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辽金元夏 文化建设 文化发展 风俗融合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阶段，北方地区的文化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都城的转移，其文化中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同时，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也变得更加复杂，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开始杂居并通婚，由于汉族文化处于先进地位，很多少数民族受其影响而日益汉化，其语言、风俗及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与汉族趋同。

书面文化发展迅速、保留民族文化特质，是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特点

书面文化发展迅速，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都创立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由于资料的散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很少流传下来。但从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印记。如元代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中收录了一首《醉义歌》，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共有120句，是仅存的辽代长篇诗歌。《醉义歌》原作现已不存，但从汉译文中也可以看出，原诗中多用典故，艺术成就颇高，可见契丹的语言和文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此诗亦为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流的生动例证。女真的本土文化也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当时的文化作品数量也不少，但因缺乏翻译和有效保存，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文字片段。在元世宗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就有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一首赞美祖先的颂歌。蒙古族人民在创建书面文字之前，有大量的口头文化作品。在创建了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之后，书面文化在反映蒙古人民的时代和生活上被运用得越来越多，著名的历史文学长卷《蒙古秘史》便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保留民族文化特质。在辽金元夏民族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有三种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自然与文化环境，二是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三是不同民族的价值选择，其中以自然与文化环境最为关键。生态环境（包括自然与文化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形成的初期，一个民族对文化内涵的选择很难超越自然环境的范围，这种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环境对族群的原始文化特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反过来积淀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尽管辽金元夏各族群经历了近千年的民族迁徙，与西南各族群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长期混居，自然环境与经济方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根源于辽金元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特质依然是其稳定的核心与基础。

辽金元夏时代，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辽金元夏文化起步虽晚，但进步较快。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各民族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元素，从而促使游牧民族文化从落后走向成熟。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民族虽然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与各种文化的交融中却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由此而兴，并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为巩固统治，辽金元夏四朝统治者皆十分重视中原文化，他们对儒家思想尤为看重。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和运用，四朝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辽政权的成立基于契丹族游牧文化的基础之上，而辽政权的发展离不开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金（女真族）建国之前一直为辽政权所统治，在建国后又占领了辽和北宋，与南宋王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在这一过程中，金政权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由此形成了金文化。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辽金夏元文化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面貌。

文化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以人类的智慧为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以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为基础。“万物有灵观”不仅成为辽金元夏统治集团的哲学基础，而且也成为民族走向文明的哲学基础。辽金元夏各领域的文化是同汉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二者虽有文化传统的差异，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却存在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在民族历史上处于相对隔绝状态的辽金元夏统治者传承了游牧民族文化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文化因子，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遗留”保存在族群始祖创生神话与传统文化中。

民族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都城形态

文化具有地域性，其繁荣发展需要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赋予自身创新发展的活力，中国南北方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地域差异。中国南方，温暖湿润，水草丰美，多为鱼米之乡。而北方尤其是长城以北及西北地区，气候相对干旱，植被较为稀疏，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地广人稀的地理面貌也造就了四朝主体民族粗犷大气、率真勇敢的民族性格和质朴豪迈的民族文化。

四朝文化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文化，并在与中原汉族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并认同了儒家文化。辽金元夏民族文化传统属于游牧文化，在未南下、未与汉族进行广泛交往并逐步从事农耕之前，其都城文化同样受到游牧文化影响，他们的居所多以终饰主，且具有流动性。在南下并与汉民族进行交流、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的生产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农耕文化的影响，其都城建制也改变了过去的流动风格，开始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任何时代，都城既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演替，也莫不围绕都城而展开。辽代实行“五京制”，其都城设施与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色，带有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与汉民族都城高大、巍峨和庄严的风格截然不同。然而，在与北宋达成“和议”的一百多年间，辽代的都城文化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出现了相对固定的都城治所，即上京。同时，辽的都城仍然保留着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将都城固定于上京的同时，还保留了另外的“四京”作为陪都。后来建立金朝、西夏和元朝的女真人、党项人和蒙古人，同样在都城文化的发展中体现出与辽代相似的特点，即对农耕地域占据范围越大，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接受就越深，其都城文化也更为固定，同时也开始注重都城的庄严气势和神圣权威。此外，在建筑纹饰、都城格局、建筑风格等方面，他们大多还保留着民族传统的文化元素，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交融趋势。

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建筑形态。一方面，辽金元夏在自身特有的文化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鉴，形成独特的风格。如硬山式建筑，用彩色琉璃埠头进行装饰，其奢华程度远超越其他宫殿；国家的重要寺庙则将高浮雕二龙戏珠的雕塑与绘画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装饰风格。丰富多彩的建筑标志着辽金元夏的建筑文化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这也说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艺术融合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朝都城文化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瑰宝，对中国后世的都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四朝主体民族中的文化基因也延续了下来，成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者为安顺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②吴琼、周亚成：《游牧文化中的生态环境观浅析》，《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③[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④杨英法：《大中华文化的汉语根基探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

篇2

一、强化文化交流，把握学习语言知识的关键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各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播工具。文化因素是影响语言理解的重要因素，英汉文化差异直接影响中国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运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了解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理解与把握。

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习语言，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能教好语言。离开了特定文化背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如果不了解目的语的文化，我们就很难理解某些词语项目的意义。，所需要的文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五千年来沉淀下来的优秀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另一方面是指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 、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所以教师要在课内外着重上述文化内容的交流。

二、遵循教学规律，处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

首先，文化教学应与语言教学同步、互补、循序渐进，要以中国文化作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对比对象，通过这两种文化的比较，找出其中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而发现英语教学中的难点与重点，最终提升英语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其次，要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英语教学，在吸收英语文化的同时，注意弘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要结合课文进行跨文化知识的介绍与教学，培养学生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优化语言教学模式，实现培养人才的目标。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了解文化的前提是学习语言。因此英语教学必须遵循语言教学的基本模式。语言教学的实质就是交际和语言的应用。目前我国中学英语学习的周学时很短，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堂上除了完成基本的语言学习，包括单词、句法、语法外，还应充分为交际提供时间、环境和实践的机会。精讲多练、大信息量的现代英语课堂模式，对我们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选择和语言材料相关的背景文化知识，如何利用这些手段调动学生去理解文化背景知识，是需要我们努力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外来文化的侵入给国内青少年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进行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帮助学生辩证地看待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盲目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助于增强学生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同发展进步。而且中国文化的传播需要英语作为媒介，因此，在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内容的今天，要想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就需要加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与英语应用能力，这都需要学生要有自己的思维与思想。在英语的教学中的文化交流，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利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自身的思维与思想。

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提升跨文化交际水平与能力

篇3

一、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课程的开设

在国内来华留学教育迅猛发展的时期，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着手以各种形式在来华教育中开设中国文化类课程。我校从2005年招收来华留学临床医学本科生，现有来自巴基斯坦、赞比亚等十几个国家地区的留学生一百余人。经过几年的教学探索和尝试，我校在原有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上为留学生专门开设中国文化课，并使之在整个课程体系当中占有不小比重。为何学习汉语还要继续开设中国文化课？因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对外汉语教学当中更注重语言基本要素的讲授和练习，也就是说对外汉语是教授学生如何使用汉语作为交流的工具，在授课过程中也会有中国文化的讲授，但基本上都是根据需要学习掌握的语言知识点进行的教学设计。而专门设置的中国文化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汉语语言知识点的学习，从文化的角度对课程进行编排和讲授，不要求授课内容和进度与汉语语言学习同步。简言之，来华留学中国文化课程的开设是让学生更早、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

二、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课程中的本地文化元素

来华留学生进入中国后，就会在不同地区的学校进行学习和深造。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地区的本土文化不断地演变。将本地文化元素融入中国文化课程的重要性在于更好地让学生认识中国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差别，使得来华留学生在今后对中国文化有更完整、更理性的认识，通过课程学习让他们不会对中国文化有以偏概全的误解。本地文化的有效输入能够更好地让学生融入当地社会。以赣南医学院中国文化课程为例，在课程初期主要介绍中国概况，让学生对中国的地理、人文、风俗有最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将富有赣州本地文化特点的内容选入课程。在实际的课程编排中结束中国地形、地貌的讲授课程之后，开始江西和赣州的地形、地貌的讲解，再与赣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进程相结合，让留学生更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从古至今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不同历史变革时期这座城市的命运。这里面提取综合了客家文化、宋城文化和红色文化等诸多赣州本地文化的重要元素，这种以文化元素为主线的本地文化提取模式在中国文化教学中颇有益处，能够使得中国文化课程更生动、丰富。以点与点结合的方式便于课程的教学实施，不是单独地讲授地理或者历史，而是以文化元素表现的文化点为载体，以讲故事的形式将一个个本地文化元素有机的串联在一起。这种依托点对点的课程设计方式可以自由地将文化点进行串联，可上可下，使得中国文化课程很好地在中国文化和本地文化中以点相连形成适合本校留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的文化面，最终让学生将不同的文化立面进行组合，经过他们学习过程的加工处理让这些文化元素有效地得到传播。作为我校中国文化课程的组成部分，教师定期带领或引导学生前往在理论课程中提到的相应地点进行实地了解，从而把中国文化课程变生动、变具体。在教学方式和技术上，课程在多媒体教学中主要突出适时播放中英文视频，以及丰富的图片和音频等。在课程之后，留下一定的文化元素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寻找，从而让学生拥有更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与赣州本土文化融合的中国文化教学，赣南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在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和赣州本土文化的了解明显加深。从在入学之前对中国文化的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到对中国文化有了大概的印象，再到对赣州本地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和兴趣，留学生在赣州留学期间学期本地文化不仅使得他们在当地生活期间获得更好的文化认同、弥合一部分文化差异。同时经过几年的学习，将中国文化和赣州本地文化更好地以自己的方式带到他们的国家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这一自我内化的传播过程，以及不同的传播途径，能够更好地让中国文化和赣州文化在国际上得到认同，最终让教与学产生良好的双向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任雁.关于我校国际学院留学生《中国文化概况》课程教学的思考.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2]王瑷珲.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态度与需求.北京大学，2012.

[3]梁艳.宋城赣州地名的文化透视.文教资料，2011，14.

篇4

一、基于两岸社会融合的两岸文化交流出现的新问题

两岸文化交流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与新问题，对两岸社会融合将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引起关注。

1、出现了偏离“认同”核心价值的“物质化”倾向

文化认同与文化价值认同一样，都可以使两岸人民产生强烈的“自己人效应”。所不同的是，文化价值认同比文化认同有更强烈的情感因素、更深刻的理性思考、更主动的践行。文化认同只能使两岸产生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血缘联想，价值认同却能使人产生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的政治联想。两岸文化交流有着心灵对话与情感沟通的重要作用，但两岸文化交流的终极价值是要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塑出两岸新的文化认同，结成促进两岸全面融合的新的文化纽带。“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势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②由文化认同走向价值观的整合，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

因此，两岸文化交流必须牢牢把握“认同”这个核心价值。但从两岸交流的实际情况看，文化交流不但明显滞后于经贸交流，而且文化交流出现了偏离“认同”核心价值的“物质化”倾向，如两岸文化交流中的重文化市场轻文化内涵，重文化消费轻文化整合，重经济文化轻精神文化等现象。两岸文化交流的泛物质化倾向，不利于两岸社会融合，不利于寻求两岸文化价值认同中的共识与差异，更无法达到两岸文化交流的最终目标，即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包容差异、互利共赢、心灵相通中形成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最终实现统一。

2、对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存在认知差异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两岸中国人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共同的传统价值观念，共同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毋庸讳言，台湾在历史上经历过荷兰、日本等殖民主义的统治，多少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949年政权退台后，台湾民众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文化是相对独立的，与母体文化有着不尽相同的新特征。但这些从自己母体文化发展逻辑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差异性特征，并不能改变自己从属于母体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正是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和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才有今日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因此从根本上讲，台湾文化并没有生成一种与中华文化完全不同、存在着本质差别的文化，台湾文化与大陆各民族、各区域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可有些台湾同胞却认为，台湾文化来源于中华文化但已经形成了自主的台湾文化，或者说跟中华文化已经没有关系，否认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对立起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主要在于执政后，在教育文化领域中宣传“台湾文化主体性”，大肆推行“去中国化”。

出现这样的认知偏差后果非常可怕，否认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否认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实际上就使两岸文化交流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发生了变化，这会对两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带来困难，对两岸的文化融合形成阻力，对构建两岸共同的文化认同十分不利而且有害。

3、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的传承及现代化存在认知差异

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的传承存在认知差异。部分台湾民众因20世纪60--70年代大陆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上曾走过一段弯路，认为传统文化在大陆支离破碎，质疑大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就大陆而言，赞赏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但并不赞同岛内某些并不理性的指责；更不主张打着各种旗号，进行中华文化正统性之争。

对中华文化现代化存在认知上的差异。两岸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较为一致的认同，但自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两岸选择了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走上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于两岸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期间两岸又都曾在意识形态宣教上有过一定程度的极端做法，导致两岸对中华文化现代化发展产生认知差异。台湾将大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大陆也并不赞同台湾过度依赖所谓西方民主、自由，过于强调本土文化的做法。

两岸文化交流中的这种矛盾虽与异质文化间的冲突有本质的区别，但不利于两岸敌对情绪的缓解与不信任感的消除，也会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入推进。

4、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存在认知差异

中华文化是连结两岸同胞的文化脐带，在两岸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的特殊历史年代，对维系两岸同胞的民族情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下，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与整合，在增进两岸同胞了解、加深两岸同胞信任、促进两岸社会融合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两岸文化交流也有推动消除两岸政治歧见、推进政治和解的功能；两岸文化交流特殊的溢出效应，对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在内的两岸全面交流起到独特的作用。

然而两岸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有差异。大陆并不赞同将两岸文化交流泛政治化的做法，但同时认为两岸理应尊重并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在消解两岸政治歧见、弱化两岸敌对情绪、促进两岸统一方面的作用。而台湾在蓝绿对峙的政治生态及美国压力下，某种程度上希望两岸的文化交流是脱政治性的、“柏拉图式”的交流，或者希望两岸文化交流的溢出效应仅限于经济、社会领域。等“”势力更是将两岸文化交流污名化，将其视为大陆“吞并”台湾的前奏，当然不会理性看待两岸文化交流对两岸政治关系促进的正面意义。

若两岸长期就两岸文化交流的功能无法聚同化异，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与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5、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存在认知差异

目前两岸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还远远不够，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多为区域性、局部性、短期性，缺乏统筹性、全局性、长远性的规划，更谈不上科学的规范性。由于交流机制的长期缺位，两岸文化交流中政策措施的不对等、交流规模的不对称、交流领域受限等问题无法得到很好处理，所引发的如学历采认、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市场规范、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等现实问题，都亟待通过稳固的交流平台，通过制度性的文化交流逐步解决。因此适时商签两岸文化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正常化、制度化，已成为两岸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6、对民主等政治价值观念与祖国统一的关系存在认知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两岸统一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早年台湾拒绝同大陆统一的理由是强调两岸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岸的生活质量不同，甚至担心统一了大陆会把台湾的财富拿走。

伴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两岸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有差异但生活水平越来越接近时，台湾岛内出现了另外一种拒绝和平统一的理由：大陆的民主制度不如台湾的民主制度先进和优越。从台湾的学者到普通民众，从蓝营到绿营，对大陆的政治体制不认同甚至有攻击言论，对台湾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十分认同并将台湾的政治制度看成是绝对优越于大陆。

但大陆对这一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民主制度与和平统一没有必然联系；大陆目前的民主政治是适应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需要的。

二、基于两岸社会融合的两岸文化交流的途径

两岸社会的大融合，需要不断扩大两岸民间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但要厚植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要加强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增强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认同。”为此作者基于两岸社会融合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的建议。

1、树立共生与发展理念，构建两岸文化价值认同

有学者指出：“实现两岸和平发展，促进祖国统一进程，根本路径就是透过两岸共同发展，培植两岸共同利益，形塑两岸共同价值，加快两岸同胞情感趋融、价值趋近、认同趋合的进程，加快两岸一体化进程，建构两岸共同体。”两岸文化价值认同，诞生于两岸同胞频繁交流的实践活动中。透过两岸经济合作、人员往来，形成共同的生活圈、生活方式，促成两岸语言、价值的趋同化、同步化。

近年来，大陆的和谐社会理念、科学发展理念，都获得了台湾民众广泛的认可。因此，不仅应当让台湾民众了解大陆同胞在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应当让他们了解大陆民众价值观的最新变化，使两岸民众互相认可与接受，为两岸最终的统一奠定心理基础。

同时，努力寻求两岸文化的共通之处，包容两岸文化的差异，寻求两岸文化价值的对接。为此，可以加强两岸在文化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交流。目前，大陆涉及台湾民间民族文化遗产（如祖庙、祖墓、寺庙、礼仪、民间音乐、工艺和民间建筑等）需做好普查、抢救、传承工作。此外，台湾提出将阿里山、日月潭等公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陆要鼎力支持。两岸“要共同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挖掘和提炼有益思想价值，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2、正确梳理台湾本土认同感，将台湾乡土情怀引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本土认同感、乡土情怀，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与正当的情感诉求，与中国国家认同是并行不悖的。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要充分了解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现实政治文化生态，客观地看待台湾民众的历史悲情，不要简单地把“台湾意识”理解为“”意识。因此，大陆要在学理上梳理本土化的合理成分，将乡土情怀引导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3、加强历史记忆，构筑两岸共有的精神家园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构成两岸同胞国民身份的核心和安全保障，是增强台湾同胞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认同的核心内容。为拉近两岸民众的情感，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一方面，要强化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此同时，还可以采纳一些台湾学者的建议，选择一些合适的历史文化议题，如、、等，“以藉此培养两岸民众共同的历史记忆”。

另一方面，要逐步消解两岸间差异性的历史记忆。通过加强两岸的文教交流，来不断消解两岸的差异性历史记忆。

为进一步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的整合，可以考虑设立两岸社会文化交流合作基金，资助不同层次的政党、城市、学校、工会、协会、学会交流，扩大两岸文化交流范围与基础。

4、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可秉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努力构建制度化的互动体系

“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文化ECFA”的协商签署，已经成为两岸的共识。有学者提出可先谈框架后充实补齐细则。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文化管理机构的对话机制、文化交流的可持续性机制、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机制、文化专业人才的培育机制。两岸可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协商签署“文化ECFA”事宜。但目前在双方尤其是台湾方面认为商签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两岸可秉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就具体的文化行业和文化产业如教育、影视、出版传媒等商签交流合作协议。

事实上，两岸交流合作一直秉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在推进。如在国共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提出了“积极促进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的7项建议；在2009年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的6大类29项“共同建议”中，有5大类26项涉及两岸文教、文创产业和新闻交流的内容。在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的22项“共同建议”中，有10项涉及两岸文教交流合作的内容。上述建议内容有许多已取得积极进展。

5、设立文化办事机构，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机制

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两岸建立交流与沟通的平台，针对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相关议题，持续进行深入且全面性的讨论与协商；此外，两岸可设立文化办事机构，办理、推动并维系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事务，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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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儿童 教育 融入 文化冲突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开始纷纷向城市转移，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近年来，流动人口出现家庭化趋势，约四分之一流动人口举家迁移，除了劳动力进城外流动人口子女也纷纷流入城市，这种“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就了流动儿童这一群体。根据《2006 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 目前中国

至少有1981 万多名流动儿童。流动人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在城市的融入情况并不容乐观，常常处于被排斥和隔离之中，作为流动人口派生物的流动儿童在接受教育方面能否很好的融入到城市教育环境，文化冲突会对他们的教育融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本文将要分析的主要问题。

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为目标（刘成斌、吴新慧，2007）。社会融合是融入的最终目标，本文研究流动儿童在城市教育环境的融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迁入地教育环境对流动儿童的接纳；另一方面是流动儿童对迁入地教育的适应。当前对流动儿童融入的研究主要是对流动儿童整体各方面笼统的进行研究，探讨的也是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因此，本文以流动儿童为研究对

象，以文化冲突为视角研究当前流动儿童在城市教育环境中的融入情况，以发现其融入现状、存在问题，探讨其对策。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笔者针对南京市流动儿童做了调查了解。此次调查以南京市所有流动儿童为研究总体，通过按分层抽样对南京市内的几所农民工子弟小学的实地问卷调查，共发放学生问卷300份，回收298份，有效率为99%。另外，征得被调查者的同意，调查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能弥补问卷调查的相应不足之处。

调查将研究对象限制为“流动儿童”，所以本文将流动儿童界定15周岁以下的随父母移居城市上学的进程务工就业的农民子女，与留守儿童相对应。

二、结果分析

（一）样本概况

要对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情况进行研究，首先要了解一下该群体的一些基本特

征。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南京市流动儿童群体中，男性与女性比重差不多，分别为49.5%和50.5%；年龄段集中在10-13周岁，比重达77.9%，平均年龄为11.9岁；流动儿童从流出地来到南京平均年限为7年；最后在流动类型上84%的流动儿童属于跨省流动，最大的流出地是安徽占53%。

（二）迁入地教育环境对流动儿童的接纳

探讨迁入地教育环境对流动儿童的接纳情况是研究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流动儿童就学状况及城市市民对流动儿童受教育态度。

1、流动儿童的就学状况：

2000年进行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国适龄流动儿童的在学比例为

96.1%，未按要求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为4.8%，高于全国儿童包括农村地区的儿童的相应比例3.3%。

目前已就学的流动儿童少年， 其就学渠道主要有三种：在公立中小学借读、在流入地政府批准的民办私立学校就读以及在民工子弟学校就读。

公办学校的借读费以及繁琐复杂的就学手续、私立学校的高昂学费、以及民工子弟学校的不规范不合法性这一切政策、制度以及经济等多种因素阻碍了城市教育环境在就学这一环节对流动儿童的接纳，使得流动儿童在就学这环节融入城市教育环境有一定的困难。

2、城市市民对流动儿童受教育的态度

为了解城市市民对流动儿童受教育的态度，我们主要选取与流动儿童受教育密切相关的两个主体：城市儿童以及其父母。

（1）城市儿童父母

我们通过问卷中对“到城里同学家里玩时，同学的爸爸妈妈对你热情吗”“到同学家里玩时你害怕见到他们的爸爸妈妈吗”以及“为什么害怕”问题的回答来测量城市居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66.7%的流动儿童都到过城里同学家里玩过。

表1 到城里同学家玩时，同学的爸爸妈妈对你热情吗

通过表1我们发现，在流动儿童感觉中，54.8%的人感觉城里同学的父母对自己很热情，41.8%的感觉一般。在后面有关是否害怕同学父母以及害怕的原因的调查中发现，72.9%的流动儿童对城里同学的父母感到害怕，其中59.1%无原因害怕，22.2%是感觉同学父母太严肃，另外14.8%是感觉同学父母不愿意自己同他们孩子玩。由调查可以得知当前大多数城市居民对流动儿童的歧视有很大改善，他们不会明显的歧视流动儿童并阻止自己孩子同流动儿童交往。但流动儿童仍然会对城市居民心存害怕，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流动儿童一直以来被灌输的“城里人会歧视流动人口”的刻板印象起作用，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一些城市居民尽管表面不会歧视他们，但潜意识中却不能平等对待接受他们。

（2）城市儿童

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态度与其父母的态度有很大关联，甚至是其父母态度的传承，近年来由于对于流动儿童关注的增加，不少城市居民开始改善自己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态度，通过对城市儿童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城市儿童提到父母不会反对他们与流动儿童的交往，但也有一部分城市儿童反映由于流动儿童与他们在生活习惯以及自身素质方面有很多不同，导致自己不愿意同他们交往。在对一些城市儿童访谈中他们提到“（流动儿童）不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卫生，常常说脏话”“我们班上的流动儿童有的脾气很暴躁，一点小事就发脾气，所以我不喜欢和他们玩”还有一些城市儿童提到他们父母不愿意他们同流动儿童交往，怕自己被带坏，“我妈妈说那些同学（流动儿童）学习不好不让我和他们一起玩” ，“我们班上从农村来的同学到我家玩过几次，我妈妈听到他们说脏话就不让我和他们在一起玩了”这说明现在由于市民意识增强来自于城市儿童的歧视也有很大改善，大部分城市儿童乐意接受流动儿童，但对于流动儿童的歧视仍然存在。

（三）流动儿童对迁入地教育的适应

1、流动儿童对学校的选择

对于流动儿童的学校选择意愿我们通过问卷中的“假如可以自由选择的话，你想去哪种学校上学”问题的回答来测量。

表2 假如可以自由选择的话，你想去哪种学校上学

转贴于 根据调查，有59%的流动儿童选择在流入城市上学，其中选择在城市公办学校的最多占41.6%，另外29.7%的人对于去哪种学校持无所谓的态度，只有10.6%的流动儿童想回到老家的学校。这组调查数据说明流动儿童对流入城市的教育有很高的认同感，他们愿意接纳和适应城市的教育环境。那么为什么流动儿童对于城市教育有如此高的认同感呢？一方面，许多流动儿童在城市出生，他们接触的是城市的环境与价值观念，因而很容易对城市的教育产生认同；另一方面，一些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以后，通过城市教育与家乡教育对比，很容易感受到城市教育的优越性，此外长时间的城市生活容易使他们与以往生活经历产生断裂，因而会认同城市教育。

2、流动儿童的在校适应

（1）在校学习

我们在对城市儿童的访谈中发现，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成绩往往处于班级中下游，他们很少寻求老师和同学的帮助， 很少参加兴趣小组或科研活动， “农村来的同学有的成绩不错，大部分不好，班里的活动如果老师强制要求的话就会参加，否则很少参加，因为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兴趣特长”。这种现象在民工子弟学校不是很突出，调查发现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在校学习适应较好，只有18%的流动儿童认为城市儿童比他们优秀，52.7%的认为两者差不多，29.3%的流动儿童甚至觉得他们比城市儿童更优秀，因为那里大多都是流动儿童群体，同质性强，学生基础差不多，老师的授课方式也接近农村。所有这些不会对他们的在校学习产生压力。

（2）在校交际

很多流动儿童不懂得如何与别人相处，以及由于生活背景、习惯的差异，他们的交际圈很窄，主要是与同他们一样的流动儿童群体进行交往。一位城里男孩反映说“我们班上有几个农村来的男生，他们不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要讨论电脑游戏，好多游戏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玩过，所以不和我们一起”。

（3）师生关系

与城市儿童相比， 流动儿童在与老师交往中的冲突性更高，满意度更低。流动儿童往往觉得“班主任不太喜欢自己”、“老师对自己不公平”。而在民工子弟学校，74.8%的同学认为老师对自己和其他同学是平等的，如果不平等学习因素也是主要原因，82.4%的同学对老师是满意的。

经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不考虑其他，只从流动儿童在校适应情况出发，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的在校适应要优于对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混合学校的适应，这主要是由于两个群体间的差异导致的，总体而言，从在校学习、交际、师生关系看流动儿童对城市教育环境的适应并不乐观。

三、流动儿童在城市教育环境中融入的文化冲突解读

美国的社会学家塞林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对文化冲突作了系统概述，将文化冲突看作是社会变迁的结果，社会的变迁导致社会上不同群体的出现，每个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群体并被自己群体认可的文化价值规范等，同时在变迁中不同群体开始频繁接触，不同的文化在交往中发生冲突与对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碰撞摩擦，是以中国农村为代表的传统乡土文化与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化融合与冲突。这种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直接导致“污名化”效应，即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的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污名化过程。城市居民认为流动儿童不讲卫生，没有素质等便是污名化下产生的歧视，会直接影响到对流动儿童的接纳。

同时，在城市中，相比现代都市文化的主流文化的地位，拥有传统乡土文化的

流动人口他们的身份不仅是户籍意义上的“外来人口”，更是一个“异质文化群体入侵者”。来到一个异质文化空间的流动儿童城市文化与他们自小接受的乡土文化发生碰撞，除了要面对城市人群的歧视还要面临自身的文化焦虑。流动儿童进入城市教育环境后会面临诸多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归根结底是文化不同导致的。

四、结语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研究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教育环境的问题时，文化冲突已渐浮出水面，如何解决好城市中的文化冲突因素不是简单的制度政策所能实现的，是一个长期的文化磨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实现诚实文化多元化的过程。

当前流动儿童在流入城市教育环境中的融入并不乐观，造成这一现状的因素很多，本文认为主要是由于流动儿童所拥有的传统乡土文化与城市主流的现代都市文化的冲突，这主要是从文化冲突的视角看，也应该有其他较为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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