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多样性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劳动力多样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摘要】 目的 观察老年肺心病患者指动脉血流动力学变化及其与血氧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肺心病的病理生理改变。方法 应用美国ACUSON128/XP10、ATL5000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分别测定肺心病缓解期组、肺心病加重期组及对照组双侧中指指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包括指动脉血流的收缩期最大流速(VSMAX)、舒张期最低流速(VDMIN)、平均流速(TAMX)、动脉搏动指数(PI)、动脉阻力指数(RI)。并应用丹麦ABL5血气分析仪，采集股动脉血，测定动脉血氧分压(PaO2)和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结果 肺心病缓解期组和加重期组的PaO2、SaO2、VSMAX、VDMIN、TAMX、PI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

【关键词】 彩色多普勒超声;肺心病;指动脉;血流动力学;低氧血症

目前对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病理学研究多限于原发部位肺组织、支气管、胸廓和肺血管以及右心的改变。近年来研究显示，肺心病可累及脑、肝脏、肾等多脏器损害，但关于其外周血管的病理生理变化国内外还未见报道。本课题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周围血管指动脉血流动力学多个指标变化来判断肺心病患者周围动脉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同时观测动脉血氧指标，探讨二者相关性，为临床肺心病患者病情的判断提供新的检测手段，也为临床医生及早纠正患者的缺氧，合理进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对象及分组 按《内科学》(第6版)中肺心病的诊断标准选取我院呼吸科门诊及住院老年肺心病患者35例为观察组。其中急性加重期17例，男13例，女4例，男女比为3.25∶1，年龄(65.1±6.4)岁;缓解期18例，男14例，女4例，男女之比为3.5∶1，年龄(60.0±8.5)岁。上述病例均除外其他器质性病变。随机体检健康人员34例为对照组，男26例，女8例，男女之比为3.25∶1，年龄(62.2±5.7)岁。

1.2 仪器及方法 应用美国ACUSON128/XP10、ATL5000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测定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双侧中指指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各病例的中指第二节动脉纵切扫查，选取清晰的二维图像并进行多普勒取样，其取样角度小于60°，藉以获得动脉收缩期最大流速(VSMAX)、舒张期最低流速(VDMIN)、平均流速(TAMX)、动脉搏动指数(PI)、动脉阻力指数(RI)。并采集各病例股动脉血，应用丹麦ABL5血气分析仪测定动脉血氧分压(PaO2)和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数据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LSD法，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法。

2 结 果

多普勒超声图显示正常人指动脉血流频谱收缩与舒张血流良好，而肺心病病人指动脉血流频谱收缩期与舒张期流速均明显降低(图1)。进一步分析数据显示，肺心病缓解期组和加重期组的PaO2、SaO2、VSMAX、VDMIN、TAMX、PI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

图1 指动脉血流频谱对比

3 讨 论

肺心病是肺、胸廓或肺动脉的慢性病变引起的肺循环阻力增高，导致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室肥大，伴或不伴右心衰竭的一类心脏病〔1〕。形成肺动脉高压的因素包括功能性因素、解剖学因素及血容量增多和血液黏稠度增加，其中功能性因素尤为重要〔2〕，缺氧是其中重要的功能性因素。

慢性肺心病患者由于长期缺氧，红细胞生长刺激因子分泌增多，刺激骨髓生成红细胞增多，导致继发红细胞增多，增加血液携氧能力;但当红细胞增多超过一定临界值以后，增多的红细胞不再增加血液的携氧能力，反而导致血液黏度增加，血流阻力增大〔3〕，甚至引起局部微血栓形成。王辰等〔4〕报道肺心病急性加重期尸检肺小动脉血栓发生率为89.8%，且皆为肺小动脉原位血栓形成，而非血栓栓塞。同时，缺氧尚引起缺氧性肺血管收缩及肺血管结构的重建，主要表现为肺细小动脉的重构，血管壁增厚硬化、管腔狭窄，使血流阻力进一步增大〔5〕，肺心病的这种微循环障碍与缺氧相互促进，加重病情。本研究也观察到，肺心病缓解期组和加重期组的PaO2、SaO2均低于对照组，且加重期组较缓解期组患者的低氧血症更为严重。

目前对肺心病的病理学研究多限于肺、支气管、胸廓和肺血管以及右心，近年来也注意到肺心病可累及左心及多脏器损害，有报道可累及到脑、肝脏、肾脏等〔6〕，但对外周血管改变的研究目前未见报道。本研究观察到对照组、肺心病缓解期和加重期组的指动脉VSMAX、VDMIN、TAMX、PI指标有显著差异。肺心病患者指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明显降低，说明肺心病缺氧不仅可以引起肺血管的器质性及功能性改变，还可引起体循环小动脉(指动脉)血流动力学各项指标的明显异常，提示肺心病患者外周血管的弹性和顺应性较健康人群差。这一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肺心病是多系统损害的全身性疾病，不仅累及心脏及大血管，亦有小血管不同程度的受损。将指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与股动脉血氧分压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PaO2与VSMAX、VDMIN、TAMX指标呈正相关，这说明肺心病患者指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对缺氧较敏感，指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能够间接反映体内血氧状况，提示监测指动脉血流动力学变化能够指导临床上对肺心病患者病情及治疗效果的判断。

当前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在血管疾病的应用广泛开展〔7，8〕，李恒岩等〔9〕报道正常青年成人拇指固有动脉超声表现，提示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监测指动脉的血流动力学的可行性。本实验结果显示肺心病患者指动脉血流动力学改变能间接反映肺心病患者体内缺氧情况。该方法具有无创性、操作方便、病人易接受，适用于老年人、准确性较高的特点，可为肺心病患者的诊治提供新的监测手段和实验依据。

参考文献

1 邓伟吾.实用临床呼吸病学〔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5：7012.

2 叶任高，陆再英.内科学〔M〕.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8691.

3 郑素歌，曹 英，张占胜.慢性肺原性心脏病急性加重期血液高凝状态的临床观察〔J〕.临床内科杂志，2001;18(5)：356.

4 王 辰，杜敏捷，曹大德，等.慢性肺原性心脏病急性发作期肺细小动脉血栓形成的病理观察〔J〕.中华医学杂志，1997;77(2)：123.

5 朱元珏，陈文彬.呼吸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0113.

6 王 瑞，樊 颖，关华欣，等.老年肺心病急性加重期缺氧对肾功能的影响〔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6;27(5)：411.

7 张凤秀，李红波，张 峻，等.彩色多普勒超声监测移植肾血流动力学的变化〔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8;25(3)：846.

篇2

现行农业统计

报表制度是采用农作物播种面积来计算单产（曹利剑，1997），即：农作物单产=农作物总产量/农作物总面积。其中，农作物总产量为10种农作物的产量总和，农作物总面积为10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总和。面板数据模型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所谓面板数据，是指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组合起来的一种数据类型，它有截面和时间序列两个维度，可以克服时间序列分析受多重共线性的困扰，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变化、更少的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使参数的估计结果更加可靠。农作物产量涉及农田景观格局变化、投入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具有时空变异特征，适宜于构造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它们对农作物单产的影响，且在引入多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面板数据模型能够有效地估计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变化对农作物单产的影响。影响农作物单产的因素很多，在这方面也已有较多研究，邵晓梅[13]指出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即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均对农作物单产有影响；周四军[14]认为影响我国农作物生产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分别是土地、化肥、农机动力、农业劳动力；肖海峰和王姣[15]选取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成灾面积等变量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谢杰[16]认为影响农作物单产的因素包括劳动力、物质投入、土地、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制度因素等，并使用逐步回归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等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方法，选取农业化肥施用量、粮食播种面积、成灾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劳动力、制度变迁为解释变量，构建了一个中国粮食生产函数，对我国1978~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为了涵盖上述这些因素，本文在选择要研究的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基础上，选择农林牧渔劳动力、新增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成灾面积、化肥施用量、农药用量、总播面积作为控制变量，它们是非研究变量，但也是影响被解释变量的重要因素，必须进入回归方程，从而可以避免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对农作物单产的影响被高估或者低估。本文以农作物单产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分析县城农作物单产与农业景观多样性指数关系的模型，为消除量纲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的原始值做了取对数运算，将模型参数线性化，因此，本文采用以下面板数据模型：数据及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农田景观数据以及农业生产投入要素数据。农田景观数据有全国多县的稻谷、小麦，玉米、豆类、薯类、棉花、油料、麻类、糖类和水果的面积和产量。这些数据均来自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生产投入要素数据包括总播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药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等。这些数据以及人口数据均来自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本文所采用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及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间不存见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结果和分析

从拟合优度来看，R2=0.401对于统计量为19970的数量来说拟合优度较好，说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及各控制变量对农作物单产的影响。从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来看，该模型中各变量对农作物单产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的弹性系数估计值为0.268，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县城水平上，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对于农作物单产有显著的正面影响。ey/ex为0.058表示在一定范围内，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时，农作物单产增加0.058个单位，且表现为强弹性。本文以中国1996年至2005年的县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了面板数据随机效应计量模型，以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为解释变量，农林牧渔劳动力、新增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成灾面积、化肥施用量、农药用量、总播面积为控制变量来估计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对县城农作物单产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县级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在一定范围内的升高对于农作物单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针对这些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保持农田景观格局多样化，避免农田景观格局破碎化。本文经过实证研究表明，农田景观多样化将对农作物产量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农田景观多样性的提高使得生物群落物种丰富化、多样化，害虫和天敌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强，使得生态系统更加稳定，从而有效促使农作物单产增加。然而，过高的景观多样性将使得景观格局破碎化，它会削弱生态系统天敌和害虫自我调节功能，降低农业可持续性（张保华等，2007），造成农作物减产。（2）加强农业基础建设，采取灾害应对机制。农业机械化对提高农业产值有很大的贡献[18]。通过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显示，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作物单产有促进作用，而成灾面积对农作物单产有反向作用，因此应加大农田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农作物生产的物质装备水平，同时应提高灾害应对措施，尽量避免因发生灾害造成农作物减产。

作者：陈玮 侯敏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篇3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对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并且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低于专业化，且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高于不相关多样化。细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关键词专业化；相关多样化；贫困减缓；门限回归；动态异质表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7-0157-12DOI： 10.12062/cpre.20170432

全面扶贫攻坚阶段，剩余贫困地区和贫困主体的贫困特征与既往大规模减贫阶段体现出较大差异，突出表现为致贫原因和行为方程的差异。既往致贫原因主要是工业化初期整体经济机会不足引致的整体贫困，减贫的主要思路是盯住经济增长，体现“水涨船高”的减贫策略。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劳动力流动壁垒的消解，贫困主体无法充分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在于外部经济机会不足，而在于面临风险冲击时的主动不参与问题。由于贫困主体的信息缺乏和认知不足，在经济周期中跟随经济机会导致行为失败的概率显著高于非贫困主体，从而使得贫困主体面临经济机会时，选择不改变当前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稳妥的贫困”[1]。因此，当前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当前减贫阶段无法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的既往经验，实现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线性关联。何种产业发展策略更有助于减贫，也成为了政府层面制定减贫策略时争论的焦点所在。但现有研究结论表明：a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因研究区域和研究时间段的不同而体现出显著差异[2]。这使得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上，现有理论研究尚未给出具有共识且具操作性的思路。因此，从理论层面研究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理论综述

针对产业结构与减贫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从三次产业的角度识别了贫困增长弹性在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区别，此类研究通常认为农业部门比非农部门具有更强的减贫绩效，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有助于贫困减缓[3]。然而，最近的研究中，章元和许庆[4]， Collier和Dercon[5]等对农业部门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质疑，他们指出农业部门的发展依赖于经济体中其它部门的需求增长，农业部门发展与贫困减缓更多的体现为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联。为此，在减贫政策的产业导向上，他们鼓励增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关联，而非强调农户农业发展的减贫效应。具体而言，从三次产业角度展开的研究至少存在三点不足：①从三次产业视角展开的研究忽略了行业部门间的产业关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都与第二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6]，因此非农部门减贫弹性更低的现有结论低估了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减贫绩效[7]。②从三次产业角度展开的研究不能解释产业结构与减贫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差异问题，非农产业内部增长是不平衡的，某些行业部门占经济增长的份额更大，三次产业结构掩盖了细分行业部门的结构差异。③三次产业与减贫的关系对减贫政策制定的操作性建议不足，即便知道何种产业更有助于减贫，也无法知道该发展何种行业部门，更无法解析行业部门间的产业关联。

为了解释各行业部门减贫弹性的差异，相关研究的一个趋势是从产业结构影响贫困的机理出发，更细致考察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和内部的减贫弹性差异[8]。主流观点认为劳动密集度更高的行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减贫绩效[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减贫弹性更大的行业部门通常是那些使用大规模低技能劳动力的部门（如旅游业、建筑业、物流业等），但这些行业部门无法孤岛式存在，而是因相关行业部门的发展而生，或者依赖关联行业部门的发展而扩张。因此，能够引致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部门发展的行业部门（如房地产行业），或者能够改善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行业部门（如教育、健康等行业）也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以互联网产业为例，互联网产业本身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吸纳能力较弱，但“互联网+”背景有效促进了物流行业等劳动力密集度较大的行业部门，从而产生了行业部门间的减贫溢出效应。但与此同时，某些新行业部门的产生也可能会导致原有行业的创造性毁灭，从而产生减贫挤出效应。因此，劳动密集度并不能作为不同行业部门减贫弹性不同的解释，需要进一步对产业结构影响减贫的理论机制进行研判。

本文对现有研究中的上述不足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①本文引入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来研究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这是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所在，该视角更贴近产业结构影响贫困减缓的微观机制，并能够为既往差异化的实证结论提供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专业化引致的马歇尔外部性能够获得专业化要素集聚优势，而多样化引致的雅各布斯外部性能够导致多样化部门间的知识溢出，从而影响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和贫困减缓。但专业化和多样化的上述减贫效应受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并且多样化和专业化对同一地区减贫的影响也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另外，专业化以及细分三次产业的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的产业结构细分，也给贫困地区“怎么做”的问题提供了思路。②本文使用多门限回归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动态异质表现进行了检验和识别，从而对既往研究中差异化的实证结论进行了实证框架统一，并且能够对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减贫产业发展策略提供更为精准的政策指向。不同地区可以根据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结合发展现状切实体现产业发展的“因地施策”和“因时施策”，解决“做什么”的问题，这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所在。③为了识别产业结构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异质影响，本文使用FGT贫困指数测度了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使用FGT贫困指数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以分析产业结构与贫困发生率的关系，而且可以有效分析产业结构对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影响，实证结果的可解释性更强，政策内涵也更为丰富。本文的研究确实也表明，相同产业结构对贫困线附近贫困群体的影响显著更大，因此，适宜的产业结构辅以经济机会和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的政策更有助于深度贫困群体的贫困减缓。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专业化、多样化减贫效应的理论机制

（1）贫困主体收入提升的微观机制。普通家庭收入可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但基于贫困主体的禀赋特征，贫困人口收入可持续提升主要依赖低技能劳动供给形成的工资性收入增加。根据新古典分配理论，工资报酬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和企业利润最大化决策下的劳动力需求。因此，在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竞争性决定的背景下，贫困人口收入提升和贫困减缓取决于企业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企业根据边际产品收益等于边际要素支出做出利润最大化选择，具体存在如下三种情形。①如果边际收益不变或者增加，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使得企业会在工资黏性的情况下，扩大劳动力要素投入，体现为显著的减贫效应。因此，产业结构影响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关键在于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变动，即产业结构的减贫弹性依赖于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生产效率改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产业结构是否改善了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构成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动态异质表现的第一个来源。②如果边际收益递减，且边际收益递减幅度大于生产效率改进带来的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则企业将会通过降低劳动力的需求使得边际产品收益等于边际支出。因此，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受到边际收益变动的扰动。并且，产品市场结构的垄断势力或者竞争激烈程度将通过改变产品边际收益，影响产业结构的减效应，这也是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异质表现的第二个来源。③在经济下行波动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系统性下降，导致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的下降，从而不利于贫困人口收入提升。不同产业结构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同，这形成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动态异质表现的第三个来源。

（2）专业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与动态异质表现。Glaeser等[10]认为专业化鼓励知识、信息、创意以及产品和生产流程通过模仿、商业往来、技术人员交流等非货币沟通形式进行交换。区域产业结构的专业化集聚能够推动区内相同产业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和创新活动。因此，行业部门的专业化有助于部门内的知识溢出，从而导致对现有产品和生产流程进行改进的补充性创新出现，提升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真实劳动回报，但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和组间异质性。①专业化减贫效应的时间不一致性。在初始阶段，边际收益不变，专业化引致的生产效率提升带来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使得专业化行业部门在扩张阶段实现劳动力边际产出递增。企业会因为低技能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改进而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吸纳能力，从而有助于就业改善和劳动报酬总量增加。但同时，产业结构的专业化也会在长期导致产业锁定效应，从而在需求下行波动时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就业下行波动对于贫困人口的负面影响更大。②专业化减贫效应的组间异质性。在边际产出增加的同时，边际收益因产品供给竞争的加剧而下降，专业化生产率的改进也会体现为就业节约和不利于减贫的可能。产品供给竞争程度受区域市场规模的影响，专业化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引致的竞争程度更强，企业边际收益更低，若专业化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无法抵消产品边际收益的递减，则表现为就业吸纳力的下降，从而降低减贫绩效。但与此同时，经济规模较小的区域，专业化引致的产业结构锁定在外部需求波动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行业部门专业化在短期和中期同时存在就业吸纳减贫效应和就业节约的负向减贫效应，专业化的综合减贫效应有待于实证，而长期则主要体现为就业波动的负向减贫效应。

（3）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与动态异质表现。马歇尔外部性强调了要素专业化集聚的经济影响，然而Jacobs[11]则认为知识溢出的最大来源并非发生于同类企业的集聚，而是来源于不同行业间企业的交互。Jacobs强调了多样化行业部门的地理集聚能够推动知识溢出，从而促进创新和就业改善。一个更为多样化行业网络的地理接近能够推动不同行业进行相互模仿，共享和重构互补的知识和创意，这构成了创造新行业和新产品的必要条件。Frenken[12]在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基础上，将产业结构的多样化进行了解构，相关多样化有利于知识在不同但是相互补充的部门分支之间的溢出，不相关多样化对于增长的可能优势在于该种产业结构下，经济增长将体现更低的波动性，从而缓解经济波动对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影响（portfolio effect，组合效应）。①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和异质表现。相关多样化的行业部门之间认知距离较短，存在相容的知识基础，相关多样化能够通过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性，在相关的行业部门间共享和重构互补知识与创意，从而有助于新产品和新生产部门的出现。如果新出现的生产部门具有较强的低技能劳动力吸纳能力，或者扩大了既有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则相关多样化有助于贫困减缓，体现出减贫溢出效应。但新产品和新生产部门的出现也可能通过创造性毁灭，使得既往低技能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部门就业规模缩小，从而体现为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挤出效应。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还与样本区域与技术前沿的距离有关，对于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区域而言，其生产效率改进主要来源于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效率改进，而非新产品和新部门的创造。对于技术更高的区域而言，多样化尤其是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通过相关部门的知识溢出体现新行业部门的创造。因此，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地区，生产效率的改进主要由专业化引致，而非相关多样化。从而导致在低技术区域，专业化比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而在高技术区域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的减贫绩效取决于减贫溢出效应和减贫挤出效应的比较。②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和动态异质表现。不相关多样化能够在经济下行波动时降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敏感性，从而有助于就业稳定和贫困减缓，使得不相关多样化体现为贫困减缓的缓冲器效应。但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缓冲器作用受区域市场规模的影响，经济规模较小的区域，专业化引致的产业结构锁定在外部需求波动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不相关多样化带来的减贫缓冲器效应对市场规模较小的区域更为重要。而市场规模较大地区的贫困减缓则主要受益于相关多样化带来的减贫溢出效应，而非相关多样化的减贫缓冲器效应。同时，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也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在经济上行波动阶段，不相关多样化程度的提升，反映了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程度的不足，从而削弱了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通过生产率改进和就业吸纳产生的减贫效果。而在经济下行阶段，不相关多样化将更多体现为缓冲器作用，从而有助于贫困减缓。

演化经济学中对于专业化、多样化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与该本文的理论机制类似，Bishop[13]，Van Oort等[14]和Cortinovis等[15]的研究均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虽然借鉴了演化经济学中对于专业化、多样化与就业的研究视角，但研究贫困减缓和就业问题有两点核心区别：一方面，鉴于贫困人口的禀赋特征，贫困减缓更为关注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以及自我雇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基于新古典分配理论，贫困问题结合了就业和劳动力要素回报，既考虑了产业结构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又综合体现了生产效率改进和劳动力边际产出变动对劳动报酬的影响。

与本文相近的是丁建军等[16]的研究，他们研究了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经济多样性的减贫效应，并认为多样化的生计方式有助于就业创造和经济稳定，从而有助于贫困减缓。他们对多样化与减贫的关系从产业多样性、功能多样性、职业多样性和知识多样性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研究。他们的研究忽略了对专业化的分析，而多样化与贫困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即便明确了知识多样化的减贫效应，贫困地区也能因为贫困本身而无法形成该种多样化的生计。另外，他们也没有考虑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他们的研究对于同质样本而言是合宜的，但却很难应对中国贫困地区差异化的贫困事实和“精准滴灌”、“因地施策”的政策需要。

2.2研究假说

综上对于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理论分析，可以形成本文在研究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动态异质表现时的几个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1：专业化在短期和中期的减贫绩效大于长期，专业化在长期因产业锁定效应的存在表现为负向减贫效应。

研究假说2：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递减。

研究假说3：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不同，对于经济密度较小的地区，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低于专业化。

研究假说4：对于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比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低于专业化。

研究假说5：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不同，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取决于市场规模和经济波动，经济上行波动的地区或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不相关多样化不利于贫困减缓。

3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3.1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与不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在短期和中长期有所不同，并且不同产业结构的减贫弹性受市场规模和技术前沿距离的影响，为此，本文使用多门限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识别产业结构减贫弹性的动态异质表现。既往研究之所以较少关注该非线性特征，其原因在于既往研究方法在应对非线性时的假设过强，从而失却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在没有明确理论支撑的情况下使用明确的线性设定来识别非线性问题，无法捕捉模型设定之外的非线性效应。通过设定不同的门限变量，能够识别产业结构减贫弹性的地区特性和动态变迁。计量模型设定为：

其中，下标i和t分别研究区域和时间点，povit表示被解释变量，在本文中为区域i在t时期的贫困状况。Industryit表示区域i在t时期的产业结构，也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xkit为由控制变量构成的K维向量，包括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等影响贫困的其他因素。qit表示门限变量，γ为门限值，α0为常数项，αi为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3.2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FGT贫困指数[17]测度了各省区历年的农村贫困状况，本文分别将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作为被解释变量，不仅能够识别产业结构与贫困人口比重的关系，而且有助于分析a业结构对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影响，从而使得政策启示更为丰富。如果产业结构体现了对贫困发生率指标的积极改善，而未能体现对平方贫困距的改善，则可以认为产业结构主要对贫困线附近的贫困人口具有显著减贫作用，而无法体现对深度贫困群体的益贫性。为了对产业结构影响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情况进行细分研究，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使用了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FGT贫困指数和基尼系数测度时使用了世界银行的POVCAL计算平台，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区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收入五等份数据。

（2）主要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的专业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我们借鉴了专业化基尼系数方法来测度专业化，其测度表达式为：

Specialization=12∑|spg-sg|，其中，spg表示p地区g行业就业比重，sg表示全国该行业就业比重[18]。本文使用熵指数来表示产业的多样化特征，并将研究中的所有行业小类的熵表示总体多样化（Total Variety），用TV表示；研究中所有行业大类的熵表示不相关多样性（Unrelated Variety），用UV表示；每个行业大类中的小类行业的熵的加权和来表示相关多样性（Related Variety），用RV表示。具体表达式为：

RV=TV-UV。其中，G表示大类行业数，g表示小类行业数。pi和pg表示某小类行业和大类行业的就业在研究区域内占所有行业就业的比重。大类和小类行业就业数据来源于各省区历年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3）门限变量和控制变量。为了体现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演化，本文设定时间作为门限变量，同时为了反映产业结构减贫弹性与经济规模和前沿技术距离的关系，还分别使用经济规模和技术前沿距离作为门限变量，对样本类型进行区分。

本文使用经济密度来反映经济规模，经济密度的计算方法为各省区地区生产总值除以行政面积，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研究与发展内部经费支出作为技术前沿距离的变量，根据科研套利方程，技术产出与研发投入的资本总量有关，为此我们选择了R&D支出总量，而非R&D支出占GDP比重指标。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包括了所有单位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上的内部经费支出。同时，模型还包括了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控制变量，贸易总额利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所有货币计价指标均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平减。

4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4.1实证检验思路与过程

（1）确立门限回归参照结果。我们在不引入门限效应的情况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表1模型1至模型4分别展示了专业化、总体多样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并将该结果作为后续门限回归结果的参照。

（2）以时间作为门限变量，对专业化、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识别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在门限回归之前需要进行门限效应检验，对门限是否存在以及存在几个门限进行判定[19]。本文分别针对无门限、单门限和双门限设定进行了门限效应检验，因篇幅所限检验结果未列出。根据门限效应检验结果，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结果见表1模型5至模型8所示。

（3）为了识别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本文基于经济规模和前沿技术距离对样本进行了区分。区分思路为：①将经济规模作为门限变量，分析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门限值（见表2模型9至模型12），并根据门限值对31个省区进行分类；②以前沿技术距离为门限变量，识别门限效应和门限值（表2模型13至模型16），根据门限值对31个省区进行分类；③针对经济规模和前沿技术距离的分类结果进行样本细分，结果见表3所示；④由于分类后的样本已经控制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和门限效应，故针对表3中的每一类细分样本，使用固定效应对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进行检验，形成与表1结果的分类比照，并识别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相关结果见表4所示。

4.2实证结果分析

（1）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模型五至模型八将时间作为门限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进行了门限回归。专业化的减贫效应体现出显著的单门限特征和动态性（模型5），门限值为2010年。在2010年之前，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275，2010年之后为-0.370，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专业化减贫效应体现出随着时间而增强的特征。该结论与理论机制部分相符，也与Loayza等[20]对于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和贫困减缓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但未能对专业化减贫效应在长期递减的研究假说1提供实证佐证。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专业化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末端，并面临需求波动时才会出现产业结构的锁定效应和负向减贫作用。而中国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对应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因此，专业化的负向减贫效应在本文研究时间段内并没有体现，但随着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需求结构的变化，专业化因产业锁定而导致减贫效应趋减或者负向减贫效应都可能出现。为了识别该种潜在影响，本文从经济演化的视角来模拟时间刻度，在经济密度较大的第一和第二类样本中，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79和0.075（见表4），而总体样本中的参数估计值为-0.261（模型1）。这表明未来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化，R祷的减贫效应确实存在动态表现，从而与研究假说1形成了统一。

根据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会因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不同体现出组间异质性和时间不一致性。为了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对总体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进行了检验，结果分别见模型6、模型7和模型8所示。所有多样化指标的减贫效应均未显示出统计显著的动态表现，即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主要源于专业化减贫效应的差异。该结论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多样化关联的实证证据寻找到了新的解释，既往研究在解释经济增长弹性的区际差异和跨期变迁时，倾向于认为是由制度、自然资源等背景因素，以及相同产业结构下的不同劳动密集度所导致（Berardi和Marzo，2017[21]）。但本文研究却表明，同等专业化程度的减贫效应本来就会随着行业部门生命周期的演化而不同，在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专业化的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其减贫效应也会在后期趋减，并在行业部门面临重大需求转折时体现出不利于减贫的锁定效应。

（2）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因经济密度不同的异质表现。从专业减贫效应的门限特征来看（模型9），专业化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经济密度的双门限特征。门限值分别为171和2 730亿元/万km2。经济密度小于171亿元/万km2时，专业化体现为显著的贫困减缓效应，其参数估计值为-0.325，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经济密度介于171和2 730亿元/万km2之间时，专业化参数估计值降为-0.111，且统计不显著。当经济密度越过第二个门限值时，专业化参数估计值为0.166，体现出不利于减贫的特征，且统计显著。该结论表明，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着经济密度的提升而趋于减弱，甚至体现为负向效果，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说2。其原因在于，经济密度较大的地区，同质化专业化行业部门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导致边际收益下降，使得高经济密度地区通过效率改进，产生低技能劳动力的节约，从而体现为负向减贫作用。

从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来看（模型10至模型12），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存在双门限效应，但只有相关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统计显著。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差异来看，比较模型11和模型9中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中低经济密度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大于相关多样化，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说3，这意味着对于宁夏、云南、贵州、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等低经济密度地区而言，专业化导向的产业调整政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而对于高经济密度地区而言，相关多样化导向的产业结构比专业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专业化体现为更显著的负向减贫效应。进一步讲，即便中低经济密度地区需要利用多样化在知识交互上的优势，也应该将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区别对待，从模型11和模型12实证结果的比较可以发现，不相关多样化并没有体现出贫困减缓的稳定器效应，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发展策略应盯住相关多样化水平的提升。此外，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还体现为随经济密度增加递减的情况，对于经济密度较小的样本，相关多样化三阶段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22、-0.091和0.039，且第三阶段参数估计值统计不显著。相关多样化实现贫困减缓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①相关多样化带来的知识交互，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新行业部门；②新行业部门的出现对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吸纳能力的提升，大于“创造性毁灭”导致的就业吸纳能力下降。在产品创新固定成本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密度更大地区的企业基于相关多样化的共同知识基础主动寻求知识交互的动机更强。因此，同等的相关多样化程度在经济密度更大地区引致生产效率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但其减贫效应随经济规模递减的结果表明，相关多样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对贫困人口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这意味着新行业部门的创造并不能自动引致更有效的减贫进程，改善贫困人口的就业技能和经济机会是借“互联网+”背景改善减贫绩效的关键。

（3）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因技术前沿距离不同的异质表现。基于研发支出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见模型13至模型16所示。从专业化影响贫困发生率的门限表现来看，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技术前沿距离缩短而降低，技术水平较低的地区专业化是更显著的减贫动力来源，而对于距离技术前沿较近的地区，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从而对研究假说4进行了验证。技术前沿距离较远的地区，专业化参数估计值为-0.32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且专业化的减贫绩效大于相关多样化；在第二阶段参数估计值变为-0.148，当越过第二个门限后，专业化体现为负向减贫效应，参数估计值为0.032。该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主要通过过程创新体现效率改进，而非新产品和新行业部门的创造，因此专业化更能够匹配此类地区的技术禀赋，从而体现为更显著的减贫效应。且技术水平更高的地区，专业化虽然也能够带来过程创新和效率改进，但此类效率改进更倾向于表现为劳动力节约和负向的减贫效应，此时相关多样化比专业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从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减贫效应的横向比较来看，在第二个门限值之前，专业化的减贫效应显著高于相关多样化，这意味着对于距离技术前沿相对较远的地区而言，专业化具有更强的益贫性。

从多样化影响贫困发生率的门限表现来看，相关多样化同样表现出比不相关多样化更显著的减贫效果，对于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地区，相关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096，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而不相关多样化参数估计值为正值，且统计不显著，对研究假说5进行了验证，并再次确认了将总体多样化细分为相关多样性和不相关多样性的必要，以及基于三次产业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不尽恰当之处。

（4）控制变量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模型1至模型16均显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更强的减贫效果。本文对于投资、贸易和教育减贫效应的实证结果均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但本文却并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显著减贫效应，该结论与罗楚亮[22]等的研究不一致，他们的研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减贫效应。出现该种背离的可能原因为：本文的研究时间段为2004―2014年，研究时间段进行了大幅更新，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会因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就业吸纳能力等发生变化，既往研究也发现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趋于递减。更重要的是，本文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化，经济增长的低技能劳动力吸纳能力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和减贫效应的不同。为了验证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本文在表5中也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与基尼系数的关系，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1.79，相关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12，这表明既往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并非“水涨船高”的线性关系，存在减贫效应递减，甚至体现为负向减贫效应的可能。这也给政府通过产业发展政策的介入，以减贫统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修正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带来了理论依据。

5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5.1基于样本细分的稳健性检验

上文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性从经济密度和技术前沿距离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析，限于门限回归方法的局限性，本文无法在同一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两个门限变量，但忽略任何一个门限变量都会导致模型设定的偏误。为了规避该问题，本文根据经济密度和技术前沿距离的门限值对所有地区细分为四类，确保细分后的地区在经济密度和技术前沿距离上同质，从而限制因背景不同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分类结果见表3所示。

由于细分后的地区不再适用门限回归，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各类地区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目的是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由于第一类地区只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苏，且这些地区的农村贫困已经基本消除，故后续稳健性检验主要以后三类样本作为盯住对象。

从专业化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来看，样本细分之后，专业化的减贫效应依然体现为随着经济密度增大和技术改善而递减的特征。第四类样本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284，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而第三类和第二类样本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68和0.075，且统计不显著。

从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来看，相关多样化在经济密度更小和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也表现出了更显著的减贫效果。第四类样本相关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225，而第三类和第二类样本相关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23和0.014。从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减贫效应的比较来看，专业化在第四类和第三类样本中均体现出了更为显著的减贫效果。

由于后两类地区在“十三五”期间面临着更重的脱贫任务，因此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意味着后两类地区，尤其宁夏、云南、贵州、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八个省区，面临着通过产业结构修正经济增长益贫性的迫切压力。这些地区在产业政策选择上应以专业化作为主要导向，并通过构建行业关联，改善相关多样化水平。

5.2基于产业分解的稳健性检验

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虽然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进行了确认，也给出了不同地区更具减贫绩效的产业结构选择，但依然面临如何做的问题。虽然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可以根据本地比较优势以及凭借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但如何在多样化之下塑造相关多样化是政策层面面临的难点，也是上述实证结论在指导实践时的缺憾之处。为此，本文细分三次产业分析了不同产业相P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尝试回答何种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减贫的问题，从而为产业发展政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建议。本文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对第四类样本三次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更大，其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44和-0.337，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而第二产业相关多样化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减贫效果。这与既往研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减贫弹性更大的结论相类似，但本文的结论并不支持只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就能引致减贫的结论，对于经济密度小且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地区而言，首要目标是追求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其次在总是存在多样化的情况下，谋求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锦上添花”的减贫政策选择。即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改善专业化程度，次要矛盾是如何塑造更合宜的多样化产业结构问题。前文已经分析了专业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导向，表5的结论则对何种多样化更合宜给出了启示，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更具减贫绩效的多样化产业结构选择，在操作上可以基于各地区行业部门的投入产出，针对性设定打造对应多样化的产业政策策略。由此，本文的结论对既往认为应该偏重发展农业或服务业等某一种产业的结论进行了完善，三次产业的发展可以在减贫框架下发挥协同作用，而非割裂开来形成权衡替代，第二产业完全可以通过专业化程度改善发挥减贫绩效，而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则在相关多样性上体现贫困减缓。

5.3基于FGT困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上述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主要以贫困发生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但是由于贫困群体的禀赋、能力和机会也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所以产业结构对于贫困人口内部不同群体的减贫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表现。现有研究也表明减贫政策有盯住贫困线附近贫困人口的偏好。为了识别产业结构在不同贫困深度层面的异质减贫效应，本文进一步以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作为贫困的变量，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且为了检验产业结构对非贫困人口和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异质性，还在检验中使用了基尼系数作为了被解释变量，结合前述分析结论，本文重点对第四类样本专业化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这两个最重要产业结构变量的减贫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见表5模型36至41所示。

通过比较表4模型25与表5模型36、37的实证结果，分别将第四类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284、-0.093和-0.027，专业化虽然有效降低了第四类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但对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缓解作用较小，且统计不显著。比较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影响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参数估计值为正值。这意味着专业化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对贫困人口内部不同群体的减贫影响也是异质的，使用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专业化和第三产业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也为正值，这进一步表明专业化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没有体现出对深度贫困人口的益贫性。其原因在于深度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显著更低，参与专业化经济活动并获取回报的能力较差。该结论意味着盯住贫困减缓的产业发展政策，需要以深度贫困人口的经济机会和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为前提。

6结语与政策启示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理解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有助于贫困地区选择合宜的产业发展策略，但是现有文献往往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更有助有减贫，但该结论割裂了三次产业的发展关联，现实中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孤岛式”存在。同时，现有研究也未能就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异质表现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而是归咎于收入分配结构和劳动密集度，但这两者都是产业结构引致的结果，而非独立于产业结构的外生变量。本文从专业化、多样化的视角出发，首先讨论了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内在机制，然后基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门限回归方法，识别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并从细分样本、细分产业和细分贫困群体三个维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为：

（1）专业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具有为显著的动态异质表现，在研究时间段内，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并且专业化对于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体现出更为显著的减贫效应。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减贫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应基于本地比较优势和产业转移的契机，着力提升本地产业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证实，专业化的减贫效应会受市场对同质化产品的需求波动和产业锁定的负面影响。

（2）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减贫效果不同，并且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也应因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而异。对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比多样化的减贫表现更好，且相关多样化比不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细分产业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更益贫的多样化产业结构。该结论意味着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在总是存在多样化的情况下，谋求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更为合宜的产业选择。本文的证据对既往认为应该偏重发展农业或服务业等某一种产业的结论进行了完善，三次产业的发展可以在减贫框架下发挥协同作用，而非割裂开来形成权衡替代，第二产业完全可以通过专业化程度改善发挥减贫绩效，而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则在相关多样性上体现贫困减缓。

（3）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本文虽然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进行了相对全面的分析，但无可回避的问题是，无论是贫困还是产业结构都是复杂均衡的结果，从这一点上来说，本文在有限的研究范围内无法穷尽两者关联的所有可能和影响因素。为此，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可以从更为微观的角度来刻画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如针对某一特定地点，细分农产品的专业化和多样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4： risk and opportunity-managing risk for development[R]. 2013：10-30.

[2]汪三贵，胡联.产业劳动密集度、产业发展与减贫效应研究[J]. 财贸研究， 2014（3）：1-5.[WANG Sangui， HU Lian. Industry labor concentr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poverty reduction[J].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014（3）：1-5.]

[3]DOLLAR D， KLEINEBERG T， KRAAY A. Growth still is good for the poor[R]. 2015：68-85.

[4]章元，许庆.农业增长对降低农村贫困真的更重要吗？――对世界银行观点的反思[J]. 金融研究， 2011（6）：109-122.[ZHANG Yuan， XU Qing. Is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s more important for rural poverty reduc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1（6）：109-122.]

[5]COLLIER P， DERCON S. African agriculture in 50 years： smallholders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63（C）：92-101.

[6]SINGH T. On the sectoral linkages and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16， 21（2）：1-19.

[7]CHRISTIAENSEN L， DEMERY L， KUHL J. The （evolving） role of agriculture in poverty reduction：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2）：239-254.

[8]DOROSH P， THURLOW J. Beyond agriculture versus nonagriculture： decomposing sectoral growthpoverty linkages in five African countries[R]. IFPRI， 2014.

[9]蔚屡.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基于动态面板系统广义距方法的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6）：106-112.[SHAN Depeng. A research of the effect of the composition of economic growth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Western China[J].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12（6）：106-112.]

[10]GLAESER E L， SHLEIFER A. Growth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6）：1126-1152.

[11]JACOBS J. The economy of citie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50-56.

[12]FRENKEN K， VAN OORT F， VERBURG T. Related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J]. Regional studies， 2007， 41（5）：685-697.

[13]BISHOP P， GRIPAIOS P. Spatial externalities， relatedness and sector employment growth in Great Britain[J]. Regional studies， 2010， 44（4）：443-454.

[14]OORT F， GEUS S D， DOGARU T. 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European urban region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4， 23（6）：1110-1127.

[15]CORTINOVIS N， OORT F. Variety， economic growth and knowledge intensity of European regions： a spatial panel analysis[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5， 55（1）：1-26.

[16]丁建军，冷志明，于正东，等.经济多样性的减贫效应――基于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 2016（6）：39-56.[DING Jianjun， LENG Zhiming， YU Zhengdong， et 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of economic diversity： evidence from Appalachian region of the U.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6（6）：39-56.]

[17]单德朋.民族地区贫困的测度与减贫因素的实证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44-57.[SHAN Depeng.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an empirical study on poverty reduction of ethnic areas[M].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4：44-57.]

[18]孙祥栋，张亮亮，赵峥.城市集聚经济的来源：专业化还是多样化――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 2016（2）：113-122.[Sun Xiangdong， Zhang Liangliang， Zhao Zheng.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specialization or diversification[J]. Finance & economics， 2016（2）：113-122.]

[19]HANSEN B E. 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J]. Econometrica， 2000， 68（3）：575-604.

[20]LOAYZA N V， RADDATZ C. The composition of growth matter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93（1）：137-151.

篇4

1研究区域概况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选取位于哈尼梯田核心区域的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甲寅乡的作夫村和咪田村为案例点。甲寅乡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境中东部,地处山区,海拔760~2342m,地势南高北低;土壤为赤红壤、红壤和黄壤。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四季分明,立体气候突出。年平均气温14.1℃,年平均降雨量1310.1mm,植被多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面积2111.2hm2,森林覆盖率为34.3%。作夫村位于甲寅乡西部,离乡政府所在地7km左右,是甲寅乡最大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原生态哈尼村寨,也是最贫困的一个村寨。梯田等自然景观优美、神秘而独特,民族文化浓郁,保存最完好的民族文化景观“蘑菇房”独具魅力,蘑菇房分两层,上层居住,下层圈养牲畜,一幅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原生态画面。该村海拔1830m左右,共有327户农户,人口1487人,全部为哈尼族,耕地面积56.64hm2,其中水田38.84hm2,旱地17.82hm2,人均耕地0.038hm2。咪田村距离甲寅乡政府只有2.5km左右,是甲寅乡较富裕的村庄,受现代信息的影响比较大,海拔1780m,共有190户农户,人口851人,全部为哈尼族,耕地面积42.28hm2,人均耕地0.051hm2。

1.2研究方法

2011年7月,对云南省红河县甲寅乡研究区内的作夫村和咪田村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调查两个村庄农户的基本情况(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耕地面积、种植模式(水田、旱地、旱田)、种植结构(传统水稻、杂交水稻、其他农作物)、作物产量、病虫害情况、化肥使用情况、有机肥施用情况、杂草处理方式、农药施用情况。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得到作夫村和咪田村农作物种植的基本情况,并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到一些当地农业种植现阶段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两个村抽样户数分别为103户和72户,均超过了农村居民户数的30%以上。

2结果与分析

2.1家庭基本情况

对作夫村和咪田村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两个村家庭规模在2~13人之间,一般为每户4~6人,家庭年均收入为8800元,人均年收入为1670元。由于当地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相对较差,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咪田村没上过学村民的比率为30.48%,而作夫村则高达44.67%。两村村民的工作类型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2.2种植模式和种植结构

根据调查,作夫村和咪田村的水田和旱地的种植面积大约各占一半,此外,这两个村各有少数的旱田,约占1.4%左右。研究区域内水资源相对丰富,水田的经济价值高于旱地和旱田,但水田面积却没有大规模的扩展,主要是由于:1)青年劳动力流失,劳动力投入不足。根据对家庭劳作的调查可知,大量的青年劳动力流失,从事农田作业的主要是年长者,其劳动效率远远低于青年劳动力。同时,研究表明[11],在丘陵地区劳动时间投入与水田地块作物产量呈正相关关系,而旱地和旱田的劳动时间却受劳作时间的影响不大。在一定产量的前提下,水田投入的劳作时间远远大于旱田和旱地所需要的劳作时间。因此,水田面积难以进一步大规模扩展。2)土地利用方式难以改变。研究区水资源得到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在落到地面形成地表径流后,沿坡面流经森林、村寨和梯田。由于梯田修成水平面,并有一高出水平面的田埂,当前的梯田规模已经达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平衡状态,大面积的修筑梯田将会极大地改变当地的土地类型,进而会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平衡。哈尼梯田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其传统水稻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很高,这对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稳定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作夫村和咪田村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可知(图1),作夫村的种植方式仍以种植传统水稻为主,兼种玉米、大豆、小麦、洋芋等作物,而杂交水稻很少;咪田村的种植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主要以种植杂交水稻和玉米为主,仅有少数海拔较高不适宜种植杂交水稻的地区保留着传统水稻。这两个村庄的种植方式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咪田村距离当地文化中心甲寅乡镇所在地较近,受现代文化影响较大,居民思想更加开化,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容易接受外来新鲜事物进行尝试;与作夫村相比,咪田村更多的年轻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劳动力相对缺少,因而在自然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咪田村农民会主动选择种植更易管理的杂交水稻。

2.3肥料和农药使用情况

2.3.1无机肥施用情况

调查发现,作夫村和咪田村使用的无机肥主要以尿素和普钙(普通过磷酸钙)为主,对比当地的水田、旱田和旱地使用化肥的情况,可以发现:(1)水田的化肥使用量高于旱田。水田的尿素和有效氮素的平均施用量分别为1.53~1.60kg•hm2和0.67kg•hm2,而旱田和旱地的尿素和有效氮素的平均施用量分别为1.07~1.47kg•hm2和0.67kg•hm2;(2)对比作夫村和咪田村的化肥使用量,普钙使用量分别约为0.87kg•hm2和1.40kg•hm2,磷使用量分别为0.12kg•hm-2和0.25kg•hm2,可以发现作夫村的化肥施用量低于咪田村,这主要是由于咪田村种植的水稻品种以杂交水稻为主,对化肥的依赖性较高。参考文献资料和农业部针对不同区域的施肥建议[12],两个村化肥的使用强度属中等偏下水平,这与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冲肥管理有一定的关系。哈尼族利用村寨在上、梯田在下的地理优势,发明了“水力冲肥法”。每个村寨都挖有公用积肥塘,牛马牲畜的粪便污水蓄积于内,春耕时节挖开塘口,从大沟中放水将其冲入田中,肥料进田经过翻犁被压入田泥底层,变成了长效的底肥。每年6、7月间,雨水将满山畜粪和腐殖土冲入水沟时,哈尼族村民将沟水引入梯田,给正值扬花孕穗的稻谷提供肥料。这些传统做法充分利用了村寨中产生的各种“生活垃圾”及自然水土流失带来的营养物质,保持了土壤肥力,因而,可以在相对地施肥强度下保证较高的粮食产量。

2.3.2有机肥施用情况

有机肥含有多种营养元素,可给水稻提供全面的所需营养,特别是提供微量元素营养,可提高稻米的品质和适口性。同时,有机肥可改良土壤结构,缓和土壤酸碱性变化,增强土壤通气透水能力和保肥、保水、供肥、供水能力。增施有机肥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由于增施有机肥比较费工,以及劳动力流失,有机肥料使用量逐渐减少,甚至不用。调查显示,在咪田村约29%的调查用户(20户)施用有机肥,在作夫村约32%的调查用户(33户)施用有机肥。用量变化较大,咪田村有机肥施用量100~500kg•户1,作夫村50~1500kg•户1。旱田和旱地有机肥应用较多,如调查用户中咪田村有4户在水田施用有机肥,16户在旱田和旱地施用有机肥。对村民稻草的处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两个村稻草返田比例非常低。在调查用户中,两个村只有2户有明确地稻草返田,2户将稻草烧掉后还田,2户部分稻草返田部分稻草喂牛,其余农户稻草处理方式包括喂牛、烧掉、修房等,这主要与当地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茅草房的住宅方式有关。总体来说,作夫村和咪田村的有机肥施用量有所减少,且随着劳动力减少以及化肥使用的增加,农家有机肥的使用会进一步减少,而这对于当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非常不利,需要引起重视。

2.3.3农药施用情况

调查发现,作夫村和咪田村在农药使用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两个村杀虫剂施用均以敌敌畏为主,且使用量基本相当,每年的施用次数在5~8次,在正常农业活动范围之内。在除草剂的施用方面,两个村有非常大的差别,咪田村调查用户除草剂的施用超过2000瓶(包),而作夫村调查用户除草剂的施用量只有80瓶(包)左右,这与其种植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咪田村以种植杂交水稻为主,而作夫村以种植传统水稻为主。传统种植模式下,农业生物种类比较丰富,梯田内有天然生长的各种鱼类、螺蛳、黄鳝、泥鳅、虾、江鳅、石蚌、蟹等水生动物,以及浮萍、莲藕等水生植物;梯田的田埂上,天然生长有水芹菜、车前草、鱼腥草等野生草本植物;哈尼族还在梯田内放养鸭和各种鱼类,包括鲤鱼、鲢鱼、鲫鱼等,并在田埂上种植黄豆。多样性的生物结构保证了在不施用除草剂下,抑制杂草的生长。同时,作夫村劳动力相对充足,人工除草也减少了对除草剂的依赖。

3讨论与结论

对哈尼梯田系统核心保护的云南省红河县甲寅乡咪田村和作夫村农业种植情况分析显示:1)两个村的现有水田面积占耕作面积的50%左右,独特的梯田结构充分利用了水资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限。但受劳动力等因素的影响,水田种植规模有进一步缩小的可能。2)尽管传统水稻产量相对较高,病虫害较少,但劳动强度大,管理复杂。受劳动力及现代文化的影响,咪田村大多数居民选择了种植杂交水稻,传统水稻的种植不到杂交水稻的1/5。3)与其他区域相比,两个村肥料使用强度属中等偏下水平,这与其特殊的水力冲肥管理有一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节能减排的作用,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和保护水环境有重要参考价值。4)两个村有机肥施用情况不容乐观,只有约30%的居民用户施用了有机肥,且施用量较少,秸秆返田比例也非常低,这与劳动力的减少有一定的关系,对于当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很不利,需要引起重视。5)杀虫剂和除草剂在两个村施用广泛,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非常不利。由于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咪田村除草剂的施用量远超过作夫村,说明保护稻田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性。

哈尼梯田作为我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在维持我国传统农业遗产保护和当地农业系统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哈尼梯田地区的传统农业系统和农村农业生产受到诸多威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流失,传统耕作方式继承面临挑战。受现代文明、外来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使传统生态知识及其维持体系受到威胁。掌握传统知识的老人越来越少,年轻一代多不愿承受劳动强度大管理复杂的稻田耕种过程。同时,在市场驱动和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下,年轻一代迁移到其他地方谋求更高的收入。这些都使传统梯田农耕文化的继承等面临困难。(2)传统水稻种植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受到挑战。由于杂交水稻与传统水稻相比,单位面积产量更高,日常管理相对简单,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失,更多人选择种植杂交水稻来替代传统水稻,这就使得传统水稻的种植面积减少,甚至部分传统水稻不再种植,使得传统水稻部分品种流失,生物多样性受到挑战,而这对当地生态系统维持方面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当地病虫害防治提出了挑战。(3)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影响了当地生态环境质量。传统水稻和传统农业生产过程和模式,在维持食物安全、生态功能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和维持生计,当地化肥农药使用量有所增加,这在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也带来部分生态和环境问题。此外,受山地地形及“四素同构”人居环境的限制,哈尼梯田遗产地梯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和社会发展,使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方经济受到很大的制约,这些都需要引起当地管理者重视,需要寻找一些有效措施,从而利于当地农业系统有效、可持续地发展。

篇5

随着企业用工制度的日趋灵活,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常常面对工种繁多、工时管理复杂所带来的管理难点。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零售连锁、生产制造、医疗、物流等行业,而且随行业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体现。例如,零售企业通常在店面人员、销售外勤人员以及行政管理人员中分别采用综合工时、不定时工时和标准工时等不同的工时制度。而生产企业生产经营的连续性、稳定性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存在忙、闲时生产任务不均衡的现象,也越来越趋于采用综合工时制。

所谓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是针对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连续作业,或受季节及自然条件限制的企业的部分职工,采用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一种工时制度。综合计算工时制在一个工作周期结束时,计算实际工作时间与标准工作时间的差额,计算加班费通常应当是在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后。这种弹性工时管理方式的目的主要是出于企业用工管理和控制劳动力成本而采取的。

弹性用工带来管理新挑战

由于综合计算工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力资源管理者们因此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准确及时跟踪员工出勤:企业要求每天9点由人力资源部上报员工的出勤情况汇总,及时对例外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手工统计非常困难且无法做到及时。

――工种和班次复杂:生产企业的一线劳动力分为直接工人、间接工人和综合工等。多个成本中心、产品的多样性,对于劳动力的要求变化多,需要基于工作量、岗位、技能、时间等生成班别,班次之间的人员调配,以及调配带来的成本中心变化需要迅速和准确处理。而餐饮零售企业的工种和班别则更为繁多和复杂。

――休假管理复杂:企业通常年假分为法定年假和公司内部的补充年假,例如调休假从周末加班时间转换获取,也可以根据员工的服务年限获取,同时遵循着年假和补充年假的使用顺序为先年假、后补充年假,并且事假必须在年假使用完毕后才可以使用的规则。如此灵活的假期政策,综合计算复杂且手工状态下容易出错。

――综合工时统计复杂:处理指定周期内工时统计,还需按照平时加班累计,冲抵换休、欠班(未安排生产的时间)等复杂综合工时。

――合规要求:随着新劳动法的颁布和企业用工趋势的日益灵活,对企业合规提出更高要求。

曾有媒体披露,李某于2004年5月进入上海某餐饮公司工作,担任厨师,月工资3000元,双方曾签有劳动合同。2008年4月,餐饮公司以李某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事后,李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支付延长工作时间、双休日、节假日的加班费等。因李某不服仲裁裁决,故诉至法院。因为他认为,在餐饮公司工作期间,平时上班时间为上午9时30分至晚上9时,每月休息4天,节假日共计40天正常上班,但餐饮公司没有支付加班工资。而餐饮公司则认为,双方签有劳动合同,合同中对李某的工资作出约定,同时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公司支付李某900元加班工资,李某上班时间为综合工时制。另外,因李某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公司系依法解除劳动关系,故不同意李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的最终结果,法院判令餐饮公司支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4000元;支付李某平时加班工资、双休日加班工资和节假日加班工资的差额12.2万元。

这是一起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引发的诉讼,本案中李某不仅要求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还对于工作期间的加班费一并提起了诉讼,就涉及到了加班费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以及综合工时制的加班费计算问题。

本案中,员工举证证明了单位有考勤制度,用人单位也承认有考勤,因此本案加班的举证责任就转移到了用人单位一方。对于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员工,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轮休计划,生产旺季增加的工作时间必须在生产淡季以集中休息或者轮休的方式安排员工补休,确保员工综合计算周期内的平均周、日工作时间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符。由于被告企业没有提供考勤记录以及曾经安排原告集中休息或者轮休的相关证据,故法院采纳了原告陈述的工作时间,支持了原告加班费的请求。

劳动力管理信息系统弥补漏洞

显然,上述这些难题体现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制度灵活多变趋势下精细化劳动力管理的典型诉求,而这些诉求通过传统的人力资源系统很难全部满足,因为HR系统往往更关注行政管理层面,比如人事信息、工资处理、绩效管理、培训和招聘等方面,但是,对于这些管理实际所依赖的底层数据来源与科学分析――相关的工时、考勤、排班、休假等事务的劳动力管理,却相对简单和十分粗放。劳动力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问题。以美国克罗诺思(Kronos)为代表的劳动力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完全自动化:刷卡终端机与软件实时通讯,将员工时间相关的业务流程,如考勤、请休假、工时统计等完全自动化;

――实时:软件系统中设置好规则,包括综合工时的运算规则,从硬件中读到的时间数据会按照规则实时运算,提供准确和实时的工时数据;

――精细化:多维度分析劳动力生产率,计划工时与实际工时对比,更精细的人工成本信息;

――更优化:专业排班工具更优化生产部署和零售店面运营;

篇6

关键词：施工；工效；因素；措施

在建筑施工生产中，要提高工效须以科学组织管理为基础。建筑施工工效的目标是使管理或工作系统实现高效、优质，最终达到投人少，效益高和效果好。

一?影响建筑施工的工效因素

（1）人员因素

施工项目是一个大的人一机一环境系统．这个系统的主体是人，有管理者和实施操作的工人．上述两类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项目施工的工效。

（2）组织、管理因素

项目施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精细地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使项目施工高效进行。

（3）材料和构配件的影响

原材料的质量、构配件的质量，也是影响建筑施工工效的重要因素，质次的材料、构件不仅影响施工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影响建筑产品的质量。

（4）施工机械设备因素

建筑施工机械化是提高施工工效的重要途径。选用与项目施工要求相适应的机械设备，对提高建筑施工工效起重要作用。

（5）技术与方法因素

施工技术与方法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投人高技术、选用与项目相适应的施工方法是提高工效的重要途径。

（6）安全因素

施工安全因素严重影响项目施工的工效，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会大大影响施工项目的工期、质量和项目效益。

（7）监督和管理标准因素

采取有效的监督机制，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管理标准，是提高工效的重要因素。

（8）现场条件

由于建筑产品的固定性、多样性，施工期长，体积庞大，决定施工现场多样性、动态性，露天作业，施工现场条件影响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现场条件是影响工效的重要因素。

（9）市场因素

目前我国建筑市场配套的生产要素生产和咨询服务等中介组织、社会保障机制的发展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影响施工项目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项目施工需要劳务市场、材料市场、机械设备租赁市场、资金市场、后勤服务等保证。

二?提高建筑施工工效的措施

（1）提高施工人员素质

1）提高施工项目管理人员的素质：提高施工管理人员政治思想素质，当前特别是提高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管理人员的领导素质；提高管理人员的知识素质；提高管理人员的身体素质。2）提高劳务工人的素质：提高工人的政治思想素质，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提高工人的操作工艺水平；建立完备的技术培训、技术考评、持证上岗制度。3）建立合理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比例。做到工种齐全，比例合适。

（2）科学的现场组织、管理系统

1）按照项目的特点，建立现场项目施工组织机构。2）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度。3）建立科学的奖罚制度。4）建立劳务班组。5）建立完善的劳务考评制度。

（3）保证原材料、构配件、设备的质量

1）建立原材料、构配件、设备出厂合格证检验制度。2）建立原材料复验制度。3）建立材料、设备使用抽检制度。

（4）选择合适的施工机械设备

1）按项目的条件和市场条件优选施工机械的类型、型号和数量。2）建立完善的施工机械设备的使用和保修制度。3）做好项目施工机械设备的配套工作。4）做好施工机械的使用和调度工作，使施工机械设备按需进退现场。

（5）提高施工技术水平

1）强化管理者和工人对提高技术重要意义的认识。2）开展群众性革新、创新、合理化建议活动。3）在培训和提高技术素质上下功夫，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重视“工法"的应用。4）提倡科技创新。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周密考虑施工的各个环节，积极尝试采用新技术，增加技术含量。

（6）加强施工安全有效管理

1）建立健全施工项目的安全监督机构。2）要使施工安全检查规范化和制度化。3）开展行之有效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安全生产活动。4）加强施工安全员的素质提高。5）注意开展安全培训教育。

（7）建立科学的监督、管理体制及标准

1）施工项目管理人员和工人充分认识建设监理制的意义，在现场正确对待监理工程师的监理活动。2）严格按施工验收规范的要求进行施工。3）严格按建筑工程质量评定标准进行评定和验收。4）要求工人严格按操作规程和安全施工施工规程施工。5）进行工序控制和施工全过程的质量动态控制。

（8）努力改善施工现场条件

1）努力改善建筑工人的现场生活条件。要有一个正常的住宿条件、洗漱条件、就餐条件，以及娱乐条件。2）要有一个充分发挥效率的工作条件。施工照明充足、工作面足够、脚手设施满足，水、电、气供应充足。

（9）完善市场机制，加快发育建筑业劳动力市场

篇7

关键词：农村公路工程 建设资金 多样性 有关账务处理

正文：

    自2003年以来，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通乡、通村公路为重点的大规模农村公路建设，并同步发展养护和运输事业，使农村交通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八年来，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改造8万余公里，使全省公路密度达到105公里/百平方公里，直接惠及全省近2万个行政村、3500多万农民。

农村公路作为一项惠民工程，资金量大、资金来源多、涉及面广。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是指用于纳入或地方投资计划的县际及通乡通村公路建设或改造的全部资金，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拨款、交通规费、银行贷款等各种来源的资金。

本人有幸于2003年12月份参加了浙江省交通厅举办的康庄工程财务管理培训，并于2003~2011年参加了我县乡村康庄工程、联网工程（两项工程也可以统称为农村公路工程）的财务管理工作。我县面积11430平方公里，共有3个街道、10个镇和6个乡，户籍人口62万，是一个水乡平原为主、少量丘陵为辅的江南小县，2003年至2011年共建农村公路里程长达730公里（其中康庄工程330公里、联网工程400公里）。本人所在单位长兴县交通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上级部门拨入资金的使用和配套资金的落实，并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各乡镇作为项目建设单位（业主）按中央和省对国债及其他中央和省专项补助资金管理的有关要求，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内部管理制度，筹措项目配套资金，并规范资金的使用及管理，确保资金的专款专用。

长兴县交通局承担着县内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及其他县内干道的基本建设工作，在这些建设项目的基建会计核算中，大多数基建项目的资金来源为上级部门拨款或是向金融部门贷款，资金来源途径比较简单，以会计科目“基建拨款”或“基建投资借款”反映即可，有时甚至不用二级科目。农村工路建设资金的筹措，由于是基本遵循“以地方自筹为主，中央和省补为辅”的政策，其多样性就显得不同一般工程。从粗线条来分可分为三大块：第一，省及省以上拨款，主要有国债资金、交通部补助资金及省交通厅补助资金等；第二，县财政及县交通局配套资金；第三，乡镇及村配套资金，包括乡镇自筹资金、村自筹资金等。我县各乡镇建立了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机制，多方位、多渠道积极筹措农村公路建设所需资金。采取了“政府引导、部门联动、八方支援”的方针政策来拓宽筹资渠道。例如：按照法定程序倡导村名通过“一事一议、村民公决”的方式捐一点，动员在外地干部职工、经商办企的老板、联系贫困村的机关企业单位捐一点，以冠名、立碑等方式，引导社会、企业、个人以各种形式支持农村公路建设。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如果细分可分为：

1、中央补助国债专项资金  表面看来，此项资金属于国债资金，应于工程建设以后归还；但由于农村公路建设国债资金的还款人为省交通厅，故乡镇在收到此笔资金时，贷方可作“基建拨款——国债资金”，在银行账户上形成的利息收入，视同国债资金的增加，也应列为“基建拨款——国债资金”。而类似此笔业务在其他基建账套列为“待摊投资-银行利息收入”的借方，用以抵减工程的待摊投资支出。

2、交通部补助资金  此资金是浙江省交通厅安排的交通部补助项目，以“基建拨款——部补资金”列示，资金在各各流程中产生的利息，也应视同交通部补助资金的增加，其账务处理同国债资金。

3、省交通厅补助资金养路费资金  各乡镇在收到省交通厅补助资金养路费资金时，以“基建拨款——养路费资金”列示，利息收入同国债资金处理。

4、县财政配套资金  我县财政局对农村公路建设进行适当补助，康庄工程每公里1万元、联网工程每公里6万元。乡镇在收到此项资金时以“基建拨款——县配套资金”列示。

5、乡镇财政的配套资金  作为农村公路建设的业主，在县以上级补助资金只占路面建设资金的三分之一情况下，乡镇财政资金应作为农村公路建设的主力资金，按省交通厅资金使用原则的同比拨付原则，地方配套资金到位比例、进度不得低于省级及以上资金的到位比例、进度。乡镇农村公路专户在收到划入的乡镇财政性资金时，以“基建拨款——乡镇配套资金”列示。

6、乡镇企业捐助资金  农村公路建设一个很大的受益者就是乡镇企业，在一些与乡镇企业有关联的路段，一些企业老板很自愿地捐出十万甚至几十万不等用于建设农村公路；也有一些乡镇会采取发动周边乡镇企业捐款或是与乡镇企业投入资金拼盘，这些资金从实质上看有乡镇配套资金性质，也应以“基建拨款——乡镇配套资金”列示；

7、村配套资金  村作为农村公路工程的最大受益者，积极性最高，投入的也最多，主要有实物、劳动力及现金投入。实物主要有土地、矿渣、砌石等，用于农村工程路基建设。本人认为，乡镇作为农村工程建设的业主，在与村协调土地征用中虽未支付资金，但实质上村是以实物即土地对农村公路工程进行了投资，应当把征用的土地评估价后由乡镇农村公路工程财务入帐，会计分录为：

借：待摊投资——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

贷：基建拨款——村自筹资金

另外，由于我县农村公路工程县以上级补助为21万元/公里，而乡镇路面工程造价就要60万~70万元/公里，所以许多乡镇的路基建设在由专业人员指导、上级相关部门监督的情况下，交由村来完成。路基建设用的许多材料如矿渣、砌石、涵管甚至运费均由村来提供，村应按实际使用量和单价提供清单交给乡镇农村公路工程财务，会计处理为：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路基

贷：基建拨款——村自筹资金

村里在组织劳动力修筑路基时形成了劳动力的投入，村里应按当时劳动力单价及实际人员工时提供清单交由乡镇 财务，会计分录为：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路基

贷：基建拨款——村自筹资金

在农村公路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大力支持，许多村民自发组织捐款，支持农村公路建设，乡镇财务在收到这些捐款时，应列帐：

借：银行存款

贷：基建拨款——村自筹资金

综上所述，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政府财政、交通部门的交通规费投入到农民投工投劳、社会捐款；从货币资金投入到实物投资；充分显示了我县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多样性。可以这样说，农村公路工程筹措资金的多样性，让我们财务人员在帐务处理上拓宽了思路，为我们提供了基建资金更多的想象空间。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土族　劳动力转移　制约因素　分析

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转移是会受到经济规律支配的。在现实生活中，城乡差距很明显。城市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条件等因素，都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制度上的制约，城镇对农民的歧视，农村劳动力资本积累的缺失，就业结构的失调等等。而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就成为了典型中的典型。不仅仅因为他们有各个民族的特殊性，群体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还应表现在不同民族以及民族之间的内在特质等方面。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的发展一直都处在较落后地位，在我国很多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明显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深入调查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情况，分析其内在特点和障碍，才能研究出有实际意义的对策建议，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也将会实现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农村和城市的良好互动，促进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中意义重大。

我国现有土族人口数为241198。大多居住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县、大通县、乐都县、同仁县等地。互助县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2000年互助县总人口为36.97万人，土族人口约6.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8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程后，土族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有了改善。但是，由于受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土族群众整体生活水平仍然比较低，贫困人口比重较高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近年来，由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土族人才意识到仅靠农业生产根本不能维持家用，也无法养家糊口。于是，近些年出现了一些走出家门、去外面闯荡世界的有志之士，从而在土族人口中形成一种想往外看看的意识，这是有利于本民族的进步、发展的。景晓芬(2007)在对土族女性非农就业与女性角色转换的研究中提出，非农就业是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女性而言，通过对土族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认为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土族女性的生活方式，转变了她们的传统角色，无论是在经济上、家庭角色上还是社会关系网络上，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都有了很大不同。可见，在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对经济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不能够理解和掌握，适应不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需求。土族劳动力，在他们的聚集区内，就业的机会本来很少，而且，工资率又很低，在受到恶劣环境和各方面压力时，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新的转移，纷纷流入到西部各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从事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近年来，土族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初见成效，但仍然存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制约着土族劳动力的顺畅转移。

二、研究范畴、方法及材料来源

2008年7月下旬，课题研究小组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大庄村，进行了为期11天的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野外调查期间，课题组采取的主要调查研究方法有二：(1)与县、乡、村各级党政和职能部门领导座谈，到当地政府各职能部门收集农村社会经济的相关资料，听取相应的报告会，以了解当地土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况，获取深入理解当地土族劳动力转移的背景资料；(2)采用问卷访谈方式与随机抽样土族农户座谈，获取更真实、更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目的是与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背景资料相互验证，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经过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课题组获得了与各级政府部门的访谈记录、各调查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农户调查问卷52份资料。这些资料为课题组进行土族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从性别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多以男性为主。从婚姻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约有63％已婚，37％未婚。从年龄结构来看，互助县范围土族劳动力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之间，占劳动力总人数的64.1％，这部分劳动力是外出转移的主体，代表着外出转移的趋势。16～1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9.1％。40～5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6.8％。

在所调查的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外出打工的人占到了土族劳动力总数86.8％。而在家务农的人只有少数，只占到13.2％。可见，大部分劳动力都愿意出去。这些出去打工的人中，有61.4％的人是兼业打工，有38.6％的人做专职。

(二)转移特点

大部分土族劳动力选择在私营企业工作，约占到65.38％，打工的行业也主要分布在建筑业(42.31％)、餐饮业(28.85％)和制造业(15.38％)上，而选择在机关社团和教育文化等部门打工的人却寥寥无几；就业层次上，服务人员占较高比例。

土族农村劳动力在选择转移距离时，约有71.15％的大比例人口选择了在本地打工。就地转移具有明显的优势。只有小部分选择外出打工。而在外地打工的地点选择上，有59.62％的人们愿意跨省去打工。在土族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自己找(44.23％)或者是经过亲友介绍(44.23％)的；通过看报来寻找工作的劳动力人口也是微乎其微，可见，各种媒体信息的优越性并没有体现出来。土族的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大部分没有经过特殊的职业培训，也没有学过什么手艺，这就很影响打工时择业机会。在思考为什么要外出打工时，有很大一部分的土族劳动力都觉得自己的农业收入低(67.31％)。这个问题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通过以上调查研究问卷的分析，可以发现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信息量少，信息闭塞，择业范围较窄，就业层次低，个体手艺和技术的限制较大，向城市转移的意愿较弱的特点。

(三)制约因素

制约因素是具有多样性的。土族劳动力在家里需要赡养和抚育的人口4人占的比重较大，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文化程度(约51.92％)是主要影响土族劳动力转移的很重要的因素。教育落后，劳动力不适应就业需求。很多人还是觉得读书无用。职业教育的力度还是不够。因为家庭负担比较重，家庭拖累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在求职的过程中，首先还是文化低，其次是没有什么经验；再次是获得的信息不够或难以得到信息，交通不发达，思想上比较封闭，使得信息愈加匮乏。就业机会少也是一个

很大的障碍，劳动力市场欠发达，在转移的过程中，有效的途径很少，使得转移不够顺畅，不够彻底。加之社会制度上的制约因素，生活环境的制约因素等，使得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很不好实施。

(四)目前的情况

在目前情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购买任何保险的人占到54.2％左右。大多数人对目前的收入都觉得一般或是认为太少，只有5％的人还对目前的收入比较满意。有约57.69％的人没有过非农工作的经验，这说明，这里的人们还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主。土族劳动力中有大部分都在两个或以上的雇主那里干过，可以看出，换工作的频率还是很高的。大约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在失业一个月后就回家，由于心理的意愿上落差较大，或者还是觉得回家务农好一些，或者是不能够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等等，当然原因是很复杂的。

(五)今后的打算

对于今后的打算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劳动力个体选择定居的地点还是在乡下。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在大中城市生活。不选在城市定居的原因主要是觉得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约55.77％)，觉得老了以后没有什么收入(30.77％)，没有了经济来源，还会认为大城市的生存环境没有乡下好(19.23％)，因为大城市污染比较严重，人口多而杂等等。

对于怎样开支打工的收入，方式是多样化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打算回家盖房。在储蓄和子女的教育上也要是花大笔钱。对于个人的养老问题，有50％的人们认为应由子女来赡养。19.23％的人愿意创业，利用自己的积蓄来养老，也有25％的人还是愿意种地。如果长期在外打工。集体将收回承包地的话，仍然有将近一半的人要回家务农。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问卷调查的分析和研究，对土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努力提高土族聚集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职业教育力度

职业教育是相对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是直接面向就业的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职业教育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就业技能，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总体上文化素质偏低，整体素质难以适应转移的要求。未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创新能力较差，只能依靠个体有限的经验和较低的能力选择有限的工作，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无法满足更多的岗位需求。对土族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让他们多学一些手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少数民族劳动力往往不会被需求单位所选择，加之他们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顺畅转移的机会就很小了。在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的过程中，要加强技术强化，这样可以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达到双方的有效互动。面对劳动力市场，由于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和资本的密集程度越来越强，这将导致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更加艰难。因此，为了达到顺畅转移，不仅仅要加强基础教育投资，完善良好的基础教育设施，更要作做好职业教育的各项工作，宣传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还要提高师资力量；有效发展民族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事业。

(二)建立完善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由于历史、体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总体上说，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功能不全。这些对我们的下岗再就业问题、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有很大的影响。在对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调查分析过程中，应用托达罗的推拉作用的理论，发现在该地区劳动力市场中，推力和拉力都欠缺。在本地区而言，生产率还是较低的，这样就不能够产生富余的能够转移的劳动力，使得农村地区的推力不够。而在城市而言，能够吸引劳动力转移，以及劳动力转移后的工作岗位等方面不够充足，导致了城市的拉力也不够。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过程，是自然发育过程和政府辅助培育过程相结合的过程。政府在制度的完善等反面是起主导作用的。如何优化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三)信息开放化

信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是很重要的。有了信息，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有关部门应该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来服务于本地劳动力的转移。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以有更多的信息媒体来为我们服务。可是，目前，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向信息化方向的发展还较慢，使得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不够彻底，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很难得到外界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沟通渠道，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四)完善制度，让制度服务与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而不要成为发展过程的绊脚石

于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作为农村劳动力的输入地，其户籍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政策规定与操作办法，是决定外来农村劳动力能否进入其劳动就业市场进行公平竞争的制度因素。来自各个方面的歧视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户籍歧视、就业歧视以及教育上的歧视等，对劳动力的心理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和压力。劳动力转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战略，制定对人们有实际利益的制度，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需要出台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为劳动力的转移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鼓励和引导劳动力转移，才会是一个有效的发展战略。

(五)鼓励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努力向非农产业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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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转移；收益差异；制度因素；中心-模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一般的经济学角度上来看是劳动力资源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劳动力的无阻碍流动有效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在中国的现有条件的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引言

长期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区域经济格局都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其他部门转移的现象。中国自然也不是也不是例外。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向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自由流动。这就导致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长期滞留在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不但造成严重的农村就业不足，而且阻碍农业生产率的有效提高。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80年代中期的城市经济改革和城市较快发展，城市的用工制度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松动，城市劳动需求大幅增长。在一系列的经济内生需求因素和诱致性迁移的制度因素的作用下，9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迁移进入了常态化阶段。

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与迁移的经济现象，中外诸多经济学界的学者对此都有自己的着重点、研究方法和结论，但基本上主要是从经济收益差异与制度限制两个角度来进行论述。

二、模型框架与理论分析

无论是城乡经济收益差异还是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限制，都是解释当下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基本理论前提。

但在知识经济日益重要背景下的现实是企业要求劳动力知识水平相对较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知识水平又相对较低，这与企业的要求不相符。前面的基本理论前提虽有一定解释力，却缺乏相应的针对性。因此，需要有相对来说更有解释力的理论经济模型来解释当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状况。

现有条件下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是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企业向内陆地区扩展，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的企业在沿海地区壮大和发展。而农村劳动力的特征较为符合低端企业的要求，与低端企业的相关性较高，因而出现了原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内陆的情况。为解释这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现象，可利用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关于中心-模型的结论和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的基本框架进行分析。

1.模型的理论前提

（1）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回避了报酬递增时的企业定价行为，忽略了企业之间动态博弈的可能，巧妙地解决了市场结构与规模报酬递增相一致的问题。该模型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产品xi的不变替代弹性函数形式（CES），即

Uxi…xn=∑ni=1xθi1θ，其中，0

则该效用函数可保证消费者偏好是对产品多样性的偏好，使得各厂商可以独立生产，无法相互排斥。

（2）克鲁格曼中心-模型的框架与结论。该模型解释了区域形成制造业中心和农业的原因。在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可将该结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相结合，形成解释高端产业区域和低端产业区域的原因的新结论。即当运输成本较低、规模经济较大以及高端产业在支出份额中较大时，循环积累因果将起作用，高端产业将向那些具有初始优势的区域集中，形成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在不同的区域内集中的形势，而与各自产业相关联的劳动力也各自集聚。

2.模型的基本假定

假设模型中的每个人的偏好相同，且每个消费者有两层效用函数。第一层是消费者对高技术含量产品和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偏好，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的形式，效用函数为

U=Uπ1U1-π2

其中π为支出中用于高技术含量产品的份额，而U1和U2分别表示消费者对高技术含量产品和低技术含量产品的效用。

第二层是消费者对不同的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偏好，用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CES）表示，代表了消费者对产品多样性的偏好，且保证了消费者对任何高端产品的需求弹性都为σ，则效用函数为

U1=∑ni=1uσ-1σiσ1-σ，其中，σ>1

同时，假定模型中有两种劳动生产要素，各种生产要素都只用于特定的产业，低水平劳动力（假定全部为农村迁移劳动力）生产低技术含量产品，高水平劳动力生产高技术含量产品，两种劳动力生产各自的产品，且高技术水平的门槛很高，低技术水平劳动力不可能成为高技术水平劳动力。同时，有两个技术水平禀赋不同的区域为内陆区域和沿海区域。为简化问题，我们假定模型中总共有1-π个低水平劳动力，π个高水平劳动力，且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低端产品的规模报酬不变，高端产品的规模报酬递增且其固定成本为线性函数，即L1=α+βx1i，其中L1为生产第i种产品的工人数量，而x1i为第i种产品的数量。

3.模型推导与结论

高端产品企业面临的需求弹性为σ，ω为高端企业工人单位工资，则其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加成为pi=βω・σ（1-σ）。由于市场可自由进入，则利润减为零，则（pi-βω）x=αω，而当利润为零时的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则企业的ACMC=σ（1-σ）。

而由以上可得一个代表性的高端企业的产出为

xi=α（σ-1）β

而一个区域的产品生产数量为

n=L1α+βxi=L1ασ

这时，我们可以引入沿海与内陆两个区域的情况了。假定两区域的人数是分别是沿海区域有低水平劳动力人数的一半和高水平劳动力的全部，而内陆区域有低水平劳动人数的一半。这样，内陆的收入为（1-π）2，沿海的收入为（1+π）2。

这样，高端企业是否有向内陆区域转移的可能性取决于搬迁是否有利可图。这样的话，可令n为高端企业的数量，则其各自销量为S=πn。而考虑存在运输成本的前提下内陆高端产品价格为沿海高端产品价格的1τ，总价格指数为沿海的τ-π倍，则内迁高端企业支付的名义工资为沿海的τ-π倍。沿海消费者面对的相对价格为τ-π-1，内陆消费者面对的相对价格为τ1-π。

这样，一个内迁高端企业的销售产品价值为

S′=πn1+π2τ-π-11-σ+1-π2τ1-π1-σ

而若S′S，则可得

S′S=1+π2τ（1+π）（σ-1）+1-π2τ（1-π）（1-σ）

由上式可知，若一个高端企业会逐利地向内陆迁移，则取决于

S′S>τ-π

而这样的迁移是否会发生又取决于三个参数运输成本1τ、规模经济（需求弹性）σ以及高端产业在支出中的份额π。而这样的结论又和原克鲁格曼中心-模型结论的新解释相吻合。不仅如此，这也是符合了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中关于“区域要素密度差异可能导致产业在空间的集中”的结论。这就说明在一般条件下，高端企业只存在向技术水平禀赋较高的沿海地区集聚的动力，而低端企业却有相反的动力。这样就形成了高端产业与低端产业的区域性分离，与低端产业相联系的农村劳动力就降低了向沿海城市转移的可能性，而转为向内陆城市转移，以适应高低端产业区域性分离的形势。

三、分析结论

本文在以经济收益差异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为基本理论背景的前提下，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中出现的低端产业区域转移的新形势，假定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低端产业相关联，利用克鲁格曼的中心-模型的框架，得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从沿海区域向内陆区域的结论。在这个框架下，不仅假定是符合现实的，而且结论也是既符合比较优势的基本原理，又与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中关于“区域要素密度差异可能导致产业在空间的集中”的结论相一致。所以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模型框架分析是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综上所述，在区域经济收益差异因素和制度性限制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因产业区域转移导致的从沿海区域向内陆区域的转移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蔡，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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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要功能

残疾人职业教育是一项综合性的教育形式，包括残疾人职业能力教育、职业心理教育、职业发展教育、职业适应能力教育，等等，这些教育内容共同构成了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体。笔者认为，残疾人职业教育主要具备如下几方面功能：

1.残疾人职业教育可以有效提高残疾人自身素质。与健全人群体相比，残疾人群体接受教育的条件有限，因此导致了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主要体现在残疾人群体的文化层次和水平严重不足。通过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能够有效弥补残疾人群体的素质结构缺陷，从而起到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在学历教育尚不能被残疾人广泛接受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已经成为现阶段提高残疾人群体综合素质的最主要方式。

2.残疾人职业教育可以有效实现残疾人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残疾人同样是社会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从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供需状况来看，存在着严重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城乡新增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局部的供大于求，这部分新增劳动力就业存在严重困难。另一方面，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宏观分布来看，还有很多地区和行业存在着供大于求的现象，社会总体的劳动力资源还处于短缺的局面。为了有效缓解这个问题，应当将残疾人纳入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的总体规划之中，通过系统的职业教育，实现残疾人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残疾人劳动力的充分发展。

3.职业教育可以有效改善残疾人群体的生活状况。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首要解决的应当是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无疑是“三最”的核心。通过开展职业教育，残疾人可以迅速提高就业技能水平，找到稳定工作，通过就业体现自身价值，获得劳动报酬，改善生活面貌。因此说，残疾人职业教育可以有效地实现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的目标。

二、新形势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新挑战

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以后，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还将出现新的变化。这对于残疾人职业教育工作来说，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是全新的挑战。

1.残疾人职业教育将更为专业化。经过多年时间的发展，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完整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与健全人职业教育相比，虽然残疾人职业教育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这并不能妨碍残疾人职业教育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十二五”期间，国内劳动力市场精细化程度将会持续提高，对于劳动力资源的专业化程度要求也将随之提高，因此，这就给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对于残疾人职业教育工作者来说，必须要改变现阶段粗放式的教育模式，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2.残疾人职业教育需求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特点。近年来，残疾人职业教育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个性化和多样性的特点。可以预见，随着“十二五”时期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生更为深刻地变化，用人单位对于残疾人劳动力的专业化水平要求会更高。因此，这就对于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个性化和多样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残疾人职业教育必须采取社会化的发展模式。“十二五”期间，残疾人职业教育社会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为了实现残疾人职业教育水平的可持续提高和健康发展，必须要利用社会现有的教育培训资源，将残疾人职业教育纳入其中，而不能另辟崎径，导致重复建设，影响教育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社会化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三、现阶段残疾人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教育主体单一。当前，各级残联组织作为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体，承担着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要职能。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职业教育机构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残疾人提供职业教育服务，但是并不能够视为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主体。受到残疾人职业教育主体单一化的不利影响，当前很多地区的残疾人职业教育水平不高，专业化程度不足，影响到了残疾人职业教育总体效果。

2.教育模式有效性不足。当前，很多地区在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是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残疾人就业能力，但是由于职业教育的其他环节普遍缺失，导致了残疾人的就业层次普遍不高、就业稳定性不强、职业发展潜力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由此可见，现阶段残疾人职业教育模式的有效性严重不足，也是影响职业教育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3.职业教育师资队伍专业性不强。当前，很多地区的残联组织负责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教师都没有专业的教育背景和教育工作经验，特别是在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环节中，很多教师由于没有专业经验和能力，仅仅凭借短期学习或者接受短期培训后，就为残疾人提供技术指导，很难达到职业技能培训应有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国内残疾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能力不强，也是制约职业教育水平提高的主要问题。

四、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残疾人职业教育工作

1.将残疾人职业教育纳入公共职业教育体系。在继续巩固各级残联组织残疾人职业教育主体作用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职业教育主体，坚持将残疾人职业教育纳入社会公共职业教育的总体发展目标，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逐步实现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社会化。

2.不断丰富和完善职业教育模式，适应多样化和专业化需求。各类职业教育机构要根据残疾人群体特点和劳动力市场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残疾人职业教育内容和模式，在坚持职业技能培训为主的基础上，增加职业心理辅导、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适应能力辅导等内容，满足残疾人职业教育多样化和专业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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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发展要素；打工回流者；农区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053502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7JJD790124)；河南省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豫宣文2005－36)。

作者简介：时慧娜(1982－　)，女，河南长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6－0122－05

收稿日期：2008－10－06

一、引言

目前，劳动力转移方面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多数研究关注劳动力正向转移(源地到目的地)，对劳动力回流(目的地到源地)的研究仍显不足(]Murphy R，1999)。已有文献分析美国(Lee A S，1974)、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日本(Suzu-ki M，1995)等发达国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众多发展中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农区发展环境具有独特之处，表现之一即是农民身份对空间迁移的限制(李小建，2006)，同时，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地位突出，农区发展在全国发展中至关重要(李小建、李二玲，2007)，特别是有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的中部农区。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可避免引发劳动力回流现象，那么，经过城市洗礼的回流者在农区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是如何推动农区经济发展的?

现有成果对回流的研究集中在回流的动因(李强，2003)，(Hare D，1999)、回流者职业改变(Ilahi N，1999)等方面。针对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少数人认为，回流者中仅有一少部分对家乡产生了重大影响，多数人对家乡并无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获取充足的技能(Stark O，1995)，或没有能力来应用所获得的技能(Gmelch G，1980)，又回到了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其平均的经济水平低于未外出农户，外出就业对农区的意义要远大于回流(Bai N s，He Y P；2003)；多数人认为，回流者已经对农区产生了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回流者的经济行为上，包括职业改变(Ma Z D，2001)、农业机械投资(JZhaoY H，2002)、关系网络(Ma Z D，2002)]等方面，特别地，回乡创业者对农区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已经超过其本身的创业活动，对农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不同研究结论可能与所依据数据和视角不同有关，但也说明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李小建，2005)。较为系统的研究来自Murphy，其从经济多样化、不平等、资源再分配、非农雇佣、回乡创业和城镇化、农区同整个国家的联系等方面探讨了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Murphy R，2002)。以上多数研究均肯定了城市打工经历对回流者经济行为的显著影响，打工过程中技术、能力等人力资本的获取与打工积蓄等物质资本的积累是回流者对农区产生影响的关键，有关这些有形及无形的生产要素的研究零星散布于当前文献中，正是这些生产要素向农区的注入为农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因此，本文试图以区域经济发展要素为切入点，主要结合中国的研究实例，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对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做一初步的理论解读。

二、经济增长理论与农区发展

农区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针对我国当前处于发展中阶段、农民占大多数、农村地区面积广阔的实际情况，如何促进农区的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现有区域经济理论通常把农区作为发达城市地区的边缘部分来考虑，如赫希曼的极化一涓滴效应，弗里德曼的核心一边缘区模型等。通过涓滴效应，城市地区的生产要素不断流入边缘农区，为农区经济增长带来活力，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区域的均衡化发展。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则摒弃了地域概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空间是均质的，仅从生产要素角度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增长，如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索罗一斯旺模型及随后的Lucas、Romer等学者的研究，将决定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不断进行了丰富，从最初的物质资本、劳动力等有形的资本，到最近较为流行的人力资本、制度等无形的资本。特别是舒尔茨的研究，非常强调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影响经济发展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舒尔茨，1990)，并将人力资本运用到传统农业国的农业改造上，强调穷国不能忽视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想改造传统农业，必须向农民投资，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提供教育资源等(舒尔茨，2003)]。但是，向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就一定能促进传统农区的农业增长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么?它是否适合像中国这样人口(特别是农民)数量庞大、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诚然，人力资本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并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实践。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真正决定增长的是制度，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及的劳动、资本、技术并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果(North DC，1991)，在经济发展中，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North D C，Thowmas R P；1973)，并由此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即经济增长是在一系列能够诱发利益激励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的。

无论区域经济抑或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对各种资本的投资，包括有形及无形的资本。这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不断地促进着区域经济的增长，从而推动区域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结合本研究以打工回流角度探讨农区发展，可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轨迹对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进行理论解读，将其影响途径归纳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三、打工回流对农区的影响途径

1、物质资本

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之一，对于资金投入一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有研究指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中国的普通农民没有资本积累的源泉，目前，外出务工者向家中汇款已经成为农村家庭资金积累的主要渠道(李强，2001)。

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的是用作投资的资金，资金只有用

于投资，才能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回流者带回的打工收入并未充分地应用于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投资中来。1997年，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对9省13县119个村庄的调研数据显示，外出务工者回流之前，他们的汇款主要用于家庭消费，回流之后，有一半的积蓄用来盖房子和家庭支付，而投资部分仅占22％(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李小建教授对豫西山地丘陵欠发达区10县(市)332家农户的调查分析也表明，农户更加期望用新增加的收入改变家庭生活状况，而不是发展生产(李小建，2002)。用于消费的打工收入虽然提高了农户的生活水平，但是，对于农户、农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并不明显。

用于投资的打工收入主要通过回流者的职业改变实现。Ilahi认为工资积累是回乡后职业改变的决定因素，拥有高工资积累的人回乡后易于选择自我雇佣型职业，而非高工资积累的回流者更倾向于从事被雇劳动(Ilahi N，1999)。Zhao对中国农业部1999年对6省824个农户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个人、家庭和社区特征相同的情况下，回流者并不比未外出者从事的农业工作要少，但是他们更倾向于投资于农业机械，同消费更多的耐用品和建造好的房子相比，对农业机械的投资对农区的意义更加深远(Zhao Y H，2002)。回乡创业是打工积蓄用于农区投资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倾向于单纯地获得资金积累的回流者，他们的创业概率要低于获得人力资本的回流者一倍(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同时在促进农区发展方面，也要低于后者70％(Ma ZD，2001)。

回流者物质资本的积累对农区内部经济差异也存在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回流者资金积累要高于未外出者，引起了两者收入的差异(Galor O，Stark O；1990)，前者要比后者更有条件投资；另一种观点认为，回流农户的平均经济水平明显低于外出农户，与未外出农户不相上下，只要环境条件合适，一半以上的回流劳动力可能再次外出(Bai N s，He Y P；2003)，回流者的资金积累并未对农户经济差异造成很大的影响。

回乡创业者用于物质资本的比例是否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是一项值得探讨的议题，当前文献有关该方面的讨论还不多见。

2、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外出打工本身就是一种投资(GalorO，Stark O；1990)，在这一过程中，打工者获得了技术、知识。为人处事等各方面的能力也有所提高。有观点认为，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超过以资金积累为主的回流者(Ma Z D，2001；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也有观点认为，回流者多是在城市中的失败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Gmelch G，1980)，他们教育水平低、缺乏技术，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并适应城市生活。这些回流者没有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不会对农区产生重要的影响(Stark O，1995；GmelchG，1980)，这一观点把回流者分为成功回流和失败回流(Bovenkerk F，1994)，并不适合市场经济不完善，家庭观念深厚的中国农区，因为一些回流者是由于家人需要照顾、返乡结婚、生儿育女等家庭因素引起的，这些因素与城市中的成败并无多大关系。

回乡创业是获取了较高人力资本积累的回流者对农区发生作用的主要途径，这些回乡者所具备的企业家精神，是其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积累足够物质资本的回乡者未必能够创办企业，或许只是一个攒钱者，回乡后倾向于以消费为主(Ma Z D，2002)，而只有具备了企业家精神，才能够把积累的资金、技术、知识等转化为创造生产能力的资本。区域文化氛围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是回乡创业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观察落后农区与江浙富足地区的差别，可以看出，落后地区落后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稀缺，而主要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群体的缺乏，归根结底是文化氛围对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精神的开发程度不够。回乡创业者具备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正是大部分传统农区所缺乏的，他们所具备的这些企业家精神促进了创业活动的开展，也为农区带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人力资本对农区影响程度的定量分析相当困难，当前文献较少涉及。Ma分析了人力资本的最佳积累时间，认为，根据边际递减效应，6年的打工经历使得回流者对家乡的影响最为显著，过短的打工时间则人力资本的积累相对不足，过多的工作经验也是多余的(Ma Z D，2001)，这一结论或许更多地是经验上的总结，而非完全是在理论上适用的，因为对于追寻不同职位的打工者来讲，对工作经验年限的要求是不同的，譬如对于回乡创业者讲或许需要更多地打工经验，这样才能获取足够的工资、技能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对于技术型人员讲，或许学到成熟技术的年限破适合其历程，同时不同行业、个体特征等均影响打工经历对家乡的影响程度。

3、社会资本

近年来，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社会学领域极为活跃的研究概念之一(Lin N，1999)。早期的研究均把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网络关系，这种社会网络关系能为个人带来收益(Coleman J S，1990)，这一理解偏重于微观视角的社会资本，随后的研究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上来，并从这一角度研究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制度(Putnam R D，1993)。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未把社会资本考虑为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要素，诺斯对新古典经济模型的批判也体现了这一点，不过他更加强调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

在中国特殊的农区环境下，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整个社区的文化传统等这些非正式制度因素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是回流者对农区影响不可忽视的途径之一。Ma对中国9省13县119个村的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当固定打工经历和教育后，社会关系的收入回报达到40％，主要的关系资源包括亲戚和朋友(18％)，乡村干部(29％)，乡镇和县城干部(12％)，以及主管财务和企业的官员(37％)，其中，有一半的关系是直接发生联系的，另一半则是间接的，回流者的很多关系资源都是非常有用的(Ma Z D，2001)。另一方面，思想、技术和信息向亲戚、朋友、邻居等网络关系的传递具有强烈的扩散效应，平均来讲，一个回流者的创业行为能影响4个家庭的变化(Ma Z D，2001)。回流者的经济行为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关系进行传递，同时，在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的作用下，回流者带回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会在农区扩散。Maconachie等对西非塞拉利昂东部省份的研究中表明，由于内部动乱刺激了人口流动，回流后的人们承认农区已经产生了文化变迁，这一文化变迁使得人们在农区内部的流动更加活跃，被称为“流动文化”，并且人们也不再效忠于他们以前的耕作生活方式(J Ma-conachie R，Binns T，etD；2006)。

回乡创业行为对农区的制度环境影响较为广泛，特别是回乡创业者集聚的地区，地方政府致力于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等，这实际上是刺激了农区正式制度的变迁，社会资本趋于向更加有利于回流者的方向发展，回流者及农区从这种社会资本中得到收益。同时，回流者带回的新观念、新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变迁，比如交易时利用正式合同取代信任关系、商业头脑冲击传统文化风俗等。

4、劳动力／土地

回流者正在对农区的土地、劳动力两大传统生产要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乡土情结深厚的中国传统农区的农民来讲，家庭拥有的耕地数量对务工有相当影响，有研究表明，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每增加一亩，外出时间就减少27％(Hare D，1999)。王西玉等人的调查统计显示，回流者中从事蔬菜、林果、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经营开发的占12％(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同未外出时从事传统的种植农业相比，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从事非农行业的创业者利用闲置土地办企业等，也极大地提高了非可耕地的利用价值。

回流者对劳动力的影响体现在他们为农区注入了新的劳动活力，城市中的打工经历使回流者的平均素能有显著提高，此处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涵义已经超出了新古典经济模型中单纯的劳动数量的投人，简单的劳动投入对农区的意义不大，特别是对农村人口数量庞大的中国中部传统农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与资本、技术并不具替代性，是回流者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得他们的劳动更有效率，因此，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回流的质量而不是回流的数量(Ma Z D，2001)。

5、打工回流者对农区的综合影响途径

基于生产要素角度，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过程可简单概括为图1。在这一过程中，并非仅有一个或几个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农区的经济发展。但是，究竟哪一个或哪几个因素占有较大的份量，它们对农区的作用强度会否随着时间的演变发生变迁?目前文献多强调人力资本对回流者对农区影响的作用，很少在时间尺度上探讨这些因素作用强度的变化，比如，最初的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是否是物质资本起着重要作用，随后是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对于回流现象处在不同阶段的农区来讲，可以为制定政策引导回流者提供依据。

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是所有回流个体对农区影响的总和，并且单个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具有扩散效应，从这一细致的微观视角，借鉴现有文献，我们可以把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表示为物质资本M、人力资本H、社会资本s等的资本回报，则某一回流者对农区的作用函数可表示为，其中表示扩散系数，即某一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大于其本身的经济效应。扩散系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打工环境因素、农村社区因素等，扩散系数直接影响着回流者对农区的作用强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

四、打工回流对农区的影响及特点

1、多样性

回流者对农区的多样性影响源自回流者回乡后广泛的经济行为，如开办企业(Murphy R，1999)、进行农业投资(Bai NS，He Y P；2003)、从事服务行业(King R，Mortimer，J，et al；1984)等，而每一种经济行为又能带来农区经济的多样化发展。首先，是产业的多样性，包括农业、工商业、流通服务业等。在产业多样性的基础上，也使得产业层次得到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对农业的进一步开发，如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等，对耕地资源丰富的农区讲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其次是带来了收入的多样性，使得原来仅依赖于传统农业的单一收入渠道得到不断丰富；最后是就业渠道的多样性，打工回流者丰富了当地的活动内容，为农区注入了新的消费力量和多样的经济活动，必定会为当地增加就业机会。特别地，回乡创业经济行为对促进农区经济多样化最具代表性，也是现有文献最为关注的一项，Murphy将其总结为以下4个方面：(1)把贫困地区整合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中来；(2)增加了当地商业投资的供给；(3)增加了当地居民提高收入、进入社会文化／经济的机会和便捷性；(4)促进了乡村城镇的建设及乡村居民从农村到城镇的永久转移(Murphy R，1999)。

2、扩散性

在示范效应、模仿效应等作用下，回流者的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周围的行为个体，在这一过程中，回流者的思想、观念、技术、信息等扩散到邻居、朋友、亲戚、社区等个体或组织中去，从而回乡对农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回流者本身，而是具有扩散效应。这样，在更宽泛的尺度下，即在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或某些回流者的情况下，回流者的经济行为使得农区具有自组织、自加强的性质。比如河南省劳务经济第一县固始县，在最初回流者的带动及地方政府的鼓励下，50万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中已有2.7万人回乡创办企业，仅吸纳劳动力一项就为本地提供了数10万个工作岗位，该县回乡创业为本县GDP增长贡献了4个百分点(固始县人民政府，2007)，回流者的经济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氛围，使得劳务输出更加秩序化，回乡发展也更加规范化，相关的制度更加完善化，逐渐形成了经济的自我良性循环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民工流动与回乡创业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认为，民工回乡创业作为外出打工的一种派生现象，对拓展农村就业，发展县域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有积极的影响，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但其实际价值和意义远超出创业者本身的创业活动，它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

3、区域性

打工回流具有区域性特征，回流者主要集中在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省份，如河南、四川、安徽等，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民占绝对比例，多位于中西部。在省份内部又多集中在工业企业欠缺、资源禀赋底下的县域内。目前关于打工回流的研究区域也多选取该类地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曾对农民工回流现象进行过大范围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包括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在内的9省的13个县域内，除江苏省响水县，其余12个县均位于中西部的省份(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白南生等的研究区域也主要集中在安徽、四川等省份(Bai NS，He Y P；2003)。回流的区域性特征与外出务工源地关系密切，也说明了该类地区不能够为当地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而就业资源又是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较为稀缺的资源，特别是人口众多、农耕文化积淀深厚的中部地区。

4、季节性与持续性

农业生产的特点以及乡村文化传统使得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具有季节性、时间性。在农忙季节，大量外出务工者从城市返回农区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一大景观。另

外，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也是劳动力回流的高峰期。农活结束及春节以后，这些回流者又重新返回城市，这种短暂的季节性回流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区的经济发展。但更有意义的回流来自于具有长期回流打算的人们，这些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具有持续性。一方面，回流者的经济行为，特别是那些回乡创业者，他们对农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也有研究认为回乡创业对农区的影响虽然具有持续性。从长远意义来看，通过回乡创业把农民从农业和农区中脱离出来，其贡献还是很有限的，即回乡创业者的能力不足以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Murphy R，1999)。另一方面，回流者的日常生活和生产行为或多或少体现了他们在城市中耳濡目染的新观念、新思想，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农区的传统文化观念，比如打破传统的婚嫁习俗等，这种文化变迁对农区的影响也具有持续性。

五、结语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从生产要素角度即是劳动、土地、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被逐渐发现、挖掘的过程。本研究从这一角度对打工回流对农区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理论解读，把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总结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和劳动四种与生产要素相关的影响途径，并对零星散布于文献中的相关成果进行了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单个回流者的打工回流对农区影响的研究思路。正如工业的变化是由无数个工业企业的变化结果一样(李小建，1991)，是无数个回流者的经济行为带来了整个农区的变化。因此，基于单个回流者的回流对农区的影响也不失为一个特殊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研究回流者对农区的扩散效应时，可以从某一回流者人手，深入追踪其回流后的经济行为对其它农户、社区等的影响，分析不同回流者对农区扩散程度的影响因素，挖掘回流者对农区的微观影响机制。

文化转向、制度转向、关系转向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多元化的标志(李小建，2004)。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过程相当复杂，特别是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中部农村地区，这一转向不约而同地迎合了我们对这一环境特殊地区经济活动的研究视角。文化在所有经济活动中的每一过程都有体现(李小建，2006)，回流者在打工时期受城市环境的熏陶，回乡后的经济行为受当地文化环境的影响，他们如何利用当地的社会网络关系、如何改变地方性制度因素(特别是非正式制度)，不同打工地的打工者回流后的经济行为有何不同，进而对农区的影响有何不同，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篇12

通俗来讲，劳动关系就是与各类企业、个体商户以及事业单位等用人单位所建立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受经济、政治、文化、、人文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用学者对劳动关系概念的界定会出现差异。但归根结底，其概念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在不同层面上是相互借鉴和补充的。劳动关系的主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力的使用者，也就是所谓的雇主和雇主组织，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主要指个人或代表劳动者的联合组织。劳动关系是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它还涉及了劳动时间，劳动安全、企业的规章制度、劳动规章的处理以及劳动就业规则和员工的关系管理等等方面的内容。

二、劳动关系的特征

(一)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占主导地位

劳动关系市场化的主导地位是受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而影响的，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关系基本上回复到市场经济状况下劳动关系的基本形态，即其以雇用为基本形态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劳动关系双方利益;二是劳动关系的归属逐渐企业化;三是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四是劳动关系逐步规范，实现法制化和契约化叨[1]。

(二)劳动关系多元化，并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我国现阶段主要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多元化。随着市场化体制的不断变革，也使得劳动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受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就业形式上，而劳动关系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和组织形式上，那么在规范化程度上劳动关系则主要表现为多层次。

三、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结合有关资料以及相关的数据调查，我们不难发现在劳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平合理化问题

公平是衡量和推动事物发展的标准，企业招贤纳士就要公平、公正，让求职者以及在职者心服口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在人力资源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就涉及到了公平的合理性问题。公平的对待公司里的每一位员工可以催促其不断的奋发上进，公司决策的公平性会直接影响员工的内在情绪以及企业内部的环境。所以说，在劳动关系中，公平合理性是尤为重要的，它关系到企业运行的方方面面。所以，在人员的晋升问题上要做到公平性，不应出现走后门、以不正当的手段达到目的的行为。在招聘人员方面，要确保面试过程和最终确定人员名单的公平、公正性。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奖惩制度并且规范人员调动制度，依据员工的个人表现能力以及工作绩效，给予合理的薪酬、奖励以及职位升迁，这样才能提高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效率性。

(二)企业制度的完善化问题

企业制度是否完善是至关重要的，规范、合理、完善的公司制度可以让一个企业的理念和品牌文化深入人心。良好的企业制度可以让员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而不至于是员工懒散、不规范。这样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企业制度的完善化，不仅可以宣传企业形象，还能规范企业管理。

(三)企业员工隐私的保护性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隐私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在企业管理中，侵犯员工隐私是及其不道德的行为，更会对企业的劳动关系造成消极的影响。员工的隐私是不容侵犯的，然而有些企业还是会以工作为理由对员工的隐私进行侵犯，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行为。另外，我国法律也明确指出了侵犯员工隐私的四种行为。所以，保护员工的隐私是企业人文主义素养的直接体现，管理者应该重视员工内在的价值追求。不要在公众场合公开谈论员工的隐私，也不要以员工的隐私作为要挟的手段而迫使其做出做公司有益的事情。

(四)企业员工健康的关注问题

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拥有了良好的身体状态才能更好的工作。那么，健康问题是与员工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并且会对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产生影响。一直以来，因工作环境和工作场所而导致员工健康和安全的问题不断增加，所以，员工的健康问题值得企业高度关注。首先，针对员工的安全、健康问题，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经营的特点，制定合理的安全和预防政策；其次应该不定期的带领员工体检，这是对员工身体健康的一种负责任的体现。另外，应该完善相关的健康安全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相关的安全健康培训，对已发生的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寻找原因并积极解决。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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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

当今社会的农业已经不是低端劳作，不只是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既要外在整洁美观、内在营养丰富，也要健康卫生。

1.2促进农田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保护，保护环境

多年来，我国多数农田滥用农药化肥，导致农田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而有机农业综合当地环境条件采用合理的农田管理措施（施用有机肥、免耕等保护性耕作方式、秸秆还田、轮作等），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和生态学原理，有助于农田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或提高，进而保护环境，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1.3实现农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相互均衡

有机农业是目前世界上发展较快的一种可持续、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其安全生产和健康消费理念为广大消费者所认可。发展有机农业可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2有机农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2.1有机农业与旅游业互动发展

有机农业是个潜在的市场，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和主要发展方向，与生态旅游具有共同的环境保护理论基础，共同发展，可实现双惠。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下，以有机农业技术为推动力，推动有机农业与生态旅游互动发展，建成具有有机农业生产科研、生态旅游观光度假等多项功能的有机生态旅游园。

2.2发展设施有机农业，减弱不良气候条件对有机农业的影响

温度、水分、光照等气象条件与有机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在有机作物生长季节内，气象灾害频繁，将影响气候条件的有效利用，所以，应加强优质高抗品种的筛选和推广，加快设施有机农业建设，提高农业效益。

2.3规范有机产品标准，健全认证工作体系

目前，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已陆续制定了有机产品的法规与标准，随着有机农业的飞速发展，各国认证机构的认可结论将互相承认，这会给我国认证机构和生产经营者带来巨大效益。

3有机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发展真正的有机农业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有机农产品，符合标准的很少，所以，需建立规范的有机农业认证标准，完善认证管理制度，加强对认证部门的监管力度，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到规范运作、确保质量，保证认证工作的公正性、有效性和规范性。

3.2加强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对有机农业的正确认识

产业化背景下的农产品，在生产、流通等环节上出现了不安全因素，由此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促进了有机农业的发展，但消费者对其的认识却还停留在表层。因此，生产者应建立有机生产过程的记录与可追溯体系，销售者加大宣传，让消费者正确认识有机农业。

3.3提升生产管理者素质，改进有机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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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正规就业；剩余劳动力；预期纯收入；政策含义

中图分类号：F24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43-02

非正规就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就是非正规部门就业或非正规组织形式就业。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非正规就业指的是没有建立正规的劳动关系和没有正规的劳动组织程序的就业。从现象上来看，摆地摊、微型“小企业”、沿街叫卖、人力车夫、修鞋、修配钥匙、搬家、送货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就业空间十分广阔；从其生存的环境来看，包括非正规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小业主等自营劳动者和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雇用者三个基本类型。由于非正规就业自身具有进入障碍小、经营规模小、劳动技能低等特点和扩大就业、减缓贫困、解决城镇失业等外部特征，近几年已为多数国家和地区所重视。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目前有27％~40％的就业属于非正规就业；西欧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口比重已从80年代的12.4％提高到90年代的15.8%；非洲这一比例为57.2％；拉丁美洲为36.2％；亚太地区为32.8％。可见，非正规就业已成为各个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农民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据统计，2000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1.8亿左右，2005年流动人口达到1.4亿，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到60％左右，而这其中又有80％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就业，可见，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乏力的情况之下，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与完善为庞大的失业群体提供了较大的就业空间，这对缓解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下将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和就业难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1.修正模型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在人口流动的政策制定方面，包括工资、收入、工业化和农村发展等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工具。但由于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和就业结构的特殊性，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首先，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城市就业存在二元结构，即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存；其次，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就业；最后，城乡人口流动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更取决于城乡预期纯收入差异。因此，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加以修正，以反映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实际状况。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入城市的动机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更取决于城乡预期纯收入的差距和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差异和找到工作的概率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这种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而城市预期纯收入取决于城市预期收入与城市预期支出，农村实际纯收入取决于农村实际收入与实际支出。所以，

表示城市预期收入，表示城市预期支出，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成本。可见，城市预期纯收入主要取决于城市预期收入、预期支出及迁移成本。Wr表示农村实际平均收入，表示农村实际平均支出，即农村实际平均纯收入主要取决于农村实际平均收入与实际平均纯支出。而城市预期收入与支出主要取决于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包括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所以：

Wf表示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率，We表示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工资率，∏表示流动人口正规就业概率， 1―∏表示失业率，即以非正规形式就业的概率。从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城乡人口流动的动机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率和非正规就业的工资率；（2）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和非正规就业的概率；（3）城市的预期收入与支出和农村实际收入与支出；（4）迁移成本。

以上建立的人口流动模型是就一个阶段而言的。事实上，迁移者大多以非正规就业形式或者待业形式存在，以等待正规部门的工作机会。这样为了更加接近现实，该模型应建立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基础上，对其城乡预期纯收入进行贴现，设V（0）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城乡预期纯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t)代表城市预期纯收入，Rr (t)代表农村预期纯收入，P(t)表示t时期内在城市就业的概率，n表示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r表示贴现率。

结合前面人口流动模式的分析，该贴现值可进一步表示如下：

在这个贴现值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其大小的不仅是城乡预期纯收入的差距，非正规就业所带来的收入及就业概率（1―∏）也是该贴现值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迁入城市的劳动力的特殊性，非正规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对贴现值的大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非正规就业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已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由非正规就业者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更重要的是非正规就业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对解决失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失业问题或就业不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对解决我国目前的就业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政策含义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地人口的就业，于是政府往往采取各种限制性措施禁止其在城市就业，但这种做法往往一方面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政策效果也会很有限，不但不利于提高城市就业水平，而且还人为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作为人口众多的中国，就业问题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中国城乡就业矛盾，根本的办法是改变观念，调整政策，把大力发展城镇非正规就业作为缓解城乡就业矛盾的重要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2.1 非正规就业大大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国内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进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自身文化水平、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很难进入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因此，在未进入正规部门就业期间，非正规就业就成为他们就业的主要形式，这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双重的作用。

2.2 非正规就业市场的灵活性、多样性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这不仅表现在雇用形式和工资价格制定的灵活性、敏感性上，还表现在对消费市场多样性、个性化需求能够迅速反应，组织批量生产的灵活适应能力上，这种能力为一般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弹性，具有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的巨大潜能。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非正规就业较低的准入门槛，为低技能群体和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置换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带，避免了大量结构性失业群体的出现。

2.3 非正规就业起着调节就业和收入的双重作用

当经济增长出现低迷或严重危机时，正规就业的工资将下降，就业随之减少，而非正规就业相应上升。例如，1981～1983年巴西经济衰退期间，非正规就业上升了近30％；同时在经济衰退期，非正规就业可以提高一部分人员的收入，从而在宏观上保持一定的有效需求。目前，就业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家庭贫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除了要健全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外，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水平，而非正规就业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2.4 有利于弥补城市生活服务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相当多的大中城市，原体制下的“配给制”消费品分配系统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具有小商品经济特征的“马路市场”和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如上海市75.1％的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主要在社区从事零售配送、文体服务、修理修配、计算机应用服务、小型制造业等职业，不仅推动了居民服务业的发展，还满足了市民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生活服务系统的供给真空。

3.结论

通过对非正规就业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非正规就业对缓解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调整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视不够充分，使得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就业形式，存在诸如劳动雇用关系不规范、劳动条件恶劣、法律不健全、行政部门干预过多等问题，使得非正规就业者在夹缝中生存，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现阶段完善和发展非正规就业成了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努力做到：在意识方面，我们要正视非正规就业的存在，而不是把他们归于失业或下岗；在经济层面上，尽量减少非正规就业“正规化”的外在成本，加以正规化；在政策层面上，制定与非正规就业相配套的各种法律制度，为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

[2]魏杰，刘伟.发展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10.

[3]郭继严，王永锡.中国就业战略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6.

[4]冷熙亮.国外非正规就业动态及其理论发展[J].南京社会科学，2001，（5）.

[5]陈淮.非正规就业：战略与决策[J].宏观经济研究.2001，（2）.

[6]蔡.非正规就业：发挥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作用[J].前线，2005，（5）.

[7]孙月平.应用福利经济学[J].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10）.

[8]张晓凤.非正规就业――弱势群体就业的有效途径[J].农村经济导刊，2005，（6）.

[9]姚裕群.论我国的非正规就业问题[J].人口学刊，2005，（3）.

［作者简介］吕文广（1971-

），男，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甘肃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