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工匠精神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非遗文化工匠精神，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使得“非遗”申报等活动如火如荼展开。 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将“非遗”保护与传统工艺[2]的振兴首次结合，传统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其中所提到的“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既对提升我国工业产品的质量有指导意义，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也直接关系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命运。

一、根基――工匠精神是非遗之传统

中国历来崇尚工匠精神，匠是中国传统的字眼，《说文解字》中云：“匠，木工也”，而后具有专门技术的人都被称之为“匠”，工匠则是指有特殊技艺的人，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离的木匠、铜匠、铁匠、石匠、篾匠等职业，明朝皇帝朱元璋亲自起草的《工匠顶替》昭告中就对工匠的安排和使用进行了规范。工匠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工匠“切磋琢磨”精神，德艺兼修、本真、匠心，一直都是传统工匠的思想核心。

工匠精神存在于“非遗”的每一个项目中。中国“非遗”申报与梳理事业如火如荼，目前，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总数超过一万项的非遗名录，其中 38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 137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 1104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国家级代表传承人 1986名。各级“非遗”代表项目涵盖了大多数的民间工艺，绚丽多彩的民间工艺，既是工匠们谋生的手段，又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名录中无论曲艺戏剧，还是工艺美术项目，其之维系传承，都归功于工匠精神的坚守。

“非遗”背景下，民间的画工、绣工、舞者等大工匠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甘于寂寞、默默奉献的民间手工艺人，秉承工匠精神的传统，自觉而严格地恪守传统文化的规范、程式，秉承精益求精的精神，以近乎完美的标准来对待自己的文化对象，成为技艺高超者，成为某一地区特有文化的代表传承人。如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大工匠王世猛，就是闽南民居营造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另外一位闽南著名的大木匠师叶本营则成立公司，将传统的建筑技艺与电脑技术相结合。

“非遗”传承人的工匠坚守使“非遗”项目得以薪火相传。如《百鸟朝凤》中的唢呐艺人焦三爷，用自己的一生捍卫自己的唢呐事业，面对外物的冲击和身体的病痛，坚持而不放弃，完美呈现了工匠精神。又如刺绣，一针一线，都是匠人手绣而成，把绣品当作艺术品而非商品来研究与提升。山东高密扑灰年画、高密剪纸、胶东纸扎、扑灰年画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代表项目，虽然艺术形式各异，但体现的民俗精神和艺术之美是一致的，工匠对艺术至臻的追求也是相同的。高密市河南村范祚信是国家遴选认定的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剪纸艺术的传承人，出生于 1944年的范祚信，老少四代剪纸，母亲刘氏是剪纸顾问，妻子刘财花，孙女亦是剪纸能手。范祚信自 7岁学习剪纸伊始，剪刀就未曾离手，如今双手布满老茧。在被遴选为“非遗”传承人之前，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剪纸工匠，夫妻赶集卖剪纸，补贴家用； 80年代，参加县文化馆，成为专业剪纸能手，如今变成了剪纸传承人，自创剪纸纹样，传承剪纸手艺，这么多年持之以恒的坚持，依靠的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对剪纸的爱好，剪纸已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纸扎是传统丧葬仪式的祭祀明器，在山东潍坊和高密非常流行。笔者曾经采访过山东潍坊诸城市桃林乡瓦屋村一户已传承了四代的纸扎艺人，他们既不是非遗传承人，也不是出名的大工匠，纸扎只是他们世代相传下来的农闲时的副业。虽然如此，与机械化构图和打印图、流水线的丧葬明器制作不同，他们还是坚持一切手工，用自家庄稼的桅杆和玉米秸秆做架，手工裁剪彩纸，裱糊制作而成。因为纯手工制作，并且追求精致的外观，夫妻二人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件成品，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构图和色彩搭配，他们却可以持续地从客人的口中收集意见，并努力加以改进。对他们而言，纸扎不再仅仅是生产可供买卖的产品，更是承载了情感与文化的艺术作品，这是最质朴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可以说，目前“非遗”代表项目中的每一位民间艺人，对工匠精神的坚守是此类项目能够保存至今，成为“非遗”代表项目的必要条件。

二、重塑工匠精神――“非遗”保护之核心

与“非遗”如火如荼申报的局面相比，如何开展“非遗”保护成为一个难题，从过去重申报轻保护，而后重保护轻传承，到如今走入博物馆化保护的死胡同，即便是致力于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也是问题重重。政府与学者多次提及“非遗”保护，关注的是非遗项目本身之艺术形式、内容，保护措施也多是经济上的补贴和政策支持，却忽略了“非遗”代表项目共有的留存之根基―工匠精神。未来，重塑工匠精神将成为“非遗”保护的核心所在。

“非遗”生产性保护是近几年非遗保护的新举措，针对的是技艺类文化遗产。“非遗”有多种分类方式， 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五大类。[3]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则细分为十大类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 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中罗列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传统技艺 241项，传统美术 122项，约占 1372项的三分之一，省级代表性项目的比例与此同。针对“非遗”类别不同，其保护亦有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三种方式。抢救性保护以记录保存为主，整体性保护则是与文化生态环境为整体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生产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 ‘生产性’是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共有属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体现，只有在生产实践中，其传统工艺流程、核心技艺等才能实现保护、传承和弘扬”[4]。王文章主张要根据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性质和类型而采用不同的保护方式：“有一些属于传统手工技艺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如说年画、剪纸，就要按照积极保护的原则，进行生产性的保护，要把它作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加以延续，通过这种项目的传承、生产和开发，使它产生经济效益，维持这些传承人的生活和再传承的经济基础，调动其积极性，而对一些民间信仰的项目及其他濒危的传统音乐和传统表演艺术，目前要把抢救放在第一位。 ”[5]

生产性保护既能传承技艺，又能够卖出产品。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社会科学院就在 2010年和 2011年对非物质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开展专项调研， 2010年11月，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下发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并起草了《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6]。截止到2016年，文化部已命名了两批共一百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7]。生产性保护和示范基地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陕西凤翔县城关镇六营村的凤翔彩绘泥塑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陕西西秦刺绣采用全国展销等模式展开销售[8]。

诚然，生产性保护应该成为“非遗”传统技艺的生存保障。经济背景下，传统手工艺的经济困境导致艺人温饱不足以自保，利益驱使下不得不转行，所以满足工匠的温饱需求，或者说初始阶段保障“非遗”商品获取市场认可，是其生存传承的基础保障。但目前来看，“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际生产中存在着过度商业化开发。在追求“短平快”和“赚快钱”社会风尚下，打着“非遗”名号的“非遗”手工品热卖，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实际上多是大批量制作和流水线上的机械生产的产品，直接影响到了“非遗产品 ”的品质，过去辉煌而今天品质日益粗劣的中国陶瓷，虽然产量大，但是收益低，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不高，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非遗”之所以得到传承，一在工艺，二在精神。以所列的山东高密地区为例，国家级“非遗”项目聂家庄泥塑的材料成本不高，但生产周期较长，从选泥、形塑到上色要一年时间，扑灰年画、剪纸亦是如此，材料便宜而手艺非朝夕之功。国家传承人的原创作品是创作者艺术经验、智慧的体现，过度商业化和机械生产则降低了“非遗”产品的艺术质量和口碑。高密剪纸传承人范祚信耗时三年设计的原创剪纸作品《水浒 108将》纹样，每年仅可手工制作五套，而电脑印花和模切机的复制品则可大批量出现。这种大批量的机械产品冲击了民间工艺的手工价值，打击了手工艺人的生产积极性，甚而影响到了非遗的传承，山东高密地区扑灰年画目前只有三家传承世家，剪纸亦只有八人左右，聂家庄泥塑情况较好，约有四五十户。另有原因则是某些非遗传承人在市场和经济的诱惑下，没有坚守工匠精神，脱离生产制作一线，成为生意人；年轻一代选择机械加工的快速学习，未能领会非遗之真谛。

同一地区“非遗”生产性保护境况较好的聂家庄泥塑，可给予我们更多的启发。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兴盛于清康熙年间的高密聂家庄泥塑，本是儿童玩具，原只有泥塑老三样：叫虎、鸡、摇猴。现在却成为高密地区旅游送礼之佳品，品种多样。此地泥塑价格虽然比一般工艺品价格高昂，但民众却对此尤其喜爱，归其原因，在于泥塑作品的精致独特，这离不开泥塑艺人们对自己产品的完美追求。聂希蔚是高密聂家庄泥塑的国家传承人，其自小学习泥塑， 80年代接受过专门雕塑的学习，成为具有高超泥塑技艺的专业艺人。聂希蔚的精益求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改变世人对泥塑的印象，泥塑不仅仅只是儿童的玩具，儿童玩具数量重要，而聂希蔚更重视泥塑的质量和品质，对他而言，每一件泥塑都是所谓的细活。二是注重创新，他注重泥塑题材、工艺和材料的创新。即便到了晚年，成为国家传承人的聂希蔚，也不贪图经济利益大肆制作泥塑，致力于开发创作新泥塑品种，对其进行色彩、工艺的提升，为泥塑的发展贡献力量。对他而言，追求产品的创新与艺术高度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愉悦和满足的过程，是一种精神层次的追求。

“非遗”的创新亦离不开工匠精神。工匠精神除了精益求精之外，应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即竞争与创新。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的精进离不开行业内的竞争，而竞争促使了技艺的创新。如今，根据“非遗”传承人制度，某一人员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他人员很难再次被认定，如此一来，传承人仿佛被打上了手艺所有者的印记，易引发垄断。垄断亦不利于其传承与创新。只有随时有竞争、创新意识的手艺，才是未来更有希望的，“非遗”保护应百家争鸣，保持竞争。

可见，即便是“非遗”生产性保护政策之下，工匠精神的坚守亦尤为重要。故“非遗”保护和创新，需重塑工匠精神，这关系到“非遗”的传承和命运。

结语

“非遗”项目之所以能够流传千百年，根基在于工匠精神的坚守，非遗能够留存至今，传承人的工匠精神功不可没，而非遗的保护和命运走向，最终亦取决于工匠精神的重塑，工匠精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和保护的必然条件，由此来看，未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外一条途径，除了将其博物馆、市场化、经济化之外，可通过弘扬工匠精神的方式，使其更好地保存并发扬光大，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和优良的品质。

注释：

[1]中国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2]王晨阳（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指出，传统工艺是指具有历史传承、与民众生活联系紧密，富有民族或地域特色的手工技艺机器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的产品。[3][7]宋俊华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 201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9，11.

[4]赵辰昕主编.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访谈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 79.

[5]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413.

篇2

目前，我国非遗保护的规模、数量居世界首位，以3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号称“非遗第一大国”。非遗保护传承已经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2002年我国高等院校首届非遗教育教学研讨会在京举办，本次会议探讨了非遗文化与大学教育教学的关系。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对“非遗传承”作了特别诠释———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换句话说，“正规教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的传承方式之一。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公益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由此将推广普及到其他高校，校校传、师生传、生生传、代代传。高等院校逐渐成为非遗传承的全新阵地。笔者以“非遗”和“教育”为关键词进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检索，显示的论文数量有1066篇。以“非遗”和“高职教育”为关键词进行同样的数据库检索，相关论文仅仅303篇，其中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利用上，把非遗文化资源作为教学教育资源的研究寥寥无几。在学术领域，徐建锋（2014）开展了“地方非遗资源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课题研究，徐红日（2014）在《非遗高等教育传承过渡性研究》一文中，对非遗融入教育教学进行了前瞻性思考；乔海燕（2015）开展的“高职院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路径研究”、杨燕妙（2015）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的传承研究”等，对非遗在高职院校传承的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李欢（2014）、马丽华（2015）则分析了高职教育的地方性与非遗的传承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2017）成为国内第一所将系统的“非遗”文化资源纳入通识课程体系的综合类高校，他们以非遗文化资源作为教学内容载体，是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很好尝试，培养了在校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探索了一条发挥非遗教育功能的新路子。

二、高职教育的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穿越五千年文明历史，汇聚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离不开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高职教育乃高等教育框架下的职业方向引领教育，既蕴含高等教育的文化理念、文化气度、文化素养，更是凸显“做中学、学中做、教中传”的典型职业场景；高职教育中的文化建设曾经是短板，实操技能是强项。其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依然在不断前进探索之中。2016年至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三度连续提到“文化传承、工匠精神”，因此，我们高职院校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提升政治思想高度，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及专业设置。新形势下，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引领下，“文化传承、工匠精神”构成了高职教育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这是时代对高职教育提出的要求。[4]首先，培养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的教师队伍。对高职教育的文化内涵建设加大投入，“走出去，引进来”。高职院校采取激励措施，政策倾斜，职称优先，鼓励学校教师外出充电参加传统文化培训；高薪招聘“文化工匠”“大师”进校园；提升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整体文化素养。其次，强化对高职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与教育。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和文化素养课程同等重要，不能厚此薄彼。课程设置时，传统文化课程贯穿大学的整个阶段，从大一新生持续到毕业前夕。课程设置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文化熏陶循序渐进，文化素养逐步提升。除了课程设置外，第二课堂多举办一些校园文化主题活动，如讲座、主题文化辩论赛、演讲比赛等。文化审美陶冶情操，学生会以更加愉悦的心情学好专业技能，使得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三、非遗文化资源向高职教育资源转化

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同时，还肩负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传承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责无旁贷。过去，民间师徒制是非遗传承的主要方式，其不足之处在于不利于大众化推广,有的非遗传承人面临断层。优秀的非遗文化需要薪火相传、大众推广、社会知晓。高职教育的非遗文化传承一定是积极有效的补充方式。具有文化底蕴和科研优势的高职院校环境适合培养非遗传承人的实操能力和文化素养。首先，重构课程体系，优化整合具有本土非遗相关的课程资源。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高职院校的一项基本职能。高职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架构时，有义务有责任将本土非遗文化资源科学整合进来，进而打造学校的特色品牌。解读非遗文化资源必须结合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民俗学、旅游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知识和高职院校各专业实训实习实践，科学有效地将非遗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职教育资源。例如，将非遗文化融入大学生人文素养、动漫设计、旅游管理、经济等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重构课程体系，深度推进专业建设；由此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专业能力。其次，搭建校企合作共享平台保护传承非遗文化。校企合作，互通有无、资源共享，打造高职生态校园，促进了高职院校科研能力的提升和相关专业建设。学校创建非遗文化共享研培基地，学校企业行业资源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承担保护传承优秀非遗文化的责任。一方面，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现代的高科技手段来发掘和保护，也需要我们以更高更理性的眼光来理解中国传统的灿烂文化，更需要我们用新的视角来诠释和传承；另一方面，现代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科技也需要从古老的思想源头找到创新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