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的好处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老龄化的好处，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改革开放以来，为年轻人和下岗人员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不过，中国正在走入一个新阶段：新增就业人口的增长高峰正在过去，老龄化社会已开始加速到来。

劳力开始短缺

在经济蓬勃发展，农产品价格不断回升以及国家降低农业税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农民工的供应状况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紧缺的程度。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特别是那些需要工人长时间劳动而工资水平又最低的装配厂，在招募农民工方面却遇到了困难。

这令许多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察人士颇感意外，因为中国的劳动和就业保障部目前仍在报告说，中国存在全国性的劳动力供应过剩问题。然而，假定中国经济今后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增长，那么从目前的人口趋势看，中国低技能初级产业工人的供应量从现在起将开始减少。未来15年中每年因满15岁而成为就业人口一员的人数会稳定减少，因此今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将有更多提高工资的机会。而对那些失业的中年以上人员而言，他们重新就业的机会也将加大。

今后，城市和工厂间对不断减少的年轻民工的竞争有可能会改善对民工权利的保护。

老龄化的挑战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一直得益于该国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但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平均寿命的增加，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老龄化。到21世纪中叶，年龄中值预计就会达到45岁，同发达国家（北美、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接近。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发达国家，年龄中值从29岁增加到45岁用了100年的时间（1950年至2050年），而预计中国只会用大约一半的时间。

这种转变速度即使对富裕国家的政府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收现付的退休金体系在OECD的最大几个成员国也已难以为继。而中国的情况或许更糟。中国可能将是第一个在实现富裕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这将使数百万的老年人处于贫困状态。

衡量老龄社会的一个常规指针是老年人抚养比率，即65岁以上的人口与15至64岁人口的比率。但鉴于目前的退休年龄政策，这一比率的算法并不适用于中国。按照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期，老年人口2030年时将从2001年的1.33亿人增加到3.55亿人，在2050年更是将达到4.5亿人。庞大的数字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改善中国落后的福利体系。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也需要放宽，以提高人口增长率。

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财政 社会保支出

一、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14年年底，在我国十几亿人口中大于60岁的人口已经占据了2.2亿，也就是说几乎占据了近16%，并且2015年这一比例还在上升。评判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主要依据是该国家居民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数占据了该国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或者大于65岁的总人数数量占据总人口人数的7%以上时，则说明该国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根据有关的准确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会不断加重，预计在2050年左右会达到最大值，如下图所示。

根据有关数据，在我国的现有老人中，独居老人要占据一半的人数，并且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照顾的，即失去劳动能力与自理能力的老人要占到3千万人以上，因此国家为了帮助这些老人可以继续良好的生活必须要加大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支持力度。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决定一国人口模式情况的因素很多，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历史采取的人口政策以及人口基数情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一是未富先老，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大。20世纪，由于我国的人口数量庞大，人口自然增长率十分高，社会发展压力不断加大，因此国家积极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该项政策实施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同时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使得我国很快的进入人口老龄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实施，新生人口数量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老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这不可避免的加快了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快于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速度是快于国家进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从人均GDP方面看，人均GDP高于2万美元的都是先富后老的行列中。这些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到来的时候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数据显示，根据国际标准来看，我国在21世纪刚开始就正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而当年的人均GDP仅仅是1041.5美元，在同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不及美国和日本的4%。到了2012年年底，我国人均GDP虽然有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增加了6倍，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十分大。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并没有与经济保持同样的速度发展，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是十分的大。

二是出现老龄化现象地区间的差异大。由于我国人口地区分布数量差异较大，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老龄人口数量的地区差异也会较大。 从宏观地区角度看，东部与中部地区由于本身经济较为发达，人口数量较多，老龄人口也相对较多，因此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最为明显。西部正好相反，人口密度不断减少。虽然留守老人较多但是与东部相比差距较大。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中部和西部近年来依托国家的政策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口也越来越多，因此人口老龄化也开始向中部与西部进行转移，但是由于中西部与东部经济发展总体差距过大，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仍然相当明显，如下图所示：

三是自然增长率下降，高龄化现象显著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我国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医疗卫生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国内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在不断下降。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近十分之一，即使21世纪初期有轻微的回落，但是总体呈下降态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最主要的影响是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21世纪初期至2012年间，人口出生率从14.03%下降到12.1%。另一方面，医疗卫生以及食品监督力度的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总体也不断变化。

由上分析可得，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体呈下降的态势，虽然中间略有上升，但是总体上结合人口出生率可得，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作为人口大国，人口基数相当大，但是人口出生率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人口数量就会不断增多，高龄化现象就会突出。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负担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的加重国家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针对老人生活方面的支出，从而会进一步加大国家的财政负担。

（一）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加重财政负担。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行政事业单位中达到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从而退休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费用及退休工资完全来自于国家财政，并且大部分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发放没有社会化。因此，越来越多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退休会带来很大规模的财政支出。

（二）企业人员养老保险加重财政负担。在当前我国的企业中，企业职工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主要来源于财政支出和企业支付。企业人员中老龄退休人口的增多会加大财政为这些人员购买养老保险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不计入纳税范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

（三）医院卫生财政负担加重。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相关的配套的老年人口的医疗设施压力也会增加。老年人口是我国医院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根据有关数据显示，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发病的概率是中年人的两倍之多，是年轻人的四倍之多。根据我国当前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对于老年人进行医疗费用缴纳时有相当大的优惠，其差额由国家财政补助，当老年人数的不断增加，进行医疗费用的补贴也是对应的不断在增加。

（四）老年福利服务的财政负担加重。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必须要加大对老年人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力度，改革开放后，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我国的老年社会福利设施有了很大发展。虽然发展的态势呈十分良好，但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老年人社会福利需求的增长力度要大于社会福利的供给力度。从另一方面考虑，老龄人口日常生活的方式也在不断进步，生活水平的要求也是不断的增加，因此简单的资金投入并不足以提高老龄人口的是实际生活水平。因此政府对于老龄人口的精力投入还需要增加，因此对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还有更加完善更加全面。从目前来看，国内的社会福利机构的主办方式以民办为主，但是财政方面会给予一定的补贴。张时飞（2009）在研究中指出，当前情况下对于社会福利机构的财政补助可以按照床位需求的方式进行具体的财政计算，如果每个福利机构的床位为计算基数，每个床位给予国家补助一万元，则需要财政支出补助约为250亿元。

三、减轻社会保障财政负担的政策选择

根据当前我国的经济情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压力是当前财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合理科学的减轻社会保障方面财政支出的负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政策研究方向。为了促进社保体系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逐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才能减轻社会保障财政负担。

（一）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报告内容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并且逐步增强社会公众救助能力等社会保障方面的目标，同时着重关注社会基本养老，人民医疗卫生情况，以及最低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并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及时汇报老龄人口的信息，逐步建立完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老龄人口的福利水平，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二）尽快扩大社保覆盖面。根据当前我国的实际社会保障情况来说，短时间内建立并完善一套高效并且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情。根据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享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多为城镇居民，而中国的城镇居民只占到中国的人口的小部分而已。大多数的农村人并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好处。不仅如此，因为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障带来的好处，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一直无法提高上去。

根据这一情况，尽快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积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即将带来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负担的重要步骤。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分层次分步骤地把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全面的推广与完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逐渐纳入更多的居民进入社保体系。

（三）提高人们参保意识，使社会保障制度落到实处。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导致国内很多人缺乏积极的参保意识，一旦公众没有参保意识就会忽略社会保障系统的作用，从而无法积极配合国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工作，更无法对于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积极的要求。另一方面很多人符合当前建立的老龄人口养老保险体系的标准，却因为缺乏相应的参保意识从而不去参加老龄人口福利保险等。对此，为了防止以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支出负担过重，国家可以有意识的先去积极宣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

（四）加强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作用力度，提高利用效率。不管从哪方面分析，财政支出程度与社会保障能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单纯的提高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实施相应的政策来提高财政在其中的作用力度以及提高财政在支持社会保障工作过程中的利用效率。

首先可以完善财政支付结构，根据各个地方的人口老龄化情况进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进行财政社会保障的专项拨款，从而可以有效的避免出现财政拨款大规模，少利用的现象出现。其次是培训一批优秀的财政管理专业人员，在地方财税体系中进行良好的社保保障支出管理人员培训，从而加强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力度，有利于高效便捷的使财政支出提高其利用效率。最后，在当地的人口老龄化群众中进行适当的宣传与教育，让当地的老龄人口充分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和及时参与社会保障体系中来，从而为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中的发展过程可以一帆风顺，逐步减少人口老龄化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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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丽宏.城市居家养老生活照料体系研究[J].学术交流，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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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向群，万红霞.人口老龄化对老年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提出的挑战[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11）.

篇3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保障；养老金双轨制；待遇差距

一、概念陈述及历史回顾

（一）概念陈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养老金“双轨制”是指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双轨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人因退休时的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也不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比企业多两三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同：一是统筹的办法不一样，即企业人员是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机关事业单位的则由国家财政统一筹资；二是支付的渠道不一样，即企业人员由自筹账户上支付，而机关事业单位则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三是享受的标准不一样，即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目前差距大概是3-5倍。

（二）养老金双轨制历史回顾

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从1992年开始，实行的是“养老金双轨制”的退休制度，不同工作性质的退休人员实行不同的养老金制度：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实行由财政统一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制度；而企业职工则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

自1992年开始，双轨制导致的养老金差距越拉越大。近几年，因为调整幅度有很大差距，虽然国家对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进行了7连调，但7次连调的总和尚不足机关事业单位一次调整的幅度，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到了五六千元。现在，养老金不合理的差距仍然在继续扩大。

2009年1月28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正式下发，人社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如今，方案下发已有4年多，但事实上，5个试点省市几乎无进展。2012年5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明文规定“十二五”期间要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二、乌鲁木齐市老龄化及养老保险现状

（一）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乌鲁木齐市的老龄化趋势及出现的原因跟国外发达城市不一样。国外老龄化出现的背景是“先富后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慢慢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国老龄化出现的原因有特殊性。乌鲁木齐市老龄化社会起点比较晚，是社会经济不够发达而出现了人口的老龄化，即“未富先老”。统计数据显示，乌鲁木齐市从1999年开始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了10%。虽然乌鲁木齐市进入老龄化比较晚，但老龄化速度比较快，到2005年老龄人口比例达到了11.43%。这些年以来，乌鲁木齐市老龄人口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如图-1所示）。2006-2010年老龄人口分别增加到了11.72%、12.64%、12.63%、12.77%和11.03%。

（二）乌鲁木齐市养老保险的现状

自1986年养老保险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建立以来，乌鲁木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相关文件，基本建立了包括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撤村建居失地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等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截至2011年底，乌鲁木齐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94.74万人（其中：在职参保74.96万人，离退休人员19.7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55万人（其中：在职参保较上年末增加10.05万人），增长15.27%。2011年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8.36亿元，比上年增加10.48亿元，增长27.67%；基金支出42.56亿元，比上年增加8.16亿元，增长23.72%；年末基金累计结存24.88亿元。待遇水平按照自治区和市政府的要求，继续调整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2011年底，全市离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1776元，较上年增加96元，增长5.71%。

三、乌鲁木齐市老龄人口养老金双轨制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待遇“双轨制”长期以来备受社会诟病。乌鲁木齐市作为中国西部大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快速增长的人口老龄化及退休后的养老金双轨问题在当今社会已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焦点。

（一）缴费和待遇脱节

乌鲁木齐市事业单位的退休养老待遇计发办法是，员工退休待遇仍然根据参保人员的工作年限及其退休前上一个月的档案工资的一定比率计算。这种待遇计算方法与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制度中的职工个人缴费多少、时间长短不挂钩，多缴少缴与退休待遇没有本质联系。缴费与待遇出现脱节，不仅严重影响了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也不能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没有实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同时，由于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缴费与待遇脱节，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部分参保人员对缴费的多少漠不关心，甚至希望缴费工资越少越好，个人既可以少出钱，又不影响退休待遇，造成企业退休人员心理上的不平衡，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由于企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相差太大，一些事业单位不愿改制为企业，给机构改革造成了一定的阻力。

（二）养老金社会发放的不平衡

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目前仍然实行的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0年前的差额计算，掩盖了缴费单位经济效益不好、离退休人员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的矛盾。虽然参加了养老保险，但并不能做到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也就不能保证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而言，在铁饭碗的表象下，也隐含危机。恰恰由于社会化程度低，单位包办养老金，个人不必自负其责，养老金能够按时足额发放与单位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职工养老保险基本保障缺乏保底。

（三）过大的养老待遇差距增加了社会不公平

由于历史及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原因，公务员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待遇普遍比较优厚，甚至远高于相同条件下的企业人员，这必然会增加社会成员的不公平感，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严重时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四、应对老龄化及缩小养老金双轨政策的措施

对于老龄化对乌鲁木齐市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只有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才能更好地应对，实现人口结构的合理化，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加快老年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要想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应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解决老龄人口的基本养老问题并且养老金实现公平，为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为了应对老龄化，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保障广大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增加即期消费，促进乌鲁木齐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优化人口目标，使乌鲁木齐市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为保证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需要采取科学控制生育率的可行方案，选择最佳时机适当地调整生育水平，逐步调整人口结构。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能够说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本身就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需要我们接受并积极应对。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不要悲观和盲目乐观对待，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谈“老”色变。应该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要以科学的对策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以积极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从政策制定到社会认同到个人努力，尽量避免或减少人口老龄化对乌鲁木齐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可能造成的不良效应和冲击。

（三）企业年金

建议将70%以上的企业年金放在本企业作投资，每年的分红都用于年金分配。每个职工每年根据贡献得到一定年金点，最高不超过平均数的3倍（就如养老金交费3倍封顶）。每年每个退休职工的年金收入，等于本人年金点数乘以当年每一点的金额，当年每一点的金额等于当年企业年金的收入（本金不动）除以全体退休职工的总点数。至于投资的风险，退休职工和本企业共担风险和利益是应该的，这可以增加企业职工的凝聚力，也可以增加企业领导层对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

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上海;老年抚养系数;养老保险基金

一、上海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其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根源于人口寿命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1999年10月,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2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标志着中国迈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上海,早在1979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7.2%,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07%,双双达到了联合国界定的老龄标准,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行列的城市,这比全国的平均时间整整早了20年。总体来讲,上海人口老龄化经历30年的历程,主要呈现出四个基本特征:老龄程度高、速度快、突显高龄化和未富先老。

(一)老龄化程度高

截至2008年,上海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突破300万,达到300.57万,占户籍人口的21.6%。仅仅一年,就比2007年的老年人口数增加14.24万;据预测2020年,该数字将攀升至500万,而上海老龄化发展的高峰的时间要到2025-2030年间。老年人口的急速攀升,直接大幅增加了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

衡量老龄化程度的另一个指标是老年抚养系数,它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中老年人口数与年轻人口的比重。随着人口老龄程度的加深,老年抚养系数也呈增长趋势。据200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上海在常住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抚养系数不断增长,从1953年的5.81%,到2000年的20.59%,到2001年更加突破性地直接增长到26.44%。截至2008年老年抚养系数达到31.9%,这也就意味着平均每1个年轻人就要抚养0.32个老年人。此外,上海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也呈快速增长,其高龄抚养率也迅速提高。

上海规定养老金个人缴费基数根据本市公布的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和60%确定,按2008年劳动力平均月工资3292元为基准,即上限为9876元,下限为1975元。企业按22%的缴费比例收取纳入社会统筹部分,所谓社会统筹部分,就是补偿养老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半积累制转轨的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用于支付当年基础养老金的发放。按下限1975元,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社会统筹部分每个人每月是394.9元(1795*22%=394.9)。

根据2007年颁布的企业退休养老金计发新办法(沪府发[2007]27号),从1993年1月1日开始缴纳养老金,到2009年12月31日退休,累计缴费满17年,每满1年发给1%,共17%,2008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是3292元,每月基础养老金就是559.6元。按一个年轻人抚养0.32个老年人的抚养比,平均每个年轻人每月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只留下215.8元,比企业为个人实际缴纳的养老金少了179.1元,少了近一半。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也讲会入不敷出,达到逐步抽空的状态。

(二)老龄化速度快

上海近几年的老龄化速度发展越来越快,2005-2008年,以平均每年新增10万老人的速度发展,老年人口迅速膨胀,2006、2007和2008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比上年增长0.5%、0.7%和0.8%,而且这种态势将继续将以更高的速度发展。在2010-2020年的十年间,上海老年人口净增加168万左右,占总人口比例从22.71%骤增到34.5%,老年抚养系数也几近翻番达到62.06%。预计到2030年前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528万,约占户籍人口的39%左右,也即每5个人中就有2个是老人,届时老年抚养系数将达到74.46%。

上海市已经站在了人口急速老年化的边缘,所谓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黄金时间”已经过去,社会与年轻一代将面临沉重负担。随着老龄化的急速升高,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也迅速增加,极高的老年抚养系数要求进一步提高本已经很高的缴费率,这将给下一代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也使年青人的参保率降低,两方面的力量带来的结果无疑是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加大。

(三)突显老高龄

高龄化是指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占全体老年人口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保健的发展,上海人口老龄化还表现在不断向高龄化方向发展。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53.44万,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78%,占总人口的3.8%,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1.28岁,高龄化程度显而易见。此外,上海百岁老人也不再稀罕,从2006年全市只有170人到2008年的836人,大约翻5番。在2006年9月上海率先全国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办法,办法规定年满70周岁,在上海居住、生活满30年且未享受基本养老、医疗以及征地养老待遇的老人,每人每月可以享受460元养老金。在2009年1月9日上海人保局新办法,对年满70周岁、月基本养老金不到2000元的高龄老人实施“特加”办法,这些措施都对高龄老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的美好思想。但是随着高龄化的逐步加深,庞大的高龄老年人口数字也会让这一特殊的养老保障支出有个滚雪球似的积累,成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增大的又一大重要因素。

(四)未富先老

从世界范围来讲,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在5000美元-10000美元左右,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DP超10000美元的占36%。就以全世界老龄化最早且最快的日本在1970年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就达到2299美元(708000日元,当时汇率308∶1),而上海在197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人均GDP仅为1561美元(2568元人民币,当时汇率1.555∶1)。相较之下,同样进入老龄化社会时,日本全国的人均GDP是中国最发达城市上海市人均GDP的1.5倍,充分体现了上海的“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特征,全国范围的严重程度更加显见了。

自1979年以来,上海市的人均GDP从1651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0454美元,增长了533.2%;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由1979年的10.1%,增长到2008年的21.6%,增长了113.9%。从增长率上说,上海人均GDP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速度都优于日本的数据,但是上海人均GDP与日本相比差距太大,而老龄化的速度却是逐步赶超,与日本相差无几。总体上讲,上海属于老龄化速度明显超越经济发展程度,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

“未富先老”和老龄化加剧使仅靠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缴纳的资金,不能支撑庞大的养老金支出,于是财政垫支成为养老金支出的一个重要来源。以上海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为例,2005-2007年,基金征缴收入年均增长13.91%,而养老金支出年均增长18.14%,三年间财政共计投入补贴资金88.81亿元,其中就有2007年的49.81亿元。到2008年,上海社保基金缺口变本加厉,有170亿元-180亿元是财政为社保基金托底,占上海市财政收入的17%-18%左右。预计今后几年市级财政还要为社保基金付出愈加沉重的负担,将引起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矛盾。

因此,解决上海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问题迫在眉睫,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研究及其良好解决,也为今后该问题在全国范围的改善提供经验与借鉴。

二、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补偿途径

人口老龄化是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直接推手,良好地应对老龄化就是补偿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重要途径。本文将从上海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探讨其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补偿途径分别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一)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降低老年抚养系数

2009年11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事宜。目前我国实行的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而像丹麦、挪威、意大利、瑞典、加拿大等国家的退休年龄都比中国高3岁-10岁。现在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以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男65岁,女65或60岁。这样做使上海老年抚养系数大幅降低,提高退休年龄后2008年老年抚养系数由30.8%下降到20.2%,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其他年份也有相同的统计结果,而且少儿抚养系数也有小幅的下降。法定退休年龄的提高,将使一部分老人由原来养老金的“消费者”变成养老金的“供给者”,“一抵一支”将大大缓解未来养老基金收支缺口的压力,甚至会有盈余。

(二)调整生育政策,以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均衡

上海人口结构还表现为少年儿童数量渐趋减少的特征,这必然会使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导致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养老基金缺口负担越来越重。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来实现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也让我们思考:能否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可以在部分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如上海)试点尝试,通过制订生育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妇生“二胎”,且有经济保障优生优育。在中国进入生育低谷时期,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逐步放宽生育政策,提高未来年轻人口比例,改善倒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减缓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三)养老保险基金适当投资于老龄产业

随着老年人特殊需求的迅速增长,以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养老服务设施、日常生活用品和社区服务、娱乐业、老年教育等老龄产业(亦称“银色产业”、“银发产业”)扑面而来。老年产业还属于一个探索阶段的朝阳产业,但由于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和老年人消费意识的慢慢转变,显现出无限的商机。上海可以发挥其经济发展和老年人消费观念的优先转变的作用,考虑将部分盈余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老龄产业,在政府实施相关优惠政策下,以期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入与老龄化速度发展相一致,且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

仅以养老床位测算,截至2008年底上海养老总床位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缺口达7万张,以平均每张床位6万元的建设成本,就有4.2亿元的市场空间。再加上康复设施、培训基地等,还可拉动约2.1亿元的投资收入。此外还有养老保健业、老年旅游业等,都可以引入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使老龄产业真正属于老年人,又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也能惠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三、结论

通过对上海老龄化特征及其对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影响,发现老龄化主要是以老年抚养系数增大的形式增大基金缺口,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存在的。另外经济发展程度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导致缺乏扩大保险基金收入的物质条件。但是上海是中国范围内条件最成熟,也是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亟待解决的城市,而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在本文提出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补偿的三条途径中,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现实性的,相关部门也在制定落实的政策;另外两条途径是探索性的,调整生育政策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而是要处理好老年人口与青年人口的协调关系,进而改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养老基金参与老龄产业是一条多赢的途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基金和产业间的平衡等矛盾。

参考文献:

1、周海旺,沈安安.上海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供给的影响研究[J].人力资源,2005(1).

2、罗淳.从老龄化到高龄化――基于人口学视角的一项探索性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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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社会养老；养老体系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52-0149-02

1 我国人口老龄现状分析

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于21世纪前半叶人口压力仍然沉重,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国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我国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些发达国家,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0美元以上,呈现出“先富后老”,这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在多重压力下度过人口老龄化阶段。21世纪前半叶,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更为艰巨。我国各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的差异比较大。我国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还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四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山东等中东部发达地区(四川除外)；而我国西部的一些省份,如新疆、、青海、宁夏等,人口结构仍处在较为年轻的状态。中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将通过吸引西部地区年轻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满足。因此,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将减小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如果劳动力从不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速度很快,也有可能出现不发达地区老龄化问题比发达地区更严重的情况。权威部门预测,未来5~1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增长,2010年将接近1.6亿人。许多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成为所谓的“空巢家庭”。

2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1 增加了社会费用的支出

由于赡养老年人与抚养少年人所需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结果都得到相类似的结论：赡养一位老人的平均费用与儿童的费用大体上为2∶1~3∶1。尽管中国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抵消了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扶养人口总比例增加不多,但社会费用的支出仍将稳定地增长。医疗费用及退休金是社会对老年人主要的支出项目。在西欧的一些国家中,由于实行高所得税、高社会福利的政策,社会保障费用已接近国民收入的1/3。美国某些年的养老金开支超过国防费用,成为主要的财政支出项目。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保障费用也曾高达GDP的13%,近年稳定在5%左右。

2.2 我国老年人医疗费用负担随年龄增加而迅速加重

老年人疾病多,病情往往比较严重,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据国内外大量资料分析,退休职工医疗费用与在职职工相比约为3∶1,有的国家甚至达到5∶1。我国正在深化医疗制度改革的过程之中,这些数据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研究。一些城市重视加强社区建设,使老年人在社区中得到方便的医疗、保健咨询服务,降低了医疗开支,这些都是有益的经验。从管理体制上,还可实行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相结合,进一步加大保障的力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在一些地区试点,对大病治疗给予有力的支持。据调查,贫困农民在脱贫后又返贫的,有60%是因疾病、灾害造成的。完善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将为农村的共同富裕,尤其是为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2.3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不足

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就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更新停滞,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欧洲等发达国家表现比较明显,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成为制约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正是由于出生率下降而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所造成的。由于在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2.4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人口红利”时期

老龄化虽然对劳动力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但也带来了某些有利影响,一个广为人知的好处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学说的核心思想认为,生育力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龄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从表现可以看出,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将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长期呈现,一般只有15~20年,而之后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加剧。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发展。

2.5 人口老龄化增加了社会的管理成本

老年人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各种类型精神疾病困扰着广大的老年人群,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家庭联系松散,丧偶以后独居的老人尤其感到孤立无助。因此,社会必须建立一些老人活动、交流场所。组织年轻人让他们陪老人聊天、打球、读报、同老人出去散步等,满足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形成一种不同年龄阶段的和谐相处的家庭式氛围,方便和丰富老年人生活。建立老人教育市场。计算机、琴棋书画、适合的健身运动都会吸引老年人。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和青少年的减少,大学向老人开放,提供适合他们需要的教育,将是老龄社会大学经营者的一项新选择。这些都需要社会付出管理成本。

3 提升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从市级以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管理和服务劳动保障已建立了5级管理和服务体系,分别是：市退管中心、区退管中心、街道(镇)劳动保障事务所、社(村)劳动保障工作站、退管小组。这种体系基本能保证日常的管理工作,但离服务工作的要求还是不够的。

3.1 管理体系的难点和建议

领取养老金和抚恤金的人员中有一部分居住在异地,也就是说领取养老金的地方与生活居住地不在一个地方。这部分人员的管理事实上就脱离了我们现有的5级管理。现有弥补的措施是：委托居住地的劳动保障事务所每年认证一次。这样异地人员的生存信息往往是滞后的,造成养老金、抚恤金的流失。每年一次的认证给居住在异地的人员也添加了无形的负担。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街道(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可以将异地居住的人员的生存信息管理归居住的街道(镇)劳动保障事务所管理,以传真、电话等形式进行当月通报,养老金及各种费用还保留在原渠道领取。这是一种利用现有工作平台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

3.2 服务体系的难点和建议

现在的5级管理体系很适合管理,但对于服务就不是很适应。因为这5级组织都是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经费的使用是有额度和途径限制的。要想搞服务必须申请专项基金。只有经过深入调查的可行性项目,才可以申请专项基金。因此,我们必须要主动立项,并对立项的项目做出可行性报告及操作细则。根据项目的难易程度、规模大小、是一次性还是不定期等情况可以请系统内或请专家一起做可行性报告及操作细则。执行可以内部执行也可以外部服务执行。现在需要立项的项目实际上很多,由于在管理体系中没有这项内容,因此,我们现有的一些服务项目都是一些传统的项目，如在原有的活动点增加活动器材后加挂名称、重病慰问、节日慰问等。而有些项目的由于没有前期的可行性报告及操作细则大都无法开展，如困难退休人员救助金、银龄计划等。因此,要想把服务做好有必要把立项和项目管理纳入这一体系中,随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的贯彻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由于服务的内容非常多,肯定会受到人员、经费的限制。因此,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来解决。比如志愿者、社会募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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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 家庭办公 空间

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出:“中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在2014年将达2亿,在2026年将达到3亿,在2037年将超过4亿,在2051年达到老年人口最大值,之后维持到3亿-4亿的水平”。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深化,老年人口的增加会直接导致从事劳动力生产的人口减少,劳动力比例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增幅的下降。十年以后,老年人口比重会更大,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会更加严峻。我们该如何应对呢?与此同时人类已经进入不出门可以知天下事的信息时代,一条网络、一台电脑、一张桌子就可以在家办公,应运而生就是家庭办公模式。老年人口有更多的人际关系,有更多的工作经验,我们要让其优势得到更充分发挥,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劳动工作机制,这并不是出于生活来源的考虑,而是让有条件有愿望的老年人有参加经济和社会工作的机会。我们要抓好老有所养的同时,更要抓好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年人可以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完成自己的工作,不必受枯燥的上下班约束,也免去了上下班的辛劳,探究适合老年人这种居住和工作的家庭模式在我国这个未富先老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家庭办公指个人的弹性工作形态和企业的灵活快捷运转行为相结合的一种办公模式,是员工在自己家办公,采用灵活的工作时间,不限制工作地点的一种生产模式。家庭办公住居从功能上来说,不仅仅满足居住的要求,还要满足办公的要求,并实现了居住、工作、游息等方面的交融,不再被普遍意义上的功能分区硬性划分,使空间更加灵活,让人们有了在一起交流的空间和时间。本文主要研究老年人在这种家庭办公模式下的适应性。

老年家庭办公工作时空的适应性。老年人家庭办公最大的好处在于获得了相对自由的支配时间,可以享受时空的自由。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小,已经不适应那种大城市长距离的工业办公模式,老年家庭办公模式缩短了单位和家庭的距离,为老年人的办公成为一种可能。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以后与同事和朋友失去联系联系,缩小了社会活动范围变化,也让老年人产生孤独感,因此也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而老年家庭办公使老年人由工作到休闲有一个过渡,使老年人适应新的生活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在工作的同时增强了与人的交往,让彼此间相互熟悉的人相互安慰和感情交流。实现老年人与社会保持同步发展的愿望,防止知识老化和汲取心智滋养的自保感。达到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老年人家庭办公是节能的。住宅的使用集中在晚间,写字楼的使用集中在白天,老年人家庭办公住居可以24小时使用。提高了建筑的使用率,从而实现节能。老年人家庭办公可以减少在交通上的时间,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缓解了城市交通的压力,并且减少因处理人际关系而浪费的精力,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自由地安排时间,使办公更加轻松更具个性化。因此家庭办公模式是适合老年人的生活方式的。

老年人家庭办公有助于改善老人的生活环境。因为老年人家庭办公的工作特点,老年人在选择理想的住居的时侯就不需要考虑工作单位的远近了,从而更注重住居周围的生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远离喧哗的城市中心,选择环境优美,房价低廉,公共设施完善的居住小区。因此老年人家庭办公客观上有助于城市人口的分散,有助于在工业时代被冷落地区的重新复兴。

老年人家庭办公有助于居住区活力的回归。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也被异化,人情冷漠,人们天天早上上班,白天一天居住区没人,晚上回来拖着疲惫的身体也只愿呆在自己的小窝里,使整个居住区失去活力,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居住区需要这种人性的回归,老年人家庭办公为这种人性的回归创造了条件。在家庭办公模式的影响下,将会出现一些家庭办公居住区,在这些居住区里,老年人除了工作的时候,他们可以在社区里聊天、下棋、散步,进行感情的交流,小孩可以在花园里游戏。并很有可能成为一种主流生活方式。整天活动在这个居住区,从而使居住区恢复活力。

老年人家庭办公可以使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国现在已经面临着老龄化这个严峻的问题,我们对小孩照顾有余而,对老年人照顾不周全,老年家庭办公应设有老年人活动中心,尽量让老年人多和孩子接触,让他们老有所乐。我们应该改变一般的尊老、养老的思维,充分认识到老年人在社会发展中能够起到的重要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有机会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其智慧和力量。老年人家庭办公既可以完成老年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又可以满足精神的需求,老有所为才是真正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家庭办公对时间的模糊性,工作的方式的可变性可以满足不同老人的要求。根据老年人的需要对于不同情况的人采用不同的方式,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结语:老年人家庭办公模式的产生是社会、经济、信息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所带来的生活、工作的空间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自身价值,满足老年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心理需求,完成老年人的自我实现。对于我们建筑师来说,就是要不断的完善自我,实现人们多样性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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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退休年龄，延迟退休，养老金

一、退休年龄的设置背景

劳动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不同的人种、民族，劳动能力延续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样，劳动能力始终会下降并逐步丧失，社会应该为这个问题找个有效的解决办法。设置退休年龄，就是通过设定一个劳动年龄上限，让到了退休年龄的人不再参加该工作，而其空缺又有年轻人填充，从而保证该项工作能够始终高水平地开展下去。

二、我国延迟退休的原因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当今中国面对着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被总结为：基数大、速度快，底子薄、负担重，是“未富先老”，称为“跑步进入老龄化”。按照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已达到8811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2006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9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04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增长到了8.05%。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因而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崛起过程中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老年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和出生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导致抚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造成养老金缴费者急剧减少和领取者急速增多，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直接冲击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这些隐患使中国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在财政上陷入困境。因此，不少学者提出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从多收、少支两条渠道来改善养老金的收支不均衡状况。

（二）各国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应对养老金问题

美国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韩国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在2013年由60岁调整为61岁，并预计在2033年将提高至65岁。加拿大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发展中国家女性退休年龄一般在55岁―60岁，如巴西、俄罗斯、泰国、印尼等。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福利国家女性退休年龄基本在60岁―65岁，部分推迟到67岁，但对体力劳动者有特殊安排。例如，瑞典规定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体力劳动者可申请61岁退休。中国社科院教授郑秉文指出，“在过去十几年里，提高退休年龄在各国已成为社保改革进程中一个最普遍的改革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在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中，至今没有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只有芬兰、冰岛、墨西哥、荷兰、西班牙、英国。而这6国的退休年龄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保持在65岁或67岁。”

（三）赡养率和被动率的相互关系

赡养率，即指参加养老保险计划的已退休人口与在职人口的比率。在缴费率和养老金水平都不变的情况下，赡养率低则养老金计划的收入多、支出少、基金积累率高，计划运行就顺利。然而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背景下，高的赡养率是必然的。如果在制度内赡养率提高的同时，通过提高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以降低被动率，赡养率提高造成的财政收支压力就会减少或者消除。而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正好为这一制度变革提供了可能。

三、延迟退休的实施建议

（一）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区别对待

我们都知道，就业压力在中国是十分巨大的。如果延迟退休年龄，就业压力多大可想而知，尤其是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最为严重。而且，退休年龄的延长会使企业多交几年的保费，就意味着少拿几年退休金，自己也要多辛苦几年。当然，从“老年人的人力资源使用”问题上，延迟退休也带来了一些好处。通过推迟退休年龄，一些老教授、老专家的丰富经验得到了更好的利用。

所以，解决老龄化、老年人人力资源问题应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甚至不同地区和部门区别对待，不能够搞一刀切。如果生生规定一个年龄作为退休年龄，不仅不能够解决好问题，相反还会衍生出诸多争端，对个人，对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二）递进式改革

目前，我国已出现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受教育年限延长和人口老龄化及少子高龄化现象，劳动力供求状况也在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问题的焦点或许不是要不要延迟，而是以什么方式延迟、从什么时候开始延迟。延迟退休年龄不是瞬时举措，而是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即用几十年时间把男女退休年龄提高到一个适中的水平。例如，用50年时间提高5岁，大概10年提高一岁，一年也就提高一两个月。”据调查，国外多数国家采取渐进方式提高退休年龄。例如，波兰将女性60岁退休和男性65岁退休改为一律67岁退休，改革实行递进式，即每年延长3个月，男性在2020年全部实现67岁退休，女性到2040年全部实现67岁退休。

（三）考虑弹性退休制

据了解，许多国家在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公民延迟退休；另一方面，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提前退休，即实行弹性退休制。实行弹性退休的国家均规定了最早领取养老金年龄或最低缴费年限。例如德国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为65岁，最早可60岁领取，但养老金将减少；美国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为65.8岁，最早可62岁领取，提前领取者养老金按比例递减；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最早可61岁退休，但替代率从80%降为55%。目前我国实行男性60岁、女性50岁（女干部55岁）退休的政策，与国外相比，退休年龄明显偏低。与此同时，每年中国的非正常退休所占比例仍高达10%―20%。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统计，中国非正常退休人数，2006年为63万人，占当年退休人数的22.3%，2007年74万，2008年85万，2009年86万，2010年67万。因此，目前我国首先应规范退休年龄；然后是逐渐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女性的退休年龄逐步向男性靠拢；最后在条件成熟时，推行弹性的、阶梯式的退休。

参考文献：

[1]林义.我国退休制度改革的政策思路[J].财经科学，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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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民族地区；可持续性；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G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3-0106-05

一、引言

2009年9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决定在全国选择10%的县（市、区、旗）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于2020年之前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根据指导意见规定，新农保制度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二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地方财政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新农保制度的试点，以“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为基本原则，其中“可持续”是新农保制度得以推广的关键。

目前，对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研究，国内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展。钱振伟、卜一和张艳[1]（P58～65）（2012）通过构建养老金的收支精算模型和农村人口预测模型，分析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提出仅仅依靠调整变量指标或者激励农民增加缴费等外在措施无法达到兼顾保障水平与保障能力的目的。薛惠元[2]（P68～79）从政策仿真学的视角，提出在2010～2053年，只要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方财政，都可以负担起新农保的财政补助。封、李梦伊[3]（P100～128）运用社会保障统计与精算技术方法，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精算模型，以陕西省为例对模型进行应用，提出陕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短期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缩小并逐渐趋于稳定，而长期收支缺口则逐年扩大，基金存在较大收支失衡风险。 邓大松、薛惠元[4]（P164～171）应用保险精算方法，构建新农保替代率精算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新农保替代率与参保年龄呈负相关的关系，而与缴费档次、个人投资账户收益率呈正相关的关系。刘昌平、殷宝明[5]（P35～40）构建现收现付制财政补贴平衡模型，认为应该建立财政提供缴费补贴的阶段式现收现付制平衡模式作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补贴机制。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民的养老需求与日俱增，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保持的低生育率有着关联，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也使得人口的预期寿命得到提高。因此，人口老龄化既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结果，也是影响社会保障发展，尤其是未来社会保障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郑功成[6]（P71～72）认为人口的发展决定着社会保障的项目及内容结构，它不是经济的也不是政治的因素，而是人口本身的发展需求决定着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与内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财务模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吕昭河[7]（P31～36）对云南省未来50年中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做了预测，认为到2050年，云南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将达到19.43%～21.46%之间，即接近或者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人口老龄化增长的速度为年均2.40%～2.59%之间，老龄化的迅速增长对于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支出压力增大。此外，梁海燕、徐行和代燕等[8]（P53～57）指出，云南省的真正人口红利时间为2000～2021年，意味着在此20年间总抚养比低于50%，老年化也低于10%，同时2020年也是新农保实现全面覆盖的最后时期，就是说对于云南省而言，未来几年是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时期。本文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构建模型，分析了云南省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

二、人口预测模型构建和分析

据《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 年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为6.74亿，占总人口的50.32% 。结合前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得我国近20年的年龄结构变化如表 1。表 1 数据显示，近 10 年间老年人口数量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呈现出老龄化趋势。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假设：（1） 城乡生育率相同，使用全省生育率作为农村人口的生育水平；（2）死亡率、生育率在五岁年龄组内都是相同水平；（3）死亡率、生育率维持2010年水平不变；（4）不考虑城乡迁移（在省内城市化或迁出本省）。根据所获得的数据和研究目的，采用年龄性别递推法进行人口预测：

（1）0岁年龄数人口数量与育龄妇女人数乘以所在年龄组生育率后相加，得出一年的生育人数，用2010年小普查的性别比得出男、女出生人数，形成1年后的0岁年龄组分性别的人口数。

（2）1～99岁：目前某年龄组的人数乘以所在年龄组的存活率（1-死亡率），得出1年后下1年龄的存活人数。

（3）最高年龄组（年龄开口组）： 99岁的人数乘以（95-99）岁的存活率（1-死亡率），得出1年后的存活人数，再加上（100+）年龄组的人数乘以（100+）岁的存活率（1-死亡率），二者的和即为1年后（100+）年龄组的总人数。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按目前的缴费水平及实证调研的缴费档次，新型农村养老保险2020年出现收支缺口，缺口规模在1.7亿元左右，随着老龄化不断加剧，收支缺口在2028年达到峰值110亿元左右。为了避免出现农保基金收支缺口的状况，应该提前建立养老保险储备基金、按照国家充实全国社保基金的方法未雨绸缪，另外要提升农保的统筹层次，放大基金的风险分散功能。长远来看，应该让新农保、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等有效衔接。

四、云南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建议

（一）要逐步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

《国务院指导意见》提出在2020年之前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新农保制度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提高这项制度本省的覆盖面，这样才有利于做大这项制度的风险池。新农保制度中，参保农民的缴费时间越长，年满60岁时，其可以获得的养老金的替代率就越高。因此政府应该鼓励农民尽早开始参保，并保持长期缴费。按缴费档次建立补贴机制，鼓励农民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这样有利于提高养老金的数额。政府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在新农保制度的宣传推广工作中要用清晰明确的数字告诉广大农民早些参保的好处及多缴的补贴优惠。其次，要加强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准确预测，争取在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实现新农保制度的全覆盖，保障农村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

（二）配套建立完善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制度和基金监管制度

目前，由于新农保还处于试点阶段，基金积累规模较小，并且金融市场不够成熟，新农保基金的投资方式主要还是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然而随着新农保制度的推广，基金积累的规模必定会有较大程度的提高，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需要专业的投资运营机构管理，拓宽投资渠道，提高投资回报率。完善基金管理机构，建立市场化投资运营机制，允许其进入某些周期较短，风险较小且回报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或者针对其发行特别的债券项目，在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稳步提高其收益率，增强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三）适当的时候建立养老保险储备基金

应该比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方式在省一级层面建立养老保险储备基金，以应不时之需。储备基金来源主要由省级国有企业资产的变现或者转持筹集，适当划拨财政资金及接受社会捐赠资金。储备基金要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强化市场化运营及保值增值要求。成立省级储备基金管理委员会，保证基金的公开透明性。

（四）逐步实施“省级统筹”，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风险分散范围及风险抵御能力

云南省作为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省内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市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而新农保制度一般以县级为管理平台，即制度模式、保障范围、缴费标准、补偿标准、资金调剂与运行只是在县级范围内保持统一。分散的管理模式和“制度碎片化”现象严重阻碍了新农保制度的进一步推进，不利于制度的风险分担。要逐步实施“省级统筹”，省级统筹的层次越高，制度调剂余缺的能力越大。在省级范围内实行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将有助于降低县域管理单位带来的管理风险、投资运营风险，显著降低机会成本。因此提高新农保基金的投资运营管理层次，由省级机构统一管理，对于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完善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

2010年云南省城镇化率为35.2%，到2020年要达到50%左右，意味着将有半数以上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新农保制度在制度设计上要考虑到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和并轨。在城镇化过程中可将部分征用土地的补偿费或者转让承包土地的收益用于新农保的社会统筹账户中，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并轨时，将城镇养老保险和新农保两者的社会统筹账户合并。在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允许城乡流动劳动力参加养老保险时，可以在城乡两类制度之间自由选择，建立两类制度之间流通的良好通道，为以后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做好制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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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方式；老有所为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199－02

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老年人身体素质提高，平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截至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6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80岁以上高龄老人已达到1 805万人。国际的通行标准认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总人口比例中达7%以上的地区，即可称为“老龄化社会”。显而易见，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曾经的“老龄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采用“积极的老龄化”的观点，把这个“老龄化”过程描述为：通过优化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来提高生活质量。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在2002年确定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包括老年人积极参与可惠及所有公民的发展；随着人们变老，促进健康和福祉；促进有利环境支持健康的“老龄化”。如何对待老年群体，如何利用老年资源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老有所为”回答了“积极的老龄化”问题。

一、“老有所为”的理论回顾

活动理论：由美国芝加哥学派提出的活动理论与社会撤离理论①基本观点相反，他们认为，活动水平高的老年人比活动水平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满意和更能适应社会，主张老年人应该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中年人的生活方式以否定老年的存在，用新的角色取代因丧偶或退休而失去的角色，从而把自身与社会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美国社会学家厄尔德曼・帕尔莫在1955―1967年间，对美国127名平均年龄78岁的老年人作过一次跟踪调查，调查发现，大部分老年人的经济活动并不因为年事已高而减少，其社会活动程度也无显著减少，并且老年人在某些领域活动的减少会在另外一些领域得以弥补。调查认为，参加活动的老人，生活满意程度都很高，相反，那些减少活动的老年人，生活满意程度都较低。该理论的观点为大多数老年社会工作者所肯定。在老年社会工作者看来，社会不仅在态度上应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一切社会活动，而且应努力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提供条件。

二、“老有所为”的必要性

（一）人口老龄化增加社会负担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得人口结构中老年人的比重大大上升，导致老年人在衣、食、住、行等消费越来越大，对于如今的“4-2-1”的家庭来说，他们的抚养费很可能使得子女组建的年轻家庭无力承受。据2005年3月国家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人，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1亿人，占总人口的8.5%，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愈加严重。老龄人口抚养比②则相对更为直接度量了劳动力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我国在1997年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由单位负担缴费，目前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账户由职工个人缴费，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8%。而那些在养老保险制度确立前的职工，向他们支付的养老金由后来缴费者负担，这就产生了“历史债”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在新旧养老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约8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债务总额。这部分养老保险金产生了巨大的债务缺口，而且企业将把各种社会福利保障的包袱推向社会，这就给原本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各项社会福利政策尚未健全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增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都能导致社会积累减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社会进步放慢，最终阻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形成一种发展的“负效应”。

（二）老年人才的时效性

老年期可分为三个年龄段：低龄段（60-69岁）、中龄段（70-79岁）和高龄段（80岁以上）。低龄老年人一般身体健康，不论体力还是智力都是比较活跃的，人数占老年人口比例最大，有再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本和条件，低龄段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最佳时期；中龄段的老人大多以追求健康的身体为目标，但在以智力为主的高科技、教育、医疗工作中，老专家、老教授、老医师等高级人才由于其基础扎实，累积资料丰富，仍可以继续致力于钻研技术，撰写论文、专著，从事讲学、翻译咨询、指导手术等工作，中龄段是老年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时期。然而人类生命有限，低中龄段的老人虽说身体仍然健康，但就其生命的整个过程而言，他们终究已处于黄昏时分，这就决定了这部分人力资源若不被及时开发利用，其有效性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对于处于高龄期的老年人，他们多是历史的见证，所拥有的丰富的经历、资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财富；所拥有的多年实践经验、研究成果更是维系社会事业连续性的不可代替的部分，因而高龄期是老年人力资源的抢救时期。

（三）老年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大多数老年人健康状况尚好，具有再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他们拥有潜在“资源价值”和“知识存量”，是整个人力资源系统中极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一些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为保障自己的生活，减轻家庭负担，增加经济收入，一旦有再就业机会，就积极谋求就业；另一方面，根据需求层次理论，老有所为处于需求的“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层次，老年人无论是退休老人还是一般的老人，都有被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对于离退休老人来说，这种需要更为强烈，他们从熟悉的工作退出后，往往产生无用感、孤独感、压抑感等“离退休综合症”。“老有所为”可以给他们一个继续展现自身能力的平台，解决因年老带来的心理问题，满足他们心理上参与社会的需求，实现继续社会化。

三、“老有所为”的制约因素

（一）国家的退休政策构成了我国老年人力资源供给的限制

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这种“一刀切”的退休方式直接压缩了老年人力资源供给的空间。而现实状况是老年人的社会阅历深厚，并有熟练定额劳动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特别是那些低龄老年人，体力和智力都还处于良好状态，完全将这部分老年人排除在人力资源系统之外，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重新启用这些老年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余热，为我国经济发展作贡献是明智之举。

（二）社会价值观念的约束

社会普遍认为老了退休，万事皆休。居家养老使得很多老年人放弃了再就业的想法，安于安逸的晚年。一方面，老年人选择参加一些老年人俱乐部、外出旅游等娱乐方式，他们靠充足的退休金和赡养费生活得比较惬意；另一方面，老年人再就业会使得熟悉的人，例如邻居、单位同事认为子孙未尽到赡养的义务才使得老年人外出工作。这些传统的观念严重制约了老年人的再就业。

（三）老年人就业与青年人就业冲突

很多人认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就业形势一直很严峻，老年人就业是在抢年轻人饭碗。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老年人再就业的工作选择与年轻人的工作选择是在不同一个的范畴内。在我国，虽然劳动力供给呈现过剩的局面，但是在某些特殊领域，例如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等工作岗位，仍然需要有经验、有专长的资深工作者。老年人的经验财富是其他条件不可替代的，社会对于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老年人仍然是有需求的。

四、“老有所为”的建议

（一）创造有利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环境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科技进步，复杂劳动所占比重增大，在退休制度、工作制度上应进行适当的调整，一刀切的退休制度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长久发展，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延长劳动的有效岁月，晚进晚退的退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同时需要制定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199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权益保障法》，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参与社会发展，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实现老有所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就老年人具体、专门的法律法规方面还是欠缺的，所以按目前来说，应加快制定针对老年人专门性的、可操作化的法律，针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原则、基本政策、基本途径等做出具体规定，保护老年人力资源在开发过程中的正当权益。

（二）营造鼓励、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良好氛围

通过宣传教育，更新社会观念，摒弃“老无所用”的观念，打破原有的“包袱”论，鼓励老年人再就业，通过大众宣传，树立老年人再就业的典型；同时，社会还应为老年人创造机会，比如建立老年人职业介绍所，构建老年人信息资料数据库，使得老年人才市场为广大的老年人力资源牵线搭桥，形成老年人才的双向选择建立平台等。

（三）作为老年人自身，应树立积极的再就业观

体力和智力都处于良好状态的老年应借个人专长和技术优势，弘扬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积极投入到为社会、为家庭再做点贡献，转变依靠“家庭养老”或“社会养老”的观念，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老人自养。这对于老年人摆脱“离退休综合症”是有好处的。

“老有所为”是一种积极的养老方式，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与非老年人力资源的互补效应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将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放在战略地位，有利于我国社会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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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中华，等.完善我国城市老有所为实现途径的研究[J].劳动保障世界，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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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 问题 对策

一、天津市养老保险的现状

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中国从一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随着老龄化人数的增多，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开始显现，中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数量的问题，这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据《天津市统计年鉴2010》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0年底，天津市的总人口数为1293.8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264.59万人，占天津市总人口数的25%以上。截至2010年底，全市共有60岁以上老年人110.23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52%。据联合国有关划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跨越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跨越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天津市已经是一个老龄化城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亟待解决。

我们可以预料到，照着这个速度的发展，到了以后，现在正处于增长阶段的青少年将会成为退休者，而现在处于缓慢增长的少年一代将成为几年后的主力军。老龄化在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也在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也就意味着一方面，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这使得农村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必然会朝着人口老龄化方向发展，并且将持续……存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而另一方面，这部分已经不再从事生产活动、但是却依然要消耗资源和产出的人口在持续增长。就会导致国家的负担越来越重。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给农村的生活方式有了多方面的影响。

二、天津市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金的征收

1.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宣传力度不够。从养老保险在农村普及的程度来看，农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现在很多人还存在着养儿防老的传统的守旧的思想，有的还根本说不清养老保险的意义，当政府在宣传保险的好处时，许多农民也误认为是政府在借机牟利，对于能否从中受益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社会养老保险的投资回报期一般都很长的情况下，他们更是怕上当受骗、政策改变、做出的承诺得不到回报、出了问题无人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在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区县，农民家庭的收入一般较少，在不能解温饱的时候时，农民哪还有钱去为他们遥不可及的未来打算，即便有些人意识到了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却因为对农村养老保险了解不多，因此，也不愿意参加了。

2.缺乏社会保障应用的强制性和分配性。我国的法律有强制性，无偿性，有效性。而养老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是以自愿为原则，自愿的投保，选择的投保方式自愿，就导致了很多的农民因为不了解农村保险的好处，受到各种负面信息的或者养儿防老的以前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没有法律强制实施的情况下，错失了为以后的生活提供保障的机会，导致了农村参保率低下的情况。而现在参保率的低下随着人们的更替，导致以后参保的人越来越少，退休的人越来越多，社会的负担越来越重，养老金的资金运行越来越困难，资金分配的效率越来越低下，可见农村养老保险是眼下越来越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基金的管理

在管理中国养老保险金的一系列探索的道路当中，我国从一开始就是将保险金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上的，保险金的保值增值的问题却一直被忽略，但事实上，就是因为长时间对保险金保值增值问题的忽略，养老保险金的保值增值一直都是一个被人忽略的问题。追究其原因，还是过于关注养老保险金的安全性才引起的。

目前我国养老基金的增值方法除了绝大部分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国债获取微薄的利息之外，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用来购买绩优股。在这种把养老基金大部分存入银行吃点利息或是购买风险最小国债的保险金管理的方式下，这的却可以确保基金的安全性。众所周知，把钱存入银行，是农民普遍的做法，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做法，因为最起码可以保证其保险金的安全性，对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交代。但一个硬币有两个面，把保险金放在银行也是有另外一面的，因为存款利息比较低，一旦遇到严重的通货膨胀，农民的保险金不仅不能增值吃利息，而且连保值都算不可能。因此，把征收到的养老保险金放在银行里虽说它的安全性得到了保证，但是一不小心还有可能面临着贬值的风险。因此综上所述，将保险金放到银行和国债的这种保值增值的方式将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天津市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

（一）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首先要保证保险金的安全。可以把一部分保险金用于购买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债券、国库券、银行存款稳定性较高的投资方式，以保证其资金的安全性。

其次要考虑到资金的增值。增值的概念是在保证保险金安全性的前提下能够争取有最大的利益。可以把一部分资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市场投资，如：各种类型的存款、购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贷款信托、契约者贷款、购买不动产等，尽量做到保值又增值。

所以在合理的安排保险金的安全性与增值性的，合理的配比处理保险金的投资方式，在即实现安全性的前提下取得一定的收益也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养老保险意识

现今在农村，一提到保险人们的印象通常都是骗人的，这是因为之前有些职业道德不高尚的保险人不考虑投保人的利益，只顾着自己的业绩，向农民销售着保险，不顾后果，当出现问题时没有人管，导致了给人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极大地阻碍了保险意识在农村的传播与宣传。为了推动农村养老保险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加强农民投保的意愿，便于这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在农村很好的发展下去，必须采取形式多样的方式，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宣传农村养老保险的政策，加深养老保险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扩大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提高保险水平。使农民认识到社会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核心部分，使其真正意识到社会保险是养老的可靠保障，从而自觉积极参保。

（三）加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

针对农村养老保险的问题，国务院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出《农村养老保险法》及相关配套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保险对象、农保机构和被保险人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保险范围、保险费的筹集、养老保险的待遇、保险基金的管理和法律责任及奖惩措施，有了这些详尽具体的规定，规范了政府、管理机构和参保人的行为，避免人为的主观随意性，使投保人和管理者增加信心，从而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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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总人口继续直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如下表所示，未来16年我国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9.96%；此后30年间将进入快速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32.7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

二、综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呈现以下五个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但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11亿，占到总人口的29％，它将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的人口总和。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来势猛

老龄化可能是由于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能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从乡下涌到城市，农村老人因此经常无人照护，因此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现在说“活到70不稀奇”。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美好的愿望，标志着经济、文化、卫生和社会安定的水平。当然，我们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全面看待这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认真对待。

1.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如上图所示，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对老人赡养比为13.7%，2000年上升为15.6%，预计到2025年上升为29.46%，2050年上升为48.49%。如果再加上对幼年子女的抚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上升得更为迅速，2025年达到59.5%，2050年达到76.8%。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

2.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二者此消彼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

3.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列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4.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影响家庭结构和赡养功能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国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据从中国老龄人协会和劳动保障部获得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目前65岁的老人中，有64％与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这一比例在农村显得更高；而在老年妇女中，65岁至79岁的有67％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80岁以上的则有80％与自己的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

5.人口老龄化使完成脱贫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人均储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我国尚有500万贫困老年人口，他们有的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有的身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残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他们成为社会最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和脆弱群体。

6.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的心理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帮助

中国的老龄工作刚刚起步，基层服务网络薄弱，专业工作人员缺乏，老龄工作资源不足。城乡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少，服务水平低，服务对象覆盖面窄，老年人的参与率和收益率不高，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都将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伤害。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问题就更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千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

四、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发达国家大部分早在50年前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因此我们也不必“谈虎色变”。正因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波及许多领域的重要趋势，因此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必须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综合考虑，协调运筹，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全面策划，及早部署。

1、做实“个人帐户”，逐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目的就是为了迎接下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养老金支付的危机。基金累积制养老金拥有许多优势，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它能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成功的果实，并且拓宽和拓深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由于当前国企处于战略重组阶段，经济效益不佳，养老金替代率又不断提高，因此现在的“个人帐户”实际上起不到积累的作用，存入的基金甚至不能满足当期的支付，“个人帐户”只起到了支付退休金的作用，基本是“空帐”。

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顺利转变，为制度转换成本寻找积极有效的支付手段已经迫在眉睫。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只递增0.38%，到1978年职工的货币工资平均才615元，1978年居民人均储蓄额仅有21.88元。而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有的年份高达43.8%，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8.9%。所以国有资产的存量是政府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从理论上说，通过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支付社会保障的转制成本，将“老人”和“中人”的空帐填实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笔转制成本的估算，国内外专家的测算不尽相同。据世行1994年测算，大约有19170亿元，只占当年GDP的40%多一点。据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1997年的测算，大约在27628亿元—108260亿元之间。笔者认为，如果剔除1997年提前退休者集中以及投资回报率不高等因素，这个成本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水平。另外，这个转制过程将经历30年，因此分摊到每一年大约只占GDP的3%左右。尤其是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而总抚养率相对较低的时期，应当抓住这个黄金时段，增加积累，将空账填空，顺利完成转制的历史性任务。

2、建立老年医疗健康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

按照人的生理演变，人的一生80%的医疗费用在60岁以后，但目前大部分老龄人存在看病难的问题。主要因为经济拮据，无钱看病，有了病也只能“硬撑着”。以武汉市汉阳区为例，老年人中享受公费医疗的只占全区老年人的38%，大部分老人患病时，医疗费全要自己出，那些退休金少而又不能按时足额拿到手的老人显然是难以看病的。至于农村，合作医疗未能普及，许多地方缺医少药，农村老人看病更难。

首先我们要建立和健全老年医疗保险制度。与总人口相比，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利用率的特点。位于前五位的慢性病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眼及其附属器官疾病。身体机制的退行性改变以及疾病导致了老年期伤残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76、7%的60岁以上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听、语言、智力、肢体等功能方面的残疾，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6倍。因此，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及其家庭不致因为疾病导致个人及家庭经济危机。在建立面向整个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有必要对老年人制定有关政策（可根据情况先从高龄老人开始逐步进行），以保障老年人医疗的基本需求。开展面向老龄化社会的教育，医学教育要兼顾人口老龄化有其对医疗保健需求的特殊性，在医学院校、护士学校的课程中增加有关内容，使医务工作者系统掌握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疾病特点。同时要培养一批适合社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全科卫生工作者，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成员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面向社会、家庭和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包括保健常识，护理知识，紧急状况下的应急措施，提高人群对老年身心特点的认识和一般保健护理知识。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城镇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农村探索多种形式的健康保障方法。逐步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医疗条件。

其次要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国际上的有关研究和经验均表明，疾病和伤残并不是老年期的必然产物，通过努力完全和可以把它们压缩到生命最后的较短时期内，即实现健康的老龄化，这是老年人及其家庭乃至老龄化社会的期望。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3、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

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①。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

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根据社会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则，鼓励和引导老年人从事教育传授、社会公益事业、社区服务和自我服务等活动。对于从事教育、科研、医务工作和有其他特殊专长的老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按规定和需要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为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有条件的老龄工作机构可帮助把退休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组织起来，让他们为企业界充当顾问，提供咨询服务。三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四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4、在农村实行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制度

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

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从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对于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住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笔者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建设，发挥社区养老功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随着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老年人口中的大多数已从过去的劳动岗位上退下来，活动范围圈在缩小，因此社区成为老年社会活动的基本领域。社区养老服务包括提供家务劳动、家庭医疗保健、老人照料、护理等，还包括在社区兴办老年食堂、茶室、托老所、老年病防治站、法律咨询服务站、以及各种老年文体设施等等。面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形式的系列服务，努力做到老年人的小事不出家门，难事不出居委会，有些大事也不出街道。

社区养老服务是一项公益事业，要发挥社区助老功能，不以盈利为目的，有社会公益性质；但同时，又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实行合理收费，维护良性循环。一方面，开展邻里互助，组织低龄老人、健康老人参加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工作，动员社会各方义务为老人服务等等；另一方面，还有不少项目可以按保本微利原则提供有偿服务。这既可以补充街道、居委会的经费，又可以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具体组织实施。他们在社区住宅设计中早就提出所谓“太阳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为老人服务的医疗、娱乐、学习、健身的设施。有的国家还建立了“日托中心”(DayCenter)，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接回家与子女团聚。既解决了子女在白天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困难，又满足了老人与子女经常在一起的精神需求。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

6、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

人口老龄化呼唤老龄产业。所谓老龄产业，就是指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等设施和经济活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产业尚未完全开发，企业经营者对老年消费市场需求攀升反应比较迟缓，政府部门对此也还没有相应的扶持引导政策。但我们应对老龄产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首先，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多，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庞大。其次，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我国地区间差异大，需求层次多，为发展老龄产业提供了多种选择。第四，社会化服务需求在增加。据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的丧偶率为33、4%，独居户为25%，独生子女政策继续执行，“4—2—1”家庭结构普遍出现，独居户比例还会增大。众多的独居老人对服务需求会日益增大。第五，城市老人的消费能力不可低估。

老龄产业作为老年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程度。人们通常说的老年事业，更多的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来对待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老年事业中的政府负责供养“三无”老人等仍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还有一些为满足老年人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事业，要转向从产业角度考虑生产、消费、就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发展老龄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为经营者牟利，为此，政府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包括给予政策扶持。如考虑到当前老年人口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对老年人生活服务市场政策中采取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使从事此类市场的经营者能有适当营利和拓展产业的能力。可见，经营老年产业，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市场专家指出，全国老龄消费者中每年有100亿的购买力没有实现，换句话说，老龄产业现今还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我们缺乏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专业医护和服务人员；缺乏足够的养老机构；缺乏上门服务的保健机构，而这些服务产业和岗位将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再看看老年消费市场：老年人很难买到合适的服装鞋帽，老年食品也很少研究开发，老年药品、老年保健护理用品以及其他各种老年商品都处于匮乏状态。

参考书目：

①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

②岳颂东：《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策》，《社会保障制度》2001年第5期

③武汉市教科文卫委员会：《武汉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1999年9月10日

篇12

长久以来，艺术支持者都认为这种创意疗法对那些逐渐老去的患者有作用。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一说法。

舒拉·斯特拉斯菲德，66岁，一位专业的舞者和老师，同时也是华盛顿一家公司的舞蹈交流协会会员，在描述她与她的父亲——一位坐在轮椅上的92岁高龄老年性痴呆患者一起跳舞的情景时，她难以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他的生日，我去看他，然后我们就跳舞了。打开音乐后我推着他的轮椅转动起来，他脸上的表情绝对是无价的。尽管我知道，第二天他就会忘记这些，但我相信他的灵魂深处是记得的，他的身体也是有记忆的。有了这次经历，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比如思维变得更加敏捷和积极——我真希望每天都可以这样与他互动。”

斯特拉斯菲德所在的公司，与多位神经系统科学家和独立的健康机构合作，致力于探索音乐与运动的好处。研究人员建议她可以尝试通过舞蹈与她的父亲交流，因为研究表明，舞蹈之所以对老年性痴呆患者有益，可能是因为其能够刺激大脑许多不同的功能。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乔治·梅森大学卫生与人类服务学院院长托马斯·普罗哈斯卡指出，舞蹈不仅可以提高有氧代谢能力，人们还能在听音乐的同时活动身体。更重要的是，受试者逐渐开始领悟运动和排序的本质，这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其他干预活动中常常无法表现出来的认知能力。

一份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关于艺术和老化的研讨会上的新报告提示：到2050年，美国患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数量将增加一倍以上，即从今天的约510万增加到1320万，而照顾这些人的成本将直接从上年同期的1720亿美元飙升至1.1万亿美元。该报告已着眼于研究一些可以防治慢性疾病的艺术方式。美国老龄化研究所行为与社会研究部项目主任李斯·尼尔森指出：“如果我们希望在为艺术节目提供赞助的同时，并鼓励更多人接受这些艺术，那么我们首先得告诉众人艺术到底对他们的健康有什么益处。”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老龄化研究所会赞助新的研究方案——艺术可以帮助人们更健康、独立地老去。尼尔森表示：“从一个角度上讲，我们对一些基本原理很感兴趣，比如可以通过神经学或者其他方法研究来解释艺术是如何提高健康的——无论是提高了认知能力、感知能力以及其他日常生活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对这些艺术节目是如何持续影响人类健康也很感兴趣，如果我们发现某个艺术节目对健康有益，那么我们会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个节目。”

舞蹈可以刺激大脑功能的几个不同区域，研究人员表示，此研究已成为一些决策者的当务之急。因为在美国约有4000万人在65岁以上，大约占总人口的13%，其中550万人已经超过了85岁，这些老龄化人口当中还有许多人患有慢性疾病。普罗哈斯卡表示，比起以往，医疗系统必须得在中老年人疾病的预防上倾注更多精力，以此来提高和保持人们的健康。艺术对健康具有重大作用，即使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明其有效性，许多医疗保健计划仍然把提供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疗法或健康干预。

篇13

一、韩国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原因

20世纪60~80年代，韩国一直奉行“增长第一，福利第二”原则，实行经济优先增长战略，社会发展被忽视。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府才开始重视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特别是1998年实行经济与福利共同发展战略以来，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取得显著进展，但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和难题。

1.人口超老龄化来势凶猛1983年韩国生育率水平降到2.1，2003年进一步降至1.3，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着超低生育率水平，另外，韩国的平均人口预期寿命2010年已达到80.79岁的高水平，表明韩国正在经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2%，标志着韩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19年超过14%，步入老龄社会；2026年将达到20%，跨入超老龄社会；2050年进一步增至33%。［5］实现从老龄化社会转为老龄社会再进入超老龄社会，韩国分别需用19年和7年，同一经历，法国要用115年和41年，英国则需47年和45年，美国要用71年和15年，日本也需要24年和12年。韩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增速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不单纯是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其过程还伴随着劳动力人口和少年儿童人口的减少。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韩国15~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规模目前为3490万，2015年将达到峰值3551万，然后开始迅速减少，2035年将跌破3000万，2050年只有2542万；相应地，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72%减至2050年的54%。届时，0~14岁少年儿童人口规模从2010年7918万人逐渐缩减到619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从16%持续下降到13%。21世纪下半叶，人口年龄结构基本稳定，少年儿童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关系保持15∶53∶32，属于超级老龄社会（见图2）。如果假设各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维持现状，就业劳动力数量将在2022年达到峰值2720万人，然后开始减少，21世纪中期降至2150万人，降幅为21%；［6］当然，如果提升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就业劳动力资源规模会增加，峰值会延后。人口潜在扶助比（potentialsupportratio）①2010年平均每4.5名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名老年人，2035年以后将减少到不足2人，21世纪中叶降至只有1.6人。显然，人口老龄化使得养老金缴费人数逐渐缩减，领取人数日益扩大，养老经费的需求不断增加，国家和家庭的养老负担将会越来越重。［4］

2.国民年金财务支持难以为继国民年金基金主要来源于参保者和雇主所缴纳的保险费，国家财政支援十分有限，本质上是“课税制”和“积蓄制”相融合的不完全积蓄方式，［2］退休人员可领用当前在职人员的缴费，而当前在职人员领用下一代在职人员的缴费。如果在职人员的缴费超出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基金盈余，反之，则基金赤字。2000~2007年，是基金的盈余阶段，基金收入从10.4万亿韩元增加到21.7万亿韩元，增长1.1倍，年均增长率为10.59%；基金支出从1.67万亿韩元增至5.63万亿韩元，净增2.4倍，年均增长率为17.35%（见表3）。显然，基金收入大于支出，但是，支出的增长速度显著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基金盈余的年均增长率只有8.82%。考虑国民年金制度越8.82%。考虑国民年金制度越来越成熟，覆盖人群和水平逐渐提升，同时，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年金领取人数必然不断增加，最终将导致基金收支由盈余转为赤字，阻碍年金基金可持续发展。预计2036年国民年金支出将超过收入，2047年准备金完全耗尽；公务员年金与军人年金在2007年已赤字运营，私学年金到2018年支出超过收入，2026年准备金也将耗尽。［7］为实现国民年金财务可持续发展，2007年政府把投保40年的年金受益人的平均工资替代率从原来70%下调到50%，计划2028年前调整到40%；并计划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逐渐提高到61岁，而后每5年提高1岁，到2033年提升到65岁。尽管如此改革，也只能将国民年金基金的枯竭期向后推迟十几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年金的财政问题。

3.失衡的缴费与给付结构，特殊职业年金收支严重失衡国民年金以防止贫困、注重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为主导，特殊职业年金以功劳补偿为主导，二者之间在缴费和待遇上存在很大差距。首先，国民年金的缴费计算公式为：国民年金给付额=基础年金+加给年金，［8］其中，基础年金=1.8×（A+B）×（1+0.05n/12），A为年金开始支付前3年国民年金全体参保者的月收入平均值，B为参保者个人国民年金参保期间月收入的平均值，n为超过20年的参保月数。基本年金在计算中的A部分与参保者个人实际收入无关，充分体现了国民年金收入再分配的效果，使得高收入者的工资替代率较低，而低收入者的工资替代率较高。以公务员年金为例计算特殊职业年金，公务员在职20年以上退职时：退职年金=（最后3年平均月收入×0.5）+（最后平均月收入×超过20年在职年数×0.02）。可见，公务员退职年金以个人月收入为基数，在计算时完全和自己的收入相关，不存在国民年金计算时的均等部分。从同样参保20年来看，二者受益标准也存在差异，国民年金参保者受益标准为其参保期间月平均收入的30%，而职业年金参保者的受益标准为其参保期间月平均收入的50%。总体来说，特殊职业年金的收益水平明显高于国民年金。显然，这种状况不得不让人们产生质疑，普通纳税者是否也在为特殊职业年金参保人的收益缴费？除去国民年金与特殊职业年金在收益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政府支援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倾向。如2007年，政府财政对不同年金的支援比重为公务员年金68.0%，军人年金23.7%，私学年金5.1%，国民年金3.2%，［9］明显偏重于特殊职业年金。这种在社会保险制度中的不平等状况，在韩国国内也饱受诟病。而要解决国民年金和特殊职业年金收益水平严重失衡问题，就必须要对特殊职业年金的给付和缴费结构进行调整。

4.公共养老保障制度难以缓解老年贫困问题年金和社会保障的限制性标准（limitedscale）使几乎过半的韩国老年人口沦为相对贫困人群，其比率在OECD成员国中最高。2008年建立的基础老龄年金制度旨在给那些低收入的老年人提供援助，确实使70%的老年人口受益，但保障标准仅为平均工资的5%左右，远低于相当于平均工资20%的最低生活标准。显然，减少老年贫困最有效的方法是对低收入老年人群进行专项补助。随着国民年金制度日益成熟，贫困老年人数量将会逐渐减少。但即使参保人从1998年开始缴费，参保时间达到最长40年的缴费年限，在2028年才开始享受津贴，收入替代率也只有40%，远不及OECD国家58%的平均水平。在这个收入替代率标准下，为了增加老年人养老金收入，或者上调缴费率，或者把计划到2033年提升到65岁的退休年龄再提前，或者提高年金领取年龄。显然，走哪条路都不易，较低的收入替代率减弱了国民年金对老年人口贫困率的降低能力。国民年金制度遵守率和收入透明性差也是老年贫困的原因。以2010年为例，30%的劳动年龄人口没有缴纳保费，部分参保人连最低10年的缴费年限也难以达到，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到2030年，将有40%的老年人口领不到公共年金。［10］此外，自我雇佣者和家族从业者收入缺乏透明性，同时，虚假收入申报的情况时有发生，因而年金的收入水平难以保障。

5.经济发展趋缓，公共养老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公共养老基金运营成果直接影响参保者的保险费负担和年金给付水平，从国民年金发展历史来看，国民年金的整体投资回报率为6.6%，［11］与国民年金成立伊始就以赢利性作为主要目标相吻合。近年来，韩国的国民年金加大了对股票和境外证券的投资份额，2012年，韩国国民年金取得了中国“合格境外投资机构者”的资格，正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国民年金投资正朝向风险型转变。韩国国民年金本质上是不完全积蓄性质，世界范围内，养老基金采取市场化投资策略的多为基金制国家，现收现付制模式下走市场化投资策略的国家少之又少。显然，韩国采取风险性投资策略本身就是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理念的一种挑战，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很大。例如，2000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韩国经济增长乏力，国民年金投资回报率开始下降，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国民年金投资回报率降为-0.18%。［3］所以如何保持长期而又稳定的投资回报率是国民年金未来投资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启示和借鉴

韩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超前于我国，其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在创建、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必然会对我国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要求公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必须及时有效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为1.7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2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19亿，占总人口比重为8.87%。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3.9%，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25.6%，［12］属于重度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我国不可逆转的社会常态，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只能以人口老龄化为背景并适应人口老龄化，不可能改变人口老龄化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单向的适应关系。我国和韩国同属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同在世纪之交进入老龄化社会，21世纪前半期将经历快速老龄化进程，且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农村老年人口比例高于城市）。所不同的是，韩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都将快于我国；韩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期出现在经济腾飞和社会福利政策体系相对完善之际，属于“富老同步”，而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明显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属于“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13］人口现象属于长周期事件，且具有滞后性，因此，在人口发展问题上做出正确决策，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必须把握机会，抓住机遇，为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好充分准备。韩国在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就制定了长期的年金缴费与待遇规划，从而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赢取了时间。此外，为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韩国在2010年10月老龄化社会与人口的第二个基本计划，提出逐渐恢复生育率水平，并建立一个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响应系统，将生育率提高到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构和完善，而此时正处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相对较低的“人口机会窗口”期，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为86∶14，1个老年人平均有6.2个劳动年龄人口赡养，这种压力不算大；2020年，二者的比例关系将为79∶21，一个老年人的平均赡养者减少为3.7个劳动年龄人口，压力明显增大；2050年，二者的比例关系将变为63∶37，一个老年人平均只有1.7个劳动年龄人口赡养，压力更加沉重。［14］可见，当前一段时期正是构建我国老年社会福利体系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们应把握好“人口机会窗口”，及时建设和完善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

2.多层次公共养老保障体系是实现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韩国国民年金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职工、农渔民、自营业者及临时工整合到一个制度内的国民整合结构。这种模式的好处之一在于能够尽可能地扩大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其二，一个多元化制度本身能统筹利用年金资源，协调不同行业和类型年金的财政负担。无疑，韩国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能够覆盖全民的公共年金制度模式。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障体系整体还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状态，很多制度和政策都是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分别设计和实施，统筹层次和融合度都很低，致使我国养老保障水平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缺乏公平，成为影响全民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职工、农民以及农民工等各类群体之间存在明显身份差异，其就业特征和收入水平也大不相同，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统一缴费统一支付的基础养老金制度，但亦可根据不同群体的生活和收入水平将其纳入相应的养老金制度，各个制度之间形成有效衔接，进而构筑一个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公共养老保障体系。

3.引入“名义账户”制，真正做实个人账户韩国的国民年金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不完全积蓄制，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混合体。退休者可领取目前在职者的缴费，而当前在职者领取下一代在职者的缴费。由于目前在职者缴费多于退休者的年金给付，因此国民年金尚有余额积累，但伴随低生育率和超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这种带有部分积蓄方式的养老保障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资金枯竭的难题。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世界首创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社会保障模式。实行伊始，旨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但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转制成本”较高，致使个人账户“空账”运行。2011年底，中国城镇基础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额继2007年突破万亿元后，首次突破2万亿元，达到2.22万亿元。［15］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致使我国现行“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困难重重，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的今天，更是步履维艰，难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为此，我国可引入“名义账户制”，最终做实个人账户，完成从现收现付制到部分积累制的过渡，实现我国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

4.确保养老保障基金真正做到保值增值虽然韩国国民年金基金进行投资进而保值增值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难题，但毋庸置疑，其基金投资收益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年份里还是取得了相当高的收益回报，充实了整个国民年金基金的物质基础。并且，国民年金在投资过程中也实现了尽可能追求最大收益，并谋求尽量实现降低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程度等目标。近些年来，我国养老金积累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仍存在养老金基金积累不足的问题。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仍旧实行省级统筹，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养老基金只占全部年金的很小部分，其余大量养老基金仍然由各地方政府掌控，不仅没有实现保值增值，反而因通货膨胀等原因贬值。因此，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不完善的条件下，可借鉴韩国“政府侧重于行政管理、国民年金公司自行投资运营”的模式，［16］成立中央政府直接监管的年金基金运营机构，不仅投资于我国境内的证券和股票市场，也可进行境外投资，实行养老保障基金投资渠道多元化，进而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的冲击。

篇14

老龄化动因

导致人口老龄化最核心的动因是生育率。以1950年为起点，中国、印度和印尼的平均出生率大约是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此后生育率急转直下，三国生育更替水平达1.9。中国的出生率下降速度无疑可归因于其独生子女政策，但亚洲其他国家，如印度、印尼等国也出现了同样的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亦是大势所趋（只是未必会陡然下降）。现在，年轻的夫妇们为“是不是要生二胎”这个问题而纠结，全然不顾他们的祖父母辈平均要生6个孩子。

死亡率和出生率双重下降，令人口平均年龄渐趋老龄化，这同时也证明了亚洲国家人口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的现实。以此观之，人类寿命的延长和整体出生率的下降，是形成全球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主要动因，但这是一个良性趋势，对亚洲地区社会福利的推动尤其显著。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对“老有所养”提出挑战：确保他们收入稳定、降低健康风险。直到今天，亚洲大多数国家老年人的收入安全问题仍停留在家庭责任的范畴；特别是亚洲农村地区，健康保险还是空中楼阁。亚洲的未来不应如此。

我们判断的方法之一是考察老年人抚养比率，它是指潜在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与老年人数量之比（即25～64岁人口数量除以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比例）。以中国为例，短短50年的变迁具有十分明显的戏剧性：进入21世纪之前，老年人抚养比率是13个潜在劳动力支撑一个64岁以上的老人。按照我们的推算，到2050年这个比率将达到2比1。同样的现象也在地处南亚的印度同时发生，印度的老年抚养比率将由过去的9比1下降到3比1多一点。我们这一代欧美地区的旅行者们首次把脚印留在亚洲的土地上时，惊叹于满地都是小孩，但我们的孙辈们开始同样的旅行时，他们会说：亚洲人看起来都好老。

亚洲式养老办法在哪里？

收入方面，老年人的主要来源是工作收入、家庭资产转移、储蓄收入、养老金和公共财政转拨。这其中，最为立竿见影的调整方法是延长工作年限。过去，很多亚洲国家的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照单全收了欧洲的退休规则。和欧洲一样，中国的强制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0岁。在欧洲，执行这一政策的原理，是已完全被人熟知的“劳动合称谬误”，即一个社会中需要的工作总量是相对恒定的，所以出现一个退休人员就同时为一个年轻劳动力创造了工作岗位。这一课题的权威研究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David Wise和他的同事。他们的研究显示，在欧洲语境下这一假设谬以千里，因为每天都在变化的老年劳动力群体，实际上并未在市场上为年轻人提供新的工作机会。这个错误理论在欧洲行不通，在亚洲亦然。

前文提到过，调整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可行途径，是延迟退休且增加老年阶段的工作年限，但知易行难。目前，对亚洲主要国家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数据并不令人鼓舞。除印尼之外，老年男性劳动力参与率长远趋势或已停滞不前，也许还会持续下降。跟欧洲的情况相同，现在必须对亚洲人口老龄化作出调整，增强老年人晚年就业的动力，但这并非一劳永逸。

在亚洲农村地区，老年夫妻的收入很大程度上是靠亲戚、朋友的私人帮助以及政府的公共转拨。虽然在亚洲文化中，代际之间有相对牢固的家庭纽带，这根紧绷的纽带也会在将来接受更为严峻的考验。在一个家庭有6个孩子的年代，或哪怕只是3个孩子，双亲老去时若有其中一个子女未尽赡养之责，其成本相对尚可忽略，因为其他子女可以补位。但是，在人丁不旺的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时，情况就要严峻得多。

在亚洲，一些老年夫妻不得不在养老问题上自给自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随着亚洲大多数国家在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成年子女比他们的父辈们富有得多，因而赡养父辈方面的经济压力随之减轻。需要注意的是，亚洲国家老年人口养老仍停留在家庭成员范围之内，如家庭收入转移仍然持续，将是一笔风险很大的赌注。

因此，提高政府资源和养老金在收入补贴中的份额势在必行。考虑到老龄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政府把补助集中在社会经济最底层的人口是明智之举。对于其他人口来说，扩大私人养老金并实施退休储蓄的免税奖励计划，才是构建了正确的保障支柱体系。

亚洲老年人口健康行为趋势不容乐观

亚洲在老年人的健康和卫生保健条件方面，已取得一些可喜进步，但毕竟任重道远。整个亚洲都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方面做出巨大努力，而且已经取得一些成功。比如中国卫生部宣称，2011年有超过97%的农村人口参与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因此大多数超过45岁的中国人已获得医疗保险。优势并未掩盖不足，中国的医保成本分担比例按西方标准来说还是畸高。在中国新医疗体系下，只有少于50%的医疗保健费用可以报销，其中，住院病人又比门诊病人可多报销一些。

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亚洲农村地区后，应把重点放在过去那些被忽略的健康问题上，即大量未经确诊的疾病，尤其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在亚洲，高血压的诊断不足是普遍现象。中国45岁及以上人口中，只有55%的男性和58%的女性被正确诊断为高血压。同样的低确诊率，也出现在糖尿病的诊断上。不能确诊，也就没法有效治疗，这让很多人提前终止了生命。

除了提供医疗保险和确诊疾病以外，最难以权衡的问题是：亚洲人近期的健康行为趋势并不乐观。正确诊断疾病的好处，只有建立在患者顺应诊断并配合治疗的依从的基础上，才能完全体现出来。在这个前提下，人们会参与更多健康行为，降低疾病风险。这个原则在亚洲地区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西方社会已经通过实践了解到，让教育程度低的病人“听话”很难。现在这个问题正困扰着亚洲，这里的老年人教育程度以及对药物的熟悉程度都很低，但对药物质量的怀疑程度却很高（当然这情有可原）。