弭了受众与艺术的隔阂，达到传统艺术所不能达到的境界。[5]新媒体交互艺术用“物质”来形构“媒介”，通过情感传达时空信息，提供互动的可能性，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象征手法，传达和表现意境、气氛及情调，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和共鸣，并于此产生交互，充分调动受众在艺术审美时进行再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新媒体交互艺术中审美的移情作用

艺术中的审美是受众感知与需求、艺术状态与反应、受众内在的情感体验，而移情是引起审美的中介，是促使知觉表现与情感融合的过程。人们在艺术审美活动中，常常会发生内心情感与艺术交流互动，这种审美经验可以归纳为审美的移情。表现在将自己的情感、感觉、意志和情绪等映射到艺术中，使艺术也同时具有思想和情感，从而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移情”的概念最初由德国美学家劳伯特?费肖尔在《视觉的形式感》（1873年）中提出，把“审美的象征作用”改称为“移情作用”，认为审美感受的发生在于主体与对象之间实现了感觉和情感的共鸣。[6] 王世德把移情解释为，“审美感受过程中的移情，是指审美主体在聚精会神地观照一个对象时，把人的生命和情感倾注到对象里去，使没有生命和情感的对象，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 新媒体交互艺术通过其表达的象征和内涵，触动受众内心，引起联想、感知和情感波澜，再由美感经验造成感官错觉，在交互中把自己的情感映射到艺术中，赋予艺术新的思想和内涵，最后产生共鸣。[7]

（三）新媒体交互艺术中审美与情感的融合

受众在欣赏艺术时的美感经验，是建立在艺术表达的形式和内涵上所引发的美感想象。由于新媒体交互艺术的审美经验并非由独立形式所 能完成，必须通过与受众的理解来显现它的意涵价值，因此“理解”是新媒体交互艺术审美活动中的核心问题，理解的条件与限制是其艺术内涵意义所能显现的范围。若审美主体缺乏文化素?B和审美能力，就不能通过其艺术表层形式去理解和感受其中的情感和意味，仅仅是从表象到直觉的层次，而没有上升到理解、想象和情感等知觉环节。在艺术审美活动中，情绪和情感是理解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审美感受是融合情绪与情感因素的自我理解所获得的，受众本身的素质如知识、经验、偏好和情绪等心理方面的因素也决定了审美活动的内涵、方向和结果。

新媒体交互艺术中审美与情感的融合关系如图1所示，在欣赏新媒体交互艺术作品时，通过审美与经验对艺术进行自我理解，而受众的心境与情绪是影响对艺术理解的因素，通过与新媒体艺术的交互融合，达到艺术呈现物我同一的美学关系。其审美与情感的融合关系由三个构面层组成：状态层、角色层和因素层。在状态层上，因为受众理解的目的和情境不同，对于理解的内容就会不一样；在角色层上，因为受众自身的素质、新媒体交互艺术表现的形式不同，使得与艺术在互动时相互的作用力也会不同；在因素层上， 欣赏艺术时的心境、情绪不同，其审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就不同。

三、新媒体交互艺术情感美学的内涵

新媒?w交互艺术的美是非理性的、不可预测的美，颠覆传统艺术静态之美，提供人类亲身体验如梦似幻的虚拟场景或游戏般忘情投入，以达到身心的触动，通过非理性、弃传统，达到心灵的愉悦和传达情感。新媒体交互艺术的美学范畴包含感官、生理与心灵三个层次。感官层次强调视觉、听觉、触觉与嗅觉的多向度美感经验；生理层次着重于媒介的功能性、操作的流畅性与使用的简易性；心灵层次旨在传达艺术作品的内涵，提升受众的满足感和体验性。新媒体交互艺术的美学来自于艺术能带来操作的愉悦性与互动乐趣，产生不同层次的愉悦情感，通过欢乐引起好奇的欲望，好奇中引起探索的欲望，美感存在于乐趣和愉悦之中。其传达的情感美学内涵包括跨领域概念、去疆域化、情境体验、互动模拟和自下而上的美学观。

（一）跨领域概念

新媒体交互艺术的表现源于多种艺术风格和流派，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不同领域的合作，艺术形式脱离既定的陈规限制。在艺术内容中大胆使用不同形式的媒体及结合艺术学以外的知识，如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在创作中呈现复合性多元的艺术特质，形成多领域融合的艺术形态，创作需要各种学科类型专业人才，如生物学家、程序设计员、音乐家、视觉艺术家等，这种合作结盟的关系使他们因创作而关系更加密切，体现交互主体性的美学样态。

（二）去疆域化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将艺术、科学和哲学作为沉思的三种形态并赋予它们不同的任务，艺术创造了感觉，科学创造了函数，哲学创造了概念。认为艺术与科学是异质同体的，相互交织产生动态的流变与异质体的结合，既产生科学性的实验，也创造了新的美学观。新媒体交互艺术通过多种媒介来捕获力量，破除时间、地域和空间的限制，以更快速、放射的连接、跳跃的姿态，解放和瓦解了传统线性时间结构的框架，从最初的静态平面到3D、4D 甚至到5D 的表现形态，从一种空间跳跃到另一种空间，去疆域化的局限，以串联作有机碰撞产生新的艺术创作。

（三）情境体验

艺术家放弃预知、决定的逻辑，将艺术的观念与内涵传达给受众体验，引发专注、刺激和满足感等。通过观摩互动的方式与作品进行互动与对话，感受艺术家创作的用意，无形中进入了艺术家所预先设定好的氛围中，其艺术呈现将随着受众的行为而产生情境变化，艺术家、作品、受众三者的关系完整连接，艺术表达逐渐趋于完整。艺术的创意趣味产生在受众和作品的互动关系中，当将自身融入艺术以及个人意识产生变化时，出现全新的影像、关系、思维与经验，带来新的发现或出奇不意的回馈，体验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和不可预知成为其美学的关键。[8]

（四）互动模拟

艺术家通过创作素材和媒介，表达自我情感或叙述思想，通过输入或输出载体，将欲传达的信息用模拟的方式转移到目标事物上。用装置或软件表现与控制，迅速传递信息，放大感官优势与功能，发挥及时互动的功能，达到人机交互的状态。通过强大的类比性语言模式与网络功能，迅速且可靠地回馈和交换信息，互动模拟揣摹人类熟悉的经验与认知，触动情感激发受众的好奇心与情绪表达，从而弥补沟通上的缺点。

（五）自下而上

艺术本应是自由意识的产物，“自由”为新媒体交互艺术新的美学价值[9]，就是将艺术的控制权还于受众，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美学观，通过参与和艺术家一起完成作品。新媒体交互艺术中，时间在互动过程中是不被强制安排的，而是在非特定的互动形式中，每一次的回馈会因为受众个体的差异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果。艺术中的时间是非线性的，通过互动可以随意调整时间序列，任意切割、前进与倒退，在不同时间与空间耦合中发现艺术的新意。打破艺术家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受众成为艺术的一部分，通过互动产生新的艺术形式，媒介以不受限的、跨疆域或集体创作等方式呈现，体现自由变化的内涵。

四、新媒体交互艺术情感美学的营建

受众在欣赏新媒体交互艺术的时候，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或多或少都会有情感反应。情感是主导决策的过程，控制注意力的过程，强化与淡化某些记忆的过程。人们在某种情况下的行为，并非是仔细权衡利弊后才慎重作出的决定，而通常是根据自己的感受，非理性地作出决定，再理性地评判这些决定，并触发行为；情感索求注意力，影响记忆力，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决定了哪些感受会真正进入意识，哪些不会。[10]在情感事件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记忆的强度和清晰度与情感体验强度有着一定的联系，情感就能够进入人们的记忆，令人产生共鸣，愿意采取行动。艺术基于人的潜意识和心理联想，通过艺术形式激感和个性，以吸引受众关注，创造令人满意式惊奇的回馈，达到情感上的共鸣。结合审美体验，萃取其美学脉络，营建新媒体交互艺术情感美学的模式，分为情境营造阶段和情感唤醒阶段，其中情境营造阶段包括情境设计和美感设计，情感唤醒阶段包括交互设计和受众的互动过程，如图2所示。

（一）情境营造阶段

情境氛围的渲染是情感美学表达的关键，是在情境中获得的情感审美体验，这一阶段对于情感审美体验起到了引导性的暗示作用。情境营造阶段包含了情境设计和美感设计，情境设计是由主题、角色、情节和声、色、味等环境氛围的营造。主题上选择能引起受众共鸣和产生兴趣的主题，如环境保护、人际关系、科普宣传等涉及当代人生活的题材或热点话题；角色的代入要能够增强受众体验，引发思考；情节设计要能起到很好的情感引导效果，在作品中加入过渡、转折、反转等情节设计，能够充分调动受众的情感变化，激起情感化的审美体验，一些反常的情节设计， 能带来惊奇、恐惧或是幽默的感觉，不可预见的情节往往能够起到另类的审美体验效果；通过声音、色彩和气味能渲染气氛、烘托主题、吸引注意，并引导与其产生交互。美感，是最直接的感官体验，受众对于新媒体交互艺术的审美体验首先是通过视觉传达，然后才是其他感官体验。美感设计包含了造型、材质和媒介等，艺术中的造型、形态或者抽象的符号，体现人们长期的生活经历或美感经验。创作更具沉浸感的艺术，需要逼真的图像设计和更具虚拟现实效果的媒介，通过视觉美感的设计引发注意，释怀其情感。

（二）情感唤醒阶段

情感唤醒阶段中主要是通过感官介入和艺术介质连结，充分调动受众的“六欲”感官，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意欲，将艺术中的情感通过互动形式回馈到知觉层面。自然的互动行为和情感流露更能够在互动中激发审美情感，经过情感需求分析、交互形式?O计和反馈行为处理三个过程，再通过“六欲”感官，结合实时交互技术，如人体运动捕获技术、眼动跟踪技术、手势识别技术、三维实境技术、红外探测技术、语音识别技术等。通常是通过遥控器、触摸屏、数字摄像头、传感器等多种采集工具将受众的语言、视线、姿势等进行扫描、跟踪和捕获，再经过数据的运算、处理，转变为传播媒介符号来完成与新媒体交互艺术之间的互动交流。交互过程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触感，使观赏与互动连为一体，自然而然融入到艺术的情境之中，触动知觉促使其发生动作并收到反馈，最后将受众的认知与情感移情到新媒交互艺术中，赋予其艺术表达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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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学的哲学根基:抽象营构“无身之心”

198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批评的策动下，李泽厚奠基于“实践本体论”之上的实践美学有了“主体性实践美学”或“人类学本体论美学”的新变异。这种变异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原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偏颇，美学探讨得以进人本体论层面。但毋庸置疑，“主体性实践美学”或“人类学本体论美学”的哲学根基仍建立在抽象的“人性”与“实践”概念之上，这里的“实践”概念“不仅是使用一制造工具的生产活动，而且也是产生人的伦理规范和意识,是有主体间性的并且，李泽厚声称从哲学史的角度看，这种哲学应追溯到康德。”康德式地解读“人性”观和“实践”观并以此建构美学体系,意味着后期的“实践美学”并未改变“意识美学”、“本体论美学”的旧貌。这种美学建构路径在“实践存在论美学”和“新实践论美学”中得到了更为精细的推演:前者致力于从马克思“实践”学说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相互融合中寻求实践美学的发展出路，后者则致力于凭借康德、席勒和黑格尔等思想资源来阐释实践概念的现代内涵。这些以带有“实践”标签的本体论作为哲学根基的美学理论均通过拓展“实践”概念的地盘，使其涵盖伦理实践、精神实践的内涵，并与文化符号的操作活动贯通起来。这样做的学术效益如何呢？用“旧实践”或“新实践”学说恐怕都很难贴近审美现象本身。有学者这样解释其缘由:“由于在他的体系里，物质生产实践被强调是历史的、物质的、群体的、理性的因而很自然地推导出历史、物质、群体、理性的决定作用。尽管李泽厚极力想改变这种单向的格局，也大谈心理、精神、个体、感性，但只要体系不变,就无济于事。因为这些思想融不进体系，而只能是外在的。”

这种身心分离、无身之“心”单极膨胀的隔阂，我们在李泽厚的“心理本体”、“情本体”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在笔者看来,李泽厚悬设“工具本体”向“情感本体”(“心理本体”)的转换同他放大实践概念的外延、压缩其内涵以贴近“美本身”在逻辑意义上是一致的。这样情感本体”就被提升到了审美本体论的高度从程朱到阳明到现代新儒家，讲的实际都是‘理本体’、‘性本体’。这种‘本体，倾于以权力控制为实质的知识一道德体系或结构之下。我以为，不是‘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体，而是‘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的形而上学，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不过，这种“改弦更张”仍处于“工具理性”的魔欧t内。也就是说,工具本体对心理本体、情感本体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可见,“情本体”、“审美的形而上学”是一种无肉身的抽象玄奥的精神本体，这正是哲学美学所共有的理论宿命。

那么,对“实践美学”进行“脱胎换骨”予以超越的“后实践美学”是否使美学拥有了“肉身性”呢？总地说来，无论是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杨春时的“超越论美学”，还是王一川的“体验论美学”，抑或张弘的“生存美学”，都以“生命”、“生存”或“体验”作为美学理论运演的逻辑起点，有着明显受西方当代美学超越主客体对立思维模式影响的痕迹。

作为当代西方审美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只是抓住了“此在”、“上手”、“思”或“语言”等几个概念，即虚幻地抓住了几束阿多诺所饥讽的“没有发光体的光”。这表明，在海德格尔那里在世界之中”的“此在”（主体)充其量只是“身影”而不是“肉身”,故他最终未能认识到“肉身”对于“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始基意义。这一点只是到了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那里才有了根本的改观。所以说，“后实践美学”的“生命”、“生存”或“体验”等概念虽然指认了个体性、精神性和超越性的审美活动不同于物质实践活动的特性，已或多或少地突破了传统美学的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但并未从根本上摆脱无境域、无肉身的哲学美学困境。“后实践美学”认为，凭借生存、审美的主体间性，可以避开审美现代性一味滑落于感官和肉体的悖谬从而能有效地走出审美现代性或现代审美主义的困境”。果真如此？在笔者看来，要想真正确立主体间性在审美领域中的稳固地位，主体间性必须改变自己的抽象思辨的“唯我论”的残余，即消解胡塞尔意义上的先验主体单极“移情”、“结对”的玄思，而最终将其置换为更具有源初性的“身体间性”(梅洛-庞蒂语)。此外,断言审美现代性“完全排斥了理性的合理存在”，也有将论争对手人为地推向188极端之嫌。忧虑“无心之身”会伤害审美精神是必要的，但试想，如果审美主义所理解的主体是“一个纯粹的感官性的肉体”，审美主义的名号还能存在吗？被剥落了历史理性的“雌的类人猿”（恩格斯语)还能审美吗？

总之’晚近围绕“实麟学”而展开的龄，无论是为实践美学辩护，还是宣告其“终结”，都从审美主体或审美主体间性中的意识领域、精神领域寻求抽象建构的立论依据,均未把意识、精神、情感或体验等理性因素(包括感性因素)真正还原给身心互渗的身体。与此相关,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巴黎手稿》)作为论争的思想资源之一，也未能得到透彻、到位的解读。

二、对《巴黎手稿》的误读：跳过文本而阐释“感性生存论”

1930年代初，长期被淹没的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出现像一道光芒划破了西方人本主义阵营的夜空，西方马颇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及存在主义现象学非常注重从《巴黎手稿》中汲取思想营养。更耐人寻味的是,国内外学界相隔半个世纪之久，两度出现了“手稿热'李泽厚后期的实践美学诸如“人的自然化”、“积淀说”和“自由说”等美学命题仍导源于《巴黎手稿》。此外，如果说刘纲纪的实践美学、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是坚持以《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创造了美”、“美的规律”的论断为依据而建构的，而朱光潜通过对其中的“直观自身”、“艺术生产论”的阐释突出了艺术和审美活动的个体性,那么，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则把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结合起来,以彰显《巴黎手稿》中潜在的美学思想。

“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包括“实践美学”在内的传统认识论美学具有“主客二分”和“现成论”两个显着缺失。由于马克思的实践与存在概念拥有同一个本体论上的同一性，可以同海德格尔的人存在于世的本体论有机结合起来，“以马克思的实践论和存在论为理论基础，吸收西方实践哲学与存在哲学的思想资源,在本体论层面上把实践概念与存在概念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然后依照实践存在论的思考框架来解说各种审美现象”在“实践存在论美学”看来，只要面“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恪守审美现象的“生成论”，就可衍生出“审美活动论一审郷态论一审美经纵一艺术审美论一审美教育论”的逻辑链条。目前，“实践存在论美学”尚在学术论争中建构着，但是否能代表实践美学的未来走向，尚有待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状况来检验。张玉能、邓晓芒等学者的“新实践论美学”同样多处引证《巴黎手稿》中“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异化”和“美本质”等观念来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这巳为学术界所共知,不必赘述。即使是“后实践美学”，也把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相关学说作为超越实践美学的思想资源，比如，它把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说成是生存，认为精神性的个体存在是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起点”，并以此来寻找马克思学说与西方当代人本主义思想的“焊接点'

由此可见实践美学”注重理论本身的建构，而忽视了对《巴黎手稿》文本内涵的深度阐释，其以实践解释美的产生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旦面对精神性的艺术美，实践美学必离开劳动另找来源……当以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劳动)解释美的本质而不能自圆其说时，实践美学论者就泛化实践，扩大实践的内涵，使之等同于人类一切活动，其结果是实践无所不在也无处不在，美的本质因而被淹没”“实践美学”及其新变种如此，“后实践美学”同样如此。正是由于沉迷于理论建构而跳过对《巴黎手稿》文本的细读，这些美学体系未能回归源初性的身体去言说审美现象，从而均多少带有瓶念演绎的哲学美学纸。

实际上,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依凭“感性生存论”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双重超越,人的肉身性的感性存在终于浮出水面。虽然费尔巴哈抓住人的感性存在从而超越了旧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但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4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正是通过透彻阐释“感性活动”而达成了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在他看来，感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自然的人化的辩证统一，两者形成彼此不可分离的互动生成的境域，“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在这种彼此互动生成的境域中，自然界成为“A*机的身体”，人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进而，他指出有激情的存在物”(人)是离不开感性的对象作为生命表象的，“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人及其对象彼此确证，相互发现对方的现实的、感性的肉身存在。

可见,马克思通过几乎可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人的“肉身存在”(感性活动)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超越，颠覆了抽象思辨的独立王国。遗憾的是,在晚近的美学论争中，各家自取所需，忙于建构各自的美学体系，而忽略了对《巴黎手稿》的深层解读，致使马颇的“离活动”中所显现的世杂身影愈发模糊、淡出。

三、感性与理性的吊诡：回落传统美学身心分离的窠臼

在晚近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尽管前者的思想与其前期相比已有较大的变异，但后者仍将其局限性概括为“十大罪状在笔者看来，从内在的逻辑意义上说，这“十大罪状”都牵涉到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后实践美学”其实也并未解决审美实践中感性与理性的吊诡问题。

李泽厚在由“工具本体”走向“心理本体”、由“人的自然化”走向“自然的人化”的逻辑进程中，提出了“建立新感性”的问题:“我脏的‘新难’就是指这种由人类自己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心理本体……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内在的自然的人化’。”在他看来，“建立新感性”就是“人性的塑造'而后者包括“感官的人化”和“的人化”两个部分。正是这两部分的“积淀”致使审美既是感性的又是超感性的。“超感性的”无疑就是“社会性、理性”了。难怪他如此解释视觉和听觉成为主要的审美器官的缘由在这种感性中，充满了社会性东西，它们已经成为社会人的主要器官。”显然，这已是自古希腊以来审美理性主义的言路了。可见，李泽厚的“新感性”与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相似，都强调了感性与理性的调和，不同的是，前者所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理性，而后者所强调的则是人的、想象、激情、灵性、直觉等感性维度。那么,在李泽厚的“新感性”中，理性向感性的“积淀”、“渗透”究竟“积淀”、“渗透”在哪里呢？此时的身体又在哪里呢？我们不得而知。

在一次专门性学术会议上，李泽厚对这种观念也有所表白。他强调文化心理结构”保证了感性的存在，并非如有人所批评的理性压倒感性，“文化积淀到心理后，每个人的心理结构便很不一样。这恰恰强调了每个人的自然存在的重要性。每个人身体、欲望、生理情况不一样……加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教育环境和这些不同的生理基因互相交织渗透，积淀的结果便不一样，因此审美才可能有极大的开放性”。他反复强调，理性与感性是一种互相渗透的关系，而不是彼此压制的关系。他回应“后实践美学”说那种忽视理性因素的个性，包括现在有人讲的生存呀,等等,远远没有超出尼采……我认为仅仅大讲感性或个性，经常就会忽略理性与社会性的重要作用。”

公细兑，李泽厚并未忽视感性、个体及其生理性在审美中的重要意义，只是担忧由此会造成对同样不可或缺的理性、社会性等因素的遗忘。因此，他虽触及了审美与感性、身体或生理的关联问题，但语焉未详，并未加以深入透彻的论述,而是处于感性与理性选择的两难之中。要真正化解两者之间的吊诡，须借鉴身体现象学的思想资源。如梅洛_庞蒂针对身心辩证法深刻地指出心灵和身体的观念应该被相对化:存在着作为一堆相互作用的化学化合物的身体，存在着作为有生命之物和它的生物环境的辩证法的身体，存在着作为社会主体与他的群体的辩证法的身体,并且，甚至我们的全部习惯对于每一瞬间的自我来说都是一种触摸不着的身体。这些等级中的每一等级相对于它的前一等级是心灵,相对后一等级是身体。”也就是说，在“肉身化的主体”中，身与心、感性与理性以及自在与自为等之间的隔阂消失了，彼此间呈现为一种可逆性的动态循环，“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每时每刻在存在的运动中实现”。这是“肉身主体”所能开辟出来的理论境域，其对于“意识主体”或“精神主体”来说，是望尘莫及的。

有意思的是,这种感性与理性的吊诡在“后实践美学”中得到了重演。美学论争的助力加速了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的步伐,并由此凸显了个体、生存、自由和主体间性乃至身体等核心范畴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以试图建构本体论意义上的“超越美学”体系。由于这种“超越美学”体系是滞留在形而上学的理论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并未获得真正的“超越”,其所涉猎的核心范畴仍表征为抽象的玄思，其中肉体的身影仍模糊不清。即使他借助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等西方思想资源来“超越”传统意识美学，并推崇中国美学所具有的身心一体的特质,但身心系统中的“心”仍无意中被置于至高无上的“皇位”上应超越身体美学与意识美学的对立，既承认审美的精神性，也承认审美的身体性,并且肯定精神性的主导地位,建立身心一体的现代美学。”在这里，“审美的精神性”与“审美的身体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身心一体”与“精神性的主导地位”是否有矛盾之处？在笔者看来，浓重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因袭负荷不可避免地使“超越”成为美学园地里的“稻草人”。此种境况在生命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和新实践论美学中都有不同的体现。

总之，晚近发生在中国当代美学建构历程中的美学论争，无论是其理论范式的设定，还是相关美学命题、美学思想资源的解读，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身体的忘却。一般而言,美学论争的双方或多方自身难以依靠各自的理论反思来弥补这种“灯下黑”的身体空场，或许，西方当代正处于理论前沿的身体美学话语对我们走出无休止的“舌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西方当代身体美学话语挑战传统经典美学的启示

有“美学之父”雅称的鲍姆嘉通经由阐发主体性、个体性等因素而确立了美学作为“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的学科独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理性主义雄霸思想界的局面，使美学思想得以向经验论靠拢，对其后西方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初始建立的美学毕竟隶属于认识论美学，正如韦尔施所说言，面嘉通的美学“首先要处理的并非是艺术，而是认识论的一^分支”在西方当代美学中,伊格尔顿、舒斯特曼和韦尔施不约而同地对鲍姆嘉通原初的经典美学观念发起了直観战，这细导深思的学术现象。

在伊格尔顿看来，虽然鲍姆嘉通与传统的理性主义者相比突出了感性、个体的地位，但他仍未能摆脱理性与感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乖张的审美困境。症结在于，在人的审美的“精神飞地”之外存在着一个不可超越的、不可再还原的领域,即“感性生活”。换言之，是人的肉体。面嘉通的“美学”(审美认识论)所强化的要义只是事物与思想、感觉与观念之间的区别，而漠视美学、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本质区别，这正是认识论美学的局限性之所在。这种认识论美学对于“目击道存”、“身与竹化”的审美活动来说,无疑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伊格尔顿认为,审美活动总是以基本的生理活动、感性直觉为基础的，审美首先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冲动'这与鲍姆嘉通的标志美学学科诞生的经典定义是大异其趣的。

如果说伊格尔顿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角度，以“肉体话语”颠覆了经典美学的理性主义神话，那么,舒斯特曼则从实用主义角度力主创立“身体美学”,其矛头亦直指鲍姆嘉通的经典美学鲍姆加通从希腊语aesthesis(感性认识)得出它的名字，打算用他的酣学科学去构成感性认识的一般理论。这种感性认识被当作逻辑的补充，二者一起被构想为提供全面的知识理论，他称之为Gnoseology(知识论)。”

他鉴于西方当代文化中的“身体转向”，即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对身体的强烈关注，反弹琵琶，并直言受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鼓励，从形而下的“肉体”出发去思考美学。他对日寸下成为学术热点问题的“身体美学”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对一^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因此，它也致力于构成身体关怀或对身体的改善的知识、谈论、实践以及身体上的训练。”U7KB54)伊格尔顿和舒斯特曼的“肉体话语”或“身体美学”在韦尔施的“重构美学”中得到了呼应。韦尔_立足于后现代语境，关注全球的审美化现象，主张“重构美学”即建立“超越美学的美学”，多元化的审美“可以拥有一种‘享乐主义昀’意义，表达感觉的积累,以及一种‘理论方面的’意义,表达知觉的观察态度”。正是在这种“全方位时尚化”的新时代语境中，“身体的审美化”被名正言顺地加以确立。

上述三位当代学者对传统经典美学的批判思想理应成为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本文的论题来说，在世界性“身体转向”的文化氛围中，伊格尔顿的“肉体话语”、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及韦尔施的“重构美学”,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美学论争中的“身体空场”问题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其一，当今的美学论争、美学建构应摆脱西方传统美学的“知识论”建构的窠臼，回归“身体”这个“阿基米德点”，从人的动态的身心出发去考索各种审美现象。其二，西方当代人本主义思潮只是为探究审美活动指出了方向，启发我们要联系“生活世界”探索美学问题，但不能纠缠于诸如“生存”、“此在”、“感性”‘生命”、“自由”或“主体间性”等概念的智力编码中，而置肉体的审美感知于不顾。

篇13

[关键词]吴宇森;动作电影;暴力美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宇森以系列动作电影创造出划时代的影像典范――“暴力美学”。所谓的暴力美学，就是将本来残忍的暴力和血腥的画面，通过各种技巧用唯美的方式来呈现，使人既能体会到战斗场面的紧张激烈，又沉醉在各种视觉美的享受之中。[1]从《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到《纵横四海》《辣手神探》，无不凝聚着吴宇森暴力美学的精髓。东亚影视圈的成功给了吴宇森极大的信心，1993年，他带着这一审美典范进军北美。《终极标靶》的成功使他迅速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华人导演。随着《断箭》《变脸》《碟中谍2》《风语者》等高票房影片的产出，吴宇森创造的暴力美学如飓风般席卷整个北美影坛，他树立的这一典范成为北美电影史上又一新的标杆。目前学术界对吴宇森动作电影的暴力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的影片，对《赤壁》和《太平轮》等新作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并且未能揭示出暴力美学内涵的发展和转变过程。下文从暴力镜像下的画面美、枪林弹雨中的形象美、正义战胜邪恶的人性美三个角度，详细分析吴宇森暴力影像下的审美空间，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揭示其美学观念深化与转变的深层内涵。

一、暴力镜像下的画面美

在酝酿敌对双方交战前的紧张气氛时，吴宇森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他常常用宁静的画面美来传达轻松愉快的情绪，但观众分明又能在轻松中体会到影片中的肃杀之气，似乎越是平静越预示着更大风暴的来临。而战前的唯美与战斗中的惨烈又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扩大了“静谧之美”与“汹涌惨烈”间的张力。吴宇森影片中的画面美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静态下的暗流汹涌，一种是动态下的精雕细刻。

所谓静态不是画面的定格，而是影片中营造的静谧唯美的场景。最经典的片段莫过于《英雄本色》中Mark搂抱美女旋转进入黑帮大哥所在饭店的情景。跟随镜头前进的是两条线索，一条是Mark放荡不羁、笑容可掬的左拥右抱，一条是黑帮群体的大快朵颐、推樽把酒。在悠扬舒缓的配乐中，吴宇森故意放慢节奏，将两条线索剪接对比，以制造暴风雨来临前的静谧之美。所不同的是Mark笑脸下的那种决心赴死、从容淡定、杀气腾腾的眼神已经传递着极其危险的信号，而黑帮大哥这边却毫无防范，在酒精的刺激下目光涣散、游离不定，这也昭示着其出卖朋友的心虚和必死的结局。吴宇森善于制造危险来临前的舒缓节奏，有时常常使人沉醉在唯美的前奏中忘了接下来的真正目的。如《纵横四海》中阿海与红豆身负着偷钥匙的重任，吴宇森将他擅长的舞蹈因素加入影片中，淡化唯任务中心的叙述模式，使人们短暂地沉迷于阿海与红豆激情而又优美的双人舞中，在欢快音乐的衬托下，舞姿既呈现了影像画面美，又成为偷钥匙的绝佳掩饰，同时缓解了后面枪战的紧张力度，可谓一石三鸟。这一模式也成为后来影片的经典范式。

再说动态下的精雕细刻。在静谧唯美的场景过后，紧随而来的就是激烈的战斗画面。打斗其实是比较枯燥单调的过程，没有情节的张力，只有炫人耳目的动作招式。就动作技术含量来说，吴宇森当然有其与众不同处，他曾说：“所谓的动作，所谓的暴力，对于我来说是舞蹈，是动态的美感。”[2]“舞蹈式的动态美感”就是吴宇森暴力美学的重要表现形式。如《辣手神探》中，在宁静的酒吧和袁浩云潇洒的饮酒动作衬托下，硝烟迅速弥漫此地，危险的枪支在袁浩云手中似有灵性的宠物般，随意而动，如同武侠小说中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他弹无虚发，枪起人落。吴宇森一方面注意整个打斗场面的远视角呈现，常常在一对多中突出主角的英勇无敌;另一方面又放大镜头，近距离地观照主角的表情神态、流畅动作。如袁浩云从楼梯滑下时，不过几秒时间，被吴宇森刻意地延长放慢，用音乐的节奏来营造动作与韵律的和谐美。这就是暴力美学的魅力所在，将原本血肉横飞、死伤遍地的场景用这种唯美的方式表达，既满足人们追求刺激的心理，又符合英雄塑造的影片需求，无怪这一典范能博得如此多观众的追捧。

新世纪以来，吴宇森的这一叙述模式开始转变。吴宇森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通过双线叙事、镜头转换等手法，克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影片的粗糙僵硬。如《太平轮》中一边是雷义方在华东战场上和共军打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一边是周蕴芬在台湾家园草坪上弹奏钢琴。炮火轰鸣、横尸遍野的情景与芦苇中美丽女子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吴宇森暴力美学的新变，改变过去仅仅在暴力过程中呈现美感的单调方法，他开始尝试双线叙述模式下静态与动态的完美结合，可以说，《太平轮》在这一点上是取得巨大突破和成功的。

二、枪林弹雨中的形象美

“暴力”必然有释放者与承受对象，承受对象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物，但释放者肯定是人。所以，人物形象美是吴宇森暴力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3]从题材来看，吴宇森青睐于警匪片，那么警察和黑社会自然是其塑造的主要人物。吴宇森电影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无疑是那些令影迷难以忘怀的英雄人物。

吴宇森警匪片中的“英雄”是典型的忍辱负重的形象。英雄取其狭义概念，即在某一领域范围内所表现出的英雄姿态。比如警察可以毫不怀疑地被称为英雄，但混迹于黑社会的所有人在警察看来都不能以英雄指称。不过在吴宇森的字典里，黑道中那些重情重义、肝胆相照的男子汉也可以享有此种荣誉。吴宇森片中的第一种英雄是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黑道“英雄”。《英雄本色》中Mark和宋子豪就是这一典型。不必再复述他们面对敌手时那种从容淡定的神态、弹无虚发的精妙枪法，也不必老调重弹地分析在打斗过程中吴宇森赋予英雄们的动作舞蹈，只需品味一下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老大们陨落后的处境就更能体会吴宇森心中的英雄含义。Mark为了寻找机会翻身，甘愿给阿成当洗车工，住在车库，吃着廉价的便当。Mark之所以如此放下身段，就是为了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就是英雄本色。第二种则是忠于职守、工作认真的警察形象。吴宇森瞄准卧底这一角色，使警察一改过去呆板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真实。《辣手神探》中阿浪就是这一典型。同样撇开火爆的枪战场面和热血沸腾的打斗对峙，将目光聚焦于阿浪为了取得尊尼・汪的信任而杀死海叔的细节，颤抖的面部肌肉、纠结的复杂内心、压抑的愤怒与无奈都隐藏在那对湿润深邃的双眸中。阿浪特殊的身份和丰富的情感世界成为吴宇森影片中警察形象的成功典范。

吴宇森历史片中的英雄，则展现出阳刚之美。《赤壁》中赵子龙救孤、张飞迎战、关羽厮杀的场面都是一种暴力美学的表现方式。尤其是赵子龙救孤，在白袍已被血染的情况下，他仍坚定地要带阿斗和夫人离开，镜头出现其为夫人挡住曹军重棒的画面，夫人感动之余，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子龙的累赘，愤然跳井。此处吴宇森也是笔墨双关，既彰显夫人之贞烈，又突出子龙之忠心与勇猛。再如关羽戏耍青龙偃月刀时，吴宇森用优美的舞姿化解战争的血腥，使人沉醉在欣赏武术美的空间里，忘却这是两军混战的场面。吴宇森在刻画这类英雄时，多用微观、宏观相结合的方法来体现，一方面刻画赵、关、张三人在曹军的包围下，与众人混战过程中勇猛无敌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撇开所有人，视域中只有主角，以慢镜头呈现他们每一个眼神、动作、兵器交接间的生死一线等场景，来突出他们的武艺高强。同时在叙述中又特别注意张弛有度，不是一味地打斗，而是加入短暂的宁静。如当赵子龙杀光曹军后，镜头转到阿斗身上，阿斗一个打哈欠的熟睡状态堪称神来之笔，既缓解了刚刚四面楚歌、命悬一线的紧张气氛，又从侧面突出表现在危险面前赵子龙的保护有加，堪称一箭双雕。

三、正义战胜邪恶的人性美

学界常常用正邪双方火拼场面的宏大、壮观来证明吴宇森动作影片的暴力美学，实则限制了暴力美学的真正内涵。吴宇森从来就不是为了博得观众的眼球而故意使用暴力，这只是他阐释美学的手段。[4]需要深究的是他在暴力中寄寓的深层内涵，尤其是人性美的张扬和反思。

第一，侠义美的讴歌。随着时代的改变，绿林好汉的场景与生活已经渐行渐远，但江湖侠义精神则以另一种形态传承了下来。吴宇森将展现侠义的场景由山寨大王搬入都市黑社会，由近距离身体格斗变成远距离的枪战。而不变的是为朋友两肋插刀、重情重义的情怀。《赤壁》中刘、关、张的兄弟义气自不必多言;《英雄本色》中Mark、宋子豪、宋子杰三人之间，虽然也有误会和不满，但最后被阿成和手下围在码头后，依然能见到他们同心协力、共同赴难的感人举动;《喋血街头》中的辉仔、《纵横四海》中的阿海等人都是视友情比爱情更重要的人。支撑他们如此对待朋友的内核动力就是侠义精神。

第二，生命之重。诚然，吴宇森影片中常有尸横遍野的场景，他也逃不出塑造英雄失真的缺陷，但有一点，吴宇森格外关注生命之重。这主要表现在杀手的仁慈上。从杀手的名称就能明晓这一职业的心狠手辣，但吴宇森却赋予杀手对无辜者仁慈的举动，弱化身份带来的误解，强调人性的善良。如《喋血双雄》中的小庄就是职业杀手，行动中不幸误伤歌女，致使其双目失明。本来小庄大可不必理会此事，但内心的愧疚促使他一次次救助、关心歌女，这一情节的设置无疑增添了杀手的情感内涵，让人触摸到冷漠外表下他们那温暖的内心。同样，《辣手神探》中的独眼龙角色，没有一句台词，没有名字，与袁浩云、阿浪火拼时那么勇猛，虽是反面角色，但他从不滥杀无辜，对待生命有其原则和底线。

吴宇森影片对情感层面的赞美随处可见，《英雄本色》中宋子豪与宋子杰的亲情;《辣手神探》中袁浩云与程思林的爱情;《喋血街头》中细荣、阿B、辉仔间的友情。不唯情感，对人性自由、平等也有关注，如《太平轮》中大学生上街头高呼停止内战的示威游行;台湾夜总会小姐们的聚众抗议等，都是这一人性美的展现。但我们也无法漠视影片中人性丑恶的暴力体现。解读吴宇森影片的暴力美是不能一味抓住“美”而忽视“丑”的存在的，物极必反，美之极就是丑，丑之极也是美。在系列警匪片中，无法回避黑道横行的现状，宋子豪出狱后很想重新做人，法律给予他悔改的机会，但黑道不给。是不是应该透过歌颂黑社会“英雄”的表面，去挖掘黑帮大行其道的深层原因？这是社会安全问题的一种折射。同样，《太平轮》中雷义方最后坦白中国内战的荒谬，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问题，因为某些人欲望的自我膨胀导致中国人的自相残杀，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管哪一方的正确与否，战争都是残酷的。如果连杀手都保有一颗仁慈的心，连黑社会中也有重情重义的“英雄”，还有什么理由再让暴力充斥人间？

新世纪以来，吴宇森回到国内，经过数年的沉淀和反思，他心中的暴力美学风格有所转变，《赤壁》和《太平轮》的上演正式宣布其新时代“暴力美学”的产生，除了精彩的打斗和唯美的画面，他注重吸收西方现代影像美学的优秀因子，将暴力美与人文生态美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暴力美学”的审美内涵和情感张力。吴宇森的暴力美学，其内涵是通过暴力来抵制暴力，消除暴力。真正的美不是施展暴力过程中的优美舞姿，而是内心的那份情义、决心和仁慈。

[课题项目] 本文系广西教育厅课题项目“桂东居民健康状况及运动营养干预策略研究”（课题编号：YB2014383）。

[参考文献]

[1] 郝建.“暴力美学”的形式感营造及其心理机制和社会认识[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04）.

[2] 吴宇森，贾磊磊，许力勇.用电影传播中国文化的精神――吴宇森导演访谈录[J].当代电影，2010（10）.

篇14

关键词：茶文化素养；艺术设计；音乐教学；整合机制；教学模式

1茶文化素养的内涵理解

茶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精髓与核心，其中所诠释的不仅是一种文化内涵，更是一种精神启迪。想要对茶文化进行合理认知与有效应用，就必须寻找到合适的应用途径与方法，通过选择合适的融入策略与理念，从而实现该教学活动的方法改革与真正创新。当然，从当前多元文化的时代特色看，茶文化的精神理念也是提升茶文化影响力与价值的关键，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从物质属性出发，通过不断实践与应用，最终形成丰富而多样的精神理念与人文内涵。茶文化的物质属性，是该文化得以稳定发挥的基础动力，更是造就了该文化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与价值力。茶的物质属性，不仅是一种文化的稳定性，同时也是茶文化得以真正发展的前提与关键。纵观茶文化的长期发展特色，我们看到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才是茶文化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当然，茶文化的物质属性，不仅是茶文化的发展动力，更是因为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诸多物质性、稳定性元素，这也是茶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比如，茶具、茶馆等等“可触目性”的物质元素，都是我们感知与理解茶文化的重要动力。随着茶文化体系发展与应用不断成熟，如今我们在应用茶文化时，要注重从层次性、多样性，乃至创新性等多种研究视角出发，通过探究合适的文化应用方向，从而实现茶文化生命力的全面提升。茶文化素养是一种人文素养与艺术素养综合融入的素养机制，从人文素养角度看，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乃至精神思维，都能够对当前人们应用茶文化提供基础。从艺术素养看，其中所诠释的则是以艺术内容为基础，以艺术审美为前提的素养诠释。因此，在当前我们利用茶文化素养，构建最佳应用机制时，必须注重从文化素养这一内涵点出发，通过探究合适的文化融入体系，从而实现理想的素养传承与应用机制。

2艺术设计与音乐整合教学的实施可行性理解

事实上，艺术设计和音乐之间存诸多内涵上的关联性与一致点，在当前整个艺术设计教学活动实施过程中，如果我们适当选择音乐元素，融入音乐内容，不仅极具必要价值。同时，在当前音乐教学过程中，如果我们注重选择合适的艺术设计内容，必然能够形成良好的应用效果。所以，如果我们将两者予以深度融合，其将引导我们深化对音乐与艺术设计关联性的价值认知。在学生参与音乐艺术学习时，融入艺术设计教学的美学理念，将为学生更好学习音乐艺术提供情感性理解。同时，在学生参与艺术设计的学习活动时，如果选择合适的音乐曲目，也能够为学生创造出愉悦、动听的学习氛围，从而有效提升学生自身对艺术设计活动的美学理解与人文认知，从而激发学生对设计活动和艺术创新的价值认知。当然，无论是艺术设计活动，还是音乐艺术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理解与精神引导下的艺术感知与价值理解。所以，在当前创新该教学活动时，应该从教学整合与情感理解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完善、客观的整合教学机制，从而实现整个教学活动的多元整合。现代艺术设计与音乐整合作为一种综合性教学活动，想要实现这一融合的最理想教学效果，就需要注重创新整合方法，并且充分认知教学融合的应用价值和理念优势。客观的看，当前艺术设计过程中，应该从激发学生审美的价值理解来出发，尤其是要注重做好对学生的审美理念进行有效培养，通过设计创新，进而实现现代艺术设计的最理想效果。所以，在将音乐与现代艺术设计活动整合过程中，这不仅能够实现音乐艺术的美学感知与融入，同时也能有效培养学生的情感理解与表达。因此，在现代艺术设计与音乐教学整合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做好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培养，也注重做好完善的美学启迪。与其他教学活动所不同的是，艺术设计是一种极具创意与创新内涵的活动，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样化的，除了文化理解外，艺术上的认同与创新，也是当前我们做好该活动的关键动力。

3基于茶文化素养的艺术设计与音乐整合教学模式

从茶文化素养内涵看，其中所诠释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是丰富、完善的人文艺术素养，同时也是一种创新精神与人文启迪，因此，合理利用茶文化素养，将真正实现该教学活动的方法改革与本质创新。对于艺术设计与音乐整合教学来说，其不仅需要发挥文化与艺术的融合作用，同时也需要探寻到美学理念与人文精神启迪的传播方式。因此，基于茶文化素养，整合艺术设计与音乐资源时，想要整合最佳教学模式，就需要在结合艺术设计活动特点的基础上，理性认知现代艺术设计中，创意理念与美学情感的融入趋势，整合设计理念与美学思维，通过选择合适的音乐素养，从而构建现代化、科学化的现代艺术设计机制。茶文化素养是一种人文素养和美学理念，良好的人文素养，能够赋予艺术设计活动的生命力与创造性。同时该素养与音乐教学活动之间也有着内涵上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因此，充分发挥两者得精神共性与素养内涵，将为当前教学活动的全面创新注入新动力。事实上，从现代艺术设计活动的实施特点与发展诉求看，在当前该艺术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其中所需要考虑的因素，极为多样。所以，想要实现现代艺术设计的最佳效果，就需要将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趋势与美学内涵，集中融入。并且以美学理念为基础，合理应用音乐艺术的情感内涵与人文美学元素，通过探究体验式、参与式教学机制，从而为现代艺术设计与音乐教学活动的融入机制。对于艺术设计来说，作为一项极具审美能力和人文情感的活动，想要实现最佳设计效果，既需要扎实的设计基础，同时也需要学生形成必要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因此，结合音乐教学看，其中所诠释的艺术素养，乃至设计理念，都需要相关人文理解作为铺垫和支撑。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艺术设计与音乐艺术的充分整合，就必须站在文化包容与艺术诠释的角度，通过选择合适的融合思维，从而实现真正理想的教学整合。就茶文化素养来说，其中所展示的包容性与内涵性，不仅造就了茶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同时更是赋予了这一文化的深厚价值。因此，在当前将艺术设计与音乐整合时，应该站在文化融合优势这一前提下，通过探究合适的利用机制，从而赋予该教学的生命力。无论是任何时期，茶文化都有着自身的特色，这其中既包含了文化的本身应用优势，同时也诠释了茶文化的先进性。结合当前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成熟应用看，整个音乐教学与艺术设计活动融合创新过程中，必须注重融入时展的趋势之中，通过变革传统模式，立足文化素养的启迪与教学，从而实现最佳效果。当然，将艺术设计与音乐整合时，要注重从教学效率提升出发，通过注重提升音乐教学与教学环境之间的匹配度和适应性，从而赋予音乐教学活动的时代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