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宏观经济研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英文名称：Macroeconomics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8-2069

国内刊号：11-3952/F

邮发代号：82-791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宏观经济研究》（月刊）1998年创刊，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理论刊物。宣传党和国家有关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并配合国家计委的中心工作部署，反映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及理论研究成果。

主要栏目

篇2

关键词:山寨经济;回归分析;协整检验;格兰杰(Granger)检验

一、引言

2008年山寨制造以铺天盖地之势闯入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最为流行的话题;如今山寨经济也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已经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山寨经济最初兴起于深圳市的手机行业,之后又不断地往其他行业领域渗透,特别是最近两年山寨经济的发展异常迅猛。目前,深圳山寨制造已经从手机行业蔓延到各个消费电子行业领域,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山寨电子产品,以及山寨服装鞋帽、山寨玩具等生活消费品也大量出现,并且这些山寨产品在市场上很受中低端消费群体的欢迎。本文将从深圳宏观经济出发探析应该如何对待深圳山寨制造。

二、深圳经济的实证研究

(一)深圳市消费和GDP的回归分析

1、模型的设定与数据的收集整理

本文选取深圳市1990-2008年的GDP为响应变量并以各年的消费总量为回归变量两个经济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分析。建立简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Y=a+b*c,以此模型为基础,用GDP代表总产出,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消费。用y表示GDP,以x表示消费,假定两者存在线性关系,设回归函数为y=a+bx+ε,利用Eviews5.0分析并检验。

2、OLS参数估计及结果分析

利用Eviews5.0对相关数据统计,得到模型的估计函数式为:

=76.42001+3.530735X

(1)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判定系数R2值非常接近于1,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很高,这意味着深圳市的GDP和消费的关系可以通过模型99%的解释,两者具有高度的线性相关性。也即假设成立,深圳GDP与消费是线性相关的。

(2)模型及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F检验

取显著水平а=0.01,由F分布表查得临界值F0.01(1,19)=8.18,1193.83>8.18即F>F0.01拒绝原假设,F检验通过。

t检验

取显著水平а为0.05,查t分布表得临界值为t(17,0.025)=2.0930,而x的t统计量值为34.55184,34.55184>2.0930,所以拒绝原假设H0,即x对y的预测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

(3)自相关性检验――德宾-沃森(Durbin-Watson)检验

由上文知DW=1.724367,趋近于2,所以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因此OLS估计是有效估计,t检验的可靠性和模型的预测精度没有受到影响。

(4)总结

根据以上检验分析,可知解释变量(消费)能很好地线性表示回归变量(GDP),整体的显著性检验以及系数的t检验均通过,而且方程的拟合度很高。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该方程可以解释变量间的关系,因为时间序列中的平稳性还没有检验,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所做的工作就没有意义,方程存在“伪回归”的可能。两者有共同增长的趋势,所以应该运用协整检验在加以验证。

(二)深圳市消费与GDP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Granger)检验

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之前要先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对GDP和消费序列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来判断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并运用AIC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GDP和C(消费)两组数据取对数,通过Eviews5.0进行数据处理来,得到lny、lnx序列即GDP和C(消费)序列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就是说lny、lnx均为I(1)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说明深圳市GDP和C(消费)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所以要继续进行协整检验进一步分析。

2、协整检验

这里采用EG检验法即Engle-Granger协整检验对方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对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若残差是平稳的,则响应变量与回归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则不存在。从残差的散点图来看,残差围绕0波动,而且没有时间趋势,所以,对残差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时,设定回归式中不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按照AIC定阶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Eviews5.0得到的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这也就证明了lny和lnx是协整的即深圳市的GDP和C(消费)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分析结论和检验结果可知,lny、lnx均为I(1)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而且两序列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但这仅仅是表明了深圳经济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还不能确定两者具体的因果关系,即究竟是总体经济引起消费增长还是消费拉动总体经济的增长或者还有可能两者互相因果关系。通过对lny、lnx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虚拟假设Lny不能格兰杰引起lnx发生的概率为0.87175,即lny能够格兰杰引起lnx的概率值为0.12825,根据小概率事件原理拒绝该假设。即深圳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深圳消费的增长。而虚拟假设lnx不能格兰杰引起lny的概率趋近于0,相对应的是lnx能够格兰杰引起lny的概率值趋近于1,近似的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必然事件。所以,二者是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4、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和检验,深圳经济和消费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二者是协整的;此外深圳市的总体消费和总体经济是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消费促进总体经济的增长。可以认为深圳消费的增长以几乎100%的可能性拉动其GDP的增长,而其GDP的增长对其消费的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很微弱。所以深圳市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在主要地位,积极寻求消费动力以确保和实现其总体经济在长期中稳定持续地增长。

三、深圳山寨经济――弥补消费空白,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一)深圳市社会的消费现状

1、消费率

分析可知深圳市的消费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具体说是呈现波动性的阶梯下降的趋势。1990-1997年为第一阶梯,1998-2001年为第二阶梯,2002-2004年是第三阶梯,近四年在28.5%上下波动。其中1990年最高为38.9%,在一阶梯下降到1997年的25.2%,1998年虽然有所回升为27.3%,但是在二阶梯又持续下降至2001年的24.5%;2002年又从31.0%下降,至近四年徘徊在28%以上。总体上,消费率比较低,消费的作用在弱化。

2、消费对GDP的贡献率

如果以C表示消费,ΔC表示消费需求增加量,则我们可以把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的公式表示为:

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ΔC/ΔGDP×100%(ΔC为消费增量、ΔGDP为经济增量)

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GDP增长率

由对数据的计算可发现,消费的贡献率呈现波动起伏的状态,但整体上,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多集中在20%-30%上下,总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强较稳定。相应地,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度集中在4%-14%上下及之间波动,也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很强的拉动作用。深圳消费对经济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如果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深圳的经济会得到很有效的增长。

3、居民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完全释放

分析可知,消费性支出随着可支配性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的幅度始终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平均消费倾向呈现平稳下降的态势,由1990年和1995年的0.89和0.90下降到2000年的0.78,截至2005年为0.74,2007年为0.75。全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说明居民增加的收入,并不是同比例的去增加消费,而是有一部分钱存入银行或进行各种投资,说明居民对未来的期望持观望态度,因此居民的消费潜力并未完全释放。

(二)深圳山寨经济生存空间广阔

1、山寨经济弥补消费空白改变消费现状并能挖掘新的消费空间

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约在1.2亿,而据2006年公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主要集中在500元-800元。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500元的占29.26%,500元-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但人均仅有6751元;统计公报同时还显示,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对于消费,一直以来,中国46%的城市人口消费80%的产品,54%的农村人口消费20%的产品。所以对于广大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即使有对品牌产品需求也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除去基本生活开支,他们几乎没有剩余的可支配收入甚至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同时说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产品消费结构决定了山寨产品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市场需求空间。

2、山寨制造能够创造就业拉动深圳GDP,稳定深圳社会消费的基础

根据奥肯定律(Okun’s law),失业与实际GDP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实际GDP的增长一般减少2%;实际GDP的百分比变动=3%-2×失业率的变动。

深圳从2004-2008年五年的平均从业人数为601.17万人,平均失业率为2.36%,以深圳山寨制造所覆盖的所有人数以25万计算(实际上远超过这个数),如果没有山寨制造,那么将增加25万失业人数,此时,失业率为6.51%,下降4.15%。运用奥肯定律,实际GDP百分比的变动=3%-2×(6.51%-2.36%)=-5.30%,表明实际GDP将受到很大影响,并将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山寨制造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深圳市宏观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结束语

深圳应该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扶持山寨经济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山寨”行业制定行业准则,对产品质量、产品销售、产品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出规范,保护消费者权利,严厉打击披着“山寨”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参考文献:

1、尚颖.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7(12).

2、何育静.青海省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师,2004(12).

篇3

【关键词】RBC理论 RBC模型 经济周期 经济波动

20世纪80年代，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简称RBC理论）。RBC理论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经济周期，第一次系统地从供给角度考察经济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论建立在典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以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论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国经济为背景，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研究较少。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尝试运用RBC模型模拟中国的经济数据，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卜永翔、勒炎，2002；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刘树成、张平、张晓晶，2005；殷剑峰，2006）。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RBC理论的模型假设与验证结果加以充分和谨慎的比较分析，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

一、RBC理论的基本模型及结论

1、RBC理论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等条件假设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称为RBC基本模型（basic RBC 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齐模型（Ramsey Model）的一般均衡基础之上引入真实冲击，并考虑消费与闲暇之间的替代。为简便起见，假设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和面临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茁表示贴现率；?啄表示折旧率。

根据上述规划的一阶必要条件，补充初始资本存量、横截性条件、稳态时行为人的劳动供给等三个边界条件，可以得到求解最优规划解的充要条件。补充一些参数条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阶泰勒级数展开法，在稳态附近对约束条件线性化，可以求得规划的数值解。可以发现，资本、产出、消费、劳动受技术冲击的影响而出现波动，从而给出经济周期的理论解释。

2、RBC理论的主要结论

RBC理论的主要结论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概括。

（1）经济波动的根源。经济周期根源于真实变量异常变化造成的供给冲击。经济波动是正常的，与市场失败无关。

（2）经济波动的传播。经济波动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劳动的跨期替代，即行为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优化配置自己的劳动时间。

（3）经济周期的过程。经济波动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面对冲击时所做出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是一系列冲击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动。

（4）政府无须干预经济。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据当时的约束条件制定并宣布一项最优政策，这项政策宣布之后各经济行为人会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动，导致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原来的最优政策不再是最优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会采取一项与新的最优政策。前后两个政策的不一致，就导致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前述的RBC基本模型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首先是需要完全竞争的市场；其次是价格灵活调整，市场连续出清，非自愿失业不存在，工作和闲暇在时间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三是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在现有的禀赋约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第四是完全信息，行为人理性预期；第五是不存在外部性。

2、中国的经济环境对模型假设条件的满足情况

RBC理论主要研究完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波动，RBC基本模型有着诸多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是难以完全满足的。

（1）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周期问题，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对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会存在偏差。

（2）由于我国存在最低工资标准等限制条件以及劳动力供需结构性失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价格灵活调整的假设条件在中国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业在当前大量存在。

（3）由于过去的5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时间的不一致性，政策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导致了信息不完全，使得行为人难以做出理性的预期。例如，我国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一波三折引起了证券市场的非理。

由于RBC理论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难以完全满足，因此，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基本模型进行修订。

此外，RBC模型中的参数及国外研究中确定的数据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参数的取值是采用King & Rebelo（1999）对于美国数据的估计值，这个参数实际上还包含了制度变化的因素，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三、RBC理论模型应用于我国有待修订的问题

RBC基本模型本身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无法对经济周期中就业的变化做出有力的解释

基本模型需要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足够大才能对就业波动进行解释，但经验研究表明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资暂时性变化时才能对劳动供给产生较显著影响，而研究表明，工资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持久性。

针对这一缺陷，许多学者尝试通过修改效用函数（如引入劳动不可分性和劳动契约）或修改生产函数（如引入资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2、经验数据表明实际工资与产出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通过模型的公式推导，产出与实际工资的相关系数等于1，实际经验数据则表明实际工作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针对这一缺陷，克里斯蒂诺和伊齐鲍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对于冲击过程存在很大的依赖性

根据RBC基本模型，如果生产技术的冲击是一个自回归过程，才能较好地模拟经济波动的实际情况。若技术冲击是一个白噪声或符合单位根过程，那么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结果将无法模拟经济周期中的特征事实。

针对这一缺陷，需要对基本模型进行修改，引入劳动调整成本，或者引入资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资本折旧函数。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残差难以准确衡量真实冲击

许多经济学家将索洛残差作为衡量真实冲击的标准，但索洛残差是除去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产出影响量的剩余量，是许多未知因素的综合，含有很大的波动性，索洛残差的短期变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术冲击造成的。而且索洛残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实冲击也受到质疑。例如，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索洛残差经常出现下降，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认为真实冲击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那是否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出现退步？

5、用校准的方法检验模型影响了模型的解释力

采用校准方法而没有运用计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与数据的匹配有相当大的弹性，所以当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重要的“矩阵”匹配得很好时，也可能无法判断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尽管可以通过广义矩阵法对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幅度进行统一的估计，但模拟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仍受到质疑。

四、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依据RBC理论的基本模型与结论，从RBC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与条件，有如下的结论及建议。

1、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论的模型有着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中国的经济环境难以完全满足模型的假设条件，应用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应用模型时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对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进行修订

RBC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修订。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劳动调整成本，修订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我国学者殷剑峰（2006）基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实，引入了劳动力的现期跨部门替代，构建了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周期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问题做出了较好的解释。

3、重新估算各种参数

模型的参数如何取值是评价标准RBC模型对中国数据解释力的关键之一，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于有争议的各种参数重新估算。例如，折旧率对于波动是很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资本存量的估算，间接影响到估算的技术冲击变量；再如，劳动份额影响模型中所估计的技术冲击时间序列，而且决定模型中各变量对外在冲击如何传播。

4、实证研究中样本数据的取值应考虑具体国情

例如资本存量的估计、劳动时间采用的标准，应该予以科学的判定说明。改革开放之前的数据与现在的统计口径存在很大区别，这些是否需要调整或者是否需要分两个阶段分别校准，以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

尽管RBC模型在我国研究中的应用存在一些限制性条件，且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RBC理论对于进行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仍然有积极的意义。例如，通过RBC理论，有助于认识稳定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分析政府对教育、高新技术的支持力度问题，有助于指导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关注长期性、一致性以及完善政策的制订机制等。

【参考文献】

[1] 袁志刚、宋铮：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殷剑峰：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2004. 管理世界，2006（3）。

[3] 刘树成、张平、张晓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首届中国经济论坛论文集，2005。

[4] 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基本RBC方法模拟中国经济的数值试验.世界经济文汇，2004（2）。

[5] 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世界经济，2004（4）。

[6] 刘金全、刘志刚：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实际产出波动性的动态模式与成因分析.经济研究，2005（3）。

篇4

它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分析价值仅仅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市场经济的效率进行评价，二是对市场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做出解释。本文认为，一般均衡理论更大的价值在于解释宏观经济方面，它应当作为宏观经济学的起点和基本的分析工具。本文第一部分对一般均衡的涵义作了分析。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大多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必然会形成某种价格、工资和利息，以确保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出清。本节指出和纠正了上述解释的偏颇之处，认为一般均衡只是各种产品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供求关系、价格和产量变动的一般趋势，不存在同时出清，只存在时际出清，从而使对一般均衡有一种正确的解释。第二部分解释了一般均衡与生产结构变换和总量增长的关系。

库兹涅茨通过系统分析 21个国家 100150 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定律，即各国的实际总产量的增长是由生产结构的变换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学本应把生产结构的变换如何导致产出总量的增长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却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本文第二部分用一般均衡理论分析了生产结构变换和实际总产量增长的关系，从而弥补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不足之处。第三部分分析了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独特作用。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在1982 年提出并论证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否定了货币周期理论，认为推动实际总产量增长和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不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而是来自技术进步等供给方面的真实因素的冲击。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是 1980 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但是这一理论有一个明显缺陷，它没有把生产技术的进步与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区分开来，没有对新产品发明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独特作用进行专门分析。本文第三部分运用消费者均衡和生产者均衡的分析方法，解释了新产品的发明和供给的冲击将如何创造新增需求量和新增产量，促进总产量的增长和经济繁荣。

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补充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这一缺陷，使之更加完善。对一般均衡理论应当有正确的解释。所谓一般均衡，实际上是指在充分竞争市场中，各种产品和各种要素的供给与需求，都要在相对价格的调整下走向均衡，从而形成稳定的最优产量和价格。它不能被解释为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在某一时刻同时达到供需均衡。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到: 经济系统的一般均衡要求找到各种商品和各种投入品的价格，使每种商品的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以及每种投入品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一般均衡要求价格、工资和资本收益确保所有的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 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市场) 同时出清。斯蒂格利茨的这种解释显然不符合实际经济运行的经验。由于各种产品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和供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达到均衡的时间必然会不同。因此，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同时出清，同时实现均衡根本不可能。只要认真观察经济运行中的实际经验，就很容易验证上述结论。各种产品由于在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生产和供给条件不同、人们购买和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它们将在不同的时间点实现均衡。而不是像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在某个时间点所有产品和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在某一时间点同时达到均衡。

篇5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经济社会中总体经济的运行，一国经济运行主要包括三大类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波动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指社会中劳动力的收入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波动问题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业问题和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对经济出现的波动进行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的波动，从而改善经济的运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以微观的个体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个体的所采取的行为，根据经济活动的后果说明市场机制如何实现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层面在社会中资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况下研究经济中各相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采取的经济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对市场机制下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基于价格理论，通关观察商品价格的波动，利用个量分析的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研究。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侧重讨论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依靠的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研究的方法是总量分析。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三类经济模型，其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及反映经济波动的长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和短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历史性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经济社会中物价的波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总供给水平是指经济社会在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能偶生产的商品产出量。总需求水平是经济社会对商品消费、政府进行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社会中价格水平无关，取决于生产能力提高，其中价格水平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短期中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是指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充裕，不存在失业，经济社会提供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

二、宏观经济周期与理论经济

周期是指国民收入波动获经济总量波动，总体经济活动存在交替型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周期的波从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经济总量的上下起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在繁荣阶段经济得到不断提升，通过发展到达顶峰。衰退阶段主要是指当经济社会达到繁荣阶段的顶峰时，经济社会趋于平衡的状态，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才是正是处于经济的衰退阶段。在周期中萧条阶段，经济出现急剧的收缩和下降，经济活动很快从最高点下滑到最低点。

在复苏阶段，经济活动开始由低估逐渐上升，经济中的活动量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经济周期慢慢趋向繁荣。经济增长理论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代表国家总产量的增加，战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内容是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第二个时期是20时期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需求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极限。

三、宏观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和膨胀

通货紧缩是指经济社会中流动的货币供给量小于社会需求量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从本质上而言，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通货紧缩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反映在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的偏离，即实际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当实际增长率持续小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主要表现在投资的机会减少和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降低，属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因为投资收益降低造成银行信用的紧缩，信贷增长缺乏动力，货币供给量增长持续下降，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生产能力降低，非自愿失业增加，社会中消费者的收入继续放慢，经济市场发展较缓慢，因此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主要是指社会中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超过为支付商品流动所需要实际货币量，进一步引起货币的贬值现象。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的贬值进而引起货币价值降低，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金银流动的经济社会中不会发生，只有在纸币流动的社会中才会可能出现。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价值，因此可以自发地调节流动中的货币量，从而使得金银货币供给量与商品流动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因为纸币不具备储藏价值，自身也不具备价值，当纸币发行量过多，从而超过市场中金银货币量，从而出现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参考文献

[1]钟春平，田敏.预期、有偏性预期及其形成机制：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和争议[J].经济研究.2015(05).

[2]陈雨露.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J].国际金融研究.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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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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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important literatures about leading economic index system structuring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reflects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is area.

关键词： 宏观经济；先行指数；国民经济；区域经济

Key words: macroeconomic；leading-index；national-economy；regional-economy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5-0135-01

1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背景

先行指标作为一种指数预测方法，在预测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经济本身在客观上存在着周期波动，同时在波动过程中，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指标率先暴露或反映出来。所以，运用这些能够显示经济体运行态势变化的先行指标来揭示未来经济的景气状况是可行的[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预警监测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从80年代以来，我国也一直在研究建立先行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试算先行指数，以期更好地预测国民经济的运行态势。从以往的结果来看，国家一级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省一级，则较少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对地区经济运行态势的把握，主要还是参考经济增长率指标。但是，经济增长率指标本身不具有先行性，而且，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要求，从2004年起，省市一级不再按月地区GDP数据。在这种形势下，编制区域性经济运行监控的先行指标体系，作为地区经济短期波动的监测依据，从而为政府、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就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2我国先行指标体系发展

我国景气循环问题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先行指标研究起步和发展阶段。我国的先行指标体系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先行指标的研究建立在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通过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基础与西方景气指数方法相结合，形成中国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方法。一些研究机构和专家在数据处理、模型建立、指标遴选、指数合成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随后，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机构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促进了先行指标方法在宏观和微观领域的运用和发展。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先行指标研究调整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行指标研究热潮逐渐退去，部分先行指标因预测准确性较低停止，同时一些机构又开始了指标整合、遴选方法、预测范围等方面的新的尝试。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一些基础性工作中，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数据处理方法，建立或完善先行指标信息源等。

3我国先行指标研究成果

石良平对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基本结论：中国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增长型循环波动，但是这种波动不是有规则的周期性波动，也就是说波动的峰和谷不会在若干时间后固定、重复的出现[2]。

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王洛林主编的《经济周期研究》一书，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周期产生的外在冲击与内在传导机制，特别是其中的产业关联机制，反映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前向、后向连锁效应和阻尼效应，为我们定性分析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提供了理论依据[3]。

先行指标的遴选方面。李宝瑜集中介绍了目前国内关于先行指标遴选的常用统计学方法，包括峰谷对应法、时差相关分析方法、马场法和K-L信息量法[4]。

张守一、葛新权和林寅在《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新方法论初探》中，分别介绍了先行指标遴选的灰色关联度法、模糊贴近度法和判别分析法[5]。

2004年，国内先行指标研究的权威高盛公司合成了中国宏观经济监测的高盛经济活动指数和高盛先行指标。不仅考察出先行指标稳步领先宏观经济运行12个月，而且能够预测出未来经济扩张或收缩的量级[6]。

北京市统计局丁文斌博士引进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做法，合成了北京市先行经济指数，该指数是国内第一个地区经济先行指数，在试运行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7]。

4中国先行指标体系建设展望

如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研究和应用，其中，美国对整个先行指标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在相应的基础理论、实际应用等方面一直处在世界前列。先行指标体系的发展几经周折，但其方法日趋成熟。不少专家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以及世界性大衰退危机的逐渐小时等利好因素都与宏观经济的跟踪监测和及时预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国内关于先行指标的研究都不失为有益的尝试，但同时也应看到，国内对先行指标和先行指数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内容上，省一级经济先行指标研究严重落后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监测体系的研究；方法上，局限于时差相关分析和K-L信息量两种方法，并且基本上没有脱开景气指数方法的框架，固定在先行、同步和滞后指标三模式联合预测上；成果上，有深度的、比较权威的论文和专著较少，且集中在介绍西方国家的指标体系上。中国的先行指标体系建设起步晚、进步快，但受统计指标规模、口径、时间跨度以及经济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曾一度陷入低谷，时至今日仍面临较大的困难和挑战。与美国等走在前面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建设还有相当漫长的路程[8]。

参考文献：

[1]马立平．宏观经济监测与先行指标的设计[J]．北京统计，2002（1）.

[2]马良平.景气循环预警方法的理论思考[J].财经研究，1992（5）.

[3]王洛林．经济周期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李宝瑜．国民经济统计学[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5]张守一，葛新权等．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新方法论初探[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1（8）.

[6]Introducing the CEMAC-Goldman Sachs Coincident and Leading Indicators for China[J]．Asia-Pacific Economics Analyst，2004 (11).

篇8

其中，项目组必须在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试点中，实施学生分组，安排课题，与制作课堂演示ppt等项目内容，以得到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与成果。

通过研究发现，让学生们发挥主动性去做课题研究，能最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与交际能力以及动手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让学生在快乐的活动中学到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增强其对于经济学的专业素养，其次，通过一定的奖励机制，能将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到最大，如从项目经费中抽出大部分钱用于学生的海报制作与打印费用，对最后的海报评出“状元”，“榜眼”，“探花”三组，可从项目经费中拿出一部分钱购买奖品进行奖励，最后获奖作品将挂放在大学里的经济贸易系办公室或者相关专业办公室与课堂进行永久展示，剩余作品都将作为装饰用品贴在学校走廊与教室内供全校学生观看等，这些激励措施极大的增强了学生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让他们能够更加努力的运用所学的知识并结合自身能力去做调查研究。

试点班级必须按时进入到海报制作的环节，接下来项目组成员可以下拨经费给学生用于制作经济学项目研究所得出的结果的宣传海报，这要求学生紧跟课程进度，选择与课程内容相应的时事热点与经济新闻，以及我国或世界最新的宏观经济动向，选择一个课题项目进行研究。最终海报都将经过评比获得分数作為学生的平时成绩，具体评比标准为：海报设计创意占60%，海报文案，占40%。

研究过程中发现，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学生的配合方面，尤其是个别组员的懒惰性方面，为了防止部分同学懒惰，小组协作不积极出现搭便车的现象，特做出以下规定：（1）.小组长对小组工作进行详细分工并进行标注，具体工作有“资料收集，文案制作，编辑，制图，撰写，外联，采访，笔录，总策划，创意”等几类。组长有绝对权威分配任务与组织，但必须诚实负责，对于不合作的同学平时成绩为零。（2）.所有旁听同学必须积极听讲认真评分，最后每位同学都要进行记名投票，不准弃权，没人一票，分数用票数进行折算，弃权者平时成绩为零。

此试点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学生ppt代表作之《论一路一带的支点之自贸区》，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作，其中学生们通过查找数据，找到一路一带的相关资料，并结合广州实际情况亲自前往南沙等自贸区调研，研究的内容图文并茂思路清晰，通过此研究以及在课堂上的展示可以最大程度的让参与项目的学生们感受到经济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尤其是使得学生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经济学现象与问题随处可见，由此增长见识，学到经济学知识，并且增加对经济学的兴趣，同时为教师的经济学研究尤其在国际贸易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启发。

第二组优秀学生成员的代表作ppt是《网络经济研究之TFBOYS是怎样红起来的》，此研究题目新颖，尤其对广大90后的大学生吸引力极强，同时能在结合兴趣的同时，对网络经济的原理有一定程度的探究，能得到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有一定的深度，此研究通过探究网红音乐男团组合TFBOYS的背景与成长经历，结合网络和经济学的原理得到一定的启发，尤其通过大众的态度和反映，尤其是网络热搜数据等一系列的大数据说明了网络经济之所以火热的原因。对于探究社会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和现代网络经济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数据资源与研究成果，为学生们升入了解现代的网络经济打好基础，教会他们善于利用网络，合理利用网络，并从中找到有益和有价值的资源，此研究结果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氛围，同时对于教师从事网络经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助于教师对网络经济的深入研究与探索。

上述两个代表性成果在课堂上展示时获得了轰动的效果，学生们反映强烈，小课题组成员的学生们在展示时得到的同龄人的赞许使他们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最后，我的结论是：通过这样的课程设置，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思考习惯，同时可以扎实的学到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知识，对任课教师也是一种学术上的启发，对以后得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方面，都将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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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质量；经济转型；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效率导向

一、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力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学术界基本一致的结论是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资本增长率在1999-2007年期间达到13%，而在1979-199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约为10%（王小鲁等，200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78-1995年期间的0028～0038下降为1995-2005年期间的0010～0028（郑京海等，2008）。这种没有明显技术进步的高投资高增长是以不良资产、高污染与高能耗为代价的，政府将承担经济增长的宏观成本（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5，2008）。党的十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旨在依靠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自主协调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方福前（2007）、钱淑萍（2008）、周叔莲（2008）、魏杰（2009，2011）、郎丽华、周明生（2012）等将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归纳为“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特征，其面临的资源需求约束日益突出，而且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紧张。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原因总体归为三个结构性因素：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与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过去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申广斯，2009；张旭，2010；魏杰，2011；栾大鹏等，2012），并导致产业结构偏重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李善同等，2008；朱光华，2009）；过于依赖要素的投入，其产出的效率不高（王一鸣，2008，2011；葛扬，2010）。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及来源的核心指标。国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与可持续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增长理论中，Helpman（2004）全面综述了这方面的文献，所形成的一致性结论是：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国内关于TFP实证研究的视角和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基本支持克鲁格曼（1999）的结论，认为中国的增长方式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郭庆旺等，200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考察改革前后中国TFP的动态变化：改革之前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退步，改革之后的TFP有明显的增长（王小鲁，2000；张军等，2003）；（3）强调改革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快速增长（易纲等，2003），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TFP呈下降趋势（王志刚等，2006；郑京海等，2008）；（4）不是从中国总体去考察TFP的变化，而是从中国工业层次考察技术进步（涂正革等，2005；陈勇等，2007），以及省级地区层次研究TFP的变化（颜鹏飞等，2004；王志刚等，2006；傅晓霞等，2009；刘瑞翔等，2012；匡远凤等，2012）。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中国TFP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贡献偏低。该方面的研究从省级地区层次和二或三位数的工业数据向地级城市和更细的行业层次延伸，不仅对TFP进行衡量和分解，而且考察TFP各构成部分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在衡量和分解TFP的方法上，既包括参数法又有非参数法。参数法还分为生产函数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非参数法主要指的是指数方法，例如Malmquist指数法。这两种方法都能对TFP变化中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分解，但前者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后者不仅不需要设定具体函数，而且还不要求完备的价格信息。

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取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的选择。迟福林（2010，2011）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升为第二次改革的主战场，并提出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向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突出强调从生产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应当说，这三层含义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概括性，也与人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直觉吻合（Poncet，2005；杨建龙，2010）。但是，如果不能找出经济结构失衡与调整的内在体制性机制和核心问题所在，就不能对症下药。

吴敬琏（2011a；2011b）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始终不顺利的重要原因是体制仍未消除，例如，政府依旧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大部分重要生产要素仍由行政定价并导致价格信号严重扭曲；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这些都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在上述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追加的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条件，其中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由于土地产权“并未落实到户”，农用土地转为城市商业用地时的增殖收益由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获得。由此导致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高，而劳动者报酬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占比却每况愈下。魏杰（2009，2011）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

中国发展报告（2010）提出将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作为今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政策措施，并提出了具体的途径：一是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构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布局；二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均等化水平，中央政府负责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的、非市场化部分的最基本公共服务，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逐级分担公共性相对弱一些的公共服务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正是由于土地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未有起色。土地等要素市场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的价格决定机制，要素投入的价格信号混乱，这不仅使经济增长的效率（技术进步或称全要素生产率）低下，而且使原有土地相关权益拥有者的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分享增长成果的机会。

对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党的十报告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所面临约束条件和内外环境要复杂得多，这需要找准中国经济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所需的新的增长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其基本路径就得依赖于要素市场化和技术进步驱动的高效工业化。不仅如此，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中日益重视空间效率和城市体系结构变化带来的制度红利。空间集聚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知识外溢、规模效应，城市体系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配置效率和规模效应，这些均可以大大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空间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地理集中促使空间效率提升，其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应等。以城市体系结构调整的深化改革而产生的效率提升，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配置效率提升（即结构红利或称“制度红利”），以及社会公平与环境污染减少带来的福利。

（一）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

按区域空间大小，地理集中产生的空间效率可分为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与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Fujita，Krugman & Venables，1999；Fujita & Thisse，2002）。前者指的是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空间集聚带来的效率，它产生于市场规模在邻近空间上累积循环效应，此即“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后者指的是城市经济学意义上单个城市规模带来的效率，此即“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新经济地理文献刻画了货币外部性产生的内在机制和理论基础，并在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差异化产品与垄断竞争市场的结构下阐明了各地区迥异的空间效率是如何形成的。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适宜应用于都市圈体系，都市圈中各城市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而产生的空间效率将促进该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总是取决于单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若该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专业化特征或以某个主导产业为主，则该城市的效率取决于其主导产业的规模大小，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地方化经济”（Marshall，1920）。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不仅取决于单个城市自身的规模，而且还取决于该城市产业的多样性程度。产业种类越丰富，城市的空间效率越高，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城市化经济”（Jacob，1969）。

现有文献虽还未从空间效率上考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或者说两者之间的联系基本是割裂的，但讨论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对经济增长与结构影响的文献正在日益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一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分布与决定因素（范剑勇，2004；路江涌等，2006）；二是市场规模、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王志刚等，2006；黄玖立等，2008；殷德生，2010；孙晓华等，2013）；三是产业集聚对劳动力流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范剑勇，2008；范剑勇等，2010；梁琦，2009）。他们的总体结论是：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加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

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的研究目前正沿着三条扩展路径：一是随着我国近年来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制造业的区位分布、空间效率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结构又发生了深刻变化（张军等，2009）。二是侧重于宏观视角的城市体系与区域经济调整政策的研究导致了对小地理范围空间效率的忽视。三是现有文献正倾向于效率目标维度，未能有效地将经济可持续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二）城市体系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

在研究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时自然就涉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杨开忠等，2008；范剑勇、邵挺，2011）。从政策选择的倾向上看，城市化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形成了“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两派。以（1984）为代表的“小城镇论”者认为，小城镇可将城乡两个市场连接起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该主张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主流观点。“大城市论”者强调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认为“大城市超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中国应当走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王小鲁等，1999）。周一星（1992）对“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进行了折中，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市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市组成的，据此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争论进入制度层面，并与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对于采取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决策理由是理论界讨论的规模效益或者其他经济理性的观点受到怀疑。“小城镇论”者开始放弃“就地转移论”，强调小城镇发展应适度集中，主张发展县城或以县域中心城镇为主（辜胜阻等，2000）。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叶裕民，1999）。

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城市化道路论争出现了两种新观点：一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陈甬军等，2009），强调经济集约、功能优化、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环境友好的统一。虽然其理论基础有待深化，但可能代表了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二是主体功能区的研究、编制与实施（肖金成，2008），将中国国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并提出中国适合经济发展的区域是位于胡焕庸线东南部分。

基于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事实，选择分散式城市体系在中国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规模经济在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及其效率、土地资源节约、环境污染治理、公共设施成本分摊上均无法发挥优势。发展特大型城市，尤其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群，这种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有利于提升空间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在非农用地、资源供给、单位能耗与污染治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

四、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

当前所讲的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指的是调整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对于经济结构的内涵、失衡的表现以及调整的路径，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基于所有制结构来认识，有的将经济结构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宏观经济问题的经济结构，其总是离不开GDP的来源结构。从GDP的支出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结构。从GDP的收入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体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结构，即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之间的结构。从GDP的生产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即各个生产主体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地区结构即各个地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是从GDP来源结构来理解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协调（魏杰，2011），这种不协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的失衡；二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失衡；三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失衡；四是地区之间的失衡，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布局不协调以及城乡二元化加剧，因为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代表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方向，昭示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

目前我国经济的支出性结构最突出的失衡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的失衡。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保持一个合适比例和有效协调，当一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某一种动力时，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出口。2001-2007年我国的GDP平均增速相比以前提高了36个百分点，但在这36个百分点中，出口贡献了639%（魏杰，2011）。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外需拉动型特征，但这种格局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上升，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扩大之势。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外市场份额不仅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缓呈下降趋势，而且还受到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烈争夺。除了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特征外，经济的支出性结构中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无论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还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都是靠增加大量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做法只能当做短期内的反危机措施，不能作为加快经济增长的常态战略。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的手段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需要注意的是，过分依赖于出口与过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往往是交替的，当出口下滑时，政府投资就大量增加。消费一直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2000-2007年，我国总储蓄率由351%上升到518%，上升了167个百分点，而1978-2000年，我国的总储蓄率基本维持在35%～40%，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总储蓄率高出153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

我国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但阻碍消费需求的最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增速缓慢，这涉及经济的收入性结构。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集中表现在“两个不同步”上：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不同步；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政府的收入增长不同步。20世纪90年代以前，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2001年以后该比例开始下降，一直降到2007年的397%；而代表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142%和461%（魏杰，2011）。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中国不到10%；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55%左右，而中国不到42%，且呈下降趋势（魏杰，2011）。居民的财政性收入与政府的财产性收入相比，占比更小。有学者统计，我国大约有76%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国家手里，大概只有1/4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民间（魏杰，2009）。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也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偏低；产业结构不协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其占GDP比重一直在40%～43%左右徘徊，经济增长仍倚重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占比偏低；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创新严重缺乏；农业等基础产业的风险抵抗能力较低。产业的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例如，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种经济结构不仅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在后危机时代面临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面临着改变产业结构不合理与一、二、三产业失衡等难点问题，而且还增加了自主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新的更高要求。

经济的地区结构是GDP生产法衡量的重要体现。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入了新的调整阶段。在空间效率优化、社会公平、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的约束下，新时期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与路径如何选择，这是目前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昭示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我国“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范剑勇、邵挺，2011；陈良文等，2007）。新近诞生的中小城市大多数分布沿海地区（许征等，2010），多数中小城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由此导致的典型结果是制成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代价过大、经济增长粗放等一系列弊端。不仅如此，城乡收入差异或者说地区间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包括跨区域流动和区域内部流动的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上（万广华等，2005）。这实际上暗含着，只要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割消除或部分消除，地区间或城乡之间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将得到缓解。

我国经济结构四个层次的失衡，虽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的体制性因素――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该模式就是政府控制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和国民收入，过深地干预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机理，有损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魏杰，2011）。客观上说，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对于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确实有显著效果，但当经济赶超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适时改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

出口导向型增长和政府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交替现象的形成与政府过度使用行政资源密切相关。例如，为了刺激出口，政府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涉及3000多类工业产品，不少产品退税率达到13%。政府为了配合实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人民币的三种价格――物价、利率和汇率――未能实现联动，价格扭曲导致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失衡。

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也是导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有经济的过度扩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减少了一半，但资产规模却增长了1倍多，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租金等隐形补贴。2001-2008年间，这三项补贴高达6万亿，而同期国企利润只有49万亿，实际亏损1.1万亿（魏杰，2011）。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阻碍了居民收入与GDP、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在增长上的“同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劳动份额逐年减少，储蓄率不断增加，投资率不断提高，产能过剩也日益严重。中国的经济事实与发达国家卡尔多经济事实之一劳动份额不变的情形不相吻合。最新经验研究指出，中国的劳动份额的变化与技术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等因素紧密相关（Young，2006；白重恩等，2008，2009；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2008）。

产业结构的失衡首当其冲的原因可能是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要素难以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严重影响了各产业之间的市场调节机制。虽然垄断行业放开股权投资，但国有经济仍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国有企业投资中的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又进一步恶化了产业结构市场调整机制。

经济的地区结构失衡，尤其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的形成同样与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对土地的征用，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间激烈的GDP锦标赛竞争，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土地与能源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了经济粗放式增长。

调整我国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的重点就在于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经济的自主协调。其实，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顶层设计，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中，首先要调整的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结构。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增速缓慢导致消费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经济增长就只能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进而形成了出口、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结构失衡。出口和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尤其是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和国有经济过度扩张。产业结构的地区分布以及财政分权体制造就了扁平化城市体系。

五、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难点

“结构失衡的增长”是经济赶超的必然结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合理的经济解释，张平等（2011）还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据：后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高收益、高增长部门，动员大量资源配置到这些部门就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结构性的配置调整带来了明显的赶超增长（Jones & Romer，2009；Barro & SalaIMartin，1995；钱纳里等，1986）。这在中国表现为三条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工业部门。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工厂”。二是经济开放实现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入世”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成为第二大出口大国。三是城市化的空间集聚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超50%。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在经济赶超的前期和中期大幅度提高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但非均衡的赶超模式和经济规模在高增长部门的快速扩张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日益失衡。赶超带来的结构失衡导致了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扭曲。

政府干预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似乎是个常态，无论是“中国奇迹”还是“东亚奇迹”，后进国家都是通过集中资源和实施扭曲性政策达到了GDP快速增长的目的；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科尔奈，1992；青木昌彦等，1998；张平、王宏淼，2011），例如，严重限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些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在目前的中国又具有特殊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是边转型边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在规模已为世界第二的背景下进行，如何在经济规模巨大的经济体中成功地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目前还没有先例。

“结构协调的增长”不仅要解决新的增长机制问题，而且要解决新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结构失衡累积的矛盾随着经济规模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带来的规模报酬开始递减而越难以解决，并为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增长机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即“结构协调的增长”既离不开原来机制的路径依赖（张平、王宏淼，2011；张平等，2011），又必须赋予新的内涵。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就在于，需要找到脱胎于“结构失衡的增长”中某个增长机制并使其在“结构协调的增长”中成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断依据就是效率导向。投入驱动的增长向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变，必须排除阻碍市场机制和创新机制充分运行的制度障碍。

新的增长机制或者说新一轮规模报酬递增靠什么推动？总体来说仍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张平、王宏淼，2011），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因素要从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土地的征用，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市场；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促使地方政府间形成激烈的GDP锦标赛竞争（沈坤荣、付文林，2006；徐现祥等，2007）。这些不仅导致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而且造成了“中小城市蓬勃发展”且又以制造业为主的扁平化城市体系。这种局面既加剧了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又不利于空间效率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新的分配机制总体也是要依赖于要素市场的完善，但要素市场的完善需要政府转型，而政府转型的突破口在哪里？一般认为，在城市化率达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公共福利目标成为政府主导性的目标（张平、王宏淼，2011）。以城市化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但这需要解决好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和土地征用问题，使农民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收益。

六、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基本路径

（一）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驱动的高效工业化

在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下，政府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并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断增加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土地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其结果是，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因此，高效工业化的驱动力首先在于要素市场化。按麦迪森（2001）的理论逻辑，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型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工业化才是可持续的、高效的（Helpman，2004）。高效工业化道路不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更是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尤其是市场制度的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与资本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要素驱动模式若忽视了要素市场的培育，那必将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

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封闭条件下完成的，要素是在全球市场进行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高效工业化总是以扩大经济开放为背景。开放是获取新知识、促进技术进步的有力手段。FDI和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进而促进着内生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殷德生等，2011）；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产业结构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加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而升级（殷德生，2011，2012）。但此种获取方式要取决于一国甚至一个行业内企业间的各种差异，尤其是技能劳动需求与供给、技术吸收能力和要素报酬差距。例如，中国若过分地依赖外资和追求新企业的引进，忽视本地企业的“干中学”，这将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殷德生、黄腾飞，2010）。高效工业化还需要在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和减少环境污染中寻找经济结构转型的新途径。技术进步方向选择会影响资本深化的方向和深度，而提高资本密集型部门比例却可能诱发不利于减少污染排放的经济结构变化。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取决于效率取向的市场制度创新。目前上海自贸区就是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要素市场效率的改革，其意义在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制度体系，实现要素在全球市场的最优配置。

（二）空间效率驱动的高效城市化

城市化的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着技术创新、服务经济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从理论上讲，城市化率和投资率呈倒U形关系，城市化率和消费率呈U形趋势；随之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经济结构将由投资拉动演变为消费拉动，这个转折点通常认为在城市化率为67%左右达到（张平、王宏淼，2011；张平等，2011）。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刚超50%，正处于依靠城市化进程推动结构调整的黄金时期，但与经济赶超时期投入导向的城市化不同，与“结构协调的增长”相适应的是效率导向的城市化。效率导向的高效城市化倡导从扁平化城市结构向相对集中式城市结构发展，以同时实现空间效率提升、政府主导增长模式改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

范剑勇、李方文（2011）证实了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不足的特征。目前我国的“大地理范围集聚明显、小地理范围集聚不足”现象导致了两对突出矛盾：中小城市过多不利于经济效率提升和区域经济协调；中小城市过多导致资源浪费。土地稀缺和规模经济决定了中国城市体系须选择相对集中式道路，而不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相对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在非农用地、单位能耗、污染治理等方面拥有规模经济优势，与该判断密切相关的证据是Au & Henderson（2006），而且是解决经济增长中内需不足、利益分享不公平、空间效率不高等经济隐患的有效手段。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将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在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追求公共福利成为政府的主导目标，为城市化提供土地的农民将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和报酬递增收益，这有利于实现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另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从内部规模经济上看，由扁平化城市体系向集中式城市体系转变，需要进一步促进大城市能级的提高，发展特大城市。从外部规模经济上看，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个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群。从整个规模经济上看，在城市群和特大型城市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新一轮的制度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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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自1981年我国决定恢复国债发行以后，国债规模急剧膨胀，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及不确定因素的加大，为规避风险和刺激经济，我国更是实行了一系列扩张的财政政策，国债规模进一步加大。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特别是对处于改革深化期的中国，研究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风险预警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国债；宏观经济效应；风险预警；建议

一、我国国债的发展背景及现状

国债以中央政府担保为主体，向公众筹集资金的一种特殊债务债权关系。在当今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债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实现融资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及金融管理的有效工具。国债的主要功能有：国债可帮助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偿还已有债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来源以及调节经济的运行等。1981年，我国宣布恢复发行国债，自此以后，我国开始了国债扩张的时期，而欧洲、希腊和美国的债务危机，更是提高了国债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债的发行有增无减。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债对于稳定我国内陆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有目共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国债再次引起了学者和管理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风险预警问题，对于处于经济改革攻坚期的中国和中国经济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我国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国债发行数量迅速攀升，我国国债发行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为：1981—1986年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政府一直使用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多年来努力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仅在结束以后，为了弥补历史欠账，连续两年产生了预算赤字问题，国家因此宣布使用国债来弥补预算赤字。总的来说，此阶段无论是财政赤字或者是国债的发行量都相对比较少，此时期的国债年平均发行额也处在100亿元以下。另外，在这一阶段发行的国债具有十分明显的行政色彩，国债政府不允许有流通和转让，且此阶段国债也不存在一级和二级市场，这是此阶段国债不同于其他阶段国债的主要特征。

（二）第二阶段为：1987年--1993年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迈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代，政府和民众对于国债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政府工作会议上更是把长期发行国债做为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这一时期，我国国债发行数量迅速增多，1993年底国债发行额超过了三百亿元，而这一数字在1981年只有五十亿元。此后，国债做为金融融资工具的地位也正式确立，1988年，我国国债的发行和流通市场初步形成，告别了无国债一级、二级市场的历史。需要提出的是，1987年国务院研究决定不在允许向中央银行再进行透支的行为。因此，出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需求，政府开始增发国债，导致这一时期国债规模迅速膨胀。

（三）第三个阶段为：1994年--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和变革期，1994年，我国正式做出不允许财政部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决定。标志着此后政府还本付息和弥补赤字的唯一手段是发行债务，这一决定导致国债发行量的又一次剧增。这期间，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国内总需求严重下降，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在与亚洲金融危机做斗争的艰苦过程中，国债做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发挥了巨大的经济作用，有效的拉动了中国经济，降低危机损失，使中国经济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接着是欧盟区爆发欧洲债务危机，全球经济收到重挫，迅速低走，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因素也持续增加。为了维持经济秩序、避免我国经济遭受损失，我国施行以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我国国债规模最近几年的迅速膨胀。并且，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膨胀，我国的国债一级和二级市场都发展迅速，且功能日趋完善，不仅增强了国债在财政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为有效的发挥金融功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

学者对于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国债政策的使用利大于弊，有些学者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但是，但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影响，学者和管理者的唯一一点共识是：国债是调节经济、实现金融市场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好的研究国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国债都有哪些宏观经济效应。

（一）国债的财政支出扩张效应国债的财政支出扩张效应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债还本付息的压力提高财政支出的数额；第二，做为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国债，对于政府预算约束条件有弱化作用，具体解释如下：首先，从性质上来说，税收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点，而这一性质与国债恰好相反。具体来讲：国债做为一种金融工具，是一种债务债权的凭证，需要政府到期以后对债权人支付本金和利息，从此种角度，国债并不是无偿的。另外，政府管理者可以根据现实经济需要决定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时间，因此，国债又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其次，财政支出具有刚性，国债规模膨胀的行为极有可能由于惯性一直持续下来，使发行国债从一种暂时性替代行为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反过来导致财政支出数额的进一步增长。这是由于会涉及到直接或间接群体的利益，减少财政支出数量的行为也必然会引起利益群体的反对。综合这两种情况，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维稳的考虑，发行国债都会做为一个固定的经济行为稳定下来，且要保证国债的净收入额有增无减，即国债会对财政支出的扩张起到促进作用。再次，国债由于是一种需还本付息的债务债权凭证，除非国债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现金流会超过国债还本付息的数量（通常现实情况下难以实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行国债与没发行国债相比，财政支出的负担显然加大，因此，财政支出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此外，国债自身还具有自我积累的机制，即市场利率会随着国债规模的增大而上涨，当国债负担率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时，就有引发财政风险的危险，甚至会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后果不堪设想。此外，国债做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债规模的扩张会弱化财政预算约束。这是由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具有一定的弹性，可根据现实经济需求改变其规模。因此，预算收入的约束条件并不是很强劲，从而财政支出能力没有被很好的约束，即财政支出的规模会相应的增大。

（二）国债对消费的调整作用民间消费和政府消费共同构成总消费，其中，前者从比例上占据绝对地位，而后者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则相对较低，且提升空间也相对较小，所以政府消费的主要目的是对民间消费起到补充和拉动的作用。所谓拉动民间消费是指，政府通过对政府消费规模的调整来提高民间投资水平。消费和投资是我国财政支出的主要去向，已有学者使用宏观经济数据对三个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政府消费和民间消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当民间消费较少时，执政者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消费来提高民间消费，具体措施有：适当提高转移支付支出的比例、提高民间消费水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消费，以此达到提升民间消费的目的。相反，如果民间消费过高，则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消费的手段减少民间消费。因此，正确的理解国债对于消费的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国债资金资源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国债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学者对于国债挤出私人投资的研究争议不断，有的学者认为国债会挤出私人投资，有的学者认为国债不但不会减少投资，还会促进私人投资，即国债挤入私人投资。具体而言，国债挤入私人投资是指国债做为一种社会资本，具有外部效应，如果国债融资后的成本主要是用于公共资本品的支出，所以说，国债规模的扩大会提高私人投资的水平。相反，如果国债融资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消费，则国债规模的扩大会使私人投资水平减少，即国债挤出私人投资。具体来说，国债是通过以下渠道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首先，国债属于公共资本，公共资本具有外部效应的特点，在社会供给以及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增发国债意味着投资者对国债的需求增加。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可知，利率水平会随之上涨，即资金价格上涨。这会使私人部门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收益水平降低；其次，从融资种类来说，与其他融资方法相比，国债由于是以中央政府信用为担保的债权债务凭证，凭借其收益率高、风险小、安全性高等特点，一直为投资者所偏爱，同等条件下，投资者会选择使用国债进行投资而不会选择私人资本，因此，国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四）其他效应此外，有学者认为国债还具有税收平滑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等，所谓税收平滑效应源自于巴罗的税收平滑理论模型，巴罗认为如果对税收和劳动征收税收，会导致劳动力工作的意愿降低，还会产生一定的扭曲成本，并且这种扭曲成本随着税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国家为了减少这种扭曲成本，通常会把税率固定在一个水平上，即实现税收的平滑。当国债存在税收平滑效应时，当期发行国债会提高未来税收水平，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不会发生相应的发生调整；如果国债不存在税收平滑效应，则认为国债和未来税收之间的关系不明显，如果当期增发国债，消费者极有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投资和消费行为。现在，已经有学者使用经验数据对此论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西方的许多发达国家，税收平滑理论是符合现实经济的。有学者认为，有时候政府为了减轻国债到期还本付息的负担，可能会利用国债提高通货膨胀率，理论上这一假设成立，但现实生活中，这一假设受到多种经济因素的制约。如果现实生活中民众对这一反应较为强烈，而执政者仍然坚持利用国债提高通货膨胀率，将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另外，是否使用这一方式还取决于执政者对于通货膨胀的态度，如果执政者认为通货膨胀带来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则不会采用此方式，反之，则会采用。

三、风险预警研究

为了更好的评价国债可持续性，学者和管理者根据现实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套评价国债可持续的指标体系，在现实经济中，常用指标的选取通常要符合国际和国内的使用习惯、要具有一定的灵敏度和代表型、另外还应该注重指标的可操作性和数据可得性。衡量国债风险预警的方法有很多，而指标方法由于其使用的简单和直观性，一直被学者们青睐，以下简要介绍几种常用指标：

（一）国债负担率国债负担率的表示方法为国债余额与国内生茶总值之间的比例，从中可看出，国债负担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反比例关系，即GDP水平越高，国债负担率水平越低，GDP水平越低，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比较大；国债负担率比例越高，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比较小。欧盟颁布的《条约》中规定，所有成员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

（二）国债偿债率国债偿债率的计算公式为国债付息额与当年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饿，国债偿债率水平越低，当年财政支出中用于偿还国债的比例就越低，即偿债压力越小，国债水平可持续。

（三）国债依存度国债依存度通常使用国债发行额与财政支出之比来表示，此数值越高，表示财政对于债务的依赖性也越高，国债规模属于不可持续水平，长此以往，财政也有可能无法继续维持。国际上通用的国债依存度标准为15%-20%，具体数值各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可酌情修改，但幅度不应过大，通常来说，国债依存度水平维持在10-23%之间。

（四）赤字率赤字率通常用中央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表示，国际公认的赤字率警戒线是3%。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赤字率和经济增长率呈反比关系，经济迅速发展时，国家的赤字率水平通常比较低，此时国债规模比较小；经济萎靡时期，国家使用反周期的扩张财政政策，使赤字和国债水平提高，赤字率水平也随着增加。研究国债风险预警的指标和方法还有很多，在进行分析研究时，也应综合考量各种指标，需要指出的是，但从以上指标数值上来说，我国国债远低于国际标准警戒线。但是我国现实经济中，存在大量隐形债务和或有债务，因此在制定国债境界性指标时应该综合考虑国际标准和我国国情。

四、建议

（一）科学的制定国债风险预警的标准当今世界，仍有许多国家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做为国债风险预警的参照标准，这项条约是由欧盟颁布的，《条约》中规定成员国的赤字率应小于等于3%。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总体形势的变化，固守这项指标将不再符合我国的现实经济。因此，我国应科学的制定国债风险预警的标准，此警戒线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经验，又不能盲目的照搬。由于我国存在着许多隐形债务和或有债务，因此在设置标准时应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应略低于《条约》标准。合理的预警指标警戒线应该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综合考虑我国的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水平，既要注重指标建立的科学性和理论性，又要注重指标的艺术性和灵活性。

（二）加大对私人投资的倾斜私人投资对于拉动我国经济和消费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加大对私人投资的政策倾斜，降低私人投资进入大型项目和重点项目的准入门槛。要给予私人投资资金更多发展机会，加大对私人投资的保护，建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维护私人投资资本的利益，提高私人投资资本的活力和竞争力。

（三）合理调整国债规模和结构首先应该多样化国债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国债一直被看做是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只重视国债的财政作用，忽视了国债的金融作用，且在国债产品的结构上也大多是注重中长期国债。这一方面制约了我国国债金融能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也给我国财政支出未来还本付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最主要的是也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此种情形下，我国应该加大对国债产品的创新、增加国债新品种、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增加国债产品市场活力、多加考虑符合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期限和利率组合、逐步实现全面业务电子化。另外，政府还应丰富国债持有者的多样性，我国现有国债持有者绝大多数为机构投资者，个人持有国债的比率依然较低。从发达国家现有的债务市场中可以发现，只有投资主体是多元化的债务市场才能真正的称之为成熟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可以提高国债市场的活力、发挥投资主体的非金融机构作用，利于挖掘国债市场的潜力，不断加深和拓宽国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另外，应该加大国债资金对于国家重点项目和潜力项目的支持力度，把国债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如教育、养老、生态、中西部等方面不仅能够对私人投资起到挤入效应，而且还可以改善民生、加快科技进步、缩小地区差距，有利于处于经济转轨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国债规模上，不应盲目扩大国债规模，事实上，应对我国目前国债的绝对数量进行适当的减少，因为过于庞大的国债规模反而会制约财政政策的实施。这是因为：首先，如果国债规模过于膨胀，将会增大金融风险的概率，反而制约经济的增长，这是因为国债项目有可能会给银行借贷带来巨大的坏账风险；其次，过度膨胀的国债规模，也将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因此，在确定国债规模时要在我国国情基础之上谨慎周全的考虑。

（四）逐渐加强政府使用国债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国债不仅能够从财政收支水平上成为扩大收入和弥补财政缺口的一项重要方法，更能够引导国内外投资、国内需求甚至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因此，我国政府要逐渐的加强政府使用国债来实现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在经济低潮期，通过使用减少国债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向市场经济中注入多元化的资本活力；相反，在国家经济处于过热阶段，可以使用增发国债的方法，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影响社会总需求和资金流向，实现国债资金的优化配置，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

（五）注重对内外金融风险的防范随着全球一体化及各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早已摆脱故步自封的经济道路，日渐成为了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此种情况下探讨国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采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应看到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金融风险传递的概率和速度。这就要求我国要注重加强对国内外金融风险的防范，而且随着我国国债市场的不断完善，国债市场和股票、证券以及货币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一旦货币市场或者证券市场发生危机，将会使国债市场遭受巨大损失，甚至会引起一国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2011年美国和希腊的债务危机的景象依旧历历在目。因此，我们既要注重外界金融风险危害我国国债市场，建立健全科学的国债市场体系，又要防止由于国债市场出现问题而产生的金融危机倒逼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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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立峰，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度量[J].宏观经济研究，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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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一民.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3，05：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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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国民经济；行业；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5－0008－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5.02

一、引言

房地产业是以建筑房屋生产为对象的物质生产部门，是从事建筑房屋生产经营的行业。在房地产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从上游的材料设备供应商到下游的承包商、房地产商到最终的客户这样一个相互关联的结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沿着这个链条流动。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扩张和衰退交替反复运动的过程，称之为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或房地产周期波动。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不仅反映出房地产业的发展趋势，也间接影响了与其密切相关的行业发展。因此，要减少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就要先分析出引起房地产行业波动的原因，从源头上对房地产业的发展进行监测。本文对我国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而且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我国房地产行业对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影响，对我国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

二、模型建立

（一）模型简介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形成，用模型中所有内生当期变量对它们的若干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本文选取房地产业增加值指数（可比价，上年=100）代表房地产行业，记为FDC，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指数（可比价，上年=100）、金融业增加值指数（可比价，上年=100）、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指数（可比价，上年=100）3个行业代表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分别记为JT、JR、PF，构造的VAR 模型可以表示为：

（二）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1991～2010年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指数（可比价，上年=10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指数（可比价，上年=100）、金融业增加值指数（可比价，上年=100）、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指数（可比价，上年=100）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经数据库。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数据之间的协整关系，为了使研究序列的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而又不影响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调整效应，本文对上述四个序列取自然对数，在变量前加L表示取自然对数。

四、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关系的协整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根据协整检验方法，以LFDC、LJT、LJR、LPF为检验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在保证残差项不相关的前提下，同时采用AIC准则与SC准则作为最佳时滞的标准，在两者值同时为最小时的滞后长度即为最佳长度。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能源消费量数据进行ADF检验，其中滞后阶数k选取BIC准则进行确定，结果发现出口总额、进口总额、能源消费量序列均是一阶单位根过程（见表1）。

（二）协整分析

基于LFDC、LJT、LJR、LPF的VAR模型，根据AIC和SIC最小化的准则，确定滞后期为2，由于模型差分方程所有特征都位于单位圆以内，因而VAR (2)模型是稳定的。基于VAR(2)，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检验LFDC、LJT、LJR、LPF的协整关系时，确定滞后期为1，同时用Q统计量、怀特（White）检验、ARCH统计量、JB 统计量检验残差的正态性、自相关、异方差，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方程的残差均满足正态性，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性。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最合适的Johansen协整检验模型为数据空间中无线性趋势项，VAR模型中没有非零漂移项（截距），协整空间无趋势项。协整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一个协整关系，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为：

LFDC=1.4850+0.4163×LJT+0.6092×LJR-0.3397×LPF

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行业和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房地产行业与交通运输、金融行业是同方向的变动关系，金融行业对房地产行业的弹性较大，说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金融行业的依赖性很大，需要金融行业的支撑。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由于房地产行业与金融、交通运输行业关系紧密，因此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只考虑房地产行业与金融、交通运输行业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见表3）。VECM模型的整体检验对数似然值较高，为127.7568，同时，AIC 和SC 值比较小，分别为 -11.85374和-10.53040，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均为负值，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四）动态分析

本文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之间的动态关系。

1.格兰杰因果检验。对LFDC、LJT、LJR、LPF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AIC和SC最小化准则，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3，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在3%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金融行业到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反之不成立，但是国民经济其他行业房地产行业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2.脉冲响应。从图1可以看出，LJT 受到一个正向冲击发生变化之后，从第1期开始就会对LEC 产生正向冲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冲击会不断增大。这说明交通运输行业受到外部影响发生变化之后，会持续对房地产行业产生同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大。图1 中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比较宽，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LJT 受到冲击所引起LFDC 的响应误差也不断增大。从图2我国房地产行业对国民经济中的金融行业一个标准差响应程度的脉冲响应可以看出，LJR 受到一个正向冲击发生变化之后，从第1期开始就会对LFDC 产生正向冲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冲击会不断增大。这说明金融行业受到外部影响发生变化之后，会持续对房地产行业产生同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增大后稍微减小。图2中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比较宽，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lJR 受到冲击所引起LFDC 的响应误差也不断增大。同理，从图3我国房地产行业对国民经济中的批发零售行业一个标准差响应程度的脉冲响应可以看出，LPF 受到一个正向冲击发生变化之后，从第1期开始就会对LFDC 产生正向冲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冲击会不断增大，并在第8 期时达到最大，此后一期略有减弱，然后再继续上升。这说明批发零售行业受到外部影响发生变化之后，会持续对房地产行业产生同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加。图3中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比较宽，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LPF 受到冲击所引起LlFDC 的响应误差也不断增大。

3.方差分解。对LFDC标准误差进行方差分解，表5 为1-10 期LFDC 标准误差被分解成LFDC、LJT、LJR、LJPF所贡献的比重变化情况。从表5和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的变化中受自身扰动项冲击的影响成分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从100%逐渐下降为40.75%，而后又上升到61.40%；受交通运输行业扰动项冲击的影响的成分较大，从0.00%上升到41.81%，后又减少到18.62%，说明交通运输行业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贡献较大，但是随着时间呈现出一定的波动项。我国房地产行业受批发零售扰动项冲击的成分变化不大，说明批发零售行业对房地产行业的贡献较小，这个前面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论一致。交通运输行业和金融行业冲击对房地产行业变化的贡献比重，从第2期开始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第2-5期上升速度较快，第6-10期呈下降趋势，到第10期分别为27.80%和4.99%。可见，交通运输行业和金融行业变化将对房地产行业产生较大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会不断变化。批发零售冲击对房地产行业变化的贡献比重，从第2期开始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第3-8期上升速度较快，第8-10期上升速度有所放缓，到第10期才达到12.08%。可见，批发零售行业变化将对房地产行业产生的影响较小。

四、结论总结

本文利用1991―2010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 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方法对我国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我国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示，存在金融行业到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交通运输行业、批发零售行业与房地产行业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金融行业的变化直接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但房地产行业的变化并不导致金融行业变化。第二，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变化将会对房地产行业产生持续的同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达到最大后会稍微有所下降，即国民经济其他行业波动将对房地产行业产生持续的同向影响，中期以后这种影响将有所减弱。第三，交通运输行业、金融行业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贡献远大于批发零售行业的贡献，交通运输行业和金融行业冲击对房地产行业波动的贡献率较大。

为维护房地产行业的稳定运行，促进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一，从宏观来说，要走房地产供给多元化的路子，进一步改善我国房地产市场供给结构，积极推进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建设。第二，出台综合性房地产调控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切实把房地产调控工作放在突出重要位置，确保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运行。第三，控制房地产行业潜在风险。密切关注房地产行业相关统计数据，从源头上对房地产业的发展进行监测。第四，结合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实际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可行的灵活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效应评价体系，做到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

参考文献：

[1]唐志军，徐会军，巴曙松.中国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J]. 统计研究，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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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源税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提高资源税的税率，扩大征税范围，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积极影响。我国资源税改革已基本明确方向，即将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建立资源税收入随资源收益变动的调节机制，并适当提高税率水平。本文在分析我国资源税现存问题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分析了资源税改革后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资源税 宏观经济 影响

一、我国资源税现存主要问题 (一)资源税收法律层次低 税收制度的确立是以法律形式来体现，即通过税法规定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但目前我国缺少一部真正意义的资源税税法，以暂行条例为依据，法律层次和水平低，弱化了资源税的法律执行效力。另外，资源税名义上为共享税，实际上除了海洋石油企业的资源税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征收管理且收入完全归中央之外，其他资源税均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完全归地方政府支配。这种分税制的管理模式随着资源的日益耗竭，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现在的资源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二)资源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 第一，计税依据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税依据;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依据。

由此可见，从量计征的资源税课税方式资源禀赋差异考虑不充分，调节深度不足。一方面，从量计征方式没有充分考虑各类自然资源的丰度、地理位置、开发技术难度的不同。

第二，资源税征税范围狭窄。目前的资源税税制只对矿产资源和盐征收资源税，而对于大部分非矿藏品资源没有征税，难以遏制对其他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并使利用资源和平的下游产品的比价不合理，刺激了对非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使用。 第三，资源税的税率过低。我国现行资源税单位税额只反映劣质资源和优质资源之间的单位级差收入，资源税的单位税额偏低，并且资源税税率没有与资源的利用挂钩，导致资源税在保护国家资源、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三)资源税征管方面存在缺陷 一方面，资源税征管办法不明晰、不规范导致资源税税源呈现复杂化，多元化，同时，由于税费并存，费挤占税的现象严重，征管部门的增多，加大了企业协调的难度和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征管力量和手段落后。

税务部门缺乏对资源税的专项税源管理和监控的机构，税源信息监控体系的缺失，导致资源税调控能力严重不足。

二、资源税改革对宏观层面的影响 (一)资源税改革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 资源税改革有利于地方政府增收，从价计征的资源税改革对财政收入有着明显的影响。资源税将与资源价格直接关联，有利于通过税收调节品利润，提高资源价格进入市场的税收成本，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在当前分税制管理模式下，除了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外，其他所有资源税收入都由地方政府负责征管和支配，资源税改革后，税率的提高和征税范围的扩大会显著提高资源地地方政府的资源税收入，使资源税占整个地方税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资源税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可以在资源开发环节获得大量收入，增强本地区的自有财力。对于当地公共物品的提供、减轻环境污染、治理受到破坏的资源环境，补贴需要扶持的行业乃至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短期内资源税仍是个小税种，收入预期不可高估，其作用将十分有限。同时，我们也不应以资源税制改革在短期内产生的较大财政收入为目标，而应以在长期内产生的节能和环保方面的影响为侧重点，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资源税改革应服务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战略。 (二)资源税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资源税制改革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纠正，具有税收负担再分配效果。一方面，政府通过征收资源税收把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促进种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税制改革后，得到的收入不仅能弥补资源的使用，也能弥补资源占用而使他人丧失使用机会后造成的损失。并且，由于贫富阶层消耗资源的不同，通过资源税制改革可以使税收负担在贫富之间发生转移，这样有利于发挥税收调节个从收入分配的功能。另外，通过资源税制改革将税款用于补贴合理有效利用的资源的企业和治理污染与保护环境，使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资源税改革对产业投资的影响 通过调节税率，改变计征方式，可以有效遏制掠夺性的资源开发，改变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消耗的状况。资源税制改革对产业投资的影响一般会降低相关产业的投资收益率，因而会减少投资。当对的使用征收资源税时，资源的价格就会提高，使用资源的企业必须使用高技术含量的设备，减少资源的使用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当资源的需求量减少时，就会促使生产企业彩先进设备提高开采率。从这一角度讲，资源税改革将会提高企业成本，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资源税改革会从税收政策导向上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抵制和淘汰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将会产生明显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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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美娥,谷树忠.我国资源税的功能缺陷研究及改革建议[J].宏观经济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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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大幅度衰退，美国众多商业银行破产或转型，众多全球知名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危机，资产价格持续暴跌，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动荡。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商业银行对次级贷款无限制发放造成不良资产过高，由于商业银行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持续高风险运营过程中，微小的风险事件便可以星火燎原，造成国际金融危机。回顾此次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发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尤其是信贷风险管理小到关乎银行生存大至影响国际稳定，必须引起每一个银行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重视。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原因分析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贷款业务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下面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起因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传导机制两方面进行相关分析研究。

（一）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原因分析

第一，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信贷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信贷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是指借款人在借款时，银行方面对其资产、信用等相关信息了解相对较少，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便会提高贷款利率，利率的提高会挤出部分低风险贷款企业，留下的大多是高风险贷款企业。“道德风险”是指在取得银行贷款之后，企业可能会拿着借来的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活动，用自有资金可能不敢从事的活动可以拿“别人的钱”来进行，一旦成功便可获取高额利润而一旦失败便形成债务违约。

第二，商业银行管理治理制度不完善。在公司治理方面，商业银行产权制度不明确，经营策略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影响，因而无法做到足够的风险管控，而内部管控制度不完善致使风控部门效率低下，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尺度，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在人员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的利益导向性，商业银行自上而下均存在以眼前利益为目的而忽略风险积累的现象，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银行员工可以利用职务优势规避相关监管，人为造成大量风险因素。此外，商业银行行为决策趋利性也会导致决策者为了利益而忽略风险，从而做出错误决定。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传导机制

商业银行在向企业发放贷款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无法保证贷款能够按时足额收回，必然产生信贷风险。当某一大额贷款无法按时还清，突发事件造成银行无法及时应对，造成银行流?有匀笔В?银行业务也会受到影响，累积的不良贷款风险一触即发，必然影响到对储蓄者的支付。而储蓄者和各个金融机构和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家银行出问题，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引发整个金融机构的危机，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体和金融机构紧密相连，一国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必然会牵连到其他国家，进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三、宏观经济周期与商业银行风险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宏观经济周期的反映。“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指出，债务的无序和货币购买力失衡是破坏经济发展的根源。由于经济周期的内在性以及新技术新发明等外部冲击，萧条的经济体出现了复苏预期，在较好的经济预期下，资产价格上涨，商业银行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普遍比较乐观，随之降低贷款门槛，放宽贷款政策，扩张贷款规模，对不良贷款管理力度也不断降低。新投资领域的出现吸引了大量资本，经济联动效应带动资金进入其他投资领域，社会总产出增加，利润空间扩大，高额的投资收益再次吸引新的资金流入。此过程循环往复合力造就出一个繁荣的经济时期。随着流通货币的不断增加，生产要素价格也不断上升，成本也随之提高，通货膨胀效应逐渐显现，而此时“闭着眼投资都赚钱”的效应让投资者盲目乐观，此时多数管理不善的商业银行已经过渡负债。为了抑制“经济过热”，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抑制经济滞胀抑或是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等突发事件引发大面积债务违约，银行坏账泛滥，收缩银根。由于无法获取足量的资金维持流动性需求，众多企业资金链紧张进而造成一系列财政危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的“双升”，进一步限制贷款发放，最终导致众多企业破产甚至引发银行财务危机进而波及全球金融领域。

四、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能让银行陷入困境甚至让世界陷入危机，因此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企业层面都应当时刻保持对信贷风险的谨慎性和敏感性，无论经济多么繁荣都不能放松对信贷风险的把控，下面从银行和监管两个角度提出相关的建议。

（一）银行层面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银行内部监管，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制定相关激励奖惩制度，加强员工培训。商业银行经营的规范程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内部监管，银行高管和员工必须在相互监督的前提下进行相关决策和操作，对于违规操作和滥用职权等现象要严惩不贷，对于发现并提出相关问题的员工有所奖励。在工作之中要加强员工专业技能的培训，减少操作失误并提高风险防空能力。

第二，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研究分析。商业银行应成立宏观经济研究组并进行周期性的研究分析，对国家及相关部门的经济政策进行专业深入的解读，同时在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下，定期进行信贷资产质量评估和预测，对于可能发生的违约提前做好预案，全方位提高风险管控。

第三，加快进行中间业务创新。传统存贷业务受制于宏观经济和国家政策，利润空间逐渐缩小，为了增强商业银行持续盈利能力，必须进行中间业务创新。同时中间业务可以降低风险。中间业务本身风险就比较低，多种多样的中间业务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组合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风险甚至可以取得无风险收益。

（二）监管层面政策建议

第一，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商业银行经营的监管，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利益导向性驱动商业银行采取各种手段逃避监管，这就需要监管部门时刻与商业银行“作斗争”，在鼓励创新的前提下严格控制风险。明确信息披露流程，增强信息透明度，对于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保证市场稳定性。

第二，建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体系。第一步可以先建立上市公司信贷风险预警体系，然后对非上市公司进行调研后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信贷风险预警体系。在此之前应当先对相关公司或行业建立专门的信贷风险数据库，选取相关预警指标，研究符合国情的风险预警模型。预警指标的选取可以从多角度进行，首先应选取企业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财务数据，然后加入宏观经济指标例如GDP、CPI等，此外还可以根据个人经验或相关理论知识补充相关指标例如企业发展潜力、宏观经济趋势、宏观经济周期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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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者信心指数 ARMA模型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 CensusX12季节调整法 SVAR模型

消费者信心（Consumer Confidence，CCI）是指消费者根据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对就业、收入、物价、利率等问题进行综合判断后得出的一种看法和预期。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中的一致指数包括了生产、就业、收入分配、需求等经济活动各方面的情况，可以综合反映总体经济的变动情况。

通常认为，消费者信心将会影响其消费欲望，而消费欲望则会通过作用于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强，会直接刺激相关生产者的投资生产，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会随之上升，进而会反作用于消费者信心。如此就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但是这之间的传导关系是否成立，消费者信心的增强是否能转化为实体的消费来拉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促进经济的持续走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走高能否有效刺激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上升，本文将通过对数据处理并建立SVAR模型进行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之后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并运用方差分解的方法确定彼此受到冲击后另一指标发生变化的具体情况。

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1999年1月至2003年12月的数据进行分析。对于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从1999年1月开始到2003年3月左右，呈现规则的上升趋势，但是在2003年3月到2003年12月出现了一次明显不规则的振动，究其原因，2003年爆发了“SARS”危机，导致消费者信心出现了不规则的跃动。反观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走势，在该段时间未呈现出明显的不规则的振动，而纵观整个图形走势，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具有比较明显的季节变动和周期循环变动等影响。鉴于以上问题，分别利用ARMA模型对消费者信心指数进行相应调整，剔除“SARS”造成的不规则点；而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法对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进行调整，消除其中的不规则要素。

首先，选取1999年1月到2003年3月的居民消费信心指数数据，并取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的t值对应的p值为0.0018，远小于5%的检验水平，所以该数列为平稳数列，可以建立ARMA模型来预测2003年4月到2003年12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通过观察数列的自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可以看出，消费者信心指数序列的自相关系数是拖尾的，偏相关系数是1阶截尾，所以建立一阶滞后并利用EVIEWS进行回归，接着采用LM统计量对残差序列进行检验（p=2），F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0022，T×R2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0029。结果显示，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残差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呈震荡式递减，偏相关系数在4阶以后，均接近于0，因此，残差序列存在四阶序列相关。用AR（4）来修正上述回归模型，得到的回归估计结果为：

此时LM检验结果的F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6177，T×R2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5622，不能拒绝原假设，经过AR（4）修正后的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可以用该修正后的方程对2003年3月到2003年12月之间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进行预测。将预测的值代入到原来的序列当中，生成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序列。

由于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对消费的主观反映，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所以，只对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法进行调整，得到调整后的序列。

消费者信心指数与宏观经济景气之间关系分析

（一）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对调整后的两组序列进行检验，两则皆为一阶单整过程；为进一步探究两者之间长期关系，对两组序列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建立两者之间的回归方程，然后保存残差，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两者不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在消费者信心指数与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之间，长期中并无联系。

（二）SVAR模型的建立

1.滞后阶数的选择。在这里选择SC信息准则所确定的滞后阶数，通过eviews软件的分析，当滞后2阶时，SC信息准则值最小，所以滞后2阶建立VAR对象。

2.模型的建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如下SVAR模型：

其中

为保证模型的可识别性，必须对C0施加相关限制条件。接着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2阶的情况下，当期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是消费者信心指数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当滞后长度为3、4时，结果相同。可以认为，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是造成消费者信心波动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所以回到所需要建立的SVAR模型当中，假设当期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会对消费者信心指数产生影响，而消费者信心指数则不能影响到当期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所以添加限制条件为c21=0，估计相关参数，得到，将该矩阵代入所建立的VAR对象中，得到最后SVAR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估计所得模型的AR特征多项式有四个根，分别为0.97，0.88，0.61和0.01，都为实数，且都小于1，所以所建立的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而滞后排除检验中，滞后阶数分别为1和2时，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滞后项都是联合显著的，从而估计的方程有效。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给消费者带来的信心水平有限，而消费者信心给宏观经济带来的作用微乎其微。值得注意的是，在方程（1）中，当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数值滞后两期时，系数为负，并且绝对值大于当期和滞后一期的值。结合方程（2）滞后两期时候的系数来看，它们同时为负，这说明当经济过热时候，政府采取的一些紧缩等政策，给消费者信心造成的损失要大于经济运行良好时候给消费者信心带来的鼓励。同时也说明，若经济处于相对萧条状态时，采取一系列恢复性政策将给消费者带来长远的信心支持。

（三）脉冲分析与方差分解

1.脉冲分析。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是造成消费者信心变化的原因，而反之则不成立，所以主要考察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消费者信心的冲击。在上面所建立的VAR对象基础上，利用结构分解法方法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得到如图1所示结果。 由图1可以看出，消费者信心对扰动立即做出反应，并且逐渐增大，到第三期和第四期的时候达到最大，之后逐渐下降并趋近于0。图1显示出了宏观经济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当利好刺激经济走好时，消费者的信心并不会突然走强，而是一个缓慢走强过程，这可能是由于担心经济是否能够持续走强。从开始反应到信心达到最高点，即消费达到最大化水平时候，这个时间大约为三到四个月，之后消费者会对该正向冲击的反应趋于平淡，再加上随着经济过热，政府会采取一系列的防治通胀等措施，所以消费者的总体消费欲望会随之下降。

2.方差分解。消费者消费信心以及水平的变化，除了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还会受到自身诸如消费习惯等约束，这些约束独立于宏观经济之外，也许是长期以来所处的文化所造成的，比如消费者在经济不景气与景气的时候可能选择购买不同品牌的同一种商品，消费者信心的变化将使得他在这之间做选择，有多少是由于经济环境变化所引起的，而多少是由消费习惯等主观因素引起的，即消费者信心本身所引起的。通过对消费者信心指数变化的方差分解可以衡量这种差异。继续通过上述建立的SVAR模型，利用结构分解法对消费者信心指数进行方差分解，得到如图2所示结果。其中shock1指消费信心指数， shock2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图2显示，随着预测期的推移，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测方差中由其自身，即一些消费的习惯等独立于经济变量以外的主观因素所引起的部分的百分比缓慢下降，而由其自身之外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所引起的部分的百分比则缓慢增加，并且在第五期左右保持稳定。

结论

历史的数据以及分析表明，短期内，消费者信心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关系，消费者信心的增强并不能很好地带动经济转为景气，这也间接说明我国的消费者信心并不能实质性的转化为实体的消费，并且在衡量经济状况当中，消费所占的比重不大。综合这两方面因素，消费者信心的提高并不能较大程度地提高宏观经济景气水平。在结构调整当中，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一方面，要建立更为广泛和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居民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消费；另一方面，也可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消费行为，引导居民形成更为开放的消费观。反过来，在宏观经济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当中，前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宏观经济的正向或负向冲击都会造成相同方向的消费者信心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到负向冲击时，其绝对水平大于正向冲击时的值，这说明在经济受不好冲击的时候，居民的消费行为会更加谨慎，此时政府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并不能够相同程度地恢复损失的消费者信心，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在中国，只注重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提高居民消费信心有限，从而拉升消费在经济发展当中的比重能力有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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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云，赵斌.基于SVAR模型的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研究[J].商业研究，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