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的问题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老龄化的问题，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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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　少子化　老龄化

“少子化”简言之即出生婴儿减少，无法保持现有的人口数量动态平衡之意。日本1995年生产年龄人口达到最大值，1997年正式步入少子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伴随着少子化现象的加剧而日益显现，现已成为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形成与现状

日本以1973年的人口数为顶峰，从1974年开始，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准。日本在人口转变之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少子化时代。日本《2009年版少子化社会白皮书》称，日本的劳动力人口（15至64岁）09年为8164万人，到2055年将减少至4595万人。少子化不仅使日本的人口数量趋于减少，也加速了日本的老龄化进程。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与少子化同时到来的老龄化问题，使日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导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质量的整体下降。

二、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少子老龄化的形成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少子化直接导致日本人口减少。当未来进入严重的少子化社会后，人口均衡将难于恢复，人口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势必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再次，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保负担本已沉重。而经济低迷和少子化进程的不可扼制，必然进一步加重医疗卫生、福利保障等社会保障系统的负荷。日本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受到严重的挑战，国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也在无形中加大了民众的负担，国家财政支出的压力也逐渐增大。

三、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成因分析

1．人口学因素

首先，低出生率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伴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倾向于少生子女，这种意识使日本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同时，现代人的晚育倾向使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减少，由于女性参加工作，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结婚、育儿在人生中所占的优先顺位下降。其次，晚婚晚育是导致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未婚化也是少子化产生的重要因素。另外，日本政府认为，少子化日趋严重的背景原因在于临时职业者和不就业者人数的膨胀造成因经济收入不稳定而无法结婚的年轻人增多。

2．社会经济因素

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为女性就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女性的就业率不断攀升。但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导致用人单位和各大企业对育儿母亲“另眼相看”，其实质无外乎降低成本和追求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此外，女性为了自身提高，在日本这个根本上的男权社会，真正达到与男性同工同酬，并在工作中得到晋升机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对职业女性来说，兼顾就业和育儿是很困难的。由于兼顾就业的困难和育儿环境的不够完善,晚婚和晚育现象开始增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育率的降低。

第二、日本适龄青年特别是女性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和生活方式的时代性变化，结婚不再是人生必然的轨迹。作为个人的人生规划，结婚生子只是可选择的方案之一。结婚行为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变成个性化的人生抉择，更多的不是从俗从众而是尊重个人的主体意愿。晚婚、终生不结婚以及婚后不要孩子的女性比率上升，人们对构建家庭和延续生命的观念进一步淡化。

第三、当今日本，物价水平偏高，各地经济发展普遍不太景气，生育子女的费用和和随之而来的巨额教育费用，成为小家庭的严重负担，而孩子从出生后到将来求学就业的过程中又将不可避免的面临无数种可能的社会环境。基于此种现实情况考虑，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必然少于理想的出生人口数量。特别是日本的很多年轻夫妻认为婚后即生育子女会使生活重心偏离并影响生活质量，成为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

另外，日本的社会经济长期不景气、持续低迷。青年失业者比例很高，无固定职业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青年人工作不稳定，经济基础较差，影响了适婚年龄人口的结婚率。当然，人口生育率也必然受到影响。而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缓解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女性婚育所给予的支持方面不够。日本媒体多方报道，频繁指出政府和有关官员对少子化问题重视得太晚，出台的政策和实施力度也不到位。日本针对少子化的对策从1990年就开始着手制定，但相比于日本整个经济大气候的不给力，这些对策始终是力不从心的。

参考文献：

[1] 少子化社会白書—少子化対策の現状と課題[R].东京:内閣府, 2005

[2] 坂本幸一.少子化と私学経営の課題[N] //少子化·高龄化との対策.東京:日本私立学校振興.共済事業団, 2006: 103-115

[3] 金貞任,山本豊.少子化時代の福祉と教育———介護保険制度改正·社会参加·教育改革[M].東京:圭文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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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面对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趋势,不少人为此忧心忡忡。我国已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现在的7%上升到11.8%,预测当峰值到来时,65岁以上老人比例将达到23%。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高龄化问题－－21世纪中叶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到时将可能超过1亿,是现在老龄人口的10倍左右。在不少人眼中,老龄化就是沉重的负担,甚至一些老年人也认为自己正在成为社会的包袱,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1 综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呈现以下五个特征

1.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 目前 已接近1。41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2004年, 我国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但到2040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11亿,占到总人口的29%,它将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的人口总和。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 问题 ,对亚洲和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2 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来势猛

老龄化可能是由于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能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1.3 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1.4 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从乡下涌到城市,农村老人因此经常无人照护,因此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

1.5 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现在说”活到70不稀奇”。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2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一般具有负面作用，需要积极应对。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老年人的费用份额大幅度增加，势必限制社会扩大再生产，影响生产部门的资本投资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加重国民经济的负担。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应适当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另一方面，可适当扩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和提高退休金标准。人口老龄化对增加储蓄也会产生相当的减退效果，这主要是由养老金制度的推广引起的。根据经济学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减少等于投资减少，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强化个人储蓄养老，筹措养老基金，成为资本投资的重要来源。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影响。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相应下降，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老年劳动力较难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老龄劳动力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比青壮年要慢，对新兴产业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弱，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也受到一定影响。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知识进步速度加快和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更显不利。

3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的影响

目前我国企业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问题势必影响到企业的发展。统观全国来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是中国养老金制度面临的长期问题。

1997 年我国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框架,也就是部分积累制。虽然公共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轨的必要性一直受到置疑,但在制度转轨已经进行到今天,再回到现收现付制似乎并不现实。因此,考虑到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现实,有必要立足于现有的制度设计,考察人口老龄化对当前制度的具体影响。2005 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范围,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同时,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个人账户规模和养老金月标准都有所变化。此后,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已经不再是20%,整个制度的目标替代率也略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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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发展 人口老龄化 养老医疗保障

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化过程

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开始走向智慧和文明。火的使用和人工取火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点燃了人类原始文明。从石器时代进入奴隶、封建社会，由母系社会发展到族群、村落，由村落的“市井”物质交换贸易扩展到集市，由集市发展为城市。

从古代“市井”扩展到现代文明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变革。城市的产生有着综合的社会背景。随着社会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化集中，统治者将具有一定规模的市集周围筑起了高墙，以防止外敌入侵。在中国的古代城墙外大部挖掘出壕沟，用城墙与壕沟作为防御工事以抵御外来入侵。又因城市建筑防火需求与防御并举，将沟壕注满了水，称为“湟”。封建社会的需求将“城”与“湟”搬上了神座，建立了漫长的城市封建文化。又因封建社会集权统治，在城市中建立了有等级制的御道、宫城，凸显了封建城市的特征。而西方文化特征的拜神主义产生的“神权”统治与中国的皇权统治，却具有同样的统治形式。文化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导致城市建筑群与市井的差异。城市又因城市信仰的不同，发展水平也不同。

西方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规模的扩大与发展质量的提升。由于工业的发展，贸易的扩张，西方国家利用以蒸汽机作动力的铁甲舰，打开了工业落后国家的大门，建立了殖民化城市。中国香港就是典型突出的殖民城市。电机、内燃机的出现，使西方工业高速积累和扩展、由于争夺资源而出现了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民族尊严被践踏，城市被破坏，物资被掠夺。

中国城市在改革中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政策的开放，我国已建起了强大的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我们将逐步建立城市现代化，实现现代化城市转型。

世界城市化发展与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

根据（表1）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来分析：1950年至202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由739百万增长到4488百万人，世界城市化水平由29.2%发展到57.4%。其中，发达国家在1950年城市人口447百万，城市化水平为53.8%，在2020年将达到1063百万，城市化水平达77.2%；发展中国家在1950年城市人口为287百万，城市化水平为17%，预计到202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3425百万，城市化水平达53.1%。

表1

表2

根据（表2）我国城市化发展趋势分析：1957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24%，1996年达到36%，仅增长12%，截至到2011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1996年至2012年增长水平最高。中国城市化文化发展速度与规模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党的十提出：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基本达到68%，离世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77%还有一定距离，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

首先，中国城市发展带来的城市老龄化问题最为明显。国家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直接影响着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城市一体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

其次，中国城市发展导致用地面积紧张。城市人口大约2.21亿，将产生4400万个家庭（每个家庭按5口人计算），需要大量的土地用于建造住房。因此，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将产生影响我国土地战略的负面作用，土地作为有限资源是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矛盾焦点。

最后，中国城市老龄化局限特征明显。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7.9%上升至50%。在城市化大潮的冲击下，人们体验着巨大的社会心理变迁。自1977年实行城市独生子女政策以来，自此出生的城市居民子女均为独生子女，1978年我国城市人口仅有7898万人，而目前已达到4.68亿人，按照男性、女性平均年龄25岁计，延伸到2018年，独生子女家庭将进入老龄化，家庭人口构成比例将产生4：2：1。一对夫妻将担负照看4个老人和1个孩子的重担，成为“421老年工程”。推算到2042年，独生子女将进入老龄化，而他们的父母已进自然死亡高峰期，那时我国城市将出现人口急剧下降。到2028年老龄化进入“421工程”高峰期，将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如果中国的城市化在2020年达到发展中国家53%水平，“421工程”将更大规模出现，制约生产力发展，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发展在于质量，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极为突出，尽快解决社会养老问题乃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为此需要研讨公共社会投资问题，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半径设置等问题。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是社会的神圣职责。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机构

根据我国规定，60岁以上的居民属于老年人，其主要健康问题在于正常生理机能衰老、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心理因素变化。如意外受伤、功能减退、急慢性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肾脏及精神疾患等，并大多呈现出慢性病征，生活不能自理状态，需长期住院和社区治疗。十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

据调查，目前我国多省份已初步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料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步伐相对缓慢；城镇无养老退休金、无固定收入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工作才刚刚起步。未来几年，西安市将进一步完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应保尽保，不断提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重点解决农村失能、特困、留守、空巢、低收入等老年群体的养老和医疗问题；积极改善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条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制定独生子女父母及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并试点推广。

关于建立老年医疗体制应注意的几点问题。养老机构存在整体数量少、规模小，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体现在：全国普遍存在养老机构数量少，整体入住率低，主要原因是养老机构远离城市，硬件设施不好，服务项目单一，老人得不到更贴心的服务。

此外，医疗保健制度不完善，养老院看病难、看病贵。以西安市为例。2011年的《西安市养老机构现状调研报告》中显示，全市各类养老机构共55家，床位总数6816张，平均每百位老人拥有0.55张。不少养老院都存在有“位置偏，采风差，设施陈旧，环境不适合老年人居住”的问题。有的养老院自身没有医疗机构，周围也没有医院，老年人生病了要跑很远的路程就医；有的养老院对于康复治疗要另外收费，而且收费标准还不低，加之每月近3000元的入住费用，加重了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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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9-0085-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9.20

一、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的困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与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越来越长，我国人口出现严重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其表现为人口年龄中位数的升高。在发展中国家，如若总人口中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超过10%（发达国家是65岁及以上的人口超过7%），则这一类型的人口通常称为老年型人口。

201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2%，相比2005年末提高了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39%，相比2005年末提高了1.67%。我国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出10%的界定标准达4.32%之多，表明人口老龄化已较严重，“未富先老”已成既成事实。专家估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还会上升至30%，届时60岁以上人口可能达4亿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保障问题

（一）劳动力数量逐渐下降，就业供需之间矛盾加深

与人口老龄化相对应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劳动力数量的下降。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末最新数据及表1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比2011年末下降0.6%[1]。由此可看出，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较大，短期内还有一定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及生育率的下降，低龄人口补给的速度较慢，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将日渐明显。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衰竭消失，劳动力供需之间的矛盾也会进一步加深。

（二）老年人口负担系数递增，社会与家庭养老负担加重

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及“少子化”的存在，也促使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负担逐渐加重。因为目前我国基本退休年龄为60岁，本文用60岁及以上人数（老年人口数）与15至59岁的人数（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作为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系数。近年我国来老年人口负担系数连年递增，由2005年的16.05%递增到2012年的20.69%，未来几十年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仍会递增，养老负担有加重的趋势。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较晚且不够完善，曾经为国家贡献了几十年的老员工们正相继退休，而国家的养老保险模式在上世纪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型养老体制转变时，转轨的成本没有明确由谁来承担及落实。另外，养老金替代率过高且覆盖范围较窄，于是出现了混账管理、个人账户资金被挪用等情况。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额度已超过2.2万亿，若没有财政补贴，多个省市早已收不抵支。有专家分析，到2015年有可能出现支付缺口，足可见养老金空账问题亟待解决。

（三）空巢、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突出

在我国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多重政策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其空巢化、高龄化、病残或失能化等特点明显。由于大批城镇或农村青壮年去异地读书、就业、务工、经商、居住等，造成空巢现象非常严重，这给空巢老人、失能老人的养老带来了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子女不在身边，起居生活没人照料；二是不断延伸的精神需求很难满足。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65岁以上“空巢老人”已达4150万人，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70%。同时，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人，已达农村老年人口的37%，2013年这一比例将会进一步扩大。“空巢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乃至许多农村地区家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形成较大冲击。

（四）社会养老体系薄弱，“一床难求”普遍存在

民政部2012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养老机构已达4.18万个，养老床位365万张，但平均每50个老人拥有不到一张床，还存在养老护理员短缺且专业程度低的问题。据全国老龄办与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开展的“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显示，2010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有3300万，预计到2015年达到4000万。因此，即使按4：1的比例配备养老护理员，也需1000万名，而目前从业人员不足百万，且近一半是文盲。虽然社会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问题较为突出，但一些民办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并不高，民办养老事业发展缓慢且缺少政府及社会有力的支持。总体而言，目前社会养老体系薄弱，难以满足我国快速老龄化引起的巨大养老需求。

（五）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影响未来经济活力与创新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少儿人口（0～14岁）占总人口比重只达16.44%，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29%的水平，比2005年的20.33%已下降了3.89个百分点，且八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少子化”加剧问题比较突出。

三、人口老龄化带来经济与社会保障发展的机遇

（一）老年人消费需求增加，市场空间巨大

老年人口的增加势必推动老年人相关产品消费的增加。例如，近年来针对老年人开发的护理保险、保险理财产品、老龄手机、助听器、电动车、纸尿裤、多功能拐棍、养老保健产品等，在市场上均取得了不俗业绩。2010年统计局公布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83岁，并且还会继续延长。而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随着科技医疗水平发展，这一趋势未来仍将保持，这将极大地推动老年人市场需求。

（二）养老需求增加，带动社会基础建设和相关产业发展

随着社会进步和老龄化加速，老龄群体的养老需求不断增加且逐步多元化。传统的物质生活需求已经不能满足老龄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精神需求。目前，国内的社会养老体系还较薄弱，基于老年人的生活居住、护理服务、医疗保健等需求，国家和企业对于养老机构和社区等的建设会带动建筑、家具装饰、物流运输、医疗卫生、家政服务等各大行业的发展。而老年人精神层面的需求，也会推动老人教育、休闲娱乐、养生保健等老龄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老人出游意愿增强，旅游市场潜力巨大

近年来，各大旅游公司竞相开发老年人旅游市场，以老年旅游为主题的各种旅游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因老年人口的特殊性及要求较高的老年旅游服务需求难以跟上，我国老年旅游市场虽然潜力巨大，但仍处于较落后的发展阶段。据中国老龄委调查，当前我国每年老年人旅游人数已占我国旅游人口总数的20%以上。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国老年人旅游市场潜力巨大，有很大发展空间。

（四）刺激科技创新，弥补劳动力不足和满足老人的多元化需求

老龄化加剧造成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时，若没有替代品产生，劳动力不足将较为明显。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内在的矛盾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科技创新。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促进高科技的全自动化生产线与机器人作为时代的产物应运而生，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二是为抢占巨大的老人市场空间，各大企业也会不断创新，开发各式各样的老龄产品，以满足老人的多样化需求。

四、应对老龄化、完善社会保障的对策建议

（一）柔性提高部分行业的退休年龄，缓冲劳动力下降和弥补养老金支付缺口

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对老年的界定也有所变化，提高退休年龄已成为许多国家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重要举措。中国目前规定的退休年龄为男性职工60岁，女性职工50岁（部分特殊行业另有规定）。2010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83岁，而养老金缺口已达2.2万亿元。若柔性提高部分行业的退休年龄，既可缓冲劳动力的下降又能够弥补养老金支付缺口。据分析，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那么养老统筹基金便可增长40亿元并减支160亿元，即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3]。笔者建议，我国可以考虑一般退休年龄柔性推迟到65岁（男女可以试行同步退休），先在部分发达地区和行业试行，成功后再推广。但需注意两点，一是根据身体实际机能状况，鼓励支持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老龄劳动者，允许推迟退休到更高年龄，而对于实在无法继续工作者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二是参考发达国家对60岁以上的老龄劳动者建立养老金提前支取制度，以更好地保障尚未达到法定支付年龄的高龄者的需要和利益[4]。

（二）鼓励支持养老相关产业发展，严格监管确保数量与质量

发展养老产业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监督管理。鉴于目前国内各种养老机构的发展困境，国家可以考虑加大对社会公办养老机构的财政投入，适度扩大规模，解决“一床难求”的尴尬，重点帮扶家庭困难的孤寡老人和空巢、失能老人。同时，积极吸纳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缓解社会养老工作的压力。加大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力度，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便捷服务以及相关技术指导，规范我国民办养老产业的发展。另外，可考虑与企业合作建设集老年教育、休闲娱乐、护理服务、医疗保健等满足老人多元化需求的养老社区和机构，同时鼓励企业、居民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进行一对一帮扶，大力倡导和推动民间力量到养老事业中来。积极做好服务与监督管理，将部分地区成功的经验在全社会进行推广，推动整个社会养老及相关产业发展。

（三）鼓励创业、科技创新和企业转型升级，应对劳动力不足

市场竞争及逐步老化的人口状况，会选择性地淘汰部分企业。政府各职能部门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应对劳动力逐步下降局面。第一，出台部分鼓励扶持政策，奖励科技创新，扶持重点产业，引导和帮助企业进行转型升级，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第二，针对中小微型企业，给予一定幅度的税收减免及优惠，对有困难的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帮扶；第三，基于创业解决就业和带动就业的双重效应，进一步加大对创业人群（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农村创业青年、下岗职工等）的支持力度，政府或者社会创业基金组织可给予创业初期启动资金的一定支持，并在初期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和提供便捷服务，鼓励银行为其提供国家贴息小额贷款；第四，大力鼓励和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并进行免费再就业培训。鼓励支持企业招聘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的人、健康体能好愿意继续就业的老年人，根据招聘比例，对于其给予一定补贴或税收优惠。

（四）鼓励支持老年人旅游市场开发，完善配套服务及景点安全设施

我国老年人旅游市场潜力巨大但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由于老年群体的特殊性，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努力。第一，政府主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支持老年人旅游市场开发，给予针对老年团体旅游业务的支持，如高速路通行及进城免费或者优惠，旅游公司老年团体旅游业务收入的税收优惠，以调动旅游公司积极性等；第二，政府和旅游景区开发公司联合完善景区安全设施，加强安保措施，提高其安全保障和旅游率；第三，保监会要鼓励保险公司针对老年人推出适当创新型旅游保险，并加强支持与监管力度；第四，加强对旅游公司老年旅游业务的安全监管，督促其做好安全配套服务；第五，旅游公司针对老年人团体做好旅游安全知识培训，提高老年人自身安全防护意识和技能。

（五）推进我国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

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属于健康保险范畴，在国外的发展比较成熟，但在我国还处于试点阶段。其一般规定是，当被保险人生病或者衰老时，因生活无法自理而需要专业护理或家庭护理及其他相关服务项目，其支出由保险人承担。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比较严峻、护理需求很大，且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我国在推进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时，可以考虑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双管齐下的模式。社会保险解决老年人的基本护理需求，商业保险解决有购买能力的人更深层次护理需求。在社会保险方面，建议把老年护理保险纳入医疗保险，通过制定相关费率和设定缴费起止年限（例如45岁开始缴费直至退休），在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的同时保障退休后的护理需求。同时，鼓励专业护理人才的培养、支持商业护理保险的发展，例如，给予相关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协助其扩大市场覆盖率，以保障更多有购买能力的人的深层次多元化需求。

（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辅以差别化职业养老保险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劳动人口众多，职业千差万别，不同工作环境对身心的耗费也不尽相同，退休后的保障需求也有所差异，故养老保险在设计上有必要考虑职业差异性。笔者认为，这种辅助的差别性职业养老保险，应根据不同职业性质，设计不同的费率及相应的退休养老保障制度。这既能增进对不同行业劳动者保障能力的需要，又能很好地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满足国民退休生活的差异化需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全国2012年经济运行情况[R].2013.

篇5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广受社会关注，其可能的发展形势、影响以及应对之策也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3]。面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社会关注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养老。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却又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城市层面的，另一个是农村层面的。几十年以来特别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城乡割裂，任何问题可能在农村与城市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而恰恰，在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之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并且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但同时却又不能真正定居城市。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致使农村社会普遍成为老人社会，其二是这些未能定居城市的农民工以后的着落在哪里。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农村确实较城市严峻且复杂。用更为专业一点的话来说即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状况不仅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倒置。未富先老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潜在负面影响，而城乡倒置又使这一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农民养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在问题真正出现之前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内部视角，从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的养老现实困境出发，并结合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将采用案例陈述的方式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可能遭遇的问题，因此在个案的选择上本研究不要求代表性，而是寄望于将这一问题可能的各个方面展示出来。本文只做问题的展示，并不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之策。在结构上，本文将根据农村老年人口的特点将个案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关当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关第二代农民工的案例，即随年龄增大而可能成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时本研究所选个案的来源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尽可能将自己调查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的个案集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如前所述尽最大可能展示老龄化背景下农民养老问题的各个层面。

一、已成为“留守老人”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

所谓留守老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空巢家庭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只是空巢家庭这个概念的涵义更广，任何一个核心家庭在子女长大成人后只要子女长期离家也就成为了一个空巢家庭。而所谓留守老人则不过是农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农村家庭的子女进入城市并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园。如果要下个定义的话，似乎可以这样来界定：常年居住在户籍所在地 、 年龄不低于60周岁的农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边者。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在养老方面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庄稼汉

张老汉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汉家里有3个儿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3个儿子相继南下广东打工，其中小儿子通过努力在2005年左右终于自己翻身成为老板，在虎门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厂。鞋厂的收益相当不错，张老汉的另外2个儿子也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而进入其三弟的鞋厂。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家境富裕、儿女孝顺团结的家庭中，张老汉却一直未放弃农业生产。虽然张老汉的3个儿子曾多次劝其父母放弃耕田转而到城市去与他们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汉的强烈反对。（访谈时间：2012年7月）

通过案例1的描述其实可以看到：首先是农民的养老诉求较低。从单个个案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代表性，实际上，陈文娟[4]曾以规范的问卷调查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进行过专门调查，并指出农村居民的养老预期总体并不乐观，对养老问题的担心较高。遗憾的是其调查主要是针对中年农民，缺乏对老年农民的调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中虽然养儿防老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但现实中年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要求却绝非不讲人情。在多地农村的调查中笔者亦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很多农村的老人与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当中，其生活水准明显低于子女。但就是这样的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维持正常的一般标准，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好。这样，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农村老年人认同的标准低于社会认同的养老标准[5]。如此一来可能伴随而来的问题便是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同度较低。笔者当然不认为既然农民本身的养老诉求较低就应该因此而设置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养老意识。

其次，农民对作为财产的土地的认识是影响其养老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颇富的张老汉也一直不愿意放弃种田。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早已为学界所认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该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人因此而强调维持当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强调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碍了土地正常经济功能的发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农民“恋土”而不愿离开土地，无非是因为心忧离开土地后生活没有着落或者说“保障”，以至于不论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寻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难愿意弃土离乡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担当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过就是因为与城市里的“单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难说还有什么可靠的依赖。这一点即便是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医疗与社会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

实际上，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即老年农民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观念落后而出现不愿意参与社会养老并且对自己的养老状况也不甚在意，其实际反映的还是他们对子女有无真正稳定生活的担忧。这种观念或许显得陈旧、保守甚至于在很多激进的人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却是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建立稳定事业以及获得稳固财产的可能性，而仅仅是企图将适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体系扩展到农村的话，这样的做法可能并不讨好。毕竟，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事业基础上。

二、即将成为“留守老人”的农民的养老

留守老人是现阶段已经进入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那么比他们更小的一辈，即现阶段年龄在50岁边缘到60岁之间的农民（学界通称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是可能很快就要成为“留守老人”的一代。据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尽管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岁，50岁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为主要在工厂或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而言，进入50岁以后显然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体力衰退的高峰时期。那么这个群体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案例2：超龄务工者老谢等[6]

59岁的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报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东方早报》2013年2月26日）

如果说对于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养老最大的障碍在于观念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这些50多岁的老农民或农民工而言则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他们一方面面临自己事业的转折，即到底是回农村还是留城市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问题可能仍远未解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连最低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事实上大多数确实没有）则显然有失社会公义，但如果说只要提高其养老标准，每个月多发点保险金就能解决其“保障”问题，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谭。

面对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状况。城市或许还真能像一些乐观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化发展至少不会因为老年人口而面临主要资源匮乏。相反，它们很可能会用一群活跃的或相对活跃的老年居民，能够并且将为城市社会做出广泛的贡献而非依赖于城市。”[7]相比之下，第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年龄即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身并无稳定事业又缺乏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下，要使他们在社会生活甚至于消费领域变得“活跃”或“相对活跃”怕也只能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

三、结论与讨论

对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趋势，杨青哲[8]在其博士论文中做过详细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关于农村人口的相关数据做基础，预测了未来40年（2010～2050）中国农村各时期总人口数、少年儿童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以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根据他的估算，即便是按照最高可能的总和生育率（2.3）进行推算，农村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40年时间内将保持递减趋势，在 202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超过1亿，到 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峰值，约为 1.5 亿。40年乡村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从 2010 年的 10.06%上升到 2050 年的 44.18%，共增长了36.33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趋势必然导致社会抚养比的提高，杨青哲估计到2050年总抚养比将超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