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景观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非遗文化景观，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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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主持人：消费主义文化景观 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下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危机 《传媒消费文化景观》出版 提高主持人的文化修养 消费文化视域下电视节目主持人品牌塑造 主持人应该是文化人 社会化电子商务中的消费文化景观 主持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浅析主持人的文化影响力 浅谈播音员主持人的文化素养 主持人的文化产业价值分析 主持人的文化影响力分析 消费 消费主义文化下的影视植入广告景观研究 消费主义与文化批判 主持人的个性塑造应以专业主义为基础 论地域文化对主持人的素质要求 论英语节目主持人与跨文化认知风格的关系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文化传承者身份 视觉文化传播语境对节目主持人的要求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消费”主持人:消费主义文化景观 “消费”主持人:消费主义文化景观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韩惠迪")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在本次调查研究的“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的样本中，至少51%的传播者身份不明。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主要传播渠道。传播的偏向清晰地表现为娱乐倾向。因此，在网络和自媒体上关于“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传播，是一种传媒消费主义文化景观，是“消费主持人”的文化现象。因此，网络上关于“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传播，既不是以媒体或其从业者为对象的舆论监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介批判。 关键词：主持人;消费主义;文化景观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044-03

消费主义文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1]。在消费主义文化中，人们所消费的主要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比如特定商品象征着某种地位、身份、品位、个性、情感等）[2]。伴随着大众传媒和新媒体的普及，传媒逐渐成为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渠道。传媒在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的同时，消费主义文化又渗入到传媒的肌理之中，使得传媒自身发生消费主义文化的变异[1]。

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转型和传媒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大众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传媒消费主义，一方面体现在传媒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使其直接影响着社会生活及日常消费;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传媒自身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变异，即传媒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消费为目的，围绕自身产品（传播内容）的“可消费性”来组织生产[1]。据此，是否可以认为如今在网络上大量的“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景观？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探讨网络媒体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现象的传播是不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景观，即网络媒体是否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消费为目的，围绕传播内容的“可消费性”来组织“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这一问题，需要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的主体和渠道进行描述。

1.总体与样本。总体可分为目标总体和抽样总体[3]，本次研究的目标总体为网络媒体传播的所有关于“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信息。截至2015年1月1日，在百度搜索引擎内输入“央视主持人口误”这一关键词所搜索出的所有链接，我们抽取前500条链接作为本次研究的抽样总体，这里的每一条链接称之为单元。

在这500个单元中，去除35个无法打开的链接（单元），还剩下465个单元。在这465个单元里，有同一链接多次出现的情况，将多次出现的同一链接认定为一次链接（单元），经过以上两次筛选后最终得到了350个单元作为研究样本。

2.分析指标。“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情况的分析维度为四个方面：（1）传播者身份。传播者的身份反映信息来源的性质，传播者的身份包括各种类型的新媒体、传统媒体、网站用户、传播者类型不明。这里关注的是传播者或作为传播者的媒介的社会身份;（2）传播渠道。这里指从传播者到达接收者的中介物，根据这一中介物的内容属性，传播渠道可分为门户网站、报纸电子版、传统媒体官方网站、网络服务网站、购物网站、教育网站、社交网站、时尚资讯网站、视频网站、阅读网站、新闻网站、游戏网站、娱乐网站、社会团体网站、搜索引擎共14类。根据这一中介物主办方的不同，传播渠道可分为企业主办的网站、传统媒体主办的网站、政府主办的网站、通讯社主办的网站、社会团体主办的网站五大类;（3）传播内容。这里指“央视主持人口误”的具体内容，本文从传播内容的时间、传播内容的类型这两个指标对此进行考察。传播内容的时间是指把“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信息发在网上的时间;传播内容的类型可以分为失误合集（视频版、文字版）、主持人错误报道、主持人回应口误（微博或接受采访）、央视对主持人口误的处置（私人披露）、主持人口误原因分析文章、网友态度及评价六大类;（4）接收者的反应。这里指接收者在阅读和收看此类内容后的媒介化反应，如跟贴、转发、分享等，这可以从网页浏览量以及社交网站中相关信息的数量来进行考察，分析受众对此信息的关注情形。在社交网站中人既是传者又是受者。如果在社交网站中相关信息数量巨大，则可以推断受众对“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强烈关注。

通过上述的分析方法，本研究可以对研究对象作出如下分析和描述：（1）“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主要传播者;（2）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数量和不同网站的信息数量，可分析出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及其传播频度;（3）“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传播渠道的类型;（4）受众对此信息的态度;（5）在对传播情况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的网络传播性质进行探讨。

二、“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情况

1.至少51%的传播者身份不明。在本次调查研究的样本中有178条信息传播者不明，占样本总量的51%。在分析样本时发现，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网站上所标注的来源不同，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反映了网络传播在信源处置上存在的问题。网民上传的文本有68条，占样本总量的19%。因为网民的社会身份也难以确知，所以如果将网民也看作身份不明的信息者的话，则信息者社会身份不明确者占样本总量的70%。传统媒体共42条，占样本总量的12%。门户网站共51条信息，占样本总量的15%，其中综合性门户网站的信息为46条，占门户网站此类信息总量的90%。传统媒体与门户网站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数量相当，甚至还稍多于门户网站。传统媒体所主办的网站和央视主持人自身对于此类信息传播数量较少（如图1所示）。

图1 “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传播者比例

2.“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传播渠道分布广泛，根据中介物的内容属性分类：主要传播渠道为门户网站。通过对350个样本进行整理归类，“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信息传播共涉及了134个网站和自媒体（传播渠道）。按照各网站对自己的定位，可将这134个网站分为门户网站、报纸电子版、传统媒体官方网站、网络服务网站、购物网站、教育网站、社交网站、时尚资讯网站、视频网站、阅读网站、新闻网站、游戏网站、娱乐网站、社会团体网站、搜索引擎共14类网站。其中79个门户网站了“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信息，占所有此类信息网站总量的60%，是最主要的传播渠道。其次有15个视频网站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所有此类信息网站总量的11%;社交网站中仅有9个网站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所有此信息网站总量的7%。

3.门户网站类的信息总量最大，社交网站类的信息量平均数最高。从统计的情况来看，一是“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新闻网站最多，综合性门网站次之，其它类型网站所占份额较少（如图2所示）;二是从的次数看，约有79个门户网站共传播了198条信息。其中，综合性门户网站“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102次，占门户网站对此类信息传播量的51%，约占本研究所获得的样本350个样本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综合性门户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主要传播渠道。

对样本进行统计发现，门户网站、社交网站、视频网站是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这类信息的三大传播渠道。79个门户网站共198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总量的57%;9个社交网站共42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总量的12%;15个视频网站共50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总量的14%。其中，门户网站平均每个网站此类信息为2.5个强，社交网站为5.2个强，视频网站为3.3个强（如图2所示）。

图2 各类传播渠道信息数量占总信息数量的比重

4.视频用户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的视频分享有偏好。对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发现，视频网站中用户对此类信息的分享是主要的传播行为。视频网站上的50条信息中，有31条信息是用户在视频网站的视频分享板块里分享的，占总量的62%，视频网站官方的信息为19条，占总量的38%。可以推断，用户喜欢分享或上传央视主持人口误的视频信息。

5.根据中介物的主办方分类：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主要传播渠道。经过对350个样本进行整理归类，“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信息传播共涉及了134个网站。这134个网站中有85个是企业主办的，占到总网站数的63%。综合门户网站是信息最多、参与传播的网站最多的传播渠道，“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一大半也是综合性门户网站传播的。这些综合类门户网站的63%的为企业主办的，所以说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主要传播渠道。

6.“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数量与网站访问量的多少成正相关关系。统计表明，在过“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中，该类信息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搜狐、百度、网易、凤凰网、腾讯网、新浪网。这6个均为中国网站访问量排名前15的网站。中国网站排名网2015年2月5日15点的网站排名榜，前15名依次为百度、腾讯网、360安全中心、淘宝、搜狗、网易、1360、凤凰网、天猫、新浪网、新浪微博、hao123网址之家、搜狐、duba、优酷网[4]。从过“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访问量的情况来看，该类信息数量与网站访问量成正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统计显示，2014年“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的信息量突然大幅增加（如图4所示）。对之追踪考察发现，2014年2月份名为《@YouTube》的微博用户了《@世界停止喧嚣》制作的《7分钟央视直播爆笑失误合集》视频，这一视频随后被许多网站相继转发，并成为本次调查中被网站转发次数最多、被浏览量最多的一条信息。其他网站直接转发此视频39次，此外，使用此视频截图制作央视主持人口误集合文字版的网站也不在少数。此视频在腾讯网上的点记录达到了3273.2 万。在对350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浏览量统计中发现，浏览量排名前十的信息中，分别有4条是转发的《7分钟央视直播爆笑失误合集》，有4条与“和佳误称菲律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相关。

图4

7.媒体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目的以娱乐为主。企业主办的综合门户网站的“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中42%是娱乐性的，以搞笑逗乐为直接的传播目的（如图5所示）。非企业主办的门户网站虽然在传播此类信息的数量上远远少于企业主办的网站，但是在传播此类信息的内容上大部分仍是把此类信息娱乐化。非企业主办的门户网站传播的“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中，有40%是娱乐性质的。与企业主办的网站不同的是，非企业主办的网站在报道“央视主持人口误”的同时，也对主持人口误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

图5

8.近一半网友以娱乐的态度看待“央视主持人口误”。在随机抽取的366条网友跟帖中，有48%的网友在帖子中表示看了“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后非常开心，这些网友并没有从主持人职业的角度对出错主持人进行深入的分析，包括出错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影响。有30%的网友认为主持人口误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批评主持人口误的网友，也多是只言片语，并没有深究的分析的要求。

三、“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网络传播是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物

1.“消费”决定“生产”。新闻传播者既是本来意义上的信息的提供者、环境的监测者，更是传媒产品和市场商品的推销者;受众由享用媒介公共服务的公民而被视为传播内容和市场产品的消费者。媒介生产与消费的商业逻辑开始入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的媒介运作，遂由此前的“生产”决定“消费”变成了“消费”决定“生产”，从而驭使传媒内容生产围绕“可消费性”旋转[1]。“消费”决定“生产”这一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特点在以营利为目的企业主办的网站上体现尤为突出。在本次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渠道分析时，发现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主要传播渠道，政府、通讯社、社会团体主办的网站则很少报道此类信息。而迎合受众喜好、满足个体追求快乐的欲望的企业主办的网站，确实获得了较高的访问量。这样，对新闻价值的评判权完全交付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受众的喜好决定了对新闻的选择。在传媒自身的这种利润主导的消费主义倾向下，对受众的迎合也就不可避免[1]。“由于消费者决策的内在驱动力是对于快乐的追求，因此，这些媒体认为有价值的新闻应当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体追求快乐的欲望”。

2.媒介主体形象：传播“消费偶像”的目的诉求。“消费偶像”，首先是各种明星，尤其是文娱体育明星。其次是各类名人，包括政治名人和其他各领域的名流[1]。目的诉求的转变表现为媒体生产这些形象主要是供受众消费的，因此媒体形象塑造的重点是如何使这些形象更具“可消费性”，即引人关注和观看，而不是引导和教化的目的，不是出于对促进社会生产和人的道德发展等方面的关注，形象的主要功能也就相应地从“可资教化”变为了“可供消遣”[1]。根据本次统计的数据，从传播内容角度分析，媒体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目的以娱乐为主。《@世界停止喧嚣》制作的《7分钟央视直播爆笑失误合集》这一视频，被许多网站相继转发，成为本次调查中被网站转发次数最多、被浏览最多的一条信息。这些都是对“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最浅层的娱乐报道，而在作为传播这一类信息主渠道的企业主办的网站上进一步挖掘这一事件的原因、造成的影响、网友评论的信息只占样本的4%。这表明，在 “央视主持人口误”的网络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到接收者，其目的诉求主要表现为一种娱乐性消费诉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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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富资源。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环境不同程度地遭到影响。很多传统习俗发生变化，许多藏在人们心中的文化记忆渐趋淡化，一些艺术门类在人们的视野中面临消亡的危险，一些掌握绝技的老艺人年龄越来越大，一些依靠口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各种环境的考验。

早在上世纪初人们就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开始呼吁民众加以保护与利用，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但是由于连年战乱和革命运动使人们无暇顾及这一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众对自己生命本真的的探寻更加迫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保护，既不能像自然环境保护那样划出一个空地，只要对之不进行人为的干扰就可以；也不能像人造景观那样，可以按照主观设计来进行构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退回来鱼牧、农耕的经济形态，也不是回到四代同堂的社会结构，也不是要完全改变人们现在的生存价值理念。文化遗产的环境保护，更确切的说，只能是调节、变化、处理好文化遗产与文化环境、地域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让文化遗产有一个适应其生存、保护的生态位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赖于良好的文化环境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人类文化自身的存在和生存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利于我们树立全新的文化生态观，有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文化传统，有利于文化的创新与繁荣。文化是历史的发展中人类所创造的，而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人，基础也是人，文化遗产的传承所依赖的也是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质不仅在于其是文物与各种绝技资料，更及于创造文化遗产、展演绝艺的“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方法与途径，即将它与人的生活方式再度的结合，让其作为人的生活方式而存活着。

人类所有的文明是由各种不同文化所组成的。全世界有数量不同的各种文化，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与领域，但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不均匀的。文化环境包括区域地理环境：一个民族由以生存、活动的区域场所和自然资源，在区域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物质生产方式：形成该文化的经济基础，构建在前述两个层次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该文化的一套社会政治制度。各民族所赖以生存、活动的特殊文化土壤，决定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及其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比较弱小的文化。作为弱小文化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着文化空间被占挤的威胁。因此国际社会在上世纪世纪以来大力提倡保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思路，是对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批判，也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保护了不同文化之间应有的合法权益。非物质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成就的标志，也是许多民族、群体的基本识别标志与形象。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注重结合地域环境

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先觉条件之一,同时也决定了我国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迥然不同的形式和特色。由于我国拥有辽阔的土地和由此而形成的南北迥异的地域性文化，才会产生如此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不同地区的文化风格各异，五色缤纷，需要因地制宜。

保护好文化遗产各种形态在我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国内一些地方为了眼前的小利益，在建设中无视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的存在与保护，强行拆迁与破坏，对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加以人为破坏或改造，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或文化形态毁在机器下，令人惋惜。一些地域性很强、很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因为过度发展旅游经济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和艺术表达方式失去原有特色和完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没有获得很好的保护与利用，反而受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这两种情况在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中普遍存在。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被破坏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各方的各种文化权益受到破坏。这些情形与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相悖离。因此，努力提高全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的文化保护意识，重视在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各方所具有的文化权益，实现不同地域文化对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利用价值，对实现人民文化的丰富生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和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注重顺应社会环境的发展

在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政治环境往往起到重要得作用。很长的一段时期，政府将一些民间信仰、民俗活动视为封建社会迷信活动的范畴并限制，特别是期间，有很多国宝毁于一旦，很多文化遭到洗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传统的文化形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生态保护被提上日程。众所周知，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一定的文化发展，一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并给与重大影响。因此，文化生态的保护离不开社会经济环境的依托，经济环境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起着支撑作用。只有经济环境的发展与变化，才能给予文化遗产项目提供良好的社会存在空间，更好地推进传承与保护的进行。

就我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应采用层层递进的传播方式。一方面要培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在人民群众层面大力宣传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只有提高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全民的保护素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要想完整地保存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生存环境是不可能的任务，政府应拿出专项资金，设立非物质文化博物馆来保护。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是有个良好的人文环境。社会需要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和凝聚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和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精神和人民智慧的生动体现。先民们创造了丰富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并在传承、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适应时代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创造出更多新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更加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苏卫军，邱丽娟，王仁卫.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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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社火；村落环境；融合共生；保护传承

1、概念综述

纵观中华传统文化，包括生产技术与工具的发展、村落环境的改善、经济结构的演变、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乡村体制的社会结构形成、与民俗习惯的产生，农耕文明无一不是其进步与发展的源头。中华传统文化是在历史文明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总体来说，它其中蕴含着两种特性，即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物质是非物质的承载，物质世界会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转变或者消逝，但非物质文化是永恒的，它会随着承载的容器和时空的变化而转变，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时空性，也与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密不可分是相互交融的共生关系。在农耕文明的发展本源的前提下，村落空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物质形式的承载，所以研究村落环境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 我们或S可以比较概括地来表述这一概念， 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这种文化遗产对于维系社区传统、凝聚民族认同、促进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能单独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它总是要通过相应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来，然而，我们更要关注的并非这一遗产的物质层面，而是隐含在物质层面之后的宝贵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传统。

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讲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承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及发展的的公共空间和自然环境，以及其传承人的生活空间和环境，并且满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所必要的物质条件，为其发展需求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不可替代的影响因素。在农耕文明的发展本源的前提下，村落环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物质形式的承载。

2、非物质文化遗产――灵泉村社火表演

灵泉村社火表演通常是在元宵节附近三天，古训十年表演一次，但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人次不断增长，社会和政府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度不断增强，现在多为3-4年表演一次。据灵泉村老村支书党先生说，社火表演相关的工作人员共计约500人，其中表演队伍就有将近300个工作人员。

社火表演阶段的形式分为游演形式和场地表演形式两种。其中游演形式是有其特定的规则的，大体原则是游演过程中必须经过全村的每家每户，意在让村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欣赏到表演，迎神报塞，祈求来年消灾辟邪，祥瑞福报。所以游演阶段是由表演队伍沿着村里的主要道路进行流动式表演。场地表演形式是指在每一个搭建好场景的表演舞台（床）进行静态的表演。

3、灵泉村社火表演在村落环境中的生存空间

灵泉村社火在村落环境中的生存空间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宏观生存空间指的是社火的游演阶段是在村落空间中完成的，其中游演空间形式是有其特定的规则的，大体原则是游演过程中必须经过全村的每家每户，意在让村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欣赏到表演，迎神报塞，祈求来年消灾辟邪，祥瑞福报。所以游演阶段是由表演队伍沿着村里的主要道路进行流动式表演，此时的表演场地是动态型空间。

中观生存空间 指社火队各组成不分序列，即单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综合性社火空间中的空间序列位置。空间序列如下：举旗手百面龙凤旗队锣鼓队秧歌队绕杆队背杆队花环队社火尾巴。

微观生存空间 指单个项目的空间序列。除了举旗手外，百面龙凤旗队、锣鼓队、秧歌队、绕杆队、背杆队、花环队都有其有文化内涵的空间序列形式。

4、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村落环境中的保护与传承

村落环境作为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应包含该遗产生存、发展以及传承的空间。依照此扩展定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村落环境中应表现在对其存在、发展、承与表现空间的保护。其特性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活态性 ，二是传统性 ，三是整体性。且以上三点是因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何开发利用是应以不破坏其文化空间所在的村落环境的特性为前提的。

传统村落是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空间，是由自然环境和村落空间两个部分架构而成的。而其中的环境空间就是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对与社火表演来说，这些场所包括游演空间，公共集散空间和传习空间。在灵泉村村落环境中，巷道是脉络，公共空间是筋骨，建筑是支柱。

5、总结

灵泉村传统村落与建筑遗产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容器。灵泉村社火是传统村落与建筑遗产的灵魂。没有文化内涵，再华丽的建筑其价值也要大打折扣。因此除了保护灵泉村传统村落与建筑遗产本体之外，还应着重保护灵泉村社火、以及其历史变迁、生活延续、生产劳动民俗活动中留下的一切有意义的印记。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41-109

[2]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32

[3]杨晓玫.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空间保护与更新研究――以陕西凤翔六营泥塑手工艺为例[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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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豫剧 困境 发展 对策

1.前言

豫剧作为河南的第一大剧种，因其唱腔流畅、节奏鲜明、剧情通俗易懂，具有河南浓郁的地方特色而备受群众喜爱，鼎盛时期一度是全国第一大剧种。随着全球化进程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加速，一些极具地方及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形式因其文化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冲击而境况惨淡，豫剧也不例外;同时文化结构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人们在进行文化消费、娱乐消费时有了更多的选择，豫剧已被掩埋在繁华之下。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豫剧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不容忽视，因此有必要对其目前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以此来发挥豫剧的文化价值，保持我们文化的多样性。

2.河南省豫剧发展面临的困境分析

2.1豫剧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及缺失

豫剧根植于农村，发展于农村。农村的庙会历史由来已久，几乎每个自然村一年中都会有一个庙会，而庙会上唱豫剧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1]这也是豫剧繁盛的根基。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转变为城镇居民，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都外出工作，生产劳作方式由此改变。而各种外来文化也在逐渐转变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传统民间习俗在人们的观念中已日益淡薄，现在的年青人不知道当地的文化习俗而只会记得现在流行的文化元素，年长者已逐渐淡忘这些习俗。很多农村因为拆迁改造、村民外出打工而村中无人留守等因素致使庙会等传统不复存在，也就更谈不上庙会唱大戏了。当今社会我们的音乐会、演奏会、歌剧会越办越好，受众群体越来越多;而有着地方名片之称的豫剧，其发展却停滞不前，很少有人问津。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状况令人痛心。

2.2豫剧市场萎缩，豫剧人才流失严重

随着豫剧的文化生态环境逐渐被外来文化侵蚀，再加上豫剧在现代市场中薄弱的竞争力，导致了豫剧城市、农村市场的逐步萎缩，演出市场效益每况愈下，生存空间狭窄。同时由于各市、县的专业豫剧团体大都隶属于政府管辖，在当前豫剧市场不景气的状况下，要维持数量众多的豫剧团正常运营，其运行成本必然较高，再加上河南的地方财政本身不是很宽裕，无形中更加重了地方市、县的财政负担。目前河南很多市、县的豫剧团早已是名存实亡，只是挂个牌子保留编制，其从业人员或放长假或转行，人才流失严重，这是造成豫剧发展困境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那些现存的剧团即使能够为继下去也是勉强度日。

2.3豫剧自身发展体制不健全，缺乏市场创新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豫剧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更好的存留与发展。但当前很多地方豫剧团非完全的市场经济产物，而是隶属于政府文化部门管辖。作为文化部门的下属单位，豫剧文化产业的属性决定了其服务社会的先天性，很多时候豫剧团要花费不菲的人力、财力、物力来进行时政宣传，虽然达到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但其经济效益无法兼顾;而当政府对于剧团的资助无法维持其正常运转时，剧团需重新面向市场创造效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身份的不断转换使剧团很难对其自身准确定位，因而往往也无法创造更好地效益。虽然我们的豫剧群众基础厚重，但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提高，其心目中的豫剧表演早已不是之前古老豫剧的演出模式了，其舞台、灯光、曲目等都需要进行改进，但很多时候受多种因素所限，豫剧的演出模式仍然缺乏市场创新，对观众的吸引力有限。

3.河南省豫剧发展困境的对策分析

3.1增强豫剧宣传普及力度，拓宽豫剧经费保障渠道

豫剧是我们宝贵的精神家园财富，是我们在现代社会的精神坐标。失去了它们就等于在现代社会迷失了自我。因此我们每一个民众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守护它。虽然现在豫剧的社会影响力有所削弱，但其在观众心中仍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调查得知目前我省喜欢豫剧的爱好者众多，在人们心中仍有一席之地。加大豫剧宣传普及的力度，发动社会力量特别是一些高校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通过举办豫剧艺术下基层的展览、演出活动，使群众认识到豫剧等传统艺术文化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对它对一分关注就是多一分的支持，最终营造出保护传统音乐艺术的良好环境和舆论氛围。其次还需拓宽豫剧的经费保障渠道。当前我省的剧团普遍存在经费不足的尴尬局面，其经费来源主要来自于财政拨款。为此除了要加大对剧团的财政拨款力度以外，各剧团还需建立多渠道的经费赞助模式。通过发挥自身文化先锋的作用，以社会公益赞助、商业性赞助方式等拓宽经费来源。其它社会相关部门应配合政府，多渠道的筹措经费，只有这样才能为豫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保障。

3.2改革与创新并举，增强豫剧自身市场竞争力

豫剧要想在市场浪潮中有所突破，就必须进行改革。以往大部分豫剧团都是政府管辖的事业全供单位，从业人员都是铁饭碗。这在过去群众文化娱乐活动较为单调的年代并无不妥，相反演员可以免去后顾之忧投身豫剧。但现在剧团属差额供给单位，需要剧团“走出去”，迫使其通过主动的变革去适应市场。政府需在豫剧整体统筹规划、重点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引入一系列的竞争机制，打破旧有的“铁饭碗”制度，通过市场来检验演员的素质能力，实行优胜劣汰;对于剧团的管理政府需认清形势逐步放权，鼓励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引入，在企业领导及管理中引入奖惩措施，对于经营不善且难以为继的剧团要进行整顿合并。通过此举来激发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剧团需对自身进行清晰的定位，了解艺术市场的发展动向及观众的喜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积极投身剧目、舞美、灯光、音乐唱腔等演出细节的创新，以创新求发展才能更好地增强豫剧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3.3重视人才培养，加强豫剧人才梯队建设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豫剧专业人才的培养来讲更是如此。豫剧要发展，第一要素是人才，只有重视人才，留住人才，发展人才，豫剧艺术才能源远流长。首先需提升豫剧从业人员的艺术使命感，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牢固树立多出精品服务社会的理念;其次需在现有条件下，打破剧团间的地域框架、级别框架，使各剧团间人才能够合理流动，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改革奖励机制，逐步丰富演职人员艺术认可的精神奖励、物质奖励层级，以此来巩固其艺术归属感、自豪感。在留住人才的基础上，我们还需加强豫剧人才的梯队建设，灵活赋予剧团招收学员的能力，通过政策的倾斜加速其梯队建设，逐渐形成老中青传帮带的合理机制。在这一点上可以多渠道的扩充人才的培养模式，除了重视传统艺校、剧团的招生与培养外，还可以在寒暑假举办各类层次的戏曲兴趣班、学习班，在高校开设选修课等举措进一步提升豫剧的社会认知度及影响力，更好的为其发展做好人才铺垫。

4.结语

河南作为中原文化大省、戏剧大省，豫剧在其中所占的分量尤为重要。保护好我们的豫剧财富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艰巨使命。虽然当前我省的豫剧发展困难重重，但通过增强豫剧宣传普及力度、拓宽经费保障渠道、增强其自身市场竞争力等方式，豫剧必将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为我省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王花萍.浅谈县级豫剧团的现状和发展思路[J].魅力中国.2010（36）.

[2]杨晓青.在体制改革中前行[J] .魅力中国.2011（20）.

[3]徐华威.豫剧“小皇后”的启示[J] .四川戏剧.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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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承揽了该项目有关遗产申报的一系列技术咨询服务。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从世界文明与文化的角度、重塑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简称OUV)。为此，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项目组立足于“城市文化”的角度，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文化特色和融汇过程分析，经由中国古代城市史、建筑史等专题研究，对草原都城遗址的遗产价值开展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学术探讨，形成了若干新观点。本文重点介绍申遗文本是如何通过对比分析手段、进行遗产的价值重塑。

一、遗产概况

“元上都遗址”是13～14世纪亚洲北方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百年碰撞与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价值的草原都城遗址，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曾是蒙元帝国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及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

该遗址分布于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和多伦县境内，是传统游牧区和农耕区的交接地带。由城址(约18平方公里)、墓葬群(约5平方公里)以及分布于整个1759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四部分共同组成。其中，城址包括宫城、皇城、外城、关厢和铁幡竿渠等要素，遗存类型有城墙、城门、道路、护城河、防洪渠，以及宫殿、寺庙、商铺、民居、仓库等各类建筑的基址；墓葬群分布于城址周边区域，包括以汉人家族墓葬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人墓葬为代表的一棵树墓葬群，它们是蒙、汉民族于上都生活的物证；自然环境包括与城市选址特征关系紧密的上都河、龙岗山和金莲川草原等自然要素，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环境特征的沙地、湿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特色景观；人文环境包括遗产所在地保存完好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及城址周边分布于群山顶部的敖包所体现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

二、对比分析

作为文本编制的指导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公布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中第132条明确规定，申遗文本需要“提供该遗产与类似遗产的对比分析，不论该类似遗产是否在《世界遗产名录》上，是国内还是国外遗产。对比分析都应说明申报遗产在国内及国际上的重要性。”因此，对比分析是否全面和准确成为让世界遗产委员会来自于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专家认可“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详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陈同滨、蔡超、俞锋、徐新云、李敏：《试论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2年出版)的重要依据。

针对“元上都遗址”具有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和吸收的价值特性，以及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上的差异，结合元上都遗址的交流价值、见证价值、典范价值和关联价值，申遗文本编制项目组选择了4个方向开展对比分析：一是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二是与游牧文明相关的世界遗产比较；三是与蒙元帝国的其他都城遗址比较；四是与中国历史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比较。其中尤以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城遗址和蒙元帝国的大都与中都为重点。

(一)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

(1)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比较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与元上都遗址最具可比性的文化遗产是“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它们除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相似之处和历史渊源之处，在遗址遗迹、时空范畴、价值主题与特征、自然环境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从遗产类型和遗址遗迹上比较。“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属于“人与自然联合的作品(引自《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8版1)”，体现了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以游牧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主题。游牧民族利用传统技术在适宜放牧的草场上从事畜牧活动，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精神联系；同时，它还向人们全面展示了鄂尔浑河流域曾经出现的不同游牧民族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各种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详见《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文本》)。

“元上都遗址”属于“特定自然条件下，更主要是人文历史背景下两种文明人群的共同的作品”，体现的是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是如何进行融汇交流与结合，并由此创造出一种亚洲北方具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相结合的城市典范，对于研究蒙元帝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的遗产背景环境对此典范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清晰的、有机的物证，与遗址本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遗产价值。

第二，从时空范畴上比较。在地理区域方面，两者于空间位置和地理特性的差异在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是亚洲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区域的腹地所在。“元上都遗址”则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是亚洲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临接地带。这一地理区位的差异导致了两处遗产在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在历史时段方面，“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的遗存年代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17世纪，绵延约3000余年，5个重要遗产点的历史年代为6～17世纪；这一时段跨越了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共5个朝代。“元上都遗址”的遗存年代仅限于中国蒙元帝国的100余年时间，即13～1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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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申遗 经验 启示

无锡惠山祠堂群位于惠山、锡山之麓，大运河西侧，依山傍水，负阴抱阳，京杭大运河经黄埠墩直达惠山浜，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于2012年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一、无锡惠山祠堂群的价值特征

（一）惠山祠堂原真性和完整性突出。祠堂群遗产保护范围40公顷、核心保护区15公顷，拥有3处国保单位（12个点）、7处省保单位、 6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118祠堂建筑的惠山祠堂群落形成始于唐，兴盛于明清，延续至民国，时间跨度长达1200余年。从祠堂的设立者看，惠山祠堂可分“官祠”和“私祠”（即钦定官设、民间立祠）两大类，官祠60处，私祠58处；从功能和用途方面看，可分为庙祠、宗祠、先贤祠、忠贤祠、专祠等11种祠堂类型。惠山祠堂涉及80多个姓氏、180个历史名人，其中9人贵为宰相（楚相春申君黄歇；唐相李绅、陆贽、张柬之；宋相司马光、王旦、范仲淹、李纲；清代李鸿章），另有92人为高级官员，还有众多文化学术名人如宋理学先驱、爱莲说作者周敦颐，关学创始人张载，宋学集大成者朱熹等。惠山祠堂数量之众多、历史之悠久、类型之多样、风格之独特、内涵之丰富、保存之完整，均堪称“中国之最”。惠山祠堂群的整体格局和山水架构具备遗产保护完整性和原真性的要求。

（二）惠山祠堂群主题价值鲜明突出。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含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众多世遗评审专家实地考察后认为无锡惠山祠堂群主题价值鲜明突出，其典型特征揭示出以忠孝为主的东方价值传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核心――以祖先崇拜为信仰而形成的宗族观念及其社会组织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国同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传承至今提供了特殊的见证，符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III）（即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无锡惠山祠堂群与中国传承千年的谱牒文化、祭祖传统相关联，展现出血缘社会中宗族、家族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方式，反映了祖先崇拜观念下东方人的信仰和精神寄托，符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VI）（即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二、无锡惠山祠堂群申遗的困难问题

惠山祠堂群虽然主题价值鲜明，具备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但它是第三届《预备名单》的新增项目，相比于其他的项目，还存在基础工作薄弱、主题提升不够、知名度不高等制约因素。一是管理主体尚未明确。惠山祠堂群关系文化、规划、农林等多个部门，涉及北塘区、园管中心等多个方面。按照申遗工作要求，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遗产管理机构。但目前惠山祠堂群的资源还没有整合，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以致申遗职责不清，工作合力不够。二是基本文本还没编制。按照申遗要求，国家文物局将依据各地上报的遗产项目保护规划等12种申遗文本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联合国上报。《惠山文化景观保护条列》、《惠山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纲要》、《惠山文化景观保护规划》等规划和文本要求高、工程量大、所需时间长，目前还没有启动此项工作。三是申遗工作的认识有待统一。由于惠山祠堂群核心保护区修复建设投入大、负债重、后续投入乏力，目前，开发旅游、缓解债务压力与修复保护、确保申遗需要的矛盾突出。由此，各方面对什么时候申遗、怎样申遗议论较多，看法不一。四是经费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在完成核心区修复保护中，投入巨额资金，负债沉重，已无力启动功能配套区、风貌协调区建设；另外，在申遗工作中，估计还需要上千万元工作经费，亟待明确保障办法。此外，向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宣传还不够，群众知晓度不高，尚未形成全社会支持申遗工作的浓厚氛围。

三、福建土楼、开平碉楼等申遗成功经验的启示

近来，笔者采取多种形式学习考察了广东开平碉楼、福建土楼、浙江杭州西湖成功申遗的经验，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可以为我们的惠山祠堂群申遗工作提供诸多的启示。

（一）领导重视，亲自挂帅。主要领导重视与否，决定了申遗工作的力度与成效。广东碉楼与村落申遗之时，时任省领导张德江等亲自审阅碉楼申遗有关汇报材料并作出明确批示，江门市和开平市主要领导亲自担任组长，主抓申遗工作。福建土楼申遗期间，文化部时任部长、福建省时任书记和省长等领导先后在永定、南靖土楼考察调研，深入申报县现场指导申遗工作。杭州西湖申遗几经挫折后，时任市委书记亲自担任申遗领导小组组长，调研申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痛下决心拆除西湖边上所有不符合申遗要求的建筑，恢复了西湖的本来面貌，经过艰苦努力，终获成功。

（二）明确主体，健全机构。各地在申遗中，都明确了申遗主体，并建立了专门机构。如福建省在“福建土楼”申遗中，为防止永定县与南靖县各自为政，省长办公会议专门作出决定，成立省级申遗领导小组，整合永定及南靖两县土楼资源，以“福建土楼”的名义捆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做好日常工作，永定与南靖县都成立了申遗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抽调专职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申遗冲刺阶段，又抽调几十名业务骨干充实申遗办，强化工作机构。杭州西湖申遗时，专门拿出60个编制和1亿元资金，组建申遗办公室。广东福州市在“三坊七巷”申遗中，专门成立了三坊七巷管委会，并给出26个参照公务员管理性质的人员编制，保证工作有人做，事情有人办。

（三）规划先行，科学申遗。各地申遗工作十分注重规划的引领作用。专门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和团队编制遗产项目保护规划。如开平市在碉楼申遗初期，专门聘请了香港大学龙炳颐等一批知名专家为顾问，并带领华南理工大学的一大批学生深入开平调研，编制保护规划和申遗文本，明确申遗路径，引领申遗工作，在申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多元筹资，确保投入。建立投入保障机制，是许多地方成功申遗的重要经验。如福建土楼申遗时，永定县全年的财政收入仅几亿元人民币。县四套领导班子统一思想，决心“砸锅卖铁”也要确保申遗经费。短短几年，县财政先后投入2.6亿元，向上争取资金1500万元，向社会筹集资金500万元，并采取边修复边利用的办法，赢得1000万元资金，保证了申遗经费。广东开平碉楼申遗时，除了财政支出外，还动员部分海外侨胞捐款捐资捐房，从而为碉楼成功申遗提供了经费保证。

（五）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申遗规则要求：评估申遗项目时，要测评当地群众的知晓度和游客的满意度。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广东开平市专门组织编印了《开平碉楼与村落》乡土教材，对全市16万中小学生、幼儿园小朋友进行课堂教育。同时编印了《开平碉楼与村落》宣传手册，发至全市干部群众学习了解。申遗办会同组织部、财政局，举办几十期培训班，对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村镇居民进行“申遗”宣传教育和培训，并对参加申遗培训情况进行考勤，纳入年终考核，参加申遗培训班的村民给予每天50元的误工补助，有力提升了群众的知晓度和支持率。

四、无锡惠山祠堂群申遗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对惠山申遗的认识。世界文化遗产是当今世界品牌金字塔尖上的顶级桂冠，具有无与伦比的国际影响和无可估量的品牌价值。惠山申遗对于充分彰显无锡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提升无锡的世界知名度和美誉度；拓展与撬动无锡的旅游产业，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建设“四个无锡”，造福百姓、惠及子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申遗工作的重大意义，站在历史和大局的高度，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关于申遗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上来。同时，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进一步提升申遗工作的知晓率，达成政府与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对申遗工作的共识，激发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支持与参与申遗工作的热情，形成申遗工作的浓厚氛围。

（二）加强领导，建立遗产地保护管理机构。调整健全申遗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惠山祠堂群管理委员会，明确惠山祠堂群遗产地常设管理机构，由一名市级领导担任主任，具体负责申遗的日常工作。并从市文化、规划、建设、财政、农委、园管等相关部门和北塘区抽调足够力量（或者学习杭州西湖申遗经验，专门拿出60个编制，招募骨干力量），长期集中办公，并明确任务，倒排时间，加快推进申遗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科学谋划，组织编制各类申遗规划文本。要采取定向议标采购方式，聘请一流专家和团队，开展对惠山祠堂群核心区祠堂建筑测绘等基础数据工作，研究提升主题价值和对比分析，编制中英文申报文本及申报影象片，并组织相关课题研究，及早拿出一流的全套申遗文本，确保提前进入申报行列。聘请业内顶级专家主持编制《无锡惠山祠堂群保护规划》、《无锡惠山祠堂群建筑测绘文本》、《无锡惠山祠堂建筑价值评估》。挖掘惠山祠堂历史内涵，提炼普世价值，准确阐释遗产对全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编制中英文申报文本及申报影像片。

（四）健全法制，完善旅游设施及配套功能。组织制定并颁布《无锡惠山景区保护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制定《惠山景区业态展示策划》、《惠山景区旅游规划》等规划。对照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的标准和要求，优化业态布局，完善旅游功能。大力整治环境景观，完善旅游管理设施，维护遗产地的生态完整性。

（五）夯实基础，完善各类资料文献及数据。建立“四有档案”，整理归纳祠堂群建筑、历史沿革、价值评估、保护现状、修缮记录等档案；设置保护标识系统，树立文物保护标志。整理完善惠山祠堂群及景区相关文献、资料、记录，整理编撰惠山祠堂宗谱目录建立祠堂宗谱资料库；加强核心保护区十大重点祠堂文化的静态展现和动态传承，提升展示水平；监测申报遗产保护情况的基本数据，跟踪并比对遗产状态变化，包括自然条件及面临的威胁和采取的保护措施。

（六）加大投入，完善申遗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政府要加大对申遗工作及惠山祠堂群文化景观修复整治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惠山祠堂群文化景观申遗工作管委会可采取向上争取支持、银行贷款、土地置换、引进项目等形式，多方筹集资金，保证后续工程尽快起动，确保申遗工作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季发《加拿大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

2、、杨爱英著《浅谈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5年第9期。

3、吴效勤、陈安生、万国庆《皖南古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法――以西递、宏村为例》，《江淮论坛》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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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业；福清区域；发展探析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3-0256-02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坚持立足市情，把握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突出地方特色资源，以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层次为重点，不断培育主导产业，提升传统产业，打造特色产业，发展新兴业态，努力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发展。2013年1-6月全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9.91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55%。

一、福清区域文化产业的优势条件

福清地处海峡西岸经济区核心带，在政治、人文、经济等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区位优势明显

福清是著名侨乡，现有海外华侨近90万人，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区位近台，最近处距台湾仅84海里。多年来，福清充分发挥侨多台近的优势，走出了一条“以侨引台、以侨促台、侨台民外共同发展”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路子。依据《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20）》，福清定位于福州南翼发展区，将承接福州市的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而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开发，使得福清成为福州连接平潭的交通要道和桥头堡，也是平潭得以倚靠的天然腹地，为福清对外商贸交往提供便利。

（二）民间资金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福清乡亲走遍大江南北，成为国内最活跃的创业群体之一，现有近30万福清乡亲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积累了雄厚的民间财力。截至今年1月末，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余额约759亿元，使福清成为投资兴业的重要合作平台。

（三）文化资源丰富

福清，“中国民间文化艺术（闽剧）之乡”、“福建省文化先进县（市）”。文化资源涵盖了观光旅游、度假休闲、历史遗产、风土人情以及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尤其是特色文化资源深厚，有以“梦文化”闻名的国家4A级景区石竹山，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瑞岩弥勒造像及龙江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唐代水利工程天宝陂、明代利桥塔和黄阁重纶、清代东关寨、瑞岩摩崖石刻，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佛教临济宗的发源地之一黄檗山万福寺，南少林寺遗址，以及闽剧、石竹山梦文化、宗鹤拳、板凳龙、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福清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一）产业规模偏小，发展不均衡

与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福清的文化产业规模偏小，总量偏低，而且文化产业各行业间的发展也不均衡，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还有待时日。

（二）知名品牌偏少，创意能力偏弱

缺乏龙头文化企业和知名文化品牌，而且基本立足于传统业态，新兴产业业态即富含创意能力和科技含量的产业形态发展不够，导致文化创新能力较弱，文化产品科技含量较低，文化产业发展对地域性资源过于依赖。

（三）产业吸引力不强，高端人才不足

文化产业整体的集聚要素，对资本、技术、知名企业等的吸引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缺乏文化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成为制约福清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四）区域产业关联协同效应不足

文化产业与既有产业如现代制造业之间缺乏整合和融合新产品、新服务、新市场“三新”领域的开拓能力不足，产业门类协调不足，限制了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

三、推进福清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一）创新机制，建立健全发展体系

一要加大政策扶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政策引导与扶持力度，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从培训骨干企业、简化审批手续、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着手，通过设立投资基金等方式，拉动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同时，在土地供应方面对文化产业重点建设项目予以优先支持，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鼓励社会团体、个人消费文化产品。二要增强资金投入。探索包括财政补贴、担保费补贴、股权投资等在内的多种融资方式，积极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三要培育人才。加大文化产业人才引进力度，在户籍、职称、住房、收入分配、子女入学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省内外有实力的文化产业人才来融创业。建立产、学、研合作体系，支持福清文化产业企业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联合建设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基地。依托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资源，开设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学科，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加强高端人才与本土人才的培养。建立文化产业人才奖励机制，设立文化产业贡献奖，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开展各类创意、创新、创造类型的活动，对发展文化产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二）深挖资源，丰富文化旅游内涵

一要抓“立足点”，用好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利用林则徐、叶向高等历史名人，十番音乐、舞龙舞狮、提线木偶、勾头打击乐等民俗文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资源，加快推动资源转化。加强对东关寨、鳌江宝塔等文化景观的修复和保护。加快推进永鸿文化城、石竹山5A级文化旅游景区的项目建设。二要抓“增长点”，盘活休闲旅游资源。分期分批推进滨海文化旅游带建设，着重要挖掘海口古镇文化内涵，加快三山温泉旅游项目开发，提速东壁岛旅游度假村二期工程建设，启动滨海文化旅游带的开发。三要抓“支撑点”，实现市场服务与旅游要素对接。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做好旅游、会展和商务活动的配套设施建设，打造服务消费高地。

（三）项目带动，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一要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选择主业突出、行业带动作用强的骨干文化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在资金投入、项目支持、资源配置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着力推动一批产业项目落地发展，重点推动文化创意园、利桥文化古街、海口文化古镇等文化产业项目和一批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尽快形成项目带动效应。二要推进园区（基地）建设。积极规划建设文化创意园区，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经济激励等办法，积极引导文化创意产业要素向园区集聚，推动文化产业有序发展，形成文化产业规模效应。实施文化创意产业示范企业、园区（基地）认证制度，加大对重点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基地）扶持力度，使园区（基地）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科学发展、集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加强对本土特色文化的包装宣传，探索本土特色文化产品市场化、产业化运作模式，打造本土文化产品品牌，努力培育具有一定特色和实力的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形成项目带动、基地驱动、产业联动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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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运河杭州段；文化线路；整体性保护；遗产运河

Abstract： As one kinds of Cultural Route ，Heritage Canals have some Typically characters， It include Multiple types Heritages， The overall valu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Although 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age as Heritage section ，but the Protective behavior must Focus on the whole.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Problems 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facing at present ，Aim to the Rule of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uthenticity”and“integrity”， Presented some Feasible solutions by the Angle of Canal Heritage Corridor construction，to Promote 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Protection.

Key words：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 cultural route ；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 canal heritage corridor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8-76（7）

作为杭州市的重要文化遗产，杭州市对于运河（杭州段）的保护治理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而申遗成功之后，在运河遗产的长效管理过程中，在运河沿线城市建设急速发展中，仍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不断研究当代情况，做好后申遗时代运河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1 运河遗产概念的几种表述

目前国内对运河遗产的表述仍然存在一定的混淆，存在着“文化线路”“线性遗产”“遗产运河”“线状遗产”等多种不同表述。弄清楚这些表述之间的关联和区别，将会有助于我们找到大运河遗产自身的突出特征，同时更好的引入与之相应的保护方法。目前这几种与运河遗产相关的表述被大量引述，但是其出处各不相同，由于这些表述多原出于英译文，厘清它们的所指，宜从它们的英文概念出发：“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线性遗产”（Sequential Heritages）、“遗产运河”（Heritage Canals）、“线状遗产”（Linear Heritages）。孙华先生认为线状遗产是指遗址本身呈现连续的线条形态的文化遗产，属于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形态或者空间形态下的分类；线性遗产应该定义为从线状遗产发展而来的文化遗产的一种分布形态，指由人工营造的线状遗迹串联起来或沿自然形成的线形边界排列起来的点状遗产的组合，这些遗产有着内在的历史文化联系[1]。无论是线状遗产还是线性遗产概念虽然在国内得到较多应用，但都不是国际通用的遗产概念。在世界遗产的文件中出现较多与运河遗产相关的概念为“文化线路”和“遗产运河”。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加入了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内容。2005年的《操作指南》中列出四种特殊类型的遗产可入选世界遗产名录（UNESCO，2005），其中包括：C.遗产运河（Heritage Canals）；D.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从以上的分析可见，这几种表述都与运河遗产有一定关系，但是线状遗产更强调遗产的物质方面，也就是指的是运河河道本身，而遗产运河把运河作为单独的遗产类型来看，当然包括了运河中动态的变化和非物质文化因素，但是仍然是着眼于运河河道本身，未能包括因运河而产生的其他更大范围内的文化、社会影响。而文化线路的概念强调水路、陆路的运输特征和文化交流，包括了两种受到关注的遗产类型，丝绸之路和遗产运河，2003年ICOMOS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行动指南》对文化线路定义如下：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因此，遗产运河是对运河遗产名称的国际通用表述，考虑到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强调历史地区整体环境、精神感觉对遗产真实性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于运河遗产较为标准、妥当的表述应该是文化线路。

1994年在加拿大举行关于遗产运河的会议第1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Expert Meeting on Heritage Canals，Canada，September 1994）详细阐述了运河的概念与具体的评价体系。其概念表述为：运河是一项人类水道工程，从历史或者技术的角度来看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或者是一项文化序列中的杰出代表，也可能是一项纪念性工程，是典型的线状文化景观，或者是一个复杂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并提出运河的价值可以从技术、经济、社会和景观要素四个方面来进行评价。

2 对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特征的认识

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遗产运河具有文化线路的典型特征，即ICOMOS关于《文化线路》（2008年）中所强调，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代表了一种影响文化遗产演变和扩展的新思路，以及对文化遗产背景环境和相关区域的整体价值之重要性的认同趋势，同时也揭示了拥有不同层面文化遗产的宏观结构。”遗产运河囊括了种类繁多的不可移动遗产类型，包括古市镇、古遗迹、运河水工遗产等，并在这些遗产各自价值的基础上形成共同价值。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也引发了对整体性保护方法的探讨。笔者认为，遗产运河保护思路应该重视几个关键因素，一是作为遗产运河基础组成部分的物质要素，即运河遗产申遗文本中所列出的运河遗产的河道、水工、市镇三个层面。二是寻找并明确遗产运河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即这里所说的运河文化，形成遗产运河线路的内在连接。三是认识到遗产运河的动态因素，强调在时间空间中引起数千年人类活动的内在精神动因，以及认识到在当下的环境中运河遗产仍然处于使用中，面临生动的变迁并影响沿线居民生活，即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四是对自然和文化环境的重视，要认识到区域环境提供了运河遗产的背景，赋予它独特的氛围，成为构成运河精神感觉的文化和自然基底。鉴于作为文化线路的遗产运河具备以上多种复杂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强调从整体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来认识其保护方法，整体性在这里便意味着从历史地区整体环境极其变迁的高度来思考其保护，动态性即意味着运河遗产与当地发展和当代城市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不能分割。

因此，在这里运河遗产的整体性保护问题有必要联系到“历史地区环境”的认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6年通过《关于历史地区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每一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从整体上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 其协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因此一切有效的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对整体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除了认识到 “统一体”和“整体价值大于部分之和”之外，其历史地区环境的价值还包括对时间中历史要素积淀的记录和理解，即认识到历史地区是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超越了 “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时空背景及其地理环境。基于运河作为文化线路天然所具有的整体性保护要求，对于历史地区统一性的认识应该作为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本认识，因而在其保护方法上有必要特别强调有助于整体性进步的策略。首先，应在国家、地区或地方一级制订保护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的清单。该清单应确定重点，以使可用于保护的有限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需要采取的任何紧急保护措施，不论其性质如何，均不应等到制订保护计划和文件后再采取。其次，应对整个地区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其空间演变的分析。它还应包括考古、历史、建筑、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数据。出于同样目的，还应制订一份公共或私人开阔地及其植被情况的清单。再次，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数据与结构以及更广泛的城市或地区联系进行全面的研究。如有可能，研究应包括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分析、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土地使用问题、城市基础设施、道路系统、通讯网络以及保护区域与其周围地区的相互联系。最后，在保护计划和详细说明制订之前，原则上应有一个实施计划，其中既要考虑城市规划、建筑、经济和社会问题，又要考虑城乡机构吸收与其具体特点相适应的功能的能力。以上步骤十分清晰的说明了历史地区整体性保护所需要注意的主要方面，并给出了建议性的实施措施。

3 大运河（杭州段）整体性保护路径

从整体性出发，申遗后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优先考虑的有以下几个重点。首先，对运河文化遗产的全面整理，正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刘曙光所言，未来大运河的保护、管理与利用，核心的问题是针对大运河的活态使用、复杂的管理以及广阔的分页范围，做好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整体保护应该把那些自身价值非常突出但又未列入世遗清单的运河遗产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把它们在未来进入世遗清单作为新的工作目标，而合理保护则要围绕发展和改善民生的目标。其次，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遗产保护所遇到的最严重问题，即面临城市建设等多种变化因素之下，遗产核心保护区、缓冲区设立的有效性，及其对保护运河景观完整性所具备的重要屏障作用。最后，是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中对于运河作为文化景观的价值认知，并应从文化景观特性出发实行相应的保护策略。

3.1 保护对象扩充：从点-段的保护向点-线-面（市镇）扩充

在运河遗产整体价值大于部分相加的基本认识之下，各列入申遗名录的遗产具有代表性意义，但是运河沿线相关的各类型遗产众多，这些整体中即使是最为微小的部分，也可以对整体价值做出说明，成为其整体关系连接中的一个有意味的环。同时，某些未列入运河遗产名录的遗产已经列入省级、市级遗产保护单位，对其价值的理解也应纳入整体价值的范围。因此，对运河沿线现存遗产做分类调查，对其使用状况、保存状况、遗产价值做出相应评估，并以运河遗产整体与局部有机关系为相应评估标准，列入评定类别并进行分级保护。以运河市镇为例，大运河（杭州段）已经列于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点远远不能囊括现存有价值的市镇遗产，而这些遗产点作为整体之有机部分，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其次是这些遗产多以点、段的形式申报，而不是从整体的意义上，充分考虑到运河遗产作为历史地区的文化和自然环境，因此物质化的保护必然会带来固化。作为遗产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为三个历史文化街区，在这里作为其遗产的第一圈层部分，这部分遗产多已经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利用，但是仍有两个圈层与之关系密切却并未能够视作其有机联系的部分加以重视，可以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圈层是运河沿线所经但是并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遗产点，这些地区的遗产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对这部分遗产应该进行充分调查，并且将其作为运河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充分考虑；第三个圈层是运河杭州段行政区划范围相交接部分的重要遗产，这些地区并不属于运河（杭州段）的遗产范围，但是基于运河遗产流动性和交融性的特征，运河水道之间的过渡关系不能够截然切断，除这些地区遗产本身的价值之外，作为过渡地带的遗产段相互交流关系也是其价值的体现，将这些分散的遗产点进行联合保护将会扩大运河遗产的总体价值，真正体现遗产整体大于局部简单相加的特征（表1-4）。

3.2 保护区的设定：遗产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控制划定

为确保运河遗产的完整性，要明确运河遗产核心保护区、遗产缓冲区范围，同时应确保沿线保护区、缓冲区设立的有效性。与其他类型的遗产相比，运河河道穿越不同地区，具有较长而用地状况、复杂的岸线，其核心保护区、缓冲区的划定则需要针对所流经的不同类型地面状况进行设立。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遗产区面积1442公顷，缓冲区面积6464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面积合计7906公顷。浙东运河杭州萧山―绍兴段遗产区面积683公顷，缓冲区面积1745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面积合计2428公顷。大运河遗产区的设立多为河道本体外扩5米，道路外扩20米，历史街区外扩40米，缓冲区的设立多为遗产区外扩40-240米范围划定。遗产缓冲区为遗产保护区的附加的保护层，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遗产区的周围环境完整性，而缓冲区的设立范围、用途要依据遗产区的个案情况而定。如加拿大里多运河规定除码头之外，运河沿线30米作为缓冲区，但是ICOMS仍然认为设定过分狭窄，运河周围的可视环境需要更清晰的设定。仅就目前运河（杭州段）遗产区为岸线外扩5米，缓冲区为遗产区外扩40米-240米不等。单从数据上看缓冲区面积是遗产保护区的数倍，而从遗产边界轮廓来看，缓冲区在不同地带所列入的范围差别却是巨大的。从规划中的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遗产保护区、缓冲区划定来看，主要是依河道走向来进行范围划定，形成运河沿线遗产廊道空间，这是一种较为理想型的缓冲区划定办法。然而，据实地考察的情况显示，目前处于城市区域的遗产保护区已经被拥挤林立的建筑群所包围，从实地状况看很难找到规划中的缓冲区存在的证明。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均没有明确的界定标识，缓冲区作为保护区的辅助范围起不到缓冲的作用。由于运河遗产整体景观的不规则，现行规则的、整齐划一的缓冲区设立未能照顾整体景观的绵延。仍应充分论证缓冲区的划定，主要依据为运河沿线遗产要素、景观要素、生态要素的完整性，同时预见到遗产区周边变化的要素对其产生的可能影响。

3.3 保护区的有效性：应对建设发展中的变化要素

历史地区除了遭受直接破坏的危险外，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危险：新开发的地区会毁坏临近的历史地区的环境和特征。“工业发展会因污染空气或水威胁到遗产。新道路的建设，旅游胜地或机场都会给遗产带来超负荷的游客，危及其存在。”[2]可见遗产核心保护区、缓冲区的设立必须充分与城市整体规划相结合的必要性。在这个快速发展变迁的城市环境中，运河（杭州段）目前要应对的正是房地产业的增长，运河沿线近代以来原本就是杭州工业的主要基底，有大量的人口聚居，在城区范围密集的住宅建筑沿线而建，申遗成功后运河的世界遗产价值得到进一步的认证，以其经济价值为驱动的房地产项目建设速度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起。作为城市扩展的配套项目，运河沿线的大规模道路建设项目正在进行。除此之外，运河沿线历来用地状况十分复杂，其用地范围正是在保护区旁边，也就是缓冲区之内，正是这些与运河遗产毗邻的项目在侵蚀着运河历史环境的完整性，要使得保护规划真正有效，便要调动以城市建设项目所属部门的力量，提前确定建设控制地带。在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中详细规定缓冲区范围内建设项目、类型、建筑轮廓线、建筑之间道路交通组织形式等可能影响其景观环境的因素。同时，在制定遗产保护区、缓冲区规划并出台相关规定之后，在保护区附近、缓冲区范围内进行建设时，应该上报杭州市运河管理部门，会同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杭州市道路交通局等职能部门，进行勘测并提出协调性意见，最大可能的减少损害遗产区整体环境的建设项目。

3.4 遗产管理：体系化的保护制度和保护规划

应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加大运河周边环境景观的保护力度，落实分级分类管理相关要求”，以及《中国大运河缓冲区管理细则》和《中国大运河环境景观保护与协调导则》制定系统化的遗产保护管理法规。一是制定公布《大运河（杭州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针对大运河遗产管理的主要问题，明确立法依据，完善遗产地保护管理权属、保护管理内容、保护管理路径方法。使之成为各管理部门的管理依据；二是制定颁布《大运河（杭州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明确划定运河遗产保护核心区、缓冲区，用于遗产地核心区、缓冲区日常管理和长期管理，并监督约束各文物、建设、规划、环境各交叉职能部门合作工作；三是制定《大运河（杭州段）文化遗产管理监测日常管理制度》。规定遗产运河各类型遗产日常监测的主要工作范围、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工作标准等，以促进以运河遗产监测的运作常态化、信息化。四是制定历史地区各类型遗产保护手册。如，制定《杭州市省公共水域及运河条例》对运河遗产的管理，遗产构成，附属建筑物的管理权属以及日常维护单位做详细规定；《杭州市运河遗产管理手册》对运河遗产如驳岸、植被、构筑物、设备等的做出分类描述，对关键性问题和保护措施做出规定；制定《杭州市运河景观保护管理办法》规定遗产核心保护区、缓冲区景观规划关键问题。制定《运河遗产建筑和船闸、运河住宅和景观管理手册》、《运河植物保护管理方案》等围绕运河遗产保护行动制定的主题性手册，并发放相关城市规划、建设、基层管理机构作为指导运河保护建设的参照。

3.5 在保护中发展：运河遗产廊道建设的整合策略

遗产运河的形成得益于长期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也被认定为一种文化景观。运河遗产廊道建设以运河沿线人的活动为出发点，将运河沿线自然、人文环境的整理，遗产点保护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整体策略。

3.5.1 运河遗产廊道尺度

对于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廊道范围划定应该是怎样的尺度，根据俞孔坚团队对于京杭大运河沿线遗产分布范围的调研，确立以3km为界，可以包括90%的遗产。而基于杭州运河水网的特征，同时依据对沿线景观遗产初步调查，3km虽然大致可以囊括主要遗产点，但是基于沿线多为建设地带，3km范围是不现实的。应该依据对于运河沿线核心区、缓冲区的规划范围为基础，划定景观廊道范围。同时如果以严格的平行线划定运河景观保护范围，实际上是忽视了景观的自然特征，须知运河沿线景观遗产的组合实际上是有机的、变化的，因此景观廊道划定应该是在缓冲区范围基础上结合景观绵延特征划定，而江南运河（杭州段）景观特征应该具江南风情的，如枕水人家式的，而浙东运河（杭州段）应该是山阴水道的明快起伏宛如长幅画卷。

3.5.2 列出遗产保护清单

大运河遗产作为文化线路遗产，其基本特征在于作为整体的价值大于单个部分的简单相加。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尽管运河河道、运河水工遗产等与运河本身关系密切的遗产构成了运河遗产的核心部分，但仍然需要充分重视运河沿线其他各部分未列入世遗名录的各项物质的、非物质遗产，要能够在考虑沿线各类型遗产相互说明的有机关系上理解其价值。因此，除了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点，运河沿线其他部分的遗产考古发掘和分级保护将会是运河成功申遗后的首要任务。目前列入大运河（杭州段）作为遗产点进行保护的除了有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河道，浙东运河萧山―绍兴段河道，其他组成部分主要为运河水工遗存、运河沿线历史街区（表1、表2），这些遗产点构成了运河遗产的核心部分。尽管只经过初步考察，也仍然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便是运河（杭州段）沿线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种类众多，已经成功申报的遗产点远远不能囊括。从遗产保护的完整性上看，这些未能作为遗产点进入申报名录的部分需要经过充分调查，纳入保护范围之内。保护清单的制订包括：运河沿线区域内自然景观资源、历史资源、历史及考古资源调查，列出详细清单，并对其价值进行分类评估，制定出保护的时间次序；调查并确定沿线区域内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列举因受破坏威胁的自然景观资源、人文历史资源清单，评估其价值并制定修复性保护计划。

3.5.3 遗产监测平台

大运河遗产监测系统平台是加强世界遗产地各项管理，获取遗产监测报告基本数据的途径。运河（杭州段）遗产的监测工作虽然一直都在进行，但是监测工作较为分散，申遗后应根据现实情况，打通运河遗产管理部门与河道管理部门的数据平台，建立系统性遗产监测平台。监测内容主要为：遗产本体及历史地区整体环境：遗产保护核心区：①运河河道本体状况；②运河水工设施遗产状况；③运河沿线历史街区状况。遗产保护区缓冲区：①各类型遗产保护状况；②自然环境变化状况；③人为活动变化状况，特别是周边地区开发对保护区文物的影响状况；遗产保护区变化要素的监测。①运河河道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治理状况；②运河沿线主要节点状况；③运河沿线城市建设变化情况。④道路交通组织变化情况；⑤环境质量和生态变化状况。

3.5.4 绿道系统建设

在景观资源调查清单的基础上，规划建立运河沿线绿道系统，以有机连接沿线自然、人文资源，加强沿河分布遗产点与运河的交通联系，维护运河遗产廊道的完整性。绿道系统应该包括，慢行系统设施―两岸及水生植物系统―生态保护设施系统―遗产标识和解说系统。绿道通廊虽然是建立在运河沿线，但是其走向和组织系统却应不应视为一条简单的步行道，而是以绿道走向和组织实现遗产间有机联系。规划绿道慢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设立沿线的遗产点说明标志牌，覆盖完善的信息服务设施，通过绿道系统连接遗产廊道3公里范围内相关遗产点，除了运河水工遗产的可达性之外，另外还包括街区、市镇、距离较远的河埠头、历史建筑、古遗迹等，连接沿线各遗产点-街区-市镇形成完整的游览系统。除了绿道系统内部联系通达之外，与建成城市区的交通通联也十分重要，打通运河绿道系统（主要为步行和自行车道路）与城市交通要道之间的节点，设置出口和标志，使得城市中的居民、社区居民能够通畅的进入绿道系统。同时可以绿道系统建设带动沿线生态保育，当前除了市区已经建成绿道之外，主城区以外地段的土地使用者分别为，农田所有者、大型工厂、码头、港口所有者。而这些沿线各异的景观形态其实饶有各自的趣味，应制定相应的遗产区居民保护手册，鼓励沿线各土地使用者保养各自单位所属的堤岸，栽植富有水生特征、维持水土的植物，整理沿线工厂建筑、码头港口景观，保留各自小单位的特色，提升景观生态功能。

3.5.5 遗产廊道景观规划

在建设绿道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景观整体建设。遗产景观廊道应该包括：遗产点、面、线系统通廊（遗产景观、交通、空间关系），绿道系统（河道、堤岸、沿河绿带）以及宣传解说系统通廊（图1）。

考虑到运河作为线状蜿蜒的景观形态，其长卷形的景观特征更应该得到充分展示。许多当地居民有必要了解保护区、缓冲区的说明。保护区规划应该对景观设计留有空间。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建筑并不在保护区范围，但是其建筑的高度、体量、轮廓、密集度等都会影响运河沿线景观，而这一蜿蜒绵长的运河水线是景观视觉空间的核心，从这个视觉点出发所涉及的范围都是总体景观的一个组成因素。因此景观规划建设应以运河水线景观为中心。运河沿线的遗产形态众多，有点状的遗址，有面状的历史街区，有水系网络联络的市镇，而这些遗产本身的景观特征都是不规则的，因此保护景观规划建设不能够以沿线框线型的围护为准，应该考虑到运河枕水而居的江南水乡景观特色，视运河景观为连绵的、有起伏的、有、有停顿的画卷。

3.5.6 荒野地带景观介入“反规划”角度

在现代城市之间荒野地带景观自成一格，已经十分稀少而珍贵。而在目前城乡建设如此密集的情况下，反规划角度的介入便是要“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规划来保护城市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要首先规划、保护和完善非建设用地，包括各种自然要素，如河流、湿地、湖泊、岸线、滩涂、防风林带、主要山体、森林斑块、栖息地、高产农田等。”[3]当运河从高大的楼宇建筑穿出，两岸仍能看见大量自然荒野地段景观。运河（杭州段）荒野地段景观包括：抛荒的平原行地带，这样的地段往往夹杂在工厂建筑、居民楼建筑之间；乡野地带的农田景观，这些具有江南水乡风味的作物、树木、飞禽等交织的景象，非常珍贵的让人缅怀文人笔下的水乡况味，然而十分稀少；保护地段人工营造的植被景观，这些被人工加固和养护的河岸栽植整齐的树木，繁茂的绿色一直绵延，成为沿线一道工整的屏障。当越来越多的现代房地产侵蚀运河沿岸黄金地段之时，两岸的景观大多被破坏殆尽，在岸上行走或是行船，所看到的便是外表毫无吸引力的高大楼房，而在这样不可避免的现实之下，这些未被人工干预的荒野地段在现在看来是构成运河景观的最好部分。这些荒野地带正保留了运河风景的本来面貌，应该优先得到保护。

4 结语

“最小干预”是一切对于遗产的保护利用方法实施过程中都应遵循的原则，正如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早提倡整体性保护方法的城市所认识的到的那样，“城市不应发展得太快，这一反发展原则，强调了对于既存建成环境的改善利用优先于新的开发建设”[4]。干预活动真正目的不在于新建，而在于以保护更新活动促进当地生活的改善，“在被保护的历史城区，新要素介入的最直接效应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5]在所有这些保护行为中都应该尊重和认识到历史环境中人的活动，并以当地历史环境中生活的人基本利益为最终目的。思索当代运河遗产保护中真正的难点，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和博物馆化，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存在的整体环境的消失，而在当代对于历史地区环境整体性保护方法的实施，就是要通过最小干预手段，介入遗产地区，以提升历史地区居民生活自然、人文环境为主要的行动目标，而只有整体性保护才能较好的保证场所精神，而运河遗产及其精神传承的旨归也尽在于此。

参考文献：

[1]孙华.“线状遗产”、“线性遗产”、“文化线路”关系说[J].世界遗产，2015（3）.

[2]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世界遗产相关文件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1.

[3]俞孔坚，李迪华，李海龙，等.京杭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8.

篇9

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步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新趋势，诸如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等“文化线路”或相关类型遗产也开始进入世界遗产申报的进程，相关工作日益受到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线路遗产究竟如何以适当的策略提交世界遗产申报，提高成功的概率，是日益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简要回顾“文化线路”保护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就文化线路作为特殊类型申报世界遗产的策略作了简要分析，在遗产认定、价值阐释、比较研究、真实性与完整性阐述、遗产构成的筛选与组合策略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Abstract

The nomination of Cultural Routes as World Heritage has increasingly been a foc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China, with the projects such as Silk Roads and the Grand Canal on the Tentative List of World Heritage.This essay analyzes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Routes projects nominated as UNESCO World Heritage by discussing the topic of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interpret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statement of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 sites.

关键字

文化线路，文化遗产，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图分类号： I0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正文

文化线路是近年来出现在国际上的新遗产类型。1993年，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线路作为第一条文化线路类型的遗产登录世界遗产名录。从1994年起，经过近十年的探讨与发展，文化线路的概念于2005年正式以“遗产线路”的特殊类型进入《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1]的修订文本中。并在不久之后由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协会提出的《文化线路》[2]得到正式定义，标志着这一概念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成熟：

“无论是陆上、水上，或是其他类型都有实际的界限，并且也因其服务于一个特定而明确的目标而自身具有特殊的动态和历史的功能而呈现特点，都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

必须来自并反映人们的互动行为，以及民众、国家、地区或大陆间在重要历史时期进行的多维、持续及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必须要在时空上促进受影响文化间的交流，使它们在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上都反映出来；必须要集中在一个与其存在有历史联系和有文化遗产关联的动态系统中。”[2]

由于文化线路项目通常具有跨地域、跨学科的特征，且构成遗产地的要素众多，因此，相比于单个或单组遗产，在主题方向、范畴和规模、要素组织筛选等方面呈现出复杂的多的可能性，为文化线路的价值评估、遗产认定、比较研究和最终划定保护范围都增加了难度。然而，对于这样复杂的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依然有规律可循。

基本工作流程：在准备申报文化线路之前，首先需要通过一定的工作流程完成对该文化线路基本认识。参考《文化线路》与《操作指南》的相关内容，其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这些步骤（图 1）。确定其时空范畴及交流内容，时空范围即对文化线路上的交流活动持续进行的起讫时间及覆盖空间的定义；交流内容则可能包括贸易、宗教、军事等活动内容。确定这些多维度交流内容的相互关系，分辨出哪些是线路形成的起因，哪些是由此产生的其他活动，并认定它们各自的时间与空间分布范围。考察文化线路所产生的“跨文化的整体意义”，即在其穿越的时空范围内产生的文化间交流，是否产生了不同区域或文化之间的互惠关系，以及这些互惠结果对各文化区域的影响，这也是文化线路的核心价值所在。分析文化交流的动态性，指出文化线路产生的最初动力、维持线路上的交流活动的必要条件及其历史变迁、最初动力引起的其他交流活动、以及所有这些动态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及其影响。

图 1 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的工作流程

在形成基本认知后，结合与其他同类文化线路的比较研究，确定遗产项目的主题和价值要点，筛选适用的世界遗产价值标准。至此，才能有的放矢地认定遗产要素，并通过真实性、完整性的评估，来检验遗产要素对遗产价值的表达是否准确和充分。

遗产标准的价值阐释：由于文化线路往往以系列申报的形式进行，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系列申报中所有组成项目的遗产地都必须同时符合申报标准。[3]因此，文化线路申报世界遗产时，应关注在活动内容、遗产类型、物质形态、遗产价值贡献等不同层次的进行组合，侧重文化线路整体的价值阐释，并选取同时符合所有遗产地的遗产价值阐述申报标准。对于未能体现在所有构成遗产地的标准及其价值，也应当相应地做灵活调整，以达到系列申报的要求。

因此，在文化遗产的六条标准中，强调体现对人类艺术性、技术性等创造力的标准（i）[ 代表人类创造性天才的杰作。]，和需要遗产反映人与自然之间挑战与应战互动关系、对遗产所在自然环境有特殊要求的标准（v）[是一种传统人类聚落、土地利用或海洋利用方式的杰出典范，代表一种或多种文化，或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尤其是当这种环境在不可逆的变化影响下变得十分脆弱的时候。]，因为文化线路多元化构成的特点，都很难成为合适的标准。

而由于文化线路通常都能够更典型和更完整地阐释人类价值交换过程和成果，因此可以充分考虑侧重人类价值交流在艺术和技术发展阶段方面的物质体现的标准（ii）[ 反映了某一文化区域内、一定时间范围内，在建筑或技术、纪念性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发展方面，重要的人类价值互换。]，如建筑、技术、纪念性的艺术作品、城镇规划或景观等。文化线路有时可以理解为“动态的文化景观”，并与文化交流相关，因此也经常能够选取标准（iii）[反映仍然存在或已经消逝的某一文化传统或文明的独特的、或至少非凡的见证。]，如反映古代文明之的重要商品贸易，或跨越文化区域的等，突出强调遗产对文化传统或文明的见证作用。物质遗存较多且保存状况良好的文化线路，如圣地亚哥朝觐线路、格夫拉达·德·乌马瓦卡线路、印加之路等，可以通过标准（iv）[是一类建筑或技术全体或景观的杰出典范，展现了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通过具体的建筑或技术类型来表达遗产所反映的时代文化特征。最后，可适当考虑以标准（vi）[与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事件、生活传统、思想或信仰、艺术和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关联。]强调遗存与历史、文化、精神、情感等非物质要素方面的直接联系，但必须提供遗产与之有直接或物质关联的证明。

真实性与完整性：文化线路要作为“遗产线路”申遗时，需要阐述构成申报项目的遗产要素的筛选原则与方式，以说明遴选出的遗产要素能够真实、完整地地反映遗产项目的“突出普遍价值”。遗产要素之间的价值联系、遗产要素与文化线路的价值联系、以及遗产要素对整体项目的价值贡献都需要得到充分阐释。

在真实性方面，遗产要素与线路的关联性的真实性可以通过考古报告、文献资料等进行阐述，或通过能建立起关联性的相关非物质遗存来证明。在完整性方面，除了可从文化线路的意义与价值、遗产要素的构成、遗产地本体的保存状况阐释遗产地的完整性之外，还应该对文化线路的背景、内容、跨文化的整体意义、环境、动态性等方面，对是否充分具备反映这些特征的遗产要素进行阐释。

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从申报工作的前期阶段就开始应用。针对一般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要求“明确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或尚未登陆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中是否有与申报项目类似的”，和“解释申报的遗产项目在其国家的和全球语境中的重要意义”；对于系列申报，则应对系列申报中的选点进行比较研究。其目的并不是与其他同类遗产在物质遗存保存程度的方面比较孰优孰劣，而是通过对文化线路的自身特色和特殊价值进行挖掘，参考ICOMOS的主题研究框架，合理定位遗产的时空-地域、主题和类型等特征，从中找到项目的“突出普遍价值”所在。

文化线路的比较研究需要从整体和内部两个方面进行。整体比较研究可以在同一文化主题的线路之间——如宗教线路、贸易线路之间；或在同一文化区域、在时间跨度上——如同在亚洲地区的某个时期；或在同一形态类型之间进行比较，如铁路线路、沙漠路线、山区路线之间的比较。文化线路内部比较研究，则需要阐明构成线路的遗产地有明确的筛选标准与具体范围，且都经过足够的调查研究。尽可能全面地列出相关遗存，并阐述筛选遗产地构成的原则，并针对每个遗产逐一阐明比较研究的结论，强调遗产地对文化线路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有不可替代和或缺的贡献，而所有构成遗产的要素之间也形成了相互关联的整体。

遗产要素筛选与组合：尽管一条可以被认定的文化线路一定有其突出的文化遗产价值，但并不是所有文化线路都有可能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也并不一定适合以文化线路的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应该选择既能够符合文化线路标准，又能够达到世界遗产要求的项目作为“文化线路”类型申报，其他的文化线路项目可以改变遗产类型进行申报，或作为国家或地区级别的遗产项目进行保护。

当遗产项目确定以“文化线路”类型申报世界遗产时，还需要进一步决定纳入申报范围的遗产要素如何筛选与组合，以选择最佳的申报策略。在一条较为典型的文化线路中（图 3-A），通过调查统计和研究发现得到的全部相关遗产要素通常共同分布在文化线路沿线，与主干线的距离、规模、类型都不尽相同，相互之间又由于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再次分为若干个较为独立的区段。每个遗产要素本身承载的价值、对整体价值的贡献也有所不同。选取的时空范围越广阔，遗产地之间的差异性也越明显。由于世界遗产的构成要素必须共同符合至少一条标准的要求[1]，因此选择过大的时空范围或者过多的遗产地也会增加申报的难度。根据现阶段对文化线路的定义和保护管理要求，可以通过时空定义、背景、内容、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动态性、环境、形态，以及管理和研究情况等方面认定遗产是否能够作为文化线路进行申报。

图 3 文化线路遗产构成与申报策略分析图

因此，文化线路申遗项目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以下几种组合方式：即在最理想的条件下选取所有区段各类要素作为整体一次申报（图 3-B）；选取最有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典型区段单独申报（图 3-C），这种方式也可能由于不同段落申报条件的成熟阶段不同，而形成不同批次的系列申报；选取其中主题线索最突出的某类遗产要素构成系列申报的方法（图 3-D）。这些方法各有优势和劣势，需要谨慎考虑和灵活选择。

无论以哪种方式进行申报，都需要在对文化线路遗产地资源进行详细调查、整理和研究之后，才能够开始决策过程，以避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在决策过程中，则要考虑到同类遗产比较研究的结果，尽早避免可能与现有世界遗产项目重叠的策略。

最后，在能够适用多种组合策略进行申报的时候，申遗的动机与目的则将成为最为关键的因素——既包括当地社区发展经济的要求，也包括当地民众对未来申遗成功以后生活方式的愿景等。而这些合理的动机与目的也都能够作为申遗文本进行阐述的理由，体现出公众参与的过程、当地社区的支持与意愿、以及国家及当地政府对申遗项目的推动是深思熟虑与具有远见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World Heritage Centr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Pari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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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文广新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履职，积极作为，较好的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市民文化生活品质

（一）文化设施日趋完善。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文化基础设施65处，新增器材242件。开展了创建示范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活动，提升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其中，夏格庄渭田社区、河头店桑行社区获得青岛市第四批示范社区荣誉称号；全市35个省定贫困村，58个市定经济薄弱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基本达到了上级部门要求标准。图书馆荣获国家“一级图书馆”称号。这是继2013年全国第五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之后，第二次获此殊荣。

（二）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围绕打造“乐在莱西”文化品牌，今年以来，我市已开展月湖文化艺术节、元宵节秧歌巡游、灯谜会、全市职工文艺汇演、第六届广场舞、秧歌大赛、“五王”大赛等大型文化活动160余场次。开展群众文化活动10000余次，文化活动受益群众110万余人次；牵头打造“2018时光音乐节”，3天共接待中外游客4万余人，成为宣传培育“乐在莱西”品牌的靓丽名片；举办莱西首届根石艺术展、《乡村记忆•影像莱西》图片展、莱西市首届工笔画作品展等各类展览达20余场，同时定期邀请青岛市及以上的专业老师到我市进行各艺术门类的培训辅导，并通过招募文化志愿者的方式，调动全社会文艺骨干参与群众文化娱乐培训、辅导近50场，受到了市民广泛欢迎。2018年，在青岛市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电话调查工作中，得分在青岛十区市名列第3位。

（三）文化供给更加亲民。为各镇街发放农家书屋图书、图书架、阅览桌椅、电脑等设施设备近120多万元；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26万余人次, 书刊文献流通289248册次, 85352人次；新增持证读者3796人；完成新书采购编录69607册。在大架山、山后人家、鲜多多农场、鼎龙山庄、承兴寺、月湖公园、东鲁农业生态园等景区（点）开展文艺汇演进景区（点）50场次，吕剧进社区公益下乡演出115场。公益电影已放映10332余场，极大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在搞好文化活动的同时，我市业务骨干积极投身创作，积极参加各类比赛，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我局结合当前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而精心创作的一部红色题材的重头吕剧作品《初心》隆重上演。10月19日，该剧参加第十一届山东艺术节精品展演，省厅、艺术处等领导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在省委宣传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第七届山东戏剧红梅大赛”中，我局5名同志分别获得表演类二等奖、乐器类二等奖、三等奖的好成绩。在青岛市举办的第六届“海燕奖”群众文艺原创作品大赛、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放歌新时代 共绘新征程”青岛市群文干部美术书法优秀作品展、2018年青岛市文化馆系统业务技能大赛等比赛中，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二、依托莱西历史、民俗文化禀赋，活态传承传统文化

（一）非遗技艺传承不断创新。今年莱西秧歌传承人孙会明成我市首位省级非遗传承人。我市现在拥有省级名录项目1项，青岛市级名录项目10项，莱西市级名录项目78项。青岛市级代表性传承人3人，莱西市级代表性传承人20人，新增青岛市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1个；6月上旬，莱西木偶被山东省文化厅选中赴新西兰交流演出，这是继瑞典、德国、日本、美国演出之后再次走出国门，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努力；莱夷古乐已研发石磬、琴、瑟、笛、箫等十几种乐器 ，论证完成了八个乐章的主题结构框架，其中第八乐章《惠风和畅》已具备演出水准，初步搭建起了莱夷古乐挖掘、演出团队框架。目前，正在加紧排练，准备献礼2019年世界休闲体育大会；

（二）文化遗产保护稳步推进。这些年来，我市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全市注册的民办博物馆达到3个。根据省文物局关于《西沙埠遗址保护规划》专家评审意见，为进一步修改完善《西沙埠遗址保护规划》，并已通过省文物局评审；积极推进文化遗产进景区活动，深入莱西域内主要景区开展非遗文化展示体验10余场。组织开展了“乐在莱西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的老照片展”进景区巡展活动。10月份，在店埠镇鲜多多农场开展首次展览，参观观众累计达3000余人，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圆满结束了首场景区展览。11月，老照片展在第二站莱西卢乡阁博物馆开展。完成了二小旧址修缮工程后续验收工作。委托济南齐鲁园林古建筑工程公司对福顺德故楼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测绘，对残损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编制了《福顺德故楼修缮设计方案》，并已通过青岛市文物局、财政局批复同意，积极开展修缮工程中。

（三）传统民俗文化助力“美丽乡村”示范建设成效显著。重点打造了以产芝村、姜家许村为代表的文化旅游特色村。于此同时，还通过财政专项、社会捐助等多渠道，联合有关镇街、单位，相继对解文卿烈士就义处及故居、前保驾山胶东第一农村党支部旧址、渭田阻击战纪念馆、萌山烈士纪念塔、花园头王氏家庙等古建文物，进行了修缮保护。西三都河村成功入选全省“乡村记忆工程”传统村落名单。

三、特色引领，集聚集约，文化产业实现创新发展

2018年，按照莱西市“1+5+4”总体发展部署，聚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目标，以“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思路，强化大项目支撑，引导文化消费，引领全市文化领域新旧动能转换。

一是着力打造长达74公里的自莱西湖以下大沽河莱西段民俗生态文旅体验功能区。重点抓好投资150亿元的姜山湿地文旅项目和系列展示农耕文明的系列生态农业园区，形成生态文化景观长廊。目前，功能区定位明晰，姜山湿地等支撑项目建设较快，成为我市重要的生态文旅项目；二是山东首所专为文化产业培养人才职业院校落户莱西。该学院总投资额达50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100余万平方米，是我市首所大学，也是山东省首所专为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独立设置的综合性高等院校。它的建成将促进莱西市高等教育质量进一步提升，为推动莱西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与人才保障；三是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自去年以来，省、市相继启动了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受到了百姓的广泛欢迎。目前，莱西市有3家企业成功入驻省平台，7家入驻青岛市级平台，用市级消费券 10 万以上的企业达到2家，直接带动消费近300万元。

另外，隆重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戏曲微电影颁奖盛典，有力提升了全市文化产业等级和水平。落户于经济开发区的青岛中影律动影视小镇总投资20亿元，吸引了青岛中影律动影视产业园、青岛莱欣国际影视产业园等大批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形成以“影视+产业融合发展”为方向的多元文化产业组团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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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遗产认同；旅游发展；原住民；元阳梯田；话语分析

[中文图书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0-0000-00

引言

遗产是一种由权威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AHD） 主导的话语实践。在以专家、政府为代表的权威话语体系中，遗产是物质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的和国家意义的，其话语来源于国家宏大叙事和专家审美判断，这种权威话语对遗产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通过对过去的修饰，把其转为抽象的考古数据或历史文本，而实际上过去不是抽象的，它是一些人真实有情感的遗产和物质现实，会对社区身份认同产生实质性影响；其次，AHD强调精英社会群体的体验和价值，排除其他群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体验，尤其是地方社区的切实经历。再次，AHD建构的专业科学性遗产，带来大众的被动性凝视和无批判消费。最后，AHD片面认为遗产代表所有好的和重要的过去，忽视遗产的多样性 [1]。在彭兆荣看来，这些是遗产实践的“模式化”倾向，即以一套标准化、数量化、技术化、法规化和行政化的操作程序，相同的手段对待遗产[2]。此种遗产化运动实质是对遗产主体的置换，使真正的家园遗产主人处于失语状态，因此与遗产本身的价值相背离[3]。

鉴于此，吴宗杰等人深入遗产的中国本土意义，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挖掘地方志和本地老百姓的遗产记忆，目的是超越“物质原真性” “民族主义” “地方主义” “怀旧情结” “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4]。然而在当今政治语义迅速膨胀，阶级、权力以及民族主义都卷入的遗产现实中[2]，出自人文情怀的叙述性遗产研究略显无力。作为具有世界价值意义的遗产地 ，到底如何以一种满足地方、国家和国际诉求的方式来处理， Ashworth和van der Aa认为首先要回答“谁的遗产”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讨论很多[5]，但依旧存在争议。 如果一个地方遗产不与它们的社区相联系，那么有关它发展的基本原理可能出问题[6]。因此，本研究拟从社区原住民的视角，以元阳梯田为例分析原住民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成为世界遗产地的看法，探索原住民对遗产的“非权威的”认同及其与权威话语遗产认同间的差异，并在基础上讨论提高原住民文化自觉性及不同遗产话语主体间对话的可能性。

1 文献综述

1.1 从遗产到遗产认同

遗产概念经历了从有形遗产到无形遗产的过程。遗产原初是作为“父辈传下的财富”，是个人、家庭或宗族的“遗产”。随着遗产运动的兴起，遗产开始被表述为“国家遗产”。且早期关注的多为物质财富或遗产，之后遗产概念外延发展至精神财富，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成果等，由此遗产物质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功能也逐渐得到重视[7]。2003年，UNESCO提出把无形价值作为遗产的一部分，并指出无形文化遗产包括实践、表征、表达、知识、技术和与社区、族群及个体相关联的文化空间[8]。更有学者认为遗产是一个遗产化过程[1]，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称之为“遗产”的事物，它与商业化过程有关。遗产负载着价值观，本质上是行动主体对现在和过去关系的反思[9]。一旦行动主体发生变化，有关遗产阐释的参照物也相应发生变化[10]。

认同（identity）一词有多重含义，一是认为与……一致，二是同一性，三是身份，四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含义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记忆、社会文化背景、组织和职业特征等，且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认同导致不同的行为取向[11]。身份认同可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指人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识，也即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12]。Tajfel将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13]。因此本文认为同样反应集体意识的文化认同、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群体认同概念都属于社会认同的范畴，它们亦是身份认同的反映。Dick通过对社会认同研究综述得出员工对组织认同有四个维度：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14]。

遗产与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15]。遗产的价值不仅仅是过去历史的遗存，更是特定族群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认同构成了遗产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内容[16]。 Howard认为遗产管理实践包含着多层次的地理性认同，遗产会强化家庭、邻里、地方、国家乃至大洲、普世层次上的认同[17]。其中有关遗产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多[18]，因为国家认同被认为是与遗产首要连结的身份认同[19]。Kiriama分析了人们如何利用记忆和遗产来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发现记忆、遗产和认同是流动的，对其的建构依赖于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20]。也有学者反思目前遗产运动实践所带来的当地人的文化认同危机[15]。基于以上，本文界定遗产认同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遗产和身份认同的关系以及行动主体对遗产的认同。前者包括遗产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关系，其中社会认同包括文化认同、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等，后者包括行动主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

1.2 从权威话语到多元话语

当前，学界对遗产权威话语主导提出了种种质疑。是否全球社区都应该认同世界遗产的突出的普世价值，这样的价值标准究竟是破坏还是支撑了身份认同的表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遗产与身份认同？对此，Smith认为权威话语制定的普世价值标准，追求的只是有限的文化范围[1]。它无法处理遗产多元和复合性问题，尤其是今天呼吁的社区参与、多样组合价值和意义无法被很好地融入其中[21]。在遗产的生产过程中，开发企业与权威话语强势结合，进一步边缘重要开发主体社区居民[22]，致使真正鲜活的社区只成为制度化的产物[1]。

针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学术界从不同主体视角分析其对遗产的理解和实践。社区保护遗产的目的并不是保护它的“考古”性建筑，而是把它当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并且社区理解的遗产是发展并保持社区关系及共同身份的媒介，不是怀旧的影像[23]。同时，对社区多样性的理解进一步促进了遗产话语的多元化，如社区已不是没有差异的群体，它包含多元化体验、行为和关系[24]。游客定义的遗产也出现多样化，包括记忆、工作技术、家庭故事、口述历史等[25]。在实践领域，世界文化遗产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给予很好的例证。当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梯田就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祖辈传下来的土地，是家族财产和粮食来源，其价值在于能生产多的粮食，其使用和保护主要在于土地拥有者和本地社区；另一方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为全世界共有，拥有美学、人类学、生态学等诸多价值，其保护和发展需遵循国际准则和做法。成为世界遗产的梯田，知名度提高，使旅游业迅速发展，百姓观念发生改变。当梯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求时，他们就弃田打工或从事旅游业，尤其是年轻一代。久而久之，梯田变荒，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被瓦解，不符合国际标准，遗产濒危。因此有学者建议既要保护梯田有形遗产，又要关注其关联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遗产保护除政府机构外，也要发挥专家、学者、当地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作用[26]。可见，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遗产都成为了不同群体赋予它意义的焦点[27]，遗产话语呈现多元化。基于社区在遗产保护和发展中的越发重要，文章将集中于回答原住民群体建构了怎样的遗产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身份认同的关系，他们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是怎样的。

2 研究设计

2.1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选择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研究案例地。哈尼梯田位于云南元阳县中部，范围包括坝达、多依树、老虎嘴3个片区，18个行政村，村民以哈尼族、彝族为主，其中哈尼族约3.78万人，占人口总数5.41万人的70%。这些村民大多居住在半山区，不同程度地经营梯田农业。在这里，传承至今的哈尼民俗有昂玛突、苦扎扎、长街宴、哈尼哈巴等，奉行寨神林、水神、牛魂、田魂等自然崇拜。这些哈尼民俗与大面积的梯田共同构成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特征。

1999年开始，在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史军超的提议与推动下，哈尼梯田以森林、水系、梯田、村寨相互融合的 “四素同构系统”的遗产价值开启申遗之路。经过13年的努力， 哈尼梯田以独特、系统的耕作技术、稻作文化和哈尼族文化，代表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关系的遗产价值于2013年6月成功登录世界遗产名录。

在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之后，随着旅游的发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复杂化。一方面，遗产区内的村规民约要求村民“加强哈尼梯田保护，不准出现梯田弃耕、抛荒，严格按照梯田核心区农户宅基地审批程序进行建房，房屋设计要突出农村民居传统风貌”，另一方面，因为梯田盛产的红米产量不高、效益不好，多数居民把梯田转让给别人种，自己选择外出打工或者参与旅游业。2014年5月，政府以破坏梯田景观、未按审批程序建设为由，强拆村民在公路边修建的现代化楼房，居民与政府的矛盾冲突到了极点。同时，一方面，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梯田景区进行经营管理，收取景区门票，垄断核心观景区域；另一方面，社区原住民因缺少经济、文化与政治等资本，只有很少数人可以通过开客栈等形式参与旅游业，大多数人只能从事小本买卖。这种“百姓种田，公司收门票”的现状使原住民与经营企业间矛盾不断加剧。此外，由于梯田区域水资源有限，原住民因嫌外地人投资建设的客栈用水过多，与外来投资经营者的矛盾也日益显现。

2.2 资料收集

深度访谈。2015年1月28日―2月17日，作者在元阳县多依树景区的普高老寨、黄草岭，爱春，坝达景区的全福庄 、箐口等地对原住民进行访谈，本次调研共访谈31人，包括客栈老板、旅游车司机等旅游个体商10人，村干部、元阳县政府、红河州政府等官员6人，在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的原住民5人，没有参与旅游的原住村民11人，年龄在18岁及以下3人，18～70岁28人，分布较广。访谈以半结构式方式进行，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采用提前预约或随机到访。访谈一般在村民家中或者办公室中进行，时间15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访谈问题包括“您了解去年推倒在建房/收水费/环保车事件吗，您怎么看？”“您认为对哈尼族重要的事物有哪些，会把哪些传给下一代，为什么？”“您知道这个地方是世界遗产吗？”“对于官方评定的重要遗产要素“梯田、蘑菇房、昂玛突、长街宴，您怎么看待和行动？”“请讲述个人的工作或生活经历”等。调研过程中有邀请同时会说普通话和哈尼语的年轻人帮助翻译。在征得访谈者同意后，作者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必要时进行了录像，同时辅之以部分照片拍摄。

现场观察。1月28日―2月1日，作者非参与式观察了解哈尼族日常生活，包括饮食、服饰、房屋装饰、民俗节日、梯田耕种等，参观并录制了普高老寨广场长街宴举办全过程，还参加了胜村的赶集活动，观察店铺经营内容。

二手资料收集。本次调研还收集了《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文本》《梯田保护管理条例》《世界遗产》和《中国遗产》元阳梯田相关内容，以及元阳县旅游局的旅游统计数据、地方志等资料。

2.3 资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近年来话语分析方法在遗产研究中的运用推动了对遗产运动的反思[28-29]，话语分析法强调批判性，认为语言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同时建构了社会过程与结构。话语批判性分析意味着将隐蔽着的“自然化”了的联系及原因揭示出来。文章主要借鉴费尔克拉夫的话语观和话语分析方法，即话语为一个三维整体：（1）社会实践，即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规范社会秩序与行为；（2）话语实践，即语言符号的生产、流动和使用；（3）文本本身，即具体的语言运用。此三维框架既重视文本微观层面，如词汇、语义、文体类型、陈述方法等，又重视社会实践的宏观层面及话语实践的中观层面[30]。

为了使研究设计和结果阐释减少个人主观性，话语分析以软件Roster Mining作为辅助。该软件是一款知识处理与内容挖掘软件，它提供了对文本数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词频分析其数据统计上的重要性，进而质性检验其词语搭配语境，描述潜在的语义模型，辨别话语功能。

作者首先把不同访谈者的录音转译为5万字左右的word文本，然后分别将其整理为.txt格式，分词处理转化为小的语料库。最后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语义网络是知识表示的一种形式，它是一个有向图，图的顶点代表概念，边表示这些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31]。统计得出各受访者话语中的前80个高频词，限于篇幅，文章只显示由高频词构成的语义网络图。结合现场观察及二手资料的阅读，回顾话语产生的语境、历史背景、政治等因素，挖掘话语的社会意义。并据此分析不同受访者如何通过话语建构遗产及遗产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

3 研究发现

3.1 经商的原住民：遗产是致富发展，实现自我的舞台

经商的原住民主要是指从事旅游相关生意的哈尼族本地人如开客栈、做包车司机、售卖手工艺品等原住民。因为从旅游中获益较快，他们对遗产呈现出的效率逻辑多于认同逻辑，目前已经完全或部分放弃种植梯田。高频词集中于旅游业词簇如“游客”“客栈”“生意”等，即体现出以上观点。“游客”比“政府”“世博公司”“当地人”更接近话语的中心，可见能否吸引更多游客才是参与旅游经商原住民的重要关心问题，而不是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生意”“梯田”“地方”是该类群体更能接受的概念，而不是“遗产”“文化”等权威话语建构概念。较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在黄草岭开客栈的哈尼村民，他14岁开始向游客卖鸡蛋，然后卖画册、做导游、组织舞蹈队，到最后25岁开客栈。10多年旅游参与经历，他不断尝到旅游发展的甜头。话语中也可以折射出他发财之后的自豪及选择：今年，我又建了一家高档酒店，全家打理生意，没时间种田，交给亲戚种就行了。把孩子也送到蒙自好一点的城市读书，考大学，以后在外面发展。他建立的是遗产和自我认同的关系。

其他参与旅游经营的原住民，如包车司机因从旅游中获利较少，选择弃田出去打工，或跑车兼种田。“路边”摆摊原住民只是卖“鸡蛋”和手工艺品，多是老人和小孩，收入极少。因此相对于客栈老板、包车司机，他们对梯田有更强的依赖感。

图1 经商的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1 Semantic web of aboriginal business

3.2 当“官”的原住民：遗产是国家和哈尼族扬名，需保护管理的博物馆

当“官”的原住民主要指参与遗产治理者包括村基层干部、元阳县梯田管理局、红河州梯田管理局等。他们实际上是权威的代表，遗产的代言，制定并执行遗产管理条例，因此此类原住民的遗产话语与权威遗产话语无异。高频词集中于词簇遗产治理，如“管理”“梯田”“文化”“保护”“规划”“宣传”等。“国家”比“游客”“地方”“村子”更接近话语中心，可见国家的遗产政策才是该类群体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不是百姓心声，游客需求。因此发展旅游业，获取门票收入也被置于话语的边缘。较典型案例是一位在红河州世界遗产管理局工作的官员，2000年他牵头成立梯田管理局，13年坚持不懈为哈尼梯田申报世界遗产努力。哈尼梯田是否是遗产，怎么成为遗产与他息息相关。正如他强调的：我们把梯田推向世界太艰辛，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着重强调遗产保护与管理，不能任由一些企业大肆发展旅游，把它破坏，好像我们为他们申了个遗产。此州一级梯田管理局对梯田项目规划拥有审批权，作为哈尼族一员，他会积极维护“梯田文化”。但终限于精英情怀，因为遗产治理的实施主要在县级政府和村基层。县级政府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于2008年就引入世博公司开发旅游，收取门票。如某县级官员所讲：现在遗产治理最大的问题是缺钱，上级规定的接下来遗产核心区的乡村搬迁工作需要资金…我们现在每天的工作只是开车绕村巡逻，看到乱建房的就警告。而村基层政府原住民一方面为维持其工作，执行着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却借遗产发展旅游，实现致富脱贫，走向现代化。他们更多建立的是遗产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关系，因此他们对遗产的认同更多代表国家话语。

图2 当“官”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2 Semantic web of “official” aborigine

3.3 上班的原住民：遗产是哈尼族扬名、旅游发展，也令人担忧的文化过程

上班的原住民主要指在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导游、营销策划类等工作的原住民。该类群体原本是地方的文化或经济精英，在2008年云南世博集团入驻元阳时应聘进入企业。他们熟悉哈尼传统文化并对之富有情怀，同时也希望旅游发展能发扬与传承地方文化。高频词集中于词簇文化传承与交流，如“教育”“传统”等，“昆明”比“元阳”更接近话语中心，可见他们认为省会比县级地方的文化传承交流更成熟。“旅游”“发展”比“遗产”“保护”更接近话语中心，表明他们不刻守遗产传统，而是要不断实现文化的发展。较典型案例是一位出自哈尼文化之家的30多岁的导游，他父亲是老一辈哈尼文化研究者，熟知哈尼民俗。他代表哈尼族去各地表演，并积极给游客讲解哈尼文化，游刃于传统与旅游之间。哈尼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可以体会她话语中的自豪，但随着游客增多，旅游发展，她也表示出担忧：申遗之后是世界的，来元阳看梯田是游客的权力。我们要高品位，创5A，与世界同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也担心如果过于商业化，民族的灵魂不存在，就是失去了他的意义，与汉族就没什么两样了。年老员工认为真正的遗产是那些哈尼经典：现在旅游公司开发的产品，太过低级，应该把哈尼哈巴四季生产调等哈尼族的经典传统演艺出来。但这些想法也只停留在想法，因为“只有竞选了村长，才好说话，带领百姓好好发展”“现在梯田没人种了，我都呼吁了多少次，说保护梯田必须是政府行为，也要加强人民自觉性，但政府官员听不进去”。他们一方面作为旅游公司员工，职业身份认同使他把遗产作为旅游发展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作为社区文化精英，文化认同使他把遗产作为民族情感的归属。

图3 上班的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3 Semantic web of aboriginal workers in tourism enterprise

3.4 普通原住民：遗产是对其生存依赖减少、存在“不公”，却难以割舍的家园

普通原住民主要指没有参与或极少参与旅游业的原住民。他们没有从旅游业中获取太多收益，主要依靠打工和种田营生。日渐感受到贫富不均的同时，自己的建房等行为也因遗产保护规定受到限制。他们一方面认为不公平，想逃离种田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习惯了传统，别无他路，依旧维持原样。高频词集中于词簇“广场”“外出”，体现出可以让其有心灵寄托的只剩记忆中村里举办传统节日的地方，他们每年不得不外出打工，补充生活费用。“种田”“旅游”比“政府”“遗产”更接近话语的中心，可见最基本的生存维持方式才是他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不是政府提出的“遗产”。较为典型的案例是一位42岁的哈尼村民，他从18岁开始，村里修路之后就出去打工，每年农忙时回来插秧、收割。只会说一些简单的普通话，且语法结构不完善。他不断强调政府的不公平，不愿种田，但又对传统习俗充满依恋：村委会不好，穷人看不上，有钱才看得上，不公平……昂玛突，苦扎扎很重要，要传给孩子，以前的传统，寨神可保佑我们平安。对比其他未参与旅游的哈尼村民发现，50多岁的老人遗产地有归属感，是出于传统惯习。 20岁以下的年轻人却是向往外面，对遗产的情感只是出自好奇和怀旧。世代作为社区一员，且没有更多其他收入来源，他们依旧对社区充满依赖，但因没能力从遗产中获取太多收益，对遗产地的归属感减弱。

图4 普通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4 Semantic web of original aboriginal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元阳梯田社区原住民的遗产认同并非均质如一，他们因角色不同而对遗产有不同的看法。那些经商的原住民认为遗产地是一个致富发展，实现自我的舞台，那些“当官”的原住民把遗产地看作是让国家和哈尼族扬名，需由他们主导保护管理的博物馆，那些在旅游企业上班的原住民认为遗产是让哈尼族扬名、村子旅游发展，也令人担忧的文化过程，那些普通原住民认为遗产是对其生存依赖减少、存在“不公平”，却又难以割舍的家园。同时，原住民的代际差异也会对他们的遗产认同产生影响， 老年人有较深的遗产情感，传统生活已成惯习；中青年人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有基于传统习惯的遗产认同，也有基于游客需求的遗产使用；而2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传统认知已经很少，仅有的一点认同是出自好奇和怀旧。此外，普通哈尼村民对无形遗产的认同度高于对有形遗产的认同，政府和公司原住民对无形遗产虽有较高的认同态度，但其遗产保护管理行为多在有形遗产方面。

与权威遗产话语的单一性相比，原住民的遗产话语明显多元，并且与权威有着显著不同。对于“什么是遗产？”， 权威话语认为传统民居“蘑菇房”是遗产，而原住民会把自家“高楼”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因为他们把摆脱贫穷，过上现代化的生活看作是“好的”。对“谁的遗产？”，原住民认为遗产是建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地方认同等多元认同的媒介，权威话语只把遗产看作国家身份的象征，且具有普世价值。可见原住民赋予遗产的意义多是个体和地方层面，他们认为的遗产是家庭的或是族群的，较少意识到权威话语提的国家和世界层面意义。此外，与权威遗产话语强调科学性相比，原住民更强调民族情怀与情感，如即使当“官”的原住民希望把遗产建设成“博物馆”，也极富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怀。

4.2 讨论

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性。本研究发现，在各类原住中，大部分人文化自觉性[32]低，普通原住民、旅游经商的原住民忙于生计，无暇关注文化，拥有较多行政权力资源的“当官的”原住民，他们重视对物质遗产的改造，忽视无形遗产的保护，而一少部分本地文化热爱者虽然较强的文化自觉性，但他们却没有行政权力，话语影响力小。怎么才能提高这些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性，增强文化遗产的自下而上的保护动力，是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如何加强政府与普通原住民之间的对话。从各利益群体的共用高频词来看，“梯田”“旅游”“哈尼族/哈尼”“本地/地方”是共现词汇。这表明无论是基于生存发展需要，还是传统惯习的诉求，原住民对“梯田”的重要性及“旅游发展”利益已经形成共同关注，但相对而言，政府官员与普通原住民之间基本没有共现词汇，这也表明他们二者之间的共同话语较少，需要加强他们二者间的对话，增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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