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的功能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法律意识的功能，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法律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

企业经营、管理等活动与国家法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一、依法治国已经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写进了《宪法》。在现代法制社会，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实现。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基本主体，必然也在国家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之列，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各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以说所谓市场经济也即法制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企业，如果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因违法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在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也往往会由于不懂法而错失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机会。而知法守法的企业，则完全可以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之免受任何不法侵害。

三、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从宏观上看，也可以理解为即各种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解决纠纷的过程。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依赖各个经济合同的正常、实际履行来实现。而各个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和纠纷的处理，均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四、企业依法签订的经济合同，是确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是企业实现其经济目的、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依据，所以，经济合同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法律法规在该企业的具体延伸。签订经济合同，对企业来说如同立法一样重要。所以，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如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或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的参与，经济合同签订不好，企业的经济目的也往往难以顺利实现。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特点

企业作为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必然有着不同于国家司法机关的自身的特点：

一、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领导重大决策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包括企业的设立，投资项目的选择、谈判，重大经济合同的签订，企业的改制、上市，企业重大问题、突发问题的处理等。主要涉及企业法、投资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等内容。

2、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如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劳动人事的管理，经济合同的管理，金融税收的处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

3、解决各种经济、民事纠纷过程中的法律事务。除经济、民事纠纷涉及的有关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外，还有关于仲裁、诉讼、执行等程序性法律问题。

转贴于

二、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不享有任何的执法的权力，而是着重与知法守法，防止发生法律冲突，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主要以预防为主，以避免发生法律纠纷为目标，其次才是依法解决、处理已发生的法律纠纷。

四、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涉及面广，涉及的部门、人员较多，涉及的工作内容复杂，企业法律事务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带有服务性质，所以要求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除必须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外，还必须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奉献精神。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主要三项：

一、预防功能

通过为企业领导进行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就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协助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有关工作，起草、审查企业的经济合同和有关法律事务文书，解答企业职工的法律咨询等，使企业依法进行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防止出现违法行为和各种法律漏洞，预防企业发生法律纠纷，避免企业经济损失。

二、挽救功能

在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或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企业进行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活动，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或挽回企业的经济损失。

三、宣传教育功能

篇2

关键词:功能翻译 法律语言 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157-02

一、引言

法律语言属于语言功能的变体范畴，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源于法学和语言学，其目的是建立和沟通关于权利、义务、利益和责任的信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使得中国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依法治国道路上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而准确、全面、及时的法律语言翻译是完善法制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正如Susan Sarcevic所说：我们现在处于多语时代，翻译在地方和国家法规、国际法方面都起着主要的沟通媒介作用。法律语言的翻译作为一种特殊文本的翻译在全世界乃至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在翻译及法律研究领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国际社会每日大量的法律文本的翻译实践相比，对法律翻译的理论研究却很滞后。语言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往往只从术语和句法等微观层次来研究法律翻译，认为普通的翻译理论也适用法律翻译。实际上，作为特殊文本的法律文本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特定翻译理论的指导。德国学者提出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为法律翻译提供了新的方法。

二、功能翻译理论的形成发展和重要理论

纵观西方翻译理论近30年来研究的发展，可谓学派林立、人才济济、内容丰富多彩，而以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费米尔(Hans.J. Vermeer)等为领军人物的西方功能翻译理论更是独具异彩，影响深远。

1.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的翻译标准功能分类说(Text Typology)。德国功能主义翻译是以目的论(Skopostheory)为核心的强调文本和翻译的功能的一种翻译流派。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流派的出现是以1971年凯瑟林娜・赖斯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的。此书中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她提出翻译应具有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理想的翻译应该在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等几个层面与原文建立起等值关系，即从原文、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赖斯的翻译批评模式是建立在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的功能关系基础上，她认为理想的翻译应当与原文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与原文对等，即她所谓的综合性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虽然赖斯没有摆脱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观，但是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译者和翻译培训者，赖斯意识到实际翻译中有些情形下，对等是不可能的或不需要的，后一种情形正是由于翻译要求造成的。因此，翻译批评家们不应依据原文的一些特征来判断译文的优劣，而应当依据译文是否在一定的翻译情境下实现了它的功能来判断译文的优劣。

2.汉斯・费米尔(Hans.J.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ie)。赖斯的学生费米尔进一步打破了等值理论的束缚，创立了功能派的主要理论:目的论。费米尔所提出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的主要观点如下：翻译是一种基于原语文本的有意图的、人际间的、部分地通过语言媒介的跨文化互动行为；翻译有三个基本规则:目的规则(skopos rule)、连贯规则(intratextual rule or coherence rule)和忠实规则(intertextual rule or fidelity rule)，其中目的规则是第一位的，其他两个规则从属于目的规则，忠实规则从属于连贯规则；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规定翻译要求。翻译要求向译者指明了需要何种类型的译文，译者根据翻译要求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制作出目标文化的文本，以表达原语文化文本接受者的交际意图；翻译的标准应当是充分(adequacy)，而不是等值(equivalence)。充分是指译文要符合翻译要求，翻译要求决定译文充分的翻译属于哪种形式的等值。

3.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曼塔利比费米尔更进一步地拓展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适用的领域，她避免使用翻译这个名称，而将翻译的外延扩大至各种跨文化转换。她的理论以行为理论为基础，翻译行为是她的核心基础理论。她区别了“翻译(translation)”与“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两个概念。她认为“翻译(translation)”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它只是一种文本形式上的跨文化转换活动，它涉及原语文本的使用。而“翻译行为( translational action)”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涉及译者为翻译所做的一切，指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设计的信息传递过程，包括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文化或技术上的参考意见，针对包括文本转换在内的所有跨文化转换形式，而重点放在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三个方面。

4.诺德的“功能加忠诚”(function plus loyalty)的翻译观。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第二代代表人物诺德在继承目的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的翻译观。“功能”就是使译文在译文语境中按预设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即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诺德的忠诚原则是指“译者,原文本发送者,目的文本收话人和发起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指目的文本的目的应该与原作者的意图相容，指当发起人、目的文本接受者和原作者三方之间合法利益发生冲突时,“译者必须协调，必要时寻求各方理解”。“忠诚原则”有助于在原语与目的语中间取得一定的平衡，并限制了译文可能的功能范围。

三、功能翻译理论在法律语言翻译中的应用

国外法律语言学从无到有，并作为一门学科确立以来，学者们对其翻译方法从各个角度做出了不少论述。从功能翻译理论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不论是赖斯、费米尔还是诺德、赫兹・曼塔利，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思想，即翻译是一种文化转换，一种交际互动，一种目的。这个互动过程当然少不了交际者的参与，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应用英语的翻译过程中必然产生原作者、翻译发起人、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互动。这种互动绝不是仅限于语言层面的“符码转换”过程，而是一种更高层面的文化转换活动，关注的是原文发送者与译文接受者之间交际情景下的互动。既如此，原作者的意图、翻译的要求和目的、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期待等等自然成为翻译中务必考虑的要素，作为应用翻译的组成部分，法律语言翻译也需要功能翻译理论及其目的论所起的重要指导作用。

1.法律语言的文本与语言特征。作为专门用途语言，法律语言正式程度最高，其文体属于庄重文体，注重准确性，正式性，严谨性，精练性和庄严性。从功能角度出发，法律文本可分为：规定性的文本；描写性的但也有规定性成分的文本；纯描写的文本。我们所看到的法律、法规、合同和条约等属规定性文本类；司法决议、判决书、答辩状等属描写性加规定性文本类；而法律教科书、论文等属纯描写性文本类。

除了法律文本的功能性，法律语言特征还包括：词汇特征，如在法律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专业术语；法律语言词汇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词汇；法律语言词汇在词源上大量收录采用了拉丁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的法律词汇；日常用语被赋予全新的法律意义等。句法特征，如长句是法律语言的最大特征，法律语言的句法特点是和法律语言的文体特征密切相联的，正式的法律条规和文本中由于对中心词的限定过多，对某一法律概念成立的条件限定很多，所以法律语言的长句居多，短句少。法律语言的文本特征和语言特征直接影响到法律语言翻译时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

2.法律语言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法律语言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适合法律语言翻译的原则也应该与众不同，法律语言翻译的特点可归结为综合性：主要体现在必须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法学各分支学科的知识；实践性：指法律语言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都是立法司法等法律实践的总结；技术性：体现在固定格式、专业化和技术性语言的运用上。但是，长期以来对法律语言翻译的标准一直是按忠实于原文的程度来衡量的。法律语言翻译者以传统的语言学方法为主导，主要集中在字词面，强调译文与原文间的“对等”。然而，法律语言翻译并不是用译入语中的概念和制度来替换原来的法律体系中的概念和制度的简单过程。法律语言翻译是法律语言的转换，要做到译语准确无误地表达原语的真正含义，无论在用词及句子结构上都必须体现法律的权威性，保证译语的准确性，完整体现原语的翻译目的，只有把深层的含义译出，才能做到对原语的准确反映。概括的说，法律翻译有以下应用性原则，包括准确性及精确性；一致性及同一性；清晰及简练；专业化；语言规范化以及集体作业等。由此可见，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本，这时译者的任务，不只是理解词、句的意思，更要考虑在译文当中具有的法律效力及如何实现这种法律效力。所以我们有必要以追求翻译充分为前提，首先考虑到法律语言翻译中法律文本的目的，为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而选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3.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的法律语言翻译。根据功能翻译的目的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法律语言翻译也是如此，目的法则是开展法律语言翻译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目的论中，目的性法则是最高法则，换句话说，翻译行为决定于翻译目的，并由此制定翻译要求。翻译目的指的是译者必须根据某个与译文有关的原则前后一致地进行翻译。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翻译过程的至高原则是该翻译活动的目的。在实际操作翻译之前，译者需要和委托人共同商榷法律翻译活动所要达成的目的。而后，译者通过对原文和译文的预定功能进行分析来确定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可以使译文符合翻译活动的目的，从而完成译文在译入语境和文化中的交际功能。

以法律术语的翻译为例，它是法律语言的构成要素之一，对于法律术语的理解和翻译直接影响法律文件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法律术语的作用在于以最简洁的词或词组叙述一项普遍接受的复杂的法律概念，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较简洁的语言相互交流沟通，因此词的内在意义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复杂得多。译者如果单就字面意义直译，或望文生义，就无法将词的真正含义正确完整的表达出来。在翻译之初，译者将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英语和汉语中的法律术语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义与效果，不可随便改变形式。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误导读者，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但是，在正确理解原词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和对等翻译的基础之上，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和无对等的翻译才是翻译的关键。对等的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英美法中许多术语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规范在本国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无对等或接近的对等语。遇到这种情况，在法律语言翻译的目的下，译者不妨通过对原词涵义作正确理解后将之译为非法律专业用语的中性词以免发生混淆。

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语都能根据字面意义直接翻译成目标语。如果贸然直译原法律文本中的词汇，而译文表达的法律概念却在目标法律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标法律体系的某个法律表达吻合但却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目标法律文本读者对译文产生困惑和误解。解决这类问题的出路在于认真理解原法律文本术语内在的法律含义，用目标文本中带有相同法律含义的法律术语翻译。

四、结语

传统的翻译属于一种自下而上的翻译，而功能翻译则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翻译，因此功能翻译更具有前瞻性。翻译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过程，译文是翻译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翻译发起者虽然很重要，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法律语言的翻译应该是译者在法律翻译活动所要达成目的的指引之下，对这一行为过程相关的各方进行分析，权衡选择后确定翻译策略，而后进行翻译形成的结果。法律翻译策略的出发点是成功实现预期目的和文本功能，使译语读者能理解并且自然地接受。功能翻译理论以目的语为视点，更注重目的语的遣词造句习惯，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摆脱传统“对等”原则的束缚，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采取多种翻译策略，使译文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为法律语言的翻译提供科学而有效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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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觉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述评[J].求索,2006(1)

篇3

【关键词】介词of；语义功能；名词化；法律英语

0、引言

汉语和英语分属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虽然人类的思维规律基本相同，但不同民族反映现实的思维角度和思维顺序存在差异。作为思维反映现实的工具，汉语和英语既存有许多共同点，又存在许多差异。在进行汉英翻译时，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性，对翻译出符合文本规范的译文很有益处。

1、汉语和英语

英国语言学家认为，英语中的介词是英语中最活跃，搭配能力极强的词类，英语也被认为是一种介词的语言。一方面，介词属于活跃词，数量不多，但搭配能力极强，词汇通过介词连接构成地点、时间、关系、动作、原因等概念。另一方面，介词使用频率极高，据统计，英语文本中每8个词中就有一个介词。（Kennedy G.， 2000： 139）与英语相反的是，“现代中国语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介词”。（王力， 1984： 241）汉语属于分析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所以动词没有形态变化的约束，使用起来十分自如、简便；无需频繁使用介词，介词显得贫乏。英语中多将名词、介词置于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前面，名词的优势自然又导致了介词的优势，使介词使用频繁。（刘二林， 2004： 100-102）反过来说，英语介词为名词化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媒介。总而言之，英语惯于用介词和名词来表达，而汉语少介词，倾向于用动词来表达。

2、名词化与法律文本

根据《现代语言学词典》（2000：204）的界定，名词化是“指从其他某个词类形成名词的过程或指从一个底层小句得出一个名词短语的派生过程” 。由于历史发展变化原因、哲学思维方式特征、人类认知心理方式及其意义表达多样性需求等因素，造成了英语的名词化现象。（杜玉生， 2009： 120-124）

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从语境的角度对名词化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该现象与语篇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Hasan（1977： 125）认为，语篇类型与语境配置中的语场有关，而语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际中词汇的选择和语言的语法特征，语篇中的名词化结构的数量必然反映在语篇类型上。在名词化的过程中当表示过程的动词结构或表示属性、特征的形容词结构转化为名词化结构后，就具有了名词的属性，可由修饰词去修饰，可被量化或质化，可以进行分类等，从而使得表达更加准确和严谨，适宜于法律英语语体表达抽象的法律思维。（范文芳， 1999： 10）法律英语作为正式语篇的典型代表，其语句正规，专门用于严肃客观地表述所涉及事项。为了突出客观公正性，不带主观性色彩，法律英语语篇较多地使用名词化结构。

3、介词of

英语介词of作为英语中使用最频繁的介词之一，在法律文本中出现的频率也相当高，比如，在《物权法》中出现的概率为4.9%，在《中国证券法》中约4.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约5.5%。表面上，归类为简单介词的介词of及其所构成短语似乎十分简单，但奈达（2004： 54）在关于典型句法结构的语义分析中写道，“也许，所谓的of短语中，其组成部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是最复杂多样的。”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就对介词of做出了13种解释。由于介词of的多义性，以及它作为实现名词化的典型媒介之一，在汉英法律文本翻译中，很有必要对它在此文本中常见的语义功能进行分析归类，从而为翻译实践提供一些参考借鉴。此外，了解of名词性短语对促进法律文本正式性的具体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该结构，从而使译文更加符合法律文本抽象、正式、客观的特点。

4、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

4.1 介词of的语义功能分析

据统计，研究的法律文本里of共出现250次，约占总文本的5.48%，出现的频率相当高。通过对法律文本进行对比分析，统计结果表明，按照语义功能类型可大概将of的使用结果分为4类（备注1），按频率高低排序，依次为所属关系，动宾/主谓关系，同位关系，后置定语。

4.1.1表示所属关系时，具体表现为属于，来源，方面，包含等关系。例如：

Article 5 ...interests of consumers from infringement. （表N1属于N2）备注2）

ST：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Article 28 ...to the complaints of consumers and their public organizations as to the transactions of business operators and the quality of their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第一个of 表N1来源于N2，第二个of 表N1是N2的一个方面）

ST：...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听取消费者及其社会团体对经营者交易行为、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的意见，及时调查处理。

Article 29 ... the provision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表N2包含N1）

ST：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通常of所有格大多用于无生命物体名词或较长的双重所有格，而且在两种属格形式均正确时，of所有格形式更正式，其目的就是为了突出主体，因此，翻译时还应注意此时文体和语体的表示。（樊军，2007）在研究的法律文本中，除开一些固定说法外，均用of结构表示所有格，这符合法律文本客观正式的特点。

对比分析发现，在中文法律文本中，通常以“的”字标志（除开“的”字在句尾表条件假设的情况），两个小语义间常常表达所属、包含、来源的关系。但需注意的是，当前面小语义单位是后面小语义单位的一个方面时，该大语义单位通常不包含“的”字。此时，这样的语义单位常常被翻译成of结构。

4.1.2作为结构标志，表示动宾或主谓关系，这也是of名词化结构的主要来源方式。例如：

Article 5 ...safeguard consumers'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ST： ...保障消费者依法行使权利...

Article 11 ...or using of commodities or receiving of services...

ST： 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

Article 12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own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

ST： 消费者享有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的权利。

Article 37 ...from the holder of the business license.

ST： 消费者可以向其要求赔偿，也可以向营业执照的持有人要求赔偿。

Article 2 ...shall b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esent Law， or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other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

ST： ...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通过对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在法律英语的汉英翻译中，汉语中的“V + O”结构常常被翻译成“N + of + O”的结构。本人把特殊的一类“的”字结构也归类为此，并译成“Actor + of + O”的结构，该结构可以还原成“Act + O”结构。在中文法律文本中，“受”字往往是被动的标志，在翻译时，常翻译成“N + of + Actor”的结构，该名词是谓语动词名词化后得来的。

4.1.3 表同位关系时，具体表示名词语义中心的性质或内容。例如：

Article 13 ...raise their consciousness of self-protection.

ST： ...正确使用商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法律英语的汉英翻译中，汉语中表示同位关系的大语义单位往往不包含“的”字，而是以具体语义单位加抽象语义单位叠加的方式出现，翻译时，常以“抽象N + of + 具体N”的结构表达。

4.1.4 介词of表达后置定语关系也较常见，以对前面名词或名词词组作限制说明。例如：

Article 25 ...may not search the body of consumers or...

ST： ...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

Article 18 ...indicate the correct ways of using the commodities or receiving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methods of preventing damage.

ST： ...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

通过对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在法律英语的汉英翻译中，中文法律文本中表达修饰、限定的定语结构时，常常翻译成“N1 + of + N2/V-ing”结构。

4.2 of名词化结构与语篇正式性

由上可知，通过介词of，汉语动词、形容词被名词化，翻译成了英语中的of 名词化结构。名词化是法律英语语体的一大特征，具有“囊括”和“浓缩”功能（Thompson，2000：170）。本文中的of 名词化结构具体功能如下：

4.2.1 文本内容方面，增加语句的信息量。名词词组的特征之一就是信息的密度性。（Halliday， 1979：221）

Article 1 The present Law is formulat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maintenance of the socio-economic order and promotion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T： 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4.2.2 语言形式方面，通过名词化，原先的动词、形容词变为名词，可以被修饰，量化和质化，还可以进行分类，从而使得表达更准确和严谨，符合法律英语的抽象思维。

Article 4 In transactions between business operators and consumers a principle of voluntariness， equality， fairness， honesty and credibility shall be followed.

ST： 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4.2.3 名词化在法律英语中还具有语篇衔接功能，使得主题选择多样化，有利于上下文的连接顺畅。具体表现是前一句的谓语动词经过名词化后成为名词，在第二句中作主语，通过建立新的主谓关系达到衔接的目的，从而使语篇具有很强的连贯性。（杜广才，2010）

5、总结

综上所示，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在汉英法律文本翻译中，通过恰当地运用介词of 将原中文转化为符合英语法律文本规范的目标语的结论。首先，我们需要对原中文文本进行合理地语义单位划分，再分析这些单位的内部各小单位间的关系。常见的是以的字和受字为标志进行划分，但也要注重一些不含的字和受字的情况。

同时，本文通过对of名词化结构的文本内容、语言形式和语篇衔接三方面的分析，旨在引起大家对该结构的重视，并对该结构的具体使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从而在今后的实际翻译中，有意识地合理利用该结构，达到译文通畅自然、客观严谨、符合法律英语抽象思维的目的。

备注：

1.本文主要讨论名词性of短语结构，因此不包含“V+ （...） + of” “Adj + of” 以及of 与其它介词组合形成固定搭配的情形。由于本文讨论的是法律文本的汉英翻译，因此也不包含of 用于一个名词修饰另一个名词的情况，这类情况往往用于比喻、强调、夸张，比较具有文学色彩，在法律文本中不常见。

此外，of 还可以表示计量关系，但主要是用于一些固定搭配中，因此本文的文本对比分析没有包含此种关系。

2.本文名词性of 短语结构和of 名词化结构均用“NI + of + N2”表示。

参考文献：

[1]Kennedy， G.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Corpus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A]. 王力文集（第一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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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樊军. 英语介词of语义多义性及其翻译[J]. 宜宾学院学报，2007（5）：117-120

[9]Thompson.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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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法律意识；理性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法治

Abstract：“Building a socialistic country by law”has become an essential strategy of our country's policies. However，administrating a country by law is a gradual process and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among which 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is essential and also difficult to handle，to which people，today，still don’t have a unanimous 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n this period，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is “rational 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Taking ethical value as a base an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s main content，this legal consciousness accords with objective law and becomes one of the basic goals in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at rational stage；the rule of law

一、 法治的含义

法治是什么?古今中外的法哲学家、思想家莫衷一是。《牛津法律大辞典》是这样表述“法治”的：“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1]概括地讲法治问题包括三个层次，法律意义的法治，价值意义的法治，社会意义的法治[2]。

笔者认为，法治不可定义，但无疑其含义不仅仅是法律规则、国家的命令，还应当包含法律的目的，法律的价值，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1935年9月，在希特勒和其“司法部”、“内务部”各部官员的讨论中，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由此血腥、残忍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被纳粹通过“合法”途径披上了法律的外衣，每一项“判决”都是与“法”有据，有“法”可依。可是每一部种族立法每一项判决又都是那样无视正义、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等人类至高价值准则，都是践踏人类尊严的典型例证。

二、 公民法律意识的作用

价值意义的法治必定是法治概念不可缺少的一个层面。而对于价值的法治来说，公民法律意识有如下作用：

(一) 公民法律意识有助于法治价值的构建

价值元素有很多：真、善、美、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利益、自由等等，不同的社会制度将由人们确定不同的价值追求，而不同的价值追求又将确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治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意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善与恶、道德与非道德、权利与权力、平等与等级……非理性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错误的、混乱的、麻木的认知与评价，将导致人们选择恶的、非正义的价值观。而理性阶段的法律意识作为一种理性的主观认知和评价，不仅仅是一种对制定法的正确认识，它还包括心理活动的全部基本功能，包括意志、情感、想象力，以及人的一切文化的和经济的心理技能，是一种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积极状态，是人们追求善的法律的内心动因和巨大精神力量，从而指引人们确定法律应有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效率。而在这种良法的统治下才有法治。

(二) 公民法律意识是法制运行的驱动力

人们的行为是以自己的思想意识为指引的，是思想意识的外化和物化。公民的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支配它的法律意识的健全与发达程度。只有当公民树立起崇尚法律权威的意识时，才可能自觉地接受、服从法律的治理。“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3]

三、理性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现行法律和法律现象的心理体验、价值评价等各种意识现象的总称。它包括人们对法的本质和功能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适用的评价、对各种法律行为的理解、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等等，是法律观点和法律观念的合称[4]。它作为人们对法律及法律现象的认知，可以分为感性和理性阶段。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理性阶段公民法律意识概念的认识尚未统一，有人称之为“法观念”，认为“法观念是人们认识法现象的理性阶段，表现为法律思想、观点和理论，是人们对法现象由片面的表象的感觉和印象，经过大脑的加工而上升为全面的、深刻的、反映法现象内部联系的、科学的法律思想理论体系。”[5]也有人称之“法律理念”，是指“公民对法律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对法律产生的理性心理体验，是法律情感和法律认知的理性升华，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追求为皈依的法律思想和信仰。”[6]还有人称之为“理性化的法律意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7]

笔者基于法治社会构建的目标将此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界定为“理性公民法律意识”，指以伦理性价值为根基，以主体性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对法和法律现象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其内涵主要有如下四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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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

法律意识

法律是当前法治社会中最具普遍约束力的规范，也是道德要求的最低限度，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可以有效地规范他们的行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以往，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道德作用，而法律讲究严刑峻法，认为道德无用，不认同道德教育的功能。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这两种观念实际上都是不全面的，道德和法律同等重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仅需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同时也需要树立法律意识。强化法律意识，不仅仅是使学生树立强烈的法治观念，更重要的是法律意识对人的积极影响，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符合新时期对人才的需求。

1.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法治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阶段，我国法治建设不断完善，正在逐步踏入法治社会，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对于任何个人而言，都生存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中。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思维极为活跃，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以及大学生对于民主法治教育的接受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社会整体法律意识，也会影响到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作为大学生，要充分融入到这个社会，不单需要先进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具备强烈的法律意识，掌握基本的法律技能。

1.2 互联网的发展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

不断发展的互联网，目前已经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大学生的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进而使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的确，互联网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拓宽了传播渠道，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有利于拓展大学生的视野，但与此同时，也给大学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互联网具有开放性，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成为信息的者以及接受者。大学生的文化程度较高，计算机技术水平也相对较高，对于网络的依赖性也比较强，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互联网。但是网络信息比较混杂，没有经过针对性的筛选，信息真伪很难辨别，这样很容易使大学生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教育非常必要。

1.3 大学生资助矛盾突出，加大思想政治教育难度

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对高校教育的扶持力度，但是有的学生并未得到相对公平的资助。当学生向学校相关部门反映这些问题时，相关工作人员大多只是进行简单地说教，向学生们讲一些空洞的理论和道德，并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些问题，学生往往也只能被动接受这种不公平对待结果。这样不利于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进而形成良好的法律行为，也不利于大学生守法、护法。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很多不法招聘单位以及非正规的企业、公司趁着这个机会随意剥夺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这样会导致大学生怀疑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正面教育及其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大学生自身缺乏必要的维权意识，在遇到任何法律问题时，只会用校内的思维模式对待和解决问题，不懂得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策略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步伐的加快，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不仅是对大学生的素质要求，也是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但是当代大学生的守法意识、维权意识普遍低下，教师、学校在处理学生之间的各种矛盾、纠纷过程中很少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不利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为此，新时期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重视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使大学生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 将法律基础课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法律基础课程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主要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及技能。新时期下，应转变法律基础课的教学观念，注重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以往，不少教师将法律基础课等同于法律知识教育课，一味地强调向学生们传授关于法律的相关理论知识，理论性较强，虽然学生可能掌握比较系统、全面的法律理论知识，但是并不是真正的理解、认识法律，这其实违背了法律基础课教学初衷，必然也会影响法律基础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法律基础课应该将教学目标定位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上，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密切联系现实生活，使大学生能够认识到法律对于个人行为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并充分认识到其重要作用和地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使得学生能够意识到“依法治国”的紧迫性、必要性、重要性，树立“依法办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观，进而使大学生能够真正做到懂法、守法、用法、护法。

2.2 重视法律信仰教育

目前虽然民主法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但是实践过程并不是非常如人意，究根结底是法律信仰的缺失。要真正实现国家的法治建设，最重要的是使广大民众能够高度认可法律。加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对于加快我国法治建设步伐，促进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律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之一，是指人们的法律情感、法律观点的总和，主要内容包括对法律作用及其本质的认识，对于现行法律的态度以及要求，评价某种行为的合法性，对于自身权利、义务的认识等等。大学生如果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守法就无从谈起，那么法律法规也就形同虚设。相反，只有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才会使人们自觉守法、护法、传法，将自己的法律意识转变成法律行为。同时，只有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才会使人们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积极地通过各种法律途径解决各种争议和纠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其次，法治教育的理论性、实践性、政治性非常强，鉴于教育的特殊性，对于法律基础课授课教师的要求也相对较高，不仅要求教师应具备较扎实的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同时也要求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学校应加强对法律基础课程授课教师的培训工作，不仅包括法律专业知识培训，同时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培训。通过建立复合型的高素质授课教师队伍，保证在思想政治教学实践中时刻把法治教育贯穿其中。

2.3 依法办校，遵循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

新时期下，各大高校应强调“依法办校、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各种办学活动，通过法律实践引导大学生养成强烈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以法育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高校应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尊重高等教育的内在发展规律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根据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实际，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管理理念，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合法权益，不断加强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并且鼓励大学生充分利用各种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高校而言，应该根据国家以及教育部门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对学生的教学管理过程中，严格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处理，在管理程序上也要做到透明化、公正化、公开化，凡事讲求证据，一切都要合法、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